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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文集


2005-05-09 美国媒体向右转
2005-05-08 《星期专论》:「连胡会」损害台湾也损害中国民主事业
2005-05-06 专访曹长青∶连战要联专制害台湾民主
2005-05-05 专访曹长青∶新加坡独裁真面目
2005-04-27 《华尔街日报》社论批评连战是个“错误的台湾人”
2005-04-25 胡锦涛最怕上帝
2005-04-25 对国民党“亲共”失望 中国17个省市宣布重建中国国民党
2005-04-24 美国会出兵保卫台湾吗?
2005-04-21 有了新教宗,梵蒂冈会和中国建交吗?
2005-04-21 【推荐文章】余杰:哪些知识份子是最坏的中国人?
2005-04-19 不到24小时,世界有了新教宗!
2005-04-19 从统计数字看中国和日本的不同
2005-04-19 【推荐文章】美国人看中国反日事件
2005-04-19 【推荐文章】理性救不了欧洲 信仰才是出路
2005-04-16 日本骚扰,中国强暴
2005-04-16 【推荐文章】胡平∶中国政府没资格反对日本入常
2005-04-14 「报道」曹长青圣地牙哥谈反分裂法与国际局势
2005-04-14 布什的改革要保住姚明的腿
2005-04-14 【推荐文章】李怡∶ 中国人又蠢血沸腾
2005-04-14 《大纪元时报》:政论家曹长青北加州谈台湾前途
2005-04-12 《星岛日报》:曹长青不看好反分裂国家法
2005-04-12 【推荐文章】刘宗正∶我这个外省人为何支持台独
2005-04-08 高擎道德火炬的圣人——教宗保罗二世
2005-04-07 道德火炬下的中共暗鼠
2005-04-07 【专访】曹长青∶新唐人事件凸显中共虚弱
2005-04-05 【推荐文章】中国人权主席」在赌场「赌得很利害」
2005-04-02 「星期专论」:小丑闹剧般的“国共第三次合作”
2005-04-02 【推荐文章】马建:在中国混得越好越是个大混子
2005-04-02 目睹美国的黑暗时刻——对特丽被送进“毒气室”的思考
2005-03-24 用台湾的民意对付中共的霸权(华视快语台湾)
2005-03-24 【推荐报导】信奉自由的中国人反对《反分裂法》
2005-03-20 三一九大游行损害台湾
2005-03-20 曹长青谈天使和恶魔
2005-03-20 围殴曹长青的爱国同心会成员被拘役20天
2005-03-17 温家宝在「中外记者会」玩把戏
2005-03-14 必须向独裁者发出抗议的声音
2005-03-12 曹长青谈退党的意义
2005-03-11 给杨澜式的中国主播一面镜子
2005-03-05 「中东多米诺」冲击中国长城
2005-03-01 中共制定「反分裂法」引起众怒
2005-02-27 法德为什麽要帮胡锦涛?
2005-02-23 香港走加拿大还是美澳之路?
2005-02-16 反美左派走火入魔
2005-02-09 「仇恨自由」的西方左派
2005-02-05 可悲的桑塔格
2005-02-04 【推荐文章】假鸡蛋:中国人造假成「疯」
2005-02-03 从国情咨文仪式看美国两党政治
2005-02-01 布什「国情谘文」给中国人的信息
2005-01-30 伊拉克选举和自由的价值
2005-01-27 奥斯威辛对人类的拷问
2005-01-21 海啸和共产灾难
2005-01-21 吉拉斯和赵紫阳的不同
2005-01-20 布什就职誓言全球传播自由
2005-01-19 美国全球战略推广自由
2005-01-15 《星期专论》泛绿的方向没有错
2005-01-14 巴勒斯坦的希望
2005-01-05 海啸般的美国捐献
2005-01-03 民主潮流席卷世界
2005-01-03 俄国能,为什麽中国不能
2005-01-02 在台湾的泛蓝贵族
2005-01-02 康尼:曹长青为什麽支持台湾独立(代序)
2005-01-02 美国价值是什麽?(自序)
2004-12-23 美国左派不要圣诞节
2004-12-19 东森新闻:制订台湾新宪法 曹长青说应尊重人民自决权
2004-12-18 结束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2004-12-15 台湾民主经受考验
2004-12-15 【推荐文章】从王朔到李敖——流氓心态初析
2004-12-10 喧嚣的台湾在争什麽
2004-12-09 台湾大纪元举办《九评》系列座谈会
2004-12-08 曹长青:台湾要走美国的老路
2004-12-08 李登辉:「没有正确的提问,就没有正确的答案」
2004-12-08 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靑台湾新书发表会
2004-12-04 曹长青∶两岸都应制定新宪
2004-12-02 香港增税自设陷阱
2004-12-01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们都是美国人」
2004-11-24 俄国的反共绿色革命
2004-11-24 哈维尔是台湾政治家的榜样
2004-11-18 诽谤法轮功学员有罪
2004-11-16 莱斯:白宫的首位女性诸葛亮
2004-11-16 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的毛泽东」
2004-11-12 中共和两个小邪恶
2004-11-10 美国人民淘汰左派
2004-11-10 【推荐文章】中国人的思维为什麽和美国人不一样
2004-11-08 巴解领袖要「活埋」阿拉法特?
2004-11-08 台北「国父纪念堂」的荒唐
2004-11-05 「道德价值」在美国的胜利
2004-11-05 台湾就是台湾!
2004-11-05 布什连任,天佑美国!
2004-11-02 我在美国投票所看到的
2004-11-01 布什连任的十大理由
2004-11-01 克里无法当选的四原因
2004-10-30 美国大选和「选举人」制度
2004-10-30 台湾和美国的总统选举比较
2004-10-27 美国高扬自由的旗帜
2004-10-23 江泽民为何再次「卖国」?
2004-10-19 多元媒体影响美国大选
2004-10-19 【推荐文章】你是否知道自己为什麽要投这一票?
2004-10-19 布什和凯瑞:不同的台湾政策
2004-10-19 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全文)
2004-10-18 美国不会让人类失望
2004-10-18 “中国人比蚂蚁还多”——共和党胜选的秘密武器
2004-10-18 布什当选有利全球强势反恐
2004-10-16 江泽民到底是不是“卖国”?
2004-10-15 【推荐文章】程映虹:龙应台的「文化傲慢」
2004-10-10 杨澜的骗局还要持续多久?
2004-10-07 美副总统辩论:「机关枪对水枪」
2004-10-03 「星期专论」:新加坡没资格批评台湾
2004-09-30 「蒋介石扫他妈的墓」
2004-09-29 意识形态给左派惹祸
2004-09-28 西方左派是“有用的白痴”
2004-09-28 「人忘记了上帝,所以会这样」
2004-09-28 教育和媒体是台湾的战场
2004-09-28 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金星
2004-09-27 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张伯伦”
2004-09-26 「星期专论」:中共的幻想和希望在泛蓝
2004-09-25 社会主义在全球失败
2004-09-25 远离上帝、拥抱灾难的20世纪
2004-09-25 美国战略的重大变化
2004-09-22 “谄”不忍睹的杨澜
2004-09-21 BBC和《纽约时报》的耻辱
2004-09-19 林毅夫和吴征的“秘密交易”
2004-09-16 台湾的泛蓝为什麽而战?
2004-09-15 狼不能争取人的尊严
2004-09-14 从李登辉和李光耀看中国民主前景——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6)
2004-09-14 「信仰给了我力量」——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5)
2004-09-10 胡锦涛新瓶装旧酒
2004-09-10 没有江泽民的中国
2004-09-07 掌权之後,迅速变「质」——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4)
2004-09-07 蒋经国推李登辉青云直上——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3)
2004-09-03 激情浪漫、喜欢文学的李登辉——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2)
2004-09-03 「他已经忘记了曾做过总统」——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1)
2004-08-30 「枪击案」变「强奸案」
2004-08-28 【推荐文章】刘晓波:中秋的中国,月饼吞噬月亮
2004-08-26 欧洲再次向右转
2004-08-26 到底谁承认中华民国?
2004-08-25 曹长青就台湾前途发表演讲
2004-08-24 更改「中华民国」国号的六个理由
2004-08-21 【推荐文章】林保华:认同台湾还是中华民国?
2004-08-20 救赎从这里开始:《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观感(3之3)
2004-08-19 忏悔、宽恕从这里开始——《十字架》观感(3之2)
2004-08-19 爱,从这里开始:《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观感(3之1)
2004-08-18 自由的伊拉克赢得喝彩
2004-08-17 台湾要不要自尊
2004-08-17 新闻自由的代价
2004-08-16 《钢琴家》是奥斯卡唯一亮点
2004-08-15 犹太人主导美国政治吗?
2004-08-15 「星期专论」:「美国独立模式」和台湾前途
2004-08-12 奥运会展示中美价值不同
2004-08-11 中国人别再蠢血沸腾了
2004-08-09 输不起的中国人
2004-08-06 克林顿和毛泽东
2004-08-04 中国是世界上最没平等的国家
2004-08-02 美国「泛蓝」也将败选
2004-07-28 评李肇星联大发言
2004-07-28 西方左派是邪恶的同盟军
2004-07-27 自行车上的伟大传奇
2004-07-26 对台湾的威胁来自哪里?
2004-07-22 美国和台湾的「壹号人物」
2004-07-21 美国人不相信左派媒体
2004-07-21 【推荐文章】华氏911∶不可救药的无限阴谋论?
2004-07-19 别当连战的「兵马俑」
2004-07-15 追究用媒体煽动仇恨罪
2004-07-14 陈仪深:曹长青教训黄光国
2004-07-14 美国为何比欧洲繁荣强大
2004-07-12 别把陈文成再杀一次
2004-07-11 《星期专论》台海有没有可能「保持现状」
2004-07-07 结束暴政,避免屠杀——写在七七抗战67周年
2004-07-05 北京对达赖喇嘛的“软硬功”
2004-07-04 祝美国生日快乐!
2004-07-04 不会衰落的“美国”
2004-07-03 热恋美国的法拉奇
2004-07-03 美国人为何比欧洲人勤奋
2004-07-03 习惯下跪的中国文人
2004-07-01 【推荐文章】林思云 :中国人需要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
2004-06-30 世界再次注视香港
2004-06-28 别想从网眼儿钻过去
2004-06-23 宗教信仰主导美国
2004-06-21 强奸犯嘲笑性骚扰
2004-06-17 里根助布什连任
2004-06-16 美国最高法院“保护”上帝
2004-06-16 上帝在美国遭围困?
2004-06-15 一个没有传奇的美丽而伟大的人生(3之3)
2004-06-14 「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
2004-06-12 一个没有传奇的美丽而伟大的人生(3之2)
2004-06-11 一个没有传奇的美丽而伟大的人生(3之1)
2004-06-09 坚守自由的巨人——里根
2004-06-08 中国重审《南都案》涉高层较量
2004-06-08 印度大选对中美印关系的影响
2004-06-07 高贵来自谦卑,幽默来自智慧——世界领袖评价里根
2004-06-07 里根是台湾的「守护神」
2004-06-05 “六四”後的中国知识分子
2004-06-04 别指望中共为六四平反
2004-06-04 六四屠杀後中共本质没变
2004-05-26 中共的强盗逻辑
2004-05-25 中国和俄国的八个不同
2004-05-25 给江泽民夫人的公开信
2004-05-25 陈总统不应对中共一厢情愿
2004-05-24 民进党退步成国民党?
2004-05-23 贺梅案和种族问题
2004-05-21 文化流氓陈文茜和国民党
2004-05-19 台湾民主战胜考验
2004-05-17 印度为什麽不重新验票?
2004-05-16 背离蒋经国和李登辉的国民党只有失败
2004-05-14 印度给中国当老师
2004-05-13 台湾:族群分裂还是认同危机?
2004-05-12 为胡锦涛祈祷也救不了中国
2004-05-10 别拿中国的「五四」打台湾
2004-05-07 谁是中国的“疯子”?
2004-05-05 马克思幽灵不灭
2004-05-04 曹长青谈台湾大选对台美中关系影响
2004-05-03 上帝在美国
2004-05-03 《新新闻》「败」在哪里?
2004-04-29 联合国愈见官僚腐败
2004-04-28 【推荐文章】金钟:和龙应台对话
2004-04-26 你是不是中国人?
2004-04-21 印度大选告别社会主义
2004-04-19 别让台湾“受难”
2004-04-16 台湾大选後,美国对中共态度趋强硬
2004-04-15 谁是刺杀陈水扁的凶手
2004-04-12 政治不是耍无赖
2004-04-11 展示民意是抵御导弹的最强武器
2004-04-10 中国人必须拒绝皇帝
2004-04-08 美国经济带动世界
2004-04-06 本土意识在台湾的胜利
2004-04-05 吾尔开希,别把台北当北京
2004-04-03 Cast ballots for a green spring in Taiwan
2004-04-02 中国:杀孩子,关少女,抓老人的政权
2004-04-01 拒绝左翼自由派的奴役
2004-04-01 陈水扁为何再次当选
2004-03-29 “服从上帝和法律”
2004-03-28 汪笨湖现象冲击台湾传媒
2004-03-27 连宋想拉台湾陪葬?
2004-03-23 中共推动台独意识
2004-03-22 台湾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2004-03-20 谁相信趴吻就是热爱?
2004-03-19 蒋彦永重塑中国人形象
2004-03-18 台湾要总统不要特首
2004-03-16 台湾“全民公投,台湾发声”论坛演讲
2004-03-15 谁是“杂种中国人”?
2004-03-12 普京为何能轻松连任
2004-03-07 用真实和选票战胜暴政和暴民
2004-03-07 决定台湾命运的选举
2004-03-06 为什麽要追究谁杀死了耶稣
2004-03-06 为什麽不赞成同性恋结婚
2004-03-05 耶稣受难引来媒体大战
2004-03-05 耶稣在美国再次起争议
2004-03-01 台湾大选和中共武力犯台
2004-02-23 中共无法控制台湾民意
2004-02-11 美国扬弃激进左派
2004-02-10 用实力和独裁者“讲话”—美国新保派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2004-02-09 中日争夺俄国石油的“战争”
2004-02-06 中国媒体和克林顿艳史
2004-02-04 私有制引领中国前途
2004-02-01 谁会是美国下届总统?
2004-01-28 观念的暴政
2004-01-20 罪恶是不能忘记的
2004-01-16 在美国当穷人有多舒服?
2004-01-16 美国不给独裁者幻想空间
2004-01-15 我怎样成为一个美国右派
2004-01-15 该是给联合国写悼词的时候了
2004-01-14 不可承受生命之重
2004-01-14 吃吧,勇敢的中国人!
2004-01-13 大江健三郎的左派盲目症
2004-01-11 谁给中国放了毒?
2003-12-31 2004:关键的一年
2003-12-28 谁在歧视中国人?
2003-12-24 基督文明走向世界
2003-12-21 温家宝在美国撒了几个谎?
2003-12-21 美国:民主自由的捍卫者
2003-12-19 布什:陈水扁连任的“最佳助选人”
2003-12-18 萨达姆不是雄狮,居然是老鼠
2003-12-14 萨达姆的下场是所有独裁者的样板
2003-12-13 贝拉和安波舜,谁骗了谁?
2003-12-09 温家宝的水平就这样?
2003-12-07 评贝拉合伙人安波舜的九大谎言
2003-12-02 台湾的前途在於真实化
2003-12-01 Time to admit self-evident truth
2003-11-31 In PRC, only liars like Wen survive
2003-11-29 访台途中谈真实
2003-11-26 李希光毒化中国的记者
2003-11-25 新闻分析美国经济为何强劲复苏
2003-11-24 台湾的真实化比统、独更重要
2003-11-21 百万美元卖版权的骗局(全文)
2003-11-06 金恒炜:「假中国人」打「真中国人」
2003-11-02 伊朗的小霍梅尼为何支持美国
2003-10-29 曹长青:主权在民的真正体现
2003-10-28 提高了中国女性形象的宋美龄
2003-10-02 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灰色地带——董乐山为何不原谅董鼎山
2003-09-24 胡锦涛被江泽民欺负死了
2003-09-23 左派法官在敲碎美国的根基
2003-09-16 亚裔跟著白人跑?
2003-09-09 西方左派是“为虎作伥的爪牙”—写在911事件两周年
2003-09-02 加州是美国灾难的开始?
2003-08-26 光著屁股反对资本主义
2003-08-20 我的老师们
2003-08-19 黑暗中纽约的光明
2003-08-15 达赖喇嘛和江泽民“斗法”
2003-08-12 拿小丑般的骗子怎麽办呢—冰凌的空手道和王蒙的聪明误
2003-08-05 美国把穷人惯坏了
2003-07-28 自行车大赛和输不起的法国
2003-07-28 卡斯特罗和他的《百年孤独》
2003-07-26 美国之音讨论王蒙和诺贝尔奖提名骗局
2003-07-16 布什访问非洲透露的信号
2003-07-15 美国政府也经常是“强盗”
2003-07-14 吴祖光的真话和钱理群的底线
2003-07-09 皇帝到底是裸体,还是穿著裤衩?
2003-07-08 美国会和温家宝做“交易”吗?
2003-07-08 美国政府为何“大腹便便”?
2003-07-01 伊拉克战争推翻亨廷顿文明论
2003-06-24 我非得认“高玉宝是乔伊斯”吗?
2003-06-17 “勇敢的新世界”能成功吗?
2003-06-15 美国是“全球盟主”和“教父”?
2003-06-03 英美价值走向世界中心
2003-05-27 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
2003-05-20 背叛大众的纽约市长
2003-05-13 左倾导致的《纽约时报》大丑闻
2003-05-06 中国人有没有吃老鼠的权利
2003-04-29 对李慎之说点真话吧
2003-04-26 中国的“绑票”制度
2003-04-26 施瓦辛格模式将“终结”江泽民政权
2003-04-19 美国印度以色列“战略三角”围堵中共
2003-04-17 传播“萨斯”病毒的张召忠
2003-04-15 中国人民怀念张召忠
2003-04-10 伊拉克战争的赢家输家
2003-04-09 自由的绳索下一个将套上谁
2003-04-08 镜头之外的美军战绩
2003-04-04 法拉奇:一个伊拉克士兵的独白
2003-04-01 美国不能再犯错误
2003-03-22 倒萨促成世界新格局
2003-03-20 美国倒萨:“人类的希望”
2003-03-18 美国该在联合国失败
2003-03-17 战後伊拉克充满希望
2003-03-16 谁在怂恿金正日?
2003-03-14 法拉奇再撰长文:愤怒、自豪和疑问
2003-03-11 法国为何耍无赖?
2003-03-04 反战者们真的热爱生命吗?
2003-03-01 哈维尔给中国知识人的启示
2003-02-25 波兰新闻界的丑闻
2003-02-20 中国反战学者向当局献媚
2003-02-16 对伊战争和美国经济
2003-02-11 美国有什麽错?
2003-02-04 别让仇恨毒死自己
2003-01-28 中美媒体不同在哪里?
2003-01-28 美国打伊拉克的法理在哪里?
2003-01-22 “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
2003-01-21 吴征为何要“庭外和解”?
2003-01-18 美国攻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吗?
2003-01-14 要不要“打土豪,分姚明”?
2002-12-31 “希望工程”里的“绝望”
2002-12-30 江泽民到底是不是“卖国”?
2002-12-25 江泽民的人质晚宴
2002-12-24 圣诞快乐!
2002-12-21 意大利女人挑战伊斯兰
2002-12-18 刘荻和中国黑社会
2002-12-10 刘荻案和江泽民的“被害妄想”
2002-12-06 中国这次会不会跟著俄国跑?
2002-11-30 江泽民是“边缘人”
2002-11-25 Russia is showing China how to break away from the past
2002-11-22 大西洋两岸──吵不散的“婚姻”
2002-11-21 为何东欧国家支持美国打伊拉克
2002-11-18 金正日让日本人发抖
2002-11-14 中共十六大是“木偶戏”
2002-11-12 俄国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2002-11-06 新闻分析:共和党为何大获全胜?
2002-11-05 今天的美国大选“争”什麽?
2002-10-24 对吴征杨澜,要不要“痛打落水狗”?
2002-10-22 吴征和杨斌的九大相似之处
2002-10-20 吕秀莲简直昏了头
2002-10-18 杨斌的“骗局”走向世界
2002-10-07 杨斌和金正日合演闹剧
2002-10-03 董建华“颠覆”自由
2002-09-30 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
2002-09-19 面对生命,看出文明和邪恶
2002-09-10 911式灾难会不会再发生?
2002-09-05 911事件对美国媒体的冲击
2002-09-03 美国媒体被谁控制?
2002-09-01 中国精神病院里的政治犯
2002-09-01 新西兰“吴征”被逮捕遣送
2002-08-25 陈小平打什麽官司?
2002-08-21 非洲的民主照出中国的丑陋
2002-08-20 刘晓庆之後该是杨澜了
2002-08-20 人类什麽时候能长记性? ——写在911灾难一周年
2002-08-14 何新早就“自杀” 了
2002-08-12 南韩女总理的“巴灵顿学位”
2002-08-01 中国报纸为了市场不顾人命
2002-07-30 江泽民会选择用鸡蛋碰石头吗?
2002-07-25 阿拉法特的四面楚歌
2002-07-23 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吗?
2002-07-21 阿拉伯世界为何落後
2002-07-18 结束共产专制後的波兰
2002-07-16 吴征连“巴灵顿博士”都没有
2002-07-10 新疆的“焚书坑儒”
2002-06-25 为何必须要阿拉法特下台
2002-06-22 撒切尔主义响彻欧洲
2002-06-20 核潜艇下沉,普京声望上升
2002-06-13 互联网上匿名造谣被判刑
2002-06-10 中国要不要再学一次俄国
2002-06-06 共产党的“伪造多数”
2002-06-03 六四,共产党输了──写在六四屠杀13周年
2002-05-25 美国奥委会主席假学历和吴征“博士”
2002-05-23 美俄联手,江泽民被边缘化
2002-05-22 伊斯兰信徒为何要杀法拉奇
2002-05-22 美国人玩命要出名
2002-05-16 荷兰:无法谋杀的民意
2002-05-14 谁是美国最愚蠢的总统?
2002-05-09 记者用了民族主义毒品之後
2002-05-08 “右派”为何在欧洲崛起
2002-05-02 《饿鬼》作者声音被扼杀
2002-05-02 “中国长城”姚明光环盖过胡锦涛
2002-05-01 萨哈罗夫:中国知识人的一面镜子
2002-04-27 欧洲为什麽讨厌以色列
2002-04-26 中东的三个领袖都瞎了眼
2002-04-22 被贫穷致残的中国人
2002-04-21 中共媒体的阴阳脸
2002-04-18 南斯拉夫的江青
2002-04-16 亲共反美的美洲总统下台
2002-04-16 吴征在纽约被控盗用30万美元—追踪吴征第一桶金补遗
2002-04-15 弗里德曼为何三次获普利策奖
2002-04-14 《泰坦尼克号》:永恒的纪念碑(4之4)
2002-04-13 永不沉没的人性辉煌(4之3)
2002-04-12 “泰坦尼克热”之谜(4之2)
2002-04-11 泰坦尼克号重建再次起航——纪念海难90周年(4之1)
2002-03-30 泰坦尼克号和百岁富豪女
2002-03-29 美国和中国比赛打假:世界级假天才被揭穿
2002-03-28 奥斯卡:黑色夜晚,黑人翻身
2002-03-27 吴征杨澜阻吓网络媒体揭丑闻
2002-03-25 奈保尔,乔伊斯,普鲁斯特——奈保尔评介(6之6)
2002-03-24 奈保尔,鲁迅,昆德拉——奈保尔评介(6之5)
2002-03-23 奈保尔抨击伊斯兰——奈保尔评介(6之4)
2002-03-22 奈保尔不替母国印度遮丑——奈保尔评介(6之3)
2002-03-22 给穆斯林世界带来希望
2002-03-22 奈保尔歧视非洲?——奈保尔评介(6之2)
2002-03-21 中国新闻自由度不如沙特阿拉伯
2002-03-21 奈保尔的“政治不正确”——奈保尔评介(6之1)
2002-02-27 巴灵顿博士被新浪取消
2002-02-24 当我的同行被谋杀
2002-02-23 反美国免费
2002-02-23 新浪为自保迫吴征辞职
2002-02-21 法国广播电台报道吴征杨澜造假事件
2002-02-20 吴杨踏上阳光之旅——追踪“吴征的第一桶金”之十
2002-02-16 吴征在香港翻云覆雨——追踪之九
2002-02-14 吴征圈钱的第一块跳板——追踪之八
2002-02-12 吴征在美国走麦城——追踪之七
2002-02-10 吴征涉嫌非法献金——追踪之六
2002-02-09 吴征被美国侦探公司调查——追踪之五
2002-02-07 吴征的诬告——追踪“吴征的第一桶金”之四
2002-02-05 吴征怎麽逃了官司——追踪之三
2002-02-03 “我们都被吴征耍了”——追踪之二
2002-02-01 吴征的“伪证”——追踪“吴征的第一桶金”之一
2002-01-31 北岛和自由背道而驰
2002-01-30 布什主义:圣战和税战
2002-01-29 杨澜当选,中国堕落
2002-01-27 吴征杨澜的恶劣品行
2002-01-22 伊斯兰世界错在哪里
2002-01-22 土耳其挑战亨廷顿
2002-01-21 巴灵顿和中国教授分肥(下)
2002-01-20 巴灵顿和中国教授分肥(上)
2002-01-11 杨澜吴征“没有骗过任何人”吗?
2002-01-10 吴征杨澜不要做懦夫
2002-01-09 杨澜周励相似知多少?——追踪“杨澜传奇”之七(下)
2002-01-08 杨澜周励相似知多少?——追踪“杨澜传奇”之七(上)
2002-01-07 杨澜和40美元的男孩——追踪“杨澜传奇”之六
2002-01-06 杨澜有进三大台的可能吗?——追踪“杨澜传奇”之五
2002-01-05 杨澜的英语够上电视吗?——追寻“杨澜传奇”之四
2002-01-04 杨澜 98 个字里多少错?——追寻“杨澜传奇”之三
2002-01-03 杨澜上了《纽约时报》头版吗—追寻“杨澜传奇”之二
2002-01-02 杨澜是“前百分之五”吗—追寻“杨澜传奇”之一
2002-01-01 民运人士,丢死人了!
2001-12-31 再见,朱利安尼!
2001-12-18 不回应“匿名攻击”不肯定“射暗箭”做法
2001-12-16 由病危的王若望所想到的
2001-12-05 对吴征的六点质疑
2001-12-01 普京和江泽民,不比不知道
2001-11-22 阿拉法特是不是恐怖份子?
2001-11-22 俄国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最好的状态
2001-11-21 穆斯林知识份子开始反省
2001-11-16 美国制约中共的秘密武器:印度
2001-11-12 见到拉登采访还是报警?
2001-11-07 新闻分析: 纽约市长选举为何爆冷门
2001-10-26 我差点被当成恐怖份子
2001-10-24 张学良糊涂死了——假英雄、假将军、假基督徒
2001-10-20 张学良害了中国
2001-10-18 张学良是东北的「白帽子」
2001-10-16 最佳时机的诺贝尔文学奖
2001-10-11 奈保尔:孤军作战,写出真实
2001-10-08 世上竟有这么不要脸的中国人
2001-10-04 言论自由有没有底线?
2001-09-30 “为了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
2001-09-22 打一场摧毁专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2001-09-19 God Bless America
2001-09-18 美国和墨西哥结盟
2001-09-18 让民主自由的价值霸权世界
2001-09-17 必将走向全球的文明
2001-09-11 邪恶向人类文明宣战
2001-08-19 「乱世佳人」被整形,《飘》来官司
2001-07-27 Who are the protesters fighting for?
2001-07-27 日本知识界和谎言文化
2001-07-17 反全球化:世界性表演的马戏团小丑
2001-07-16 中俄签约,莫斯科渔利
2001-07-15 角色不清的“中国人权”
2001-07-13 邪恶、无知和民族主义的胜利——评中共办奥运
2001-06-30 审判米洛舍维奇
2001-06-22 捐款支撑起文明
2001-06-18 在魔鬼面前沉默,在君子面前咆哮
2001-06-08 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
2001-06-03 不能饶恕中共法西斯
2001-05-23 达赖喇嘛的失望和希望——写在中藏17条协议50周年
2001-05-21 蒙古草原的民主之风——总统大选後的蒙古
2001-05-18 经济全球化和右翼联盟
2001-05-11 联合国左派的幻想
2001-05-04 为机会提供自由的跑道
2001-04-28 中国的选择:王伟还是王治郅
2001-04-24 Tibetan tragedy began with a farce
2001-04-18 民主才能降低独立诉求
2001-04-17 北京推行「金钱外交」——江泽民访拉美撒钱
2001-04-16 中美军机相撞事件的四点事实
2001-03-30 “张良”伪造多数
2001-03-16 来自《动物农场》的外交官
2001-03-16 赛义德向西方文明扔石头
2001-03-16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
2001-02-28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五:真兽性对待假道德
2001-02-27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四:高行健得奖损害中国文学形象
2001-02-26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三:穿上新装就编织童话?
2001-02-25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二:文学是挤奶还是排泄?
2001-02-17 Nobel translator taken to task
2001-02-15 “少给我来克林顿”
2001-02-10 朝拜高行健——媚俗的港台媒体
2001-02-02 "Modern" Form Can't Hide Bad Prose
2001-01-27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误读——访马悦然
2001-01-26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六个偶然编织了皇帝的新衣
2001-01-19 Bush's chance to confront China
2001-01-16 权力的魅力
2001-01-09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九:时代错位的领奖词
2001-01-08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八:瑞典这次看走了眼
2001-01-07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七“我你他她”,一塌糊涂—高行健作品的人称混乱
2001-01-06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六:农夫式的性幻想——高行健小说的女性形象
2001-01-05 评高行健系列作品之五:高行健作品的艺术“丑”
2001-01-04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四:高行健的粗劣语言
2001-01-04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三:高行健的拙劣模仿
2001-01-03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二:伪个人主义:《一个人的圣经》
2001-01-02 China's thorny Middle East policy
2001-01-02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一:皇帝的新衣:《灵山》
2001-01-01 为什麽诺贝尔文学奖给了高行健
2000-12-21 美国媒体的政治幽默
2000-12-16 小布什的台海政策将走钢丝
2000-11-28 US voting system under attack
2000-11-01 共产主义和美国总统大选
2000-10-01 索尔仁尼琴向权力献媚
2000-09-01 美国大选「争」什麽——西方左右派的原则分歧
2000-08-20 蔑视生命的共产软件
2000-07-01 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
2000-05-18 台湾报业面对专业化的挑战
2000-05-17 美国媒体的左派倾向
2000-05-05 Has Chen already failed ‘one China’ test?
2000-04-28 China's new diplomacy to contain Taiwan
2000-04-21 李登辉的遗产——台湾为何「变天」
2000-04-20 “一个中国”对陈水扁的挑战
2000-04-01 美国高收视率节目为何被迫取消
2000-03-21 陈水扁当选,民心所向
2000-03-20 The significance of a Chen Shui-bian election victory
2000-03-20 The beginning of Taiwan's new era
2000-03-20 US and India look at joint effort to contain Chinese
2000-03-19 台湾的新纪元
2000-03-17 陈水扁当选的意义
2000-03-11 Seven surefire ways of holding China in check
2000-03-01 对北京说「不」
2000-02-29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power
2000-01-20 The Cold War is just beginning for China
2000-01-20 给专制者按摩的弄臣——评金庸的新闻讲话
2000-01-11 China forces the 17th Karmapa out
2000-01-01 For China, a century of stagnant thinking
2000-01-01 美国的捐献文化
1999-12-20 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再次出丑
1999-12-19 革命和改良的「陷阱」
1999-12-15 美国对中国的幻觉
1999-12-12 Chinese literature faces a century of failure
1999-11-24 Taking the air out of US fantasies about China
1999-11-18 中国知识份子的百年误区
1999-11-18 百年新闻自由梦——中国新闻业远比美台港落後
1999-10-27 「诺贝尔文学奖」为何与中国无缘
1999-10-26 天山脚下的狼啸——新疆系列报导7之7
1999-10-25 「北京的目的是汉化我们」——新疆系列报导7之6
1999-10-24 「新疆三光政策:吃光,抢光,分光」——新疆系列报导7之5
1999-10-17 When dragons fight with wolves (Part seven of seven)
1999-10-16 Vestiges of colonialism in East Turkestan (Part six of seven)
1999-10-15 Three alls: “eat all, rob all and distribute all”(Part five of seven)
1999-10-14 「活在堕胎刀和原子弹之间」——新疆系列报导7之4
1999-10-14 Between the abortion knife and nuclear testing (Part four of seven)
1999-10-13 「我们像熊猫,正濒临绝种」——新疆系列报导7之3
1999-10-13 Uighurs a dying race under Chinese rule (part three of seven)
1999-10-12 “我们进行的是复国运动”——新疆系列报导7之2
1999-10-12 The quest for an eighth Turkic nation (Part two of seven)
1999-10-11 “中共三点钟打台湾,我们四点就起义”——新疆独立运动系列报导7之1
1999-10-11 「我们的目标是东土的独立」——访新疆独立运动领导人贝肯将军
1999-10-11 Fight for East Turkestan (Part one of seven)
1999-10-09 `The General' looks to the world for help--Interview with General Riza Bekin
1999-10-03 罪恶的五十年——「谁是新中国」会上演讲
1999-09-05 达赖喇嘛的魅力
1999-07-23 中共没有能力攻占台湾
1999-07-22 媒体不应误导民众
1999-07-21 台湾人民有选择独立的权利——评两国论与统独之争
1999-07-19 美国舆论多数支持两国论
1999-07-18 台湾不要被中共的心理战吓倒
1999-07-18 “为了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
1999-07-17 台湾放弃「一个中国」是真实的选择
1999-07-15 台湾放弃一个中国的冲击
1999-07-04 种族清洗:20世纪末最大悲剧——科索沃难民采访录
1999-07-03 李登辉和皇帝的新衣
1999-05-18 从科索沃危机报道比较《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
1999-05-15 义和团救不了中国
1999-04-20 反美示威的文化冲突——中美两国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
1999-04-19 共产中国的「卧底鱼」——中共在西方的间谍活动
1999-04-11 托尔斯泰的婚姻悲剧
1999-03-18 屠杀者的同谋——中国作家和诺贝尔奖
1999-03-10 中国宪法是一张废纸
1998-11-19 从书本走进西藏
1998-10-25 被冷遇的索尔仁尼琴
1998-09-13 性骚扰:女人的梦魇
1998-07-18 足球,政治和民族狂热
1998-07-01 访“西藏青年大会”主席才旦诺布——“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五
1998-06-01 达赖喇嘛的巨大财富——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四
1998-05-01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专访曹长青
1998-05-01 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
1998-04-01 忍泪翻越喜玛拉雅山——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三
1998-03-22 泰坦尼克:永不沉没的史诗
1998-03-01 全民信佛,不可征服——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二
1998-02-01 “告诉中国人,我们西藏人的苦难”——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一
1997-11-18 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
1997-11-16 如果杜愚在美国告《前哨》——裁决媒体诽谤案的原则
1997-11-16 被冷落的中国图书——法兰克福书展观感
1997-09-28 重逢黑暗
1997-07-01 告别自由
1997-05-19 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
1997-05-16 民族冲突可能使中国崩溃解体——访蒙古族学者巴赫
1997-04-20 盖棺论定邓小平
1997-03-27 西藏、台湾都有独立的权利
1997-01-01 迪士尼的勇气和曼德拉的软弱
1996-12-01 被告是整个民族
1996-10-01 中国人出任罗马教皇?——从意大利选美争议看世界意识
1996-09-01 自由之後的布拉格和华沙
1996-08-20 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
1996-08-04 乔丹∶向人类篮球历史“灌篮”
1996-07-01 和谁“下棋”
1996-06-01 “美国有什麽好?”
1996-05-01 从非洲割礼谈文化冲突
1996-03-14 权力梦对人的腐蚀
1996-03-01 中国∶不信任的社会
1995-11-30 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
1995-11-01 知识份子和共产党——比较原苏联东欧与中国的知识份子
1995-06-04 一本凝聚血泪和生命的书——写在“64”惨案六周年
1995-06-01 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
1995-01-29 自由思想的传播者—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路易士
1994-11-20 纽约马拉松∶自由的交响诗
1994-11-01 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1994-10-15 从造反有理到造假有理
1994-09-18 中国人的健忘和麻木——写在“918事变”周年日
1994-07-01 纽约访达赖喇嘛
1994-05-22 “周恩来的私生女”是真还是假?
1994-05-01 从南非大选看中国的新权威主义
1994-03-20 看“辛德勒的名单”
1994-03-13 有尊严地回家
1994-02-27 自由,你在哪里?
1994-01-23 中国新闻自由前景——访新闻传播学者曹长青
1993-12-26 毛泽东的私生活
1993-03-01 权力交接的悲喜剧
1992-10-01 新闻自由的价值——访华裔大众传播学者朱谦
1992-08-01 一个天主教家庭在大陆的遭遇
1992-03-01 伪造多数∶报纸自命代表人民——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六
1992-02-01 缺席审判∶报纸成为终审法庭——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五
1992-01-01 语言暴力∶集权统治的威慑力量—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四
1991-12-01 撒谎机制:谎言制度化——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三
1991-11-01 宣传机器∶永不停转地灌输——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二
1991-10-01 中国新闻中的“党文化” ——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一
1991-07-14 张学良在纽约谈“西安事变”
0000-00-00 致读者
0000-00-00 阿拉伯恶棍摧毁人类文明
0000-00-00 神经错乱的瑞典文学院

美国媒体向右转 2005-05-09
去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再次传递出美国向「右」转的信号,因为不仅保守派的布什连任总统,而且大选出口民调显示,影响他们投票的最重要议题是「道德价值」,它超过反恐、伊战、经济等急迫的眼前现实问题。传统理念、热爱美国、宗教信仰正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旋律。而这种变迁,和美国媒体的结构变化有相当的关系。

美国媒体主要有四大块:电视,报纸,电台和网络。在这四个领域中,前两个基本被自由派掌控。例如美国三大全国无线电视网CBS,NBC,ABC,都比较左倾。美国主要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中,前三家都是出名的左派报纸。只有电台这个领域,基本由右派主导,因美国是汽车文化,开车听广播的多是中产阶层,左派的电台主持人,始终难以被接受,市场非常小。而网络是近年才出现的特殊媒体。

据美国Pew民调中心最近公布的数字,美国人仍主要从电视获得新闻信息,比率占70%以上。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三大无线电视网,基本主导美国的舆论。美国总统最有权势、媒体曝光率相当高,但最多只能做两届八年;而美国的新闻主播,一做就是几十年,每天播新闻,向大众「亮相」,可以说是美国曝光率最高、家喻户晓的名人,而且有特殊的权势,他们三人报什麽,什麽就是新闻,他们不播,就不是新闻。虽然新闻不是评论,应持中立立场,但三大无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自冷战开始至今都一直是左倾,对民意形成起到了相当的导向作用。

●三大全国电视网都走向衰落

但三大电视主导新闻的风光时代,最近走到了尽头,标是三大主播相继离开。已做了20年NBC主播的汤姆.布罗考去年退休。做了24年CBS主播的丹.拉瑟,则因报道布什总统曾逃兵役的假新闻,以及采访萨达姆时谄媚独裁者等丑闻而广受批评,不久前被迫提前离开。做了22年ABC主播的彼得.詹宁斯在三大主播里年纪最轻,但近日却发现患了肺癌,而且已是晚期,过了可手术阶段,因而只能一边化疗一边间或回来主持新闻。在詹宁斯被报患病那天,美国媒体专家说,这是三大电视主导美国媒体时代结束的标。

三大无线电视不仅因老牌主播相继走人,招牌面孔消失,收视率降低,而且更因美国媒体结构发生变化,影响力早就开始下滑。过去十年来,自有线电视和电脑网络出现之後,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收视率一直下降,NBC新闻收视率现只占15%(降了四个百分点),ABC占14%(降了六点),CBS占11%(降了七点)。三大台原在美国晚间新闻收视率中占75%,现只占40%。

三大无线电视网的衰落,和美国有线电视(Cable)崛起有直接关系,创办不到十年的有线电视台福克斯(Fox)的收视率现已接近无线的CBS。因有线电视是全天不间断报新闻,更跟著新闻评论,所以导致三大电视台晚间的三十分钟新闻则显得无关紧要。像最近教宗去世等重大事件,有线电视几十个小时连续、密集地报道和评论,谁还会等到晚上再去看三大无线电视的简短报道呢。

●《华尔街日报》是销量最大的严肃报纸

另一个抢夺三大无线电视网观众的原因,是网络的媒体迅速增长。据Pew研究中心最近的数字,过去十年来,网络媒体的收看率增加了六倍,从3%,上涨到18%。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媒体世界,随著电脑普及,网络媒体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这项调查还显示,电视的收视率虽仍占七成以上,但已下降,从78%降至72%。最大的下降是报纸,从原来占60%,现降至39%。左派报纸普遍发行量下降,反映保守派价值的《华尔街日报》,实际上已成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日销二百万份以上,而发行数量第一的《今日美国报》因有大量旅馆赠送,而且内容有小报倾向(tabloid),非严肃报纸,所以并不构成意义。美国现有1456家日报,其中只有《华尔街日报》这一家大报网络版敢於收费,其他如《纽约时报》网络版等都是免费的。

和有线电视福克斯同属一个新闻集团的右翼《纽约邮报》,其发行量直线上升,去年已晋身全美十大报。而且在自由派云集的纽约,前年就已创办了反映保守派观点的知识份子报纸《纽约太阳报》。

三大全国电视网收视率下滑,自由派报纸发行量下降,左派CNN的收视率更是早就被对手、保守派的福克斯台超过,都和它们的左倾立场有直接关系。因自越战之後,左派就开始落潮,保守主义回升,尤其是911事件後,爱国主义和道德信仰等在美国空前高涨,三大电视台和CNN的左倾越来越被美国民众厌倦。据盖洛普的民调,多达42%的美国民众认为三大台的新闻主播左倾(too liberal),其中CBS主播拉瑟的「报道可信率」是过去20年最低的。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首的《CBS的偏见》作者、原CBS资深记者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评论说,拉瑟的问题,其实是三大全国电视网,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左翼媒体的共同问题,这是一种文化,例如像拉瑟所报道的伪造布什逃兵役的文件,这种文件如果是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凯瑞),这些左翼媒体根本不会报道。

●左派媒体用右派专栏作家

左派媒体为了改变这种被民众淘汰的趋势,正在绞尽脑汁。CBS的王牌节目「60分钟」创办人修伊特(Don Hewitt)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建议三大无线电视网的晚间新闻增加评论,以对抗无线电视的全天候新闻。但这种建议几乎是票房毒药,因为是三大台的左倾才导致民众反感,如果再增加左调评论,等於饮鸩止渴,要三大台新闻时段随主播一起全部退休。聪明一点的左倾媒体如《时代》周刊,启用了保守派作家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克瑞珊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专栏,最近还出人意料地把以痛斥左派著称的保守派女作家库尔特(Ann Coulter)做成杂志的「封面故事」,调子基本肯定,以取悦读者。去年《纽约时报》还把美国右翼旗舰《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编辑、新保派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聘到该报当专栏作家。最聪明的可能是中间偏左的《华盛顿邮报》,其15名专栏作家,一半是右派。左倾的有线电视CNN和MSNBC最近则大报特报罗马教宗的新闻,并制做了相当不错的基督信仰的专题报道节目,也是想平衡它们的左倾味道,取悦中产阶级听众。

这种小修小补可能会有助於它们的收视率,但从社会意义的角度,则推动美国更向右转,继续朝著促使基督文明复苏、传统价值回潮的方向发展。

(原载《开放》2005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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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专论》:「连胡会」损害台湾也损害中国民主事业 2005-05-08
连战的中国行被国民党称为「破冰之旅」,但从连战和胡锦涛的会谈来看,这是一次把台湾往「冰窟窿」里推的「害人之旅」,它不仅损害台湾,还由於有利共产党统战、增加中共统治合法性而损害中国的民主进程。

连战避谈 两岸四大问题

因为在前天的「连胡会」上,连战根本没有提出影响台海两岸关系的最主要四个问题,第一是要求北京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不再阻挠台湾加入联合国。因为以人口而言,台湾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中排名第四十七,经济力进入全球前五名,更是民主国家,符合联合国成员的所有条件,仅因中共阻挠而无法加入。但连战对此却苹字未提,刻意回避。这个所谓的「破冰之旅」根本不触及任何有「冰」的地方。当北京连中华民国的存在都不承认,它怎麽可能真正承认你这个中华民国的在野党主席?

第二应该要求中共撤掉瞄准台湾的七百枚飞弹。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被这麽多的飞弹威胁。但连战对此一句不提。这就像有强盗用枪炮瞄准你家老小,你却到这个强盗家作客、喝红酒,好像没事似地。那麽你到底是不是这个家的成员,是不是真的关心家人的生死?你说中国行是「和平之旅」,那麽和平的第一步就应该要求对方撤掉「枪炮」,为什麽对此装聋作哑?

第三应该要求中共废除「反分裂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成员,联合国宪章写得很清楚,必须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但北京明目张胆地以法律形式要用「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而连战对此没说一句话。这就像有恶棍张贴告示,要杀了你全家,你却以「缓和两家关系」为由到那个恶棍家「对谈」,结果却不谈这个最主要的问题。那麽你去那里干什麽,是去帮恶棍壮声势?

第四应该要求中共改善人权,放弃专制。台海局势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中共的独裁统治。只有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台海才会有安全。但连战对此竟不说一句话。西方民主国家领袖访问中国,都会提出人权问题,即使为了国内政治和应付人权组织,也得做做姿态。但连战连「姿态」都不做,热中於和独裁者握手、碰杯。当然也不奇怪,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人类历史上两个臭名昭著的列宁式政党,两个独裁党的党魁凑到一起,怎麽会喜欢谈人权和民主?

两岸对谈 北京找错对象

美国等西方媒体对连战的中国之行普遍负面评价,《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试图孤立台湾陈总统」,《华尔街日报》说连战是个「错误的台湾人」(The Wrong Taiwanese),北京找错了谈判的对象,如果两岸对谈,中国应该和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总统谈。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没有在野党主席到敌对国家签署什麽共识的,因为它违背基本政治规范。例如美国不可能由在野党主席率领代表团,到美国的敌对国家伊朗、利比亚等去访问,签署什麽共识。在东西德对立的冷战时代,民主的西德,也没有在野党主席去东德访问,和东德共产党签什麽共识。在今天的朝鲜半岛,南韩的在野党主席也没有去访问平壤,和金正日举行「党对党」的对谈。如果南北韩的政治气氛允许这麽做,只能是卢武铉和金正日进行谈判,两个政府之间达成某种共识或协议。就像金大中时代,南韩总统曾访问北韩,与平壤达成某些协议。

为什麽人家的在野党都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等於告诉国民,我们这个在野党为了党派之争,为了打击执政党,不惜和敌人合作,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其结果当然是损害自己国家本身。在下一次的选举中,这种做法就会遭到选民的惩罚,丢失更多选票,因此正常民主国家的在野党都不可能这麽做。

两岸分歧 在於价值对立

但连战为什麽就不顾一切,非要和中国的独裁者握手、拍照?主要的原因是连战和胡锦涛在一个思维框架之内,那就是把台海两岸的分歧视为「统独之争」,要联手对付「台独」。但任何一个真正具现代民主意识的人都会清楚,今天台海两岸的最主要分歧,不是统独问题,而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立,是「冻蒜」和「清算」的不同制度选择。主导台湾社会变化的主要力量是民主价值,而民主的核心是人民有选择权利。如果说台湾正走向独立,那这只是认同民主价值、尊重人民选择的一个结果。台湾过去二十年的政治变化证明,民主化和本土化已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那样无法分割。只要台湾走向民主,只要台湾人民有选择权,就自然会有自己当家作主、台湾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本土意识和愿望。这就像当年李登辉先生提出台湾直选总统时的那场争论一样,国民党的守旧派认为,只要直选总统,就是台独,因为只经台湾人民选出来的就不再是下辖三十五省的中华民国的总统,而只是台湾的总统。但推崇民主价值的李登辉坚信民主第一,坚持人民选择权利至上,结果才有了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尊重人民的选择权是价值,而台湾独立只是一个结果,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果。而要阻止台独的唯一道路是恢复国民党独裁。连战先生认为在台湾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今天,仍然靠「清算」制度维持的中共政权,故意回避两岸的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两种选择的不同,而用「大中国」「国土」「统一」这些民族主义的概念来掩盖、模糊两岸的根本分歧。连战在中国的言行,说明他仍然局限在自己是「纯种中国人」这种胡锦涛式的狭隘民族主义之中。如果连战有现代民主意识,应该做的是致力国民党改革,以重新获得选民认同,而不是跑到独裁者的土地,寻求共产党这个大恶霸的支持,阻止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

去北京和独裁者共舞

说白了,连战的这次所谓「破冰之旅」,实质上是和中国独裁者的「冰上共舞」。因为北京刚通过的「反分裂法」,遭到台湾一片反弹,两次民调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表示反对。国际舆论普遍谴责中共的这个对台湾暴力法,连美国国会都高票通过谴责案。但国民党副主席却在百万台湾人民抗议反分裂法大游行四十八小时之後,就去北京访问,安排连战之行。这不仅是帮助北京解套,简直等於告诉国际社会,我们台湾内部主要在野党不仅不在乎北京的挑衅,更进而在这种情况下谋求国共合作。

「冰上共舞」还会影响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决定,因中共制定反分裂法,给了美国有力的理由说服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连战去中国访问,制造出两岸关系缓和的假象,会给欧盟以理由来寻求解除禁令,从而使中共获得欧洲武器,增大对台威胁。因此连战的中国行,是直接帮助北京,损害台湾,也不利美国的台海安全战略。所以《华盛顿邮报》都说连战的中国行是「危险游戏」。

造成假象 有助中共统战

连战的中国行另一个严重後果,是有助於共产中国的统战宣传,增加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因为明摆著的事实是,台湾已是党、政完全分开的民主国家,有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明确分别;而对岸还是党天下,政经军民商,都要服从党中央,最後听从一个独裁者。因此连宋的中国之行虽然打的是「党和党对谈」的招牌,但由於对岸是党政军一家,结果根本不能是党对党,而是台湾在野党,和对岸的整个统治集团在谈;其结果不仅给了中共一个统战台湾的机会,而且还造成假象,好像台湾在野党所代表的一半台湾人民心向中国,心向共产党。在连战还没有启程去中国时,中共的报纸上刊出的大标题就是:「一颗中国心,连战登陆行」。连宋的中国行,在中共宣传上变成了「台湾人民心向祖国」,「台湾人民渴望统一」之行,成了共产党对台统战的宣传筹码,更给了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欺骗和洗脑中国人的机会,从而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

连战去年败选不认输,煽动街头抗争,已严重损害了台湾的国际形象和民主进程。今天又通过朝拜北京,在损害台湾的主权地位和尊严的同时,也强化独裁政权在中国的地位,难道国民党真的像它的孪生兄弟共产党一样,不怕历史的审判?

连战为了今天一时的风光,为了发 当不成总统的一口恶气,就要把自己和国民党一起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独裁者才不顾忌历史定位;在现实社会里,只有疯子才做事不顾後果。本来国民党在李登辉手里完成了一个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变,给国民党在台湾半个多世纪的独裁统治划上了一个体面、尊严的句号。而连战四年来则把国民党这最後的一点体面和尊严撕得粉碎。

在美国等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在野党主席根本就不会是新闻人物,民众和媒体都不会关心谁是党主席,因为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完全不重要。在美国没有多少人知道在野党主席是谁。(在台湾有几个人知道?)美国人和媒体重视的是选举产生的总统,他才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对外讲话。像台湾这样已经两次败选的在野党主席,还是新闻人物,还被媒体重视报导,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不仅是罕见的,更是可笑的,这是台湾的民主制度还没有成熟的标。

虽然在去年立委选举中,由於技术层面的失误和贿选文化的作祟,直接影响了台湾的民主进程,但是这次小小的搁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扭转台湾人民要自己当家作主的必然大潮;因为这是历史的潮流、人类的潮流!连战和国民党今天的行为,只能成为台湾明天的教科书中,令台湾一代又一代新人不齿的一页!

(台北《自由时报》2005年5月1日“星期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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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曹长青∶连战要联专制害台湾民主 2005-05-06
(《台湾日报》记者张振峰台北专访∮)为了群策会「连宋联共卖台」系列论坛,专程来台湾的中国旅美政论家曹长青,昨天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此次出访中国最大的错误也是最大的逾越,就是在北京大学演说时,竟然提「联共制台独」,根本就是「联中国专制灭台湾民主」,连战更大言「中华民族」,以民族主义这样实质民粹诋毁台湾民主;他反讽连战就待在中国作西安后宰门国小的校长或党支书好了。曹长青希望台湾政府面对中共时,坚持台湾主体立场要更明确。

批马英九「首号白痴」

中国方面决定要送台湾两苹猫熊,曹长青则形容,「人家都不承认你家的存在,送你两苹小狗、小猫的,值得高兴吗?」,这猫熊就是中国的统战工具。他也提到,连战、宋楚瑜两人急著访问中国,让中共分化台湾内部,已沦为中共统战工具。

针对马英九说两头猫熊在台湾动物园,中国就不会打台湾,曹长青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中国政府专制独裁,从执政至今杀了八千万中国人,光去年就处决了3870人,占全球近二百个国家处决人数的90%以上,世上被处决的人数中10个有9个是中国政府杀的,这样一个连人命都不重视的国家,还会管猫熊吗?他痛批,「马英九是台湾政治人物中的第一号白痴!」

曹长青表示,就连战访北京,《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社论的标题是「The Wrong Taiwanese」(错误的台湾人),直接点明连战是台湾的在野党主席,中国根本就找错人,要谈应该要找台湾人民选出的总统陈水扁才对。而在美国、欧洲各媒体对住在台湾、生活在台湾的人都直接称为Taiwanese台湾人,例如《纽约时报》提到陈总统时也是称为「台湾总统陈水扁」,看不到有称台湾为中华民国的。他直言,国际媒体早就为台湾正名。

连北大演说频耍花招

提到国家认同,曹长青痛批,连战在中国北大演说,竟说「认同这个国家」,根本就是满口谎言耍花招的政客说法,连战是认同什麽国家呢?像他站在台湾演说时,说的国家就是台湾,在美国当然提的国家就是美国,在北京提显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连战没说是哪个国家,回台就可狡辩,这就是耍花招的政客。

他说,连战是台湾在野党主席,先不论这国家叫台湾或中华民国,对岸都不承认的情况,而连战还是默许对岸,等於是自我否定,中国国民党不再是台湾的在野党,倒成为了中国那八个政治花瓶的所谓民主党派一样了,成了第9个中国政治花瓶。
曹长青强调,国家的组成重要的在制度之分,而非族裔、血统,如美国就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连战的中国之行是用都是一个种族,来回避和掩盖了两岸制度的不同,两岸的根本之争是民主和专制之争。国民党更长期以台独战争论来恐吓台湾人民,这多少让台湾人民担心害怕,而相信中国国民党的说法。

拉拢在野党分化台湾

曹长青也呼应李前总统的说法指出,中国没有能力打台湾,要打早就打了,正因为中国不敢打台湾,所以,现在中国采取统战、分化台湾伎俩,现在拉拢在野党,深化台湾内部冲突,对此,他建议,台湾执政当局,在国家主体立场要更明确,两岸谈判不能只有中国说条件,提什麽「92共识」、「一个中国」,台湾也应提出,要求中国当局承认台湾的主权、主体性,因为这里目前的国名叫中华民国,就应该要求北京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

曹长青反讽地说,连战在中国对主权、民主等苹字未提,反而在与中国民族主义这样的真民粹唱和,还陶醉在西安后宰门国小的小朋友对他那种「连爷爷你终於回来了」那种肉麻的歌颂,那连战乾脆就留在中国算了,看是做西安后宰门国小的校长还是党委书记长。

(原载2005-05-04台北【台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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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曹长青∶新加坡独裁真面目 2005-05-05
【大纪元5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新加坡法庭对两名法轮功学员程吕金和黄才华的不公正判决,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目前两人绝食抗议已进入第六天,北美、欧洲、亚洲、澳洲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已纷纷前往当地的新加坡使领馆前请愿和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新加坡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两名法轮功学员,停止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帮凶,社会各界也纷纷谴责新加坡政府助纣为虐的行径,揭露新加坡政府虚假民主的面目。

大纪元记者辛菲5月3日采访了政论家曹长青先生。曹长青先生指出,新加坡这次事件背後真正的黑手是中共,新加坡是在迎合、讨好中共,同时这件事也是新加坡独裁专制政府本质性的表现。凡是有良知的国家、有良知的群体都在同情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为他们这些发不出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是逆流而行,所以国际社会特别要给以谴责、批评,制止这种迫害法轮功的行为。

曹长青先生认为,是不是迫害法轮功,不仅仅是一部份信仰者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和自由的标。新加坡这次迫害法轮功,再次向世界传送一个信号∶新加坡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是专制的国家,是中共这种专制政权的同谋,是中共的帮凶。热爱自由的人、尊重信仰自由的人,都应该谴责新加坡这种可耻的行为。

下面是曹长青先生访谈摘要。

新加坡事件背後黑手是中共

据我所知,全世界除了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外,新加坡是第一个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国家。新加坡发生的这件事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专制的国家,不允许信仰自由、炼功自由,这是所有独裁专制政府本质性的表现。

另外,新加坡政府迎合北京政府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策,讨好中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利益,跟中共做生意,要中国的经济市场,为了市场不惜出卖良知。这件事情背後真正的黑手是中共,根源在北京。

只要是专制的国家必然要和中共走到一起,因为今天的世界不是按照人种分的,而是按照观念分的,是按照专制和民主两种价值分的。同样是中国人,台湾就站在美国这一边,新加坡就站在中国那一边,这是按照专制和民主来分的。新加坡和中共等其他专制的国家是一夥的,而民主的国家则是一个阵营。

这次事件也透露出一个信号∶说明中共当局不仅在海外利用亲共媒体丑化法轮功,而且现在又开始新的行动,利用海外专制国家的手直接迫害法轮功,这很可能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新政策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全球都应该谴责新加坡,制止这种迫害法轮功的行为。

全球支持法轮功 新加坡逆流可耻

是不是迫害法轮功,不仅仅是一部份信仰者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和自由的标。新加坡这次迫害法轮功,再次向世界传送一个信号∶新加坡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是专制的国家,是中共这种专制政权的同谋,中共的帮凶。

除了中国之外,全世界没有其他国家这样迫害法轮功。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主要的有线电视台,都有法轮功的广告,揭露中共怎麽迫害法轮功学员,这都是对法轮功的道义支持,对法轮功遭受迫害的同情,美国主要的媒体都在登这样的广告。凡是有良知的国家、有良知的群体都在同情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为他们这些发不出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是逆流而行,所以国际社会特别要给以谴责、批评。

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而且还把手伸到海外,在其他国家想尽各种办法,利用中共控制和影响的媒体丑化法轮功,新加坡是第一个在海外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专制国家,所以新加坡是非常可耻的。

新加坡这个行为再次告诉世界∶新加坡是专制的一部份,和中共一样,是个专制政权,非常可恶!热爱民主的人、尊重信仰自由的人,都应该谴责新加坡这个可耻的行为。

国际社会舆论谴责 撕破新加坡的丑恶嘴脸

国际社会应该在舆论上进行强烈的谴责。新加坡政府还是害怕舆论的,因为它对外不承它是专制的国家,而是自称民主的国家,新加坡对外还是强调它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就象中国一样,还要摆出个假像。

国际社会谴责的声音可以撕破新加坡的丑恶嘴脸,它恐惧假像被撕破,所以谴责的声音如果大,来自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其他各个国家的舆论,就会形成压力,会使新加坡恐惧,因为它还想保持那个假像,它是靠假像来欺骗新加坡人民从而维持统治的。假像一旦被撕破,它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下去了。所以现在谴责、舆论的声音还是很重要的,能够对它构成一定的压力。

新加坡驻联合国的代表公开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谴责台湾,也是为了讨好中共。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台湾的民意、台湾政府没有机会在联合国发言来反驳新加坡,新加坡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谴责、丑化和批评台湾,引起了台湾很大的愤怒。

从新加坡自身来说,完全没有资格对民主的台湾说三道四。因为这个城市小国像独裁中国一样,迄今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新加坡的各个方面都比台湾糟糕,有什麽资格批评台湾,而且更不应该在联合国批评台湾,因为那不公平,台湾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

在台湾,不管是主张统一的,还是主张独立的,都受到同样的保护和享有言论自由,这是台湾民主的表现。台湾的道路就是自由民主的道路,新闻自由的道路,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道路。在台湾,法轮功学员可以自由炼功,佛教徒、基督教徒等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虚假的民主自由 实为独裁专制

新加坡虽然打著民主的旗号,但是在西方媒体上,从来没有人认为新加坡是个民主的国家,因为民主国家有两个最重要的标,一个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另一个是定期的公平的真正的选举,这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标。这两个标,新加坡都没有,没有真正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公平的选举,所以导致新加坡政府才敢这样的胡作非为。

新加坡虽然也有选举,但这个选举是虚假的,新加坡的反对党不能正常的进行在野党的活动。新加坡一直是李光耀父子在掌权,从来都没有政党轮替过,现在新加坡的方式跟中共以及北韩金正日是一样的,它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一党执政的独裁专制;新加坡不属於新加坡人民,而是属於李家王朝。

李光耀是北京屠夫的支持者,他不久前在“全球品牌论坛”上还表示支持中共在1989年使用坦克残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做法,并引述邓小平的话,“如果杀20万人,才能保持中国的稳定,我会这样做”。

李光耀统治集团在表演任人皆知的虚假选举的同时,迫害所有反对党的领袖和异议人士。新加坡反对党秘书长徐顺全因为参选挑战李光耀的人马,就被李光耀和吴作栋告到法庭,指控他在竞选中的讲话是“诽谤”,不仅索赔50万美元让他倾家荡产,而且禁止他永远不可再竞选国会议员。

敢於直言的人都受迫害,真正反对党的领袖都受迫害,真正敢言的人也逃亡海外,和很多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民运人士一样,也逃亡到美国,新加坡一个很著名的作家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流亡。

控制媒体 封锁言论自由

在当今的新加坡,主要的报纸电台等,都为国家所有,新加坡没有新闻自由,新加坡的报纸被政府控制,很难公平、客观的报导,更很难批评李显龙的政府。

近日发表社论批评台湾外长的《联合早报》等新加坡大报,像北京的媒体一样,都是国营的,是政府的喉舌。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新加坡的独立报纸,都被李光耀查封了。去年第二届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新加坡在166个国家中排行第144,比津巴威还要落後三名。

对於新加坡的政治迫害,美国等西方媒体常有报导。李光耀无法阻止境外报纸,就不停地控告在新加坡内的外国报纸(本地出版物基本都控制在政府手里),用所谓“诽谤罪”索取高额赔偿,以封住所有媒体的嘴。

经济发展不是全部 中国不能走新加坡的道路

新加坡的富有程度远远超过中国,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早已超过一万美元以上,中国的人均收入才880美元,可见,仅仅经济发展,并不能带来自由和民主。新加坡的例子已经活生生的证明了这一点,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地方仍然在实行专制统治。所以,对中国人来说,经济水平提高了,并不是全部,必须要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

除了台湾、香港之外,新加坡是一个华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6%,新加坡这种专制给中国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样板。很多中国官方知识份子主张中国要走新加坡的道路,新加坡这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再次告诉中国人民,新加坡是个什麽样的国家制度,是个什麽样的政府,未来的中国不能走新加坡的道路。中国的未来必须走新闻自由、政治民主、公平选举的真正的民主国家道路,象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才可能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言论表达的自由。

(原载大纪元5/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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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社论批评连战是个“错误的台湾人” 2005-04-27
今天(27日)《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出社论“那个错误的台湾人”(The Wrong Taiwanese),批评国民党主席连战去中国大陆访问,是配合中共统战台湾。而中共邀请台湾在野党主席前往访问,是想孤立陈水扁总统,打压台湾;并预测连战与胡锦涛会面不论有何结果,中共都是在找麻烦,有不祥之兆。

作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报纸,《华尔街日报》对中共邀请台湾反对党领袖前往访问,相当不以为然。该报认为,“台湾有民选的总统,不是连战,而是陈水扁。”北京如果真的有诚意两岸谈判,应该找陈水扁总统领导的台湾政府谈。但北京的做法却是一直拒绝承认陈水扁的合法性。陈水扁触怒北京,因为他坚持台湾的命运是由台湾的选民来决定,而不是由宣称台湾为其领土一部分的中共当局。

该社论强调,中国当局必须认知到,这是被台湾人民选出来的领袖应有的作为。如果胡锦涛真的有意改善两岸关系并且弥补因上个月通过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所造成的伤害,他应该向台湾人民选出来的领袖接触,陈水扁才是“该找的台湾人”(the right Taiwanese);而他们找连战,完全是找错了谈话的对象,连战是“不该找的人”(the wrong person)。

该社论特别提出,连战应了解他没有权力“谈判”任何事。美国就有前例,前总统卡特和曾竞选总统的杰西.杰克森(左派黑人牧师)插手外交事务,就受到批评。连战见到胡锦涛,应该正告他∶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台湾人民必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後果。

两个月前陈水扁曾就和平统一的问题开启对话的大门。中国不仅忽视他的示意,还在三月初通过了反分裂法。但北京却说这个法律是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及促进和平统一,这完全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那种极权者的思维和论调,即总是说反话。

该社论指出,中共当局的定调并没能让国际上信服,而且反分裂法的通过反而造成欧洲对於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决定的逆转。北京邀请连战及另一位反对党主席宋楚瑜前往访问,可以视为它有意藉此显示反分裂法产生了和平的影响。该社论最後强调,作为信使的连战与宋楚瑜看来愿意配合北京的做法值得质疑。

(该译文是在台湾中央社记者林琳2005年4月27日专电报道基础上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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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最怕上帝 2005-04-25
在梵蒂冈选出新的教宗之际,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又开始预测北京和教廷的关系,因在欧洲44国中,中国唯独没有和梵蒂冈建交。而教廷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

为什麽中国无法和梵蒂冈建交?最根本的原因,是无神论的中共政权,一直拒绝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徒的领导权,拒绝罗马教宗的最高宗教权威,而是把中国的教会改造成所谓“三自爱国教会”的官办组织,实质是做“宗教花瓶”,给共产党的统治当装饰品。

共产党是主张无神论的,毛泽东认为宗教是鸦片,不仅对人的精神无益,反而是毒品。早在1951年,共产党就把梵蒂冈的大使赶走了,完全切断了中国和罗马教廷的关系,同时对教会进行镇压和改造,迫使他们成为“三自爱国教会”,由共产党直接领导。所以其真正的名字应是“爱党教会”,因为其神职人员都是由官方钦定的。共产党强迫信仰上帝的人去“热爱”否定上帝的无神论政权,其残酷实令人发指。

也是在1951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逼迫藏人签署了《17条协议》,说是只要允许解放军进入拉萨,北京保证达赖和班禅喇嘛的政教地位不变,西藏宗教自由不变,并誓言“不拿藏人的一针一线”,结果协议签署後,共产党拿走了整个西藏,把达赖喇嘛佛赶去了印度,把班禅关进了北京秦城监狱,更拆毁了绝大多数寺庙,并迫使大批僧侣还俗。

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早就说过,“只要没有上帝,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被允许的”。二十世纪之所以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共产邪恶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灾难最深重、死亡人数最多(一亿三千万人)的一百年,就是因为人类远离了上帝,丧失了信仰,没有了精神导引,於是人类之船漂浮在迷茫大海,结果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等狂热者成了“舵手”,把人类之船开向了革命、屠杀和无边的苦难。

正因为不信神,共产党拒绝了来自上帝(圣经)的绝对道德标准,他们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出了自己的道德规范,於是就有了什麽“无产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的民主”等相对标准和概念,於是在这种“相对性”之下,就可以自我定义对错、自我就任何违反人性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自己既是法官、检察官、立法者,又是道德标准的制定者和仲裁者,自己成了“上帝”。基督教则强调绝对的道德标准,不给环境、理由、参照系数等客观现状任何可以违背准则的余地。因此梵蒂冈刚选出的新教宗在投票前对一百多名红衣主教讲话时强调,教会和上帝的最大敌人是“道德相对主义”,基督徒要和它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

今天胡锦涛们的荒唐之处是,既然主张无神论,不要宗教信仰,但却要在中国决定谁是主教,谁当神父,谁是转世活佛,谁是真主。共产党不仅拒绝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都承认的罗马教宗对中国几千万天主教徒的宗教权威,还拒绝在全世界具有崇高威望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来选择他的传人;由共产党官员去拉萨主持灵童抽签,决定谁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说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是由於担心对上帝的信仰而影响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话,那麽今天早已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中共政权,则完全是由於恐惧失去手中的权力而镇压任何宗教信仰。因为他们那个靠暴力夺取、暴力维持的政权,没有任何存在的合法性,没有任何道德底座。一旦中国人有了信仰,有了上帝给予的是非判断准则,他们那个不道德的政府就会被结束。所以他们真正怕的是上帝进入中国人的心中。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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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党“亲共”失望 中国17个省市宣布重建中国国民党 2005-04-25
【大纪元4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王珍综合报导) 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主席连战星期二(4月26日)抵达南京,开始他对中国大陆为期八天的访问。这是被迫退守台湾50多年後国民党最高领袖第一次访问大陆。

连战在南京机场受到“红地毯”接待。连战说,他的访问目标是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国民党将为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尽绵薄之力”。上个月,北京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授权在台湾宣布独立时可以对台动武。

在连战离开台北的机场之际,数以百计的台湾人愤怒抗议。反对连战出访的人与连战的支持者发生暴力冲突,并向防暴员警投掷鸡蛋。他们高举标语,指责连战出卖台湾。

大陆重建中国国民党

与此同时,美国《黄花岗杂》受大陆委讬,4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罗斯福饭店举行重大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17个省市的秘密同盟会组织的代表4月23日在南京中山陵前宣布重建中国国民党,以表示对台湾中国国民党的失望和对中共政府的不满。

《黄花岗》杂说,中国秘密同盟会曾经对台湾中国国民党寄予希望,可是由於台湾中国国民党一再向中共政府表示“亲热”,特别是台湾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和主席连战的“亲共”言行,终於使得中国秘密同盟会对台湾中国国民党失望,所以决定在连战访问大陆之前宣布重建国民党,以便引起更多民众的关注。

黄花岗杂主编辛灏年先生指出∶“黄花岗杂代为发布的这一重大新闻,正值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赴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前夕,相信会引发海内外的相当关切,特别是对台湾和海外各界如何了解中国大陆的实际状况和真实民心,应该有所裨益。”

黄花岗杂董事长周光亚先生表示∶“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相信能够根本改变中国政局,并最终结束全世界最大的共产专制政体。几代中国民运人士的梦想,今日终於实现了!”

中共垮台前民众大觉醒

4月23日、24日,全球四大洲各地纷纷与纽约同步举行集会游行,声援和庆贺百万民众退出中共。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历史重大转捩点,是中国柏林墙倒塌前中国民众大觉醒。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引发民众道德觉醒和声势浩大的退党大潮。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自觉与中共划清界线,不与之同流合污。大纪元时报开通了退党网站,至今每天有二万多人在网站上声明退党。大陆知名民主民运人士、良心作家、普通百姓公开发表退党声明,支持中国人民脱离中共,推动中国自由民主。

当年随国民党迁来台的一些抗日老兵见证过共产党的邪恶,呼吁台湾政治人物及社会各界顺应天意和良知,告别中共。

台要避免被中共统战分化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预计也将於5月5日访问大陆。对於连战及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台湾总统陈水扁强调,两岸政策最高指导原则是以“民主”与“和平”为两大支柱。“民主”是指台湾国家主权属於2,300万台湾人民,台湾前途任何改变只有2,300万台湾人民才有权决定。“和平”是强调两岸之间歧见与争端,只能透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

陈水扁表示,许多人担心部份在野党把两岸交流当成政党竞争筹码,藉此孤立、打击政府,让对岸拥有更多优势,对台湾统战、分化。

李怡∶连战给北京送大礼

香港知名政论家李怡在苹果日报撰文指出,对北京来说,连战来访是送给北京为反分裂法解禁的大礼。 原因是连宋来访,至少证明台湾在野政治势力愿意在反分裂法之後与中共达致和解和沟通。

李怡指出,自从反分裂国家法制订後,国际社会没有好评,欧盟更因此搁置了撤销对中国军售的禁令,日本在钓鱼台与东海资源争议上趋於强硬,振振有辞地表示担心中国的反分裂法会被运用到其他中国认定是它的领土而实际仍有争议的问题上。

数名台湾记者被拒入境

另据报导,连战出访大陆吸引了海内外大批记者随团采访,但“壹传媒”集团旗下《苹果日报》的两名记者和《壹周刊》的一名记者被中共当局拒绝入境。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後,“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经营的几十家佐丹奴服装连锁店曾经挂出标语,并推出印有“李鹏请你下台”的T恤出售。

台湾新闻局长姚文智呼吁,中国政府应悬崖勒马,尽速核准《苹果日报》至大陆采访,并给所有至大陆采访的媒体,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原载大纪元2005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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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会出兵保卫台湾吗? 2005-04-24
中国通过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不仅遭到美国、日本、欧洲国家的反对,更激起百万台湾人民走上街头抗议,还为此失去了眼看到手的欧盟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可谓丢了夫人又折兵,连北京的官方学者都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这可能是胡锦涛走的一步错棋。

北京的「反分裂法”再次凸显了台湾制宪正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中共是以国共内战没有结束为由,而授权对台动武;这等於再次告诉台湾人民,如果你仍然戴著那顶“中华民国”的帽子,那麽对岸的共产党就要继续“国共内战”,以消灭中华民国来统一“中国”。在中共人大开会期间中国外长李肇星对台湾《联合报》女记者的那番话,最能教育台湾的泛蓝,因为在李肇星那里,没有什麽泛蓝泛绿之分,无论是台湾正名,还是中华民国,共产党统统不承认、不接受。李肇星直截了当地说,“台湾是个地区,哪来的宪法?”它再次明明白白地展示了,无论台湾是制宪正名成为正常的国家,还是保持现状,继续“扁宋会”强调的那个最大公约数“中华民国”,北京都不接受,而且连台湾的宪法都根本不予承认。共产党要的是什麽,那就是用“一个中国”的幌子,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像香港那样成为共产党统治的一部份。中共既反对台湾的绿色,也拒绝蓝色,只想把台湾变成五星旗下的那种红色。因此连战、宋楚瑜们以为不参加“三二六”保卫台湾大游行,就能和中国缓和关系,让北京满意,根本是不了解共产党是怎麽回事,完全是“共盲”。

中国制定反分裂法,凸显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会不会干预。从这次欧盟对中国武器禁运的前後变化就可清楚看出,美国在认真准备干预。因为美国反对欧盟取消武器禁运的主要理由是,如中国获得欧盟的先进武器,就会在台海战争中用来对付美军。这种逻辑清楚地展示了,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将会军事干预,协防台湾,否则就没有中国获得欧洲武器会用来对付美军这种设想和说法。

欧盟原准备今年上半年就解除因1989年六四屠杀事件而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尤其是法德两国曾向北京公开承诺。但最後所以决定继续维持禁运,除了中国制定“反分裂法”适得其反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朝野强烈反对。因为早在北京通过“反分裂法”之前,美国国务卿莱斯、总统布什前後访问欧洲时,都坚定表示反对欧盟取消禁运。後来莱斯亚洲六国之行时,更明确指出,是美国在保卫太平洋,不是欧盟,欧盟不应帮助中共军事现代化。美国国会的态度更加强烈,明确表示如欧盟取消对中国武器禁运,国会将通过法案限制美国高级武器输出欧洲,以防落到北京手中。因此如果欧盟执意取消禁运,不仅由於美国国会立法限制向欧盟输出武器科技,影响欧盟军事能力,而且将会严重损害大西洋两岸刚刚缓解的关系。欧盟代表团以及法国女国防部长都到美国游说,最後毫无成效,主要原因是,美国人在认真考虑,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军事干预,而中国从欧洲获得先进武器,将会用来对付美国。美国人的这种设想清楚地展示了,美国对协防台湾,不是战略模糊,而是战略十分清晰,认真在准备中共侵台时和中共交手,保卫台湾。

除此之外,美国近期的外交政策和内部人事调整,也朝向有利台湾安全的方向。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目前仍在伊拉克等中东地区,但布什政府把推展自由作为政策核心,而伊拉克的选举成功,巴勒斯坦的投票,以及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也要大选,百万黎巴嫩人民上街游行要求民主,标著布什的推展自由政策发生了效果,民主之风正吹进中东。布什总统已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原来的保持中东「现状”(status quo)的政策,而是更注重向中东推展自由的价值,结束那里的毛拉和暴君统治。美国政府这种从保持“现状”向重视“自由”的政策改变,将会影响美国的台海政策,促其更朝向支持民主台湾,制约专制中国的方向变化。

布什的强势政策不仅来自理念,还来自他连任时赢得“五项全能”:全国人头票,选举人票,共和党还同时赢得参议院、众议院和多数州长位置。这种民意基础更给了布什信心,他说,美国人民给了他“资本”,他将使用。因而不仅把推展自由作为外交核心,近期还大胆重用那些坚定支持伊拉克战争,坚定支持台湾,坚定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担任政府要职。例如,被称为鹰派主将的副总统钱尼,影响力更为扩大;同为鹰派的国防部长和副部长都获留任,而惯於见风使舵、对台湾并不友好的国务卿鲍尔及其下属阿米塔吉都遭革职。最近布什总统还任命被称为伊拉克战争设计者的副国防部长沃夫维兹(Paul Wolfowitz)出任“世界银行”总裁,《华尔街日报》评论说,这是布什启动金融杠杆来向全球推展民主。另一项更令人吃惊的提名是,原负责禁止武器扩散的国务院助卿博尔顿(John Bolton)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以口无遮拦地批评北韩的专制、联合国的腐败等著称,是美国政府中强硬派中的标杆性人物。博尔顿还坚定主张台湾加入联合国,甚至公开提出美国应和台湾建交,被视为台北在美国的最主要挚友。因而当布什宣布给予吴夫维兹和博尔顿等强硬派更重要位置时,《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标题是「布什改变了世界的看法”。这些内部人事变动,也在朝向密切美台关系的方向。

布什刚当选总统之後在美国电视上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从过去四年布什政府的台海等全球战略来看,它绝不是应景之语。连中共空军总部副政委、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被称为将军理论家的刘亚洲中将都在他总结金门战役的长篇报告中警告说,如果武力攻台,“不是台湾固守台湾,而是整个西方固守台湾。”

当自由世界站在台湾背後的时刻,关键就看台湾人民自己有没有勇气和智慧选择,抵制反分裂法和一国两制,通过制宪正名,使台湾成为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

(原载台湾《壹号人物》月刊2005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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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新教宗,梵蒂冈会和中国建交吗? 2005-04-21
梵蒂冈的西斯汀教堂冒出了白烟,新教宗产生了!德国籍红衣主教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19日当选为第265任罗马天主教教宗,成为全世界11亿天主教徒的最高领袖。它再次引起人们对梵蒂冈和中国建交可能性的猜想,毕竟中国有二千万天主教徒。

但这位新教宗的背景、理念和坚定的宗教信仰,以及中国的政治局势等,都预示著,短期内梵蒂冈和中国建交的可能性很低:

首先,拉青格当选为新教宗,意味著保罗二世的理念和原则都将继续,包括对中国的宗教政策等。今年78岁的拉青格是过去275年来,第一个就任教宗时已如此高龄的。他不仅年纪大,而且被视为“保守派中的保守派”。在秘密会议投票选新教宗之前,拉青格对一百多名枢机主教的讲话中坚定表示,反对那种“不承认任何绝对价值,只把自我和私欲作为终极标准”的“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他认为“世俗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是上帝和教会的主要敌人。所以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天主教徒的主要任务就是和道德相对主义的战争。

有高龄和绝对保守这两项,拉青格却能在24小时之内、仅四轮投票中就脱颖而出,顺利成为新的教宗,显示参加投票的115名枢机主教,绝大多数像他、像保罗二世一样,都是坚定的教义原则主义者,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派或折衷派。在投票选举之前,绝对持左翼自由派观点的《纽约时报》就哀叹,选谁都是一样的,因在约翰保罗二世领导梵蒂冈的26年间,有投票选举新教宗的115名枢机主教中,112名都是保罗二世任命的,基本都是他的思想传人。

拉青格原为梵蒂冈教义部部长,也是枢机主教团团长,在宗教信仰和教义上,他和保罗二世完全一样,被视为教宗最亲密的助手,最信任的部属,《纽约时报》在今天的报道中甚至称他们是“知识份子的克隆”(intellectual clone),即思想的孪生子。《华尔街日报》则表示,如果用美国政治情形去套用的话,拉青格的当选,就像一个曝光率很高的副总统取代了总统;他的当选明显表示,梵蒂冈像继续其以往做法,拒绝改变。

因此这位被《纽约时报》称为“教会教义守门人”的德籍主教出任教宗,肯定会继承原来教宗的精神,尤其是遵守保罗二世的道德立场,延续保罗二世的做法和政策,包括对中国的宗教原则。

其次,梵蒂冈不仅是一个城市国家,更是一个完全的精神国度。她不需要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既不需要去中国投资,也不需要和中国做生意,没有市场问题,所以不存在类似其他国家那种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所以梵蒂冈不可能为经济而牺牲原则、轻易跟中国政府妥协。

第三,从中国方面来说,北京提出和梵蒂冈建交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要梵蒂冈和台湾断交,二是要求教廷不可干涉中国的宗教事务,也就是说,梵蒂冈不可以拥有直接领导中国教会的权力,不对中国天主教徒拥有最高领导权,北京方面认为,教廷要求中国宗教自由是干涉内政。

这一点教廷当然无法接受,因为如果不能对中国教会有直接的领导权和影响力的话,那麽梵蒂冈和中国建交也就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如果中国天主教接受罗马教廷领导,就不仅是教宗任命主教,同时教廷更可以就中国迫害教徒的行为进行谴责和干预。

北京一直对宗教和梵蒂冈俱有戒心。在保罗二世葬礼之际,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有天主教徒五百万人,但据《耶稣在中国》一书的统计,目前中国基督徒大约有八千多万,其中二千万是天主教徒;香港主教陈日君提出的数字是一千三百万。北京把领导这麽大一个中国天主教徒群体的权力让给梵蒂冈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这从中国政府拒绝派人参加教宗保罗二世葬礼的态度就可看出,即使在意大利发给台湾总统陈水扁签证之前,中国就没有表示会派代表团参加教宗葬礼,主要是出於其本身不想和教廷缓和关系的原因。陈水扁的出席只不过是更给了中共一个理由表示抗议、并且拒绝参加的借口。相比之下,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卡斯特罗曾经允许教宗访问古巴;而且这次不仅亲自赞扬教宗,同时宣布全国三天悼念活动。虽然他本人没有前往罗马参加葬礼,但参加了哈瓦那教会悼念教宗的弥撒。

而北京政府不派团去罗马,连官方教会都不让派代表参加,明显表示出北京不想发出任何要和梵蒂冈缓和关系的信号,拒绝做任何让步,不想放弃对官方教会的管制。这种做法同时表明,北京也不可能让中国教会接受中共和梵蒂冈的双重领导。以这种情形来看,中国和梵蒂冈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善关系。

第四,自上任教宗去世以来,在世界主要媒体大幅报导的保罗二世的经历和功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他领导波兰推翻共产专制,促使整个东欧共产国家垮台。这不可能不使中共领导人更加对教会势力产生警觉。尤其是通过这次对教宗的悼念活动,看到教会在民间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北京只能更加防范宗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大。

胡锦涛上台後,其在各方面的政策都不仅不比江泽民宽松,反而更强硬。例如对台湾问题和对法轮功的镇压。这种表现说明,他比江更没有信心。以北京近来对法轮功、基督教的严厉镇压和对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的极力阻 可以看出,中国对来自宗教方面的势力不仅相当重视,而且越来越恐惧。对於北京来说,和梵蒂冈的关系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的是别让宗教势力影响自己的统治。

虽然香港大主教陈日君曾对法新社等媒体一再表示,“教会并没有政治野心”,但是中共明显不会以他的言论做主要参考,而是研究东欧共产国家垮台原因,和教宗所起到的作用。

虽然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短期内不会有什麽变化,但这并不表明台湾完全没有失去和梵蒂冈外交关系的可能。如果一旦中国方面政策有变化,台湾和梵蒂冈的关系就不好维持。因为中国目前有天主教徒(官方和民间加起来)约二千万,而台湾只有不到30万。对於梵蒂冈来说,他们当然更重视天主教徒多的区域,更重视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形。即使中国政府同意和教廷一起对中国天主教徒进行双重领导,梵蒂冈都很有可能立刻跟中国建交;这就意味著要和台湾断交。

另外,天主教在台湾发展太缓慢。据《纽约时报》4月7日引用的统计数字,天主教徒在台湾人口中只占1.3%,总共不到30万人。而在南韩,天主徒占人口的9.1%。菲律宾天主教徒则占全部人口的82%。当年教宗保罗二世到菲律宾做弥撒,最高达到400万人参加,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天主教徒占这麽高的人口比例,是导致菲律宾推翻独裁统治、并一直追究责任的重要因素。而台湾天主教的缓慢发展,自然并不令梵蒂冈满意。

另一个可能促使中国和梵蒂冈关系改善的原因是,香港大主教陈日君比较积极推动教廷和中国建交。他是梵蒂冈在香港教区的主要发言人,去年曾向教宗汇报中国教会发展情形。新教宗产生之後,当然也会听取他对中梵关系前景的意见。虽然他一直是批评中共对宗教的迫害,并对董建华在香港的统治不满,但在中梵关系问题上,他是倾向梵蒂冈和中国建交的,因为中梵建交,有利推动中国天主教发展,并对提升他本人在中国教区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帮助;另外在台湾和中国问题上,他本人的观点是倾向中国的。他已经多次在对媒体的发言中表示,梵蒂冈可能会放弃台湾。这种说法里面明显有他个人的意愿,因为梵蒂冈发言人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这方面的表示。

自中共建政,在1951年把梵蒂冈大使赶出北京後,就没有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而梵蒂冈大使离开中国後就落脚台湾,此後一直和中华民国保持外交关系,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梵蒂冈和台湾是否断交,主要取决於中国是否和教廷建交,而这个建交的前提是,中共敢不敢同意梵蒂冈对中国二千万天主教徒具有领导权。从胡锦涛上任後的虚弱表现来看,他好像完全没有这个胆量。看来这个共产党无神论者,不仅怕中国的天主教徒,更怕上帝在中国。所以在坚贞忠於上帝的拉青格当选新教宗之後,胡锦涛会更胆怯,更可能拒教廷於千里之外。

(原载《观察》2005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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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余杰:哪些知识份子是最坏的中国人? 2005-04-21
【内容提要: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清大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曹景行、阮次山等所谓知识人,都属於最坏的中国人;还有西方的萨特,乔姆斯基等。难怪心理学家荣格说∶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就是知识份子。】

有人说∶“中国知识份子是当今中国最坏的一群人。”由於我一直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智主义”,因此对这样的说法一直抱保留的态度。然而,近年来我的诸多观察,逐渐证实了这句话至少道出了部分的真理。

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度导致“学而优则仕”。当然,这种“优”是片面的——要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需要的是对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写作模式的熟悉。这些技巧并非与文人的智力和人格的高低直接对应。而在当代中国,由於缺乏民主选举和科学的考试、评估制度,庞大的官僚群体难以吸纳优秀知识份子的加入。通常,对官职的任命都是上级下达的,因此幕後充满了跑官和卖官的黑幕,便出现了“学而劣则仕”的情况。这种情况比古代还要糟糕。

2003年,河北省前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李真被判处死刑。李真的案件引发了河北省政坛的一场地震,近百名县处级以上的官员纷纷落马。李真在临死前写出了数万言的“忏悔书”,企图保留一条小命,以罪人之身作全国巡回演讲,向其他腐败分子“示警”。李真的想法可谓“石破天惊”,其创意颇有些知识份子气息。

李真从师范学校毕业,曾经当过教师。後来,他担任了河北省省委书记的秘书,由此飞黄腾达,三十多岁就成为最年轻的厅级干部。李真外表文质彬彬,像一个读书人,在一次访谈中他对记者说“我工作以外的兴趣就是读书了,看的书很杂,最喜欢历史著作和名人传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林肯传》、《周恩来传》┅┅”李真大概也要算是一个知识份子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前程无量的官员,在短短的任期内却贪污了一千多万元的钜款。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著∶如果本人没有强大的价值皈依、外部又没有严格的监察机制,那些企图运用权力来改造社会的知识份子,最後往往被权力所改造。

近年来曝光的级别较高的贪官中,不少出身于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可见,知识和学问改变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准,从来就没有成为阻止官员们迅速走向腐败的“障碍”。在缺乏透明度的官场,从政即意味著放弃知识份子的基本品格,从政即意味著“与狼共舞”和“同流合污”。

在当代中国,“泛政治化”依然是一个显著的特色。不管你喜不喜欢,政治辐射著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作为两个“专门学科”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整体性堕落,即是“政治吞噬学术”的典型个案。由於这两个学科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紧密,其中的许多学者都已经堕落成为鲁迅所说的权势阶层的“帮凶”、“帮忙”和“帮闲”。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当然也有少数我所敬重的学者,比如何清涟、吴敬琏、茅於轼等人。但是,对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我都不敢恭维。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包括“京城四少”和他们的老师们),打著“自由主义”的旗号,却干著破坏“自由主义”的本质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警惕所谓的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包括某些欧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弟子”——他们把老师的“经”唱歪了)。每当官方出台一个新的经济政策的时候,他们不是考虑这一政策是否符合多数民众的利益、也不考虑它是否真的适合中国的现实,他们只是考虑如何遵从领导的意志,用学术语言来对其进行阐释,赋予其华美的学术包装。比如,他们拼命替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辩护,认为腐败是社会进步的“润滑剂”;再比如,明明中国的股票证券市场危机四伏,他们却口口声声地说形势大好,欺骗老百姓将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储蓄投入到股票证券市场中去。

中国的经济学出现了一种“环中南海现象”(任不寐语)——某些经济学家的学术活动和公共活动,其目的都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接近和进入权力的中心。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种种的努力,果然成为了高级官员的幕僚和顾问。有了权力的支持,他们很快就在政协、人大等荣誉机构和各类学术机构中享有了尊崇的位置,并在诸多大型企业和公司中担任“战略策划”之类的职务,他们为自己以有某种“通天”的线索和某种“敛财”的本事而得意洋洋。这些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从京城到地方的时候,一般都是当地党政要员陪同,警车开道、威风八面。我就遇到过他们“出巡”的车队。他们一场报告会开价数十万之巨,听众多是政府官员和富豪老板,因为他们“不经意”之间透露的某些股市内幕足以成为庄家操纵股市的线索。二零零二年,学者吴敬琏因为勇敢地站出来揭露股市的黑幕,而遭到了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的攻击。在我看来,这场争论并非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对照。

比经济学更加恬不知耻的是国际关系学。某些所谓的国际关系学家们,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也没有人类共同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後,不少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包括某些号称新闻传媒方面的专家)在各种媒体上粉墨登场,他们打著“爱国主义”的旗号和战略家的招牌,发表了许多幸灾乐祸的言语和事後诸葛亮般的论断。这些人当中既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也有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曹景行、阮次山,他们滔滔不绝地分析恐怖分子产生的根源,并论竭力证其恐怖行为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使用暴力是弱者对抗强者的天赋的权利”;他们口若悬河地讨论国家力量的消长,却对那些在恐怖事件中被残害的普通民众的生命熟视无睹(死难者中显然还有他们的同胞——我想反问的是∶一个不同情自己同胞的悲剧的人,怎麽可能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呢?)。

这些专家学者的言谈中,不断使用著最时髦的学术用语,而他们的论文中也经常地夹杂著最复杂的英文单词。这些不过是外在的包装罢了,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向权力者暗送秋波。他们假装说自己最牵挂国家利益,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们对制造或者购买航空母舰这样的话题津津乐道)。但是,在他们的言语和文章中,何尝涉及贫困地区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

我想追问的是∶这些国际关系学家们真的不知道“人权高於主权”这一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吗?他们真的不知道国家的利益只有与公民的利益契合的时候才是正义的?他们真的不知道一个国家长远的强盛只有依赖于内在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他们在为暴力和恐怖主义叫好的同时,也就跨越了作为“人”的底线伦理。

我想,这些聪明人是在假装糊涂。说到底,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表面上看,“国际关系”似乎是最“现代”的一门学科,但他们的骨子里却还是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的那套纵横术、阴谋术和厚黑学——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是他们内心的观点,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表达,是因为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他们是知识份子中的“败类”。由於戴著学术的面具、拥有话语的霸权,频频在电视和报纸上露面,他们对大众有著相当的蛊惑力。因此,其危害远远大过某一个贪官污吏。

很多依附于权力的知识份子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赞美者,他们向那些“有力量”的领袖献上顶礼膜拜。美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知识份子》一书中认为,对暴力的态度是判断一个知识份子人格的重要尺规。像萨特这样声称反对暴力的哲学家,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陪同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像罗曼.罗兰这样满口正义、博爱等“大词”的作家,斯大林政权在集中营中大规模杀人的时候,居然一句话也不讲;像乔姆斯基这样声称自己关心弱者的大学教授,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屠杀数百万民众时,居然说那是美国情报局在造谣。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何等的不一致!中国的那些所谓“国际关系专家”们,不也都是如此吗?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一方面在学生中灌输非理性的反美思想、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把美国媒体应用自己的言论作为自己是“国际级学者”的证据。自卑与自傲怪异地集中於一身,堪称“投机主义”、“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难怪心理学家荣格说∶“在我的经验里面,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就是知识份子了。”

沿著相同的思路,台湾学者卜大中对岛内的知识份子也有尖锐的批评,他说∶“有些所谓的知识份子,批评台湾时都是自由主义者,站在法治经济人权各方面,批评台湾不遗馀力。但是一面对中国大陆的某某行为,例如某某门事件时,就摇身成了民族主义者,说这是应该的。这是非常严重的自我背叛,令人十分不齿。”这一点在李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近期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表演,已然丧失了人的正常的判断能力,他居然为毛时代的大饥荒辩护,为文化大革命叫好,流氓本色暴露无遗。李敖一直没有能够克服自身强烈的权力欲望,在民主化到来之後,他却离民主越来越远。

那麽,知识份子应该与权力保持一种什麽样的关系呢?在我看来,作为知识份子,必须时刻对权力持怀疑、警惕和批判的态度。如许倬云先生所说∶“知识份子应该可以排除许多偏见。用理性分析,他会发现现多被人推崇为权威的信仰,只是一些无知的呓语;甚至许多一向被认为神圣的制度,也只是一堆人为的造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类似於“政府”、“国家”这样的“利维坦”的“不信任”,其实才是真正的信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知识份子受到乌托邦思想的诱惑成为暴政工具的悲剧。在纳粹时代的德国,连一些知名物理学家也全身心地去证明“只有德国的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物理学”这样的伪命题。在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民众的爱国热情面前,在接受资讯的管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孤立的知识份子要作出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相当的艰难。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携有蜕化为专制暴政的趋势,它本身就是罪恶。显然,当一个国家里,政府不仅对军事力量拥有权威,而且对教育与资讯管道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存在拥有权威时,这种蜕化就更加严重。”知识份子是教育和资讯传播的管道,知识份子的所作所为对於天平向哪一个方面倾斜具有关键的作用。

今天,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知识精英”已经投靠完全权力阶层,他们竭尽所能巩固著这一阶层的特权、地位和财富,他们也加剧了社会资源和资讯分配的“不对称”情况(而资讯的不对称乃是专制和腐败滋生的温床)。他们参与了对底层民众的精神 辱和经济剥夺,在他们眼里现在又是一个“天平盛世”。对於这些选择与权力者(没有得到多数公民授权的权力者)“共舞”的知识份子,我想对他们说的,也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的一句话∶“你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你自己以为卖得了一个好价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用什麽把你的灵魂赎回来?”

(原题“知识份子是最坏的一群中国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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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24小时,世界有了新教宗! 2005-04-19
梵蒂冈的西斯汀教堂冒出了白烟,标著新的教宗产生了!距离第一次投票选举,前後才24个小时。《纽约时报》说,在过去102年间,只有两次的教宗选举超过了两天,但显然这是速度最快的之一。连梵蒂岗的电台评论员都惊呼∶“非常令人惊讶才24小时就选出了新教宗。”

德国籍主教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当选为第265任罗马天主教教宗,成为全世界11亿天主教徒的最高领袖。

拉青格是过去近一千年来第一位德国教宗,德国总理施罗德说,“这对德国来说是最大的荣誉”。拉青格原为梵蒂冈教义部部长,也是枢机主教团团长,等於是主管梵蒂冈的教义和理论定向。约翰.保罗二世一向被评价为坚守原则、在天主教基本教义上绝不妥协让步的教宗,作为保罗二世最亲密的助手,拉青格是教宗最信任的部属,《纽约时报》称他们是“知识份子的克隆”(intellectual clone),思想的孪生子。因而拉青格当选教宗,将意味著保罗二世的坚定护教之道将得到继续。而早在拉青格当选之前,他就明确强调,反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反对女性出任神父,反对神父结婚。

今年78岁的拉青格是过去265年来,第一个就任教宗时已如此高龄的。他不仅年纪大,而且被各界视为是最保守派的领导人,而且他在秘密会议投票开始之前,不仅坚持捍卫正统天主教教义,还警告参加投票的其他114位枢机主教,绝对不要迎合当代不信上帝的趋势。

有高龄和绝对保守这两项,拉青格却能在24小时之内、仅四轮投票中就脱颖而出,顺利成为新的教宗,显示参加投票的115名枢机主教,绝大多数像他、像保罗二世一样,都是坚定的教义原则主义者,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派或折衷派。在投票选举之前,《纽约时报》就哀叹,选谁都是一样的,因在约翰保罗二世领导梵蒂冈的26年间,有投票选举新教宗的115名枢机主教,其中112名都是保罗二世任命的,基本都是他的思想传人。

拉青格1927年4月16日生於德国巴伐利亚,上周六渡过78岁生日。他曾是知名的神学教授,後出任慕尼克总主教,从1981年担任教廷教义部部长(教义部前身是宗教裁判所)。他以坚守基本教义,惩戒拉丁美洲主张“解放神学”的神学家,公开谴责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等知名。《纽约时报》说,拉青格在担任“教义部长”的24年期间,是“教会教义的看门人”(church's doctrinal watchdog)。

就像对保罗二世等教宗一样,今後在正式场合,人们不是叫他的本名拉青格,而是他自己选择的封号“本尼迪克16世”(Benedict XVI,港台译为“本笃16世”)。当本尼迪克16世站在梵蒂冈的阳台上,向成千上万的信徒挥手,万众欢呼声回荡整个世界之际,这个星球17天没有教宗的历史结束了。

(2005年4月19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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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数字看中国和日本的不同 2005-04-19
日本以其仅中国1/25的国土,1/10的人口,创造出今天3万美元的人均
产值,这是中国900美元的33倍(2002年)。按WB於1995年的新计算法,中
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位,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

而每1美元产值的能耗,中国为日本的12倍。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
总量不到4%,而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

日本文盲率为0;中国为10%,1.3亿,超过日本人口总和。日本1905
年适龄儿童小学就学率就达96%;而中国1997年则仅为65%。日本的教育经
费近10年一直保持在国家总预算的约8-9%,而中国则徘徊於2%。中国的教
育经费,只相当於日本的1925年,这在当今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 149
,落後於许多非洲穷国。

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7%(世界平均为22%),且已禁止作商业性采
伐,木材全靠进口;中国森林覆盖率为12%,且仍大肆采伐供出口,如日本
的一次性筷子全来自中国。在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4个,
日本为0。

约两百年前即1800年,中国GDP是世界第一,占当时全球总量的33%,1900
年降为6.2%,1955年降为4.7%,1997年降为3.5%。在1913年,中国经济总
量是日本的3倍,而到1995年日本则为中国的8.5倍。

2004年全球贪污/清廉指数,在146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71位,日本
则为第21。这里还不包括中国每年天文数字般的决策失误和公款吃喝的浪
费数据。

另外,日本是亚洲媒体自由度最高的国家,而中国则在193个国家中排
名第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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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美国人看中国反日事件 2005-04-19
对於中国发生的反日事件,美国媒体相当重视,《华尔街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华盛顿邮报》等则刊出多篇评论,指出中国的反日示威背後可能有中共当局支持,以煽动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中国政府对历史记忆从来都是选择性的,在重大问题上则完全窜改历史。

4月18日《华盛顿邮报》刊出该报专栏作家弗瑞德.希亚特(Fred Hiatt)的专栏文章,该文说,中国明确反对日本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总理温家宝认为日本没有诚实面对历史,中国外长说,主要问题在於日本政府对历史的处理方式。

如果以能不能面对历史真相作为大国地位的标准,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日本如果接受这个标准,有礼貌地提出建议,中国想要保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那麽中国是不是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标准呢?即中国能不能诚实地面对历史?

中国的反日事件,是由於一本被视为淡化二战时日军罪行的日本教科书引发的。那麽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大环境下来看看∶日本有很多教科书得到文部省的批准,但没有任何学校被迫使用任何特别的一本教科书。日本的报纸、杂志和大学公开而且不断的在辩论,战争中有无罪恶以及历史要如何写才恰当等问题。有些日本人因为政治人物不去靖国神社而示威抗议;也有些日本人因为政治人物去靖国神社而抗议。

和日本的情况比较,中国的情况是,历史只有一种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在同一特定时间只接受一种版本;历史会改变,但只有共产党决定要改时才能改。

例如,根据《纽约时报》去年底的报道,很多教科书没有提到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中,有任何人死亡。有一本1989年版本的教科书只提到,“中央委员会及时采取行动,恢复了平静”。任何挑战这种官方虚构版本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殴打、软禁或拘禁。

如果说部份日本教科书淡化了南京大屠杀有30万名受害者,那麽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在1958至1962年间制造的饥荒,饿死3000万中国人又如何呢?中国的教科书没有提到,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如何教育青少年关於对外战争的历史,与是否有作为安理会理事国的资格比较不相关,这种说法值得怀疑。

《纽约时报》就中国教科书的报道也指出,中国的孩子不会学到中国1950年侵略西藏或1979年侵略越南的历史;中国的孩子学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是被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打败的。珍珠港事件、硫磺岛和中途岛战役,课本都没有提到。 “诚实面对历史”对任何国家都不是容易的事。

美国人如何面对内战期间的南部邦联,都还无法达成共识;俄罗斯到现在还无法承认苏联时代对波罗的海几个共和国的掠夺。

在允许公开辩论的国家,对历史的诠释可以经常受到挑战、修改,或许因而可以更接近真相。但在使用历史作为维持政权工具的独裁国家,完全没有这样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过去觉得在历史教科书中贬抑俄罗斯是有用的;最近为了想要领导亚洲,中国发现将日本描述为恶棍是更方便的作法。明年可能就会轮到美国。其中的理由可能有点复杂,但这些理由跟诚实面对历史都没有多大关系。

(原载Washington Post, 2005年4月18日,原题「中国的选择性记忆」China's Selective Mem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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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理性救不了欧洲 信仰才是出路 2005-04-19
在众人都谈论欧洲人丁稀少的问题之际,梵蒂冈红衣主教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斗胆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出路之一∶使欧洲穆斯林皈依基督教。贪图安逸与享受使欧洲人不愿耗费精力养育後代,但这并不会阻止欧洲人口补充新鲜血液,而且此举在欧洲历史上已有先例。

8世纪的欧洲也曾地广人稀。到了7世纪罗马帝国人口减半,大片土地荒无人烟,大量穆斯林迅速涌入基督教先前支配的地中海地区、北非和西班牙。然而,通过成功地转化一批批外来异教徒(伦巴第族人、马扎尔人、维京人、凯尔特人、撒克逊人和斯拉夫人等),欧洲再度复兴了基督教并使伊斯兰教处於从属地位。

现在罗马教皇保罗二世(John Paul II)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天主教徒可以大声谈论欧洲伊斯兰化的危险。保罗二世的传记作者威格尔(George Weigel)想像出未来可怕的情景∶“伊斯兰教宣礼员召唤信徒去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中央长廊祈祷,与此同时塞纳河畔的圣索菲亚教堂(一座伟大的基督教教堂)已经变成伊斯兰的博物馆。”

保罗二世在主持梵蒂冈期间发出了一些错误信号,导致人们误判了穆斯林移民对欧洲的影响。保罗二世曾多次不顾天主教传统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拜访清真寺、当著媒体的面亲吻《古兰经》并50多次会晤穆斯林代表。晚年的他视穆斯林为天主教反世俗主义的未来盟友,并相信伊斯兰教的虔诚传统有助於防止现代人类沦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此外,他赞赏《古兰经》承认圣母玛利亚并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上强调这一点。在近代史上,还没有一位教皇像他那样重视天主教流传甚广的民间宗教,他对圣人的推崇远远超过任何前任,将罗马教皇的权威拱手让给法蒂玛圣母的信徒。

梵蒂冈对激进伊斯兰的谨慎态度不仅出於同情也出於恐惧。正如若望.纽豪(Richard John Neuhaus)神父所指出的∶“梵蒂冈报纸L'Osservatore Romano经常报道全世界的恐怖活动,但总是极力避免提到它们与激进伊斯兰之间的关系。这麽做有几方面原因∶圣座不愿意给世人留下我们卷入宗教战争的印象;作为世界基督教主要的机制性代表,它负有与伊斯兰教展开未来对话的独特使命;它非常清楚基督教徒在穆斯林国家的脆弱地位。”

在这一点上,保罗二世与碧岳十二世(Pius XII)处於同样的可悲地位,後者在位时不敢公开谴责纳粹占领者对波兰神职人员和犹太人的屠杀,担心谴责会激怒纳粹,从而导致更多无辜者丧命。鉴於碧岳十二世当时所处的可怕境地,我们现在批评他难免有事後诸葛亮之嫌,但我们还是要问∶要到何时我们才会说圣彼得教堂面临关门的危险。

伊斯兰教用铜墙铁壁捍卫其传统社会,并通过圣战支配周边国家来扩大传统社会的疆域。基督教传教士在穆斯林国家处处受到排挤,但欧洲的穆斯林也没有生活在他们试图在新家园重建的传统社会。只要他们依然是欧洲的外来人口,他们就会不断受到皈依基督教的劝诱——除非那里的基督教机构无意如此。

关於天主教会对伊斯兰教所持立场的最後一次公开讨论发生在1999年10月的罗马主教大会上。比利时枢机主教丹尼尔斯(Godfried Danneels )的话代表了主流观点。他说∶“穆斯林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如上帝的卓越性、祈祷和禁食及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丹尼尔斯是继任保罗的主要人选之一。持异议者如贝藏松(Alain Besancon)教授在圣座上孤掌难鸣,他依然撰写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章-他的观点主要是通过2004年在新保守派月刊《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为英语读者所知。

保罗二世对伊斯兰教的接纳是如此毫无保留,以至於我们很少听到从教会发出的反对之声。过去十年以来,从天主教教会内发出的最响亮的反伊斯兰之声来自大教主Lefevre的一位支持者。他就是德国学者、《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的作者之一拉达兹(Hans-Peter Raddatz)。和贝藏松一样,拉达兹代表著13世纪阿奎纳(St Thomas Aquinas)神父阐明的观点∶穆斯林的安拉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完全不同的实体。

拉达兹的著作没有英语版-他的论点与流行的世俗主义作家瓦拉克(Ibn Warraq)的大同小异。书中对与伊斯兰教相关的教会政治作了详尽的阐述。拉达兹在书中对1978年上任的教皇沃依提拉(Wojtyla)和自1981 年後主持信仰圣会的枢机主教拉辛格都提出了批评。

作为已故教皇的顾问,拉辛格对梵蒂冈过去的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过去半年以来的论点已经改变。他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并在上周公布的一个名为《剧变时代的价值观》(Values in Times of Upheaval )的小册子中呼吁欧洲重拾其核心的基督教价值观。他谴责欧洲“不可理喻的自我仇视”,并补充说,如果欧洲不想走向覆亡,它“必须有意识地寻求重新发现自己的灵魂”。他写道∶“没有共同常数,没有自己的文化作为出发点,多元文化就没有生存的土壤。”

拉辛格对拟议中的欧洲宪法将基督教排除在外感到痛心。和美国不同,世俗的欧洲坚持道德规范完全世俗化,而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两党都同意《启示录》是其道德之源。在这一点上,笔者与拉辛尔的看法一致,并推荐读者上《亚洲时报线上》论坛参与“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康得的道德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的热烈讨论。康得试图从理性中演绎出伦理道德。他的过於简单化的方法就是去问∶“如果人人都如此会怎样?”你不该去做如果其他人去做的话你会反对的事情。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的漏洞。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一个抑郁症患者完全可能想要人人都自杀,这样他也能理直气壮地选择轻生。这种态度正是今天青睐康得哲学的欧洲人的思想写照。

教会将如何劝诱穆斯林皈依基督教完全是另一码事,但鉴於伊斯兰教对变节者实施死刑,这也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显然拉辛格对此思考良久,他200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伊斯兰教没有官方的教权(magisterium)”。但天主教世界可以依赖贝藏松、拉达兹和克里斯托夫.卢森堡(笔名)等学者的服务——後者证明那些伊斯兰烈士被许诺将得到的黑眼睛处女只是一些葡萄乾而已。要是笔者没预言错的话,如果天主教会将其越来越少但仍令人敬畏的智力机构用於批判《古兰经》之类的事,天堂将会崩溃。

多年前笔者曾指出,与基督教和犹太教教义(人们听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声音)不同的是,《古兰经》的每一个字句都是大天使加百利(Gabriel)口述给先知穆罕默德的。李斯特(Toby Lester)在1999年1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写道∶

圣巴巴拉加州大学研究伊斯兰教的教授韩弗理(R Stephen Humphreys)指出∶“将《古兰经》历史化可能使穆斯林社会的整个历史体验失去意义。《古兰经》是穆斯林社会的宪章,是伊斯兰教存在的标。伊斯兰历史一直是一部努力推行和制定《古兰经》在人类社会的戒律的历史。如果《古兰经》是一份历史性档,那麽整个伊斯兰社会14世纪的斗争都毫无意义。”

对《古兰经》的批评已经从各大媒体销声匿迹,近几个月来再也没有署名卢森堡教授的文章刊注销来。这暗示整个西方-从沈迷于推广民主的美国布希政府到梵蒂冈教会领导阶层-都不想再拿《古兰经》做文章。或者这可能意味著它被当作预备用的杀手剑。

(原载Asia Times Online, Hong Kong Apr18,2005,作者Spengler,原题 The crescent and the concl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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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骚扰,中国强暴 2005-04-16
对中国几个城市爆发反日示威,美国舆论相当关注,各大报不仅重点报导,而且仅《华尔街日报》就发表过两篇社论,两篇评论,基本调子都是同情日本,谴责中国。

美国媒体普遍指出,中国民众的这种反日活动,背後可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异议人士也指出,根据中共一向对民间团体排斥压制的政策,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这样几万人的政治游行,多达二千万人的签名抗议日本活动,完全没有操作的可能。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评论员西尔维亚(Sylvia Yu)在中国目击了反日示威,她在该公司网页发表文章证实说,中国当局向示威者提供了车辆,警察还协助示威者。

中国这次反日示威主要是抗议日本教科书窜改历史。《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了“日本粉饰,中国歪曲”的社论,指出日本确实粉饰二战历史,没有诚实认错,但同时更批评中国则完全窜改历史。在韩战,反右,大跃进,文革,天安门屠杀,林彪事件,甚至对胡耀邦、赵紫阳的评价上,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诚实过。香港作家李怡甚至提出,日本粉饰历史,哪国都可抗议,惟独中国没资格,因为中共是以歪曲历史来确立其合法性的政权,根本没资格要求别的国家尊重历史。

中日对二战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歧是南京大屠杀和二战中国丧生人数。按中方的数字,前者是三十万,後者是二千万。但在中共统治下,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它是二战中国丧生人数的四倍;而且是在没有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完全由於共产党的暴政造成的。如果说日本的行为是“性骚扰”,那麽中共的行为则是“强暴”。而更重要的不同是,二战早已结束,日本已成为民主国家,屠杀早都不再进行;而中共现在仍在杀人,据《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倪青青四月八日报导引述的数字,全球去年处决3797人,其中3400人是中国人,占全球的90%。而其关押、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更难以计数。这样一个残暴的政权,还有什麽道德资格批评日本?

《华尔街日报》在其第二篇社论“中国的自相矛盾”指出,在中国发生反日事件时,温家宝正在印度访问,谋求以经济合作发展政治关系。去年中印贸易额是136亿美元,今後五年准备增至30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说,中日贸易额去年已达1700亿美元,是中印贸易额的10倍,但仍发生反日事件;而中印有领土纷争并发生过战争,温家宝在这个时候说通过经济改善政治,缺乏可信性,而且贸易额并不能解决历史问题。

美国舆论所以同情日本,批评中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人不能接受动不动就包围、攻击别国使领馆的野蛮行为。中国早就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之说。文革时中国红卫兵烧毁英国驻京使馆,霍梅尼煽动伊斯兰信徒袭击美国驻伊朗使馆,劫持外交官,都是臭名昭著的外交事件,只能证明那里的人连基本的人类规矩都不遵守,他们根本不把自己当作文明人的一部份。在美国,即使发生了911事件,三千人遇难,也没发生一起美国人包围、袭击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外国使馆的事件,连大规模的抗议示威都没有。因为美国人信奉文明、法治的原则,他们的抗议活动,几乎都是抗议自己的政府,表达不同的政见。

中国是个要脸面的国家,但面对这麽涂黑中国形象的行为,中国政府却耸恿和支持,它说明最能丢中国人脸的就是那个不要脸的政府。中国这次发生的反日事件,和当年大清王朝晚期支持的义和团运动没有两样;清王朝想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它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中共今天效仿清王朝的做法,结局恐怕不会有什麽两样。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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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胡平∶中国政府没资格反对日本入常 2005-04-16
近来,中国兴起一股反日风潮。首先是超过两千万人的网路签名,然
後又是几个大城市的群众抗议示威,其声势之大,为八九以来所仅见。

官方一再强调,这场示威活动是民间的,是自发的,和官方毫无关系
。这自然是弥天大谎,欲盖弥彰,不值一驳。不过也有人说,这次反日风
潮虽然是官方操控,但是也确实体现了民意,因为在中国民间确实有不少
人抱有强烈的反日情绪。对於这种说法,我以为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之事发生在六十多年前,当今中国,百
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众对此并无切身经历。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生
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只有遭受共产党专制剥夺压迫的切身经历。中
共执政的五十多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无论在深度上、广度上、还是
在烈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某些人对贴近的历史不感兴趣,对遥远的
历史念念不忘,对切肤之痛的事情缺少愤慨,对那些缺少切肤之痛的事情
反倒充满激情。这样的激情和记忆难道是正常的吗?

其次,关於教科书问题。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并非由官方统一口径
,规定一套唯一的版本;而是由民间编写,官方审定。这次报批的中学近
代史教科书有八个版本,大多数是左翼编写,引起中国方面抗议的只是一
个由右翼编写的版本,而采用这本右翼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的学校在全日本
还不到1%。这就是说,所谓教科书问题并不像很多中国人想像得那麽严重
。说到篡改历史,说到拒绝认错,当今世界,谁比得上中共呢?

第三,日本有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人们当然可
以见仁见智。不过有一点总是明显的∶毕竟,今天的日本是个稳定的民主
国家,在尊重人权方面有著良好的记录。倘若我们根据联合国的原则与章
程来衡量,日本政府无论如何要比中国政府好多了。别的国家可以反对日
本入常,中国政府却没有资格反对。身为中国人,如果你对靠暴力强加於
我们头上的中共政权占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从不觉得有什麽
问题,却对日本入常拼命反对,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也许,很多参加反日风潮的人对上面的道理都是心中有数的。他们的
所做所为正象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说的那样∶“我们绝对知道在什麽时
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也绝对知道什麽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
分的问题保持沈默、三缄其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柿子
专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遏、仗义执言实际
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麽时候说什麽话可以上达
天庭得到首肯,什麽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
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这种激情表演有多大自
发性,天知道!

当然,还有一种人,由於党的多年“教育”,不仅是思想观点,就连
情绪感情也已经变得和党中央永远保持一致。党不让他们生气的时候他们
就果然心平气和;党让他们生气的时候他们就果然义愤填膺。造成这种结
果的原因也并不复杂。人的感情的萌生是自发的,自然的,但是它的发展
和表达却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那麽自发不那麽自然。在中国
古典小说里常常写到,某杀人屠夫恶名昭著,半夜里小孩子哭闹,大人一
说某某某来了,小孩子就吓得不敢哭了。问题是,当你压下一种情感时,
那种情感并不一定会深化,会增长,有时它倒会淡化,会萎缩,甚至可能
会消失。反过来,如果你知道一种情感的表达是被许可的,甚至是受到鼓
励的,你的情感就会越来越强烈,你就会产生强烈的表达愿望,而且往往
还会越表达越来劲,越发的“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些对日本政府的过错
忍无可忍,但对中国政府更严重的过错却能无动於衷,淡然处之的人们,
他们的感情或许是真诚的(?),但这种真诚的感情决不是真正自发的和
自然的,而只能是被强权长期威逼利诱的可悲变态。

最後,参加反日风潮的还有一种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淤积了太多的
愤懑,平时苦於没有发 的渠道,於是就加入到抗议队伍之中一泄心头之
恨。这倒是真正的民意。问题是我们要正确地读出它隐藏的意义。

(原载《北京之春》2005年4月号,原题「谈谈反日风潮的“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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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曹长青圣地牙哥谈反分裂法与国际局势 2005-04-14
【大纪元4月15日讯】 (大纪元记者李健圣地牙哥报导)4月8日晚上,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应邀在圣地牙哥台湾中心发表精彩演说,分析中共“反分裂法”出台的真实目的及其影响。

曹长青说,中共政权在此刻出台“反分裂法”,有五个主要目的。第一,胡锦涛需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以“反分裂法”向江泽民输诚。第二,是为了赢得军队的支持。中国大陆现在一切向钱看,军人地位很低。“反分裂法”做出模糊的战争许诺,以空头支票收买军队的人心。第三,是为了转移中国的社会矛盾。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仅2003年一年,中国大陆就发生了50,000起暴动、示威。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少数暴富人口生活穷奢极侈。中共当局为了转移人们视线绞尽脑汁,除了“反分裂法”以外,又掀起“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第四,是为了对所谓“爱国华侨”有个交代。第五,以“团结台湾人民,针对一小撮”的惯用说辞,试图达到分化台湾内部的目的。

曹先生分析说,在一定程度上胡锦涛和中共当局达到了目的。胡锦涛顺利的获得了最高权力,并基本获得了军方的支持;转移了一部份国内矛盾,并对所谓“爱国华侨”有所交代。但是,“反分裂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归根结底是一个失败的举措。

第一,反分裂法的出台是台湾人民空前团结,90%以上的台湾人坚决反对“反分裂法”,包括大部份浅蓝和深蓝人士,并且弥补了泛绿内部的分歧。第二,使日本和美国更加联手,日本民意更支持政府,中日关系滑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形成了台湾、日本和美国三支军事力量共同抗衡中国大陆的局势。第三,德国和法国本来打算今年7月1日以前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因为反分裂法的出台,美国坚决反对解除武器禁运,因此解禁被推迟到至少明年。第四,“反分裂法”使中美关系趋冷。美国国务卿访问亚洲五国,把中国放在了最後一站。美众议院高票通过反对“反分裂法”的提案。

曹长青说,“反分裂法”是中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专制国家侵略并不需要授权。中共是否会动武,并不取决於是否通过了一项法律,而是取决於是否有动武的实力。实际上,中共一直有武力攻台的意愿,但只要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强国,中共就会一直没有机会攻打台湾。而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地位,是不会在短期内改变的。

曹长青接著从军事、经济、制度和文化方面分析了美国所以富强的原因。他强调,美国的富强,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化和人心的作用。在美国,91%的相信上帝的存在,84%的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而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最道德沦丧的国家。

曹先生的演讲,剥茧抽丝、鞭辟入里,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道来,时而风趣幽默。演讲不时被观众的笑声和掌声打断。

曹先生最後说,台湾的前途取决於领导人是否有远见和人民是否有勇气。如果每个人都站在真实一边,用“真实的小针”去戳共产主义的虚幻的大气球,共产党的垮台就指日可待了。

有观众提问说,法轮功发展很快,最近又出现了一股退党的潮流,这是否可以成为一股潜在的力量。曹先生说,法轮功是海外民运中最有力量的一支,他们比较相信信仰和道德的力量,并且能够打入所在国的语言世界。所以,如果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就请支持法轮功。曹先生说,目前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动力在於法轮功、地下基督教会、异议人士和平民百姓。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并勇於承担责任,前途是非常乐观的。

本次演讲会是圣地牙哥台湾中心、台湾商会和台湾同乡会共同主办的。商会会长周信结博士主持了演讲会。同乡会前会长陈荣昌教授在给曹长青颁发褒奖状时,高度评价了曹先生的成就和对台湾人民的深情厚意。

(原载「大纪元」2005年4月14日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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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的改革要保住姚明的腿 2005-04-14
去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导致美国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在布什赢得选举人票、全国人头票,同时共和党又赢得参众两院和多数州长之後,这位连任总统誓言,人民给了他“资本”,他将用来进行改革:在对外政策上,美国更明确把推展自由作为外交战略,从伊拉克刮起的选举旋风,正吹进周边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叙利亚的人民,都开始要求民主,曾被毛拉和暴君统治下如同一潭死水的中东,正出现勃勃生机。

无声的变化则发生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布什提出两项新政,一是改革养老金制度;二是大幅减税。被称为“社会安全基金”的美国老人退休金,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职工薪水被政府扣留一定比例,退休後再作为福利金逐月退给本人。由於退休者寿命延长(美国平均寿命已达77岁)等因素,老人领取的退休金额超过原来的预交数,因而导致退休者实际上也在“领取”正工作者预交的退休金,即年轻人养老人。三十年代该制度刚建时,40人养一个退休者,五十年代降到8.6人养一人,现在则只有3.3养一个了。按这个速度,三年後两人养一人,再有20年,养老金入不敷出,该制度将破产。

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所以制定这样的政策,和他的大政府左派理念有直接关系,因为这样可以增加政府控制个人财产与福利的功能。罗斯福当时的所谓“新政”,主要是扩大政府权力,限制市场和个人财产。罗斯福曾尝试像共产国家那样把钢铁厂等收归国有,由於最高法院裁决“违宪”才没实现。另一个原因是,三十年代热衷均贫富的共产党在苏联得势,强调社会主义的希特勒在德国崛起,罗斯福担心贫富差别扩大可能导致共产势力在美国兴起,因此用退休金制度来保证老人生活,降低共产宣传的作用。

布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把养老金的一部份提前还给个人,但不是给个人随便花费,而是让个人把它投资股市,以钱滚钱。有人提出,为何不由政府来统一投资?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布什的经济理念不是大政府,而是个人权利,要把美国建成一个“个人所有权的社会”(Ownership Society),使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而不是依赖政府和他人。它的实质是对三十年代罗斯福左翼政策的一个矫正,从国家权力,转向个人权利,从强调政府功能,转向重视社会。

布什提出的大幅减税政策,更是如此。美国的税收制度相当繁琐,按不同收入而设有五个等级的税率,最高个人税率是36.9%,即富人要把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缴税,政府把这种强制收缴的税,再分配给穷人作为福利以及政府开销。布什准备简化税率并大幅减税,实质是要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使个人对自己的收入有更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而不是由政府高税收後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

高税收、高福利,和大幅减税,控制福利,是西方左右派的主要经济理念分歧。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比较可明显看出,美国实行大幅减税、充分市场竞争的政策,是其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西欧主要国家(除英国外)普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结果经济普遍滞缓。美国的失业率现在是5.2%,而法国是9.7%,德国是9.9%,欧盟25国平均失业率是8.9%。美国去年经济增长3.5%,而法德两国都不到2%。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今世界致力减税和单一税率(flat tax)的,反而是那些结束了共产专制的东欧国家。据《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芬德(John Fund)最近文章中的数据,1994年,立陶宛三小国中的爱沙尼亚首先从香港的单一税率获得灵感,废除了该国过去45年一直使用的多级税率,随後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两国跟进,结果立陶宛三国的经济都呈强劲增长趋势。

立陶宛三国的单一税率引起俄国总统的经济顾问伊拉林诺夫的注意,在他建议下,普京总统决定俄国实行13%的单一税率,结果俄国的税收迄今增加了150%,去年经济增长率达7.3%。伦敦“亚当史密研究所”(ASI)的报告说,“俄国的经济增长和单一低税率有直接关系,因为税率那麽低,人们就不那麽逃税,而倾向增加投资、工作和储蓄。”

在立陶宛和俄国之後,塞尔维亚也实行了14%的单一税率,随後乌克兰跟进,像俄国那样实行13%的单一税率,然後邻国乔治亚也跟进效仿。锐意改革的罗马尼亚新总理去年底上任後两周,就决定从今年元旦始,该国实行16%的单一税率。

去年初,斯洛伐克也废除了过去多达一百多种打税类的等级税率,而采取17%的单一税率,结果该国失业率下降,去年经济增长率达4.9%,“世界银行”把斯洛伐克评为去年世界经济改革榜之首。这股“单一税率”之风也吹到中国,西方名著《单一税率》(The Flat Tax)最近在中国也有了译本,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写了译序。

为什麽这些实行单一税率的都是前共产国家?因为经过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灾难之後,这些国家更懂得和珍惜自由的价值,更清楚由政府包揽的政策带来多大的灾难。《华尔街日报》曾就斯洛伐克实行单一税率发表社论感慨说,最好“把我们美国国会和斯洛伐克的换一下”;因为在西方国家,主张平等和均贫富的左派,绝对反对单一税率。在美国,别说左派民主党,即使右翼共和党,内部也意见不一。1996年《富比士》杂总裁富比士(Steve Forbes)出马竞选总统,在共和党内竞争提名就败北,因为他主张美国应实行17%的单一税率。

左派所以反对单一税率,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实行这种政策,富人和中产阶级就会少缴税,就没有那麽多税款来养活大政府,来给穷人发福利,就没法实现均贫富的乌托邦理想。而右派则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认为强行用国家政策均贫富,不仅不合理,尤其不道德,不仅对富人不道德,更剥夺穷人的尊严,等於鼓励他们一直处於靠别人施舍状态。而且以国家力量强行操作均贫富,结果不仅丧失自由,也不会有真正的平等,共产国家计划经济导致的灾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近年美国内部对此的争论,主要体现为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的对立上。一位是《正义论》作者罗尔斯(John Rawls),他是强调平等和均贫富的左派理论家,主张一个社会可以用“善”的名义剥夺中产阶级和富人的财产,再分配给穷人和弱者。这种理论为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奠定了哲学基础。他的同事、哈佛哲学教授诺齐克(Robert Nozick)则以《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反驳罗尔斯,强调人的“权利大於善”,反对国家和社会用“好心”,即“善”的名义剥夺别人的财产和自由,坚持人的自由和权利高於“善心”。这就好像捐款,一个人是不是捐,这种决定权大於必须捐的“道德要求”。他自己自由做决定的权利,比那个强行要求的“善”更重要。而在共产国家,向来都是国家以“善”的名义,以什麽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等理由,抢劫人民财产,剥夺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

罗尔斯继承的是马克思、凯恩斯,这“三斯”憧憬的仍是那种均贫富的乌托邦;而诺齐克则继承了哈耶克,这“二克”重视的是个人自由和选择权利。罗尔斯为了强调平等和均贫富,甚至把人的天赋都视为公共财富,不属个人所有,也要“均”。诺齐克对此诘问说,如果一个人碰巧幸运地拥有两只明亮的眼睛,是否应捐出一只给盲人才是公平?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像二米高的中国篮球明星姚明的腿就应该锯去一段,移植到矮子的脚上。

诺齐克看重市场经济,强调人们在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交换权利,除非产权获得和交换使他人状况恶化。对此诺齐克举例说,如某人独占了沙漠中唯一的自然水源,然後以任意高价售水,才算造成人状况恶化;但如果某人发明了治疗致命疾病的药方,为此任意开价,则应被允许,因别人只是无法获得他的发明,不是他造成别人状况恶化。诺齐克的这种定义主要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由此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充分实现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情况下,社会富有和相对平等。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强调,“对经济的管制”必然造成“对自由的压抑”,它是左派知识份子的“致命的自负”。正是这种“致命的自负”,导致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向左转,都要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由国家来管的“父权式政府”。在1914年之前,全球的国营成份只占10%,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上升到占45%,而在共产国家,则高达百分之百。仅在美国,就有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的“大社会”等意在扩大政府权力、通过政治来改变人的乌托邦尝试。

这次布什要改革养老金制度和大幅减税、简化税率,不应该被认为只是一个关系到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布什这种要纠正罗斯福以来的扩大政府权限的做法,是在重新回到实践亚当.史密、哈耶克、诺齐克的自由优先理论。以美国主导的这场21世纪初的经济革命如果成功,不仅将奠定美国未来经济繁荣的底座,而且将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一个样板,促使世界更走向自由,而不是朝向福利社会主义乌托邦。

(载《开放》2005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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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李怡∶ 中国人又蠢血沸腾 2005-04-14
「摘要: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韩国可以抗议,台湾可以抗议,香港可以抗议,东南亚国家可以抗议,惟独中国政府没有资格抗议,因为讲到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不肯面对历史,恐怕没有任何政权能超越中国现政权了。┅┅一个以歪曲历史来确立它的合法性的政权,有资格要求别的国家尊重历史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中国部份群众,由於不满日方近来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自发地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又说,「中日关系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责任不在中方。日方必须认真对待,并妥善处理侵华历史等涉及中国人民感情的重大原则问题」。

任何国家的民众示威,都可以说是群众的「自发」活动,惟有中国不能说是「自发」的活动。因为在一党专政之下,若没有官方的「鼓励」,几万人的游行必遭扼杀禁止。

任何国家都可以藉群众示威的「民意」,来支持它的对外政策,来强调它对外政策的「民意认受性」,惟有中国不能以此来显示「民意」。因为中国没有「民意」,既没有独立的舆论,也没有真正由普选产生的「民意代表」──民选国会议员,甚至没有定期进行的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而且,连这次规模庞大的反日示威,内地的媒体也竟然苹字不提,当整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

内地的反日示威,喊出「抵制日货」的口号,甚至攻击使用日本器材的媒体采访者,问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日本商店受攻击,民间人士买的日本车也受毁坏。
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可以抵制日货,惟独中国内地没有资格抵制日货,因为绝大部份的「日货」都是设在中国内地的工厂所装配的。一些日本品牌的产品,也印有「MadeinChina」的字样。抵制日货,在某种程度上等於抵制国货,等於抵制日本商人到中国内地设厂投资,等於剥夺内地工人在日资工厂工作的权利。

中国在抗日战争前可以抵制日货,笔者在抗战时,身处被日军沦陷的上海,笔者父母也暗中拒买日货。中国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可以抵制日货,惟独现在不能。因为历史上日本人用枪炮打进中国的市场,现在则是中国政府与人民邀请日商来设厂投资,是中国需要购买日本的高技术产品。在中国庞大的对外顺差中,惟有对日本仍是贸易逆差。

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韩国可以抗议,台湾可以抗议,香港可以抗议,东南亚国家可以抗议,惟独中国政府没有资格抗议,因为讲到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不肯面对历史,恐怕没有任何政权能超越中国现政权了。反右、大跃进、文革、林彪事件、六四天安门事件,甚至胡耀邦、赵紫阳的功过,中国政府何时尊重过历史?何时不是歪曲历史?一个以歪曲历史来确立它的合法性的政权,有资格要求别的国家尊重历史吗?

韩国可以抗议日本把韩国的独(竹)岛划为日本领土,台湾、香港可以抗议日本把钓鱼台划为日本领土,但当中国政权同意把更大片的土地划归俄罗斯的时候,它有甚麽民族立场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台呢?中国政府和内地的保钓人士,有没有勇气像韩国人组团去独岛旅行一样,组团去钓鱼台宣示主权?

笔者童年时经历过抗战的洗礼,三十多年前也以很大的热情支持过北美的保钓运动。几十年的阅历,使笔者深深感到,一个人若不能增强自己的体质,那麽一切抵御病毒入侵的药物,都不是治本之道。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实行专权政治的国家,所有民族主义的吼叫,实际上都摆脱不掉义和团的翻版。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4月12日,原题「义和团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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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时报》:政论家曹长青北加州谈台湾前途 2005-04-14
【大纪元4月13日讯】记者刘天育、韩宁桑尼维尔报导/应全侨民主和平联盟美国矽谷支盟论坛邀请,著名政论家曹长青於4月10日下午在三藩市湾区南湾侨教中心以“从反分裂国家法看台湾前途”为题做演讲,历时三个小时,吸引两百多慕名而来的听众,现场提问让主办单位欲罢不能。

反分裂法是为了转移矛盾

曹长青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反分裂法的作用与反作用,以及美国、台湾、中国三角关系演变这三个方面来谈台湾前途。他认为,中共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这和目前中国大陆出现的反日活动一样,都是中共为了煽动民族情绪,转移矛盾,分化台湾的手段。

曹长青表示,反分裂法出来後,民调显示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台湾人都起来反对它,另外它还导致欧盟对华的武器禁令不会解除,并且促使美日把台海安全列入共同战略目标。

曹长青说,中国制定反分裂法在法律上不成立,也不合乎逻辑,因为台湾也好,中华民共国也好,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管理过一天;而且中共必要时对台湾使用“非和平手段”也不符合联合国宪章中的国家之间的分歧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原则。

曹长青认为,反分裂法的反作用是长期的,全世界没有谁会支持它,认定自由、民主文明原则的人不能接受它。

超级强国美国制约了中共打台湾

曹长青认为,只要共产党掌握权力,它一直会有用武力解决台湾的愿望,也一直会朝这方面努力。但是只要美国是超级强国,中共就不敢打台湾。而美国无论从军事、经济、道德上都远远超过中国。

曹长青说,从军事上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6个成员国,其中25国加起来军费开支才是美国的一半,中国的军费开支是二百亿美元,专家认为它隐瞒,实质可能四百亿,四百亿才是美国的十分之一,美国今年的军费开支是四千亿美元。美国有十艘航空母舰,中国一艘没有,他表示,不靠自己国产的武器想成为战争的赢家,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

他说,打赢战争还要靠经济,他以美国打伊拉克为例,一枚战斧导弹就价值一百万美元。再有中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是一兆多,只相当於美国一个大纽约地区的GDP,然而美国却是它的11倍。1800年中国占全球经济的33%,美国只有0.8%,两百年後,中国只占4%,美国占43%。

他说,五月花公约明确表明欧洲移民到美国来不是去发财,而是去建立一个神的国度,有信仰,有诚实,有勤奋,个人对自己负责,成为上帝的子民。

曹长青说,美国民调显示,美国人认为最重要的是道德。而目前在中国是有史以来道德最沦丧的时期,假的东西在中国什麽都可以造;《人民日报》副总编说,《人民日报》只有出版日期是真的。

国民党是被中共统战的物件

谈到最近国民党访问大陆,曹长青认为,前两次国共合作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认识不清。这次国民党完全是被中共作为统战对象,中共想利用台湾内部的统独分歧和政党纷争来分化台湾。

曹长青说,他不相信在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环境下的台湾人会赞成和共产党合作,因为共产党就等於邪恶,等於不讲理。共产党最大的特点就是言而无信,它做的一切事不会为台湾人民著想,完全是为自己利益。

台湾前途决定於台湾人民自己

曹长青认为,台湾的前景,从大局看很乐观,因为从整个国际局势、人类发展大的方向都有利於台湾。曹长青说,台湾的前途不决定於共产党,决定於台湾人民自己。

(原载「大纪元」,2005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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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岛日报》:曹长青不看好反分裂国家法 2005-04-12
( 本报记者梁文瑜辛尼维尔4月10日报道 ) 中国旅美作家曹长青在矽谷全侨民主和平联盟主办的「从反分裂法看台湾前途」的演讲会上表示,反分裂国家法对中国带来最大的反作用是,使欧盟延缓撤销对中国的武器禁售,此时此刻提出反分裂国家法是胡锦涛的一大错误。

中国提出有五原因

曹长青分析说,中国提出反分裂法有五大原因。第一,只有在台湾问题上表示强硬态度,胡锦涛才能从江泽民手中获得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第二,胡锦涛希望获得军方的支持。第三,转移中国内部严重的贫富不均社会矛盾。第四,对过去威胁台湾的言论“表示一下”行动。第五,分化台湾内部。

曹长青表示,反分裂国家法带来四项反作用。第一,台湾两次民调都有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反对反分裂国家法,不分蓝绿。第二,欧盟本来打算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反分裂法给了一向反对欧盟售武中国的美国一个有力的理由,欧盟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延缓撤销对中国售武的讨论。第三,反分裂国家法有力推动美日两国联盟把保护台湾海峡列为共同战略目标,日本原本只关心周边海域安全,反分裂法促成美日两国在台海问题上进行合作。第四,反分裂国家法恶化中美关系。美国国务卿拜访亚洲五国时,把中国排在最後一国,先与日本以及与印度商谈遏制中国後再拜访北京,并且在北京停留不到二十四小时,谈话内容没有实质性。

有关两岸最近互动

在记者的提问之下,曹长青对於两岸最近的互动提出看法。有关许文龙事件,他认为许文龙自白书是「他白书」,文章用词是大陆用词,像是《人民日报》的文章,明显是以经济勒索政治,强迫台商改变政治立场。

对於国民党副主席江炳坤访问大陆,曹长青表示,国民党自称是国共第三次会谈,其实中共根本没有派出共产党的领导代表,与江炳坤会面的是国台办主任,党对党只是国民党自己说了「爽一爽」。曹长青说,国共第一次与第二次会谈都失败,当时国民党是大党,共产党只是小党,失败的原因为国民党弄不清楚共产党的本质。

他认为,这次江炳坤访中,以及未来可能的连战访中,都与前两次国共会谈的差别不大,小独裁者斗不过大独裁者,只有民主才能打败专制。一个是在中国从来不经过选举产生的共产党,一个是在台湾被选掉的国民党,这样代表性的会谈一定会失败。更何况,国民党并非台湾执政党,有何权利代表台湾与他国对谈。

至於国民党即将进行的下届党主席直选,曹长青说,台湾的好处就是选举让政客不得不尊重民意。他说,只要党主席与总统通过选举产生,不能让政党执政的党主席就当不成。选举制度会迫使政治家采取多数民众的信念,采行现实与温和主义。

(《星岛日报》200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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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刘宗正∶我这个外省人为何支持台独 2005-04-12
每当我思考人类文明所有矛盾、冲突、混乱与危机各种问题时,例如中国与台湾、中共与自由国家、共产主义与自由经济思想、专制与民主、和平与恐怖主义等,我便很想彻底嘹解,人类的文明,到底发生了什麽问题?

我不断尝试,找寻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座标;也不断尝试,找寻一条能够思考,具体影响人类文明脉动的主轴线。经过长久的探索之後,终於找到了答案;其实,这个答案我早就知道了,这个答案并不是我自己发现的,而是我在大学时代,几位同学告诉我的。没想到这麽简单的道理,我竟然後来会忘记,当我重新醒悟之後,它自此便深刻地影响了,我所有的思考理路与定位。

在台湾,我是属於外省人第二代的子弟,由於文化成长环境的限制,我是在强烈信仰儒家价值与认同大汉沙文主义的环境长大;我的父辈尊长们,均来自於遥远的中国,他们充满了对中国深厚与浓烈的怀乡之情。在这种客观的条件下,我在进大学前,毫无疑问地与长辈们一样,是一个顽固的反台独分子。

我很幸运地进了天主教辅仁大学就读,这所大学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气息;我住在神学院,因此有机会学习到一些基督教神学的知识。我虽然读中文系,但是却喜欢到哲学与历史系旁听课程,我有几个要好的同学,一位是历史系的陈冠龙兄,一位是哲学系的林昭仁兄,另一位元是语言研究所的郝慰光兄。

我很怀念当时的生活,我们这几个穷学生,每晚在大学新村的宿舍,兴致勃勃地举行文史哲聊天聚会,不到深夜时,决不甘心离开;我们在聚会时,不断地脑力激荡与辩论,其间所获得的智慧喜悦,至今仍然令人难以忘怀。

这三位同学都比我年长,可说是我的启蒙老师。冠龙与昭仁兄启发我,用尊重人性与肯定人性的价值的方式,来思考所有的问题;慰光兄启发我用宗教与生命哲学,来看待人生,他对禅宗、老庄、方东美老师与于斌枢机主教的思想,特别推崇。那段时间,我受他们的启发与薰陶,自己觉得思考力,似乎逐渐地提高,也日益迈向了更清晰与全面。

例如,我曾以人性关怀与责任的立场,自我批判我的邪恶人格结构与错误传承的思想,然後继续批判反台独的思想、儒家与专制妥协的精神、儒家对专制政权的依附性格、儒家受专制文明的危害、反人权的大汉沙文主义、外省人的渡船与掠夺心态、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与外来政权特质、外省人的不公不义与原罪问题等。我们十分痛恨,国民党用媒体谎言与暴力,愚弄人民;我们坚决主张人民有基本人权,也有知的权力;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暴政,也反对国民党对异议人士的政治迫害等。

我还记得,我们经常讨论,如何推翻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权,也为推翻国民党专制,出过一些力气;但是我们都没有从政,反而各自不约而同地往文化工作发展。我觉得推翻专制,是人道的责任,不问你愿不愿意或行不行?你都必须去做。至於从政,我们这群爱智者与竹林里的自由性格人,未必有兴趣,也不适合,还不如让有专业能力与兴趣的人去负责。事实上,当一个民间的关心与批判者,更能保持独立、纯粹与超然的立场,岂不是更有意义?

後来大学毕业,所有同学各自分散,我在金门服了两年兵役,接著在美国从事教育工作,闲暇之时,不断地阅读各种书籍,没想到书读得越多,头脑越糊涂。我有一段时间,专心研究康得、黑格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这些哲学,看起来体系很庞大,事实上,很缺乏人性的东西,例如,中国近代有几位新儒家学者,缺乏对人性关爱与反省的能力,并且受康得与黑格尔思的想危害甚深。

我後来有几次短期返台,并与冠龙与昭仁兄聚会讨论,那时头脑才逐渐恢复正常,原来人类不一定要读什麽高深理论的哲学或道理,只要凡是用尊重人性与肯定人性价值的立场,来深入思考问题,如此便可以很容易找到符合爱与正义的答案。
换言之,人性关怀与互助的价值,就是人类文明的终极价值;其他的东西,例如,名利、权位、金钱、物质、欲望、集体意识、国家与民族等,都属於次要的。因为人性爱与正义的价值高於人类狭义的权利也高於俗世的主权 意识

人性的尊严与价值,是无国界的生命主题,是人类文明不可让渡与妥协的存有,更是人存在价值与意义的评核标准。只要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人,就不能缺少它,否则人类与动物的生命体,便没有明确的差别。

如果人类从这个观点,来分析所有人类文明的危机,你便会痛切地提出,那些缺乏对人性关怀的现代人类,他们到底在干什麽?

许多人在国家意识上,不断地鼓动人仇外、争夺利益资源与领土;在政治上,不断地争权夺利与贪污腐败;在商场上,为了各人的利益,不惜出卖良心与人格;在对待大自然资源上,为了短期利益,不断地滥垦与滥伐;在对待生态上,为了满足占有欲,不断地滥捕与滥杀;在对待地球环境上,为了节省处理废弃物的经费,不惜在无人的地方,偷倒污染物质等。

这些都是人性沦丧与堕落的事实,人类应该重新回归人的良心,也应该从人性相互关怀与扶持的立场,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人类需要一场具有真正意义的心灵改革与道德提高活动,否则人类将在无止境的自私、贪欲、竞比、争斗里,也将在无法抗拒金钱主义、物质至上、功利思维的大潮流中,逐渐失去自己的人性、方向与信仰。

以台湾两岸问题为例,两岸的核心问题,表面上是专制与民主的斗争、共产与自由的抉择;事实上,其深沉的问题,仍然是人性的问题。换言之,是中国人、中共、台湾人民,选择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道路的问题。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爱、正义、自由、平等、幸福、安定、喜乐、人权与和平等价值的权利,如果这个国家不断地,在压迫、剥削、欺骗、侮辱、奴役、屠杀与危害人民时,人民绝对有抗议、谴责、拒绝或革命的权利。

现在的中共,充满了反人性、反道德、反生命、反自然与反地球的罪行,这样的政权,就连中国人都不要了,那麽台湾人民怎麽可能接受?中国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这个道理。

台湾人民的历史,充满了被迫害的事实,也充满了反奴役、反专制、反压迫、反不公不义、反外来政权、争自由与自主的历史。最早时,中国福建沿海地区的人,受不了明清专制政权的剥削与压迫,竟然以简陋的小船,冒死渡海来台企图寻找机会,以求生活。

日本人来了,台湾人被迫宣布台独,奋死抵抗。抗战胜利後,台湾人民夹道欢呼,迎接国民党军队赴台,那晓得国民党部队纪律太坏,偷盗强夺无所不用;国民党政府强占了,台湾地区所有的重要资源,竟然将台湾人,当作日本贱奴统治;台湾人民自此之後,饱受外来政权的欺压与剥削,国民党部队,甚至动用武器屠杀人民,如228事件,於是台湾人民被迫选择台独。

现在台湾好不容易实行民主,对岸的中共,不时喊出血洗台湾、武力犯台、解放台湾,并且用七百颗导弹瞄准台湾,接著又制定反分裂法,企图以共产专制政权统治台湾。请中国人民评评理,台湾是选择接受共产专制统治,还是台湾独立,那一个较府符合人性的价值?

在历史上,台湾人民经常为求生存活命而奋斗,根本不过问政治,不关心政治,也没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们只想安心过日子,只要能够勉强养家活口,就心满意足了。每一次都是台湾人民,受到了生存与活命的威胁时,才没有办法被迫主张独立,如果这个时候,被压迫或威胁的台湾人民,再不站起来主张台独与抗暴,那麽岂不是要面对死路一条?

我认为,基於人道的原因,在日本人的压迫下,台湾人民有权选择台独;在国民党大屠杀之後,台湾人民有权选择台独;在中共实行专制暴政、导致超过8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与六四屠杀人民之後,台湾人民也有权选择台独。那一次台湾人民,不是被外来的敌人逼迫,而选择台独?

从人性关怀、自由与平等的价值立场,我主张台湾人民,有选择自己未来命运的权利。不仅如此,凡是在中 共专制暴政下的人民,也有选择自己未来命运的权利,例如,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省、自治区、地区,都有选择独立成为国家的权利,如果短时间做不到,每一个个体人,也有拒绝被支配与压迫的权利,他可以选择一种精神自主与独立的自由。
人有选择做人的权利,人也有选择不被他人压迫、剥削、侮辱、奴役与伤害的权利。换言之,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绝对可以拒绝沦为非人的命运。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充分关怀人,又不能提供一个保护人自由、平等、人权与幸福的环境,这样的国家,岂不是属於非人的国家?它有什麽存在的合法性?还不如尽快推翻它,重新建立一个人的国家。

人如果没有选择的权利,又没有自主的位格与尊严,那麽人与奴隶有何差别?如此,还不如选择为争人自由与平等的权利,而牺牲生命。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正是这个道理。

台湾的台独,都是被外来专制或外来政权逼出来的,只要中国有专制存在,台湾就无法与中国人,建立任何和平与理性的正常关系。如今中国与中国人,受中共无情地绑架,除非两岸人民,能够同心协力推翻中共集权专制政权,否则两岸人民,永远无法有真正人性与道德的价值,也无法有长久的爱、正义、自由、平等、幸福与和平等价值可言。

如果中共下台,中国实行真民主,并且中国变成了了如美国一样,拥有自由、平等、幸福、富足与保障人权,那麽台湾人民,怎麽可能会放弃自由中国的绿卡?台湾人民怎麽可能会放弃,比台湾条件更好的中国广大资源与市场?中国古人说,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这个道理,最简单不过了。

换言之,只要中国人推翻中共,中国人能建立一个具有充分人道关怀与爱的国家,那台湾与中国要成为什麽样理性与健康的关系,还不容易吗?

人类有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那里有人权与幸福,那里就是人民选择祖国的地方。如果祖国不爱人民,那麽就算要冒生命的危险,才能逃离祖国,也有人会试的。国民党威权统治台湾时,许多人都想出国,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也要使自己成为自由国家的公民。现在台湾已经高度地自由与富裕了,不会如以前一样,有那麽多的人,要疯狂地移民了。

同理可证,共产党暴政统治中国,曾经造成超过8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事实,为什麽有那麽多的人,明知有各种不可策的危险,而却勇往直前与前仆後继地,往自由地区逃?因为他们正如同当年渡海到台湾的人一样,要讨一口饭吃,他们要有尊严与幸福地活下去,就算有危险,也要搏一次命,这就是苛政猛於虎的明证。

事实上,国家与民族都是人类创造的集体意识,它真正的价值与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它对人的价值与意义,到底在那里?它能提供人真正的快乐与幸福吗?如果没有,那它对人有何用处?还不如抛弃它,重新找寻人的尊严、价值与意义。所谓的某一国家人,只不过是个体人的自由选择、住民自决与人道责任意识罢了。人类千万不要忘了,世界的主体价值是人,而不是国家或民族。人类绝不可以国家或民族虚幻的意识,而随意牺牲个人的尊严与地位。换言之,人不是国家或民族工具,人是国家或民族服务的主体与对象,因为人才是国家或民族的真正统治者与最高价值。

为什麽中国,不能成为第二个自由与幸福的美国?为什麽中国人,要活在苦难与贫穷之中?为什麽中国人,没有尊严与人权?为什麽中国人,要长期忍受中共专制暴政?难道中国人,不配拥有人性的价值与尊严?我不知道该怎麽回答这些?除非所有的中国人,能够尽快打开心中恐惧的牢笼之外,我想没更好的办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人的一生,十分短暂,如果能为人道的事业而牺牲生命,那是最有意义的选择;人的一生,如果能够在死之前,能够真正了解人性的最高价值与意义,那麽也不枉此生了!

什麽是人性的终极关怀?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有良心。虽然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并不相同,但是其深沈与原我真实的良心,却没有太大的差异,只要人类不放弃这个伟大的良心,并且多关怀人与重视人的价值,那麽这个世界便可以变得更好了!

(2005-4-9,原题「人性的终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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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擎道德火炬的圣人——教宗保罗二世 2005-04-08
当约翰.保罗二世最後一次呼吸,阖上双眼之後, 20世纪的历史才算真正结束。20世纪是人类最灾难深重的一百年: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兴起,共产主义蔓延全球,多达一亿三千万人丧生。在20世纪後半叶,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宗26年,他高举著十字架,勇敢地领导了一场结束共产邪恶,拯救人类,捍卫信仰的道德之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威尔(George Will)说,27年前当梵蒂冈的西斯汀教堂冒出白烟,表示新教宗产生时,其实“就是冷战结束的开始”。

1978年,梵蒂冈选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波兰人教宗。这位新教宗第一次用意大利语向梵蒂冈广场的人群演讲时说,“如果我(语法)错了,你们纠正我。”但随後的26年,却是他在道德层面上纠正整个人类,而且首先是从他的祖国、被共产奴役的波兰开始。

以揭出“水门事件”而闻名的美国记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与人合写的《教宗》(His Holiness)一书中,详细记述了1979年教宗第一次访问波兰的经过。当时的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反对,并预测说:“教会早晚会掐住我们脖子,把我们窒息”。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则警告说,不要低估教宗的“潜在威胁”。但波共领导人最後还是同意了教宗来访,因波兰人口95%以上是天主教徒,如果拒绝波兰人的教宗回国访问,激怒教徒的话,更不利共产党的统治。但波兰政府做了严密防范,不仅限制媒体报道和教宗行程,还对出席教宗弥撒的人,用入场卷控制。

教宗抵达华沙机场的第一个举动,是跪下来,亲吻故乡的土地。这个象征性的动作一下子点燃了波兰人的民族热情,全国所有教堂的钟声同步响起,向教宗祝福的声音回荡整个波兰。

虽然政府用入场卷控制人数,但在华沙老城的“胜利广场”,仍聚集了黑压压的40万人。那是一个完全超出波共当局预料的场面:几十万人,不是像以往共产集会那样高举拳头,而是举起木制的小十字架,高喊著“我们要上帝,我们要上帝!”教宗在演讲中说,“从人类历史上排除耶稣,是反人类的原罪”,并直接挑战无神论的共产党说,“领导波兰明天的是耶稣!”全场万众欢呼,连续鼓掌10分钟之久。这种复苏的信仰激情,感染了整个波兰。在随後几天,有一千三百万人参加了教宗主持的弥撒活动,占波兰人口的三分之一。

教宗在演讲时,总是提醒波兰以及所有共产世界的人“不要畏惧”(Be not afraid)。这不仅震憾了波兰,也影响到周边国家。立陶宛三国有大批民众赶到波兰边境,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教宗演讲的电视;很多苏联人则利用芬兰电视收看教宗活动。美国作家伯恩斯坦评价说,对当时被共产主义统治了35年的波兰来说,教宗的来访,等於是在刀剑和十字架之间,划出了界线。

一位波兰地下反抗运动领导人说,看到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教宗,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波兰的反抗运动,必须和教会联手,得到教宗的支持和庇护。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正准备竞选总统的里根,也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场面时,被感动得流泪,他更强烈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不仅有美国和苏联,还有教廷这“第三个superpower”,美国应和教宗联手,从波兰开始,铲除共产邪恶。

教宗返回梵蒂冈後,一位神秘客人马上来访,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凯西(Bill Casey)。这是一种奇妙的会晤,一个是“光明之子”(prince of light),一个被称为“黑暗之子”(prince of darkness)。凯西带来了美国卫星拍下的教宗在波兰演讲的照片:在那人山人海的画面里,只有中间一个小亮点,就是身穿白袍的教宗。在随後几年中,凯西和教宗见面15次之多,向教宗提供了各种关於波兰的情报。

凯西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是里根总统最信任的内阁成员之一。在八十年代执政八年的里根总统,也是虔诚基督徒,他和教宗见过七次面,建立很多共识:都认为有道德责任结束共产邪恶,里根曾公开抨击苏联是“邪恶帝国”;都认为波兰团结工会和其领袖、虔诚天主教徒的瓦文萨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上帝拣选了他们,从波兰开始来结束共产主义。除此之外,教宗和里根两人都遭枪击(前後差6个星期),子弹都距心脏很近,两人都认为是上帝让他们幸存,来完成结束共产主义的使命。美国专栏作家威尔说,1981年三个世界级人物被刺(里根,教宗,埃及总统萨达特),如果遇难的不仅仅是萨达特,那麽人类历史将改写。

第一届里根政府的主要内阁成员,像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中情报局长等,都是天主教徒。他们都像里根一样,认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是纳粹的继续;应联合教廷,首先把波兰从共产轨道中拽出来。教廷和美国全力支持团结工会,美国提供了五千万美元援助,包括印刷机,传真机,纸张,复印机等,从而使波兰有了1,600种地下报刊(有10万波兰人参与)。欧洲自由电台,美国之音,以及梵蒂冈的电台,也全力配合。据伯恩斯坦的书披露,当时美国说服瑞典,利用其港口向波兰人提供援助,欧洲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还向波兰人播放暗号,告诉他们到哪里提取援助物质,虽然这样做违反美国的法律。

“团结工会”高潮时发展到一千万人规模(波兰人口当时3700万),是波兰共产党员数量的四倍。在瓦文萨领导工人罢工时,船厂大门上挂的是教宗的画像。在波共当局终於不得不承认“团结工会”,并与之签协议时,在媒体聚光灯前,瓦文萨拿出一个大型号的笔签字,它是教宗送的,上面有保罗二世的画像。随後瓦文萨去梵蒂冈,受到英雄般的接待,并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为他後来获得诺贝尔奖留下了“伏笔”。

面对波兰要变天,克里姆林宫急了,一再催促波共镇压,实施戒严。当时波共总书记卡尼亚和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被叫去莫斯科时,雅鲁泽尔斯基担心有去无回,交待自己的一位将军朋友照顾他的妻儿。他带了一把手枪,一枚手榴弹,里面放了自杀用的毒气。当时苏联在波兰边境集结了17个师的部队,以前他们就是这样对付匈牙利和捷克的。

两位波共领导人回到华沙後,被认为软弱的卡尼亚遭免职,雅鲁泽尔斯基被任命为总理,随後全国戒严,团结工会被取缔,瓦文萨等200多名领导人被逮捕。在波兰陷入最黑暗的时刻,罗马教宗又在1983和87年两次去波兰,从精神和信仰上鼓励波兰人。在83年的访问中,教宗坚持会见了被关押的瓦文萨;在87年的访问中,他强硬地指出,必须结束戒严,恢复人民权利,恢复团结工会。正是教宗的访问,使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恢复了勇气。教宗明确表示,波兰人一定会胜利。当时这样的乐观预测令波兰的异议知识份子们相当吃惊。

也许是天意,在27个月中,苏共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平均9个月死一个),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了苏共总书记,他不像前任那样热衷用武力干预卫星国的内政。

处於困境的雅鲁泽尔斯基,只好去梵蒂冈找教宗,承认共产党已失去波兰人民的支持,寻求教宗帮助,使波兰平稳转型。於是,在教宗第一次访问波兰整整10年零2天之後的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中国六四屠杀那天,波兰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在开放的262个国会席位中,团结工会一下子赢得261席。於是团结工会出面组阁;在随後的大选中,天主教徒瓦文萨当选了民主波兰的首位总统。

瓦文萨当时就感叹说,如果没有约翰保罗二世,波兰的变化完全没有可能。在教宗去世之後,瓦文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评估说,促成波兰共产党垮台的功劳,“50%归教宗,30%归波兰人民,20%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也说,“没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曾经轻蔑地说,“教宗?他有多少个军团?”今天,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那些排24个小时的队,等待看望教宗最後一面(平均每人不到10秒钟)的几百万民众,那些被电视屏幕粘住了一个多星期的世界各地的亿万观众,最有力地回答了斯大林,他们都是教宗的“军团”!

作为罗马教廷历史上第264个教宗,保罗二世为什麽要如此这般直接承担结束共产主义的责任?他虔诚的基督信仰当然是最主要原因,同时也和他个人经历有直接关系。他出生在波兰,经历了被称为“孪生邪恶”的纳粹和共产主义;虽然他曾是演员,诗人,剧作家,哲学家,拿过两个博士,但他却不是从充满乌托邦幻想的知识份子编辑的教课书上,而是从个人直接的生命体验中,用来自上帝(圣经)的道德标准,辨识了善和恶。他认为基督信仰是改变人心的根本。

约翰保罗二世接掌梵蒂冈时,基督教在全球的影响力下降,享受主义,物质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的潮流,弥漫整个世界。教宗在知识人们高喊著“上帝已死”的大潮中,毅然承担起“上帝守门人”的责任,在那个只有109亩、占地20多条街的梵蒂冈,向全球举起了道德的火炬,用基督精神去点亮人心。在26年期间,教宗访问了全球129个国家,传播福音,抵抗这种“世俗的潮流”。他是语言天才,通晓英、法,德、俄、意大利语、波兰语、西班牙语、斯洛伐克语、乌克兰语、立陶宛语等11门语言,还学会用其他100种各国语言说几句问候和布道的话;语言是不同的,但上帝的声音是一样的。

这位教宗曾悲愤地说,从启蒙运动,尼采,弗洛伊德,到马克思,“20世纪被错误的预言家和导师主导,使人们没有能力分清对错。”过去三百年的人类现代历史是“反上帝”的,抵制所有和耶稣有关的文明;其中最大的危险是“道德相对主义”,即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各行其事。上帝给人的生命不再被视为是神圣的,而是强调“生命的质量”;对那些质量不高的,就可以被以安乐死的名义结束。就在教宗去世的同一个星期,一位大脑伤残的美国女性,就被法官裁决拔掉进食管,14天後被活活饿死。法官们认为,她的生命质量已低到超过他们的标准。而正是这种逻辑,使那些精神病人、同性恋者、脑伤残者,那些被视为“生命质量”不高的七万人,成为第一批被德国纳粹送进毒气室的人。希特勒的大屠杀,就是从这种对生命的看法开始的。

面对这种反生命、反上帝的潮流,教宗坚定地固守底线,绝不让步,清晰明确地反对堕胎、同性恋、安乐死,反对女权主义、消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在西方左派媒体上,教宗被视为保守、固执、守旧、不能“与时共进”。即使在他去世之後,美国左派媒体《纽约时报》发表的三个整版的教宗专题报导中,竟有一半篇幅批评他的“训词”内容,甚至说他去很多个国家布道,是浪费资金,应该把这些钱捐给第三世界的穷人。这种对拯救灵魂的价值毫不领会的报导表明,在共产主义大势已去的今天,西方左派正越来越成为对抗上帝的主要力量。

教宗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无论世俗的世界怎麽攻击,无论教廷内部妥协的声音有多大,他都绝不让步。即使在遭到枪击後,健康开始下降,生命的晚年,又患多种疾病,做了几次手术,步覆维艰的时刻,他仍倔强地高举著十字架,高举著这个道德的火炬,绝不放松;他仍用尽力气呼喊“没有十字架,世界就是沙漠;没有真理(truth),人类就是地狱。追随耶稣,才知道真理,才懂得什麽是善和恶!”

他走了,但他的十字架被亿万人更高地举起,现在全球60亿人中有17亿基督徒,其中8亿是天主教徒。据美国Pew研究中心的数字,发展最快的是非洲,9亿人口中,一半是基督徒;在拉丁美洲,有近5亿基督徒,占人口的87%;在欧洲,基督徒近3亿,占人口的38%;在大洋洲,有900万基督徒,占人口的26%;亚洲,有1亿3千万,占人口的3%。仅在美国,天主教徒就从1975年的4870万,增加到今天的6430万,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美国人占总人口的84%。

因此美国“道德和公共政策中心”(EPPC)天主教研究项目主任、《教宗传》作者韦格尔(George weigel)在最近发表的悼文中说,教宗相信,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要求人类走耶稣那样的道路;因此“历史”是 的历史。正是因为对 的笃信,保罗二世改变了历史。他这种信仰的力量,鼓舞了成千上万的人,和他走同样的道路。

保罗二世在波兰上中学时,喜欢踢足球,但他不是前锋,也不是後卫,而是“守门员”。也许是从那时就训练出来的意志,在後来人生的赛场上,他始终都是一个守门员,死死地守住了信仰的大门。今天,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我们要上帝”的呼声,就是对保罗二世这位“守门员”的喝彩声。相信此刻正坐在耶稣身边的教宗一定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2005年4月7日於纽约 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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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火炬下的中共暗鼠 2005-04-07
这个星期,全球的主要媒体,无论是平面印刷,还是电视电台,电脑网络,都在密集报道罗马教宗去世的消息。像美国的有线电视CNN、福克斯等,更是24小时不间断地报道、评论。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没有任何一个人,被现代媒体这样密集、连续、重点地报道和评论。

在周末的教宗葬礼上,有来自全球的200名国家元首和政要参加,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夫妇,前总统克林顿,老布什,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总理,日本的首相,还有来自台湾的总统。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总统参加教宗的葬礼。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过去几天来约有四百万人向教宗告别,队伍长达几英里,最多要排24个小时,最後平均每人只能看到教宗遗容不到10秒钟。

面对这样重大的国际事件,中国是怎麽反应的呢?据《华尔街日报》报导,它在报纸的非重要版面,是电视新闻节目的最後消息。这种冷淡的,甚至是排斥的反应,与世界舆论形成鲜明对比。它至少反映出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中国新闻自由的空间依旧极小。因为稍有常识的记者,都会敏感到,教宗去世是全球关注的事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因在全球60亿人口中,有17亿是基督徒(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其中8亿是天主教徒。作为整个基督世界精神领袖的教宗去世,牵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心。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人的生老病死会引起这麽多人的关注。所以中国媒体那种简短报道,刻意降低新闻份量的做法,只能再次向世人证明,中国媒体仍是绝对服从政府,新闻价值完全让位给意识形态。

第二,中国对宗教迫害依旧严重。教宗去世後,全世界所有的基督教堂,都有悼念活动。在教宗的家乡波兰,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多达30万。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在非洲的教堂,在拉丁美洲的国家,甚至在亚洲的菲律宾、南韩和台湾,都有悼念教宗的仪式。但在中国,虽然天主教徒有2千万,但官方禁止悼念活动。《纽约时报》发自中国的消息说,河南等地的非官方地下教会,在秘密地悼念教宗,但主持者不敢告诉他们的名字,怕官方报复迫害。

第三,中国仍是无神论的共产国家。在全球200多国家领袖参加教宗葬礼的场面上,唯独没有中国的领导人,也没有中国官方教会的代表。在信仰的仪式上,在悼念上帝仆人的时刻,他们整个「缺席」。中国政府的做法等於再次向世界宣告,他们不怕上帝,他们什麽也不在乎。

曾揭出「水门事件」的美国记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他的《教宗传》中说,保罗二世晚年最想去中国布道,因那里已有8千万基督徒,超过共产党员的数量。教宗在梵蒂冈的26年中,访问过129个国家,但就是不能去中国,连去香港都被拒绝,因为邪恶的世界总是恐惧上帝的声音,教宗高举的道德火炬,会把中共的黑暗照得无处躲藏。

曾经挑战过上帝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们,都已成为历史的垃圾。今天已经毫无了底气的江泽民、胡锦涛等共产党人,还能挺多久?从他们对教宗去世的卑琐表现可以看出,上帝的力量居然大到如此地步,连不信 的人都像暗鼠一样吓得不敢出来较量。

2005年4月7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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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曹长青∶新唐人事件凸显中共虚弱 2005-04-07
【大纪元4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由於中共施压于欧洲通讯卫星公司,新唐人电视台亚洲信号可能於4月15日被迫停播。此事已引起政府、媒体、人权组织、民众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支持新唐人的声音此起彼伏。大纪元记者辛菲4月6日采访了著名中国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下面是曹长青先生访谈摘要。

解约事件的两个标志

欧洲通讯卫星公司和新唐人电视台解约事件,传递出两个信号∶

一是新唐人电视台的作用、影响在扩大,导致中共的恐惧。因为如果作用不大,中共根本没必要采取这种国际性的措施向卫星公司施压。新唐人传播真实的作用增大,才引起中共的重视,觉得必须采取措施。

二是它显示出中共当局相当恐惧和虚弱。这麽大的一个中共集团,怎麽怕一个电视台呢?怎麽拿这麽大的力量对付一个电视台?它说明中共虚弱的程度∶任何一点真实的光线就把中共的黑暗照得无处躲藏。所以才采取各种极端手段,尤其是利用过去这几年经济发展,中国这个大市场,来要胁包括这个卫星公司在内的西方一些机构。

背後黑手中共虚弱恐惧

中共的这个作法和最近台湾的许文龙事件同出一辄。在326台湾人民大游行反对反分裂法的时候,台商许文龙突然发表声明支持反分裂法,这和他以前的说法、做法完全不同,而且使用的语言也和他以前的不同,是那种共产党的语言习惯,一看就是别人写的。最近台湾媒体已报导说,这是中共写好的,逼迫他签名。

这都是中共的一种要胁手段,你如果不这样,我就刁难你在中国大陆投资的企业,让你破产,等於掐著你的脖子让你这样。对待欧洲通讯卫星公司,中共很可能也是这种手段,用经济方式进行政治勒索。但这个勒索本身就是虚弱的表现。

中共主要恐惧新唐人电视节目进入中国大陆,因为它比其他国家的电视节目进入中国大陆对中共的威胁更大,主要在於新唐人更懂得中共的虚假在哪里,更直接地触痛中共虚假的最薄弱环节。

呼吁道义声援 谴责欧洲通讯卫星公司

这件事表面上是商业问题,其实根本上还是道德问题。现在欧洲通讯卫星公司不承担道义责任,在帮助那些不道德的政权。而共产党的做法都是站在道德的对立面。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更多的人对新唐人进行道义声援,谴责欧洲通讯卫星公司不坚持道义原则和商业道德的行为。大家共同发出声援的声音是有意义的,叫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的事实真相,认清是非。

欧洲通讯卫星公司解约是没有道德原则的表现。我们应该谴责它,面对那麽大的一个邪恶的共产主义政权,你不帮助那些无法发出真实声音的人们发出声音,反而帮助那个邪恶帝国扼杀真实的声音。本来你有条件发挥正面的作用,可以拒绝中共的要求,可能会有一点经济损失,但不会是全部啊,现在就是一点都不想损失自己的金钱,宁可损失道德原则。

共产党垄断了中国所有的电视、电台、报纸等媒体,不让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新唐人的节目传播真实的声音,人们应该支持。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有多元的声音,现在中国人没有选择的机会,永远是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江泽民、胡锦涛什麽的,真正自由的世界哪能是这样的呢?

中共不让人们发出声音,不让人选择,根本的原因就是恐惧、心虚,它知道人们如果自由选择,就不会选择它。如果自由竞争,大家就不会看中央电视台,而是看新唐人。

就象中共不让人投票选举一样,一旦可以自由选举,中共就会被选掉,它知道淘汰的一定是它,否则怎麽不敢让人选呢?

新唐人传播真实 强调道德

我感觉新唐人电视台主要有两个特色∶一是传播真实,揭露共产党的虚假;传播多元的声音,挑战共产党的舆论控制。今天中国人进行的,是一场恢复真实的运动,像捷克前总统哈威尔说的,要生活在真实中。

二是强调道德。其实共产党和中国人的对决,最终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共产党专制的根本问题就是不道德,剥夺人的基本权利,进行奴役统治,控制媒体进行洗脑。这都是完全不道德的。

今天中国为什麽成为一个全球最大的不道德的国家,腐败那麽严重,无论是有权者,还是无权者,都在腐败,而且处於一个道德最沦丧的时期?这和中共的统治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对於今天的中国,不仅要从政治意义上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恢复道德,进行一场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运动,去掉身上的毒素、变成正常健康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唐人给人的一个强烈感觉就是比较强调道德立场。这是很重要的,也是比较根本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从政治层面结束一个政权。这是新唐人的特色,值得肯定,更应该坚持。

恢复道德 共产主义才不会卷土重来

我们看欧洲发生的情况,俄国、波兰等国家,不仅仅是结束共产主义,还有一个恢复道德的问题,只有恢复道德,共产主义才不会卷土重来。有道德的群体才能构成健康的国家,健康的社会,才能阻止邪恶的卷土重来。

罗马教宗去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政要都要出席葬礼,大国里面只有中国不出席。罗马教宗在主掌梵蒂冈26年期间,走访了全球129个国家,联合国成员一共是191个,大国没去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共不让进。1999年香港主教邀请教宗访问香港,香港特首董建华代表特区政府表示拒绝,认为教皇来访问不合适。为什麽?就是邪恶的世界拒绝道德的声音。教宗代表的是道德的力量、信仰的力量。

为什麽共产主义大国都倒了,就剩下中国了,还有小小的古巴、北韩,越南,这不是偶然的,和这些国家长期的不道德、没有信仰有直接的关系。

现在的中国人,不关心信仰和道德,而是钱。一个物欲横流的国家怎麽可能复兴?我绝不相信一个国家可以建立在不道德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强国,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今天美国的强大不是物质的强大,而是精神的强大。美国有90%以上的人相信有上帝,看重信仰,这才是构成美国这个国家强大的根本原因。政治只是一个表层的领域,根本的东西在於人心和道德这个层次。

(原载「大纪元」dajiyuan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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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中国人权主席」在赌场「赌得很利害」 2005-04-05
前言∶在中国人权组织十几位元辞职的理事中,王渝是情况比较特殊的一位元。她在2004年6月1日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後,就一人单独提出辞职,比在2005年1月14日辞职的十位理事和荣誉理事,要早了七个多月。

一个外人不太了解的事实是,在今年初的大批理事辞职之前,中国人权组织里已经有不少优秀人才辞职。他们为什麽都不约而同地,先後离开他们所热爱的人权事业?王渝——这个被认为是最奉献、最有爱心的理事,为什麽要气愤地离开她义务工作了十五年的地方?茉莉就这些问题专门做了采访。

茉莉∶王渝姐,就目前各方面揭发的问题来看,中国人权组织内部的问题比较严重。你长期在那里工作,难道就一直没有发觉问题吗?

王渝∶我比较迟钝,但是感到中国人权的运作有问题,也很有了一段时间了,只是没有把它当作很严重的事情。

从谭竞嫦担任执行主任後,纽约办公室和香港办公室都陆续有人辞职,而且每个离去的人都满腔怨愤,几乎都给理事们发了申诉的信,有的甚至给理事会主席去信。这迹象已经显示出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如执行主任、主席,和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缺乏沟通,逐渐偏离按照程式,共同探讨,以持平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对於这些人的去职,理事们没有查询,执行委员会也没查询,更没有讨论,实在是过分掉以轻心。现在回想,很对不起这些早先离开的朋友们。

茉莉∶要是能把早先辞职者的申诉信都找来看看,我们就能集中进行分析,这麽多人拂袖而去的共同原因是什麽。在那些人中,我知道的有曾经做出很大贡献的索菲亚,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司马晋先生,当时中国人权组织是怎样对待这些辞职者的呢?

王渝∶司马晋的辞职,令我非常痛心,但是也没做出挽留的努力。他离去很久後,在一次执行委员会上,还有人称赞他处理财务的才干,为中国人权的财务做了非常好的安排(他担任treasurer之职)。他去职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名字都还留在一切档上,办公室也不加以改正。也就是说他仍然有权可以任意处理财务。好在他是正人君子不会乱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办公室的管理有多大的疏漏。办公室窗明几净,华丽宽敞,人人埋首桌前的表像更反衬出内里的问题。但是,我那时仍然没有觉察。

索菲亚的离去,简直叫我伤心。她耿直不阿,实话实说的个性像这个组织的良心。她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认识深刻,每每策划出精湛的报告。她善於招揽人才,又能让人发挥长处。她和国内许多人都建立深厚友谊,如王若水夫妇。她的离去是中国人权的大损失。

茉莉∶不能容忍耿直不阿的杰出人才,办公室却铺张华丽得很,为什麽一个人权组织要这样摆阔气?

王渝∶当时我们搬到大上好几倍的新办公室,花大钱设计装潢,萧强很反对,说出许多理由,我觉得有他的道理。然而,同时我也觉得,搬了美丽的宽大地方,也许工作心情好效率高,也更有地方和各方来访者交流。

茉莉∶是不是搬到豪华处所,工作效率就真的更高一点?

王渝∶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权还是人少钱少时事情做得多,做得好。

这个新办公室倒是让我第一次醒悟到和刘青的分歧。有一天,我们一位在台湾的理事黄默来到办公室,想和办公室谈谈工作的事,交换看法。因为他和我是老朋友,所以也把我约了去办公室。他和刘青会面,谈工作时刘青一直无精打采,到他告辞时,刘青要带他参观还在装修的新办公室。这时刘青神采奕奕了,黄默则无精打采。到了新办公室那边,刘青滔滔不绝,还特地介绍地板的质料,我在旁边又生气又感到丢脸。

茉莉∶你的那位老朋友黄默对此有何感受?

王渝∶黄默一向性情温和。我从没听他对任何人用过重话,那天一跟刘青分手後,他对我说∶“这个人怎麽这样stupid!”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出现在中国人权主席的身上,则体现出他的关注、方向和著重点所在。

茉莉∶那麽,你是什麽时候注意到刘青的财务问题的?

王渝∶2003年,不断有人讲“你们主席赌得厉害”。因为他们用了许多夸大的形容,这就使得我本能地不相信。後来一位理事来跟我商量,她说刘青赌博叫人担心。因为关於刘青一人专管的“人道帮助”,已经不断从各种渠道传来抱怨∶没收到钱;要不到钱;给钱有交换条件等等。这位理事她把赌博和专管财务联系了起来。虽然我安慰她,说赌博的事不可能,心里则七上八下。後来确知了刘青赌博,我坐立不安。我想起2003年上半年,刘青曾一次从“人道帮助”拿出现金25000美元的事。那次是谭竞嫦发现的,她认为问题十分严重,提了出来讨论。

刘青的生活不奢侈,他对搬新办公室那种兴奋,令我很吃惊。即使生活不奢侈,但是联系上赌博,再加上专管一个项目的财务,就不免启人疑窦。何况这财务又是为了安全,要保密,因此不对办公室公开,只由他个人决定,没有制度监督。从这里我们认识到制度的好处了∶不只是制约人;也保护人。有了制度,刘青若是无辜就能依靠制度说明、证明。

茉莉∶既然谭竞嫦也认为问题严重了,那麽你们当时决定采取什麽措施?

王渝∶後来谭竞嫦还特地请会计师到执委会说明问题,执委会就同意让谭竞嫦一起签支票,而且到银行设了限制∶以後最多一次只能取现金500美元。

茉莉∶原来这笔“人道帮助捐款”是由刘青一个人管理,後来你们发现情况不对头,就想办法限制他了。

王渝∶对,2004年1月9日的理事会上,我提出建立财务制度,要求刘青专管的“人道帮助”要有三个人共同负责。我衷心希望的是,刘青主动交出这个项目,让别人去负责。一个赌博的人专管这个项目实在不妥,因为他可以用维护安全的藉口,而不公布帐目。为了刘青自己,为了中国人权,他都不该继续负责这个项目。

茉莉∶你的建议是否获得其他理事的支持?

王渝∶我在2004年1月理事会提议建立财务制度时,方励之赞同,他说民主体制中的做法就是不相信人,而相信制度。他还强调制度保护人的作用。郭罗基先生说∶“你刘青即使不贪污,人们也可以合理地怀疑你贪污。”关於成立三人小组的事,郭罗基先生和我两个人一再坚持。

但是我也有糊涂的地方。我当时应该私下向理事会共同主席――方励之和鲍勃¡伯恩斯坦――说明真相。刘青的事固然他自己有错,但与办公室管理不善、执行委员会缺乏监督都有关系。

茉莉∶你的辞职,与前办公室管理主任玮琳向理事会提出的申诉有没有关系?当时玮琳要求对刘青“侵犯她的劳工权和对她的人格侮辱”进行调查,并检举刘青财务不清的问题。请你简单介绍一下“玮琳事件”。

王渝∶接下来的玮琳事件就更说明办公室的管理问题。谭竞嫦因为玮琳工作优秀,所以当玮琳搬往LA时,把她留下来,让她在LA继续为中国人权工作。後来玮琳和刘青合作不成,发展成劳资纠纷。玮琳写信给理事提出诉求,检举刘青在办公室的不当做法。执行委员会要求童屹和黎安友调查此事。调查结果证明玮琳所说属实,他们提出给予两个月工资,即8000美元作为赔偿,并且由办公室出一道歉信。刘青、谭竞嫦不愿写道歉信,参与调查和做出结论的黎安友接过来写。但黎安友後来写的信,也并没有向玮琳道歉,只是要她保证不向外透露内部消息,以换取她的赔偿。这也让我认识到黎安友的为人。

玮琳那里肯接受这种有条件的赔偿,她拒绝接受这8000美元。玮琳的事件你最好跟她做专访,非常能够体现出问题,多方面的问题。

茉莉∶他们要求玮琳不能对外 漏此事,到底害怕什麽呢?

王渝∶与会的斯卡特,是位美国律师。就是他建议随8000美元的赔偿附上一纸要求玮琳不准对外 漏此事的文书。到底是律师厉害,他比我们先看到了办公室理亏,否则何必如此。他们的表现很叫我难受。这是欺负弱者的做法。哪里是一群从事人权工作者的表现!一个人权组织怎麽能这样对待员工!而且是一个经过调查,认为办公室有错应该向她道歉的员工!

茉莉∶难怪郭罗基理事在答复黎安友教授时,提醒他的这位老朋友,说黎安友的做法是“有损学者的身份的”。人权工作者本来是要在强权下保护弱者的,但这些有头有面的人,却在自己的办公室倚仗权势欺负弱者,夫复何言!

可否请王渝姐谈谈2004年6月1日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是理事们半年前为健全制度而做出一次很重要的抗争,当时无声无息地流产了,导致你一个人单独辞职,此事一般不太为人所知。

王渝∶2004年6月1日,我们开了一个很长的执行委员会。会上谭竞嫦拿出一份三位理事署名的信件,要求根据章程,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立即纠正以往的疏忽,讨论主要官员的任命和任期问题。这封信其实应该有七位理事联合署名,不知为何谭竞嫦拿出来的竟然是只有刘宾雁,郭罗基和苏晓康三人署名的初稿。

茉莉∶如果这封要求按章程办事的签名信在当时得到重视,就不会发展到半年後大批理事辞职了。当时这封信的命运如何?

王渝∶你说得太对了。鲍勃¡伯恩斯坦(中国人权共同主席)把这信拿在手里摇晃,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 We should let them know their position。” 译成中文,意思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老几。当他把信往桌子上重重放下时,我感觉是给了我一个耳光。刘宾雁、郭罗基、苏晓康三位理事都是我十分尊敬的人。於是我说∶“有人说话比没有人说话好。一个组织都是沈默的大众,那就完蛋了。”

茉莉∶伯恩斯坦先生这句话的态度比较蛮横,令人无法接受。他不但是给你一个耳光,也是给我们所有关注中国人权组织内部制度建设的人,打了一个耳光。

王渝∶鲍勃平常待人很好。我想我的自尊心很强,再加上我对刘宾雁等三位理事的尊敬,让我非常受不了。而执委会上总叫我们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刘青财务的问题也不能说。他们居然声称∶谁向理事们 露,就要采取法律行动。而刘宾雁等三位理事向执委会提出建议,却又得到这样的对待。

说到这里我想起方励之,身为共同主席的他,为了想把事情合理地处理好,他提出方案,费尽心力,受够委屈,结果只有灰心地辞职。还有林培瑞的信,那麽诚恳,说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也一样没用。许多人是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过努力的。

茉莉∶那麽,郭罗基先生等人是否获得了答复?

王渝∶这封建议信的事,谭竞嫦似乎也没给这些理事一个回答。详细情形,你问郭罗基吧。

茉莉∶刚才我找郭罗基先生问了。他说,第二天方励之打电话给他,说这个提案可以列入2005年年度理事会讨论。因为要求保密,方励之先生并没有把会议的真实情况告诉郭罗基先生,例如李晓蓉当时都被气哭了的情况。後来,公布05年理事会议程的时候,也并没有把这个提案列入。这即是说,那个提案完全被置之不理。

茉莉∶按照章程,理事会拥有该组织的全部权力,执行主任只是行使理事会委托的职权,但谭竞嫦这个执行主任,似乎时时 驾於理事会之上了。

王渝∶执行委员都是理事担任,在执委会中本来应该是与办公室共同工作,同时监督办公室工作,并向理事会负责的。我们现在却似乎要处处替办公室掩护隐瞒了。岂不成了中共的人大――橡皮图章了?

茉莉∶刘青的财务问题最初不就是谭竞嫦发现的吗?为什麽她後来却要帮著刘青隐瞒?

王渝∶这件事让我发现谭竞嫦待人处事的反复无常,所以她後来的一切表现我都不奇怪。她能说出刘青是不可取代的这种笑话,你就可以知道她的思想水平。毛泽东就是因为被当做不可取代,所以他给中国带来那麽大的灾难。

茉莉∶因为他们什麽问题都不准说,对理事会也要保密,你忍受不了这种黑箱,於是就提出辞职的吗?

王渝∶早在2004年3月,我心里很难受,写了一封信给方励之。说到“现在办公室中的作风令我感到难受。我们以前开会常会发生争吵,但是都是只对事,而且人人平等。那时鲍勃也跟我们一样,我们没有因为他帮助找钱而对他特别,他也没觉得任何不对。这是鲍勃可敬可爱的地方。我甚至觉得我们那样对他,才是更尊敬他。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这样把鲍勃往上哄抬的做法是损坏他。难道我们要让这个原来可敬可爱的人发生质变吗?如果真成这样,那是我们没有尊重自己┅┅┅。”

信里谈的是鲍勃,体现出来的是制度问题,中国人权内部已经失去了民主作风。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决定辞职的。

茉莉∶波恩斯坦先生为什麽会发生这种质变,他个人的变化又怎样影响了一个组织的变质,这是需要严肃探讨的另一个题目。现在我只想知道,你在宣布辞职後,中国人权组织有没有派人挽留你?

王渝∶完全不理睬。我的辞职,不是觉得自己太老或者身体不好,而是提出办公室有问题,而且我的辞职信同时发给了全体理事。办公室的这种态度,不仅连基本礼貌都没有,而且非常不负责任,更有甚者就是表示承认了我指出的问题。谭竞嫦爱把professional挂在嘴上,表示注重专业做法。她的表现往往不专业,亦即不professional!

茉莉∶那就是说,他们根本不在乎你的离去。

王渝∶我想是的。我几乎不晓得他们在乎什麽。这次这麽多中国理事,还有林培瑞,一起辞职,他们不也是不在乎吗?

茉莉∶那麽我就明白了,谭竞嫦巴不得你走,免得你多嘴多舌。他们已经财大气粗,可以拿钱雇人,不再需要你这个义工服务了。所以,在大批理事辞职之後,谭竞嫦们到处说这些理事走了好,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几个人就可以垄断,把这个渗透著许多苦难、许多人奉献的汗水的组织,变成他们利益集团获取更多利益的赚钱公司。

王渝∶谭竞嫦确实如此,最好都是没意见的人。刘青应该不会这样对待我吧。

茉莉∶这是一个组织的悲剧,酿成这个悲剧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性弱点。本来,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制约人性之恶,但制度在中国人权组织里却无足轻重,敌不过金钱、权势和圈套。

这次我们就谈到这里,今後我们再继续探讨,把这个悲剧的因果揭示出来,这样做即使不能促使现存的中国人权组织改革,也能给将来想要做人权组织的中国人,提供一个前车之鉴。谢谢王渝姐!

2005年4月3日
(原载《议报》,原题「我为什麽离开“中国人权”——王渝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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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专论」:小丑闹剧般的“国共第三次合作” 2005-04-02
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访问北京,和共产党会谈,然後发表共同声明,被称为「第三次国共合作」。从国共交手的历史来看, 这次「合作」不仅注定失败,更增加一层小丑闹剧般的荒诞。

人类迄今的历史从来都是自由战胜专制,而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列宁式的党;独裁政党的特色就是一个一定要吃掉另一个;小独裁必定成为大独裁的手下败将。在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两个曾给中国人民、台湾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政党,一个从没经过中国人选举,一个在台湾选举中被人民淘汰,现在却走到一起,想要决定台海两岸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笑料」。

国民党当年在中国之所以节节败退给共产党,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没有清晰的认知。这次国民党还要跟共产党合作,说明他们迄今为止都没有从一败再败给共产党的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主要在於孙中山提出「联苏、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而「联苏容共」,就是联合纵容共产党;「扶助工农」则是支持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美的以暴力打土豪分田地。孙中山之所以这麽做,是因为本质上他和共产党在一种思维框架下,也是要建立「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独裁制度,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也在相当的成份上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吻合,因为其中的两个内容(民族民生)都是强调大政府,而不是个人权利。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曾写过一本《孙中山传》,他论述说,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发展的机会,进而征服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所以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结果,不仅没有成功,反而糊里糊涂地帮助了共产党势力壮大(当时共产党才成立三年)。

国共第二次合作,表面原因是张学良发动「西安兵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但真正原因仍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邪恶缺乏清楚认识。中国发掘出的史料证实,张学良当年已经加入共产党;但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却一直坚持由张学良领导「剿共」。在国民政府官员和士兵在西安事变中被打死多人之後,按理说蒋介石应该更清楚共产党是怎麽回事,但他安全回到南京之後,却正式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并把共军列入国军编制,给了番号「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於是这支军队八年後扩大到百万人马,最後打败了国民党。

当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军事失败的转折点是东北战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启用蒋经国做对苏联政策顾问(负责东北外交),由於蒋经国仍对苏共和史达林有幻想,结果加快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失败。据前美国驻台官员陶涵(Jay Taylor)所著的《蒋经国传》,连蒋介石本人都承认,他对史达林有幻想的东北政策是「最严重的错误」;「蒋经国因为东北交涉失败,备受抨击,政治地位下降」。

後来在中共获得联合国席位,台湾的国际处境非常艰难之际,蒋经国总统能够坚持反共,绝不向北京妥协,可能就是因为他和苏共、中共都打过交道,有过惨痛教训,而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因此他在一九八五年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才坚定提出三点:台湾是个民主宪政的国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只要中共在大陆实行共产制度,两岸就绝无谈判之可能。而且在晚年做出两项智慧的选择,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开启台湾民主之门;二是提拔李登辉接班,指望通过国民党本土化,以获重生机会。

而今天江丙坤的中国之行,以及国民党主席连战要去北京的所谓「破冰之旅」,完全是背叛蒋经国所启动、李登辉所推动的台湾民主化、国民党本土化的路线。因为去和共产党「合作」,就是去和造成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邪恶势力合作,这不仅损害台湾的民主,更是挑战人类的民主价值本身。连战们还在幻想要做「全中国的国民党」,可惜这种自恋式的所谓「破冰之旅」,最後结果一定是掉到冰窟窿里,自溺自戕。

前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在国民党势力远大过共产党之时,但最後都被共产党玩於股掌。现在国民党在台湾都已经被选民淘汰了,却可怜巴巴地去「小江拜老江」(江泽民),指望通过跟大独裁握一下手而提高一点国民党的生机,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因为国民党这次根本谈不上什麽和共产党合作,只是一个朝拜,一次谄媚,一种变相投降而已;同时,这种行为的逻辑不通和身份不符之处,只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笑料」。

首先你只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根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怎麽却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签署什麽协议呢?你要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一个反对党,去和执政的共产党谈判;要麽作为两个中国之一的国家领导人去和另一个中国谈判。现在你哪头都不认,既不是中共政府的反对党,也不认两个中国,更不认一中一台,那你跑到北京不是自我作践嘛?

更荒唐可笑的是,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政党,你不是台湾的执政党,你没被人民选择,哪来的资格去代表台湾民意和另一个政府签署协议,何况对方还是敌对国?这就如同在冷战时,美国的在野党绝不会去莫斯科和苏共签署什麽协议;伊战前,美国的民主党也绝不可能组团到巴格达,和海珊的独裁党签署什麽「共识」,因为这不仅与身份不符,更是对本党的自杀行为。国际舞台上实在罕见这麽愚蠢的政党。

而国民党这次出访北京所选择的时间,更是对台湾人民的严重挑衅。在中共刚刚通过了要武力吞并台湾的「反分裂法」之际,任何一个真正珍惜自由价值的人,都会坚决反对独裁中国的霸权行为。这就是为什麽三二六台北有百万人上街抗议反分裂法。但连战、江丙坤们不仅不参加捍卫民主台湾的三二六活动,反而马上跑去与中共「合作」,这就等於在恶霸扬言要用暴力手段霸占你全家之时,作为兄弟之一的你却跑去恶霸家做客,喝交杯酒,这不仅是告诉世人,你愿意做恶霸的「同谋」,而且更降低你在台湾这个「家」里的信誉和执政机会;因为在宪政民主的台湾,选票是靠向人民求来的,而绝不是靠跑到外边去联合大恶霸吓唬出来的!

国民党的这次劣行说明,它已堕落到历史最低点,不仅完全没有了当年那种抵抗共产党的勇气,同时也失去了在台湾赢得民心的信心,所以才跑去北京,试图借宿敌共产党的大棒,来对付台湾执政党和台湾人民。这种想靠独裁、恶霸帮忙,来稳固并强化自己在台湾地位的做法,真是再妙不过的自杀行为,其小丑闹剧般的滑稽,大概无法不令许多人窃笑不已。

(台北《自由时报》「星期专论」2005年 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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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马建:在中国混得越好越是个大混子 2005-04-02
假如以苏联扩军导致衰落作为参考的话,中国的经济再撑上顶多十年就会崩溃。何况为了对付台独的扩军,是无法停止的,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已经清晰可见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专制与军事结缘的国家,必然会走向希特勒式的泡沫帝国。而民主与军事的结合就不会垮台,甚至是互补。

美国为民主帝国至今也没有出现垮掉的迹象。何况从道德文明的角度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信未来属於市场经济、言论自由和民选制度,而不是非共产非资产加新闻封锁的专治政体。此民主信念也是人类进步的方向。一个没有给时代提供价值观的经济大国,能给人类什麽呢?我们享用著日本产品的同时,会尊敬缺乏正义观念的日本吗?

何况中国的道德意识与上升的商品经济相反,正处在急速下降的底谷。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腐败之极的非道德的时代了。

赚钱意识在短短的十数年间,已把中国人的生活心态和人文精神,排挤到边沿,与中国思想中“自扫门前雪”的传统暗中接上了。而这正是儒家传统的一部分。但要人类以呼应世界多元化的名义接纳“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儒家文化,实在不是与时俱进,也不可能在人人参与的民主国家立足,它本来只是躲避封建专治的产物,民主国家不需要。

中国文化是名存实亡的,正如埃及文明的伟大一样,最好留在博物馆,不能从木乃伊的身上拿出点古传统,供今天的人们使用。今天除了些大小商品,中国也是没有精神资源能拿到西方倒卖的。武术、书法、中医、品茶和孔子思想,顶多是中国文化交流中的强项,但不会是西方社会的需要。没有中国电脑,没有中国旗袍世界照样多元化。但没有西方文明,人类的理想就是纸上谈兵。

当中国挂著社会主义的“毛头”,卖著资本主义的狗肉时,令我们震惊的是中国社会是可以表里不一,中国人是可以口是心非的。为了在政治恐惧中求生存,他们改变了思想和行为,以避免“出事”。在奔向中产阶级的同时,也更创造出了新型的言不由衷的中国人,青岛土话叫∶混子。可以说,在中国混得越好,越是个大混子。

胡锦涛说北朝鲜好,是决不会送他的孩子去平壤留学的。他宁可送子到“敌对势力”的美国。

长期的专治使中国人建立了一整套生存方式,不需要黑白分明;被毛泽东枪决的人家里照挂著毛主席像,反感共产党的人照样入党。不需要时实求是;从专治国家出来的留学生都说,我没觉得中国没有自由啊?和英国没有区别啊?不需要面对现实;明明是婚礼,人们会高唱著∶“为什麽大地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那首歌颂当人肉炸弹的颂死歌。住在伦敦十几年了,而且是好区,还硬说是“寄人篱下”。我们的血液里都装著一套自欺欺人的思维方式;足球输了就说二千年前中国人就在踢球。我丢了钱包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破财免灾”。砸了碗杯大家都会惊呼“岁岁平安”。明明被车压断了腿,也叫"因祸得福"。我认为这种在专治社会生存的思维文化只能是出了口也转内销,它太离谱了。

和中国人说话,常常感到专制真是个害人的东西。眼瞅著一个漂亮的姑娘,会讲出∶“这麽脏的黑人,灭了算了。”一种毫无人性的专治复制话语,此价值观是非人文的,也是不文明的。

当中国以多元化专治帝国在世界变强的同时,我们并没有人文价值的文化能输出给世界。今年春节是伦敦最热闹的“中国节”,能看到的也就是国内的京剧片断、民乐合奏、舞龙打鼓、品茶和表演兰州拉面,那点庙会热闹而已,看完了直反胃口,是典型的共产理想破灭又从被革了命的死人身上扒衣服冒充死人。靠民族主义临时来填补共产失败的现代中国文化,就是从专制的牙膏挤出来的脏东西,只能污染世界。

在全球进入了经济竞赛的电子时代,寻求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来给中国精神输血,也是自欺欺人的。佛道的避世思想只能给文人学士造一个逍遥的世外桃花园而己,与时代无助。

目前中国正流行著一大批“明心见性”的文人,他们手握佛珠,不思善恶,穿著唐装只进茶馆。假如这类人增加到一亿,中国就文明了吗?

但拯救意识的基督教思想最近十五年来在大陆、特别是在沿海一带的复兴速度是惊人的。目前基督徒已达八千万之众,也许这是中国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部份,也可能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衔接。

现在能有点面子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只能消失在全球化的海啸之中,因为它在本土都己成了残片。这也是只发展经济,不准思想的专治不可避免要损失的人文代价。

所谓的社会转型不是由垄断性的党文化转向自由平等或由物质文化转向精神文化,更不是专治转型为法治的问题,而是硬把一个男人用变性手术做成个女人一样,是现代科技在制造人性美感。

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这麽不男不女的,好听点叫阴盛阳衰。儒家伦理,经过共产党多年的努力奋斗,己经从中国三至四代人身上淫除了。新中国人,是一种与中国道德伦理毫不相干的新品种。

控制人的思想意识在民主国家日本也一样发生,不了解二战日本人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的几乎是全体国民,各别学者和战犯的忏悔占不了人口的百万分之一。那麽,中国共产党的罪恶隐藏不露,照样统治也就变得正常了。东方人不同於西方人,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只要自己有吃有喝,就进入了太平盛世。 的确,当中国人不再承认脑被洗过了,那才叫洗了脑。

一个大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正支撑著今天的经济发展,正如大日尔曼民族的帝国梦,吹出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一样,把金钱和财富变成了人类的大灾难。这种历史只能重演在丧失民族记忆的时代,那就正是今天的中国。

中国加入了WTO以後的和平演变,虽然为一党文化的崩溃创造了条件,但补养过头了便给专治输了血,使独裁起死回生正是中国社会的新景观。假如没有崩溃发生的话,现代中国不会再左倾了,但右倾也是灾难,因为它缺乏了凝聚社会的道德资源,有目标没有方向。它会一厢情愿地只走向两极分化的富有,渐渐再济补贫穷的阶层,像商业文明的新加坡,虽然不再是个人文社会,也没有了创造力,人们靠著勤奋活著吃著而己,如同超市加医院,但这就是中国人的社会远景。

(原题「缺少道德资源的经济强国」,作者为中国旅英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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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美国的黑暗时刻——对特丽被送进“毒气室”的思考 2005-04-02
我对特丽.夏沃(Terri Schiavo,也译泰莉)被判“死刑”的愤怒和悲哀,超过了对造成三千人死亡的911恐怖袭击。这绝不是夸大其词故作惊人之语,因为911是疯狂的恐怖份子所为,是全人类的常识都共同认定的非理性的魔鬼,在善良的人们毫无防备之际所犯下的罪恶;而特丽的被判“死刑”,则是在最民主自由的美国,由被视为最文明、最理性的法官们,在全国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按照法律条文实施的,而且还得到了以专家、教授、学者、医生、法官、律师、记者等为主的不少美国人的支持。

“好人”理性地杀人,远比魔鬼疯狂地杀人更千百倍地令人恐怖。人类最血腥的罪恶,从来都是所谓“好人”高举著“正义”的旗帜,在法律的保护之下理直气壮地执行的。特丽事件之所以引起了美国、整个西方、以至世界的关注,之所以再次把美国舆论撕裂成两半,再次凸显左派民主党和右派共和党之争,就因为它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家庭民事纠纷,也不仅是一个文化和法律冲突的问题。

对这个脑残障者生命的处置和态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美国及西方社会两种文化(死亡文化和生命文化)、两种理念(人本主义和基督信仰)、两种文明(相对伦理和绝对道德)之争。它涉及到人类在这两者中选择哪个走向的重大问题。美国法官的这次判决,不仅剥夺了一个无辜女性的生命,而且是一次对“绝对道德标准”判处死刑,它是20世纪导致纳粹和共产主义兴起的那种拒绝上帝、人本主义思维的可怕延续。

这个在过去两周以来引起美国媒体和民众最大关注的事件起因是在1990年,当时26岁的特丽突然心脏停跳了几分钟,导致大脑缺氧而失去意识,医生诊断她成为“植物人”。8年前,她的丈夫迈克向佛州法庭提出,要求拔掉特丽的进食管,理由是他妻子曾说过,如成为植物人,不愿意靠插管存活。但特丽的父母不同意,不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女儿这种表示,而且他们提供的录影带显示,特丽不仅有表情、会微笑,还有眼睛、头部随移动物转动等反应,即她没有完全脑死亡;所以他们打官司要求照顾特丽,希望女儿活下去。但佛州法官却判决迈克胜诉,於是特丽的食管被拔掉。

按美国目前的法律,这类民事案件由各州地方法院判决,联邦法院不受理。但由於特丽案件事关紧急的人命和对重大生死问题的态度,所以美国参众两院随即通过了一项专门法案,同意特丽一案可递交到联邦法庭审理;休假中的布希总统也连夜赶回白宫签署法案生效。但是,联邦法院和联邦巡回法庭审理的结果仍是特丽父母败诉。最後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被拒绝受理,因最高法院一般只审理和宪法有关的案件。

特丽一案主要是由佛州地方法官审理的。判决拔掉特丽食管的主要根据,一是按“佛州监护法”,特丽的丈夫迈克是监护人,他有代表特丽发言的权利,而特丽的父母没有;二是迈克表示特丽曾说过一旦成为植物人,不愿意活下去,所以拔掉食管是特丽自己的意愿;三是医生诊断特丽已处於“脑死亡”的植物人状态,没有康复可能。

但法官的这三条主要判案根据都有可争议之处∶首先是迈克已经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丈夫资格”,因他早在八年前就和另一个女人同居并生了两个孩子,後来两人正式“订婚”。法律之所以把监护权交给配偶,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配偶之间具有最亲密的关系。但当迈克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生活、生育子女、并已经订婚的情况下,他对特丽的爱和情感当然大打折扣,而且既然他已经违背了婚姻誓言,他就已经不是事实上的丈夫。但法官无视这个任人都可以做出基本判断的常识,坚持迈克仍是法律意义上的丈夫,仍有完全代表特丽讲话的权利。

其次,整个案件中最关键、也是支持给特丽拔掉食管的阵营最强调的,是绝症病人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生命。但这里的一个重大疑问是,到底特丽有没有这种“遗嘱”?事实是,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说明她一旦成为植物人,愿意选择安乐死;只是迈克自己这样声称而已。特丽发生意外时才26岁,那麽年轻就立下关于自己一旦成为植物人如何处置的口头遗嘱,不太合常理。据《华尔街日报》3月27日引用的Find Law公司民调,18到54岁之间的美国人高达76%没有生存遗嘱(living will),20多岁这个生命正旺的年龄段自然很少有人这麽做。即使在55岁以上的老人中,也有47%的人没有这种遗嘱。且不说特丽当时年轻、健康,立什麽关於植物人的遗嘱,按常识判断实在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使夫妻间不经意地感叹一句“我要是植物人可不想靠插管活”,能不能算正式“口头遗嘱”也非常值得讨论。更何况现在只是一个背叛了她的丈夫这样声称,没有任何实际证据。

除了年轻之外,特丽出生、成长在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很早就受洗。天主教是不同意用自杀和安乐死来结束生命的,因而作为教徒,她也不大可能立下这样不合教规的“遗嘱”。

而且各种迹象显示,迈克的“遗嘱说”不像是真的。据《纽约时报》报导的法庭文件,在特丽发生意外後七年之内,迈克从没提过妻子有这种“遗嘱”,直到他打赢了医疗事故官司,拿到了百万美元赔偿之後。特丽婚後一直无法有孩子,因此接受一种“激素治疗”,期待增加生育可能。她发生意外後,迈克以“医疗事故”为由打官司,最後获得105万美元赔偿,其中30万给迈克本人作为婚姻损失赔偿,75万给特丽做医疗费。特丽当年的一位元女友在电视上说,迈克在打官司时承诺,拿到赔偿要买个大房子,把特丽和其父母都接到家中;但他拿到百万美元之後,“整个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自己买了房子,装修了他母亲的公寓,却没有接特丽和她的父母,而是找了女朋友同居。後来又提出诉讼,要求拔掉特丽的食管。在特丽脑伤残七年之後,迈克的大脑竟“突然”活跃起来,回忆说妻子有过口头遗嘱,这种说法怎麽能让人信服?

据《纽约时报》报导,迈克的这种说辞曾被知情人戳穿过,在2001年迈克首次官司胜诉,特丽的食管被拔掉後,迈克的前女友给当地电台讨论节目打进电话说,迈克曾对她说过,他不知道特丽到底有没有遗嘱。於是法官根据这个“证据”恢复了特丽的食管。但不久那个女友就反供,背後是否有迈克压力或收买,法庭则没有调查。

对於迈克在特丽发生意外七年之後,在得到105万美元、有了“未婚妻”之後,突然说“想起来”特丽有过口头遗嘱之说,《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劳姗默(Charles Krauthammer)评论说,明摆著的,当迈克和他的“未婚妻”一起生活之後,“特丽就成了一个障碍”。福克斯电视台王牌评论员欧莱利(Bill O'Reilly)则在他的广播节目指出,当丈夫和妻子有利益冲突(迈克要和别的女人结婚)时,他的话不仅不可信,而且他已成为要蓄意谋杀特丽的嫌犯。

法官判决可拔掉食管的第三条主要依据(医生诊断特丽已是“永久性植物人”)也是有争议的。据《纽约时报》刊登的法庭文件,共有6名医生作过诊断,其中4名确定特丽已是植物人,大脑已绝大部份死亡,没有恢复可能;但有两名医生持异议,其中有美国知名神经科医生切希尔(William Cheshire)曾去病房看过特丽,并研究了特丽父母拍下的录影带,他的结论是,特丽不是“植物人”,还有一定的意识能力。

四位认定特丽是“植物人”中的主要医生是克兰夫德(Ronald Cranford),他以前曾确诊的一位“植物人”(也断定没有康复的可能),12个月之後却清醒了过来。当有人对这位“专家”指出,如果当时听从他的诊断,这个人不就像特丽一样被“杀”掉了吗?这位专家回答说,“那是我的一个错误;但特丽不一样,她已是植物人15年了。”但美国最近有一位曾有被医生判为“植物人”的女性,20年後竟可说话,呼叫父母。在CNN的“莱瑞.金现场”节目上,也有两位女性现身说法,她们都曾被医生判为“脑死亡”或“植物人”,也曾靠插食管存活,其中一位的脖子上仍可清晰看到那个插管的洞口伤疤,但她的丈夫拒绝拔掉其食管,细心看护她,5个月後,她清醒了过来,今天在电视节目上讲话比许多专业评论员都更头脑清晰、口齿伶俐。另外据3月26日《纽约时报》报导,在美国还有四名跟特丽的状况一样,由於大脑缺氧而导致脑死的男性病人,也是被医生诊断为“永久性不能康复”的“植物人”,但最後都清醒了过来。

在三项主要判案根据都有疑点的情况下,为什麽佛州的法官们仍是拒绝特丽父母的要求?法律专家评论说,这是按司法条文办案,因为按照法律,迈克是监护人,他说特丽有过口头遗嘱,这就是判案“根据”,而那些质疑则不能作为法律定案依据;对於特丽是否植物人,要以多数医生的诊断为主,而且长达15年脑死,就没有康复的可能。

但这样人命关天的事,应不应该在有严重疑点的情况下定案?在美国,被判处死刑的,不等本人提出,都会“自动”进入上诉程式;每个死刑犯的平均上诉期超过20年,等於被判死刑後,至少还可活20年。任何新“证据”,或律师找到新的理由,都可以使案件一而再地上诉、重审。即使这样,仍有相当多的美国人要求废除死刑,毕竟生命只有一次,一旦错判,就无法“更正”。

特丽案件则陷入类似“22条军规”的窘境。因为如果她是个死刑犯,在所有上诉失败後,州长和总统都有行政权力“特赦”她免於一死。但由於特丽是个完全无辜的人,从来没有被判过任何罪,所以按法律不存在她被“特赦”一说;也就是说,没有法律条文说州长或总统可以“特赦”特丽这种无辜、无罪的人。於是,杀了多少条人命的罪犯可以得到赦免,而一个完全无辜、无助的残疾人,就竟然要在全世界的注目下,由於没有法律条文保护,被活活地渴死、饿死!无论多少人在她病房门口声援、呼救、流泪、祈祷,但所有人就都束手无策,天下没有比如此“执法”、如此“人被条文杀死”更荒诞的了!

退一万步说,即使法官判案的三条理由都毫无疑点地成立∶第一,迈克没有其他女人,仍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完全有资格代表特丽的丈夫;第二,特丽有文字遗嘱,不想在成为植物人情况下仍继续存活;第三,全部医生都一致判断特丽大脑永久性全部死亡,没有恢复的可能性。那麽在深爱特丽的父母、兄妹愿意接管、继续护理她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按法律程式杀死一个无辜的人?

事实上,这种假设的三条理由也都有可争议之处。首先,对於迈克来说,在妻子脑伤残或完全成为植物人之後,他要找其他女人,就应该和特丽正式离婚。但事实是,无论特丽的父母怎样苦苦哀求迈克和自己的女儿离婚,由他们来做特丽的监护人,迈克就是坚决不肯,一定要给特丽送终。佛州布什州长打官司要求州政府做特丽监护人,迈克仍不放弃,布什州长也输了官司。

迈克坚决执行特丽“死刑”的理由是,他要尊重特丽本人的愿望,他是在为维护特丽的“死亡权利和尊严”而战斗。这里且不说特丽根本没有留下文字,即使有,她是否清楚地表明在脑死亡什麽程度下不想活了?二十几岁健康时的想法和今天是否一样?从无数历史人物和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验中看出,人的思想变化可以是惊人的、翻天覆地的。尤其对於疾病和生死问题,健康人和病人的想法是有很大不同的。在美国多个电视评论节目上,都有人出来证明,自己健康时认为一旦伤残等,就不想活了,但真正生病或瘫痪之後,想活下去的愿望比健康时还强烈。所以用健康者、或健康时的思维去判断伤残者的愿望是不公平的,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

那麽照这种说法,那不是人的“遗嘱”都可以不遵守了吗?那立“living will”还有什麽意义?当然不是。如果病人家属全都毫无异议地一致确认、并愿意执行living will,那当然应该执行。但在特丽这个案件中,既然她的父母那麽愿意照顾这个女儿,为什麽一定要她死?而让这个无辜的脑伤残者活下去会损害谁?当生命和法律条文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选择生命还是法律条文?今天,那些专家学者、文化人们最高声强调的就是“我们要遵守法律!”对此让我引用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知识份子》一书中的以“提防知识份子”为题的全书结论来回答∶“任何时候我们必须牢记知识份子习惯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於第一位。”

迈克和他的支持者辩解,我们要维护特丽的“尊严”,不能容忍她在父母的照看下“赖活著”。在这里,迈克们的自相矛盾之处在於,他们一方面强调特丽已经全部脑死亡,一边强调她的尊严要维护。而事实是,只有大脑有意识的人才有尊严感。如果特丽已经全部脑死亡,那麽她的脑子怎麽会产生尊严意识,这不是逻辑不通吗?

这种所谓“植物人”的案例,和头脑清醒的、想结束自己生命的绝症患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在於∶绝症患者由於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堪病痛折磨,感觉自己尊严受损,所以清醒地选择结束生命。但是,医生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不再继续采取医疗措施,但却不可以帮助病人死亡,几年前美国一个帮助安乐死的医生目前还在伏法。为什麽不可以帮助人家自己要求死亡的意愿?这就如同一个人要上吊,你不能帮他找绳索;一个人要跳楼,警察和民众要全力设法抢救,而不是鼓励他“快跳呵!”或推他一把。

对於特丽来说,如果她真是全部脑死亡的“植物人”,那麽她的大脑既不能产生尊严意识,也没有肉体痛苦感觉,而且只需要食物和水就可以活下去。那为什麽不能满足她的父母对她的一片爱心,让她继续活下去?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爱和关照这个完全无助的生命的过程中,可以提升特丽的亲人和那些关注她生命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就像修女泰瑞莎所说的,正是由於有机会面对那些弱者和伤残的人,才会启迪和提升人的爱和怜悯,让人更有“心”。

那麽在这种情况下,为什麽仍有许多人认同特丽被活活饿死?迈克和他的支持者们强调,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必须服从法律。这当然没错,在法律没有和生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服从法律,无论对判案多麽不服。例如选举、婚姻、财产等纠纷,甚至犯罪案件等,哪怕是杀人案。例如十年前的辛普森案和最近的好莱坞演员被控谋杀妻子,最後获无罪释放。这两个案子按常识判断,嫌犯都是罪犯,但既然法律审判结果他们无罪,无论我们脑中怎麽认定他们就是杀人凶犯,都必须接受判案结果。毕竟这是放掉一个人,而不是杀掉一个人。我们推崇民主国家的判案原则,就是因为它是“宁肯错放一千,也不能误杀一个”。

但无论多麽民主的国家,法律毕竟是人制定的,只要是人干的事,就必定不完美,必定有疏漏和错误之处。那麽当以法律条文难以断案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要求生命的”,还是选择“要求死亡的”?在特丽这个案件中,为特丽争生命的父母,和为她“争权利”的丈夫,到底谁更爱特丽,人们的道德良心更应该往哪边倾斜?人类的祖先早在三千年前,就给我们做出了绝顶智慧的选择∶

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个“所罗门的测验”(列王纪上3:16-28)∶两个女人争夺一个孩子,都说这个婴儿是自己所生的。当年没有DNA测验,而根据两人各自说辞,以色列王所罗门无法判断孩子到底是谁的。於是他智慧地说,拿剑来,把孩子劈开,两个女人一人一半。其中一人同意,另一个则立刻跪下说,千万别把孩子杀死,给另外那个女人吧,她不争了。於是所罗门把孩子判给那个“不争了”、为孩子求命的女人,因为谁站在“生命”一边,谁才是真爱这个孩子的生母。结果所罗门的判断正确。

但今天的法官,为什麽在纠缠不清的情况下,一定要裁决“选择死亡”一边胜诉?为什麽还有那麽多人都支持迈克和法官?难道他们对特丽的父母毫无同情心?他们看著那个无辜、无助的特丽被活活饿死就开心?难道他们都对迈克的丈夫资格,特丽的所谓遗嘱和她的病情都毫无疑问,百分之百地相信?绝对不是!那些身经百战的法官、律师们,那些精明透顶的专家、学者们,对那些疑点当然清清楚楚,而且他们对特丽和她父母的同情心,也许并不亚於那些在病房外为特丽祷告的普通人们。但他们为什麽一定要坚持把特丽饿死?因为他们在是为一场意识形态而战,而维护这个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是高於人性,高於维护一个生命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就是∶人是世界的主宰,不是神;人有决定自己行为的一切权力,其哲学基础是理性至上、人本主义。特丽案绝不是孤立的,它是自20世纪进入高潮的有神论和无神论这场战争中的一个战役而已。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支持迈克和法官判决的一方,多是左派民主党人和无神论者,他们赞成堕胎、安乐死、吸毒、同性恋结婚等等;他们认为文化是多元的,道德是相对的,人类不应该有绝对的道德标准。

而支持特丽父母的一方,多是右派共和党人和基督教徒,他们认为必须坚持来自上帝(圣经)的“绝对道德标准”,如果人们都按自己的想法(及需要)行事,如果人类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那麽人的一切行为准则都会失去方位,失去根基,其结果一定是灾难和死亡。当尼采喊出“上帝已死”的理性至上宣言之後,人类就不仅要主宰世界,还要按自己的乌托邦改造世界。这种与上帝隔绝的最大恶果,就是否定绝对的道德标准,於是把世界推向“道德无政府主义”(moral anarchy)。

支持迈克的一方,最强调的是美国是个法治国家,我们要服从法律。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不知道他们是否忘记了,耶稣基督本人就完全是在法律裁决後被送上十字架,而且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你说别给我讲耶稣,我不信神。但是耶稣被杀害是犹太历史上清楚记载的事实。

再看近在眼前的∶在二战结束後的纽伦堡审判时,那些纳粹领袖们的自我辩护曾令法官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强调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法律行事。”因为是德国最高法院发布公告,宣布犹太人不是人类。那些德国的法官、军官和今天判决取消特丽食管的美国法官一样,都是在规矩地按照法律条文行事;而那些检查犹太人的身体,决定送谁进毒气室的,都是获得Ph.D、MD的医学博士,像判定特丽是“植物人”、要拔掉她食管的美国医生一样的专家,他们经过医学鉴定後,“合理合法地”把老弱病残者、同性恋者和精神病患者等送进了炼人炉。因而那些纳粹领袖们说,你们没权审判我们,没权把你们的道德、文化和法律强加到我们头上,因为道德是相对的,文化是多元的。

当时纽伦堡联合法庭不知所措,震惊之余,律师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法官也拿不出任何条文应对,最後只好宣布休庭。没错,人家是按照自己国家的法律行事,人家有自己的道德和文化标准,人家的法院公告说犹太人不是人类,纳粹官兵只是在执行国家的法律,你凭什麽理由,用什麽理论根据、什麽标准来裁决人家有罪呢?法官们经过措手不及的紧张和讨论之後,搬出了“自然神”的理论,用人类有基本的、统一的道德标准为理由,审判了纳粹头目。

当不承认有绝对道德标准的时候,那麽法官就可以决定哪个植物人被结束生命,反正他们已经是“没有用”的人了。照这种理论滑坡下去,那麽一个被诊断永无康复可能、并对他人和社会具攻击和威胁性的躁狂型精神病人,是不是也可以被结束生命?因为按照要结束特丽生命的那些人的逻辑,这类精神病人不仅对社会毫无用处(还有害处),也是活得毫无尊严,也是大脑坏了,丧失了意识能力。如果这种理论成立,它就等於确立,人类的一部份人有权判断别人的生命状态,并有权结束这个人的生命。(这里暂不探讨罪犯的死刑问题)

佛州的这个判案,是使人们走向奥斯威辛的道路。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年德国就是在理性至上、优化德意志民族的思维下,在高智商、高学识的法官主导下,在法律的范围内,把精神病人,同性恋者,残疾人和他们认为“低质者”等关押并杀害。当年纳粹大屠杀中第一批被杀害的人,就是七万名被认为“不可救药”的精神病和其他患者;而且那场大屠杀就是从“安乐死”开始的!今天特丽则被他的丈夫和法官,以法律的名义送进了21世纪的美国式毒气室。难怪在特丽病房门前抗议的人群,举起了“欢迎到美国的奥斯威辛”的牌子。

斯大林毛泽东等共产主义者,也完全是在无神论、理性至上的意识形态内,完全在他们的法律框架下,屠杀了一亿多人的生命。在抛弃绝对道德标准、无神论肆虐的20 世纪,人类理性地、“正义”地屠杀的人数,超过了以往19个世纪被杀害人数的总和;20世纪的全部灾难,都是人不信神,和上帝隔绝,失去绝对道德标准的结果。因此有哲人总结说∶“十八世纪圣经被扼杀,十九世纪神被辱杀,二十世纪人被残杀。”其实在《圣经》(箴言8:36)中上帝早就清楚地指出∶“憎恨我的都喜爱死亡。”难怪波斯的伟大政治家和诗人赛迪(Saadi)表示∶“我畏惧神,其次是畏惧那些不怕神的人。”

特丽事件只是美国、西方和全世界这场文化战争中的一个战役,一个惊心动魄的插曲。但特丽就在最民主自由、在我最热爱的美国、在我们眼前被理性地、合法地结束生命,这无法不令人更加倍地愤怒和悲哀。也许特丽是上帝送给美国的礼物,在复活节的这个星期,让她的生死再次唤起美国和世人走向上帝,在经过这个黑暗的时刻之後,为美国和世界迎来新一轮基督的光芒。

2005年3月29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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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台湾的民意对付中共的霸权(华视快语台湾) 2005-03-24
这个星期六在台北将举行「三二六大游行」,这是一次关系到台湾命运、台湾前途、台湾在世界的形象的一次大游行。因为中国刚刚通过了「反分裂法」,明文表示可以用武力手段并吞台湾。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台湾人们要向对岸的独裁政权发出什麽样的信号?要给向西方民主国家表达什麽样的民意?

大家都知道,去年和前年在香港的抗议大游行,不仅导致了限制香港人民自由的二十三条流产,而且促使了这次董建华的下台。那两场展示香港民意不可辱的民主大游行,还得到了西方媒体的广泛报导和支持,不仅提升了香港人民在世界的形象,更维护了香港人民的尊严,

而最近频频登上西方媒体重要新闻版面的,是百万黎巴嫩人民走向街头,要求叙利亚撤军,要求民主选举,要求一个黎巴嫩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这种强大的民意,不仅震憾了西方,更震憾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导致叙利亚表示撤军。正是这种民意,才促使自由世界对这些国家民主化给予更大支持。

面对中国,台湾确实很小,人口才是对岸的百分之二,面积不到中国的百分之零点五。但台湾并不孤独,因为它的背後不仅有美国,还有整个自由世界。但自由世界对台湾的支持,主要是对台湾民意的支持,因此首先得台湾人民自己发出声音。例如不久前伊拉克选举时,虽然有恐怖组织的威胁和屠杀,但仍有八百万人勇敢地出来投票,其投票率超过了去年底台湾的立法院选举。这不仅向自由世界表达了伊拉克的真正民意,同时由於他们展示了自己要民主、争自由的智慧和勇气而赢得自由世界的尊敬和来自美国的更强有力的支持。

所以在台湾这样的历史时刻,多一个台湾人走向街头,多一分抗议的声音,就可以更广泛地争取西方自由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向对岸的中国领导人发出台湾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可剥夺,台湾人民不可欺、不可辱的群体意志。三二六那天,在台北街头聚集起来的不是人头数字,而是澎湃的民意,自由的呼唤,是放大了的台湾!只有这个民意所凝聚起来的共识所放射出的力量,才是对台湾的最大保护。谢谢收看,下次再见!

(台北「华视」2005年3月23日快语台湾)
录像请见:http://taiwanus.net/news/show.php?id=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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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报导】信奉自由的中国人反对《反分裂法》 2005-03-24
【摘要:台湾用以对抗北京武力威胁的最大资本,也是台湾赢得国际社会支持的最大本钱,就是它自由民主的成就。无论统独,能够确保两岸和平与人民福祉的最佳选择,无疑是让大陆中国尽快走向民主化。┅┅要想不分裂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让大陆尽快地民主起来、自由起来、平等起来、共同富裕起来。】

(中央社记者曾志远纽约二十四日专电)在纽约专门致力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民主亚洲基金会,近日在它的“民主论坛”网站 http://asiademo.org/gb 上,发表一系列中国读者如何反对反分裂国家法等近二十篇文章,例如北京刘晓波的“一国良制∶阿扁的明智选择”等,也许可以看出即使是独裁国家也不是一言堂。

刘晓波认为,台湾用以对抗北京武力威胁的最大资本,也是台湾赢得国际社会支持的最大本钱,就是它自由民主的成就。无论统独,能够确保两岸和平与人民福祉的最佳选择,无疑是让大陆中国尽快走向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如果台湾肯向北京政权打民主牌,借助统一的杠杆来对北京施压,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推动大陆走向民主化的最大外力。”

南京的杨天水在“反分裂法能够解决中国的统一吗?”一文中明白表示,它不但无法达成这样的目的,反而可能促使台海两岸状况更加糟糕。他说,中共应该和中华民国实行真诚、认真的和谈,应该考虑制订和谈法,放弃反分裂法,以民主宪政为目标,以和平谈判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统一。

合肥的沈良庆认为,中共当局制订反分裂国家法,说明在一党专政条件下,和平统一的画饼难以充饥,分裂的可能性更大。

贵阳的李任科表示,要和平就要谈民主,就要谈放弃独裁,放弃一党专制。要谈诚意,第一放弃武力,第二自由发展政党组织,第三竞选执政。只要放弃权谋,独立与否的选择都可成立,最後民众的选择才是真正的选择。

贵阳方家华在“坚决制止反分裂国家法”中说,反分裂国家法的结果,是中共又一次制造战乱,制造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制造孤儿寡妇。制止该法就是在制止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灾难。“今天的大陆民众,已不是上世纪的大陆民众,我们必须让中共学会尊重。”

丹东的田晓明正告北京当局,不能在台湾问题上迷信武力;湖南金海涛肯定陈水扁总统日前关於“一国良制”的谈话,认为这已经把问题说得非常透彻了∶问题不在於一制或两制,而在於劣制或良制。

居住在纽约的唐元隽表示,制订反分裂法是缺乏对历史和现实情况的理性考量,毫无建设性可谈。拿美国南北战争做比喻,更是荒谬不可言,说明执执政者意识形态思维的僵化和强权意志,根本无助於真正化解两岸冲突危机。

本名登焕武的重庆籍火戈指出,中共当局制定反分裂法,并非真正要为武力攻台作铺垫,而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并试探民主国家的真实态度。不管是什麽样主张的台独,只要他们不企图采取战争与暴力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那麽以坚持保留“非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反分裂法,无论怎麽乔装摆弄,都只能是歪法、恶法。

徐州郭少坤劝大家不必杞人忧天,“要想用共产主义制度去统治已经生活在民主自由下的台湾人民,大概很难被二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所接受。要想不分裂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让大陆尽快地民主起来、自由起来、平等起来、共同富裕起来。”

(原载台湾中央社网页2005年3月24日,原题「中国人民对反分裂法看法并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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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九大游行损害台湾 2005-03-20
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曹长青。在台湾总统枪击案一周年之际,国民党准备组织「三一九大游行」,再次提出要枪击案真相。我觉得从两个角度说,现在组织这种游行都非常不合适。

首先,台湾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已是民主法治国家,因此像总统枪击案这样重大的案件,更应该通过司法渠道,在法治框架内解决,而不是通过街头群众运动。而且在没有证据之前,不能把猜测当作结论。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实行「无罪推论」的法律原则,也就是说,在没有证据之前,任何人都应该被视为是「无辜的」。

例如在美国,六十年代甘乃迪总统被暗杀,当时没有反对党出来说这是甘乃迪的政党为了政治利益而自编自导,事实上由於甘乃迪被刺,他所属的左翼政党声势大涨。同时,甘乃迪阵营也没有人出来指控说这是反对党干的,虽然不少人有这种猜想。後来好莱坞拍出一部电影,影射是保守派暗杀了甘乃迪,结果遭到美国史学界左右两派学者的批评,认为这种猜测违背无罪推论的法治原则。而甘乃迪被刺案发生後,也没有美国民众游行示威,因为美国人信奉法治原则,支持司法人员专业办案,而不是街头群众运动。

美国总统雷根被刺的情况也是这样,他被刺的过程,和台湾总统枪击案的情节惊人地相像,案发时也是没有穿防弹衣,也是不知道自己受伤,也是没有立即开车去医院,後来到了医院雷根也是自己走进大门的。雷根由於被刺,他的几项以前几乎没有可能通过的重大减税提案,都由於获得同情票而在国会顺利通过。但反对党从没有人对这种同情票提出质疑,更别提指控自编自导。总统遭到有可能威胁生命的枪击已经够倒霉,如果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再被指控自编自导,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想像的。而台湾泛蓝一方,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了总统整整一年;而且在案件已经有重大突破,仍和总统毫无关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用群众游行来指控,简直是荒唐透顶的闹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在举行三一九大游行也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台湾现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中国刚刚制定的「反分裂法」。这部法律的最恶劣之处,是把台湾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要用武力并吞台湾。在面临台湾生存的历史时刻,再用三一九游行这种方式来对抗自己的政府,这不仅让独裁政权看笑话,更增加他们对台湾进行统战、分化瓦解的幻想。为什麽台湾有些人,对自己民选政府的仇视超过了对中国的独裁政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谢谢收看,下次再见!

(台湾中华电视台「快语台湾」评论2005年3月18日,录像请见:http://taiwanus.net/news/show.php?id=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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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谈天使和恶魔 2005-03-20
一个强奸嫌犯在亚特兰大法庭受审时抢了法警手枪,打死法官等四人後,半夜闯进只有一单身母亲在家的公寓,这位女性是个基督徒,和他讲《圣经》和人生的意义,以及她正读的《THE PURPOSE-DRIVEN LIFE》这本书,结果该凶犯不仅没杀她,反而称她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最後向警方投降。曹长青在新唐人电视谈这个案子,详见:http://www.ntdtv.com/xtr/big5/aReadArticle.jsp?id=26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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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殴曹长青的爱国同心会成员被拘役20天 2005-03-20
(【台湾日报】记者林长顺∮台北报导)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因发表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利的言论,前年11月在下榻的圆山饭店遭到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峻等人围殴。台北地方法院昨天一审判决,周庆峻、王家鼎、丘厦新三人依以强暴妨害人行使权力罪,判处拘役20天,可易科罚金。

曹长青因受群策会邀请来台,2003年11月2日在圆山大饭店发表支持台湾制宪正名的言论,当晚11点左右,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峻率同会员王家鼎、门剑秋、丘厦新、唐纯忠等人,前往圆山大饭店找曹长青理论,并出言指责他身为中国人,不该来台湾发表分裂国土的言论。

曹长青发现爱国同心会成员并不友善,表明想要回房休息,周庆峻等人在饭店一楼大厅限制他的行动,不让他回房,将他强行压在饭店大厅沙发上,互相拉扯,曹长青随即向柜台人员求助,报警处理。全案经台北地检署侦办後,将五人以强制罪提起公诉。

(2005-03-16【台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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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在「中外记者会」玩把戏 2005-03-17
在中国人大会议结束那天上午,中共总理温家宝主持了「中外记者会」,用两个小时回答记者提问。在欧美国家,国家领导人主持新闻发布会是常见的,但在中国,一年能有一次就不错了。但无论是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还是前任江泽民,出席这种记者会的机会是极为罕见的,所以温家宝的出席吸引了几百名中外记者。

在美国中文电视上看了这场现场转播的记者会,第一个感觉是,为十三亿中国人感到悲哀,因为堂堂中国总理的水平之低,讲话能力之差,实在令人目瞪口呆。

首先,温家宝讲话的那种官腔,那种做作,那种拿腔做调,简直令人无法忍受。而且温家宝说话的速度之慢,可能是天下少见的。他毫无道理地把一句话断开,中间停顿几秒,有时甚至几十秒,然後才把话说完。而且句子之间,有时竟长时间停顿,好像他一瞬间犯了痴呆症,直到超过所有人忍耐的长度,才拖著唱京剧般的长腔把话说完。这种讲话让人想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的声嘶力竭,和林彪在文革中举著毛语录喊「毛—主—席—万岁」时的气短。

看温家宝这种中共官员传统讲话模式,真不知道台下那些记者,还有电视机前的中国观众是怎麽忍受的。也许是中国人没有选择余地,也许是一年才一次这种折磨,将就了,也许中国民众根本就不去听这种官话,也许那些被称为喉舌的中共官方记者们早就习以为常,见多不怪了。

但在美国这种自由选举的国家,别说其他能力,仅以温家宝这种慢吞吞的讲话腔调,他恐怕连个镇长也选不上。因为多党制就意味著很多人出来竞选,而口才、演讲、说服民众的竞选能力,是一个政治人物必备的条件,否则就根本选不上,更绝无做到温家宝那种高位的可能。以温家宝这种水平能当上「总理」,本身就说明中国是一个平庸者当道、人才被扼杀的逆淘汰社会。

温家宝的讲话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官话、套话,像是从《人民日报》抄下来的。而且有几个迹象表明,温的很多回答,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而且那位官方英文翻译也不像是真正的「现场直译」,可能也是事先已译好讲稿。因为温家宝讲话时,几乎像在背书面稿子,大三点套小三点(一般口语随机回答问题,不会是这样的)并引用文言文的中国古语,甚至印度梵文古诗(回答印度记者提问时),那位英文翻译都能熟练地「译」出,显然事先得到稿子,否则那位印度古诗作者的英文名字,是不大可能「现场」译出的。而且当温家宝提到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只给了姓氏(即last name),那位翻译就能译出英文全名,显然事先知道温的回答内容。

但温家宝是怎麽事先知道记者提出什麽问题呢?奥妙就在这里,因为决定哪个记者可以发问的是中共新闻官员(而不是温家宝本人),对於自己的官方记者,则可以事先说好问什麽,温的秘书就可准备;而对於外国记者,点名日本记者,对方一定会问中日关系;点名香港记者,一定会是当时热门话题董建华辞职;给一个印度记者,很可能就是温家宝要访问新德里和中印关系;而给一个美国记者机会,不外是刚通过的「反分裂法」和中美关系。从温家宝的记者会来看,完全是这个模式,被允许提问的香港、日本、印度和CNN记者,都是上述这样提问的,因此温家宝就可事先准备好,并译好英文,於是「演出」这个好像是临时应答、现场翻译的记者会。

中国新闻官员的唯一「疏漏」是,当点到德国记者时,这个「呆板」的德国人竟没有问中德关系,或欧洲对中国武器是否解禁的问题,而是问中国什麽时候取消死刑。只有对这个问题,温家宝迟疑了,显然他的秘书没有准备。因此在两小时的记者会上,只有对这个问题温家宝回答的最短,英文翻译也不像对别的问题那样熟练和地道。因为可能只有这个问题是「突发」的,属於真正的「现场」「问、答」。

最可笑的是,在温家宝回答问题时,由於在场的七百多名记者(据《纽约时报》报导)绝大多数是中国官方媒体人员,他们竟几次热烈鼓掌。在西方,记者是独立於政府的,怎麽可能会为主持记者会的总统等权力人物鼓掌,更不会欢呼。仅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不仅是中国政府把记者当作喉舌,那些记者本身也把自己当作是喉舌。从本质上来说,正是温家宝所代表的暴力政权,和官方记者所代表的洗脑宣传,才构成了中共的专制统治。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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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向独裁者发出抗议的声音 2005-03-14
中共制定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引起天怨人怒,因为它首先逻辑不通,如果北京对西藏和新疆制定「反分裂法」,还算在逻辑之内,毕竟那两个地方在中共统治之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政以来,从没统治、管辖过台湾一天,台澎金马从未属於过红色中国,北京现在用什麽法理依据来制定反台湾的「分裂法」?这就如同从没结过婚,却要制定「反离婚法」,人家从不属於你,却制定「反出走法」,这不仅完全是恶霸行为,更是荒唐滑稽。

北京的独裁者真的不清楚这些常识逻辑吗?当然清楚。他们只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把中华民国矮化成地方政府,把台湾问题当作共产中国的「内政」;刻意模糊、混淆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台湾是主权国家的事实。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剥夺二千三百万台湾人的尊严,把台湾人民当作红色中国的政治奴隶。

面对北京这种霸权,任何珍惜自由、看重自己尊严的台湾人必须做出强烈反应。当年中共要在香港制定剥夺自由的23条法案时,就因为有50万香港人上街抗议,导致北京宣布无限期推迟,最近还把推动立23条的特首董建华免职,因他曾拍胸脯保证,顶多三万人上街。如果3月26日台北的大游行蓝绿都参加,人数超过50万,那就一定也会像香港那样,向世界传递出台湾人民的尊严不可辱的声音。

如果有泛蓝的支持者抱侥幸心理,认为中共制定反分裂法只是打击台独,则大错特错,因为善於统战的共产党从来都是说打击所谓一小撮(百分之五),但它一直在打,最後一定打到百分之百,一个也跑不掉。马英九只是对反分裂法稍有微词,就被禁止进入香港,可想而知,如果台湾被一国两制,恐怕那时候连战、宋楚瑜们连董建华式的「特首」都当不上。

为什麽台湾人民的抗议一定会产生效果?因为中共制定反分裂法,主要意图是恐吓台湾,而不是打台湾。中共如果要武力犯台,根本不需要立法。法律只对民主政府有约束力,而对专制政权,它们对外侵略时从不需要什麽法律。独裁者的嘴就是法律,手里的枪就是「授权」。二战时希特勒侵占欧洲,没有法律和授权。毛泽东出兵打韩战、跟印度打边境战、和苏联争夺珍宝岛,都根本无须法律和授权。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下令打越南,更没任何法理可言。他们和今天的江泽民、胡锦涛一样,这些铁幕共产世界的「老大哥」认的只是实力,在他们有实力时,任何借口都可对外动武,绝不需要法理。

正因为现在中共没有武力攻台的实力,因此才拉开架式,大张旗鼓地制定所谓「反分裂法」来威胁、恐吓台湾人民。最近美国学者在评论中国的反分裂法时,不约而同都提出「时机」(timing)问题,认为去年台湾立委选举泛绿没过半,才诱惑北京制定反分裂法,因为在中共眼里,台湾的泛蓝就是统派,是台湾能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希望所在。北京看到泛蓝仍在立法院占多数,包括最近的「扁宋会」十点共识,把台湾公投制宪的民意压低,都鼓舞中国要制定反分裂法,来增大对台湾压力,以逼迫台北接受一国两制。如果台湾的立委选举不是现在这个结果,北京可能就不敢制定反分裂法,反而会走向现实主义。在立法院现状无法改变的今天,台湾民众的反应就非常关键,只有勇敢地站出来发声,才能表达台湾真正的民意。这不是捍卫哪种政治颜色,而是捍卫台湾的生存,捍卫二千三百万人民的选择权利和尊严!

有人担心台湾强烈反应会刺激中共,增大对台动武倾向。但事实上,中共如果有对台动武的本钱,它早就真的打台湾了。这点连中共的空军中将、总部副政委刘亚洲都看得很清楚,这位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其言论在军中颇有影响力的中共军事理论家曾就金门古宁头战役做过研究,写出两万字的《金门战役检讨》报告。他坦言,当年连距金门那麽近的海峡都难以跨过,而今天「台海作战将比金门作战艰难万倍」。刘亚洲曾在成都军区空军昆明基地营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中强调,中国现在武力攻台等於自毁。美国军事专家季北慈(Bates Gill)也早断言过,如中国武力攻台,等於给美国海、空军一个理想的机会,在比伊拉克沙漠还平坦清晰的海面上,横扫中共的军力,彻底解决台海问题。连刘亚洲都在他的报告中警告说,到时候「不是台湾固守台湾,而是整个西方固守台湾。」这个连共军将领都明白的道理,在台湾却有很多人不明白,或装糊涂,和中共一起吓唬台湾人民,阻止台湾走向真实的选择。

中共制定「反分裂法」虽意在恐吓,但它再次凸显了台湾必须制宪正名的必要性。因为只要台湾一天喊「一中宪法」,就等於给中共以国共内战继续、要武力并吞台湾的理由。既然中华民国完全没有可能、也完全没有意图反攻中国大陆,恢复囊括外蒙和中国的秋海棠大地图,那麽中华民国只能在台湾,是台湾;而当台湾和中华民国事实上是一个政治实体和国家之後,那麽台湾再顶著那个名不副实的「中华民国」帽子,不仅不真实,自我束缚,无法用这个国号加入联合国,更给对岸对台动武、或随时恐吓台湾的理由。

中共制定反分裂法,遭到美日欧洲等国际社会齐声批评;美国国会准备通过谴责案;五名美议员提案呼吁美国承认台湾,放弃一中政策;强烈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主张美台建交的国务院助卿波顿(John Bolton)最近被提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尤其是美国向全球推广自由的外交战略获成效,选举之风席卷中东,布希总统说不再继续保持「现状」(status quo),而是把民主放在首位。在这种有利民主台湾,不利专制中国的国际环境下,勇敢的台湾人民更应该站出来,向世界展示台湾的真实声音:台湾不属於共产中国,台湾属於自由世界;台湾制宪正名,是多数台湾人民发自心底的呼唤。

在立法院选举时,有相当多泛绿的民众没有出来投票,成为绿色没过半的原因之一;而泛绿没在立法院过半,更是导致中共加倍嚣张地欺辱台湾的重要因素。因此痛定思痛,只有每一个热爱台湾这片自由土地的人,都不放弃对台湾的责任,利用每一个机会向独裁者发出抗议的声音,台湾才能有一天真正属於台湾人民。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5年3月13日《星期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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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谈退党的意义 2005-03-12
【大纪元3月12日讯】(新唐人热点互动采访报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大纪元时报》的“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发表之後,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今天我们就请海外自由撰稿人曹长青先生来跟我们谈一下从九评看退党现象。

安娜∶曹先生您好!

曹长青∶您好!各位新唐人的观众朋友们好。

安娜∶曹先生您也看到了九评,您也看到了现在愈来愈壮大的退党现象,那您怎麽看这个现象呢?

曹长青∶看到这麽多人在《大纪元时报》上发表声明,表示退出中国共产党,当然我很高兴,因为今天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罪孽深重的政治集团,在它过去统治五十年来,造成了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八千万,这是多大一个数字,香港人口才六百多万,台湾二千三百万,刚进行选举的伊拉克,人口二千四百万,八千万差不多等於三个半伊拉克这麽多的人口,比英国、法国、德国的各自国家人口都多,这麽大的一个群体非正常死亡,包括迫害、屠杀,以及六十年代人为造成的大饥荒,以及十多年前的六四屠杀,这麽多生命的丧失,这个党已经被定性。所以看到这麽多中国人终於觉醒,开始退出这个罪恶的集团,表示和罪恶划清界线,我当然很高兴。为什麽这麽多中国人觉醒,这和在海外能知道更多信息,在中国国内能突破中共的信息防火墙,包括看到《大纪元时报》、看看新唐人电视的节目,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真实信息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个觉醒的标。

安娜∶那麽在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这种大规模地退出一个政党的现象呢?

曹长青∶当然很少看到。苏联是一个比较大的共产国家,在它垮台之前也很少看到大规模退党,苏联在海外的民运也不像中国这样轰轰烈烈。德国纳粹时代则很短,也没有过一个大规模退出纳粹的运动。中共是迄今存活的世界最大的共产党集团,古巴、北韩、越南的共产党都较小。中共自己号称有六千到七千万成员,这种规模和特殊历史,也是导致这麽多人退党的一个原因。

安娜∶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一些观众说如果你现在敢退出共产党的话,那麽你就开除公职。你怎麽看共产党政府这样做呢?

曹长青∶当然也有一些人为共产党辩护,说共产党不像你曹长青,不像你新唐人说的那麽坏、那麽严重、那麽罪恶,但我就跟这些人讲一个道理:你就说说吧,它为什麽只要你退党,就要开除你公职?要从你的工资、医疗待遇等等去惩罚你?因为它恐惧。生活在美国的观众朋友,包括今天的台湾,那里的政党都是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的。现在台湾既有国民党,民进党,还有“团结联盟”等其他政党,注册政党就有九十八个,谁都可以自由地入党,谁都可以退党,哪有听说惩罚的。今天在美国的两大党民主党、共和党,谁听说我不做共和党党员,我不做民主党党员了就惩罚你,不让你做记者、不让你做什麽工作了,要削减你工资,开除你公职的,这怎麽可能!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共产中国,为什麽?共产党恐惧嘛!这一条本身就说明你这个党多麽虚弱,你连人们退出都不让,你还用威胁的方式来阻止,说明什麽?说明你本身就是一个罪恶的集团,你恐惧嘛!你恐惧人民不认同你,恐惧人民认清你,恐惧人民抛弃你。

安娜∶那您说到这个退党现象,我们就想到当时很多人入党的时候,我记得有老人跟我讲,当时解放的时候他们进了学校,唉,一人发一条红领巾就带上了,就自动成为少先队员了,然後入党的时候也是,如果你要是不入党的话好像就是不进步的,会被人看不起,那您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那时候人们入党是一个什麽样的心理呢?

曹长青∶当然我们今天说退党,我们说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集团,那不等於说,现在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罪恶份子,因为中国那个政治环境,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很清楚,你不入党入团,怎麽可能获得房子、获得工资、获得高的职称、获得好的待遇,整个你从小学、中学,所有给你灌输的都是党呀、团呀,是共产党一党独大、一党独裁那种意识形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被逼迫的没有选择。我刚才提到台湾有九十八个政党,你有九十八种选择,中国哪有其他选择呀。中国虽然有什麽十个、九个民主政党,大家都知道的它是“政治花瓶”,包括“全国人大”都是橡皮图章嘛,大家都知道的,当年就只有这麽一种选择,中国人没有别的办法。今天来看,人民可以有选择了,选择什麽?可以不入这个党,也可以生活。不像当年中国全部一统,还有什麽城市户口、农村粮票等等,把人民全部统治住。今天中国空前的开放,社会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你不加入那个党,你也可以生活,也可以自己办公司等等。今天,最重要的是这个共产党本质、本性,包括刚才我谈到的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些历史事实人们越来越知道了,你要不要和这个罪恶划清界线,要不要不跟这个邪恶沾边?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可以通过抛弃它,来证明自己是个有尊严的人,是个自由人。可能你因此不能出国,不能获得护照等等,但是起码你在精神上觉得是个自由人,我不再是那个邪恶集团的一部份,所以我觉得说到底这还是个道德选择的问题。

安娜∶可是有的人就讲,我的确不喜欢共产党,我也知道它在历史上做了那麽多对人们犯罪的事情,但是现在中国就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比如像你刚才说的,我要升迁、我要有房子,包括我要经商等,如果你是党员的话,你可能还会取得更好更多的利益;如果我退党了,我可能就是自找麻烦,那这个你怎麽看呢?

曹长青∶当然,共产党可能惩罚你,因为你退党呵。但这关系著一个选择的问题,刚才我谈到道德问题,今天如果大家都不选择退出共产党,还选择认同它、加入它,那麽这个党就会愈来愈大,那这个党的统治还会继续,它会给中国带来什麽,就是继续一党专制,中国人还不是自由人!没有投票权、没有选择权的人民,那就是政治奴隶!

今天我们看看,台湾是中国文化背景,人家也直选总统三次了,国会、立法院的选择多次了,县市长的选举已经无数次了。我们再看看阿富汗、伊拉克两个国家加起来半个亿人口,人家都已经实行选举了。中国人说句老话“你们真是可怜”,你连伊拉克人都不如嘛!看看伊拉克、阿富汗他们贫穷落後、被专制到什麽地步,但是有了机会人民用选票证明他们是自由人,是有尊严的人。对於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要不要选择做自由人,要不要选择做有尊严的人的问题;你不为自己选择,你要不要为你的後代、为你的女儿、为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中国人的後代选择的问题,他们能不能活在有尊严的地方。

全世界的历史已经展示得很清楚,只要实行民主政治、只有实行多党选举,才可能带来富裕。全世界排行榜上前十名富有的国家全部是实行民主选举的,经济竞争力排行榜的前二十名国家,全部是实行多党制的。全世界人均收入二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全部是民主选举的。这说明什麽?只有民主制度,只有人民选票,只有结束共产党那种专制制度,一个国家才可能有真正的富有,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今天中国人面临一个选择的机会,这个选择和道德有关,那就是继续维持这样一个独裁政权,还是选择结束专制,建立一个自由的中国。

安娜∶你说到民主,那像我们在海外,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情况,也知道台湾的民主选举过程是什麽样,那里的老百姓是一个什麽样的反应,他们那些竞选人是什麽样;可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都是一面的声音。结果人们看了这种一个声音的媒体之後会说,台湾选举有什麽好,你看他们在那打来打去的,整个都弄乱了,整个就是一个笑话,他们很多人有这种想法,那你怎麽看他们这样的想法呢?

曹长青∶这种想法来自那里?来自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用媒体给大家洗脑。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在洗脑,今天还是洗脑啊!你看我前几天在电视上偶然播到一个海外亲北京的华人电视节目,正在播放今年春节的中央电视台那个联欢节目。

安娜∶美国叫美国中文电视,纽约这个?

曹长青∶我就随便看了一会儿那个节目,相当悲哀,那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时的那种节目是一样的,什麽祖国颂、什麽歌颂共产党、什麽歌颂人民子弟兵解放军呵。今天我们说解放军是什麽?是维持一个专制政权的暴力,可是在那里莺歌燕舞的解放军美丽的了不得,那个党美丽的了不得,一个剥夺了八千万中国人生命的这麽一个邪恶集团,在它那个媒体上变成一个美丽光荣正确伟大,而且永远如此。为什麽你刚才说中国人那麽反应,长期的洗脑嘛。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这个洗脑愈来愈不起作用。为什麽?全世界都在变化,联合国191个成员现在接近130个实行了民主选举,而那些大的国家没有实行民主选举的只有中国。这个消息、这种资讯从各种渠道,包括互联网、直播电话、传真机,包括大纪元、新唐人各种自由的媒体传进中国。而且我觉得中国人现在也对政治相当感兴趣,想了解外界的情况,所以你刚才说中国还有很多人很麻木,但是我觉得这个清醒的声音,这个力量在越来越扩大,我觉得这是个希望,不能太悲观。

安娜∶但还有人觉得,我可能听到的都是大陆人民的一些想法,他们说,现在不管怎麽说吧,虽然这个共产党也不好,我们也知道腐败透顶了,但是至少现在还没轮到我的头上,我还没有无家可归,我还有一份工作;或者说有的人觉得我也赚到钱了,那这不也挺好的嘛!我们为什麽要去弄那个什麽民主啊!中国这麽多人,民主了那不就乱了嘛?中国今後怎麽办?

曹长青∶当然这个说法还是来自官方的宣传,不仅来自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也来自那些中国政府豢养的御用文人,来传播这个中国不能乱,中国一民主就乱了;那全世界其他国家民主了怎麽都没乱,你有什麽理由说中国一定会乱?我们看看共产国家,苏联、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等,包括新出来的马其顿、柯索沃等,都民主选择了都没有乱啊!怎麽说中国一定乱呢?第二个我们看看阿富汗,我刚才强调阿富汗、伊拉克是多麽贫穷落後地区,你看阿富汗那个把千年大佛像都凿掉,那麽一个严酷镇压人民的塔烈班统治,女性全部蒙著脸只能露著两个眼睛,欺负人民欺负到那样一个地步,而且它的文盲率、经济增长率全部都低於中国,但人家也选举了,怎麽都没乱啊!

你拿不出任何一个国家,选举了就大乱的。没有啊!凭什麽就说中国会乱!好,你说中国人口多,那印度多不多?印度现在十亿了,前几年中国也十亿呀。印度已经进行了十五次全国大选,一次没有乱呵,而且不仅社会稳定,经济也在上升,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达到6.8%,而过去十年一直保持在6%,而且人家6%是真的,不是中国的8%、9%你有水份啊!像中国有个农业企业家叫孙大午,他在北京大学有个演讲,我看过那个文字稿,他说他跟中央领导人见面都说“中国那个经济成长率的数字,拦腰砍去一半还有水份”,那你有9%砍去一半就剩4.5%,4.5%还有水份,怎麽能高於印度呢?

当然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谁都看到,这也是事实,因为你原来起点很低嘛!中国人渴望能够赚钱,这是中国人本身想希望个人致富的一个能力的表现,而不是共产党赐给的,全世界六十亿人口哪里的政府不去欺压人民、哪里的人民自己都会致富,这不是共产党设计的、赐给的,这是你的一个权利。所以今天那些人强调中国一选举就乱,其实用这个理由来剥夺人民的选择权利,这是一个官方的宣传,你像美国人口将近三亿,在美国你感觉几乎是月月在选举,大小议会的选举,区的选举、县的选举、郡的选举,怎麽都没有乱,而且二百多年了美国一直是选举的制度。

所以今天我们看中国是完全有条件进行选举,各方面条件超过印度、超过阿富汗、超过伊拉克、超过东欧那些国家,尤其最有说服力的是台湾,我去过几次台湾,台湾完全使用中国的文字,是中国文化背景,很多人虽然说自己是台湾人,也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人家也实行了选举,几次直选总统,台湾怎麽没乱啊!你说立法院有打架、有争斗,哪里的民主过程都会有些偏差,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四年前总统选举不还出现因计票争执、僵持了38天最後由最高法院裁决才解决的嘛!所以今天关键是你要不要给中国人这个基本的权利,就是你用投票决定国家领导人,这个权利意味著、标著你是现代自由人,而不是政治奴隶。

安娜∶那还有的人认为说,退党那当然好啊,但是觉得退党是走走形式;也有的人说其实退党不单是一个表面形式,也不只是一个组织形式问题,而是有更深的意义,您怎麽看呢?

曹长青∶当然我觉得退党不仅仅是个形式,如果是形式的话这个形式也是很必要的。为什麽?这标著你原来加入过共青团、加入过共产党,而现在不认同它了,而且很讨厌它,从心理上抛弃它了。这个形式是相当重要的,重要在哪里?你等於向世人、向其他人做一个宣示,做一个表示,传递一个信号,我不止在形式上,也在心灵上跟那个党划清了界线,跟那个邪恶划清界线,我将站在道德这边,站在信仰这边,而不站在那个无神论的共产党那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很多人说这个形式不重要,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重要,通过这个形式,人们才能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教育其他人,让其他人也认识到,退出共产党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选择,通过这个选择你向世人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有道德的人,一个正常的人,而不是那个邪恶的一部份。

包括今天,你说一个人加入过纳粹,那你说你就不退出纳粹,你怎麽能证明你是一个真正文明的人?文明人和纳粹成员不能共存。那今天的话,你共产党员,你一方面还不退出共产党一边你又说赞成民主自由,这两个不能同路,民主自由和共产党不能共存,因为共产党就是邪恶,刚刚我谈到不止是今天人类共产主义的历史,仅仅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就已经给那个党定性了,这是个邪恶的力量,你必须用这种庄严的形式跟邪恶划清界线,从心理到形式抛弃邪恶,这样你才能启发更多的中国人这样做,而只有更多的中国人都采取行动,才可能最後结束这个党,而这个党不结束你中国怎麽可能进步,你怎麽可能在世界上受到别人的尊敬呢?

安娜∶我想这个道理很多人也是赞同的,但是中国有句常说的话“出头的椽子先烂”,如果他先去做的话,可能就会受到打击,或者受到一些麻烦,或者经济上、其他利益上受到损失,我想可能很多人是有这个顾虑的。

曹长青∶当然了,这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有相当关切,鲁迅早就批评过,中国这种国民的劣根性。不仅中国,所有共产国家,像当年俄国也是很多民众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不起来反抗,但是俄国有索尔仁尼琴、萨克罗夫等等知识份子,率领著民众起来反抗。当时索尔仁尼琴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就是“到底你是看重你的良心、你的尊严,做一个文明人,还是看重你手里的面包、莫斯科的户口和煤气”。这是一个选择,当然你可以说,唉,我就是为了这个面包、煤气、这个大城市的户口,我不反抗。但不反抗的结果,就延长你的痛苦,因为如果中国是个民主的国家的话,中国早就比现在富有了,如果中国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可能比台湾还要富有了,它的资源那麽大、人力那麽多。正是由於中国的专制制度,才导致人才被扼杀,导致那麽长时间的贫穷。现在是比以前好了,经济很大发展,可是问题是如果没有那个制度,我们早就这麽好了嘛!是这个问题嘛!

所以今天只有大家共同发出这个声音的话,你才可能快一点成为一个既是经济发展的,又是民主的,不威胁其他国家的国家。这样的话,全世界才能欢迎你、尊重你,中国这个名字才可能真正在世界上响亮起来。现在你提到中国,一般人外面的人、自由的人都会在前面给你加上两个字“共产中国”,你还是在专制下。好,你离开了中国,住在海外,但人们会想到你是个共产国家逃出来的,你那个国家谁应负责任,应该每个人负责任,每个人都发出声音,你才可能改变那个国家,使那个国家成为自由的国家,你才可能做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上真正受到尊敬。你看今天伊拉克人为什麽受到尊敬,人家在那种恐怖份子自杀炸弹威胁下有60%以上的人出来投票,那就受到世界上的尊敬,你中国人大家都想我的面包、我的户口、我的煤气,你都不发出声音,你怎麽可能受到真正的尊敬。

安娜∶而且有一天可能你的面包、你的煤气、你的户口也没有,也是得不到保障。

曹长青∶当然有些人强调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美国这样一个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国家三十年代初都发生一场经济大萧条,差不多十年都恢复不过来,你怎麽能保障中国的经济繁荣会一直继续下去,那种巨大的腐败,那种巨大的不公,那种巨大的贪污和巨大的官僚主义,怎麽可能不导致它出现大问题,一旦出现大的问题,那中国可能就崩溃,那个经济是有关十三亿人口的吃、穿、住的。

安娜∶那我们看到《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之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很多人说我一直在思考共产党到底邪恶在什麽地方,到底坏在哪儿,直到大纪元时报的九评才让我真正的看清了,那是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去看它,我不知道当时您看完了九评之後感触是什麽?

曹长青∶当然,类似的文章在海外也发表过,过去这些年在台湾、在自由世界、在美国华人社会,很多人写过批判共产党的文章,但是像九评这样比较有系统,从信仰的角度、从道德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从人性的角度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来清算共产党,它到底做了什麽,它欠了中国人民什麽,造成哪些罪恶,这个一条一条的有系统的还是比较少见的。尤其在今天这个有了电脑网路,可以突破它的新闻封锁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有系统、全面揭露共产党罪恶的文章,可以使更多中国人觉醒,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般会受到很高的评价,尤其它的文字浅显易懂,普通人看到马上就可以理解,知道共产党是什麽样子,加深对共产党那个邪恶的认知;包括你说很多人谈的,他也觉得共产党很不对、有很多错,但就是不那麽强烈地感觉它是邪恶,结果看九评文章,就加强这种感觉和认识了。

我觉得像九评这种文章,不仅是很及时的,而且我们需要更多这种文章,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多麽邪恶,没有共产党中国怎麽可能是这个样子。比如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是世界上非常令人尊敬的一个强国,而今天世界上真正尊敬中国吗?因为你是个共产国家嘛!你的军力强大反而带来周边国家恐惧,因为你要扩充军力,人家感觉你可能哪天要扩张,因为人们认为江泽民就是蕯达姆,是不可预测的;而胡锦涛是另一种形象的金正日,也是不可预测的。

安娜∶我想你刚才说的这种观念,可能很多大陆的观众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那麽在那种环境下,他天天看到的都是说“哦,这个某某某反华势力”,或者是说像美国的一些反华势力或者谁跟谁的反华势力,又要跟我们这个党对著干,又要推翻我们的政府什麽的,都是这种的,所以他们就觉得,比如说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这美国吃饱撑著去打伊拉克要侵略人家,然後在科索沃战争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这种想法,这种观点,那您觉得这是出於什麽样的原因呢?

曹长青∶共产党实际上是什麽公理、道理都不认的,说白了,它根本是不讲理!它不敢讲理,只能说你是反华、你怎麽样的。但是你看看,它说你们跟著美国,说美国怎麽霸权,但看看伊拉克人民是怎麽欢迎美国的,这次大选结果就是伊拉克人民认同美国所倡导的民主价值,感激美国的一个表示。再看看科索沃人民怎麽感激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到科索沃时,从机场到市区,人民夹道欢迎,因为克林顿做总统时下令美军干预科索沃;再看看那个巴拿马人民多麽感谢美国,还有被美国解放的科威特人民,他们多麽感激美国。包括我在台湾看到,台湾人民也感谢美国,因为没有美国的保护,台湾早就成为共产党的一个省,中共早就到那边进行专制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是共产党故意用这个“我们是中国人他是外国人”来进行混淆和掩盖,用种族来掩盖是非,用强调民族主义来掩盖了什麽是道义和正义,所以今天恰恰是这种时刻,需要更多的声音来传播这个真实和道理,今天划分这个世界的不是肤色、不是种族、不是出生地、不是中国人外国人,而是道理和不讲理,今天共产党就代表著不讲理,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发现了这一点,开始不再把中共等同於中国。共产党历来是会玩弄这个手段的,把中共模糊、混淆成中国,其实中共和中国在汉字上也不同呵,有一半不一样,中共并不代表中国,中共更不等同於中国;什麽时候可以代表,一个政党只有被人民自由投票选择了,你才能说代表人民。

安娜∶您说到这我就想起来,经常在《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看到,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什麽什麽┅┅,然後有的时候,有的人就在想,为什麽是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它是怎麽统计出来的?

曹长青∶这《人民日报》历来就说谎啊!从来它都是党和人民怎麽样┅┅,把“党和人民”连在一起使用,《人民日报》基本不说党怎麽样,它总是使用“党和人民怎麽怎麽样”,因为人民代表大多数,而把“党和人民”连到一起就暗示它就是代表大多数,其实那个多数是伪造的,它控制媒体伪造了多数。党报上每天都说工人阶级说话啦,贫下中农发言了,知识份子怎麽怎麽讲,好像这些“多数”都和党站在一起。它为什麽能伪造成功,因为它背後有军队有暴力,任何人说你不代表我工人,我是工人我有自己的想法,就把你关起来;包括今天很多法轮功成员,仅仅是一个信仰,自己要炼炼功就要被抓起来,它还不是个政党,就被这样严酷镇压。

但我还是乐观的,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空前的全球化,空前的自由资讯,空前的世界性流通,都导致每一天中国的那个专制城墙被穿透。我还是觉得有信心,因为只要是真实,就能击败那个虚假。你看当年苏联,四百万军队,一万枚导弹,多麽强大,好像不可击败。可以只有三天就垮台了。为什麽?那就像个大汽球,很强大,可是每一个有知识的人,每一个追求自由的人,都用针去扎那个大气球,扎出小小的洞,有人说那个汽球大的好像比天还大,我扎那个小眼有什麽作用,但是如果这个小洞多了,它每一天都在冒气,中国这个共产专制大汽球,我觉得现在每一天都有无数的针眼,包括你们电视的针眼都在扎,它在漏气,当有一天它那个气漏到一定程度,就会轰然崩塌┅┅

安娜∶那样就变成质变了。

曹长青∶这就是俄国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国也一定发生这种变化,因为我相信中国人和俄国人跟东欧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心灵最终的呼唤都是自由,自由的力量一定会战胜专制,我对这一点充满信心。

安娜∶那您觉得九评共产党这一系列文章,对中国的老百姓有什麽样的启示呢?

曹长青∶当然我觉得等於是扩大自由的声音,要人认清专制怎麽样,这个认清、每一分钟的认清都增加了自由的力量;而自由的力量、真实的力量增大,那个共产党虚假汽球的漏气速度就会越快,所以我觉得它起到推动作用。

安娜∶那我看到在九评出来之後,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只有结束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您为什麽这麽说呢?

曹长青∶过去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历史,就可以证明共产党最邪恶,不仅在中国,在古巴、北韩、越南、东欧所有的国家都是邪恶。东欧国家把它结束了,才有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现在俄国经济也不错呵,而且人民定期选举,普京总统也是通过选票而连任两次;东欧国家已经全部都实行选举了,因此只有结束共产党才能有新的中国。什麽叫新的中国,至少是要有政治民主,人民有投票权,保证私有财产,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今天这样的政论节目可以在北京做、在上海做、在广州做,人们都可以自由讲话,那才是一个新的中国,而现在的中国是个专制的中国,是个剥夺人民选择权利的中国。

所以只有结束共产党这个一党专制,结束这种邪恶力量,中国才可能有个真正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必须强调,只有结束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而结束共产党的前提,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每个有良知的人要退出共产党,告诉每一个其他人,共产党是邪恶,必须和这个邪恶划清界线,每个人都来参与结束这个邪恶的道义斗争。自由的力量一定要充满信心,自由一定会战胜邪恶,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二十一世纪更会证明。

(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2005年3月12日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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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杨澜式的中国主播一面镜子 2005-03-11
3月9日晚上,在美国三大全国电视网之一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担任长达24年晚间新闻主播的丹.拉瑟(Dan Rather)正式卸任,成为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因今年73岁的拉瑟是美国电视历史上做新闻主播时间最长者,多达近四分之一世纪,而在这个期间,美国以至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有拉瑟的报导或亲身采访,因而他和这个波澜起伏的时代联为一体,成为一种象征。

当晚CBS电视特意在黄金时段播出为拉瑟编制的长达一小时的特别节目,回顾这位老记者和资深主播的新闻专业之旅。看这个节目,如同跟拉瑟一起走进历史,目睹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悲壮的越战,尼克松的水门丑闻,柏林墙的轰塌,纽约世贸大厦被炸,伊拉克战争┅┅尤其令华人观众感慨的是,16年前拉瑟在天安门广场对六四屠杀的现场报导:那些挥舞旗帜、呼喊民主的学生,那些阻挡坦克的民众,那些端著刺刀屠杀的士兵。鲜活的画面,就像发生在眼前。

拉瑟从北京播出的最後一个报导画面是,大批穿便衣的中国警察涌进CBS的北京报导室,强行要拉断天线,美方人员中的唯一东方面孔是在现场做协调翻译的前美国驻北京大使罗德的夫人包柏漪。拉瑟凝重地播报了最後一段话後,卫星天线就被拔掉,於是CBS的电视画面一片漆黑,如同当时的中国。

十年前,拉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做过一场演讲,虽然当时他已是大牌主播,但他强调的是,和主播(anchor)相比,他更是记者(reporter),通篇演讲都是怎样做一个好记者,他认为好记者的价值超过名主播。从拉瑟的新闻生涯也可看出,和其他美国电视主播们一样,他走的是一条专业之路。虽然拉瑟担任主播有24年之久,但他在CBS曾做过18年记者,五十年代还在美联社等当过记者,整个新闻生涯长达半个世纪。不仅拉瑟,美国的电视新闻主播们,几乎都是这样从小记者开始一步步做起,成为优秀记者之後才一点点从地方小台往全国性大台挪动,经过多年的奋斗,成为有成就和有影响力的记者之後,才可能坐到那个新闻主播的位置上。

美国的新闻主播不是坐在台上对著观众看不见的字幕机念稿子,而是要有相当强的新闻专业能力,了解各方的政情和民情,能够驾驭瞬息万变的各种信息。尤其是面临总统大选、突发事件的时候,新闻主播要连续十几,甚至几十个小时统筹、播报各种涌来的信息,还要现场组织专家评论,那个时候,新闻主播如同演讲台的主角,要滔滔不绝,永远有说辞,而且既不能敷衍,更不能胡说,因为有多家电视的竞争,有收视率的制约,听众在用遥控器无情地选择和淘汰。

曾和拉瑟一起担任过CBS共同晚间新闻主播的华裔宗毓华(Connie Chung)也是这样,在大学念完新闻专业後,从地方记者和主持人做起,整整做了23年之後,才最後获得CBS晚间新闻主播的位置(但只做了两年就被排挤掉,因拉瑟不愿他的位置被别人分享)。

看拉瑟的新闻回顾,令人不期然想到中国和台湾的电视主播,两岸的媒体有很大不同,但有一点却相当类似,那就是仍然靠长相和声音来选择主播。台湾的电视主播,多数是二、三十岁的漂亮女孩子,完全没有新闻训练,以长相、嗓声、念稿能力而获得新闻主播位置。中国的情况更严重,像前一段卷入绯闻的赵忠祥就是一个典型,只是靠嗓音浑厚,形象端庄,却没有基本的新闻训练和素质。不用说别的,看他在绯闻期间对控告他的女当事人的那些怪异的答覆和反应,简直难以让人相信这样水平的人曾经是堂堂中国最大电视台的大牌主播。而曾一口一个「赵老师」、师从赵忠祥的香港阳光卫视的主持人杨澜也是如此,根本没有经过做记者的训练和摔打(更别说是有成就的优秀记者),从中央电视台一统天下时代的一个娱乐节目的共同主持人,靠瞒天过海、欺骗国人,说放弃在美国三大电视台当主持人的邀请,回国贡献,就开始主持新闻性电视节目了。靠欺瞒起家的人,成为中国所谓「最有影响力」的新闻主持之一,其讽刺意味足够。难怪中国不仅是一个骗子的横行之地,更是骗子的天堂。而在美国,别说曾撒杨澜般弥天大谎,即使只发生报导失实,都会保不住位置。

这次丹.拉瑟离职,不仅被美国媒体报导,还被纷纷评论,因他的离职不是辉煌顶点的急流勇退,而是有点暗然嘎止,因为原定他一年後退休,这次等於是提前离职,主要是因为他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引用别人提供的伪造资料说布什总统六十年代逃兵役,导致被称为「拉瑟门」的丑闻。那份指控资料早就被CBS内部专家质疑有假,因它不是六十年代打字机的产物,而是现代电脑word软件打出来的。但拉瑟仍坚持播出,结果酿成大错,成为他新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

但拉瑟如果只有这样一个败笔,也不致被如此非议。他遭到评论家抨击的主要原因是,在美国三大全国电视网主播中,他是党派意识最明显、最左倾的。他采访保守派的共和党籍总统时,总是咄咄逼人,甚至像吵架,充分显示出记者的进攻性。但他采访和其理念一致的民主党总统时,则相当温和,很少尖锐提问。当宗毓华被安排和他一起搭挡主持晚间新闻时,当时的克林顿总统曾来函祝贺,拉瑟在回应中竟谄媚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有你和希拉莉在白宫的伟大的百分之一,就不会出错而成为赢家。」

拉瑟在采访独裁者时表现更窝囊,简直像个小绵羊,近乎唯唯诺诺。第一次去巴格达采访萨达姆,这个独裁者就喜欢上了拉瑟,采访後还给这位美国主播做导游,领他参观总统宫殿。在伊战之前,拉瑟再次飞到巴格达采访萨达姆,近乎恭维的语句,使萨达姆简直把他视为下属,说要和布什在联合国辩论,要拉瑟做主持人。

这种意识形态式报导,严重损害了CBS晚间新闻的品质,使CBS的收视率排在三大电视台之尾。连CBS自己的「60分钟」节目主持人、几年前曾去北京采访过江泽民的华莱士(Mike Wallace)都说,他们不看拉瑟的新闻报导。拉瑟之前的CBS电视名主播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曾使CBS收视率居首)直言不讳地说,「我非常惊讶CBS的收视率排在三大台之尾,他们仍然容忍拉瑟还占据那个主播位置」。因克朗凯特到了60岁就自尊地退休,而拉瑟年过七十,仍站著主播位置不放。业内人士说,这次CBS让拉瑟离职,也是利用这个「拉瑟门」丑闻逼他走路,让他到「六十分钟」节目做记者。

拉瑟的离职,可能标著左倾的三大无线电视网主导美国晚间新闻时代的终结。过去十年来,自有线电视和电脑网络出现之後,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收视率一直下降,据Journalism.org公布的统计,从1993年至今,NBC晚间新闻收视率从19%降至15%(在三大电视中排第一);ABC从20%降至14%(排第二);CBS从18%降至11%(排最後)。三大电视网曾在美国晚间新闻收视率中占75%,主导电视舆论,现在则降至只有40%。

三大电视网的衰落,首先和有线电视崛起有直接关系,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安装Cable,创办不到十年的有线电视台福克斯(Fox)的收视率几乎接近无线的CBS。另一个原因是自越战之後,左派落潮,保守主义回升,尤其是911事件後,爱国主义和道德信仰等在美国空前高涨,三大电视台的左倾越来越被美国民众厌倦。《今日美国报》、CNN、盖洛普三家昨天(3月9日)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多达42%的美国民众认为三大电视的新闻主播左倾(too liberal),认为保守的仅25%,认为公正的28%。其中对拉瑟的评价最低,有35%认为拉瑟左倾,认为他右倾的仅13%。有19%的听众认为从拉瑟的新闻报导几乎什麽也得不到("almost nothing"),而对ABC主播詹宁斯有这种评价的是8%,对去年接替布洛考而出任NBC主播的威廉姆斯(Williams)则是5%。该民调发现,美国人对拉瑟报导的相信率(believability)是过去20年来最低的。对拉瑟不满的新闻研究者,还建立了专门嘲讽他的网站「拉瑟的偏见」(RatherBiased.com),据该网页资讯,拉瑟的晚间新闻收视率仅去年就下降了10.8%,上周就从780万降至740万。

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首的《CBS的偏见》作者、原CBS资深记者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在无线电视MSNBC评论拉瑟的专题节目上所说,拉瑟的问题,其实是三大全国电视网,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左翼媒体的共同问题,这是一种文化,例如像拉瑟所报导的伪造布什逃兵役的文件,这种文件如果是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凯瑞),这些左翼媒体根本不会报导。

但毕竟美国是市场经济,大众决定媒体。当年曾主导美国舆论的这些电视和报纸,现在收视率和发行量都在下降;有线电视,尤其是电脑网络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媒体和信息生态,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知识份子精英主义」(intellectualism),正在被大众的「常识」(commonsense)所抵制和削弱,常识正在主导美国,而不是左派们的乌托邦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幻想。

对於中国的新闻记者来说,拉瑟的启示是,要想当名主播,首先应该当好记者、有成就的记者;记者比主播更重要,因为媒体的核心是新闻,而不是播报员。拉瑟的教训是,不能让自己的党派意识影响或损害新闻的客观独立性。拉瑟本是一个相当敬业的记者,但由於党派意识过强,影响了他的新闻报导本身和记者生涯,结果丑闻成为自己新闻之旅的句号,实在可惜。

(原载《观察》200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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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多米诺」冲击中国长城 2005-03-05
香港特首董建华要辞职的消息,不仅成为香港媒体的热门新闻,而且也被美国《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大报重点报道。《华尔街日报》还为此发表了社论,题目是「从乌克兰,伊拉克到香港?」希望民主选举之风能够从乌克兰、中东、吹到香港以及整个中国。

董建华要辞职,再次凸显了香港人民的选举权问题。因为香港特首不是人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北京钦定。本来港人期待董建华两年後届满,他们能够用选票决定新的特首。而董建华这次突然辞职,等於还是要由北京控制的八百人委员会决定特首,任期到2010年之後,香港人才可能有选举的机会。因而法新社评论说,这可能是北京玩的政治把戏,继续剥夺香港人的选举权利。《华尔街日报》则认为,董此刻辞职,显示胡锦涛准备对港人的民主诉求,采取更强硬立场。

美国等西方媒体所以这样重视香港特首的产生方式,和最近穆斯林世界的变化有直接关系。阿富汗的选举首先向穆斯林传递出信号,即使在世界最贫穷、文盲最多的国家,只要人民有了选举权,就会踊跃投票,照样选举成功。更震憾穆斯林世界的是伊拉克的选举,即使有恐怖份子的暴力威胁,仍有一万多人报名参选,八百万人出来投票。研究伊斯兰问题的知名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路易斯(Bernard Lewis)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即使从中东文明摇篮的长远历史角度,伊拉克的选举都是一个伟大时刻。伊拉克人民成功地展示了智慧和勇气:有智慧认清自由的价值,虽然不是那麽熟悉它;有勇气在既危险又无选举经验的环境下实践它。」

即使是在几乎每天都生活於武装冲突之中的巴勒斯坦,在独裁者阿拉法特消失之後,也成功地举行了选举;那些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只会向天空鸣枪,只会和以色列对抗的巴勒斯坦人,也有智慧和勇气,开始实践民主,把选票投给了温和派,而不是哈马斯。

最近让阿拉伯和西方世界震憾的是,黎巴嫩人民也起来要民主。几十万黎巴嫩人民涌上贝鲁特的街头,要求叙利亚军队从他们的国家撤走,要求有伊拉克那样的民主选举,结果导致亲大马士革的黎巴嫩内阁倒台。美国的中东专家预测,很可能今年黎巴嫩也会举行民主选举。

这种民主之风从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吹到开罗和大马士革,连威权统治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在近日宣布,埃及准备实行大选,允许反对党推出候选人。《华尔街日报》2月28日发表社论说这是「另一个伊拉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Another Iraq Domino)。正是在这种民主之风的鼓舞下,叙利亚的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也走上街头,要求选举,要求言论和新闻自由。《华盛顿邮报》3月3日就叙利亚局势发表的社论标题就是「暴政被逼到了墙角」(A Tyrant Cornered)。

那些当年批评美国总统布什下令结束萨达姆政权是为了石油的人,现已无言以对。连德国左派媒体《明镜周刊》也发表文章说「布什可能是对的」。当年美军武力倒萨时,连强烈亲美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也质疑说,伊斯兰文化和民主是不相容的,那种落後的宗教简直不可救药,美军进入伊拉克可能会失败。但现在看来,法拉奇错了,布什向世界推行民主的战略是正确的,中东的民主变化再次证实,不管什麽族裔,何种文化和宗教背景,怎样的经济条件,只要给人民机会,人们的心里呼唤是一样的,那就是自由!

中东的民主变化向香港和整个中国传递的信息是,民主要靠人民自己争取,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的人民都可以选举,在黎巴嫩、埃及都准备选举,在叙利亚人民都呼吁选举,在联合国191个成员中129国都实行了多党制,全球68%的人口已享受了民主的潮流下,中国人当然有权利,更有条件和资格实行选举,这个世界大势,北京的统治者能阻挡住吗?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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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制定「反分裂法」引起众怒 2005-03-01
中共「人大」三月开会时,据说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即制定对台动武的法律文件。北京专制者以为,用「橡皮图章」盖出几道法律,就可为军事扩张提供根据;但这个如意算盘还没打完,就遭到台湾、美国、日本等强烈反弹。

台湾民调显示,70%以上民众强烈反对中共制定「反分裂法」,他们称之为「反台湾法」。因为明显的事实是,中共建立的「北京政权」从来都没有管辖过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没拥有过台湾,因而从法理上、常识上,都根本不存在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出去的问题。这就像从都没结过婚,哪来的离婚?从来都不是你管辖的人,哪来的出走问题?

台海两岸的真实是「一边一国」,或至少是两岸分治,各有国号,国旗,国歌,货币,海关,护照,邦交国等;而且更重要的是,台湾一直自己选举总统和国会,这是主权国家的重要标。

中共自己剥夺十三亿中国人的选举权利,现在还要制定法律,要通过暴力剥夺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因而台湾人的回应是,他们准备制定《中国关系法》,把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台湾不属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实法律化。而且中共的这种霸道行为,更激起台湾人民的反感、厌恶和愤怒,今年台湾举办烛光照亮全岛的「纪念二二八活动」,主要诉求就是「反并吞,护台湾」。

除了台湾本身之外,美国和日本也做出强烈反应。日本民主党47名国会议员去年就连署协议,支持台湾民主化、自由化,包括支持台湾对宪法、国名等进行修改。日本《每日新闻》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认为台湾应该加入联合国的日本人多达81%,不支持的仅18%。

在美国,最近有九名联邦众议员提出议案,强烈反对中共制定「反分裂法」,认为这是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危及区域安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副主席柏顿特别在声明中指出,中共拟定「反分裂法」和游说欧盟解除军事禁运,都「严重危害两岸关系及区域稳定」。预计这个谴责中共「反分裂法」的议案,将会在美国众议院顺利通过。

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五名美国两党议员连署提案,呼吁美国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承认台海两岸是两个国家,美国应和台湾建交。该提案领衔议员坦克雷多认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根本就是虚构的,台湾是一个自由、主权及独立的国家,人民自行选举他们的领导人。它从来就不曾是共产中国的地方政府,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现在是对这个过时而不诚实的政策说不的时候了。」

除了美日民间和国会的强烈反应之外,两国政府最近也有较大动作,美国新任国务卿莱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日本外相、防卫厅长官在华盛顿举行了二加二的部长会议,会後通过了《美日安保新宣言》。这是自1996年「美日安保条约」後九年来,美日再次确定共同战略目标,其中引人注目之处是,首次把台海安全列入美日共同战略目标。此举被西方专家视为美日联手抵制中共「反分裂法」,向北京发出示警信号。

「美日安保新宣言」所以被西方媒体和专家重视,主要是日本立场发生变化。美国其实早在1979年制定《台湾关系法》後,就等於把台海安全当作美国的战略目标,即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协防台湾。但日本对此立场却不清晰。1996年中共在台海举行导弹演习,美日采取联合行动,制定《安保条约》,但日方担心得罪北京,不愿把台海安全列入美日战略目标,而是用「周边状态」这样的模糊用语潜在代之。但这次日本则不再暧昧表述,其外务省发言人明确说,台海安全是日本的战略目标,显示东京不再那麽惧怕北京,或者说日本更重视中共军事崛起,要用「反分裂法」吞并台湾的扩张意图。

美国前国防部亚太副助理部长、现任「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副总裁的坎贝尔(Kurt Campbell)说∶「这是日本人在战略上跨出的一大步。过去日本在这些问题上一直持骑墙态度。这项声明非常明确地显示日美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上拥有共同的战略平行利益。」

美国重要的保守派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东北亚政策研究员巴尔比娜.黄(Balbina Hwang)则强调,「这是日本正进行的影响深远的改变,或许是日本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态度改变。」该研究所副总裁、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伍尔泽(Larry Wortzel)则认为,「日本愿公开承认台湾和朝鲜半岛都是他们关切的安全议题,中国象徵著潜在威胁,有著重大的意义。这代表日本立场和美国愈来愈接近,改变得更接近现实。」

北韩发展核武,中共威胁台湾,是美日等国际社会最关心的亚太安全问题。虽然美国主张用「六方会谈」方式和平解决北韩核武问题,期待北京向平壤施压,迫使金正日放弃核武计划,但迄今毫无成效,主要原因是中共根本没有向北韩真正施压(北韩的石油和食品等80%来自中国供应),因为两个独裁政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有共同的专制利益,胡锦涛最近还在强调学习北韩和古巴。因而美国只能依赖美日军事联盟来保证亚洲安全,让日本发挥更大的安全角色。或者说,美国发出的信号是,如果北京不对北韩施压,那麽美国就鼓励日本发展军事实力。

美日军事联手的重要举动,是两国联合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表面理由是对付北韩,但真正目标是防范中共的军事扩张。上述东北亚问题专家巴尔比娜.黄认为,「北韩似乎是最明显、最直接的原因,但事实上北韩只是一个容易被运用,也是最现成而明显的藉口而已,实际上日本要防范的是中共。」曾代表美国前往北韩的特使普利查德也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反恐战争提升自己的安全角色,把北韩当作藉口,实际上担心的是北京。

最近美国总统布希连任後首次访欧,除弥补大西洋两岸因伊战导致的裂痕外,另项战略目标就是说服欧洲不要取消对中共武器禁运。它显示美国相当重视中共可能军事盲动问题,并通过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来凸显对中共的警惕和遏阻。北京制定「反分裂法」,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原载《开放》2005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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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德为什麽要帮胡锦涛? 2005-02-27
美国总统布什连任总统後的首次欧洲之行,主要有两个战略目标,一是试图弥补因伊战而导致的大西洋两岸裂痕;二是劝阻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共的武器禁售(1989年六四屠杀时,美国和欧盟分别通过了对中共的武器禁售,作为惩罚。美国迄今坚持这个禁令,但欧盟却要解除,其中法德最为积极)。

针对欧盟这种立场,近日美国报纸纷纷发表报导和评论,批评这是绥靖中共;美国国会也通过议案,谴责欧盟;美国学界则几乎异口同声,指出欧盟这样做,是帮助专制,背叛民主的价值。

美国的媒体向来是左、右派立场分明,在多数问题上看法不同,但在欧盟要取消对中共武器禁运上,却立场空前一致。反映保守派观点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Henry J. Hyde)「不要向中国出售武器」的专论,指出欧盟如解除禁令,是跟全球民主潮流唱反调,将损害美国、日本、台湾的安全。

西岸左翼大报《洛杉矶时报》则在题为「大西洋两岸对中共军售问题的分裂」的评论中说,美欧禁止对中共军售,是由於天安门屠杀,但迄今中共人权纪录仍糟糕,不能构成欧盟解除禁售的理由。

持典型右翼观点的《华盛顿时报》则刊文指出,布什在访欧时警告欧盟不要解除武器禁售,这是布什总统首次就此公开发表意见。如欧盟一意孤行,美国国会可能采取惩罚措施。

除媒体之外,美国两党在此问题上也立场接近。民主党从人权角度,共和党从台海安全和军事平衡角度,而一致反对欧盟解除禁令。美国众议院以411票对3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议案谴责欧盟要解除武器禁售。该决议案说,欧盟的举动将损害台湾和美国驻亚军队的安全。如欧盟非要这麽做,美国国会可能采取反制措施,限制美国军火公司与欧洲合作,阻止美国先进武器进入欧洲,以免落到中共手中。

白宫在此问题上也立场非常坚定,不仅布什访欧时明确表示反对,莱斯国务卿上月访欧时也重申这一立场,强调「不要在人权上(向北京)传达错误讯息。」认为取消武器禁售将威胁亚洲的战略平衡,损害美国的军事利益。负责军控的美国助理副国务卿博尔顿(John Bolton)近日在东京演讲时强烈批评欧盟,认为解除对中共武器禁售,会导致东亚区域不稳定,对当地美军及盟国构成威胁,并损害台海两岸「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

在这个批评欧盟的合唱中,美国学界的声音更引人注目。因为在欧美关系等问题上,美国学者向来意见纷纷,但在欧盟要解除对中共武器禁售问题上,迄今美国知名学者发表的意见,基本一致,都是反对欧盟取消禁令。

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谭慎格(John Tkacik)日前发表专论「不要让欧洲忘记天安门和赵紫阳」,强调欧洲不可取消对中共武器禁售,如那样做,等於忘记天安门屠杀,对北京践踏人权给予鼓励。

华盛顿新成立的研究机构「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IASC)副总裁、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专家费学礼(Richard Fisher )则指出,「在美日发布新安保宣言,开始认真因应台海爆发真正战争之际,欧洲却要解除武器禁售,这等於是帮助北京独裁政权戕害民主台湾。」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如果欧盟不向北京提供武器,中共的军事能力将会相当受限,因为除弹道导弹和导引系统等之外,中共自制的其他传统武器都比全球最先进水平落後十到二十年。

华盛顿的研究机构「CAN公司」亚洲和中国项目部主任芬克尔斯坦(David Finkelstein)在「尼克松中心」举办的专题讨论会上指出:欧洲要解除对中共武器禁售,是典型的「旧欧洲和新中国的共舞」。虽然荷兰等国因中共人权纪录而反对,但法国和德国却在积极推动,想在今年七月英国轮值当欧盟主席之前实现。他悲观地预测,由於法德这样坚持,欧盟最後解除对中共武器禁售的可能性较大。

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毛文杰(James Mulvenon)在上述讨论会发表论文指出,即使在欧盟还没取消对中共武器禁售的情况下,欧洲和北京的军火生意已从2001年的5400万欧元,增至2003年的4亿1千6百万欧元。他说,中共总理温家宝指责欧盟对北京武器禁售是冷战产物,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冷战时美国和欧洲都曾向中国售武,用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来对付苏联。

在美国舆论如此反对的情况下,为什麽欧盟非要解除对中共的武器禁运?美国知名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的研究员布鲁克斯(Peter Brookes)撰文分析说,因为欧洲要获得中国的大市场,是「钱」迷心窍。取消武器禁售,有利欧洲军火商和北京做生意,尤其是法国的「空中巴士」(Airbus)公司等。现在中共的军费预算每年达五百到七百亿美元,仅次於美国,排全球第二,这种武器购买力,对欧洲商人是个诱惑。当然法国还有另外意图,希望通过武装中共,来平衡美国主导世界事务的力量,形成所谓的「多极化」。

中共近年一直在游说、诱惑欧盟取消武器禁售。布鲁克斯认为,其主要动机,一是想结束天安门屠杀造成的阴影,赵紫阳去世被中共视为对天安门事件盖棺的最後一个钉子,欧盟取消武器禁售则是另一个「钉子」。二是可使北京的武器来源多元化,形成欧洲和俄国的武器卖主竞争,北京从中渔利。三是通过获得欧洲武器,增大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并通过欧盟取消禁令,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台湾。

显而易见,中共获得更多高级武器,将会改变台海军事平衡,使中共获得军事优势。而这种改变将会增高中共对台动武,以及取代美国在亚太军事影响力的幻想。尤其三月份中共人大将通过「反分裂法」,明显是为对台动武制作「法律」文件。

美国所以相当担忧欧盟取消武器禁售,因为一旦北京获得欧洲先进武器,不仅增大对外军事扩张的能力和野心,最重要的是,一旦中共武力攻台,美国干预,那麽解放军就等於用欧洲武器对付美军,或至少是增加其遏阻、削弱美军在太平洋军事干预的能力。因此不仅美国反对,连亚太主要国家日本和澳洲都持反对立场。

另外,美国左翼民主党所以也持反对立场,因为中共早有违反武器限制的先例,现在仍和北朝鲜、伊朗、缅甸、叙利亚这些专制政府有密切关系,美国担心欧洲武器可能通过北京落到这些流氓国家手中。而且中共人权纪录相当糟糕,美国学者认为是自1989年六四屠杀以来最恶劣的,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取消武器禁售,等於向北京发出错误信号。

在美国这种政府、国会、舆论、学界空前立场一致的情况下,法国德国仍然坚持要解除对中共武器禁售。只不过法国总统希拉克表示会和美国商量,「确保解除条件合理」。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和布什总统会晤时,也没有表示会放弃解除禁售的立场,显示巴黎和柏林还是要为了「钱」而不顾道德,一意孤行。因此美国学者称之为「旧欧洲和新中国共舞」,希拉克和施罗德要用欧洲的军火,帮助胡锦涛实行对内暴力统治和对外军事扩张。

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这样放弃道德立场,是有历史根源的。德国这一个国家就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向世界贡献了奥斯威辛焚化炉和纳粹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灾难。巴黎则发明了断头台,向世界贡献了法国大革命和武力征服的拿破仑,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们的革命,都是从法国大革命那种血腥中得到的灵感。在今天共产主义全球崩溃之际,法国和德国还要通过给江泽民、胡锦涛等独裁者输送军火,维持中国的专制制度,它将为巴黎和柏林留下新的道德污点。

(原载《观察》2005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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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走加拿大还是美澳之路? 2005-02-23
最近加拿大总理马丁的北京之行受到反对党的普遍指责,认为他为经济利益而放弃原则。马丁在北京不仅没敢提出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竟然还指责本国的保守党议员去赵紫阳家吊唁。最後马丁也没从北京带回明显经贸成果,连最期待的让更多中国人到加国旅游的「协议」也没签成。

马丁所以这样视经济高於人权,是因为加国经济近年一直不那麽景气。加拿大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才三千二百万,是中国的40分之一,但国土却比中国多38万平方公里;加拿大的文盲率近乎零,农业和工业都相当发达,而且是全球工业大国中唯一与拥有最强大消费市场的美国接壤,加国出口产品的84%是到美国。

虽然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过去十多年来,加拿大都是迷信政府力量、主张高税收的左派自由党执政,其左翼经济政策导致加拿大经济发展受限,比美国落後很多。

在个人富有的程度上,美国的人均所得是37,800美元,加拿大是29,800美元。加国过去十年来人均所得增长11.5%,平均每年个人所得才增加1%。在整体经济水平上,200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是4.4%,加拿大是2.7%。而2003年美国经济增长3%,加拿大是1.7%。该年度第三季美国经济增长八点二,而加国该季仅增长一点一。

在就业市场上,美国的失业率现在是5.3%,加拿大是7.1%。而前年加拿大的失业率达7.8%(香港失业率现为6.5%)。欧洲实行类似加拿大经济政策的法德两国也是失业率很高,法国是9.7%;德国是9.9%。

美国之所以比加拿大、法德等国经济好,很大原因是执政的保守派布什政府实行减税,控制福利,充分市场经济的政策。布什在第一任总统时就实行大幅减税政策,目前美国平均个人税率已降至35.6%,而加拿大则比美国多九个百分点,达44.7%。法国最高税率超过50%,德国则高达65%。

美国由於近年反恐战争而军费增加,财政赤字达四千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以上。而没有直接参加反恐战争的加拿大,其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已高达二点七兆(万亿)加元,等於加拿大平均每人背负国债18万元。

不同的经济政策和理念,导致不同的结果。加拿大倾向北欧那种福利社会主义,而美国走的是原本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经济理念导致的不同还可从近年澳大利亚的变化看出。悉尼《澳大利亚人报》言论版主编斯威策(Tom Switzer)2月2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澳大利亚已连续14年经济增长,现在的失业率降至5.1%,是过去28年来最低的(1992年是11%)。通货膨胀率从九十年代初至今一直稳定在2-3%。澳洲经济不仅被英国《经济学人》称赞,连前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现每周给《纽约时报》写专栏的极左翼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承认是「经济奇迹」。

澳洲经济所以出现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是过去十多年来该国实行了削低关税,减税,降低工会力量,控制通货膨胀,废除限制经济发展的陈规陋习,把国企私有化等政策,走了一条限制政府规模,扩大市场作用的真正自由经济的道路。尤其是现任澳大利亚总理、保守党领袖霍华德是执著的市场经济主义者,并坚定地支持美国倒萨的伊拉克战争,因而在去年10月赢得了第三次连任,成为澳大利亚独立103年来第二位任期最长的总理(第一位也是保守派,在五、六十年代曾连续执政16年),而且他所领导的政党联盟过去24年首次在参议院占多数席位。因而《澳大利亚人报》的社论版主编说,霍华德可能会像美国总统里根那样被列入推行自由经济的世界「英雄」行列。

香港多年来一直在「世界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之首,主要是它走市场经济之路,有著低税率、小政府、自由经济的优势。但近年来香港经济不景气,但愿能从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北欧的不同经济模式中得到启示。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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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左派走火入魔 2005-02-16
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左派们不仅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更有人走火入魔地反美,同情或支持共产主义,歌颂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等。到了21世纪,由於共产主义之恶被全球知晓,这些西方左派们不敢再去哈瓦那、河内等朝拜,但他们仍不改反美立场,只不过把支持转向了原教旨伊斯兰主义,希望借助这股邪恶力量来打击美国。近日纽约左派女律师斯图尔特(Lynne Stewart)被定罪,就是一例。

这位65岁的女律师是纽约知名的左派激进人士,她从事律师30年来,曾给很多激进份子、反美人士做辩护律师,以立场极左知名。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首次遭恐怖份子袭击时,多人遇难,百人受伤。後来该案主谋、失明的埃及裔激进伊斯兰长老拉曼被判终身监禁。由於这位女律师一向极左,因而被拉曼聘为辩护律师。但在监狱和拉曼谈案情时,这位女律师偷偷把拉曼指示埃及的追随者如何发动暴力攻击的命令等,带出监狱,交给了恐怖组织。拉曼被判重刑的另项罪名就是涉嫌密谋暗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这位左派女律师的行为明显触犯了美国法律,并违反她曾宣誓遵守联邦监狱规定的承诺。上周四,由八女四男组成的纽约联邦法院陪审团做出一致裁决,认定这位左派女律师犯了密谋、提供、藏匿支持恐怖份子的文件和欺诈政府罪。今年七月将判刑,最高可判30年。这位女律师的法律助手,以及阿拉伯裔翻译等,也因做她的同谋而被定罪。

这个左派女律师的定罪再次让人看到,不少西方左派生活在自由世界,享受包括言论自由和经济富有等一切好处,但出於意识形态原因,却仇恨美国和西方文明。像好莱坞的左派女星简.芳达在越战时就曾去河内朝拜,用那里的高射炮对美国飞机模拟扫射。刚去世的美国左派评论家桑塔格也曾朝拜共产古巴和北越,歌颂卡斯特罗和胡志明等,她们其实都和这位左派女律师有类似心理,由於不满美国而去支持那些反美的独裁者;只要能满足她们攻击美国的目的,不管他是卡斯特罗、胡志明还是毛泽东,都成为他们歌颂的对象。

最近成为媒体焦点之一的美国克罗拉多大学教授彻吉尔(Ward Churchill)也是这样。对纽约世贸大厦被炸毁、三千平民遇难这种恐怖事件,他说是美国罪有应得,并把布什比成希特勒,说那些911遇难者就是纳粹时的德国人,该死。最近媒体挖出,这个极左的教授曾去朝拜利比亚的卡扎菲,和那个曾支持恐怖份子的独裁者,分享仇恨美国的共同语言。

除了大学、律师业、好莱坞之外,媒体也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近年这些左派媒体不断爆出丑闻,《纽约时报》的黑人记者曾编造五十多篇假新闻,该报被迫向读者道歉。去年美国三大电视之一的CBS主播丹.拉瑟因报导编造的布什总统逃兵役的丑闻而被迫提前退休。CBS因左倾和偏见报导而导致收视率不断下降,目前是美国三大电视中最低的。美国另一家左派电视CNN的日子更不好过,其收视率已在三年前就败给了比它晚创办15年的保守派有线电视福克斯(Fox)。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开票日,福克斯的收视率竟高达CNN的九倍以上!

最近CNN又爆丑闻,它的副总裁兼新闻执行总监乔丹(Eason Jordan)竟在「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说,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有意杀害记者。虽然他後来辩解否认这个意思,但会议有录音。伊战结束後,乔丹本人曾在《纽约时报》撰文不小心披露,他曾把很多驻巴格达记者发回的揭露萨达姆残暴统治的报导压下不播,理由是为了保护伊拉克人民和美国记者。在揭露独裁者的时候,这位CNN新闻总管可就没有「揭露美国」那种热情了。但这次CNN为防止发生CBS那样因丑闻而收视率下滑的情形,上周末让这位有20年CNN资历的新闻执行总监「辞职」。

美国领导世界通向自由之路虽然艰难,但法律和公众对这些为反美而支持独裁者的极左派们的惩罚,就是在一块一块地搬开阻碍人类通向自由之路的绊脚石。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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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自由」的西方左派 2005-02-09
自二十世纪以来,人类走向自由之路之所以步履艰难,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由於独裁世界的强大,而是来自自由世界内部的阻碍重重。这在二战,尤其是在冷战中已经有过西方左派淋漓尽致的表现。今天,西方左派对其在冷战中赞美甚至协助共产主义的无耻表现不仅毫无检讨,像没事儿了一样,更在今天的反恐战争中继续站在自由世界的对立面上。最近面对伊拉克和乌克兰大选,欧美左派媒体不仅不为自由的胜利而欢呼,反而是一片攻击。

乌克兰在重新选举中,强调民主并亲西方的政党领导人当选,被视为民主在乌克兰的胜利。但极左的英国《卫报》用「基辅的骚乱背後有美国插手」这种标题来描述乌克兰人要求重选的民主运动,并说这是「美国制造的、复杂而激情的印著西方标签的大众欺骗运动」。这家报纸的另篇文章则把乌克兰人民最後获得的公平选举机会称为「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冷战时代那种第三世界的动乱」,是 「後现代时代的政变」。

而对上星期伊拉克的成功选举,西方左派们更是难以接受。总部在波恩的媒体研究机构「Media-Tenor」在伊拉克选举前夕对比了德、法、英、意、西班牙等国41个主要媒体和阿拉伯世界12个主要电视和报纸对伊拉克选举的报道发现,在欧洲左派媒体上,60%以上竟是对伊拉克选举的负面报道。反而阿拉伯国家媒体对伊拉克选举合法性的正面报道,都超过60%,有时达到100%。

最糟糕的是德国政府官办的两家媒体ARD和 ZDF,对伊拉克选举的报道近80%都是负面的。波恩媒体研究中心的总编辑茨查兹(Roland Schatz)说,德国媒体对当今伊拉克局势的负面报道,是萨达姆独裁统治时的两倍。

美国的左派媒体也不甘落後,在选前两周《纽约时报》预测说,伊拉克的选举结果将是晦暗的,像「不确定的丛林」;选举帷幕拉开时将是巨大问号:会有充分的竞选活动吗?在投票前一天,该报还发表了「伊拉克选举是场赌博」的社论,从标题就能看出那种晦暗心态。

在伊拉克人民不畏恐怖威胁,不惧西方左派的诅咒,勇敢出来投票,大选获得成功之後,《纽约时报》等不仅毫无悔意,还绞尽脑汁诋毁伊拉克的民主进程。在该报2月6日的「一周回顾」中,记者瓦恩斯(Michael Wines)说,根据他们报纸的档案,1967年南越选举时,近六百万注册选民也是不畏越共袭击,高达83%出来投票,美国政府当年也是惊讶民主的力量;当时约翰逊总统也像今天的布什那样誓言推广民主。言外之意,最後越战不是照样失败,南越政府不是照样垮台;伊拉克就是越南第二,布什的政策像约翰逊一样,也会大失败。

研究《1984》作者奥威尔、前年出版《为什麽奥威尔仍重要》的英国作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曾信奉托洛斯基主义,但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他已觉醒,曾撰文严厉批评法国政府杯葛伊战的声音是「老鼠的尖叫」,除了烦人,毫无份量。他对英国《卫报》等西方左派们的评价是:有些西方左派,或者说西方极左派,他们是反美、反布什的;他们宁可喜欢那些专制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喜欢任何和美国友好的政府。这类左派不愿说萨达姆的任何坏话,也不愿说任何关於乌克兰民主运动的好话。这些左派们拒绝谴责那些反美的独裁者们,同时也拒绝赞美那些欣赏美国或至少不反美的民选领导人。

去年以研究苏联集中营制度的《古拉格》一书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女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也对左派媒体的这种偏见报道和评论相当愤怒,曾撰文把这些西方左派称为「仇恨自由者」(The Freedom Haters)。她说当布什总统称那些反对美国武力倒萨的人是「仇恨自由者」时,她并不同意,但现在吃惊地发现,还真有这样一批人。

但是,从阿富汗选举,巴勒斯坦选举,伊拉克选举,以及不久前多达两亿人的世界最大穆斯林国家印尼的选举等,都在证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市场经济的力量正在全球性地扩大,无论西方左派怎样诅咒和哀鸣,都无法阻挡人们对民主的渴望,都无法阻止人类迈向自由的步伐。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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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桑塔格 2005-02-05
美国女作家和评论家苏姗.桑塔格的去世,引起美国舆论两极反应,被称为左派旗舰的《纽约时报》不仅在头版转内页发表了长达一个半版的讣文,还配发三张桑塔格照片,其中一张大得超过当时印度洋海啸救援图片。中间偏左的《华盛顿邮报》也发表长篇讣文,配发的照片之大,被人讽刺为「毛泽东的尺寸」;在这些颂文中,桑塔格被赞美为「偶像」,「会走动的丰碑」。

但美国保守派媒体,有的对桑塔格根本不予置评,认为批评都是抬举她;而已发的文章,则是劣评如潮,如作家斯德姆(K.A. Strom)总结的那样,「後人将长久记住桑塔格的是:她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自我吹捧、仇恨白人和西方文明的犹太人。人们短期记得的是,她是一个寄生在自由社会的癌细胞。」

在美国知识界,像桑塔格这样被两极评价的不多,如果再有的话,可能就是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反美派、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桑塔格和乔姆斯基,再加上不久前去世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也译萨伊德),都不是因他们本身专业成功而出名。桑塔格虽出版过几本小说和评论集,但除了左派主导的媒体吹捧外,并不受大众欢迎。其中几年前的「国家图书奖」则是因桑塔格多年和癌症搏斗,在生命晚期而获得的安慰奖,而并非因为书本身的文学成绩。赛义德在自己的比较文学专业上,也没有任何突出的成就。而乔姆斯基出名,更不是由於语言研究。他们三人的最重大「功绩」就是强烈、激烈地反美、反西方。於是在左派媒体的哄抬下,在西方,尤其是在第三世界专制国家知识界中爆了「大名」。

桑塔格一生都「反对西方文明」,仇恨白人和美国。她把白人说成是「纯粹的邪恶」(pure evil),认为是白人这个种族和白人创造的文明,造成了人类全部的灾难,她甚至说,「即使西方出了莫扎特,莎士比亚,康德,牛顿,议会政治,巴罗克风格的教堂,芭蕾舞,以及对女性的解放,也不能抵销这种文明对世界的破坏。白人种族是人类历史的癌症,哪里有带著其意识形态和发明创造的白人文明,哪里的真正文明就会被消灭。白人文明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威胁我们的生存。」

这个以血液和族群划分人类的典型种族主义份子桑塔格,她攻击白人是人类的癌症,但作为白人的她本人,既没有像黑人歌星杰克逊那样去换皮肤,也没有选择自杀(切除自己这个癌细胞),而且她还结交了很多白人朋友,包括和她一样左疯的犹太导演伍迪艾伦等。她去世後,美国三大报上的颂文,几乎都是她的犹太白人朋友写的。

正如西方左派一贯的虚伪,桑塔格攻击西方文明,她却绝不搬去第三世界,更不会去住看不见白皮肤的黑人区,而是住在大厦林立的纽约曼哈顿中城,享受西方最先进的物质和文明,喝法国葡萄酒,看百老汇歌剧。而对於住在曼哈顿,桑塔格说是因为那里外来移民多。这不仅是赤裸的胡说,更是矫情到令人恶心。桑塔格居住的环境,哪有几个移民?那里最多的,不仅是白人,更是像桑塔格这种因了西方文明才赖以生存的、享受著人类最自由的社会和最繁荣物质的西方仇视者和伪善者。

在桑塔格强烈厌恶、诋毁美国和西方文明的同时,她同情和赞美共产世界。1970年去哈瓦那之後,她歌颂「整个古巴正在良性的高度运转」,古巴经济「处於有大量活力的层次」。至於那里遭到古拉格摧残的人民,她却视而不见。

六十年代桑塔格不仅反越战,还去河内朝拜,歌颂在北越「爱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那里的人民和一党制的关系,不该被说成是非人道的。」越战结束时,桑塔格说,东亚人民终於从「美国的屠杀机器中被解放出来」。「人们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共的胜利而高兴,但也有点悲哀,因为(越战结束了)美国的反战运动就会失去势头。」反战者却因为战争结束而悲哀,简直毫不掩饰其借反战而反美的本质。

南斯拉夫裔美国作家特里科维奇(Srdja Trifkovic)撰文表示,「桑塔格并不关心真理,也没有思想能力,她只狂热意识形态。她撒谎,不诚实,缺乏道德感,自我欺骗。」桑塔格等左派们痛恨资本主义,认为「美国是个癌症社会,有著洪水般大量物质,有过剩的活力,野心过於膨胀┅┅」他们反感物质文明,同时又厌恶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向往均贫富的共产乌托邦,因此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文明,怎麽看都不顺眼。

对人类的重大问题,桑塔格们为什麽会这麽糊涂?《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曾说,「有些非常错误的想法,只有那些非常高智商的人才会相信。」桑塔格拿过两个硕士,读了博士(没写论文),看了不少书,她的藏书据说有一万五千册。但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所指出的「如果任何人能证明,缺乏最基本常识的高智商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桑塔格。」。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向往共产苏联制度的,许多是像桑塔格这样的犹太知识份子。即使今天支持布什总统先发制人战略的右派「新保守主义」中的主要人物,当年也多是支持托洛斯基的犹太知识份子。好在他们後来终於开始从本质上认识人类的的邪恶。

八十年代初,桑塔格也有了些新认识,说她忽视了共产制度的残暴,忽视了真实,承认共产主义是带了人道面具的法西斯主义。但桑塔格从来没有从本质上去理解共产主义到底邪恶在哪里,所以她攻击美国主体价值的立场几乎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找到了新的「理想」,那就是穆斯林世界和阿拉法特们。在她那里,穆斯林就是好的;基督文明世界该遭到诅咒。科索沃战争时,她呼吁美国军事干涉(这时候完全不反战了),支持用B52轰炸南斯拉夫,并跑到波士尼亚拍穆斯林人的电影。而到了铲除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时,她又绝对「反战」了,因为她认为这是「屠杀」穆斯林。在恐怖份子劫持飞机撞毁世贸大厦时,她不哀悼丧生的无辜平民,不惋惜自己所住城市的巨大损失,却批评美国罪有应得,写文章同情恐怖份子,说「他们不是懦夫」。

勇敢,是指做正确的事情而不畏惧。但在桑塔格那里,没有道德要求,只要敢实现自己的目标,就是勇敢。按这种逻辑,纳粹的毒气室,哈马斯的自杀炸弹,都可算作勇敢,因为他们都敢实现自己的目标。

按这种逻辑,桑塔格也是「勇敢」的,她不仅反美,反白人,反基督文明;十七岁时和一位犹太老师见面八天就结了婚,生活八年有一个儿子离婚後,四十岁时又成为同性恋者,和一个女犹太摄影家保持了三十年的同性关系。晚年写的历史小说《在美国》敢在十二处抄袭别人的成果(多达四页)。

桑塔格得了三种癌症,她三十多年来和疾病顽强搏斗的精神值得敬佩。但她斥责白人是人类的癌症。针对这种说法,上述评论家斯德姆则盖棺论定道,桑塔格本人才是美国社会的癌症。癌细胞外表上很像正常细胞,它们寄生在人体里,在吸收营养的同时伤害身体;它不仅绝不感谢身体,更不报答身体的价值。这种细菌多了,就会把人杀死。因此必须对癌细胞进行控制,不能让它们繁殖太快。

桑塔格这类病菌之所以能存在,就因为美国是个自由的社会,即使对明显错误的言论,也不会禁止。但桑塔格们钻了言论自由的空子,结果伤害的是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影响了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桑塔格、乔姆斯基和赛义德们另一个重大伤害是,他们的反美、反白人言论,被那些第三世界的专制政府,共产政权,以及御用文人们当作「武器」来攻击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价值。

桑塔格是个典型的「伪知识份子」,她所代表的是美国人民和历史潮流正在扬弃的价值。今天桑塔格和《纽约时报》所代表的反常识的「知识份子主义」正在走向衰落;九一一後美国高扬的基督文明的传统价值,这次总统大选所传递的「道德」关注,都展示了美国社会对癌细胞的「遏制」,健康的细胞仍占主体,这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幸运。而桑塔格,正如上述南斯拉夫裔美国作家特里科维奇所说,「她用自身的样板,让美国人蔑视知识份子。」

1月22日於纽约(载《开放》2005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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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假鸡蛋:中国人造假成「疯」 2005-02-04
「编者按:香港《东周刊》记者扮演学徒,把在广东制造假鸡蛋的传授班看到的写了出来。一个国家不仅有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结婚,现在连鸡蛋都有假的。这样的人心堕落,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没有的。中国这个民族还有救吗?」

据调查所得,除了售卖外,更有人开班授徙教造假蛋。一苹只比真鸡蛋还要晶莹剔透的假货,原来是由多种化学品混合「孵化」成,不但毫无营养,更可能吃了变痴呆!

广州工商局人员上月捣破当地一个假鸡蛋生产中心,充公近万苹假蛋。工商局官员感慨说∶「以前人人说‘食在广州’, 现在就‘假在广州’, 已成假食品 重灾区 !虽然政府不断扫荡,并设资金制鼓励市民举报,始终无法杜绝 !」

位於广州市郊的东旺副食品及蛋品批发市场是当地最大的市场之一,货品琳琅满目,但也是出名的假食品集散地,包括假鸡蛋。

该市场一名蛋商透露∶“三、四年前开始有假蛋出现,最初前北方比较多, 年岁前有经纪的推销‘人造鸡蛋’,批发价为每只0.15元, 我问他的蛋是不是假 的, 虽然他不说,但真蛋的批发价每只要0.3元, 卖到这厶便宜99%是假货 , 不过有不少蛋商贪便宜就买了 , 不过这段时期工商局扫得严 , 他们都全部藏了起 来 , 不敢继续卖”。

除了有不法商人生产假蛋售卖谋利外 , 另有掌握“造假”技术的公司公然 开班授徙。

广州棠下镇“假蛋学堂”揭开技术奥秘∶ 学费六百,三天毕业。

“假蛋学堂”位於广州市棠下镇中山大路491号2楼的“广东穗华科技公司”, 面积近2000尺, 业务范围很杂 , 除教授造假蛋技术 , 另售卖生产洗衣粉及粉笔 等机器, 又兼卖防狼喷雾, 甚至是二十万伏特的电枪都有。“人造鸡蛋”就是金蛋, 每只利润四倍多,绝对是赚大钱的生意。一名业务员口若悬河地表示, 假蛋 技术乃独家秘方 , 每个人学费560元 , 另收道具费69元, 总之机会难逢 , 不会 周围都有得学的!

记者被要求出示身份证登记 , 随即开始为期三天的培训。 经过接待处 , 内有多间培训室 , 采个别教授方式, 第一堂是“理论课”, 由二十余岁的谭姓女导师负责。她首先向学员们派了一本小册子, 书面写上“人 造蛋生产技术”以及“保密技术, 翻印必究”的字眼。女导师一开始就做生意卖 书“这本是秘笈呢!就算学完之後不记得步骤, 都可以照本书来做, 好多外省人 不方便来广州, 就寄信来邮购,每本131元, 虽然只有几页纸好象很贵, 但是学完就够啦”。

培训室面积大约百馀尺, 设备简陋, 灯光昏暗, 没有空调, 说是实验室, 像 厨房还差不多, 厨柜内放满大量化学用品, 台上有天秤、试管及一批化学仪器, 每次上课时,均要将风扇关掉, 以免化学品被风吹走。

水中“孵化”

女导师首先示范制造蛋白 , 只见她小心冀冀地将一瓶粉状物体放上天秤量 重 ,“这个是‘海澡酸纳’, 份量不能错, 所以要关风扇进行 ”。然後倒入一 盆温水内, 用玻璃棒不断搅拌, 约一个半小时後一盆晶莹剔透的蛋白物体呈现眼 前。她继而用少量化学物品“明胶”用水拌匀, 然後添进蛋白再搅, “明胶可以 令蛋白的浓度适中, 但因长时间搅拌会产生好多气泡, 要等十个小时才能散得完, 今天就先教到这里了”

第二天早上, 女导师再把适量的“酸纳脂”、“苯甲酸纳”、“邻甲基织维 素”及“白矾”等其他化学品一起混入, 但没有解释其作用, 三小时後“蛋白” 部份正式完成。

接著女导师开始教造蛋黄, “蛋黄其实就是蛋白, 只是加了色素的原因。” 她将部份蛋白状物体倒在容器内, 加上“柠檬黄色素”, 搅了几下就变成了鲜黄 色。

至於假蛋如何化作蛋形, 其中奥妙, 原来全是靠一个塑胶模具, 以及含有 “氯化钙”的“神仙水”。塑胶模具有两个凹位, 一个椭圆形, 一个圆形。女导 师边做边说∶“圆形的造蛋黄, 将蛋黄倒入模具, 再倒入混有氯化钙的水在面上, 就会产生一层薄膜, 包围蛋黄就可以定型, 留意看, 现在变魔术啦 ! ”

女导师将蛋白倒入椭圆形的模具内, 加入成了形的蛋黄, 再倒上另一层蛋白 盖面,照办煮碗浸神仙水, 令蛋的最外层产生薄膜, 很快蛋形浮现出来。

她说∶“看来好神奇, 其实好简单。虽然鸡蛋模只有半边, 不过一浸入神仙 水, 在浮力下蛋白会在模里面晃来晃去, 慢慢变成蛋形。至此一苹只光脱脱的无 壳鸡蛋呈现眼前。

接下来到了最後也是最关键的“包壳”阶段。 女导师以明火煮熔“食用石腊”再混入“石膏粉”搅拌, 温度要控制在50℃, 将假蛋放入白色溶液内反复转动, 捞出冷却风乾後, 完整的有形鸡蛋便大告功成 了“如果想蛋壳做得精细些, 可以用勺子舀一些溶液淋在蛋上面, 不过那样会浪 费时间一些。”女导师说,人造蛋的材料可以在化工原料店买齐, 非常方便, 不 少内地食店会派人来学习, 以真假混合的方法做菜, 赚取更高利润。

赶记者出校

假蛋外形象模像样, 味道又如何?在等待外壳风乾时, 记者将无壳制成品做 假蛋餐,首先是煎“荷包蛋”蛋白虽然出现不少水泡, 但像真度十分高, 口感跟真蛋竟也相近似,只是略带碱味。第二道菜是“蒸水蛋”, 真假鸡蛋混合的效果 更佳, 记者以三苹假蛋,一苹真蛋混合来蒸, 效果更滑, 口感及味道更似足真蛋。

在上堂的末段, 本来女导师仍有讲有笑, 但期间电话响起, 她接听後态度突 然逆转,一言不发地步出教室, 往业务部拿了记者先前缴交的学费, 悉数退还, 然後严肃地说“公司严格规定不教香港人, 之前收你学费, 完全是业务部失当, 现在退回学费给你,麻烦你开张收条给我们.”接著她便下逐客令, 要将记者“赶 出校”,再三查问之下, 女导师免为其难地说:“老板前几日没回公司, 今日回
来查单, 知道你是香港人, 怕你是记者, 人造蛋始终是假东西, 这件事漏出去就 不好啦!”难道大陆记者她们就不怕?

广东省工商局一位胡女职员接受查询时承认, 省内确曾发生过多宗经营假蛋 案件,当局对事件十分关注, 亦有经常扫荡, 目前情况已改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打假法规的食品卫生法》, 若生产经营的食品掺入有毒或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属於刑事责任,会转交检查院处理。至於教授造假蛋的广东穗华科技公司, 由於只从事“技术转移”并无参与“生产经营”, 在内地未算违法, 不过若然学员利用其所学, 从事假蛋生产及售卖, “广东穗华”实在难辞其咎。

而根据《香港海关商品说明条例》,不论卖假蛋者是否知情, 在本港已属违法, 一经之定罪最高刑罚为判监5年及罚款15万元。 大律师陆伟雄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卖假蛋的人刻意将假货当真货卖, 已属欺诈行为, 而有份参与教授技术、投资生产和安排分销的人一律触犯《刑事罪 行条例第195A条》「串谋欺诈罪」罪名成立, 最高刑罚监禁14年。

(原载香港《东周刊》2005年1月31日,原题「揭密∶假鸡蛋制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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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情咨文仪式看美国两党政治 2005-02-03
二日晚上,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这是美国的惯例,每年初,现任总统都要在国会阐述政府的施政方针,被称为「国情咨文」(the State of Union Address)。参加者有参众两院的议员,最高法院法官,三军将领,政府内阁部长,以及特别来宾和外交使节等。

「国情咨文」仪式每次都相当讲究,办得隆重、正式。在布什总统进入会场时,要由专人导引,并正式向全场通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全场则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不论是布什所属的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的议员,全都站起来鼓掌,以超越党派的方式,来体现美国的团结一致,以及对国家元首的尊敬。而且两党领袖都随同总统出场。这是整个演讲活动中最长时间的一次鼓掌,因总统从进入大厅到讲台,要和过道两侧的议员不断寒喧握手,在这大约三、四分钟期间,全场就一直鼓掌,直到总统走到台上,热烈的鼓掌欢呼声把气氛推向高潮,从而拉开演讲的序幕。

在全场掌声终於结束,总统准备演讲之前,按惯例,再由国会议长正式向与会者介绍「布什总统」,於是全体再次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直到国会议长敲锤才停止。而且不管隶属哪个党的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两党议员都是如此。这种郑重、隆重的对国家元首的欢迎仪式,凸显了民主国家对民选总统的一致认同,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有多大差别。

美国的这种「国情咨文」方式,非常体现大众有知情权的民主原则,因为等於每年之初,国家领导人就把政府的施政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全体议员,同时通过各大电视台的直播,告诉给全体美国人民。

布什的国情咨文进行了53分钟,获得65次掌声。从鼓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哪些政策受到两党一致欢迎,哪些受到民主党的反对。因两党议员是分别坐的,从台下面对演讲的总统的角度,共和党议员坐在右侧,民主党议员坐在左侧,楼上则坐著来宾等。因而观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布什总统宣布要致力改革退休计划时,坐在左侧的民主党议员,几乎没有一个鼓掌,而坐在右边的共和党议员则热烈欢呼,可谓泾渭分明。

但当布什总统提到感谢美国军人,加强中小学教育,伊拉克大选成功,打击恐怖主义,以及给巴勒斯坦提供三亿五千万美元援助等,两党议员则都站起来鼓掌。这充分反映出美国两党政治的成熟,在野党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在他们认为有利国家整体利益时则合作,体现美国是一个整体。

这种国情谘文所以能被多数美国民众知晓,因为美国的四大无线电视网(NBC,ABC,CBS,Fox)同步转播,还有FOX,CNN,MSNBC等有线电视台现场直播。同时还有其他主要电视频道也都转播国情咨文。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电视台必须这样做,但出於新闻媒体的责任,各大电视台都不约而同这样做。而且在总统演讲後,各大电视台立即都组织了专家学者的讨论,评价总统讲话,尤其是内政外交政策的利弊等等。

另外一个重要项目是,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後,在野党要发表「反驳」(rebuttal),即批评执政党的政策。今年的「反驳」是由民主党的参议院领袖哈瑞.雷德和众议院领袖南茜.佩罗西做的。这种「反驳」的好处是,让大众有个比较机会,而不是只听执政党一面说辞。但这种「反驳」讲话一般不被大众重视,毕竟不在执政地位,讲话不能成为政策。连克林顿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谢索尔(Jeff Shesol)都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其实应该取消这种「反驳」讲话制度,因它作用太小。这种「反驳」制度是1966年开始的,那年约翰逊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後,在野的共和党要发表「政见」,结果却是支持约翰逊打赢越战。那是过去四十年来,唯一一次在野党的「反驳」讲话竟是支持当任总统的政策。舍索尔说,除非是瑞德和佩罗西宣布他俩叛党,跳槽到共和党,否则根本不会引起全国民众的重视。但这种给反对党讲话机会的形式仍是重要的。

布什总统的这次演讲被左右两派都评价为流利、自信、轻松,非常成功。前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金瑞契则称赞它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国情咨文之一。这不仅由於布什获得连任,共和党赢得参众两院和多数州长,还在於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的三场选举都获成功,证明布什向全球推广自由的政策获得进展。另外一个原因是,布什很刻苦地做了「家庭作业」,据前布什演说稿撰写人、畅销书作家弗洛姆(David Frum)表示,对这种演讲,布什一般得从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准备,努力背诵全长5049字的文稿(译成中文约一万字),大概刮胡子的时候都在背稿,而且正式演讲前要全文演练几遍。因此才有了布什谈笑风生般轻松的流利演讲,几乎看不出来他在背稿子。这种演讲非常难的一点是,他的演说稿事先已经发给了主要媒体及现场听众,因此他不能临场发挥,必须背诵准确,这的确是个功夫。

看到布什的演讲,令人想到中共的官员们,他们即使一个小型讲话,也要拿稿子,照本宣科。记得几年前江泽民来纽约时,曾接受一个亲共的中文电视台采访,还要看稿子回答问题;当时一位中国异议人士写了篇文章,引用中国流行歌曲「马儿你慢点跑」,讽刺江泽民接受一个中共领导下的、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的小小中文电视台的采访,还如此紧张兮兮。简直不可以想像让他背诵一万字的中文稿子,仅凭这一点也可看出,当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多不容易,而当个独裁者有多舒服,难怪他们都至死不交权。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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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国情谘文」给中国人的信息 2005-02-01
布殊总统将在二日晚上发表连任後首次「国情谘文」演说,提出外交与内政目标,被国际瞩目。可以预见,布殊仍会强调向全球推广自由;尤其两天前的伊拉克选举结果,更会坚定美国推行这个目标。

在西方左派、欧盟包括联合国都不看好伊拉克的选举,恐怖份子用自杀炸弹袭击杯葛下,竟有超过60%的伊拉克人出来投票,这个大多数伊拉克人民选择自由的历史性画面,再次向世界传递了清晰的信号:不管什麽族裔,何种文化和宗教背景,怎样的经济条件,只要给人民机会,人们的心里呼唤是一样的,那就是要做自由人!

近来穆斯林世界有四场选举,都传递同样的信息:首先是在阿富汗,在那样一个塔列班曾主导、从无选举、文盲率为世界之最的国家,人民竟踊跃投票,不仅选举成功,而且迄今阿富汗局势稳定。

第二场是人口多达二亿的印尼选举,这个独立半个世纪後首次自由选举的全球最大穆斯林国家,不仅有了首位民选总统,而且选後政局稳定,也迈向真正的民主。
第三场是三周前的巴勒斯坦选举,在长期巴以冲突、阿拉法特专权以及哈马斯的杯葛下,也有超过50%的巴勒斯坦人出来投票;两位温和派候选人得票率近八成,没有一个激进派候选人的选票超过5%。

最振奋人心的是伊拉克的选举,在萨达姆残暴统治过35年,在不断发生自杀炸弹威胁下,竟有一万八千名候选人竞选国会和地方议会席位,有八百万人出来投票(注册选民一千三百万)。他们中有八十岁老人,有柱双拐的残障者,有坐轮椅的,更有身著黑衣蒙头巾的女性。他们投完票後,还自豪地举起那个刚按过手印的指头,做出胜利手势,表达不畏暴力威胁、坚持行使自己权利的决心和兴奋。

看到巴格达街头那些民众投票後载歌载舞的欢庆场面,那些挥舞国旗的伊拉克人的骄傲和兴奋,无法不为中国感到悲哀,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迄今投票权仍被剥夺。共产党用什麽教育水平低、经济底子薄、国家太大,社会不稳定等等借口,来拖延中国的政治改革。但事实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和教育水平都超过阿富汗、印尼、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尤其是香港,其教育水平不仅居世界前列,而且香港人均拥有报纸比例居全球之冠,经济自由度排世界首位,连最近对印度洋海啸的民间捐款之多,香港也是人均世界第一。但对这样一个富有、高教育、资讯发达的世界经济枢纽,北京却天高皇帝「近」,硬是不许这里的人民像伊拉克那样一人一票进行选举,而由北京钦定所谓「特首」。这是对七百万香港人民的侮辱,因为人没有投票权,就不是现代人,更不是自由人!

伊拉克选举向香港传递的信息是,自由不是恩赐的,而要自己力争。仅在选举日,就有44名伊拉克选民被恐怖份子杀害,但伊拉克人民仍是勇敢地出来投票。因而美国福克斯电视在巴格达采访的记者感叹说,每个出来投票的伊拉克人都是「英雄」。

布殊总统在他的国情谘文中,将会再次强调这种「英雄主义」。他披露说,国情谘文的重点将是:「我要再度告诉世人,击败仇恨与恐怖主义的最佳方式就是推广自由。我认为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自由。」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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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选举和自由的价值 2005-01-30
1月30日,对伊拉克人民来说是个历史性时刻,这一天,他们将首次举行全国大选。这场选举不仅将决定伊拉克的民主进程,也决定著布什总统几天前就职演说强调的向全球、尤其向中东推广自由价值的成败。

伊拉克的面积相当於加州,人口和台湾差不多,有二千四百万。萨达姆政权被结束後,伊拉克人民获得空前的政治自由,纷纷组织政党,目前参选的政党多达111个,比台湾的98个政党还多。

一个月前台湾立法院改选,有387名候选人竞争235席立委。而这次伊拉克大选,有多达7,500名候选人,竞争国会的275席及18个省的议会席位。参选人数是台湾的20倍。

伊拉克的合格选民有1,400万,已报名投票者有1,200万,这点也和台湾相似,上次台湾总统大选,总共有1,290万人投票。伊拉克大选也像台湾一样,允许海外侨民投票,但不同的是,可在所住国投票,不必回国。伊拉克海外侨民有120万,占注册选民的10%,分散在全球14个国家,其中美国就有23万。

这场选举,可以说是一场空前艰难的民主跋涉,更是一场自由和邪恶的较量。虽然萨达姆被铲除,但他的余党,以及极端伊斯兰份子,敌视美国和自由价值的仇恨者,不断制造事端,袭击美军和伊拉克警方,用自杀炸弹杀害平民,制造恐惧阻止伊拉克走向民主。尤其大选临近,这种袭击更加频繁,武装份子扬言,将袭击投票所,杀害去投票的选民。

在美国,左派们继续不支持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政策,并对巴格达的民主进程冷嘲热讽。尤其是以左派媒体旗舰《纽约时报》为主,一直持悲观论调,重复前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话说,伊拉克选举之後,局势会更加糟糕,什叶和逊尼两大派将爆发内战,局势会不可收拾。美国最左的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则公开呼吁「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撤出伊拉克,以避免暴力冲突的进一步恶化」。

在欧洲,由法国德国为主导的「欧盟」没有向伊拉克选举派出任何工作人员,更不要说给予全力支持。联合国愿意支持全球各地的民主选举,但恰恰对至关重要的伊拉克首次民选缺乏热情,只派了40个工作人员到伊拉克进行技术协助。在关键的向中东和穆斯林世界推广自由的人类民主化的伟大进程中,可以说欧盟、联合国,西方的左派们都可耻地缺席!

但布什总统和伊拉克临时政府决心推动这项选举,不管它是如何艰难。美国目前在伊拉克有13万军队,再加上伊拉克政府新组建的12万国防军和警察队伍,将全力保护5,300个投票所的安全(等於每个投票所配备40名士兵和警察)。

布什政府所以力排众议,坚持按预定计划在30号举行伊拉克大选,关键在於虔诚基督徒的布什相信,自由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伊拉克人民应该享有这个最宝贵的礼物。二是相信人是上帝所造,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上帝的影像」,因此不管被欺压多久,被剥夺权利多长,被窒息得多麽严重,只有给人们机会,他们的内心呼唤一定是自由,渴望成为有尊严的「人」!

这从阿富汗的选举结果就可看出,那个曾炸毁千年佛像、塔列班主导的黑暗国度,即使那些被迫蒙脸,被欺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阿富汗女性,当有了机会,一样踊跃地去投票,行使自己作为自由人的权利。当时恐怖份子也是扬言袭击投票所,杀害去投票的人。但那些勇敢的阿富汗人,不仅没有畏缩,反而大清早就去排队,第一个投票的是个19岁的女孩子。据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说,有些穆斯林女性,半夜就起床,做牺牲前的洗身宗教仪式,然後以迎接死亡的心情去投票所排队,即使在附近百米外有自杀炸弹袭击,这些阿富汗人毫无畏惧,没有一个人离队吓跑。这个场面,再次定格了人类的自由精神!

如果阿富汗人民能,为什麽伊拉克不能?而且无论从经济水平,文盲率,世俗程度,现代化等多项指标,伊拉克都比阿富汗更有条件实行民主选举。关键是要相信人心,不管什麽族裔,什麽文化背景,什麽样的教育程度,什麽样的国情,什麽样的宗教背景,只要给人机会,人们的渴望和追求是一样的,那就是要做自由人!

另一项鼓舞人心的消息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属下「国际共和研究所」(IRI)近日在伊拉克的民调显示,高达80%的伊拉克人表示会去投票。伊拉克有三大派,什叶派占人口60%,逊尼派占20%,库德人占20%。虽然逊尼是少数,但由於萨达姆是逊尼,因此这个少数派在伊拉克一直有权势。「国际共和研究所」的民调显示,逊尼派对投票选举反应最冷淡,只有48.7%的逊尼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不愿去投票者多达46.6%。但在什叶派和库德族选民中,表示愿去投票者都超过91%,不去投票的都低於5%。

该民调还显示,虽然伊拉克不断遭到自杀炸弹攻击,不断有平民和警方人员被杀害,但伊拉克人民仍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69.9%的受访者表示对伊拉克未来有信心,没有信心的只占18.8%。52%认为伊拉克的局势半年後会更好,60%认为一年後会更好,65%对五年後的伊拉克非常乐观。。

在伊拉克推进民主,是人类从没有过的艰难尝试。因为在萨达姆的残暴统治35年後,这个国家没有任何民主政治基础,而且其经济已到崩溃边缘。据美国民间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学者葛德斯曼(Anthony Cordesman)的论文,伊国失业率在29%到40%之间,在年轻人中可能高达60%。虽然伊拉克去年石油收入180亿美元,但它只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一半,是年度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二。

二战时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被结束後,那里几乎再没有什麽反抗和骚乱,因为法西斯在全球大势已去,纳粹和武士道的残余毫无任何外部支持的可能和希望。但伊拉克局势不同,它的周围除以色列外,全部都是专制国家,22国组成的阿拉伯联盟,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这三个有大量极端伊斯兰份子的国家,虎视眈眈地敌视伊拉克的民主进程,担心自由之风吹进毛拉们统治的地盘。埃及、黎巴嫩、科威特、约旦虽然有些自由空间,但仍都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对伊拉克一人一票的选举,也不会真正欢迎。

而且从在伊拉克被抓获的「武装份子」来看,多数是「外来者」,而不是本地伊拉克人,他们是从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苏丹等世界各地来的极端伊斯兰圣战份子。伊拉克成了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力量和世界各地恐怖份子的「决战之地」。

在这样一个自由与邪恶决战的时刻,曾同样被美国人从二战中解救出来的欧洲希拉克们、施罗德们,以及比利时的左疯们,不仅不对美国解救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统治下至少30万伊拉克人被害,5千库德人被毒气杀死)的正义之举伸出援手,反而杯葛、刁难、冷嘲热讽。

柏林意味著什麽?德国这一个国家就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它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奥斯威辛」(1月27日是它被解放60周年)。德国人发明的「毒气室」将永远提醒人类什麽是邪恶,它会恶到什麽程度!

巴黎意味著什麽?二战时法国成立支持希特勒的维希政府(相当中国抗战时的汪精卫伪政权),两年内把7万6千名犹太人送去德国集中营(其中只有2500人幸存)。有著这样耻辱历史的德国法国,今天不赎罪,不帮助在新纳粹(原教旨伊斯兰主义)摧残下的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将更不可原谅。

不管伊拉克的选举面对多少外部阿拉伯国家的敌视,面对多少欧洲希拉克们的袖手旁观,面对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圣战份子的暴力阻止,伊拉克人民的人心所向将不可阻挡,那就是要用选票,决定政府领导人;要用选票,决定国家的前途。正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杜姆克斯(Peter Brookes)发表的专论所说,自由世界将拒绝在伊拉克失败,伊拉克的新时代将从这次选举开始。

2005年1月28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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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威辛对人类的拷问 2005-01-27
1月27日,对所有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整整六十年前,盟军把他们从毒气室旁解救出来。虽然那天之後,奥斯威辛的上空不再飘落火化人体的灰黑粉末,但那个焚化炉的烟囱,像个矗立的惊叹号,永远拷问著人类:为什麽这个世界会有奥斯威辛?为什麽人类会容忍这样的邪恶发生?

按当代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二十世纪历史》一书,当时德国有多所一流大学,出产的电影数量超过其他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柏林是世界的歌剧和电影中心。德国有深厚的哲学,有世界知名的文学,德国人的教育水平当时是全球之冠。

为什麽在这样「现代文明」之下,会有如此残忍的「种族清洗」?会有建构在现代科技之上的毒气室和焚化炉?而且仅仅在二十世纪这一百年,就有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全球蔓延,导致多达一亿五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之前一千九百年的总和!

从政治层面来说,当然和慕尼黑条约的妥协,张伯伦的绥靖主义,人类对邪恶的认识不清,缺乏足够的道德勇气抵抗等,有直接的关系。因而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呼吁,人类永远不要再有慕尼黑,因而他和东欧八国元首曾连署声明,支持美国军事铲除萨达姆。布殊总统在上周的连任就职演说中,也是论述自由的价值和美国的道德责任。在这之前,他曾在参观奥斯威辛时誓言,这个世界不应再有(和独裁者签署)雅尔塔协议,自由不可交易。这也就是为什麽美国要在二十一世纪初打了两场战争,解放阿富汗和伊拉克,并全力推动那里的民主。

然而,更深层的原因在於人心的邪恶。因为奥斯威辛不是希特勒一人所为,而是有成千上万的党卫军和德国人的参与。而且在焚化炉之前,苏联有杀害百万人的大清洗和「古拉格群岛」。在焚化炉之後,中国有文革迫害,六四屠杀。而且就在奥斯威辛被解放半个世纪之後,还有恐怖份子劫持人质砍头,用自杀炸弹袭击婚礼,教堂,老人中心,劫持民航飞机撞毁商业大厦┅┅

因而无论当时德国有怎样的豪华歌剧院和音乐厅,有多少艺术人才,无论今天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有怎样复杂现代的高科技,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心之恶。因而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等作品,并不是描写斯大林对人的非人道,而是著重描写人对人的不人道,写人类之恶。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萨达姆等,并不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个失常状态,人类心灵中的邪恶,是永恒的主题。

正是由於启蒙主义和理性至上,使人类远离了上帝,像迷失方向和舵手的船只,漂流在大海之上,因而心中的邪恶成为脱缰野马。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拿破仑的杀戮,德国发动的二次世界大战,列宁的暴力革命和共产主义蔓延,造成一次次的巨大灾难。而奥斯威辛集中营,则集中体现了这种人类之恶,它是对地球上每个人的永恒拷问,警告人类遏制、改变心中的恶。而这种改变,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的心中「上帝影像」战胜邪恶,靠的不是均贫富的理性乌托邦,靠的不是共产主义,靠的只能是信仰。只有像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样,相信这个世界有绝对的道德价值,有永恒的精神权威(上帝),人才不会「不信上帝,而什麽都信」。

奥斯威辛是人类和上帝隔绝的後果和证据。它是现代文明的崩溃标,也是人类拷问自身内存在意义的开始。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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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和共产灾难 2005-01-21
这次东南亚的海啸冲淡了全球迎接新年的喜悦,其重大的生命损失的确令今天这个现代化的信息世界难以接受。天灾往往意味著人力无法对抗,但这次海啸造成大规模丧生,却不是和人为错误没有关系,因为显见的事实是,海啸发生之前,无论是震中附近的八个国家,还是全世界的地震海啸专家,包括联合国相关职能部门,没有一个做出任何预测,更别说发出预警。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地震发生时(美国西部时间下午2点59分),座落在夏威夷的联合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PTWC)竟没有一个人上班(可能都去过圣诞节)。即使有人上班也没用,这个地震研究中心的主任说,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规定,这个中心只负责太平洋的海啸,不管印度洋的事。

表面来看,这位地震专家说得没错,这个研究中心是在阿拉斯加、加州、夏威夷以及太平洋附近国家遭海啸之灾後才建立的,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资助,重点是监测太平洋。但问题是,既然太平洋曾发生海啸,为什麽就不考虑印度洋会发生同样的灾难?那位地震专家的解释是,印度洋从没有发生过,因此没想到它会发生。作为普通老百姓可以“不会想到”,可是作为被老百姓纳税款和联合国机构养活的地震海啸“专家们”,他们有专业责任应该想到。

那些地震专家对此的解释是,在印度洋铺设海底侦测仪器要花很多钱,一个仪器就要25万美元。但这次大灾难仅全球承诺捐款已达80亿美元,是“25万”的三万多倍,这还不说重建那些地区需多少亿(重建费预估140亿),更重要的是,谁能计算一条人命多少钱,而那是16万个生命!

负责全球地震海啸研究监测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为什麽只在太平洋设置监测器,而从来不考虑在印度洋设置?可能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条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科教文组织是联合国内最腐败、最无效率、最官僚的机构之一。1984年,共和党籍总统里根决定,美国退出科教文组织,随後英国和新加坡也退出。加拿大、日本、荷兰、瑞士和当时的西德也曾考虑退出。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查费尔(Brett Schaefer)曾发表论文批评说,科教文组织重用亲属、滥用资金、官僚腐败的现象非常严重,该组织中40%的人员都无法通过他们自己制定的资格条件,许多是通过“後门”进入的。

除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地震海啸专家们的官僚因素之外,还和受到海啸袭击的当事国的官僚有直接的关系。媒体已报道说,印尼得到海啸消息後,竟不许公布,担心影响它的旅游业。而在印度,刚刚卷土重来的左派国大党政府,更是以官僚著称,它的海军得知其印度洋的一个军事岛屿基地被海啸吞噬後,竟没有把报警及时发给负责部门,而错误地发到了前气象局长那里,错过了最初那几个小时最宝贵的时间向沿海居民报警。事後专家们说,即使有一个小时的准备,也会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

看印度洋海啸过程中由於政府官僚腐败而延误拯救生命的报道,无法不令人想起中国唐山1976年那场大地震。这次和海啸有关的10个国家的死亡人数约16万,而当年中国唐山地震,仅那一个城市的死亡人数就高达24万2千人。中国那场地震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和这次海啸也有相似处,那就是事先也是毫无预警。即使在距离北京只有150公里的唐山被从地球上抹掉後两个小时,中国国家地震总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

堂堂中国地震总局的局长、专家们在干什麽?几年前《中国地震报》记者钱钢出版了《唐山大地震》一书(香港中华书局1999年修订版),根据该书,当时国家地震局正在忙於“批邓反右”,阶级斗争。当发现北京的房子在摇晃,知道发生了地震,但地震局一片慌乱,根本弄不清震中在哪里,最後采取最原始的方式,派出地震勘察队,去北京外的四个方向查找。最後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的几个幸存者正开车向北京报警,才得知“唐山全平了”。再加上北京电信局的消息说,往唐上的电话全都打不通,才确定“震中”是唐山。这时距唐山地震已有两个半小时之久。也就是说,至少在唐山地震後的150分钟之内,这个灾难城市,没有得到任何外部援助。

而得知“震中”是唐山之後,根据钱钢的书记载,中共政治局开会後,一位政治局委员却提出,首先要确保北京,要求国家地震总局局长不得去震中的唐山,留在北京时刻等待政治局的命令。

直到那几位唐山地震幸存者,开著救护车一路狂奔到北京,在中南海的政治局会议上哭诉了唐山的惨状之後,中共当局才决定向唐山派出救援军队。而开进去的军队,却没有带起重机、电焊、切割机等必要的大型机器救援设备,那些被压在石板下的幸存者,很多就眼睁睁地最後死亡。

钱钢的书详细描绘了一位名叫丰承渤的20岁女护士,“她的下半身被夹压在巨大的楼板和铁床架之间,上半身却完好无损。”因为救援部队只带了锹、镐等,没有办法把她抢救出来。曾想过截肢,但医生说,“没条件输血,一截肢就死”。靠救援者给这个女孩子喂饭、给水,这个姑娘就这样挺了一天一夜(这麽长时间都没有起重机来!而唐山离北京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车路!)在生命垂危之际,她最後一个要求是,给她梳梳头。她生前曾被批判“爱美”,因她“爱用香皂洗脸”,还有“刘海”。当时连把梳子也找不到,她的一位女友用十指做梳,给她梳平了散乱的长发,之後,这位青春刚开始的女孩子,就在救援者的注视和无奈下,在石板的夹缝中停止了呼吸。

根据钱钢的书,唐山地震十天(!)之後,才调进去吊车,切割机等救援设备。在这地震後十天的长达240个小时之内,不知有多少像那位女孩子一样的幸存者,被夹在石板或重物之下,活活地“等”死了。

在唐山地震前,中国已发生过邢台地震等,救援部队需要带吊车、电锯、电焊切割机等大型机械,这些都是地震救援常识,但中共当局显然没有认真做救援操练和准备。

还有更荒唐的事情,派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有的不去救人,却去“抢救”倒塌在金库里的“国家财产”。据当时《解放军报》报道,唐山新华中路银行金库有91万5千1百59元零9分钱被埋在废墟中,去救援的军队不去救人,却全力挖钱,不仅最後找到全部纸币,还找到绝大部份硬币。最後只差5元3角9分钱没找到,连银行的人都说,5元数目不大,不用再找了,但那些军人却坚持说,“别说5元,就是5厘也得扒出来”。又经过三个小时,最後只差5分钱没找到。按规定,银行允许误差万分之一,5分已属这个限度,不需再找了。但那些战士仍不罢休,坚持再找,最後又找到3分钱,仅差2分钱了,还是要找,“在渐浓的夜色中,拧开手电寻找”,“扒开不知扒了多少遍的泥土摸索”,最後终於摸到了那枚2分硬币。中国人民解放军简直疯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但在中国当时的报纸上,几乎到处可见这种荒唐:“一位幸存者从废墟中钻出来,首先抢救生产队的牲口。”

“一位老大娘被救出时,捧出了她保护的毛主席的石膏像,她问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著没有?听说没有,激动得欲跪下磕头。”

“一位缠著绷带的诗人面对废墟,激动地连连感叹,这都是诗啊!这都是诗啊!不顾妻子女儿遇难留下的悲痛,充满激情地抓起纸笔,就开始在膝盖上写诗。”

在震後废墟上,就召开了学习小靳庄赛诗会;政治夜校在震後三天就恢复上课。废墟上的标语是:“它震它的,咱干咱的!”“它来一次地震,咱来一次革命!”——那个荒唐的年代,中国人似乎和大地比赛,看谁更疯。

看到今天印度洋海啸之後,全世界伸出援手,不仅救援款已达几十亿美元,还有美国军队、航空母舰等多国军队和救援人员,进入印尼、斯里兰卡等主要受灾国家救援,更是既感慨又感伤。因为当时中国唐山地震时,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观,那里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救援者。根据当时的外电,美国,英国,日本,以及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都明确表示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疗物质。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经验的日本,当时的外相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提出紧急援助中国方案获通过後,立即准备了药物,衣物,帐篷等。但所有这些外国援助,一律遭到中共当局的拒绝。中共中央慰问灾区团到唐山,中共领导人说,“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著别人插手,用不著别人支援我们!”那些听众们热烈鼓掌,欢呼,流泪┅┅

天灾不可避免,但疯狂政府所带来的人祸远比天灾更荒唐,所造成的生命损失远比天灾更惨重。

2005年1月16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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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拉斯和赵紫阳的不同 2005-01-21
(引言:前南斯拉夫副总统、持不同政见者吉拉斯为什麽和中国的赵紫阳、胡耀邦们不同,为什麽前东欧和苏联的异议知识份子和中国的改革派知识人不同?找到这种不同,就找到了为什麽今天中国共产党还存活的原因。尤其在海内外中国人一片歌颂赵紫阳的时刻,这个问题更值得深思。)

「他是早期持不同政见者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纽约时报》在吉拉斯(Milovan Djilas,又译德热拉斯)去世时曾这样评价。

这位写出《新阶级》和《与斯大林的对话》的共产主义叛逆者的最後一本著作《新阶级的衰落: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历史》(The Fall of New Class:A History of Communism's self-Destruction)最近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本书得到《纽约时报书评》的高度评价,因为它不仅是《新阶级》一书的延深,更是吉拉斯一生对共产主义思考的总结。

吉拉斯的《新阶级的衰落》和他的前两本著作一样,都是对共产党的腐败、贪婪、残忍的近距离观察和批判。他的书不仅影响了东欧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促使中国知识份子从共产谎言中惊醒。

我来到美国後,一直想找机会去南斯拉夫采访吉拉斯,并向他当面致谢,因为正是当年在中国偷偷读到他的《新阶级》,才使我对共产邪恶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成为反叛者。但1995年4月20日吉拉斯的病逝,使我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但在心里,我一直对他充满了感激,他的智慧和勇敢,启发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

●放弃权力和荣华富贵

吉拉斯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现象中一个特殊人物,无论作为一个知识人,还是一个共产党人,他都是一个「异数」。纵观他的一生,至少「异」在这五个方面:

第一,身居高位,毅然反叛。同样是共产主义的批判者,哈维尔,昆德拉,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都是知识份子,从外部批判共产邪恶。但吉拉斯官至南斯拉夫副总统,和「人民议会」议长,是仅次於铁托的掌权者,他是从共产主义阵营的高层反叛,否定共产党。

共产党内虽充满斗争,但几乎都是在肯定共产主义大前提下的不同策略的争执,更多是权力之争。例如列宁和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被称为中共内部最敢言的彭德怀,只不过是对大跃进政策提出质疑,对毛的个人崇拜稍有不满而已。但吉拉斯完全不同,他全面否定共产党,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掘墓。在真实和高官之间,他宁可放弃炙手可热的巨大权力和新阶级的荣华富贵,而追求真实。

●共产高层的唯一叛逆者

吉拉斯是法定的铁托接班人。只要他不坚持自己的理念,可以顺利地接班,出任南斯拉夫国家元首。但当他认清了共产主义本质的时候,就毅然放弃了那麽高层的官位,那麽巨大的权力,那麽辉煌的政治前途。这在整个共产主义历史中,还找不到第二人。

在前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但不反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意在改革共产党,修补共产主义。在中共内部,别说官至共产党的「二把手」,历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至少也有上千名,但至今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否定共产主义。八九民运时被百万学生、民众怀念的胡耀邦,根本从来就没有否定过共产党。现在被海外一些异议人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赵紫阳,最近向中共高层的上书,仍然坚持共产主义,肯定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都远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清晰的思考,只不过对共产党的某些具体做法不满而已。吉拉斯四十年前的智慧和勇气,即使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人也完全无法比拟。

●共产党更腐败贪婪残忍

第二,坚定反共,追求真理。吉拉斯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三十年代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当学生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反对南斯拉夫君主政权。因此他被捕入狱,坐了三年牢。出狱後结识铁托,成为该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

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和苏联决裂时,吉拉斯不仅批评斯大林,更批评整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在1954年他被撤销一起职务,开除出党。

两年後,「匈牙利事件」爆发,吉拉斯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认为「匈牙利事件标著共产主义崩溃的开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狱,判刑七年,被监禁在当年君主政权关他的监狱。

在狱中,吉拉斯不仅没有悔过,还写出《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根据他官居高位对共产党的近距离观察,指出:共产党已成为欺压人民的新阶级,比它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更腐败、更贪婪,更残忍,「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观众的大剧场,只有那些演员——高级共产神父们在自享自乐,他们既是警察,同时又是新闻的主人。」

●在三千张厕纸上写作

1962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批判共产主义的著作《与斯大林的对话》。吉拉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是个阴险、狡猾、冷酷的家伙。」

《新阶级》被偷运到西方出版後,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60种文字,发行了三百多万册。吉拉斯的书,不仅使东欧的知识份子了解共产邪恶,也促使西方那些对共产主义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从共产谎言中觉醒。在共产党国家,有不少人是读到吉拉斯的书,才走上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道路。像後来的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都受过吉拉斯的影响。

吉拉斯因《新阶级》一书被加刑五年。他在狱中翻译弥尔顿的《失乐园》,因为没有纸,最初的译稿写在了三千张厕纸上。

吉拉斯从监狱出来後受邀到英美访问。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苏军坦克开进了捷克。吉拉斯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苏联侵略。为此他的护照被吊销,被迫在西方流亡了18年。

●天安门广场上的可耻角色

吉拉斯在近半个世纪前,就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共产主义的邪恶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的今天,不要说中共高官中还根本没有吉拉斯的影子,在海外还有异议知识份子撰文宣称他们对当年加入共产党不後悔,希冀和共产党良性互动,而寄望共产党改革的更大有人在。

这种愚昧,从九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中更可以看出。曾因参加八九民运入狱的包遵信,1996年在台湾出版了回忆录《六四的内情》,其中清楚地记载了,当时绝大多数参予八九民运的知识份子,是中共统战部的「志愿人员」,他们的角色是帮助「党和政府」做学生的工作,要他们听政府的话。他们不是像吉拉斯那样否定共产党,站在共产政权的对面,无条件地支持学生和人民,而是在共产政权和挑战者之间做「协调人」,并为能充当这样可耻的角色而自豪。北京的学者许良英在为包遵信的书写的附录中说,说他们「是北京黑手,言过其实。」他们「是被统战部找去做调解工作才介入学潮的。」

近年海外所谓民运理论家不断批评天安门学生,认为是「激进」的学生才导致运动失败。但事实正相反,正是中国知识份子整体上对共产党认识的弱智和怯懦,才导致八九民运没有成功。正如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名大右派》一书的「前言」所说:「当1950年代表党外知识份子向天安门献出‘我们永远跟您走’的锦旗时,1957年的悲剧已经写下了凄壮的一章。」而在八九民运中,当知识份子在天安门广场争做政府的说客和「协调人」时,这场运动的失败已经注定了。

●意识形态是无法改革的

第三,洞察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吉拉斯在他这本《新阶级的衰落》,再次重申他的一贯看法: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於事。

吉拉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意识形态是无法改革的。」吉拉斯的这番话不是情绪的产物,而是他对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正是这种完全否定共产党的思路,才导致东欧人民将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地推翻,赢得自由。而中国的知识份子们,有的在倡导新权威主义;有的在歌颂邓小平的改革;有的在吹捧江泽民的开放;有的还要「告别革命」,主张稳定和经济建设第一,人的自由第四;海外某些异议人士,也在做著和共产党「朝野良性互动」的梦。如此种种对共产党的幻想,正是全球共产主义都崩溃了,而中国共产党还活著的重要原因。

●自由高於民族和国界

第四,超越民族主义,视自由为最高原则。在波士尼亚问题上,吉拉斯又是独树一帜。他是塞尔维亚人,但他同情波士尼亚人民,认为他们有独立的权利,并严词批评塞尔维亚领袖,和对波士尼亚的侵略。在这一点上,吉拉斯也给中国知识份子启示。很多中国人,能够反对共产主义,但遇到像西藏、台湾之类的问题,马上和北京一个调子,认为宁可使用武力镇压,也不许那里的人民自由选择。在他们看来,土地、边界和国家等等概念比人的自由和尊严还重要。而恰恰是这种视国家高於一切的思维才导致义和团的蠢血沸腾和中国的落後,导致共产党能把中共混同中国,继续愚弄和专制人民。

●没有警察,世界会陷入灾难

第五,向往西方文明。去吉拉斯家里采访的西方记者发现,他的书架上有几十种美国学者最近写的书。和那种反西方、批评美国是世界警察的论调完全相反,吉拉斯一直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在他去世前最後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最耽忧的是美国从这个领导世界的角色後退。「我的感觉,也许不是正确的,美国正在变得软弱,从她在世界担任的角色後退,这意味著任何坏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可能会是灾难。」

吉拉斯所以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的角色,要做「世界警察」,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强盗、恶棍,可以想像,一个没有警察而地痞流氓横行霸道的世界会是多麽可怕。如果没有美国的自由力量,今天的世界就不会是这样,恐怕伊拉克的萨达姆还占领著科威特,海地还是军人统治,波士尼亚被种族屠杀,北朝鲜会挥兵占领南韩,中共会武力攻占台湾┅┅

吉拉斯为他的与众不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坐了10年牢,被迫在海外流亡18年。但他说,「蹲过监狱的人会更倾向於权力。希特勒坐过五年牢,斯大林五次入狱。但监狱使我从一个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人道主义者。」

最孤独的人最有力量

1992年,吉拉斯才被「平反」,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判决。但他还是受到当局的批判和新闻界的围剿,因为他同情波士尼亚人。民众在长期的错误资讯引导下,把吉拉斯视为民族叛徒。《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们去吉拉斯家里采访时,一位南斯拉夫出租车司机说:「吉拉斯是个坏人,是个民族叛徒。」

吉拉斯逝世时,他的国家也没有给他一点荣誉。他自从批评共产党之後,就被强迫从政府别墅搬出,住进一个公寓。他80岁的时候,一个眼睛失明,听力下降,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有时停电,他要十分艰难地爬楼梯到自己的公寓。但他至死也没有向「新阶级」和荣华富贵屈服,宁可活在孤独和贫寒中。

但易卜生说,「最孤独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吉拉斯的新书再次证明,这位超越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孤独者,有著强大的心灵。哈佛大学前苏联研究中心主任乌拉姆(Adam Ulam)对这个共产世界的异数评价说:「这位曾对共产主义无情批判的先驱,会被世界上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崇敬地怀念。」

(原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8年7月26日,发表时的题目是「吉拉斯:共产世界的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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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就职誓言全球传播自由 2005-01-20
20日中午,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隆重的总统就职典礼,布什正式就任第二任总统,并发表了20分钟演讲。在美国229年的历史中,一共有43任总统,但只有16个总统获得连任。就职典礼虽然是个仪式,但就职演说往往是新政府的内政外交纲领。布什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那就是美国的外交战略是全球推广自由的价值。在20分钟的演讲中,布什提到「自由」(freedom,liberty)多达42次,平均每30秒就提到一次。

布什强调,美国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不再有人可以自己当「主子」,把别人当奴隶。「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要支持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文化下的目标是结束暴政的民主运动。结束仇恨和暴政,奖赏宽容和高贵希望的唯一历史力量,就是人类自由的力量。」美国的自由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能否成功密切相关,全球和平的最大希望就是把自由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布什向全球的独裁者提出警告,「每一个统治者和国家,都应该清晰地在镇压和自由之间做出道德选择:镇压经常是错的,而自由则是永恒地正确。」布什承诺,美国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幸运的是,美国的影响力是可观的,美国将继续为自由的价值而信心十足地使用这种力量。「让那些生活在暴政下和没有希望的人知道:美国将不会忽视你们被镇压,或者姑息那些暴君们。当你们为自由而战时,我们将和你们并肩战斗。」在布什的演讲中,他六次用了「暴政」这个词来描绘那些剥夺自由的地方。

整个总统就职典礼,充满宗教情怀,布什总统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监督下,手抚家族《圣经》宣誓,效忠美国和宪法,捍卫自由的价值。就职典礼上演唱的歌曲,几乎都是上帝保佑美国,在上帝之下,美国是一个整体这样的内容。

美国有线电视福克斯的评论员,前里根总统演说稿撰写人帕蒂.努南对布什的就职演说评价说,它将成为历史经典文献,因为它与当年里根连任时的就职演说相似,都是强调自由价值,强调人类正义力量将战胜任何类型的邪恶,给仍受奴役的人民以信心、力量和希望。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深编辑巴隆尼(Michael Barone)评论说,布什的就职演说,像1917年威尔逊的就职演说一样,标美国再一次承担全球道德责任,推展自由的价值。威尔逊的演说最後形成了「威尔逊主义」,即主动、积极地介入全球事务,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视为美国「国际主义」对外政策的开始。布什的这次就职演说,标美国不仅继续强势反恐,而且将主动、积极地向全球推广自由的价值。而且布什还特别强调,美国推广自由,不是要把美国政府模式强加给不愿接受者,「美国的目标是帮助受压迫者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获得他们的自由,然後创造他们自己的生存方式。」

现在, 联合国的191个成员,已有129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全球现在有60亿人,其中68%的人口已享受了民主。因而布什总统强调,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国更需要理想主义和勇气,向全球展现自由的意义和承诺。它不仅对淫除恐怖主义,而且对推动全球民主化,使整个人类都获得自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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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球战略推广自由 2005-01-19
20日,华盛顿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布希正式就任第二届美国总统,并发表演说,约17分钟。在美国历史上,只有16个总统获得连任,最长的连任就职演说是1821年的门罗总统(James Monroe),长达一小时,最短的是开国元勋华盛顿,只有四句话,才135个字。

虽然就职演说内容不长,但它是新一届政府内外政策的指导纲领,因而被世人关注。布希的就职演说将向世界传递什麽样的资讯,或者说,今後四年美国会实行什麽样的全球战略?这从最近布希总统正阅读并向助手推荐的书就可看出一二。这本书的作者是原俄国持不同政见者、後来移民以色列并出任内阁部长的沙兰斯基(Natan Sharansky),书名是《为什麽要民主:战胜暴政和恐怖的自由力量》(the Case for Democracy: the Power of Freedom to Overcome Tyranny & Terror)。该书主要强调,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应采取任何必要手段来支持民主;只有向中东和穆斯林世界推行民主,才会改变那里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保障世界的安全。

一个多月前,沙兰斯基到白宫做客,布什感叹说,他的伊拉克政策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只要给人民自由,那里就会充满生机。而沙兰斯基的书,给了他更多的理论支持。

布什总统喜欢的另两位作家,一位是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加迪斯(John
L. Gaddis),他的新书强调,对恐怖份子先发制人的安全政策在美国历史中有深深的根基;另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路易斯(Bernard Lewis),这位能直接阅读《可兰经》原文的知名伊斯兰问题专家,看法和沙兰斯基一样,也是认为只有结束毛拉们的专制,在中东推广自由价值,这场反恐战争才会获得真正胜利。

实际上,二战结束後的人类历史已证明了三位作家和布什总统的这种理念。在全球穆斯林国家中,今天人口近七千万(超过英法)的土耳其,是最早建立了政教分离、多党选举制度的国家。它不仅没有产生恐怖份子基地,没有毛拉们专权,并在五十年代初就加入北约,是26个成员的北约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正在争取加入欧盟的土耳其的人均收入虽然低於欧洲主要国家,但也达到2790美元,是中国人均收入900美元的三倍以上。而且虽然现在该国是很强调伊斯兰教的政党执政,这个国家的民主也没有倒退。

全球第二个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印度,有一亿三千万,但即使在这麽大的穆斯林群体中,也从来没有恐怖份子活动,最根本性的原因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後,迄今半个多世纪,一直实行民主制度。

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是印度尼西亚,两亿一千万人口中87%是穆斯林。但印尼也在最近成功地进行了独立五十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首位民选总统就职後誓言,要严厉打击恐怖主义。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阿富汗,它曾被凿毁千年佛像的塔列班野蛮统治,无论是文盲还是贫穷率,都排世界前列。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铲除了专制政权後,两个月前的首次民主选举显示,不仅选民投票踊跃,而且选後政局稳定。它至少说明,只有给人民自由,就会有生机和希望。

即使在中东地区,像埃及、塔林、科威特,也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连极端伊斯兰势力很大的沙特阿拉伯,最近也在13个省的178个地方议会中进行了三阶段选举。

1980年时,全球五十多亿人口,只有46%的人民享受民主;全球当时180多个国家,只有54个国家,实行的是民选制度。而现在,全球六十亿人口中,已超过三分之二,有68%的人口享受了民主;联合国191个成员中,有129国实行了民主制度。从1980年到现在,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人类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布什总统向中东及整个世界推行民主的外交政策,不仅将推进这个全球民主化的伟大进程,而且对铲除恐怖主义,保障人类安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明天的布什就职演讲中,我们将会再一次听到对这种自由价值的重申和确信,听到民主的步伐在世界迈进的声音。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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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专论》泛绿的方向没有错 2005-01-15
由於在立法院选举中「泛绿」没有过半,因而有人对台湾走本土化、制宪正名的方向提出怀疑,甚至有民进党立委要求把台独从党纲中删除。

台湾到底应不应该制宪正名,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它既涉及原则性,也涉及技术操作问题。原则性是,台湾人民有没有这个选择权利;技术性是,根据现在的台海局势和美台关系等,这个目标是否可行。

●台湾人民有权 选择自己未来

对第一个问题,几乎不需要辩论,因为人民主权是国际政治法则。台湾曾受荷兰、日本、蒋介石等政权的殖民统治,在尊重民族自决权已成为无可非议的普世价值的今天,台湾人民当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未来,包括国号、国旗、国歌、宪法及生活方式。即使北京的学者在美国的电视辩论节目中也不得不承认,台湾人民有这个选择权利。

但他们强调,如果不能操作的话,再好的理想也只能是幻想,是乌托邦。他们的看法和那位提出删除台独党纲的立委有相似之处,认为台湾的正名制宪、走向正常化国家的目标不可操作。

所谓「不可操作」的制约因素有哪些?从外部来说,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美国迄今仍实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显而易见,美国的一中政策不是根据今天的台湾现实制定的,而是三十年前当台海两岸的独裁者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宣称一个中国时,美国仅是对这个宣称「不表示异议」,对当时台海两岸政治现实的一种认可而已。今天,当台海两岸有一方(台湾)的人民发出声音(不再由独裁者说了算),拒绝接受一国两制,认为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台湾是个主权国家时,美国的一中政策就不得不根据现实做出调整和改变。实际上早在柯林顿执政时,他所属的民主党的党纲就明确提出,台海两岸的任何改变必须得到台湾人民同意。言外之意,就是台湾人民有选择的权利,美国尊重和保护这种权利。到了布希时代,这一点被表达得更加明确,布希总统甚至在美国电视上公开宣称,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

更近的例子是,当有人问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什麽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时,他的回答是,我不能定义「是什麽」,但可以告诉你「不是什麽」,那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是北京所说的那个一中。当被追问,到底什麽是美国认定的「台海现状」(status quo)时,凯利的回答也是,我不能定义什麽是,但可以告诉你什麽不是,美国所说的台海现状,不是北京所定义的那个。美国高层官员的这种故意模糊的说法本身,就说明美国面对台湾的民主变化,人民发出声音的现实,它的一中政策正处於准备调整的过渡阶段。

●台湾民主进程 促美调整一中

实际上,无论是尊重台海的现实,台湾人民要求独立的真实,还是美国信奉建国两百年来的根基性价值(尊重人民选择权,坚持民主自由原则),都将导致美国不得不朝向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这个方向发展和演化。

另一个被视为制约台湾制宪正名的外部因素是中国。流行的说法是,如果台湾走向国家正常化,中共就会动武,台海就会有战争。这次台湾的立委选举「泛绿」所以没过半,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很多台湾人被这种战争论吓住,想保持现状,不敢推动台湾向前走。

但现实是,即使中国有动武的愿望,它仍缺乏这个实力。今天北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对台动武,主要由於国际环境和中国内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空前地增加了制约它的力量。

在国际上,冷战结束後,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成为唯一超强,并由於领衔军事反恐,这种自由的力量主导国际安全环境的局面更为加强。虽然中国的军力在增加,但和美国军力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按照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的评估,中国军力仅相当於美军越战时的水平,落後三十多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大势已去,红色苏联不复存在,那个曾牵制美国和西方自由力量的华沙条约共产集团已成为历史,因而美国更有力量和能力来对付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可能的对自由世界的侵犯。

而且从地缘政治来看,通过反恐,美国和日本的「安保关系」获得实质性加强,而日本无论是军费开支还是海、空军实力,都远超过中国。布希总统在二十日宣誓就职後,马上去欧洲的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访问,加强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二月份,美国和日本将就「安保条约」发表新的宣言,进一步强化两国安全联盟,而这种关系的强化,表面是对付北韩,实质上包括遏阻北京的军事扩张,尤其是在台海的可能盲动。

反恐战争导致的另一个重大亚太局势变化是,美国和印度正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美印军事交流非常频繁。这次印度洋海啸救援中,布希总统表示他将在今年适当时机访问印度,仅对亚洲国家做出这一项出访承诺。印度不仅近年经济以五%的速度增长,而且相当注重发展军事,正在建造第二艘航空母舰(第一艘购自俄国),其海军力量已可进入南中国海水域活动。美印军事联手,对中国在台海的任何可能动作都构成潜在制约。不用说别的因素,仅美日联盟在前、美印联盟在後这种夹击的战略格局,就制约北京无法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

一旦台海出现危机,美国会不会军事干预?美国历届政府虽都没有对此做出明确承诺,但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台湾的安全视为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战略利益,那麽是不是要保卫台湾,实质上是要不要保卫美国自身利益这样一个问题,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只不过美国不愿把它说得那麽明了。而仅有一个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存在,北京就不敢、也不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毕竟两国的实力相差悬殊,且不说,共产主义运动走到末日,势单力薄的中共,只能采取守势,根本没有五、六○年代那种输出革命的进攻势头。

●冒险攻台 难获中国人民支持

而另一个更大的变化在中国内部,如果说当年毛泽东要打台湾,当时八亿被洗脑的中国人是一个声音,一切行动听指挥,还有可能(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毛也没有认真做过打台湾的准备);而今天,结束毛时代的中国,人民不再意识形态化,而且空前的物质化,绝大多数中国人想的是挣「钱」,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对台动武则意味著中国的股票大跌,外资停止,物价上涨,经济动荡,影响千家万户的生活,它绝对不会被中国的百姓所支持。因为常识是,即使打下台湾,老百姓也不会每人分上一块台湾的土地。

中南海的领导人更和毛时代不同,他们已毫无毛那种原始冲动的幻想,连乌托邦的梦都不再有了。面对共产主义全球崩溃,江泽民、胡锦涛们,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权力,让共产党存活。仅去年中国就有五万二千件暴动事件,平均每天一百四十件,可想而知人民的不满到何种地步,且不说还有新疆、西藏等被西方学者称为火药桶的民族矛盾问题,以及八千万中国人每年生活费不到七十五美元的贫困问题,还有每年涌入劳力市场、失业率高达20%的民生问题等。温家宝去秋访问美国时,不断讲一个数学∶不管中国有多少外汇,一除以十三亿人就没了;不管中国有多小的问题,一乘上十三亿人,就是天大的问题。温家宝已感觉到仅仅维持这样一个人口高达台湾五十倍的国家,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能够不发生大的动乱,不发生重大经济危机,能够这样相对平稳地继续维持下去,对於胡温们,就是万幸了,哪还可能冒险打台湾。而且一旦打失手,他们的权力就丢了,孰轻孰重,他们绝对清清楚楚。

●泛绿坚定信念 撑起台湾未来

因此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中国内部的变化,都不仅不是台湾走向制宪正名、国家正常化的不可克服的因素,反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於台湾朝向这个目标迈进。尤其对美国来说,决定美国一中政策发生变化的根本性因素,就是台湾的民主进程。台湾人民追求国家正常化的声音越大,美国的一中政策改变的可能性就越高。或者说,美国一中政策变化的关键因素,取决於台湾人民从蒋介石时代被洗脑的麻木中觉醒的速度和程度。而对北京来说,由於它没有实力在台海发动战争,因此当台湾人民展示出不被吓倒的、真实的民意,北京就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和台湾谈判,做出妥协。台湾的何去何从,外部因素远没有内部因素关键。

泛绿这次在立法院选举中所受的挫折,除了选举策略的失误之外,主要还是由於国民党五十年统治所遗留的地方势力的盘根错节,以及贿选恶习,这些都是严重阻碍台湾民主走向成熟的因素。但是那些势力和那些恶习,都毫无疑问是日益弱化的趋势。所以对泛绿来说,目前重要的是要继续往前看,往远方看,不能因为走路跌了一跤,就怀疑方向有错。愿景,坚定的信念,不懈的努力,这三个缺一不可的支柱,才能撑起台湾的未来。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5年1月16日《星期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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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的希望 2005-01-14
巴勒斯坦九日举行的选举,是人类进入2005年的第一场重要选举,务实派的阿巴斯以压倒优势当选,标巴勒斯坦持续四十年的阿拉法特个人专制时代被结束,巴勒斯坦终於走向多党制,给中东和平带来一线曙光。

在阿拉法特时代,虽然巴勒斯坦也有选举(上次大选是九年前),但就像萨达姆主导下的伊拉克选举一样,永远都是阿拉法特「当选」,一直到死都是「阿主席」说了算,人民的愿望根本无法得到实现。

毛泽东执政了27年,阿拉法特则当权了35年,直到两个月前去世。就像毛死後中国有了一丝生机一样,阿拉法特的消失,也给巴勒斯坦这个苦难的民族带来新生的希望。这次大选结果就是一个例证:被西方普遍认为务实、并可对话打交道的温和派阿巴斯高票当选(赢六成二),第二高票是更温和的候选人、人权活动家(获得二成),其他五位不那麽温和的候选人,得票率都没超过半成。而像哈马斯等激进组织,都没敢提出候选人。由此可见,只要让人民自由选择,民意一定占上风。

阿巴斯的高票当选所以给巴以和平带来希望,主要在於:首先,阿巴斯如果不走现实主义道路,无法打开巴以僵局,那麽下次选举时,他就可能被其他更务实、能提出解决方案的候选人击败。民主就意味著不能永远当权,而阿巴斯无法具有阿拉法特那样可以个人专权的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因此这个选举制度本身就迫使他必须采取务实的政策。

其次,这次哈马斯没有推出「候选人」本身就说明,他们清楚激进路线无法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阿巴斯高票当选,已明确传递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渴望和平,结束暴力,复苏经济,建立新国家的愿望。

第三,权力晚期的阿拉法特其实已被美国和以色列等拒绝,不再承认他是一个可以理性对话或打交道的政治领袖,而被当作一个热衷暴力、不可理喻的独裁者。而曾担任过四个月巴解自治政府总理的阿巴斯则和阿拉法特不同,他强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用自杀炸弹屠杀无辜。当年的奥斯陆协议,以及美国大卫营的巴以和平方案,主要推动者都是当时任巴解秘书长的阿巴斯。这次阿巴斯当选,将为巴以和平提供新的契机。

第四,现在以色列执政的是右翼利库德集团,最近左翼工党也参与合作,因而是以色列内部政局最稳定的时期,也比较容易就重大问题做出协调和让步,诸如从占领地撤军,真正实现用土地换取和平。

据九十年代以色列的民调,主张无条件立即退还巴勒斯坦土地的占5%,主张永久占领的占20%,主张有条件退回土地的占75%。这个条件就是巴勒斯坦人不威胁他们的安全,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这个民调说明,多达80%的以色列人同意,他们愿意用退还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来换取永久的和平。阿巴斯的当选,更准确地说,巴勒斯坦的真正民主进程,将推动这个目标的实现。

即使长期接受独裁政权宣传的巴勒斯坦人民,在阿拉法特死後才两个月後的第一次选举中,两个温和派得到的选票就高达近90%,而成天组织恐怖活动的哈马斯暴力团伙竟然连选举都不敢参加,这个结果比什麽都更清晰地向世人宣示了,普通民众是有「常识」的,是追求正向价值的,他们都是呼唤和平而拒绝暴力的;只有在暴君的操纵下,才可能产生暴民。巴勒斯坦的选举再次证明,只有民主,才能给中东带来希望,使这个地区的民意成为主导者,而不是「阿拉法特和萨达姆们」。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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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啸般的美国捐献 2005-01-05
东南亚海啸吞噬了十多万生命,而随後来自全世界的捐献,则像新一轮的「海啸」,汹涌澎湃地送进那些需要的地方,再次展示世界是个地球村,一方有难,八方援手。

在这个救援大军中,主导力量是美国。虽然在开始救援时有人批评美国吝啬,虽然美国政府捐献出的三亿五千万美元,排在日本的五亿美元之後,但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美国提供的食物、药品,以及美国动用的航空母舰、海军陆战队等救援力量。而在过去四年中,美国向世界的捐助不仅超过任何一个国家,而且超过联合国所有其他成员国的捐助总额!

而且这还没有算进美国私营企业、公司和普通民众的民间捐助。据「Hudson研究所」学者阿黛尔曼(Carol Adelman)论文中的数字,仅美国的基金会平均每年向国际提供的援助就达15亿美元;美国商界每年提供28亿美元。美国基督教团体迄今已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多达100亿美元的援助。仅美国的大学向国际学生提供的奖学金2000年就有13亿美元,是澳大利亚、比利时、挪威和新西兰等四国当年向国际提供的援助总和。

而2000这一年美国民间向国际提供的援助就达340亿美元,是美国政府提供的国际援助100亿的三倍以上。例如在这次海啸捐助中,美国的公司和个人,也是通过各种方式伸出援手。医药公司Pfizer,不仅捐出一千万现金,还捐出价值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药品;可口可乐公司也捐了一千万美元;花旗银行和Exxon石油公司各捐了五百万;盖茨基金会捐了三百万┅┅仅美国几十家公司的捐献额,就已超过了美国政府的三亿五千万。美国连锁咖啡店在泰国的分公司在捐出10万美元之後,又把上周三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献,同时还准备把该店一月份在美、加、澳、英、德等国销售的咖啡,每售出一磅,就捐出二美元。

如果说各国政府捐献,以及大公司的捐款,还有个「名声」因素在里面,毕竟有名字,被人所知(当然他们未必是要被人所知才来捐助),但那些默默无闻的美国普通人的捐献,则更体现纯粹的爱心。

据《纽约时报》元旦那天的报导,海啸发生之後五天之内,仅通过亚马逊书店的网站,美国民众就捐出九百万美元;而全球的Oxfam网站,则收到二千八百万美元捐款,其中七百五十万美元来自美国人。

「美国拯救孩子」慈善机构,在海啸之後四天内,就捐到六百万美元,平均每天120多万。美国的慈善机构表示,自911事件之後,这是最大规模、最踊跃的全民性捐款。

一般人的印象,美国这麽多捐款,可能都来自大公司、富人,但事实恰恰相反,据统计,捐款中80%来自个人,70%是普通民众。像上面提到的亚马逊书店网站得到的九百万捐款,就来自八万七千名美国民众。美国连锁商店沃尔玛特在各地商场放置捐款箱,就收到二百万美元现金,也是来自普通人,因为这是一个美国大众消费商店。「美国在线」(AOL)在48小时之内,其用户就捐了一百多万美元。

据统计,平均每个美国人捐出全年收入的2%(在欧洲捐献较多的英国,平均每人捐出收入的0.5%,是美国人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公司平均捐出税前利润的1%(英国公司的捐出少於0.5%)。在2000年,平均每户美国人捐出了二千美元。

为什麽美国人这样乐捐,主要是因为美国人更有宗教信仰。根据Harris民调,89%的美国人相信上帝,80%相信耶稣复活,77%相信玛利亚由圣灵怀孕。不要说一般美国人,1997年的民调显示,40%的美国医生相信上帝并祈祷,它和1914年、1933年那两次的民调结果一样。

正是这种宗教信仰,使美国人更有怜悯、同情、施舍和爱心。而捐献就是这种情怀的体现和放射。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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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潮流席卷世界 2005-01-03
在人类跨入2005年之际,回首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民主选举年,在欧洲,在亚洲,在大漠孤烟直的非洲撒哈拉,人民用选票,淘汰旧的势力,选择新的未来。

最令人振奋的是几天前乌克兰的重新选举,亲西方的候选人尤先科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使民主在这个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华盛顿邮报》在选举当天发表的题为「乌克兰的新篇章」的社论说,乌克兰的选举结果不在於当选者实行什麽样的外交政策,是和俄国还是西方结盟,而是结束了乌克兰腐败、专权的政治制度,使其成为了真正的民主国家。

强调要带领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和西方融为一体的尤先科胜选,向世界传递的信号是,乌克兰人民渴望自由,信奉民主价值,愿意加入西方阵营,而不愿生活在大俄罗斯的阴影之下。

在乌克兰的选举之前,另一个从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乔治亚的选举,同样振奋人心,民主派也是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再加上早先时南斯拉夫的选举,科索沃的民主投票,尤其是三月份俄国的选举,普京以获得76%的支持率击败共产党等阵营的候选人而高票连任,等於宣告整个44国的欧洲,除了仍威权统治的白俄之外,全部都实行了真正的多党制度,而且全部都是民主派获得胜利。

过去一年,亚洲的民主潮流也是浩浩荡荡。虽然台湾的第三次总统直选出现纠纷,虽然印度的大选执政党意外败选,反对党获胜,但都能够权力和平转移,展示了宪政民主的成熟。上个月,一亿多人口的印尼举行大选,改革派候选人获胜,成为印尼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任民选总统。亚洲最令全球瞩目的是上月初阿富汗的选举,这个曾被塔列班统治的黑暗国度,人民终於用选票发声,证明他们同样有对民主的渴望和坚信。

即使在被中国人一向视为落後、贫穷的非洲,据美国艾荷华大学教授巴坎(Joel D. Barkan)的论文「非洲的民主和前景」,47个非洲国家中,已有42个实行了多党选举。在肯尼亚终於结束强人政治,举行选举之际,《华尔街日报》发表「一人一票,多次选举」(One Man One Vote, More than Once)的社论,为民主在肯尼亚的胜利而欢呼。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十年前曾发生大屠杀导致几十万丧生的卢旺达,不久前也举行了多党选举。而在四月份的阿尔及利亚大选中,现任总统高票连任,他的对手伊斯兰主义候选人仅获得5%的选票。

即使艰难向民主跋涉,非洲人仍对民主充满信心。据巴坎教授论文中引述的在12个非洲国家做的民调,69%的非洲人认为「民主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好」,喜欢其他制度的仅有12%;超过58%的非洲人对民主在他们国家的运作「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

非洲是世界最贫穷的洲际,据世界银行的数字,人均收入才490美元,比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900美元少近一半,但那里的人民不仅肯定民主,并敢於实践民主。相比之下,那些说中国现在不适合民主,不能实行多党制的人,等於说中国人不如非洲人;本质上是在歧视中国人。

乌克兰、乔治亚、台湾、印度、俄国、印尼,以及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卢旺达等所有国家的选举都在证明,民主潮流已不可阻挡,正如一位非洲出租车司机所说,「政府就像一件T恤衫,如果你一直穿,不经常更换,它就会脏臭。」2005年,会有更多的国家换「T恤」,更多的人民将用选票展示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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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能,为什麽中国不能 2005-01-03
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参加台北《大纪元时报》主办的这个讨论会。张清溪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经济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不仅为台湾人民争取权利,也为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权利的知名学者,所以他邀请我参加这个会,我还没有问内容就说一定会来。

看到《大纪元时报》上的【九评共产党】,觉得写得非常好。以前在海外,包括台湾,有很多文章批评过共产党,但像现在这样,集中用「九评」的方式还很少见;当然也很及时。所以今天这个会可能就是我们要「十评」共产党,从经济方面。

我不是研究经济的,但我对俄国非常感兴趣,因为俄国和中国有相当的比较性。它也是共产国家,怎麽发生变化的?不仅政治还有经济方面。经济是很大的题目,我今天想讲一个具体问题∶中国和俄国在经济上的比较。

中国经济仅占世界的百分之四

一般来说,我们从媒体上得到的印象∶中国现在发展经济很快。现在每年差不多是百分之八的速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少见的。另外,中国现在是仅次於美国、德国的全球第三大出口国;并是全球接受外资最多的国家。这几个数字都可以显示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

但回过头来看,在过去的二百年中,实际上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并不是最大的。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比重最大的时候是在清朝,180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发生之前四十年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经济,即清朝,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是百分之三十三,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来自当时的清朝。当时整个欧洲才占世界经济的百分之二十三;美国只占零点八,即不到百分之一。那之後一百年,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十二年之前的1900年,中国的经济降到在世界只占百分之六点二。又过了近一百年,即1997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在全球降到只占百分之三点五,2003年才升到占全球百分之四。

而美国在1800年时虽仅占百分之零点八,现在则上升到占全球经济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也有数字说综合指数的话占百分之四十三。保守地说,现在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跟1800年清朝时相似,也是三分之一左右。而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只有百分之四而已。

另外,中国经济好像数字很大,速度很快,但其实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只是美国的九分之一强左右,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只相当於美国的一个纽约州;或相当於德克萨斯州的二倍而已。

「盗窃经济」,人人挖国产

刚才主持人讲现在有很多数字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实际上也有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坏贷款比重太大。什麽叫坏贷款,就是银行贷出去的款完全回收不了。坏贷款的比重现在达到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百分之四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为什麽有这麽多坏贷款?因为银行行长都想通过贷款把国家公款据为私有。

有公司来贷款,我贷给你一百万,随手要「回扣」,原来是百分之二十分成,给我二十万,後来升到三十万,现在最高达到五五分成。银行行长贷给你一百万,你要回头给我五十万现金,给我存到美国Citibank(花旗银行),或是存到瑞士,成为我个人的钱。当了几年银行行长,这麽百分之几十地分成,最後拿到了几百万几千万,然後就移民海外。在美国投资移民,五十万美元就可以了,就可以在美国做寓公,活得很好。

为什麽银行行长这麽干?因为钱不是他的,是国家的;他不把这个国家当成是自己的,不为国家负责。每个人都知道有权不使,过期作废。利用权力尽快的把国家财产转为个人资产。中国正处於一个把国家财产瓜分化的过程,所以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现在是「盗窃经济」,人人盗窃国家财产。因此导致中国的坏贷款这麽多。全世界没有这麽高的。

六亿中国人每天生活费不到二美元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失业率很高。高到什麽程度?城乡平均起来,高达百分之二十。台湾好像是百分之五左右,美国现在是五点六,法国是九点三。中国现在的百分之八经济增长率,完全不能平衡百分之二十的失业率。中国经济增长要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速度成长,才能平衡大量失业人员以及农村涌进城市的劳工,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第三个问题,中国贫困人口很多,有百分之五的人处於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之下,十三亿的百分之五,大家算算这是多大数量;有百分之十六的中国人(二亿多),平均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百分之四十七的中国人,每天生活费不到二美元。十三亿的百分之四十七,相当於六亿多人。另外,按照中国官方数字,现在中国人均收入八百多美元,最高是八百八或者九百。这个数字多大?只相当於台湾人均收入的十五分之一。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对台湾的评估,把人均购买力等因素都算进去,实际上只相当於台湾人均收入的三十分之一。

中国经济数字拦腰砍一半还有水份

我们再跟俄国比较。为什麽中国发生这个情况?除了没有政治自由、没有选举之外,关键是没有真正实行私有制。今天我们看世界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人人有发财致富权利的历史。只有私有化,才会有经济发展。美国经济为何现在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因为美国是充分私有化的国家,美国坚定地走史密斯的《原富论》、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这种充分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完全是这种理论的体现。所以美国的国营成分比重相当低,在百分之十五以下;英国在百分之二十以下,法国和德国都高於百分之二十四。

为什麽现在欧洲经济不好?很大一个原因是国营成分太大。什麽叫国营?国营就是官僚的同义词。官僚就是腐败的同义词。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私有制才有经济的真正发展,而公有制已成为经济停滞或灾难的同义词。今天的俄国就走了一个自由市场的道路,这当然和俄国采取「震荡疗法」,一下子从公有制跨入私有制有关。当时很多中国知识份子反对,我不知道台湾的知识份子是什麽意见。很多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反对,认为这样做一定会很糟糕。结果俄国怎麽样?现在经济相当好。

如果把中国和俄国在经济上进行比较,它们都等於是癌症病人,共产主义就是癌症。对於「癌症」,俄国人的做法是一次性摘除,做大手术。而中国采取的是不做手术,保守治疗,而且隐瞒癌症的病史和现实,通过吃补药,吃那个龟汤啊、人 啊,喝台湾的珍珠奶茶等,以为就可以好,好像满面红光,其实癌症根本没有解决。刚才我谈的那些坏贷款等都是癌症的症状,只不过在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到,只有在台湾等有新闻自由的地方才可以真正地讨论。

采取震荡疗法把癌症一次性摘除的俄国怎麽样?现在俄国的经济,过去这几年都在百分之五以上的速度成长。人家的数字是真数字,中国的数字,按照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基(Thomas G. Rawski)的研究,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不到公布的三分之一。连中国的乡镇企业家孙大午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他曾向中央领导人当面谈过,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拦腰砍去一半,还有水份。俄国的数字是真实的,因为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监督。

私有化、低税收激活俄国经济

另外,俄国完全实行私有化政策。俄国几家大的石油公司都已经拍卖成私营,包括英国、美国的石油公司都可以购买。石油是俄国最大的项目,都已经私有化。据资料统计,俄国政府目前在石油工业中占有的股份,全世界除了美国和哈萨克斯坦之外,是最低的。正是私有化促进了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目前俄国石油产量已占全球市场的百分之十,仅次於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沙乌地阿拉伯。现在俄国私营企业生产的产品占整个俄罗斯经济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私有化刺激了经济的真正成长。

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因素就是低税收。美国为什麽经济发展这麽好?低税收是重要因素。布希总统上任以後就大幅减税,是美国继上次八十年代雷根总统减税以来最大的一次减税。美国现在个人税率的最高等级是36.9%。欧洲为什麽经济不好?和税率太高有直接关系。像德国和法国,税率都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人们收入的一半被政府强行拿走。那麽俄国采取什麽政策呢?低税收。而且俄国现在是统一税率,没有等级。

我不知道台湾的税率有没有等级。美国是分成五个等级。而俄国在2001年初,把个人所有税降到百分之十三,而且是单一税率。也就是说,不管你收入多少,都是缴百分之十三的税;企业税则降到百分之二十四。百分之十三有多大?全部欧洲四十四个国家,除了爱尔兰是12.5%之外,俄国的税率是最低的。低税收使个人手里有钱,增加了消费;企业有剩馀资金,可扩大再生产,由此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同时还增加了国家税收资金。在减税的第一年,俄国的税收就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为税率大幅削减之後,人们反而不再逃税了。

中国农民暴动每天一百四十件

中国的税率虽然不像欧洲那麽高,但税收种类太多。你十根指头翻几遍也数不过来。像新疆的和田地区,天气预报也收税,前几天你们台湾刮台风,我就想起这要是在新强就得收税了。以前国民党在中国,人们喊「国民党万税(岁)」;现在共产党是「万万税」。为什麽去年一年整个中国农民暴动就有五万二千件?一年365天除一下,一天是140多件,就在我们今天开会的一上午,中国就有七十个地方暴动。为什麽?有太多太高的苛捐杂税,农民就那麽一点点钱,还要被政府抢走。

中国现在每年(不是每个月!)收入七十五美元的中国人,就有八千万,相当於台湾人口的二倍半。七十五美元怎麽活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收费,什麽公路费、化肥费、水费、电费、农药费等等。为什麽那麽多人要暴动?没法活下去!

但是俄国就不一样了。俄国没有这麽多的贫困人口,而且俄国的主要人口在城市,俄国百分之七十三是城市人口。中国的城市人口仅占二十三,主要是农民。美国是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占百分之七十七;而俄国已占七十三。所以他们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大优势,没有那麽多的农村贫困人口。

俄国人对重建苏联红军没兴趣

另外还有一个促使俄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就是缩减军费开支。军费开支相当影响经济。台湾内部现在争论是不是要军购,当然台湾应该增加军购,因为对岸部署了五百枚飞弹在威胁,台湾的家门就应该多装几道锁,来保障自己的安全,降低对方的幻想。但俄国就不同了。俄国在史达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安德罗波夫时代,他们的军费开支高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从普亭开始,现在削减到只占百分之三左右。从三十降到百分之三。现在俄国军费开支在GDP中的比重,和美国差不多,美国现在也是仅占百分之三。

在共产时代,俄国有军队四百多万,现在已削减到一百万,削掉了四分之三。这一百万,普亭总统还准备削去三十五万,整个俄国仅准备保留六十五万军队。台湾还有四十万军队。俄国是世界大国,但它只要六十五万军队,为什麽?把军费转到经济上!

最近一项民意调查,问俄国人∶你认为到底什麽能使俄国在世界上强大?百分之四十六的俄国人回答∶要有竞争力的经济。只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俄国人说∶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俄国人认为只有繁荣的经济,才能成为世界强国,而不是有强大的苏联红军。

所以今天俄国人对重建苏联红军没有兴趣,他们对重建强大的经济参与世界自由竞争充满兴趣。为什麽俄国能发生这样的变化?很大程度,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讲的,他们有民主选举。政治民主给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固的基础。像台湾有过三次总统直选,两次权力和平转移一样,俄国也进行了多次的县市和州长的选举,包括三次总统直选等。在台湾320大选的时候,俄国也在三月份举行了总统选举,普亭赢得百分之七十六的选票连任。这次布希连任,被认为大赢,才是百分之五十一比四十八点五,仅赢了两个半百分点。百分之七十六,在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都是非常高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三。

在俄国,共产党的势力一直在下降。在结束共产统治後,俄国也允许新的共产党存在。开始的时候,俄国共产党在国会拿到百分之四十的席位;後来第二次选举时,他们的支持率降到了二十五;去年十二月选举时,共产党的支持率已降到只有百分之十二。现在还在下滑。从四十,二十五,到十二,现在可能已降到百分之十以下。通过人民自由选票,把旧的势力淘汰掉,和台湾的政情发展差不多。只要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人们就会选择代表革新的、能给国家前途带来希望的力量。

中国的报业集团都是假的

除了自由选举,还有两个重要武器,也是我很羡慕台湾人的,就是你们有言论新闻自由和投票权。虽然今天西方对俄国的新闻与言论自由还有很多批评,但如果和中国比较,俄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中国现有二千多家报纸,成立了二十多个报业集团,但那都是假的,不是真正的集团。共产党的几个报纸联合到一起,就叫集团了。西方的报纸形成报业集团,人家都是私营的媒体,而你都是国营的,把多少家国营的、党营的报纸放在一起,你还是个共产集团,而根本不是私人的媒体。像今天的台湾,哪有什麽政府的喉舌,主要四家大报,无论是《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还是《台湾日报》,都是私营的。

现在俄国也这样做了,除了莫斯科的主要三家电视台之外,俄国的89个地区有750家无线和有线电视,平均每个地区有八家电视台。在三万五千家地方报纸和杂中,七千家完全是私营的,其中有一个企业家在29个地区出版30家报纸,在三月份俄国大选的时候,有五个反对派的候选人,在莫斯科那三家主要国营电视台发表了65小时的政见,等於每周有三次在电视上批评、反对当任总统普亭。俄国这场选举总共有八千三百万人注册投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的俄国选民表示,他们可以自由的表达意见,它说明俄国已有了相当充分的言论自由,新闻媒体也正走向台湾的模式,那就是私营化、自由化。

而中国现在根本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如果我们这样的讨论会在北京开,根本无法开下去。以前开的话就把组办者先抓起来,让你无法开成。现在他们采取新的方式,文明一点的「软性专制」,像我们的会议主持人刚拿起话筒,就会没电了,结果在座的听众都走光了,电才来了,采取这样的方式不让你说话。

钱包大了,心灵更空虚了

除此之外,俄国和中国的另一个不同是,中国现在还实行政教合一,即马列邪教和共产专制结合到一起,不允许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像练法轮功的人,在中国就抓了很多,甚至有一千多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强行「治疗」。我曾在中国的精神病院工作过六年多,知道那是什麽样的环境,正常人吃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最後也会吃疯、吃傻、吃呆了。用精神病院来治疗正常人是非常残忍的,中共的做法跟当年红色苏联一样,用精神病院来迫害不同政见者和它所不喜欢的人。

而俄国则完全不同,人家已经有宗教自由,俄国人可以自由信仰东正教等任何宗教。恢复宗教信仰是俄国的一个重大变化。我们今天谈论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经济,其实最根本是人心的变化,人心不改变什麽也没法真正变化。现在中国经济是发展了,人们比以前有钱了,但钱包大了,心灵却空虚了,空前的空虚。中国无论是二千年、五千年、八千年的历史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中国人的道德降到了最低点,可能还在下降。人心全都坏了,有了钱,却变成了一个新的邪恶。

现在中国竟有造假的婴儿奶粉,孩子吃了变成大头娃娃,有一百四十多婴儿成了畸形。不仅有假婴儿奶粉,还制造假药,而药是治病救人的,竟然造假。还有假烟、假酒、假合同、假文凭┅┅,包括还有假锁头,一把钥匙可以把五千把锁头都打开,那真是中国产生的「万能钥匙」。最近有报导说,还有假鸡蛋,是用塑料做的。到台湾来,我喜欢早餐去吃油条豆浆,但在中国你不敢吃,因为有用媒油炸的;那瓜子又黑又亮,但吃了以後满嘴发麻,就没法讲话了,因为是用工业用油喷的;饼乾又油又亮,但用火柴可以点著,也是用工业油喷的。这个国家到了这种地步,人心坏到这种程度,你怎麽办呢?像法轮功、大纪元等在致力挽救人心,但这是相当困难的,中国古代学者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中国人的人心有了贼,很难破。

清算和冻蒜:中国和台湾的不同

中国的腐败还表现在,一年外国投资是四佰亿美元,可一年各种套汇、转出的钱就有四佰多亿,很多都到了个人手里。台湾现在有蓝、绿观点的对立,有认同的分歧,认同的危机;可是中国更有认同危机,全中国十三亿人都不认同这个国家、都不爱这个国家、人人想损害国家,中国的国旗升起来,每个人都没有庄严感,这个国家怎麽办呢?

对这个国家,不仅老百姓不爱、官员不爱、执政党也不爱,连邓小平们也不爱,邓的女儿怀孕快生孩子时,就去了美国,把孩子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实际上中国的认同危机比你们台湾更严重,台湾还有蓝、绿之分,中国全是一个颜色,向钱看,没有人真正爱这个国家。

今天美国为什麽强大?不是偶然的,它是基督文明的结果。在座的诸位如果精读过《圣经》的话,会体会到,全部《圣经》其实主要写一个字,就是Love,「爱」。只有爱能拯救这个世界。而中国一直是传播仇恨。我到台湾学会的第一个台语是「冻蒜」(意即当选),而在中国,一有群众大会,则是要「清算」,完全不一样。「冻蒜」就是人民自由选择嘛!「清算」完全是暴力,剥夺人的选择权利。所以今天你说中国和台湾到底不同在哪里,就体现在这两个词上,一边是「冻蒜」,一边是「清算」;一边尊重人民的投票权,一边完全剥夺人的权利;一个用暴力的方式,一个用选票的方式,这就是不同,这个不同就导致经济前景的不同。

两岸都成为正常国家,台海才会有和平

因此台湾绝不能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也不要强调什麽一中共识,一中屋顶,因为你不能跟共产制度一中屋顶,更无法有共识。只有台湾先民主起来,先独立起来,先人民自由选择起来,先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个时候再跟中国谈。台湾其实是先走一步,中国人将来自由了,也会走台湾的路,那就是也得改国号,改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专制的国号,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也得改国旗,淘汰那个滴著几千万中国人鲜血的五星红旗;更会制定新宪法,去掉那个四项基本原则和什麽核心,共产党总是核心,把人民当边缘,它的民主就是你民我主、永远为民做主。

只有台海两岸都改掉专制象征的国号,改掉专制象征的国旗,制定新的民主宪法,都成为正常的国家之後,那时候两岸才会有和平,才会有真正形成某种联合关系的可能性。毕竟有中华文化的背景,所以那个时候两岸才有真正的三通、八通、百通。

而现在喊和中国统一,就等於跟邪恶统一,完全是出卖台湾。未来怎麽样你得等中国变化,得相信未来的民主中国的领袖,未来有著自由选择的中国人,跟台湾的民主领袖,台湾人民,一定有智慧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喊没有用的,现在应该喊的是让台湾加入联合国,走向国际社会,让台湾在每个台湾人心里站起来,台湾才会在世界上站起来,谢谢各位!

俄国民主了,为什麽中国还是专制?

吴惠林∶谢谢曹先生,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原来不知道的东西,尤其他讲中国的经济地位,我们看到中国的 经济数据非常好,磁吸效应强,可是他用其他的数据来证明,好像不是那个样子,跟清朝比,竟然比清朝在全球的地位还不如。那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内部危机非常严重,在经济层面都是权跟钱,最後钱都进了某些私人的口袋。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外资进到中国,可是中国某些特权,又把这个钱拿到国外去,这边进去那边出来,一进一出,这个互相抵的话,才没有掏空。

刚刚曹先生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也是我想要问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苏联是共产党的老大哥,中共是跟苏联学的,最後怎麽会青出於蓝呢?然後更胜於蓝?那是因为这个老大哥能将共产党放弃。┅┅但为什麽中国共产党还会存在?俄国变化了,为什麽中国还没有发生这种变化呢?请曹先生帮我们解答。

天佑俄国,统治者接连消亡

曹长青∶原因很多,我想简单说两点,一是领导人的因素,一是知识份子的因素。俄国发生这个变化,主要是天意,天佑俄国。为什麽?俄国共产党统治者一个接一个地死,列宁、史达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一直到了戈巴契夫,他提出新思维,写了一本书,强调人道主义,所以俄国後来就改革,结束共产主义,这是一个转捩点。

可中国就不一样,领导人都很长寿,毛泽东是在蒋介石之後才死,然後是邓小平,如果他早死,胡耀邦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赵紫阳有改革想法,又被软禁,即使邓小平死了他还是被软禁。俄国有了第五代、第六代领导人,而中国现在才是第三代,邓和毛是第一代,江泽民才是第二代,胡锦涛现在还没有真正掌权。中国真是一个悲剧。台湾有人强调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其实身为中国人更悲哀。而俄国经过领导人的不断自然消亡,就为戈巴契夫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再经过叶尔钦到普亭,结果导致俄国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中国就没有这种幸运。

俄国知识份子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

第二个是知识份子。俄国的知识份子,像《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忍尼辛,还有萨哈罗夫等人权活动家等;以及东欧的知识份子,像几天前访问台湾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捷克异议作家昆德拉等,他们都强调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和共产制度,而不是什麽体制内改革;他们强调的是从外部抗争,整体上否定共产专制。所以刚才主持人问我为什麽叫异议作家,「异议」就是从整体上、本质上否定那个制度,而不是在体制内改革。因为那个制度反人道、扼杀人性。索忍尼辛们传播的就是这种声音,虽然他们当时很孤独,似乎单枪匹马,但他们是从根本上传播真实,而不是在体制内的半真半假。他们一开始就告诉俄国人,共产皇帝是光著身子的,那个新衣是不存在的。这个声音传播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就转化成力量,当一旦有机会的时候,全体人就会喊出「皇帝光著身子」而结束了那个新衣制度。

今天中国的异议人士,以及像大纪元的主持者,包括法轮功学员,基督教徒等,其实都在传播这个皇帝没穿衣服的真实,这个真实在人的心中可以形成千军万马般的力量,虽然索忍尼辛、萨哈罗夫他们没有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的军队,但那个真实传播到人的心中,一旦有机会,俄国人就揭竿而起结束了共产制度。而不是像中国现在占主体的知识份子,还是强调皇帝的衣服还是有一点的,有个短裤什麽的你没看见,半真半假。这样不从根本上传播真实信息的结果,人民就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到那个政权的邪恶性,那个没穿任何新衣的谎言制度的本质。

所以当有了机会的时候,例如1989年天安门运动时,学生们在广场上喊的主要口号是爱国,反腐败,根本连国和政权都分不清,根本没有俄国人那种彻底结束共产制度的认知,其主要原因是主导思想界的知识份子们认识不清楚。像邓小平刚一复出的时候,中国知识份子顶礼膜拜,感谢皇恩浩荡。邓小平提出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加上「社会主义特色」,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因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中国只是羞羞答答地走,结果中国知识份子就欢呼邓小平是什麽「改革设计师」,什麽伟大光荣正确。实际上他设计了什麽?资本主义仅在美国就二百多年了,人家早就有了,怎麽是邓小平设计的呢?

中国知识份子的弱智,维护了那个专制的政权。今天中国知识份子还在弱智,大部份还是这样,很多还发表文章批评炼法轮功的人迷信啊等。他就是不强调人民有选择的权利,有信仰的权利。在美国什麽信仰都可以,连邪教都可以。政府没有裁决什麽是正教、什麽是邪教的权力。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就是保护任何人信仰的权利,保障新闻和言论自由。而中国剥夺人民的信仰自由,只允许信仰马列邪教,这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应该忠诚於人民而不是共产党

俄国知识份子和中国知识份子的想法不一样。像中国的作家刘宾雁,写了《第二种忠诚》,他写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不管第几种还是要忠诚,忠诚谁?忠诚共产党。这里的观念发生了错误。而东欧知识份子,尤其俄国和捷克的知识份子,人家不是喊忠诚,而是喊人民应有的权利。即使忠诚也是忠诚人民而不是执政党。这是两种思路,当然背後是两种文化价值。中国的五千年文化,没有个人价值,没有个体权利,没有基督文明。中国文化走在另外一种轨道,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皇帝、朝廷(现在叫党中央,江胡主席)大於一切。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中国人没有个体的强大,没有个人心灵的强大,结果是随大流,这是很明显的价值取向不同。

俄国基本还是属於西方文化的体系,我们看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他们主要是用文学形式布道,传播基督文明,传播爱,忏悔,救赎等价值。人家产生那样伟大的文学家,而中国拿不出来。曹雪芹的《红楼梦》在西方有翻译,可你问问西方人,有几个人知道曹雪芹的?但是西方有无数人知道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连美国布希总统夫人劳拉最喜欢的作家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英国的,而是俄国的陀斯妥也夫斯基。整个是文化价值不一样,导致知识份子想法不一样。当然还有很多原因,但这几个原因可能是比较主要的。谢谢各位!

(本文为2004年12月6日《大纪元时报》在台北台大法律系主办的「九评讨论会:中俄经济比较」上的发言。台北《大纪元时报》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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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的泛蓝贵族 2005-01-02
在台湾与中国渐行渐远的今天,关心台湾问题的中国人自然认为,统独问题不仅是台湾和中国争执的原因,也是台湾内部矛盾的关键。当然不仅中国人,将近一半的台湾人也这样认为。长期以来我也持同样看法,直到最近才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种看法的偏差。

统独问题是中国和台湾之争的表面现象,其本质是独裁专制与民主制度之争。中国政府对台湾政府的敌意,其反民主的本质远大於其反台独的形式。反台独只是中共独裁者们的一个既可以说得出口,又极容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可惜无数的中国人以为,用谎言欺骗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是说真心话的。难道他们真的相信,中共独裁者们对从未属於过他们的台湾的热爱,超过了对他们握在手里五十多年的专制政权?事实是,不放弃台湾,是中共不放弃自己手中权力的一张牌。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由於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共的共识,自己也成为独裁者手中那张牌的一部份。

●「亲中国」和「反台独」都是表面口号

但本文想重点强调的,是台湾内部的矛盾。对於泛蓝泛绿之争,外面的人最容易看到的是,亲中国的人和亲台湾的人之间的冲突。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是台湾更深层矛盾的一个表现形式,或者最多只是问题的一部份。越深入地了解台湾社会、接触更多的台湾人,尤其是接触泛蓝的人,你会发现,在台湾其实没有多少人真的「亲中国」,这个所谓的「亲中国」就像中共的「反台独」一样,是泛蓝阵营的一个可以理直气壮喊出口的说法而已;他们不认同台湾还在次,不认同台湾本地人执政才是本质。

我多次走访台湾所得到的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是,台湾本地人所遭受的欺负和歧视,实在远超出一般中国人的想像。曾经采访西藏人和新疆人的我,对汉人歧视其他民族的情形是有相当了解的;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带到台湾的那些中国人,对待他们认为同是汉人的台湾人,居然完全是殖民者对待殖民地人民的行径,而且其恶劣不仅远超过西方殖民者当年对待殖民地人民的程度,甚至比日本殖民者更糟糕百倍。这就是为什麽许多台湾人至今仍怀念日治时代。

半个多世纪以来,和西藏、新疆人民一样,台湾人民在遭受独裁压迫的同时,倍受种族歧视的痛苦。而且那种歧视至今仍严重存在。在这篇小文里,我无法历数从台湾朋友那里听来的许多关於中国人歧视台湾人的故事,仅举几个我个人的经历和感受。

●台湾的「前中国人」有多麽霸道

在台北乘出租车,一般来讲,北京话讲得好的司机,其态度一定比北京话讲不好的要糟糕。而台湾本地口音很重的司机,对北京话讲得好的客人,明显有一种畏惧心理。有一次我乘出租车,刚上车,听到车上的广播正播放台语节目,从我能辨别的只言片语中听出,那是一个政论节目。当我用普通话告知我要去的地点後,司机马上悄悄地把台语广播调成了北京话,明显不想冒犯讲北京话的人。

由於我是公开支持泛绿的人,所以跟泛蓝人士接触的机会相当有限。但就在这十分有限的机会里,我仍直接看到了台湾的「前中国人」对台湾本地人的蔑视。例如,在台湾立委选举前,我曾多次和泛蓝人士在「台湾心声」节目辩论。有一次节目结束後,我和两位辩论对手(一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一位国民党官员)一起乘电视台的车回饭店。路上大家礼貌地交谈起来,当时是在高雄,那位台北市议员说,他在高雄住过多年,高雄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流氓,到处都是嚼槟榔的人。即使在我面前,他都毫不掩饰谈到台湾人时的那种轻蔑的口吻。而这两位泛蓝人士还是节目中最文明,私下也还可以讨论问题的人。

而在节目上遇到的其他人,除了蛮不讲理之外,那种对本地人的蔑视和居高临下的讲话口气更令人忍无可忍。以前我还不太明白为什麽台湾人谈起国民党那麽愤慨,那麽激昂,在总统大选前的「台湾心声」户外开讲节目中,许多只能得到十几秒发言机会的台湾人,抓著话筒痛斥国民党,直到被工作人员一个个地抬下去(拖都拖不动)。在这些节目中的亲身体验,给我上了最生动的一课,让我直接感受到了台湾那些「前中国人」对台湾人民是多麽霸道。

●无论在台湾和中国,都要高人一等

那麽这些一直唱衰台湾、蔑视台湾人的「假中国人」真的认同中国嘛?上述那两位和我交谈的泛蓝人士,都表示去过中国大陆,但一个抱怨中国的空气实在太糟糕了,另一个抱怨吃中国的东西一直拉肚子。他们对中国其实同样蔑视。

台湾那些高喊著「亲中国」的人,他们到中国去,一定不再强调他们是中国人,而是要招摇他们是台湾人。这时候,他们又不想和中国人平起平坐了,强调是台湾人,他们则比中国人高一等。总之,他们在台湾要比台湾人高一等,在中国要比中国人高一等,在哪儿都要有做贵族的感觉就是了。

今天,泛蓝阵营中的一部份人,实在是对失去半个多世纪的贵族地位耿耿於怀,但这种不满是不能说出口的,「认中国」则是他们唯一可喊出的口号,唯一可举起的牌子。真让连战、宋楚瑜当台湾省长,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那些台湾的前贵族阶层们也绝对不可能接受回到中国怀抱做普通的中国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是由於不能忍受台湾本地人执政而不认同台湾。

他们的中国情怀,就像中共政权的「统一」情怀一样,其重要性和真实性远不能和他们要主子地位相比。但口号喊久了,自己也相信了一半,更欺骗了许多民众。所以泛蓝的那一半民众,一部份是被那个贵族阶层的宣传所欺骗(就像中国人被共产特权阶层的宣传所欺骗一样),一部份是想安居乐业,被中共的武力威胁吓住了。所以,如果中国人真的以为这次台湾立法院的选举结果,代表著台湾人民反台独、要统一的倾向的话,那就实在是太自我欺骗了;而中共以为通过制定反分裂法就能有朝一日把台湾吞并,那就更是梦幻了。

(原载香港《开放》2005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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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尼:曹长青为什麽支持台湾独立(代序) 2005-01-02
【按语:在台湾立法院选举正如火如荼之际,我的两本新书(《独立的价值》和《美国价值》)在台湾出版。借到台湾参加新书发表会之际,目睹选情,更有一番特殊的感觉和意义。本文是我的妻子为《独立的价值》一书所写的序。她对我的了解、理解,并在几乎所有问题上和我的共识,令我深感幸运,更感激不尽 ——曹长青】


在台中的一个演讲会上,长青被听众问到一个问题:“你为什麽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你为什麽能支持我们台湾的自决和独立?”他踌躇了一下,然後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麽回答,我太太康尼最了解我,让她来替我回答吧。”於是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他推上台回答这个既简单,却又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问题。

其实,长青已经在多次演讲会上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但每次他的回答都不尽人意,太简单。有时他不知道该怎麽回答,就开玩笑说,“我是命中注定得支持绿色,我的名字叫长青嘛!”我曾挑剔说,“你对不少很难的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为什麽对这个简单的问题就答不好?”他则应付说,“这有什麽好回答的,自然就该是这样的。”然後不再多花一秒钟想这个问题。

这次他灵机一动:你不是说我回答得不好吗,那你来答吧。可惜我急中似乎也没有生多少“智”,匆匆谈了几点,虽然长青认为答得很好,但我却觉得很不完整,所以借他出版这本书的机会,再稍微充分一点地回答一下这个或许还有人关心、并且和这本书很有关系的问题。当然,我决定花点时间写这篇文章,是期待能有一些读者通过了解长青的“为什麽”而认同他所推崇的价值。

从中国到美国,我一路注视著他的思想历程。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他走到今天这一步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在清晰而坚定的理念支撑下的必然。虽然从东方到西方,从共产社会到资本主义世界,他在人生观上受到了各种冲击,在某些重大问题的认知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从无神论走向有神论),但在许多价值的追求上,他却始终纹丝不动地保持在一个轨道上;而在这个轨道上行进的结果,迈出支持台湾和西藏人民自决权这一步,的确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说,他走到这一步,是他所推崇的那些价值、理念在他身上综合反应而体现出的一个结果。这些主要的理念和价值是:

● 毫不妥协地反抗共产主义

今天,反共在哪里都不稀奇,尤其是在经受过共产奴役的中国人中。但长青不仅仅是从一个受压迫者的角度,来反抗一个给他带来痛苦的政权,他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从本质上去认识那个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如果仅仅是一个受压迫者的反抗,而不是对那个制度的邪恶本质有清晰认知的话,那麽当他远离那个政权,不必直接体验那个制度的残酷的时候,或者当反对共产主义和其他概念(例如国家、土地、民族等)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的反共就可能妥协、打折扣,或者把反共让位於民族主义情绪。

正是由於长青通过生命的体验和多年来在自由信息下对知识的寻求,深刻地认识到了共产政权本质的邪恶,所以,他的反共是彻底的,没有一丝一毫妥协的余地,不可以让位给任何理由。在面临台湾独立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问他,你到底经过了哪些转折点,才做出支持台湾的决定的。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过转折点,也没有过任何犹豫,就站在了台湾一边。因为他认为,只要台湾是自由世界的一部份,她就是反抗共产主义的一部份。

长青对世界的划分和选择绝不是按区域和领土,而是按独裁世界和自由世界。他深为自己属於自由世界的一部份而感到骄傲,他在美国最喜欢用的口头语是“我们美国”,他在台湾演讲时也多次说“我们台湾”,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美国和台湾都属於他所认同的自由世界这个整体,是“我们”的价值的一部份。他使用“我们台湾”遭到很多中国人抨击,但是我想,长青一定会坚持等到中国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份的时候,才会自豪地说“我们中国”。

对长青来说,独立是追求做人的自由和尊严,这不是邪恶;而独裁则恰恰是剥夺人的自由和尊严,那是绝对的邪恶。他多次在文章和演讲中强调,独立和统一都不是价值标准和原则,尊重人的选择权才是终极价值。所以,无论台湾是独立,还是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他都不反对,只要是二千三百万人民在自由意志下所做的选择。他常说,我们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它剥夺人的自由意志、选择的权利,今天,作为一个坚定反共的人,他有什麽理由、他怎麽可以不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呢?

● 对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

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有相当一批中国知识份子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欣赏鲁迅对中国文化劣质部份的抨击。长青也属於这个潮流中的一员。但许多中国文化人来到海外以後,又开始怀恋中国文化;国内许多知识人近年也开始否定当年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尤其是批判曾被他们推崇过的鲁迅。

但长青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不仅没有因为来到西方而改变,反而由於对西方文化有了真正切身的体验,而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更深一层,并对鲁迅当年在乌烟瘴气的中国文坛孤军奋战,痛斥中国文化“吃人”的精神更加敬佩。长青当然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但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好的一面,西方文化里都有;而基督文明里面那些更充满人性、并能促成民主制度的关键因素,例如个人主义、个人尊严、生命的意义、同类意识、人权、法治、爱,忏悔、救赎等等,在中国文化中要麽缺乏,要麽根本就没有。

正由於长青对中国文化主体价值的否定态度,导致他没有任何大中国情结。而对於没有大中国情结的中国人来说,看待台湾问题时就会很容易地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

● 推崇西方基督文明

也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多数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都在否定中国文化的同时,非常向往西方文化、西方文明、西方民主制度。长青当然也是这其中最推崇西化者之一。但在过去二十多年来,无数的中国文化人来到了西方,见识了西方,看到了西方的很多问题,於是开始怀疑西方,否认西方主体价值,或者起码认为西方的很多东西不适合东方。

但一如他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没有改变,长青对西方文明的推崇也由於在西方生活的具体体验而更十倍、百倍地加强了。虽然长青对西方左派持强烈批评态度,但他对西方的主体价值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在过去这十多年来,他曾写过许多热烈赞美西方文明的文章,他一再强调,西方基督文明给人类带来了最民主的制度、最繁荣的经济、最灿烂的文化。今天,由於美国比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更体现基督文明的主体价值,所以长青深爱美国,他是我所见过和读过的中国人中最亲西方、最热爱美国的一个。

今天向中国推销西化,大概不仅已经很不时髦,还可能会令很多人不以为然。但长青仍在极尽全力地讴歌西方文明,他渴望那块他曾生长过的土地能够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份。但是中国今天仍在专制统治下,迈向西方文明的每一步都步履艰难。

而对於台湾来说,她不仅是一个海洋国家,更是一个已经接受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自由国家;她离独裁国家越远,离专制文化越远,接受西方文明的条件越好。也正是由於长青对西方文明的热烈推崇,他更关切的,不是台湾属於哪块土地,而是她属於哪一种文明。他在台湾的演讲中也多次强调,希望台湾这片有中华文化背景的自由土地能先走一步,在完善其宪政民主制度的同时,更好地引进、吸收西方文化,去稀疏、抵销中国文化中的毒素;为中国走向民主和改变文化结构提供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样板。

● 珍惜生命的价值

作为一个十分推崇西方文明的人,长青本人当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在接触这个文化的过程中,给他最大震憾的是西方文明中的生命意识。我清楚地记得,十多年前的时候,长青读义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他给我讲了好几遍书中以色列的第三任(女)总理(Golda Meir)的话,她说,许多以色列士兵打完仗回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出来,不说话,为他们在战场上不得不杀人而痛苦不堪。长青十分感慨地说,“他们杀的是战场上的敌人,但杀完却痛苦。而那些阿拉伯人用恐怖手段杀害平民,杀完是欢呼。这是多麽不同的生命观。”

长青喜欢看电影,而他最喜欢看的,反反复复看过许多遍的,是那些根据真事改编的美军在越战救伤员和中东救人质的故事。有一年他读到中国的报纸上讨论,如果一个大学教授为救一个掉到河里的农民而淹死了值不值;好像多数人认为不值得。长青叹息道,人家可以冒著牺牲十个、二十个人的危险去救一个伤兵、一个人质,而我们还在讨论农民和大学教授谁的命更值钱。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生命哲学。

正是基於对西方文明中生命价值的认同,长青认为,无论在任何理由下,中共武力犯台都是绝不能容忍的邪恶。台湾的二千三百万人口不是一个统计数字,而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对中国人来说同样,他们在被奴役了半个多世纪之後,今天刚刚能吃上口饱饭,为什麽要在屠杀台湾人民的同时丧失自己的生命?

支持中共武力犯台的人曾和长青辩论说,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为了统一而打的。但他们无视的是,林肯所打的,是一场摧毁南方奴隶制的战争,所以对那场战争的正义性没有任何非议。而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则性质完全不同。任何一个独裁专制试图侵吞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都是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的,这根本无须争辨。

还有人撰文指责长青,为什麽反对台海战争,却支持伊拉克战争。没错,长青大概是写了最多文章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出兵的中国人之一。而这种支持恰恰是出於对生命和人的尊严的维护。911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对西方基督文明的正式宣战。由於今天美国是这个价值的代表和最强有力的捍卫者,所以恐怖主义必定把目标对准美国。911和各种自杀炸弹所代表的,就是整个恐怖主义的使命:他们不惜毁灭整个世界,和你同归於尽。对於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自由世界别无选择,只有摧毁他。

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一部份。萨达姆政府奖赏自杀炸弹者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美军抵达後发现的多处万人坑更证明,萨达姆本人就是大众毁灭性武器。那些反对美国出兵的人喊的最响亮的口号是要避免伊拉克平民伤亡。那麽在他们的眼里,那些被萨达姆屠杀的人民难道都不是生命吗?

911那天,长青盯著电视屏幕整整20个小时;我无法形容他的表情,就如同他无法形容自己的愤怒。在人类全部血腥的历史上,有过战场的撕杀,有过田园的决斗,有过不守规矩的明枪暗箭;但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在最残酷征战中,人类依然保持了一些最基本的底线:不有意屠杀平民,两军开战不杀使者,不攻击使馆等等。但今天的恐怖主义者用自杀炸弹,用劫持民航飞机撞击商业大厦的行为,炸毁了人类的全部底线,炸碎了他们作为人的概念。今天,面对一起又一起的人质遭砍头的恐怖行为,那些曾狂热高喊反战的阵营则一片静悄悄。他们全部所能做的,就是对民主的美国说不,而对残暴的恐怖主义沉默。

那些绑架人质的恐怖份子,不仅使用砍头这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杀害无辜,更要求那些人质在电视上乞求性命。这种对生命的残忍,对尊严的侮辱是任何文明人都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长青才写了一篇又一篇痛斥恐怖主义的文章,所以长青才坚决支持美国打一场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的战争。正如二战和冷战,美国再次以巨大的代价承担起人类的责任,而无论面临怎样的障碍,美国都必定要打赢这场战争,因为基督文明的火炬,注定要靠美国这支巨手高高地举起,那是人类的希望和未来。

而台海的情形,则完完全全是另一幅画面。台湾不仅是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而且,无论是台湾政府还是台湾人民都根本没有任何攻击中国的意图,更不给中国人带来任何威胁。她带给中国的只是几百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和中国将来走向民主道路的一个样板。中国凭什麽打台湾?中国人凭什麽要为那个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至今剥夺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独裁政权去死,去杀害生活在自由中的台湾人民?

那些把中共武力犯台和林肯的南北战争,和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混为一谈的人们,还没有明白什麽是生命的价值,什麽是人的尊严,所以他们才不会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而长青选择另一种文明。

● 视是非高於种族

大概一、二年前,在美国发生了一起中国留学生夫妇和美国家庭争夺孩子的官司,成为网上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少中国人就因为是同种族就站在中国夫妇一边的时候,长青在认真阅读了背景资料之後,认为美国夫妇更有道理一点。於是他花了不少精力,写了几篇长文论述该事件,强调是非大於种族。为此他也遭到不少中国人的谩骂。

我这里只是举一个小例子。在遍地都是移民的美国经常可以见到或读到有关族裔冲突的问题,长青历来都秉持是非高於种族的态度。他多次在文章、演讲以及和别人的辩论中强调:这个世界的正义和邪恶、善良和恶毒、正确和错误等等,从来都不是以血缘、人种、出生地来划分的。所以,没有比用血缘和种族做判断是非的标准更愚蠢的了;这就像奥威尔《动物农场》中那些猪的逻辑,四条腿的都是好的,两条腿的都是坏的。共产党的出身论也是这种逻辑。正如许多人不理解长青,他也完全不可思议,为什麽那麽多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会接受以种族为标准的是非判断。

最近在和朋友谈到美国大选时,长青还举前总统里根的两个儿子为例说,血缘关系没有什麽意义。里根的两个儿子,一个是领养的,一个是亲生的;结果那个领养的儿子完全认同他的人生价值观,并追随了他的政治理念;而那个亲生的儿子则全方位地背叛了他的理念。

所以长青在做价值判断的时候,绝不从血缘和族裔立场。他只认价值,不认国土,不认种族,不认祖先。他只是上帝创造的一个人,人类这个总体是他的同类;在这个群体中,他寻求思想的朋友、心灵的亲情。

毫无疑问,在面对台湾问题的时候,基於他一贯以来的「是非高於种族」的原则,他根本不可能从自己是哪国人的角度来思考,而是关注哪边更有道理。所以当几度被人追问“你是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他觉得十分荒唐可笑。

在我看来,长青在种族上是中国人,在思想上是美国人,在心灵上是地球村人。

● 追求真实,拒绝谎言和虚幻

作为经历过被共产专制奴役的人,长青对谎言制度对人的摧残和毒害深恶痛绝。许多中国人对自己被专制宣传机器洗过脑不以为然,或者感觉不强烈,或者以为在信息流动的今天,他们已经什麽真相都知道了。长青的难得之处在於,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曾被谎言的毒素浸泡过,所以在面对重大事件的是非判断的时候,他都尽量不让自己的先入之见来左右思维,而是努力去寻求真实。

例如十年前我们第一次采访达赖喇嘛,当时还几乎没有中国人采访过他。为了尽量给读者一个清晰的背景介绍,我们去读了一些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我们在中国所了解的有关西藏的信息和眼前读到的大相径庭,我们被灌输的西藏历史和现状都与真实相去甚远。所以在采访结束後,长青根据读到的资料写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的长文。因为他认为根据西藏的真实历史背景和他们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他们完全有追求独立的权利。长青了解了真实,就服从真实。

台湾的真实则更是在眼前的。长青多次说过,台湾那个囊括中国和蒙古的秋海棠大地图他不能接受;那个和今天台湾现实完全脱节的中华民国宪法他不能接受;那个名存实亡的国号他不能接受;因为它们都是虚假的。台海两岸的无法否认的真实是一边一国。另外更重要的是,今天绝大多数台湾人民不愿意和中国统一,如果没有对岸的武力威胁,90%的台湾人民都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实。因而对长青来说,今天支持台湾正名、制宪、建国等,是他拒绝谎言和虚幻,追求真实价值的一部份。

● 台湾独立,对中国发展利大於弊

我上面谈的这六点都主要是从理念方面解释,长青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人为什麽会支持台湾。从实际利害层面上来讲,或者说,这时候只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长青也认为台湾做一个中国的好邻居,无论是对台湾还是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其益处远远大於两家合在一起。

《圣经》创世纪里的一个主要故事就是,以色列人的後代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後来成了埃及首相,结果在大荒年的时候,他不计前嫌,拯救了来埃及寻求粮食的哥哥们和全家。这个故事其中的一个道理就是,分离未见得是坏事。

这里且不谈从历史上来看,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有相当多可争议之处;即使台湾曾经是中国这个家族中的一员,她目前的独立现状和将来的继续选择独立,都会像约瑟一样,给中国这个家族带来更大的好处。

毫无疑问,中国能有今天这般的经济发展,最主要是由於香港和台湾最初的投资,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启动,也吸引了其他国家的投资。今天俄国的经济发展比中国差很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自己的“香港和台湾”,没有那麽多“海外俄人”。今天香港回归了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只是概念上又多了一块土地,但香港能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利益(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远远降低。它除了使六百万香港人的政治自由度、经济水准和在国际上的优越地位都全方位地降低了以外,给13亿中国人带来了什麽具体的好处呢?

台湾同样。如果台湾变成一个广东省或海南岛,她能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好处立刻就降低。香港就是例子。今天的台湾和回归前的香港,就因为她们不属於中国,又和中国有最密切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才对中国产生了特殊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在对中国经济上,即使在抽象的儒家文化概念上,台湾和香港的存在,尤其是两地出色的经济发展,台湾的民主政治等,都提升了华人整体在世界的形象。如果没有台湾的经济腾飞和作为一盏亚洲的民主之灯在闪亮的话,难道华人整体在世界的地位会比今天更高吗?为什麽中国人一定要把他们拉到和广东、福建、海南岛一样的水准上去呢?这难道对中国、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利益吗?

当年美国和英国打了一仗,独立出来,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以来,英美关系不仅没有交恶,反而成为最好的朋友,最坚固的联盟;其相同的语言文化背景自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二战、冷战和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英国都是美国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以台湾的历史,现状和人心所向,别说武力统一,即使和平统一(事实上,两者都没有可能性)也很难处好关系。而如果台湾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她将来一定会和民主的中国成为亚洲最亲密的伙伴、最坚强的经济和政治联盟。

所以,即使抛开那些作为独立知识人的理念,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对中国的现实和将来的实际利益(而不是虚幻、虚荣的大中国概念)来看,长青也认为应该支持台湾走独立建国的道路。

我列出的上述这些长青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理念,在他过去这些年来发表的文章中都有更详细的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他的个人网站(caochangqing.com)去查阅。除了价值观念层面的因素之外,我觉得至少还有两个个人因素导致长青可以清晰而坚定地支持台湾。

● 首先,他个人强大,既不需要大中国撑腰,也不需要大多数壮胆。

长青明确地表达支持台湾人民自决权的态度,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抨击,他网站的信箱更是不断收到谩骂的邮件。大概是因为这样做的人太少,他就成了一个明显的受攻击对象。但实际上,私下还是有不少和长青持同样台湾观点、却不愿意公开表达的人。而长青之所以能义无反顾地、公开而明确地表达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认为也完全不是偶然的。

长青许多年以来一直追求西方个人主义精神,这不仅在理论上使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有了充分的认知,同时对他个人心灵的强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他在生活中做某种决定的时候,很少是因为“别人都这麽做”(我印象中就从来没有过);而是根据自己的是非、价值判断;一旦想法明确了,他就会充满自信地去做,而不考虑别人会怎麽看他,甚至结果会怎样。

比如十年前写《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他可能会因此遭到攻击或孤立(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之前从未有过中国知识份子这麽明确地表示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权。但长青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去做了,他甚至没有想到需要一个群体为他壮胆。

再比如,在高行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被港台媒体一片盲目吹捧的时候,长青在认真读了作品之後,对其质量之差甚为震惊,认为那简直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被诺贝尔的光环刺伤了眼睛,很认真地以为自己看不懂中文了。还有些人私下认同长青的观点,但就像《皇帝新衣》里面的那些大臣们,唯恐说出自己看到的真实会被认为不称职;他们不敢挑战诺贝尔的权威,不想被人认为水平太低,看不出《灵山》的高大。

但长青在反复阅读作品并和许多外国同类作品比较之後,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一口气发表了15篇长长的评论,痛斥高行健作品的劣质和诺贝尔奖的荒诞。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会怎麽看他、评论他。他迫不及待要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真实表达出去。

在高行健得奖还不到五年的今天,《灵山》已经被尘土覆盖,鲜有人迹再去涉猎。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麽短时间就被完全遗弃的“名著”,更没有过无人问津的“伟大文学作品”。时间不仅将越来越证明长青的正确,更将凸显他的勇气的可贵。

长青这种不迎合、不随从群体思维的例子还很多;并不是他有意要这麽做,而是多数中国人的群体意识太强,才显得他比较特别。或者,由於某些原因,他走的步伐比别人快了几步。但他不会因为行进的途中比较孤单就转向人群拥挤的另一条路。

在和台湾朋友的聚会上,长青曾被问道,你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在中国人中是不是会很孤独,他回答说,我有妻子一个人的支持就足够了。当然,有妻子一个人支持的男人总是有迎战千军万马的胆量;但我更相信,在有了信仰的今天,长青得到了来自更高权威的精神力量,他一个人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世界。

● 除了个人心灵强大之外,他还是一个单纯的人

许多年前,有一位和长青打笔仗的人指责他说,“曹长青你这个人就是头脑简单!”事後我评论道,“他这句话说的太对了。”长青很不悦,因为我从来都是站在他一边的,怎麽这次可以认同他的对手的话呢?我接著说道:“这就是我最欣赏你的一点!”他马上孩子般地高兴了:“欣赏就好。”然後立刻忘记了别人指责他头脑简单这回事。他自己当然体会不到这一点。你告诉他,他也没感觉。

中国文化悠久,有其内容丰富的优越,同时也有促使人头脑复杂的巨大负面作用。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最不缺乏的就是那种颇有城府和工於心计的人;而那类人在中国各个朝代的各个阶层都是很得势的。但我一直庆幸长青是那种简单而不会得势的人,只有这样,他才离一个真正的人更近一点。

就像他的文章都是清晰的,黑白分明的,没有灰色地带的,长青为人做事也同样。作为朋友,和他相处很容易,因为他率直、简单,既不做作,更无心机;作为敌人,攻击他不需要智谋,因为他是站在阳光下的靶子。

一个思维中混沌的东西比较少的人,在表达某种想法或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经常不会瞻前顾後、谨小慎微。所以,对长青来说,他有上述那些政治理念,再加上这些个人性格特色,能够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实在是太自然而然,太理所当然了;这只是他一贯的价值追求、思维和做法的一个组成部份而已,完全不是一个什麽很特别的行为。所以当人们问起他怎麽会是这样的时候,他不知道怎麽回答,因为他实在是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哪有什麽“为什麽”呢?的确,如果你问《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你怎麽能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呢?”那个孩子一定会觉得奇怪:“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对长青的文章和演讲,热情的台湾朋友给了很多赞扬:“思维敏锐、观点清晰、论述深刻”等等。这些我全都赞成,还可以列出更多。但在我眼里,长青的最可贵之处,或者说导致他能看见真实、并因接受真实而产生深刻思考的原因,是他的单纯。

在台中那个演讲会上,为长青做引言人的出版界朋友廖立文先生引用了一位在英国的台湾留学生对长青的评价,说“他有一双婴儿看世界的眼睛。”我觉得,再不会有比这更高的赞誉了。

长青,愿你继续走向童年,因为“上帝把真理展示给那些像孩童般的人们。”

2004年11月1日於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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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价值是什麽?(自序) 2005-01-02
【本文是《美国价值》一书的序言,该书由台湾玉山社2004年12月出版】

在全球一片反美、反布什的声浪中、在全球绝大多数报纸、电视台都力挺民主党候选人凯瑞的情况下,美国共和党在2004年大选中不仅赢得了总统,而且赢了「五项全能冠军」:

一是赢了总统选举人票;二是赢了选总统的全国人头票;三是赢了参议院多数席位;四是赢了众议院多数席位;五是赢了多数州长。这是自1936年罗斯福总统以来,首位总统在竞选连任成功的同时,扩大了本党在参众两院的席位。

这个结果不仅让全世界傻了眼,甚至让将近一半的美国人(民主党支持者),尤其是左翼知识份子目瞪口呆。而在大选之日进行的出口民调中,「道德价值」竟超过反恐和经济,成为人们关注的头号议题。这更让美国东西两岸那些所谓「高智商」的文化人们大吃一惊,也令潇洒自由的欧洲人不可思议。

美国到底是怎麽回事?是美国人要逆世界潮流而上?还是如傲慢的英国《镜报》在头版大标题所高喊的「五千九百万(投票给布什的)人怎麽会这麽蠢?」美国大选结果只是一个偶然?还是它反映了美国的深层价值根源?一个民主党的美国和一个共和党的美国,到底哪个是真正的美国?到底哪个代表美国的主体价值?

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痛恨、咒骂美国,美国是全世界最自由、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专制奴役中渴望自由的人们,最向往的地方不是自由的法国;在贫困潦倒中希冀富有的人们,最憧憬的地方不是富裕的瑞士;他们梦中的土地都是美国。

到底是什麽构成了美国持久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台湾也好,都有许多人推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更有像胡适这类优秀的中国知识份子早就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可惜他们都忽略了给我们展示最重要的:到底什麽是美国?什麽是她的具体内容?具体价值?西化是不错,可是自从20世纪以来,一直有两个西方,一个左边的西方,一个右边的西方,我们往哪边靠?往哪边「化」?

在华文世界人们经常读到的,是有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亚洲人和西方人的不同等等。而最少读到的是,作为人,作为人类的一部份,我们和西方人有多少共性,有多少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一位美国作家说,美国的强大,在於「思想的力量」(power of ideas)。但这个「思想」都有些什麽具体内容?

由於中文里能读到的实在有限,所以我在16年前来到美国以後,一直全身心地关注著这个社会,看美国人关於他们自己社会的争论,并写下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分析。虽然既不系统,也不全面,但这毕竟是我的一个视角,而且在华文中,站在美国保守派(右派)立场的文章似乎还不太多。所以无论你是否同意,它们或许能给你了解美国提供一个参考;同时,这些文章也在不同程度上回答了上面那些问题。

感激我的妻子康尼,这16年来,我们在学习美国价值中一起成长,在理解美国价值中找到信仰,在信仰中更清晰了爱和生命的意义。这个过程使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既充满新奇和乐趣,又充实而向上;美国成为我们心灵的故乡。康尼的许多观点影响了我的思考,导引著我心灵的成长,让我更明白爱的力量和价值,而这种价值,正是美国价值的核心。我的许多文章里都留下了她的心血和笔墨,这是一本我们共同的作品,表达著我们共同的对美国的热爱。

编完这本书,我想到过去二百多年来那许许多多讴歌美国的价值、并为之奋斗的先贤们,美国在他们手中成为今天人类通向自由之路的一盏明灯。不仅美国人热爱美国,全世界更有无数推崇自由价值的人们,仰慕这盏明灯,追随这束光芒。一百六十多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热烈地赞美《美国的民主》,这部著作成为一座屹立在人类思想界的丰碑;那些深爱美国的法国艺术家,更是充满激情地把自由女神像运到了纽约,立在了这个进入美国的大门口。当代研究美国的权威历史学家、英国人约翰逊(Paul Johnson)对20世纪总结的结果是:「美国将继续是各个族裔的人类的第一个希望、最好的希望。」当代最杰出的女记者、义大利人法拉奇(Oriana Fallaci)更是爱之深,情之切:「对我来说,美国是个情人,不,是丈夫,我对他会永远忠诚。」

现任义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话则表达出所有珍惜自由价值的人们的心声:「每当我看到美国的星条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个国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徵。」

2004年11月10日於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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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左派不要圣诞节 2004-12-23
再有两天就是圣诞节。圣诞不仅已成为全球性的节日,而且基督徒的数量,也已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据美国学者詹金斯(Philip Jenkins)的研究,在八亿人口的非洲,基督徒已占46%,差不多每两个非洲人就有一个基督徒;其次是亚洲,有三亿多基督徒。按詹金斯的预测,今後20年,基督徒将由目前的17亿,发展到26亿人,届时亚洲人口中17%将是基督徒。

以单一国家计算,基督徒最多的是美国,按《文明的冲突》作者、哈佛教授亨廷顿的研究,84%的美国人是基督徒,以美国近三亿人口计算,等於有二亿多基督徒。其次是中国,按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艾克曼(David Aikman)去年发表的《耶稣在北京》一书,中国已有八千二百万基督徒,超过中共党员的总人数。亚洲国家中,按人口比例,南韩的基督徒最多,艾克曼的书说,南韩人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但也有研究说,49%的南韩人是基督徒。

虽然美国的基督徒最多,但反对基督教的声音也相当大。在全球正准备欢度圣诞节之际,美国内部却有左派要求取消圣诞节,不许在学校唱圣诗,在堪萨斯的一个社区,竟把圣诞树改称为「社区树」。左派旗舰报纸《纽约时报》12月19日还刊出题为「圣诞节需要保留吗?」的文章。美国左派们的理由是,不能让基督教主导美国社会,要宽容。但奇怪的是,左派们强调宽容,他们可以宽容美国大学传播伊斯兰教,讲授《可兰经》,但却不许以基督文明立国的美国的学校讲授基督教,更不要说给《圣经》像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样平等的讲授地位和机会。实际上美国的左派们是用所谓「宽容」作掩饰,来排斥他们一向反对的基督文明。因为无法直接说反对,就用宽容和基督教对立的宗教和学说,而绝不宽容基督教,来抵销、压制基督教的传播。所以西方左派的一个典型表现是,他们可以宽容任何地区的任何文化,就是不宽容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督文化。

左派们的这种处处和基督文明过不去的做法,和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仰有直接关系;他们迷信人的理性和能力,而否定上帝的存在和无限性。因此左派们总想通过改变外在社会,尤其是改变经济条件,均贫富等手段来改变人。共产主义是这种试验的极端形式,但结果不仅人心没有改变,更造成人类的大灾难。美国在左倾政府扩大社会福利的政策下,目前黑人的生活水准上升到历史以来最高点,但其犯罪率、婚外生育率却也达到历史最高点。中国人的生活水准目前也达到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最高水准,同样,人心也堕落到前所未有的最低点。这清楚地说明,经济水准、富裕程度和人心的善恶发展并不成正比。

无神论者要以外部社会的改变,来寻求社会公义,而改变社会则常常要以革命、强制和暴力,於是给世界带来灾难。而信奉基督文明的人则认为,外在的社会革命或变革,既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公义,更不能改变人心;只有通过信仰,即《圣经》所强调的爱、怜悯、忏悔,救赎等,才能改变人心;只有通过上帝这个最高的权威,才能限制和减少原罪,增加人性。只有自觉自愿的人心的改变,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公义。

值得庆幸的是,经911之後的美国,信仰和道德价值更越来越形成主导地位。那些想取消圣诞节的左派们的喊叫,一定会被全球性「圣诞快乐」的祝福声所淹没。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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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森新闻:制订台湾新宪法 曹长青说应尊重人民自决权 2004-12-19
(东森新闻报记者曹逸雯/台北报导 2004-11-28 20:12)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28日在群策会举办的「台湾新宪法」国际研讨会上表示,他虽然是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但他尊重台湾人民选择的权利,他认为现在台湾不是种族、族群的问题,而是国家主权认同的问题,要解决台湾问题,就应该尊重当地人民的自决权。

「台湾新宪法」国际研讨会28日进行第二天的议程,下午的圆桌论坛并由群策会董事长前总统李登辉亲自主持,群策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黄昆辉协同主持,由台大法律系名誉教授李鸿禧、美国前联邦法院法官苏利文(Eugene R. Sullivan)、日本前拓殖大学总长小田村四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法学教授Dieter Heckelmann、前法国国会议员Olivier Darrason以及中国旅美异议作家曹长青等与谈人就台湾制宪发表看法及建议。

曹长青首先质疑,现在的中国民国宪法究竟是「党法」还是「宪法」,这部宪法是1946年在南京制定完成的,当时参与制宪的有70%是国民党代表,根本没有台湾人民的授权,所以也没有必要修改「党法」;他并引用多项民调指出,今天多数居住在台湾的人民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当然应该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

曹长青指出,修宪与制宪有本质上的差别,为了台湾的安全,只有透过制宪,结束虚假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党法,他并推崇前总统李登辉就像一个外科医生,但是一个再优秀的外科医生即使动了6次移植手术(指修宪6次),也没有办法救活一个死人,但现在泛蓝不承认中华民国已死,也不报丧。

曹长青还指出,台湾现在的制宪运动对中国大陆来说是很重要的,未来中国大陆也要公投制宪,也要改国号、改国旗,只有海峡两岸都制定新宪法,都改了国号,才会成为正常的国家。

前法国国会议员Olivier Darrason则指出,台湾在制定新宪法时必须面对挑战,他建议台湾制定新宪法必须经过长期的讨论,取得超越所有政党的全民共识,宪法才能实现,而这个新宪法在权利分配上必须是有效率的、公平的(即一个权利不可以压迫另一个权利)、长治久安的,且必须是人民意向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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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2004-12-18
最近,美国华文媒体《大纪元》发表了九篇系列评共产党的社论,被称为「九评」,令人想起当年中共九评赫鲁晓夫的文章形式,但内容却完全不同,主要用事实和说理的方式,揭示中国共产党迄今用暴力(军队)和欺骗(宣传)剥夺中国人的选择权利,专制统治的真实。

《大纪元》的系列九评,引起热烈反响,不仅在美国的华盛顿、新泽西、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就此召开了多场专题讨论会,而且也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地召开,上周我就在台北的台大法律学院参加了九评讨论会,有几百学生参加。九评的效果还体现在,迄今该报已刊出国内外退出共产党的人数达1500多人,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这种比较有规模的退党运动,在1989年「六四」屠杀後,曾经有过,那时我在洛杉矶主办《新闻自由导报》,我们的报纸曾连续刊登海外中国学生学者退出共产党的名单,他们用退党对那个在大街上公开屠杀平民的政权表示抗议。当时退党的人数有几百人,而且海外留学生还为此成立了「退党委员会」,收集退党者名单,并呼吁更多人退出共产党,结束中共暴政。

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虽然也厌恶共产党,但认为中国是大国,人口多,一旦共产党垮台,社会出现权力真空,就会发生动乱;因为共产党是唯一的政治力量,它倒了,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代替。

虽然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这种理论和预测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第一,如果这种说法被认为是合理的话,就会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共是唯一,但同时中共又不允许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出现,结果是,中共永远是「唯一」,为了避免「唯一」倒台天下大乱,中共就只能永远存在。

当然表面看共产党目前确实是中国唯一的主要政治力量,但它这个「唯一」是靠暴力镇压消灭了「唯二」、「唯三」等所有可能的反对声音来维持的;它用剥夺中国人自由选择政党的权利来保持自己的「唯一」。如果认同共产党的这种逻辑,那就等於同意让共产党千秋万代永远掌权。因为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它就绝不会允许「第二」、「第三」等任何政治力量出现和形成,更不要说允许人民自由选择。因此,仅凭这一条,这个党的统治就必须结束。只有铲除了这个「唯一」,中国才可能有多党、多元,大众才有选择的可能,才会成为主人,而不是共产党永远的你「民」我「主」,永远「为民做主」。

第二,所有东欧国家的改变都证明,那里的「唯一」被结束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天下大乱」,反而都走向民主,人民获得自由,社会更加稳定。在俄国、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立陶宛三国,甚至南斯拉夫等所有原共产主义国家,全部都进行了民主选举,实行多党民主政治,哪一个都没有动乱。凭什麽说中国就一定会乱?

另外,共产党解体後,中国社会还有一套行政体系,它可以保证社会在过渡时期的运转和稳定,例如,有省长、市长、县长、镇长、村长等等。这些可以暂时维持秩序,然後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新的行政体制。俄国等前共产国家几乎都是这样过渡的,哪个国家都没有乱起来。如果中国人认为自己不能,那就是自我歧视。

「没有共产党天下就会大乱」,是共产党五十多年来洗脑的结果,完全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思路,中国人顺著共产党的思路走已不是下意识或潜意识,几乎是本能了;於是恐惧「社会不稳定」成了暴政存在的借口和理由。

共产党在用暴力维护统治的同时,用假设的危机来恐吓和阻止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相信随著自由信息的流动,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改变被共产党洗脑後的思路,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事实是,中国的所有动乱,全部都是共产党带来的;而只有结束共产党,才可能有一个和平、安定和繁荣的新中国。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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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主经受考验 2004-12-15
倍受各方瞩目的台湾立法院选举以泛蓝继续在国会占多数的结果而落幕。这个结果不仅令泛绿阵营大为失望,同时也让泛蓝阵营本身十分吃惊。因为选前不仅绿营预测自己会过半,而且蓝营也认为泛绿会略为领先。美国的台湾问题专家谭慎格选前也在台北预测绿色会以微弱多数过半,甚至连中共的台湾问题专家也预测绿色过半,因为他们也对泛蓝阵营在总统大选後的表现失望,认为会失去部份民心。

那麽目前这个选举结果说明了什麽?下一步台湾会朝向哪个方向?首先,民主选举当然一定得有赢有输,任何人都不能保证绝对和持续的胜利。能够保证民主制度运作的关键不是看赢家怎麽做,而是看输家怎麽做。令人欣慰的是,在各方都看好会赢,并且自身也信心满满的绿营,在出乎意料地丢掉国会过半机会之後,不仅当晚立刻接受了选举结果,没有怨天尤人地发泄不满情绪,而且民进党主席陈水扁立刻向支持者道歉,承担失败责任,然後又正式辞去党主席,以示负责;民进党正副秘书长也一起提出辞请。台联党领导人也表示愿为败选负责而请辞。

而且,自选举揭晓的当晚开始,绿营就已经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在各大电视台的评论节目中,从绿营参选人、领导人到支持泛绿的评论家们,都在检讨这次选举策略和具体操作中的失误。而那些在选前十分激昂,且坚信绿营会赢的普通选民们,虽然对这个结果十分痛心,但他们全部都理性而平和地接受了失败的结果,全台湾没有发生任何类似320总统大选後蓝营所表现的那种非理性冲动。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泛绿阵营在败选之後划下的一个值得骄傲的句号。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台湾民主制度继续走向成熟,这是远比哪个阵营赢得选举更有意义的。

虽然这次泛绿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赢得国会多数席位,但没有大幅流失席位,和上届立委选举比较,民进党和台联还增加了一席,而国亲新三党则减少一席;国民党虽增长11席,但亲民党却减少12席(新党仍是1席),等於泛蓝阵营是从左手换到右手,席位并非从泛绿阵营拿到。泛蓝没大输,就自视大胜;而泛绿席位没大增,就视为重挫,由此可见两阵营的走向不同,行情一直下跌的泛蓝,只要暂停下跌,就欢天喜地庆贺了。

这次绿营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赢得立法院多数席位,并不意味著自蒋经国、李登辉开始、陈水扁深化的走民主化、本土化、真实化的诉求和理念在台湾民众中有所变化,而是在策略和技术方面发生误差。从表层来看,是由於配票方式的弊端以及竞选策略的失误等,但深层的原因在於,国民党五十年所进行的洗脑教育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和黑金政治,仍在发挥作用,它不是短期内能够消失的。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是个过程,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的事业是轻而易举成功的,否则自由就不那麽珍贵了。泛绿这次受挫未见得是坏事,它可以促使泛绿阵营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守旧势力之大,在民主的道路上每迈进一步都应竭尽全力,不可掉以轻心;同时促使他们去培养更有能力和领导气质的候选人,来赢得下一步更大的胜利。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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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从王朔到李敖——流氓心态初析 2004-12-15
《现代汉语辞典》对「流氓」的解释是∶(1)原指无业游民,後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2)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由於现在无业游民已有「氓流」这个专用称呼,而不务正业的人则已有「二流子」这个专用称呼,所以「流氓」一词现在可以简化为专指以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方式为非作歹的人。

但据我观察,流氓除了具有上述属性之外,往往还具有既矛盾又怪诞的强烈的个性与同样强烈的奴性并行不悖的奇特的双重人格。对流氓的这种奇特的双重人格的最传神的描述当属人称「痞子作家」的王朔在其作品中对一个流氓(也许在这个流氓形象中就有他自己的影子)的刻画了——一个流氓极其嚣张地站在街头对路人吼道∶「我是流氓我怕谁?!」 当他看到另一个块儿头比自己大的流氓走过来时,马上就向後者奴颜卑膝地点头哈腰,然後躲到那个块儿头比自己大的流氓身後对路人大吼∶「我们是流氓我们怕谁?!」

若我们不为名人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名气远比王朔大的当今炙手可热的刚刚以末席低票侥悻当选台湾立法委员的「超级痞子作家」李敖的人格颇有流氓的味道。

说起来李敖早年的人生还算是可圈可点的——强烈的个性使他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统治极为反感,他用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的行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李敖觉得这还不解气,最後竟投入台独组织的怀抱,甚至直接参与了协助当时被国民党政府监视居住的台独领导人彭明敏偷渡出境的活动,并因此被国民党政府作为台独份子逮捕而坐了几年大牢。

这段经历虽谈不上光荣,但其发展轨迹还算符合他的特立独行的强烈的个性而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就是这样一个台独背景浓厚、政治色彩绿得不能再绿的人物竟能因为看到中共的块儿头比台湾的泛蓝、泛绿阵营中的任何一派都大,而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认了中共这个主子,变成狂热鼓吹由中共来统一台湾的急先锋——不但忙不迭地主动跑到中共设在香港的喉舌「凤凰卫视」,当了专门用生殖器不离嘴的脏话咒駡台湾泛蓝、泛绿阵营,而用肉麻得不能再肉麻的阿臾奉承之词对中共进行吹捧的所谓「李敖有话说」专栏主持人,而且还恬不知耻地公开宣称自己「既不是‘泛蓝’,也不是‘泛绿’,而是‘泛红’(中共的代言人)」。

以李敖这样聪明的人不会不知道中共远比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更独裁更专制,不会不知道由中共来统一台湾对台湾人民意味著什麽,但他就是有本事像王朔作品中的那个流氓一样在一秒钟之内由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强烈个性的人突然变成一个奴颜卑膝、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奴才兼皮条客,这不是躲在中共身後向世人大吼∶「我们是流氓我们怕谁?!」 的流氓又是什麽?!

平心而论,政治本来就不是什麽理想的纯之又纯的圣洁之物,人们在政治舞台上混久了难免像在江湖上混久了一样身不由己地沾染点儿流氓气,这本不足为奇。一些历史伟人在这方面也不能免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下有意识地流露点儿流氓气是任何政治活动的必要的手段。君不见叱吒风云的拿破仑的名言「统治的全部秘密就在於知道什麽时候作狮子,什麽时候作狐狸」和与此异曲同工的毛泽东的名言「我的身上既有虎气,也有猴气」,这里的「狐气」、「猴气」实际上就是流氓气。但拿破仑和毛泽东所以是伟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下有意识地流露出的一点儿流氓气,而是他们在大部份时间大部份场合下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的狮子气、老虎气这样的王者之气使然。而李敖之流所以堕落为流氓,是因为他们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场合下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的全都是流氓气。

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同样道理,堕落为流氓容易,流氓改邪归正就太难了,而老流氓改邪归正就更难了。不幸的是,李敖正是这样一个晚节不保由才子堕落为流氓的老流氓。惜哉!

(原载《博讯》2004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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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的台湾在争什麽 2004-12-10
备受瞩目的台湾立法院选举指日可待,选前的最後冲刺绷紧了无数台湾人的心弦。我是第一次在台湾实地观看立法委员的选举,虽然它和三月份的总统大选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的特色。十多天来,我走访了台湾的许多城市,穿过了无数飘扬著如同联合国门前的国旗般五颜六色的竞选旗帜的街道,也拜访了不少气氛昂扬的竞选总部。这种和台湾社会的直接接触,无法不使人产生一种和台湾的脉搏一起跳动的兴奋。

台湾正处於一个历史性的、和平的重大变革中,泛蓝、泛绿两大阵营的争斗正处於最高潮阶段。那麽这两大阵营的不同到底在哪里?以我的观察和理解,我认为他们之间有几个根本性的不同:首先,泛蓝领导人和候选人只知道自己要什麽(个人权力),而不知道大多数台湾人民要什麽;其次,他们仍然生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虚幻中,无法接受,也不肯接受台湾的真实和今天的现实。

泛绿领导人和候选人当然同样要权力,但他们的诉求和多数民意吻合;同时,他们直面台湾的真实,接受多数台湾人民在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台湾的民意是什麽?那就是他们要扬弃外来政权,要做台湾这片土地的主人;如果没有任何外力的压迫,他们的选择是,台湾就是台湾,中华民国不是台湾。

李登辉担任总统期间提出了中华民国在台湾;陈水扁执政後,随著台湾民主化的脚步和台湾民众本土意识的上升,今天即使泛蓝阵营都打出了「中华民国是台湾」的口号。李登辉时代,台湾民众的主体意识和本土意识的觉醒是以一、二、三、四的数学基数在发展,而到了陈水扁时代,这种本土意识的发展则以二、四、八、十六这种几何基数的速度在发展。所以今天以李登辉和陈水扁为代表的绿营,已经走到了公开提出「中华民国不是台湾」的地步。

他们之所以认为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基於四个主要理由:首先,中华民国建国时的三十五个省中不包括当时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其次,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即使是百般打压台湾改国号的中共政府也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第三,台湾岛的多数民众不接受这个国号;第四,今天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如果像有些泛蓝的人所强调的「中华民国就是中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就通过「中国」这个桥梁连在了一起,那台湾不仅在国际社会无法打开空间,而且给中共的统战留下了籍口和余地。

现在泛绿要砍断「中国」这个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桥梁,并不是要砍断中国和台湾的关系,而是要在政治上不被中国统战。泛绿的「公投、制宪、正名」运动,其本质和目的是和二十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的民主潮流、历史趋势和普世价值相吻合的,那就是人民要求自我选择的权利。

这绝不仅仅是台湾人民的要求,同样也是中国人民的要求,只不过台湾人民先走一步。一旦中国人有机会,他们要做的同样是公投、改变共产党制定的宪法,改掉那个高举「人民」的旗帜,实质最反人民的国号,换掉那个滴著八千万中国人鲜血的国旗。只有两边都改了宪法、国号和国旗,两边都成为正常的民主国家,两岸的人民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友好的未来。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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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纪元举办《九评》系列座谈会 2004-12-09
「中国经济困境 台商西进陷阱」

【大纪元12月6日讯】(大纪元台湾记者报导)台湾《大纪元时报》六日上午在台大法律暨社会科学院国际会议厅举办一项名为「中国经济困境,台商西进陷阱」的座谈会。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荣丰、旅美政论家林保华与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应邀出席发言。

在主持人吴惠林(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的引导下,三位来宾专家分别讨论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本质。讨论主题围绕「中国当前经济困境严重吗」、「苏联的改革开放与中国之异同」、「共产党发展经济的手法与共党本质」。座谈会吸引了百馀名民众到场。

日前,全球大纪元报系同步推出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这次座谈会也是全球大纪元报系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推出的系列座谈之一。本报预定随後将扩大于全台举办系列座谈,从各方面揭露中共本质与它带给人类的危害。

本报将刊登本次座谈会详细内容,敬请期待!

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荣丰∶中国「内部改革缓慢但对外开放积极」

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荣丰,研究中国经济二十多年。张副院长认为,中国「内部改革缓慢但对外开放积极」,缓慢的原因是「市场机制不健全」与「所有制不健全」。

关於外界关注的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张副院长称此为「流血输出」。因为,这造成了中国物品被低估,人民沦为廉价民工。由於中产阶级薄弱,知识份子与中小企业缺乏力量,因此造成的中国民主化不成熟,也是经济改革缓慢的原因。

张副院长指出,中国经济对周边国家造成极大的影响。例如∶由於中国廉价的工资,促使周边国家的劳工工资无法提高。此外,关於诸多衍生问题如∶周边国家的资金流入大陆、生产大量劣质产品、贸易摩擦、人口移动形成的社会治安、疾病防制与政治渗透等等,张副院长都提出精辟的见解。
由於张副院长过去长期担任李前总统登辉先生的幕僚,他在座谈会上特别由政策面的角度提出,面对大陆带来的诸多问题,台湾该如何因应?

张副院长说,台湾必须坚持民主化,才能和中共改革开放後的体制产生根本的区隔。因此,李前总统当时阶段性的六次修宪,也正是为坚持民主化,次第井然地还政于民,并重新定位台湾的主体,建构兼顾民主与对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的一系列必要措施。

张副院长解释「戒急用忍」是政策正确,但宣传失败。所谓的「戒急用忍」并非一味的不允许台商赴对岸投资。而是当时政府预见赴大陆投资的风险,基於保护本国商人而设的安全防线。除了投资基础建设之外,政府限制个案投资的上限不得超过五千万美元,并依据厂商的规模,订定赴大陆投资的上限。

曹长青∶数字说明中国经济外强中乾

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则质疑「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的说法。他说∶中国经济占全世界比重最大的时期是在一八零零年。当时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33%,整个欧洲当时占23%,美国才0.8%。
中国经济目前规模大概只等於一个纽约州。

此外,他举例说明中国经济的实质现象。例如∶坏贷款比重太大,占GDP的40%。城乡平均失业率大概20%,8%的成长率不能平衡失业率。他还指出,16%的中国人每日生活费不到一美元;47%(六亿多人)每日生活费不到两美元。

透过与俄国经济的比较,曹长青先生说,中国经济问题出在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实行私有化。他指出,俄国当年走了震荡疗法,一下子从国有制变成变成私有制。结果现在俄国经济相当好,过去几年以每年5%的速度在成长。

他说∶「共产主义就是癌症,中国、苏俄都是癌症病人。俄国人采取大手术,把肿瘤摘除,中国采取隐瞒病情,吃补药,好像满面红光,实际上癌症没减轻。」

其次,曹先生指出,中国税收不高,但是太过繁杂。因此,苛捐杂税造成民怨。他举例∶光去年一年,农民暴动就五万两千件,一天一百四十多件,我们在这里一上午,中国就有七十个地方暴动。

最後,曹先生认为,人心不变化,什麽也没有变化。腰包大了,可是心灵还是空虚的。他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道德这麽败坏过,假鸡蛋、假饼乾、假婴儿奶粉。」;「中国认同危机比台湾更危险,大家都不爱这个国家。」

他认为,中俄改革的历程迥异和领导人与知识份子有相当大的关系。他幽默的说∶「天佑俄国,因为俄国共党领导人一个接著一个死,中国每个领导人都很长寿,有改革想法的不是先死了,就是被关起来了。」其次,「国外异议作家都呼吁从本质上整个否定共产本质,而非仅仅(共产)体制内改革。」。
他说∶「当所有人民都喊出来『国王没穿衣服』的时候,共产制度就结束了。」

旅美政论家林保华指出,中共奉行的是「五毒俱全」的流氓经济。各级官员娴熟「骗」、「赖」、「吓」、「贪」、「抢」等五大骗术。

林保华先生先赞扬大纪元报系发表「九评共产党」的系列文章。他认为∶「这是对中共进行全面的批判,可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全面揭露了中共的本质。中共的本质是独裁专制政权,但是它的特质是流氓痞子政权。」

关於骗,林保华先生说中共的经济帐有好多本,因为是个混帐,所以也可以说是个混帐经济。中国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年初订定「计画」,年底数位一定差不多,显示它的英明伟大。所以有人说,中国负责经济的领导人应该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骗术对中外投资者起误导作用。

关於赖,他指出∶北京先後搬出「一国两制」、「台湾经验」,从港台捞了不少利益。现在却说甚麽不准台商在中国赚钱而去支持台独等等,似乎两岸经济交流只便宜了台湾似的,完全是耍赖的行为。

针对中共一贯的恐吓术,林保华先生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十月参加华府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时说,人民币汇率若仓促浮动,将引发一亿难民涌到南韩、日本或美国。
这充分说明了其恐吓他国的流氓嘴脸。

旅美政论家林保华∶贪官抢钱,再把钱转移到国外

他说,中共强制的宏观调控都难压抑过热的经济,根本原因在於各级贪官都可以从这些投资中捞取自己的一份利益,投资越多,利益越大。其中又以投资地产的利益最大,因为可以从政府手里廉价圈地,以低价强迫居民迁移,然後高价炒楼卖楼。圈地不够,还要「圈河」,修造水坝,发电赚钱。这些圈地、圈河已经逼得民众造反,但是当局没有停手之意。

此外,他指出,官僚把贪来的钱转移到国外。目前有几百亿的国际热钱流入中国等候汇率调整,对中国形成压力;而热钱一旦回流,又会出现新问题。

他指出∶中国股市本身黑幕重重,所以不但中国企业来香港上市,就是在中国的台商企业在台湾上市,也都要严加控制,因为对他们无从监督。(http://www.dajiyuan.com)
12/6/2004 10:36: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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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台湾要走美国的老路 2004-12-08
(台湾《自由时报》记者陈钰婷/台北报道)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昨在《美国价值》、《独立的价值》两本新书发表会上表示,台湾现在要走的路,就是美国当年走的路,四大步骤包括独立建国、制定新宪法、实行总统制、强调国家认同。

这项新书发表会,前总统李登辉亲自出席致词,总统府资政彭明敏、辜宽敏、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国策顾问金美玲等独派大老均出席推荐新书。在接受曹长青赠书时,李登辉幽默地说「我要有你签名的喔!」引发哄堂大笑。

《美国价值》是曹长青将其旅美十六年对美国观察和体验所做的纪录,并以一名保守派的观点探讨这个国家的主体价值。《独立的价值》一书则是表达他作为自由世界的一份子,对抗共产专制的经验,他发表了对台湾独立的看法,也对西藏、新疆争取主权议题有一番阐述。

曹长青说,过去一年多来,他有机会接触很多台湾人民,成为少数能有如此经验的中国人,他深刻感受台湾人民对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渴望,台湾的名字就叫做台湾,能够和台湾人民一起目睹一个新国家的建立过程,他感觉非常荣幸。

他说,《独立的价值》和《美国价值》二书强调的主体都是「自由的价值」,无论台湾、西藏或新疆,人民现在追求的就是结束任何外来政权的统治,他们都想要做属於他们那块土地的主人,就是自由选择的价值。

在《独立的价值》一书,他观察台湾和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认为布希和陈水扁能够连任成功,在於两人都「尊重现实」,顺应潮流;他也对泛蓝阵营提出质疑,中国的希望和幻想就在泛蓝,连宋的「政治死亡」不能拿台湾来陪葬。

他也表示,台湾的真实比统、独问题更重要,就像是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是在中国大陆制定的,和今天台湾的现实完全脱节,不活在真实中,只是追求虚假的意识形态,迟早会受到现实的惩罚。

(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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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登辉:「没有正确的提问,就没有正确的答案」 2004-12-08
台湾东森新闻/美方表示不支持台湾外馆、国公营企业正名,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12月8日藉著中国旅美作家曹长青新书发表会,强烈批评美国态度嚣张,还说美国把台湾当成殖民地、属地。他强调只要台湾坚持自己的主张,美国的立场就会改变。

东森新闻报引述辜敏宽表示,台湾是小国,而美国是大国,如果小国只是一味求大国,大国根本不会理会;不过如果台湾坚持自己得主张,美国就会有所改变。

他指出,美国对台湾正名态度不友善,显然美国已经忘记自己当初建立新国家的理想和理念。他谴责美国态度嚣张,将台湾当成其属地、殖民地的做法,将得不到美国人民的支持。

此外,台湾前总统李登辉8日亦出席曹长青的新书发表会,面对美国国务院公开表示不支持台湾正名外馆,李登辉态度倒是相当坚定地重申,「美国又不是我们的老爸,怕什麽?」此外,李登辉也强调,正名不会影响台美关系,他并质疑美国国务院记者会场的记者提问仓促不正确,所以才会得不到美方「正确的答案」。

包括本土名嘴周玉蔻和政论名家金恒玮和杨宪宏等人,以及曹长青的忘年好友李登辉,都出席曹长青这场新书发表会。曹长青透过出书的方式,呼吁台湾民众,应该勇敢追求民主和尊严。

李登辉则称誉曹长青,身为中国人,勇敢拒绝共产暴政的决心和勇气。不过,对於美国政府对陈水扁提出外馆正名有意见,李登辉则重申,美国不是我们老爸,怕什麽?

而李登辉也表示,不认为正名议题会否影响台美关系。李登辉强调,「没有正确的提问,就没有正确的答案」,藉以质疑记者在美国国务院记者会上马虎提出问题,所以美国国务院才没有给出正确答案。

(摘自 东森新闻 于 December 08, 2004 18:47: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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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靑台湾新书发表会 2004-12-08
【大纪元12月9日讯】台湾玉山社十二月八日于台大校友会馆举办《美国价值》与《独立的价值》新书发表会。作者曹长靑是一位坚定主张追求民主、自由与真实的中国异议作家。

发表会现场嘉宾冠盖云集,包括李前总统登辉先生、辜宽敏先生、彭明敏先生、阮铭先生、金美龄女士、金恒炜先生、林保华先生、李筱峰教授等等,以及近二百位关心台湾民主、喜爱曹长青观点的民众。

李前总统赞赏曹长青是个真正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勇敢坚决的反对共产专制,作出自己人生的智慧判断,也认为其笔下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而不是主观「加工过的真实」。

曹长青文笔犀利,现场演说更是铿锵有力。他谦逊的表示从诸多前辈的身上,学习到做人应有的风骨,看见台湾人为争取自由的精神,也感谢玉山社的出版及读者的支持,更谢谢妻子康尼对他的了解与支持。希望透过这两本书,提供台湾读者另一种思考的角度,让台湾人民能更清楚的选择自己所要的价值,改变长久以来的殖民性格,不再逆来顺受,勇敢的站出来,不让旧势力有回复的可能。

身为基督徒的曹长青,感性的说:「我们不知道上帝站在哪一边,但我们选择站在上帝一边」。在《独立的价值》这本书里,曹长青认为独立和统一都不是价值准则,尊重人的选择权才是终极价值,这本书阐述了他对台湾、西藏和新疆独立的看法。而《美国价值》一书是他在美国十六年来的观察与体验,以稀有的保守派观点提出其所认为美国的主体价值。曹长青与其夫人初入美国籍时,在政党的选择上,他选择了民主党,太太则选择了共和党,然而,在深入观察美国社会之後,曹长青益发了解两党之间在经济政策本质上的差异,毅然的转身投向共和阵营,而「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思想也是影响其选择的关键因素。

这之间的种种转折,曹长青的思路精辟、论述深入浅出,即使平常不常接触政治议题的人也容易理解。因为曹长青的思考,一切从「人」开始,对人的关心,胜过政治的党派之争,他对生命的尊重与宏观,值得学习,而他的书,值得细读。

(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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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两岸都应制定新宪 2004-12-04
[《自由时报》记者张瑞桢12月2日彰化报导]知名的中国旅美作家曹长青昨日於彰化县举办的新书发表会中指出,中国与台湾都要制定新宪法,双双成为正常的新国家後,两岸才能真正享有和平。他并强调台湾酝酿中的更改国名、公投制宪等,更是中国未来要走的道路,台湾如能阐扬坚持独立与自由的价值,就能成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学习榜样。

曹长青指出,台湾独立对中国的利益远大於弊病,如果台湾属於中国的一省,其地位将被降低到类似现在的海南岛与福建省,如此平凡的角色并不会给中国带来好处。就因为台湾的主权独立,其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现况,提升了华人在世界的地位,中国人为何要将这盏明灯拉低到类似海南岛与福建省的地位呢?中国人一定要建立分离未必是坏事的观念。

曹长青昨天在台联党彰化县立委候选人陈阳德等人陪同下,分别於彰化县彰化市、花坛乡举办三场新书发表会,其中的一场发表会中,还与高中学生对谈其《独立的价值》、《美国价值》两本新书的内涵。
曹长青从美国独立过程阐述台湾独立的价值。他说,美国在两百多年前的人口数仅二百万人,他们勇於争取独立与自由,如果美国现在仍属於大英帝国,绝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民在独立後制定新宪法,并由人民选择总统制的政府体制,还确立认同本土的价值观,独立、制宪、总统制与认同本土,是美国壮大的四大支柱。美国人民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一旦在美国落脚生根,就认同美国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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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增税自设陷阱 2004-12-02
香港回归中国之後,不仅政治上要走向北京化,要制定23条恶法限制人民自由,而且在经济上则有迹象要走西方左派高税收的灾难之路,最近香港财务司司长唐英年的讲话就是一例。在上周的一项商业会议上唐英年说,香港如果对商品和服务业收取5%的税,就可增加32到38亿美元的收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香港税收的85%仅由30万公务员承担。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对此专门发表了社论「唐的税收」,批评这位香港财务长官的实际目的就是要给香港人增税。因为他明确表示,「有些人希望我能承诺削减利润税,废除房地产税,降低酒税等,我担心我将不得不让你们失望。」

为什麽美国最大的商业报纸批评唐英年的讲话?因为从自由经济的角度,这种靠增加税收的做法等於是杀鸡取蛋,从根基上损害香港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品质。虽然通过对所有商品和服务业设置5%的税收,可以立即获得三十多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但最後的结果,将会是影响香港的整体财政收入,因为增税的结果,等於香港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了5%,将会使人民消费能力降低,购买力下降,香港商品和服务业的全球竞争力被损害。

今天,人类的经济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减税,才能刺激经济增长;只有让人民手里有钱,才能增加消费(在美国大众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只有让服务业等企业有更多资金,才能扩大再生产和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例如美国所以近年有长达连续一百多个月的经济扩张期,主要在於八十年代雷根总统执政时实行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幅度减税的经济政策,把个人最高所得税削去40个百分点。而最近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也在於被称为「雷根传人」的布殊总统实行大幅减税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根基性的资源。

人类迄今的历史同时也证明,高税收政策就是经济灾难的同义词。欧洲国家近年走高税收的福利社会主义道路,结果普遍经济滞缓,法国和德国的失业率一直在9%以上(美国是5.5%),法德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整个欧洲经济最好的是爱尔兰,而这个国家的税率恰恰是整个欧洲最低的,只有12.5%,而且不是按收入多少制定不同的等级,是单一税率(flat rate)。我在上篇专栏中介绍过俄国的经济过去五年持续增长,这也与普京政府实行以低税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目前俄国个人所得税是除爱尔兰之外整个欧洲最低的,只有13%。

上星期「世界银行」发布统计报告指出,过去11个月是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平均可达4%。不仅美、日的经济强势复苏,而且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近年可强劲增长到平均6.1%。即使不算中国、印度、俄国这三个经济大国,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还在5%左右。由於经济增长,全球贫困率大幅下降。2001年,全球有二亿七千万极端贫困者,按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到2015年,即十年之後,预计这个数字将会降至一千二百万。「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秘密就是「全球化」,实行市场经济,降低关税,自由竞争。

香港之所以多年来在经济领域一直全球领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充分的市场经济和非常低的税收。因而香港的最後一任总督彭定康在离任之後说,他原来是个左派,但在香港的经历,使他变成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现在如果香港真的如唐英年所说,要一下子对商品和服务业收取5%的税,那只能是为香港的今後的商业发展自设一个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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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们都是美国人」 2004-12-01
十一月初的美国大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受世人瞩目的美国选举,几乎像是选世界总统般被全球关注。选举结果布什不仅赢了白宫,共和党还赢得参众两院和多数州长位置。但由於布什在全国人头票上仅领先对手两个半百分点,且选情激荡,投票人数创六十年代以来最高纪录,因此有人认为,美国已空前分裂,言外之意,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强,因此会走下坡路。

但如果深入了解美国社会,会发现这种认知并不准确。因为如果把选举结果比较接近就说成是「社会分裂」,那美国历史上两党选票比例还有更接近的,例如上次大选,两党候选人得票率都是百分之四十八,打成平手。更早时,尼克松和肯尼迪竞争总统,比分也极为接近。从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五十多次大选统计来看,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比分接近,它不仅是常态,而且恰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健康,即政党政治不是一面倒,而是保持两党、两种理念、两种看法的平衡。

自二十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就基本形成两大政党代表两大群体的竞争局面,主要由於不同的哲学理念而分野。党徽是大象的共和党被称为Conservative,这个英文词直译为「保守派」,但对中国人来说,「保守」往往意味著守旧,落後。而实际上共和党的理念更多是体现传统的价值,因此译为「传统派」比较准确。党徽是骡子的民主党被称为Liberal,直译为「自由派」,但由於民主党在社会问题上比较激进,因此译为「激进派」更为贴近。或采取简单分类,把共和党称为「右派」,民主党为「左派」。

道德信仰是美国大选重要因素

右翼共和党的理念体现中产阶级利益,在社会问题上比较强调家庭价值,个人对自己负责,勤奋创造,反对堕胎、同性婚姻等。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走哈耶克的自由市场道路,尽量减少税收,缩小政府规模,控制福利,更强调自由(竞争)的价值,而不是(财富)平等。在对外和国防政策上,主张强大军事,坚定反共等。

左翼民主党的理念比较反映知识份子和低收入及特殊群体(黑人,犹太人,好莱坞等),在社会问题上比较开放,赞同堕胎,反对死刑,倾向同性婚姻,要求禁枪,对婚前性关系、单亲家庭等,持同情以至支持态度;甚至要求开放毒品等。在经济政策上,则强调政府干预作用,倾向高税收、高福利、均贫富的政策。在对外和国防政策上,则主张削减军费,强调对话,甚至对共产邪恶等有浪漫情怀。

正是由於这两种理念不同,导致两党的支持者也不一样。在地理位置上,共和党的支持者多在乡镇和郊区,因而这次布什赢得了中部主要州,以及东西两岸的郊区乡下。而民主党则一向掌控纽约和加州,以及高科技较集中的华盛顿州,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主要大城市。因而有人说美国现在是城乡对峙。

在性别上,男性多支持共和党,女性倾向民主党。但结婚的女性六成支持共和党,尤其是婚後有孩子的家庭,多数支持共和党,因为他们通过婚姻生活,更重视家庭、孩子等传统价值。而反过来,单身女性和单亲母亲则多支持民主党。

在宗教信仰上,每周去一次教堂的选民(无论白人还是西裔)六成支持布什,民主党候选人克里仅获四成。据《新闻周刊》民调,只有百分之七的美国人认为克里有真正信仰。除犹太人和穆斯林两个群体之外,其他各种基督教派别,都多数支持共和党。投票後的选民调查显示,在认爲道德最重要的选民中,八成支持布什;认爲有宗教信仰是人最宝贵品质的选民,九成一支持共和党。而认爲聪明是人最宝贵品质的选民,则有九成一支持民主党。从这个统计可看出,美国这次大选,和以往一样,仍有强烈的宗教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和无神论及不虔诚信仰者之间的对决。

选民和政党都向中间倾斜

在大选之前,选情专家对哪些州属於哪个党的预测相当准确。像纽约和加州,布什都不去竞选,因为毫无希望。而像较传统的德州、犹他州等,民主党也不去登竞选广告,也是知道毫无作用。最後两党主要争夺的是摇摆的少数州。

但美国政治的奇妙之处在於,这些分野又非永恒不变,像里根总统,第二次连任时,就赢得四十九州,五百三十八张选举人票的五百二十五张,获横扫般的胜利。

但这种一面倒的选举,不仅在美国历史上少见,而且多数美国人也不是看法完全对立,而是往「中间」移动。例如对同性婚姻,反对的三成,赞成的二成五,多数则持应给他们「伙伴关系」的温和立场。美国两党也在向中间倾斜,例如主张高福利的民主党,在柯林顿执政时也签署了削减福利法案;而共和党则提出「具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尤其是涉及国家利益时,两党多数情况下一致对外。因此虽然克里当年反越战,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反对美国出兵解放科威特,这次也强调要打赢伊拉克战争,战胜恐怖主义。而且在柯林顿执政时,美国没经联合国授权,也采取军事行动帮助科索沃,制止了那里的种族清洗,并促使南斯拉夫走向了民主。

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已习惯和接受这样的两党选举政治,不管比分多麽接近。只有极少数的左疯们,才提出布什胜选後他们要移民他国。但他们光说不做,根本不会兑现诺言。大选前,据《时代》周刊民调,五成四的美国人表示,如大选出现纠纷,愿意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同时七成美国选民说,对大选出现任何状况都不担心,显示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相当有信心。他们在选举时激烈争论,但选後就是一个整体。正如克里在败选感言中所说,「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们都是美国人!」这才是美国的真正强大所在。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於纽约

(原载香港《开放》杂2004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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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反共绿色革命 2004-11-24
上周末,俄国政府宣布,以86亿美元叫价拍卖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Yukos,从而标以私有化、反布尔什维克为核心的这场俄国绿色革命,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过去一年多来,许多美国的俄国问题专家都对目前发生在俄罗斯的这场变革相当肯定并充满期待。俄国的这场反共革命,起码在四个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

第一个是在政治领域。在叶利钦时代,共产党人集结到一起,成为俄国最大的政党,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40%的支持率;但到1999年底的杜马(国会下议院)改选时,其支持率下滑到25%;去年底则降至12%。目前仍呈下降趋势。共产党势力正在被人民用选票淘汰。而以普京为代表的革新势力,则受到人民欢迎,在今年三月的总统大选中,普京以76%的高票连任。在自由投票的国家,得到超过七成的选票,都是大赢。像月初的美国大选,布殊总统虽然获胜,但也才是51%,刚过半数而已。

第二个是经济领域。普京聘请了自由经济理论家哈耶克的学生做自己的经济顾问,推行私有化和减税政策。即使连拳头企业的俄国石油公司,也进行私有化。去年石油巨头TNK的一半股权卖给了英国公司;今夏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Lukoil也出售股权;再加上日前决定拍卖的Yukos,使俄国政府拥有的石油工业比例,是除了美国、哈萨克斯坦之外,在世界上最低的。私有化从根基上促进了竞争能力,俄国的石油产量目前已占全球市场10%,仅次於沙特阿拉伯而居世界第二位。现在俄国70%的产品来自私营企业。

在私有化的同时,俄国实行统一税率(flat,即不按收入设收税等级),并减至13%(法德都超过45%,美国是36%),是整个欧洲除爱尔兰(12.5%)之外税率最低的。在低税收的同时,普京还推行小政府,把原来内阁的30个部会,缩至17个,差不多削减一半;把政府规模削减了20%,即五个工作人员就解雇一个。

这些改革为俄国的经济增长奠定了根基。自1999年,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加了38%,贫穷率下降三分之一,失业率下降19%,目前为6%(法德都超过9.3%,美国是5.6%),个人收入翻了一番,目前人均收入3200美元,是中国人的四倍。尤其是俄国实行了土地私有化政策,农民可拥有并自由买卖土地,不仅完全淘汰了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俄国首次从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

第三个是军事领域。共产党时代,俄国军队有四百多万,现已削至一百万。普京准备再减35万,仅保留65万军队(中国军队250万)。俄国的一万枚战略导弹,准备到2012年减至1500枚。俄国军费最高时曾占GDP的30%,近年已削至仅占2.8-3.7%之间。俄国经济增长、外汇增加,但普京没有大力发展军事,而是投资经济。去秋的民调显示,在怎样使俄国在世界有地位的提问中, 46%的俄国人回答,要有竞争力的经济,只有21%回答「重构强大军事」。今天多数俄国人已对建造强大的苏联红军不感兴趣。

第四个是新闻和言论自由领域。除了莫斯科的三家主要电视台之外,俄国的89个地区有750家有线和无线电视,平均每个地区有八家电视台。三万五千家地方报纸和杂中,七千家完全是私营;其中一个企业家在29个地区出版30家报纸。在今春俄总统大选时,五个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在三家国营电视上发表65小时的政见,等於每周三次在电视上攻击普京。在这场八千三百万人注册投票的选举中, 87%的俄国人表示,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

除此之外,俄国的对外政策走向现实主义,强调独立司法等法治等等,都在使这个曾发生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发源地,正经历一场伟大的反共绿色革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份。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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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是台湾政治家的榜样 2004-11-24
作为一个通过和平演变而转型为民主国家的台湾,她不仅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儒家文化背景的人民走民主之路的样板。但无法不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2000年还是200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都有乱相尾随,都是落选者不承认选举结果,煽动民众街头抗争,给建立在宪政法治基础之上的选举带来了污点。导致这种不尊重选举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台湾政坛的某些重要角色不仅不绅士、不君子、不具个人修养和政治家的风范,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水准上与真正的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有相当的距离。

什麽样的政治家更能够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就代表著一种标准,或者说是给台湾政治家们提供的一个近在眼前的样板。

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中,捷克实在是个小国,面积不到八万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1%),人口不到台湾的一半(1030万)。但捷克却是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不仅因为她有反抗苏联入侵的「布拉格之春」的历史,更在於它有两个具世界级声望的知识份子:哈维尔和昆德拉。两人都以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认知和坚定反抗而闻名。这其中,哈维尔以首先提出「生活在真实中」而对所有曾被独裁专制洗脑的国家的人民具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

早在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强人邓小平复出,很多中国知识份子都争相歌颂新的独裁者之际,哈维尔发表了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一文,指出共产国家是「一个充满假像的世界┅┅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怕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因此哈维尔组织「七七宪章」的反抗团体,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之中」。

今天台湾的政治家们最需要的品德是「生活在真实中」,认清「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和其宪法内容在台湾的虚假,正视台湾四百年的真实历史,直面台湾半个多世纪事实独立的现实,接受多数台湾人民渴望走向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的真实心声。这两次大选绿色都获胜,既不是由於民进党会竞选,更不是谁玩了技巧,而是泛绿阵营呼应了人民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什麽也比不过真实的力量!

除了极力推崇「生活在真实中」之外,哈维尔的可贵之处还在於,他不是为了个人权力而从事政治。在反抗共产统治时,他只是秉持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从道德层面进行反抗。他最後出任了捷克的首届民选总统,是人民的选择和信任,他毅然承担了责任;而不是朝思暮想、一直做「总统梦」的结果。《纽约时报》曾评论说,哈维尔做总统,是为领导捷克渡过後共产时期而做出的「个人牺牲」。

哈维尔获得政治权力之後,仍然坚持知识份子的道义原则;而没有像南非总统曼德拉那样,立刻成为毫无道义原则的政客,马上和民主的台湾断交,和中共建交,然後去拥抱卡扎菲等独裁者。在台湾遭中共打压,在国际外交上步履艰难之际,哈维尔是第一个在他的总统官邸正式接待当时的台湾副总统连战的欧洲国家元首。

在达赖喇嘛到西方国家寻求支持,呼应帮助被殖民奴役的西藏人民时,那些孱弱的西方领导人畏於中共压力而不敢公开接见。又是哈维尔第一个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接待达赖喇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译本《一中帝国大梦》的作者谭若思(Ross Terrill)曾撰文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布拉格接待达赖喇嘛,并在两天的访问中全程陪同;哈佛大学举行六四屠杀十周年悼念活动,哈维尔也写了一封辞情并茂的信,以示支持。」无论在面对台湾还是西藏问题的时候,哈维尔都站在了远高於一般政客的、更富人道情怀的角度。

这位经历过共产专制的知识份子政治家,出於对邪恶的深刻了解,在面对人类正义与罪恶的重大抉择中,一直都坚持道义原则,从不「玩政治」。在南斯拉夫对科索沃实行种族清洗时,哈维尔强烈主张和支持美国军事干预;并呼吁北约东扩,他的名言是,把北约扩大到俄国的边境。正是哈维尔的力争,捷克和波兰、匈牙利一起,在1999年首批加入了北约。

在美国军事解除伊拉克武装问题上,欧洲有分歧,法德俄反对美国对伊动武。哈维尔再次挺身而出,强烈主张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正是在哈维尔的呼吁下,欧洲九国连署了支持美国的声明,随後东欧十国也发表宣言支持美国对伊动武。和共产专制斗争了一生的哈维尔,非常清晰地明白:善良的愿望解决不了邪恶,必须用邪恶听得懂的语言来回应他们。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离问题上,哈维尔更在世界领袖中树立了一个尊重人民选择权利的典范。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分成两个国家,或者说,斯洛伐克独立了出去。斯洛伐克有540万人口,是捷克人口的一半;土地面积是捷克的60%,可见这是多大一块土地,多大一个群体分离出去。但在这个独立过程中,没有发生捷克以大压小,更没有军事威胁和武力镇压等等,而是充分尊重了斯洛伐克人民的选择权利。在人类近代历史上,类似这样的和平分离并不多见,它很大程度在於,哈维尔是当时捷克的总统,他把人民的福祉、人民的选择权利视为最高的原则。

在哈维尔卸任总统那天,《纽约时报》专为此发表社论指出,「哈维尔给我们留下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品质很重要这种感觉。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仍然发出诚实的声音,在人们期待的时刻,展示了个人的道德权威。无论是捷克,还是余下的世界,都因有了哈维尔而变得更美好。」

如果台湾的领导人能够视哈维尔为楷模,达到哈维尔的境界,那台湾就会更美好。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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诽谤法轮功学员有罪 2004-11-18
最近,一名叫乔尔.奇普卡(Joel Chipkar)的加拿大商人,在当地控告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诽谤案获得胜诉。起因是这位信奉法轮功的加拿大居民在给当地英文报纸《多伦多星报》投书中,批评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成员,而中国的副总领事在投书反驳时,称奇普卡和其他法轮功练习者都是「罪恶的邪教」成员。这位加拿大居民认为这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和诽谤,提起公诉。

中国的副总领事不敢到庭辩论到底法轮功是不是邪教,到底这种说法是不是诽谤,而以他是外交官,有豁免权,来回避官司。但奇普卡的律师提出,中国副总领事的言论已属诽谤行为,触犯了加国法律和国际法,不属於正常的领事权限之内,因而不受外交豁免权保护。连加拿大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根据维也纳国际公约第55条规定,所有领事人员「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规定」,不能「干涉所在国的内政」;并明确指出,那位中国副总领事的豁免权是有限的,他这种随口指控别人为「罪恶的邪教」成员的行为在加拿大不享有外交豁免权。

最後法庭判决中国副总领事诽谤法轮功学员有罪,除偿付原告要求的精神损失费外,还要承担诉讼案的律师费用等。它成为中国外交官因诽谤法轮功成员而被西方法庭定罪的第一个案例。

西方民主国家在裁决诽谤案时,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很多国家都采用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三原则,即原告要想打赢诽谤官司,必须同时提供三种证据:1,该公开发表的言论失实;2,当事人名誉受损;3,有故意诬陷当事人的动机,即有事实恶意或故意疏忽。这三证据中,最难的是第三个,因非常困难提出对方有事先诬陷自己的「意图」。但这三原则仅限於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让他们难以打赢诽谤官司,从而确保最大限度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而对於普通人打诽谤官司,则不受这三原则限制,只要提出前两项——说辞失实和当事人名誉受损,官司就可以成立,并可能打赢。

加拿大的居民奇普卡所以能打赢诽谤官司,主要原因是,他是普通人,不受这个三原则的限制;另外那位中国副总领事的言论,确实对他形象构成损害,属於诽谤。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案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多伦多的法院审理,这里没有什麽「党中央」的因素,没有政府的干预,法庭能够依法独立判案,因此使中国的副总领事这样的共产党官员被判有罪。

这个案子同时也说明,新闻和言论并不是绝对自由,它是有底线的。任何一种自由都必须伴随相应的责任;不负责任的任何自由都会带来灾难,言论并不例外。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诽谤案判案标准相当严格,尽量给新闻媒体和言论留有最大的空间,给政府官员和名人们设置了很难打赢诽谤官司的限制,但同时也保护普通人的权益,使一般公民不受诽谤的困扰和损害。

这个案子的裁决也传递另外一个信息,那就是西方民主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共驻外人员在所驻国从事和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包括利用西方自由媒体来诬陷、打击法轮功的行为。不仅加国法律倾向保护法轮功学员的信仰权利,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公开批评中国副总领事的行为;而且美国国会最近也通过法案,明确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利用驻外人员来诽谤法轮功,并要求布什政府对有这种行为的中共外交官进行调查和索证。这等於是从法律和行政两个方面,同时加强对中共外交人员攻击法轮功等非法活动的限制。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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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白宫的首位女性诸葛亮 2004-11-16
布什在竞选总统时,被《纽约时报》挖苦为将是美国历史上「履历最短的总统」,因为他除了做石油生意,当德州州长,从未在华盛顿任职,更无国会经验。

但这位履历最短的总统,却得到美国普通民众的喜欢和支持;布什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相当的成熟、老练。他在联合国阐述对伊拉克政策的半小时演讲,不拿讲稿,旁证博引地使用数字和资料,相当流利,非常自信,被美国主流媒体一致称赞。

布什怎麽这麽快进入角色,熟悉了外交?除了他本人的努力,还在於他有一个「秘密武器」,被中国人称为「美国政府的女诸葛亮」的国家安全顾问康蒂.莱斯(Condoleezza Rice,也译赖斯)。

在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大会上,布什仅亲自介绍两个人上台讲话,一个是鲍威尔,另一个就是莱斯,可见对莱斯早就器重。布什在竞选总统时,有「八人顾问团」为他出谋划策,团长就是莱斯。

莱斯曾在老布什总统手下担任过「国家安全会议」的苏联问题顾问,父亲向儿子推荐了这位他认为可辅佐未来总统的人才。布什和莱斯一见如故,因为都是体育迷。布什曾拥有棒球队,莱斯则酷爱体育,每周四次去健身房。

更重要的是,莱斯博士是苏联问题专家,精通外交。《纽约时报》说,布什在竞选中关於外交的谈话、观点都是从莱斯那「批发」来的,主要外交设想和报告都出来莱斯之手。

更重要的是,莱斯不是学究,她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错综复杂的外交问题阐述明白。布什说,莱斯「能用我能懂的方式,把外交政策说清楚。」前国防部助理副部长德夫.查克赫姆曾评价说,「在布什和莱斯中间,有一种真正的化学成份。」意思是他俩能相互感应,相处无间。布什则说,「我和她相处感到很轻松,有乐子。有些人太沉重,但莱斯不是这样,她是真正聪明的人。」

●最亲近的朋友是布什夫妇

10月中旬出版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用了14页刊载了长篇的「莱斯传奇」,并透露说,「今後几个月内,会有三本有关莱斯的传记出版,旨在鼓励青少年成长。」

出生於1954年的莱斯虽然成长在美国女权运动最狂热的六、七十年代,但她本人却从没有叛逆过严格教导她的家庭,从未停止过上教堂,从未穿过嬉皮士服装,从未用过毒品。她从来都是一个刻苦努力上进的好孩子。她的一位朋友记得有次和莱斯一起路过华盛顿一个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居住地,莱斯几乎感到生理上的反感。她认为「六十年代是一个混乱的、自我放纵的年代。」

莱斯从未结过婚,也没有兄弟姐妹。她母亲1985年就去世了,父亲也在她去年随布什进入白宫前几个月去世。她的亲属、朋友多在南方和加州,而且她也不是华盛顿社交圈中的人,她工作之余的伙伴常常只是布什夫妇。

她和布什的共同点是,笃信上帝、爱去体育馆做运动、酷爱看美式足球比赛。他们经常在非工作时间一起长谈。虽然她和布什关系密切,而且是自基辛格之後曝光率最高的国家安全顾问,但却没有像基辛格那样故意让人们知道他才是白宫里面最有权力的人。莱斯有一种既能传递重要性,却不传递繁琐内容的能力。她从不张扬给过布什建议和指教,也从不泄露白宫事务,哪怕是在极小的圈子里面。

她的对事业奋斗的理念是,个人努力可以战胜外在的局限而达到最高的自我实现。她崇尚个人主义,认为那种「集体和国家对她的生活有深刻影响」的说法简直是对她的污辱。

●对种族问题和多数黑人看法不同

对於在美国倍受关注的种族歧视问题,莱斯的观点和绝大多数黑人不同,她的准则是,你永远不要抱怨什麽制度性的种族歧视,或以种族背景要求什麽东西。她的一个哈佛朋友对她表示,由於自己是黑人,感觉在学术圈子里不自在,但又不能证明受歧视。莱斯告诉她,你要把精力放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上,而不要耗费在那种只有感觉却不能确认的事情上。

在接受一家杂的采访时,莱斯对带有种族歧视性的问题回答道,「我会说法语(她还会说俄语),我可以弹巴赫的曲子,我对你的文化掌握得比你还好。」还有一次,她和一个朋友在史丹福的商场买首饰,当白人售货员对她态度不好时,她不客气地直言,「是不是由於你站在柜台後一个小时挣六块钱,而我在这儿买首饰是因为我挣的远比你多,你心理不平衡?」

每当遇到和种族有关的污辱时,她总是用个人在事业上的优势反击对方,而从不去强调黑人群体怎麽受到不公平待遇等等。

●从左派转成右派

八十年代初莱斯从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後,到史丹福大学任教。1993年,她成为史丹福大学历史以来第一位非白人、第一位女性、第一个最年轻的教务长。莱斯习惯於在有权势的男性之间工作。她曾在著名的美国金融投资大公司「嘉信」(Charles Schwab)董事会担任过董事,并还是美国著名汽车公司「雪佛莱」的董事。两家大公司的董事会几乎清一色是男性。莱斯在1980年以前一直是民主党人,後来是卡特把她变成了共和党。她常提起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卡特表示他很吃惊。莱斯说,卡特的吃惊才真正令人震惊。至此莱斯才从卡特对共产主义的无知中开始反省民主党对共产主义的无知。

莱斯结束了在老布什总统内阁的工作,回到史丹福之後,她的同事和朋友们都发现,这时的莱斯已经变得更保守,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莱斯很讨厌克林顿,他在哪个方面都是她不喜欢的那一类。

但史丹福是美国左派大本营,仅次於柏克莱加大,从教授到学生,90%以上是民主党。难怪美国黑人民权领袖杰克逊(Jesse Jackson)可以在那里领著学生喊:「嘿、嘿、吼、吼,西方文化该被抛弃。」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莱斯坚持住了她的保守派理念,而且越来越得到右翼胡佛研究所的赏识,所以在该所做研究的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为布什的竞选班子挑选外交事务顾问时也鼎力推荐了莱斯。

●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

早在2000年2月,莱斯就在著名美国刊物《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注重国家利益」一文,该文被普遍解读是布什外交政策的蓝本。在这篇文章中,莱斯阐述了美国的整体对外政策。在台湾问题上,莱斯批评克林顿总统的「中国政策」已经损害了美国和民主台湾的稳定关系;强调美国应该对中共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进行主动的挑战。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合作是应该的,但是当我们的利益和中共的利益相冲突时,我们绝不应恐惧去和北京对抗。」莱斯并强调要通过和中国做生意,把经贸手段作为一种压力,促使中国大陆走向民主。

今年九月,莱斯办公室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强调,美国以往的遏阻、威慑外交政策已经过时。今後,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将独立行动,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铲除危害美国安全的因素。

这份带有很浓重的莱斯色彩的美国新外交政策是:增加了美国的对外援助,但给接受援助的国家严格规定。一位华盛顿官员表示,莱斯总是用共和党的方法达到民主党的目标。「我们不想放弃任何一个不幸被独裁统治的国家的人民。」

●「她的能力是展示那些思维」

莱斯的博士论文是关於苏联问题。她曾自豪地说,她对苏联将军们知道的比他们本人还多。冷战结束後,尤其是911之後,她迅速调整了自己,适应面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她记忆力惊人,写作速度非常快。她在去演讲的路上,只是在信封上简单写个提纲。在共和党捐款大会上,她不拿稿子演讲20分钟。在费城共和党代表大会上,莱斯不拿任何提纲,一气讲了半个多小时,给听众深刻印象。她的演讲并是该晚演讲者中获得掌声最多的。

一位前白宫官员表示,莱斯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清晰思维的表达者。她的思维是一流的,但她不止是这些,她的能力是展示那些思维。」

但莱斯并非早就想从政,刻意练就了非凡的演讲能力。她自幼喜欢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一直到上大学,她都想去做专业钢琴家。她也喜欢读小说,她精通俄文和法文,她有一本第一版的原版《战争与和平》,据说现在价值上万。她读过两遍《战争与和平》的俄文原文,非常喜欢,但只是从艺术的角度。她并不同意托尔斯泰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认为托氏反映的是当时的俄国,他的想法不适合今天的现代化世界。

直到大学快毕业时她才对外交和国际政治产生了兴趣。莱斯提及她父母经常鼓励说,她可以成为任何她想成为的人物,也可以成为总统;但是她父母说这话的时候,在美国南方很多黑人连选举权还没有呢。还有个传闻说,在莱斯8岁的时候,有一天她父亲带她到白宫门口,她说,「有一天我会进入那个房子。」

布什手下有四员大将: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德,国务卿鲍威尔,国家安全顾问莱斯。鲍威尔由於理念和布什及他的主要助手有距离,他可能仅当这一届国务卿就得走人。因此有传言说,布什有可能启用今年才47岁的莱斯,担任更重要的职务。那个8岁就说「我会进入那个房子」的女孩,有没有可能创造美国历史呢?

(原载《开放》2002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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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的毛泽东」 2004-11-16
阿拉法特死了。看到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彻夜围聚哀悼,我想到当年毛泽东死的时候,中国人也是这样;蒋介石死的时候,台湾有上百万民众排队送葬。原因只有一个,在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地方,人们不知道独裁者的真相,把暴君当作英雄。

虽然在开罗的葬礼上,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们,都哀悼阿拉法特,并给予很高评价。还有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内的名人们,也给阿拉法特戴上不少「高帽」。但毛泽东死的时候,当时世界名人们的唁电、颂词同样是无以计数。这些什麽都不能说明,而阿拉法特自己的作为,自己的纪录才是他的墓志铭,而不是王公贵族等权力者们在葬礼上的表演。

纵观阿拉法特的一生,正如《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作者、《纽约时报》左派专栏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其「沙漠上的瞬间足迹」中所说,你可以给阿拉法特各种头衔,但他是一个「坏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如同沙漠上的脚印,瞬息消失;不是无足轻重,而是毫无痕迹。因为是他把屠杀平民的恐怖主义首次带到国际政治之中。

阿拉法特在1988年宣布放弃恐怖主义之前,从事了长达20年类似拉登那种恐怖活动。前罗马尼亚共产政权负责情报的官员佩斯巴(Ion Mihai Pacepa)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我知道阿拉法特是被克格勃支持後从没有改变的恐怖份子」的文章,以他和阿拉法特打交道的亲身经历,揭示了阿拉法特的手下人如何在苏联克格勃支持下,绑架和杀害3名美国外交官、谋杀了11名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的内幕。佩斯巴回忆说,1973年5月,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和阿拉法特共进晚餐时,阿拉法特说到高兴处,炫耀说,那些行动(指绑架杀害美国外交官和以色列运动员)我们干得「非常小心」。资料片显示,当年阿拉法特听到以色列运动员被杀害的消息後兴高彩烈,和911後录像带中拉登听到纽约世贸大厦被炸、几千平民被杀害後那种高兴的情绪一模一样。

当时苏联克格勃头子把阿拉法特称为「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通过佩斯巴之手,把阿拉法特和他的助手通过罗马尼亚转送到苏联培训。当时苏联指示齐奥塞斯库,把卡扎菲的利比亚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作为两个主要支持对象。齐奥塞斯库还为阿拉法特在布加勒斯特修了豪华别墅。

1993年,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斡旋下,巴以双方在挪威首都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以军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该地由阿拉法特自治政府管辖。後来在美国戴维营,以色列左派总理巴拉克对阿拉法特提出的方案90%都予以同意。但这两个机会都被阿拉法特葬送了。他获得对巴勒斯坦主要区域的自治权後,仍是默许以至暗中支持哈玛斯、阿克萨烈士旅(隶属阿拉法特直接领导的法塔赫)等恐怖组织屠杀以色列平民。

阿拉法特用英文对西方媒体讲话时,有时也批评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行为,但他用阿拉伯语对他的追随者演讲时,却誓言要摧毁以色列,呼吁「一百万烈士向耶路撒冷进军!」在阿拉法特管辖的区域,一些公园和街道的名字,是由恐怖组织头子的名字命名的。阿拉法特和他的助手不仅多次公开赞美那些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的所谓「烈士」,还亲自去慰问「烈士」家属。伊拉克曾给每个「烈士」家属三万美元」,这些「奖金」都是通过阿拉法特的自治政府转交的。

阿拉法特自治政府的电视、报纸、电台、教堂等,每天都在煽动反犹,要「消灭以色列」。阿拉法特到幼儿园视察,竟对孩子们说,「放下玩具,拿起武器」。「灌输仇恨」成了巴勒斯坦的基本教育形式和目标。否则人们无法理解一个17岁的巴勒斯坦女中学生,竟用自杀炸弹炸死一个与她同岁的以色列女孩。

正是在这种宣传毒化和煽动下,据《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引用的民调数字,80%的巴勒斯坦人支持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恐怖活动。因而11月12日《华盛顿邮报》在具有盖棺论定意味的社论「阿拉法特」中说,「阿拉法特是一个官僚的,腐败的,欺骗的、不明确接受以色列在那个地区永久生存的家伙。」而那个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的「阿克萨烈士旅」,在阿拉法特死後正式改名为「阿拉法特烈士旅」,仅此举就可看清阿拉法特是个什麽人。

阿拉法特不仅崇尚暴力、血腥,而且像毛泽东等所有独裁者一样专权。一直到「咽气」,他都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一当就是35年!在这期间,美国有了7位11届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以色列也选举产生了至少7位总理(梅厄夫人,沙米尔,拉宾,佩瑞斯,内塔尼亚胡,巴拉克,沙龙等,沙龙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後第29任总理)。

阿拉法特不仅专权,而且极为腐败。人们看不到他谈经济,论市场,甚至都不提「抓革命促生产」,因为巴解组织的资金主要由阿拉伯独裁国家提供(欧盟提供三分之一),每年上百亿美元,由他及亲信掌控。在阿拉法特鼓励17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子去自杀和他杀时,他的妻子带著他的宝贝女儿却住在巴黎的豪华别墅里,巴解的账面显示,阿拉法特给他妻子的每月生活费就是10万美元!

在阿拉法特去世前两天,他妻子在巴黎发表耸人听闻的讲话,指控巴解其他领导人要「活埋」他的丈夫,当时《纽约时报》的右派专栏作家沙费尔写道,人们更关注的是,阿拉法特贪污的上亿美元,可能被「埋葬」,谁也查不到了。去年在「国际货币基金」(IMF)支持下的巴解查账发现,有多达9亿美元被阿拉法特转去他个人控制的欧洲银行账号上,并投资到全球79个商业活动中。1996年辞去巴解财务部长职务、现居伦敦的古森(Jaweed al-Ghusein)对美联社说,阿拉法特的金融帝国可能有30到50亿美元!这些钱都在哪里,除了阿拉法特本人,谁也不清楚,连他的妻子都不全部了解。

因而巴勒斯坦的异议组织「巴勒斯坦民族团结运动」曾在约旦一家周刊发表声明,公开指责阿拉法特「最近十年间不仅使我们的人民蒙受耻辱,还压迫我们的人民」。连阿拉法特直接领导的「法塔赫」主要成员阿巴斯.扎奇也在美国《新闻周刊》上撰文,指责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权力腐败的根源∶「阿拉法特走到哪儿,哪儿就有非法、腐败和不稳定」。而巴解的另一核心成员哈德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说得更直接∶「等阿拉法特消失之後,人们会像谈论毛泽东那样谈论他的罪行以及他带来的灾难。」

因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对阿拉法特的盖棺论定是:「阿拉法特本质上是个坏蛋,他扼杀了自己人民的向上精神;他的腐败、自私的统治,导致创造性的外交无法触及到巴勒斯坦。」

在阿拉伯世界以及中国等专制国家的媒体上,总是把巴以冲突的责任全部怪罪到以色列头上,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等。即使不说这些土地纠纷缘自历史上几次阿拉伯国家联手进攻以色列(在它建国第二天就围攻它,要把以色列人赶入大海),以色列反击时造成,而且据九十年代以色列的民调:主张无条件立即退还巴勒斯坦土地的占5%,主张永久占领的占20%,主张有条件退回土地的占75%。这个条件就是巴勒斯坦人不威胁他们的安全,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它说明,多数以色列人愿意用土地换和平,关键是阿拉法特停止支持哈马斯、阿萨克烈士旅等恐怖组织,让75%(有条件)和5%(无条件)加起来那80%的大多数人有安全感。连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也於11月12日在《纽约时报》撰文「道路从这次开始」,强调说,中东要想有永久和平,阿拉伯国家必须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让它融入这个地区。同时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让巴勒斯人民活得有尊严和希望。

因此,要想中东问题得到解决,要想巴勒斯坦建国,要想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要走的第一步是结束阿拉法特的个人专权,使新的、理性的、负责任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有出头的机会。因而阿拉法特去世次日《华盛顿邮报》社论说,「阿拉法特用恐怖主义毒化了他的运动」,他的去世,「为巴勒斯坦建国去掉了一个最大的障碍。」

连巴解总部所在地的「巴勒斯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施卡奇(Khalil Shikaki)也在11月12日《华尔街日报》撰文说,阿拉法特不在了,中东有了希望。

(原载《观察》200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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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和两个小邪恶 2004-11-12
今天《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出一篇题为「中国的危险游戏」(China's Dangerous Game)的社论,指出北京和世界上两个邪恶国家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因为,伊朗和北朝鲜都因发展核武,受到国际舆论批评,欧盟及联合国国际核能署(IAEA)均向德黑兰施压,如果他们继续拒绝核武检查,那麽这个问题将会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可能迫使国际社会对伊朗采取经济制裁。针对北朝鲜研制核武,美国等五国和北韩举行了几次「六方会谈」,以国际社会提供经济援助来换取平壤停止发展核武。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不仅没有承担大国责任,反而和伊朗、北朝鲜串通一气,阻止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

该社论披露说,上个星期,一向言谈举止粗野低俗、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红卫兵」的中共外长李肇星,到伊朗访问,他在那里不是警告或劝阻伊朗停止发展核武,反而给德黑兰的那些剥夺伊朗人民自由的毛拉们壮胆,说中国政府会阻止把伊朗核武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意思是中国会利用它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杯葛欧盟和美国的和平努力。

难道李肇星不知道伊朗是专制国家,伊朗在发展核子反应堆,当然知道。但为什麽中共要明目张胆和邪恶的政权联手?最根本性的原因是,他们都是专制者,有共同的对付自由世界的战略需要。另一个原因是,《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是因为中国需要伊朗的石油,目前中国的进口石油17%来自伊朗。中国用支持小邪恶来换取「石油」。该社论说,就在李肇星访问德黑兰之前一个星期,伊朗和中国签署了协议,向中国出口更多原油和天然气。这个行动本身再次证明,伊朗说它发展核子反应堆是因为能源短缺,完全是谎言;其真实目的是要发展核武,威胁世界。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在解决北朝鲜核武问题上,北京也是口是心非,明显偏袒金正日政权。虽然美国一直致力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北韩核武问题,但平壤始终不予真正合作。上个星期,北朝鲜的外交官告诉《华尔街日报》,要求布什政府取消那项要求金正日政权允许北韩人民有言论和宗教自由的年度性法律条款,然後才会考虑接受美国援助,来换取他们回到谈判桌上。

就像在伊朗问题上一样,北京一直暗中支持平壤,因此使美国和国际社会致力的「六方会谈」好像得没完没了地开下去,永远不会成功。该社论的结论是,这个月底,将在智利召开亚太经合会议,届时布什和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将会见面,伊朗和北韩的核武问题,将会是两国领导人会谈的中心。布什政府的政策是,寻求各方的合作,但如果北京杯葛,美国不会退步。因为美国和自由世界不会接受任何流氓国家的核武恐吓。而中国继续和两个流氓国家为伍,只能进一步让世人看清,北京政权是「流氓」的後台,是个大邪恶。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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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民淘汰左派 2004-11-10
美国大选虽已结束一周,但这场选举结果,可能将影响美国一代人。不仅由於布什与共和党获得「五项全能冠军」(赢了选举人票,全国人头票,参议院,众议院,多数州长),更重要的还在於,今後四年,布什将有机会任命可能多达四名最高法院法官,从而使左派在高院更居少数(目前右派五名,左派四名),由此将深远地影响美国的判案和社会价值走向。

因此民主党对败选非常沮丧、沉痛,纷纷检讨。过去一周,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上,到处可见民主党官员、助选人员以及支持这个党的知识份子们在反省自己错在哪里,在什麽地方失去了民意。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前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可能是民主党阵营中少数清醒者之一,他在投票当天就预测民主党会输,说它脱离民意和现实。大选後又撰文说,民主党败在用克里这种极左的候选人,而和民意脱节。他建议,民主党应去伦敦「取经」,学习英国工党如何放弃极左,向中间靠拢,从而赢得民心。

布什这次赢得横扫般的胜利,主要原因是美国整个社会「向右转」:这个自越战结束就已开始、在柏林墙倒塌的八十年代底高涨、911事件後达到高潮的、以信仰为核心的保守主义回潮,使「新保守主义」(Neo-Cons)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党却选择了最左倾的参议员作候选人,而且克里的主要助选者,都是美国民众非常反感的极左派,像第二号最左的参议员肯尼迪,最愚蠢的前总统卡特,拍出《华氏911》这种谎言说教片的导演莫尔(Michael Moore),连伊拉克和伊朗都分不清楚的好莱坞女影星们等。内布拉斯加州长对纪思道说,每次莫尔为克里助选,民主党在他们州的支持率就直线下降。

克里看到了美国向右转的现实,因此竞选时他也向「右」靠,强调保守派的那些政策,譬如也说「减税」,虽然他有过三百次参院增税纪录;也说支持伊拉克战争,虽然他曾反越战,反第一次海湾战争,并反对给驻伊美军军费;他明明心里支持同性婚姻,但也为了选票,表示不同意等。但「口是心非」往往难以成功。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向「右」转,人家是用行动,修改了党纲,放弃了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经济理念,以及反核和偏向工会等左倾政策,而且这次坚定地支持伊拉克战争。克里们以为「临时抱佛脚」,靠向右「说」(而不是做),就能唬住美国人民,完全低估了选民的眼力和智力。

因而这次败选,不仅是克里的失败,更是民主党和美国左派,甚至是整个西方左派的一次大失败。四年之後,民主党能否东山再起?纪思道认为,如果那时启用现在呼声很高的前第一夫人喜莱莉这样的极左派,民主党还会大输。他认为唯一出路是采取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向共和党所代表的传统价值「体面地投降」。美国的左派会「投降」吗?为了权力,也许克里们会忍痛割「政策」。但向右派让步太多,又丢掉自己的理念。何去何从,实在是两难选择,让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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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中国人的思维为什麽和美国人不一样 2004-11-10
一、从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决裂看文化差异

林语堂与赛珍珠有多年的合作关系,赛珍珠是林语堂的出版商。林语堂因此觉得自己与赛珍珠有很深的友谊,所以当林语堂想发明中文打字机但经费短缺时,就向赛珍珠借钱,没想到被拒绝,他很是想不通,於是与赛珍珠绝交。这件事很说明中美文化的差异。

中国人觉得相处时间长又没有龃龉就有友谊,但美国人缺少友谊这个概念,美国人讲利益。赛珍珠帮林语堂出书,是互利的行为,林语堂赚了稿费,也赢得了名声,赛珍珠更赚了大头。後来林语堂与赛珍珠闹翻後觉得自己吃亏了,自己拿的版税只是10%,而不是50%。林语堂可能觉得自己与赛珍珠应是地位相同的夥伴关系,所以应拿一半。可是,出版商有发行管道,控制了市场,他们拿走大部分利润,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一直是美国的现状,这也是为什麽每个人都想自己做老板的原因。至今美国的版税标准仍是8%到12%。所以林语堂不必感到自己吃亏了。如果他感到吃亏了,按照美国人的想法,他应该换个出版商。林语堂显然不习惯这样的思维。林语堂的想法可能是,我现在帮你赚钱,以後你也帮我赚钱。

林语堂向赛珍珠借钱发明中文打字机,与借生活费是不一样的,生活费数量往往较少,周期通常较短。借钱做发明,类似于借钱做生意,借的数量往往大一些,还钱周期通常长一些。赛珍珠很可能从商业眼光来看这件事,觉得新发明风险大,不愿借,也挺正常。後来林语堂发明的打字机也没产生利润。

林语堂不必生赛珍珠的气,也不必因此而後悔与赛珍珠的交往。当初不是赛珍珠帮他出书,他也不会有後来的地位。中国人文章写得好的人很多,林语堂之所以至今还被人记得,主要也是因为赛珍珠帮他出得几本英文书,因为中国作家能出英文书的屈指可数。

美国人不是不可以交往,只是与他们交往时要了解他们的思维习惯。中国在历史上是超级大国,所以其价值观念在世界上也影响过其他国家。但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了,别国不会受中国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会受美国价值观念影响。所以,中国不能再输出友谊了。在与别国、别国人交往,要以利益为重。共同的利益可以弥补文化上的差异。

二、注重了“价廉”还是“物美”

一次网上与一位国内朋友谈话,他问我能不能在美国搞到软体专案给他做,他认识几个天津大学的学生,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把软体专案给做出来。

众所周知,美国外包的软体专案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外包到印度,中国软体人才不少,可却很难揽到美国生意。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国人英文程度不好所致,这确实是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不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

打个比方,如果你有一个亲人生病了,需要找一位元医生开刀,一家印度医院说,“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医院的医生有多年丰富的经验,至少开过十例这种相近的手术,都很成功,而且费用比美国医院低30%”。另有一家中国医院说,“到我们这来吧,在我们这里做手术是最便宜的,费用比美国医院低70%,因为我们都是让医学院的学生来做”。

你会选择哪家医院呢?

对於一个美国人来说,毫无疑问他会选择印度医院,中国医院虽然更便宜,可是让医学院学生开刀,他们有经验吗?我的亲人不成了他们的试验品吗?

选择软体公司与选择医院的道理是一样的。美国人不光考虑成本,也考虑对方有无经验,能否按照要求完成任务。

文中开头的那位朋友不了解美国人思维,他肯定接不到美国的软体专案。

如果了解了美国人的思维,例中的中国医院就可以说,“我们医院的医生有丰富的手术经验,象你亲人这样的手术我们已做过十多例,每个手术都很成功,而且我可以给你这些病人的电话,你自己可以去核实,而且我们的费用比印度医院还低。”
这样的表述,不怕接不到美国人的生意。不了解美国人的思维,就会失去很多机会。

三、用一元钱店赚大钱

几年前有个朋友跟我商讨开一元钱店的事,我们在一起研究了半天,最後认定开一家一元钱店一年可以赚五万元,当时觉得赚这个数字发不了财,不值得放弃自己的工作去做。

但後来发现,在美国就有以开一元钱店发大财的人。我们当时计算一元钱店的收益时,只计算了每年的利润,却忽略了店铺本身的价值。

按照美国人的思维,如果这个店能够持续赚钱,那这个店本身就很值钱。如果现在的十年期债券的利息是百分之五,那你如果要得到五万元的利息,你需要多少本金呢?答案是一百万。如果你的店也能每年产生五万元的利润,那你的店也值一百万。

如果你只有一家店,别人可能不愿化一百万来买它,因为经营风险很大,今年能赚五万,明年不一定赚到。但如果你能够多开几家,开成连锁店,美国人就会认为你的经营风险大大减少了。这时你的店就一定值钱了。连锁店产生了整体大於部分之和的效应,每个店的价值都高於单独经营时的价值。

美国有一家上市公司,叫“美元将军”(Dollar General),它开了6817个连锁店,每个店平均一年赚约5万美元,它的总市价是68亿美元,相当於每个店价值一百万美元。当初开这家连锁店的人发了大财。

其实,本来中国人开一元钱店有优势,因为一元钱的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但为什麽没有见中国人开一元钱店发大财的呢?原因是中国人不愿合作,觉得与人合作容易受气、受骗,只信任家庭成员。因此中国人的通常做法是开一个一元钱店,几年後赚了一些钱後就把店关掉了,想不到去开新店来复制成功的商业模式,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可见,按中国人思维赚不了大钱的事,到了美国人手中,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照样可以赚到大钱。 中国人要象美国人一样富裕,思维一定要现代化。

四、以“粗心”对待粗心

在美国刚进公司工作时,公司要求员工穿西装打领带。我那时不习惯繁文褥节,上班没多久,一天开车上班到了半路,才发现领带忘了打,回去拿意味著迟到,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准时到班上要紧。当时心中是惴惴不安,生怕被老板骂。到了班上,那一整天,与老板打了几个招呼,老板都没提我领带的事,我不由得庆幸,看来老板也是个粗心的人。等到第二天,我打好领带到了班上後,老板笑著说,你今天可没忘带领带。原来,老板前一日的“粗心”是故意的。他不当时指出,是不想影响我的情绪。事情过去了,再提起来,气氛轻松,当事人也不会再有精神负担,我不由佩服美国人的考虑细致。

五、赔本的买卖也做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到中国店买东西,如果用信用卡付帐,他们会要求你最低消费十五元左右,看起来他们很有道理,信用卡公司会收取商家的手续费用,如果你消费少了,中国商家会觉得他们在付完信用卡公司的费用後,赚不到钱了。

可到美国店去买东西,即使是几毛钱的食盐,你一样可以用信用卡买。 这是为什麽呢? 因为美国商家愿意在少数交易上亏损,只要大部分交易赚钱就行了。有人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其实赔本的生意也可以做,只要赔的可以从赚的那部分中补回来就行。

美国店都允许客户退货,这是一桩赔本的买卖,可是失之东隅,受之桑榆,此举赢得了人心,客户在这些店消费更多了。所以中国店不如美国店规模大,因为中国商家不能做一点赔本生意。

六、用过程而不是道德说教解决问题

中国人碰到社会问题,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靠道德说教。比如说一稿两投问题,十几年前我还在国内大学读书时,就见到报刊上不时有人呼吁作者不要一稿两投,最近在网上,看到又有人发出同样的呼吁,而且,确实存在有些网路作者一稿两投的现象。这说明这麽多年的道德说教并没有收到成效。

这是为什麽呢?有些刊物或网站要求作者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没有任何回音,稿件再自行处理。可是,作品也有青春期,很多文章时效性很强,让作品等一个月,就象让一个姑娘等十年再找婆家一样,很多作者自然不愿意了。

到了美国後,发现从没有人呼吁过不要一稿两投,但是,却没有发现有什麽稿件同时出现在两家刊物上。美国人是怎麽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美国人通常把社会问题归因於过程,而不是人的道德。要解决问题,就要重新检讨事情操作的过程,通过改变操作过程来防止问题的发生。

用美国人的思路解决一稿两投问题,我们可以先看另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找工作时,你也经不起等待,你可能会把履历表送给一百家公司,但你不会去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去上班,为什麽呢?你寄履历表给公司,只表示你对去这家公司工作有兴趣,并不表示你已做了承诺,如果这家公司要你,你就一定得去。当任何一家公司真得想聘用你时,他们需跟你再联系一次,你这时只能答应一家。这样就不会出现一女两嫁的情况了。

同样,当一个作家投稿给一家出版物时,他也应只是表露他想在这家出版物发表的兴趣,如果出版物真得决定要用这稿件了,寄一个合同给作家,甚至可以用电子邮件通知作家。得到作家签名的合同,或者回复的电子邮件时,这才算得到了作家的授权。如果作家授权给两家出版物,出版商可以根据合同来起诉作家,没有哪个作家会惹这种麻烦。

过程变化一下,问题就迎刃而解。中国人应该学习这种思维方式,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原载《博讯》2004年11月10日,原题「了解美国人的思维 看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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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解领袖要「活埋」阿拉法特? 2004-11-08
患重病住进巴黎医院的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现在到底怎麽样了,是像报道所说,已「脑死」,成了植物人,仅靠人工输氧维持,死不报丧?

本日(八号)《华盛顿邮报》刊出专题报道「阿拉法特妻子发怒指控」说,早就离开巴勒斯坦的贫民地区,住在巴黎豪华公寓的阿拉法特妻子苏哈(Suha Arafat),今晨在接受卡达的「半岛电视台」电话采访时大发雷霆,指控巴解组织的三位可能继承人,巴不得他的丈夫快点死,甚至尝试「活埋」阿拉法特(trying to bury him alive)。

巴解组织发言人说,苏哈的指控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如果阿拉法特能够听到,他都会反驳。「苏哈的目的是要毁掉巴解的领导层,然後由她来单独做决定。」

这位比阿拉法特小34岁,三年前和丈夫分居的巴勒斯坦第一夫人,一向口无遮拦,曾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人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

法国外交部长Michel Barnier昨晚被记者问到阿拉法特病情时,没有否认「脑死」传言,只是表示「我不能那麽说」,他的情况「非常严重」,但「他还活著」。收治阿拉法特的巴黎医院也不公开病情,显示势态严重。但苏哈却声称,她的丈夫「情况良好,他会返家。」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中东问题专家弗瑞德曼(Thomas L. Friedman)今天在澳大利亚《时代报》(The Age)发表题为「如沙漠上的足迹」(As lasting as a footprint in the desert)的文章说,阿拉法特本质上是个坏蛋,他扼杀了自己人民的向上精神;他的腐败、自私的统治,导致创造性的外交无法触及到巴勒斯坦。「他将死亡的消息,将给那个地区带来更多的希望。」他的政治遗产将如沙漠上的足迹般迅速被抹得毫无痕迹。

弗里德曼1988年出版的研究中东问题专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这位巴勒斯坦问题专家在其文章结尾说,「阿拉法特是个坏家伙,不仅因为他把恐怖主义的新层次引进到世界政治,而且他对自己的人民犯下罪行。因此历史对他的评断将不会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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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国父纪念堂」的荒唐 2004-11-08
几次去台湾,都因忙於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而难得有时间参观游览。上次去台湾,离开前终於有一天空档,按朋友的建议去参观了「国父纪念馆」,即孙中山的纪念堂。

刚走到座落在台北市区的「国立国父纪念馆」附近,就有一种该馆气势很大的感觉,因为我曾参观过台北的「二二八纪念馆」,两相比较,真是大相径庭:二二八纪念馆座落在台北一个小公园里,只有一栋房子而已;而孙中山的纪念堂,则内有大厅、大会堂,几层楼的多种展室,外有宽广的庭院,西部广场,还有「中山碑林」,其阵势和规格,超过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

不久前,因去华盛顿参加一个会议,顺便又再次去参观当地的林肯和杰佛逊两座纪念堂。和台北的「孙中山纪念堂」比较,也令人感触。美国人对解放了黑奴、统一了美国的林肯总统,对《独立宣言》的作者杰佛逊等如此伟大的先贤和国家奠基者,也只是建造了只有一个大厅、只放一座雕像的简单纪念堂而已,近年杰佛逊纪念堂增加了一层地下的图文生平介绍。

进入「国父纪念馆」里面,更令人惊讶,那里正举行的几个展览,除了书法作品之外,几乎都是中共的统战宣传,其中两个是中共南京市政府等官方机构提供的「中华民国建筑展」和「中山灵展」,实际上图片都是关於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在南京的那些「总统府」、「外交部」、「财政部」等机构所在楼房而已。中共不承认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千方百计地打压台湾,即使连一瓶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的辣椒酱也不被允许进口到中国,但他们却把宣扬「中华民国」的图片送到台北来展出,其统战台湾的意图一目了然。不知是「国立国父纪念馆」的负责人糊涂,还是有意借中共之手,给台湾人洗脑,让他们继续相信「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中华民国的领土仍囊括中国大陆和外蒙古,延续蒋介石时代灌输的那个神话。

正在馆里参观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好像又发生了九二一大地震。循声找去,原来正门大厅孙中山雕像旁,手持步枪的士兵正换岗,四个军人用枪托狠狠地击地,在整个展厅发出回响,震耳欲聋。换完岗後,两个士兵站在孙中山的雕像两侧,纹丝不动,还有一个军官去摆正他们的领带、军服,甚至测量士兵两脚之间的距离,然後「调整」他俩达到「分毫不差」。这些动作简直像肥皂剧中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

我问那个军官,这些站岗的是真军人,还是馆里警卫人员?他回答说,他们是真的士兵,来自台湾空军,总共有几十人,每小时换一次岗,每天八班轮换。而培养到如此纹丝不动的「站功」,需培训一年以上。

当时听到他的介绍,相当感慨,台湾不是有人反对军购,说花费太大吗,那麽为什麽让这麽多真正的士兵不去国防前线,却去「保护」一座石头(雕像)!在华盛顿,无论是林肯还是杰佛逊纪念堂,里面没有一兵一卒,因为人家美国人没有愚蠢到用大活人去「守卫」石头。当然台湾的士兵也还幸运,毕竟他们没活在秦始皇的兵马俑时代,现在他们只是每天「陪葬」一小时。

我曾向勇於为台湾发声的民进党立委林重谟先生建议,应该在立法院提案,撤销这种活人为石头站岗的荒唐制度,不仅节省军费开支,也解放那些可怜的士兵;如果连宋们的泛蓝立委不通过,那就让连战、宋楚瑜他们俩到那里站一天岗,体验一下像蜡像般站立是什麽滋味。

在纪念馆的里面,还看到另外的荒唐:有一面墙挂著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际就是阐述三民主义。且不说三民主义中,两个内容(民族民生)都是强调大政府,而不是个人权利,对「军政,训政,宪政」都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义,因而为後来蒋介石独裁提供了可能,而在墙下的玻璃橱窗中,摆著同样内容的两幅手迹的结尾都标明,不仅这个大纲是个急就篇,而且一个是给「科儿玩索」(即给儿子孙科),一个是给「贤妻玩索」(给宋庆龄),是写给妻儿们的「玩索之物」。

在美国,制定《独立宣言》这样的建国大纲时,是由美国最早13个州成立的国会指定包括杰佛逊、富兰克林、亚当斯等精英的委员会来起草,由杰佛逊执笔写出,再经过富兰克林和亚当斯的修改,最後经国会讨论通过,才正式成为美国的建国指导文件。而中国人真是悲哀,孙中山自己一个人想出来,写给儿子、妻子「玩索」的东西,竟成为中国人建国的指导文件,还至今挂在台北的「纪念馆」大厅。而孙中山当时建立的中华民国,下辖35省,还不包括台湾。可他在台湾又成了「国父」,天底下就有这样滑稽的事情。

台湾正处於转型期,什麽时候改换了「国父纪念馆」的内容,才可能标志台湾人真的当家作主:确立自己真正的国父,认识自己真实的历史,拥抱一个属於自己的未来。

(原载台湾《壹号人物》月刊200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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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价值」在美国的胜利 2004-11-05
美国大选结束後的一项选民调查显示,选民优先考虑的问题依次是道德价值(moral value),经济或就业,反恐,伊拉克,医疗保健,税收,教育等。

这项民调显示,越有宗教信仰,离大城市越远、认为道德价值最重要的选民,特别倾向於支持布什与共和党,这是布什获高支持率的关键原因。可以说,这次大选是一场关於道德、信仰、价值的全民公决。

据对全美1万3千6百多名投票後的选民进行调查,所有认为道德感最重要的选民,80%都支持布什;而那些认为经济或就业最重要的人,则80%支持克里。

凡认为宗教信仰(faith)是人最宝贵品质的选民,91%把选票投给布什。而认为聪明(intelligence)是人最宝贵品质的选民,则91%把选票投给克里。

这次大选时,美国有11个州附加了对同性婚姻问题的公投,结果全部11州的公投结果,全部都反对同性婚姻,其中10个州的公投结果都是超过65到70以上的选民,同意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即使比例较低一些的美国最左的州之一的奥勒根州,也是以57%比43%反对同性婚姻。

布什总统持鲜明的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让他在这些认为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最重要的选民中,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纽约时报》今天(5日)刊出的题为「布什从建立与有宗教信仰选民同盟的努力中获益」(President Benefits From Efforts to Build a Coalition of Religious Voters)中引述一项选後民调的数据:

在新教徒(Protestant)中:布什的支持率59%,克里40%;
西裔(Hispanic)新教徒中:布什获58%,克里获40;

在天主教(Catholic)白人信徒中:布什获52%,克里47%;
在天主教西裔信徒中,布什获39%,克里获58%;

在福音派(evangelical)白人信徒中:布什获78%,克里获21%;
在福音派黑人信徒中,布什获16%,克里获83%;
在福音派西裔信徒中,布什获60%,克里获39%。

上述民调还显示,布什在两个群体的支持率获显著增长:

一是天主教徒。2000年那次大选时,布什在天主教信徒中的获得支持率是47%,这次升至52%,增加了5个百分点。而在这次关键的俄亥俄州,天主教信徒支持布什的占55%,克里仅拿到43%,双方拉开12个百分点。

另一个是西裔,上次大选时布什得到35%的西裔选票,这次则升至44%,增加了9个百分点。尤其是西裔中的福音派信徒,60%把票投给了布什。

2004年11月5日据各种资讯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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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就是台湾! 2004-11-05
经过三次总统直选,两次权力和平转移的台湾,已走向民主化和本土化。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现存的「中华民国宪法」已成为一个阻力,因它和台湾的现实完全脱节。

按照这部蒋介石於1946年在南京制定的宪法,中华民国的领土还涵盖中国和外蒙,其首都在「南京」,其人口是13亿2千3百万。台湾至今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但按这部宪法却要把两个联合国成员(中国和蒙古)列入自己的地图,显然这已成为一个笑料。

因而这次陈水扁连任总统後,提出「宪法工程」,要修改宪法,要它「合身合用」。但在野的本土政党「台联」要求废除这部宪法,制定一部台湾人自己的新宪法;尤其是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强调说,中华民国宪法在他执政时已修过六次,无法再修,必须制定一部符合台湾现实和未来的新宪法,即要「制宪」。

台湾人的本土团体,还为此成立了「制宪大联盟」,不时开研讨会,为新宪法催生。在今年11月底,李登辉创办的智库「群策会」要在台北举办大型的「台湾制宪国际会议」,邀请外国宪政学者,研讨台湾新宪法。

台湾人不仅在本地为此造势,最近还把制宪会议开到了美国首都。九月八日,台北的「制宪大联盟」和美国的十多个台湾人团体联合在华盛顿召开了「台湾制宪研讨会」,不仅邀请了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谭慎格(John Tkacik)、林蔚(Arthur Waldron)等多名美台学者到会演讲,还因有李登辉前总统通过电视发表「制宪讲话」而更引起媒体重视。

据会议组织者披露,更「重视」的是北京,中共外交部事先就向美国国务院交涉,试图阻止会议召开,因这个研讨会在美国参议院大楼举办,似有美国国会支持的意味。美国国务院虽然比较倾斜北京,但按照美国三权分立原则,它管不到国会,因此告诉北京「爱莫能助」。中共人员又去找美国国会的「日程委员会」,但也碰了钉子,因为这个会议是由知名的联邦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赞助的;民主党对和人权有关的会议等,一般持支持态度。

中共脑羞成怒,由其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召开记者会,批评美国「一意孤行」,不顾北京反对,竟让这种台独会议在国会参议院的大楼召开等等。本来这个研讨会并没有多少国际媒体报道,毕竟在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各种研讨会多如牛毛。但经中共这麽一抗议,等於做了广告,让更多人知道台湾人在美国参院大楼召开了制宪会议。

与会主讲者之一的谭慎格以鲜明支持民主台湾,批评专制中国著称,他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过二十多年,现为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研究员。他在讲话中对美国的所谓保持台海现状,即「不统,不独,不战」提出批评,指出中共在扩军备战(无法保持不统不战),台湾每天走向本土化,现只有6%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多数认定自己是台湾人(无法不独)。他的结论是,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已过时的「一个中国政策」。

另一位演讲者林蔚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他曾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做过武官,妻子又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因而他对台海问题相当熟悉,其讲话引用了部份他在美国《评论》月刊(Commentary)十月号发表的「美国在台湾的利益」的观点,指出台湾已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台海政策必须尊重这个新的现实。据他的观察,中共有两个「幻想」,一是「和平统一」台湾。他认为没有这个可能,因台湾人越来越认同本土,不仅不愿和现在的中国统一,将来中国民主了,台湾也会愿意选择做中国的「好邻居」。另一个幻想是「武力统一」,他认为这也难以操作,因中共对台动武,将损害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新加坡在内的每一个亚洲国家的安全利益,更会遭到美国反对,华盛顿不会允许中共海军进入台湾花莲港,直接在西太平洋挑战美国。

另外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琦,以及其他几位美国教授和台湾宪政学者也就美台关系和台湾制宪发表了见解。来自台湾的总统府资政、台独老将辜宽敏的讲话赢得最多掌声,因他同时批评了三个总统:批评李登辉对会议的电视发言太文雅,谈了很多旧宪法的不合理,却对新宪法强调不足;批评陈水扁政治摇摆,在大选前强调「制宪」,当选後就退步到「修宪」;批评布什总统仍固守过时的「一个中国」政策,不顾台湾的变化和人民的选择等。在会议前几天,辜宽敏曾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整版广告,呼吁美国放弃「一中政策」,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这个举动成为台湾的新闻,因他是自掏腰包,两版广告据说花了20万美元。

我也应邀在会议上谈了台湾的四个变化:从专制走向了民主;外省人做主子的历史被结束;台湾政府放弃了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宣称,并明确指出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台湾人的本土认同越来越强烈,这个趋势不可阻挡。同时指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应该调整,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同时应明确警告北京,如果对台动武,美国一定干预,从而降低中共的幻想。只要美国不向北京发出错误信号,中共就不敢轻举妄动,因现在中共主要难题是内政和权力斗争。中南海的官僚们,看重的不是台湾,而是不要失去共产党的统治权,保住自己的位子。

美国可以继续一个中国政策,但这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就是台湾。台海两岸「一中一台」的局面早已是事实,美国应该承认这个「现实」,尊重二千三百万人民的选择。

台湾以人口在全球排名47,但在最近国际权威机构评选的经济竞争力上,台湾名列全球第4,科技排世界第2,出口第16,进口第14,外汇全球第3(仅次於日本和中国)。仅这些数字就说明,继续把这样繁荣而民主的台湾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既不合理,也是不道德的。

(原载《开放》200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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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连任,天佑美国! 2004-11-05
这是自1968年那次美国大选以来,36年来最激烈的一次总统选举,那次是由於越战,这次是由於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两种势力较量的热度升温。而68年那次,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场外,自己内部的极端派竟相互大打出手,造成骚乱,以至得叫警察来平乱。这次虽然民主党自己内部没闹,但却组织了几十万人,去杯葛在纽约召开的共和党大会(而共和党人则没去杯葛民主党的大会,这也看出两党不同,一个强调民主,群众运动;一个强调共和,要在法治轨道解决分歧)。

这是美国大选历史上少有的一次横扫般的胜利,布什和共和党赢得了「五项全能冠军」:

一是赢了选举人票;
二是赢了全国人头票(创美国有史以来获人头票最多纪录);
三是赢了参议院(席位增至55,民主党降至44,独立1);
四是赢了众议院(席位增至232,民主党降至202);
五是赢了多数州长(50州中共和党籍州长占28)。

这是布什的胜利,更是美国的胜利。因为在全球反美浪潮的大合唱中,美国人民用继续选择布什的做法,再一次顽强地举起了美国价值的旗帜。

我曾撰文列数布什能够连任的十大理由,但是我更清楚,共和党从来没有在这样国际、国内、里外夹攻的情况下竞选,同样面临起码十个不利因素:

一是阿拉伯世界希望克里当选,穆斯林网站上呼吁所有在美国的穆斯林投票给克里。美国现有约四百万穆斯林,占人口的1.5%。而这次布什和克里的竞选过程中经常只差一两个百分点,因此穆斯林选票也不可忽视。

二是欧洲的左派们更是希望布什落选,他们几乎比美国的民主党们还著急,好像这次是欧洲人选美国的总统,法国左派报纸《解放报》和英国的《卫报》一唱一和,比美国的左派报纸更高调地反布什。而克里利用这种「高调」煽动选民,说美国在世界如何「孤立」,只有支持他当选,欧洲才不会再反美。

三是全球恐怖份子们更是盼望布什失败,因为他们也知道克里一贯反战,当年连越共都不敢对付,更别说有真正的胆量对付现在更野蛮、残暴的恐怖份子,因此连911之後没怎麽露面的拉登,也出来录像讲话,明显是警告美国人不要选布什。

四是伊拉克的伊斯兰武装人员在大选前拼命制造事端,自杀炸弹,抓人质砍头,使劲全身解数,想靠制造伊拉克混乱,吓唬美国人不选布什。

五是那个由阿拉伯国家组成的拉帮结伙、操纵全球能源市场的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也是盼望布什落选,因而在美国大选前,哄抬油价到最高每桶56美元,该组织的主席早就说,等美国大选结束,油价就会降回来。OPEC想用它的「油腔滑调」在美国大选中插一脚,踢倒布什。

六是上次大选由於最高法院裁决不予查票,因此民主党觉得输得不甘心,这次一定要翻身,因此全党总动员,其中好几个州组织了几千人的「马拉松大队」,挨家挨户敲门拜票,说服人们支持克里。前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还有最左倾愚蠢的前总统卡特,都倾巢出动,为克里拉票;尤其煽动底层一般民众和贫下中农,渲染美国处於灾难之中,要他们支持克里上台改变航道。

七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几乎一面倒支持克里,80%的报纸支持民主党,三大无线电视台,CNN有线电视等,都明显支持克里,《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还发表社论,呼吁选民投票给克里。

八是美国大学的教授90%支持民主党,中学的工会一向是左派主导,因而不仅影响思想界和文化界,更影响美国成千上万的学生。

九是一向为左派政党支柱之一的好莱坞,演员导演们几乎清一色支持克里,不用粉墨就鱼贯而入「登场」,为克里造势助选。当然这个队伍中从来不缺那些披著长发的嬉皮士歌手,以及麦当娜们,也是以支持绝对自由的名义,力挺克里。

十,富豪们更是为克里慷慨解囊。民主党总好指责共和党是富人党,但克里的竞选经费多是来自大富豪,像国际金融投机家索罗斯,拿出几千万美元,支持克里当选。还有纽约的房地产大亨川普等。《华尔街日报》曾刊出长长的向民主党捐款的美国富豪名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结果居然不仅是布什连任,而且是大赢!这场选举向世界传递出什麽信号?概括来说,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多数美国民众把反恐、伊拉克战争视为这次选举的最重要议题,他们支持布什政府的强势反恐政策,认识到恐怖主义是目前威胁美国以至世界安全的人类最凶残的敌人,必须打败它,根除它。而欧洲以至整个美国以外的世界,都低估或错估了美国人民对恐怖主义的清楚认知,以及强势反恐的坚定决心。他们没有明白,历史以来美国本土首次遭到恐怖袭击後,美国人的反应,美国人的情感,以及美国人同仇敌忾的意志。

第二,美国NBC和福克斯两家电视台在大选投票日引述的全国民调显示,美国人把道德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反映出美国社会过去二十年来的深层变化,即保守主义的回潮,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传统价值重新开始主导美国。

美国当年在越战中失败,不是被土匪武装的越共打败的,而是被美国内部以及欧洲的左派们联手杯葛所致。那个时期,是左派占据美国舆论和社会的高潮,嬉皮士,吸毒,双性恋,女权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基督信仰,「反—反共」(即贬低打击坚持反对共产主义的清醒者)。但从八十年代雷根总统时代开始,美国的左派思潮开始走下坡路,尤其八十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使美国的左派势力更加衰落。

在这个传统保守主义思潮回升的过程中,基督信仰在美国持续发展。据统计,有关基督教产品的销售,由1991年的26亿增加到目前的37亿。最近《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的论文引述说,现在相信上帝的美国人占92%,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占84%。在「谁更重视道德价值」的提问中,78%回答布什,克里仅获19%。

第三,正是基於美国人对道德价值的看重,所以布什的坚持原则、言行一致给他赢得了选票。而克里的左右摇摆,言行冲突不仅成为共和党攻击的目标,同时,连民主党人都不满克里在竞选中总是喊共和党的口号,诸如也要减税,也要继续进行伊拉克战争,也不明确支持同性恋婚姻等等。但他担任国会议员20年的纪录清清楚楚地证明,他有300多次支持增税的纪录,他反对美国在越南抵抗共产主义,他反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出兵解放科威特。因此不管他在选举中如何见风使舵,民众仍记得他历来的纪录。正如布什在候选人电视辩论所说,你可以改口,但你隐藏不了原来的纪录。因而在投票前一天,布什的主要竞选口号是,「你们到底相信谁?」最後多数美国人民把「信任」放在了布什身上。

第四,这次注册投票人数空前增多,是1960年以来最高的,达63%。一般情况下,投票人数增加,有利於民主党。但这次却出乎意料,布什不仅赢得选举人票,也多赢了350万张人头票,是美国有史以来赢得最多的候选人(都超过了当年赢得49州、525张选举人票的里根总统那时赢的全国人头票数)。而历来支持民主党的四大票源(黑人,犹太人,女性,少数族裔),这次都很多转向支持共和党,布什在这四个群体,都比上次选举中获得更多选票。例如这次佛州的西裔选民,52%投给了布什,克里仅获44%。

布什连任後,可预见的政策趋向是,将会继续强势反恐,这对美国和世界安全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这次连一向支持民主党的《纽约每日报》,民主党籍的前纽约市长郭德华、民主党籍参议员米勒等,都超越党派,支持布什,认为美国处於战争期间,反恐需要布什这样的强势领导人。甚至连多数情况下左倾的《华盛顿邮报》的社论都表示,在反恐战争期间,美国换总统会影响到战争的最後胜利;也是潜在挺布什。在这样的舆论和民意支持下,布什政府今後四年的强硬反恐政策将不会有大的变化。而这不仅对美国,也对全球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个趋向是,布什政府将会继续推行以减税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和强劲。而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繁荣,才会带动整个世界。

在欧洲和美国内部左派们的包围下,在阿拉伯专制世界的诋毁和攻击下,在世界范围的反美、反布什力量的喧嚣声中,美国人民不为所动,做出了独立的选择。有坚定信仰的布什总统,将会领导美国和世界,进行和恐怖主义这种邪恶和撒旦的战争,向中东和所有黑暗的地方传播自由,像二战,韩战、冷战等时期一样,承担人类的责任,展示道德的力量,最後赢得正义的胜利。在所有美国的敌人都在期待布什败选的时刻,布什连任,不仅是共和党的胜利,更是美国的胜利,是天佑美国!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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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投票所看到的 2004-11-02
来美国16年,已观看了5次美国总统大选。1988年秋从中国来美国时,正赶上里根总统卸任,他的助手、副总统老布什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和麻萨诸塞州州长(克里的同州同事)、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竞争总统。那时不会英文,只是看热闹,还闹出把商店门把上的PUSH当作是布什(BUSH)竞选标的笑话。

1992年那次是老布什和克林顿竞争总统,那时我对美国两党原则理念的区别仍不是很清楚,只是觉得克林顿年轻、有活力,代表著革新,因此在北美《世界周刊》发表了「新总统,新风格,新时代」的评论,对克林顿相当赞赏。还为香港和东京的中文刊物写了「吹著萨克风管走进白宫」、「看克林顿就职」等文章,都是倾向这位民主党籍新总统。

1996年时,已对美国两党的区别有了相当的认知,而且随著入籍,有了投票权,并在非常认真倾听两党竞选议题之後,把票投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挑战克林顿的国会少数党领袖杜尔。

2000年时,更是十分清晰地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并为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纠正了佛州高法干预选举要求逐镇查票的判决,而写了多篇介绍和赞赏的文章。

2004年这次大选,对美国命运有关,因涉及到美国是否继续强势反恐、确保美国和世界安全的重大选择。虽然我和妻子只有两票,而且居住在历来是民主党票源的纽约,不管怎麽投,这里都肯定是克里赢(两党候选人都没到纽约竞选,对克里来说,胜卷在握,不需要;对布什来说,毫无希望,没必要),但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一定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珍惜在中国时从未有过(迄今13亿中国人还没有!)的选举权利,因此一早就去附近的投票所投票。

我们住的是一个犹太人区,压倒多数都是左派民主党的票。上次总统大选时,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拿到81%的犹太人选票,布什仅获不到两成。这两天和周围的邻居聊天,清一色全是支持民主党的,还没碰到一个共和党同盟军。妻子开玩笑说,在我们住的公寓大楼里,可能我们两个注册共和党的选民是绝对的少数,或者可能只有我们两个。

到了投票所,还算幸运,没有像电视上看到的佛罗里达州那样排几个小时的长队,人并不是特别多,因而可以很顺利地投票。但投票所给人的印象实在不够秩序,在名册上找名字的、弄不清楚投票顺序的、投完了还在观望的等等。

但我们很顺利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和登记注册的资料,然後签了名,就可以去投票,任何证件都没被查问,更没有被要求出示。我当时想,如果别人代我们投票,完全可能成功,只不过签名可能不像,但好像那些管签名的监票员,也没有核对笔迹的意思。

纽约早就使用了「投票机」,而不是像上次出事的佛州那种纸上扎洞式投票。机器非常简单,上面大约有六、七栏名字,每栏属於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包括总统,副总统,州联邦议员,众议员,以及提名的法官等。第一栏是共和党的布什总统等候选人,第二栏是民主党的克里候选人等,第三栏是独立候选人纳德,然後是保守党,最後一个是「自由意志派」(Libertarian)候选人等。

你选择哪个候选人,就把他的名字旁边的铁钮按下,全部选择完,把下面像闸门式的红色大扳手从右向左拉倒底,就算完成了投票。用这种投票机的最大好处大概是绝对不会有废票、争议票。

刚投完票,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问我们是不是会讲中文普通话,因有一对中国老人需要帮助。他俩有70多岁,不会英文,投票机上面的英文名字全都不认得,但嘴里喃喃著选「布什」,虽然监票员不懂中文,但也能听出他说的是「布什」。再加上我们的翻译,监票人员帮助这两位中国老人把票投给了布什。

准备离开时,又有监票员叫我们,因为还有一个中国人也是不会英文。经了解,他注册投票时,地址有变化,因而现在的注册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但美国的法律真是公平,可以临时填写选票单邮寄投票,我们帮他一一翻译表格内容,他就这样也投成了票。他看来有50多岁,虽然不懂英文,但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英文,他能辨认,并认得布什和克里的英文名字,因而他在布什的名字下划了那个椭圆圈。然後他又去找竞争纽约州议员的一个华裔民主党候选人的名字,看来他还挺跨党派的,似乎来之前早已「胸有成『党』」。

看到这三个中国人投票,相当感慨,他们不会英文,这个投票所又没有双语人员协助,但他们仍是勇敢地来投票,而且那对儿老人,已70多岁。可以想见,他们对行使自己选举权利的珍惜。我不知道这对老人来自哪里,但从口音判断,可能是中国大陆,因现场有一位会广东话的工作人员,但却帮不上他们的忙,因他们听不懂粤语。而那位50多岁的中国人,则告诉我们,他从中国来美已16年,在一家衣厂工作,这是第一次投票;即使原来没有注上册,仍是坚持要得到这个投票的机会。

走出投票所时,我想到上次美国大选纠纷和台湾的选举争议等,因为从美国这个小小的投票所就可以看出,投票选举是个多麽复杂、庞杂、费时费力的事情,差错、疏漏一定在所难免。任何选举都不会绝对完美无错,因而只要是相对地公正、公平,其实就已经算是成功。虽然我当时想,这种不查证件的松散方式,可能导致别人来替我投票,但那也仅是替已注册的选民而已,而且一票投完,无法再制造出另一张选票,因此这种选举,虽然不是那麽审查严格,但也不会有多大的出入,更不可能大规模作票。

而且反正四年就一次选举,不行下次再来吗,没必要那麽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在这个问题上,尼克松就做得不错,当年他和肯尼迪竞选总统时,民主党籍的芝加哥市长作票已被查实,因在一个镇子,选票比居民人数还多,显然有作弊。连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总统都认为,如果不到法院上诉,对尼克松不公平。但尼克松认为,如果诉讼,旷日持久,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因而他选择放弃诉讼,接受这个即使是不公平的选举结果,等四年以後再来,结果在下次大选中,他以压倒优势当选。

因此今天《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没有分裂的美国」(The Undivided Country)说,不管民主党们如何渲染美国被选举分裂,其实都是危言耸听,因为美国过去有多次都是选情接近,两党候选人竞争激烈,但美国没有分裂。这就是选举,这就是人民的选择,这就是充分言论和新闻自由。不管选情怎麽激烈,怎麽难解难分,最後都要经过人民的选票来决定,这就是民主。

2004年11月2日於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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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连任的十大理由 2004-11-01
11月2日,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它不仅被二亿九千万美国人重视,也被世界关注。各种迹象显示,布什将连任,主要由於:

第一,反恐需要强势领袖。《华盛顿邮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最关心的仍是伊战和反恐,两项占47%;居次的失业、健保和教育等三项加起来才39%。而只要反恐是主轴,布什就占优势,因共和党一向重视军事,且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布什的强项:54%美国人认为布什具领导力(克里得39%);56%认为布什是强势反恐领袖(克里得36%)。即使在诚实和信赖度上,布什也以48%占优势(克里39%)。克里反越战,反首次海湾战争,反对美国增加军费(上百次记录),以及政治上出尔反尔等,都给人不可信赖,不具领袖气质的印象。

第二,退税政策受欢迎。布什的大幅减税政策已使美国经济稳步复苏,因为它使人民手里有钱而增加消费(大众消费占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二!);同时企业有节余税款来扩大投资,由此增加就业机会。目前美国失业率已降至5.4%(法德均9.3%,欧盟原15国平均失业率7.9%)。而克里在19年参议员期间,98次投票增税。由於增税不受欢迎,现在克里也提出减税,但他的增税记录使他的「承诺」不具信誉。

第三,强调道德赢得支持。在大选投票时,美国将有11州就同性婚姻问题附公投。因美国有60%以上民众反对同性婚姻,并有30多州已立法禁止,国会已通过「婚姻保护法」,确定婚姻是在男女之间,因此这种大选附公投,将有利於清晰反对同性婚姻的布什总统,而不利对此立场模糊的克里。

第四,重视信仰获得认同。据哈佛教授亨廷顿最近的论文,92%美国人相信有上帝,基督徒占人口的84%。耶稣的信徒布什,获得多数基督徒支持。据最新民调,在每周去一次教堂的基督徒中,布什获57%支持,克里获39%。

第五,左倾记录削弱对手。民主党籍的克林顿当了两届总统,英国工党布莱尔执政,都是靠「第三条道路」,即用温和路线赢得多数。而克里目前是美国排头号极端左倾的参议员(他的搭挡排名第四),国会的左派议案,几乎都有克里参与。连民主党的宣传片,都不愿提他的国会记录,因多是反对强大国防,主张增税的左倾记录。

第六,大男孩形象获女性青睐。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克里被普遍认为是赢家。但据当晚美国ABC电视台的民调,有46%女性选民认为赢家是布希,36%认为是克里(男性则相反)。布什的大孩子般率真、笑呵呵的表情等,和克里的呆板、枯燥形象形成对比。女性一向是民主党票源,但上期《纽约时报周刊》说,现在很多女性喜欢布什,这对民主党是个威胁。

第七,黑人和犹太人选票倒流。上次总统大选,90%黑人,81%犹太人,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但由於布什提出「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向非洲提供150亿美元艾滋病捐款,尤其强调信仰等,得到黑人牧师支持,黑人选票有向共和党倒流趋势。而布什政府坚定支持以色列,谴责阿拉法特,打击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政策,使一向支持民主党的犹太人表示「再次思考」(second thought),不少人转向支持布什。去年底加州选州长,共和党的阿诺,获得40%犹太人选票,比以往增加一倍。虽然这次克里仍会得到多数黑人和犹太人支持,但两党差距趋向缩小。

第八,副手是「校长对中学生」。布什的副手切尼做过多年联邦议员,是首次海湾战争时的国防部长,属政坛老将。而克里的副手爱德华兹,仅当过四年参议员,以前是律师。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後,评论家多认为切尼是赢家,连坚决支持克里的NBC主播布罗考(Tom Brokaw)都认为爱德华兹根本不是切尼对手,像中学生见到校长,「答案都在校长手里」。

第九,第一夫人是秘密武器。布什夫人劳拉的民众支持率超过总统本人,因她向来说话得体,落落大方。而克里夫人泰瑞莎可能由於当惯了富婆(十亿美元身价),不仅言行古怪,且时常跋扈,曾当众训斥记者。连民主党阵营都要求她低调、少说话。尤其两位「夫人」同台时,人们立辨高低:布什增色,克里减分。

第十,内德搅局抢民主党选票。当年老布什败给克林顿,主因是大富豪裴洛以独立候选人参选,获一成九选票,抢了票源(因裴洛也是保守派)。这次保守派无重量级人士出来独立竞选,但极左派的内德再次出马,已有30州同意选票上印他名字,另有11州他在争取。上次大选内德拿到3.5%选票,这次在两党比分接近的几个州,内德可获4%选票,可想而知他对克里的威胁。

仅上述这10个因素就意味著,这次美国大选,不是布什是否赢,而是赢多少。一周前澳大利亚大选,左派媒体也是事先渲染左派工党会胜,但结果是「澳洲的布什」霍华德不仅连任,而且大赢,其中很多原因和美国类似,因主要议题也是反恐。澳洲的选情可以说是美国的序幕,那就是人们用「常识」(common sense)判断和投票,而不听左派媒体的疯言疯语。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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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无法当选的四原因 2004-11-01
布什和克里(凯瑞)举行最後一场电视辩论後,美国选民将投票决定,谁是明年白宫的主人。各种迹象显示,克里可能重蹈马塞诸萨州州长、当年曾与老布什竞争白宫的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败选的覆辙,因为他至少有四个弱项:

第一,在伊战问题上左右摇摆。今年的美国大选,围绕伊战的全球反恐等外交政策,一直比经济等其他议题更被人们重视。据7月28日《纽约时报》公布的民调,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时,只有3%的美国人认为外交政策重要,而这次则升至38%。显示美国人对国防和反恐的重视;而这个领域恰恰是克里的弱项,其政治记录显示,他最缺乏资历担任反恐战争期间的美国三军统帅。

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克里参议员就投票反对美国出兵解放科威特。那场战争的正义性已被证实,由此可见克里的政治短视或愚蠢。

这次伊拉克战争虽然克里投了赞成票,但後来在党内初选时,看到对手打反战牌获得很大声势,他又改变主意,投票反对870亿美元驻伊美军援款案。後来他看到民调多支持对伊战争,又变换立场,说他不赞成美军援款案「是一个错误」。现在他又强调要打赢伊拉克战争,但却拿不出任何具体方案。

这种出尔反尔,使人们怀疑克里的判断和领导能力。共和党做的竞选电视广告,画面就是克里玩帆船,一会儿身在船左,随後又跳到船右,总是见「风」使舵。

克里对邪恶认识不清有很久历史。虽然克里自视「越战英雄」,但实际上他仅在越南4个月,随後用了40年「反越战」,到国会作证,指控美军在越南是「婴儿屠杀者」;并扔掉政府颁发的「越战勋章」,跑到巴黎秘密和越共见面,磋商如何对付美国。他的战友最近写书说,克里「支持和安慰我们的敌人」。

越战是美国对抗共产主义蔓延的一场战争,最後在以克里为代表的西方左派杯葛下失败。正是克里这种对重大原则问题的认识不清,导致他在担任国会议员的19年期间,在所有国会表决增加军费时,投的都是反对票。而且今年初克里还在美国电视上说,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实行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由此可见他对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等人类重大邪恶是多麽无知,因而意识不到人类抗击邪恶的重要性。在美国本土都受到威胁的今天,不懂抗击邪恶的人很难获得多数美国人的支持。

第二,高税收政策不受欢迎。在全美18个电视台正播放的民主党竞选广告中,只有3个台的内容提到克里是「参议员」,其余都大谈他的其他角色:越战英雄,前检察官,丈夫,父亲,猎手,曲棍球玩家等。在民主党大会上总共5343个字的接受提名演讲中,克里仅用了73个字谈他在国会近20年的经历,长度只有26秒。为什麽?中国俗语说,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他不仅没有任何政绩,而且投票多是极左的记录:《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克里担任议员的19年中,总共有350次投票支持增税。

克里在竞选时宣称,如他当选,将把每加仑汽油费增税50美分,每小时5点15美元的最低工资长到7美元。在全球油价居高不降的情况下,克里仍以保护环境为由反对美国开采阿拉斯加等地的石油。因而克里现已超过爱德华.肯尼迪而成为全美最左的参议员。而激进和极左,从来都难以赢得美国多数民众。

第三,左倾社会政策吓跑选民。克里虽自称天主教徒,但据《时代》周刊最近的民调,只有7%的美国人认为克里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每周上一次教堂的美国人中,63%支持布什,37%支持克里,显示宗教信仰在这次大选中将起微妙作用。

在不久前麻省最高法院裁决允许同性婚姻後,国会通过了「保护婚姻案」,以确保婚姻在男女之间,而非同性。只有14个参议员投反对票,克里是其中之一。随後在国会通过胎儿保护法时(即大月孕妇遭攻击导致胎儿死亡也被视为杀人罪),克里也是投票反对。很多美国人,尤其是宗教信仰者反感克里的这种态度。美国已有30多个州立法禁止同性婚姻,11月2日总统大选时,将有11个州在选票上附加对同性婚姻态度的公投。最近密苏里和路易斯安那两州的公投结果是,都有近75%的人反对同性婚姻,因而专家预测11州的公投结果也会如此。而这些州,多是两党必争之地,这种大选附公投,显然有利於坚定反对同性婚姻的布什总统。

第四,副手和夫人都减分。克里的副手爱德华兹只有4年参议员经验,在和政坛老将切尼副总统电视辩论时,被评论家称为「像中学生面对校长」,难以想像如果总统发生意外,他能达到出任三军统帅的成熟。在出任参议员之前,克里和爱德华兹都是律师。在美国,人们对律师的评价很低,被讽刺为,「街上有多少垃圾桶,美国就有多少律师」。在美国大选中,参议员能选上总统本来就很难,而这对联手,是两个参议员加两个律师,职业起码不给他们增分。

而克里的夫人泰瑞莎,则是「堵不住的大嘴巴」,经常由於说话不当,而成为电视脱口秀的佐料。克里比她小5岁,还是参议员,却去追求这位身价5亿美元的遗孀;这种多少有些超常的做法也曾遭人议论。泰瑞莎现在身价10亿美元,却在演讲中自称「非洲裔美国人」而做出贫下中农状。泰瑞莎的矫情做作和乱讲话,和落落大方,亲切自然并言语得当的布什夫人劳拉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还有其他不利克里的因素,但仅凭上述4条,他要入主白宫可能最後还是一场梦而已。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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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和「选举人」制度 2004-10-30
11月2日,美国将举行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但按美国的选举制度,它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计算谁赢得注册选民的「人头票」多数来确定赢输,而是按照总共538张「选举人票」计算,哪个候选人赢得超过半数的270张,谁就是美国的下届总统。

上次美国大选时,由於出现查票纠纷,不仅中共、古巴、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官方媒体借机嘲讽美式民主,批评美国的「选举人」制度不体现一人一票、多数当选的民主原则;也有不少普通人弄不明白美国为什麽要实行「选举人」制度,而不是按人头票计算。但如果对「选举人」的历史和作用稍加了解,就会发现,恰恰是这种选举方式,体现美式民主的特色,并保证著美国宪政制度的稳定和有效。

在二百年前美国刚建国时,美国的先贤就设计了「选举人」制度,当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政客向选民虚假承诺骗取选票,由「选举人」间接选总统,以避免弊端。但今天这层意义已消失,它和间接选举无关,也没有实际的选举人,只有「选举人票」。这种制度主要是为了尊重各州的权利,它是美式民主的放权、尊重地方州权的体现。

美国全部「选举人票」共538张,是参议员(100名)、众议员(435名)、华盛顿特区代表(3名)的总数。参议员按州分配,50州每州2名;众议员按人口产生,约50多万人选出一名。例如纽约州约有1,600多万人口,就有31名众议员,再加上2名参议员,总共有33张选举人票。

按照选举人票制度,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如果赢得了这个州的多数人头票,就算赢得了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被称为「赢者通吃」。候选人在各州赢得的选举人票累计超过538票的一半(270张),就当选总统。

由於是采用赢者通吃的计算方式,那麽就可能出现候选人赢了全国按人头计算的普选票,却因选举人票没过半而输了大选的现象。例如,上次大选时,在全国人头票中,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比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多出50万张,但由於最後在佛罗里达州布什赢了戈尔几百张人头票,按赢者通吃原则,布什就赢得了该州的全部25张选举人票,因而使他的选举人票在全国超过半数,而当选了总统。

美国一直有人认为「选举人」制度不合理,呼吁废除,改采全国按人头计票制度,谁获多数票谁当选。据《选举团和宪法》(Electoral College and the Constitution)作者、丹佛大学法学教授哈德维(Robert M. Hardaway)的研究,过去两百多年里,美国国会曾有700多项法案要取消「选举人」制度,但最後都以失败告终。以200年计算,等於平均每年就有近4次,但为什麽都没有通过?

原因是,美国先贤设计的这种选举制度不仅适合美国联邦制的国情,并且更体现民主的真谛:在服从多数的同时,能够尊重少数。具体来说,它有四大好处:

第一,保护小州的利益。美国是联邦制,50州其实相当於50个「州国」,「州国」和「省」的概念完全不同。「省」意味中央集权,「州国」是联邦。美国各州都有独立司法和立法权,例如州巡警不通知对方,不可跨越州界,进入他州。如果开车在美国横贯旅行,会看到州界间写著「欢迎到本州」的标,各州边界划分得很清楚。

美国先贤对制度的设计,重点是强调地方分权,而不是中央集权,其宪政理念是把权力下放到各州,并保证大州小州在联邦层次上权利平等。例如,美国参议院权力比众议院更大,但参议员的产生,和州的大小、人口多寡毫无关系,而是硬性分配,每州两名。加州人口是罗德岛州的60倍以上,但这最大和最小两个州的联邦参议员人数完全一样。美国建国之初那些小州同意加入联邦,条件之一就是保证它们和大州有平等权利,并实行「选举人」制度。

「选举人」制度符合一人一票、多数当选的民主原则,只不过不是以全国人数为「单位」,而是以「州」为选举单位。这个多数,不是全国范围的「多数」,而是每一个州的选民多数,这样更能保护小州的权益。这种制度迫使总统候选人不能只看重几个大州,而是看重每一个州,在每一个州获得多数选票。

而如果实行全国按人头计票方法,那麽几个人口众多的大州联合起来,就有可能操纵选情。例如,美国最大的7个州(加州、纽约州、德州、宾州、佛州、伊利诺州、俄亥俄州)人口加起来,相当美国总人口的一半。如果实行全国普选票制度,那麽总统候选人只需在这几个大州拉票,不必再光顾像罗德岛、阿拉斯加那样的小州了。全美只有三张选举人票的小州有7个,四张的有6个;如果不硬性每州分配2名参议员以及实行「选举人」制度,这些小州的权益一定被大州吞没。罗德岛州人口虽只是加州人口的60分之一,但选举人票却是加州的18分之一,这样就在某种意义上保护了罗德岛州的权益。因此「选举人」制度不仅符合美国的联邦制国情,更体现民主的原则:服从多数,尊重少数。

这种「选举人票」制度有点像NBA篮球赛,它不是按各场赢球总积分(相当於全国按人头计票),而是以赢得的场次多少(相当选举人票的每个州)来决出胜负。也就是说, NBA一个赛季打下来,总共82场,它不是累积计算每一场赢的分数,而是以每「场」为计算单位,赢得最多场的,就是赛区冠军。这样计算更体现这个球队的真正总体实力。

「选举人票」制度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通过赢者通吃的方式,一次到位产生总统,而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第一轮总统选票没过半,再第二轮选举。因为只要有第二轮选举,就容易有政治分肥和交易,结果会扭曲选民意向,被迫把选票投给其他候选人。

美国实行「选举人」制度两百多年来,一次由於两位候选人的全国选举人票相等,另一次是三名候选人平分票源,没人过半,而由众议院投票在候选人中选出总统。按照美国宪法,众议院投票做这种仲裁时,并不是435名众议员全部投票,而是以州为单位,每州一票,过半获得26州的票才能当选总统。这种规定再次显示对州的权益的保护和重视。美国两百年来只有两次由众议院票决,意外率才是1%,证明「选举人」制度相当有效。

第三,「选举人」制度可以立即产生总统,而避免全国人头计算选票,清点到每一个村镇的每一张选票,使总统长时间无法产生。

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时,佛罗里达州的几个郡重新点票,就要几个星期,如果普选票数相当接近,必须重新清点全国的选票,一直到每个村落,那麽全美50州都这样计票,总统恐怕要几个月才会产生。而总统产生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出现政治麻烦,因为那些政治动物们就会动脑筋钻这个时间差的空子。

实行「选举人」制度,赢者通吃,会在选举当天立即产生总统,败者承认落选,赢者发表当选感言,选举就算结束。这种投票就马上计票,连夜用机器计算出选举结果的方式,可以避免由於时间拖长而带来的可能政治纠纷。

根据上述哈德维教授的研究,美国实行「选举人」制度这二百年来,「几乎每次都是立即产生总统,上次选举纠纷是历史上少有的例外。」而且在实行这个制度的两百多年中,只有4次(包括戈尔那次)出现候选人在全国普选票中领先,但由於输了选举人票而落选的情况;等於两个世纪才出现4次,频率极小。

第四是不产生众多小党,使宪政制度比较稳定。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一直是两大政党轮流执政,而不是像其他民主国家那样有很多小党,这和美国一直实行「选举人」制度有直接关系。由於选举人制度是以「州」为「计票单位」,而且又是实行「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赢者囊括所有选票,因此,使得票第二多、第三多的候选人毫无所获。每个州的选举结果只有一个赢家,没有第二、第三,这样就不会产生小党,更无法产生政党比例制的多党制。

政党过多,尤其是实行政党比例制的多党制,两个小党就可以联合起来对抗一个没有过半数的大党,或者多党联合执政,结果容易导致内阁不稳定,选举频繁。在被称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也是由於政党比例制而小党「丛生」,目前国会有席位的政党就有30多个。

1998年4月印度人民党在全国大选获胜,由於席位没有过半,只好联合其他多个小党组阁,但执政仅375天,就因其中一个仅有18席的小党内讧而被不信任票投垮,导致印度不得不提前大选,印度人民党靠联合24个小党才在国会席位中过半得以再次组阁。

美国实行「选举人」制度,就使小党没有多大存活空间,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不存在多个小党联合起来投不信任票而结束内阁的现象。总统因触犯法律遭弹劾,副总统则继任,不存在必须解散内阁、提前全国大选之事,从而使政局稳定。

任何一种选举制度都有它的不足之处,但从「选举人」制度实行两百多年的历史,以及它的特点来看,它虽有缺点,但更符合美国联邦制的国情,更体现民主原则。因而对那些嚷嚷著废除「选举人」制度的美国人,哈德维教授感叹地说,「这一制度在过去两百年里一直很奏效,美国人都被惯坏了。」

(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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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和美国的总统选举比较 2004-10-30
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2日投票,它的选情紧绷程度,不亚於今春的台湾总统大选,而且很多方面都和当时台湾的选情相似:

第一,美国的「泛蓝」也是开高走低。美国两大政党的选情图示,左派民主党是「蓝色」,右派共和党是「红色」,因此也可以把民主党称为「美国的泛蓝」。

在九名民主党竞选者经过九个月的熬战,终於克里(凯瑞)脱颖而出之後,蓝军的声势大振,从美国主流媒体的反应来看,克里几乎就是明年白宫的主人。但就像台湾的泛蓝当时开高走低一样,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後,克里和爱德华兹这对民主党候选人,就像台湾的连宋一样,选情不断下滑,在距选举不到一个月之际,美国的泛蓝选情不再乐观,反而有一种紧张气氛。连坚决支持克里的民主党亿万富翁、纽约房地产大亨川普,都在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时不情愿地表示,如果打赌的话,应该把赌注放在布什上,虽然他仍支持克里。

第二,美国主流媒体也是「泛蓝」,绝大多数偏向民主党,其民调也有水份。台湾的选情专家事後总结说,连宋的选情所以「开高走低」,很大程度是早期的「民调」有水份,造成一种假象。台湾的民调所以有问题,是由於深蓝的《联合报》等出面做民调,那些绿营选民,听到是《联合报》就极为反感,因而不接受民调,拒答率高达50%以上。因此深蓝媒体做的民调,对象主要是自己的蓝色选民,往往结果「一片乐观」,并不真正反映台湾的实际选情,这是连宋一直自我感觉良好、最後失败的主因之一。

美国选民的政治倾向,和台湾也有某种相似。台湾是北蓝、南绿,越往南部走,越支持本土化的民进党。而美国是东西海岸的大城市如纽约、洛杉矶等,多是民主党的选民,而中部,尤其是乡镇,主要是共和党的票源。因此,媒体的民调在哪里进行,结果就有很大不同。美国泛蓝媒体的民调,在选择性的城市区域做,虽然也是真实的,但也是不能反映出真正的选情。当时台湾泛蓝媒体的民调,给人的印象是连宋一定胜选,就等著进总统府。而美国媒体上的民调,有时也受这种气氛影响,但并不反映全部真实。

第三,美国主流的「泛蓝」媒体经常误导大众。像三大有线电视台CBS, NBC, ABC,无线电视的CNN,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等大报,都是左派掌控,一向支持民主党。因而他们有意无意地为克里造势,例如不久前CBS的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竟为了打击布什,不惜播出假文件,结果成为媒体丑闻。因此在美国泛蓝主导的媒体上,往往多是有利克里的消息。但这就像台湾泛蓝媒体当时为连宋造势一样,虽然在报纸上是节节胜利,但实际上并不是那麽回事。

第四,美国的泛蓝像台湾的泛蓝一样,最主要的弊端也是和现实脱节。连宋所以会输,根本不在什麽总统枪击案或什麽动用国安机制,而是连宋所代表的国民党旧势力,仍活在蒋介石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旧思维中,完全和台湾现实脱节。而陈水扁赢在强调真实,坚持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突出台湾的主权,因而赢得了人心。

民进党从1996年那次赢得21%选票,到这次总统大选,超过50%,8年增长了29个百分点,这绝不是一枪可以打出来的,它是尊重现实、迎合民意、顺应潮流的结果;而连宋们以为一加一等於二,结果却是少於一,就是因为他们脱离现实,不知道(至今仍如此)台湾真正民意的结果。

美国的泛蓝也是这样,完全和现实脱节。今天美国的最大现实是反恐,保证美国本土和自由世界的安全。而克里阵营强调伊拉克没有发现大众毁灭性武器,强调布什政府不可信等,并不能改变民众渴望安全、痛恨恐怖主义的意愿。

今天的恐怖主义不是某个国家、某个集团,而是世界范围的极端伊斯兰势力要颠覆西方的文明,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一场意识形态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它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冷战,更复杂,更困难。而打击伊拉克,铲除萨达姆邪恶政权,恰恰是这场反恐战争的组成部份,它可以改变中东的地缘政治,把民主自由的价值通过伊拉克传递到整个穆斯林世界,从而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

虽然现在伊拉克局势不稳定,恐怖份子不断反扑,但如果今天不是把全世界的恐怖份子都吸引到伊拉克,那麽他们就会来袭击美国,袭击巴黎,袭击法兰克福和伦敦等自由世界,因此伊拉克是个决战的战场,美国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就是美国的最大现实。

而克里作为联邦参议员,原来曾签字支持国会通过的军事打击伊拉克的议案,现在又来反伊拉克战争,不仅出尔反尔,而且迄今拿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可行性方案。而且克里虽曾参加越战,但当年却以反越战著称,还曾秘密去巴黎会见越共份子,这些都是他的弱项。

不要说注重国防、强大军事一向是共和党的强项,民主党在这个领域软弱和有浪漫幻想,仅从克里个人的参政记录来看,他就无法让选民相信,他会是一个强势的反恐领导人,因为他的19年联邦参议员记录显示,他在所有削弱美国军事的议案上,都投了赞成票。因而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播出的宣传克里的电视记录片,谈到克里的国会记录时,都是几秒钟一笔带过,因为实在没有什麽政绩可言,而用大篇幅渲染他仅参加了4个月的「越战」。

虽然说选举无常,但从以上几点来看,布什像陈水扁一样,连任的希望很大。而布什连任不仅有利反恐的战略目标,保证美国的安全,而且对保持台海稳定,制约中共扩张,具有重要意义。从过去三年多的记录来看,布什政府是自里根以来,最支持台湾的政府。布什曾明确表示,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而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却曾表示,他支持北京的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问题,可想而知他对共产中国的浪漫情怀。如果克里当选,美国的中国政策会退回到克林顿时代绥靖北京的政策。但幸运的是,迄今的美国选情显示,下届白宫的主人还是布什,这对台湾来说,是个福音。

(原载台湾《壹号人物》月刊2004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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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扬自由的旗帜 2004-10-27
下周二,美国将举行大选。它不仅是选总统,更是对伊战和反恐问题的一次全民公投。因它不仅是整个大选的主轴,而且两党对此有严重分歧:

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凯瑞)认为,迄今伊拉克没发现核武,因而伊战是「错误时间、错误地点的错误战争」;美国应致力在阿富汗反恐,抓获拉登。

共和党的布什(布希)认为,这场伊战必须打:第一,当时美英俄等国情报都显示,萨达姆在发展核武,而且他又拒绝真正的核武检查。作为负责任的自由世界领袖,美国无法承受再发生九一一,必须对恐怖威胁先发制人。第二,伊战使伊拉克获得自由。只有中东有了民主,才会改变那里的恐怖主义温床。因而伊战不仅是反恐战场,更是人类自由进程的组成部份。世界越自由,人类才会越安全。

美国两党在「伊战」上的分歧,实际上展现了人们对「自由价值」的不同认知。按克里等西方左派的逻辑,既然伊拉克没有核武,美国就没必要结束萨达姆政权。至於那里的人民生活在暴政下,不是美国应优先考虑的。

而布什总统则强调「自由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伊拉克人民应该享有这个「礼物」。在美国具有军事能力,铲除巴格达暴君又对世界安全有好处的情况,应该采取行动,解放那里的人民。

布什的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回响美国二百多年的根基价值,以及美国先贤的立国之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两座美国前总统的纪念堂,一个是林肯,一个是杰佛逊。两人党派不同,但都推崇自由的价值。林肯为使美国统一於没有奴隶制的自由之中,宁可打了一场战争。杰佛逊纪念堂里则刻著这位《独立宣言》作者的誓言:「我向全能的上帝发誓,将反抗残害人类心灵的任何暴政。」也是强调「自由是上帝的礼物」。而《独立宣言》的核心价值就是「人生而平等,具有自由,生命,追求幸福的权利」。

正因为美国人信奉这样的价值,才有诺曼底登陆,打败法西斯,赢得了二战胜利。不久前,华盛顿又建了一座「二战纪念碑」,碑文就是:「美国人不是去征服,而是去解放,去结束暴政和重建自由。」星条旗在哪里升起,哪里就有自由。

正因为美国人高扬这样的旗帜,才有了美国为核心的北约,阻止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蔓延,最後打赢了冷战。

今天,面对滥杀平民的伊斯兰法西斯,人类必须像对付纳粹和共产党那样,认清它是邪恶,全力以赴打败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就是林肯和杰佛逊的真正继承者们,高举自由的旗帜,反恐、反邪恶的人类正义之战。它的道义性早已铭刻在推崇自由价值的人民的心中丰碑。

几天後,伟大的美国人民将做出选择。如果布什连任,还将创造美国总统的历史记录:1789年华盛顿宣誓成为美国首任总统,72年之後,林肯宣誓就职(1861);又一个72年後,罗斯福当选(1933)。如这次布什连任,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时,正好和罗斯福相差72年。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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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为何再次「卖国」? 2004-10-23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近日说,在这次俄国总统普京访问北京时,两国边界问题完全解决,但对边界条约却不予公布。此举引起海内外中国人的关注,甚至愤怒。

中俄有长期的边界分歧,主要由於沙皇和斯大林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和武力侵占,有近40个台湾那样多的中国领土,被俄国夺去。

对於这些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不予承认;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不予承认,虽然毛当年在「抗美援朝」时需要斯大林的援助,但在这这个问题上也没松口。後来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人时,也基本坚持毛的立场:俄国当年强加给中国的那些条约是「不合理的」。

但到了江泽民时代,却一反常态,这位曾在莫斯科留学、到俄国访问时说「有到家的感觉」的中共领导人,却与俄国签署了《友好条约》,除了三个江心岛之外,全部认可了原来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去的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此在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海外,中国人发出了「江泽民卖国」的谴责声。

这次普京访问北京後,中共宣称,遗留的三个江心岛问题也全部解决。但到底是怎麽解决的,这些岛屿归哪一方,边界线最後划在哪里,中共却闭口不谈。这种问题怎麽可以保密呢,将来中国总要出版地图,标明国界吧?

中共向来善於煽动民族主义,让中国人在潜移默化的爱国情结中,模糊中国和中共的区别,最後在认同中国时,潜在地认同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以中共这种本性,如果这次真的在谈判中获得好处,要回了土地,中共早就会炒作。尤其在中国掌实权的江泽民,是个好大喜功、虚荣心强(也心虚)的权力者,更会渲染在他「领导下」如何争回了领土的「政绩」。

但为什麽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反而秘而不宣?最可能的原因,是中共没有完全要回土地,而是再次向俄国妥协 。据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学者于晓丽的论文,这三个江心岛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位於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黑瞎子岛」(其他两小岛,一个太小;另一个涨潮时则被淹没)。而最重要的是,这三个岛屿都不是沙皇时代和清朝签署的条约获得的,而是在1929年(张学良主掌东北时)中俄发生「中东路」(围绕中国东北铁路权)战争时,斯大林的军队占领的。

在1991年江泽民和俄国签署的条约中,曾申明未定领土保持现状,但俄国人却向黑瞎子岛派驻军队,建了一百多别墅,以及一座专为纪念(中俄)珍宝岛之战中阵亡俄军的教堂,并以一座浮桥联结了该岛和俄方的伯力市。江泽民政权对俄方这些举动从无公开的抗议。

这次普京访问北京,中共突然宣称领土问题全部解决了。虽然到底怎麽解决的外界还不清楚,但据在北京的台湾记者报道,最後的所谓「解决」是把那两个没什麽价值的小岛归还中国,而把那个最有价值的黑瞎子岛(350平方公里)中间划线,中俄各占一半;而且在归中方的那一半,还要中俄共同开发。

按道理俄国已经夺去了多达144万平方公里土地(连列宁当年都承认,那些条约是不平等的,那些土地应还给中国),现在通过江泽民签署的再次「不平等条约」,已把这些夺去的土地合法化,仅剩三个小岛,应该哪怕是做个象徵性的姿态还给中国,也算有点说得过去,但俄国人摸透了那个留俄工程师的心理,他不会在乎什麽「江心岛」,他在乎的是仍当「江核心」。

江泽民和普京签署让土地,主要有三点考量:一是要俄国的石油,二是要和俄国建立战略夥伴关系,以自壮声势,平衡美国;三是得到俄国支持中共对台政策的立场。

但事实已经证明,这三项都是「空」的:俄国已准备把石油管道铺向日本,而不是中国;普京和布什的关系远超过和江泽民,这从普京最近公开支持布什连任就是明证之一。而第三项的所谓支持中国的台湾政策,完全是空头支票,毫无作用,因为任何战略家都不会想像到,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干预,俄国会派兵到台海帮助中共打美国和台湾。即使普京想这麽做,在已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更有了民选制度的俄国,他也做不到。何况从他和江泽民打交道连连获利来看,谁是傻瓜一目了然。

难道这些道理江泽民以及他的智囊们都不知道?未必。但江泽民们要的就是这个「虚」的东西,因为可以通过中共控制的媒体,继续给中国人洗脑:你看我们如何和俄国成为「战略夥伴」;我们威胁台湾的政策如何得到俄国这样的大国支持。这样可以继续欺骗中国人,吓唬台湾人,自我满足那些中南海人;尤其帮助维持那个导致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邪恶政权的继续存在,这才是江泽民「卖国」的秘密,所以他不敢公布。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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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媒体影响美国大选 2004-10-19
中国等专制国家没有新闻自由,标之一是,媒体是官办的,必须符合政府的意识形态。而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媒体,所以说是自由的,也主要是因为它不属於政府,是私营的,并由於法律保护而享有很高的新闻自由。

因而连中共的官方学者们,也不好意思批评说美国政府控制新闻,只好强调说,美国是大财团办报,言外之意,美国的媒体被少数富人控制,也不是独立的。

但这种批评是牵强的。因美国是个私有制的国家,当报纸不被政府拥有时,它只能被私人所有,而当个体的商人发展成大的财团公司,那麽它拥有的报纸等媒体,自然就属於财团所有,但并不影响媒体仍被私有企业掌控的性质。而只要是私有企业拥有,就注定了媒体的多元声音。

这里的关键有三点:第一是美国的公司、财团是无以计数的,仅华尔街列出的大公司就有五百家,这些公司、财团或者个人等,谁都可以办报纸,办媒体,可以自由竞争,由此形成真正的媒体市场。

第二点是,不同的财团由於拥有者的政治理念不同,导致不同财团拥有的媒体的理念和倾向不同,因而形成媒体的不同声音,给读者听众提供了多元的信息和观点。

第三点是,现在美国的财团拥有者也非少数个人,主要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购买股票,成为公司的股东。现在有51%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定的股票。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只是持有最大股份,在很多情况下也就是百分之十几而已。因而大公司的老板必须考虑持公司多数股份的其他人的利益。

而在中国等共产国家,媒体全部被国家拥有,政府其实等於一个大财团,那麽它发出的是一个财团的声音,反映的是一个财团的理念。同时它又禁止其他任何人和公司办报,因而等於垄断了媒体市场,形成了一元化的舆论控制。

美国媒体的这种声音多元性,可以从对这次总统大选的报道看出。美国的报纸、电视电台等,由於拥有者的政治理念不同,而支持各自认同的政党,因而等於提供了不同的声音和角度,让读者选择。

例如在报纸方面,主要大报多倾向支持民主党,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等,以及两大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基本都是自由派主导的媒体;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标准周刊》、《国家评论》,以及各州的主要地方报纸,多是偏向保守派,支持共和党。

在电视领域,三大无线电视台(CBS,NBC,ABC)都倾向民主党。在有线电视中,已创办24年的左派CNN,和才创办八年的右派福克斯(Fox)打擂台,前年福克斯的收视率就超过了对手。

在电台领域,则是保守派的天下,一万七千多家广播电台,绝大多数都支持共和党,因而构成和无线电视的舆论平衡。

不仅美国的媒体这样分成两大派,美国的民众更是如此,在上次总统大选时,支持民主党戈尔和支持共和党布什的选民,几乎是五十对五十。而且美国民众在选择媒体时,也多是根据自己的政治口味。例如据「Pew研究中心」的民调,观看保守派观点的福克斯电视的美国民众,41%是共和党籍,29%是民主党籍。而观看左派观点的CNN电视的美国民众,则比例反过来,44%是民主党籍,25%是共和党籍。

正是不同的个人、公司和财团,谁都可以办报纸,办电台电视,并享受法律保护的新闻自由,这样才构成了美国新闻信息的多样性,保证了言论的多元化,并为媒体监督制约政府的腐败,提供了可能性。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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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你是否知道自己为什麽要投这一票? 2004-10-19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留美学人及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取得了美国国籍,开始行使作为美国公民的选举权,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愿,并通过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对国家的政策产生影响。由於“Every vote counts”,我相信每一位手持选票的同胞都抱了郑重其事的态度。然而新美籍华人中多数人忙於学业、生计,加上来到美国时多为研究生或直接进入工作市场,错过了高中阶段美国历史和政治的基本教育,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在竞选总统的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共和两党的异同缺乏足够的了解,面临投票选择时要麽觉得举棋不定,要麽仿效自己的同事朋友。

我认为,行使选举权可贵和重要之处在於,我们可以凭自己的观察,分析和思考来做出决定而不必受任何权威的左右。於是我下工夫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很开眼界,有些发现甚至让我自己吃惊。

另外,在考虑美国问题时,总是自然而然地与中国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我想大家也会有同感。现将本人的观察与思考发表出来,与大家分享,供大家参考。

经济政策

代表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历来奉行的是干涉经济生活、扩大政府职能的保守主义政策。而以保守党著称的共和党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恰恰是与保守主义相反的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政府应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共和党主张小政府低税收政策,我们从实际生活里不容易感受到这种政策对社会或个人的积极作用。但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小政府低税收的政策是与私有制一脉相承的。小政府低税收的政策就是坚持最大程度的私有制。而私有制的确立原则 “努力使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对其他人的需要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在“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为人类社会不仅建立了完善的经济秩序,同时创下了惊人的社会财富。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人们通过诉诸国家强制性行动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可以经由自愿合作的方式而做的更好。”

小政府低税收的政策也正是出於这种基本理念。而大政府高税收的主张,毫无疑问存在著产生中央集权化的趋势,如任其发展,结果便是社会主义乃至专制主义。 中国人历来同情弱者,这属於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些杀富济贫的江湖好汉,始终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一部水浒,几百年来,能够家喻户晓,代代相传,一方面确是不断地有恶霸横行乡里,百姓无处申冤,不得不寄希望於能除暴安良之义士;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逐渐形成的国人对富人的认识∶“为富不仁”。富人没有好东西,富人的财富都是黑心得来的,因此“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共产党就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下,很快就动员了千百万农民参加到共产革命的队伍中来了。这些农民革命者对社会不平等的认识,无非认为是财富分配不合理,你有我无,便是最大的不公;你多我少,便是最大的不平等。“穷”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富”就是革命的物件。学生在课堂里听到的是穷人如何聪明、善良,富人如何愚蠢、恶劣。形成了以富为耻,谁受穷谁光荣的社会舆论。虽然这种认识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但数十年形成的文化心理还在不时地、潜移默化地影响著一代又一代的人。仔细分析起来,六四期间在反官倒的口号下到天安门示威的广大北京民众中,觉得自己在改革开放的十年里,没有得到好处的人占相当大的比例。

社会福利

民主党一贯主张社会补贴,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给予补贴是必要的,但要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一个健全的社会制度,要保障社会不同群体的平等,就要建立起合理的竞争机制,保证人们竞争机会的均等,而不是财富的均等。合理的社会是要保证全体公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至於一旦跑起来,有人跑得快、有人跑的慢,社会就管不了那麽多了。总不能背换现金;穿著一百块一双的鞋吃著免费午餐。他们真没钱吗?今年的一则新闻报导讲,南方一些学校为那些在周末家里吃不上饭的学生提供免费食品,在星期五放学後带回家。这种用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不必要的慈善事业越来越离谱了。美国的父母若将12岁以下的儿童单独留在家里,是违法行为,但是不给孩子做饭是否比把儿童单独留在家里更恶劣?

在第三次总统辩论中,当凯利提到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和失业问题时(凯利说他要在几年之内将最低工资提到每小时七美元如果他当选的话),布什总统的回答却是用教育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有些所答非所问,一些人在辩论之後的报刊上也撰文讥笑。而我认为这正是共和党的政策较民主党高出一筹之处。拿最低工资的人也是教育程度最低的;多年失业的人更是和他们的知识技能有关,因此教育才是最终能够改善他们生活的唯一出路。大幅度提高最低收入标准,将会减弱低收入劳动者进一步学习的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也会加重企业的负担,使更多的美国企业迁往亚洲。

社会福利只应该是保证公民获得温饱及具备生活的必要条件和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不应该是借助福利政策来提高生活水平。

教育政策倾斜

要保证公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传统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知识的日新月异的今天,给予人们平等的教育机会是保证人人平等的首要前提。美国早就普及了十年的中小学教育;而收费的大学教育对低收入的学生,各州都制定有贫困生补助金。校方有针对优等生的奖学金。社会上大量的私人机构有各种资助穷孩子上大学的计画。加上政府的低息贷款,使得每一个学生都有读大学的机会。美国的教育制度做到了给予不同阶层的子女平等的教育机会。

中国人在美国,最不感到受歧视的地方恐怕要算是在教育上了。我不认为中国人比别的民族聪明,但中国的父母为子女教育所付出的心血是其他民族的父母不可想像的。他们可以不到餐馆吃饭,不去看电影,不买新家俱,但当孩子的教育用钱时,他们出手大方。让人担心的是民主党提出的按种族人口比例录取的大学入学政策,正在把更多的亚裔和中国孩子拒之于优秀大学之外。一些大学SAT 1450的学生不被录取,却录取了SAT 1000分的,只因为你是中国人。按照自由社会的基本理念,政府或团体“没有任何权利可以用来限制有能力的人或有运气的人去取得他们有可能取得的任何成就┅不可以对个人所可能取得的地位施以任何僵硬的限制,而不论这种权利是用来长久地维护不平等的状态,还是用来创造平等的状态。”“绝不能为了满足我们的正义感或者我们的嫉妒心理而牺牲这个原则”。(哈耶克)

农产品补贴

最不能容忍的是美国政府的巨额农产品补贴。民主党多次否决了布希政府的要求减少对谷物和棉花补贴的议案。2001年国会通过的10年$1,710亿美元的农产品补贴,即花费了纳税人的钱,又大大压低了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濒临破产。美国种植玉米的农民从政府每年平均大约可以拿到$20,000美元的补贴。在伊利诺州,农民的收入有一半甚至更多来自於政府补贴。在2001年,美国25,000个棉花种植者拿了39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而所产棉花在国际市场的售价仅值30亿美元。墨西哥从1993年到2000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後),从美国进口的玉米增加了18倍,大批的农民破产,连拥有100英亩 (约合六百市亩)土地的农民都被迫离开了自己数代经营的农场,进入城市。印尼曾是世界十大稻米出口国,加入WTO三年後的1998年,便沦为世界上最大的稻米进口国。

如果说当今帝国主义的还有无真正的侵略,还有无霸权主义,如果说有,那麽不是布什总统领导的对伊战争,而是民主党所坚持的大量的农产品补贴政策。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我国政府在农产品进口关税上的承诺不是沿袭第三世界的24%而是17%,对美国是更低的14.5%。美国农民正在开著巨型拖拉机,粗壮的腰上绑著纳税人的钱,冲进了中国敞开的国门,向可怜的农民兄弟姐妹们碾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如果选民主党凯利当总统,就意味著我们要从我们的口袋里拿出更多的钱,去补贴给美国农民,去为美国农民撑腰,让他们去和世界上最贫苦的中国农民竞争,在他们的旧伤疤上再添新伤痕。扪心自问,这是不是有帮凶之嫌?

道德文化

民主党曾经是富有理想色彩的自由主义斗士,在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民主党和随後的在肯尼迪引导下的在民权运动时期的民主党是当时美国进步势力的代表。而今天的民主党早以脱离了他当初的为了消灭种族主义、为了人民的平等权力而战的正确道路。从宣扬社会意义上的积极的自由主义已经堕落成了纵容或提倡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许多民主党、新左派的激进举动为美国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美国的某些保守派学者曾经把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学生运动比喻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且认为运动带来的变化就像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浩劫。著名思想史学家Paul Kristeller在1991年说过“如果中国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他们的文化革命,我们美国的文化革命却仍然愈演愈烈,而且在可见的未来都看不到可以克服这种文化革命的迹象。”

四、五十岁的中国人或许还记得,冷战时期,共产党往往列举一些美国的怪异现象以证明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在恶意中伤的同时,也确实披露出了一些腐朽的美国垃圾文化现象。其中大多数是属於民主党所主张或认同的自由主义的范畴。如嬉皮士、校园裸体快跑、性泛滥、同性恋等。美国自由主义左派的老巢—好来坞更是以色情和暴力的垃圾影片腐蚀著一代代的全世界的年轻人。这些嘬死的阔佬把美国—这个富有与正义的国度贴上血腥和色情的标签出卖给了全世界。那篇骂布希是混蛋的像是由“中共左派业馀评论员”所写的所谓“选举指南”中指责布什政府输出意识形态,这既冤枉了布什又抬举了布什。我真希望共和党能向世界输出他的保守的道德理念,回归传统的人类道德,用“好”与“坏”重新替代“进步”与“落後”,用作为民主社会基本理念的真正的自由主义替代无限膨胀著的假自由主义,让各民族人民在各自的国度里寻找人类共同的和有民族特色的永恒的价值。洗刷掉那些走火入魔的激进派画在美国人民身上的涂鸦,恢复美国民族—这个上帝的选民的本来面目。

最近的十几年,民主的意识、民主的方式、民主的政权,以前所未有的迅猛之势,波及全世界,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这不能说是民主国家在输出他们的意识形态,而应将民主看做是一项人类社会创造的实验成果,而这项成果正在世界推广应用。就象网际网路那样,没人强迫你使用他,但他正在深入到千家万户。

同性恋

同性恋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性关系,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同性人群里。中国人知道的同性恋往往发生在军队、纺织厂、或是在旧戏班等同性集中而异性短缺的地方。中国的父母发现自己的子女有同性恋倾向时,首先想到的是去看医生,他们把同性恋看作是一种病态。中国人有阴阳说,视阴阳平衡为美、完整和健康。中医将阴阳的失衡如∶阴虚阳亢,阴盛阳衰视为疾病之因。“男女之欲,乃阴阳自然之道”,“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遏之病”。西人将男女之交看做造物主的安排,非此之举,人类何以延续?对同性恋者当然要持平等的态度,就象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同性心态治不好,坚持同性恋,也是这些人的权利。同性恋者固然没有什麽抬不起头来的,可也没什麽可炫耀的。

凯利支持同性恋结婚这种违反自然的变态行为,认为这是美国人的自由人权的一部分。在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上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在数千万电视观众面前提到切尼的同性恋的女儿。爱德华兹实在没有必要提及切尼的女儿,实际上看得出爱德华兹是在幸灾乐祸。哪个作父亲的都不愿意有一个同性恋的女儿,更不愿意由於自己的原因,让自己的女儿被人拿出来说三道四。爱德华兹故意点击别人的痛处。英俊的外表下,竟是如此一个小人之心。

堕胎

中国人对堕胎早就习以为常了。甚至六、七个月的孩子放在空屋内,让他们“自然死亡”的事也已经不是耸人听闻的故事了。堕胎涉及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那就是生命是从什麽时候开始的。生命从婴儿出生开始,还是在娘胎里就开始了。在娘胎里是从什麽时候开始的。是一个月还是三个月、还是七个月?在还不能确定生命从何时开始的时候,堕胎算不算谋杀?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尚且是理性所不及的,又怎能动摇那些基督徒的信仰。著名“右派”马寅初在他的“新人口论”中坚决反对堕胎,但他强烈呼吁搞计划生育。他认为堕胎就是屠杀。我支持个人的堕胎行为但反对堕胎合法化,因为确实不该通过一条容许不知道是不是屠杀的法律。共和党反对堕胎合法化,布什誓言要使最高法院重新审议堕胎合法化的问题,都是出於他们对生命的基本认识。

我还认为美国应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美国一些少数族裔里你可以看见像五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情景,一家七、八个孩子,本应穷得一塌糊涂,但是有政府补贴,活的满不错,据说有三个孩子,政府的补贴就够了,不用工作。这种实际鼓励生育的政策,不但会造成人口素质的下降,而且给纳税人带来了愈来愈大的负担。这仍然是那些自由主义的左派们、民主党的议员们为了满足他们的“正义感”而制定的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可是,在美国,哪位议员要是敢提出计划生育的提案,他一定会被看作是个疯子。因为在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里,生育是属於生命这个人类最高命题的,生育与经济问题无关。此外,经验告诉他们,他们之所以走向了富裕,与计划生育毫无关系。

《读者文摘》与人文关怀

中国的《读者》杂,在八十年代时叫《读者文摘》,该杂当年一反文革时期的文风,从世界各国的许多报刊杂摘录精品妙文。一篇篇可视做经典的短文如涓涓甘泉注入中国读者的心田,文革和几十年阶级斗争造成的国人扭曲的人格、枯萎的人性开始苏醒、觉悟。这份杂刊登的文章中有许多是从美国的《读者文摘》中摘录来的。人们不知道的是,美国的《读者文摘》是属於美国保守派杂。在五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风靡世界的时候,这份杂是美国唯一一份坚守阵地的保守派杂。但他在美国出版业确能独领风骚,杂上的广告要在一年前预订。该杂当时就以远离政治著称,避开一切时髦的左派说教,相信和努力追求人类永恒的价值。自那时以来,期期杂、多多精彩,充满了朴实、温馨、友爱、宽容的人文关怀精神。影响著全世界一代代的人,是全世界读者最多的杂。90年代,碍於版权问题,中国的《读者文摘》不得不改名《读者》。但不论是叫《读者文摘》还是叫《读者》,中国的这份杂创造了中国出版业上的奇迹。和美国的《读者文摘》在美国曾经创下第一一样,也曾是全中国销售第一的杂(仅出於本人印象,未经核实)。由此看来,中国读者对美国保守派所倡导的传统价值观念不但了解而且喜爱。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了各国人民在追求传统价值,追求共同的永恒美德的理想是一致的。

两党的选择

美国的保守派是在与共产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随著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不断衰落以至苏联的最终解体,保守主义才最终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代表自由主义的民主党自然陷入了历史的困境,资深记者朱尔斯.威特考弗在他的《人民党∶民主党史》一书中认为∶“该党从来就没有很好地给自己找到定位,甚至直到今日,在面临大选的关键时刻,自由派的“美国未来运”(Campaign for America's Future)和中间派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还在进行著争论。威特考弗认为,目前的民主党还处在“身份危机和两难”之中,尤其是在他们经历了2000的大选失利後,更加难以抉择,是该与共和党拉开距离,往左转,还是继续走克林顿尝试的中间路线。”(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这也就是为什麽民主党候选人凯利在竞选过程中给人的印象是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翻云复雨。你投他的票,他就拣你爱听的说。你支持伊战,他就说取缔萨达姆是正确的,尽管他反对第一次海湾战争;你反战,他就说伊战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战争;减税能得选票,这位在当议员期间有过78次投票同意增税,127次反对减税的凯利就说他也要减税了;穷人多,他就说给富人加税、给穷人减税。这不仅是让凯利现眼,更让人看出今天的民主党已经失去基本理念,成了一个既无主张、又无立场,只剩下如何才能满足选民心里的卑鄙伎俩。在今天--共产主义正在全面崩溃之际,是民主党为他们的左倾路线作出历史性的总结的时候了。

凯利其人

凯利的政治生涯是从反对越南战争开始的。他从一个耶鲁的大学生自愿赴越作战到成为一位反战英雄,由於他出色的辩论才能使他在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学生运动包括反战活动中渐露头角,成了一名领袖人物。当时他的表现的确可以证明他曾是一位充满著激情和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但是我们中国人见过的这种青年还少吗?当年的红卫兵是这样的青年人,当代的愤青是这样一些人;那些穆斯林社会中的自杀攻击者也是这样的一些充满了活力、富於崇高理想、勇於献身的热血青年。但是他们方向错了、目标错了,行为错了。热血沸腾和忘我牺牲既可以造福社会,也可以对人类造成巨大损害。作为领导人只有热情和牺牲精神是远远不够的。

不管美国人如何看待越南战争,我们这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过的人,受过共产党压迫的人、对共产国家有正确认识的人、有良心的的中国人,对越战早已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越战和韩战一样,是美国人民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而进行的一场防御战争。美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史无前例的代价。战争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麽?其中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内的反战运动。历史地看,美国对越南,不去不为过,但去了又在中途撤出,是对越南人民的背叛,这和一些学者对在匈牙利事件中美国政府的表现所提出的批评一样。

当年凯利反对越战,不是他对邪恶的共产主义制度缺乏认识,就是像许多左派那样,对那个制度有所偏爱;作为国会议员,他多次反对雷根政府的武器研究计画,证明凯利对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没有战略眼光或者说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而这些无知又进一步决定了他反对由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他一口咬定此次伊战是错误的,因为是本拉登而非萨达姆对美国本土进行了攻击。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政权是唯一公开支持对平民进行自杀攻击的政府,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他与恐怖主义的紧密联系吗?冷战已经结束,在新的世界格局尚未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的今天,选这麽一位没有战略眼光,缺乏对世界格局清醒认识的总统对美国人民是十分不利的。凯利不过是一名当年的美国造反派而已,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手拿红宝书的那种。

伊斯兰复兴运动

贫穷和步入现代社会的无望,加上专制政权对穆斯林的残酷压迫导致了世界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9.11又是一个转捩点,它标著伊斯兰复兴运动已经全面进入了法西斯主义时期。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穆斯林,多数人将本拉登看作英雄,而布希是他们的敌人。在他们心目中,自杀攻击者像中国的黄继光、董存瑞,可以光宗耀祖。“革命”自有後来人,大量的穆斯林学校对成百万上千万的儿童和青年宣讲著“圣战”,每天都在播下仇恨的种子。这样的学校在巴基斯坦就有一万到七万个(THE NEWYORK TIMES)由私人或国外机构资助,学校里不讲科学,数学或英语。一位资深英国情报官员说过∶“没有全球的“盖世太保”,我们怎能阻止他们?”本拉登虽然只是一个人,但下面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就像希特勒一样。

谁会想到当初在大文学家、大哲学家辈出的德意志民族里,会允许法西斯主义主宰国家的命运,把人类推入战争呢?穆斯林社会在世界上,在一战以来的一百年间,人口发展最快(穆斯林国家的人口增长通常在2.5%以上,高的可达3%以上。(伊拉克年人口增长3%、劳动力增长2.8%)、经济发展最慢(除了石油)、农业资源日渐衰败(伊拉克农业收入占GDP的5%并且以年5%的速度递减),这个遍布世界的十六亿人口的民族,如果仅仅是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愈来愈多的穆斯林相信这是由於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一位著名的印度穆斯林在1992年预言∶西方“下一步面临的无疑是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对抗。从马格里到巴基斯坦,一场席卷伊斯兰国家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斗争即将开始。”本拉登代表全球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早就向以美国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宣战了,可是西方社会里的许多善良得近呼痴呆人们,还在自己的法典里寻找著如何反击的法律依据。没有地方去找依据!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战争。旧有的规则已经被穆斯林极端主义者打破,新的规则正有待建立。

萨达姆政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公开支持恐怖主义的政府。萨达姆又是一个杀人如麻的专制主义的暴君。取缔萨达姆政权,在中东地区这个穆斯林社会的中心地带打入一个民主的楔子,无疑是决定全局的一手高棋。没找到大规模杀人武器,并不影响对伊战争的正义性。可怕的恰是这些大规模杀人武器或制造设备的消失。这些武器如果落在恐怖主义手里,西方国家就再也没机会去翻那部作为民主社会基石的法律条文了。在和穆斯林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只能将现有的法律条文看做是一部黄历。而犹豫、畏缩、止步不前将为美国和全世界带来原子弹的滚滚浓烟。

请看加州州长施瓦辛格是怎麽说的:

“我的移民同胞们,我的美国同胞们,如何确证你自己是否是个共和党人?让我告诉你。 如果你相信政府应当对人民负责,而不是人民要对政府负责,那你就是共和党!如果你相信一个人应当被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成员,那你就是共和党!如果你相信你的家庭比政府更懂得如何花你的钱,那你就是共和党!如果你相信我们的教育体制应当对我们孩子的进步负责,那你就是共和党!如果你相信这个国家,而不是联合国,才是世界民主最大的希望,那你就是共和党。此外,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你相信我们必须强有力地、毫不留情地结束恐怖主义┅┅那你就是共和党!”(美联社稿,北明译)

在认真考虑了上述问题之後,我决定投共和党一票。你呢?在决定投谁一票之时,你知道为什麽吗?

(转自《新世纪》10/1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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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和凯瑞:不同的台湾政策 2004-10-19
距离美国的总统选举已不到两个星期,布什和克里(凯瑞)都在做最後的冲刺。哪个党胜出,不仅对美国和世界格局,而且对台海局势,都有重大影响,因为两党的党纲中的台海政策有明显不同。

民主党党纲中关於亚洲和中国政策部份的篇幅,比上次(四年前)明显减少。它预示如果克里当选,他不会把台海政策放在战略优先位置,而且可能也不会重视亚洲,而是把战略重点放在中东、欧洲等区域。

另外,和上次比较,更明显的区别是,这次民主党党纲中阐述中国政策时,删去了上次政纲中写明的要履行《台湾关系法》的内容,整个《台湾关系法》的字样全部被删除。

过去六届美国政府,都强调台海政策的平衡,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强调履行《台湾关系法》。四年前,民主党的党纲还表示,如果戈尔当选,会履行《台湾关系法》的责任,同时承诺一个中国政策。现在民主党党纲去掉了《台湾关系法》,很可能预示,克里一旦当选,民主党主导的美国下届政府,不会像现在的布什政府这样通过强调《台湾关系法》来制约中共,协防台湾。

而这次共和党全国大会上通过的党纲,再关於中国政策部份的阐述中,则明显和民主党不同,不仅写明布什政府将履行《台湾关系法》,并且明确说,「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而且要经过台湾人民同意。如果中国违反了这些原则去攻击台湾,美国会根据台湾关系法给予适当回应,协防台湾。」

该党纲重申「共和党的总统会履行对台湾人民的承诺」,美国「不同意北京把它的统治强加给自由的台湾人民」,美国台海政策的原则建立在中国不得以武力对待台湾这个基础上。

这个党纲显示,如果布什连任,其中国政策不仅会延续过去四年的做法,而且会更重视制约中共不得对台湾动武,以确保台海和亚太区域安全。

美国两党的台海政策不同还在於,两位总统候选人对两岸问题的认知有明显不同。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克里在今年1月6日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辩论节目上表示,如果他当选,要推动像香港、澳门那种「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则在三年前刚就任不久,在美国电视上明确宣示,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

两相比较,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台海政策,有原则性的不同。民主党认同中共意在剥夺台湾人民自由的「一国两制」,而共和党则强调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如果中共动武,美国一定干预。等於是一个偏向北京专制者的立场,一个站在台湾所代表的民主自由价值一边,立场可谓泾渭分明。

克里这种对共产主义邪恶的认识不清楚,还可从他对越战的态度看出。当年他虽参加了四个月的越战,但却从此成为美国左派中最激烈反对越战的一员。他曾在美国国会作证,把在越南中抵抗共产主义的美国军人说成「战争罪犯」,说美国军队在越战是「屠杀人民」。而构成讽刺的是,他现在却又拿当年参加过越战作为政治资本。

克里担任20年联邦参议员的投票记录显示,他几乎在所有削减军事预算,降低美国在全球战略地位的议案中投了赞成票,成为他自己都难以面对的丑陋记录。因而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放映的歌颂克里的电视片中,对他的20年的参议员记录,则是一闪而过,而著力渲染他只有4个月的越战经历。而且克里担任参议员至今,不曾访问过台湾,但却去过北京多次。

克里等西方左派这种对共产专制的无知和妥协,已经给20世纪的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他目前的这种台海政策,只能增加北京的幻想空间,增加台海的不稳定因素。而美国共和党则以清晰认知共产邪恶,坚定对抗共产主义,而赢得了冷战,维护了世界和平。所以这次美国大选,只有布什连任,才能促进台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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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全文) 2004-10-19
「他已经忘记了曾做过总统」——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1)

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媒体上,对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污辱、谩骂和丑化已经不计其数,汉语中找得出来的骂人话也几乎被用尽了。於是一个一手促使台湾发生了从独裁走向民主这个本质性变化的人,被中文媒体妖魔化到远比当今中国的独裁者江泽民还可恶的地步。在中国人中,我的资讯应该不算太贫乏者,但对李登辉,却从未读到过任何中国人写的正向描述和评论他的文字。

今年台湾大选前後,我曾数度到台湾,并有机会参加了李登辉先生主持的几场论坛会。通过近距离地观察,并和他交谈,我发现真实的李登辉和我从媒体对他的报导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见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作为卸任总统,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平民,李登辉在台湾民众中的受欢迎度是远超过中国人想像的。但上述这两点,并没有促使我想写他,因为写曾经是当权者的人物很难把握。

导致我对他发生兴趣,并决定写一写他的原因,是由於在餐桌上听到的他的两句话,而由於这两句话,我自认为发现了李登辉为什麽能不走独裁之路,一手促成台湾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为就这个原因,我没有看到过任何深入报导和分析,所以自认是我的发现);而且就李登辉为什麽能当上总统,我也得出了和媒体报导、甚至和李登辉本人不同的结论。

●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

这是两句台湾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为奇的话,但对我来说,却不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在一次论坛会之前,李登辉和彭明敏先生宴请会议的发言人。在一桌纷乱的「杂谈」中,我忽然听到李登辉说,「我当总统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蒋经国没有想到他会那麽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当总统咧。」

这话著实让我吃了一惊。中国人大概没几个没有听说过那个关於李登辉怎麽当上副总统的「你等会儿」的政治笑话,那种从台湾传出、作践李登辉的笑话,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国民党元老们一直打压李登辉,渲染他不配当总统;那麽李登辉本人似乎应该坚称,总统本来就应该是他当的,必然是他当的。可他居然轻松、随便地谈起,他当上总统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後来的观察中发现,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辉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个呆板的、不苟言谈的农业专家,而且当了十二年的台湾总统,言谈必定满口官腔。但他几句话就露出了那种「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点地说,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率真、不做作,既无城府,更无防人之心。我曾多次采访达赖喇嘛,坦率地说,他的个人性格远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辉居然也是这种性格,难免令我感到惊奇。

因为这种性格的人,(除非像达赖喇嘛那样转世)在权术斗争激烈的独裁国家虽然有时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经常会在某个重大事件中,由於不够老谋深算而被排挤掉;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会由於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够高明,而被对手击败。但李登辉居然能在独裁和民主的台湾都坐到总统高位,期满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虽然他颇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但也没有想写他;觉得台湾有很多人熟悉他,写过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实在不到凑热闹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话,决定了我这组文章。

●祈求上帝的帮助

在一次论坛会结束後的晚宴上,我问了李先生一个问题,「当年你哪来的胆量,敢提出『两国论』,说海峡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由於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後,引起海峡两岸的轩然大波,也引发美国学界和媒体的争吵,我写了篇题为「李登辉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就像《皇帝新衣》中那个孩子,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现实就是这麽荒谬,瞎子都看见的事实,就是不容人说出口。而说出一个简单的真实,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气,并付出很大的代价。

「个人是很渺小、软弱的,」李登辉回答道,「我其实并没有那麽勇敢,我是个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时候,就去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

我必须承认,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给我的感觉是具有震憾性的。当时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问题,在经过了共产党三十多年无神论的透彻洗礼之後,又在美国目睹一个有神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再经过十多年理性、感性和灵性的挣扎,对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门的艰难性的感触,大概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虽然我後来了解到,在台湾几乎任人皆知李登辉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在中国人中却并非只有我孤陋寡闻,回美国後我问了几个朋友,没有一个知道李登辉是基督徒。信仰对李登辉的人生、政坛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麽作用?它对台湾的意义是什麽?对中国今後的民主之路有什麽启示?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几乎超过了对当时正热火朝天的台湾大选。

於是借晚宴机会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问题,他则兴致勃勃地有问必答,对任何问题都极为坦言,使我把聚餐变成了一次非正式的采访。从蒋经国,到鲁迅、达赖喇嘛、张学良,到台湾大选、公投制宪,他对任何话题都侃侃而谈。我为他的坦诚而惊奇,对旁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谭若思(Ross Terrill)感叹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讲话。」谭若思悄声地对我说了一句精彩的评论,「他已经忘记了他曾做过总统。」

这个已经忘记了,或不感觉他曾做过总统的人,在他的书里,在我後来的专访中,对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则清晰如昨┅┅


激情浪漫、喜欢文学的李登辉——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2)

由於李登辉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所以在台湾大选之前的紧张中,在李登辉一场接一场地站台、赶场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会」政策法案研究处处长周美里小姐的陪同下,去李登辉先生在台北翠山庄的官邸对他做了一个专访。谈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湾的民主之路,在大选前的激荡中,李登辉显得轻松愉快。

●学农业,为了去中国

记得李登辉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热衷文学和哲学,但怎麽成了农业经济专家了呢?「本来我是念文学和历史,」李登辉说,「但学文学和历史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也没有什麽出路。後来改成农业,想学完以後去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很大,是个农民国家,而且农民生活很苦,中国最可怜的是农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国的东北。但一开始学农业,讨厌得不得了,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後来慢慢觉得了解一些农业也不错啦。」

李登辉选择「农学」,出於他对提高农民福祉的愿望。他早年曾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颇有些社会主义想法。他认为土地应该归那些耕作的农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袭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过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观点在家里就遭到强烈反对,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则是大地主。

无论土地是否应该分配,李登辉後来却对农业真的产生了兴趣,至今谈起都兴致勃勃。「我告诉你呵,」他非常认真地说,「我是第一个做台湾的经济统计的人。」那口气简直比说「我是第一个台湾人总统」更自豪。接著,他谈起了曾走遍、并记录了台湾的每一条河川的经历,话语中清晰地流露著对自己熟悉的专业的留恋,对自己走过的土地的情感。

喜欢鲁迅、郭沫若,却不喜欢胡适

在我跟他有限的几次交谈中,就两次听他很认真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喜欢鲁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老实说,我不喜欢胡适哎,真的不喜欢啦。」「为什麽呢?」我问道。「鲁迅和郭沫若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风,其实主要由於作者的个性导致。鲁迅是那种有激情的、战斗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种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抛开鲁迅後期的左翼倾向,仅从风格比较,我个人对鲁迅的欣赏也超过对胡适。读鲁迅有「过瘾」感,而读胡适却不仅读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许是由於他名声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读时难免失望。

喜欢胡适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讨自由主义;而喜欢鲁迅的人,则总是忍不住充满激情地身心投入。我无意褒贬哪类人,因为性格是上帝给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欢哪类风格,却常常可以反映出那个人本身的气质。熟悉李登辉的人一定认同,他属於那类热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他给长子取名李宪文,宪是辈份,文则是出於自己对文学的喜爱。

由於李登辉说起他高中时代读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读日文版,於是我想到了许多对李登辉喜欢说日语的指责。

●用日文写情书

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录》中,李登辉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丑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说我对日本如何,事实上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种观念。」

生於1923年的李登辉,一直到22岁二战结束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统治下。日本人为了对台湾实行殖民地教育,鼓励台湾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湾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辉的日本名字也源於此。当时日本还指定一些家庭为皇民,所以拥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还被列为皇民。

李登辉从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说日语,而且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当年对他喜欢的鲁迅和郭沫若,都无法读中文原著,而只能读日文版。在二战前,李登辉也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都是读的日文版。

直到1952年,蒋介石政府规定台湾学校一律讲北京话,禁止日语和台语,李登辉夫妇才开始学习中文,李夫人还特地请了家庭教师。但毕竟他们的北京话是在成年以後才开始学的,所以并不习惯,他们夫妇平时在家里仍然用台语和日语对话。由於李登辉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读的几乎全都是日文书,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於写日文;他和妻子两人之间的情书也都是用日文写的。

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只有妻子陪同,三个正在考中学的孩子则留在了台湾。夫妻俩经常给孩子写信。他们努力用中文写,大儿子会给他们打分,「有时打70分,有时50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对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说, 儿子给了不及格的成绩,还会鼓励说:「下次好好努力吧。」

被迫说日语,是李登辉那一代台湾人的命运,由不得他自己选择。而对一种陪伴你成长的语言的熟悉和亲切感,是任何一个成年後开始学其他语言的人都深有体会的。我的朋友,英文《台北时报》总编辑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谈起,台湾老一辈人对日语的感受是当今台湾的年轻人都无法体会的,更何况中国人了。比如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丧,跟他说什麽话都无法让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军歌,让他立刻振奋了起来。这并不表明他多麽亲日,而是那种熟悉令他振奋。这大概有点像中国当年的下乡知青,听到文革老歌时的感觉;尽管那些歌声伴随的生活里充满了血和泪,但那毕竟是你生命的一部份,是你对自己生命的熟悉而产生的亲切感,而那份亲切是外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是中国的耻辱,而不是台湾的,更不是李登辉的。诺大的大清帝国,在台湾人民的一片悲愤之中,把台湾拱手「永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曾经独立建国,迎战日本,但终究抵不过把大清帝国都打败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国人来骂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真是本末倒置,连祖宗的廉耻也不顾了。中国人当年毫不心疼地就把台湾扔掉,今天以为又可以随手把台湾捡回来了。他们当年没种打日本,今天靠五百枚导弹壮胆,就要打台湾,要用导弹发射「同胞情」。跟这种人群,即使祖宗、双胞胎都得决裂,何况还不是。

●伉俪情深

在采访李先生的过程中,李夫人端上茶点,简短地寒喧之後就退出了。这是她的一贯风格,据说李登辉经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李夫人从来都是打个招呼就退下了。可惜我们失去了一个采访李夫人的机会。幸好在一次论坛会之後,妻子和李夫人有过简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风格,说她是那种生性不张扬、不张狂的女性,很像布什总统夫人劳拉,或者说像邻家姐妹,你可以开心地和她谈谈先生、孩子和家常,还可以和她谈陀斯妥耶夫斯基(劳拉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李夫人则是西洋歌剧专家)。

这样一个性情安宁的女性,和那个热烈激情、喜欢鲁迅郭沫若的李登辉,是怎样相依相伴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呢?李先生送我们一本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在对他们夫妇做了系列采访後所写的《虎口的总统》,算做对我们没能和李夫人交谈的补偿吧。

出生於1926年的李夫人曾文惠比李登辉小三岁,毕业於台北女子高等学校。两家是世交,祖父辈时就关系甚笃。二战之後,李登辉结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学习,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做农业经济助教;这时他开始和曾小姐恋爱。别以为学农学的人很呆板,李登辉和女朋友的约会比许多学文学的人都浪漫。

每次见面,他都会送给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库的书,如他自己最喜欢的哥德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然後下次见面两个人就要交流读後感。对此李夫人对上板冬子说,其实她在谈了自己的感受之後,就是接受李登辉的指教。

我不禁感叹,他可真挺高明呵,这种对女孩子指教的过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学智慧、最能赢得女孩子心的办法。从李登辉至今都很健谈的情形可以想像,当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谈阔论的。果然,他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女友一颗崇敬的爱慕之心。李登辉也真没白喜欢了一场文学,他要结婚的时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作诗:「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与她聊著聊著,竟然就变成了艳红的玫瑰花。」

结婚後,李登辉对妻子的疼爱,大概也会让很多女性羡慕。一个小例子,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读博士的时候,闲在家里的妻子觉得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学会开车,但李登辉却不允许她学,理由是「你出门後到回家以前我会很担心的。」於是听话的妻子放弃了学开车,而改学安全的高尔夫球了。

在对上板冬子谈到和李登辉的恋爱、结婚、生子的过程时,李夫人对许多细节都念念不忘,记忆如昨日般犹新。我妻子在论坛会和晚宴中观察到,那个年近80的老人,看著与自己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丈夫时的眼神、倾听丈夫讲话时的专注和欣赏、为丈夫鼓掌时的真挚,一如18岁少女注视初恋情人般一往情深。她说,那个当年的曾小姐在倾听李登辉高谈阔论《浮士德》时的仰慕也不过如此吧。

虽然妻子对丈夫赞赏有加,但正如许多智慧的男人在遇到困境时都会谘询自己的妻子,李登辉也同样,他说,「我认为我太太是最标准的老百姓,当我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麽想而难以判断时,我都会参考她的意见。」

在李登辉放弃了学者生涯而步入政坛後,李夫人一直谨小慎微地护佐著丈夫;在李登辉终於无官一身轻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我终於找回了自己的丈夫」。但卸下总统担子的李登辉,却一直没能如太太的愿。作为虔诚基督徒的李夫人,她期盼著李登辉能按照他自己所期望的,去给边远地区的原住民传教;她要的不是丈夫做总统的荣耀,而是到深山里传教的快乐。但是台湾政坛的风暴自李登辉卸任後,从来都没有停息,他奋斗12年所创下的成绩和未竟的使命,无法不使他更牵肠挂肚┅┅


蒋经国推李登辉青云直上——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3)

由於在第一次见到李登辉时,就听他说起当上总统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所以我自然问到了他是怎麽当上总统的问题。

「我直到30多岁的时候,都是一心想读书,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李登辉说道。「我是由於在农业经济专业出名了,蒋经国身边的人认为,要解决农业问题,应该用李登辉。」当时蒋经国认为,农业发展对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所以找到对台湾农业经济了如指掌的李登辉。据说,当时他做的台湾经济报告,被认为有可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被蒋经国看中,他拿诺贝尔奖的梦只有就此终止了。1971年,李登辉被叫去给蒋经国汇报台湾的农业问题,给蒋经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随後就被邀请加入国民党。也就是说,李登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的那一年加入的国民党。但当时作为普通公民的李登辉对联合国把台湾排挤出来,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他说,「老实说,当时我不是那麽在意这件事,因为这根本轮不到我出场。我只要做好份内喜欢做的研究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不仅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兴趣。

●破格提为「台北市长」

但在加入国民党的第二年,即1972年,他就被蒋经国封了一个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位。当时李登辉正在新西兰一所大学演讲,接到电报要求他速返台湾。回到台湾後,他都根本不清楚政务委员到底是个什麽职务。还是他22岁的儿子不无调侃地告诉他,「那是当完部长级的大官之後,没有什麽职位可以安插的老人当的官。」而当时李登辉不仅只有49岁,也没当过任何部长级的大官。他当时的政务委员同僚中,有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他就是当了内政部长之後没法安插了,就给了个政务委员的职位。

自担任政务委员起,李登辉就开始了和蒋经国的频繁接触,并开始了他踏入政坛的火箭之旅。蒋经国经常邀请他一起去农村探访。在这期间,蒋就曾表示,农业对整个台湾都很重要,所以对李登辉而言,最有意义的工作是做台湾省主席;而如果李登辉做了省主席,整个台湾的农业都有可能升级。但李登辉并没有认真考虑和揣摩这些话,也没有做任何放弃在学术领域发展的计划,依然做他的台大教授。

蒋介石1975年去世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期满後,由外省人组成的国大代表一致选举蒋经国任总统,没有反对者。蒋经国1978年5月20日宣誓就职,随後在六月九日,也就是说,在蒋经国当上总统不到20天的时间内,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

●「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

和蒋介石相比,蒋经国比较随和、平民化,也一直采取亲民政策,这点早就从媒体、书籍等资料中得知,但他和李登辉交往中的「随和」还是远超出了我的想像。李登辉当上台北市长以後,蒋经国这个堂堂的总统,竟然频繁地,每周有三、四次亲自跑到李登辉的家里,和他谈话聊天,询问工作情形,给新任市长打气,甚至听他发牢骚。而且蒋经国的造访也不事先通告,完全像老朋友那样,直接就去了。有时李登辉还没下班回来,李夫人也外出购物,蒋经国就自己坐在客厅一直等到李登辉归来。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约三个月。然後,有一天,蒋经国又来跟李登辉聊天的时候说,人们对你做市长的评价很好,没什麽问题了。於是就不再来了。原来蒋经国是担心,这个被他看好的农业专家到底能不能做好市长的工作。这种总统亲自登门到一个市长家里关照的情形,相信在哪个国家都是罕见的。蒋经国对李登辉如此这般的重视,就已经预示了李登辉仕途的顺利。因为台湾当时毕竟还是个专制的国家,独裁者的一句话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在做政务委员期间,李登辉是一苹脚在政界,一苹脚还留在学界。出任台北市长以後,才辞去了台大教授的职务,双角踏入政界。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学术界了,所以把自己关於农业的藏书全部捐给了台大图书馆。

尽管蒋经国对这个台湾人的台北市长十分偏爱,但李登辉本人对自己的仕途并没有更多的非份之想。当上台北市长後,他真的想好好做个称职的市长。上任後马上全力以赴开始研究都市的发展计划,并很快从东京购买了全套12卷的《岩波讲座.现代都市教室》,随後又陆续买了很多关於城市建设规划的书。李夫人曾感叹道,本以为把那些农业书籍捐出去了,再搬家时他们可以轻松一下了;没想到丈夫又迅速把书架填满了。

但李登辉却肯定没有把那一堆都市建设的书看完,因为蒋经国根本无心让他做什麽台北市长。在被任命为台北市长的第二年,李登辉就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又过了只有两年,也就是1981年底,蒋经国就让李登辉当上了台湾省主席。当时在国民党高层内,履历经历远比李登辉厚实的元老、大老们比比皆是,怎麽排也轮不到李登辉的头上。难怪党内有人不服气地表示,「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事实上,李登辉後来才知道,蒋经国原本是要直接提他做省主席,因党内有人反对,认为李登辉政治经验太少,所以才让他去做了三年台北市长。

的确,蒋经国对李登辉的厚爱是毫不掩饰的。在他一手提拔李登辉当上省主席之後,还亲赴省主席官邸,祝贺李登辉当选。他对李登辉做台北市长和台湾省长的表现都十分满意,对他的执政报告评价高得惊人,认为他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该是从新的制高点来观察台湾国情的时候了。於是在1984年他第一届总统期满,要竞选第二届总统时,蒋经国就亲自问李登辉,愿不愿意做他的副总统。就这样,在台湾省主席的位置还没有坐热乎的两年多之後,李登辉就又被蒋经国提名为他竞选总统的搭挡。以李登辉的党龄之短,资历之浅,一下子越过所有元老,登上副总统宝座,无法不令许多国民党人目瞪口呆。

而且据李登辉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披露,在就任後的第二天,蒋经国就邀请李登辉和他乘同一部车外出,用这种以前从没有过的「总统副总统同车出门」的举动,对外展示蒋和李登辉关系特别好。除了同车外出,蒋经国还和夫人一起,罕见地在自己的总统官邸宴请李登辉夫妇,让行政院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夫妇作陪。

独裁者这种用意是很清楚的:我都对他这麽好,你们下面也别拿他不当回事。

蒋经国对李登辉特别好,不只是「秀」给别人看的,私下也是关照倍至。例如,他会亲自到刚上任的副总统办公室,问讯家俱陈设之类的小事。而李登辉要做例行的身体检查的时候,蒋经国不仅指定要让他住本是总统专用的病房,而且几天後又追问体检结果。更甚的是,他觉得李登辉做省主席时住的房子太小,要专门给他建一个宽敞的副总统官邸。由於担心别人说闲话,蒋经国表示,还要盖五院院长的官邸。可是等副总统的官邸建成,李登辉搬进去之後,蒋经国却表示,五院院长的官邸不必建了。结果李登辉一家住在起码可以盖六栋官邸的大空地,又养狗,又养羊,还建了操场让警卫打篮球。

●蒋经国为什麽对李登辉情有独钟?

虽然李登辉清楚地感觉到「蒋经国对我有很特殊的感觉」,但是,不仅在与朋友的交谈中,在接受我的采访中,还是在他自己的书里,李登辉都表示,「经国先生提拔我为副总统,我想他并不是要我担任接班人。也许是因为没有想到自己病情会如此严重而早逝吧?经国先生晚年曾说过,我也是台湾人,但是他对於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问题,或许并没有深入思考过。」

李登辉认为,蒋经国之所以提拔他,除了因为他是台湾人之外,还认为他「认真而诚实」,也不是野心家。李登辉自己对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位置也并没有什麽大的感觉。他说,大权在总统手里,其他权力在行政院长手里,副总统的位置,真的就像蒋经国所说,只不过是「观察国情」。他已经做好准备,当完那届副总统就退休。没想到却由於蒋经国的突然过世,而意外继任了总统。他认为「这就是历史的偶然。」

但就我所读到的资料来分析,我不认为李登辉的判断很准确。我对李先生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功绩十分推崇,但对他「看人」的能力却实在不敢恭维。连战、宋楚瑜都曾经是他重用、提拔的心腹。二千年的时候,他全力为连战助选,有时竟一天站台七场,以至引起心脏不适。可是连战仍然败选,难怪宋楚瑜阵营讥笑连战是「扶不起的阿斗」。

但李登辉却居然完全相信连战能赢,以至大选结束,连战惨败的时候,李登辉只能取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行程,因为他只准备了胜选谢词,却没有准备落选感言。而连战败选後立刻就逼迫李登辉辞去党主席。

宋楚瑜也是李登辉当上总统後立刻就提拔成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心腹,但後来也完全背叛了他。连宋的背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两个人,无论在性格为人上,人生经历上,在宗教信仰上(连战和宋楚瑜都没有宗教信仰),尤其是在政治理念上,都和李登辉有著本质性的不同。

而蒋经国则在上述每一点上,都和李登辉有相近、重叠和相同之处。首先在人生经历上,两人都曾学习并推崇过马克思主义,然後又都清晰地抛弃了社会主义;在宗教信仰上,两人都是基督徒;在性格上,两人都质朴、率真,又激情、倔强(据史料,年轻的蒋经国是很有激情的)。李登辉虽然随和,却有很固执的一面,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例如据李登辉新书披露,宋美龄为了左右政治,从美国回台,总给各高官送巧克力,按照台湾规矩,被送者要回送礼物,於是就有了一个和宋美龄见面,听她训话的机会。但李登辉却从不去回送。而蒋经国虽然凡事仍禀报後母大人,但内心对宋美龄干政也是不满的。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和推断是,蒋经国颇为欣赏李登辉的个性,或者说,俩人就是对劲儿;这点在他重用李登辉上是起了相当作用的。除此之外,在俄国人拍的影片《蒋经国》中还有这样的描述:说李登辉在美国念过书,通晓英文,温和有礼,是基督徒,善於处理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蒋经国认为,李登辉具备做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外表形貌和内在条件,他想到李登辉身材高大,面带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当满意。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在上述《见证台湾》一书中,李登辉透露,蒋经国在用人之前「得先把他的太太查清楚」,他认为,「如果太太风评不好,这样的人当什麽长都会出事。」而蒋经国对不张狂、不招摇的李夫人印象非常好,经常关切地询问她的情形。

除上述原因之外,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俩的政治理念在一个轨道上。蒋经国一路清晰、有计划地刻意提拔、重用李登辉,比任何其他事实都能证明他意欲使台湾政治走向民主化、本土化的决心。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也写道,「他对台湾本土化的意识很强,这比较属於原则上的问题。」「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时间,他在很多地方展现出要在台湾生存,到中国大陆去是没有助益的,因此要真正施行本土化和民主化。」

●蒋经国开启两化

蒋经国在1985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就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说法,第一,台湾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第二,从来没有考虑过蒋家人士继续接任总统;第三,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只要中共在大陆实行共产制度,台海两岸就绝无谈判的可能。

正因为蒋经国清楚台海两岸没有谈判的可能,同时反攻大陆也没有可能,所以他意识到国民党应该把立足点转向台湾。因此不仅他掌权时任命的三个台湾省长(林洋港、邱创焕、李登辉)全都是台湾本地人,而且在他第一次选总统时,就选了台湾人谢东闵做副手。在1984年他还通过李登辉的手,释放了因主张台独而被捕的一些人士,并表示台独不是犯罪。据李登辉新书中的历史记载,1986年以後,蒋越来越表现出对台湾的关注。1987年7月,蒋经国又请李登辉出面,邀请了12德高望重的台湾地方长者会面,在这次谈话中,蒋经国历史性地表示,「我也是台湾人。」

事实上,自从蒋介石死後,「中华民国」涵盖中国大陆一说就开始发生变化。李登辉被任命为台北市长的时候,任职令上没有像以往那样,写有「首都市长」字样(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台北是中华民国首都临时迁往的地方),而只是「台北市长」。

在意识到本土化的同时,蒋经国也意欲推行台湾的民主化。他对台湾最重要的贡献,可堪称伟大之举,是他在去世前的最後两年,开放了党禁、报禁。今天看来,他的了不起,超过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因为戈氏没有做到这奠定民主地基的最根本的两点。无论哪个独裁国家,只要开放党禁、报禁,民主的潮流立刻就势不可当。所以蒋经国的壮举,为台湾走向民主推动了最根本的一大步。

在蒋经国的容忍下,民进党於1986年9月成立。在次年的圣诞节,国民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宪法实施40周年纪念大会,病中的蒋经国亲自参加并发表演说,就在他演说时,11名民进党国大代表站起来,高喊要求国会全面改革的口号。与此同时,民进党还发动了大约三万民众,在外面举行要求国会改革的集会。对此蒋经国并没有做出什麽表示,一句话也没说。也就是在这个大会上,蒋经国公开宣布,流著蒋家血的总统就到他为止,并在这个大会上重申,「我也是台湾人」。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遭到抗议是常事,但独裁者由於太习惯了被恭维,很难容忍当众遭抗议,所以蒋经国的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公开宣称「我也是台湾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台湾本土意识和民主理念在支撑的话,蒋家的人怎麽可能说出这种话。

●抽掉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档案

仅仅在李登辉做副总统期间,蒋经国就和他有过156次谈话,蒋对李登辉究竟是一个什麽样的人是很清楚的,而且早就清楚。李登辉早年曾加入共产党(这点我在後面的文章中还会谈到),在蒋经国提拔他以前,他曾被警备总司令部找去问话。在接受我专访的时候,李先生给了我一个独家资料,他说,「其实我告诉你,有一点,我以前没有公开说出去过,我想蒋经国是为了以後用我没有麻烦,把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段经历从档案中抽掉了。」

清掉案底,为以後的提拔开路,可见蒋经国是多麽有心。李登辉认为,蒋经国虽然让他当副总统,但未见得想让他接班。这个判断未尝准确,单从蒋经国去世前要紧急召见李登辉,也可以推断,蒋是有话要对他说的。

蒋经国是在1988年1月13日下午3点55分咽气。蒋的官邸在下午两点就打电话找李登辉,但他正在接见外宾,秘书竟没有转话;到三点多蒋寓所又要求李登辉迅速过去,这时才有人去告诉他情况紧急,李登辉匆忙结束会谈,赶到时四点刚过,但毕竟迟了几分钟。

蒋去世的时候,国民党的主要元老,如郝柏村、俞国华、沈昌焕等,以及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等都在场。如果蒋经国不想让李登辉接班,他完全可以对上述人员留下关於接班人的遗嘱,而没有必要火急火燎地要见李登辉。

李登辉对蒋经国未见得想让他当接班人的推断自然有他的理由,例如,他既没有党权,也没有军权,也不掌握情治系统,一旦接班,怎麽控制?这里可以分析出两个原因,第一,如李登辉所说,蒋经国没有料想到他那麽快去世(他是糖尿病,不应该突然吐血去世的)。第二,蒋经国一方面想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又担心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动摇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他仍然使用情治机构威吓和压制反对派人士。这是他的重大局限,因为无论如何,他还是个独裁者,在走向民主之路的过程中仍有他的困惑不决。就接班人的问题,他大概还期待,由李登辉接班做总统,但下面仍主要是外省国民党人主政。

蒋经国虽然意识到要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并历史性地开放了党禁报禁,并解除了在台湾实行了三十八年的军事戒严令,但要让他预见到、并接受台湾迅速变化到民进党可以执政这一步,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但他能把李登辉提拔到宪法规定的接班人位置,就是出奇的突破,就是他对台湾走向民主的重大贡献,就已经决定了台湾後来发生的一切。

我的另一个判断是,蒋经国之所以没有清晰地宣布,或早早地留下遗嘱,明确指定李登辉为接班人,还与国民党的传统,蒋经国个人的理念、声誉有关。人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国民党虽然一直独裁专制,但却从来不敢像共产党那样理直气壮(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他们一直自认是民主政权,也一直有形式上的选举。蒋介石去世後,也不是直接把权力交给儿子,而是按照宪法,由严家淦继任总统,再通过党内选举,蒋经国当上总统。所以对国民党,有「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之说。

但蒋介石再独裁,也还不至於愚蛮到像毛泽东那样,先是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宣布林彪是接班人;林摔死之後,又指定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理直气壮地做一个彻底的独裁者。蒋经国再专权,也不会愚蠢到像邓小平那样,把江泽民叫到北京,然後告诉全中国人民,他就是总书记了,也坦坦然然地做一个完全的独裁者。

且不说蒋经国晚年已经有了清晰的民主理念,做出了开放党禁报禁的壮举,这是邓小平,以至今天的江泽民、胡锦涛们所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即使他仍以独裁方式执政、用人,他也绝不想给後人留下一个独裁者(死前指定了接班人)的形象。从他对《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的谈话,都可以看出,他不仅要给世界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形象,也要给世人留下一个他本人是走民主道路的领导人形象。所以他绝不会清晰地表示要让李登辉接班。对那种明显独裁者的做法,大概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不仅毫不忌讳,毫无愧意,甚至还很得意(就像今天的江泽民);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会只顾今生今世,哪怕我死後洪水滔天。所以,即使李登辉在蒋经国去世前 到他身边,蒋也只可能郑重地暗示,国家大任由你负责了等等,即使对李登辉本人,在私下,他也绝不会说出,我就是要你接班之类的话。但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蒋经国把李登辉一手提拔到按照宪法接班的位置,就已经从法理上、民主程序上确认了李登辉的接班人地位。这既是蒋经国的智慧之举,也证明了他对李登辉能继续推动民主理念的信任。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李登辉火箭般的仕途:一九七一年加入国民党,七二年当上行政院政务委员,七八年当台北市长,七九年当上国民党中常委,八一年当台湾省主席,八四年当上副总统。从入党到当上副总统,总共只有十三年的时间。李登辉无论怎麽有能力,没有蒋经国的刻意提拔,如此火箭般步入青云是绝对不可能的。


掌权之後,迅速变「质」——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4)

独裁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迅速做一些事情是容易的,无论是在政策推行上,还是用人提拔上,正如蒋经国对李登辉的提拔。但不想做独裁者,又要推行一套政策,则困难重重;走民主的道路远比走独裁的道路更艰难和缓慢。但被蒋经国火箭般推向政坛的李登辉,的确没有辜负蒋经国的厚望,在还没有完全掌握实权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也用火箭般的速度,开始了他把台湾政治从「独裁」转向「民主」的「质」的改革。他不但尽全力尝试了,而且做到了。

虽然由於蒋经国的猝死,李登辉按照宪法规定立刻登上总统宝座,但由於那是继位,在众人眼里他也不过是个像严家淦那种「临时总统」,因为实权都不在他手里。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有先稳住局势。在刚出版的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也写道:「在我继任的两年四个月总统任内,可以说只是延续他所做的事情,继续执行他订出来的既有计划。事实上,我在这段期间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静下来;就像台风要来之前,天空也会先沉静一阵子。」

●拒绝宋美龄干政

但在这沉静的时刻,李登辉并非毫无动作。首先通过选举,他当上了国民党主席,又通过换掉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参谋总长等一系列举动,逐渐掌握了党、政、军权。在把国民党元老郝柏村从最有军事实权的参谋总长位置调开时,蒋宋美龄亲自出马,用英语向李登辉求情:「Please listen to me,拜托,千万别让郝柏村卸下参谋总长的职务,好不好?」当时已年过九旬的宋美龄依然有操控军权之心。但李登辉认为她这种干预是违宪的,没有理会。而郝柏村被升为国防部长,後再升为行政院长,仍不肯放弃军权,要求主持军事会议,同样被李登辉断然拒绝。

国民党是一党执政,党国一体,但毕竟还是执行了宪法,让李登辉继任总统,并行使权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激烈的政治搏斗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性格热烈而富有激情的李登辉,在政治斗争中却冷静而清晰地、一项一项稳步往前推动。在进行人事格局的大调换中,他延续了蒋经国的国策,稳住了政局,并赢得了党内信任。

1990年,李登辉继任总统期满,按照宪法规定,应由六百多名国大代表投票选举新的总统。任何要竞选总统的人都必须首先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的推荐。李登辉决计竞选。他为自己拉票的方式也是奇特的,他一一走访全体国大代表的家,给每一位赠送自己和已逝的儿子合著的论文集,拜托他们投自己一票。要知道,这部精装本的论文集厚达十公分,很难想像哪个国大代表能真把它从头到尾看一遍。但许多人还是被李登辉的真诚所感动,他得到了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国大代表支持,而当时准备参选的蒋纬国和林洋港都没有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推荐,於是李登辉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总统。按照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所以这届总统李登辉可以做到1996年。

●当上总统立刻致力民主化

出任了由选举而当上的总统,李登辉立刻就以台风之势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
第一:不可一党专制。1990年3月20日当选总统;4月2日即以总统的身份邀请最大反对党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到总统府,商谈宪政改革、政党政治等问题。

第二:政治犯的存在是民主国家的耻辱。5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5月26日即释放了因美丽岛事件而受刑的施明德、许信良等27名政治犯。随後指示开始处理「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

第三:军队只能是国家的军队,而不能是党的。六月份让军事强人郝柏村从军队退役,改任行政院长。逐步削弱国民党元老对军队的左右。

第四:民主政治要通过人民直选领导人得以实现。6月28日即召开国事会议,就台湾民主化问题提出改革议题,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两项:第一,让那些终身未能改选的万年国代退职,实行新的国大代表选举方式;第二,总统、副总统、台湾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长均由人民直选。

第五: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应采取「务实外交」。1991年4月举行修宪会议,废止某些法律条款,等於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废除已经成为白色恐怖象徵的警备总司令部。

仍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再有政治犯,流亡、逃亡海外的政治犯可以回国。

还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应再有黑名单。

随後在1992年,废除了因言论而被判罪的法律条文。

●中国只配被共产专制奴役

看李登辉这些改革议题和惊人的速度,不知中国知识份子做何感想。在一片拥护「胡温新政」的呼声中,在一致对李登辉的讨伐中,他们是否比较过,在所谓的胡温新政中,有哪一点对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做出任何一丝一毫的本质改变?!可怜的中国人,千呼万唤,连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唤出来,就别说开放党禁报禁的蒋经国了,更别提彻底废除一党专制、废除政治犯、决定人民直选总统的李登辉了。

其实也并不奇怪,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认同共产党的「中国国情特殊论」而否认中国可以马上走民主道路的时候,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视领土的价值高於民主自由的价值的时候,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宁可让独裁的中国吞并民主的台湾的时候,中国也只配继续被共产专制奴役。

从1991年4月到1994年7月,在李登辉的坚持和全力推动下,经过三次修宪会议,国民大会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总统由全国人民直选」的议案,并将总统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年,可连任一次;从1996年开始实行。全民直选这关键的一条,一下子就把台湾政治同时民主化和本土化了。李登辉不是为台独而支持台独,是为台湾人民争民主而必然走向台独。

●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在修宪把总统由国大代表选举改成全民直选的过程中,以国民党元老郝柏村、李焕为首的势力一直全力阻挠。因为他们认为「党就是国」,「党国一体」,所以总统由国民党内选出就行了。在通过总统直选的大会上,李焕等一百多国民党人,排著队对李登辉大肆谩駡,骂到连饭都顾不上吃。但李登辉冷静地听著他们骂,坚信直选总统的正确性,毫不妥协地坚守理念,结果他赢得了这个主权在民的最关键一步。

一个从威权专制继任过来的总统,能在自己当政的时候,全力拼搏,把「全民直选」列入宪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因为只要直选,就充满变数,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而只要是党内选举,就不仅永远是一党专制,而且独裁者一个人可以把位置做到底,做到死。

在这里我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不在位置的人喊民主容易,因为这个呼喊中包括为自己争权力(和权利)。而占据最高领导位置的人,能够不顾一切地全力以赴促成总统直选,是非常不容易、极为难能可贵的!因为只要直选,他早晚只有失去权力的一种可能。

在共产中国,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一直是陷在「进步与退步」的恶性循环中,从来都只有「量变」。而台湾在蒋经国去世前开放党禁、报禁後,在李登辉任总统的前八年中,通过修宪、确定人民直选总统,一步步从体制上完全脱离了专制独裁这个封建轨道,完成了把台湾转变成民主国家的「质变」。

1996年,台湾实行首次全民直选总统,在中共以导弹演习的威吓下,李登辉高票当选。在就职典礼上,李登辉说,「这不是庆祝某个候选人获胜,而是人类基本价值——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於是,「自由与尊严」成为台湾这第一个民选总统在後来的四年中全力维护的价值。1999年,李登辉提出中国和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开启了台湾人民争取主权独立,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的航程。

●放弃合法的竞选连任

在登上权力的顶峰之後,李登辉曾带著妻子、儿媳和孙女一起回故乡淡水去爬观音山。爬到山顶之後,李登辉对孙女说,「阿公走过那麽长的路,终於爬到了山顶。阿公的周围没有一个可依靠的东西。现在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路该怎麽走,还有,要如何一步一步走下来。」

这段话既流露了李登辉孤军奋战的感受,也体现了他在刚上山顶时,就想到了要走下去,而不是怎样永远地盘踞山顶。二千年时,李登辉的第一届民选总统任职期满,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他以前做的是国民党内选的总统,而民选总统他只做了一届,所以还可以再合法地参选一届。但李登辉早已决定不再连选,要尽快完成权力移交。

李登辉当时不仅可以合理合法地继续参选,而且他甚至可以用中共武力威胁台湾为名,实行威权统治下去,但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权力。想到一个个至死紧紧抱著权力的中国领导人,我对李登辉能彻底放弃一切权力,真正做普通公民,深为感佩。所以在采访他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明明有可能继续执政,是什麽导致你能完全放弃权力呢?」

「权力不是我的,」李登辉说,「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

他轻松的回答几乎令我无言以对,这个对李登辉来说似乎并不难做到的事情,可为什麽在世界人口最众多的中国,几千年来,几十朝几十代,直到21世纪的今天,别说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放弃权力,连一个想做点冲破专制链条尝试的都没有。到底是什麽因素,促使李登辉掌权後能如此这般大刀阔斧、风卷残云般迅速带领台湾人民走上民主,然後在民主体制建成之後,急流勇退,彻底放弃一切权力?

「信仰给了我力量」——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5)

由於李登辉的基督信仰是我决定写这组文章的原因,所以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他如何走上信仰之路的,而信仰又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什麽作用。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致似乎和我一样,并不亚於对台湾政治。

「我年轻的时候主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麽克服自我。我小时深受祖父和母亲疼爱,为了使自己不太娇惯,上中学的时候就每天早晨第一个跑到学校去洗厕所,以锻炼自己。我的性格又太热烈,所以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坐禅、修行。那时候,我是相信唯心主义的,试图从佛教中寻找克服自我的力量。」

李登辉的母亲也认为他「个性太热情、太冲动。最好能稍微理性一点。」所以当时李登辉最热衷阅读的书是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佛教哲学家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他不仅很认真地坐禅修炼,扫厕所,而且在严冬游泳,为的也是「克服自己」。

「第二个是死的问题。我大概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发问,人为什麽会死?人死了之後究竟会到哪里去?我刚上京都帝国大学一年多的时候被徵兵,体检是甲等,也就是最好的。他们问我要做什麽兵,我说要做步兵。我当时想,我和死亡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个赌博。结果由於我是学生兵,不够资格做冲锋陷阵的步兵,被分配做了高射炮兵。」他试图用和死亡较量的方式,来战胜对死的困惑和恐惧。

●当了一年多共产党员

但是,对佛教的修炼似乎没有解决李登辉的「克服自我」和「对死亡的困惑」这两个重大问题。於是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转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於战後台湾社会一片混乱,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台湾人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加重,共产党的宣传开始生效。於是和战後很多年轻人一样,李登辉开始对马列主义感兴趣,认为台湾要振兴,或许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先治理外在的环境,这大概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唯心主义则是要解决内在的人心问题。

他开始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但仅仅一年多以後,他就退党了,因为他很快就看出了共产党的做法没有人性。当时他只有24岁。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一个二十刚出头的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看出了共产党的没人性,不能不说是相当有智慧的。反观中国今天许多自认为是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人,在今天人类对共产主义有了无数深刻的剖析之後,却还在强调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是好的。

退出了共产党以後,李登辉就逐渐开始开始怀疑唯物论了。在历经了二次世界大战、又面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动荡不安,三十岁的时候,李登辉意识到「人生不仅止於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信仰。」

先明确了必须有信仰,下一步就是信什麽。佛教他已经尝试过了,对唯物论也不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受到妻子的影响,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李夫人曾文惠的母亲在57岁的时候因患乳癌而去世。她深爱母亲,面对这个意外的打击,顿时有失去精神依靠之感。由於她就读的是基督女校,所以在这时信了基督。当时虽然也对耶稣把两条鱼分给五千人吃的故事表示怀疑,但还是选择了这个信仰。

●花了五年时间找到上帝

但李登辉毕竟是个理性很强的知识人,不可能说信一下子就闭上眼睛信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决定信以後,每星期有三、四个晚上,和妻子到处去听牧师讲道,跑遍了台北的二十多个教会。「能找到和我共鸣的牧师就打算相信,」他说。

「打算信」是一个人的理性决定,而不是「我能不能信?」的犹豫不决。信耶稣基督是基於「灵性」,而不是理性研究推论的结果;但「决定信」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在理性做出这个决定之後,「灵性」才能开始显灵。所以一般来说,决定信,打算信,基本就注定了最後一定会信。

但李登辉还是经过了相当的内心挣扎。「开始也很难信,」他说。「圣女玛丽亚不用男人就怀胎,耶稣又从死里复活,可能吗?这些都是理性常识所不能解释的。」但他最後遇到一个牧师强调「先信再说。」他说,「你要相信,单单地相信,信就可以得生。」李登辉被这位牧师的热情所感动,很钦佩他,於是就去这个教会受洗了。

从30到35岁,他花了五年的时间,除了听牧师讲道,还读了康德的《纯理性批判》等许多哲学著作,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极限和「为了要让道德与幸福一致,必须强调灵魂的不灭与神。」最後他终於明白了,「信仰是理性解决不了的,是心的问题。要用心来感觉世界,而不是单纯靠头脑。」我十分钦佩他的认真,同时更感叹:「你才花了5年时间,可我花了15年。」

虽然在受洗初期李登辉还是有所疑惑,但是随著生活和阅读《圣经》,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而且信仰在他以後的人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的。「我们能够平稳地活到现在,我想都应该是得到信仰的支撑,」李夫人曾表示,「我们多次遇到挫折和沮丧时,总是打开《圣经》才重新站起来度过难关。」

●「上帝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

在李登辉夫妇半个多世纪的恩爱姻缘中,最大的伤痛莫过於中年丧子。就在李登辉刚刚升任台湾省主席不久,32岁的长子李宪文患鼻咽癌去世,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只有七个月大的女儿。在《虎口的总统》这本书里,读到了李宪文去世前几年写的散文《我的母亲》,《父亲与我》。我惊奇地发现,他的文笔之好超过了我读过的大多数中文作家,尤其是他有关父母的爱情、父子之情的细腻描绘,简直催人泪下;字里行间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正向、上进,更充满感情的小伙子。难怪他的去世令李登辉夫妇痛苦万分。

由於不忍心看著儿子的遗体被用担架推走,李登辉亲手抱著宪文送到太平间。独子的去世,使坐到省主席高位的李登辉痛苦到考虑退出政坛,去当牧师传教。但教会的人士劝他说,他只能是个平凡的传教士,而留在政界,将会是个伟大的政治领导人。於是李登辉听从了教会的指教,留在政界;靠著《圣经》来安慰心灵,渡过了最痛苦的时光;并由基督信仰而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从此之後,父妻俩信仰更加虔诚。

但政坛不仅远比教堂复杂,更危机四伏。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按照宪法继任总统之後,国民党内部那些元老、大老们自然不服,千方百计地抵制他、找他的麻烦。在那些艰难日子里,柔弱的李夫人更是靠著信仰渡过难关。她不断地祈祷:「上帝,您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我们背不动。请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上帝应允了李夫人的祷告,帮助李登辉度过了难关,稳住了失去政治强人後惊惶失措的台湾政局。

●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

1990年,李登辉接替蒋经国的总统位置届满,下届总统将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无意当上两年总统的李登辉,虽然此时已有意一博,竞选总统,但党内斗争激烈,国民党元老李焕、郝柏村等紧锣密鼓地研究对付李登辉的策略。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李登辉的精神压力很大,他有很多夜晚都无法安下心来睡觉,於是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随手翻开《圣经》的一页,就照著那页的经文祈祷,以此寻求神对他的启示。《圣经》帮助他增加了战胜困境的信心。

在前八年的总统任职内,李登辉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帮助,冲破国民党半个多世纪板结起来的专制官僚机构,带领台湾完成了从独裁政权走向民主体制的本质性变化。1996年,通过全民直选,李登辉成为第一个民选的台湾总统,他继续推动台湾民主化的信心更强了。但中共的打压、国内旧势力的阻碍、国际环境的不利,使台湾的进一步突破困难重重,但李登辉依旧靠著上帝的智慧和力量,继续疾步地往前迈进。

1997年他去巴拿马参加一个会议,并做了演讲。当他走下讲台要离开时,一位天主教神父等在出口处告诉他:「回到房间後,读一读『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二、三节。」回到房间後,李登辉夫妇马上按照神父的指教,找到《圣经》中这段话:「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闸。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李登辉感觉这是「一道明光」,预示著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在後来的困境中,李登辉多次想起这「一道明光」。

●长老教会推动台湾独立

在李登辉刚当上副总统的那一年,他从原来做礼拜的教堂转到了属长老教会的济南教会。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1865年从英国传到台湾的。台湾民主运动最早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彭明敏先生家就曾是长老教会的主要聚会点之一。彭明敏和李登辉同年出生,他们家皈依基督已有了好几代人的历史。他的曾祖父是台湾最早成为基督徒的人士之一,他的祖父还是台湾基督徒中虔诚而活跃的领导人。长老教会不主张超越尘世的纯信仰,而主张入世,参与现实中争取人权的奋斗。长老教会不仅一直明确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且其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更是有目共睹。该教会在1971年就发表政治宣言,主张把台湾的主权交给台湾人民。

1975年,也就是蒋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长老教会更是发表《人权宣言》,「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一千七百万住民(当时人口)决定┅┅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於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所以长老教会被认为是台独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而李登辉刚当上蒋经国的副总统,就不仅转入这个教会做礼拜,还请这个教会的翁修恭牧师做「家庭牧师」到家里来讲道;而上述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权宣言》就是翁牧师一手操盘的,他被认为是台独的先锋人物。李登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当时不仅不忌讳长老教会和台独人物,而且赋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与当时的党外人士沟通。同是基督徒的蒋经国,对此不仅不阻止,而且是希望李登辉这样做的。

长老教会也对李登辉寄予厚望。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的黄彰辉,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宣誓继任总统後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李登辉本人更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手捧《圣经》做台湾的摩西

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种使命感,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 的目的,都让他完成一种使命;所以人生在世,首先要弄明白上帝交付给自己的使命。耶稣就是背负著巨大的使命而降升,并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死。在美国的基督徒领袖中,林肯从年轻的时候,就清晰地意识到要结束奴隶制的使命,最後终於在完成这个使命之後,荣归天国。美国当代总统雷根,在上任二个月後即遭暗杀袭击,但没有致命,不仅他自己坚信上帝还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罗二世和德蕾莎修女都同样告诉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战胜苏联共产帝国、结束冷战。

李登辉也是这样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许多人形容李登辉带领台湾人民所走的路,就像《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个上帝给予的新的国家。李登辉本人也这样激励自己。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说上帝把台湾这片土地给了台湾人民,台湾人应该感谢上帝的恩赐和祝福,并热爱这片土地。

对於台湾人本身有很多人不认同台湾,李登辉表示很遗憾,说这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从埃及到西奈半岛的过程;他们因为被埃及奴役了四百多年,做惯了奴隶,失去了方向,彼此埋怨,始终走不进迦南地;有人宁肯留在目前的困苦中做奴隶,也不要承受路途的艰难。这其中,除了奴性之外,还有认同的问题。经过40年的寻找自我、重新建立认同之後,才进入迦南美地。

李登辉说许多台湾人也像以色列人,由於长期被外人统治,做惯了奴隶,缺乏站起来做主人的勇气和建立新的国家的决心。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给了他谦卑

但深感背负著摩西般使命的李登辉却不仅有决心,更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信心。例如,由於这次台湾大选关系重大,对蓝营,尤其是对国民党来说,几乎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对绿营来说,它不仅影响到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还影响到2006年的修宪以及2008年前台湾定位的确认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也是至关重要。因而选前气氛非常紧张,於是我问李先生,「如果绿色这次输了怎麽办?」

「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他的口气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绿色的朋友都轻松,「我不看这个(指赢或输),我是看输了以後要做些什麽,赢了以後要做些什麽。」

今天回头来看,他的确具有一个真正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风范,如果这次民进党真的输了,他也一定会用同样的口气对绿营说,「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而绝不会像连宋那样,大闹天空。

性格激情、热烈的李登辉,在紧张关头却平静而轻松;而且在深深地涉入现实政治的情况下,他却一直能不断地跳出去,埋头读书,远离尘世地思考「生和死、人生的意义」等哲学问题;这是他和东方文化背景的其他政治家们极大不同的一点。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又给了他谦卑。一个人只要跪下来向上帝祷告,立刻就不再狂妄,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权力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当了12年总统,还是不习惯权力,」李登辉说,「我并没有想过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湾的民主化,这只能说是老天站在我这一边。再追溯远一点,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踏入政治的世界。现在不做总统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辉,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李登辉去年曾做过一个题为「国家领导人的艺术」的演讲,他提出,要做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条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第二条就是,为国著想,不惜放弃权力。「身为政治家,要有那种为了国家,随时都可以放弃权力的觉悟。」他说自己二千年之所以放弃参选,不仅可以对海内外展示台湾真正实现了民主,也是对打压台湾的独裁中共的最漂亮的回答。「政权和平转移可说是空前的创举,不仅是在台湾,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

在和李登辉的交谈和对他的观察中,我从未感觉到他对自己曾做过台湾的总统有什麽自豪感,更无自傲感。倒是他那种强烈的使命感,简直有一股推人往前冲的气流般的感染和冲击力。现在,没有了任何权力的李登辉,就是用这种感染力和冲击力,推动台湾人民站起来。

他说,「台湾人四百年来一直做奴隶,做长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声。你给他说话的机会,他也不敢说话。现在要刺激他们站起来发声。」这就是李登辉正在继续著的使命。

李登辉当总统可以如他自己所说,是个偶然。但我毫不怀疑这里面有必然因素,那就是,上帝有意护佑台湾,拣选了李登辉这个虔诚的基督徒,让他把台湾从专制的轨道中扭转出来,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带领台湾人民走出对岸独裁专制的阴影,走进世界民主自由价值的洪流中,走向一个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

从李登辉和李光耀看中国民主前景——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6)

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亚洲国家,不靠基督文明,是否有可能自发地走向民主体制?以南韩和台湾的例子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基督文明的引进,对儒家文化国家走向民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这绝不是说要等国民都成基督徒了,国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而是在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过程中,如果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基督徒的话,将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在民主体制建成以後,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例如,亚洲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是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日本是由於战败,被美国强迫实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变成民主国家的,所以日本不能说明问题。新加坡至今还是威权国家。这四个国家中,只有南韩和台湾,是在没有外来势力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完成了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而带领南韩走向民主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李登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个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为什麽?

●认普世价值才会走民主之路

首先,民主制度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基督教强调普世的爱,认同普世主义、普世价值。而反对民主制度的独裁者们,首先是反对普世价值。中国今天的独裁者们一直用「中国特殊国情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这自不必多言;新加坡的独裁者李光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也是人所共知的。(提出「亚洲价值观」的还有马来西亚独裁者马哈蒂尔等)

让我们来看看李登辉。他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中说,「亚洲确实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应该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没有白人、黄人、黑人的区别,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国人受到封建的影响,容易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促成一个概念,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多少与此有关。他叫了很多中国人、儒教专家到新加坡制作教科书,在我看来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亚洲价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亚洲的其他地区,人民的要求不是那样的。」

在他的几部著作中,李登辉强调的都是「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而否定那些「东方文化特殊性」、「亚洲和世界的不同」等观点。这种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是他能走民主道路的最根本原因。

●基督信仰推动政治民主

让我们再来看看南韩。军事独裁者朴正熙也是强调东方文化特殊论,认为西式民主不适合韩国国情,他认为韩国想把美式民主移植过去,「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是根本不现实的想法。

而把南韩从独裁推向民主制度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不仅完全否定朴正熙的「韩国特殊论」,也根本不理睬李光耀的「亚洲价值」。他们都非常亲美、亲西方,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极力向韩国民众推销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使得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在韩国深入人心。而在九十年代,他们先後当选为韩国总统後,则更进一步推广美式的民主道路。

金泳三和金大中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作为政治异见者从事民主运动时,曾被独裁政府软禁并绝食抗议,在这些过程中,他们都是靠著向上帝祷告而坚持了下去。金大中表示:「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他甚至认为:「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

当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并不决定该国是否能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关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以台湾为例,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登辉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这个过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远比台湾高,约15%,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光耀不是,所以至今仍独裁统治。(我没有查到李光耀是否是基督徒的资料,是从他曾镇压基督教的行为推断。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亚洲基督教协会抨击政府,而将其总会办公室关闭。)

韩国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战後基督教迅速发展,目前人口49%是基督徒,基督教成为第一大教。美国最右派的报纸《华盛顿时报》就是一个韩国基督徒投资创办的。但即使如此,如果金泳三和金大中不是基督徒的话,恐怕就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台湾长老教会坚决支持彭明敏、李登辉的情形类似,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对派人士在和独裁政府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南韩最著名的大主教和牧师们的坚定支持。

●李光耀的民族主义和李登辉的民主主义

上述事实证明,认同普世价值的基督徒最高领导人是决定台湾和南韩走向民主的关键。而所有独裁者的口径都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强调国情特殊论,文化特殊论。换句话说,凡是强调国情和文化特殊性的,全都无一例外地坚持独裁路线。或者说,国情和文化,是他们要坚持独裁、拒绝民主时,唯一可以打出的牌子。李光耀、朴正熙和马哈蒂尔等亚洲国家独裁者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民族主义」,和江泽民、胡锦涛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一直死守独裁政权。

而李登辉却在另一个轨道上,他说:「我坚信,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共用的价值标准,不因地域、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李登辉和李光耀曾是很熟识的朋友,但後来由於理念相悖而分道扬镳。《文明的冲突》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指出,「李光耀所谈的民族主义,他死後就会消失;但是李登辉所说的民主主义,他若过世,台湾的民主主义还是会存在。」

基督信仰在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同样得到证明。东欧最早推翻共产统治的波兰,在二战前和今天都是欧洲国家中基督信仰比例最高的;出生於波兰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和美国里根总统联手通过教会推翻共产党的事实,也是人所共知的。

另一个更有意思、更值得引起非常重视的情形是,在美国最近出版的《上帝和里根总统》一书中透露,在戈尔巴乔夫1986年当上苏共总书记之後,曾多次提到上帝;这导致里根相信,这个共产党人是个秘密基督徒。里根在1988年跟戈氏进行了高峰会谈之後,兴奋地对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权威。」於是里根确信苏联的政局会从戈尔巴乔夫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无法不令人悲哀,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从独裁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最高领导人的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中国可能尤其如此。李登辉对这一点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文化,独裁的政权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对,政府还是有办法打压到底,唯有领导者改变他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社会里面,只有领导人——我们不要说他们是独裁者——本身思想改变——才有可能改变。这是我的结论。┅┅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谈民主化。」

所以,无论是从儒教文化影响的独裁国家,还是从欧洲前共产国家的例子,都起码可以推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独裁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作为,是决定该国走民主或独裁之路的最关键因素之一;第二, 虽然信上帝的领导人不一定都会走民主的道路(例如,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但能带领人民从独裁转型到民主这一步的,大概必定得是上帝的信徒。这就如同,私有制不一定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

以这些事实推导出的上述观点看来,中国要发生从独裁到民主的「质」的变化,看来还路途遥远,因为在坚信无神论的共产党内,产生真正的基督徒恐怕很困难;而基督徒能获得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位置,则更难上加难。

(全文完)

(原载香港《开放》2004年6—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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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会让人类失望 2004-10-18
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首场电视辩论,不仅有六千多万美国人,还吸引了欧亚等地的观众,显示明年谁主掌白宫,受到世界性关注;其中主要原因,和这场电视辩论的主题有关,那就是如果看待伊拉克战争,怎样对付21世纪的全球恐怖主义。

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在辩论中重点仍是反对伊拉克战争,认为那里没发现核武,伊拉克不该是反恐重心等,由此指责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克里的这种论点,典型地反映了西方左派们与当今现实世界的脱节。

人类进入21世纪,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目标是要摧毁西方文明,建立伊斯兰专制。正如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伊斯兰的「圣战」,「是要占领我们的灵魂,消灭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的自由和文明消失┅┅」

面对这种对人类文明生存的挑战,自由世界必须应战。美国领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战争,正是全球反恐战争的组成部份。阿富汗曾窝藏、纵容盖达恐怖组织,伊拉克曾是伊斯兰自杀炸弹「烈士们」屠杀以色列平民、在中东制造恐怖的主要支持者(公开给予奖赏)。

虽然伊拉克迄今没有发现核武,但众所周知,萨达姆政权曾制造和使用过生化武器,曾对联合国通过的所有议案都不予理睬,并一直拒绝真正的核武检查。谁能保证,这样一个敌视美国和自由世界,仇恨西方文明的邪恶政权,不会秘密发展核武,或把核武设备或技术,悄悄给恐怖份子。而从911恐怖份子的所作所为来看,只有他们获得核武,他们就敢用它袭击美国,攻击欧洲,甚至毁灭整个世界!人类无法承受再一个「911」发生後才采取行动。因此对伊拉克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不仅不是「错误时间的错误战争」,恰恰是保证美国及人类安全而必须采取的负责行动。

二战时打胜仗最多的巴顿将军说,只有进攻,才会有胜利;只有进攻,才会有安全。今天,对於反恐战争来说,也是如此。因为美国是个自由的社会,又是全球经贸中心,而且幅员辽阔,几乎防不胜防。据前美国海岸警卫队指挥佛林(Stephen Flynn)最新专著《美国的弱项》中的数字,仅前年,进入美国的就有4亿外国人、1亿2千万汽车、100多万卡车、240万运输火车、800万海运货柜。美国有301个港口,3,700个隧道,7,000英里陆地边境,95,000英里海岸线,700万非法移民┅┅

美国不要说没有共产国家那种「街道委员会」、「党组织」和「户口」等,甚至连全国性身份证都不被允许制定。在这样一个高度自由的社会,无论怎麽防守,都没法确保安全;唯一的措施是主动出击,铲除那些恐怖份子的温床。而结束萨达姆政权,不仅为美国的安全增加系数,同时重要的是,可以打破22个「阿拉伯联盟」国家的专制链条。伊拉克战争是21世纪的「诺曼底」,它向中东吹进民主之风,将结束「毛拉们」的专制,使那里成为自由的一部份。

虽然伊拉克局势不稳,美国士兵不断阵亡,但是,正是这个「战场」,把全世界的恐怖份子吸引到那里,使巴格达成为决战之地。如果不是这样,这场仗就得在纽约打,在洛杉矶打,在美国本土和欧洲打。正如六十年前,如果美英盟军不去诺曼底登陆,那麽战争可能就得在美国本土打。这是一个战场的选择,而不是一个可否避免这场战争的选择。

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盟军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去视察伞兵部队,因为预计他们的阵亡率将是75%(每四人牺牲三个)!但这没有阻止自由世界的领袖们下决心,铲除纳粹,解放欧洲。今天,这场反恐战争,比第二次世界更复杂,更难打,因为敌人是隐藏、分散的,不仅像纳粹那样充满意识形态的仇恨和狂热,而且他们连自己的生命也不珍惜,属於人类最残暴的敌人!因而任何二战、冷战时的「相互毁灭威慑」战略都不起作用。在今天全球40个国家拥有生化武器的时代,一旦他们获得这种武器,就完全可能用来毁灭整个地球。

在二战和冷战中承担了领袖责任、并付出巨大牺牲的美国,今天再次顶著当代张伯伦等西方左派们的阻挠,和极端伊斯兰邪恶势力进行世纪决战,再次为世界的未来付出巨大牺牲。其结果,正如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在其知名著作《美国人的历史》的全书最後一段所说:美国「将继续是各个种族的人类的第一个希望、最好的希望。回顾她的过去,展望她的未来,预兆是,她将不会让充满期待的人类失望。」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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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比蚂蚁还多”——共和党胜选的秘密武器 2004-10-18
在波士顿的美国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夫人泰瑞莎.汉斯.克里(Teresa Heinz Kerry)发表了长篇讲话,引起全场欢声雷动;我这位支持共和党的电视观众听完後,也从沙发上站起来鼓掌,因为她的这番“绝妙”的讲话,等於宣告民主党输定了。

克里夫人一向被美国媒体(不论左派右派)认为是“堵不住的大嘴巴”,这次她的麻烦大了,当晚及次日几乎所有的保守派媒体都在修理她,嘲笑她的自我中心、自以为是、毫无自制的讲话;晚间脱口秀节目更是捡了个大乐子。而支持民主党的左翼媒体,乾脆采取回避态度,几乎不评论克里夫人的讲话,以避免批评她。当晚左翼电视台都大评特评来自伊利诺州的黑人民主党新秀,转移观众视线。

28日《纽约时报》只大致报道了克里夫人的讲话,几乎没做评论,只说她“敢讲话”,其他则三缄其口。而收听率居前茅的右翼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迈克.萨维奇(Michael Savage)则毫不客气地讽刺说,泰瑞莎的讲话证明她不是一个傻瓜,就是在用毒品,或者吃错了药,脑子坏掉了。

泰瑞莎说了什麽话,让媒体如此大倒胃口?

首先,按一般做法,泰瑞莎在这种大会讲话,应该重点谈她的丈夫克里,有哪些优秀品德和气质胜任美国下届总统。全世界恐怕只有作为夫人的泰瑞莎最了解克里。而且据民调,现在仍有30%的美国人对克里“无法评价”,因为不了解他。但是泰瑞莎上台後却大谈她自己,她在莫桑比克的出身,在南非的求学,她对自由和独裁的理解等等,直到演讲15分钟之後,才第一次提到她丈夫“克里”的名字。前里根总统演说撰稿人、知名女评论家努南(Peggy Noonan)今天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评论说,泰瑞莎不谈她的丈夫克里,不合常理,怪异的(odd, weird)。

其次,泰瑞莎在演讲中,大谈对自由的看法,对公民权利的认知,对女权主义的倾心等,通篇讲话没有提到美国今天面对的最严重的安全问题,没有提到一句盖达组织,没有提到一句宾.拉登,没有提到美国面临恐怖份子可能攻击问题,没有提到美国必须进行的全球反恐战争。

上述美国电台评论主持人迈克.萨维奇愤怒地说,这个女人疯了,在美国面临宾拉登等恐怖袭击的时刻,她在全国转播的电视上,根本不谈反恐,反而大谈什麽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和民权运动时代的美国;她根本不知道美国民众今天在想什麽,美国今天需要什麽。她要麽生活在六十年代,要麽“活在另外的世界”,脑袋里是一团浆糊,简直是在上演“皇后的新衣”。

第三,她的一些举动都“打破常规”,上来就自我介绍她叫什麽名字,台下哪有人不知道她是谁。而且她还卖弄是语言天才,用四种外语不知说些什麽,连下面那些动不动就欢呼的激进份子们,也因听不懂而无法鼓掌。今年65岁的泰瑞莎演讲时著一身大红,出场时先从幕後探一下头,然後手捂胸口,还不断拍打著,迈著好像深一脚浅一脚的步子登上台。但这个动作、姿态、说话都无法不让人想起电影《雨人》的准第一夫人,居然在接受《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自夸“性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项,但为什麽民主党要安排泰瑞莎到大会主讲?而美国两党一般都不安排总统提名人的配偶做主讲人(keynote speaker),1988年老布什被提名,他的夫人芭波拉没被安排演讲;1992年克林顿被提名,连希拉莉都没被邀做主讲。而泰瑞莎不同,她不仅被称为“克里的钱包”,九年前带5亿美元资产和克里结婚(现身价超过十亿),而且她又是那种特有“主见”、愿发“高论”的女人。《新闻周刊》记者说,在克里的竞选活动中,她总是跃跃欲试,上台讲话,好像她在选总统。而克里又是那种比较窝囊的男人,根本不能控制她,因此她要到大会上演讲,民主党的谋士们只能说,那就让“泰瑞莎成为泰瑞莎”。媒体嘲讽克里说,听了夫人的讲话,克里表示他绝不会批评自己的夫人,因为他有“十亿”个不能批评夫人的理由。

民主党大会发给记者的泰瑞莎演讲稿相当简短,但泰瑞莎口无遮拦,临场发挥,并把她的随口胡言、对记者的不礼貌行为自夸成是女人“有主见” “有智慧”,要和男人一样。27日《纽约时报》报道说,泰瑞莎对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代表们讲话时说,“我们需要拒绝那些进入我们政治的非宾夕法尼亚人,非美国特质的人。”《匹兹堡论坛评论报》言论版编辑麦克尼科(Colin McNickle)问泰瑞莎到底什麽是“非美国特质的人”,对这些美国媒体全都报道的讲话,泰瑞莎居然愤怒地抵赖说,“这是你说的,我从没有说过,别把那些话放到我嘴里。现在,(你)一边去!”这种“有主见,有智慧”,怎能不引起舆论哗然。难怪昨晚的脱口秀节目逗乐说,泰瑞莎在大会上用五种语言说“你一边去!”。

克里管不了泰瑞莎,那民主党阵营谁也拿她没办法了。竞选谋士们曾尝试限制她,但泰瑞莎直言,“我是不能被纳入程式的。”竞选助手试图让她在上电视之前,发型和化妆得体,但她大发雷霆,说她就是她。负责此事的经理乔丹去年底被解雇。

立志要当美国总统,管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克里,却对自己的妻子束手无策。《新闻周刊》记者去年在一篇关於泰瑞莎的特写中描述说,在克里家里采访时,克里很担心泰瑞莎信口开河,看到泰瑞莎又在“大嘴巴”时,他在旁边又是用手指擦嘴唇,又是咬指甲。有一次急中生智,突然打断说,“你看,那里有个小鸟在吃草莓!”但泰瑞莎根本不予理会,仍是我行我素。该记者感叹说,“泰瑞莎和希拉莉正相反,在五分钟的谈话里,就他们夫妻的隐私,她会泄漏希拉莉528页的书(《活出历史》)都无法暴露的内容。”

克里为什麽要找这样的“麻烦太太”?克里当了20多年美国联邦参议员,离婚时才40多岁,但却在51岁那年,娶了比他大5岁的泰瑞莎。上述《新闻周刊》的文章说,在这桩婚姻中,泰瑞莎的钱自然成为议论中心。泰瑞莎的前夫约翰.汉斯是世界著名的汉斯(Heinz)食品公司的继承人。汉斯也是美国参议员,但是共和党籍,他在1991 年飞机失事中丧生。四年後,泰瑞莎嫁给了民主党籍的克里。NBC晚间脱口秀主持人莱农幽默道:克里在教堂婚礼说“I do”时,两个字就进账5个亿。上述萨维奇更刻薄:说泰瑞莎把从共和党丈夫那儿赚的钱,转手给民主党丈夫了。

在布什总统夫人劳拉被评为美国最受民众欢迎的“第一夫人”之际,泰瑞莎的这种拙劣演讲,这种自以为是、自我中心,不仅不会给克里赢分,反而会失去更多的女性支持。在她演讲结束时,电视镜头两次对准了听众中的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她一脸严肃、沉重,和周围那些狂热欢呼的代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位智商满高的女人清楚,泰瑞莎的演讲实在是砸了民主党的锅。

但泰瑞莎很得意,因为台下欢声雷动,但那里的代表,都是民主党中最激进者。《波士顿环球报》的民调说,95%的民主党大会代表都反对伊拉克战争,62%支持同性恋结婚,而且多数都不认为恐怖主义是当今美国的主要问题。这些代表们不仅和美国大众背道而驰,也和民主党主流看法脱节,连乔治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米勒(Zell Miller)也在福克斯电视节目上说,克里们走极端,会葬送民主党。

泰瑞莎摆出的激进姿态,她的口无遮拦、不得体的言谈,注定会把中间选民“ ”到共和党阵营。27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不久前泰瑞莎对奥兰多的女性团体讲话,在谈到中国时,她竟说,“当然了,那里人比蚂蚁还多(Of course , they have more people than ants there)”。任何有一丁点基本修养的人,也绝不会用蚂蚁来形容其他国家的人民。她要真当了第一夫人,就凭这句话,不得惹起中国人的反美新浪潮吗?

除了广播电台和某些平面媒体之外,电视台的男性评论家们为了当“绅士”(gentleman),多少都嘴下留情,委婉地选词评论她,但话里话外,可以清楚地听出来,他们要说的是,这位立志要当第一夫人的泰瑞莎,有点中国东北话说的“二百五”,上海的“十三点”,或台湾形容失序女人的“三八”。

因而在上述迈克.萨维奇的电台节目中,一位听众评论说,曾是著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妻子的泰瑞莎,可能是通过嫁给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用她的一系列言行,给民主党拆台。所以,她可能是共和党今年底获胜的“秘密武器”。

2004年7月29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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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当选有利全球强势反恐 2004-10-18
日本首相小泉前天公开表态支持布什连任。这是比较罕见的外交行动,因外国领导人一般不会在美国大选前明确表态支持哪一位。日本专家分析说,这可能是由於日本情报机构对美国每一个州的选情进行分析研究之後,已做出了布什一定会连任的「结论」。

继日本首相之後,俄国总统普京也在昨日发表讲话,公开表态支持布什连任。普京认为,布什连任,将有助於全球强势反恐,否则将会向恐怖份子发出错误的信号。

普京认为现在伊拉克发生的炸弹攻击等,不是对著当地美军,而是对著布什,用这种攻击制造麻烦,想让布什下台。

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本月初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态支持布什;同时批评克里说,这位参议员指责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没有获得盟友支持是不顾事实,因为仅波兰就派出了几千军队到伊拉克,而且波兰士兵还有牺牲。「有20年参议员经验的克里,视而不见在伊拉克的波兰士兵,以及他们付出的牺牲,这是不道德的。」

此外,对於日前的全球油价飙升,美国保守派刊物《NewsMax》说,这是主要由阿拉伯国家组成的「世界石油输出组织」(OPEC)玩的政治把戏,主要是利用哄抬油价,给美国经济造成困扰,来打击布什,以促使他败选。石油输出国组织主席明确说,等美国大选结束後,油价就会跌下来。显示这是一个预谋的行为。

但昨日CNN、《今日美国报》和权威的民调结构盖洛普等三家联手做的民调显示,在这种「里应外合」下,布什的支持率不仅没下降,反而上升,目前已超过克里(凯瑞)八个百分点;它显示决定美国政情的不是阿拉伯世界,不是伊拉克的恐怖份子,不是美国的左派媒体和克里们,而是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民众的「常识」(common sense)。

2004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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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到底是不是“卖国”? 2004-10-16
由於我写过一篇题为“中俄签约,莫斯科渔利”的文章,纽约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节目主持人希望我能在他们要拍制的“江泽民卖国”专题中说几句话。我不是历史学家,也没对中俄边界问题做过认真研究,因此答应采访要求後,从书架上搬出了那套买来还没动过的白寿彝主编的22卷本《中国通史》,做家庭作业。

这套《中国通史》的编写者都是中国知名的历史学教授和学者,每一卷都有几十人参加,卷首页都写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十年完成)”,应该说在史料上有一定的权威性。该书第14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专列了“中俄关系”一章;该书第19卷《近代前编》专列了“俄国侵占中国领土”一节。据这些史料记载,三百多年以来,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於40个台湾。

中国领土被割去三分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俄国是和中国签约最多(17个)的国家,也是夺取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在17个条约中,最重要的有4个:

第一个是距1989年天安门事件正好300年前签署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虽然《中国通史》的作者们指出“清朝谈判代表缺乏经验┅┅对俄国更有利”,但认为它“是中俄两国在平等的谈判基础上所订第一个条约”。按这个条约划分的中俄边界,现在黑龙江北面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後被俄国夺去)都是中国的领土。

该条约签署後,两国关系较和睦,并开展贸易,交换学者。俄国访华学者比丘林返回後,奠定了俄国汉学的基础;他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并是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从他那里了解了一点中国文学。另一个俄国学者库尔德采夫则带回了35册的《红楼梦》手抄本,引起了评论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给予评论。

第二个重要条约是距毛泽东“大跃进”正好100年前签署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上述史料说,在鸦片战争爆发後第18年,“俄国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之际,用武力强迫(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署了该约。”

该条约把《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国境内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分成了三大块,第一块约60万平方公里,划入俄国版图;第二块,约40万平方公里,由中俄共管;第三块,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江东64屯”继续归清朝管辖。史料说,“清政府没有批准这个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

两年後,中俄又签署了《北京条约》(1860年),这是中俄之间的第三个重要条约。史料说,“俄国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时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这个条约。该约把《瑷珲条约》中划分的三大块,第一块和第二块都正式划入俄国版图,仅留下“江东64屯”给清朝;但在1900年,俄国用武力占领了这块土地,把当地5,000多中国人赶入黑龙江里杀害。这个条约使中国正式丧失了等於现在东北三省面积总和的土地。

第四个条约是距“文革”约100年前签署的中俄《勘分西北边界约记》(1864年)。史料说,“俄国陈兵(新疆)塔城卡外以为威胁,┅┅清廷屈於俄国的武力威胁”被迫签定此约,俄国把新疆塔城等西北部“约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割占去。

《中国通史》的结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也有提法说俄国割占去中国300万平方公里土地,那是指把俄国耸恿和支持外蒙古独立、脱离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算上,加上144万,正好约300万(相当於中国现有领土的近三分之一)。因此也有人说俄国从中国割占了约100个台湾(台湾面积是3点6万平方公里)。

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的立场

清王朝被推翻後,中国近代主要政治领导人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乎都对“中俄不平等条约”持不认同立场:

第一,蒋介石的态度:

曾任联合国南斯拉夫战犯法庭法官,最近去世的中国法学学者李浩培在他的《条约法概论》一书中,不仅强调“按照现代国际法,不平等条约是无效的”,而且介绍说,1924年中国政府和俄国谋求缔结新的平等条约,其中重要条款是,“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俄国代表参加了一半会议就回国,这个条约没有签成。但从这个史料可以看出,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废除以前俄国强迫清朝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後来出任中华民国领袖的蒋介石,也对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不认同的。

第二,毛泽东的态度:

毛泽东能够打败蒋介石,很大程度在於中共军队得到进入中国东北的斯大林红军的帮助,得到东北这个重工业基地,进而夺取了整个中国大陆。随後不久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更是依赖斯大林的军事援助等。但即使在如此得益、有求於俄国的情况下,毛泽东政府和苏联在五十年代签订条约时,仍特意回避了斯大林极力想涉及的两国边界问题。毛不仅是共产主义者,更是民族主义者,他强调,“新中国”不承认“旧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72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说∶“苏联占领我们的领土太多太多了,其中包括沙皇帝国和红色苏联占领的。”毛泽东在没有实力和俄国人交涉时,把这个问题“搁置”。

毛虽然不愿承认历史上俄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毛的“新中国”出版的地图(从建政至今都如此),却把俄国割占去的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到了中国边界线之外,而没有用国际惯用的虚线方式,把这些土地列为未定、争议区;只是对俄国霸占的那些土地上的城市,仍使用中国原有名称标记,如海参崴、伯力、库页岛、海兰泡、尼布楚、双城子、外兴安岭等,而不使用俄国人後来起的名字。

第三,邓小平的态度:

据《邓小平文选》记载,1989年5月,邓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後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邓的这番谈话显示,在他领导下的中俄边境谈判,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要求俄国承认原来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

江泽民一反前例,承认全部中俄条约

江泽民执政後,和俄国签署了两个条约,一个是1999年底和叶利钦签的中俄边界“议定书”。这个条约对以往俄国强迫中国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一律没有提及,等於用这个新条约方式对俄国过去割占去的全部1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给予法律上的认可和确定。

第二个是2001年7月江泽民和普京签的《中俄友好条约》,该条约对1999年的那个边界条约给予认定。

海外华人提出江泽民“卖国”,主要是指这两个条约从法律层面认可了过去俄国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使俄国割占去的1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再无法律交涉根据。

当然,客观地说,由於俄国强迫清朝签署的条约历史已久(距今已近150年),世界上国家之间的边界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确定,现在中国政府想要回被俄国割占去的那些土地,可操作性很低,因为俄国人绝不可能轻易退还土地。但江泽民政府这种正式签约、认可原来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方式,等於使今後任何一代中国人都丧失了向俄国交涉这些土地的法律根据,因为即使有一天江泽民政府垮台了,中国出现民主政府,按照国际惯例,也得继承这些(江泽民们签的)条约。

蒋介石可以拒绝,毛泽东不愿承认而搁置,邓小平要据理力争,为什麽江泽民要一反前例,全部承认历史上俄国强迫中国签署的条约?在苏联解体、俄国国力下降,中国国力提升的背景下,江泽民不仅可以继续搁置这个边界问题,而且更可以像邓小平那样据理力争,起码要求俄国承认历史上那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今天中国让步签约承认这种历史,俄国要给予某种形式的补偿。

例如日本就采取这种方式,它向中国提供的几百亿美元低息贷款,就是为二战侵略中国行为的一种变相补偿,因为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日本对南韩的经济援助,也是同样意思。小泉首相去访问平壤,同意向北韩提供100亿美元援助,也有补偿二战侵略朝鲜的损失之意。这都是公开的秘密。

现在俄国想和中国签署友好条约,让中国方面用法律条约方式认可过去割占的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应该给予中国一定的补偿。但从江泽民签的条约来看,中国人任何形式的补偿都没有得到,而且俄国人对黑龙江的两个江心小岛都不予归还(这是中俄边界问题中唯一没有解决的争端),俄国人不仅不还“西瓜”,连“芝麻”都不让步。他们摸准了这个说到俄国“有到家的感觉”的留苏工程师江泽民的脉搏。

江泽民政府既不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和俄国签署的边界条约详细条款,也不把这个问题交给撰写《中国通史》的那些历史学家和对中俄边界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公开讨论;整个和俄国的边界领土谈判、签约的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这种黑箱作业,本身就说明江泽民是心虚的,他恐惧这些问题全部公开,允许13亿中国人自由讨论,人们就会对江泽民“盖棺论定”:他和俄国签约,在本质上是“卖国”的。

(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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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程映虹:龙应台的「文化傲慢」 2004-10-15
台湾作家龙应台最近就台湾民主和海峡两岸关系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的文章,在内容上回应了很多中国大陆和海外自由知识份子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早就明确的观点,因为龙应台本人在这些问题上过去并不是那麽立场鲜明,所以这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笔者也认为龙应台的表态是适时的,但对她表态的方式稍有疑问。首先,在自己的文章中和别人「对话」如何可能?你可以在文章中引述并评论别人的观点,但却做不到和对方「对话」。至於说与「华人世界」对话则更是让人不解:一个人怎麽可能单枪匹马和整个世界对话呢?再说,在「华人世界」中,不要说在有自由言论权的海外,就是在中国大陆,支持台湾民主、反对大陆独裁的人也数不胜数。在台湾选举之後,很多人,包括在大陆的不避风险的作者,都写文章对台湾民主的发展表示肯定,因此「华人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龙应台的发言在时间上晚於很多「为台湾民主辩护」的人,因此,如果说真要和「华人世界」对话的话,很多作者在她之前已经作了这样的工作了。

龙应台的文章特意标明「作者按:本文在中国大陆、新加坡、吉隆玻、香港、台北同步刊出」。这是什麽意思呢?我记得只有大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整点重要新闻的预告才会有这样的气势,但那也覆盖不了海外华人世界啊。一个知识份子对社会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是很正常的事,你可以挑选任何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在任何时候发言,你也可以同时在很多地方刊出你的意见,只要不涉及版权问题。至於你的意见是否重要,则完全由读者来评判。特意告诉读者你的文章在「华人世界」许多地方「同步刊出」,似乎并没有这个必要。

看了龙应台的这篇文章,不由得想起了龙应台去年底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发表的关於全球化的演讲(後来发表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现在网上还能查到)。这篇讲话曾经受到一些大陆作家的批评(例如张耀杰)。笔者当时也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开放》,本来《开放》要刊登的,但後来事过境迁就没登。张耀杰先生的文章已经涉及龙应台那篇讲话中很多自由派知识份子不能同意的说法,我这里不再重复。但对她涉及到美国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表示不同意见,因为那是她那次讲话中最似是而非、最能混淆思想的观点。这里把我那篇文章中的有关部分摘录下来:

龙女士在发挥她的:「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和「美国文化的傲慢」的观点时,举她自己的经历为证。她说当她在台湾学英语时,美国老师「记不得几十个中文名字」,於是要求每一个学生选一个英文名字,一下子「一整班的学生都变成了‘Dick’、‘Tom’、‘Harry’,我的名字叫Shirley’。」後来当她来到美国教书时,「化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把(二三十个)人名和脸相配起来,认得了。於是我回想,为什麽教我的老师没坐下来化时间,把我们的中文名字记住,反而让50个人都为她的方便而改名呢?这难道不是文化的傲慢吗?」

这是文化的傲慢吗?如果这是文化的傲慢,那麽美国人何必要跑到台湾去教英文,而不是让愿意学英文的台湾人自己化钱到美国来学英文呢?如果这是文化的傲慢,那麽刚刚在台湾学了英文的龙应台,就算是英文出众罢,「文化傲慢」的美国大学又怎麽会让这个台湾人去教美国学生英文写作呢?这不是自打耳光吗?至於美国教师给中国学生取英文名字,稍有语言交流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差不多是所有教中国学生英文的美国老师的常规做法,这当然有中文名字发音困难的原因,但也是为了创造语言环境,和「文化傲慢」风马牛不相及。美国人当然有他们的文化傲慢,和任何民族一样,但我想美国人的文化傲慢如果借助这种方式表达出来,那美国文化也就没什麽值得傲慢的了。

再说,很多学中文的美国人都乐於请中国老师给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不但如此,他们还要千方百计让这个名字体现东方文化色彩,有的还找人给自己刻中文名字的图章或者把它印在自己的汗衫上招摇过市。这只要问一问那些在不但在中国、也在美国教美国学生的中国老师,相信不难找出一大堆事例来。学哪个国家的语言,就在课堂上用哪个国家的名字,这有什麽大不了的?

龙女士接下来的「文化傲慢」说更是离谱。她说当她认识到这是「文化傲慢」之後,她在美国便不再用SHIRLEY”,而是改用她的中文名字,并且是「龙应台」(Lung Ying Tai) 而不是应台龙(Ying Tai Long),即按照中国习惯把姓放在名的前面,而不是象西方习惯那样倒过来。她说「23岁的我觉得,你美国人可以学著发中国名字的音,你可以学著去记中国人的名字和他的脸,你也可以学著知道中国人是把姓放在名字的前面的。1975年,我还没有听过‘全球化’这三个字,但是对於所谓文化‘交流’事实上是‘流’而不‘交’的现象已经觉得有点怀疑。」

为什麽说龙女士在这里更是离谱呢?因为如果你去美国短期访问或者探亲,没人会要求你把姓放到名的後面。如果你要在美国上学、租房、申请驾照或者在银行开户等等(更不用说长期居留甚至入籍),你就必须按照美国的规矩办,因为你进入了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法律和政府的文书系统发生了联系。如果你坚持你原来那个国家的习惯,让美国上下迁就你,时刻要记得你金鸡独立,姓在名前,那麽究竟是谁在表演「文化傲慢」呢?如果改变姓名前後的顺序就和「文化傲慢」有关,那麽「李约瑟」呢?「费正清」呢?「白求恩」呢?你龙应台能说这些外国人(更不用说今天在中国和台湾用自己的中文名字和中国人打交道的那些西方人)在中国按照中国习惯用的这些中文名字也体现了中国的「文化傲慢」吗?我不知道龙女士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是否真的象她说的那样一直让美国人叫她「龙应台」而不是「应台龙」,而她在美国所有的证件上和档案里也都是姓在名前。如果真的如此,我想这是美国人多麽谦虚礼让地对待一个「文化傲慢」的人的例证。如果不是这样,那麽龙女士为什麽编造这个故事呢?难道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她早在「全球化」这个词出现之前就敏感地发现了这麽个重大的“文化傲慢”问题吗?龙女士强调说她有这个想法是在「1975年」,当时她「23岁」。这是在提醒我们将来写有关全球化的历史时不要忘了给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就大无畏地反「文化傲慢」的壮举带上一笔吗?

在龙女士关於全球化的描述中,人们看到的是对虽然高档但却单一的生活和审美方式的炫耀和抱怨,听到的是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入侵的焦虑和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但这还不是全部。龙女士还以“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的身份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发言。她说全球化既让人欢迎又让人不安。“文化,还有人们安身立命的价值,都和商品一样一卡车一卡车卸货,直接送入家门,欢迎,因为我们突然多了选择,不管是洗衣粉的牌子还是政府的形态;不安,因为这种选择往往是强迫性的——虽然我们并不感觉,只不过是强势推销的产品,不见得是对我们最好的;更因为,选择往往破坏了家里原有的秩序——伊拉克人究竟要不要欢迎美国士兵带进来的文化和价值观呢?为什麽又要又不要呢?这种不安对第三世界知识份子是很熟悉的。”她说和很多第三世界知识份子一样,她年轻时也是美国新闻署的受惠者,“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匮乏的年代,美国政府通过组织和金钱,有计划地将美国的价值观全球输出。你说它不好吗?对於我们民主开放的追求,它是有重要贡献的;说它好吗,它又包藏著其他的目的,也限制了我们对未来的想像。”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龙女士这里是在说民主往往是西方用剥夺其他政府形式的手段强加在非西方头上的,就象西方强加给非西方那些文化形式和商品一样。实际上政府形式如同洗衣粉,有不同的牌子,你不用这一种可以用那一种,不见得非要“民主”不可。不但如此,这种由外部“强加”的民主,还“破坏了家里原有的秩序”。龙女士回顾历史,说过去我们年轻无知,受了美国新闻署(我想是指美国之音和所有由美新署主持的文化交流项目吧?)那些鼓吹自由民主的言论的影响,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才知道美国政府的深谋远虑。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限制了我们对未来的想像。”

对比龙应台几个月前在北京的这些言论和她现在为台湾民主——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台湾民主和美国影响之间的关系吧?——所作的雄辩,真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作者任教於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

(原载《观察》,原题「也评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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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的骗局还要持续多久? 2004-10-10
最近,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就哥大国际关系学院和哥大亚裔校友联谊会给杨澜颁发杰出校友奖,向哥大校长发出抗议信。杨澜则在9月15日以公开信方式回应哥大学生学者的抗议。一如二、三年前的吴征杨澜,不仅完全抵赖她在履历、经历上对中国媒体所发出的错误资讯,甚至试图反咬一口,说我(虽然她没敢指名道姓)对她的批评文章与事实不符。

就吴征杨澜的一系列谎言和对中国读者的误导,我前後写了近30篇文章(http://caochangqing.com/gb/index.php?Content=15),不仅曾引起海外读者的关注,也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引起国内民众对吴杨二人诚信的质疑。那麽「要脸儿」的杨澜为什麽不出面一一澄清?还曾给我发律师信,在媒体高声喧嚣要打官司的吴征杨澜,怎麽後来不敢诉诸法律解决问题了呢?就因为我文章中所有的事实引述都有出处,吴征杨澜清清楚楚,他们根本无法抵赖那一堆数起来都累得慌的谎言。

●冒充「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董」

令人无法不愤怒的是,杨澜在这封公开信中继续公开撒谎。首先,她承认自己在履历上写的是「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校董」,然後说她在发表中文履历的同时发表了英文履历,其英文是「正确说法」。这里的谎言和问题是:

第一,「校董」就是「Trustee」,而英文的「Member of Dean’s Advisory Board」可以很容易地译成「院长顾问团成员」,却无论如何也译不成「校董」;

第二,杨澜在撒给中国各媒体的履历後面根本没有附英文原文,原因很简单,她的中文履历中(网上可轻易查到)有多处夸张、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无法原样译回英文。第三,即使她同时发布英文履历,为什麽中英文不一样?这里根本不存在哪个英文词没有对应中文不可译的问题。

事实是,杨澜这类人要玩的,恰恰就是这种中英文的「文字差」。在英文中,他们没法、也不敢撒谎,而在中文中就巧妙地夸张,刻意误导读者。看看杨澜中文履历中的这句话:「杨澜被选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校董,成为这所美国长春藤名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http://www.icxo.com/rich/show_yanglan.jsp)。到底是谁在误导?谁在撒谎?这短短的一句话里就有三个明摆著的谎言:

第一,顾问团成员不需要「选」,校董才需要选,所以杨澜说她是「被选为」校董;

第二,「成为这所美国长春藤名校」,给人清楚的感觉是指哥伦比亚大学本身,因为长春藤名校从来都是泛指整个大学,而不单独形容下面的某个学院。杨澜这种表达完全是刻意引导读者相信她是哥大的校董。

第三,「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这里「董事」是谎言;「有史以来最年轻」是误导,因为「顾问团成员」只是个没有价值的虚名,根本不会有人一本正经地宣称什麽「有史以来最年轻」,这就像如果谁宣称自己「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街道委员会成员」会遭嘲笑一般。

而且,即使这个「有史以来最年轻」也是杨澜自己的创造,因为对那个虚的「顾问团」,没有任何人会去记录其成员的年龄,杨澜哪里得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年轻」之说?她刻意制造和强调「有史以来最年轻」,显而易见是为了突出其「校董」和「董事」地位。所以,杨澜在这里不仅冒充了「校董」,而且编造了她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董」。

●吹牛撒谎,夫唱妇随

对如此清楚的、严重自我抬高身价的谎言履历,杨澜一如既往地毫不认错。更有甚者,就她是否曾被美国三大电视台邀请做主播一事,她做出了同样自扇嘴巴的辩解。她说,「我从未声称美国三大电视网『争相』邀我做『主播』。在毕业前夕,由於《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对我的报导,确有当时美国三大电视网中的两家与我接触,有意聘请我做出镜记者。」

也许,想为谎言狡辩,只能再编另一个(或一堆)谎言,於是更被戳穿:

1996年,杨澜吴征在接受上海《新民晚报》采访时表示,杨澜放弃了在美国做三大台主持人的机会,回去报效祖国;

1997年,在杨澜的《凭海临风》序言中,她的丈夫吴征写道:「对杨澜来讲,她也已经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

2002年,即使在她和吴征的一系列谎言遭质疑後,杨澜还在《南方日报》表示,「我只说过美国的主流电视台邀请我出任他们的记者或主持人。」

现在杨澜似乎忘记了这些她和她丈夫在中国媒体上的宣称。反而强调她没用「争相」邀请的字眼(谁说你用了?她自己造出个「争相」然後自己一本正经地否认),继而荒唐地强调什麽她说是做「主持人」而不是「主播」。杨澜的吃力的狡辩实在太无力,主播和主持人根本没有什麽区别;就像丹.拉瑟既是美国CBS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主播,同时是60分钟节目主持人。

虽然现在杨澜从「主持人」的说法退步了,但还是硬著头皮说,「美国三大电视网中的两家与我接触,有意聘请我做出镜记者」。但这句话仍是谎言!也就是说,美国主流电视台请她做「出镜记者」完全是谎言!

●杨澜的英语够上电视吗?

我在《杨澜的英语够上电视吗?——追寻「杨澜传奇」之四》中,用许多事实和解释,通篇证明的是,以杨澜的英语程度和她对美国的无知,她不可能当上美国的电视记者,更何况是主持人。大概是由於她用谎言抬高自身价码後,在中国星运亨通,太容易了,所以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个美国出生的、念了新闻学院的「小宗毓华」们,在竞争那有限的「出镜记者」职位;从小记者做起,一步一步挪到拿话筒上镜头的位置,哪里轮到一个20多岁才来美国读了二年书,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一窍不通,而且当时根本没有任何新闻经验的杨澜!

不对,杨澜正是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知道她不仅没有可能当上美国电视的主持人,就连个小记者都当不上,所以才选择回国的。今天,在被事实质问下,她承认了,母语不是英语,在美国没有优势。既然承认这一点,那要不要为当年那「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美国的主流电视台邀请我出任他们的记者或主持人」等等骗人说法道歉?

●在美国花钱买「头衔」唬中国人

杨澜是不能道歉的,她和吴征就他们在美国的履历和经历撒了太多的谎,除了「校董」,「美国主流电视台聘请做主持人」之外,杨澜还编造出她在哥大念书时成绩排名前百分之五、她的故事上了《纽约时报》头版、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传媒系、被《新闻周刊》大幅报道、她创下了亚洲主持人进入美国主流媒体之先河,等等。还有吴征的一系列谎言:什麽巴灵顿博士、艾美奖共同主席、他的讲话全球几亿人看到、在上海时「文科考第一名」、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毕业、在美国成功的华人企业家,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谎言,给他们在中国堆起了一个耀眼的光环,为他们在中国赢得了仰慕、崇拜、名声、地位和金钱,然後他们又把这样得来的金钱,用捐款的方式换取国外的虚头衔(像吴征的国际艾美奖理事、杨澜的顾问团成员等。美国有无数组织,只要你捐款,就给你什麽理事头衔),然後他们再用「买」来的各种美国头衔,唬国内老百姓,於是身价再高涨,再赚到千百倍「换头衔」的钱;於是再拿到美国捐,再回去中国换┅┅倒霉的是那些香港和内地的小股民们,把辛苦挣来的血汗钱,投进了那个用谎言编造的光环里。

吴征杨澜死不认错,不仅是毫无廉耻心,而且是想继续把这种「国内外双向利用」的游戏玩下去。杨澜这次能到哥大来接受这个奖,就说明她是很看重海外的「光环」的;她知道,这个小光环,经过稍微误导性的语言,回到国内就可以被放大千百倍(当然这次由於哥大学生学者的抗议,那个效果达不到了)。杨澜如果有起码的自尊,对哥大学生学者联谊会两年多前对她诚信问题的质问稍有羞愧感,这次就应该婉拒这个奖,或者起码本人不来领奖。但杨澜不仅接受了,还居然能谈笑风生地发表领奖感言。这无法不令人对杨澜的毫无廉耻之心刮目相看。或许,杨澜不仅没想到婉拒这个奖,甚至得意:你们不是攻击我的诚信吗?我还不是照样得奖!事实上,她的确是在用接受这个奖,来挑战所有对她和吴征的诚信提出质问的大众。

●从赵忠祥那儿学的抵赖本事?

杨澜是师从赵忠祥起家,如果她从恩师那里学到的只是抵赖的本事,那麽现在应该去和她的赵老师交流一下,他的抵赖游戏玩得开心吗?前景会怎样?

杨澜吴征之所以今天还可以在中国玩下去,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中国政府保护她,这不仅是因为杨澜的一贯亲中共立场,还因为中共认为她作为奥运大使为中国赢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立下汗马功劳(其实,以当时的情景,不需任何奥运大使,中国也会以压倒多数赢得主办权),所以即使在杨澜的诚信受到严重质疑的时候,她居然仍被指定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受到一个价值颠倒的独裁政府的庇护。作为一个以求真实为天职的新闻工作者,杨澜能在撒了一堆谎之後,不仅依然不倒,还继续高升,当然全托那个专制政府的「福」。

其次,作为吴征杨澜谎言事件的主要调查和写作者,我本人是中国的异议人士,我的作品不能在中国发表。关於吴杨的文章,刚被《中华读书报》转载了一篇,就遭封杀。如果我的近30篇关於吴杨的文章都能在中国的报刊发表,恐怕政府也难保住他们,因为读者和电视观众是有起码的价值判断能力的。虽然吴征杨澜这出骗剧今天还在继续上演,但独裁政府会有落幕的那一天,所以骗剧也注定会有剧终的时候,只是,剧拖得越长,人们对骗局的剧情会印象越深刻,所以未见得是坏事。

(原载《开放》2004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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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副总统辩论:「机关枪对水枪」 2004-10-07
昨(5日)晚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比几天前的布什和克里辩论更引人注目,因为民主党想巩固上次克里「辩胜」的势头,而共和党阵营则渴望由老将切尼出马,扳回一城;因而双方支持者都相当进入「状态」,希望自己阵营在这只有一场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获胜。

90分钟的电视辩论一结束,无论是支持民主党的左派媒体,还是倾向共和党的右派电视,绝大多数的评论员都认为,切尼是赢家。他的大将风度,不卑不亢,沉稳老练,引用大量数据而表现出的准备充足,或者说他长期担任公职(从议员到国防部长再到副总统等)而对议案历史之熟悉,都远超过对手。

虽然已当了四年联邦参议员的爱德华兹原是律师,以擅打诉讼、能言善辩著称,但他无法挡住切尼对克里的国会「丑陋」记录的揭底,只能用一些空话和竞选口号用语敷衍应对,因而美国有线电视台MSNBC的时事节目主持人马修斯(Chris Matthews)昨晚在评论中说,这场辩论看下来,切尼等於是用「机关枪」进攻,而爱德华兹是用「水枪」抵挡。「每次他(爱德华兹)对副总统喷水,副总统都用山炮回击。」马修斯调侃说,从爱德华兹看切尼时的痛苦表情来看,「好像整个晚上他的脸都在挨打」。

美国三大无线电视之一的NBC国际事务报导主任米歇尔(Andrea Mitchell)也持同样看法,认为「狄克.切尼表现得太棒了,把约翰.爱德华兹逼到了墙角。」

NBC的大牌主播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则评论说,狄克.切尼的表现「让人感觉像中学校长面对中学生,他坐在那里,掌握所有的答案。」他认为「中学生」的爱德华兹,根本不是切尼的对手。

MSNBC的另一位政治评论主持人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则更明确地评断说,这场电视辩论,毫无疑问赢家是切尼,「狄克.切尼这家伙,实在是太胸有成竹了,这场辩论简直就是宣布了你们都下台吧。」

在辩论中,切尼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正处於反恐战争期间,需要坚定、强势的三军统帅,但克里恰恰不够格,因为过去19年的参议员记录显示,他在所有强化美国军事力量的议案上,都投了反对票,「一直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克里就在国会投了反对票,杯葛美国出兵反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虽然这次对伊战争克里投了赞成票,但当看到党内初选时的对手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以反战作口号获得很大声势时,担心自己败选而改变立场,开始反对伊拉克战争,在国会讨论870亿美元对伊军事款时,投了反对票。切尼说,「如果他连霍华德.迪安的气势都抵挡不住,而改变了自己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那他怎麽可能顶得住盖达(恐怖组织)?」这句话成了当晚电视辩论的经典,被各大电视台评论员所引用。

但这就是律师出身的克里的政治投机性,当迪安被淘汰出局,他获得党内提名之後,他又表示要打好伊拉克这场战争。在上星期的首场统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中,当布什提到这一点时,他用一句「这是我的一个差错」(指反对军事拨款)来淡化这个重大的原则性错误,然後又若无其事地高谈反恐。

切尼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样一个出尔反尔,根据民调数字而不断变换立场,摇摆不定的人,怎麽有资格在反恐战争期间当美国的三军统帅?他那些变来变去的说法,会向美国前线的官兵,尤其是美国的盟友传递什麽样的信号?

在谈到美国国内事务时,爱德华兹一反民主党向来主张增税的立场,表示也要「减税」。但切尼也是不客气地指出,克里在国会的记录是,他曾98次投票赞成增税。《纽约时报》先前的报导说,克里曾有350次投票记录主张增税和削减军费。因而切尼说,在大选期间为了选票而改变说法,并不能抹掉过去几十年的政治记录,「那些记录本身说明了一切」。

当被问到如果克里和爱德华兹获胜,他们如何加强美国情报,以预防恐怖袭击时,爱德华兹根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对此切尼也是不失时机地指出,爱德华兹身为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却很少参加该委员会的会议,缺席率高达70%。而在爱德华兹也是成员的国会「司法委员会」,在过去的36次会议中,爱德华兹有33次缺席。「在涉及税收,能源,老人医疗保险等重大议案表决中,约翰.爱德华兹都缺席。」作为副总统,切尼身兼参议院议长,每周二都要主持参院会议,但切尼披露说,过去4年,他在参院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位参议员,只是这次爱德华兹走到电视辩论会台上时,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MSNBC的时事节目主持人马修斯感叹说,切尼的这个披露简直太传神了。但也有人为爱德华兹辩护说,他过去一直在从事竞选活动,因而没时间到国会。但竞选活动在一年前才开始,显然这种说法不能服人。切尼说,连爱德华兹家乡的报纸都给这位不到国会开会的议员送了个绰号「影子议员」。

美国副总统的重要性在於,一旦总统出现意外,就可依法继任,例如当年约翰逊就是由於肯尼迪遇刺身亡而於两小时後宣誓就职总统。因而美国民众不仅由於选情而关注这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而且更关注他们之间谁更有能力一旦需要时出掌白宫。这场电视辩论,似乎已给了人们答案。

2004年10月6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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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专论」:新加坡没资格批评台湾 2004-10-03
面对新加坡外长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欺负台湾,台湾外交部长忍无可忍,在接待台湾南部的乡亲时,使用台语中的俗语加以反击;结果在台湾内部引起的风波,竟比新加坡的反应还大。那些泛蓝媒体和立委们,不去谴责新加坡,却一窝蜂地来攻击自己国家的外交部长,真是咄咄怪事。

台湾外交部长的悲愤可想而知。因为对岸部署了五百枚飞弹瞄准台湾,还不断宣示「绝不放弃对台动武」,并在全球全面地打压台湾。

一个拥有二千三百万人口(排世界190多个国家第47位)、出口占全球第14名,进口占第16名,外汇存底占全球第三的主权国家,竟因为中国专制者的打压,而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不仅不主持公道,其外长反而利用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机会,欺负台湾,指台湾「造成两岸关系恶化」,而且还不顾外交礼节地、指名道姓地批评一手领导台湾走向了民主的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这番讲话的可恶之处是,联合国的大会发言,几乎没什麽听众,连联合国所在地的美国的任何电视,都不现场转播。新加坡外长在联大的这番表演,只是要做给中国的独裁者看,向北京的屠夫们献媚。因为如果新加坡真的是台湾的朋友,真的要向台湾政府提出建议,完全没有必要在那个台湾连发言、反驳的机会都没有的联大会议上公开说。

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都不会接受新加坡这种羞辱和欺负,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员和国会议员,都会做出反击。台湾的立法委员们,如果有尊严感,真正珍惜、热爱台湾这块土地,就应该在立法院通过对新加坡的谴责案,表达台湾不可欺辱的民意。

然而人们看到的不是通过这种议案,反而那些泛蓝的媒体和立委们,异口同声地严词谴责台湾的外长,甚至要求他辞职。这种反应再次让人们看清,那些国民党时代的政客们,那些难以摆正心态的泛蓝媒体人员,根本毫不看重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他们只管一件事,那就是千方百计地打击人民选出的这届政府。

而从新加坡自身来说,它更完全没有资格对民主的台湾说三道四。因为这个城市小国像独裁中国一样,迄今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这并不奇怪,因为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是北京屠夫的支持者。李光耀不久前在「全球品牌论坛」上还表示支持中共在1989年使用坦克残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做法,并引述邓小平的话,「如果杀20万人,才能保持中国的稳定,我会这样做」。

在当今的新加坡,主要的报纸电台等,都为国家所有。近日发表社论批评台湾外长的《联合早报》等新加坡大报,像北京的媒体一样,都是国营的,是政府的喉舌。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新加坡的独立报纸,都被李光耀查封了。去年第二届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新加坡在166个国家中排行第144,比津巴布韦还要落後三名。

李光耀统治集团在表演任人皆知的虚假选举的同时,迫害所有反对党的领袖和异议人士。新加坡反对党秘书长徐顺全因为参选挑战李光耀的人马,就被李光耀和吴作栋告到法庭,指控他在竞选中的讲话是「诽谤」,不仅索赔50万美元让他倾家荡产,而且禁止他永远不可再竞选国会议员。

而同样参选的新加坡人权律师邓亮洪仅因为替徐顺全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告上法庭,结果被迫逃离新加坡。澳大利亚《大洋报》(The Pacific Times)曾刊出对邓的采访「李光耀与白色恐怖知多少」(www.tangtalk.com),详细披露了邓亮洪一家在新加坡遭到的迫害。

另一位律师公会会长萧添寿律师,曾担任新加坡的副总检查长, 职後创立自己的律师所,为民请命,结果也被关进监狱。他曾竞选国会议员,几乎当选,仅因李光耀一句话「他不能当议员」就被除名。萧添寿现在流亡美国,著书揭露李光耀家族的专制。

对於新加坡的政治迫害,美国等西方媒体常有报道。李光耀无法阻止境外报纸,就不停地控告在新加坡内的外国报纸(本地出版物基本都控制在政府手里),用所谓「诽谤罪」索取高额赔偿,以封住所有媒体的嘴。

徐顺全8月25日在香港《苹果日报》撰文说,对於曾在李光耀铁腕统治下生活过40多年的新加坡人来说,李光耀支持北京六四屠杀这种「令人发指」行为毫不「出人意料」。他在文章中历数李光耀家族在新加坡的专权:

李光耀虽卸任总理,但却出任掌管整个新加坡外汇储备的「新加坡投资局」主席,而他的长子李显龙则是副主席。李显龙不仅是新加坡的总理,还是新加坡的财政部长,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主席(相当中央银行行长)。而李光耀的次子李显扬,则是最大型国营公司「新加坡电讯」的总裁,李光耀的大儿媳妇,即李显龙的太太何晶,则掌管「淡马锡」公司,持有新加坡主要公司的股份。

徐顺全感叹说,「新加坡的政治和经济,实际上在李家少数几个人掌握之中。」「李光耀藉著《内部安全法》任意拘留反对派人士。新加坡的谢太宝,是全球坐牢最久的人之一,他坐牢23年,又被软禁9年,至1998年才获释,其间没有进行过任何审讯。」

顽固坚持「亚洲价值」,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李光耀,却被香港的共产特首董建华视为「楷模」。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以及缅甸军政府等领导人,都对李光耀的「样板」推崇倍至。这样一个只受到专制者垂青的独裁政权,怎麽有脸来「教训」已走向民主的台湾?!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林蔚(Arthur Waldron)在10月号美国《评论》(Commentary)杂上撰文「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其中批评新加坡总理说,如果台湾真的落到中国手里,那将对每一个亚洲国家的安全利益都构成威胁,那个时候的新加坡会感到更安全吗?

林蔚指出,现在中国有两个幻想,一是武力犯台。因为那将会严重损害美国以及每个亚洲国家的安全利益,因此这种企图绝不会被国际社会允许。二是台海两岸「和平统一」。但因绝大多数台湾人民不仅不愿和共产中国统一,即使未来中国民主了,台湾也会愿意以一个独立国家,做中国的好邻居。所以无论武力犯台还是和平统一,都是自我幻想,完全不可操作。今天,台湾的现实是,绝大多数台湾人民要做台湾的主人,要一个自己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这种民心所向,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所能阻挡的。

对於新加坡外长在联合国大会诋毁李登辉前总统,哈佛大学的教授、《文明的冲突》的作者杭廷顿其实早就作过回答:「李光耀所谈的民族主义,他死後就会消失;但是李登辉推崇的民主主义,他若过世,台湾的民主主义还是会存在。」

而那些台湾的泛蓝媒体和立法委员所以对李光耀们欺负台湾视而不见,却使足气力攻击自己国家的外交部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李光耀,他们心里还在默认蒋介石和李光耀的专制思维,继续做著高本地人一等的主子旧梦。但只要台湾不再有蒋介石,不再是新加坡式的专制,只要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台湾人民迟早会用选票,让那些主子的旧梦再次破碎,让那些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们一起欺负台湾人民的政客,以及媒体掮客,成为历史。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10月3日星期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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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扫他妈的墓」 2004-09-30
当我终於站在日月潭的水边,用台湾人的表达方式「亲水」的时候,早在中国时从地理书上知道的「日月潭」这三个字,才第一次变成了真正的水,真的潭,在眼前日月般地熠熠生辉。

中国人之所以都知道日月潭,是因为中国政府把它列入中国著名风景区之一。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管辖、统治过台湾一天,但迄今北京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册,仍冠冕堂皇、一板正经地把台湾列入它的一个省,并介绍其地理风情。对於不了解台海两岸真实的外国青年人来说,好像台湾和江苏、吉林等省份一样,是北京控制的领地。

当天有点小雨,轻纱般的雾气迷绕的日月潭,在周围那些朦胧的山峰环绕下,显得更加美丽、迷人,如同被定格在一幅巨大的风景明信片之中。朦胧中,湖旁山上一座高耸的尖塔仍依稀可见,当地的朋友说,那是「慈恩塔」,是蒋介石专门为安放他母亲的骨灰而建造的,它是整个日月潭周边山上最高的人工建筑物,所以他的母亲可以俯视美丽的山水。据说,除了这个塔,日月潭周边还有蒋介石专用的码头,专用的教堂,专用的渡轮,当然还有专用的水手等等,整个日月潭,几乎成了蒋家的私家花园、属地。

日月潭边的蒋介石专用教堂,是个看来极为坚固的建筑,有三、四层楼高,上面是蒋题的「耶稣堂」三个大字。但大门紧锁,迄今仍不对外开放。教堂庭院的说明牌标示,它的坚固程度,可以承受一零五大炮和地震。虽然距离这里不远就是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的震中,周围的楼房等都有倒塌,但这所教堂却丝毫未损。朋友们说,这不是蒋介石爱教堂,而是他爱自己的命,要确保在教堂时的安全,才修了这种千秋万代似乎都不会塌的建筑。

在日月潭边游览时,时而可看到这类蒋家「遗风」:这里是原蒋经国主办的青年团属地,那里曾是蒋介石的什麽别墅。美丽的日月潭,在中国,被强行划入共产党的版图;在台湾,则被划为蒋家的私人领地。

观赏美丽的日月潭,心情却不能轻松。当地朋友讲的那些蒋介石时代的「故事」,就像那个「慈恩塔」压在心头般沉重。它使我想起当年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统治时的故事。有一次蒋介石回家乡为其母扫墓,当地报纸编辑为表示对蒋介石专制的不满,把消息标题起为「蒋介石回乡扫他妈的墓」。虽然报纸当时遭到警告训斥,但毕竟那个时代还算「宽松」,没有抓人。但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後,则正式当起了「土皇帝」,雷震提出把国号改为「中华台湾国」,并要组织反对党,就被关了整整十年。有次在去台北阳明山的路上,一位朋友介绍说,当年蒋介石常住在这里;有次他的专车下山,看到一个人突然从路边站起来,立刻就被卫兵一枪打死。事後才知道,那是当地一个农民正在方便,看到蒋的车队,吓得赶紧提裤子准备躲开,没想到竟为此送了性命。

台大医院一位牙医告诉我,她的父亲四十年代是台大眼科医生,1946年蒋介石的人马来了之後,有天一位盛气凌人的女患者硬是不排队,护士去制止,竟被她打了一个耳光,说「叫你们的医师来」。她的父亲和另一位眼科医生出来,这位女患者说自己是某某将军的太太,要求优先就诊,但两位经过日据法治时代熏陶出的医生,坚持按规矩行事,也是不同意她「插队」。结果第二天,两位医生就被警备司令部的人带走,关了两个星期,经台大医院院长几次要人,才被放出来。但第二年发生「二二八」,那位曾拒绝将军太太的医生,被关进「绿岛」长达十年。而这位牙医的父亲,直到几年前去世时,才敢把当年这种遭遇告诉子女。

蒋时代虽然已成为过去,但在今天的台湾,仍有无数场所提醒著人们那个曾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虽然台北总统府前的「介寿路」(当年为给蒋介石祝寿而命名)已改名,但那些出出进进总统府的宪兵,胸口仍戴著「介寿馆」的徽章。而按宋美龄的旨意盖的圆山大饭店山下的那条路,名字则是「仰德路」,因为蒋介石夫妇经常在圆山饭店,下面的平民百姓就得「仰望德政」。

至於蒋介石在台湾的行馆,据研究者考察,多达四十处,已拍摄成记录片的就有27处。台湾才三万多平方公里,总共也就有几十个县市吧,这不等於蒋介石在所有的地方都设了「行宫」了吗,连对岸的毛泽东、邓小平们也没敢做到如此地步。

上次到台湾,在高雄滨临大海的中山大学旁边,就看到蒋介石的一处行馆,里面还停放著当时他乘坐的汽车。每看到这些,就不免感叹:一个外来政权的独裁者,竟然如此大胆地奢侈和镇压当地人们,他们怎麽就不担心有一天会遭到掘祖坟的清算?

站在日月潭边,望著那平静如月的湖水,望著那起伏跌荡的山峦,答案从心底生起:正像太阳、月亮是谁也无法垄断、霸占的一样,台湾,也不是蒋介石所代表的任何旧时代、旧思维,任何外来政权永远可以霸占的;当台湾在人民心里真正站起来的时候,它一定会百分之百地回到台湾人民手中!

(载台湾《壹号人物》杂志200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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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给左派惹祸 2004-09-29
在专制国家,由於没有新闻自由,记者无法说真话。但在有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却不乏滥用自由的记者。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报导重大不实消息就是一例。

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有一个多月,选情绷紧之际,美国三大无线电视台之一的CBS却独家披露布什总统在越战期间有逃兵役之嫌的四份文件,引起轩然大波。四十位共和党国会议员联名致信CBS,指出文件有假,美联社等媒体也对文件真实性质疑。因文件是已去世多年的越战时期布什的上司签署,是死无对证。但鉴定专家发现,该文件不是出自越战时那种手提打字机,而是现在的电脑软件,显然是伪造品。

在CBS决定播出这个「独家」时,内部的鉴定专家已提出异议,但在该电视台具有很大权势的丹.拉瑟坚持播出,结果酿成大祸。拉瑟最後不得不发表声明认错,说这是由於「错误判断」。给人印象是他不小心犯了「诚实的错误」。

但丹.拉瑟以往的新闻历史显示,情况并非如此。拉瑟是美国三大电视台主播中最左倾的一个,并经常把党派立场带到新闻中来。他采访保守派政治领袖时,总是相当苛刻,例如当年采访尼克松时,百般 难;後来采访老布什时两人几乎对骂。但在采访左派政治领袖时,不仅态度温和,还巧妙地美化他们。去年他出於反伊拉克战争的立场,特意在美军攻伊前,去巴格达采访萨达姆,对这位专制者一副恭敬谄媚。萨达姆当然很开心,当场决定,他要和布什辩论,要拉瑟当「主持人」。

丹.拉瑟现象并非偶然,它是西方左派出於意识形态的偏见,不惜扭曲新闻而推行左倾理念的一个典型表现。这种例子在西方左派媒体上比比皆是。例如,CNN出於其反越战的立场,在1998年编造了美军当年在老挝使用化学武器杀害逃兵的新闻,成为当时新闻界的最大丑闻。连CNN创办人、非常左倾的特纳都哀叹「这是我一生经历中最可怕的梦魇」,「如果自杀能帮上忙的话,我都会考虑」。

虽然特纳如此痛悔,但CNN「左」性难改,还在报道巴以问题时偏袒恐怖份子,在第一时间首先采访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烈士」家人,渲染他们失去「烈士子女」的痛苦。以色列朝野对此非常愤怒,因而取消了CNN在该国的采访权。

在国际上很有名气的《纽约时报》去年发生的严重假新闻事件(发表了黑人记者布莱尔多达36篇不实报道),主要原因也是意识形态影响到新闻版面。该报总编辑和发行人出於「政治正确」和「种族配额制」而重用布莱尔,在发现他造假後仍继续留用,最後惹大祸。该报社论和言论版持绝对左倾观点有情可原,但其左倾意识形态直接渗透到新闻报道中的例子几乎发生在每天的版面上。

去年美国获奖作家博康(Bob Kohn)出版了《新闻欺骗》(Journalistic Fraud )一书,其副题是「《纽约时报》如何歪曲事实及为何它不再可信」,揭露《纽约时报》多年来一直悄悄地对新闻细节进行歪曲,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来传播其左派意识形态。《世界互联网日报》评论说:「此书将可能为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敲起丧钟。」

在美国,最左的报纸是《洛杉矶时报》,它也是因狂热反战而制造假新闻。去年四月初,该报刊出一张反伊拉克战争的照片(画面是英国士兵用步枪指向平民),最後被查明是该报摄影记者用两张照片合并成的。

西方左派媒体这种出於意识形态而制造和歪曲新闻的情形,在欧洲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去年英国BBC一个记者报道了多项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不实消息,後来又用编造一位武器专家的话,来指控布莱尔政府,结果导致那位武器专家自杀。

左派媒体为了意识形态目的而不断扭曲和制造假新闻,导致美国民众对媒体越来越不信任。上星期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媒体的信心,跌到过去三十年来最低水平。左倾新闻人员用这种严重违反新闻操守的做法,不仅绝不可能赢得意识形态宣传战的胜利,更是走向媒体自杀,拉瑟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9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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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左派是“有用的白痴” 2004-09-28
伊拉克局势最近出现动荡,因当地激进的伊斯兰教士煽动反美,并组织武装袭击美军。在美国媒体上,立即有左派知识份子出来谴责布什政府,说这场伊战从开始就错了,并宣称“美国陷入第二个越南”,要求撤军。纽约新大学(NSU)校长、前民主党籍参议员鲍伯.凯尔瑞(Bob Kerrey)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美国“在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

美国是在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吗?绝不是!它不仅结束了残暴的萨达姆政权,并从根基上铲除恐怖主义的土壤,在22个阿拉伯联盟国家的专制链条上,打开一个缺口,让自由的价值进入中东,从整体上改变那个地区,并为解决巴以冲突创造条件。

但左派们不听这些常识和事实,他们热衷的是意识形态和僵化的理论教条。在人类20世纪的历史中,左派们的丑陋表演已经十分充分。连列宁都不无蔑视地把西方那些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份子称为“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s)。最近美国学者莫娜.查伦(Mona Charen)用这句话做书名,写了一本记载左派言行的书,出版後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非常受欢迎。

该书记载了20世纪西方、尤其是美国左派的种种愚蠢。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左派们就纷纷朝拜莫斯科,歌颂苏联老大哥,把那块奴役俄国人的“动物农场”美化成天堂。即使发生大饥荒,《纽约时报》的记者还信誓旦旦地报道说,绝无此事,并以美化斯大林暴政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

六十年代越战时,是西方左派们展示偏见的一个高潮。一场抵抗共产邪恶的越战,被左派们描绘成是罪恶。他们不去反对共产主义,而是要“反反共”,专门杯葛那些反对共产党的声音和力量。美国知名的左派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说:“越战在我良知中的形象是,美国滥用权力,美国自以为是,美国的残忍;而越南则是弱者的英雄主义和痛苦的象征。”桑塔格这样看待越战并不奇怪,在911恐怖袭击之後,她又撰文说,这是美国的报应;并说美国伊战中摧毁萨达姆的炸弹,和恐怖份子是一样的。

在共产恶魔波尔布特屠杀四百万柬埔寨人的时刻,《纽约时报》记者尚柏格(Sydney Schanberg)却报道说,“如果美国人撤出柬埔寨,那里的老百姓会生活得更好。”

在苏联帝国崩溃之後,美国的左派仍在歌颂苏共独裁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寇恩(Stephen Cohen)用赞美诗般的语言描述安德罗波夫,“尽管他当了15年的克格勃头子,但他是苏联最有改革意识的资深领袖。”《纽约时报》记者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则说契尔年柯“比安德罗波夫更热情,更率真诚实。”对戈尔巴乔夫,美国左派电视旗舰CNN创始人特纳(Ted Turner)赞美的更离谱:“戈尔巴乔夫比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人都走在前面,他比基督耶稣走得都快。美国总是落後六个月。”

但对共产政权垮台後的东欧,美国的左派媒体却是另一个调子。华裔主播宗毓华报道说,“在前共产国家保加利亚,自由导致了事实上的经济大灾难。”她的CBS同事则报道说,“波兰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导致人民的每天生活更加苦难。”刚退休的老牌女主播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则对结束共产专制的俄国这样描述:“在旧苏联时代,从没见过今天这样的俄国人:贫穷,无家可归,冬日的绝望。这种人的数量在增加,难道这就是民主?”

但这些被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称为“人类自由掘墓人”的西方左派,并没能阻止共产主义乌托邦在全球的崩溃。他们从当年列宁所说的“有用的白痴”正贬值到“没用的白痴”。美国的全球反恐和伊拉克战争,最後将再次证明,西方左派们在历史上永远是站在错误的一方。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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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忘记了上帝,所以会这样」 2004-09-28
在俄罗斯发生恐怖份子劫持学校并屠杀人质之际,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却为此设立了有奖测验,让听众猜到底会死多少人。这就像邻家有人得了绝症,你却要举办有奖问答,猜人家还能活几天一样残酷。

可悲的是,这种事情在中国比比皆是。在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可看到类似的人性泯灭:在重庆,一个孩子不慎落水,竟无人去救,母亲在岸边喊价(奖赏)到几千元,才有人下水救人。在渖阳,一位坐轮椅的残障女子,在公共车站足足等了三小时,经过的九辆公共汽车,竟都不让她上车,说嫌麻烦。

而中国的「假货」更是中外闻名:假烟,假酒,假药,假合同,假结婚,假学历,假文凭┅┅, 几乎无所不假。安徽还出现假婴儿奶粉,使上百婴儿变成「大头娃娃」。

於此同时,中共权力者的骄奢淫逸,则在创造世界记录:中共中央委员、前公安部长陶驷驹竟贪污五亿五千万元,在北京、上海、苏州等15个大城市,买了320套豪华住宅。只有一个身体的陶驷驹,这些别墅每天住一处,也要轮一年!

一个被称为历史悠久、文化绵长的国家,怎麽今天会变成这样,人性堕落到如此地步?但这种情形绝不仅仅只发生在中国,所有共产国家同样。

曾深刻体验共产制度对人性摧残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说:「从小到大,我们已习惯了口是心非,也学会了从不相信什麽,对人漠不关心,只顾自己。爱、友谊、同情心、谦卑、宽恕,已失去了内容和意义。」「我们正远离上帝,这种偏差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因而在无神论的共产世界,人们没有终极价值,没有绝对标准,人性堕落到谷底。所以,索尔仁尼琴在1983年领取登普顿奖时对苏联做了这样的解释:「若是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麽主要原因造成灾难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认为没有什麽比重复这句话来得更准确:人忘记了上帝,所以会这样。」

在共产苏联刚垮台时,俄国的一项民调显示,70%的俄罗斯父母,不让他们的子女接触伤残儿童,80%表示不会给予捐款,有些还鼓励杀死残障婴孩。经过共产文化洗礼的俄国人,也像中国人一样,宁愿花天酒地,也不愿帮助有需要的儿童。

美国基督教畅销书作家菲利普.杨西(Philip Yancey)曾撰文说,他首次访问俄国时,无论走到哪里,政府官员和市民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国家面对的真正危机是道德和精神上的。「我们缺的不是香肠,而是更严重——我们没有信念,不知道怎样思想。┅┅七十年的共产主义,我们的灵魂被吸走」。

今天,结束了共产主义的俄国和东欧,正在进行道德和精神重建。在俄国,结束20年流亡生活返回莫斯科的索尔仁尼琴大声几乎:「基督教是当今唯一能医治俄罗斯,而且具有生命力的属灵力量。」

在捷克,哈维尔说:「我尝试依从基督教的伦理观为人行事┅┅,在我之上,有一极大的奥秘,那是所有意义的中心,也是至高的道德权威。」哈维尔直截了当地呼吁:「『是耶稣,不是凯撒』。今天这种思想再次在我们当中兴起」。

在波兰,70%的人民认同基督教会是道德和属灵的力量。该国已通过法规,要求电台和电视必须「尊重基督信仰的价值系统」。

今天,虽然中国的地下基督教会也在蓬勃地发展著,但却一直遭到政府的镇压。无神论是共产世界的标,所以无论表面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遭到怎样的「现代化」冲击,只要没有上帝走进人心中,其人性和道德的重建是难以想像的。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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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媒体是台湾的战场 2004-09-28
每次去台湾,都有令我惊奇的事,例如,有人能把从广州到哈尔滨的铁路经过哪些省份说得一点不差,还有人能倒背如流当年中国12个院辖市的名字。有一次给50多名年轻人讲课,提到中国东北的「三宝」时,几乎所有人都举手说是「人参,貂皮,乌拉草」,而我的东北人妻子却不知道。

这些事例说明,国民党在台湾关於大中国的教育做得实在卓有成效,而且至今仍留有深深的烙印。目前台湾社会发生的所有反绿色执政的抗争,像连宋不承认陈水扁政府以及最近的「反军购」游行等,其实都可从上述教育中找到答案,那就是国民党半个多世纪的强化洗脑教育,给今天的台湾留下了巨大的後遗症,导致很多人仍惯性地延续蒋家王朝时代的思维,而难以接受台湾的主体意识。

当年国民党在军队和「绿岛」的支撑下,可以横扫般地推行它的教育和媒体宣传,而今天台湾通过绿色革命和平转移成为民主政府,就不可能强行推行任何教育和宣传,於是抵消独裁时代灌输给台湾人的意识形态就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权力和平转移,有其避免流血牺牲的巨大益处,当然也带来了长时间难以铲除旧势力的这个代价。像苏联和东欧这类共产国家,在独裁专制倒台後,其整个国家机器、教育和宣传等都随之全方位改变。而台湾的前独裁统治群体却照样充斥各政府部门,尤其是仍然理直气壮地主导教育和媒体,这是台湾目前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主体意识的最大挑战,也将一直是台湾通往主权独立国家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人们思维意识的改变要靠一个「思想灭菌」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和媒体是关键。虽然台湾这场意识形态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依然会是艰难而长久的,但作为主体的台湾人民必定会赢得这场建立在自由意志和选票基础上的战争。

(作者注:由於近期其他写作计划繁忙,暂停铿锵集的写作。感谢《自由时报》和读者的厚爱。其他文章见www.caochangqing.com)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9月27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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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金星 2004-09-28
一场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走红,他预测美欧分歧的著作《天堂和权力: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成为西方知识界讨论的对象。

该书前身是一篇论文,去年夏天发表。现为“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并为《华盛顿邮报》每月写一篇专栏的卡根在文中提出,冷战结束後,美欧关系也告终结,并逾生分歧,主要由於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有实力对付那些邪恶的国家;而没有这种实力的欧洲,则倾向妥协忍让,不惹怒那些邪恶势力。这种实力造成的不同对外政策,将导致欧洲和美国的分歧日趋严重。

卡根比喻说,这就像两个人在森林中遇到黑熊,其中一个人手里只有小刀,所以倾向不惹那个黑熊,尽量卧倒、藏身、不出声,以不引起黑熊的注意和攻击。另一个人则有猎枪,所以倾向先发制人,射杀黑熊,确保安全。只有小刀的人除了担心拼不过黑熊之外,他还担心,一旦有猎枪的人射杀黑熊,他则更会被显示出软弱和无能。

卡根最後总结说,美欧的分歧是地缘的不同造成的。他借用美国一本研究男女气质不同的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比喻,说“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两者的“气质”无法改变。

●欧洲挺美和反美是18比4

伊拉克战争之际,美国和法德发生严重争执,使大西洋两岸的分歧更清晰地暴露出来,卡根的预言似乎成真,因而引起知识界注意。他的由论文扩展而成的书,迅速登上美欧国家的畅销榜,卡根和几年前写出《历史的终结》的福山、《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一样,被《纽约时报》认为是过去50年来第四位预测风潮、提出外交战略的美国学者,引起相当的重视(第一位是1947年的美国学者George Kennan,提出“围堵”苏联的战略)。

但细究卡根的观点,会发现其基本立论难以成立。因为明摆著的事实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欧洲严重分裂,美国两党立场也相当不同,这说明分歧根本不是地域的区别造成的,而是不同人群的不同观点和理念导致的。

围绕伊拉克之战,欧洲分成两大派,原东欧10个共产国家,全部支持美国。捷克总统哈维尔和七国欧洲元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声明,支持美国军事倒萨。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荷兰等欧洲国家,也明确站在美国一边。在欧洲的全部44国中,公开反对美国倒萨的只有法德俄和比利时等四国,而公开支持美国的达18国。这个事实本身就直接挑战卡根的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和美国对抗的立论。

美国本身也是这样,两大党也是两种声音,布什所属的右派共和党,99%支持军事倒萨;左派民主党则分裂,有近一半反对武力倒萨。美国参议院对伊拉克战争议案,以77对23票通过,反对者都是民主党人,等於近四分之一的议员反对,也不是一个声音。因而卡根所说的美国和欧洲各作为一个整体相互对抗的事实并不存在。

●张伯伦和邱吉尔争论的继续

显而易见,西方国家对这场伊拉克之战的分歧,根本不是来自地域的区别,而是来自左派和右派两种理念的区别。西方国家全都有左、右两派,理念分歧非常清楚,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对外政策上。在经济政策上,左派主张平等、均贫富、大政府,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对财产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对中产阶级和富人的高税收,给穷人提供和提高福利)。左派的特征是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热衷福利社会主义。右派主张小政府、大社会、自由竞争,强调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调解作用(而不是政府)。右派的特征是反对社会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的左右派之争,根本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

右派的表象是亲美,实质是亲资本主义(因为在所有西方国家中,美国是离资本主义最近的);左派的表象是反美,实质是反对资本主义。

在对外政策上,左派寄托人之初性本善,即使对邪恶者,也强调对话、妥协、和解等,颇有张伯伦的绥靖倾向和乌托邦幻想。而右派强调,对邪恶者不能希冀用祈祷、祈求、妥协、让步等感动,而只能用实力遏阻或铲除,具有邱吉尔式的现实主义的抗争哲学。

●欧盟15国有11国右派执政

在支持还是反对美国倒萨问题上,根本不是美国整体和欧洲整体的对立,而是凸显了西方这种左右派之争。例如西班牙这次之所以强烈支持美国,是因为其总理阿斯纳尔是和布什一样的右派。在结束佛朗哥统治之後,左派政党连续执政13年,把西班牙拖到经济困境。因而当年43岁的阿斯纳尔率领右派人民党崛起,於1996年击败左派,当选为西班牙总理,现在已执政二届七年。

澳大利亚政府这次也坚决支持美国,同样也完全是由於右派执政;总理霍华德顶著国内左派的巨大压力,仍毫不妥协地支持美国。

强烈高调反美的德国、稍微低调但仍坚决反美的加拿大目前都是左派执政。而这两个国家的右派则完全反对他们政府的立场。德国右派政党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其主要领袖到美国访问受到布什政府、切尼副总统的热烈欢迎。加拿大右派在野党,由於愤怒该国左派政府的反美立场,在《纽约时报》发出整版广告,表示其坚决支持美国武力倒萨的立场。

这里法国和英国是例外。法国的希拉克政府虽然名义上是右派,但以法国一向左倾激进的历史,使法兰西基本没有英美那样典型的右派,法国的右派实际上是左派,而法国的左派,则是极左派;法国没有右派(这当然是从总体和政党而言,不包括他们非常右倾的个人和团体,以及极右派)。

英国虽然现在是左派工党执政,但布莱尔的工党已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在经济理念上向右派靠拢,并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款从工党党纲中废除。这其实是体面地向右派经济理念低头,因而有人称工党是披著左派外衣的右派。且不说英国从总体上来说是西欧最右倾的国家,以英美两国历史以来的联盟传统,布莱尔政府也一定得支持美国;而且在相当得时期内,任何人做总理,恐怕都不会愿意破坏这个英美联盟的传统。

●左右派之争没有“历史的终结”

除政党之外,媒体大战也同样,反战的国家则不必提了,联手倒萨的英美媒体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媒体反战声调都更高。美国的《纽约时报》、ABC、CBS和CNN电视网和英国《卫报》、BBC电视电台等等,都比著看谁骂布什政府的分贝高;就因为他们是左派。

美国自己国家的一万四千名作家、诗人联名反战,也因为他们是左派,很多人骨子里恨死了资本主义,所以他们对美国的仇恨也丝毫不亚於欧洲左派。

从上述事实可以很容易看出,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分歧,根本不是什麽欧洲和美国两个区域的对抗,而是两个区域中的两种不同观念的分歧,是左派和右派两种不同哲学理念的对抗。

而原东欧10个国家支持美国,则不仅因为他们刚刚摆脱极左的共产主义奴役,自然倾向右派的理念,更因为它们全部都亲身体验过独裁专制,知道邪恶意味著什麽,因而坚定地支持美国传播自由价值的道义之举。

如果沿用火星和金星来比喻的话,实质上是“理性、现实的右派来自火星;感性、幻想的左派来自金星”。而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人类这种左右派之争,这种现实和理想之争,既不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不会如福山所预言的有“历史的终结”,而是会永永远远地争下去。

(载《开放》2003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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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张伯伦” 2004-09-27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美国前总统卡特,引起很大争议,尤其是美国国内,评价两极,左派旗舰报纸《纽约时报》对此大幅赞颂报道,并配发了像“拉拉队”般的社论,称赞卡特得这个奖是“名至实归”;但右翼大报《华尔街日报》则发表社论对卡特的“成绩”负面评价,尤其批评挪威的评奖委员会“玩政治”,用这个奖来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加拿大的《国家邮报》等报纸也就此发表文章,回顾卡特执政时的一个个“滑铁庐”以及这位美国前总统对世界上那些独裁者的谄媚,认为这个“奖”颁给卡特是“自贬身价”。

给北越独裁者颁奖,挪威自讨没趣

“和平奖”是根据1895年诺贝尔的愿望设立的,由挪威国会的五人委员会评定,宗旨是“奖励那些促进两个国家和平的人。”因此1901年给了“国际红十字会”创办人杜南特(Henri Dunant);1906年给了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褒奖他促使“日俄战争”结束。

虽然诺贝尔和平奖常有争议,但引起较大负面反应的有三次,一是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北越领导人黎德寿共同获奖。基辛格以玩计谋、不坚持原则著称,他和北越签署的结束越战协议,并没有给越南人带来“和平”,只是把南越送给了共产统治和制度性的屠杀,放弃了美国抵抗邪恶的责任而已。因此当年基辛格没有勇气去领奖,而是由美国驻挪威大使代领的;而共产北越的“黎主席”乾脆拒绝接受这个奖,根本不认这套价值。挪威真是自讨没趣。

第二次较大争议是由於1994年“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及外长三人共得。阿拉法特曾从事长达20年的恐怖主义活动,而且後来暗中纵容法塔赫烈士旅等恐怖袭击,这样的人竟带上“和平奖”桂冠,简直是对“和平”的污辱,可想而知非议之强烈。

诺贝尔和平奖走向“歧途”

第三次就是颁给卡特。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主席特意对媒体解释,这是为了传递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不满,因为卡特一向对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政策“唱反调”,卡特似乎成了自由世界的“异议人士”。

从六十年代开始,诺贝尔和平奖开始转向给一个国家内的个人(而不只是传统地奖给促进两国和平的人);而且主要奖励那些争取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民权领袖。例如,1964年给了美国的马丁.路德.金;1975年给了苏联的萨哈罗夫;1983年给了波兰的瓦文萨;1984年给了南非的大主教图图;1989年给了佛教领袖达赖喇嘛;1991年给了缅甸的昂山素姬。而且早在1935年,该奖就曾给过被希特勒关押的反纳粹记者奥西埃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卡特和上述这些个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在美国这样言论自由的国家持什麽样的“政治见解”,不仅毫无任何风险,更不需“反抗”什麽政权。而且作为前美国总统,他离职後成立了专门的基金会,有上百名工作人员,可以很容易做那些所谓“促进和平”的政治秀。诺贝尔和平奖今年的选择,不仅表明这个奖已偏离了自己的“传统”,而是走向“歧途”。

卡特是美国最无能的总统之一

卡特是美国政绩最差的总统之一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在任时把美国经济弄得一塌糊涂;所以在他谋求连任时,选票之少,创下美国历史纪录,仅排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的总统胡佛(历史上选票最少的总统)之後,可想而知美国民众对卡特执政四年表现的劣评,或者说是厌恶。击败卡特的共和党籍总统里根获得了全部538张“选举人票”的520张,被当时媒体称为取得“绝对压倒性、横扫般的胜利”。

卡特执政时的一个更大败笔是处理“伊朗危机”。美国政论家鲁迪(Christopher Ruddy)今年五月在网络刊物《NewsMax》发表文章“卡特的灾难记录”指出,1979年伊朗发生霍梅尼革命推翻亲西方的巴列维政府时,卡特竟通过五角大楼通知伊朗的150名高级军官,不要反抗,要合作。巴列维的将军们听从了卡特的“意见”,结果霍梅尼掌权後,第一批处决的就是这些军官,然後建立了反美反西方的宗教集权专制。

“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10月12日在加拿大《国家邮报》(The National Post)发表的文章“吉米.卡特不配得诺奖”中说,“现在伊朗大约窝藏了20多名阿富汗盖达恐怖组织的头目。当年正是由於卡特没有能力做出决定,才导致霍梅尼上台,使伊朗变成恐怖主义政权。”而霍梅尼上台後就把美国大使馆人员关押作人质,关了444天,卡特束手无策,最後他下令的“营救行动”又完全失败,八名美军阵亡。

连歌颂卡特的《纽约时报》社论也承认,“卡特的总统生涯被经济困境和伊朗人质危机所复杂化。”

“几乎谄媚每一个独裁者”

1981年1月,卡特作为“失败者”暗淡地离开白宫,然後开始了他至今长达20多年的“第二生涯”,做“业余外交家”,斡旋世界事务。但卡特的行为显示,他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无能的总统之一,而且是美国有史以来对共产主义和一切独裁者最无知、最天真、最愚昧的总统。

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约翰逊(Stephen Johnson)今年五月发表的文章,卡特当总统时,竟然夸赞从无民主选举的南斯拉夫的共产领袖铁托是“一个崇尚人权的男子汉。”

卡特在当总统时曾宣布,要结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不应该有的恐惧。”他的著名之举是给了苏联独裁者勃列日涅夫一个“亲吻”。10月14日《华尔街日报》社论说,当年勃列日涅夫没有给卡特“回吻”,这位共产领袖做的是,利用天真的卡特总统大幅削减美国军费之际,强化俄国军备,发展核武器,并把共产势力扩张到安哥拉、尼加拉瓜、阿富汗和萨尔瓦多等地。

上述戴维.弗鲁姆的文章说,1976年卡特竞选总统时,就提出把美国驻南韩的军队撤出。此举“鼓励”了金日成,北朝鲜迅速向南北韩边境增派了八个步兵师,增加了35%的坦克,威胁汉城。结果吓得卡特当选後没敢下令撤军。弗鲁姆感叹说,“作为总统,卡特的轻信和幼稚让世界震惊。”“卡特几乎谄媚每一个独裁者”。”卡特於1994年访问平壤时,竟当面谄媚北韩的独裁者金日成:“有智慧,有活力”。

巴拿马前总统恩达拉最近说,卡特放弃民主原则,和巴拿马军事独裁者诺利加有密切交往。卡特在任时不仅漠视在集会上挥舞大刀的诺利加的反美示威,而且还和诺利加签署了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的《卡杜条约》。

而更让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1991年美国准备“波斯湾战争”,打击占领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时,卡特竟给法国总统密特朗、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写信,请求法国、中国利用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投票杯葛美国的军事行动。如果容忍伊拉克一夜之间把一个主权国家给侵占了,那还要联合国干什麽!卡特简直不可思议到惊人的地步。後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做的太过份,而向美国人民道了歉。

去给独裁者“注射强心剂”

卡特最近的“政治秀”是今年五月访问共产古巴,在哈瓦那大学发表演讲,赞美在卡斯特罗领导下,古巴人民有“完善的医疗保险和全民教育”,同时批评美国没有废除死刑等,帮助卡斯特罗继续对古巴人“洗脑”,炫耀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卡斯特罗则赞美卡特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有道德的、高雅的、非常有宗教感的男子。”

《纽约时报》等左派媒体在夸奖卡特时,都特别强调他在1977年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的“戴维营和平协议”。但戴维.弗鲁姆的文章反驳说,卡特的这个“成就”被“高估了”。他说,埃及总统萨达特当时所以同意与以色列沟和,主要因为卡特提出要把苏联作为一方拉入中东问题谈判,而萨达特在这之前五年,发现苏联派到埃及的军事顾问从事推翻他的阴谋,而把俄国顾问全部驱逐了。卡特的“主意”令他恐惧苏联又“卷土重来”,因此马上单独和以色列谈判,双边达成协议,而不让莫斯科插手。

卡特卸任後的所谓“促进和平”活动,多是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例如海地民选总统阿瑞斯蒂被军事政变推翻,三年後克林顿政府在内外舆论压力下准备对海地采取军事行动之际,卡特自告奋勇,前去海地“调解”。10月14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卡特获奖时说,当时克林顿总统私下表示,很不满卡特“干预”他的外交政策。卡特“斡旋”的结果是,在三年中杀害了1,000多平民的那些政变“将军们”带著细软和打手,安全地去了拉美其他国家,卡特保证他们永不受追究和惩罚;不仅正义完全没有得到伸张,而且那些“将军们”暗中指挥他们在海地的党羽成立所谓“反对党”,这是今天海地的政局仍相当动荡的原因之一。

另外,卡特的北韩之行、古巴之行等等,都对促使这些共产国家的改变没起一丝一毫的作用,反而增加了那些独裁者在本国统治的“合法性”。就像前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布里格斯(Briggs)所说,卡特那些行为,等於给独裁者“注射了一支强心剂”。

“卡特最好留在挪威别回来”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挪威的评奖委员会用颁发卡特“和平奖”来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是传递错误的信号,因为卡特的“唱反调”并不代表美国多数人民的意见。911事件之後,美国进行的每一次民意调查,对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支持率都在50%以上。该报社论说,即使卡特所属的民主党,多数议员也是支持布什总统要“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政策。在最近的表决中,美国参议院的50名民主党议员,29名支持打伊拉克,反对的仅21名(参议院以77对23票通过了打击伊拉克的议案;众议院以296对133票通过)。

今天西方社会关於美国要军事打击伊拉克的“争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针对纳粹崛起的“争论”非常类似。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们,像今天的卡特和欧洲浪漫派们一样,以“和平”的名义,反对英美联合起来抗击希特勒,以宽容以至纵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来换取所谓的世界“和平”。而当时主张坚决抗击希特勒的邱吉尔,则像今天誓言要先发制人打击伊拉克的布什一样,被指责为“好战”,“挑衅”,“制造麻烦”。

历史已清楚地证明了谁是智者,谁是傻瓜;那些对邪恶有浪漫情怀的人,间接地,甚至直接地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历史的最可怕之处是它经常重演,今天,挪威的评委会把和平奖给了卡特,并把它作为打击布什对伊拉克政策的武器,就等於是在二战前夕,把“和平奖”颁给了张伯伦,用它来打击邱吉尔一样荒唐。

因而戴维.弗鲁姆的文章结论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今年的选择肯定损害了它自己的声誉”。《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则说,“卡特快去奥斯陆领奖吧,留下那些具有现实感的灵魂在华盛顿来保卫美国人的生命。”而美国民众则在网络上说,最好卡特就留在他喜欢的挪威,别回来了。

(载《争鸣》2002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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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专论」:中共的幻想和希望在泛蓝 2004-09-26
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交出了「军委主席」,此举令不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惊讶」,无论是CNN的林和立,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HSC)的容安澜,还是被视为亲北京的沈大卫、兰普顿等,都认为「出乎意料」。

西方的专家们所以「意外」,因为在这之前,他们都在强调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如何路线之争。但这次江泽民放权证明,实际上江、胡之间在重大政策上并没有什麽分歧,因为以江现有的权势,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把他逼宫下台;他所以能放权,最主要的原因是对胡锦涛放心,认为他完全能继续江泽民路线。

西方的专家们,整天对中共高层分析来分析去,划分谁是鹰派,谁是鸽派,实际上很可能出於做学问的「需要」而夸大了中共内部的路线分歧。从中共过去掌权半世纪的历史来看,它并没有什麽真正的鸽派鹰派,在大的方针政策上,基本都是维护共产党统治的「专制派」。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锦涛获得了「军委主席」的头衔,并不意味中国的政治就会发生什麽变化,也不意味胡氏会有什麽大的作为。

从苏共的演变来看,戈尔巴乔夫时代能发生变化,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共产领袖已换到第六代、戈氏的前任全部都死亡,他真正掌握实权;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能写出《新思维》一书,明确传递出他已有新的想法,人道主义的思维。而胡锦涛才是「第四代」,前任还活著,他还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更值得重视的是,胡锦涛不仅迄今为止的言谈中没有任何新意,而且就在几天前还信誓旦旦地宣称,绝对不接受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

再从台湾的政治演变来看,李登辉继任总统时,虽然蒋经国已死,而且台湾已经迈出了开放了党禁、报禁这非常关键的一步,但由於国民党盘根错节的专制网,仍把他束缚得难以动作。他通过党内选举当上总统後,之所以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下进行大刀阔斧的民主改革,迈出直选总统这最重要的一步,与他青少年时期的思想修养、在美国所受的教育和民主熏陶、长期以来对民主价值理念的认同,以及作为基督徒所接受的普世价值有密切的关系。

而对於胡锦涛来说,且不说江泽民这个「太上皇」还在,在最高权力机构的「政治局」和「军委会」,还基本都是江的人马,即使胡锦涛拿到了全部的权力,以他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很难想像他会产生真正的民主意识,能迈出政治改革这一步。他这一代人,自小学起的全部成长过程都受共产毒化,更在中青年这段人生的黄金时期参与了最摧残人性的反右、文革等运动。他能在这一系列残酷斗争中幸存并高升本身就说明,这颗在共产专制机器上牢固了半个多世纪的「螺丝钉」,其语言、思维、行为,已和那架机器、那个体制成为一体。他本人也没有任何接受西方民主教育熏陶的背景,他能和江泽民同样认同「中国特殊论」,以及宣称绝不接受西方政治制度,表明他既无普世价值的概念,更拒绝走民主道路。

因而对台湾来说,不应对胡锦涛有什麽大的期待,更不宜把两岸关系的改善,寄托到所谓的「胡温新政」上;应该做的是,依靠自己,通过自身的深化民主,认同台湾,尤其是加强国防和心防,迫使对岸的共产党降低幻想,回到现实中来;只有这样才是提高台湾地位、保障台湾安全的最有效措施。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台湾需要购置更多先进武器,以备万一中共动武,台湾自己具有能够支撑到美国援军到达的防卫能力。而只要台湾具有这个「时间差」上的防卫力,就会使北京无法幻想在第一时间攻占台湾,从而降低中共盲动的可能性。

而近日在台湾,不仅有反军购游行,还有11个院士和200颗将星出来反对「军购」。但他们所持的理由(不要和对岸军备竞赛,把军费用在经济建设上)实际上根本不能成立。这就像邻居是恶霸,威胁要攻击你家,有点常识的人起码要多买几把高级门锁,以防万一。门锁不是进攻式武器,怎麽是「军备竞赛」?而且无论台湾是否购置防御武器,对岸的独裁政权都会毫不理你地继续扩展军力,这根本不是秘密。任何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可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而不自我装备,束手待毙。

在全世界主要先进国家都屈服於中共的淫威而不敢对台售武的情况下,美国出於民主理念和亚太安全等利益,冒著和中共交恶的风险,终於同意向台湾提供先进防御武器。而台湾要做的不是抗议军购,而是珍惜这来自不易的机会。

那些「院士们」、那些当过职业军官的「星星们」当然非常清楚这简单的道理。他们之所以又吵又闹反对军购,其醉翁之意根本不在酒。正如泛蓝要求成立的「总统枪击案真调会」目标不是真相而是总统府,那些反军购的院士和将星们真正想表达的也不是反军购,而是反陈水扁政府。试想,如果今天总统府是连宋掌权,这些昔日的权贵们还会上街游行吗?他们不仅不会去游行,甚至可能建议更多的军购。

国民党时代册封的那些院士是不是货真价实,有待考据,但曾维护蒋家专制的「郝柏村们」可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手下败将,他们当年把中国输给了共产党,今天台湾人民不能允许他们再把台湾送给中共。中共敢不敢打台湾,不仅在於它有否军力、美国是否干预,更在於他们在台湾有没有「同盟军」。

今天,那些不认同台湾、反对台湾为自卫而军购的院士们、将星们、连宋们,由於失去昨日的辉煌、昨日的主子地位而气急败坏;因为不肯认输而不惜和台湾的民主制度做对,宁肯放弃大是大非的原则,宁肯无视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也要和现政府抗衡。他们才是台湾的真正危险所在,因为他们是促使中共产生武力犯台的幻想和希望的根源。

那些前独裁制度的受益者们之所以仍有今天这般的势力,是台湾政权和平转移的一个代价。所以,台湾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维护自己的主权尊严,不仅不可以寄希望於那个目前看不出任何新意的胡锦涛政府,更重要的是要用选票埋葬那些只要权力、不管台湾安危、台湾前途的政客们,让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院士们、将星们无法再圆旧梦。只有那些旧思维、旧势力泡沫化到最无足轻重的地步,中共觊觎台湾的希望才会破灭;只有台湾内部认同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越强,中共才会越投鼠忌器,不敢盲动,台湾才会越安全。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9月26日「星期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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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在全球失败 2004-09-25
尽管共产主义在全球溃败,但社会主义思潮,不仅至今仍在美国左派中盛行,更被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信奉。从七十年代开始,瑞典等提出「第三条道路」,被称为「瑞典模式」。但最近瑞典经济学家卡瑞森(Nils Karison)的报告揭示,瑞典所代表的这种北欧社会主义模式,已完全失败,「其结果令人震惊却很少世人知晓」。他以瑞典和美国进行比较指出:

首先,自1950年至今,瑞典的私营领域,没有增加新的就业机会。而同期美国的私营领域增加了6,000万个工作机会,即从1950年的5,200万,增至2002年的1亿1千500万。

其次,在斯德哥尔摩股票交易市场的前50个瑞典大公司,没有一个是1970年以後产生的。而美国自1970年之後,产生很多世界知名的大公司,例如微软,沃玛(Wal-Mart),家庭用具(Home Depot),英特尔(Intel),思科(Cisco)等。

第三,1970年时,瑞典在以人均收入为主要指标的「全球有影响的工业国家」中排名第四,2002年则降到第14。而美国在最近瑞士商校IMD的评比中,名列全球最具经济竞争力国家排行榜之首。

第四,瑞典由於实行高福利制度,结果养出更多懒汉。仅在2003年,就有100万人失业,400万雇员没有上班,而是休「病假」或领取各种社会福利生活。而且瑞典的多数人都在政府部门,或和政府有业务合同的机构工作,所以他们的收入是来自国家税收。因而在过去20年来,欧洲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才是美国的一半,但欧洲的失业率却比美国高出50%以上。

这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感叹说,瑞典原来并不是这样。在50年前,瑞典曾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她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转型为一个富有的工业社会,因为当时实行了减税、削减限制企业的规章,限制福利的政策。从1890年到1950年,瑞典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产生很多全球知名的公司。1950年时,税收才占瑞士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1%(美国现仍仅占30%)。

而自从瑞典在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福利社会,并在六、七十年代走高税收,高福利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模式,过去三十年来,税收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1995年瑞典的政府开支达到顶峰,占GDP的66%!

伴随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是对企业更多的限制,更多的计划经济,结果不仅损害瑞典的经济,更使瑞典人失去尊严,因为他们本可通过自由竞争,创造更好的生活。美国现有12%「低收入」家庭,标准是年收入2万5千美元;而按这个标准,40%的瑞典人是「穷人」。瑞典的人均收入比美国最穷的阿拉巴马州还低,而瑞典以至整个欧洲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不要说仅是美国人的60%,而且比美国的穷人还少43平方尺。

撰写这份报告的卡瑞森感叹说,瑞典模式告诉世人,如果想创造一个人道、有同情心、繁荣的社会,仅仅有好的愿望是不够的。

去年2月瑞典主张市场经济的智库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主题就是「社会主义是否死了?」多数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至少在全球有思考能力、有理性、有信息的人民中,已经死了。那些还信奉它的人,「是对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费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乌托邦公社)失败的历史无知」。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经济理论的当代掌门人弗里德曼则说的更乾脆:「今天人们公认社会主义已死亡,而资本主义是通往未来之路。」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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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上帝、拥抱灾难的20世纪 2004-09-25
掀开2004年的日历,人类跨入21世纪第五个年头。回首过去的两千年,刚结束的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最血腥、最灾难、最荒唐的100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蔓延大半个地球,结果导致1亿2千5百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20世纪前1,900年间人类非正常死亡的总和!

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科技腾飞、教育普及、工业发达的世纪,但却是人类最灾难沉重的世纪,人类到底出了什麽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他那本知名的专著《当代》(Modern Times)中,对此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主要原因是人类在20世纪远离了上帝,丧失了信仰,没有了精神导引。和上帝之间的缆绳被砍断之後,人类之船,就漂浮在迷茫的大海,於是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萨达姆们等各类狂热者(zealot),成了各种“伟大舵手”,把人类之船,开向了革命、屠杀、浩劫和无边的苦难┅┅

20世纪初兴起的三个思潮,是人类远离上帝、走向灾难的主因之一。第一个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05年,在中国结束清王朝之前6年,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本来这是一个物理学上的理论,但经过媒体的渲染,欧洲知识界的哄抬,使其成为可以诠释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理论,并风靡了整个世界。

相对论的大普及,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它导致人们不再相信人世间有绝对的精神价值和道德准则;正确和错误,正义和邪恶,道德和不道德,什麽都是相对的。这种道德相对主义,首先腐蚀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对基督文明的尊崇。人们举著“道德相对主义”的旗帜,开始把原罪、原始欲望、贪吃禁果的一切行为合理化、合法化、公开化,开始了文明的瓦解┅┅

爱因斯坦是个信仰上帝的犹太人,他对自己的理论被滥用,相当焦急。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就像童话中那个点石成金的人一样,什麽事和我连到一起,都成为报纸渲染的对象。”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後时刻,他曾三次说,希望自己只是一个简单的修表匠。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风靡知识界的时刻,另一个德国犹太人的理论也开始走向世界舞台。1920年,在相对论被天文观察证实之後的第二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开始大红大紫。这位奥地利心理学家提出,主导人们行为的不是意识,而是潜意识,其核心是“性”欲望。在弗洛伊德的世界,人的一切行为都来自“性”的冲动;人的梦中所有意像都是“性”的显示:凸出来的形象都是男性生殖器,凹型的形象都是女性生殖器。而世界基本是由凸、凹两种形象组成的,於是弗洛伊德的梦理论解释了一切。当把“潜意识”说成是(并推崇为)人的行为主体动机,那麽人类最重要的辨识是非,判断善恶,区别对错的“理性意识”则被疏远,甚至否定了。结果是,需要用道德意识、用上帝影像来遏阻、克制的原罪、原始欲望、性冲动等,则被合理化、合法化、放纵化了;於是人类脱离道德约束,远离精神世界,和上帝的关系进一步隔绝、断裂。

文学艺术界首先拥抱潜意识理论,各种推崇潜意识的小说、绘画、戏剧应运而生。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否定19世纪的英雄主义文学,宣扬“反英雄”。古往今来,所有被称为英雄的人,共同特征是:具有道德力量,承担道义责任,扬善抗恶。而宣扬潜意识、反英雄,其实质就是反道德,反道义,反对基督文明中最重要的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原则。把放纵、享乐主义合理化之後,人就不再看重信仰,不再有属灵生活。而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有精神世界,道德力量。道德相对主义和潜意识学说,实质上是鼓励人的动物化,而不是精神化、人化、上帝子民化。正是这种“道德无政府主义”(moral anarchy)导致了希特勒的兴趣,纳粹建立了奥斯威辛,把人类文明送进了毒气室。

道德相对论、潜意识这两股风潮还没有过去,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漂出的那个“欧洲的幽灵”马克思主义开始弥漫世界。它比道德相对论和潜意识更来势汹汹,因为它要用一揽子的乌托邦计划,来改造整个人类。经过列宁的upgrade,马克思主义成了屠杀、改造、极权的同义词。仅在中国,根据西方学者的估算,就可能有8千万人死於这种共产试验。

马克思等共产党人的根本错误是冒充先知,要重新设计人类和世界,提出计划经济,计划军事,计划政治,计划文化,一切都纳入计划的轨道,由此极端地扩大政府的权力,最後统治者成为掌握绝对权力的撒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反文明、反上帝的;按照毛泽东们的“人定胜天”理论来改造世界和人类,结果一定是灾难。因为人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既无法掌握什麽历史的进程和宇宙的规律,更无法按照某个模式设计世界的未来。人类,就像自由经济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哈耶克所说,只能按照已有的经验,一点点地向前小步挪动,并不断地修正错误。连昆德拉也用“人类一发问,上帝就发笑”来表达人的有限性,和上帝的无限性。

但马克思并不孤独,在欧洲以至全球知识界,他有很多崇拜政府权力、试图通过国有化来计划社会的同路人。据保罗.约翰逊的数字,在1914年之前,全球的国营成份只占10%,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上升到占45%,而在共产国家,有的甚至高达100%。仅在美国,就有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等意在扩大政府权力、通过政治来改变人的乌托邦举措。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天文观察证实的1919年,全世界绝大多数知识份子相信扩大政府的功能,能够增加人类的幸福。即使今天,在那种政府万能论被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奴役推展到古拉格的程度,已经完全破产之後,西方的大学校园,还有数不清的左派教授们,在相信、宣扬政府的力量,计划的功能,极力推崇高税收、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在向往《勇敢的新世界》那种乌托邦梦想。

保罗.约翰逊认为,在20世纪初,只有一个作家具有远见卓识,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就是小说家康拉德。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写给罗素的信中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辉煌的胡说,只能导致魔鬼般的极权;而弗洛伊德的学说,只是一种“魔术表演”。针对罗素的最後一本书《中国的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康拉德写到,“对中国人和我们所有人来说,唯一的救赎疗法是人心的改变。”他这里“人心的改变”只有通过修复和上帝的关系来达到。

而20世纪的政治动物们,却狂妄地认为,通过政治和革命,以及整体的一揽子计划,可以改变世界和人类。马克思的杠杆是“经济”,弗洛伊德的杠杆是“性”,第三个是尼采,高喊“上帝已死”,宣扬“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保罗.约翰逊说,这种“权力意志”产生了一种新类型的撒旦,他们不受任何宗教的束缚,有著巨大的权力欲望,他们认为人类的疾病可以通过政治来治疗。约翰逊列出了20世纪政治狂热者的名单,第一个是中国的孙中山,最後一个是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中间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毛泽东,赫鲁晓夫,胡志明,波尔布特,卡斯特罗,尼赫鲁,苏哈托,阿连德,纳赛尔,巴列维,卡扎菲,萨达姆、霍尼克(东德)等。

约翰逊总结说,20世纪的教训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兴起,个人责任的下降,对基督文明的抛弃,导致男人和女人们,相信凭借人类的智力,可以解决整个宇宙的奥秘。而随著上述名单中狂热者的试验一个接一个地失败,已经证明了,人不能成为上帝,人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人类必须修复和上帝隔绝的关系。20世纪作为“政治的世纪”已经被终结。21世纪,也许是人类“希望世纪”的开始┅┅

2003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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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的重大变化 2004-09-25
很多人说,911改变了美国。但到底哪里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的深层心理改变,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但美国外交政策和战略目标的变化,却是明显而立即的。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传递出这种外交国策的清楚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把“伊斯兰主义”(Islamism)定性为继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之後,第三个威胁人类自由的邪恶力量。

美国像当年摧毁纳粹、抗衡共产主义那样,准备打一场长期的战争,来击败伊斯兰原教旨运动。残忍的恐怖份子只是伊斯兰主义这座“冰山”上凸显的一角,只有打掉它的底座,才可能铲除恐怖份子的温床。

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它的那种宗教狂热,那种排斥一切、独尊一元的教条,那种反西方、反理性的偏执、那种蔑视生命献身未来的煽动,那种强调平等、以集体消灭个人、通过暴力改变世界的乌托邦等,都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美国将像在二战和冷战时那样,再次高扬起人类自由的旗帜,担负起领导者的角色,率领自由世界,进行21世纪的第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决战。

第二,采取“先发制人”的新战略。

冷战时代,由于美苏都拥有大量核子武器,同时谁也没有导弹防御系统,哪一方动手,结果都等于是同归于尽,从而构成“相互威慑”。但面对今天的恐怖份子,威慑战略完全失效。因为恐怖份子的目的不仅是尽量大规模杀害平民,毫无基本准则、规范而言,而且采取自杀性攻击;对连自己的生命也毫不在乎的人,威慑手段当然根本不起作用。而那些敌视美国的流氓国家,不敢公开和美国较量,却暗中支持恐怖主义,并可能向恐怖份子提供生化和核子武器。从恐怖份子劫持民航飞机撞击民用大厦的事实来看,他们如果获得生化或核子武器,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因此美国对拥有大众毁灭性武器,支持恐怖份子的国家,将先发制人,予以战略打击。

第三,先发制人是自卫的权利。

1981年9月,以色列总理贝京下令,对伊拉克的核子反应堆进行了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此举遭到世界很多政府的谴责,但历史已证明以色列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欧洲国家不仅不谴责,反而感谢以色列的远见卓识和勇敢行动,否则伊拉克今天就很可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其後果不堪设想。

联合国宪章第51条有“当一个国家受到威胁时,它有权自卫”。美军曾轰炸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的官邸,就是援引的这个条款。卡扎菲那次虽侥幸逃生,但从此不敢再公开支持劫持民航的恐怖活动。

前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9月20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30年代如果自由世界在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刚刚兴起时,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人类就可能避免後来付出那麽大的代价。

因此布什的战略报告提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不能解决伊拉克问题,美国将和一些盟国单独行动。布什在联大演讲时表示,支持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是联合国的责任,如果联合国不遵循成立时的宪章,不坚持原则和正义,那麽美国的行动就和它“没有关系”了。显示了美国要实行新战略的决心。

第四,把传播民主价值作为长远的战略目标。

美国的军事反恐,主要目标不是要获得“单边优势”,而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鼓励“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只有穆斯林世界走向民主,才可能遏制伊斯兰原教旨狂热。

这点可从穆斯林世界的变化看出,在国民95%以上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不仅不是反美或恐怖活动的庇护地,恰恰相反,这个实行民主制度的穆斯林国家半个世纪以来都是美国的盟友,并是北约成员;在世界上最大穆斯林社区之一的民主印度(有一点五亿穆斯林),也没有拉登的地盘。它说明,只有民主的价值(包括选举和新闻言论自由等),才能遏阻伊斯兰原教旨狂热。

阿拉伯联盟的22个国家,没有一个真正民主选举。推翻萨达姆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就可以在中东的阿拉伯专制独裁的链条中打破一个缺口,上可威慑窝藏恐怖份子的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朗,下可遏制纵容伊斯兰狂热的沙地阿拉伯,右将影响君主政治的科威特;同时对解决巴以冲突(它的实质不是土地之争,而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主义的较量)、使中东最终走向开放和自由迈出重要一步。

第五,稳定油价,解决石油供应问题。

阿拉伯产油国,曾两次用石油禁运而严重打击了世界经济。美国之所以对由5,000名王子和公主统治的沙特阿拉伯相当迁就,主要因为它是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每天输出750万桶原油,而美国的60%石油靠进口(每天需1,900万桶原油)。

伊拉克原每天出口500万桶石油,因经济制裁而被迫减产一半。如果巴格达政府被改变,伊拉克恢复正常石油输出,或增产(潜力可达每天700万桶),就可大幅降低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的石油垄断;再加上墨西哥、俄罗斯、挪威等增加石油出口,整个世界能源市场将改观;阿拉伯联盟的“石油武器”不仅受限,而且市场竞争将削弱那些靠地下天然财富、喝石油的阿拉伯王公贵族们的权力,促使那些封闭的社会发生变化。

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不仅有强大的经济(接近欧盟15国总和),更有强大军事,军费是全球10大国的总和,北约18国的全部军费才是美国的52%。因而有人批评美国是继罗马帝国、大英帝国之後,新的“帝国”,在推行霸权。

但美国和人类历史上所有帝国的本质都不同,它是一个“自由帝国”:不要说二战中抵抗纳粹,冷战中抗衡共产苏联,即使近年的波斯湾战争、波斯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海地和索马里冲突,以及今天的阿富汗战争,美国都从来没有侵占任何土地,没有掠夺资源和奴役人民,而是在传播民主的价值,帮助当地人民获得自由,承担了抵抗邪恶、捍卫世界和平的道义责任。

为了这种责任,美国人付出巨大牺牲,二战死41万,伤100万;冷战(仅韩战和越战)死9万;还付出相当大的经济代价,对阿富汗战争用了100亿,对伊拉克战争预计可能要2,000亿美元(相当中国10年的军费开支)。

正是由于一个强大、自由、负起世界道德和领导责任的美国的存在,人类才摧毁了纳粹、打败了共产主义,更成为今天击败伊斯兰主义的希望。对于这样一个“自由帝国”,世界上热爱自由的人们,将会铭记和感激;历史将证明,这个“自由帝国”的存在是人类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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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谄”不忍睹的杨澜 2004-09-22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历史》自始至终放射著“挑战权力,拒绝谄媚”的真正记者的独立和尊严精神。哪个中国人看完《采访历史》,再看中国新闻界(海峡两岸及海外华文媒体都算上),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谄”不忍睹。对名人、权势者的排山倒海般的奉承,简直把媒体变成了“媚体”,在这支大军中,明星“记者”杨澜则是一个闪亮的榜样。

由於前一段写调查吴征杨澜的文章,有朋友提供了杨澜那本名人采访录《我问故我在》(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但匆匆一翻,就吃惊不小。在中国那种没有新闻自由的制度下,很难产生名记者,因此也很少有采访录出版,所以杨澜的采访录起码会有不少记者看。但这位自称在中国开了不少媒体“先河”、并靠高举著在美国学了传媒专业的牌子而步入新闻界的杨澜,竟把“采访录”完全变成了“拍马篇”。

举几个例子:采访陈逸飞时,开场白就来了三个排比:“作为画家的陈逸飞┅┅作为电影制片人和导演的陈逸飞┅┅作为服装设计师的陈逸飞┅┅”反正每个领域都是大师。在“杨澜视线”中,这陈逸飞真的起“飞”了,不仅是“闻名海内外”,全球的全才;“也是美食家”,上海的大餐小馆,“他都是老主顾”,大厨们听到陈大师来了,都出来听他品评,“他们在乎他的点滴评价”。连陈逸飞的穿戴也被夸赞,“服装的质地是高档的,不动声色地表明了主人的审美和身价”。连陈逸飞的笑都是“不夸张、不造作、持久而含蓄”,“他的笑极有整体感”(我真的弄不明白这整体感的笑是什麽样的笑,难道像杨澜等其他人的笑有“零碎感”?)。

对如此这般的“采访”,看了杨澜的采访前言才明白,原来陈逸飞是吴征的“哥们儿”,吴征在上海开的西餐馆剪裁时,陈逸飞不仅去捧场,而且还帮助设计门口的挂灯用什麽颜色。看了杨澜这种洋溢著深情厚谊的“采访”,真让人对“无实物交换”的变相“有偿新闻”增加新的理解。

这种充满“深情厚谊”的采访,当然也最适用於和吴征杨澜一起喝茶聊天的朋友余秋雨。由於杨澜“住在上海,与余先生交谈的机会多了。遇到不顺心的事,给他打一个电话,跟他聊几句,就会觉得解脱很多。”所以杨小姐对给她排忧解闷释惑的余大师自然知恩图报,馈赠给他一个在电视上全方位反驳批评的机会。於是在杨澜的节目上,所有对馀秋雨的批评和挑战,全部都成了外界的造谣,中伤;媒体的“无序”。

而杨澜对金庸的吹捧则直追文革期间中宣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颂。首先她出口编造金庸小说的发行数量“跟《毛泽东选集》差不多了”的说法,再撒了个把所有人贬低到她那种水准的弥天大谎:“现在凡是问起能够读汉语的人,恐怕青年时代都有几个晚上不睡觉在看您的小说作品。”金庸虽然很自傲,但也被这种林彪式的吹捧弄到不好意思,赶紧说“不喜欢的人也不少”。但杨澜还没捧过瘾:“起码对年轻人来说,好像是必读的作品。”然後用“有人说”这种方式,把金庸吹到“仅次於鲁迅、巴金和沈从文的一位20世纪的文学大师。”采访後记中接著说,“他的影响已超越了国界,也超越了这个时代。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成就的确是旁人很难超越的。”杨澜要麽是不知道国界为何物,要麽是已经活到了22世纪。

除了对名流,对权力者和政府官员,杨澜更能捧。对搜刮民财、巨额受贿达661万人民币,不明财产269万,其女儿用赃款开了11家公司的大贪污犯、前沈阳市长慕绥新,在“杨澜视线”中则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了“亲民的典型,清官的样板”。

慕绥新不仅贪污腐败,而且还和黑社会勾结,横行霸道。据中国《江南时报》报道(2001年5月25日),慕绥新常训斥干部“你他妈的”,有位官员在会议上仅因增加政法经费提了建议,慕绥新就大骂:“你他妈的连盖个厕所也得找我吗?”慕绥新不仅贪用下岗工人的补助金,还就退休人员上访对公安局下令:“见到上访堵路的就给我抓起来!”

该报还披露,慕绥新在北京治病时大收巨额礼金,沈阳市某局只送了3,000元,惹起慕的不满:“这样的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是慕绥新的好友。“慕大人”到北京,有黑社会人员接机,豪华奔驰车直开到机舱前,庞大的欢迎队伍恭敬地迎出这位身披黑风衣、戴著墨镜和黑手套的市长。他的下属知道,“老慕”就要这样的“黑老大”气派。

就这样一个贪官恶霸,杨澜则赞美道:“从他身上,我找到了中国一大批新型官员的特徵:精力充沛,学识广泛,具有国际视野,兼备文化艺术修养,敢於讲话。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心。”

精明的“慕大人”当然体会“杨小姐”的好意,所以“采访”结束後,感激地说,“今晚,我陪你逛逛沈阳夜景吧。”於是逛完夜市,杨澜主动要求第二天再做一次采访,以更“深入了解”。杨澜坦言,“在《杨澜工作室》的记录片中,这是唯一一次我用两段不同的时间采访同一个人物。”

慕被判决後,有人批评当地媒体,沈阳出了这麽多贪官(被立案审查的正局级以上官员就有20多人),你们新闻界首先该负责,因为你们没有承担起监督的职责。但杨澜不属“当地媒体”,但她为什麽要从中国最南方的香港赶到大北方的沈阳,专程去往天上吹捧一个地方官?而且破例地采访了两次?

慕绥新的贪污腐败,最早是被一位香港记者报道的,他认为慕绥新月薪一千多,但身上的衬衣、西服、皮鞋、手表等西方名牌货,价值几万港币。这位香港记者不仅没有像杨澜那样吹捧慕市长的“丰功伟绩”,而是首先提出怀疑。

最近香港《明报》报道,官拜副局级的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张锦胜、《人民日报》驻沈阳记者冯奎先後被立案审查和处分,因他俩都曾接受“慕马案”(慕绥新和副市长马向东巨额受贿)中主角的贿赂、然後向北京高层写了多篇“内参”,为慕、马两位贪官评功摆好。

《杨澜采访录》共收入31篇人物采访,其中仅三位对像是官员:中国对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当时中美谈判世贸,经贸部长的话具新闻价值);卸任的香港新华社新闻发言人张浚生(在香港有一定新闻价值);另一个就是对沈阳市长慕绥新。中国的中央和省级高官有上千人,别人不采访,为什麽杨澜要千里迢迢从大南方的香港,赶去大东北的沈阳,采访一个地方市长官,而且露骨地吹捧?这里面有没有什麽暗盘交易?任何事超出常理则令人怀疑。

除了谄媚性,杨澜采访录的另一大特点是,不仅不提任何挑战性问题,而且很多时候根本不提问,而是随便瞎聊。例如,在陈逸飞访谈中,杨澜的34个“问话”中,只有9个结尾是问号,其他25个是句号,根本不是提问,只是杨澜对陈的附合与瞎聊。在采访张艺谋时,杨澜的全部33个“提问句”,12个有问号,其他还是漫无边际的聊天。杨澜的全部采访基本都是这种闲聊式的“语言按摩”。

热衷妖魔化美国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把吴征那篇粗制滥造、被人称为“标复旦堕落”的劣质论文选进了他的“传播中心”阅读书目。其实李希光应该把杨澜这本书也选去,通过这种采访录,让那些准备从事新闻工作的学生,临摹劣质采访,学习奉承撒谎,建立一支阳光灿烂的“谄业媚体”大军。

2002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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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和《纽约时报》的耻辱 2004-09-21
历时8个月的BBC和布莱尔的战争决出胜负:BBC大败,布莱尔获得清白。独立法官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BBC编造了假新闻。

BBC董事会主席、总裁两人已宣布辞职,以示负责。那位直接“肇事者”、编造假消息的记者吉利根(Andrew Gilligan)也已辞职,包庇他的上司、新闻部主任可能也得被解职。

一个强调独立、真实的全球最大的广播电视帝国,怎麽会出现这麽大的丑闻?主要原因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BBC持“反战”立场,走火入魔地反对军事倒萨,让意识形态冲昏了头脑,以至用假新闻煽动民众反战,完全背离了新闻媒体应有的角色。

吉利根作为记者,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为反战竟编造了布莱尔政府剪裁情报以对伊动武的新闻;二是向英当局说出武器专家凯利透露的消息,结果导致凯利自杀。凯利的愤怒和沮丧可想而知,一是被吉利根“出卖”,由此夹在BBC和布莱尔的对峙中间,被揪到全国电视前的听证会。他生性内向腼腆,不堪此辱;二是吉利根夸大甚至编织了他的谈话,导致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完全绝望。

新闻界的重要规矩之一是,记者不能泄漏新闻来源;否则没人再敢给记者信息。最近美国一家法院传讯曾报道“李文和间谍案”的两名美国记者,要求他们说出到底从哪里获得了消息,但遭两记者拒绝,虽然他们可能因“蔑视法庭罪”被判刑。吉利根并没有收到法院传票,就向调查当局写了小纸条,交代了凯利。虽然吉利根後来也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但作为新闻记者,这是一个不可挽回,也不可原谅的错误。

对於编造凯利的谈话,吉利根在事发之後也认错是“说走了嘴”,但同时自辩说,这种事现场广播难免。新闻允许犯“诚实的错误”,即不是有意,而是由於技术差错等原因出错。但从吉利根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来看,他并非偶然犯错。美国《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2003年8月25日在“不光彩的BBC”的一文中说,吉利根在伊拉克前线时,时常发出不实新闻。例如4月3日当美军控制巴格达郊外机场时,吉利根却向BBC(以及该台网站)报道说,“过去90分钟我一直在机场,周围根本没有美军,我们很容易四处开车,机场全部在伊拉克人控制之中。”但当时BBC另一位现场记者报道说,美军已在机场,而吉利根并不在那里。

4月5日,美军已进入巴格达,可吉利根还在继续发布假新闻:“我在巴格达的市中心,这里没什麽变化。美国人说他们已进入市区是编造的,他们在这方面是有历史的。”但当时CNN却播出现场画面,美军第三步兵师正穿过巴格达市中心。4月11日,当英美联军占领巴格达已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後,吉利根也只得承认,但他却发出这样的报道:“刚刚获得自由的巴格达人民,正处於从没经历过的恐惧之中”;意思是还不如在萨达姆统治下安全。

吉利根这样一而再地报道不实消息,为什麽BBC不制止、不惩罚?因为BBC的新闻主管也是“吉利根”,完全处於反战的意识形态中。对於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或英军稍有战事不顺,BBC就渲染报道。例如战争初期,英国战机被美军导弹误击,BBC则报道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BBC的新闻主管则要求记者,不得用“解放”(liberate)这个词来描述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谁使用“将是一个错误”。

而更荒唐的是,在美军进入巴格达、获得自由的伊拉克人民涌向市中心广场推倒萨达姆像时,几乎全世界所有自由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这个历史性场面,但BBC当时却换掉镜头,把画面转到印度的微级地震,因为他们“不忍心”看到英美联军的胜利;“不甘心”独裁者象征就这样被人民推倒。这一切都不遂BBC的愿。

曾出版研究《1984》作者奥维尔的专著《为什麽奥维尔仍重要》(Why Orwell Matters)的英国学者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批评说,人们无法再相信BBC,别说内容,他们连英语发音都不正确。因为BBC故意把主张军事倒萨的美国副国防部长沃夫维兹(Paul Wolfowitz)的名字发成Vulfervitz,以使它像个犹太人姓氏,煽动听众的反犹情绪。

BBC还曾制作纪录片,编造以色列军队使用“芥子毒气”屠杀巴勒斯坦人的新闻,妖魔化以色列,被认为“已到反犹边缘”,结果导致以色列政府冻结了和BBC的任何合作关系。

这种意识形态左右新闻的现象,不仅在BBC,在美国左派媒体中也时常可见。例如CNN也是不仅反对军事倒萨,还在报道巴以问题上偏袒恐怖份子。在巴勒斯坦人用自杀炸弹袭击以色列的公共汽车、老人中心等时,CNN却在第一时间现场采访那些所谓“烈士”的家人,渲染那些失去“烈士子女”的父母们多麽可怜。结果那些有意谋杀了老人、孩子、孕妇等平民的恐怖份子,就被CNN渲染成可怜、同情的对象。而那些在公车、在晚宴、在婚礼、在早餐店被谋杀的以色列平民的家人,却没有机会在第一时间上CNN电视诉说他们的悲痛、他们的无辜、他们的冤屈。在以色列人的群情激愤下,以国政府已决定停止CNN在该国的采访报道权,因为它的行为简直成了恐怖份子的舆论帮凶。

美国的左派旗舰《纽约时报》也同样存在“BBC、CNN综合症”。去年该报出现“大丑闻”,也是由於意识形态做崇。该报老发行人退休後,把权力交给了儿子小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 Jr.)。这位少壮派发行人把该报非常左倾的社论版主编雷恩斯(Howell Raines)破格提拔为“执行总编辑”,结果该报出现历史以来最严重的假新闻事件:发表了黑人记者布莱尔(Jayson Blair)多达36篇不实报道。一般来说,一个记者出现一两次造假或抄袭行为,尤其是在很强调真实性的《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早就会被解雇(《纽约时报》就布莱尔文章做出的更正多达50篇);而布莱尔却得到这位左倾主编的偏爱和包庇,所以才能一再得逞。因为布莱尔是“黑人”,符合雷恩斯和《纽约时报》热衷的“政治正确”和“种族配额制”。

报社内部对雷恩斯的做法早有不满,但这位总编辑是发行人的“思想盟友”(soul mate),只要这位同样左倾的少壮派发行人掌权,谁也别想动雷恩斯,除非他自己辞职。但最後小苏兹贝格却把雷恩斯“炒了鱿鱼”;因为他父亲出面,要求必须整顿报社。自911事件以来,由於《纽约时报》过於左倾和反战,导致这张全国发行量第三的大报,订报数下降5.3%(一有战争等新闻,报纸发行量都上升,像保守派报纸《纽约邮报》则上升10.2%,成为全美第八大报),《纽约时报》的股票价值也受到影响。看到“钱途”不妙,老发行人只得出马,出席全报社大会,推动改革。

《纽约时报》最近为了平衡左倾言论,还聘用了右派旗舰杂志《标准周刊》的编辑、新保派政论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做专栏作家,每周写两篇文章,从而使该报七名专栏作家中的右派增加到两名(另一名是前尼克松总统演说稿撰写人、知名政论家沙费尔)。

面对报业市场和读者的压力,有152年历史的《纽约时报》不得不改革。但有82年历史的BBC这次出了大丑闻,会不会改革?两名主管宣布辞职,被媒体同行普遍称赞,认为有负责精神。但BBC却不大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这个媒体帝国有制度上的问题,它是政府出资的,不像《纽约时报》是完全私营的。

BBC的资金来自英国政府向拥有电视的家庭强行收取的“执照费”,彩色电视收116英镑(约187美元);黑白的交38到50英镑。全英国不管穷富、不论城乡,不论男女(只有75岁以上免除),谁家有电视,不管你是否看BBC这个频道,都必须给BBC“进贡”;即使是盲人,也得交半费。英国当局还派出专门小组,用无线电在街上流动侦测,看谁家有电视,如果查出没交电视费,罚款最高达1,600美元。

BBC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帝国,员工多达2万多人(美国之音只有1,200人,不到BBC的十六分之一),每年预算高达48亿美元(俄国1998年全年军费开支才50亿美元;美国之音2003年预算是一亿六千万美元,是BBC的三十分之一)。BBC的庞大预算中90%(43亿美元)来自这种强行收取的“电视执照费”,剩下的10%(对外广播部的经费),则全部由英国政府拨款。只有後来成立的对外电视部,向外国收取转播费。

这种强行收费制度,已越来越受到英国人的反感,因为即使一年看一次电视,或从来不看BBC,也得交费。美国评论家说,这就如同在你家附近盖个电影院,不管你去不去看电影,你都得向它缴纳“电影执照费”一样不合理。这在美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即使在共产中国,媒体现在也不像BBC那样可以旱涝保收,有“铁饭碗”,因为政府不再财政包干。对BBC最有意见的是英国的私营广电媒体,因为显然无法公平竞争。虽然BBC财大气粗,但由於左倾,收视率已在下降。英国工党议员卡夫曼(Gerald Kaufman)2003年7月24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BBC的灾难”一文中说,国际媒体大亨默多克有少量股份的英国数码卫星电视BSkyB,现已有700万订户。原来BBC的有线电视观众率对BSkyB是二比一,2002年已降到三比二。这位工党议员说,“英国人已开始发问:如果他们不选择看BBC,为什麽每年必须交那麽多钱?”

使BBC获得这种资金特权的宪章到2006年是10年一续的审订期,不知道这次BBC的丑闻能不能推动修改“宪章”,使英国的广播电视有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迫使BBC像《纽约时报》那样,不得不改革,以减少为了意识形态不惜制造假新闻的丑闻。

2004年2月3 日於纽约(原载多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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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和吴征的“秘密交易” 2004-09-19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要求回台湾奔丧,由於这位台湾“叛逃军官”的特殊背景,而成为报纸上的一条新闻。

据台湾《天下》杂志报道,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年出生台湾宜兰,国民党陆军官校44期毕业,1979年在担任台湾金门守军上尉连长时,携带金门防卫计划图等军事秘密,抛妻离子(连一声告别都没有)“叛逃”(游泳)到厦门,然後改名为“林毅夫”;英文名为“Justin Ye Fu Lin”。

林毅夫後来到美国留学,返回北京後,开始在政界、学界发迹,不仅获得“北京大学教授”职称,而且後来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获得主任头衔,并连续三届出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成为红色中国的大红人。目前在他自己网站上列出的他担任的职务和头衔,竟多达52个!外加14家杂志的编委和顾问。我从没看到过一个人能有66个职务,可见权倾一时。

但引起我注意林毅夫的不是他那些显赫的官方头衔和地位,而是他和“巴灵顿博士”吴征、“哥大校董”杨澜的关系。因为在调查吴征学历造假事件中,发现这位原台湾叛逃军官在吴征获得复旦大学“博士”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早在新浪网刊出“共同主席”吴征是“美国博士”之前,吴征还仅是“香港凯威国际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时,林毅夫就聘请了吴征担任该中心的授课教师,并在该中心网页的“任课人员”介绍中说吴征是“复旦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金融管理博士”,比“巴灵顿博士”还高几个等级。

後来当吴征的学历被质疑後,林毅夫主持的“中心”把吴征简历中所有学历都删除,仅保留了商界职务,但没有做任何解释。後来杨澜对《南方周末》说,“从我们正式发布的简历来说,都是没有错的,时间也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其他地方搞错,我们只能在发现了之後,请人家予以更正。比如北大网站上说吴征是复旦的学士,我们就请他们更正了。”

但疑点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页上的吴征简历错得实在太离谱,因为吴征既不是复旦学士,更不是华盛顿大学博士。从杨澜的口气看,是北大弄错的。那麽北大从哪里获得这麽错误的信息?一般来说,简历这种死的东西,都是不能发挥变动的,而且一般都是本人提供的。那麽北大网页上的吴征简历到底最初来自哪里?这个秘密大概只有吴杨夫妇和林毅夫知道。

但林毅夫不会出来澄清事实,因为他和吴征有“特殊的关系”。这可从很多迹象看出。1999年12月16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纪念成立5周年研讨会,吴征被林毅夫安排第一个上台主讲。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当今中国数一数二的经济研究机构,可谓人才济济,云集很多从美国名牌大学获得真博士的经济学学者,如陈平、海闻、易纲、杨壮、梁能、平新乔、胡大源、姚洋、周其仁等,但为什麽该中心主任林毅夫要特别青睐既没有经济学的学历(中外都没有)、更无经济研究经历的吴征,研讨会不仅安排他主讲,而且是第一个?

吴征和林毅夫之间的秘密外人难以知晓。但吴征高兴得忘乎所以时,就会透露出一二。例如,吴征在接受北京《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就透露说,他是价值2,000万美金的“人人网”的最大股东,後来“我把股份全部转给了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吴征把价值这麽多的股票全部无偿给了林毅夫的研究中心?如果这是真的,那麽林毅夫本人是否拿到好处?这中间有什麽交易?

虽然外人暂时无法了解全部内情,但从林毅夫的“回报”上,则可以明显看出一些端倪。吴征在上海复旦大学进行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并不是复旦大学专职教师、更不是研究国际政治专业的北大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却要专程从北京去上海,做吴征的论文答辩主委,并对吴征的那篇所谓“博士论文”给予高度评价。

据《南方周末》报道,吴征是以美国公民身份(不经考试、也不在校学习),凭一篇7万多字的“论文”获得的博士学位。复旦大学知情者透露,吴征当时读的是国际政治系(後来扩为国际关系学院),隶属复旦法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13位委员审核吴征的博士论文後一致拒绝授予他博士学位。其中倪世雄教授(後来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说,吴征的论文“英文翻译错误百出,不具博士学位资格”。

据网上可查到的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50次会议(2000年7月7日)记录,该会议由学位评委会副主席李大潜院士主持,21名委员出席。该会议决定“暂缓授予国际政治系吴征等4人博士学位。以上4人可在两年内申请复议。申请复议时,┅┅国际政治系吴征应提供专业课课程考试试卷┅┅”

但在13名法学院学术委员一致拒绝、21名复旦学位元评定委员全部要求暂缓授予的情况下,吴征硬是最後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这和拥有66个职务和头衔、当今中国政坛和学界都是“大红人”的林毅夫全力保驾、亲自主持吴征论文答辩,并对那篇劣质论文“高度评价”有决定性的关系。当年吴征的那笔股票是不是产生了“特殊的价值”?

吴征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传播战略》今年初由《解放军报》下属长征出版社出版。如果一篇博士论文由军队出版社出版,很难不让人质疑它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记者在11家网络书店上都检索不到吴征的这本书,而且长征出版社网页书库中也没有这本书。那麽这本书到底怎麽出版的,印了多少册,卖出了几本?在中国买卖书号非常普遍的情况下(一个书号约一万人民币),是不是吴征花钱买书号出的书,而且印数极少?否则怎麽书店都没有这本书?

由於找不到这本“博士论文”,所以无缘直接拜读。但看到两篇有关评论:一篇是任职联合国的殷惠敏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上的,该评论说,“我也看了吴征在复旦大学的博士论文(最近出版成书),以我过去在美国念研究所和大学教书的经验,不能不指出,那篇论文属於鼓吹宣传性质,而非扎实的研究成果,若拿到研究所的研讨课上,勉强只能拿到C等,作为博士论文,未免太淡薄了。”

另一位中国大众传播学者就吴征论文所列参考书评论说,“吴征所引用的参考书第一是老掉牙的,都是六七十年代传播学刚起步时候的作品┅┅都是ABC水平的”。

但这样一本被人视为标志“复旦大学的学术水准已沦落到可悲的地步”的劣质论文,则得到了专程由京赴沪做吴征“博士答辩”主委的林毅夫的高度评价,显然林毅夫和吴征的关系不一般。而杨澜“校董”在香港凤凰卫视主持“杨澜工作室”时,就特意专访林毅夫,夸赞他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府经济智囊”。

吴征不仅自称“双料博士”,简历中还罗列有北大、清华和上海大学三所学府的“客座教授”。那麽这些“教授”头衔都是怎麽获得的?吴征简历中仅是列出这些头衔,但没有给出具体是哪个系、哪个专业的“客座教授”。那麽他的那个“北大客座教授”头衔是不是林毅夫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给的?吴征以什麽学术成果和地位可以担任北大的“教授”?

在今年3月的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林毅夫提出要打假,在做“主题发言”时建议设立覆盖全社会的、严格的信用监督奖惩制度,制定“社会信用资讯法”,严格规范上市企业和个人提供的信用资讯等。那麽是不是林毅夫先从他和吴征的“特殊关系”谈起,向社会和公众做一个样板?

2002年5月29日(原载多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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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泛蓝为什麽而战? 2004-09-16
许久以来,我一直以为,在台湾支持泛蓝、声称要和中国「统一」的人,是由於不能放弃大中国情怀,或者是对中华文化的眷恋。但在多次到台湾观察、了解,并和许多朋友交谈之後才发现,我的上述认知其实并不准确,在泛蓝阵营中,大中国情怀和对中国文化的眷恋固然有,但却绝对不是他们喊「统一」的真正出发点。

在台湾,其实几乎没有人真心想和中国「统一」。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我说「统派媒体」怎麽样怎麽样,朋友说,别用「统派媒体」这个词了,台湾哪还有「统派」呵。另外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就台湾的国号问题,我和一位泛蓝的将军辩论,连他都说,台湾90%的人都不是统派。

的确,现在即使国亲两党都打出了「中华民国是台湾」的口号,这不仅比几年前李登辉提出的、被指责为台独倾向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更进一步,而且也和民进党的「台湾中华民国」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差别。这说明,台湾几大竞争政党,都是台独份子。但为什麽泛蓝阵营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统」的口号,并且还得到将近一半民众的支持率呢?

这要从蒋介石说起。其实早在六十年代,蒋介石就十分清楚,反攻大陆已经完全没有可能;而在他的晚年,更是游山玩水,连反攻大陆的意念都没有了。但只要蒋放弃「反攻大陆」这个口号,就意味著国民党要成为本土政权,而只要本地人民参政,国民党就会迅速失去政权,蒋介石的独裁也随之结束。所以「反攻大陆」是蒋政权维持独裁统治的唯一可以理直气壮地喊出的口号。在其强势专制宣传之下,大多数的台湾人相信了这个口号。

今天,那些高喊统一的前「外省」台湾人同样,「中国情怀」早已成为一个淡漠而无关痛痒的说法。他们真正无法放弃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台湾做统治阶层的骄傲感,做殖民者的主导感,说北京话比说台语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无法接受的,是那些至今仍被他们瞧不起的、来台湾自乡下的、北京话发音不准的人,居然成为执政党,占据各政府要角。做惯了人上人,他们实在咽不下要和台湾人平起平坐这口气,心理「调适」不过来。

但正如蒋介石「要做独裁者」无法说出口,就拿「反攻大陆」来欺瞒台湾人民一样,「要保留做台湾主导阶层的优越感」更是难以启齿,所以「统一」就成为他们唯一可打出的牌。於是,那些想保持在台湾优越地位的人,加上那些受泛蓝媒体宣传,真怕中共打过来的台湾人,就构成了泛蓝阵营。但这种建立在虚假口号之上的阵营,势必会迅速土崩瓦解,让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9月13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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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不能争取人的尊严 2004-09-15
三十多名恐怖份子在俄国绑架一千一百名人质五十二小时的事件,以四百多人死亡的代价结束。在全世界一致谴责恐怖份子的残忍行为之时,在文明的西方社会居然仍然可以听到左派们对恐怖份子同情的声音。他们的理由是,弱小的车臣要求独立,面对强大的俄国,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恐怖手段来表达和追求他们的目标。

西方那些貌似同情弱势群体的浆糊头脑和伪善者们,在高举同情弱者的旗帜时,完全忽视,或者刻意无视,用滥杀无辜的邪恶手段,绝对不可能达到任何正义的目的。事实上,那些打著要求车臣独立而绑架和屠杀平民的暴徒,其目的既不是为了要求独立,更不是作为弱小的受害者要求做人的尊严和权利,而完全是向人类文明挑战。

要求独立是要求做人的尊严,但当他们用恐怖手段绑架、杀害平民的时候,就把自己变成了和「人」这个概念毫无关系的豺狼,哪里还谈得上什麽要求做人的尊严?弱小面对强权,这是人类范畴的概念。而当人如狼一般屠杀无辜的时候,弱小的概念立刻不存在,而变成了邪恶。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

一群可以用恐怖手段屠杀平民的暴徒,绝对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保护人的尊严的国家。当他们可以用恐怖手段屠杀俄国人时,就同样可以用恐怖手段屠杀车臣本国的人民。在美国解放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前,这两个国家也都是独立的国家,但不仅那里的人民完全没有做人的自由和尊严、遭到独裁者的滥杀,而且成为全世界恐怖主义的基地。所以独立从来都不是最高的价值,人的自由和尊严才是。如果车臣独立到这些恐怖份子的手中,成为前阿富汗第二,则不仅丝毫无益於车臣人民,更将成为世界的灾难。

而那些打著要求车臣独立而采取恐怖主义的暴徒们,独立也完全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要的是把车臣变成匪窝,变成他们向世界文明挑战的基地。所以,这次发生在俄国的恐怖行动,绝不只是俄国和车臣之间的统独之争,而完全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份子在全世界范围内,向以西方基督文明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价值挑战的一部份。

退一万步说,即使要求车臣独立真的是那些恐怖份子的唯一目的,那麽不仅那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在原则上完全无法接受,即使在策略上,也是最大的错误和失败。因为第一,用滥杀无辜的残忍手段,不仅会激起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愤慨,也会失去绝大多数同情者的支持。第二,试图用恐吓手段造成俄国人民的恐惧,以达到迫使俄国政府退让的目的,这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人民愤怒的情绪和自卫的勇气从来都大於恐惧,否则人类就不可能打响任何一场正义的战争。

普京政府绝不向恐怖主义妥协、绝不和恐怖份子谈判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对於恐怖份子,只能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对邪恶只能铲除,而没有和平共处的余地。这次俄国付出的四百多名生命的代价,是给那些不支持美国反恐的俄国人再敲了一次警钟,再浇了一次清醒剂,让他们再一次看清邪恶的面目。

如上所述,俄国发生的这次恐怖行动,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一部份。所以,美国总统布什领导的这场反恐战争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必须的。在结束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之後,人类或许得付出更大代价来摧毁恐怖主义;这是一场没有其他选择的战争,也必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再一次赢得最後胜利的战争。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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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登辉和李光耀看中国民主前景——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6) 2004-09-14
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亚洲国家,不靠基督文明,是否有可能自发地走向民主体制?以南韩和台湾的例子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基督文明的引进,对儒家文化国家走向民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这绝不是说要等国民都成基督徒了,国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而是在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过程中,如果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基督徒的话,将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在民主体制建成以後,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例如,亚洲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是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日本是由於战败,被美国强迫实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变成民主国家的,所以日本不能说明问题。新加坡至今还是威权国家。这四个国家中,只有南韩和台湾,是在没有外来势力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完成了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而带领南韩走向民主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李登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个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为什麽?

●认普世价值才会走民主之路

首先,民主制度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基督教强调普世的爱,认同普世主义、普世价值。而反对民主制度的独裁者们,首先是反对普世价值。中国今天的独裁者们一直用「中国特殊国情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这自不必多言;新加坡的独裁者李光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也是人所共知的。(提出「亚洲价值观」的还有马来西亚独裁者马哈蒂尔等)

让我们来看看李登辉。他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中说,「亚洲确实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应该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没有白人、黄人、黑人的区别,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国人受到封建的影响,容易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促成一个概念,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多少与此有关。他叫了很多中国人、儒教专家到新加坡制作教科书,在我看来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亚洲价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亚洲的其他地区,人民的要求不是那样的。」

在他的几部著作中,李登辉强调的都是「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而否定那些「东方文化特殊性」、「亚洲和世界的不同」等观点。这种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是他能走民主道路的最根本原因。

●基督信仰推动政治民主

让我们再来看看南韩。军事独裁者朴正熙也是强调东方文化特殊论,认为西式民主不适合韩国国情,他认为韩国想把美式民主移植过去,「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是根本不现实的想法。

而把南韩从独裁推向民主制度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不仅完全否定朴正熙的「韩国特殊论」,也根本不理睬李光耀的「亚洲价值」。他们都非常亲美、亲西方,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极力向韩国民众推销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使得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在韩国深入人心。而在九十年代,他们先後当选为韩国总统後,则更进一步推广美式的民主道路。

金泳三和金大中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作为政治异见者从事民主运动时,曾被独裁政府软禁并绝食抗议,在这些过程中,他们都是靠著向上帝祷告而坚持了下去。金大中表示:「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他甚至认为:「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

当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并不决定该国是否能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关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以台湾为例,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登辉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这个过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远比台湾高,约15%,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光耀不是,所以至今仍独裁统治。(我没有查到李光耀是否是基督徒的资料,是从他曾镇压基督教的行为推断。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亚洲基督教协会抨击政府,而将其总会办公室关闭。)

韩国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战後基督教迅速发展,目前人口49%是基督徒,基督教成为第一大教。美国最右派的报纸《华盛顿时报》就是一个韩国基督徒投资创办的。但即使如此,如果金泳三和金大中不是基督徒的话,恐怕就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台湾长老教会坚决支持彭明敏、李登辉的情形类似,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对派人士在和独裁政府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南韩最著名的大主教和牧师们的坚定支持。

●李光耀的民族主义和李登辉的民主主义

上述事实证明,认同普世价值的基督徒最高领导人是决定台湾和南韩走向民主的关键。而所有独裁者的口径都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强调国情特殊论,文化特殊论。换句话说,凡是强调国情和文化特殊性的,全都无一例外地坚持独裁路线。或者说,国情和文化,是他们要坚持独裁、拒绝民主时,唯一可以打出的牌子。李光耀、朴正熙和马哈蒂尔等亚洲国家独裁者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民族主义」,和江泽民、胡锦涛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一直死守独裁政权。

而李登辉却在另一个轨道上,他说:「我坚信,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共用的价值标准,不因地域、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李登辉和李光耀曾是很熟识的朋友,但後来由於理念相悖而分道扬镳。《文明的冲突》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指出,「李光耀所谈的民族主义,他死後就会消失;但是李登辉所说的民主主义,他若过世,台湾的民主主义还是会存在。」

基督信仰在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同样得到证明。东欧最早推翻共产统治的波兰,在二战前和今天都是欧洲国家中基督信仰比例最高的;出生於波兰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和美国里根总统联手通过教会推翻共产党的事实,也是人所共知的。

另一个更有意思、更值得引起非常重视的情形是,在美国最近出版的《上帝和里根总统》一书中透露,在戈尔巴乔夫1986年当上苏共总书记之後,曾多次提到上帝;这导致里根相信,这个共产党人是个秘密基督徒。里根在1988年跟戈氏进行了高峰会谈之後,兴奋地对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权威。」於是里根确信苏联的政局会从戈尔巴乔夫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无法不令人悲哀,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从独裁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最高领导人的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中国可能尤其如此。李登辉对这一点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文化,独裁的政权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对,政府还是有办法打压到底,唯有领导者改变他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社会里面,只有领导人——我们不要说他们是独裁者——本身思想改变——才有可能改变。这是我的结论。┅┅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谈民主化。」

所以,无论是从儒教文化影响的独裁国家,还是从欧洲前共产国家的例子,都起码可以推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独裁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作为,是决定该国走民主或独裁之路的最关键因素之一;第二, 虽然信上帝的领导人不一定都会走民主的道路(例如,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但能带领人民从独裁转型到民主这一步的,大概必定得是上帝的信徒。这就如同,私有制不一定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

以这些事实推导出的上述观点看来,中国要发生从独裁到民主的「质」的变化,看来还路途遥远,因为在坚信无神论的共产党内,产生真正的基督徒恐怕很困难;而基督徒能获得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位置,则更难上加难。

(全文完)

(原载《开放》2004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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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给了我力量」——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5) 2004-09-14
由於李登辉的基督信仰是我决定写这组文章的原因,所以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他如何走上信仰之路的,而信仰又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什麽作用。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致似乎和我一样,并不亚於对台湾政治。

「我年轻的时候主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麽克服自我。我小时深受祖父和母亲疼爱,为了使自己不太娇惯,上中学的时候就每天早晨第一个跑到学校去洗厕所,以锻炼自己。我的性格又太热烈,所以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坐禅、修行。那时候,我是相信唯心主义的,试图从佛教中寻找克服自我的力量。」

李登辉的母亲也认为他「个性太热情、太冲动。最好能稍微理性一点。」所以当时李登辉最热衷阅读的书是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佛教哲学家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他不仅很认真地坐禅修炼,扫厕所,而且在严冬游泳,为的也是「克服自己」。

「第二个是死的问题。我大概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发问,人为什麽会死?人死了之後究竟会到哪里去?我刚上京都帝国大学一年多的时候被徵兵,体检是甲等,也就是最好的。他们问我要做什麽兵,我说要做步兵。我当时想,我和死亡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个赌博。结果由於我是学生兵,不够资格做冲锋陷阵的步兵,被分配做了高射炮兵。」他试图用和死亡较量的方式,来战胜对死的困惑和恐惧。

●当了一年多共产党员

但是,对佛教的修炼似乎没有解决李登辉的「克服自我」和「对死亡的困惑」这两个重大问题。於是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转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於战後台湾社会一片混乱,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台湾人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加重,共产党的宣传开始生效。於是和战後很多年轻人一样,李登辉开始对马列主义感兴趣,认为台湾要振兴,或许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先治理外在的环境,这大概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唯心主义则是要解决内在的人心问题。

他开始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但仅仅一年多以後,他就退党了,因为他很快就看出了共产党的做法没有人性。当时他只有24岁。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一个二十刚出头的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看出了共产党的没人性,不能不说是相当有智慧的。反观中国今天许多自认为是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人,在今天人类对共产主义有了无数深刻的剖析之後,却还在强调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是好的。

退出了共产党以後,李登辉就逐渐开始开始怀疑唯物论了。在历经了二次世界大战、又面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动荡不安,三十岁的时候,李登辉意识到「人生不仅止於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信仰。」

先明确了必须有信仰,下一步就是信什麽。佛教他已经尝试过了,对唯物论也不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受到妻子的影响,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李夫人曾文惠的母亲在57岁的时候因患乳癌而去世。她深爱母亲,面对这个意外的打击,顿时有失去精神依靠之感。由於她就读的是基督女校,所以在这时信了基督。当时虽然也对耶稣把两条鱼分给五千人吃的故事表示怀疑,但还是选择了这个信仰。

●花了五年时间找到上帝

但李登辉毕竟是个理性很强的知识人,不可能说信一下子就闭上眼睛信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决定信以後,每星期有三、四个晚上,和妻子到处去听牧师讲道,跑遍了台北的二十多个教会。「能找到和我共鸣的牧师就打算相信,」他说。

「打算信」是一个人的理性决定,而不是「我能不能信?」的犹豫不决。信耶稣基督是基於「灵性」,而不是理性研究推论的结果;但「决定信」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在理性做出这个决定之後,「灵性」才能开始显灵。所以一般来说,决定信,打算信,基本就注定了最後一定会信。

但李登辉还是经过了相当的内心挣扎。「开始也很难信,」他说。「圣女玛丽亚不用男人就怀胎,耶稣又从死里复活,可能吗?这些都是理性常识所不能解释的。」但他最後遇到一个牧师强调「先信再说。」他说,「你要相信,单单地相信,信就可以得生。」李登辉被这位牧师的热情所感动,很钦佩他,於是就去这个教会受洗了。

从30到35岁,他花了五年的时间,除了听牧师讲道,还读了康德的《纯理性批判》等许多哲学著作,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极限和「为了要让道德与幸福一致,必须强调灵魂的不灭与神。」最後他终於明白了,「信仰是理性解决不了的,是心的问题。要用心来感觉世界,而不是单纯靠头脑。」我十分钦佩他的认真,同时更感叹:「你才花了5年时间,可我花了15年。」

虽然在受洗初期李登辉还是有所疑惑,但是随著生活和阅读《圣经》,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而且信仰在他以後的人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的。「我们能够平稳地活到现在,我想都应该是得到信仰的支撑,」李夫人曾表示,「我们多次遇到挫折和沮丧时,总是打开《圣经》才重新站起来度过难关。」

●「上帝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

在李登辉夫妇半个多世纪的恩爱姻缘中,最大的伤痛莫过於中年丧子。就在李登辉刚刚升任台湾省主席不久,32岁的长子李宪文患鼻咽癌去世,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只有七个月大的女儿。在《虎口的总统》这本书里,读到了李宪文去世前几年写的散文《我的母亲》,《父亲与我》。我惊奇地发现,他的文笔之好超过了我读过的大多数中文作家,尤其是他有关父母的爱情、父子之情的细腻描绘,简直催人泪下;字里行间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正向、上进,更充满感情的小伙子。难怪他的去世令李登辉夫妇痛苦万分。

由於不忍心看著儿子的遗体被用担架推走,李登辉亲手抱著宪文送到太平间。独子的去世,使坐到省主席高位的李登辉痛苦到考虑退出政坛,去当牧师传教。但教会的人士劝他说,他只能是个平凡的传教士,而留在政界,将会是个伟大的政治领导人。於是李登辉听从了教会的指教,留在政界;靠著《圣经》来安慰心灵,渡过了最痛苦的时光;并由基督信仰而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从此之後,父妻俩信仰更加虔诚。

但政坛不仅远比教堂复杂,更危机四伏。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按照宪法继任总统之後,国民党内部那些元老、大老们自然不服,千方百计地抵制他、找他的麻烦。在那些艰难日子里,柔弱的李夫人更是靠著信仰渡过难关。她不断地祈祷:「上帝,您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我们背不动。请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上帝应允了李夫人的祷告,帮助李登辉度过了难关,稳住了失去政治强人後惊惶失措的台湾政局。

●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

1990年,李登辉接替蒋经国的总统位置届满,下届总统将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无意当上两年总统的李登辉,虽然此时已有意一博,竞选总统,但党内斗争激烈,国民党元老李焕、郝柏村等紧锣密鼓地研究对付李登辉的策略。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李登辉的精神压力很大,他有很多夜晚都无法安下心来睡觉,於是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随手翻开《圣经》的一页,就照著那页的经文祈祷,以此寻求神对他的启示。《圣经》帮助他增加了战胜困境的信心。

在前八年的总统任职内,李登辉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帮助,冲破国民党半个多世纪板结起来的专制官僚机构,带领台湾完成了从独裁政权走向民主体制的本质性变化。1996年,通过全民直选,李登辉成为第一个民选的台湾总统,他继续推动台湾民主化的信心更强了。但中共的打压、国内旧势力的阻碍、国际环境的不利,使台湾的进一步突破困难重重,但李登辉依旧靠著上帝的智慧和力量,继续疾步地往前迈进。

1997年他去巴拿马参加一个会议,并做了演讲。当他走下讲台要离开时,一位天主教神父等在出口处告诉他:「回到房间後,读一读『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二、三节。」回到房间後,李登辉夫妇马上按照神父的指教,找到《圣经》中这段话:「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闸。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李登辉感觉这是「一道明光」,预示著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在後来的困境中,李登辉多次想起这「一道明光」。

●长老教会推动台湾独立

在李登辉刚当上副总统的那一年,他从原来做礼拜的教堂转到了属长老教会的济南教会。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1865年从英国传到台湾的。台湾民主运动最早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彭明敏先生家就曾是长老教会的主要聚会点之一。彭明敏和李登辉同年出生,他们家皈依基督已有了好几代人的历史。他的曾祖父是台湾最早成为基督徒的人士之一,他的祖父还是台湾基督徒中虔诚而活跃的领导人。长老教会不主张超越尘世的纯信仰,而主张入世,参与现实中争取人权的奋斗。长老教会不仅一直明确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且其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更是有目共睹。该教会在1971年就发表政治宣言,主张把台湾的主权交给台湾人民。

1975年,也就是蒋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长老教会更是发表《人权宣言》,「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一千七百万住民(当时人口)决定┅┅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於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所以长老教会被认为是台独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而李登辉刚当上蒋经国的副总统,就不仅转入这个教会做礼拜,还请这个教会的翁修恭牧师做「家庭牧师」到家里来讲道;而上述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权宣言》就是翁牧师一手操盘的,他被认为是台独的先锋人物。李登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当时不仅不忌讳长老教会和台独人物,而且赋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与当时的党外人士沟通。同是基督徒的蒋经国,对此不仅不阻止,而且是希望李登辉这样做的。

长老教会也对李登辉寄予厚望。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的黄彰辉,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宣誓继任总统後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李登辉本人更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手捧《圣经》做台湾的摩西

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种使命感,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 的目的,都让他完成一种使命;所以人生在世,首先要弄明白上帝交付给自己的使命。耶稣就是背负著巨大的使命而降升,并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死。在美国的基督徒领袖中,林肯从年轻的时候,就清晰地意识到要结束奴隶制的使命,最後终於在完成这个使命之後,荣归天国。美国当代总统雷根,在上任二个月後即遭暗杀袭击,但没有致命,不仅他自己坚信上帝还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罗二世和德蕾莎修女都同样告诉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战胜苏联共产帝国、结束冷战。

李登辉也是这样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许多人形容李登辉带领台湾人民所走的路,就像《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个上帝给予的新的国家。李登辉本人也这样激励自己。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说上帝把台湾这片土地给了台湾人民,台湾人应该感谢上帝的恩赐和祝福,并热爱这片土地。

对於台湾人本身有很多人不认同台湾,李登辉表示很遗憾,说这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从埃及到西奈半岛的过程;他们因为被埃及奴役了四百多年,做惯了奴隶,失去了方向,彼此埋怨,始终走不进迦南地;有人宁肯留在目前的困苦中做奴隶,也不要承受路途的艰难。这其中,除了奴性之外,还有认同的问题。经过40年的寻找自我、重新建立认同之後,才进入迦南美地。

李登辉说许多台湾人也像以色列人,由於长期被外人统治,做惯了奴隶,缺乏站起来做主人的勇气和建立新的国家的决心。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给了他谦卑

但深感背负著摩西般使命的李登辉却不仅有决心,更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信心。例如,由於这次台湾大选关系重大,对蓝营,尤其是对国民党来说,几乎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对绿营来说,它不仅影响到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还影响到2006年的修宪以及2008年前台湾定位的确认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也是至关重要。因而选前气氛非常紧张,於是我问李先生,「如果绿色这次输了怎麽办?」

「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他的口气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绿色的朋友都轻松,「我不看这个(指赢或输),我是看输了以後要做些什麽,赢了以後要做些什麽。」

今天回头来看,他的确具有一个真正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风范,如果这次民进党真的输了,他也一定会用同样的口气对绿营说,「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而绝不会像连宋那样,大闹天空。

性格激情、热烈的李登辉,在紧张关头却平静而轻松;而且在深深地涉入现实政治的情况下,他却一直能不断地跳出去,埋头读书,远离尘世地思考「生和死、人生的意义」等哲学问题;这是他和东方文化背景的其他政治家们极大不同的一点。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又给了他谦卑。一个人只要跪下来向上帝祷告,立刻就不再狂妄,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权力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当了12年总统,还是不习惯权力,」李登辉说,「我并没有想过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湾的民主化,这只能说是老天站在我这一边。再追溯远一点,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踏入政治的世界。现在不做总统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辉,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李登辉去年曾做过一个题为「国家领导人的艺术」的演讲,他提出,要做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条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第二条就是,为国著想,不惜放弃权力。「身为政治家,要有那种为了国家,随时都可以放弃权力的觉悟。」他说自己二千年之所以放弃参选,不仅可以对海内外展示台湾真正实现了民主,也是对打压台湾的独裁中共的最漂亮的回答。「政权和平转移可说是空前的创举,不仅是在台湾,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

在和李登辉的交谈和对他的观察中,我从未感觉到他对自己曾做过台湾的总统有什麽自豪感,更无自傲感。倒是他那种强烈的使命感,简直有一股推人往前冲的气流般的感染和冲击力。现在,没有了任何权力的李登辉,就是用这种感染力和冲击力,推动台湾人民站起来。

他说,「台湾人四百年来一直做奴隶,做长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声。你给他说话的机会,他也不敢说话。现在要刺激他们站起来发声。」这就是李登辉正在继续著的使命。

李登辉当总统可以如他自己所说,是个偶然。但我毫不怀疑这里面有必然因素,那就是,上帝有意护佑台湾,拣选了李登辉这个虔诚的基督徒,让他把台湾从专制的轨道中扭转出来,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带领台湾人民走出对岸独裁专制的阴影,走进世界民主自由价值的洪流中,走向一个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

(原载《开放》2004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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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新瓶装旧酒 2004-09-10
中共外长李肇星周一在第五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这是胡锦涛出任军委主席之後,北京对外政策的首次宣示。从李的讲话可看出,胡锦涛政府仍基本延续江泽民的外交路线,但调子似乎更加温和。

李肇星的讲话题目是「和平,发展,合作」。但在软调子背後,仍藏著玄机。例如,李肇星虽强调中国坚决反恐,但仍有两处话外音:一是加上一句修饰语「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二是强调消除恐怖主义产生「根源」,由此为中共镇压新疆、西藏的分离运动,或做出自己的解释等留下伏笔。

无论在反恐,还是防止武器扩散等问题上,李肇星都相当强调「多边主义」,「多边军控」等,并提出反对「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等主张,等於是不点名地批评美国;尤其是强调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提出「采取集体行动,维护联合国权威」的诉求,呼吁有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等,背後传递的信号是,北京寄望通过联合国这个「国际机构」来制约美国,平衡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主导力。

在扩大联合国安理会问题上,中共的态度首次较明朗:一是表明「赞成扩大安理会」;二是强调「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这等於北京表明不愿看到工业国家的日本、德国加入,再加上北京迄今没表态支持印度加入,因而传递出的信号是,北京不愿看到安理会扩大,导致中共的常任理事国的权力被分享或稀释。

与其他议题相比,李的讲话用了较多篇幅谈对台政策,主调仍是以往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同时强调两点:一是绝不允许台湾独立,和外国势力干预台湾问题;同时宣示,北京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在全篇讲话中,李肇星没有提到不放弃对台动武等,显示北京在国际舞台,仍以软性诉求作为主要策略。

在台湾问题上,李的讲话显示,北京有焦急和无奈感,同时中共希望把台独问题国际化,以国际力量遏阻台湾走向独立。李肇星的讲话强调「希望国际社会充分认清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认清台独势力对台海局势稳定的「严重危害」,呼吁国际社会「共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就显示出北京的这种意图。

李在阐述中共的整体外交政策时,提出「六字方针」(和平,发展,合作)和「五个方向」:以合作谋和平促发展;发展模式多样化;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新安全观;推动国际新秩序。但这些阐述都比较抽象,给人的感觉中共在外交上更趋向守势而非进攻。

例如,李肇星在谈到伊拉克、中东、北韩这三个领域时,都传递两点:一是基本支持美国的立场(支持伊拉克明年二月按期大选;支持美国的中东「路线图」计划,支持北韩核武问题多边谈判解决);二是没有显示北京将积极介入,而仅是泛泛而谈,以一、两句话带过,并无深入阐述,而且都是中共以往立场的重复,并无新意。它显示胡锦涛政府对这些国际问题,并没有一个新的积极介入的政策;即在这些领域,北京虽然原则上支持美国的立场,但不会积极参与和帮助华盛顿真正解决问题。

李肇星的讲话给人的整体感觉是,胡锦涛政府的外交路线,可能更趋向温和;即获得军委主席位置的胡锦涛,其外交方针虽仍基本继续江泽民路线,但有趋向更灵活,更倾向守势,而非主动出击的意味。同时李的讲话还显示,中共的战略重点仍主要放在经济发展,而不是外交出击。李重申,中国要把内部发展「始终作为第一要务」,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本身就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显示胡锦涛政府的战略重点仍在国内,而不是外部。

目前中共的急迫外交难题是联合国要制裁苏丹,而中国在苏丹有重大石油利益。但李肇星的讲话对此只字没提,显示北京并没有真正动用否决权,和美国等国际社会公开对抗的意图,而是仍寄望暗盘外交,私下运作解决。李肇星受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邀请,近日赴华盛顿访问,主要议题可能就是苏丹和北韩局势,就美国准备再次提出的制裁苏丹案进行磋商,并就下月初将在北京举行的北韩问题的多边会谈进行协调。

从李肇星的讲话,以及近日的中共外交,都以看出北京仍把外交重心放在美国,基本是支持美国的反恐战略,但同时以强调联合国作用、多边主义等,凸显和争取北京的国际地位和利益。在可见的未来,胡锦涛政府仍会继续这种江泽民的外交政策,但可能朝守势和灵活的方向移动。

2004年9月28日(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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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江泽民的中国 2004-09-10
神秘兮兮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昨天闭幕,除了老生常谈的那些为民做主、吾党所宗的陈词滥调之外,唯一的新闻是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使胡锦涛又多了一个头衔。

恋权的江泽民为什麽会让步?有人认为是因为邓小平当年退休两年後即卸军委主席,党内有人援引前例施压,江泽民不得已这麽做。但以江目前的权势,似乎他还不至於如此失势。

有人认为是江泽民已确认胡锦涛会完全继承他的路线,并保护他及家族的利益,因此才去高枕无忧。但从过去两年的中共政情来看,明显江胡并不同调儿,江打台湾牌,强调台海危机,试图获得军方支持;而胡则打经济和反腐牌,试图赢得民心,积攒政治资本,显然是两股劲头儿。

最可能的解释,是江泽民的心脏病已到了「最後阶段」,无法撑下去。知情人对西方媒体说,八九民运那年胡耀邦在会议上因心脏病昏倒,在旁的江泽民随即拿出自带的药品给胡应急,算来江泽民的心脏病至少已有15年。江泽民上月出席邓小平百岁诞辰会,脸色很不好,人们估计他身体状况已经不行。

令人悲哀的是,专制国家的改变,很多时候要靠独裁者的身体出「状况」。像苏联帝国之所以崩溃,很大原因在於共产党领导人接连死亡换代,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直到戈尔巴乔夫,才出现了「新思维」;而中国才走到「第三代」的江泽民。但这个「第三代」终於到了尾声。

第四代的「核心」胡锦涛会怎麽样?只要他还没有把头衔变成真正的权力,只要江泽民们还在,人们都无法知道他是不是有「新思维」。但毕竟中国的政治有了一个潜在的转机,也许它是一个希望。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9月20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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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之後,迅速变「质」——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4) 2004-09-07
独裁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迅速做一些事情是容易的,无论是在政策推行上,还是用人提拔上,正如蒋经国对李登辉的提拔。但不想做独裁者,又要推行一套政策,则困难重重;走民主的道路远比走独裁的道路更艰难和缓慢。但被蒋经国火箭般推向政坛的李登辉,的确没有辜负蒋经国的厚望,在还没有完全掌握实权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也用火箭般的速度,开始了他把台湾政治从「独裁」转向「民主」的「质」的改革。他不但尽全力尝试了,而且做到了。

虽然由於蒋经国的猝死,李登辉按照宪法规定立刻登上总统宝座,但由於那是继位,在众人眼里他也不过是个像严家淦那种「临时总统」,因为实权都不在他手里。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有先稳住局势。在刚出版的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也写道:「在我继任的两年四个月总统任内,可以说只是延续他所做的事情,继续执行他订出来的既有计划。事实上,我在这段期间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静下来;就像台风要来之前,天空也会先沉静一阵子。」

●拒绝宋美龄干政

但在这沉静的时刻,李登辉并非毫无动作。首先通过选举,他当上了国民党主席,又通过换掉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参谋总长等一系列举动,逐渐掌握了党、政、军权。在把国民党元老郝柏村从最有军事实权的参谋总长位置调开时,蒋宋美龄亲自出马,用英语向李登辉求情:「Please listen to me,拜托,千万别让郝柏村卸下参谋总长的职务,好不好?」当时已年过九旬的宋美龄依然有操控军权之心。但李登辉认为她这种干预是违宪的,没有理会。而郝柏村被升为国防部长,後再升为行政院长,仍不肯放弃军权,要求主持军事会议,同样被李登辉断然拒绝。

国民党是一党执政,党国一体,但毕竟还是执行了宪法,让李登辉继任总统,并行使权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激烈的政治搏斗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性格热烈而富有激情的李登辉,在政治斗争中却冷静而清晰地、一项一项稳步往前推动。在进行人事格局的大调换中,他延续了蒋经国的国策,稳住了政局,并赢得了党内信任。

1990年,李登辉继任总统期满,按照宪法规定,应由六百多名国大代表投票选举新的总统。任何要竞选总统的人都必须首先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的推荐。李登辉决计竞选。他为自己拉票的方式也是奇特的,他一一走访全体国大代表的家,给每一位赠送自己和已逝的儿子合著的论文集,拜托他们投自己一票。要知道,这部精装本的论文集厚达十公分,很难想像哪个国大代表能真把它从头到尾看一遍。但许多人还是被李登辉的真诚所感动,他得到了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国大代表支持,而当时准备参选的蒋纬国和林洋港都没有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推荐,於是李登辉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总统。按照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所以这届总统李登辉可以做到1996年。

●当上总统立刻致力民主化

出任了由选举而当上的总统,李登辉立刻就以台风之势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
第一:不可一党专制。1990年3月20日当选总统;4月2日即以总统的身份邀请最大反对党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到总统府,商谈宪政改革、政党政治等问题。

第二:政治犯的存在是民主国家的耻辱。5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5月26日即释放了因美丽岛事件而受刑的施明德、许信良等27名政治犯。随後指示开始处理「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

第三:军队只能是国家的军队,而不能是党的。六月份让军事强人郝柏村从军队退役,改任行政院长。逐步削弱国民党元老对军队的左右。

第四:民主政治要通过人民直选领导人得以实现。6月28日即召开国事会议,就台湾民主化问题提出改革议题,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两项:第一,让那些终身未能改选的万年国代退职,实行新的国大代表选举方式;第二,总统、副总统、台湾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长均由人民直选。

第五: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应采取「务实外交」。1991年4月举行修宪会议,废止某些法律条款,等於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废除已经成为白色恐怖象徵的警备总司令部。

仍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再有政治犯,流亡、逃亡海外的政治犯可以回国。

还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应再有黑名单。

随後在1992年,废除了因言论而被判罪的法律条文。

●中国只配被共产专制奴役

看李登辉这些改革议题和惊人的速度,不知中国知识份子做何感想。在一片拥护「胡温新政」的呼声中,在一致对李登辉的讨伐中,他们是否比较过,在所谓的胡温新政中,有哪一点对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做出任何一丝一毫的本质改变?!可怜的中国人,千呼万唤,连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唤出来,就别说开放党禁报禁的蒋经国了,更别提彻底废除一党专制、废除政治犯、决定人民直选总统的李登辉了。

其实也并不奇怪,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认同共产党的「中国国情特殊论」而否认中国可以马上走民主道路的时候,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视领土的价值高於民主自由的价值的时候,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宁可让独裁的中国吞并民主的台湾的时候,中国也只配继续被共产专制奴役。

从1991年4月到1994年7月,在李登辉的坚持和全力推动下,经过三次修宪会议,国民大会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总统由全国人民直选」的议案,并将总统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年,可连任一次;从1996年开始实行。全民直选这关键的一条,一下子就把台湾政治同时民主化和本土化了。李登辉不是为台独而支持台独,是为台湾人民争民主而必然走向台独。

●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在修宪把总统由国大代表选举改成全民直选的过程中,以国民党元老郝柏村、李焕为首的势力一直全力阻挠。因为他们认为「党就是国」,「党国一体」,所以总统由国民党内选出就行了。在通过总统直选的大会上,李焕等一百多国民党人,排著队对李登辉大肆谩駡,骂到连饭都顾不上吃。但李登辉冷静地听著他们骂,坚信直选总统的正确性,毫不妥协地坚守理念,结果他赢得了这个主权在民的最关键一步。

一个从威权专制继任过来的总统,能在自己当政的时候,全力拼搏,把「全民直选」列入宪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因为只要直选,就充满变数,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而只要是党内选举,就不仅永远是一党专制,而且独裁者一个人可以把位置做到底,做到死。

在这里我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不在位置的人喊民主容易,因为这个呼喊中包括为自己争权力(和权利)。而占据最高领导位置的人,能够不顾一切地全力以赴促成总统直选,是非常不容易、极为难能可贵的!因为只要直选,他早晚只有失去权力的一种可能。

在共产中国,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一直是陷在「进步与退步」的恶性循环中,从来都只有「量变」。而台湾在蒋经国去世前开放党禁、报禁後,在李登辉任总统的前八年中,通过修宪、确定人民直选总统,一步步从体制上完全脱离了专制独裁这个封建轨道,完成了把台湾转变成民主国家的「质变」。

1996年,台湾实行首次全民直选总统,在中共以导弹演习的威吓下,李登辉高票当选。在就职典礼上,李登辉说,「这不是庆祝某个候选人获胜,而是人类基本价值——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於是,「自由与尊严」成为台湾这第一个民选总统在後来的四年中全力维护的价值。1999年,李登辉提出中国和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开启了台湾人民争取主权独立,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的航程。

●放弃合法的竞选连任

在登上权力的顶峰之後,李登辉曾带著妻子、儿媳和孙女一起回故乡淡水去爬观音山。爬到山顶之後,李登辉对孙女说,「阿公走过那麽长的路,终於爬到了山顶。阿公的周围没有一个可依靠的东西。现在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路该怎麽走,还有,要如何一步一步走下来。」

这段话既流露了李登辉孤军奋战的感受,也体现了他在刚上山顶时,就想到了要走下去,而不是怎样永远地盘踞山顶。二千年时,李登辉的第一届民选总统任职期满,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他以前做的是国民党内选的总统,而民选总统他只做了一届,所以还可以再合法地参选一届。但李登辉早已决定不再连选,要尽快完成权力移交。

李登辉当时不仅可以合理合法地继续参选,而且他甚至可以用中共武力威胁台湾为名,实行威权统治下去,但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权力。想到一个个至死紧紧抱著权力的中国领导人,我对李登辉能彻底放弃一切权力,真正做普通公民,深为感佩。所以在采访他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明明有可能继续执政,是什麽导致你能完全放弃权力呢?」

「权力不是我的,」李登辉说,「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

他轻松的回答几乎令我无言以对,这个对李登辉来说似乎并不难做到的事情,可为什麽在世界人口最众多的中国,几千年来,几十朝几十代,直到21世纪的今天,别说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放弃权力,连一个想做点冲破专制链条尝试的都没有。到底是什麽因素,促使李登辉掌权後能如此这般大刀阔斧、风卷残云般迅速带领台湾人民走上民主,然後在民主体制建成之後,急流勇退,彻底放弃一切权力?

(原载《开放》2004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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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推李登辉青云直上——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3) 2004-09-07
由於在第一次见到李登辉时,就听他说起当上总统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所以我自然问到了他是怎麽当上总统的问题。

「我直到30多岁的时候,都是一心想读书,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李登辉说道。「我是由於在农业经济专业出名了,蒋经国身边的人认为,要解决农业问题,应该用李登辉。」当时蒋经国认为,农业发展对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所以找到对台湾农业经济了如指掌的李登辉。据说,当时他做的台湾经济报告,被认为有可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被蒋经国看中,他拿诺贝尔奖的梦只有就此终止了。1971年,李登辉被叫去给蒋经国汇报台湾的农业问题,给蒋经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随後就被邀请加入国民党。也就是说,李登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的那一年加入的国民党。但当时作为普通公民的李登辉对联合国把台湾排挤出来,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他说,「老实说,当时我不是那麽在意这件事,因为这根本轮不到我出场。我只要做好份内喜欢做的研究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不仅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兴趣。

●破格提为「台北市长」

但在加入国民党的第二年,即1972年,他就被蒋经国封了一个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位。当时李登辉正在新西兰一所大学演讲,接到电报要求他速返台湾。回到台湾後,他都根本不清楚政务委员到底是个什麽职务。还是他22岁的儿子不无调侃地告诉他,「那是当完部长级的大官之後,没有什麽职位可以安插的老人当的官。」而当时李登辉不仅只有49岁,也没当过任何部长级的大官。他当时的政务委员同僚中,有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他就是当了内政部长之後没法安插了,就给了个政务委员的职位。

自担任政务委员起,李登辉就开始了和蒋经国的频繁接触,并开始了他踏入政坛的火箭之旅。蒋经国经常邀请他一起去农村探访。在这期间,蒋就曾表示,农业对整个台湾都很重要,所以对李登辉而言,最有意义的工作是做台湾省主席;而如果李登辉做了省主席,整个台湾的农业都有可能升级。但李登辉并没有认真考虑和揣摩这些话,也没有做任何放弃在学术领域发展的计划,依然做他的台大教授。

蒋介石1975年去世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期满後,由外省人组成的国大代表一致选举蒋经国任总统,没有反对者。蒋经国1978年5月20日宣誓就职,随後在六月九日,也就是说,在蒋经国当上总统不到20天的时间内,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

●「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

和蒋介石相比,蒋经国比较随和、平民化,也一直采取亲民政策,这点早就从媒体、书籍等资料中得知,但他和李登辉交往中的「随和」还是远超出了我的想像。李登辉当上台北市长以後,蒋经国这个堂堂的总统,竟然频繁地,每周有三、四次亲自跑到李登辉的家里,和他谈话聊天,询问工作情形,给新任市长打气,甚至听他发牢骚。而且蒋经国的造访也不事先通告,完全像老朋友那样,直接就去了。有时李登辉还没下班回来,李夫人也外出购物,蒋经国就自己坐在客厅一直等到李登辉归来。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约三个月。然後,有一天,蒋经国又来跟李登辉聊天的时候说,人们对你做市长的评价很好,没什麽问题了。於是就不再来了。原来蒋经国是担心,这个被他看好的农业专家到底能不能做好市长的工作。这种总统亲自登门到一个市长家里关照的情形,相信在哪个国家都是罕见的。蒋经国对李登辉如此这般的重视,就已经预示了李登辉仕途的顺利。因为台湾当时毕竟还是个专制的国家,独裁者的一句话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在做政务委员期间,李登辉是一苹脚在政界,一苹脚还留在学界。出任台北市长以後,才辞去了台大教授的职务,双角踏入政界。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学术界了,所以把自己关於农业的藏书全部捐给了台大图书馆。

尽管蒋经国对这个台湾人的台北市长十分偏爱,但李登辉本人对自己的仕途并没有更多的非份之想。当上台北市长後,他真的想好好做个称职的市长。上任後马上全力以赴开始研究都市的发展计划,并很快从东京购买了全套12卷的《岩波讲座.现代都市教室》,随後又陆续买了很多关於城市建设规划的书。李夫人曾感叹道,本以为把那些农业书籍捐出去了,再搬家时他们可以轻松一下了;没想到丈夫又迅速把书架填满了。

但李登辉却肯定没有把那一堆都市建设的书看完,因为蒋经国根本无心让他做什麽台北市长。在被任命为台北市长的第二年,李登辉就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又过了只有两年,也就是1981年底,蒋经国就让李登辉当上了台湾省主席。当时在国民党高层内,履历经历远比李登辉厚实的元老、大老们比比皆是,怎麽排也轮不到李登辉的头上。难怪党内有人不服气地表示,「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事实上,李登辉後来才知道,蒋经国原本是要直接提他做省主席,因党内有人反对,认为李登辉政治经验太少,所以才让他去做了三年台北市长。

的确,蒋经国对李登辉的厚爱是毫不掩饰的。在他一手提拔李登辉当上省主席之後,还亲赴省主席官邸,祝贺李登辉当选。他对李登辉做台北市长和台湾省长的表现都十分满意,对他的执政报告评价高得惊人,认为他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该是从新的制高点来观察台湾国情的时候了。於是在1984年他第一届总统期满,要竞选第二届总统时,蒋经国就亲自问李登辉,愿不愿意做他的副总统。就这样,在台湾省主席的位置还没有坐热乎的两年多之後,李登辉就又被蒋经国提名为他竞选总统的搭挡。以李登辉的党龄之短,资历之浅,一下子越过所有元老,登上副总统宝座,无法不令许多国民党人目瞪口呆。

而且据李登辉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披露,在就任後的第二天,蒋经国就邀请李登辉和他乘同一部车外出,用这种以前从没有过的「总统副总统同车出门」的举动,对外展示蒋和李登辉关系特别好。除了同车外出,蒋经国还和夫人一起,罕见地在自己的总统官邸宴请李登辉夫妇,让行政院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夫妇作陪。

独裁者这种用意是很清楚的:我都对他这麽好,你们下面也别拿他不当回事。

蒋经国对李登辉特别好,不只是「秀」给别人看的,私下也是关照倍至。例如,他会亲自到刚上任的副总统办公室,问讯家俱陈设之类的小事。而李登辉要做例行的身体检查的时候,蒋经国不仅指定要让他住本是总统专用的病房,而且几天後又追问体检结果。更甚的是,他觉得李登辉做省主席时住的房子太小,要专门给他建一个宽敞的副总统官邸。由於担心别人说闲话,蒋经国表示,还要盖五院院长的官邸。可是等副总统的官邸建成,李登辉搬进去之後,蒋经国却表示,五院院长的官邸不必建了。结果李登辉一家住在起码可以盖六栋官邸的大空地,又养狗,又养羊,还建了操场让警卫打篮球。

●蒋经国为什麽对李登辉情有独钟?

虽然李登辉清楚地感觉到「蒋经国对我有很特殊的感觉」,但是,不仅在与朋友的交谈中,在接受我的采访中,还是在他自己的书里,李登辉都表示,「经国先生提拔我为副总统,我想他并不是要我担任接班人。也许是因为没有想到自己病情会如此严重而早逝吧?经国先生晚年曾说过,我也是台湾人,但是他对於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问题,或许并没有深入思考过。」

李登辉认为,蒋经国之所以提拔他,除了因为他是台湾人之外,还认为他「认真而诚实」,也不是野心家。李登辉自己对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位置也并没有什麽大的感觉。他说,大权在总统手里,其他权力在行政院长手里,副总统的位置,真的就像蒋经国所说,只不过是「观察国情」。他已经做好准备,当完那届副总统就退休。没想到却由於蒋经国的突然过世,而意外继任了总统。他认为「这就是历史的偶然。」

但就我所读到的资料来分析,我不认为李登辉的判断很准确。我对李先生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功绩十分推崇,但对他「看人」的能力却实在不敢恭维。连战、宋楚瑜都曾经是他重用、提拔的心腹。二千年的时候,他全力为连战助选,有时竟一天站台七场,以至引起心脏不适。可是连战仍然败选,难怪宋楚瑜阵营讥笑连战是「扶不起的阿斗」。

但李登辉却居然完全相信连战能赢,以至大选结束,连战惨败的时候,李登辉只能取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行程,因为他只准备了胜选谢词,却没有准备落选感言。而连战败选後立刻就逼迫李登辉辞去党主席。

宋楚瑜也是李登辉当上总统後立刻就提拔成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心腹,但後来也完全背叛了他。连宋的背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两个人,无论在性格为人上,人生经历上,在宗教信仰上(连战和宋楚瑜都没有宗教信仰),尤其是在政治理念上,都和李登辉有著本质性的不同。

而蒋经国则在上述每一点上,都和李登辉有相近、重叠和相同之处。首先在人生经历上,两人都曾学习并推崇过马克思主义,然後又都清晰地抛弃了社会主义;在宗教信仰上,两人都是基督徒;在性格上,两人都质朴、率真,又激情、倔强(据史料,年轻的蒋经国是很有激情的)。李登辉虽然随和,却有很固执的一面,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例如据李登辉新书披露,宋美龄为了左右政治,从美国回台,总给各高官送巧克力,按照台湾规矩,被送者要回送礼物,於是就有了一个和宋美龄见面,听她训话的机会。但李登辉却从不去回送。而蒋经国虽然凡事仍禀报後母大人,但内心对宋美龄干政也是不满的。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和推断是,蒋经国颇为欣赏李登辉的个性,或者说,俩人就是对劲儿;这点在他重用李登辉上是起了相当作用的。除此之外,在俄国人拍的影片《蒋经国》中还有这样的描述:说李登辉在美国念过书,通晓英文,温和有礼,是基督徒,善於处理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蒋经国认为,李登辉具备做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外表形貌和内在条件,他想到李登辉身材高大,面带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当满意。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在上述《见证台湾》一书中,李登辉透露,蒋经国在用人之前“得先把他的太太查清楚”,他认为,“如果太太风评不好,这样的人当什麽长都会出事。”而蒋经国对不张狂、不招摇的李夫人印象非常好,经常关切地询问她的情形。

除上述原因之外,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俩的政治理念在一个轨道上。蒋经国一路清晰、有计划地刻意提拔、重用李登辉,比任何其他事实都能证明他意欲使台湾政治走向民主化、本土化的决心。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也写道,「他对台湾本土化的意识很强,这比较属於原则上的问题。」「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时间,他在很多地方展现出要在台湾生存,到中国大陆去是没有助益的,因此要真正施行本土化和民主化。」

●蒋经国开启两化

蒋经国在1985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就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说法,第一,台湾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第二,从来没有考虑过蒋家人士继续接任总统;第三,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只要中共在大陆实行共产制度,台海两岸就绝无谈判的可能。

正因为蒋经国清楚台海两岸没有谈判的可能,同时反攻大陆也没有可能,所以他意识到国民党应该把立足点转向台湾。因此不仅他掌权时任命的三个台湾省长(林洋港、邱创焕、李登辉)全都是台湾本地人,而且在他第一次选总统时,就选了台湾人谢东闵做副手。在1984年他还通过李登辉的手,释放了因主张台独而被捕的一些人士,并表示台独不是犯罪。据李登辉新书中的历史记载,1986年以後,蒋越来越表现出对台湾的关注。1987年7月,蒋经国又请李登辉出面,邀请了12德高望重的台湾地方长者会面,在这次谈话中,蒋经国历史性地表示,「我也是台湾人。」

事实上,自从蒋介石死後,「中华民国」涵盖中国大陆一说就开始发生变化。李登辉被任命为台北市长的时候,任职令上没有像以往那样,写有「首都市长」字样(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台北是中华民国首都临时迁往的地方),而只是「台北市长」。

在意识到本土化的同时,蒋经国也意欲推行台湾的民主化。他对台湾最重要的贡献,可堪称伟大之举,是他在去世前的最後两年,开放了党禁、报禁。今天看来,他的了不起,超过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因为戈氏没有做到这奠定民主地基的最根本的两点。无论哪个独裁国家,只要开放党禁、报禁,民主的潮流立刻就势不可当。所以蒋经国的壮举,为台湾走向民主推动了最根本的一大步。

在蒋经国的容忍下,民进党於1986年9月成立。在次年的圣诞节,国民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宪法实施40周年纪念大会,病中的蒋经国亲自参加并发表演说,就在他演说时,11名民进党国大代表站起来,高喊要求国会全面改革的口号。与此同时,民进党还发动了大约三万民众,在外面举行要求国会改革的集会。对此蒋经国并没有做出什麽表示,一句话也没说。也就是在这个大会上,蒋经国公开宣布,流著蒋家血的总统就到他为止,并在这个大会上重申,「我也是台湾人」。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遭到抗议是常事,但独裁者由於太习惯了被恭维,很难容忍当众遭抗议,所以蒋经国的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公开宣称「我也是台湾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台湾本土意识和民主理念在支撑的话,蒋家的人怎麽可能说出这种话。

●抽掉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档案

仅仅在李登辉做副总统期间,蒋经国就和他有过156次谈话,蒋对李登辉究竟是一个什麽样的人是很清楚的,而且早就清楚。李登辉早年曾加入共产党(这点我在後面的文章中还会谈到),在蒋经国提拔他以前,他曾被警备总司令部找去问话。在接受我专访的时候,李先生给了我一个独家资料,他说,「其实我告诉你,有一点,我以前没有公开说出去过,我想蒋经国是为了以後用我没有麻烦,把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段经历从档案中抽掉了。」

清掉案底,为以後的提拔开路,可见蒋经国是多麽有心。李登辉认为,蒋经国虽然让他当副总统,但未见得想让他接班。这个判断未尝准确,单从蒋经国去世前要紧急召见李登辉,也可以推断,蒋是有话要对他说的。

蒋经国是在1988年1月13日下午3点55分咽气。蒋的官邸在下午两点就打电话找李登辉,但他正在接见外宾,秘书竟没有转话;到三点多蒋寓所又要求李登辉迅速过去,这时才有人去告诉他情况紧急,李登辉匆忙结束会谈,赶到时四点刚过,但毕竟迟了几分钟。

蒋去世的时候,国民党的主要元老,如郝柏村、俞国华、沈昌焕等,以及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等都在场。如果蒋经国不想让李登辉接班,他完全可以对上述人员留下关於接班人的遗嘱,而没有必要火急火燎地要见李登辉。

李登辉对蒋经国未见得想让他当接班人的推断自然有他的理由,例如,他既没有党权,也没有军权,也不掌握情治系统,一旦接班,怎麽控制?这里可以分析出两个原因,第一,如李登辉所说,蒋经国没有料想到他那麽快去世(他是糖尿病,不应该突然吐血去世的)。第二,蒋经国一方面想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又担心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动摇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他仍然使用情治机构威吓和压制反对派人士。这是他的重大局限,因为无论如何,他还是个独裁者,在走向民主之路的过程中仍有他的困惑不决。就接班人的问题,他大概还期待,由李登辉接班做总统,但下面仍主要是外省国民党人主政。

蒋经国虽然意识到要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并历史性地开放了党禁报禁,并解除了在台湾实行了三十八年的军事戒严令,但要让他预见到、并接受台湾迅速变化到民进党可以执政这一步,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但他能把李登辉提拔到宪法规定的接班人位置,就是出奇的突破,就是他对台湾走向民主的重大贡献,就已经决定了台湾後来发生的一切。

我的另一个判断是,蒋经国之所以没有清晰地宣布,或早早地留下遗嘱,明确指定李登辉为接班人,还与国民党的传统,蒋经国个人的理念、声誉有关。人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国民党虽然一直独裁专制,但却从来不敢像共产党那样理直气壮(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他们一直自认是民主政权,也一直有形式上的选举。蒋介石去世後,也不是直接把权力交给儿子,而是按照宪法,由严家淦继任总统,再通过党内选举,蒋经国当上总统。所以对国民党,有「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之说。

但蒋介石再独裁,也还不至於愚蛮到像毛泽东那样,先是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宣布林彪是接班人;林摔死之後,又指定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理直气壮地做一个彻底的独裁者。蒋经国再专权,也不会愚蠢到像邓小平那样,把江泽民叫到北京,然後告诉全中国人民,他就是总书记了,也坦坦然然地做一个完全的独裁者。

且不说蒋经国晚年已经有了清晰的民主理念,做出了开放党禁报禁的壮举,这是邓小平,以至今天的江泽民、胡锦涛们所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即使他仍以独裁方式执政、用人,他也绝不想给後人留下一个独裁者(死前指定了接班人)的形象。从他对《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的谈话,都可以看出,他不仅要给世界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形象,也要给世人留下一个他本人是走民主道路的领导人形象。所以他绝不会清晰地表示要让李登辉接班。对那种明显独裁者的做法,大概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不仅毫不忌讳,毫无愧意,甚至还很得意(就像今天的江泽民);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会只顾今生今世,哪怕我死後洪水滔天。所以,即使李登辉在蒋经国去世前 到他身边,蒋也只可能郑重地暗示,国家大任由你负责了等等,即使对李登辉本人,在私下,他也绝不会说出,我就是要你接班之类的话。但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蒋经国把李登辉一手提拔到按照宪法接班的位置,就已经从法理上、民主程序上确认了李登辉的接班人地位。这既是蒋经国的智慧之举,也证明了他对李登辉能继续推动民主理念的信任。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李登辉火箭般的仕途:一九七一年加入国民党,七二年当上行政院政务委员,七八年当台北市长,七九年当上国民党中常委,八一年当台湾省主席,八四年当上副总统。从入党到当上副总统,总共只有十三年的时间。李登辉无论怎麽有能力,没有蒋经国的刻意提拔,如此火箭般步入青云是绝对不可能的。

(原载《开放》2004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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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浪漫、喜欢文学的李登辉——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2) 2004-09-03
由於李登辉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所以在台湾大选之前的紧张中,在李登辉一场接一场地站台、赶场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会」政策法案研究处处长周美里小姐的陪同下,去李登辉先生在台北翠山庄的官邸对他做了一个专访。谈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湾的民主之路,在大选前的激荡中,李登辉显得轻松愉快。

●学农业,为了去中国

记得李登辉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热衷文学和哲学,但怎麽成了农业经济专家了呢?「本来我是念文学和历史,」李登辉说,「但学文学和历史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也没有什麽出路。後来改成农业,想学完以後去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很大,是个农民国家,而且农民生活很苦,中国最可怜的是农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国的东北。但一开始学农业,讨厌得不得了,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後来慢慢觉得了解一些农业也不错啦。」

李登辉选择「农学」,出於他对提高农民福祉的愿望。他早年曾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颇有些社会主义想法。他认为土地应该归那些耕作的农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袭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过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观点在家里就遭到强烈反对,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则是大地主。

无论土地是否应该分配,李登辉後来却对农业真的产生了兴趣,至今谈起都兴致勃勃。「我告诉你呵,」他非常认真地说,「我是第一个做台湾的经济统计的人。」那口气简直比说「我是第一个台湾人总统」更自豪。接著,他谈起了曾走遍、并记录了台湾的每一条河川的经历,话语中清晰地流露著对自己熟悉的专业的留恋,对自己走过的土地的情感。

喜欢鲁迅、郭沫若,却不喜欢胡适

在我跟他有限的几次交谈中,就两次听他很认真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喜欢鲁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老实说,我不喜欢胡适哎,真的不喜欢啦。」「为什麽呢?」我问道。「鲁迅和郭沫若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风,其实主要由於作者的个性导致。鲁迅是那种有激情的、战斗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种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抛开鲁迅後期的左翼倾向,仅从风格比较,我个人对鲁迅的欣赏也超过对胡适。读鲁迅有「过瘾」感,而读胡适却不仅读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许是由於他名声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读时难免失望。

喜欢胡适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讨自由主义;而喜欢鲁迅的人,则总是忍不住充满激情地身心投入。我无意褒贬哪类人,因为性格是上帝给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欢哪类风格,却常常可以反映出那个人本身的气质。熟悉李登辉的人一定认同,他属於那类热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他给长子取名李宪文,宪是辈份,文则是出於自己对文学的喜爱。

由於李登辉说起他高中时代读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读日文版,於是我想到了许多对李登辉喜欢说日语的指责。

●用日文写情书

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录》中,李登辉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丑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说我对日本如何,事实上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种观念。」

生於1923年的李登辉,一直到22岁二战结束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统治下。日本人为了对台湾实行殖民地教育,鼓励台湾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湾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辉的日本名字也源於此。当时日本还指定一些家庭为皇民,所以拥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还被列为皇民。

李登辉从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说日语,而且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当年对他喜欢的鲁迅和郭沫若,都无法读中文原著,而只能读日文版。在二战前,李登辉也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都是读的日文版。

直到1952年,蒋介石政府规定台湾学校一律讲北京话,禁止日语和台语,李登辉夫妇才开始学习中文,李夫人还特地请了家庭教师。但毕竟他们的北京话是在成年以後才开始学的,所以并不习惯,他们夫妇平时在家里仍然用台语和日语对话。由於李登辉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读的几乎全都是日文书,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於写日文;他和妻子两人之间的情书也都是用日文写的。

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只有妻子陪同,三个正在考中学的孩子则留在了台湾。夫妻俩经常给孩子写信。他们努力用中文写,大儿子会给他们打分,「有时打70分,有时50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对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说, 儿子给了不及格的成绩,还会鼓励说:「下次好好努力吧。」

被迫说日语,是李登辉那一代台湾人的命运,由不得他自己选择。而对一种陪伴你成长的语言的熟悉和亲切感,是任何一个成年後开始学其他语言的人都深有体会的。我的朋友,英文《台北时报》总编辑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谈起,台湾老一辈人对日语的感受是当今台湾的年轻人都无法体会的,更何况中国人了。比如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丧,跟他说什麽话都无法让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军歌,让他立刻振奋了起来。这并不表明他多麽亲日,而是那种熟悉令他振奋。这大概有点像中国当年的下乡知青,听到文革老歌时的感觉;尽管那些歌声伴随的生活里充满了血和泪,但那毕竟是你生命的一部份,是你对自己生命的熟悉而产生的亲切感,而那份亲切是外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是中国的耻辱,而不是台湾的,更不是李登辉的。诺大的大清帝国,在台湾人民的一片悲愤之中,把台湾拱手「永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曾经独立建国,迎战日本,但终究抵不过把大清帝国都打败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国人来骂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真是本末倒置,连祖宗的廉耻也不顾了。中国人当年毫不心疼地就把台湾扔掉,今天以为又可以随手把台湾捡回来了。他们当年没种打日本,今天靠五百枚导弹壮胆,就要打台湾,要用导弹发射「同胞情」。跟这种人群,即使祖宗、双胞胎都得决裂,何况还不是。

●伉俪情深

在采访李先生的过程中,李夫人端上茶点,简短地寒喧之後就退出了。这是她的一贯风格,据说李登辉经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李夫人从来都是打个招呼就退下了。可惜我们失去了一个采访李夫人的机会。幸好在一次论坛会之後,妻子和李夫人有过简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风格,说她是那种生性不张扬、不张狂的女性,很像布什总统夫人劳拉,或者说像邻家姐妹,你可以开心地和她谈谈先生、孩子和家常,还可以和她谈陀斯妥耶夫斯基(劳拉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李夫人则是西洋歌剧专家)。

这样一个性情安宁的女性,和那个热烈激情、喜欢鲁迅郭沫若的李登辉,是怎样相依相伴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呢?李先生送我们一本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在对他们夫妇做了系列采访後所写的《虎口的总统》,算做对我们没能和李夫人交谈的补偿吧。

出生於1926年的李夫人曾文惠比李登辉小三岁,毕业於台北女子高等学校。两家是世交,祖父辈时就关系甚笃。二战之後,李登辉结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学习,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做农业经济助教;这时他开始和曾小姐恋爱。别以为学农学的人很呆板,李登辉和女朋友的约会比许多学文学的人都浪漫。

每次见面,他都会送给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库的书,如他自己最喜欢的哥德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然後下次见面两个人就要交流读後感。对此李夫人对上板冬子说,其实她在谈了自己的感受之後,就是接受李登辉的指教。

我不禁感叹,他可真挺高明呵,这种对女孩子指教的过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学智慧、最能赢得女孩子心的办法。从李登辉至今都很健谈的情形可以想像,当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谈阔论的。果然,他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女友一颗崇敬的爱慕之心。李登辉也真没白喜欢了一场文学,他要结婚的时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作诗:「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与她聊著聊著,竟然就变成了艳红的玫瑰花。」

结婚後,李登辉对妻子的疼爱,大概也会让很多女性羡慕。一个小例子,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读博士的时候,闲在家里的妻子觉得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学会开车,但李登辉却不允许她学,理由是「你出门後到回家以前我会很担心的。」於是听话的妻子放弃了学开车,而改学安全的高尔夫球了。

在对上板冬子谈到和李登辉的恋爱、结婚、生子的过程时,李夫人对许多细节都念念不忘,记忆如昨日般犹新。我妻子在论坛会和晚宴中观察到,那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看著与自己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丈夫时的眼神、倾听丈夫讲话时的专注和欣赏、为丈夫鼓掌时的真挚,一如18岁少女注视初恋情人般一往情深。她说,那个当年的曾小姐在倾听李登辉高谈阔论《浮士德》时的仰慕也不过如此吧。

虽然妻子对丈夫赞赏有加,但正如许多智慧的男人在遇到困境时都会谘询自己的妻子,李登辉也同样,他说,「我认为我太太是最标准的老百姓,当我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麽想而难以判断时,我都会参考她的意见。」

在李登辉放弃了学者生涯而步入政坛後,李夫人一直谨小慎微地护佐著丈夫;在李登辉终於无官一身轻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我终於找回了自己的丈夫」。但卸下总统担子的李登辉,却一直没能如太太的愿。作为虔诚基督徒的李夫人,她期盼著李登辉能按照他自己所期望的,去给边远地区的原住民传教;她要的不是丈夫做总统的荣耀,而是到深山里传教的快乐。但是台湾政坛的风暴自李登辉卸任後,从来都没有停息,他奋斗12年所创下的成绩和未竟的使命,无法不使他更牵肠挂肚┅┅

(原载《开放》200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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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经忘记了曾做过总统」——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1) 2004-09-03
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媒体上,对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污辱、谩骂和丑化已经不计其数,汉语中找得出来的骂人话也几乎被用尽了。於是一个一手促使台湾发生了从独裁走向民主这个本质性变化的人,被中文媒体妖魔化到远比当今中国的独裁者江泽民还可恶的地步。在中国人中,我的资讯应该不算太贫乏者,但对李登辉,却从未读到过任何中国人写的正向描述和评论他的文字。

今年台湾大选前後,我曾数度到台湾,并有机会参加了李登辉先生主持的几场论坛会。通过近距离地观察,并和他交谈,我发现真实的李登辉和我从媒体对他的报导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见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作为卸任总统,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平民,李登辉在台湾民众中的受欢迎度是远超过中国人想像的。但上述这两点,并没有促使我想写他,因为写曾经是当权者的人物很难把握。

导致我对他发生兴趣,并决定写一写他的原因,是由於在餐桌上听到的他的两句话,而由於这两句话,我自认为发现了李登辉为什麽能不走独裁之路,一手促成台湾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为就这个原因,我没有看到过任何深入报导和分析,所以自认是我的发现);而且就李登辉为什麽能当上总统,我也得出了和媒体报导、甚至和李登辉本人不同的结论。

●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

这是两句台湾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为奇的话,但对我来说,却不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在一次论坛会之前,李登辉和彭明敏先生宴请会议的发言人。在一桌纷乱的「杂谈」中,我忽然听到李登辉说,「我当总统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蒋经国没有想到他会那麽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当总统咧。」

这话著实让我吃了一惊。中国人大概没几个没有听说过那个关於李登辉怎麽当上副总统的「你等会儿」的政治笑话,那种从台湾传出、作践李登辉的笑话,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国民党元老们一直打压李登辉,渲染他不配当总统;那麽李登辉本人似乎应该坚称,总统本来就应该是他当的,必然是他当的。可他居然轻松、随便地谈起,他当上总统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後来的观察中发现,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辉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个呆板的、不苟言谈的农业专家,而且当了十二年的台湾总统,言谈必定满口官腔。但他几句话就露出了那种「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点地说,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率真、不做作,既无城府,更无防人之心。我曾多次采访达赖喇嘛,坦率地说,他的个人性格远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辉居然也是这种性格,难免令我感到惊奇。

因为这种性格的人,(除非像达赖喇嘛那样转世)在权术斗争激烈的独裁国家虽然有时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经常会在某个重大事件中,由於不够老谋深算而被排挤掉;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会由於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够高明,而被对手击败。但李登辉居然能在独裁和民主的台湾都坐到总统高位,期满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虽然他颇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但也没有想写他;觉得台湾有很多人熟悉他,写过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实在不到凑热闹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话,决定了我这组文章。

●祈求上帝的帮助

在一次论坛会结束後的晚宴上,我问了李先生一个问题,「当年你哪来的胆量,敢提出『两国论』,说海峡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由於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後,引起海峡两岸的轩然大波,也引发美国学界和媒体的争吵,我写了篇题为「李登辉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就像《皇帝新衣》中那个孩子,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现实就是这麽荒谬,瞎子都看见的事实,就是不容人说出口。而说出一个简单的真实,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气,并付出很大的代价。

「个人是很渺小、软弱的,」李登辉回答道,「我其实并没有那麽勇敢,我是个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时候,就去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

我必须承认,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给我的感觉是具有震憾性的。当时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问题,在经过了共产党三十多年无神论的透彻洗礼之後,又在美国目睹一个有神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再经过十多年理性、感性和灵性的挣扎,对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门的艰难性的感触,大概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虽然我後来了解到,在台湾几乎任人皆知李登辉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在中国人中却并非只有我孤陋寡闻,回美国後我问了几个朋友,没有一个知道李登辉是基督徒。信仰对李登辉的人生、政坛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麽作用?它对台湾的意义是什麽?对中国今後的民主之路有什麽启示?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几乎超过了对当时正热火朝天的台湾大选。

於是借晚宴机会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问题,他则兴致勃勃地有问必答,对任何问题都极为坦言,使我把聚餐变成了一次非正式的采访。从蒋经国,到鲁迅、达赖喇嘛、张学良,到台湾大选、公投制宪,他对任何话题都侃侃而谈。我为他的坦诚而惊奇,对旁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谭若思(Ross Terrill)感叹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讲话。」谭若思悄声地对我说了一句精彩的评论,「他已经忘记了他曾做过总统。」

这个已经忘记了,或不感觉他曾做过总统的人,在他的书里,在我後来的专访中,对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则清晰如昨┅┅

(原载《开放》200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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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击案」变「强奸案」 2004-08-30
中国古语说「祸不单行」,在台北遭受台风袭击之际,由泛蓝议员占多数的立法院通过了「三一九枪击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它如同政治台风,直接威胁台湾的司法独立、行政尊严和人民意愿,等於是把「总统遭枪击案」,变成了「强奸民意案」。

这场政治台风,等於要把台湾刮到中国的文化革命时代,因为按照这个条例成立的「特调会」,性质很像中国红卫兵时代掌权的「文革小组」,它不受司法限制,并代替司法;它不受行政部门约束,并取代行政体系。它是一个超越司法、行政,权力无边的「意识形态怪兽」。因为「特调会」的条例竟明文规定,它不需遵守相关法律;它可凌架行政部门之上;它没有期限,只要它愿意,就可一直存在和「调查」下去。

当年中国出现「文革小组」的权力怪兽之後,全国陷入空前的混乱,结果一亿多人遭到迫害。台湾如果出现这样的「现代文革小组」,就会国无宁日,被美国助理国务卿称赞为「亚洲以至世界民主样板」的形象将会严重受损。

美国的国会虽然也由两党议员组成,美国也曾发生过重大事件,例如总统遇刺,以及九一一恐怖袭击,美国都曾组织过独立调查,但从来没有像台湾这样,按政党比例来组成委员会,因为如果这样做,就绝不会有独立调查,更不会有「真相」,只会产生政治混乱。例如现在美国参议院、众议院都是共和党议员占多数,如果按照政党比例来组成什麽调查委员会,不仅会被民众视为泛政治化,而且「调查」出的结果也不会被民众信赖和认可。

以目前台湾这种现状,要避免这种「宪政怪兽」,立法院不再闹「国际笑话」,唯一的出路,在於年底立委选举时,人民用选票淘汰那些强奸民意的政客,把真正的民意代表送进立法院。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30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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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刘晓波:中秋的中国,月饼吞噬月亮 2004-08-28
中秋节前夕,媒体关注的热点之一,是各地推出的天价月饼∶

在长春,一款月饼售价1800多元,礼盒里装有一副高尔夫球杆。

在郑州,一款名爲花好月圆的纯银月饼重1公斤,月饼上镶著56颗天然宝石,标价6900元;

在天津,一款所谓的极品月饼定价99999元,8块月饼中的7块分别以食用金箔及鲍鱼、鱼翅、燕窝等爲主料制成,另一块则爲重达500克的纯钛金“月饼”;

在昆明,一款月饼标价31万多元,月饼礼盒配有奥林巴斯数码相机一台、摄像机一部、五粮液一瓶、派克金笔一支、名牌打火机一个,以及高级保健品、茶叶等。最能标31万月饼身价的,是搭配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

这种天价月饼的奢侈,与大陆的主流媒体都在炫耀的经济高速、国力增强和国民富裕,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似乎就是崛起、增强和富足的标∶金牌总数第二的背後,是四年备战奥运的200多亿人民币的投入。奥运金牌得主,也都一夜暴富,据媒体报道,110米栏冠军刘翔已获得各类奖金500万人民币。 然而,号称小康了的国人,正如号称大国元首的独裁寡头一样,还是活得不从容、不健康,甚至活得病态∶一种东倒西歪和饥不择食的张惶。寡头们非要建三峡、磁悬浮、世纪坛、大剧院、造飞船,非要办奥运、办世博,用200多亿人民币的投入换来32块奥运金牌;权贵们非要吞食一桌高达36万元的“黄金宴”,欣赏年轻女人裸体的“女体宴”,喝著延年益寿的“婴儿汤”,享受著妻妾成群的“包二奶”,用毒奶粉赚大钱┅┅

更可怕的是,这种贪婪奢侈的张惶,还被一种畸形的暴戾之气所笼罩。绑名人、杀富豪的新闻不断出现,甚至已经发展爲专门针对孩子的暴行。

仅九月份,大陆就出现两起歹徒暴力伤害孩子的恶行事件∶

9月21日,在山东莒县,一个想报复仇人的公共汽车司机,没找到仇人後,转而持刀闯进一所小学,连续刺伤二十多个小学生,并劫持一名九岁女孩爲人质。

9月11日,41岁的江苏沭阳农民杨国柱手持40厘米长的水果刀,闯入苏州市白云街小康桥幼稚园内。用刀砍伤和用汽油烧伤28名儿童,其中,最大的六岁,最小的只有三岁。

再早些的八月,在北京,一个托儿所看守人员持刀攻击了孩童和教师,造成一个儿童死亡。

稚嫩孩子的鲜血、号哭、恐惧以及未来的梦魇,自然让人联想到大陆的中央电视台的恶劣表现∶就在举世瞩目的北奥塞梯人质惨案发生之时,在丧身于恐怖分子魔掌的孩子们的亲人悲痛欲绝之时,更在整个世界齐声谴责残害孩子的恐怖暴行之时,大陆的中央电视台却在一个有奖竞猜的节目中,将人质事件中的死人数当作竞猜专案。

共産意识形态的劝诱力已经失效的小康时代,在中共政权的纵容和引导下,随著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百年受列强压迫的耻辱感被一再提起,但已经从怨妇式的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咬牙切齿的话语狂欢集中於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而统一台湾、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国就成爲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美国的每一次遭遇挫折,不管是9•11恐怖灾难,还是太空梭的失事,都能引来幸灾乐祸的欢呼;每一次中日冲突,无论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还是赵薇穿日本军旗装,也都能点燃大陆舆论的语言暴力;每一次两岸之间的口水战,网路上都是杀声四起。

与表面的繁华和稳定、发财致富的嘹亮呐喊和中産情调的幸福低吟相平行的是∶深重的人权灾难,触目的社会不公,高涨的民间不满,恶化的社会治安,荒漠化的人文精神,边缘地区愈发落後,不断扩大的弱势群体日益受损,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迅速膨胀,官商匪基於利益的相互勾结已经超出了寻租式腐败,而演化爲走私、贩毒、黄赌、抢劫、诈骗、绑架等黑社会犯罪。

另据英国医学杂《柳叶刀》报道,中国每年自杀的人数估计高达28万7千人,自杀人者的84%来自农村。比如,在鱼米之乡的湖北监利、汉川和浠水三地,就有七名农民因拖欠农业税费、不堪政府催逼而服农药自杀身亡。陕西旬阳县七名农民也因不堪罚款及迫害而自杀。

在古代,我们曾活在一种狂妄出天下主义的帝制传统中,活在能让人跪出愉悦甚至癫狂的国度里,一个个枭雄在刀光剑影里倒下,最後胜出的大救星必定是最大的流氓。在1949後,我们又活在一个野蛮得连顺民都要灭绝的新极权下,毛时代的残酷斗争彻底葬送了国人的道德感。我们被恐怖所笼罩、被贫困所追逐;在後毛时代,我们从“一切向权看”自然过渡到“一切向钱看”,仰望救主和感恩戴德的相互支援,羊群般的奴性和牧羊人的霸道的相互转换,恶狼般的凶残和不择手段的厚黑互爲表里。以至於,经历了百年现代化的腥风血雨之後的当代国人,即便少数人先富起来和国力有所增强,无论如何,也难有健康人性的从容,还是显得过於急功近利、手足无措、不择手段和血光四溅。

国人的富足,只能靠奢侈的挥霍来显示。 中华民族的崛起,只能靠泻不完的仇恨来喂养。

然而,我们传统节日的月亮,必定被31万元一盒月饼所吞噬。

2004年9月25日於北京家中 (原载《议报》,原题「小康时代的张惶和暴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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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再次向右转 2004-08-26
最近,已扩大为二十五个成员的欧洲联盟,推举出新的「欧盟执委会」主席,并任命了新的执委;由於新任主席和所有主要执委都是市场经济主义者,因此这个成立了半个世纪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被视为「向右转」,向美国靠拢,而正式告别了法国德国主导的「轴心期」。为此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欢迎新欧洲」的社论欢呼说,欧洲进入了新的时代。

欧洲向右转,近年走过三阶段。首先是过去六年来,欧盟成员国中的左派政府纷纷下台,主张自由经济的右派政党接连在大选中获胜执政。六年前,在十五个成员的欧盟,只有西班牙、爱尔兰是右翼政党执政,其他几乎都是倾向福利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府。但过去几年,几乎像「政治雪崩」,陆续有十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左派政府被右派取代,包括意大利、法国、荷兰、葡萄牙、挪威、丹麦、芬兰、爱尔兰、奥地利、卢森堡,希腊,现在欧盟中的左派政府只剩下德国、瑞典、比利时,还有刚卷土重来的西班牙左翼政府。

第二个阶段是十个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更改变了原来欧盟的结构,注入新的血液。这些东欧国家,由於曾深受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之害,更加强烈地主张哈耶克的自由市场道路。因而这些国家更促使欧盟向右转,不仅在经济理念上,在外交政策也如此,因新加入欧盟的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十个国家,全部支持美国进行的伊拉克战争,而被人称为「新欧洲」。这次欧盟的新宪法草案所以难通过,就是因为「新欧洲」拒绝被自视老大的法德这两个「旧欧洲」主宰和操控。

第三个阶段,则以这次欧盟推举出的新主席和新执委为标,因为欧盟多数国家拒绝了法国德国提出的人选(反美的比利时总理),而是选择了强烈主张市场经济,并支持美国军事倒萨的葡萄牙总理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担任扩大成员後的新欧盟的首任主席。

巴洛索不负众望,上任後拒绝法德试图安插自己人担任执委的要求,而是选择了支持市场经济的人出任欧盟的主要执委,例如把最重要的一个执委员位置给了强烈主张市场经济的前荷兰交通部长,这个六十三岁的女改革家在八十年代曾领导了荷兰的电讯私有化;把负责税收政策的执委位置给了立陶宛的改革派、议会发言人。立陶宛十年前就实行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单一税率,过去五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六以上。

虽然法国的希拉克和德国的施罗德都力争安插自己的人马,但负责管理欧盟内部市场的重要执委位置,则被给了爱尔兰前财政部长。《华尔街日报》社论感叹说,没有谁比这位前财长更合适了,他推动爱尔兰去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八,推倒了阻挡欧洲走向市场经济的「最後障碍」。爱尔兰现在不仅是右派执政,而且是所有欧洲国家中公司税最底的,不仅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五,而且是单一税率(法、德最高税率都超过百分之五十)。

连普宁领导的俄国政府,也已决定把税收降至百分之十三,成为欧洲除爱尔兰之外最低的。由此可见,法国德国所代表的那种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之路,已被越来越多的「新欧洲」国家的人民扬弃;那个「旧欧洲」,已到了该写墓铭的时候了。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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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谁承认中华民国? 2004-08-26
从囊括中国和外蒙的「中华民国」,到「中华民国在台湾」,再到有人提出「中华民国是台湾」,以及最近台湾行政院长在多明尼加正式使用「台湾中华民国」,当今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其名称不断变化,不断有新说法。

这种不断变幻说明,台湾已走到一个历史时刻,必须面对到底使用一个什麽国号,才能真正代表台湾人民,体现台湾主权的问题。这次奥运会,台湾队举著「Chinese Taipei」这种莫名其妙的牌子入场,再次凸显了「中华民国」的徒有虚名。台湾虽然自己把它译成「中华台北」,但在北京《人民日报》网页的奥运积分牌上,则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队称为「中国队」,把中华民国代表队称为「中国台北队」,完全把「Chinese Taipei」当作共产党管辖的一个省对待。所以「中华民国」不仅中国不认,世界不认,台湾自己也没法认,尽管台湾内部许多人死抱著这个既是虚幻,又更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国号。

台湾外交部已下令正式使用「台湾中华民国」(Taiwan, ROC);近日国民党也提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和台湾合为一体」。它起码标著,在台湾内部,无论泛蓝、泛绿,都不再幻想反攻大陆、统一中国。既然台湾的主要政治力量都想立足台湾,不再想回到中国逐鹿中原,那麽再保留和使用这个头大脚轻、名不副实、不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台湾多数人民也不承认,而且连造成这一系列困扰,导致台湾不敢改国号的中国也不承认,那麽保留这个国号的意义又在哪里?

今天,改变台湾的国号,去掉ROC这个让世人莫名其妙的尾巴,不仅是一个尊重真实、尊重大多数人意愿的正确方向,而且其主导力量完全在台湾内部。关键在於台湾的领导人有没有勇气,台湾人民有没有信心,用民意的呼声把「台湾」这个全世界都熟悉的,和民主、繁荣连在一起的名字,理直气壮地推向世界。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23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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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就台湾前途发表演讲 2004-08-25
近日,应全侨民主和平联盟矽谷支盟的邀请,著名华人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在旧金山湾区就台湾现状及前途做了演讲。曹长青先生首先以香港人的现状为例,说明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

曹长青∶“去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了六周年时,50丌人上街游行,抗议北京逐步地,一点点地把香港人的自由剥夺,要用23条立法让香港人失去言论自由,失去新闻自由。香港人发出抗议。今年7月1日,香港人又是50丌人上街游行,表达抗议。过去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北京要一步一步的一国一制。要剥夺香港人的自由。香港过去七年,自由越来越少,经济越来越不好,人民越来越不满。仅仅七年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接著他指出,有些台湾人想以中华民国来表述一个中国,是完全与现实脱节的。曹长青先生认为,台海两岸的真实情况是一边一国。在演讲中,曹先生多次表示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怀有感恩之心。并以中国政府把法轮功修练者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为例,说明中国依旧是个没有自由,压制人性的国家。

曹长青∶“在中国,法轮功的成员它就抓。在中国,参加法轮功的大都是身体有一些毛病,想通过法轮功来练练身体,他也不想夺取政权,也不想做江泽民第二。他们抓了好几千人。现在被关进精神病医院的就有一千多人。美国第五十七届精神病学会两个月前在纽约召开。美国的医生为法轮功学员抱不平。我对这点也是深恶痛绝。因为我在中国的一家精神病院工作过六年,那个经历让我知道,把正常人关进医院,吃那种药物,好人也会吃成真的疯子,最残酷,最黑暗了。而今天就有一千多人关在那里。现在光有名有姓的,用药物致死的已经有十三人。”

曹先生还多次谈到,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造成国家危机四伏。他的讲演幽默风趣,不时引来在场来宾的阵阵掌声。曹长青∶“老百姓说∶中国处级以上官员抓起来全部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一定会有漏网的。”

曹长青出生於中国黑龙江。曾任《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1988年来到美国。

新唐人粤语新闻2004年8月25日(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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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中华民国」国号的六个理由 2004-08-24
从囊括中国和外蒙的「中华民国」,到「中华民国在台湾」,再到最近有人提出「中华民国是台湾」,以及「台湾中华民国」,「Taiwan,ROC」,全世界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它的国号像魔术一样,充满花样,不断有新说法。

这种不断变幻说明,台湾已走到一个历史时刻,应该从根本上给国号动手术,割除「中华民国」这个早已名存实亡的国号,通过制宪正名,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主权独立国家。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为什麽需要改?如果不从泛蓝或泛绿的政治光谱出发,不按统一或独立的价值判断,仅从事实和真实的角度,至少有这样六个理由:

第一,这个国号不民主。今天西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国号,都是经过人民授权、民主产生。无论是大至美利坚合众国,小至近年重获独立的立陶宛三国,以及东蒂汶等等,都是如此。而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号则不同,它没有经过台湾人民的选择,而是当年蒋介石带著几十万军队,用暴力把这个国号强加到台湾人民头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当年从中国去台湾的著名知识份子雷震曾提出更改国号为「中华台湾国」,结果被逮捕,蹲了十年监狱。今天,台湾人民有了投票权,有了言论自由,这个未经民主程序产生的国号,应该到了全民讨论,最後废弃它的时刻,而使台湾有一个体现多数人民愿望和意志的「合体合身合用」的新国号。

第二,这个国号不真实。任何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华民国」是中国人推翻清王朝後,於1912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它当时下辖35省,并不包括台湾。1936年5月5日中华民国制定的「五五宪法」草案,下辖30省,也不包括台湾。一个国号被带到了一个它并不管辖的土地,然後就认定它是原来的「国」了,这不仅虚假,而且自欺欺人。

当然有人会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後,放弃了对台湾的主权,那麽台湾自然就应该属於推翻并承接清王朝的中华民国。但今天台湾的中华民国明显和当年那个下辖35省的「中华民国」是两回事,不仅两者所下辖的土地和人民等完全不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无论台湾的领袖、政党,还是人民,几乎没有谁还要「反攻大陆」,重新恢复下辖35省的中华民国,因为毫无可操作性。所以今天「中华民国」国号不仅名存实亡,和台湾现实脱节,而且已成为虚假的象征。

第三,这个国号不被国际承认。客观地说,在1971年之前,中华民国还是联合国成员时,这个「国号」对台湾的安全有保护作用,因为不是联合国成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敢武力侵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民国,毕竟它当时代表「中国」。但当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被取消,被驱逐出联合国之後,中华民国就不再被国际社会承认,包括美英法德俄等主要大国,都不再和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这个国号不仅不再是台湾安全的保护伞,反而越来越成为台湾的包袱,模糊台湾的国际地位和身份认同。

第四,这个国号无法重返联合国。今天在台湾,无论是泛蓝还是泛绿,几乎都主张台湾重返联合国。但任何稍微熟悉一点联合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根本没有可能重返联合国,因为当年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写得清清楚楚,驱逐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而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华民国以「中国」的代表者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则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法理上都无法提出这样的议案,因为它直接抵触2758号决议。只有一种可能,当台湾朝野都要求更改国号、制宪正名的情况下,北京被迫做出妥协,同意「中华民国」也在联合国占据一个席位,像南北韩那样。所以,哪怕只是为了争取这种可能性,也应该提出更改国号。

第五,这个国号损害台湾的国际空间。今天,不仅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而且世界绝大多数人民,也不清楚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别。尤其是随著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国力提升,以及和世界越来越多的经贸往来,国际社会都倾向承认北京代表中国,而不是台北。因此,再像国民党主席连战那样鸵鸟般地宣称「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只能是自我欺骗、为台湾自我设限、缩小台湾的国际空间。而在国际上,只有打响「台湾」这个民主而富有的国家的名字,才能够有利於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提高台湾人民的尊严。北京领导人所以热衷在国际上强调和宣扬「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因为他们清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认北京代表中国。所以,台湾再跟著喊「一个中国」,只有自我损害。

第六,台湾多数人民不认同这个国号。虽然台湾民调显示多数人愿意「保持现状」,但从民进党赢得超过半数的选票来看,越来越多的民众倾向认同台湾,而非虚幻的一个中国。而且这还是在对岸五百枚导弹威胁的情况下。它说明,如果没有战争的威胁和恐吓,在台湾一定有多数人愿意制宪正名,更改国号,使台湾成为百分之百的正常国家。

当然,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个历史产物,更改它,是一个重大选择,不仅涉及到台湾内部认同,还涉及到两岸关系和国际环境等因素。作为台湾领导人当然应该审时度势。但仅从上述六点来看(当然还有更多理由),更改这个名存实亡的国号,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选择,无论现实的阻拦有多大,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原载台湾《壹号人物》月刊2004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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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林保华:认同台湾还是中华民国? 2004-08-21
台湾的统独两派,在国家的认同上,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有不同的见解。这个统独问题影响到国内的族群团结。从台湾大多数民众来看 ,显然他们对“台湾”的认同较“中华民国”为高,只是中国的武力恐吓阻碍他们自由的表述;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主要是历史因素和习惯势力,随著历 史的发展和中国的打压,以及国际现实而逐渐单薄。基於这些原因,绿营有 正名“台湾”的要求,就连中国国民党,虽有“中国”的称号,面对台湾本土化的压力,也不能不提出“在地化”的口号。最近国民党提出基本论述, 对中华民国与台湾关系的表述,企图加以融合,然而其中又是困难重重,最大的阻力在中常会中的老旧势力,所以连「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也不被接受 ,最後由党主席连战拍板,才修正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民主和平最大保证 」这个不伦不类的词句。

差不多在同时,台湾行政院长出国访问期间,在宏都拉斯多次提到“台湾,ROC”,ROC是中华民国的简称。显然,游院长也是有意将台湾与中华 民国“合二为一”。之所以到达宏国才这样说,相信是那以前在多米尼加为 台湾特使团座车所做的识别证中,竟标示著「CHINA,TAIWAN」,不仅将台湾与中国混淆,照英文地名在国名前面的排列,使中国成为台湾的一部分, 这当然也是荒唐的一件事。除此,还有其他类似事件,使游院长有必要在外 交场合宣示台湾、中华民国与中国的彼此关系。当然,如何精确表达也有争 议。

无庸讳言,台湾、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多个容易混淆 的概念,其中“中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利,而且获得世界大多 数国家的认同;中华民国要夺回“中国”的称号,谈何容易?如果中华民国目前的版图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打出中国的旗号还有理由,然而把台湾说成中国,扪心自问,不但她的几百年历史不可能代表中国,远隔台湾海峡的地理位置又岂能代表“中”国?

本来,“一边一国”,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十分明确,然而台湾的统派反对这种论述,因此不论游院长的上述论述,还是早先吕秀莲副总统的论述,都是考虑了国内的因素寻求妥协之道。但是这种妥协还遭到台湾统派人士的百般嘲弄。例如“庸人自扰”、“占便宜”等等。请问,厘清台湾与中国的区别,是“庸人自扰”吗?占便宜是占谁的便宜?难道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才是聪明和大方?正是统派这些要把台湾奉送给中国的心态,才使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产生危机感,并且正名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是把“台湾”与“中华民国”并用,也只能是权宜之计。今年年初本人受邀来台湾观选,从纽约寄照片等资料办手续时,信封上就因为写上 TAIWAN,ROC,接待单位久久没有收到。再补寄挂号,邮局职员就涂掉ROC字眼,并且说否则会寄到中国,因为只要有那个C字,就是台海那边的CHINA(中国)。接待单位在收到这封挂号信时,也同时收到从中国转来的第一封信。此外,本人在给美国国会资助的电台做广播节目时,曾用“中华民国总统”的字眼,结果被告知须用“台湾”而不能用“中华民国”,相信这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在“一个中国”政策下,“台湾”的国际空间远比“中华民国”为大。既然这是现实,除非是要将台湾奉送给中共,否则一切热爱台湾的人士都没有理由死抱住中华民国不放,因为“感情”也需要服从现实。相信随著当年蒋介石来台湾的老人逐渐过去,他们的“感情”随风而逝,台湾的正名也将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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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从这里开始:《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观感(3之3) 2004-08-20
爱、忏悔、宽恕、灵魂的洗礼和快乐的重生,这些价值对个体生命的意义,对人类社会所起的巨大正向作用,今天大概很多人都承认。“基督教是不错,基督徒人也都挺好,但是我没法相信有神论。”这恐怕是许多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难以走进基督教的最大障碍。

我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被无神论的墨汁浸得透透的中国人是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表示怀疑(这里首先怀疑我自己)。但《圣经》正越来越强有力地摧毁著这种怀疑;而《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这部影片更展示了,中国人中不仅可以产生真正的基督徒,而且,或许真如西方基督教人士所预言的:教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复兴正在那里发生。

为什麽说这种预言有可能,或者正在成真?这既因为那里有一个无神论的政府在迫害(更导致追求信仰的反弹),也因为那里发生著人类最严重的道德堕落(更需要救赎),还因为那里是一个最大的农民国家(单纯、谦卑的人最容易得救)。

在《圣经》开篇的创世纪里,夏娃是吃了智慧树上的果,才成了罪人。难怪在人类的傲慢中,来自知识的傲慢是最顽固、危害性最大的,也是信仰的种子落下、生根、发芽的最大敌人。就像那个诱惑夏娃吃禁果的蛇所说,“吃了以後,你的眼睛就会明亮,就会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许多文化人,刚囫囵吞了两本书,就被那两本书的瓶底知识而激出万丈自负,以为自己像上帝一样智慧全能、早已经有了辨别任何是非的能力,於是对任何宗教都不屑一顾。

对中国文化人来说,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说或许不无道理,因为那些知识中多是共产党给的唯物主义毒素。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越没有知识,越可能得救。就像一块土地,农民的心灵可能是一片未开垦的沃土,撒上耶稣的种子,就可能迅速开花结果;而文化人心中那片土地则是杂草丛生,岩石、顽石盘踞,任何信仰的种子都很难落下。

在《十字架》这部影片里,许多没有什麽文化的人,尤其是那些农民们,听传道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信主,你就会得救。他们就会说,“好,我信!”有人当天认识基督徒,得到有关耶稣的信息,当天就做决志祷告。而且他们的信仰能迅速产生坚实的根基,并收获丰硕的成果:生命中的爱和快乐。

对那种轻而易举地就说,“好,我信!”就真的信进去了的做法,许多文化人的第一个反应,大概是轻蔑,认为那是无知者的愚昧之举。但对於经过一番理性的挣扎、疑惑,自以为是地问过了(千百年来早已被无数人问过的)“十万个为什麽”之後,终於跌跌撞撞走向信仰之路的文化人来说,你发现自己绕了一大圈,只不过刚走到人家的起点。於是对那种单纯而执著的相信,无法不产生一种望尘莫及的羡慕。

难怪《圣经》里说,“上帝把真理向那些自视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却展示给那些像孩子的人们。”(马太福音11:25)

那些像孩子的人们,是那样容易被感动。一颗容易被感动的心,是一颗容易认罪的心;一颗容易认罪的心,才是能够得救的心。同样,一颗不易被感动的心,是总也不承认有罪的心;而一颗死不认罪的心,是无法得救的心。所以,拥有一颗容易被感动的心,是得到上帝祝福的心;像孩子的人们则是得到更多上帝恩典的人。

随著生命的脚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爱的能力和知识多少不成正比,善的能力和知识多少不成正比,自制的能力和知识多少不成正比,人性程度的高低和知识多少也不成正比。反而是,知识的傲慢往往成为挡住心灵成长的巨大顽石。

对知识份子而言,墨水增加的“理性”固然重要,但其对“灵性”的破坏是否更可怕?且不说中国,仅从当今西方社会来看,大学生、教授、记者、艺术家等等;文化越多,越丢掉 common sense(常识)。我当然不想否定人对知识文化的追求的价值,但和没文化的人相比,从比例上来讲,当今世界有文化的人中,似乎愚昧和邪恶者更多。人类最邪恶的共产主义,和一直步其後尘的西方左派思潮,都是由知识份子兴起、主导的。想到文化人由於知识的傲慢、知识的误导而那麽困难接近基督,真不由地感激上帝,中国是个农民国家。

无论你是否信上帝,但耶稣作为人类的榜样,实在是绝顶的辉煌!他教导的,永远是爱和宽容——这个看似简单,却绝难做到的人间最高品德。你可以去爱那些爱你的人,喜欢、欣赏你的人,或者起码没有伤害过你的人,但要去爱敌人?爱羞辱、迫害、毒打你的人?宽容蔑视、谩骂、伤害过你的人?这不仅绝难做到,你甚至会认为这是荒谬的逻辑。

但耶稣胜利了,从十二个门徒,经过二千年的没有刀枪和硝烟的、爱和宽容的征战,他赢得了全球近二十亿人的心,建立了全球最庞大的、自愿加入的精神帝国。而且这种精神带来了人类最辉煌的文学、最深邃的哲学、最美丽的艺术,最民主的制度、最繁荣的经济,而最关键的是,它改变了人心!

在今天这个似乎越来越混沌的世界上,我们必须承认,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一群人。而无神论者——天呵,看看被共产主义无神论造孽出来的、可以连药和婴儿奶粉都造假、可以冲破人类最基本道德底线的中国人,再看看西方那些动不动就裸体上街摆阵势的玩世不恭者们——正在给世界制造一幅多麽可怕的图画。

这哪里是在往耶稣手上钉钉子,简直是在往耶稣心脏上插刀子。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什麽我们不可做的罪恶。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如果没有上帝,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也许,当罪恶深重的时候,救赎就到来了;正如《圣经》所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也就在哪里显多了。(罗马书5:20)”。曾经读到一篇文章说,圣者往往是由於罪者而促成的。正如圣.保罗曾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罪人,後来却成为追随和传播基督精神的最伟大使者。中国是一块罪恶深重的土地,但就在那块土地上,上帝在给中国人铺一条通向 的道路。那是一条洗刷罪恶的路,那是一条寻找灵魂的路,那是一条走向希望的路,那是一条走向重生的路!

那曾是一条寂寞、孤独、艰难的路,如今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并涌向那条十字架引导的路。虽然那是一条要继续背负十字架的路,但跋涉在这个旅途上的人们是那样地快乐,因为他们得到了生命中快乐的源泉。

2004年8月4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作者注:有关影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的信息,请向神州传播公司索取:www.chinasou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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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宽恕从这里开始——《十字架》观感(3之2) 2004-08-19
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缺乏忏悔意识,这点不仅西方学者曾经指出,中国人自己也早就开始反省。但是为什麽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究其根源是由於中国缺乏基督精神。

《十字架》这部影片使我们看到,只要基督精神真正进入人心中,忏悔意识随之产生。无神论者遇到任何问题一般都会先怨天尤人,都是别人的错。而遇到灾难就更别提了,上帝是第一个受攻击的对象:“上帝在干什麽呢?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如果 是一个爱世人的上帝,为什麽让世界上有这麽多灾难发生?”对这个早就被无数人问过、答过的问题,自然不需要我在这里回答。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基督徒遇到困境时,首先是忏悔自己的过错。

在《十字架》这部影片中,那些基督徒们倍受磨难,却没有一个人埋怨上帝,而是找到任何理由感激上帝。例如,上海的基督徒谢模善,由於基督信仰而被关押、拷打。後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决定自杀。在被发现救下来之後,“晚上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我说:天父啊,我太亏欠你的荣耀了。我怎麽劳改十二年都下来了,受的苦也很多,怎麽我想用自杀的方法来结束我的生命呢?我就不能依靠你到底麽?我太亏欠你了,我就求神赦免我。我听到主的声音对我说: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著名传道人王明道,从二十年代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创办福音刊物《灵食季刊》。五十年代因拒绝放弃基督信仰而被捕入狱。後来由於忍受不住刑讯,签下了悔过书。但他出狱後感到了良心不安,又带著妻子回到监狱,又在牢房渡过了20年。他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 。”

无论是做过许多坏事的黑社会老大、欺骗妻子的丈夫,还是很自傲的艺术家,无论是什麽人,只要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就产生忏悔意识。那是一种理性无法解释的神奇之力,也是靠理性完全无法达到的境地。

曾读到过一句哲人的话(不记得名字了)“悔罪是悔改的前提。当忏悔成为不可能时,罪恶也就无法避免。”当时并没有多少感受,在十字架带来的基督精神引导下,重新读这句话,才开始真正理解其深刻。

●宽恕,人类最难迈出的一步

几年前曾在美国的报纸上分别读到过两个故事,一个是一对美国夫妻带著他们的孩子去意大利旅游,结果途中遇抢匪,他们的一个孩子被打死了。该事件成为意大利的一条重要新闻。但这对美国夫妇没有愤怒声讨意大利,更没有谴责意大利人民,而是表示这只是一个意外的恶性事件,既不能代表意大利,更不能改变他们对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民的热爱。虽然法律将处置凶手,但他们心里没有仇恨,还把死去的孩子的全部器官捐献给了意大利的儿童医院。

另一个故事是,一个美国女大学生去南非帮助那里的黑人艾滋病患者,结果却被仇视白人的黑人杀死。这个女大学生的父母也没有因此而仇视全体南非的黑人,甚至表示要宽恕那些杀害他们女儿的罪犯。

当时读这种故事不禁深为感叹:如此这般的宽恕也只有西方人做得出来。但《十字架》这部影片告诉了我们发生在中国的类似的故事:一位曾当过红卫兵的基督徒说,“我一生不能忘记的就是斗一位老传道人,我亲自参加组织会议,怎麽斗他,怎麽打他,当那些红卫兵狠狠打他的时候,他还是那样和和气气的:神哪,你饶恕这些孩子,因爲他们不知道。谁如果打他一捶, 他就说,神哪,你饶恕他,因爲这个孩子不知道。”还有因为参加基督教团聚而被公安局逮捕、欧打的基督徒,他们一边被毒打,一边在心里呼喊著,“主呵,原谅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原来他们是在呼应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的呼喊:“父呵,宽恕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原来,只要耶稣基督的精神抵达的地方,不仅爱产生了,忏悔意识产生了,宽恕精神也产生了。

●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脚步走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曾读过一本叫做《沉默的教会》的小册子,写的是一对天主教夫妇在共产暴虐的残酷迫害下,坚守信仰、坚贞爱情,其坚强的意志令人震憾不已。最近还有林昭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那个在六十年代初就指出共产中国是“极权国家”的弱小女子的惊天动地的智慧和勇气,曾令人感觉难以置信,直到了解到她是基督徒。

在中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被共产暴政摧残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低头了。虽然在那个极端黑暗的年代,极少有人真正认清那个政权的邪恶本质,但意识到共产党的一系列做法是错误的,尤其是在知识份子中,是大有人在的。但鲜见谁有抗衡的勇气。而在那些极少数的抵抗者中,基督徒是头脑最清醒、心里最平静、意志最坚强的。

事实证明,来自理性的坚强程度,和来自信仰的坚强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来自信仰的力量来自上帝;上帝和他站在一起,上帝是他的同盟军。还有什麽比上帝和你在一起更有力量?

难怪托尔斯泰说,“人越相信上帝,越不恐惧他人。如果你不想成为他人权力的牺牲品,把你自己交托给上帝的权力。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在上帝的权力主导下,那麽他人就无法伤害你。”

在今天的中国,基督徒仍然一直在遭受著迫害。但他们以耶稣和保罗为榜样,就没有任何无法承受的苦难。《十字架》这部影片,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既悲壮,更感人的中国基督徒的追求信仰之路。

一位神学院的老师说,“我向主的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因为这是做主门徒的记号。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曾经为主受一些苦,我想这不是苦,这是主给我的福杯。我知道以後的路程还遥远著,也许还要流很多的泪,还要受很多的苦,但是我要坚定地走下去。”

一位河南传道人说,“受这些苦,我没有一点儿怨恨,因为我知道这些路程都是主耶稣已经走过的路程。所以我们从呼召那一天、从走出来那一天,我们就知道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麽我们无论走到什麽地步,我们没有埋怨过主。这是我们自己甘心情愿走上去的这条路。”

一位东北传道人说,“我听见一个声音,就是非常凄惨的一个声音,是主耶稣自己呼喊, 说:父啊,父啊,为什麽离弃我?这一句话从十字架上飘下来,进到我的脑海里面。我自从听到这句话,我就完全明白了,主为什麽向我掩面。我从那天开始就有力量,我就知道主不是真的离弃我,主是让我经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滋味。”

他们相信,“神把中国教会摆在苦难当中,这是神在训练中国教会,预备中国教会,这是神给中国教会的一个变相的祝福。”当年西方传教士一个国家、一个洲际地走,向世人传播福音;今天,那些中国的传道人们就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一个城市地走,在中国的大地上铺撒著耶稣的种子。正如美国基督教作家菲利普.扬西(Philip Yancey)所说,中国的基督徒“虽然受到有形的国度的迫害,却忠贞於一个无形的国度。”

也许有人不理解,这些基督徒们为什麽要顶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更冒著被政府镇压的危险,背井离乡地到处传教,他们自己在家里信耶稣就得了呗。《十字架》影片中一位普通的女性传道人道出了所有传福音者的心声:“因为当我们开始认识耶稣的时候,主就把这一颗爱人灵魂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如果说我们不做,当然别人会起来,主会兴起更多的人来做,但是主既是把这一份使命、把这一个感动、把这一份责任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能不做。”

向世人传福音,不仅是耶稣对信徒的要求,而且,人只要投入耶稣的怀抱,感受到那份带来巨大的爱和宽容的基督精神,体验到那份神奇的力量,就无法不迫不及待地想要传播和分享那份喜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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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从这里开始:《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观感(3之1) 2004-08-19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相互斗争、谩骂、撕杀;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人坑懵拐骗、人欲物欲横流。在无数中国文化人得意地以为中国终於要以巨人之势在世界上站立起来的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正发生著人类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堕落,人类的一切行为准则都在被权力践踏、被欲望涂抹、被金钱覆盖。

在一个既无“外法”(健全并能够执行的社会法治),又无“内法”(人心里的宗教法)的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私欲和邪恶,在共产主义最劣质部份和资本主义最劣质部份的结合体里,得到了毫无约束、为所欲为的发泄。在那个严重畸形的社会制度下,当外在缺乏法治、秩序,就导致人的心理秩序更加紊乱;而内心的亢奋、激愤、不平静,又促成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换句话说,外在的无法,强化内在的无法;外在恶作剧的增加,导致人心恶的增长。於是,在这种内外劣质因素的结合中,经济越发达、可堆积的金钱越高,人心的可堕落之处就越低。於是中国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迈向罪恶的深渊。

圣经说,“通向天堂的路是窄的、艰难的,而通向地狱的路是宽阔、容易的”。於是无数的中国人就蜂拥向那条宽阔容易的路,唯恐慢了一步地冲向地狱。一位中国教授说,中国现在的国教是“拜物教”,唯有金钱是人们头脑的兴奋灶。但无论是腰缠万贯的,还是一贫如洗的,谁都不幸福,谁都在怨天尤人,谁都在诅天咒地。

那是一块几乎令人看不到希望的土地,然而,就在那块迅速坠向深渊的土地上,忽然闪出了十字架的光亮。一股充满生命活力的潜流正四面八方地涌向中国大地,交流著十字架的信息,也传送著一部叫做《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的影片。这部由六四後逃亡美国、中国异议知识份子中最早投入耶稣基督怀抱的远志明先生编导、神州传播公司历时三年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不仅展示了一副令人难以想像的基督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景象,也把基督的福音传到了千千万万饥渴、荒漠的中国人心中。

●爱,是那样真实

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哲学”,使中国人之间充斥仇恨、敌对、戒备;二十多年拜金主义的“杀生宰熟”又把刚能吃口饱饭的中国人的心凉透了。在那片人情淡薄的巨大荒漠上,没有什麽比“爱”对饥渴的灵魂更具吸引力。毛泽东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在耶稣基督的王国里,中国人发现这世上真有无缘无故的爱。而那些从未得到过关爱的心灵,更深切地体验、见证了来自基督的爱。

在《十字架》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个成都的非官方家庭教会,收养了许多被父母抛弃的流浪儿,他们有的因为眼睛瞎了而被父母扔掉,有的因父母坐牢而没人看管,有的被父母打骂而逃出家门。他们被收养到家庭教会的时候,有的充满敌意,有的一身恶习。但基督的爱熔化了他们的心。

一个流浪儿说,“我十二岁出来,在外流浪一共十年,在这十年当中,经常在外面打架,像我头上有很多伤疤,都是打架留下来的┅┅以前一直很自卑,看不起自己,但我在那里(家庭教会办的孤儿院)看到上帝是何等地恩待我。我也不知道这是来自基督的爱还是来自谁的,但是他们真的爱我,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他们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与他们无亲无故的小孩。我慢慢学会了,因为这是基督的爱,我慢慢学会了去爱别人。”

影片纪录了许多这种被人间抛弃,却被上帝的爱捡回的心灵。一位被基督的爱感召而立志传道的年轻人,道出了对上帝之爱的感激:“主啊,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告诉这世界上每一个生活在黑暗和痛苦当中的人:耶稣爱你,在基督里面有真正的爱,是世界当中找不到的。”

这是无数投入基督怀抱的人发自肺腑的心声。在沈阳,有一个以餐饮为主的企业。这个企业的老板夫妇和全体员工都是基督徒,生意十分兴隆。许多人奇怪,这个餐馆用什麽办法招来这麽多顾客,老板说,“我信上帝。我们不是在经营企业,乃是在经营神给我们的爱。”一个在那里工作的年轻厨师说,“主是爱我们,同样 也让我们爱世人。这里能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爱,人和人之间的温暖。所以挣多少钱我都不在乎,付多少辛苦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在这里干感觉到喜乐。”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泪水一直在眼里打转。

上述成都教会孤儿院的一位老师说,“我知道这里有神的爱。当我去爱别人的时候,我发现爱是何等伟大,何等神圣。”爱,这个东方人那麽难以出口的字,这个似乎属於西方小说、电影专利的字,在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口中,那麽自然、真诚地、无数遍地重复著。

基督的爱不仅把那些原本无亲无故的陌生人变成了胜过亲人的兄弟姐妹,更把许多走向陌路的夫妻,真正凝成了一体。一位曾离家去深圳工作的女性流著泪说,她的丈夫以前从来不懂得爱,但信耶稣以後,“他对我的变化,好像是从我们结婚到现在都没有过的。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挺漂亮的一个女孩儿。年轻的时候我都没有改变他,我现在老了,反而他对我很好了。”以前是她给丈夫沏茶,而现在,“中午起来的时候,就有一杯特别可口的茶,是我老公帮我沏好的,而且是我喜欢喝的乌龙茶。”

在这种小事上所感觉到的爱足以让她想来就泪流满面。而男人为什麽在信基督之前就连这点小事也不会做呢?说到底,是没有那份爱心。爱是细腻关怀的前提。而在信仰基督之前,许多人(好像是绝大多数人)就真的不懂得怎样去爱。

记得当年在中国看西方文学作品,总是经常被感动,而读中国作品中则鲜有被感动的体验。中国有那麽悠久的文化历史,为什麽就是不出感人的文学作品呢?即使在共产社会之前,中国文学也严重缺乏爱的光芒,而文学是社会的镜子。《十字架》这部影片中所讲述的故事无法不令人深思:是由於缺乏耶稣基督的精神,所以才导致中国(以至所有没有基督文明的地方)的文学艺术苍白“乏爱”。

以前,曾读到一对美国夫妇去中国孤儿院领养孩子,别人都挑最健康、最聪明的,而他俩却选了一个最弱小、还有先天疾病的女孩,因为“她太可怜了”。当时相当感叹:这种事只有西方人做得出来。但《耶稣在中国》的故事起码证明,耶稣基督的精神,提高了中国人的人性程度、提升了中国人爱的能力。爱,不仅在西方有,在基督精神撒到的中国同样可以有。爱,就是上帝在人间的证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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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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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伊拉克赢得喝彩 2004-08-18
奥运开幕式上,当伊拉克国家队入场时,全场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它表达了人们对获得解放的伊拉克的欢迎,为获得自由的伊拉克人民而喜悦!

在萨达姆统治下,伊拉克是世界孤儿。这次是获得自由後的伊拉克首次参赛,而且在希腊南部的首场男子足球赛中,刚组队不久的伊拉克队竟在五千七百多观众的喝彩声中,以四比二击败了欧洲劲旅葡萄牙。伊拉克奥委会主席说,球员所以踢得好,「是因为他们没有了恐惧」。以往参加比赛如果输球,不仅会被萨达姆的儿子乌代羞辱,有的甚至还会被惩罚并遭酷刑。

虽然洋溢著自由精神的伊拉克队在奥运会受到欢迎,但世人对这场伊拉克战争仍有分歧,不仅在欧洲,在穆斯林社会,也在美国内部。两个月後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伊拉克战争是一个争议话题,可能决定选举结果。

批评这场伊拉克战争的人,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那里没有发现大众毁灭性武器;二是美国没有得到欧洲的支持,是单边主义。但其实这两个理由都不具有说服力。

首先看核武问题。萨达姆在对伊朗战争时就用过生化武器,并用化学武器一次杀害过五千库德族人。萨达姆不仅支持盖达恐怖组织,鼓励巴勒斯坦所谓烈士用自杀炸弹残害以色列平民,而且後来一直拒绝联合国的核武检查。

当时美、英、俄三大国的军事情报都显示萨达姆可能在研制核武。在发生了911袭击,三千人被杀害之後,任何人担任美国总统,都必须先发制人,因无法承受再发生类似事件。虽然迄今没有发现核武,并不能完全肯定他们没有。而且即使真的没有,战争责任也应由萨达姆承担,因为如果没有什麽值得隐藏的,他为什麽要拒绝联合国的检查?

不管怎样,这个世界没有萨达姆会更美好,不仅有利美国和世界安全,而仅仅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解放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正如美国总统布殊不断强调的,「自由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伊拉克人民应该得到这个礼物。」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有什麽比「自由」更宝贵?二千四百万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这一点,就完全可以印证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至於说伊拉克战争没有获得欧洲支持,则是完全违背事实。八月二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多种语言的盟军」说,美国的反恐战争,得到全球近一百个国家的支持,有20个国家向阿富汗派了军队,其中有的是以北约的名义。有33个国家向伊拉克派兵,加入美英联军。

仅在欧洲,就有21国向伊拉克派出军队,包括英国,意大利,土耳其,荷兰,丹麦,葡萄牙,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冰岛,立陶宛,阿尔巴尼亚等。且不说亚洲还有澳大利亚、日本、南韩等也出了兵。

难道仅仅因为没有获得法国、德国的支持,就是没有获得欧洲的支持?谁代表欧洲,是向伊拉克派兵的21个被称为「新欧洲」的国家,还是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法德俄?从拿破仑帝国,到俄国的共产暴力,再到德国的纳粹,近代人类的主要杀戮,几乎都是由这三个国家带来的。由这三国联手反对武力倒萨,反对解放伊拉克人民,大概不是偶然,而是有其深层的内在原因。而「新欧洲」国家所以坚定地加入美英联军,就是因为他们曾身受法德俄的侵略、蹂躏、践踏,更深知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更懂得自由的价值。

十月九日,阿富汗将首次选举总统;明年二月,伊拉克将历史性地全国大选,届时这两国将加入全球129个民主国家的行列,成为自由力量的一部份。正像伊拉克的库德族地方政府总理沙利(Barham Salih)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我们的梦想」所憧憬的,伊拉克战争「结束了暴君,在中东的伊斯兰地区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在美国的帮助下,我们将把伊拉克建成中东这个恐怖之地的希望之星。」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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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要不要自尊 2004-08-17
在纽约家中看奥运开幕式,却替万里外的台湾感到悲哀,因为在最有机会凸显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时刻,台湾的体育队却不能打出自己真正的名字,而是举著一个莫名其妙的牌子「Chinese Taipei」入场。美国电视转播时解释说,这是台湾代表队,大概担心一般美国人可能不知道这是哪国选手。

「Chinese Taipei」给人感觉是把族群标和地名混用到一起作为国名,这就好像美国队入场举了「American New York」(美国人纽约)一样荒唐。

这个被译成「中华台北」的名字显然完全不准确,因为台湾并不仅仅是台北,台湾还有台南,还有高雄,还有其他几十个城市和广大的乡村!哪怕是打出一个「Chinese Taiwan」也勉强说得过去。

当然,这是国民党时代的遗产,被北京打压的结果。但这次台湾在雅典做奥运广告,即使挂出「Chinese Taipei」,照样还是被北京施压而拆除了。它至少说明,即使向北京妥协到「中华台北」也没有用。

开幕式上,另一个和中国有关的、颇为令人费解的奇怪现象是,香港不仅单独组队参赛,而且还堂堂正正地举著「Hong Kong」的牌子入场,前面根本没有什麽「Chinese」字样。一个已回归中国、完全受北京中央政府统治的香港,不仅可独自参赛,还可以打出和中国无关的名字,而一个从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过的台湾,却被欺负到连自己的名字(无论是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台湾)都不许喊出的地步。

怎麽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得从台湾自己开始,坚定地拒绝这个荒唐的名字;尤其是台湾的媒体,应理直气壮地把自己国家的代表队称为「台湾队」,而不是什麽「中华台北」或「中华队」。只有台湾有自尊,最後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只有台湾人民敢於争取这份本来属於自己的权利,首先让台湾在自己心里站起来,喊出自己真正的名字,才有可能一步步地推动世界承认这个名字,让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站起来!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16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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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自由的代价 2004-08-17
9月1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副国防部长、被称为鹰派人物的保罗.沃夫维兹(Paul Wolfowitz)写的专论「自由的第一章」(the First Draft of Freedom),主要是阐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由五角大楼的副总管来谈论新闻自由,比较少见;但读了文章之後,可以理解这位副国防部长为什麽这样做。

这篇文章主要是批评印尼政府关押该国知名杂《Tempo》的总编辑以及两名记者,并在今天以诽谤罪进行判决;原因是这家杂曾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去年二月发生在雅加达的一场大火,可能是有人故意放火,目的是把那块地方烧成平地,然後好建造一个商业中心,该事件可能和一个印尼富豪有关。结果那个富豪以诽谤罪把这三个编辑告上法庭。但不同寻常的是,本来那个富豪告的是「民事诉讼」,但印尼政府却把它改成「刑事诉讼」,并一反常态地把这三个编辑立即逮捕。如果定罪的话,这家杂的总编辑将要被判两年徒刑。

沃夫维兹在文章中说,他所以写这篇文章,有两个原因,一是八十年代他曾为美国驻印尼的大使,和这家杂的总编辑认识有二十年,深知这家杂是印尼最敢言、最敢挖掘丑闻、报道真相的媒体,而那位总编辑则是一位优秀的报人。他写这篇文章是为编辑朋友仗义执言。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通过这篇文章强调和呼吁,印尼政府应该保护新闻自由,因为二亿四千万人口的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全球百分之十五的穆斯林在印尼,如果这个国家能够保护新闻自由,走向真正的民主,将为世界上其他的穆斯林国家提供样板。

印尼如何判决这个案子,则标著这个穆斯林国家如何对待大众知情权、如何界定诽谤案、如何保护新闻自由、是否真正走向民主。如果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美国,法庭基本会判杂编辑们无罪,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早在四十年前就确定了政府公职人员和社会名流状告媒体诽谤的著名「三原则」,那就是,如果要给媒体定罪,必须原告要证明三点:第一,报道内容失实;第二,当事人名誉被损害;第三,媒体在报道前有「真实的恶意」和「故意疏忽」(即媒体在明知其虚假不实,或者无视其真伪的情况下刊出)。显然当事人极为困难拿出媒体有「真实的恶意」的证据,即媒体事先就有诽谤诬陷当事人的动机的证据。在这样的标准下,官员和社会名流状告媒体诽谤案几乎无法打赢。

美国最高法院对「诽谤案」设立这样严格的标准,是建立在对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样的理解之上∶新闻自由对於监督政府有极重要的作用。如果让公职人员和社会名流轻易打赢诽谤官司,在巨额赔偿的压力下,媒体就会躲避丑闻的挖掘和调查性报道,自我新闻检查。离开强有力的新闻监督,政府和社会就会腐败。虽然失实报道对政府某个官员或社会名流的信誉造成伤害,但轻易打赢「诽谤案」,媒体的自由就被钳制,受不到有力监督的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由於是知名人士,对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滥用权力造成的危害会更大。因此,应该给媒体犯「诚实错误」的空间。

因而美国副国防部长的文章标题起为「自由的第一章」,就是强调自由的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保护新闻自由,它是自由的起步和根基。

印尼政府如何处理这个案子,不仅对印尼本身,也对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制约政府腐败,媒体要想真正起到第四权的监督作用,就必须首先保护新闻自由。而只有媒体是独立的、享有高度新闻自由的,这个国家才可能真正走向民主。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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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家》是奥斯卡唯一亮点 2004-08-16
一双修长、优雅的艺术家的手,在键盘上潇洒地起伏、流动,肖邦那令人沉醉的小夜曲,随著电波,穿过凝重的波兰上空,抚慰著那些被迫在眉睫的战争而綳紧的心。纳粹德国的飞机、大炮声越来越近,艺术家的手在倔强地飞舞著,音乐在试图压倒隆隆的炮火声┅┅但它终于被一颗炸弹淹没、窒息了。

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y)用艺术的美丽揭开了纳粹血腥屠杀的序幕。这部描写二战时一位波兰犹太艺术家幸存经历的电影《钢琴家》(The Pianist),风靡了欧洲,震憾了美国。它被法国、英国电影协会都评为“年度最佳影片”,并获坎城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在23日又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剧本改编等三个重要奖项。《芝加哥论坛报》评价它是“一部史诗般的杰作!”《洛杉矶时报》赞誉说,“《钢琴家》达到了伟大的程度!”

《钢琴家》并不是虚构作品,它是根据波兰钢琴家斯兹皮尔曼(Wiladyslaw Szpilman)的纪实回忆录改编,像《辛德勒的名单》一样,是个真实的故事。

斯兹皮尔曼的父亲是小提琴家,姐姐是律师,哥哥是喜欢文学的英语教师,母亲是家庭主妇,他是波兰国家电台音乐部首席钢琴家,在战前的华沙已相当有名气。这是一个典型的犹太知识份子家庭。他们也像无数的波兰人一样,不相信德国人会真的入侵,就像911事件之前,美国人绝不相信有人会用民航飞机撞毁两座世贸大厦一样,人类的天真是永恒的。

在德国军队已攻占了华沙之後,斯兹皮尔曼全家还在争论,到底把家里那点现金藏到哪里,姐姐说应藏到花盆里,父亲要把钱塞进提琴盒,那位酷爱文学、喜欢幻想的哥哥则坚持放在大厅餐桌上,覆盖一张报纸,理由是最显然的地方反而最安全。但他们绝没有想到的是,纳粹占领波兰後,迅速要求所有犹太人戴上标志,把50万犹太人赶到只能住20万人的隔离区(ghetto);不仅他们的一切财产都被没收,而且一场种族灭绝的屠杀开始了。

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改编奖的电影,真实地再现了斯兹皮尔曼书中记载的那些他亲眼目睹的人间惨剧:在隔离区中,家家户户都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刻会被枪杀。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饭,突然纳粹的警车来了,手持冲锋枪的盖世太保冲上了隔街的楼房,他们全家挤在窗户前,惊恐地看到,对面一家犹太人也在晚餐,纳粹军官喝令他们站起来,其中一位做轮椅的老人由于病体和惊恐,怎麽也站不起来,于是他被连人带椅一起从窗户扔了出去。老人和轮椅在半空中才分开,然後摔落在石头街道上。被带到楼外的十几个犹太人,被喝令沿著警车的光束奔跑,在半途中,突然全部被射杀┅┅

如此疯狂的屠杀每天都在进行,据《钢琴家》原书,一个瘦弱的犹太孩子,正在大街上走著,忽然碰到了盖世太保,他由于恐惧和紧张忘记了按规矩给这几个德国兵脱帽致礼,立刻被一枪打死。不仅如此,人们还被饥饿和疾病吞噬著。,在1941到1942年的那个冬天,在隔离区里仅是死于伤寒病者,每月就达5000人。

斯兹皮尔曼全家在隔离区近三年之後,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被集中到火车站;没有谁知道下一步的命运是什麽,虽然毒气室的说法已有流传,但人们仍不相信。钢琴家的哥哥居然还在看牛津版的莎士比亚。在烈日暴晒和惊恐等待中,一个想乘机发财的孩子竟兜售糖果,斯兹皮尔曼的父亲凑了全家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块糖果,把它切成六份,每人一块,这成了全家“最後的晚餐”。

铁罐车终于来了,在纳粹枪托的殴打下,拥挤的人群被塞进了运载牲畜的车箱。在上火车的一瞬间,一个被纳粹雇用的犹太人警察突然把斯兹皮尔曼从人群拉出来。斯兹皮尔曼挣扎著要回父母兄妹身边,他高喊著:“爸爸┅┅”但那个警察实在是怜惜这位全波兰知名的艺术家,死死地按住他,喝令他快点逃离,保住自己的命。斯兹皮尔曼在书中写道:“父亲向我走了几步,犹豫一下,站住了。他脸色苍白,嘴唇发抖。他试图微笑一下,但是无奈地、痛苦地举起了手,向我挥动著告别,犹如我要走向生命,而他则在坟墓边向我致意。”父亲和全家就这样永远地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失去家人之後,钢琴家被强迫在隔离区做苦工,那双弹钢琴的纤细的手,要去挖土、砌墙,做杂役。有时在结束劳役收工的路上,看押他们的纳粹士兵随意从队伍里拉出几个人,然後用手枪一个一个地把头颅打开花。惊恐的犹太人还在大街上被强迫跳舞、唱歌,供纳粹娱乐。他们让拄著拐杖的瘸子跳,让最胖的和最瘦的、最高和最矮的、老人和孩子配对。他们在拼命地跳,因为只要倒下,就会被欣赏这种恶作剧的德国兵打死。

当50万隔离区里的犹太人被一批批拉去奥斯维辛,最後只剩6万人时,斯兹皮尔曼被波兰地下音乐家反抗组织营救了出来,躲藏到一个公寓里。这个空荡的房间里竟有一架钢琴,已在隔离区里渡过三年,第一次见到乐器的钢琴家欣喜若狂,但他不敢弹奏,怕有人发现他藏在这里。坐在钢琴前,他遏住自己的欲望,只是默忆乐谱,做模拟演奏,让起伏的双手,在键盘上空挥出无声的音符,飞翔在想像的自由世界┅┅

在做苦工的时刻,在废墟搜寻食物的日子里,钢琴家从没忘记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双手。正是这种有一天还要弹琴、还要回到音乐世界的信念,使他坚强地活下去。在朋友无法送来食物的日子里,他曾靠一条面包,维持了整整10天的生命。後来他躲到残墙断瓦、四处浓烟、几近空城的一个楼区。从残存的碗柜中,他寻找任何可充饥的东西,曾靠用过的浴池水,维系生命。在那个被毁灭的楼区中,他是唯一的像鬼魂一样存在的生命。

在经历过无数次险情,全都奇迹般地躲过灭顶之灾,终於熬到苏联红军进攻波兰的1944年底时,有一天,钢琴家正在全神贯注地试图打开一个发现的罐头,忽然听到声响,一转身,一个德国军官站在面前。他顿时觉得一切全完了。在追问下,他承认是犹太人,是个钢琴家。这个德国军官把他带到一个有钢琴的半倒塌公寓里,让他弹一段。他用那双被战争摧残得已僵硬的手,再次流畅地奏出肖邦的小夜曲。令他惊讶的是,那个德国军官既没枪毙他,也没有带走他,反而帮他在废墟般的一个阁楼中找到更安全的藏身处,并几次给他送来食物。当苏联红军逼近华沙,那位德国军官最後一次来看他时,不仅给他带来食物、报纸,还把自己的军大衣留给他御寒,因那时华沙已进入严寒。斯兹皮尔曼不知怎样感激这位德国军官,只有告诉了自己名字和在波兰电台工作的资讯,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回报。

最初从电影中看到这个情节,以为是导演改编时增加了一个人性闪光的结尾,就像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虚构的那个警察最後人性复归一样;这是艺术家对人类的一种希冀和理想。但随後读了《钢琴家》的原著才得知,这不仅完全不是艺术虚构,而且原书比电影描述的更加详细、感人:当钢琴家几乎无法相信这个军官的善意,问他是不是德国人时,他回答说,“是。我为发生的这一切感到耻辱。”然後他们握手告别。後来他每一次送食品来的时候都鼓励钢琴家“要坚持住”。在最後一次,钢琴家问他:“我在这里能躲过(苏联红军来後)街上的战火吗?”德国军官回答道:“如果你和我都熬过了这地狱般的五年,那就是上帝的意愿让我们活下去。”他不仅带来了很多食品,留下军大衣,还带来一条鸭绒被。

这位德国军官不仅救过这位钢琴家,还救过其他犹太人。他後来被苏联红军俘获,关进苏联集中营。他在被关押时给妻子写过信,提到几位他救过的犹太人名字,其中就有斯兹皮尔曼。但由于德国军官被关在苏联,虽然钢琴家找到波兰政府最高官员,恳求帮助寻找这位德国军官,但波兰当局说他们无法干预被关到苏联的德国人。

这真是一个荒诞的人间惨剧:在经历了将近六年、九死一生的磨难之後,最後由于这位德国军官的帮助,钢琴家得到幸存。但这位德国军官却在被关进集中营六年多後,由于帮助了犹太人而被折磨致死。因为他说救过犹太人,激怒了苏联人,认为他撒弥天大谎,反而把他摧残死了。

在这之後,钢琴家才和德国军官的妻子联系上。在新版的《钢琴家》一书中,列了几页这位德国军官在战争期间寄给妻子的战时日记。如果说电影“钢琴家”是近几年来我看到的最好电影之一的话,《钢琴家》一书同样是近年来我读到的最令人感动的书之一,而这本书中最让人震憾的是这个德国军官的日记,他当年的思考简直超过许多今天的所谓知识人。他不仅反对纳粹,同时早就对发生在苏联的红色暴政有清晰的认识。我在这里仅摘录几个片断:

“这里正进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法国的断头台,苏联红军的秘密警察都无法与之相比。┅┅这是一个政权教给那些本来不会伤害别人的平民这样去做的。我们所有人都在犯罪┅┅我们不能被饶恕。谎言是所有邪恶之最。所有恶行都由谎言开始。我们一直被灌输谎言。公衆一直被欺骗,没有一张报纸不说谎┅┅工人们都跟著纳粹走了,教会沈默不语,中产阶级吓得不敢有任何表示,知识份子同样。在过去十年来,任何个人都无法自由表达任何意愿。对那些谎言制造者必须以武力制服。”

这位真实的德国人的故事,更使我坚信,人绝不是以种族分类,无论在哪个种族中都有人性的美丽和人性的邪恶。斯兹皮尔曼的这部纪实作品早在1945年战争一结束就写出了,并在次年出版,但书很快被波兰当局查禁。因为他的书不仅写了纳粹的残忍,同样描写了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做纳粹帮凶的残暴;还有那些向纳粹出卖犹太人的波兰败类。同时也抨击了犹太人本身:那些被纳粹雇用的犹太人“在穿上警服、戴上警帽、拿起警棍的那一瞬间,他们的天性立刻变了,马上焕发出盖世太保精神。”这样的内容当然不被共产党的波兰当局容忍。

斯兹皮尔曼的书直到三年前才被重新发现。1999年底被译成英文後,立即成为畅销书,进入伦敦自传作品前五名,登上《洛杉矶时报》畅销榜,并获“全球犹太人文学奖”。也是浩劫幸存者的犹太导演波兰斯基去年把它搬上银幕之後,《钢琴家》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

《洛杉矶时报》书评家富兰克(Michael Frank)说,“它是传记文学的伟大贡献,是永恒的历史和人类价值的记录。”《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斯兹皮尔曼的回忆录是一个清晰的声音,升起在这种声音消失的世界。我们幸运地有他这位见证人。”影评家说,“音乐是他的激情,而幸存成了他的杰作。”

虽然《钢琴家》今年没有获得最佳影片奖,但我丝毫不怀疑,它会像《辛德勒的名单》、《人生是美丽的》一样,被列入世界经典影片的行列。

影片开始时,是1939年9月纳粹进攻华沙,斯兹皮尔曼弹奏的肖邦小夜曲成为波兰电台播出的最後一支乐曲。影片结尾时,是1945年波兰获得自由後,波兰电台播出幸存的斯兹皮尔曼弹奏的6年前被迫中断的同一支乐曲(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双被砖头磨出老茧的手,那双扒开冒烟残墙的手,那双被严寒冻僵的手,那双捧起漂著死蚊虫的水送向嘴边的手,那双从德国军官手里接过面包果酱的手,再次奏起肖邦那轻柔、美丽的小夜曲——它是音符取代子弹,文明战胜邪恶的宣言┅┅

2003年3月24日於纽约

作者注:

中国把“The Pianist”译为“钢琴师”并不确切,无论意译还是直译,都应译为“钢琴家”;正如不能把小提琴家译成小提琴师一样(“师”好像有修理钢琴的意思)。而台湾把它译为“战地琴人”则更离谱,“琴人”好像是生造名词,而“战地”两字完全是强加的,原文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而且以战地记者等习惯说法,“战地”两字给人以随军作战、报道的印象,而实际上这位钢琴家和军队毫无关系,只是浩劫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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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主导美国政治吗? 2004-08-15
“阿拉伯世界的困境是美国和以色列这大小两个外部‘魔鬼’造成的。”这是很多穆斯林知识份子、原教旨主义者热衷传播、宣扬的说法,由此把阿拉伯人的视线,从其内部的专制问题,转移到外部。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支持以色列,是因为犹太人主导了美国的外交。

即使法国、德国的一些欧洲知识人,也相信这种“大小魔鬼论”,911後法国人写书说,纽约世贸大厦是犹太人和美国中情局合夥炸的,然後嫁祸给“穆斯林恐怖份子”。这样的书,居然上了法国的畅销榜。在美国武力倒萨前後,这种犹太人阴谋论,“一小撮”犹太人左右美国政治的说法更甚嚣尘上。但任何对美国的政情了解的人都清楚,这种说法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表现出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两党政治架构缺乏基本常识。

美国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的民选制度,在这种票选制度下,任何少数族裔都无法主导全国政治,因为没有足够的选票。据《纽约时报》今年1月22日引述的人口统计局的数字,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是西裔(拉丁美洲人),占全国人口的13%;其次是黑人,占12.7%;然後是亚裔,占2.9%。犹太人有520万,在美国近三亿人口中仅占1.9%。说这不到2%的极少数人垄断了美国政治和外交,完全不符合美国民主制度的真实。因为在民主政体下,基本上都是多数人形成的“民意”在左右著国家的内政、外交等。

当然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不同,他们人数虽少,但绝大多数处於美国的上层建筑之中,其职业多是教师、医生、律师、商人、演员、艺术家、大学教授,美国主要报刊的编辑记者中,也有很多犹太人,因而有犹太人主导美国媒体之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人确实相当影响美国的政治和人文环境。但这个“影响”也不是犹太人作为一个族裔的影响,而是作为美国两党政治中的“左派”和“右派”两种不同政治理念群体的影响。

美国建国後一直实行总统选举制,以及“选举人制度”(赢者通吃),这导致美国和德国、印度、日本、以色列等实行政党比例制的国家不同,不会产生那麽多的小党,而主要是由“左翼民主党”和“右翼共和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根本没有其他小党的生存空间。而且近年美国政情的演变趋势是,即使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翼外延的极端派,也空间越来越小,例如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时(布什和戈尔对阵),极左派候选人内德才得到3.5%的选票,极右的布坎南仅拿到1.5%(美国的极左派是极右的两倍多)。美国投票的选民有一亿多,对两大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几乎是五十对五十(在选举人制统计下,布什最後仅比戈尔多几百张选票)。

在这种选举制度下,不管哪个族裔,哪种肤色,都按照两党的理念而主要分成了两大派。无论是西裔,黑人,亚裔,还是犹太人,都分成民主党支持者和共和党支持者,而参与、影响美国的政治。

左翼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是穷人、黑人、女性、少数族裔。而亚裔从总体上来说,在多数情况下是右翼共和党的支持者。例如,老布什和克林顿竞争总统时,克林顿赢得了除亚裔外所有少数族裔的票。亚裔偏右倾,除了由於他们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以外,还因为共和党强调的个人勤劳致富、重视子女教育、家庭价值等,更为亚洲人接受。右翼共和党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商界、白人男性、军队、亚裔等。

犹太人是个善於经商的、最富有的少数族裔,如按上述划分,他们应属於强调市场经济的共和党,但事实恰恰相反,多数犹太人注册为民主党。上次美国大选时,戈尔得到了81%的犹太人选票,布什只拿到了19%(这和普通美国白人的五十对五十的比例相差很大)。犹太人为什麽偏爱民主党?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犹太人普遍文化水平较高,而多数知识份子,尤其是大学教授、艺术家、新闻记者等,都倾心於平等、均贫富等乌托邦理念,倾向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美国的大学教授中,90%注册为民主党;主要媒体的编辑记者,只有20%注册为共和党。当然,犹太人中也有共和党的支持者,像美国知名的政论刊物《评论》(Commentary)不仅反映右翼保守派的观点,而且属於最坚定、最清晰的一类右翼,但他们属於少数派。

在对伊战争问题上,美国两党明显态度不同。布什所属的保守派共和党中,99%支持武力倒萨。而在野的民主党,则严重意见分歧,反战拥战几乎对半。美国参议院以77对23票通过对伊动武决议,其中支持者包括全部51名共和党籍议员以及倒戈的26名民主党籍议员,可见民主党的分裂。作为绝大多数支持民主党的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裂更加严重。因为从以色列的安全利益,铲除萨达姆政权对中东和平有利,尤其对以色列的安全有巨大好处。但从党派理念来说,犹太人又不情愿支持布什的共和党。在全国民调中,支持武力倒萨的美国人最高时达78%(反战占20%),但犹太人中支持倒萨的只有52%,低於全国一般民众支持率26个百分点。就连在铲除萨达姆,直接有利於以色列安全这样重大的外交政策上,犹太人才勉强超过一半的支持率,可想而知,犹太人不仅不是阿拉伯世界以及法德等国一些知识人所说的“一小撮”主导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阴谋力量”,而且几乎成了布什政府推行强势对外政策的反对者和阻力。因而美国有评论家说,如果以色列不是犹太人的,其他人的,尤其是其他白人政权的,那美国的犹太人可能99%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法特了。

多数犹太人倾向左派这种现象在以色列更为明显。以色列虽然由於实行政党比例制产生很多小党(目前有国会席位的近20个党),但主要理念也基本像美国的两大党一样,分为左派和右派,其中主要左派政党是工党,右派是现在执政的总理沙龙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而在以色列建国的1948年到1977年的长达近30年中,一直是工党连续执政,实行的类似瑞典等北欧国家那种福利社会主义政策。後来在1984年,工党和右派政党联合执政两届八年。1992年工党又赢得大选,执政了近两届七年。在以色列建国後的55年历史中,工党前後执政了长达44年,可见这个国家的左派势力有多大。直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不断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自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後,有近800名以色列平民死於自杀炸弹,3,000多人受伤,占以色列人口近千分之一),工党致力和阿拉法特和解的政策完全失败之後,右翼政党才在大选中获胜,沙龙出任了以色列总理。因而有人说是阿拉法特把沙龙“推”上台的。

美国的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相似,左派占多数,自然支持左翼民主党的占多数。犹太人不仅是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的重要票源之一,更是该党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政治捐款,三分之一来自犹太人;三分之一来自被称为“左派大本营”的好莱坞。在克林顿的民主党执政时,犹太人最为扬眉吐气: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启用最多犹太人进入内阁的总统,犹太籍部长级官员包括,女国务卿奥布莱尔,国家安全顾问伯格,国防部长科恩,劳工部长拉宾,商业部长萨默斯(现为哈佛校长),以及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等。连克林顿性丑闻的要角、白宫实习女生莱文斯基也是犹太人。但这些犹太人被重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左派,是理念的一致导致的被重用。

虽然美国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外交政策因不同政党上台而有所变化,但美国的外交从来都以国家利益为主,而绝不是以哪个族裔的利益为重。美国历届政府,无论左派、右派,都比较支持以色列,正是出於这种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为了支持犹太人。因为任何对以色列的历史以及地缘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个面积只有二万平方公里,领土最窄处只有九英哩的民主国家,处於周围敌对的阿拉伯专制国家的包围之中。而且就在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当时仅三百万人口),就遭到周围五个阿拉伯国家(一亿人口)的联合进攻,要把它赶出这个地区。这种阿拉伯国家以多欺寡、敌视、排斥以色列的政治氛围一直持续到今天。以色列建国50多年来,已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过12届总理和政府,而周围的22个成员的阿拉伯联盟,迄今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无论从价值认同上,还是历史责任上,都必须采取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帮助这个遭受过纳粹屠杀的民族拥有自己的家园,支持这个和美国一样推崇自由价值的民主国家生存下去。

今天,美国是多数犹太人不支持的保守派共和党执政。在这种现实下,倾心民主党的犹太人,产生的影响更为有限。例如布什政府提出的解决巴以冲突的“中东地图”方案,就有向以色列施压的内容,包括要求以色列从巴勒斯坦区修筑的居民点撤出来,而对这个方案很多犹太人不高兴。

但即使是多数犹太人支持的左翼民主党执政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没有一面倒向以色列。例如在启用犹太人最多的克林顿政府期间,正是美国的斡旋调解,以及向以色列施压,才有了历史性的1993年巴以和解的“奥斯陆协议”,使阿拉法特得以从黎巴嫩返回巴勒斯坦;才有後来以色列总理拉宾和阿拉法特在白宫前历史性握手;才有了2000年美国大卫营的巴以首脑和平谈判(虽然功亏一篑)。

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而独特的贡献。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以族裔来算,犹太人最多。在二战前的欧洲诺贝尔奖得主中,三分之二以上是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以色列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有新闻自由,成为整个中东地区中唯一的民主国家和样板。但作为一个政治意见群体,犹太人多数持左翼观点,尤其是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美国的媒体,则对美国社会可能滑向左倾,具有负面影响作用。去年美国公开的七十年代尼克松总统的白宫录音带爆出新闻,因其中有美国当今最著名的宗教家(前五位美国总统就职都由他主持宣誓仪式)葛培理(Billy Graham)和尼克松的私下谈话,其中这位保守派宗教家表示,他对左派犹太人主导美国媒体的现象很担忧,并感叹说,“犹太人是美国的癌症”。当然,葛培理已经为这个30年前的私下谈话而道歉。但也有评论家说,这种私下谈话,恰恰更可能是真话。从葛培理的感叹也可看出,美国的共和党、保守派,以及基督教人士,对左翼犹太人的观点和作用的担忧。但他们反感的是犹太人的左派立场,而不是犹太人这个族裔本身。

从上述事实来看,虽然犹太人在上层建筑领域颇具影响力,但绝不能主导美国政治。美国政治更是中产阶级主导的,因为他们的选民数量大,基座大。以左派占多数的知识份子群体在大学、媒体、好莱坞等发出的声音分贝高,引人注目,但以右翼为主的、沉默的、现实的,脚踏实地的中产阶级则用选票坚定地阻挡著左派乌托邦幻想的巨大逆流,支撑著美国的价值,支撑著自由世界的脊柱。如果以左派为主的犹太人真的成为主导美国政治的势力的话,美国就不再是美国。

(载《开放》2003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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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专论」:「美国独立模式」和台湾前途 2004-08-15
本月底,陈水扁总统将到美洲友邦访问,再次过境美国。大选前陈总统过境美国,受到高规格接待,把美台关系提升到新阶段。这次过境美国,则是对大选後美台关系的检验。美国这次到底以什麽规格接待还不得而知,但不管美国的态度如何,对於台湾政治领袖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恐怕是,能够从美国的历史中得到有关台湾前途的启示。

美国自1776年独立,今年正好是建国二百二十八年,所以今年是美国的「228」。它和台湾的「228」虽性质不同,但两者仍有关联之处,那就是,美国当年走的「五步模式」,对台湾具有一种启示导引:

第一,独立建国。当年只有两百多万人,且武力单薄的美国,面对强盛的大英帝国,勇敢地站起来,要独立建国。他们不惜拿起武器,为争取做人的尊严,打了一场独立战争。经过那些目标清晰,理念坚定,勇敢、热情、不懈地争取独立的殖民地人民的奋斗,最後美国结束了和英国的隶属关系,建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因此七月四日成为美国的国庆日,美国人更喜欢叫它「独立日」。

第二,制定新宪法。在宣布独立之後11年,美国各州的代表,经过慎密的探讨,制定了一部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愿望、人民主权原则,非常「合身,合用」的新宪法。正是由於这部新宪法,美国人有了飘逸出自由精神的星条旗,而不是台湾这种党国一体的国旗;正是由於有了这部新宪法,美国人後来才有了洋溢著爱国情怀、为独立自由而骄傲的国歌,而不是台湾这种「吾党所宗」的国歌。美国二百年来,没有政变,没有街头列宁,这部被世界上无数思想家推崇的伟大宪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了这个坚固的地基,才有了美国後来耸立世界之林的伟岸辉煌。

第三个,不接受一国两制。美国独立将近一百年後,爆发了南北战争。那个时候,也有人提出一国两制,即保持美国是一个国家,但南方和北方实行两种制度:林肯总统领导的北方,废除奴隶制;南方则继续保持白人庄园主对黑人的奴役。但一国两制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制度,否则就是两个国家。最後,美国人又用一场南北战争,使美国实行了一国一制,即统一在民主自由的价值之下。

第四个,本土化和民主化。美国独立建国後,虽然使用的还是英国的英语,奉行的主要是英国的文化传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全方位地立足本土,发展出一套成为世界楷模的美国精神。这就像今天86%新加坡人说北京话,但并不妨碍新加坡是独立国家,那里的人民视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且,推行了本土化的美国,不仅没有拒绝莎士比亚和洛克,而且还和後来尊重美国人民自由选择的英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坚固的友邦关系。

美国不仅脱离了英国,还拒绝了英国的内阁制,而选择了「总统制」。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已证明了「总统制」的政治优越性。因为这种体制可以避免政治投机、政治分肥和极端小党对政局的左右。例如,今年台湾大选之後一个月,实行内阁制的印度也举行了全国大选,本来应在年底选举,但执政的人民党以为选情有利,因而提前进行(执政党有权决定提前大选),但却因判断失误而败北。而同样实行内阁制的加拿大,其执政党则判断正确,在不久前也是提前举行的大选中,再次获得组阁权。「内阁制」给两国执政党的政治投机提供了可能。

现在印度国会有席位的政党有30多个!东山再起的国大党靠联合很多小党才获得国会多数而组阁。而1999年印度就曾因一个女演员领导的只有五席的小党倒戈,而导致人民党内阁解散,只得提前全国大选,花费了几亿美元。靠联合小党组阁的执政党,往往要迁就这些小党的利益和主张,还时常因内哄,而出现政治地震。台湾如果走印度式的「内阁制」,那麽在街上宣布谁是台湾正副总统的职业政客,就会用他们控制的几个席位的小党,让台湾「国(会)无宁日」。

第五个,国家认同。美国是一个移民最多、种族最杂的国家,仅在纽约的地铁里,各种肤色和族群的乘客,就可以组成一个小联合国。但美国人又是世界上最有爱国主义情操,最没有认同危机,最热爱那块土地的人民。美国人对国旗的那份崇敬和爱戴,美国人唱国歌时的那份神圣、庄严和感恩,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所无法比拟的。这一切主要由於美国的主流价值不是「拼盘」(各族群划地为牢),而是「熔炉」,大家融入美国精神之中,视自己是「美国人」,认同这个国家。

今天,虽然美国人来自全世界,但绝大多数人都更认同自己是美国人,都把自己当作这块土地的主人,只有这样,才能幸福、快乐地在这里生存。而那些不认同这块土地,却又要赖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都是心态极不健康的边缘人;他们永远是末日到来般地悲观、愤怒,就因为他们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

台湾的前途也在於像美国这样,只有绝大多数人摆正心态,热爱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走「熔炉」的方向,而不是还固守「拼盘」,把自己当作「四川火锅」或「北京烤鸭」,不融入这个社会。

当年坚决支持美国独立、曾受到英、法两国迫害的思想家潘恩(英国人,後成为美国公民),在他著名的、美国独立建国半年之前发表的《常识》(Common Sense)一书中写道:「从广义上来说,美国奋斗的目标,是人类奋斗的目标。」他在这里强调的是,美国这种走出专制、走向独立、走向自由之路,是人类的方向。他这部著作和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相呼应,成为美国独立建国之路上的一盏明灯。但愿今天的台湾人民也被这种美国精神照亮,迈出美国式的独立建国之路。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15日「星期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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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展示中美价值不同 2004-08-12
中国队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就被中国人认为是振了「国威」,北京媒体更是欢呼「中国成了体育超级大国」。但如果对奥运进行观察,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在体育观上有巨大不同。

首先是方式不同,中国是国家办「宫廷式体育」,美国是社会办大众性体育。例如,中国对於重大国际比赛项目,都有专门的「国家队」,由政府出资,开办训练基地,教练和运动员成为国家公职人员领取薪水。这次中国在悉尼奥运会上囊括全部四块乒乓球金牌後,新华社发表了「直通悉尼──(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见闻」的通讯,赞美国家办体育的方式。

而美国没有政府出资长年训练的「国家队」,参赛选手,都是在奥运会前通过选拔赛按成绩筛选的。美国虽也有体育训练基地,但都属於私人经营性质。例如这次参加奥运的多数运动员,都是在这种私人训练地获得的培训。像中国体操队那样,孩子很小就送到「国家队」常年隔离训练,不和父母在一起,以美国人的家庭观是无法接受的。

还有一些美国运动员,是在自家训练的。像这次获得男子50公尺游泳冠军的豪尔(Hall),就是他曾为奥运选手的父亲培训的。这次奥运女子800公尺接力赛,美国参赛的四名选手中三人是同一教练在家里培训的——两人是教练的姐妹,一人是教练的妻子。

●私人公司承办奥运

中国国家队训练基地是保密和封闭式的,而美国的私营培训基地是开放的,哪国运动员都可参加。例如这次获得男子百公尺金、银、铜牌的选手来自三个不同国家,但都是在美国同一个私营训练基地获得的训练。

美国甚至连奥运会这样重大的国际比赛,政府都不包办,近年在美国开的两届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奥运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都是私人公司承办的,并不是美国政府出资。

美国这种大众性体育可以从近年「练身俱乐部」数量激增看出,据《纽约时报》报道,近年这种俱乐部增加了50%。在曼哈顿的「练身俱乐部」年费1,000多美元,仍人满为患。

其次是反应不同。中国获得一项金牌,举国欢呼。八十年代初中国男足击败了沙特.阿拉伯队,半夜时分,中国各地竟同时有几十所大学的学生冲出校门,彻夜游行欢呼。今天中国人虽不像当年那样狂热,但仍兴奋异常,似乎多一块金牌,中国就真的更「强盛」一点。

而美国人反应则不同,虽然这次美国奥运队仍夺得最多金牌,但人们对此根本不狂热。独家报道这次比赛的美国NBC电视台的奥运节目收视率却是历次最低的。

●中国选手没有自己的语言

中美两国运动员的反应也有不同,例如,中国金牌获得者接受访问时,都说「为祖国、为人民争光」这类话,而美国运动员则多是感谢家人支持,个人感到自豪。蝉联男子四百米冠军的美国选手迈克尔.约翰逊获奖後说,「我的奥运生涯是伟大的,我为之自豪,我终于有机会创造历史。」女子百米夺金的琼斯则是感谢亲人在场鼓励。幸运的美国运动员们大多数都有家人在观众席上助威。

中国人这种「为国争光」、「国家最重要」的价值观,很大程度是官方媒体灌输和渲染的。例如这次中国男子体操获团体冠军,中国多家大报把它制作成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渲染成是「重振国威」,「东方巨龙苏醒」等等。

而在美国的报纸上,则看不到对获金牌有这样的报道。虽然美国队几乎每天都获得多块金牌,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仅刊登过四幅奥运选手获奖照片,其中三幅还都是外国选手——澳洲男子四百游泳接力击败美国夺金,中国男子和罗马尼亚女子分获体操团体冠军。仅刊登的一幅美国选手照片是琼斯获百米女子冠军,还是因为该报特别重视女性。而美国男选手格林百米夺金的照片仅刊登在内页体育版下角,篇幅是琼斯照片的八分之一。

美国媒体不仅不去「振国威」,有时还刻意暴丑闻。例如美国NBC在转播奥运会开幕式的黄金时段,用了20分钟插播了美国犹他州奥委会如何贿赂取得主办奥运滑雪比赛,以及美奥运官员用公款旅行等丑闻。而中国媒体对国家体委临时取消多达40名预定奥运参赛选手,既无挖掘内幕报道,更没有任何批评。40名运动员,苦练了4年,在奥运开幕前不到四百个小时,被国家硬性取消了比赛资格,总应该有个交待。

●美国信奉「公平比赛」

而在美国,不管选手以前曾获得多少次冠军,都得通过选拔赛以这次成绩好坏决定有否资格参加奥运。例如这次格林在男子百米夺金後激动得泪流满面,很大程度是因为,虽然他在上届奥运之前就破了男子百米世界记录,但由於在美国奥运选拔赛上失利,而失去亚特兰大奥运百米比赛的机会,把奥运最瞩目的男子百米金牌拱手送给了成绩并不如他的加拿大选手,这次是他苦苦等待四年的结果。而即使这次,不仅他,还有上届奥运二百和四百米双料冠军约翰逊,都因为在美国奥运二百米选拔赛中腿部抽筋临场退赛而失去在悉尼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资格。以他俩以往二百米的记录,以及这次在悉尼各自获得百米和四百米冠军的成绩,这次奥运二百米金牌一定是在他俩中间产生,结果他俩都失去了机会。美国信奉的是「公平竞赛」,谁在选拔赛获最好成绩,谁代表美国参赛,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宫廷体育不会赢得世人尊敬

美国和中国在体育价值上的最大不同,是出发点不同。美国人把体育当做体育,而中国政府把体育看作是政治。当年毛泽东提出乒乓外交,实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要体育服从政治。

这次中国政府临时取消40名选手参加奥运,据说是怕药检不过关,影响北京正全力争取的主办二零零八年奥运机会。中共把能否主办奥运,看作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在北京办奥运,可以凸显「中国」强大,使中国人在「民族自豪感」中继续认同中共专制统治。中共这种企望和1936年希特勒办奥运振兴纳粹国威是一致的。

中国的腐败早已拿了世界金牌,当年中国办亚运会,北京市长陈希同就贪污了数千万。如果北京办奥运,等於给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陈希同们更大的中饱私囊的机会。在当今中国这种制度性腐败的条件下,像奥运这种巨大开销的活动,实际上等於为中共官员更大规模贪污腐败提供了比赛场地。

悉尼这次办奥运,开销是50亿美元,它相等於俄国年度军费开支。而中国办奥运,还要加上环境改建费130亿美元,总共达近200亿美元,它占中国全部外汇存底的八分之一。奥运是富国的游戏,只有六千万人口左右的英、法、德等国家,选手人数都超过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选手人数则是中国的一倍以上。中国现在仍是穷国之一(人均收入才是美国五十分之一),有太多的领域需要资金:中国有6,000万残障人,3,000万精神病人,每年有20万人自杀,全国2,000个县三分之一在联合国贫困线之下,成千上万下岗工人没有劳保补助保护┅┅200亿美元投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都比办虚的「奥运」对中国人有实在的好处。

近年来,西方媒体上不断有中国人偷渡被抓或丧生的消息,即使悉尼奥运期间,仍有这类报道。一个人民用「脚」投票、争相偷渡逃走的国家,靠「宫廷体育」获得多少块金牌,举办多少次奥运,也不能赢得世人的尊敬。

当年希特勒靠办奥运进行纳粹宣传,一个邪恶的帝国,风光了一阵子。今天但愿人类吸取教训,不再给邪恶第二次机会。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10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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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别再蠢血沸腾了 2004-08-11
後天,本届「夏季奥运会」将在发源地雅典开幕,为期三周的奥运,将像以往一样,给世界观众带来激动、喜悦、鼓舞、振奋,因为它是最能体现人类坚毅、潜能、自由精神的和平竞赛。

奥林匹克运动在二千多年前出现时,宗旨就是用和平竞赛代替战争和仇恨,用体育比赛作为国家间的「友谊使者」,来淡化政治,消除对抗,让人们在友好、和平的比赛中,展示人类的美好一面。

但在奥运开幕之前,中国却连连用政治干预体育。据台湾媒体报道,北京向雅典施压,迫使主持奥运的希腊当局,拆除在雅典机场和市区等悬挂的台湾广告。台湾做了什麽广告让北京如此大动肝火?台湾没有挂独立标语,也没有树对抗北京的招牌,只不过挂了一行「台湾站在起跑线上」的英文词,并在机场推车上标出「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的中英文。

且不说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台湾,不久前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经济竞争力」第三名,四个月前再次直选总统,两次权力和平转移,被美国助理国务卿称为「亚洲以至世界的民主榜样」,就仅仅以她是这次奥运会的参加者,她怎麽没有资格和权利说一句「台湾站在起跑线上」?不仅台湾,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资格和权利喊出这句话!

但北京却耍出流氓手段,威逼希腊这个小国,取消台湾的广告,不顾希腊已和台湾事先签约,不顾奥委会机构已批准台湾的广告,不顾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国际体育比赛。

台湾代表队的入场名称就是「Chinese Taipei」,对此很多台湾人并不愿意,但为了不刺激北京,维持台海稳定,也已忍气吞声。但即使这样的名称,北京也不许台湾把它挂出来,已经把台湾欺负到什麽地步了!

在共产主义大势已去、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一个全球国家参加的以和平与友谊为宗旨的奥运会之际,中共这个世界最大、最後的共产政权,还敢这麽嚣张,这麽蛮横,这麽霸道,可见这个世界面对邪恶是多麽软弱,多麽没有原则,多麽缺乏道义!

不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中共都敢这样野蛮,那麽四年之後奥运在它的眼皮底下进行时,北京会做出什麽举动,会玩什麽政治花样,会用政治干预体育到什麽程度?从上个周末的中日亚洲杯足球赛前後,北京当局和中国球迷的野蛮表现,就是某种预示。

中国输了球,北京的球迷就烧毁日本国旗,围攻日本球员的车子,砸毁日本公使的座车,高喊「杀光日本鬼子」;前来观赛的几千日本球迷,被困在体育场内近两个小时。而19年前,中国足球队在北京输给香港队,北京球迷则砸抢商店,烧毁车辆,欧打外国人,造成更大骚乱。

虽然和13亿人口相比,这些球迷只是少数。但看看中国官方媒体,看看中国足球队教练的骄横态度,看看中国民众的反应,就可以知道,这不是少数球迷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的问题:在共产党长期灌输、煽动的民族主义狂热下,中国人已失去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敬,已失去了把政治和体育分开的基本常识,已失去了现代文明世界的基本准则,已失去了判断对与错的能力。

荷兰籍的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居然在一比三输球後不认输,拒领中国队获得的「亚军」奖牌。如果这个荷兰人是在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当教练,他敢这麽做吗?那会被本国的媒体、民众、舆论骂死;因为这明显是转移人们视线,不去承担和承认教练的责任和无能。但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荷兰人,居然也学会了这种无赖手法,因为他知道,他背後有那种输不起的无赖文化,有那些共产党的官方媒体,有那些民族主义狂热的球迷,有中国政府的支持。

当年慈禧太后煽动、支持蠢血沸腾的义和团排外、造反,但最後这场中国历史上最野蛮、狂热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毁掉了大清王朝,因为它挑战世界文明准则,惹起众怒。今天,江泽民等中国的现代慈禧们也想这麽做,结局不会两样。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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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不起的中国人 2004-08-09
连宋两位政治老人败选不认输,煽动街头抗争,结果不仅损害台湾,也陪进了自己,两人的民众支持率都下降二十多个百分点。为什麽连战不认输,从他在美国强调是「纯种中国人」起码可以推断,他信奉的是那种输不起的文化。

前天中日亚洲杯足球赛,中国球迷再次给连战信奉的文化做了注脚,中国队输球之後,中国球迷们又是烧毁日本国旗,又是包围日本球员车子,高喊「杀光日本鬼子」。

无论体育比赛,还是民主选举,宗旨都是遵守游戏规则,和平竞争,输者要认输。而从连宋到北京的球迷,都不信奉这种文明社会的文明人的准则,而是输了就大闹天宫。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政治选举,他们不是比竞技和争民意,简直是在比谁耍无赖的本事更大。

这种输不起的德性,中国球迷早就表演过。1985年夏,中国足球队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杯外围赛中输给香港队後,北京的球迷不仅砸抢商店,推翻汽车,还打伤外国人,引发大规模骚乱。

这种输不起的心态,主要来源於自卑的自傲。自傲来自中国历史长,幅员广,近年又经济发展,因而产生了一种「21世纪是中国人世纪」的盲目自大情绪;但同时却又感觉到,实际上中国在当今世界并没有这麽高的地位,中国并没有得到来自世界的真正尊重,於是又潜意识地自卑。输不起就是没有信心下次再赢,只得用比赛之外的情绪化举动,来平衡无法接受失败的自卑心理。

纵容那种非理性的情绪发泄,对个人,可能导致悲剧,对一个民族则可能带来灾难。如果中国政府耸恿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其恶果迟早会落到他们自己头上。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9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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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和毛泽东 2004-08-06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8月5日发表题为「克林顿和毛」的社论,内容是评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新书《我的人生》(My Life)在中国被盗版,并被加入很多毛泽东语录的荒唐。

该社论开篇即引用《我的人生》的中国版内容:「我出生在(阿肯色州)希望镇,那是一个风水相当好的地方。」然後还有:毛泽东曾鼓励克林顿申请到中国访问的签证。当然还有克林顿和莱温斯基小姐的缠绵,克林顿对这位白宫实习女生的评价是:「她太肥了,我永远无法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其实这些都是瞎编的,原书中根本没有上述内容。而且出版这本书的美国图书公司的克诺夫(Alfred A. Knopf)说,他们还没有把这本书的版权卖给中国。中国大街上的《我的人生》都是假人生,完全是盗版,并被随心所欲地增加了一些内容。

这样擅自增删翻译作品,中国官方出版社早就做过。中国著名的译林出版社,就曾把克林顿夫人希拉里的《活出历史》(Living History)大段删节、并添加自己写的内容,简直是「润色」胆包天,因为全世界的出版社,没有谁敢这麽干。

这种丑闻被美国媒体大幅报道、并被美国出版社追究之後,译林的名誉扫地,它不仅不再敢改希拉里的「历史」,现在连克林顿的「人生」出版权也拿不到了。於是这种「编辑」手脚的工作,就由那些无法无天的「街头编辑」承担了,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好像那书是他们自己写的。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感叹说,仅从克林顿的书被这样盗版,被改的如此面目皆非,被这样容易地摆到大街上出售(售价1美元多一点),就可看出中国的盗版有多严重,中国的法治多不真实,中国政府对智慧产权是多麽不负责任。

最後该社论也不无调侃地说,克林顿的书被如此改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的人生》太冗长、太乏味,如果中国的「编辑们」不加进一些莱温斯基、毛语录的「作料」,中国的读者可能根本无法看下去。

《华尔街日报》的判断并没有离谱。克林顿这本书一上市,就遭到美国左派、右派媒体的左右夹攻,劣评如潮,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从白宫出来的人,写的最烂的一本自传。即使连一向偏袒克林顿所代表的左翼民主党的《纽约时报》,它的首席书评家、日裔美国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也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坦率指出,克林顿的新书长达950页,粗糙、沉闷,纯属一个男人的无聊自语;而且漫无章法,缺乏焦点和秩序,冗长乏味,简直像克林顿总统任期的翻版∶为所欲为、漫不经心而辜负众望。

《华盛顿邮报》女专栏作家、不久前写出《古拉格》一书广受好评的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对克林顿也是毫不留情,把书评的题目乾脆起为「克林顿的空虚『人生』」(Clinton's Empty 'Life' )。

美国另一家左翼媒体CBS电视的主播丹.拉瑟也不客气地评论说,克林顿的新书有些段落像政策解说,有些像忏悔告白,有些乾脆是竞选造势演说稿和白宫档案的堆积,简直是随手拈来的大杂脍。

一般美国的书评家,都把克林顿的《我的人生》和希拉里的《活出历史》比劣,两本有共同特点,都是堆积资料,堆积事件,堆积历史和人生过程,没有坦诚,更没有真实的内心世界,因而根本谈不上对读者的人生有什麽引导,对人类历史有什麽借鉴。但克林顿还是比夫人诚实一些,毕竟他的书是自己写的,不像希拉里是捉刀带笔;福克斯电视台的政治评论节目主持人比尔.欧莱利(Bill O'Reilly)说,希拉里的书,她自己一个字都没有写。

但这对前总统夫妇的书都能登上美国「出版记录」,不仅因为写的烂,还因为两本书都初版印了百万册,都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都获得巨额的预付版税,两人都发了财。就因为他俩都是政治名人,他们把「名」卖了钱。也许从这个角度,中国人拒绝买烂书的版权,从报摊上花个一美元买来克林顿的书,看看热闹也就行了。否则像美国人那样花上30美元,看後再大呼「上当」就来不及了。

2004年8月5日於纽约(原载《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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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最没平等的国家 2004-08-04
“消灭差别,人人平等”,共产党当年用这个乌托邦口号,欺骗和煽动农民造反,用暴力在中国建立了共产政权。但今天,构成讽刺的是,中国却成了全世界贫富差别最大、人与人之间最没有平等的国家。

《纽约时报》8月1日用头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报道中国城乡差别的这种严重性:七亿五千万农民在中国成了二等公民,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没有像城里人那样致富,反而很多更加贫困;他们没有城里人的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生活在因人为制度带来的严重不平等之中。

该报道以四川省浦加乡18岁的中学生郑庆明因交不上学费,在老师逼压下,最後卧轨自杀的悲剧开始,展示中国农民生活的悲惨现状。郑庆明这个节衣缩食、努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因缴纳不起拖欠的80美元学费,被老师逼迫:如交不上学费,就被取消报考大学的资格。

走投无路,实在交不上学费,又受到老师羞辱的郑庆明,走上了轻生的道路,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那样,迎著飞驰而来的火车,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他不是像安娜那样为爱殉情,而是用鲜血,对这种不公的现状发出最後的抗议。

报上刊出郑庆明的照片,一个很清秀帅气的孩子;旁边是他有精神残障的养母和爷爷奶奶围坐在一个极为简陋、肮脏的木头饭桌前。就在不久前的同一张报纸上,也是刊出照片,是北京一个暴发户的二十多岁的孩子,购买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推出的最豪华的、价值96万美元的轿车。即使在全世界最富有的美国,花96万买一辆汽车都是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即使全世界的首富、美国微软电脑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也没有开这麽贵的汽车。但中国的暴发户则以此炫耀。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字,自1985年以来,中国贫富差别历年增大,前年城市人均收入950美元,而农民不到300美元,才是城里人的三分之一。而且过去25年来,今年中国首次贫困人口大幅增长80万,使年均收入75美元的农民增至八千五百万人。

在中国的城市精英们争相开奔驰、宝马、凌志车的时候,像郑庆明家这样的农民,却活在每年收入不到75美元的世界,但却要每年缴学费295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整个四川省农民的人均收入(253美元)。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当然都会有贫富差别,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由制度人为地造成如此极端地不合理、不公平。占人口70%的农民不仅收入远低於城里人、没有任何医疗和社会福利保障,而且成为各种苛捐杂税的压榨对象。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呼啸著向前奔驰著,但却是以碾碎了无数像郑庆明这种毫无权势的普通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这辆火车上的既得利益者,绝大部份是依靠政治权势,用窃国大盗的方式,变相瓜分中国、哄抢国库而暴富的,而且是用最大极限地发挥人性中最卑劣的部份而获得的。

而中国现行这种极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是这种瓜分国库,制造巨大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这种不公和差别就将继续扩大,不定哪天,中国这列不按正常规矩行驶的火车,就可能出轨翻车,不仅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灾难。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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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泛蓝」也将败选 2004-08-02
标美国总统大选正式起步的民主党大会,上周热闹地开了四天,那些代表们狂热的反战劲头,透露出这个左翼政党的政策不仅和美国大众的常识(common sense)脱节,而且这个美国「蓝军」(民主党的颜色是蓝色,共和党是红色)在年底选举中,很可能像台湾的泛蓝一样,开始呼声高,最後败走麦城。

据《波士顿环球报》民调,民主党大会的二千多代表,95%反对伊拉克战争,62%支持同性恋结婚,多数不认为恐怖主义是当今美国的主要问题。

这种看法和美国的民意是背道而驰的。据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民调,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人认为恐怖主义是主要威胁。连左翼报纸《纽约时报》近日民调也显示,现有38%的美国人认为外交政策非常重要,超过以往四次总统大选时的每次民调比例(过去三届总统大选时,这个比例平均为2%)。

而在过去十年来一直有91%的民众相信上帝的美国,80%以上的美国民众反对同性恋结婚。

民主党的政策和现实脱节,还可从该党的台海政策看出。在这次大会上公布的竞选党纲,和上次高尔选举时的相比,在台海政策部份明显篇幅缩小,同时删除了上次党纲中的「履行《台湾关系法》」等内容。而美国过去历届政府,都在强调一个中国政策时,同时强调履行《台湾关系法》作为平衡。再加上该党总统提名人凯瑞年初在媒体公开宣称,他认为解决台海问题的最好方案是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

任何一个政党,只要和现实脱节,离开人民的主要诉求,都会败选。年底台湾的立法院选举和美国的总统大选,都会再次印证这一点。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2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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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李肇星联大发言 2004-07-28
(美国之音记者莉雅联合国报导)9月27号上午,中国外长李肇星在第五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这是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全面接管党政军大权後,中国首次对外发表的政策演讲。研究中国政治的分析人士说,李肇星的讲话表明,胡锦涛政权将继续沿袭江泽民时代的旧政。

*和平发展为主旨*

李肇星星期一上午在第五十九届联大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以“和平、发展与合作”为主题的演讲。 李肇星说∶“主席先生,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呼声。”

李肇星在强调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他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战争阴云挥之不去,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私、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等跨国问题层出不穷。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测因素增加。在经济上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不少发展中国家被进一步边缘化。”

*扩大安理会问题上留伏笔*

在联合国改革的问题上,李肇星表示中国支持联合国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在巴西、德国、日本和印度要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上,李肇星没有作出具体表态,只是说中国赞成扩大安理会,主张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

*强调崛起不威胁任何国家*

李肇星在这次讲话中还著重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的坚定力量,试图打消一些国家对中国日益崛起感到的担忧。

他说∶“中国的发展不妨碍任何人,也不威胁任何人。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後江泽民时代对外政策依旧*

旅美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李肇星的讲话是胡锦涛全面掌权之後中国的对外政策宣示,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说,讲话基本上是重申以前的套话。

曹长青说∶“它标示著胡锦涛获得军委主席的职务之後,中国的对外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会继续江泽民的路线。”

*强调UN作用暗批美国*

他说,李肇星在强调和平合作主调的同时,仍然强调多边,反对单边主义,这与江泽民时代强调的多元化是一样的,实际上还是反对美国单方面主导国际事务的做法。

曹长青还认为,中国强调联合国的作用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潜在地批评美国,认为美国抛开联合国搞单边主义。

在反恐问题上,曹长青认为,李肇星作出了中国式的反恐解释。他说∶“我觉得中国强调反恐,强调超越一切、超越政治制度等等,很大程度上是为中国打击新疆独立运动等等埋下一个伏笔。”

*对台立场没有改变*

李肇星在讲话中还重点谈到了台湾问题。他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坚强决心。”
在表示绝不会容忍“台湾独立”,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同时,李肇星说,中国政府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他说,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看到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旅美时事评论员曹长青认为,李肇星的这个表述原则上与以前的立场没有区别,表明胡锦涛的对台政策不会比以前更加灵活,在反对台独的立场上反而更加强硬。但是他认为,总体上的表述要更为平衡、清晰。

*一些热点问题上一笔带过*

在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上,象伊拉克、北韩和中东问题,李肇星只是一笔带过。曹长青说,这表明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忽视。他说∶“这个起码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多大的诚意,也没有多强烈的真正参与感,只是笼统的表示一下态度而已。”

他说,可以预料,中国今後在联合国就伊拉克选举、中东和谈以及北韩问题上,中国不会发挥多大的作用。

李肇星在联大发言後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举行了会晤。随後他还要在联合国举行一系列的多边和双边会晤。他将於9月30号离开纽约,前往华盛顿访问。

(原载「美国之音」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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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左派是邪恶的同盟军 2004-07-28
民主党本周一在波士顿召开了党代会,提名克里(John Kerry)为总统候选人,由此正式拉开了美国两党争夺白宫的决战序幕。

包括克里在内,民主党的名流和好莱坞的左派影星们,轮番到党代会上演讲煽情,讲来讲去,无非是左派的传统理念,要扩大税收,扩大福利,扩大政府,要实行社会主义那样的均贫富。而在对外政策上,则主要是攻击布什政府武力铲除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

这种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批评,更在欧洲回响。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曾就此撰写了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天堂和权力: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欧洲》一书,比喻说,美国来自火星,欧洲来自金星,即美国的气质更像男人,而欧洲像女人,由於实力和气质不同,才发生分歧。但从美国民主党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批评来看,这不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分歧,而是西方右派和左派之间的理念不同,通过这场战争而更显现出来。因而按卡根的比喻延伸,应该是,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金星。

这场分歧,其实主要围绕在三个价值上。第一,怎样看待自由的价值。面对左派的批评,虔诚基督徒的布什总统最近仍强调说,自由是上帝给予每个人的礼物,美国有道德责任帮助伊拉克人民重获自由;而铲除萨达姆,是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这个「礼物」的先决条件。从巴格达被解放後,迄今人权组织已在伊拉克发掘出三千多秘密尸体掩埋地,估计有三十万人被萨达姆杀害。

而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为代表的西方左派却认为,只要伊拉克没有大众毁灭性武器,美国就不应该武力倒萨,那里的人民有没有自由,是他们自己的事。七月四日克里还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美国不应把战略目标定为在伊拉克传播民主自由的价值,而应该把目标定在维持那里的稳定。布什强调自由,克里强调稳定,哪一个价值更有人性,更承担人类的道德负责?

第二个,怎样看待中东问题。布什为代表的西方右派认为,铲除萨达姆政权,等於在22个从无真正选举的阿拉伯联盟国家的专制链条上打开一个缺口,在地缘政治上,把民主之风吹进「中东」,促使那里发生变革,改变产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同时通过斩断萨达姆对阿拉法特的支持,为解决巴以冲突创造条件。而克里所代表的西方左派,则倾向和萨达姆「谈判」,虽然自第一次海湾战争,西方已和萨达姆谈了十年而毫无效果,但克里、希拉克、施罗德、克林顿们,就像当年的张伯伦执著地相信希特勒一样,相信他们的萨达姆们也会「良心发现」。美国付出两座世贸大厦和三千多生命的代价,仍没有使今天的张伯伦们清醒。

第三个,怎样看待恐怖主义威胁。布什等保守派认为,不能等发生了911,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再采取行动,而应先发制人,用军事手段把那些「拉登们」事先铲除。萨达姆不仅曾使用生化武器杀害库德族人民(五千人遇难),还一直不真正接受联合国的核武检查。而且萨达姆政权和盖达组织勾结,塔列班头目在巴格达活动,都是公开的秘密。一旦核武或生化武器落入恐怖份子手中,後果将不堪设想。正是由於结束了「邪恶轴心」中的巴格达政权,另一个小邪恶利比亚才被威慑得主动放弃核武,而另一个中东小霸王叙利亚,也才有所收敛,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恐怖份子。

而左派的愚昧就是永远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在西方自由世界艰难地和共产世界较量的20世纪,西方左派从来都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甚至支持者。今天共产主义失败了,人类付出了超过亿万生命的代价,但西方左派丝毫不忏悔他们在冷战中成为共产世界同盟的耻辱。今天则又理直气壮地出来,继续抗衡以布什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世界反抗恐怖主义的战争。西方左派的这种杯葛,拖後腿,和严重内耗的攻击,只能使自由世界和被奴役的世界同时都付出更大的代价。但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要有张伯伦,就一定会产生邱吉尔,而且最後的胜利一定属於「邱吉尔」和坚信自由价值的人们!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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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上的伟大传奇 2004-07-27
23天赛程,3,391公里,横贯法国,跨越阿尔卑斯山,以83小时36分2秒(相当四天三夜),赢得昨晚结束的今年“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当兰斯.阿姆斯壮(Lance Armstrong)完成这一切,在万头攒动的夹道欢呼中,举著香槟酒,身著橘黄的赛段冠军服,像流动的向日葵冲进巴黎的凯旋门时,这位32岁的得克萨斯州的布什总统同乡,冲进了世界上最伟大运动员的行列,冲进了人类从未有过的六连冠记录,冲进了传奇和史诗,冲进了永恒和辉煌┅┅

“再赢一次,兰斯!”自7月3日大赛开始,几乎每天我都为阿姆斯壮祈祷,每晚都迫不及待的看新闻,追踪比赛结果,为阿姆斯壮捏一把汗,提心吊胆地祝愿他写下传奇。同样是阿姆斯壮迷(fan)的布什总统,几天前说,“我和兰斯都会赢。”即阿姆斯壮会“六连冠”,他将赢得年底大选。我为兰斯祈祷,不仅渴望他创造奇迹,也希望他的胜利成为一个预言,让布什击败那些美国左疯,续掌白宫,打赢反恐战争。

迄今101年历史的法国自行车大赛,只有过四个选手赢得五届,其中仅一人是连续五年,但阿姆斯特朗却写下了连续六年夺冠、“用自行车登月球”的神话:

1993年,阿姆斯壮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大赛时,名次倒数第一。但这位当时22岁的美国青年却对人说,他将来不仅要拿第一,而且要六连冠,创世界记录。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阿姆斯壮脑子坏了,法国人嘲笑说,“他是不是以为自己是那个登上月球的阿姆斯壮啊?”(1969年登上月球的美国人叫尼尔.阿姆斯壮);更有人嘲讽说,他乾脆骑自行车登月球好了,“那都比他的梦想好实现些”。

法国人刻薄的嘲讽也非完全没有理由,因为环法自行车赛是迄今人类体育活动中,最考验体力、毅力、心理承受力的项目。篮球赛虽然要全场跑,但才40多分钟,中间还有休息。足球赛相当消耗体力,但全场不到2小时,可换人替代。马拉松被视为最需耐力和体力的运动项目,但全长才26英哩,好的运动员只要2个多小时就跑完了。而法国自行车赛全长2107英哩,20个赛段中6个是登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山,山里最热时摄氏44度,还时有风雨,大雾。即使下山,也要掌握好速度,有好几位选手因摔伤而中途退赛。

而且这是国际大赛,189名参赛者都是各国强手,第一天赛程,阿姆斯壮屈居第二,比第一名只差2秒!在冲进巴黎前的那个赛段中,阿姆斯壮虽然第一,但仅比亚军快了半个自行车车身的距离,真是千钧一发!在大赛进行了15天,骑了2000多公里之後,阿姆斯壮的总成绩才比主要对手快22秒!这是多麽难解难分的激烈竞争。最後整个3千多公里的比赛结束,阿姆斯壮才比第二名快6分19秒。而去年更悬,双方才差61秒,一个相当横贯美国的比赛,最後相差一分钟,可以想见它有多大的压力,需要怎样的体力、耐力和心理承受力。因而本届大赛中,有42名选手中途退出,有的摔伤,有的体力不支,有的心理无法承受┅┅

阿姆斯壮的教练说,兰斯追求完美主义,他到阿尔卑斯山实地训练,检验自己到底每次能掌握在多少时间之内,体力和心理能承受到何种程度,又能最大限度爆发潜能。对於这种宗教般的投入,德国教练在评价阿姆斯壮和德国冠军乌尔里希时甚至说,阿姆斯壮活著是为了赛车,乌尔里希赛车则是为了生活。

阿姆斯壮说,他获胜的答案和秘密是,“全然地投入,拼命地努力”。布什总统在兰斯获胜後立刻给他打电话祝贺,并感叹,“你真让人感到敬畏。”

仅仅是六连冠,已创造奇迹,但更将载入历史的是,阿姆斯壮曾是个癌症患者,他不仅战胜病魔,还用赢得自行车赛证明,意志和信念,将战胜死亡。

1996年,在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之後三年,阿姆斯壮被诊断出睾丸癌,癌细胞已侵袭到他的脑和肺部,医生估计他的幸存率低於30%。疾病不仅蚕食他,他当时所属的著名法国自行车队还将他除名,其他车队也不愿接纳他。

阿姆斯壮真是一个“梦想者”,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时,还梦想著像尼尔.阿姆斯壮登上月球一样,骑自行车登上他的六连冠“月球”。也许正是这种信念,给了他奇迹般的力量,在经过两次手术,四个月化疗和一年多停赛休养後,阿姆斯壮不仅康复,还再次登上阿尔卑斯山,挑战“不可能”。

阿姆斯壮後来说,“癌症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重新获得生命的机会给了我新的价值观,让我明白了生命的价值所在。”阿姆斯壮筹募资金,建立基金会,帮助癌症患者;还建立专门网站,通过网上书信鼓励他人,给世界上900万战胜了癌症的幸存者以力量。兰斯说,“我提不出什麽妙方或奇迹,只用自行车的脚踏板,给人们蹬出希望。”

在走向辉煌的途中,阿姆斯壮比其他国家选手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因为他是美国人,比赛在法国进行。法国人由於反美,恨屋及鸟,把怒火发泄在阿姆斯壮身上。而且骄傲、虚荣、老大自居的法国,无法容忍在他们国土上举行的代表法国文化的体育比赛,连续被一个美国人垄断。於是法国人说阿姆斯壮的成绩是用禁药获得的,还写出一本嘲骂阿姆斯壮的书《L. A. Confidential》(借用好莱坞影片《洛城机密》的名字来指Lance Armstrong)。但这种指控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因为每次药检,阿姆斯壮都顺利通过。而且连续六年夺得冠军,不是什麽禁药可以达到,更不是凭侥幸可获得的,只有心地卑微的人才可能想像得出来。

法国人的这种输不起心态,在最後一个赛段,要进入巴黎时显露无遗:一个法国选手,拼死命超过阿姆斯壮,然後掏出小照像机,拍下他在阿姆斯壮前面的照片,然後退回到大批选手的自行车阵之中,最後被甩在後面。但他满足了,因为他有一张超过阿姆斯壮的照片,虽然那仅是一个瞬间。

阿姆斯壮参赛的旅途中,不仅法国的左疯报纸《解放报》有攻击、污蔑、嘲骂阿姆斯壮的文字,还有法国人、德国人向他吐唾沫,举著标语牌,上面的图示是,阿姆斯壮用针管注射禁药。美国作家、阿姆斯壮的朋友詹金斯(Sally Jenkins)昨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自行车上的不朽”,开篇就指出,阿姆斯壮走向六连冠的路上,充满冷酷和敌意,正如叶芝的诗所形容的,是“寒冷的天堂”(The Cold Heaven)。

看到法国的那些表现,让人痛感法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心态。例如纽约和波士顿,每年都举行接受全世界选手参加的马拉松比赛,但在过去二十年来,从没有一个美国人获得冠军,几乎都被肯尼亚等非洲选手垄断,但美国人没有嫉妒,没有嘲骂,更别说往人家身上吐唾沫这种丑行。我曾去现场观赛并采访,看到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全场美国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中,把冠军的奖牌颁给非洲选手。在美国,人们崇尚挑战者,胜利者,根本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而不像法国那样,敌视外来者,嫉妒所有不是法兰西造的。正是那种病态心理促成了法国二十世纪以来全方位的一路溃败;同样,正是美国人的健康心态,造就了无数的美国英雄,而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个人英雄,铸成了全世界最强壮、最伟大的美国。

阿姆斯壮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运动员,面对敌意的法国,他的回答是谦恭,更谦恭,有时几乎是刻意讨好。为此他学法语,现已能说一口流利的法文。他把家搬到西班牙,表示他也热爱欧洲。在获得六连冠後,在巴黎的大街上,他没有扛上星条旗,但在颁奖奏响美国国歌、升起美国国旗时,他把橘黄帽摘下,放在胸口,他的心在赞美自由、开放、宽容、博爱等等这些法国人曾经热烈推崇的价值。

美国左派媒体也不喜欢阿姆斯壮,因为他不仅是布什总统的老乡,而且坚定信奉共和党的保守主义价值。这让那些主张吸毒和同性恋结婚的左派们无法接受。而且阿姆斯壮在整个赛程中,一直带著一个十字架项链,每当电视上出现他的特写镜头时,人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显眼的信仰象征物。

六次征服阿尔卑斯山,六次征服法国,六次征服3391公里,六次让美国国旗升起在欧洲反美大本营巴黎,阿姆斯壮诠释了力量、挑战、潜能、希望、信念。他被称为“终结者”,“超人”。也许他在整个比赛中一直戴著的那个十字架,才能解释一切,他是“上帝的杰作”。

2004年7月26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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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的威胁来自哪里? 2004-07-26
今天,美国民主党在波士顿召开党代会,正式提名克里为总统候选人,和布什年底对决。克里走到这一步,真是力尽艰辛,在党内初选中,战败了九个对手才胜出。按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惯例,一般当任总统因没有党内挑战者,所以不需党内初选;而在野党都要经过党内初选,通过公平竞争,胜者出任「候选人」。

看到美国的党代会,让人想到台湾的国亲等在野党,没有一个事先进行党内初选,不要说公平与否,连这种形式都不做,完全是党魁决定,而且都是自我「任命」,一副舍我其谁的霸主气概。

最让人蔑视的是,在「连战连败」、输了两次大选之後,两位在野党主席,没一个像西方民主国家政党领袖那样引咎、负责地下台,而是利用什麽枪击案呵、查票呵等种种借口,死赖在台上。这就像无赖到餐馆吃饭,到了关店时分,他不付账,不离开,一个劲儿纠缠,说这个菜的盐过多,是「争议菜」,那个酒味不正,有「灌水」,还有外面不知谁放了一枪,影响了「吃情」。因为只要没有理由,他就得付账离桌(下台),这「饭店吃主」的地位就终结了。

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关键在於遵守游戏规则,败选认输,退出牌局。而国亲两党,在选前就没有党内民主的自由竞争,而且在败选几个月之後还不认输。这种做法无法不令人担忧,阻挡台湾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会给台湾带来危险的,未见得是对岸的专制中国,而是台湾内部那些只认权,而毫不再意台湾前途的政客们。

谁都清楚,保护台湾安全的最大实力,既不是台湾的现代军力,也不是後台老板美国,而是台湾民主制度的成熟。无论中共怎麽叫嚣,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民主国家被独裁国家吞噬,而自由世界容忍的先例。所以,任何声称要保卫台湾的人,如果不首先保卫台湾的民主制度,就是骗子。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7月26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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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台湾的「壹号人物」 2004-07-22
谁是美国的「壹号人物」,或最受民众欢迎的政治领袖?一般人可能马上想到当任总统布什,但从前总统里根去世後美国人的悲痛和哀悼,以及世界领袖的高度评价来看,显然是这位冷战时代的美国总统。

在美国过去的民调中,里根多次在「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中名列前茅。在他去世前,在活著的六位美国总统中(福特,卡特,柯林顿,老布什,小布什),他从来都被美国民众排在第一位,最受爱戴。

里根为什麽这麽受欢迎?因为他有很多其他领袖人物都没有的特质。在八十年代担任两届八年总统中,他的主张,他的理念,被总结为「里根主义」,主要有三大内容:第一是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第二是紧缩开支、削减福利,实行小政府;第三大幅削减税收、实行更充分的市场经济。

里根担任总统的时代,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专制集团,严重对峙的时代。由於苏联拥有核武器,因此美国等自由世界生活在可能被毁灭的恐惧阴影之下。

但里根总统体现了人类敢於挑战邪恶,战胜专制的勇气,面对苏联的威胁,他不仅不屈服、不让步,而且领导西方世界,最後战胜了苏联帝国,促使了整个共产主义在欧洲以至全球的崩溃,从而赢得了冷战的最终胜利。

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评价说,里根「改变了世界的地图」,遏阻了共产主义向世界的蔓延。在911世贸大厦被炸後领导人们从废墟上站立起来、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的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说,「所有渴望自由的人,都应该感激美国有这样一位坚定对抗共产主义的伟大总统」。

在共产苏联曾不可一世的时候,里根总统以他的道德勇气公开给俄国定性:「苏联是个邪恶帝国」。当时的左派民主党籍总统卡特,竟吓得要命,担心里根这样批评红色苏联,会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左派媒体和民主党,则一致攻击里根,说这样批评苏联是「挑衅」,是「战争叫嚣」,是走向冲突。但里根不为所动,坚定反共,绝不妥协和退让;并提出研制反导弹防御系统,让美国以至自由世界能生活在没有核武威胁的安全之中。今天美国正在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就是得利於里根的远见和最初的坚持。

里根到西柏林演讲时,面对那面代表专制和封闭的柏林墙,坚定地喊出,「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墙。」这种直接向苏联「叫阵」,又是引起美国及欧洲左派媒体和政客们的恐慌,他们对待苏联的态度是,谨小慎微,唯恐得罪莫斯科,要和共产主义「相安无事」。但里根是典型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他坚持反共,并坚定相信最後一定会战胜共产邪恶。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乐观,最有积极进取精神的领袖,他的微笑,他的幽默,他的达观,他的坚信,鼓舞了在核子武器阴影下生活的美国人和自由世界。

曾给里根做过八年副总统、後来自己做了一届白宫主人的老布什总统说,「里根总统是最坚持原则的领袖,这一点最令人难忘。」八十年代,里根总统和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联手领导了一场经济革命,限制政府权力,降低税收和福利,经济充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在里根任内,美国通过了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议案,把当时最高等级的70%的个人所得税,削减到28%。在减税後的最初阶段,美国经济陷入停滞,不要说民主党和左派媒体攻击里根的经济政策,连他的白宫助手们都打退堂鼓,但里根坚持不退步,孤独地坚守他的原则和理念。结果减税发生了奇迹般的作用,里根的自由经济政策,为後来美国有长达连续110个月(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

里根的这一切,来源於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乐观,他的活力,他的原则理念,他的强烈的道德使命感,都来自他的祈祷,他对基督耶稣的确信。在他上任第二年遭暗杀袭击时,不仅他自己坚信上帝还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罗二世和德蕾莎修女都同样告诉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战胜苏联共产帝国、结束冷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里根总统是上帝给予美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一切向往自由的人们的「礼物」。对於台湾人民也是如此,正是里根担任总统之後,提出并通过了保护台湾的「六项对台保证」,更加明确地承担对台湾的安全责任,遏阻中共对台湾的任何可能军事攻击。

在谈到美国的壹号人物时,不期然让人想到台湾的「壹号人物」。令人惊讶的是,台湾的情况竟和美国十分相像。经过这次大选,也许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当任总统是「壹号人物」,但我观察和阅读到的情形是,台湾的「壹号人物」是前总统李登辉,他不仅在台湾民众中受热烈欢迎的程度颇有里根在美国的阵势,而且他在很多方面也和里根非常相似。李登辉也是坚持反对共产主义的不妥协立场,绝不屈服於共产中国的威胁和打压。在担任总统时,他就表示,要使台湾成为一个小辣椒,让对岸的中共吞不下去;并公开把中共定性为「土匪政权」。其勇气不亚於里根说苏联是「邪恶帝国」。

李登辉还在总统任期内,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台湾和中国的「两国论」。尽管该说法在台湾、中国和美国都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一片指责,但李登辉从未从该立场後退,坚持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近年来他更进而推动台湾正名、公投制宪,绝不在原则理念上打折扣。正如里根坚持要喊出「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墙!」

更重要的是,像里根一样,李登辉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许多人说这次台湾大选绿色险胜,是上帝保佑台湾。其实上帝保佑台湾的第一步,是选择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李登辉出任台湾首届直选的总统。正是李登辉领导台湾走向民主化、本土化、真实化的理念,才为台湾的今天提供了可能。有人形容李登辉带领台湾人民所走的路,就像《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个上帝给予的新的国家。李登辉本人也这样激励自己,承担这个使命。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说上帝把这片土地给了台湾人民,台湾人应该感谢上帝的恩赐和祝福,并热爱这片土地。

从里根和李登辉都可以看出,要想成为民众心里真正的「壹号人物」,必须要有坚定的理念,有上帝给予的使命感。在面对困境时,能够不妥协,不畏惧,不退缩;并且能力排众议,坚持原则,坚守理念,坚定胜利的信心。里根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不去看民调,不去看报纸媒体怎麽评价,而是通过祈祷倾听上帝的指引。虽然他无法确定上帝是否站他这一边,但他清晰地选择了站在上帝这一边。

站在上帝一边的里根,用他自由价值的理念,没用打一枪,就战胜了邪恶的苏联共产帝国,赢得了冷战;站在上帝一边的李登辉,也必定用他的民主价值的理念,赢得和共产中国政权的较量。

2004年6月5日写於听到里根总统逝世消息後
(原载台湾《壹号人物》月刊2004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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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不相信左派媒体 2004-07-21
虽然距总统选举还有三个多月,但美国两党的竞选战,已全面展开。下周一(26日),民主党将在波士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克里为总统候选人,紧接著共和党的全国党代会要在纽约举行,为布什总统和克里对阵造势。

《纽约时报》报导说,克里阵营准备投入八千万美元做电视广告,来推广「克里总统」。因为据最近的民调,仍有30%以上的美国人,对克里「无法评价」,显示很多选民仍不知道克里是怎样的政见,怎样的人。

虽然美国的总统大选是一场两党间的「政治决斗」,但同时也是美国媒体的一场新闻大战,因为美国的主要大报、电视和电台等,在党派和原则上,几乎没有所谓「中立」,都是根据左右两种理念而分野,支持各自认同的政党。例如像被称为左派旗舰的《纽约时报》,以及被称为美国最左倾报纸的《洛杉矶时报》以及居於两者之间的《华盛顿邮报》等,是支持民主党的主要左翼报纸,而和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大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最右的报纸《华盛顿时报》等对阵。

在无线电视方面,全部美国三家主要电视台都是左派民主党的拉拉队,但美国的17,000多家广播电台,绝大多数都支持共和党,因而构成和无线电视的舆论平衡。而在有线电视领域,则是CNN和福克斯(Fox)两大电视台一左一右地对打擂台。

不仅美国的主要媒体这样鲜明地政治分野,美国民众在媒体选择上的政治偏爱也越来越明显。例如《纽约时报》7月21日发表的「Pew研究中心」(PRC)最新民调显示,观看保守派观点的福克斯电视的美国民众,41%是共和党籍,29%是民主党籍。而观看左派观点的CNN电视的美国民众,则比例反了过来,44%是民主党籍,25%是共和党籍。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基本被左派媒体主导。但911後,美国媒体的生态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引人注目的是,左派报纸的销路下降,而反映右翼保守派观点的媒体,收视率等则大幅上升。

例如,澳洲媒体大亨默多克拥有的右翼报纸《纽约邮报》的销量,过去三年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日销量已达68万份,成为全美第七大报。美国保守派大报《华尔街日报》增幅达16%,日发量209万份,成为美国严肃媒体中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而且该报是全美大报中,唯一电子版收费的,每年79美元,目前有订户68万,其中一次性付清全年订费的28万订户,被算进该报发行量之内。虽然《今日美国报》日发量超过《华尔街日报》,但由於它许多是旅馆赠送,再加上内容小报化,因此不被列入严肃报纸行列。

按新闻惯例,遇到911以及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媒体的收视率和发行量,都会自然呈上升趋势,因为民众这时候更关心新闻。但美国左派报纸电视等,则因意识形态化地反伊拉克战争,结果大多发行量下降。例如全球知名的《纽约时报》,则发行量一直下滑,今年上半年才略微上升了0.27%,现在日发112万份,才是《华尔街日报》的一半多一点。《华盛顿邮报》发行量则下降了3%,日发77万份。《洛杉矶时报》降幅1%,为95万份。

在有线电视领域,建立了24年的左派旗舰CNN,其国内收视率大幅下滑,而创办了才8年的右翼电视福克斯的收视率前年就超过了CNN,尤其是它的主要政治评论节目,收视率竟是CNN的一倍以上。

不仅左派媒体的行情下跌,而且美国民众对左派主导的媒体的信任度,也比4年前大幅降低。例如,根据上述民调,共和党籍的观众,对美国三大左翼无线电视台的内容相信程度,平均起来才只有16%;即使是民主党籍的观众,对这三大台内容的信任度,平均也才32%,不到三分之一。而对《纽约时报》,共和党籍民众,对其信任度才14%;民主党籍民众,也才只有31%。

虽然美国的媒体主要由左派主导,但美国多数民众却不那麽相信它们,这才有了保守派的布什当选了美国总统。因而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仅仅从美国左派主导的媒体上恐怕无法预测出胜负,真正的指标,还是多数民众的人心所向。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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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华氏911∶不可救药的无限阴谋论? 2004-07-21
美国记者Tremoglie最近撰文指出轰动全球的“纪录片”《华氏911》中多有误导观众和刻意撒谎。 开篇Tremoglie即指出,在华氏911上映当天,《纽约时报》发布新闻《档案显示∶伊拉克人为了寻找沙特的敌人而和本拉登联系》,该新闻证明了电影中关於布什就本拉登和伊拉克关系撒谎的指责无法成立。

1,布什的休假

电影中Moore引用华盛顿邮报消息,说布什上任前8个月有42%的时间在休假。这种数字让人猛一看觉得吃惊,其实呢,《华盛顿邮报》後面还有一段话,导演Moore“忘记”告诉观众了,就是这些休假很多是周末,在大卫营的休假还包括工作访问。

粗算一下,8个月240天,42%是100天左右,其中周末就有60多不到70天,这样周末以外的休假就成了15%以下,加上布什年初就职,上半年有复活节假期等等,这可以精确计算一下。

2,布什知道消息的前几分钟,导演Moore奇怪的无辜观念

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事情,Moore当然不会不加以利用,他放了当时在弗罗里达一所小学被告知发生911恐怖袭击的镜头,并挖苦布什的表情显得他茫然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类似的话我自己也听过很多。Tremoglie反问,那麽布什是否应该马上拿起剑去和恐怖分子开仗?当罗斯福听到珍珠港的消息时他是这麽反应的麽?

第一架飞机撞机是上午8:45,布什被告知是上午9:05,而布什的第一次全国讲话时间是9:30,也就是在他知道消息後的25分钟。

与布什相比,Moore在911袭击的第二天在自己的网站发布如下消息∶

“仅仅8个月时间,布什又让整个世界憎恨美国。如果这次袭击是报复布什,他们却是以杀害了成千的没有投布什票的人!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特区,以及飞机在加州的目标——这些都是投票反对布什的地方!为什麽要杀害他们呢?”

言下之意大约是,Moore认为恐怖行为的错误并非在於滥杀无辜,而是在於杀错了人。Tremoglie问道,是布什还是Moore精神状态更稳定一点?

3,关於9月13日“沙特飞行”

Tremoglie指出当时实际情况是沙特人或者其他任何人都可以乘坐包机和商务飞行。而导演Moore只拍摄出当时沙特商人的飞行记录,给人的印象是当时只有沙特商人有特权飞行,这种靠给出部分消息误导观众的方法被Moore在片中多次使用。

并且,Moore表示FBI从未质询过离开美国的沙特商人,暗示布什和沙特人有秘密的交易。实际情况是该片中作为消息来源的当时的反恐负责人Richard Clarke已在911调查委员会作证∶是他批准这些沙特人离境,并且布什对此一无所知。

4,以工人世界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者作为消息来源

Moore用工人世界党作为来源,指称伊拉克战争为石油战争(类似观点非常时髦),工人世界党以金正日、斯大林、米洛舍维奇为偶像,是一个在共产主义政党中都被认为神经错乱的派别。Moore的逻辑是,布什家族和沙特有商业往来,而劫机犯也是沙特人。Tremoglie认为,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麽Moore本人应该为奥克拉荷马城爆炸案而接受审问,因为他和主犯麦克维都是密歇根人。

关於阿富汗战争,Moore指出这一战争并非为了反恐,而是为了让Unocal公司在阿富汗铺设管道,获取商业利益,证据是阿富汗总统Karzai曾经是Unocal公司的顾问之一。

这一阴谋论始於1998年,不过有趣的是∶当时被指为和美国合作建设管道的是塔利班,而现在这又成了美国为什麽要淫除塔利班的证据。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工人世界党一同在华氏911中作为证据来源的世界社会主义者1998年11月6日刊载的同一内容的阴谋论中,影射的主角却是伊拉克和克林顿。

华氏911篇中放映了一个Kharzai签字的管道建设合同,给人的感觉这就是Unocal的合同。但导演Moore恰恰“忘记”告诉观众,这个合同即没有Unocal的份,也没有美国的份。

5,关於爱国者法案

Moore声称,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正让美国成为纳粹德国,证据是Fresno县对一个反战组织Peace Fresno的渗透。但有趣的是,Moore从来没有告诉观众这一事件和爱国者法案之间有任何关系。

Moore引用一个议员的话,说他的同事没有人读过爱国者法案。并以此为证据证明它伤害了公民自由,不过很快Moore又自打嘴巴,因为他在片中放了一个女议员对爱国者的定义提出了两点细微的批评,显然,她读过了该法案。

Moore又指出议院中都是伪君子,因为只有一位议员的孩子在伊拉克服役,Tremoglie认为,如果这种推论合理,那麽林肯也必然是伪君子无疑。

对於政权的批评是任何一个自由国家的常态,但是自由思想者如波普尔对左翼政治派别廉价的无限阴谋论却深恶痛绝,它的实现非常容易∶截取两个片段,给你一个联系的暗示,从此你心中就凭添挥之不去的阴影,它的功能只是让孩子在懵懂的年代就认为自己正生活在巨大的阴谋当中。这部电影在法国获得了金奖,说明了法国人多麽希望有美国人来肯定美国多厶糟糕。与此同时,正义的法国正和德国一道,要说服欧盟解除1989年以後的对中共武器禁运。

如果谁关心911,可以去关心美国911调查委员会的诸多听证,这麽严密的审核下如果还能隐藏如此大的阴谋,布什大概真的成了半仙。

(原载网络,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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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当连战的「兵马俑」 2004-07-19
七二水灾时,在台湾电视上看到一个画面,国民党主席连战到中部视察灾情,还挽起裤腿,光脚走在水中,当然四边是簇拥的幕僚随从。

看到这个场面,不期然让人想起大选前夕,连宋等人趴在地上啃泥土的样子,这个「光脚秀」也给人那种矫情做作的感觉。

类似这种事如果发生在美国,肯定会遭到媒体的修理。例如,911纽约世贸大厦被毁时,在上次大选中败北的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就没有到世贸废墟「视察」,连前总统克林顿也没有去那里「慰问」。他们所以不像连战那样去「视察」,以示「体恤民情」,就是因为,如果去,就会被舆论和民众骂为「做秀」,因为明摆著的事,落选卸任的人,首先应该非常自觉地不去抢执政者的风头;其次,不当政者,已不能给灾民带来实质性帮助和利益。布什总统去那里视察,可以给纽约带来联邦政府四十亿美元的援助款;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去慰问,因为他是纽约市领导人,他必须这样做,这是他的职责。而其他任何落选的政客、过气的政治老人等去那里「视察」,不仅对那里的灾情无助,还等於乘人之危,要发自己的「政治秀」财。如果连战能把庞大的国民党党产拿出几个亿,捐给灾民,也算说的过去,但从没看到报导说连战这样做;所以他去「视察」灾情,纯粹是政治表演。

连战为什麽这麽做?当时一同观看这个电视画面的一位台大医学院教授的回答可谓一语中的:「在连战心里,他还是副总统。」这就是连战以及台湾整个在野党的问题,输了不认输,心里还在「执政」。这种不管胜选还是败选,横竖我都是统治者的心态,不仅在政治上自毁,最後也会使自己的政党成为兵马俑。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7月19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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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用媒体煽动仇恨罪 2004-07-15
据美国《大纪元时报》报导,7月14日上午,正在美国康州纽黑文市访问的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武汉市电视台台长赵致真接到了美国联邦法院的民事诉讼传票,他被控告在担任中国媒体负责人时,制做影片煽动仇恨,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这是法轮功成员首次在海外起诉中国媒体官员。

据法轮功成员的控告书,赵致真在担任武汉市电视台长时,曾领导制作了批判法轮功的专题片,该片成为中国当局丑化法轮功及领导人、对中国人进行洗脑的主要宣传品之一,公安干警看过这部片子之後,对法轮功增加仇恨情绪,而更倾向严厉镇压和摧残法轮功学员。

据报导,赵致真不仅直接领导参与了制作这部煽动仇恨的宣传片,他还担任镇压法轮功的“中国反邪教协会”理事,而中国很多地方反邪教协会直接挂靠於专职镇压法轮功的中共中央“610办公室”。

法轮功学员所以在美国起诉前武汉市电视局长,是因为国际社会对此有过先例。去年底,联合国“战争罪刑事法庭”对1994年在卢旺达大屠杀中利用媒体煽动暴力的三名被告进行了审判,其中卢旺达前政府新闻官员、“千丘广播电视”负责人纳西马纳被判无期徒刑;该电视创办人巴拉亚维萨被判35年徒刑;另一名报纸总编辑纳泽被判无期徒刑。这是国际社会首次认定利用媒体煽动仇恨应与实行种族灭绝同等论罪。

在此之前,法轮功成员还在美国芝加哥市伊利诺州北区联邦法庭以“灭绝人类罪”起诉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虽然芝加哥法院以江泽民是“国家元首”为理由驳回此案,但法轮功学员又上诉到美国联邦第七巡回法院,今年五月底该院开庭审理此案。

除了江泽民之外,法轮功学员还在美国起诉了原辽宁省长、现担任中共商业部长的薄熙来等官员,因辽宁省在薄熙来执政时,是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

法轮功成员的这种行动预示著,在江泽民当局迫害法轮功学员,中国毫无司法公正的情况下,人们有权利在美国这样自由的土地上,在法治的环境中,起诉追究那些迫害者,讨回公道。

近年中美之间人员交流日益扩大,中国很多高官到美国旅游访问,这种追究行动,等於告诉那些参与迫害中国人、手上有血的责任者,他们在中国胡作非为、涂炭生灵之後,不可能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来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好像什麽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正如这项起诉案的原告律师所说,“这是让那些选择用暴力镇压信仰的中国官员知道,他们并不能因为自己可以掌控国家法律,就可以避免责任。”

据7月14日《纽约时报》报道,夏威夷法庭近日对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在美国的财产做出裁决,同意那些在马科斯统治时遭到迫害的菲律宾人的起诉和要求,用马科斯在美国的八千万美元资产,作为赔偿。此案等於又开先例,今後法轮功成员,可以起诉那些曾参与镇压法轮功、并在美国有资产的中共官员以及媒体人员,用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作为赔偿费。据中国官方学者的报告,中国一年获得直接外资是四百亿美元,而套汇转出的资金高达四百二十亿。从这个资金数字可以看出,人们有很大的空间,来追究、追讨那些迫害者的责任,至少让他们付出金钱等代价,给那些被迫害致死者、致残者等一点点补偿。

当然,最终的追究和追讨是在中国,当中国有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有了法治和民主,不再有江泽民和“610办公室”,那个时候,中国人不仅将追究薄熙来、赵致真等,还要挖掘所有的历史真相,追究惩罚所有的暴政帮凶,使中国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

2004年7月15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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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仪深:曹长青教训黄光国 2004-07-14
上个礼拜民视的「头家来开讲」,有一次邀请黄光国、曹长青、林文义三个人上节目,其中林文义不敢采取立场,只讲一些「两位的观点都很精彩、两党不要龟笑鳖无尾」之类的门面话,可以不论;黄、曹两人的对话,充分显示一个自我蒙蔽的本地知识分子,被一个冷静第三者看透、看扁的活生生例子。

黄光国长期在台大心理系任教,是1989年澄社创立时的社员,之前也曾受邀加入联合报系的《中国论坛》编委会,发表过不少时论,因而有一些「自由派」的形象;但九○年代民主化的过程中,黄光国显得格格不入,尽讲一些「民粹亡国」的刻板言论,2004年总统大选以後,他并不掩饰他的浮躁心情和蓝色偏好,已经可以列入「免讲道理、逢扁必反」的阵容。在这次的论辩中,黄光国强调台湾民主的最大毛病是每逢选举就有政治人物不顾民瘼,只会操作族群对立来争取选票,他对台湾和中国的国族主义都表示反对,认为会造成希特勒现象。

曹长青则认为台湾的选举政治,所呈现的问题是认同对立而不是族群对立,否则必是85%VS.15%,而不是现在的50%VS.50%。

其次,曹长青认为不应该把中国的国族主义和台湾的国族主义等量齐观,因为中国的统治者过去以国族之名杀人无数,如今继续以国族之名抗拒民主、打压台湾、箝制言论自由与人身自由,而台湾的政府今天为了自救而强调主体意识,反对者可以天天在电视上骂政府,既不会被抓去关也不会丢掉工作。

黄光国被曹长青反驳之後为了掩饰理亏,竟然说曹长青「长年在美」的缘故不了解台湾,「我们长住台湾的人才知道」如何如何,而且「如果台湾民主没问题,我们这群人就不会出来组织民主行动联盟」云云。黄光国讲到这里讲不下去,就转移话题发表「一中欧盟」的理论,这下子轮到曹长青说他不了解中国了,如果了解北京领导人对一中的坚持,就会知道一中欧盟只是一厢情愿的浪漫幻想。

曹长青果然是头脑清楚、口才俐落的民运人士,他站在民主、人权的立场关心台湾、鼓励台湾,其实就是关心中国未来的民主。我们一方面感谢曹长青的仗义执言,一方面也对那些糊涂的本地知识分子感到羞耻。

(作者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台湾北社副社长,2004-07-14《台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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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何比欧洲繁荣强大 2004-07-14
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和欧洲发生分歧,大西洋两岸出现鸿沟,迄今也没完全修复。但最近发表的一份经济学报告揭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鸿沟」更深,无论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还是生活品质等,美国都远远超过欧洲国家。

这份题为「欧洲和美国对比」的报告,是由「瑞典贸易研究所」(SRIT)总裁伯格斯特龙(Fredrik Bergstrom)和该所前首席经济师吉迪哈戈(Robert Gideha)研究撰写,近日由瑞典智库Timbro发表。

根据这份报告,全部欧洲国家,只有卢森堡这个小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和美国50个州差不多,其他全部欧洲国家,都低於美国50州的平均水平。

该报告说,如果欧盟15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00点的话,那麽美国50州的平均水平则高达139,超过欧洲近40点。

美国排名第一的是首都华盛顿特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440,超过欧洲平均值340点;其次是达拉维尔州,199点;然後是康州,190点。欧洲唯一超过美国50州平均水平的卢森堡是194点。除此之外,欧洲只有比利时(107)和法国(105)超过欧洲平均水平,剩下的国家都低於100点。而欧洲的两大国意大利和德国,才各自是100点,和美国普通的两个州蒙他那州和阿肯色州(都是99点)几乎一样。美国有四个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法德意这三个欧洲工业国。

据这份报告,2000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於欧洲平均值32%!而且过去三年来,这个差距并没有缩小。撰写这份报告的两位经济学家说,如果美国的经济现在「冻结」不再变化的话,而欧洲国家的经济一直成长,那麽也要十多年後才能赶上美国现在的水平。只有欧洲实行市场经济最充分、税率最底的爱尔兰(个人所得税12.5%,并是单一税率),明年才会赶上美国;而德国和西班牙,要到2015年,即10年之後;意大利、瑞典和葡萄牙三国,要到2022年,即18年之後,而这是指美国经济不动,一直等欧洲赶上来预估的。

美国和欧洲的穷富差别还体现在,平均每个美国人比欧洲人每年多出9,700美元的收入,因此美国人可以买更多的汽车、电视,电脑,空调机等等。这份报告说,「在可见的将来,绝大多数欧洲人根本不会赶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美国的富有还体现在,穷人数量在大幅降低。1959年,美国有22%的穷人,现在降至12%。1999年时,25%的美国家庭被定义为「低收入」,标准是年收入低於二万五千美元。如果欧洲的典型福利国家瑞典按美国这个标准的话,那麽瑞典人口的40%都是「穷人」。

另外,美国的「穷人」和欧洲还有不同,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去年的报告,美国12%的「穷人」中,46%已购有自己的房子;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其中近三分之一有两台或以上;65%有洗衣机,76%有空调机,而这在欧洲被视为奢侈品。

更显著的不同是,美国拥有自己住房的「穷人」,平均每人拥有两个或以上房间的家庭,占68%。美国穷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1,200平方尺,比欧洲家庭(不是指欧洲的穷人)平均多200多平方尺。全部欧洲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是396平方尺,低於美国穷人平均水平的439平方尺。

是什麽原因导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水平和生活品质有这麽大的差距?从刚去世的美国前总统里根所代表的政策和理念,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一是美国实行了里根式的减税、限制国营成份,削减福利,充分自由市场化的经济政策。1999年时,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40%来自税收,法国的税收已占50%以上,而美国低於30%。法国的国营成份占24%,而美国低於15%。因此撰写该报告的两位经济学家说,「欧洲经济之所以落後美国,主要由於公共部份不断扩大,结果成为福利国家。」

另一个原因是多数美国人具有里根式的积极、向上、乐观、奋斗的精神,更重视依靠个人努力的内在力量来获得成功,而不是依赖外部环境。6月13日《纽约时报》在「为什麽美国人总是乐观」的报道中说,美国人坚定地相信自我潜能的作用超过外部的力量。「即使美国的穷人也相信他们是富翁,只不过机会还没到来。」据2002年的民调,在经过科技股票大缩水和911事件的双重打击之後,仍有81%的美国大学生说,他们将比父辈更富有,59%说他们会成为百万富翁。

该年度另一项对全球44个国家、三万八千人的民调显示,在被问到个人成功主要靠自我奋斗还是外部条件时,美国在44国里排名第一,65%的美国人认为靠的是自我奋斗,是内在的力量。这个数字是德国、意大利的一倍,是中国的一点五倍,是佛教社会和穆斯林社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及土耳其的三倍,是孟加拉国的10倍!

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各有65%的人认为,个人成功要靠外在力量,中国是60%,比德意少五个百分点,显示中国的个人奋斗意识,过去这些年有相当的提高。土耳其最糟糕,相信外在力量的占80%以上。

正是里根总统所代表并实践的小政府、大社会,减税,充分市场经济的自由政策,和坚定基督信仰,自我奋斗,乐观主义,昂扬上向的精神力量,才使美国成为里根所说的,是「山顶那闪亮的城市」,「美国的前面永远是太阳升起的早晨」,充满希望,充满信心!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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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陈文成再杀一次 2004-07-12
在台湾沸沸扬扬议论总统枪击案真相时,其实台湾最应该调查的是「陈文成命案」以及所有国民党统治时代的「真相」。二十多年前,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後留美教书、曾参加台独立运动的陈文成教授回台探亲时,被「警总」的人叫去「约谈」,结果一去无回,最後在一处校园发现他的尸体,当局放风说他是「自杀」。

现在美国波士顿担任律师的曹永恺,是陈文成当年在美留学时的室友,他曾对我说,这绝不是自杀,因为陈回台时,曹永恺曾托他带瓶酒给自己在台湾的父母,但这瓶酒没有被带到。曹永恺说,如果是「自杀」,他怎麽也会把老朋友托付的这瓶酒送到他父母家之後。陈文成的遗孀说,她被允许去给丈夫收尸,见到陈文成背部都是针眼,不知受到怎样的摧残。

台湾更著名的政治谋杀案是前民进党主席林义雄被「灭门」,母亲和孩子都被杀,而且是在台湾历史上二二八惨案纪念日那一天。

今天,对於台湾来说,最需要调查的失去生命的陈文成和林义雄家人等谋杀案,以及国民党时代的所有政治命案。尤其是陈文成案,那三个把他带走「约谈」的人都在,谁给他们下的命令?他们当时在「警总」的上级处长是谁?当时的警总谁是「司令」?这些都是可查到的,应该把这五人名字公布於众,并进而追究他们的法律或道德责任。

只有那些手上有血、有命案的迫害者受到法律制裁,一个社会才会有公正,正如犹太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Elie Wiesel)所说,不查出真相,遗忘,就意味著把那些受害者再杀一次。我们没能阻止他们第一次被杀害,我们绝不能容忍他们被杀害第二次。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7月12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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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专论》台海有没有可能「保持现状」 2004-07-11
在台湾统独问题的争论中,有两种人反对台湾目前就要走公投制宪、独立建国的道路,而认为应该「保持现状」。一类是「统派」,他们当然也无法说现在就要和独裁专制的中国统一,於是只能提出「我们要保持现状,等中国民主了再统一」。另一种人是倾向台湾最终走向独立,但认为现在喊「独」会惹怒中共来打我们,所以也倾向先「搁置主权,保持现状」,等待中国变化。

对这种「保持现状」的说法我提出四个质疑∶第一,现状是否合理?第二,现状是否能保持住?第三,中国何时能民主?第四,民主之後是台湾人民愿意统一,还是民主中国领导人会容许你独立?

首先,一个拥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的、民主自由的亚洲经济强国被排斥在联合国外,以及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之外,你的任何一点外交行动都要看霸权中国的脸子,都要受独裁政权的欺压,这是毫无疑问的绝对不合理。对於这种不合理,只有首先靠台湾人民自己的奋起抗争,才有可能改变。而把对自身不合理现状的改变寄托到外部变化,寄托给别人,那注定是自欺欺人。

其次,台湾目前这种貌似不独、不统的现状每天都在变化。在国际上,随著中国经济的膨胀,它欺负台湾的杠杆越来越重,每一天都在增加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筹码,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台湾内部,随著新生代的成长,统派眼看著大势已去,可抓的稻草越来越少,於是他们不仅不惜抛弃民主原则(就像这次大选後的胡搅蛮缠),甚至不惜和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宿敌共产党合作(无数国民党高官今天都成为中共的座上宾);同时,大批被共产党洗过脑的中国移民,甚至中共特务涌向台湾,这些每一天都在严重地损害著台湾民主自由的现状。更严重的是,在这一切潜流都在汹涌的同时,还有中共每天都在嚣张地扩展著的军力。现状是根本保不住的,只要台湾一天不是一个独立的、受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保护的国家,台湾就每时每刻在被武力征服的威胁下苟活。

第三,中国将来毫无疑问一定会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这个愿景是否有可能很快实现?八九学运中国给了世界一个虚幻的期待,但是十五年过去了,中国除了多了几栋高楼大厦之外,其独裁体制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本质变化,十五年!以台湾的经验来看,从蒋经国时代就开放了党禁报禁,又经过李登辉总统十二年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进民主,再经过陈水扁政府四年的奋战,台湾的民主制度仍遭到劫持和要挟,输家硬是不肯出局。而民主的关键不是胜者怎样做,而是败选必须让位。

可是中国至今连「蒋经国时代」都毫无眉目。而回首八九学运更丝毫不令人振奋,这不仅是因为那麽多无辜生命的损失,还由於那场运动提出的口号不过是「爱国」(还爱那个独裁专制的国)和「反腐败」,这离民主自由的真髓实在太遥远。当年那些由於突发事件而一夜成名的学生「领袖」们,不仅多数已经在为民主奋斗的路上无影无踪,而且十五年过去了,人们看不到他们中哪一个对西方民主价值有了流淌在血液里的认知,做出点稍微像样的论述或行动。而中国知识份子的主体至今也仍是专制的附庸。

即使民间一切状况都比今天好,中国的变化也是一个未知数。从近年来独裁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的现实来看,只要最高领导人不变化,发生从独裁到民主的本质变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苏联不出戈尔巴乔夫,整个东欧今天的变化都是难以想像的。而美国旁边的古巴就更能说明问题。古巴拥有得到美国支持的最强势的海外反对团体,就在它游泳就可以抵达的对岸迈阿密,其国内异议反抗也从未间断过,但就因为卡斯特罗一个人不变,於是整个国家就只有跟著倒楣,即使在最自由、最强大的美国眼皮底下也毫无办法。

这种情形在中国政治上恐怕更是如此。这点李登辉先生在他的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已经清晰地指出∶「中国的文化、独裁政权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对,政府还是有办法打压到底,唯有领导者改变他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谈民主化。」

这点想来令人十分沮丧,但却很可能是人们无法不面对的事实。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现在连「蒋经国时代」都还没有到来,就更没有李登辉的影子。那麽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自由和尊严,要不要押在一个连影子还见不著的未来上?中国人民无奈,只能一边奋斗,一边等待。而事实完全独立於专制中国之外的台湾人民有条件,为什麽还要消极等待,而不选择积极奋斗?

第四,虽然在中国政治中,最高领导人的变化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共产国家又有变数极大的特色,所以也不排除中国会由於某个突发事件而一夜之间变成民主国家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很小。那麽即使中国一夜成为民主国家,台海两岸会是个什麽关系?有没有可能统一?

到那时,经历过多次全民直选总统的台湾,人民会不会同意把台北「总统府」的牌子摘下来,换成「省政府」?即使那时老态龙锺的连战、宋楚瑜成为台湾的正、副总统,他们会不会同意回头再做一次「台湾省长」?那时相对已经走向成熟民主政治的台湾愿不愿意抱起中国这个「民主大婴儿」?台湾相对远高於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否情愿和中国均衡(这里指从国家整体利益对外的角度来讲)?

对台湾的现状越深入了解,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会越是否定的。我认为那时台湾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国与国的关系,只不过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发展某种地位对等的特殊关系,或者松散的联邦形式。而完全变成中国一个省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既然迟早都是国与国的关系,那「保持现状」而拖延独立建国的意义又在哪里?

对於那些并不主张「统」,只是期待民主中国的领导人会笑脸欢迎「台湾独立」的朋友们,看看海内外那些坚定反共的中国人,怎麽同仇敌忾地反对台独的劲头儿,就别寄望太高吧。期待太高,必定失望更深。对於一个拥有漫长的封建历史、悠久却在世界上属於弱势文化的大中国,其自傲又自卑的心态,会导致民族主义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领导者收拢人心的最大武器。 那时要想独立,何尝不又是一搏?

从上述种种分析来看,「保持现状」只是个说法,事实上不仅「现状」根本保持不住,也没有保持的意义。因而今天对台湾来说更迫切和必要的,是应该通过公投制定一部尊重台湾的真实,适合台湾的现实,更符合民主原则的宪法,使台湾从根本上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台湾的国家地位越正常化,其安全系数才越高。而一个独立的,拥有成熟民主、繁荣经济的台湾,无论今天和将来,对中国的实质性的帮助都会比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要大很多。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7月11日《星期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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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暴政,避免屠杀——写在七七抗战67周年 2004-07-07
今天是中国抗日战争正式开始的「七七事变」67周年。八年艰苦抗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悲壮的一页。即使连大陆影片「血战台儿庄」,也记录了那种悲壮:面对日军的坦克,国军战士没有武器可以抵抗,最後两个战士把一堆手榴弹挂满身上,滚到坦克下面同归於尽。他们赴难前只留下一句话∶「别忘了逢年过节在我碑前烧张纸。」

这个场面是中国人惨烈抗战的缩影。中日战争是一场力量极为悬殊的战争,中国当年没有工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军队,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几乎是以血肉之躯来抵抗侵略。

每到「七七」抗战纪念日,中共都会举办一些活动,宣传说共产党是当年抗战的主要力量,《人民日报》社论曾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今天,在海外可以得到自由信息的情况下,更能清楚地知道,中共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谎言,因为历史真实是,中共军队虽然参加了抗战,但从始至终都没有承担抗日的主要战场,更谈不到什麽「中流砥柱」。这从下面几个史料就可以看出∶

第一,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一直是国民党执政,蒋介石是国家元首,中共从没有获得领导权,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抗战」也不可能是共产党领导的。

第二,历史资料都记载著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担负主要战场,共产党部队只是在敌後打游击。据史家统计,八年抗战期间,国军伤亡341万;共军伤亡61万。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承担主要的战场。

第三,大陆拍的抗战影片多有日军进村抓「八路」的镜头。日本人称共军为「八路」,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中同意归属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约两万人。一个两万人的分支怎麽就是「中流砥柱」?

第四,盟军在美国密苏里战舰上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仪式上,是国民政府的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出席,战舰上并没有任何中共「中流砥柱」。

第五,近年史料更披露出,毛泽东当年实行「三分抗日,七分发展」的策略,不仅消极抗日,还对发动百团大战、歼灭日军的彭德怀将领给予处分。而王震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在南泥湾的「大生产」,实际上竟是种鸦片,从事贩毒。

对这些历史事实,中共并非不清楚。但北京政权却故意扭曲历史,争抢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光荣,把自己装饰成中国军民惨烈抗日的化身,利用中国人爱国抗日的民族情怀,让人们在认同中华民族的同时,认同北京政权。

抗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双重恶果∶一是中国军民伤亡两千万;二是给了中共坐大的机会。结果中共建政之後,据西方学者的估算,可能造成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它是抗战期间中国死亡人数的四倍!

因此在「七七」抗战纪念日,人们不仅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更要坚定结束中共暴政的信念。只有中国成为民主的国家,才会有真正的强大,不再发生外敌侵略,和内部共产党的屠杀。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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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对达赖喇嘛的“软硬功” 2004-07-05
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递交了关於西藏问题的专门报告,此举引起北京强烈反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谴责美国“干预中国内政”。而达赖喇嘛近来频繁出访西方国家,标示911後,北京试图把藏独打上“恐怖主义”标签已基本失败,华盛顿、北京和达兰萨拉的三角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提交了的关於“西藏问题”的专项报告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方面重申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强调支持达赖喇嘛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中间路线”,敦促北京重视保护西藏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遗产,尊重藏族的人权和自由。

●对达赖喇嘛提出“三条件”

针对美国的西藏问题报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强调∶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提出这种专项报告,等於为达赖的分裂行径张目,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同时章启月再次提出“我们可以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商谈”的三条件:要求达赖喇嘛,一,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二,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三,真正放弃“西藏独立”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

布什总统提出这份报告,是例行做法。因2002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关系授权法》,其中规定白宫必须每年向国会提出关於西藏问题的专项报告。去年五月,布什总统按法案要求,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份西藏问题报告,今年则是循例提出第二份。

从美国通过这项立法,以及去今两年的西藏报告内容来看,虽然911後北京试图把西藏分离运动纳入“反恐”处理,把藏独打上“恐怖份子”标签,但美国并没有接受北京的逻辑。布什政府的西藏政策仍延续911前的轨道,没有重大改变,即仍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同时要求北京和达赖喇嘛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该项政策仍有倾斜达赖喇嘛,向北京施加的色彩。

●北京反恐“扩大化”

911後,北京利用美国需要反恐支持,以及由於反恐而无暇他顾的战略形势,增加了对新疆、西藏分离运动的镇压力度,主要策略是把疆独和藏独打上“恐怖份子”标签而予以镇压。

但北京的这种策略在西方没有获得回应。因为达赖喇嘛一直强调非暴力,而且无论是流亡西藏社区还是西藏内部,都没有暴力袭击中共机构事件发生,即使是强烈主张西藏独立的“西藏青年大会”(总部在印度达兰萨拉),也仅是口头上强调武装反抗北京,而没有采取具体行动,因而北京试图把藏独纳入“恐怖主义”,没有在国际上获得认同。

今年5月23日,中共国务院发表了题为《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的白皮书,首次正式拒绝了达赖喇嘛过去多年提出的放弃独立、仅要求西藏高度自治的主张。该白皮书明确指出,西藏“自古”属於中国,不能实行港澳模式;西藏不能实行达赖喇嘛主张的“高度自治”,而仅适合现在这种北京中央政府领导的“民族区域自治”,不能实行一国两制。北京此举显示,不管达赖喇嘛做出怎样的妥协,北京的谈判大门仍然紧闭,其政策似更趋强硬。

●把西藏问题“国际化”

面对北京把藏独纳入“反恐”的意图,达兰萨拉的反应是增加对国际社会的游说努力。达赖喇嘛过去两年对西方国家的访问更加频繁。仅今年,达赖喇嘛就访问了加拿大、英国等国。

四月,达赖喇嘛横贯加拿大访问,西自温哥华, 东至渥太华,最後到多伦多,访问长达19天,被加国主流媒体密集追踪报导,反响强烈。加国总理不顾北京事先反对,仍和达赖喇嘛正式会晤。

五月底,达赖喇嘛访问了英国,北京曾事先警告,如利物浦官员接见达赖喇嘛,将考虑取消该市和上海的姐妹城关系,但利物浦市长在市政府大厅为达赖喇嘛举行了欢迎宴会。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也和达赖喇嘛正式举行了会晤。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也於五月底抵达巴黎访问,同八名法国议会议员会晤,并在法国议会大厅发表演讲。随後又到英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

这些成功的访问等於破解了北京试图把藏独打入恐怖组织的战略意图,同时增加了当地国家政府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例如法国议会最近宣布,明年为“西藏年”,以举行支持西藏活动,引起人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对话前景暗淡

从北京的反应和过去两年来的对西藏政策来看,北京和达赖喇嘛对话及谈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从五月下旬北京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正式回绝达赖喇嘛提出的“中庸之道”政策,拒绝给予西藏一国两制地位来看,北京对西藏的政策更趋强硬。

过去两年来,北京不仅试图把打击藏独纳入反恐,还采取国际游说方式,反制达赖喇嘛把西藏问题“国际化”。今年五月底,中共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组派了藏学家活佛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在第一站洛杉矶与美国学生学者座谈交流,还参与当地媒体节目,宣讲北京对藏政策等。北京一面使用反恐打击藏独的“硬力量”,一面用派官方藏人学者出访游说的“软力量”,这两手策略可能是今後北京对付达赖喇嘛的主要形式。

从美国连续发表西藏问题的专项报告来看,美国并没有接受北京把藏独定性为“恐怖份子”的逻辑,反而仍继续911前的西藏政策,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同时敦促北京和达赖喇嘛谈判。因为美国需要北京在反恐上给予支持,因此这将给北京更多机会,继续拖延西藏问题的解决,不与达赖喇嘛对话或谈判,而对西藏问题采取较强硬的政策。

达赖喇嘛所面对的这种国际局势,可能迫使他只能继续把西藏问题国际化,加强对西方国家的访问和游说。但此举显然导致北京更加猜疑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的诚意,导致双方僵局难以打破。

印度的藏人学者周加才让最近发表“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行之路——退回到《17条协议》”的专文,强调达兰萨拉愿意回到1951年拉萨和北京签署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17条协议上,并引述说前年九月达赖喇嘛访美时,也透露有回到17条协议的意图,说该协议涵盖一国两制的实质等,显示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可能进一步妥协。

但从北京的反应来看,中共完全没有做出让步的迹象,反而紧闭谈判大门,采取更强势政策。北京的这种做法和美国致力反恐,对西藏问题无暇他顾的全球战略格局有关。因而在可见的将来,北京对西藏问题的强硬态度可能继续,它对主张武力反抗北京的流亡青年藏人将形成更大的刺激,并影响华盛顿、达兰萨拉、北京的三角关系互动。

(原载《争鸣》2004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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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美国生日快乐! 2004-07-04
来美国这十多年中,多数的美国国庆节都是在纽约渡过的,主要是看曼哈顿“梅西百货公司”(Macy’s)放焰火,有时是挤在人群里和大家一起欢呼、直接感受人们对美国的热烈情怀;有时是在家里看电视,随著和焰火一起绽出的音乐,重温一遍到美国後很久都无法相信的、那种终於来到一片自由的土地之後的心境。今年则由於去美国之音做节目,首次在华盛顿渡过美国的国庆节。

7月4日傍晚,华盛顿的气温高达99度,几乎要平了历史记录(1919年国庆节那天华盛顿气温达100度),但我在国会山庄前的大草坪及附近的航空博物馆足足站了五个小时,看了两场露天音乐会及晚上的焰火。从音乐会上的热浪到人们挥舞的星条旗的海洋,我无法不被美国人那种自发的、发自内心的爱国情怀所强烈感染。

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中,有个中国听众打来电话问,美国政府在国庆日组织什厶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他说,像中国过国庆时,政府会组织升旗仪式,阅兵式等,对老百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我告诉他,在美国生活这十多年中,我还没有看到过一次美国政府组织阅兵式。美国是当今世界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已是不争的事实,2003年度美国军费预算是3790亿美元,不仅全球第一,而且是第2到第19位的18个国家的军费总和;北约19个成员国中,其他18国的全部军费开支才是美国的52%。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184亿美元)的20倍以上。但我不仅从没看到过、听说过有大阅兵,也只见过美军在波斯湾战争胜利後在纽约举行的庆祝游行;还有在军人节时,美国历次战争中的退伍军人上街游行纪念,把二战时的老旧坦克、装甲车开到大街上,其简陋、笨重比当今的儿童玩具还不如。

全球还在用大阅兵显耀武力和国力的恐怕只有北朝鲜、中国,还有已从地球上消失了的阿富汗塔列班政权,它去年夏天还曾组织阅兵式,虽然他们总共只有4万5千人的民兵式武装,7架直升飞机。

美国不仅在国庆节不举办阅兵式,政府也不出面组织“群众性庆祝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纽约市每年的国庆节都是放焰火,但这既不是布什内阁出钱,也不是纽约市政府组织的,而是私营的、座落在曼哈顿第六大道的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出资举办的。

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夫妇是美国历史上永远的名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是著名的慈善家,还因为他们双双在90年前的“泰坦尼克号”巨轮沉没事件中遇难。在泰坦尼克号要沉没之际,有人向这位67岁的著名富翁提出,“我相信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小艇”时,斯特劳斯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走之前上救生艇。”由於他的63岁的太太艾达坚决不肯离开丈夫,於是这对老夫妇挽著手臂,坐在甲板的藤椅上,平静、高贵地迎来了生命的最後时刻。梅西百货公司每年出资组办国庆节焰火、感恩节游行,都是在继承施特劳斯夫妇的那种慈善、热爱美国的情怀。

我不清楚华盛顿的焰火是谁组织的,但两场音乐会都是民间举办的。一场是由美国航空博物馆邀请的美国空军管弦乐队,在博物馆门口台阶上演出的,演奏者与合唱团的人加起来不到40人,台阶下有几百名观众。而後来那场被电视转播的大型演唱会也是民间组织,现场有几万观众。两个音乐会上,都是唱到“上帝保佑美国”这支歌时,全场激昂共振成一个整体,人们自发地喷涌出的那种对美国的感恩和感激,令人感慨万千!

不仅是传统的美国人,外来的移民也同样对美国充满感情,发自内心热爱这个国家。7月4日在一家中餐馆午餐时,见到餐馆的经理打著美国国旗的领带,和他交谈了解到,他是当年逃到美国的越南华侨;谈到美国,他滔滔不绝地表达对这个自由国家的感激。

911之後几天,我曾开车到纽约的“第二中国城”法拉盛转了几圈,看到那里约70%以上的汽车和住宅、中国人开的餐馆和店铺等,都张贴或悬挂了美国国旗。当然没有任何美国政府机构组织和要求他们必须这厶做,这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表达热爱美国、和美国共命运的心情。

长期居住纽约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曾说,“美国是情人,不,是丈夫,我对他永远忠诚。”这种比喻意味著,双方关系是平等的,是选择的结果,它包含著不选择或放弃选择(离婚或分手);而不是绝对服从或顺从的关系。但像某些独裁国家,则把国家、或政府、或领袖说成是父亲,这种关系首先就决定了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因为父亲就高你一等,你就得绝对地孝敬,这种关系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命定的。

在共产国家,领袖常自封为人民的“父亲”,党则是“母亲”,要求人民热爱。斯大林就宣称他是全体苏联人民的父亲,而且是“伟大的父亲”。记忆中曾读过郭沫若写的赞美斯大林的颂诗,称斯大林也是中国人的父亲。

北朝鲜的金日成自封为朝鲜人的父亲,更是人们熟知的。当年中国风靡的“卖花姑娘”等北朝鲜电影,都可以听到这种台词。金日成死了,他的儿子则接著当朝鲜人的“父亲”。今天除了金正日,还有古巴的卡斯特罗宣称是古巴人的父亲;再一个是阿拉法特,说他是巴勒斯坦人的“父亲”。

据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说,国庆节那天从中国大陆打过来的电话比以往都多。有点令我惊讶的是,所有打来电话的人,只要谈到美国国庆这个话题,一面倒地都是表示对美国国庆的祝贺和祝福,并关切美国的安全,而且相当客气、友好、真诚,很令我感动。而在以往我参加的电视节目中,各种观点都有,尤其是谈到中东和阿拉法特这个话题时,绝大多数从中国打来电话的人,都不同意我对阿拉法特的批评。

从中国观众听众对美国国庆节的关切和祝愿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对美国价值的认同,对自由、尊严的美国人民的羡慕。我毫不怀疑,有一天,在自由的中国的土地上,人们也会自愿地、发自内心地、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国家。

2002年7月9日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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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衰落的“美国” 2004-07-04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令世界吃惊地迅速获胜,更展示出美国的强大军力和战略优势,以至一些欧洲的知识人疾呼,美国已成为“新帝国”,将主宰整个世界;同时有人预测,美利坚帝国将像历史上所有“帝国”一样迅速衰落、崩溃。但如果深入考察美国,就会发现,如果说已形成“美利坚帝国”,它也和以往的帝国有本质不同,因为它不是通过军事征服来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奴役那里的人民,而是通过传播民主、自由的价值,来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西方文明的“思想帝国”,让世界更稳定,使人民更自由。这样的“帝国”,不会衰落。

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美国这样,在全球具有绝对压倒优势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思想。无论是古罗马帝国,还是近代的大英帝国,都完全无法相比。从军事上来说,不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挑战美国的军力,而且美国军事力量和其他国家拉开的距离,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它体现在下述事实上:

●人类历史的最强大军力

第一,美国的年度军费开支高达四千亿美元(中国的全年产值才是一万多亿美元),不仅居全球之冠,而且比排在美国之後的15个国家(包括英、法、德、俄、中国、印度、日本等主要大国)的总和还多。北约经过两次扩大,现有26个成员,但除美国外的25个成员的军事开支,才是美国的一半。

第二,伊拉克之战再次展示出,美国拥有准确导引的战斧导弹,射程长达一千英哩以上,命中率达95%,可打击小到20尺体积的目标。例如,当情报说萨达姆正在巴格达市区的一个楼里开会,美军从几百英里外发射的四枚战斧导弹,就准确地落到了那个只有50尺的地点。美国的长程导弹最多时达一万枚(中国有20枚),并开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其战略导弹力量,全球无可匹敌。

第三,美国有九艘航空母舰。而中国一艘都没有。印度有一艘买来的二手旧货。俄国仅有一艘航母,但不仅吨位仅是美国航母的一半,而且由于设备落後,都无法离开停泊的港口。英法有几个小型航母,其吨位和数量都完全不能和美国的同日而语。而美国还正在建造第十艘尼米兹号级别的航空母舰。

第四,美国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不仅有隐型战机(其他国家没有),连续飞行31小时不用加油(相当纽约到上海一个来回)的轰炸机,无人驾驶侦测和导弹导引飞机,以及最先进的环球鹰隼号(Global Hawk)战机(飞行高度六万尺,任何地面炮火都无法企及,其他国家需十年才可能发展出这种战机),而且通过先进的卫星系统主导了军事太空。萨达姆有300架战机,但伊战中竟无一架敢起飞,因为升空就会被美国卫星导引的导弹击落。

第五,美国有九千辆最先进的MI阿伯罕姆斯型坦克,是迄今全球最强大的陆军装甲军团。美国在全球140个国家有军事基地或军事人员。无论罗马帝国还是大英帝国,都根本无法像今天美国这样把军事触角伸到世界的每一个洲际,具有这样的覆赊情C

第六,通过阿富汗战争,美国军力进入中亚和南亚;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军队进入中东的心脏地带;美国在南韩和日本等亚太地区驻军十万;美国在欧洲仍保持强大的军队;美国本身地处美洲。这样等于除了大漠孤烟直的非洲不毛之地,在全球主要的洲际大陆,欧洲、亚洲、美洲,以及中亚、南亚、中东等,美国都有强大的军事影响力。

●美国经济是日德英三国总和

除此之外,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是全球第一,是排在它之後的三个国家日本、德国、英国的总和。美国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约11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两倍多,是排名第三的德国的五点三倍,是排名第六的中国的九倍;仅纽约一个都市地区的生产总值就是整个俄国的一点七倍,波士顿的生产总值超过整个瑞典,一个芝加哥的生产总值就超过全台湾。明年5月欧盟扩大到25个成员之後,全部产值将达9万亿美元,但仍比美国这一个国家少2万亿。

据“威尔逊国际中心”学者汉密尔顿(Lee H. Hamilton)最近发表的论文“世界上的美国力量”,美国人口只占全球5%,但美国的产值占全球43%,科技产品占全球40%,研究和发展占全球50%。在世界主要的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华盛顿的声音都举足轻重,因为主要资金来自美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经济在全球独占鳌头,一直处于领导地位。

●“软力量”辐射整个世界

但美国对世界的影响,更多的不是靠军事实力的“硬力量”,而是靠体现美国文化和价值的“软力量”(soft power),即美国不靠强迫,而靠自己的成央A来吸引其他人接受美国的价值:民主,法治,个人自由,市场经济。这是一种靠成巧M榜样来征服别人的“力量”。

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之後,全部的东欧国家都实行了美式选举制度。俄国的新宪法体现著这种借鉴美国宪政制度的趋势:确立三权分立,保障新闻自由,推行私有化,保护个人财产,实行市场经济。从而使整个欧洲大陆,成为全球第一个全部国家(44国)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的洲际大陆。

在亚洲,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度等,都实行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台湾,解除党禁报禁之後,不仅有了新闻自由,而且首次实现了政党轮替,权力和平转移。无论中国人的历史是二千年还是五千年,从来都没有民主政治的资源,它完全来自西方,是美式文明的一部份。

在美洲,除了共产古巴,其他全部34个国家都近水楼台仿效美国,实行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即使在非洲,撒哈拉次大陆的48个非洲国家,现在有42个进行了多党自由选举。中国人印象中那些很落後的国家,像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刚果,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乌干达、马达加斯加等等,都在九十年代相继实行了多党选举。

●“精神和知识的麦加”

美国不仅把民主自由的价值辐射到全世界,而且还成为全球所有向往自由、求知者的“精神和知识麦加”,每年有几十万留学生涌向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史丹福、哥伦比亚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代表。连不断向美国说“不”的法国总统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留学;江泽民的公子也得在美国镀金。

南韩学生白天参加反美游行,晚上则挑灯准备托福考试,到美国留学。5月16日《纽约时报》引述美国驻汉城大使馆的统计数字,过去四年,平均每年有七千韩国人移民美国,仅去年的“投资移民”就有1351人。中国的年轻人同样,“相见在美国”多年前就成为很多大学生的目标。美国大使馆前那长长的等待赴美签证的队伍,是中国人对美国真实看法的惊叹号!连美国的快应褶  A在中国也成了热俏食品。有评论家说,中国人不是去吃麦当劳,而是去感受和美国文化的心理近距离。被视为美国象征的麦当劳,可口可乐,万宝路,已走进了世界各地,几乎所有国家的大城市,都有麦当劳快孺情A所有的交通要地,都有可口可乐和万宝路的醒目广告。在反美情绪高涨的巴黎,有40多家麦当劳。近年我曾采访之地,在布拉格,在华沙,在马其顿,在安卡拉,在新德里,都吃到了美国的麦当劳,只不过土耳其和印度的汉堡包里夹的是羊肉。

●“泰坦尼克号”驶向五大州

美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辐射是英文书籍。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每年展出30万种图书,全球80%的图书版权合同都在这个书展签订。而在这个世界最大书展上,最受欢迎的是美国的图书版权摊位。美国每年出版新书约六万种,仅在国内就卖出22亿册(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买八本书)。不要说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畅销榜,在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的畅销榜上,很多都是美国书。而在中、港、台三地,长年为抢美国书的中文版权,而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

更有辐射力的是好莱坞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驶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全球赚了20亿美元。两年前到德国开会,在柏林的一家旅馆,电视上放映的四部电影中,三个是美国电影,只有一部是德国片。法国政府为了阻止好莱坞的电影大潮,像中共当局那样限制美国影片进口,否则法国人白天到大街上游行反美,晚上就会去看美国大片(反自己的国产片)。几年前我在新德里看到美国电影《穿黑衣的人》(Men in Black)的大幅广告,印度朋友说,美国影片的票价比印度国产片贵很多,但在全球电影产量最高的印度,人们最喜欢的仍然是美国电影。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好莱坞的动画片“狮子王”(The Lion King)。而在中国垂帘听政的江泽民,最喜欢的电影是“泰坦尼克号”,而不是张艺谋歌颂君王的《英雄》;他热衷为访客弹奏演唱的是“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的心永在”,而不是《英雄》的“杀不杀,杀!”

而媒体和科技力量,正在把美国的流行文化和英语传播到整个世界,今天伊朗的青少年听美国流行音乐,印尼的青少年喝可口可乐,埃及的孩子们学习英语,中国的球迷看洛杉矶湖人队的巨无霸欧尼尔,小飞人布莱恩,还穿出空中飞人乔丹的23号球衣。连袭击美国的恐怖份子,也是用美国人发明的电脑科技发电子信联系。在印度南方的偏僻乡下的西藏人建的寺庙中,十几岁的小和尚和尼姑们,也在使用电脑,传真机。

●21世纪仍是美国的世纪

电话、传真、电脑网络,使任何城墙都无法隔绝信息的流动。美国价值,西方文明,就在这种新科技中辐射向整个世界,传播到每一个角落。无论誓言捍卫伊斯兰文化的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裔教授塞义德(也译萨以德)们如何把美国文化指责成“话语霸权”,如何和阿拉伯世界维护专制政权的文化人们一起抵制西方文明、美国价值,但只要允酗H民自由选择,东欧人民、非洲人民、亚洲人民,都在选择美国的价值,美国的道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自由的价值;它是把个人、个人自由、人的尊严作为最高原则的道路;它是富有而尊严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价值,这样一种选择,不是武力威逼的结果,不是军事帝国强加的结果,而是千百万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没有专制者的闭关锁国,只要让人们自由选择,全世界的人民,不管什麽种族,什麽肤色,什麽文化,最後都会选择美国的价值,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今天不是世界在迎合美国,而是美国的价值符合全世界人们内心的呼唤。

美国的确在建立帝国,但不是军事帝国,而是一个民主自由价值辐射全球的“精神帝国”。以这种自由精神和思想力量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帝国”不仅不会衰落,而且整个21世纪仍将是美国的世纪!

2003年5月19日于纽约(载《争鸣》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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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恋美国的法拉奇 2004-07-03
我自认为自己很热爱美国,也被不少人指责为极端亲美,但最近读到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长文“愤怒和自豪”(Anger and Pride),才感到自己对美国的情怀和她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法拉奇,这位身患癌症、今年72岁的老太太,对美国那一往深情完全是一个热恋中的少女,那份柔情、那份炽烈、那份真诚,让人强烈地感到她的爱之真,情之切。读她这封长长的关於美国的“情书”,相信任何对美国没有先入之见的人都会深受感染。

法拉奇这篇书信体文章在911事件後第18天,在意大利最大的报纸《Corriere della Sera》上发了4个整版。在西方的严肃大报上,言论占一个整版都相当罕见,而占整整四个版面的事情,则大概也像911事件一样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意大利媒体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该文在我的电脑上是26页。美国加州一位法拉奇的崇拜者把它译成了英文,读者可以在这个网站(http://www.dennisprager.com/articles_radioshow/fallaci.htm)读到英译本全文。

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我只读到过三个人对美国热爱到崇拜的地步:

第一个是《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法国人托克维尔。这位法国学者在160多年前到美国实地考察,然後写出了至今仍为很多美国大学政治系学生必读书之一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可以说是和法国艺术家当年赠送纽约的那座矗立在曼哈顿南端爱丽斯岛上的“自由女神像”一样,成为法国知识份子热爱美国的象征,同时更是一座屹立在人类思想界的丰碑。

在书中,这位当年26岁的法国青年热烈地赞美说:“在美国,个人财产受到的保护大於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在这个社会里,按百分比来说,他们的文明程度高的人,多於我们今天欧洲的任何国家。”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像美国那样铁面无私,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公权像美国那样分掌在如此众多的人们之手。”

“美国的宪法,是我们已知的世界上最完美的联邦制宪法。”

“美国的令人向往之处,就在於人在那里可以自我奋斗。只要你去追求,就能获得幸福和自由。”

第二个是《知识份子》(浙江出版社已出中译本)的作者、英国人约翰逊(Paul Johnson),他的知名著作《美国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自序的最後一句话是:“美国这块土地产生了出色的人民,我爱他们,向他们致敬。”

在全书的最後一段,这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总结说:“美国这条国家之船向前航行,她将继续是各个种族的人类的第一个希望、最好的希望。回顾她的过去,展望她的未来,预兆是,她将不会让充满期待的人类失望。”

第三个就是这位曾采访过多名世界风云人物、著名采访录《采访历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的作者、意大利人法拉奇。在这篇“愤怒和自豪”中,她说,“对我来说,美国是个情人,不,是丈夫,对他我会永远忠诚。”

三个都不是美国人,但他们都通过对美国历史、美国制度、美国人民的深刻了解,凝成了对美国的热爱;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价值的认定。

在法拉奇的这篇文章中,这位全球新闻界知名的女记者在热烈赞颂美国的同时,以自己在穆斯林独裁国家采访的亲身经历,毫不客气地、充满个人感情色彩地强烈谴责了那些国家的专制制度和落後的文化。她还毫不留情地痛斥了自己深爱的祖国意大利。

多年来法拉奇一直住在纽约曼哈顿,她早就可以加入美国籍,但对母国的深情,使她只持美国绿卡,而没有放弃意大利国籍。但是,在这篇长文中,她用了大量篇幅抨击意大利政府、意大利社会、意大利人。她处处把意大利和美国相比,那种处处不如人、恨铁不成钢、爱之深、痛之切给人深刻的感染力。我在法拉奇对意大利的痛斥中所强烈感觉到的,所唯一感觉到的,是她对意大利那血肉相连、永远无法割舍的深情。

法拉奇从新闻界退休之後,过去10年来一直保持沉默,这次是由於一位朋友的劝说,出来写这篇关於911和美国价值的长文。法拉奇的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这次你让我说几句话,让我至少打破一次沉默。我自己许多年来选择这种沉默是为了避免和那些饶舌的虫子们打交道。我这次要打破沉默,是因为我听到在意大利也有人和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一起欢呼:‘胜利!胜利!’男人、女人和孩子,假如你可以把那些欢呼的人称做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话。他们说:‘太好了,该收拾一下美国了。’我非常、非常、非常愤怒。我的愤怒是冷静的、清醒的、理性的。这种愤怒促使我回应,同时唾弃他们。非裔美国诗人玛雅.安杰洛(Maya Angelou)曾说:‘愤怒吧,愤怒是有益的,是健康的。’你的要求触发了早就等待爆炸的弹药。”

法拉奇接著描述了911当天她在自己的曼哈顿寓所目睹世贸大厦倒塌时的震惊,尤其是看到有人从八、九十层楼上往下跳时的目瞪口呆。然後法拉奇谴责巴勒斯坦人对美国遭攻击的庆祝,痛斥她通过几次亲自采访而深刻了解、并极为厌恶的阿拉法特。她说,“我不原谅阿拉法特的任何事情。”然後她对比独裁国家和民主社会:

“一个越民主、越开放的社会,越容易遭恐怖份子袭击。一个越自由的国家,一个不是被警察控制的国家,越有被劫持飞机而遭杀害的危险,像多年来在意大利、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发生的。

但是在那些警察国家的飞机场和飞机上,我从来都感觉安全,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我只担心被抓起来,因为我写过骂恐怖主义的文章。但在美国的飞机场和飞机上,我却感到紧张,在纽约就加倍紧张┅┅

美国的脆弱恰恰是由於美国的强大、富有和现代化。这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慷慨大方,心胸宽广,尊重她的公民和客人。如果一个‘穆罕默德’什厶的从阿富汗来探望他的叔叔,没有人会说他不可以到飞行学校学开757客机;没有人不允许他到大学里学化学和生物:这两项可以导致生化战争的科学;没有人;即使政府担心这个阿拉的儿子可能劫持757客机,或往水库扔一个装满细菌的小瓶,引发一场灾难。”

对於那些独裁国家的举国旗者,和911之後美国城乡的星条旗海洋,这位老记者对比分析说:

“一个全国都热爱星条旗的国家,和那些人们只在体育馆挥舞国旗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是自发地表达自己的个性,表达他们个人化的幸福。而共产国家做的正相反:人民被禁止反抗,禁止自我管理,禁止表达自己的情感,禁止发财致富。正如我的父亲常说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君主政权,是一种旧的君主制,因为他们把男人都阉了。被阉的男人就不再是男人了┅┅

这场伊斯兰的所谓‘圣战’,可能要的不是我们的土地,而是要占领我们的灵魂;要使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文明消失;要消灭我们的生活方式:怎厶活、怎厶死、祈祷不祈祷、信教不信教;要摧毁我们吃、穿、住、行和娱乐的存在形式。如果我们不抵抗他们,如果我们不捍卫自己,如果我们不起来战斗,他们就会赢这场‘圣战’。结果就将是摧毁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无论它是否完美,但我们正在改善、正在提高的这个世界;摧毁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科学,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愉悦┅┅天哪!”

法拉奇沉痛地继续写到,早在20年前,她通过自己在穆斯林世界的实地采访和考察,就已发现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的问题。她说在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时,她在那里采访,看到当地的那些阿拉的儿子们把苏军战俘砍断腿,或剁了胳膊。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她亲眼看到在一个体育场公开处决12个被指控性行为不够检点的青年,是在12,000名穆斯林观众“阿拉,阿拉!”的欢声雷动中,用刺刀戳进这些年轻人的肚子或胸膛。

法拉奇激愤地说,1972年她采访阿拉法特时,这位前恐怖主义组织的头子强调阿拉伯文化比西方高级很多倍,因为他们发明了数字和数学。法拉奇直率地为西方文明辩护,她说:

“数字和数学是包括希腊、印度、中国、埃及等很多民族和国家同时发现的,并不是阿拉伯人的发明。而且如果真的和伊斯兰文化对比,西方文化更丰富,对人类更有贡献。西方有古希腊民主,有文艺复兴,有霍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达.芬奇、米盖朗其罗的绘画,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离开这些音乐,我们无法生存,但在他们的文化,或所谓的文化中,这些音乐却被禁止。最後,我们有科学,感谢上帝!正是科学使我们可以消除疾病,使我至今仍活著,感谢我们的科学,而不是‘穆罕默德们’。正是科学,使我们发明了那些惊奇的机器:汽车,火车,飞机,宇宙飞船,我们飞上了月球。正是科学带来了电,收音机,电话,电视,这一切改变了这个地球的表面。现在是那个致命的提问:在另外那种文化的後面有什厶?

我们面对的是他们的一夫多妻制,是女性比骆驼还不值钱的原则。┅┅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罗马的伊朗大使馆的经历,我为采访霍梅尼而去办理去德黑兰的签证,因为我的手指甲染成了红色,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妓女那样恨不得把我立即烧了,对他们来说,一个红指甲就是不道德的标。他们竟命令我立即把红指甲弄掉。我当时恨不得把他们全都宰了┅┅"

法拉奇接著讲到她到德黑兰的遭遇,在采访霍梅尼之前,她被要求必须穿伊斯兰服装。当时已没有多少时间,她准备在送她来采访的汽车里换去她的牛仔裤,但她在当地雇用的男翻译坚决反对,说她是疯了,因为按照伊斯兰教义,这样做就是死罪,要被当场射杀。

後来翻译带她到附近一个不用的宫殿,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同情地让他们进去。但正在换衣服时,不巧管理这个宫殿的毛拉(伊斯兰教学者)走了进来,他大声尖叫“可耻,可耻,罪过,罪过!”按照伊斯兰教义,男女不可在关上门的房间里独处;如果这样,他们必须结婚,否则就要处以死刑。那个毛拉随後拿来结婚证书,他有给予四个月临时证书的权力。

法拉奇痛苦地回忆,那位男翻译有妻子,是西班牙人。虽然《可兰经》允许穆斯林男子有四个老婆,但这位翻译的妻子绝不接受。而法拉奇当时更没有想到要和一个刚见面的翻译、已有妻室的穆斯林男人结婚,做他的二姨太。但不这样做,她就要被处决,而采访霍梅尼的事则更是完全泡汤。法拉奇说,她当时处於绝对的两难境地。她写道,“我的朋友,我不会告诉你这个事情的结局了。我很肯定,你一定会笑我,对你们来说,这好像是个笑话。”

从法拉奇的话来看,以及最後她成功地采访了霍梅尼来推测,她当时可能屈服了,因为她不想失去那个采访霍梅尼的机会,更不想就那厶被处决。可想而知这件事对她的羞辱,对她的刺激,对她认识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的作用,那长远的作用。

在比较了西方和伊斯兰两种文化之後,法拉奇激昂地写道:

“当整个西方的命运、当我们的文明处於危机之中时,不管我们是意大利人,是法国人,是英国人,是德国人,是澳大利亚人,是匈牙利人,是斯洛伐克人,是捷克人,是比利时人,是西班牙人,是希腊人,是葡萄牙人,我们都是纽约,我们都是美国人!如果美国倒下了,欧洲就会倒下,整个西方就会倒下,我们都会倒下。

美国是块特别的土地,是个被人羡慕、被人嫉妒的国家。不是因为她富有,而是因为她的独特:她是为那些需要的灵魂、那些需要家园的人、那些具有高贵的思想——自由的思想,或者说自由和平等的思想结合到一起——的人而诞生的。”

正是产生这样高贵思想的土地,这样提供灵魂家园的国家,被法拉奇,以及全世界千千万万、各种肤色,各种种族的人,包括无数的流亡者,视为精神的“情人”,视为心灵的“丈夫”,视为人类的希望┅┅

(载《争鸣》2002年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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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为何比欧洲人勤奋 2004-07-03
近代学者写美国的书可谓汗牛充栋,无可计数,但有两个人的书,百年过去了,不仅没过时,反而更显示出其对美国观察的准确性:一个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他在1831年到美国考察,随後写出的那本《美国的民主》,今天仍为美国大学政治系学生的必读书。另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在1904年到美国考察,随後写出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至今仍是了解美国社会人文精神的经典著作。

明年是韦伯到美国考察100周年,当年他在那本名著中提出,美国之所以产生了充满活力、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从欧洲逃到美国来的新教徒(也称清教徒)带来的伦理道德、基督文明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点观察上他和托克维尔比较接近,都看到了基督信仰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在经济活动(包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中所起的根基性作用。

近百年过去了,今天美国社会的现状,更加证明了韦伯当年观察的准确性。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6月8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为什麽美国超过欧洲(线索:上帝的因素)”中,就美国和欧洲的比较,再次强调了韦伯这种结论的正确性。

冷战结束後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已是公认的事实,无论其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全球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匹敌。北约中,除美国外的其他25国的军费开支,才是美国的一半;欧盟15个成员国的全部经济能力,才比美国一个国家多一点。在过去20年中,美国的经济成长率是英国的两倍,法国的三倍,美国波士顿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就超过整个瑞典。两年前结束的美国经济扩展期,竟连续了113个月。即使这两年美国经济发展迟缓,上星期失业率升到6.1%,但仍低於法国和德国(法德失业率多年高踞在9%以上;11个使用欧元国家的平均失业率,曾高达九点六)。

为什麽美国的经济一直比欧洲要好?弗格森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很多数字证实,这和绝大多数美国人有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的新教伦理有直接的关系。正如韦伯当年观察的,正是美国人的基督信仰和伦理道德,使美国人更加勤奋、努力,包括自立、自强等,而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在推动著美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弗格森教授说,“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欧洲人则属於懒散。”

这一点,仅从大西洋两岸的工时长短就可看出,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发表的数字,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工作1,976个小时,德国人平均每年工作1,535个小时,比美国人少22%。而荷兰人、挪威人等工作小时比德国人还少。即使是英国,也比美国少10%。从1973到1999年这26年间,美国人平均每年工作的时间延长了50个小时,即增长了3%,而同期德国人缩短了12%。在这个期间,美国人口在就业中的比例从41%上升到49%,而德法两国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德国降到44%,法国降到39%。1999年,法国又把每周工时减到35小时,等於工厂每周减少四小时产值。法国企业家抱怨说,“这等於全球企业百米赛跑,法国要穿拖鞋,我们没个赢。”

被称为“密特朗式社会主义”的法国经济在欧洲相当有代表性:高福利;大政府。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法国的高福利时说,提起法国人,就意味著躺在家中的藤椅上喝最好的酒,吃最好的菜,窗外是大购物市场,邻旁是酒吧和咖啡馆。法国人的付薪假期长达六、七个星期,遭解雇,可获60%工资,甚至长达五年。在全球七大工业国家中,法国的国营部分比例最高,占24%(美国低於15%,英国低於20%)。

这种国营和福利政策,产生灾难性後果。国营部门大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结果导致法国的通膨指数和物价都比其他国家高很多。於是法国人又不满,抗议、罢工不断。据弗格森教授文章引述的数字,从1992到2001年,由於罢工,法国的经济,平均每一千工人,损失了120天;丹麦、义大利、芬兰则损失了80天以上,西班牙最严重,损失了271天,而美国损失了不到50天。因而有人说,欧洲的很多工人不是处於失业状态,就是在罢工,根本不愿干活。

为什麽大西洋两岸会有这样的不同?欧洲主要国家原来都是基督教徒占主体的国家,但现在整个欧洲在走向非宗教化,欧洲人对宗教的信仰已比六十年代大幅下降。据最近盖洛普的调查数字,在荷兰、英国、德国、瑞典、丹麦等国,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不到10%。在天主教的义大利和爱尔兰,每月去一次教堂的人也不到三分之一。48%的欧洲人从来没有去过教堂。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说“上帝”对他们来说没有什麽意义,其中在丹麦占49%,在挪威占52%,在瑞典的比例最高,达55%。而在美国,91%的人相信有上帝,82%的人说,上帝对於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以美国近3亿人口计算,那等於持这种看法的人近2亿半。

这次在对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国和欧洲出现了不同看法,除了政治因素外,宗教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潜层原因。因为现在执政的布什总统属於传统派共和党,更加看重和强调道德责任。克林顿政府时的对外政策核心是保持美国安全和世界稳定,现在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除了安全与稳定外,还加上了传播自由这样的道德责任。从布什提出“邪恶轴心”,不断强调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是“邪恶”等,也看出这种宗教情怀,因为《圣经》里就不断提到“原罪”和“邪恶”。所以面对萨达姆对伊拉克人民的屠杀,不可能无动於衷(上星期伊拉克挖出一个有3,000名被杀害平民的秘密掩埋地,《纽约时报》报道时说,这样的白骨堆,在伊拉克可能有几百处)。

原布什总统演说撰稿人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在他那本最近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的书《找对了人:令人惊讶的布什总统生涯》(The Right Man: 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中说,进入21世纪的美国正在出现巨大的社会变化。在19世纪,美国被分成南方、北方。林肯总统所代表的共和党,对付大庄园主的南方;20世纪,美国的两党被阶级所分化:共和党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和民主党所代表的穷人、大都会富人的对峙;进入21世纪,则有了新的变化,美国的两党则被信仰所区别:布什所代表的共和党更加强调宗教信仰和道德的力量。例如,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总统大选中,在每周至少去一次教堂的美国选民中,布什得到57%的选票,戈尔得到40%。民主党一直攻击共和党只代表富人,但布什在大选中,在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选民中,所赢得的选票比例,远没有在上述每周上教堂的选民中多(少四分之一)。这至少说明并不是越有钱的人越支持共和党,而是越有宗教信仰的人,越支持布什。因而弗鲁姆说共和党代表中产阶级,而民主党代表的是穷人和大都会的富人,因为美国有非常多的大企业家、大富豪,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为什麽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会在以後的文章中专门探讨),而好莱坞的亿万富翁和富婆们,几乎全部都支持民主党。

虽然基督教有过长久的压抑人性和科学发展的历史,更有过中世纪的残酷和黑暗,但在政教分离之後,则日趋走向更文明的阶段;尤其是在民主制度下、物欲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督信仰在道德层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目前看不出来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代替。

2003年6月10 日於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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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下跪的中国文人 2004-07-03
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这一事实再次让那些强调西方人不懂东方文学而不给中国人这项奖的中国作家们哑口无言。而大江健三郎拒绝接受日本政府“文化勋章”的举动,更是对中国文化人历来谄媚官方的巨大讽刺。遗憾的是,中国文化人们并不为此汗颜,因为他们还没懂得羞耻。

“我所以拒绝这项奖,因为我不承认任何 驾于民主之上的权威和价值。”在大江健三郎向《纽约时报》记者说这番话时,日本右翼分子们正绕著他的房子示威,抗议他对政府和天皇不敬。

在推崇大江健三郎对严肃文学创作执著追求的同时,中国作家们更应敬佩和学习他那种拒绝政府“文化勋章”的尊严意识和独立性。这种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尊严价值和独立意识不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历来缺乏,而且至今中国的文化人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更谈不上努力去保持。

虽然毛泽东的残酷使许多知识分子丧失了尊严意识与独立性,而变成了中共政权这张“皮”上的“毛”。但共产专制并不是导致知识人缺乏尊严的唯一原因。很多事实表明,在毛泽东的暴政风行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十分看重尊严的,更谈不上独立性。像郭沫若、钱学森这一类把灵魂都已出卖得干干净净的,已不值得评论。让我们仅看看那些被一致认为“优秀”“有文人风骨”的知识分子们又尊严到哪里去?

●梁漱溟∶老糊涂,还是没有尊严意识?

“大儒”梁漱溟在1953年的“政协会议”上公开顶撞毛泽东的骨气,赢得海内外知识分子的敬佩。但梁本人对自己的“勇敢”却大不以为然∶“1953年9月,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麽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後。”他说这话时是1986年,毛泽东已死了十年,中国大陆的政治气氛已较以前宽松很多。当年梁漱溟已94岁,是他当年的骨气被毛泽东吓没了而不敢说真话呢,还是老糊涂了,或是没有尊严意识呢?

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曾以流氓手段羞辱了梁漱溟。梁这麽看重毛泽东“皇帝”的威信,为其百般辩护;而不看重知识分子的尊严被辱,情愿自我作贱,哪里还有“文人风骨”?

其实这位“大知识分子”并不是到老了才糊涂的,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就没有明白过。1946年,抗战刚结束,他就从重庆奔赴延安,向毛泽东、朱德、彭得怀等中共十位领导人献计献策,主张中国千万不要实行英美式的民主。“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但恰恰在这种时候,我心中不以为然。我认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後果将不利於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变得没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向各位请教。”(戴晴∶《梁漱溟和毛泽东》)

1986年,即梁漱溟当年去延安献策四十年後,这位“大儒”在北京寓所接受戴晴访问,谈及这段历史时这样说∶“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三年之後,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於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真不知这位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中国大陆四十多年来“大跃进”、“反右”“文革”等各种灾难的梁漱溟,认为共产党在哪个方面实现了他的“梦想”。

●翦伯赞∶媚俗毛泽东,请教历史分期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文革”中不堪羞辱而自杀,令後人敬佩他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但据大陆学者黎澍回忆,1953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等三人将写好的《中国历史概要》书稿呈交毛泽东,请示历史应该如何分期。

毛泽东批示说∶“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成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於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

当时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翦伯赞是研究历史的大学问家,难道他真的不知道在他和毛泽东之间谁更懂得历史分期?将书稿呈交毛泽东,像小学生一样请教历史分期,不是媚俗吗?当时是1953年,还没有“反右”“文革”,政治气氛也没有那麽严峻。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独立。

也许正是知识人这样不看重自己的尊严,毛泽东才居高临下,对历史分期这样专门的学术问题也敢指点江山。而且“指点”到如此详细,不仅决定历史怎样分期,还规定建立几个研究所,哪个所具体研究哪段历史,以及要办什麽样的杂,杂应叫什麽名字。世界虽大,历史虽长,恐怕只有毛泽东干过这样空前绝後的事。而毛泽东敢这样狂妄,正是知识分子匍匐在地的逢迎壮了他的胆。

翦伯赞如此恭敬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仍被批斗,以致翦伯赞夫妇双双自杀。据流亡海外的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撰文披露,翦伯赞死後,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字条,上面写著“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储安平∶周恩来看望,就抵押自尊

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储安平可能是非常独特的一位。他在四十年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一团烂污”;“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他主张第三条道路,即反对国共两党独裁,走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宪政道路。他主办《观察》杂,联络了与他有共识的“自由思想分子”七十多人。储安平宣称,“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

这样一个崇尚心灵高贵的自由主义者,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得势之际,周恩来到他住宿的旅馆看望他和一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就使他兴奋了。他对朋友说∶“真想不到,周先生亲自到我房间。”他主编的《观察》杂立刻变味了,客观报道不见了,犀利批评消失了。杂上是这些文章∶“向党的干部学习高潮看齐”,“挖出我的思想根源”。发表社会学家费孝通“不改造就落後”,经济学家吴大昆的“怎样把我们的经济学提高到毛泽东阶段”。1950年的毛泽东还没有展示出任何“经济建设的天才”,经济学教授就肉麻地提出经济学的“毛泽东阶段”。哪有一点知识人的尊严可言?

而通常是出自储安平手笔的刊物社论,竟有这样的文字∶“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舔美帝的屁股”。看到这样的文字,只能让人想到,储安平等知识人们已开始“舔”毛泽东的“屁股”了。

●冯友兰∶“批孔”捧毛,毫无悔恨

而已被人批评过的另一个当代“大儒”冯友兰,更是早在1949年毛泽东还没当上“霸王”,正“宜将乘勇追穷寇”时,就开始向毛泽东写信献媚,表示“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於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很快回了信,指示这位中国哲学史教授“不必急於求成,可以慢慢来,总可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友兰∶《三松堂全集》一卷147页)

冯友兰1919年就获公费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四年後获博士学位返回中国一直从事哲学史研究。以冯友兰这样的资历和学问,他难道真的不知道怎样撰写中国哲学史,必须请教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毛泽东?

中共还没有掌权,堂堂北平大学教授冯友兰就表现出这样的媚态。後来他紧跟政治形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丑态百出。他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了政治需要七改八修,学术沦丧。1982年,冯友兰到纽约接受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在仪式上他致词总结自己的人生路途,对他不尊严的行为没有一句自省。198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在北京访问他,问他“有没有後悔发表的著作”时,他竟回答“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对发表过的那些以拼凑历史吹捧毛泽东的文字,冯友兰没有表示一丝悔恨。

北京朝华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中国百名大右派》一书。该书前言说∶“当1950年代表党外知识分子向天安门献出‘我们永远跟您走’的锦旗,当1951年口诛笔伐《武训传》,当1952年揪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1957年的悲剧已经写下了凄壮的一章。”

●大陆作家,争拜官职

有人或许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恢复了尊严?被视为中国文坛“泰斗”的作家巴金,最近在台湾的报刊上撰文“怀念卫惠林”,提及他的老朋友卫惠林曾当面批评他“不敢讲真话。”这个批评巴金不接受。但发生了“六四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事,巴金站出来谴责了吗?没有。在海峡两岸都拥有极高声誉的巴金,对“六四”这种事的沈默是不可原谅的。不要说像大江健三郎那样拒绝官方勋章,连官方的职务巴金还继续担任呢,官拜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中国大陆另一个老资格的作家是谢冰心。不要说对“六四屠杀”她默不做声,在毛泽东生辰一百周年时,她还在《中国文化报》上撰文“怀念毛主席”。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并给中国人带来深重苦难的“反右”“文革”,冰心是亲身经历过的。而且她写这篇文章时,大陆的政治环境已不可能有人强迫她必须这样做。那麽已九十多岁的冰心到底是愚昧、老糊涂,还是毫无人格的谄媚?在西方,一个作家如果半个世纪都不出什麽有分量的作品,早已被社会淘汰。只有在中国,靠拥护政府,没有作品照样被视为文坛“神明”。而对这样的作家,巴金却夸奖说,“她是多麽坦率,又那麽纯真,她多麽坚定,又那麽坚强!”

更可笑的是,几个自称中国异议作家的文人在美国创办的《倾向》文学刊物,对能够聘请到“怀念毛主席”的冰心做该刊的“顾问”还刊文鸣谢,感激涕零。

●做毛、做皮,还是做骨头?

去年11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作家玛佛兹(Naguib Mahfouz)在开罗遇刺受伤。他在住院期间,埃及官方大员像走马灯似的去看望他。但玛佛兹并不领情,照样严词批评政府。外国作家的尊严傲骨令人越来越痛感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中缺少最重要的尊严意识。当年李白还吟出“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句,而当今的中国知识人是“局长呼来即上船”。面对“下海”成风,更是“人民币呼来争跳船”。知识人争“钱”恐後,抢戴“花翎”,巴结权贵,各种不自尊和丑态,惨不忍睹。

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不自尊行为从未受到应有的监督和批评。以至“丑”被忽略漠视。长而久之,“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视为“美”了。

中国作家们在讨论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应该先思考能否塑起自己那从未站起过的尊严。没有尊严和独立人格的作家,永远写不出有人的灵魂的作品!

(载香港《开放》1995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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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章】林思云 :中国人需要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 2004-07-01
足球亚洲杯今年在中国举行,是中国体育的一件大事。可是在日本队出场的重庆济南赛场,出现了部分球迷起哄、谩駡、做手势侮辱日本队,甚至对日本的国歌喝倒彩,这些在日本的媒体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有人在球场看台上打出“足球世界的,钓鱼岛中国的!”的政治标语,简直把足球赛场变成宣传政治主张的舞台。

事後中国政府发言人解释说∶“这是少数球迷的偏激行为。”在足球世界,球迷闹事并不是什麽新鲜事,各国都发生过激动的球迷制造暴力事端的闹事。与其他国家的球迷闹事相比,中国的球迷还算是比较“老实”的。然而中国的问题并不在於少数球迷的闹事,而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球迷闹事的赞同态度。

很多人为重庆济南球迷对日本队喝倒彩的过激行为叫好,认为他们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向世界和日本展示了中国人不喜欢日本的心情,是一件大快人心的爱国好事。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等伤害中国人感情的咎由自取,他们应该在足球场遭到报复。对反日球迷的过激行为持“赞同、叫好”的态度,可以说是大部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然而中国人的这种“主体意识”背後,却表现出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缺乏一种叫做“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精神。

世界杯、亚洲杯等现代国际体育比赛,其举办的目的和宗旨都是来自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古代奥运会从西元前776年起,到西元394年止,共举行了293届,历经1168年。这293届都是在古希腊的一个名叫“奥林匹克”的地方举行,因此名叫“奥林匹克”运动会。现代奥运会已经不在希腊的奥林匹克举行了,但为了表示继承古代奥运会的精神,在其他各国举办的运动会也仍被称为“奥林匹克运动会”。
什麽是“奥林匹克精神”呢?当时古希腊的各城邦之间战争连年不断,而古希腊人却视四年一次定期举行的奥运会无比神圣,任何战争都不能影响它。在奥运期间,各城邦的战争都将“神圣休战”三个月。古代奥运会召开前,在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前点燃圣火,然後人们把圣火的火炬传递到古希腊的各个城邦,传递圣火的火炬手高举火炬,一边奔跑,一边呼喊∶“停止一切战争,参加运动会!”圣火到哪里,哪里的战火就熄灭。即使是仇深似海的死敌,在奥运会期间,也要放下武器,共同在一个赛场上进行和平友好的竞赛。

因此“奥林匹克精神”就是呼吁人们忘记战争,忘记仇恨,在竞赛场上建立友谊,拥抱和平。现代奥林匹克的圣火,仍然在古希腊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遗址上点燃,然後传递到世界各地,也是希望世人继承古代奥运会的体育精神,让体育比赛成为独立於政治之外的“和平与友谊”的友好使者。

对照奥运会的体育精神,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爱国球迷们正在亵渎古希腊人留给我们的这种美好精神?亚洲杯足球赛是一场为了增进亚洲各国友谊的体育竞赛,按照古代奥林匹克的规矩,不管双方有多大的深仇,至少在奥运会竞赛期间他们要友好相处,等到奥运会竞赛结束之後,他们才能再开战场,重新拼杀。因此根据这种奥林匹克精神,不管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有多深的仇恨、多大的恩怨,至少在亚洲杯比赛的这段日子里,我们应该不谈政治上的仇恨,忘却历史上的恩怨,进行一场走出政治仇恨和历史恩怨的友好竞赛。

中国举办亚洲杯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要让“忘记仇恨,和平友好”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发扬光大吗?哪怕就是一天,哪怕就是球场比赛的90分钟,让我们忘掉钓鱼岛、忘掉靖国神社、忘掉南京大屠杀、忘掉重庆大轰炸,用纯粹的体育精神和态度,来欣赏运动员的竞技,为运动员的精彩表演而衷心喝彩。为什麽我们不能让这90分钟的竞赛期间,成为中日两国忘掉过去恩怨的真诚友好的时刻呢?做到这一点,这次亚洲杯竞赛就实现了它本来应有的意义。

有再多的不满,有再多的愤恨,也要等到体育竞赛结束以後再说,保证竞赛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下进行,这是奥林匹克体育精神的最低和最起码标准。重庆济南的球迷对日本有再多的不满,有再多的愤恨,为什麽不能等球赛结束以後再说?为什麽不能找一个其他的场合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恨?不管球迷们的不满和愤恨有多少理由,请不要把这些带到体育竞技场来,因为这里不合适,这里不是我们进行政治宣传和发 怨恨的场所,不要用政治的争端,历史的仇恨来污染神圣的运动场。

做不到以上这一点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球迷,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体育迷,而只能是政治迷。让人感到惋惜的是,中国到处看到的都是政治迷,真正的体育迷太少了。很多人把体育比赛仅仅理解成为升国旗、奏国歌的弘扬国威的场所,或者把体育比赛看成扬眉吐气、发 仇恨的场所。政治迷们把体育也进行政治化的渲染,似乎中国队赢了日本队就成了“抗日英雄”,中国人从此就可以在日本人面前扬眉吐气了,或者是日本从此就不敢再窥视钓鱼岛了。

很多中国观众看日本队的足球赛,兴趣并不在日本队球踢的好不好,而是在足球以外的东西。他们关心的只是日本队的输赢,如果中国队战胜了日本队,或者日本队败给其他国家,他们就会觉得异常的解恨和痛快。假如大部分中国观众都是抱著这样心情去观看体育竞赛,就不得不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需要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

由於奥运会完全是舶来品,中国老百姓不理解奥运精神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中国政府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以前,能够对民众进行一些体育精神的教育,在中国的土地上举办一次真正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奥运会。尽管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我还是希望看到8月7日的亚洲杯冠军争夺战,中国的球迷能够忘掉不愉快的历史回忆,怀著纯粹的体育精神去观赏一场真正的体育比赛,不要把足球赛场看成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不要把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看成是关系到两国荣辱的政治事件。

退一万步说,如果有人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恨,一定要在这个场合表达他们对日本的不满,希望这些人能够用一个有礼貌和有风度的方式来表达。虽然说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在奥运历史上还是发生过一些把体育作为政治手段利用的事件。比如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会上,两位美国的黑人选手在领奖台上,默默高举戴著黑手套的拳头,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非洲诸国为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抵制不参加该届奥运会;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为了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抵制不参加该届奥运会等等。

但不管怎麽说,这些国家或个人的抗议活动,也还算是有礼貌的抗议,因为不参加运动会或沈默的抗议举动,不会增加新的仇恨或敌对,也还算没有完全违背奥林匹克体育精神。而在这次亚洲杯比赛中,中国球迷们在观看日本队比赛时,却在竞赛场内起哄、谩駡,甚至对日本的国歌喝倒彩,这些缺乏礼貌和自重的行为,制造和引起了中日两国间新的一轮摩擦与仇恨,这就完全违背了体育比赛的和平友好宗旨,使本来应该是增进友好的竞赛场,变成了增加仇恨的扇风机。

中国作为亚洲杯的主办国,日本队作为我们的客人来参加比赛,作为主人的中国人,对自己客人的无礼,不是给中国争光,而是给中国抹黑。日本足球队不是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首相派来的政治宣传队,他们不代表日本的政治立场,更不是代表日本政府到中国来“示威”的。中国球迷把对日本政治家的不满,发 到与政治无关的体育运动员身上,实在是没有道理。

体育竞赛即使不能增进国家间的友好,至少也不能增加国家间的仇恨。中国这次举办亚洲杯,非但没能增进中日友好,反而增加了相互间的敌对情绪,使中日关系紧张恶化了,这就使亚洲杯赛失去了举办的意义。国际体育比赛的主办国,应该抛弃一切政治前嫌,对每个前来参赛的国家一视同仁,绝不能厚此薄彼。“保持公平”是体育比赛主办国的人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中国观众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带到运动场,在球场上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对这个国家友好,对那个国家歧视,使体育竞赛失去了公平性,就会使世界感到怀疑∶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举办奥运会的心胸和气度?

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中国球迷非要利用亚洲杯的机会来表示对日本的不满,也可以参考前人的有礼貌抗议方法∶大家抵制不看日本队的比赛。如果日本队面对没有一个观众的竞赛场,会让日本人感到尴尬和反省的。这样无声的有礼貌抗议方式,效果要远远好於在竞赛场内张扬政治标语,呼喊政治口号,对日本国歌和日本队员喝倒彩等缺乏礼貌和修养的抗议方式。

在中日球队决赛之前,作为最下的下策,假如中国的爱国球迷们一定要在决赛场上表达自己对日本的不满心情,也希望球迷们在抗议日本的时候,能够保持一点礼貌和风度。在世界人民看来,中国球迷对日本球队的无礼和不敬,不是在羞辱日本,而是在羞辱中国自己。

在这里我想到了鲁迅笔下的阿Q。作为阿Q子孙的我,又在重庆济南的球场上看到了阿Q精神的再现。大家都知道,阿Q被别人打骂欺辱後,他对付的法宝是精神胜利法。而所谓“精神胜利法”,用更直接的话说就是“用骂人方式来发 ”。阿Q们看来,骂人似乎是最能泄火开心的灵丹妙药,他们到日本队的比赛场上起哄谩駡一番,就能化解他们心中对日本的不满和愤怒,甚至这些发 并不是单纯针对日本,还有一些针对中国政府的不满,也一并在对日本球队的起哄谩駡中发 消解了。

希望今天举行中日球队决赛的北京,阿Q的传人们少发扬一点阿Q精神,多学习一点奥林匹克精神,不要把政治的仇恨带到球场,不要把足球作为发 解气的对象,让这次比赛成为一次真正的体育竞赛。谁也不能预测这次中日足球决赛会发生什麽事情,不过答案就在今晚,但愿这个答案不会让人失望。

原载网络论坛2004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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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再次注视香港 2004-06-30
明天(7月1日)无论对香港人,还是对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是香港回到北京统治者手里整整七周年。去年的这一天,有50多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23条」恶法,要求直选港府领导人。明天,全世界媒体的目光将再次投向香港,注视自由的力量发出声音。

世界舆论之所以重视香港,因为她曾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城市,在国际金融机构评出的经济自由排行榜中,一直名列全球第一!中国收回香港时信誓旦旦承诺,会实行「一国两制」,即保留香港的自由制度,不实行中国那种专制统治。但香港被收回之後,中共就违背诺言,不许港人直选领导人,而是由北京任命「特首」,然後又要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恶法「23条」,等於把香港纳入共产党的「一国一制」,要实行共产统治。

《华盛顿邮报》曾为此发表社论说,香港回归时,有乐观者认为,香港的政治自由之风会吹向大陆,影响中国。但令人悲哀的是,情形正相反,是中共的专制之风吹进香港。董建华不仅由北京钦定,而且届满後,虽毫无建树,天怨人怒,却仍在北京扶植下连任,而且中共还通过「全国人大」这个橡皮图章下令,今後偌干年内,香港都不可直选,一直由北京任命「傀儡」。

英国《金融时报》曾对此发表社论,悲哀地比喻说,「把一只青蛙扔进烧沸的水中,它会蹦跳出来;但如果把它轻轻地放在凉水中,然後慢慢添柴加温,它会在不知觉中被煮死。」这家报纸认为香港就是一只已放在北京水锅里的青蛙。

当香港人民要求直选时,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红卫兵的中共外长李肇星则蛮横地说,香港人在英国统治时怎麽不要求直选?但李肇星故意无视的事实是:英国是民主国家,人家的伦敦政府是经过民选产生的,「港督」都是伦敦的民选政府派出来的,起码有间接性的选择。而北京的中央政府是民选的吗?不仅江泽民、胡锦涛,所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没有一个经过十三亿中国人的投票选择,由专制政权任命「董建华们」,当然是强奸民意。

北京领导人为什麽不遵守诺言,不在香港真正实行「一国两制」?看看共产党的历史就会非常清楚。明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中共从成立至今,不仅党外没有民主,即使在党内,也都是靠清算,靠斗争,来获得权力,从没有真正的选举。而且据外国专家的估算,在中共建政50多年的暴政下,有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死於饥饿、迫害和处决。这个死亡人数占的人口比例,比这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阵亡士兵在军人中所占的比例都高!

1946年国共内战时,毛泽东信誓旦旦,中国统一後,要实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但共产党执政後,就违背诺言,建立的是一个剥夺中国人所有自由的毛式专政。

1951年,北京政府对达赖喇嘛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允许解放军和平进入拉萨,西藏的社会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政教地位不变,并用「17条」协议写明「不拿藏人一针一线」,结果中共後来赶走了达赖喇嘛,拿走了整个西藏,对那里实行殖民统治。

今天中共对香港的食言,绝不是偶然,而是它的本性决定的,因为共产党从来都是言而无信,靠谎言和暴力进行统治。因而今天无论北京再怎麽向台湾承诺「一国两制」,都不会有效,因为香港就是近在眼前的例子。

明天,世界的目光将投向这里,当自由的精神再次流动在香港的街头,它不仅向世界展示港人的尊严,同时也将鼓舞13亿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并启示台湾人民更加认清北京专制者的本质。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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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想从网眼儿钻过去 2004-06-28
中共最近打压支持绿色的台商,等於明白地告诉台湾人民两件事∶第一,北京不仅剥夺十三亿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和选举权,现在又用打压绿色台商,来变相剥夺台湾人的政治表达权。进入红色中国做生意,不仅投资金钱,还得交出自己的「大脑」,由共产党决定你怎样投票,这简直是利用商务,要把台湾人当作政治奴隶。

第二,北京声称愿和台湾三通,把台商说成「侨胞」,但中共最近的做法暴露出其独裁者的本来面目,他们对台湾、对台商,从无真正的感情,他们看重的只是来自台湾的五百亿美元投资,这些钱可以帮助共产党发展经济,延长它的寿命。台湾投资越大,台商到中国越多,就给了共产党更多杠杆,他们首先要敲诈、制伏台商,然後就是敲诈、制伏整个台湾,逼迫你接受一国两制。

面对北京的恶行,台湾朝野,应该不分蓝绿,发出抗议的声音!因为北京今天打绿色,下次就是蓝色,只要你来自台湾,不是和共产党的镰刀斧头旗一样的红色,早晚都是它的打击对象。只有抗议声音的分贝升高,北京才会收敛,毕竟他们看重台湾的投资,看重「救命钱」。

无论蓝色或绿色的台商,谁都别抱侥幸、甚至幸灾乐祸心理,因为共产党的手段历来如此,它宣称「团结大多数,打击百分之五」,但它不断这样打,最後一定打到百分之百,谁也逃不掉。

大家忍气吞声,就会一起利益受损;只有团结抗争,才能使共产党不那麽嚣张。因而对共产专制有深入研究的前苏联异议作家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岛》中说,「有些鱼总是动脑筋从网眼儿钻出去,其实这是徒劳的;全体鱼应该联合起来,结束捕鱼业。」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铿锵集 200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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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仰主导美国 2004-06-23
最近,宗教信仰在美国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前美国总统里根去世时,媒体的报导和评论,几乎都谈到宗教信仰对他的人生和总统生涯的影响。里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以坚持原则、强调道德著称。他的理念,他的乐观主义,他的昂扬向上精神等等,都和他的宗教信仰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建国二百年来,迄今共有43个总统,全部都是上帝的信徒。研究美国的专家认为,美国之所以强大,没有过独裁者,和美国领导人都有宗教信仰,美国建立在基督文明基础之上,有相当的关系。

宗教问题近日成为热门话题的另一个原因是,6月14日,在美国「国旗日」那天,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一项判决,裁定保留国旗效忠誓词中的「在上帝之下」(Under God)这句话。

这个案子最早由加州一个无神论的家长提起,说他的女儿在学校念这句誓词,有害其身心健康,要求取消这句话。前年,当地法院判决这个无神论家长「胜诉」,因而此案打到最高法院。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致裁决,否决了旧金山法院的判决,等於那个无神论家长完全败诉,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终裁决。

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这天,不仅和美国「国旗日」是同一天,而且那天也是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把「在上帝之下」这句话加到忠诚誓词里整整50周年。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议加入这句话,主要是凸显在那个冷战时代,美国作为一个有神论国家,区别於苏联、中国等无神论的共产世界。美国最高法院选择这样的日子做出裁决,显然有特殊的意义。它再次说明,美国是个有神论的国家,建立在基督文明基础之上。

6月16日,哈佛大学教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上帝之下」一文说,据去年的民调,高达92%的美国人相信上帝。《纽约时报》1994年的民调是91%的美国人相信上帝。它说明过去十年中,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上帝的比例没有改变。

亨廷顿的文章还引述说,据去年和前年美国连续做的三次民调显示,平均有65%的美国人说他们已是教会成员,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达85%!如以美国现有二亿八千万人口计算,等於美国有近二亿四千万基督徒!亨廷顿说,这个比例达到或超过了印度教(Hindus)信仰者在印度,东正教徒在俄国,穆斯林在埃及,犹太人在以色列!

最近「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在全球17个主要国家做的一项民调发现,基督徒在人口中的比例,属美国最高,不仅超过亚洲、非洲、美洲的国家,也超过了基督教传统最深厚的爱尔兰、波兰等所有的欧洲国家。

在此之前盖洛普民调显示,美国有47%的人,每星期去教堂一次以上,而在荷兰、英国、德国、瑞典、丹麦等国,每月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不到10%。在天主教的意大利和爱尔兰,每月去一次教堂的人也不到三分之一。48%的欧洲人从没去过教堂。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说「上帝」对他们没什麽意义,其中在丹麦占49%,在挪威占52%,在瑞典的比例最高,达55%。而在美国,82%的人说,上帝对於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

亨廷顿文章说,贫穷国家的人,比较宗教化,但在富有国家则相反,只有美国是个极为显著的例外。有学者研究指出,以其他国家为标准,以美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只有5%的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但事实上这个比例在美国达到51%。

美国虽然建立在基督文明之上,但却一直是世俗的政府,强调宗教自由,尊重无神论者不信仰的权利(有10%的美国人说他们是无神论者)。据亨廷顿文章的数字,在过去十年来,其他宗教在美国也发展很快,例如1977年,信印度教的人在美国有7万人,1997年则增至80万。该年穆斯林在美国至少有350万,占美国人口近一点五。佛教徒则在75万到200万之间。但这些非基督教徒的数量,仍不到美国人口的5%。因而亨廷顿预测,在可见的将来,美国仍将是基督徒为主体的国家。

美国人口虽然不到全球5%,但经济却占全球的43%,科技占40%,军事占世界的近一半。美国之所以今天成为全球唯一超强,和多数美国人有宗教信仰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基督信仰,使美国人生活在承认原罪、虔诚祈祷,律己勤奋,开创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之中。而且美国又是既强调基督文明,同时又坚持政教分离,两者平衡得最好的国家。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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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犯嘲笑性骚扰 2004-06-21
最近中国媒体出现很多嘲笑台湾和美国的新闻报导及评论,主要是针对台湾大选纠纷和美国虐囚案。看到这种宣传,让人想到强奸犯嘲笑性骚扰。

台湾选举出现纠纷是事实,但迄今的调查显示,任何一方都没「作票」,枪击案也非自导。除了早期在野党曾尝试街头抗争外,现在选举纠纷已完全进入司法程序解决。它恰恰证明了台湾民主机制走向成熟。

中共在嘲笑台湾选举纠纷时,好像完全忘了,它在用专制剥夺十三亿中国人的选择权,一直强奸民意。且不说台湾大选没有作票、买票,即使这一切都有,也根本轮不到那个用枪杆子剥夺了中国人全部选举自由的中共来嘲笑。

对美军虐囚案的反应也同样。虐待囚犯,不论在哪里都是劣行和丑闻。但中国媒体刻意不报导的是,它是五角大楼自己调查出来的,是美国媒体率先报导并严厉批评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个体行为,不是政策和制度导致的,美国政府已严厉处罚那些当事人。而且那些虐囚行为,没有毒打和摧残,更多是恶作剧。

而在中国,不是什麽虐待问题,而是直接处决杀头。据国际大赦的数字,过去十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处决二千人以上,去年竟处决一万人!仅法轮功学员,已有九百多人被迫害致死。上月在纽约召开的美国精神病学会议披露,有一千多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其中十三人被药物「治」死,更有无数人随时都遭到中国公安警察的毒打,以及各种残酷的肉体摧残。

这样一个残暴的政权,居然有脸嘲笑台湾和美国!奥维尔早就在《一九八四》中揭示了专制政府的实质,他们的世界从来都颠倒黑白:「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6月21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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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助布什连任 2004-06-17
美国前总统里根患病多年,後期已无法辨识亲人,连妻子南希都不认得,因此美国各大媒体早就准备好讣告式的专题报道和节目等,以备「万一」。CNN网页有次被骇客侵入,预制的悼念里根节目曝光,导致CNN很尴尬,不得不向里根家庭和大众致歉。

但里根在「诺曼第登陆」60周年庆典活动之前十多个小时辞世,对於美国保守派来说,等於在全球领袖聚会的庆典上突出了里根去世这个新闻的重要性;同时提醒世人二战和冷战的对等性,从而凸显里根领导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击败共产苏联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人类在赢得了二战、冷战之後,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艰难的反恐战争。和二战冷战时相同,仍是美国领衔出征;仍和二战,尤其是和冷战相似,不仅绥靖主义此起彼伏,而且反战声浪主要来自西方左派,在美国是左翼民主党。

上次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平分秋色,布什险胜。因而今年在野的民主党志在卷土重来,而共和党则不仅要坚守白宫,还想通过多赢选票来证明布什的人气和当之无愧。因而虽然距投票日还有四个半月,但两党的选战几乎快到了「诺曼第登陆」的激烈程度。

下届美国总统由哪个党的候选人出任,不仅影响今後四年美国的内外政策,也对全球有重大影响,因它涉及到美国是否继续共和党强调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经济政策,是否继续削减福利和税收,走强大国防的道路;在国际方面,是否继续强势反恐,打赢比冷战更复杂的反恐战争,保证世界和平等。

同时更深层的选择是,是否继续复苏和高扬保守主义价值,促使七十年代开始降潮的左派思潮进一步衰落,使美国在保守主义理念导引下,继续承担自由世界的领袖责任。

美国内部的左右派之争,在二十世纪後半叶更加激烈。共产主义在欧洲兴起之後,美国的左派势力也开始抬头,反对资本主义,向往苏联的共产制度。後来在古拉格内幕被揭示出来之後,左派们无法理直气壮地支持苏联,转而反对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进行「反反共」。这种左派思潮在越战时达到高潮,他们发动一场接一场的反越战游行示威,结果,一场反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越战,最後硬是在左派的杯葛下失败。曾打败强大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的美国,凭什麽不能战胜土匪民兵式武装的越共?今天回首看得更清楚,越战完全是被西方左派这个共产主义同盟军打败的。

到了八十年代,随著共产主义在全球走向晚期,加上坚定反共、坚守保守主义价值的共和党籍总统里根执政两届八年,导致左派思潮开始衰退。尤其是苏联帝国解体,整个东欧的共产政权全部垮台,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更导致左派的声音减弱。在这种背景下,911事件发生,三千人生命的代价,成为落到左派头上的「炸弹」,因为它更激发了美国民众自八十年代开始上升的保守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操。

反恐战争之初,布什政府赢得了70%以上的支持率,但由於伊拉克战後不稳定,加上美军虐囚案等因素,影响了布什和美国的声望,导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民众支持率上升到和布什接近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里根这位深受民众爱戴的共和党元老和保守派领袖去世,通过长达一个星期的媒体报导,尤其是有线电视24小时不间断地对里根的政策、理念、成就的报道和评论(其密集程度和新闻价值份量,几乎可与911事件时相比),等於空前地宣扬了里根所坚信的保守主义价值,等於帮助布什造势。因为布什一直宣称,也被视为「里根的传人」,他坚持大幅减税,小政府,强大国防,对外强势政策,也是虔诚的基督徒等,都和里根相像。

再加上美国为里根举行了过去30多年来首次的隆重「国葬」,国际领袖们,甚至左翼主流媒体都对里根高度评价,促使美国掀起一股「保守主义」旋风,这种舆论环境,明显对布什连任有帮助作用,等於从一个侧面帮助布什「潜在地竞选」。

因而里根的逝世,不是简单的一个前总统的死亡,而是通过里根的保守主义理念的宣扬和凸显,展示共和党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向更高一个阶段攀升;它不仅是在反恐战争的艰难时刻,助布什一臂之力,而且对未来偌干年美国整体舆论和价值走向,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而里根在美国大选前如此关键的时刻仙逝,很可能是上帝的意图,让里根用他的离世,最後再给他所热爱的、永远领衔为自由而战的美国一个礼物。这是「上帝保佑美国!」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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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保护”上帝 2004-06-16
6月14日是美国“国旗日”(Flag Day),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一天驳回了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判决,裁决保留国旗效忠誓词中的“在上帝之下的一个国家”这句话。

该案最早由加州一个名叫牛顿(Michael Newdow)的无神论家长提起,说他的女儿被迫念这句誓词,有害其身心健康。後来媒体调查出,牛顿早就离婚,他的女儿被判给前妻,并不在他的监护之下,所谓女儿被迫念誓词之说是他伪造的,因为他前妻和女儿都是基督徒,他的女儿从没有被迫念过誓词。但美国出名的左疯法庭“旧金山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却在2002年判决牛顿“胜诉”,因而此案打到美国最高法院。

《华尔街日报》曾发表题为“第九巡回法庭”的社论说,“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再次证明它是美国土地上最发疯的法庭。”因这个法院的裁决经常太离谱,在过去10年中,有约75%,即四分之三的裁决後来都被美国最高法院纠正,其中三次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做出的。这次美国最高法院以八比0一致做出裁决,再次纠正了旧金山第九巡回法庭的错判,等於给这个左疯法庭的荒唐又增加了一个记录。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如果持保守派立场的另一名大法官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不是因为有事无法出席的话,那麽这次又会是九名大法官一致做出纠正裁决。

上述八名大法官在裁决中,理由不尽相同。有五名法官(其中四名是自由派)是以牛顿没有女儿监护权为由,否决了旧金山法庭原来的裁定。而其他三名保守派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威廉姆.伦奎斯特(William H. Rehnquist),刚去世的里根总统在任时任命的首位女性大法官欧康诺(Sandra Day O'Connor),以及最高法院唯一的黑人大法院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当然更同意取消旧金山巡回法庭原来的裁决,但理由是,忠诚誓词中那句“在上帝之下”并不违反美国宪法。

美国最高法院这次裁决,不仅和“国旗日”巧合,而且正好是1954年6月14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把“在上帝之下”这句话加到忠诚誓词里整整50周年。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提议加入这句话,意在那个冷战时代凸显美国是个有神论的国家,以更加清晰区别於苏联、中国等无神论的共产邪恶世界。

最高法院选择“在上帝之下”这句话加入忠诚誓词50周年和“国旗日”这一天来纠正旧金山的法庭判决,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2004年6月15日(原载《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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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美国遭围困? 2004-06-16
美国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事实。但最近旧金山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两个法官却裁决公立学校《忠诚誓言》中的一句“一个国家,在上帝之下”(one nation, under God)违宪,於是引起了一场全国性舆论的轩然大波。

起因是加州一个8岁的女孩不愿意在公立学校宣誓“在上帝之下”,按照法律,她有权利不宣誓,但由於在别人宣誓时她被要求在旁边听著,於是这个女孩的无神论者的父亲麦克.牛道起诉了学校。出乎多数美国人预料的是,两名法官判决《忠诚誓言》中的“一个国家,在上帝之下”这句话违反了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虽明确规定政府不可以把任何宗教强加给任何人,但它同时保护人们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这两者是平等的。换句话说,任何宗教都不可以成为国教,於此同时,任何宗教也不可以受到压制。

毫无疑问,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是建立在基督文明基础上的;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独立宣言》中明确指出,“上帝(或造物主)创造了平等的人类,上帝赋予他们某些与生俱有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这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先贤们之所以指出高於一切的造物主,就是为了特别强调两点:第一,人生来平等;第二,人有某些与生俱来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Warren Burger)曾在1954年的一项判例中指出:“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之上的,所以宗教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结构的一部份。”

美国从历史上、传统上和今天一直都是一个有神论的国家,据1994年《纽约时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91%的美国民众相信上帝,或者说相信有超越自然的造物主。最近“福克斯电视”引述的民调显示,87%的民众表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虽然基督教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但《忠诚誓言》中的“在上帝之下”并不特指哪种宗教的“上帝”,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伊斯兰信徒,大家都认为“我们向同一个上帝祷告。”这句话在911之後被各种宗教信徒强调了无数遍。所以,《忠诚誓言》中的“上帝”一词泛指造物主,或超越自然的精神力量,并不对任何宗教构成不平等。

麦克.牛道说他的做法是为了政教分离,但这种说法牵强到荒唐的地步。毫无疑问,一个国家是不是政教合一,其标是宗教领袖是否掌握政府权力,它和多少人有宗教信仰毫无关系。同样,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信仰某种宗教,但如果这百分之一的人掌握政府权力,那就是政教合一。而这种情形在美国根本不存在。

如果“在上帝之下”这句话原来没有,现在要加上去,或许还值得争论一下。但它是在1954年的时候美国为了抵抗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国家才加上去的,已经存在了近半个世纪,并没有促使任何政教合一的倾向。

那厶《忠诚誓言》是否侵犯了无神论者的权利?如果公立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念诵这个誓言,那当然侵犯了无神论者不信上帝的权利,但这里的关键是,美国早已通过明确的法案,允许和保证任何人,当然包括学生,有权利、有完全的自由不念诵这个《忠诚誓言》,或者不念其中的任何词汇。

麦克.牛道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虽然孩子可以不念誓言,但如果和大多数孩子不一样,就有被排挤、是另一类、不是主流的感觉。这种论理法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因为做另一类是你自己的选择,并不是别人强迫的。举个例子说,在军队中女性是绝对的少数,因为战争是男人的事情。我们尊重女性当兵的权利,但女性就不能抱怨说她们在军队中没有主流的感觉。你要找主流感觉的话,你可以不当兵嘛。当你自己选择做少数人之一,就不得不付出做少数人的代价,这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同样的。世上从来就没有几全其美的事情。

以美国几百年的有神论传统,“上帝”这个说法和用法已经深入人心地溶入社会结构和话语系统,让人们改变这个对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不构成任何损害的传统自然很难行得通。因为,如果这种泛指的“在上帝之下”的说法是违宪的话,那厶按照滑坡理论,总统宣誓就职时一手按著《圣经》,一手举起来向上帝宣誓是否违宪,要取消?法官在法庭上要求证人向上帝举手宣誓说真话是否违宪,要取消?美国每届国会以向上帝祈祷开幕是否违宪,要取消?基督教的“圣诞节”作为全国法定节日是否也违宪,要取消?美国钱币上印制的“在上帝中我们相信”(In God We Trust)是否要全部换掉?人们口语中脱口而出的“我的上帝”、“感谢上帝”等等,是否冒犯了无神论者?

这个判决公布後,美国参议院以99票对0票、众议院除3票外全部议员都反对这项裁决。在美国民众中更是一面倒地反对、谴责;其认识的一致性在美国这个多元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为什厶?就是因为它违背了人们的“共同常识感觉”(common sense)。

美国最新一期《新闻周刊》就此做了封面故事报道,从该报道来看,这本来是一个专要找茬的人的无事生非,麦克.牛道早就干过类似的事情。这个以医生为职业却热衷法律的人,曾在密西根大学读法律,但还没入校,他就打赢了一场蹊跷的官司:他不是密西根州居民,根据规定,他上学要按外州人交学费,这个学费比本州人要高很多。在美国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当地居民在本州读书学费低,因为你的父母和你本人在该州纳税。这是常识。但牛道认为,我上学要交外州人的学费,可我去商店买东西却要和本州人一样交税,这不合理,於是起诉。官司居然让他打赢了。一个典型的钻民主国家空子的人。就像前几年有人被麦当劳的咖啡烫伤了,就起诉麦当劳的咖啡过热,结果也打赢了官司一样。

牛道还说美国钱币上的“在上帝中我们相信”是对他的污辱,大概也要起诉。这次他起诉女儿所在的公立学校不仅根本不是为了他女儿的健康,而完全是玩弄、毁掉了他的女儿。早在1998年他就在佛罗里达州起诉公立学校的《忠诚誓言》,说影响他女儿的健康,但佛州拒绝了这个案子,因为他的女儿还没有上学呢,不够上学年龄。

牛道现在终於等到了女儿上学的时候,於是把女儿做了他打官司的赌注。现在这个8岁的女孩不仅无法念书,简直就得躲起来无法见人。到底是谁在摧残孩子心灵?但牛道却十分得意他在全国出了一次“大名”。

那厶为什厶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咄咄怪事引起了一场全国风波呢?这可是绝对有原因的。911之後,以新闻媒体、高校、法律界人士和好莱坞为主流的“美国左派”节节败退,而以中产阶级为中流砥柱的美国右派气势如虹,所以左派在拼命抓住每一根稻草挑战右翼势力。通过这次《忠诚誓言》的判决,左派阵营本以为可以借此冲击一下右翼的气势,没想到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效果。

由於这项两名法官做出的裁决遭到国会和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一致谴责,加州联邦巡回法庭决定暂缓执行,待该法庭的14名法官一起复裁後再说。但如果巡回法庭维持原判,在最高法院几乎可以确定被驳回,这从上周四最高法庭裁决学生可以携带政府资助款转到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就可清楚地看出。

虽然牛道的起诉和法官的判决在美国完全不得人心,但是,他有抱怨的权利,有起诉的权利,有打赢官司的可能;而却完全没有受到任何行政惩罚的可能。这就是美国,一个自由的国家!

2002年美国国庆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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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传奇的美丽而伟大的人生(3之3) 2004-06-15
除了智慧和勇气之外,里根的第三个特质,是他的乐观幽默和单纯。即使他的反对者也承认,他永远带著微笑,以喜悦的心情看待人生和美国。在他得了“失智症”,向美国人民告别之际,他说将开始自己生命的夕阳之旅,但“美国的前面永远是太阳升起的早晨。”他更喜欢形容说,美国是“山顶那闪亮的城市”,是所有被奴役的人民的灯塔和希望。

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里根政治传记作者李.爱德华兹之所以说20世纪前五十年是“罗斯福时代”,是因为罗斯福领导美国人民走出了“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阴影;而20世纪後五十年之所以被称为“里根的时代”,是由於里根领导美国人民走出了“心理大萧条”(great psychological depression)和冷战的阴影。因为20世纪後半叶,美国发生了肯尼迪被暗杀,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水门丑闻,越战失败┅┅而里根的乐观主义,给了人民希望,重振了美国的信心。

爱德华兹比较说,民主党的罗斯福和里根有不同,罗斯福寻求扩大政府功能来解决问题,而里根却把眼光投向人民,他的名言是,“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美国两党不仅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对国家现实的看法也不同。幽默的里根说,“共和党把每一天都当成7月4日(国庆节),而民主党把每天都看成4月15日(缴税日)。”

当然,只有乐观的人,才可能富有幽默感。里根的幽默几十年来都被人津津乐道。即使在他的葬礼上,从现任总统到他的儿女,都用里根的幽默,把哀痛变成欢笑,在欢笑中更怀念那个给人带来快乐和信心的里根。幽默是打破等级和尊卑的最好方式,更是人类沟通的奇妙手段。但即使在美国这种自由的文化中,也不是谁都有幽默感,虽然“笑星”是美国大众最欢迎的人物。里根不仅天性富有幽默感,他还刻意发展这种本领,经常拿小本记下那些笑料和轶事,在演讲或聊天中娱乐大家。他不仅自己乐观,也要把快乐带给其他人。

他的不少经典幽默最近被电视反复播放。例如,他竞选总统连任时已经73岁,他的对手则是比他年轻很多的蒙代尔。在电视辩论时被主持人问道,他怎麽面对自己的年龄问题时,他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将不会占我的对手年轻和缺乏经验的政治便宜。”连蒙代尔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里根经常开自己年龄的玩笑,有一次在英国一座15世纪的大楼里演讲,他说,“和比我更老的东西在一起真让我感觉舒服。这次我当选总统,就是美国试图向我们的欧洲表兄展示,我们美国也是尊重古物的。”

他遭枪击後,在被送上手术台之际,还不忘“幽”医生们一“默”:“我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而医生的回答真正体现了美国人在关键时刻是一个整体的精神,他们说,“总统先生,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

里根不仅有即兴的幽默,也爱讲笑话,比如他最喜欢讲的一个笑话是,有些政治家就像两个野营的人,遇到了一个黑熊要冲过来,他们其中一个迅速坐下来换运动鞋,他的伙伴看著他说,难道你认为自己能跑过黑熊吗?那个换好鞋的人站起来说,我不需要跑过黑熊,我只需要跑过你。

前国会共和党领袖金里奇说,里根的乐观和幽默,给了他独特的沟通能力。就像每个打篮球的人都想成为乔丹,每个保守主义者都想成为里根,可惜里根的很多本事是别人无法模仿的,那是一种气质和超凡的能力。

但左派却最愿意指责这个喜欢讲笑话的总统“不够智慧”、“头脑简单”。他们根本不明白,单纯,不仅是里根的特质之一,也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里根的心和头脑,都更像一个孩子,永远没有成熟到长老茧,总是如童话般的世界那样,把世界分成善和恶,黑和白(从不强调“灰色地带”),然後积极乐观地去承担“义人”的道德责任,对抗邪恶。

从来都喜欢读书的里根,却从不像文化人那麽头脑复杂,故作高深,更对知识份子颇有微言。前述里根演讲稿撰写人努南说,“里根并不是不喜欢知识份子,他心目中的英雄经常是知识份子,从建国之父们,到弗瑞得曼(Milton Friedman),哈耶克和索尔仁尼琴。但他不喜欢自己同时代的知识份子,觉得他们基本上都是浆糊脑袋。他认为20世纪的很多知识份子都是高智商的、悲观的小精明者。他对奥威尔(《1984》作者)的观点有一个直觉上的认同:一种独特而很蠢的理论,往往只有知识份子相信它。”

努南接著写道,“里根认为,20世纪後半叶的自由派学院派知识份子们,总是倾向於把自己缠绕进巨大而复杂的蜘蛛网中,不仅自己陷进去,还把整个人类也带进去。而那些从马克思到布隆伯瑞(Bloomsbury,反传统的左翼象牙塔学者团体),到韦布们(Beatrice and Sidney Webb,该夫妇创办伦敦经济学院,是费边学社要角),到20世纪从哈佛到耶鲁的美国左派们——那些繁忙地编织复杂网络的蜘蛛们——则是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最愚蠢的高智商者。”

曾经叛逆(坚决反对里根的政治主张),现已反省、回归保守主义价值的里根女儿帕蒂认为,里根并非像那些知识份子们认为的那样“不够智慧”。“他是智慧的,只是他的智慧深置於信仰之中。而信仰使事情单纯化,使事情更接近你的心。他最有效率的时候,是追随心的导引。”

除了智慧、勇气、乐观幽默和单纯的特性之外,里根生命中的第四个重要特质是:爱的能力。人们常以“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份,但却是女人生命的全部”来形容女人比男人爱得热烈、爱得执著、爱得持久。但对於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的里根总统来说,爱情也是他生命的全部。他说,爱是他的心脏。谁能说心脏不是生命的全部呢?在那个令无数人感动、羡慕、赞美的爱情故事中,里根不仅证明了男人可以具有和女人同样伟大的爱,同时揭示了男人改变世界的动力和源泉。

里根的第一场婚姻由於电影明星的妻子反对他对政治的热衷而结束。而他的第二次婚姻则哺育了那个美丽而伟大的人生。曾在图书馆读到一本南希编辑的书信集《我爱你,罗尼》(I Love You, Ronnie),里面主要收集的却是里根写给南希的情书。虽然从有关里根的传记作品中得知,里根很有写作能力,经常大段大段地修改或重写白宫撰稿人给他写好的演讲稿,很多成为经常被引用的名句,但没想到他的情书写得更动人。他对妻子的痴迷和恋情,一生都像个初恋的小伙子:

“一个男人不能离开心而活,而你就是我的心。”

“我们是那样的一个整体,你对我的重要性,就如同我自己的心脏,但有一个例外,你永远不能被人工心脏所替代。”

“我碰巧拥有一个情人节般的生命(Valentine life)┅┅你看我的选择多麽有限,要麽是情人节般的生命,要麽是没有生命。”

在他们2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里根送南希一副手套做礼物。他在贺卡上写道,“我希望这副手套能温暖你的手,就像过去25年来你一直温暖著我的心。”

“你给我的礼物是没法买保险的,因为没有估价人可以给个价码。谁能估出我要回家时那种兴奋和期待的感情的市场价格?谁能估出我无法不加快步伐,迎接第一眼看到你时那种感觉的价格?仅仅是早晨醒来,都成为一种温暖的惬意,因为你在身边。而这栋房子没有你的时候,是那样荒凉。”

里根对妻子的爱,更表现在许多小事上。例如,他由於工作繁忙,有时不知道妻子喜欢和需要什麽,於是在南希过生日或他们结婚纪念日之前,就悄悄地去向南希的助手或好友询问,南希需要什麽?而南希的好友经常也不知道,就又跑去问南希,并泄漏了里根的秘密。而南希在收到丈夫的礼物时则一副毫不知情地欢天喜地。一个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般伟大的真实故事。

左倾的主流媒体上有过不少关於南希的负面报导,导致不少人对南希过於干涉里根的事务而印象不佳。其实很多人所没有意识到的是,南希不是在干政,而是在尽全力保护里根的形象;她的可贵之处在於,她不是不知道媒体和内阁人员对她的批评,但为了保护丈夫的形象,她宁可自己形象受损。

人们都知道里根是个只顾两件大事(反对共产主义,缩小政府规模),而不顾小节的人,他甚至会把自己内阁人员的名字都叫错。他又是那种天性乐观,什麽也不担忧的人,所以有人说,里根什麽都不担心,而南希是什麽都担心。如果没有南希那麽前後左右,细心地呵护照料,里根的不拘小节不知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和里根相比,南希的形象是弱小的,但在塑成里根今天“光辉形象”纪念碑的每一块彩色石子上,都有南希精心的雕琢,正如她一边亲吻那面覆盖丈夫的美丽国旗,一边用手抚摸、拂平那上面的一丝皱纹。一个伟大的妻子,一个上帝送给里根的最好的礼物。而最理解并拥抱了这一切的里根,也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留给了相伴52年的妻子:

在病重的最後几年里,他不仅丧失了全部记忆,也认不出任何亲人了。在生命垂危的最後五天里,他一直都没有睁开过眼睛。女儿帕蒂描述说,父亲最後咽气之际,却突然睁开了眼睛,盯著南希,“眼睛不是混浊或茫然,而是清澈湛蓝,满怀爱意。”南希坚信,在那一刻,里根认出了她;这最後的凝视,是里根走前送给她的“最好的礼物”。

虔诚基督徒的长子迈可.里根说,父亲在这个世上最後一眼看的是南希,随後看见的就是上帝。他的牧师在葬礼上说,上帝对里根的评语肯定是,“做的很出色,忠实的仆人。”现在他如愿被安葬在 “里根总统图书馆”所座落的山顶,每天居高临下,俯视整个太平洋,看自由价值的日出。

罗纳德.里根的一生,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却是一个美丽而伟大的人生。想到里根,就想到智慧,想到勇气,想到乐观和幽默,想到侠骨柔情。想到里根,就想到开心,想到笑声,想到信念,想到昂扬向上的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正向的,令人振奋的,令人更清楚地明白美国价值,更坚定地相信美国精神,因为它是人类的精神,它是世界的方向,它是“山顶那闪亮的城市”。

罗尼,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怀念你!

2004年6月11日写於里根国葬日(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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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 2004-06-14
美国总统里根去世,举国哀悼,极至哀荣;不仅举行三十年来首次「国葬」,而且两党领袖、舆论及民众都一致赞誉。

共和党籍的里根总统以坚持原则著称,不仅领导自由世界打赢了冷战,并以重燃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价值而成为美国保守派的精神领袖。就像所有打篮球的人都想成为乔丹,所有保守主义者都想成为里根。因而对於他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尤其是左派来说,里根是右派的掌门人,是他们的最大对手。

但在里根去世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极左派,都没有出来批评里根,民主党议员还和共和党一起,在国会一致通过赞誉里根的「致意案」。它再次体现出美国两党政治的成熟,它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在涉及国家整体形象时,顾全大局,形成一个整体,发出一个声音,凸显美国的强大。

里根不仅以强势总统著称,也以善於沟通和幽默而广受欢迎,其经典之一是:他上任不久遭刺杀,在被送往手术台等待开刀之际,还不忘「幽」医生们一「默」,说「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而医生的回答真正体现了美国人在关键时刻放弃党派之争、形成一个整体的精神,他们说,「总统先生,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

今天,对於台湾来说,在面临总统被刺,或战争威胁这种人命关天、国家前途的关键时刻,最需要的是美国这种搁置党派分歧,共同维护国家利益的精神,这种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的境界。台湾需要的是顾大局的政治家,而非政客;台湾需要的是识大体的公民,而不是暴民。由真正的政治家和公民组成的社会,才会成为一个受世人尊敬而有前途的国家。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6月14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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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传奇的美丽而伟大的人生(3之2) 2004-06-12
中国俗语中的“大智大勇”强调的是真正的勇气来自智慧。正是由於里根拥有上述那些智慧,才能够在担任八年总统期间,展现出超人的勇气。这是里根的第二个特质。

里根的勇气起码展示在四个方面:第一是他有胆识跟共产帝国叫阵。八十年代,是冷战高峰,苏联不仅有一万枚导弹瞄准美国等自由世界,而且和红色中国一起,向世界输出《动物农场》和《1984》。里根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面对强大的共产势力,毫不退缩,在阿富汗,在菲律宾,在尼加拉瓜,在中东,在欧洲,在台湾海峡,和共产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捍卫了自由的价值。

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他坚定地预言:共产革命正处於它的危机期,一定会失败。在西柏林演讲时,他勇敢地喊出共产苏联的真正名字:“邪恶帝国”。面对隔绝自由的柏林墙,他公开向克里姆林宫“叫阵”:“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墙!”

在今天连被称为“里根传人”的小布什总统都要和共产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跑到北京,在独裁者的土地上向民主的台湾说“三不”,而欧洲的希拉克和施罗德等现代张伯伦们,争相恐後谄媚北京的专制者,希拉克还把夫人都动员起来陪“江主席”跳舞,可想而知,坚持道义原则是多麽不容易。

而里根有勇气说出真实,给了共产国家渴望自由的人们巨大的鼓舞。《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葛纳迪斯(David Ignatius)前年发自巴黎的文章说,当年他采访一个莫斯科的教授,那个教授对他说的话,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美国的总统敢向世界说出苏联的真实,你们有勇气说出我们真正的名字。”这位美国专栏作家感叹地说,他从此另眼看待里根。因为里根的话,给了仍在铁幕世界中的苏联及东欧国家人民以自由的希望。而正是这种希望,在不到十年之後,摧毁了所有欧洲的共产制度。

里根的勇气体现的第二个方面是,他面对占据西方主要媒体的左派阵营的攻击,敢於坚持说真话,承担道义责任。上述“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莱丁在本周一发表的悼念里根文章说,“左派们相当仇恨里根和他的追随者,因为他展示了左派所确信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正义、一定胜利之说的巨大欺骗性和空洞性。左派知识份子从来不原谅里根们把苏联帝国摧毁了。”《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James Reston)说,“在里根寻求连任的1984年,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那麽多记者、编辑、制片人、电视主播们,做了那麽多阻止一个总统候选人连任的事情。但是,感谢上帝,他们最後失败了。”

当时左派媒体歇斯底里地攻击里根,说他是“笨蛋”,“傲慢”,“草率”,“极端右派”,“意识形态狂”,“只会讲笑话的总统”等等。看看今天左派们如何骂同样持保守派理念、致力军事铲除萨达姆邪恶政权的布什总统,就可想见当年左派媒体是如何围剿里根的。即使在左派势力明显消退的今天,美国的大学和媒体,包括好莱坞等,仍是左派大本营,注册为民主党的编辑记者是共和党籍的两倍以上,可想而知左派的势力在西方有多大。

美国左派历史学家、普利策得主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1982年去苏联访问之後宣称,“那些认为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已到崩溃边缘,外力再推一把,它就会滑落悬崖的美国人,只是开自己的玩笑。”另一位美国左派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84年去莫斯科访问回来,极力赞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就,解释说,“苏联的制度能够成功,在於它能够集中使用全部的人力资源。”曾有保守派评论家毫无客气地回击说,什麽是“全部的人力资源”,难道是指“古拉格”?

面对西方左派对红色苏联的推崇和赞美,里根坚定地回答:苏联正处於“巨大的革命危机”,“全球性的自由运动”将一定会胜利。 “自由和民主的行进┅┅将使马列主义成为历史灰烬。”

在里根坚持强大国防,研制导弹防御之际,西方左派们在巴黎发动了几百万人的反核大游行,要求美国首先冻结和销毁核武器。这就等於要求美国解除武装,任由共产苏联宰割。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写的那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的鞭挞西方左派的名著《知识份子》,详细揭示了萨特、罗素、西蒙波娃等领导反美反核示威,朝拜共产苏联的丑态。最新史料揭示,当年巴黎的反核示威,是共产苏联背後出钱支持和发动的。因而说西方左派是共产党的同盟军,一点也不为过。

但里根不向左派舆论让步,坚持把保守主义理念付诸实践。他的名言是:“别去听他们的。”

里根的勇气体现的第三个方面是,他即使被称为“激进派”,也不对自己党内的折衷派、动摇派妥协,而坚持原则理念。例如,他出任总统後,就提出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议案,把个人所得税削去40个百分点。但美国经济并没有马上复苏,反而第二年更陷入衰退。最後他的内阁成员都挺不住了,想打退堂鼓,连他的主要助手也觉得不能继续下去了,但他执意坚持,绝不动摇。最後减税政策发生了奇迹般的作用,促使了美国经济复苏和强劲发展,不仅抑制了通货膨胀,并为美国创造了1,900万个就业机会。

里根国内政策的三大目标是:减税,经济复苏,平衡预算。他卸任时,前两项都达到了,但却留下庞大赤字,因他一直坚持强大国防,建构现代军力。虽然赤字问题迄今仍受到左派非议,当时也被本党的人质疑,但里根力排众议,坚信靠实力才能赢得和平,才能遏阻苏联的扩张,保障自由。在里根执政下,美国不断增加军费,建造了强大军力。曾为小布什总统撰写演说稿的弗鲁姆(David Frum)最近撰文说,回过头来看,里根以强大军力为後盾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赤字只是很小的代价,是战争“花销”,完全值得。

里根的勇气体现的第四个方面是,他不追求时髦,不迎合民调,不随波逐流,而是认准只要对人民和国家有利,就坚持理念,逆流而上,从来没有为了增加自己的“人气”而放弃原则。曾为里根撰写演讲稿的知名女政治评论家努南(Peggy Noonan),被称为是“少数了解里根的伟大和善良之间关系的人”,她说,“在里根的一生中,很多时候当公众舆论在一个方向的时候,他却逆潮而行,游向另一个方向。他为此付出各种代价,连他本党的领袖都说他狂热和激进。但他不抱怨,好像嘴里咬著绳子,向前拽,拉,最後整个国家跟随了他,抵达安全的海岸。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微笑著,拒绝去恨他的对手。那种拒绝,也是一种英雄主义┅┅”

几乎所有的里根传记都提到,虽然他是一个超常的演讲者和善於沟通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孤独者”;因为他太坚持自己的理念,绝不从原则上让步。他最亲近的第一是上帝,第二是妻子;除了上帝和妻子的支持,他并不需要更多的外力。结果他却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在连选时赢得了50个州中49州的选举人票,成为美国历史上胜选差别最大的总统;这个记录恐怕很难被打破,因为那得赢全部50个州,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里根卸任总统一年之後,柏林墙就倒塌了。两年後,莫斯科红场上的镰刀斧头旗降落了,苏联帝国解体。1991年,在波斯湾,美国用里根执政时建造起来的强大军力,压倒优势地打赢了越战之後的首次战争。随後,欧洲的全部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倒台了,里根所预言的共产主义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变成了现实。

曾和里根并肩抵抗共产主义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评价说 :“里根总统依赖强大的信念支柱,在自由正後退的时刻,他启航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自由,而且他成功了!”“在热爱美国的力量驱使下,他提升了整个世界。今天,在布拉格,在布达佩斯,在华沙,在索非亚,在布加勒斯特,在基辅,在莫斯科本身,这个世界在悼念一个伟大的解放者去世的同时,共鸣著他的祈祷:上帝保佑美国!”

(未完待续)

2004年6月10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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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没有传奇的美丽而伟大的人生(3之1) 2004-06-11
1988年夏天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一点英语也不会,录取我的中部一所大学只得安排我到英语中心学习。补习班的学生来自很多国家,但没一个像我那样,连查字典都要靠唱歌,找26个英文字母的顺序。但班里的香港和台湾同学却挺尊重我,不仅因为我比他们年龄大不少,还因为听说我是记者,所谓见多识广,因而连碰到一些美国的事情也来问我,好像我是“专家”。

那年美国正进行总统大选,已担任两届8年总统的里根卸任,他的副手老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思竞争白宫。我所在的印地安纳州又是老布什的副总统搭挡奎尔的家乡,所以民众对选情的关注更热烈。班里的同学问我谁会赢,我那时对杜卡基思一无所知,但却斩钉截铁地说,布什一定会赢!

投票结果出来後,这些同学更加佩服我,问我怎麽对美国的政治比当地的专家看得还准?我回答说,“你看连我们这个小镇子的商店、汉堡包店的门上都刻了布什的名字,他有那麽多竞选经费,能不赢吗。”他们大眼瞪小眼,不知我在说什麽,後来哄堂大笑,原来我把门把上、垃圾盖上的“PUSH”(推)全都当成了“BUSH”(布什)。

这是我当初学英语时闹的“笑话”之一。後来随著英语的进展和对美国政治的真正了解才知道,美国人之所以选择老布什,很大原因是他们太热爱里根,但因宪法规定总统只能当两届,里根必须卸任;民众则把对里根的爱,移情到他的继承人、当了八年副总统的老布什身上,认为他能继承里根的理念,所以把他送进白宫。

随著对保守主义价值的认同和追随,我开始越来越对里根感兴趣。後来找到关於他的传记、评论、幽默集锦、以及他的讲话录音等。对里根了解越多,越发现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物,他的理念,他的气质,他的达观,他的幽默,他的侠骨柔情等等,都是多数政治领袖所缺乏的。他是一个“美国精神、美国理念、美国价值、美国乐观、美国信心、美国梦想”的具体体现。

以“国葬”为高潮的悼念活动,也许一个星期就过去了,但里根所代表的古典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和理念,将会影响美国很多年。不仅会继续改变美国,同时也将塑造美国人,以及世界上热爱自由、崇尚个体价值、坚持基督信仰的人们。

现在美国舆论已把里根评入“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总统”,和罗斯福并列。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第一本里根政治传记作者李.爱德华兹(Lee Edwards)上周六撰文说,“20世纪的前50年常被说成是罗斯福时代,而後50年将会被称为里根时代。”“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自由问题的专家迈克.莱丁(Michael Ledeen)则评价说,美国建国二百年来,“有四位伟大的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他们是: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里根。”

里根为什麽被评价到如此高度?他有哪些特质征服了评论家、史学家和美国人民?我觉得至少有这样四个:

第一,他有不凡的智慧:

里根的智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他对共产邪恶的清楚认知上。早在他还是左派大本营好莱坞的演员时,就对共产党深恶痛绝。当时他曾到国会作证,强调反共和清查好莱坞共党份子的重要性。他和南希的恋爱,还是由於反共问题“牵的线”,因南希的名字被错列到好莱坞左翼份子名单上,她去找时任电影工会主席的里根要求纠正,结果她的名字从这个名单删除後,登上了他俩的结婚证书。

担任总统之後,里根成为领导西方世界对抗苏联共产阵营的旗手。他坚信自由的价值和力量,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巨大谎言的空洞性”。早在1981年,他就在巴黎圣母院演讲道: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痛苦、怪异的一章,现在正写著的,是它的最後几页。”他坚信自由将最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当时被称做“反共总统”,“鹰派”,“强硬派”。他去世後,他的老对手、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纽约时报》撰文悼念他,仍称他是“极端右派”。这些“称呼”正说明了里根清楚认知共产邪恶的智慧。

他的智慧体现的第二个方面是,虽然年轻时他是民主党,但很快就觉醒,成为强调和坚信保守主义价值的共和党人。美国两党自20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针锋相对,不仅争执政权,更争夺“价值”主导权。两党的价值完全不同,共和党保守派强调小政府大社会,自由经济,强大国防,宗教信仰,家庭价值,个人对自己负责,爱国主义,尤其是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

而左派民主党正相反,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用高税收对财产二次分配,扩大福利养懒汉(在抢夺富人和中产阶级财产的同时,剥夺穷人的尊严);还由於对邪恶认识不足,一直要削减国防开支;更以自由的名义耸恿放纵,要求毒品合法化,同性恋结婚,堕胎,未婚生子等等;尤其是在共产主义问题上,左派更倾向妥协、合作,以至绥靖。

从都想用政府的力量干预经济,以平等的理由剥夺自由,以及实质都反对资本主义等,就可看出西方左派和共产党具有相近的思维和价值,他们在本质上是同盟军。就像所有真正深爱自由的人最後都会远离左派,远离那些共产主义同盟军一样,里根转成共和党之後,一直信奉和强调的是保守主义的自由价值。

因而在经济领域,里根同样高扬自由的旗帜,认为政府通过高税收把中产阶级辛苦挣来的钱强行收缴,再分配给穷人,是劫富济贫,违反自由的价值和原则,不可用“善”来剥夺个人的“权利”,权利的价值应该高於“善”。他强调走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自由市场道路,而非共产党和西方左派的计划经济和大政府的“通向奴役之路”。八十年代,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联手进行了一场充分市场化的经济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为今天的美国经济成长奠定了基础,而且促使整个欧洲向“右”转,朝向市场经济,而非福利社会主义。

里根的智慧体现的第三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他追求信仰,一生虔诚地笃信耶稣基督。《圣经》说,找到上帝是智慧的开始。正是对基督的坚信,对祈祷的坚持,给了里根不同凡人的智慧、谦卑和高贵。因而布什总统在巴黎听到里根去世消息後发表的简短致词里说,里根的“高贵来自谦卑,幽默来自智慧”。

美国迄今的43届总统,全部都是上帝的信徒。美国之所以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最自由、最伟大的国家,其至关重要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建立在基督文明之上的国家。但里根是这43个总统中,最虔诚的基督徒之一,不像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出了性丑闻之後,才多年来第一次去教堂给媒体看;不像民主党的另一位总统卡特,放下《圣经》,就去亲吻勃列日涅夫,拥抱金正日,歌颂卡斯特罗,写信谄媚邓小平。

正是宗教信仰,给了里根“使命感”。他的乐观,他的活力,他的原则理念,他的强烈的道德意识,都来自他的祈祷,来自对基督耶稣的确信。在他上任69天就遭暗杀袭击时,不仅他自己坚信上帝还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罗二世和特里萨修女都同样告诉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战胜苏联共产帝国、结束冷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里根总统是上帝给予美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一切向往自由的人们的“礼物”。

(未完待续)

2004年6月9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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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自由的巨人——里根 2004-06-09
在“诺曼第登陆”60周年纪念会上,那些幸存的老兵已百发苍苍,而登陆那天,有11,500名他们的战友阵亡在沙滩。正是这些伟大的自由战士,使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世界不再生活在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的践踏之下,获得了自由!而领导二战胜利的西方领袖被公认是邱吉尔和罗斯福。

但不幸的是,人类刚结束纳粹的轴心国,新的邪恶共产主义就在全球蔓延。谁是领导自由世界赢得冷战的西方领袖?从里根总统去世後,美国民众和舆论的反应,世界领袖的评价可以看出,里根是冷战时代的“邱吉尔和罗斯福”,是捍卫自由、抵抗共产邪恶的伟大旗手!

●对抗共产苏联和西方左疯

里根去世後,美国有线电视CNN网页的民调显示,压倒多数的民众认为,里根最大的贡献是赢得冷战,战胜了共产主义。

八十年代,里根担任了两届八年美国总统,那个时期是冷战高峰。共产苏联不仅有众多卫星国,拥有可以毁灭世界的核子武器,并和红色中国一起,向全球输出共产主义,要把世界变成《1984》和《动物农场》。

被称为“里根主义”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里根领导自由世界,毫无妥协地遏阻苏联的扩张,捍卫自由的价值。与此同时,里根还要面对另一个战场,那就是占据西方媒体和大学的左派势力,他们在根本价值上是共产主义的同盟军。

在里根公开给苏联定性是“邪恶的帝国”时,最强烈谴责他的声音来自西方的左派媒体和政客,他们指责这会惹恼克里姆林宫、刺激苏联,会挑起世界大战。西方左派们的理想是像张伯伦那样,恭维、附合、以至谄媚,来绥靖莫斯科的权力者。最强烈批评里根的是美国的左派民主党总统卡特,这位曾亲吻勃列日涅夫,拥抱金日成,歌颂卡斯特罗,被史家称为“美国最愚蠢的总统”,当时吓得以为核武大战就要开始了。

●左派永远站在错误一边

当里根在西柏林演讲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柏林)墙!”时,西方媒体和大学以及好莱坞的左派们又是一片歇斯底里的攻击。没见过,或忘记了当年那些愚蠢场面的人们,看看今天在巴黎、纽约、波恩、伦敦、斯德哥尔摩等地谴责布什总统用武力铲除萨达姆邪恶政权的左派们的表演,就可以复习一下什麽是对邪恶的浪漫情怀,什麽是对邪恶的姑息、纵容。左派永远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而从不反悔。

但里根却从没有在这种共产势力和西方左派的夹击下後退,他坚持反共,坚信自由的价值一定战胜专制。在尼加拉瓜,在阿富汗,在中东,在欧洲,在亚洲,里根领导自由世界和共产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对抗。正是里根首先提出,研制导弹防御系统,使美国等自由世界不再生活在核武威胁之下。今天美国的导弹防御进入部署阶段,正是得益於当年里根的远见,最初的坚持。而建造导弹防御,当年被西方左派们嘲笑是里根看电影“中毒”,“不现实”,“做梦”。

但里根的伟大之处就在於,他把梦想变成了现实!正是在里根坚定反共的理念下,最後自由世界打败了共产主义,使红色苏联成为历史。

●市场经济对抗“奴役之路”

CNN民调中另一项多数美国民众的评价是,里根重新确定了共和党的保守主义价值。在经济领域,里根同样高扬自由的旗帜,强调小政府,削减福利,降低税收,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实行充分的市场经济,走亚当.斯密和哈耶克强调的自由竞争的致富之路,而不是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以及西方左派热衷的政府干预经济、高税收再重分财产的社会主义“奴役之路”。

里根当选总统之後,就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方案,把当时个人所得税最高等级的70%,大幅削减到28%,一次性减去42个百分点!

虽然减税议案遭到倾向大政府的民主党的杯葛,遭到左派媒体的反对,遭到好莱坞左疯们的咒骂,但里根像他在对抗共产主义那样,坚持原则,坚守理念,绝不退缩,最後终於通过议案。

正是里根政府以减税为标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为美国後来长达110个月(美国历史最长的)的经济扩张期提供了基础。今天美国的经济环境之所以比较健康,市场经济的理念能够走向世界,尤其是欧盟15国中有11个是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保守党执政,都和里根的这场经济革命有直接的关系。

●“真正的巨人”被世人怀念

里根执政八年,塑造和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的保守主义支持者,当今活跃在政坛和评论界的主要保守派人物,多数都在八十年代深受里根影响。而这支保守派新鲜血液的注入,促使了以越战时为高潮的美国左派思潮从九十年代开始走向衰败。里根强调保守主义的根本理念是:宗教信仰,家庭价值,每个人对自己负责;拒绝左派以“平等”名义“均贫富”,以“大政府”保护懒汉,用“高税收”抢劫中产阶级,强迫勤劳者承担懒惰和放纵者的恶果。因而史学家认为,今天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兴起,正是里根总统执政时建立的坚实底座。而里根所以有这样坚定的保守主义理想,很大程度由於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有坚定的信仰,有伟大的使命感,有上帝的导引。

因而连里根当年的对手、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在美国电视上评价说,里根“是真正的巨人,非常伟大的政治领袖。”

而和里根一起并肩反对共产主义、联手进行市场经济革命的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的评价,则代表无数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心声:

“罗纳德.里根比任何领袖都更有资格宣称,为自由而赢得了冷战,而且他没放一枪。┅┅他不仅被那些熟悉他的人怀念,被他所骄傲地服务过并深深热爱的国家怀念,也将被那些由於他的理念和政策而今天生活在自由之中的千千万万的男女所铭记。”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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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审《南都案》涉高层较量 2004-06-08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6月8日报导/中国司法部门星期一重新审理《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喻华峰案件。这个案件被中国问题观察家看作是主张开放透明的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和主张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共产党内的保守派李长春之间的较量。
重判喻华峰法理何在?

当听众朋友听到中共官员喻华峰今年三月19号因贪污行贿10万元人民币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的消息的时候,也许心目中已荡不起任何的涟漪。

中共官员贪污腐败金钱比这个案子多的,遭到惩处的贪污受贿的官员级别比喻华峰高的,比比皆是。10万元人民币,似乎没有什麽新闻价值。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起更大的涉嫌金融的案件。最近上海法庭开庭审理了所谓上海首富周正毅案,涉嫌金额七亿元人民币,周正毅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就喻华峰上诉案发布的新闻,援引中国大陆网民的话问到∶就算是贪污,周正毅七个亿判3年,喻华峰10万元判12年,这是根据的什麽法律?

剑走偏锋敢打善打擦边球

问题提得好。我们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喻华峰其人其案。喻华峰是《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南方都市报》在中共严厉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剑走偏锋,以敢打善打擦边球著称。在中国新闻界中独树一帜,发行全国,享有广大的读者群。值得一提的独家报道有∶早在2002年12月就报道了广州男子得一种怪病,并怀疑是萨斯个案。还有大学生孙志刚被公安局收容打死案等。

按说,这两则报道,一个引起香港媒体的注意,并且最终导致中国最高领导层决定在萨斯新闻报道上全面开禁,实行透明化,引起海内外好评。而大学生孙志刚案则引起温家宝的注意,最后全国人大立法废除了中国的收容制度。照正常逻辑推理,作为曾经最先独家报道这两大新闻的《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喻华峰也许应该得到中国的普利策奖。

是贪污还是奖金?

相反,《南方都市报》受到广东省委宣传部的严厉警告。副总编喻华峰以贪污受贿罪被逮捕并且被判处12年徒刑。据为喻华峰上诉案辩护的律师在法庭上的陈述,喻华峰所谓贪污10万元人民币是他三年前主持在报社内部发放的一批奖金。喻华峰根本“没有贪污的任何意愿”。最多也就是“奖金发放有不合规范之处。”

前《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现在旅居美国纽约的曹长青分析说,这个案子意味著中共对新闻界的控制模式有重大改变。

他说∶“现在可以明显看出来,中共对新闻界的镇压方式,和以往比较有很大的改变。以前的方式是撤销总编辑和副总编辑的职务,最严重的就像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深圳青年报》那样,全部关闭,把报社的建制取消。这是最严重的惩罚。现在,特别是过去十年来,中国媒体走向产业化,很多报社自负盈亏,开办了一些小企业,还经营广告等。这样一来,中共当局就可以用经济手段进行制裁。比如说报社发奖金,发多少是犯错误,发多少是犯罪,是无法说清楚的,因为是国家的钱。如果是私人的钱,比方说《纽约时报》,发十万美元奖金谁也管不著,这是我老板自己的钱。中国有个产权不清和体制不明确的问题。他想抓你的话,随时随地,在中国任何企业,想抓企业领导人经济犯罪的话,百分之百,都能抓到。”

另外,《南方都市报》的主编程益中,也因同样的贪污罪名於4月1号被正式逮捕,定於6月12号在广东的一家法院受审。当局称程益中分配到的10万元奖金也是贪污。

赢得全国读者得罪本地官员?

《南方都市报》主编、副主编分别被逮捕判刑的消息,引起海内外的关注。据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收容所打死大学生孙志刚的事件,并不能为这家报纸在广东省各级政府官员那里赢得任何朋友。但这家报纸却在全国赢得广泛的读者。《南方都市报》似乎在挑战中国国家控制媒体的限度。

复审异常慎重反映上层关注?

法新社报道,喻华峰案件也引起包括胡锦涛在内的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关注。至少有20名广东省高级干部写信对这个案子表示质疑。

有消息说,由於中共高层的关注,法庭对喻华峰的上诉案非常重视。庭审从星期一早晨8点半开始审理,除中午休庭两个小时外,到下午5点半才结束。全程7个小时,非常罕见。而且广东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当场宣判,而是推迟宣判的时间。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案子由於已经涉及中共高层,广东省一级已经无法做出决定,要等候更上级的指示。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消息人士的话对喻华峰案件改判表示乐观。

香港媒体∶李刘分属江胡两派

法新社分析说,喻华峰改判将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香港媒体报道说,主管意识形态的党内权力斗争的两派分别是负责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李长春和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为代表的一批人。李长春是江泽民安插在政治局中的亲信,刘云山据说是胡锦涛的人马。

曹长青分析说,一般外界认为,胡、温在上台后塑造亲民形象,和江泽民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曹长青∶取决於胡温能否主导和海外压力

他说∶"从各方面迹象来看,胡、温和江泽民还是有所区别的,还是想走更温和的,更取信於老百姓的路线,包括建立亲民形象,胡锦涛到老百姓家里去包饺子等。即使是作姿态,也比不做要强嘛。这个案子,我估计如果最後打得大了,也会是政治解决,而不是法律解决。因为这种事情,最终还是在政治层面,到底胡、温要不要用这个案子做一个政治姿态。但是,能不能做,不但取决於胡、温能不能取得主导权,而且取决於海外的舆论压力。”

法新社在报道喻华峰上诉案时分析说,李长春下令严惩《南方都市报》的负责人,而刘云山则希望贯彻胡锦涛的意图,让中国媒体更加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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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大选对中美印关系的影响 2004-06-08
被称为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的全国大选爆了冷门,被各方看好的人民党输了选举,在野的国大党卷土重来。这次大选结果不仅标印度的民主更趋成熟,并对印美中三方关系,以及台海安全等,具潜在的影响。

●六亿人投票,七百政党竞争

这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举行的第14次全国大选,改选国会545个席位。共有750个政党参选,竞争十分激烈。

已超过10亿人口的印度,这次共有6亿7千5百万合格选民投票,设有70万个投票所,并首次全国性使用电子投票机(110万台)。因而整个投票过程分五个阶段,至五月中旬才结束。

虽然印度有七百多政党,但主要是两大党争雄:尼赫鲁家族主导的国大党和强调民族主义的右翼人民党。国大党是老牌政党,已有119年历史,曾在印度独立後至今的57年中,执政长达45年!但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人民党崛起,在大选中击败国大党。九十年代後期,基本是人民党主导印度政治。

本来按预定期限,印度应在今年底举行大选,但瓦杰帕伊政府决定提前进行,因在人民党执政下,印度的经济和国防外交等,均有长足发展。因而人民党想利用优势地位提前选举以获得保证性的胜利。

●社会主义害了印度

印度虽被称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其经济一直很落後,主要由於左倾的国大党长期实行甘地、尼赫鲁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强调平等、均贫富,并和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结盟,对抗英美西方世界。在九十年代之前国大党执政的三十多年中,印度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才三点六,其中最左倾的七十年代,增长率才零点八。

九十年代初,印度开始改革,放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外开放,走市场经济道路,结果该国经济迅速出现变化,连续三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都是7.5%,是以前的一倍以上。整个九十年代,印度的经济增长达6%;尤其是去年第三季度,增长率竟高达10.4%,超过了美国去年第三季(过去20年最高单季增长)的八点二。

前年出版《松绑的印度》(India Unbound)一书的印度学者达斯(Gurcharan Das)5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随著经济改革,印度发生巨大的变化。印度人口高峰时出生率曾达2.2%,到1998年时,就已降至1.7%。印度人的识字率在1990年时是52%,2000年已增加到65%,而且主要变化发生在女性和落後地区。从1980年以来,已有1亿7千万印度人摆脱了贫困,现在贫困率已降至26%。尤其令印度人自豪的是,他们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脑软体出口国之一。在1990年,印度只有500万台电话,现在增加到6千万台,并以每月200万台的速度增长。

北京的学者在比较印度和中国时,往往强调中国虽无政治改革,但经济发展超过了印度,以此拒绝在中国实行民选制度。但现在印度经济强劲增长,显然使那种经济发展可以代替民选制度的借口,更难以自圆其说。

●印度和美国走向结盟

由於经济增长,国力提升,印度近年实行强大国防政策,尤其致力发展海、空军,其军费开支常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由於印度和俄国一直是盟友,印度不仅从莫斯科获得比提供给中国更高级的武器,并和俄国联合生产苏凯战机。印度原从俄国购过一艘航空母舰,现正自行建造第二艘航母,其海军力量已进入南太平洋。印度几年前就已研制成功「火焰二号」洲际导弹,射程覆盖北京以南所有中国区域。

印度在发展军事和经济的同时,也致力提升它在国际上的地位,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而近年特别注重和美国发展关系。

印美关系在冷战时代并不密切,主要由於左倾的尼赫鲁政府采取了名为「不结盟」实则与苏联联手、对抗英美的政策。直至柏林墙倒塌後的2000年春天,克林顿总统正式访问新德里,两国关系才开始解冻。

911後,由於美国对阿战争的战略需要,以及印度为对付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外交和军事所需,推动美印关系拉近。两国军方高层官员频繁互访,并就军事合作和武器交易达成多项协议。印度还准备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

除了美印军事关系加强之外,美国的主要军事盟国以色列和印度的关系也在拓展。以色列总理沙龙去年首次访问新德里,成为第一个踏上印度土地的以色列总理,两国在共同对付伊斯兰激进主义上找到共同利益,并有战略联手趋势。

●印中「面和心不和」

印度在致力和美国联手的同时,也试图与北京改善关系。尤其是911事件之後,巴基斯坦和美国关系改善,北京和巴国关系降温,为新德里与北京改善关系提供了条件。去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十年来首次访华(上次是1993年),随後不久印度国防部长索南德斯也访问了北京。

虽然中印试图改善关系,但两国的领土争执仍是障碍。印度指责中共占领了克什米尔地区的约3万8千平方公里的领土(接近台湾领土面积),但北京宣称它拥有该地区9万平方公里领土。两国不仅因领土纷争在六十年代有过战争结下宿仇,还因中共一直支持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而积怨。

除此之外,中共对印度国力提升、军事强大,相当警惕。因而北京一直没有表态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中共近年以两位数增加军费开支,增加导弹能力等,也使印度担忧。因而双方实际处於相互提防、互不信任的状态。

●印度大选为何出现冷门

印度这次大选的结果,出乎很多专家的预测,人民党不仅没有获得更多的国会席位,反而输了选举和组阁的权力。而原来并不被看好的国大党,却东山再起,重新获得政权。

印度的选情所以发生这样戏剧性的变化,主要是印度实行内阁制所导致,因为如果实行「总统制」,人民党的印度总理、79岁的瓦杰帕伊的声望,政治能力,执政经验等,都远远超过国大党的主席、意大利出生的索妮亚。印度报纸曾挖苦地说,索妮亚的唯一政治资本是,她是被暗杀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的遗孀,以及尼赫鲁的孙媳妇。她从未担任过公职,也没当过议员等,缺乏从政经验。

正因为实行的是内阁制,因而印度很多小型政党,才有空间,并几乎达到左右印度政治的程度。这次就有4个共产党,总共赢得64席。正是他们加入国大党的联盟,才使国大党获得国会219席的多数(人民党联盟获得189席)。如果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小党加盟,国大党联盟根本不会成为国会的多数。像美国等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这种极左或极右政党发展的空间,更不要说他们能左右国会政治了。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的经济改革,使「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导致还没致富的穷人更加「红眼病」,他们不满社会贫富不均,感到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而他们数量多达3亿5千万人,占这次印度注册合格选民人数的一半。国大党和共产党正是靠煽动这部份人的「不平情绪」,依靠「穷苦大众」,才把近年领导印度经济迅速发展,并被选情专家一直看好的人民党赶下了台。印度的股市在大选後,单日跌幅高达11个百分点,迫使股市停盘,由此可看出印度中产阶级,尤其是商界对共产党势力可能左右印度政治的恐惧。

但毕竟印度已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这样你上我下的全国大选已举行过十多次,习惯了民主制度和人民的选择。尤其是执政的人民党总理瓦杰帕伊在第一时间就承认败选,表示「接受人民的决定」而内阁总辞,为印度的权力和平转移,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正是由於股市大跌,导致被很多印度人无法接受的国大党主席索妮亚宣布不出任印度总理,这样就减轻了社会各界的担忧,为印度选後尽快恢复平静,提供了基础。

●美印结盟制约中共犯台

虽然印度换了执政党,但过去多年形成的基本内政外交政策,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印度新政府为获得经济发展的外部和平环境,仍会愿意和中国改善关系,以降低北京对巴基斯坦的支持。而北京为了减缓强大军力的印度在其後方的压力,也会致力缓和与新德里的关系。因而在这种背景下,未来中印美三方都会致力加强双边合作,而非对抗。但由於战略利益不同,民主和专制的制度和价值等不同,实质上三国的关系无法等量齐观,而有质量和程度的不同:美印合作将趋向加强,更为真实;中美关系则在摩擦中求稳定;中印可能继续面和心不和,维持表面的和气
国大党政府仍可望延续过去的强大国防政策。而且由於印度持续经济发展,国力提升後,更有条件强化其军事能力。一个经济增长、军力日益增强的印度,本身就对中共构成一种潜在的制衡。

美国军力通过对阿战争进入中亚,直接驻扎在和中国接壤的阿富汗;再加上美印军事合作,更对北京构成一种战略压力,牵制和遏阻中共在台海、南中国海任何可能的军事冒险。

另外还由於911後日本自卫队的地位提升,东京在二战後首次向外派兵,参加伊拉克战後维和,由此导致「美日军事联盟」关系强化,形成「美日联盟」在前,「美印联手」在後,前後夹击、钳制北京的战略格局,从而使中共在台海等区域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更为受限。

虽然这次印度大选出现冷门,但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执政党改变了,但国家利益仍会是新政府的主要诉求,其有利国家利益的内外政策,都不会发生翻盘式的骤变。新德里新政府继续走对内经济改革,对外改善关系,强大印度的道路,不仅对印度自身利益,也对南亚区域稳定、台海安全等,都具潜在的影响和益处。

(原载《争鸣》2004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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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贵来自谦卑,幽默来自智慧——世界领袖评价里根 2004-06-07
美国总统布什:

“这是美国的一个伤心的时刻,一个伟大的美国人的生命结束了。里根赢得了美国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信心来自理念,他的坚毅来自性格,他的高贵来自谦卑,他的幽默来自智慧。”

“在里根任总统的年代,美国送走了分裂和自我怀疑;由於他的领导,世界送走了一个时代的恐惧和暴政。今天,在为我们的领袖送行的时刻,让我们说一声:感谢你。上帝保佑罗纳德.里根。”

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我相信里根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和他在一起,苏联领导人才有可能展开了一场非常困难,却是非常重要的会谈。”

“我不知道其他的政治家在当时会怎麽做,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势。被不少人认为是极右派的里根,有勇气跨出这些步骤,这是他最重要的贡献。”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罗纳德.里根比任何领袖都更有资格宣称,为自由而赢得了冷战,而且他没放一枪。┅┅他不仅被那些熟悉他的人怀念,被他所骄傲地服务过并深深热爱的国家怀念,也将被那些由於他的理念和政策而今天生活在自由之中的千千万万的男女所铭记。”

法国总统希拉克:

“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的坚毅,信念和对民主的承诺将铭刻历史。”

美国参议员(今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

“即使在他使民主党伤透了心的时刻,他也是微笑著,用诚挚的精神和公开探讨。我们之间的不同是真实的,但是由於里根的领导风格,他教给了我们,在坚强的信念和相互仇视的党派斗争之间有更大的不同。”

“今天,我们面临新的挑战,他的样板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以乐观主义精神前行并解决问题。他是我们最老的总统,但是他使美国再次年轻。”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喜莱莉和我将永远记著,里根总统把美国人们的乐观精神个性化了;他使美国一直站在为世界各地人民争取自由的战斗的最前线。把一块柏林墙拿来装饰华盛顿的里根大楼是最合适的了。”

波兰团结工会创始人瓦文萨:

“那是一个罕见的时刻,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许多政治家的想法近似。他们不需要见面和交谈,他们相互明白——教皇,里根,密特朗,瓦文萨。我们给了人类最残暴、最愚蠢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最後的一击。”

“他看到不平,要纠正;他看到共产主义,要铲除它。”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

“他是一个俱有坚定理念的人,在共产主义的垮台中扮演了无可质疑的重要角色。”

德国前总理科尔:

“罗纳德.里根为他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世界来说,尤其是对欧洲,有了他,是我们的幸运。他对自由的执著,对结束欧洲的分裂,尤其对德国的统一,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我们德国人有太多需要感谢他的。”

(曹长青译自《华尔街日报》200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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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是台湾的「守护神」 2004-06-07
前天里根总统去世,昨天是「诺曼底登陆」60周年,两大新闻主导了美国及世界舆论。两大新闻一个主题,都是「自由」。

里根总统是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他在八十年代担任两届总统期间,领导自由世界,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勇敢地喊出「苏联是邪恶帝国」,并直呼「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柏林)墙!」他毫不退缩地承担自由世界领袖的道德责任,不畏共产阵营的威胁,不顾西方左派的阻挠,坚持原则和理念,最後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促使共产主义在欧洲以至全球的崩溃。而诺曼底登陆,则是铲除德国纳粹、结束二次大战,使世界获得自由的开始。

在愚蠢的民主党籍总统卡特和中共建交之後,台湾更处於艰难的时刻。不久,共和党籍的里根以高票击败了卡特而成为白宫的主人。坚定反共的里根总统相当重视台湾的安全,在担任总统第二年就提出并通过了著名的「对台六项保证」,包括对台军售不设期限,事先不与中共协议;台湾关系法原则不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等。正是这些原则,一直保护了台湾的安全。後来美国历届政府能够协防台湾,很大程度是由於里根政府提供了这样的政策基石。

正是由於里根总统这样坚持原则,坚持道德理念,他才赢得了美国民众的爱戴,在多次民调中,他都被评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列。不仅美国人民、苏联帝国垮台後获得解放的原东欧人民、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之後世界各地所有重见天日的人们,都将感激这位自由世界的领袖。他不仅曾是「台湾的守护神」,他更将作为「自由的守护神」而被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所铭记和怀念!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6月7日铿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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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後的中国知识分子 2004-06-05
(美国之音记者陈苏6月4日报导) 今年“六四”是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纪念日。“六四”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思维、行为和命运,而变化最大的一群人也许就是曾经和学生一起上街游行,要求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

*跪久了,站起来溜溜*

“六四”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但历史的伤口至今流血,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不久前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成员高文谦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在这场政治事件中受冲击最大的莫过於知识分子群体。十五年前,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六四”期间显示出独立自主的意识正在觉醒。

高文谦说∶“‘六四’前,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界的主流是以天下为己任,拥抱自由民主的普世文明价值,为改革摇旗呐喊。我记得在‘六四’过程中4.27大游行的时候,我看到清华大学的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其中有一个人举著一个牌子,上面写著∶‘跪久了,站起来溜溜’这几个大字。”

这八个字让从事历史研究的高文谦百感交集。他说,虽然文字的表达很幽默,但高文谦感到,它们字字带著血。从中共建国後,中国知识分子无休止地检讨、揭发、批判,遭到肉体和灵魂的双重阉割。高文谦能够真切感到这八个字的份量,它道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控诉了以往遭迫害和受屈辱的苦难史。
*六四使知识分子大分化*

高文谦以他自身的变化举例说明“六四”对自身的冲击。他说,“六四”前他曾经是中共官方的所谓“御用”学者。“六四”後,他成为民间的独立知识分子。

但在“六四”後,中国知识分子出现大分化,很多人选择了与高文谦不同的道路∶

高文谦说∶“在中共官方强权镇压和利益收买的两手下,知识分子的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放弃了原先的道义担当和社会关怀。还有些人心灰意冷。还有些人看破红尘、玩世不恭,追求现世的享受,奉行利益之上,犬儒主义盛行。还有极少数的人充当当权者的帮闲或者帮凶,粉饰现世,为专制张目。”

*焦国标∶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异化的一群*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认同高文谦的观点。不久前焦国标发表的《讨伐中宣部的14个理由》激起了海内外巨大反响。这位敢於挑战中宣部、表示自己不怕死、不怕自挂东南枝,不怕蹲秦城监狱的焦国标在接受采访时说,来北京这麽多年,他感到很孤独。他没有主动拜访过哪位大家,因为他认为他们的人格都不值得他的拜访。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没有信念的苟活的一群人。不过,他认为这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影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焦国标说∶“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就是学而优则仕,他做官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它对他都毫无关系。大量的人就是吃喝玩乐,有时喝茶、逗乐,朋友之间诗酒唱和,就这样一辈子。”
焦国标说,自古以来也有象杜甫那样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只是痛心疾首地写写诗,写写文章,写完了就完了,该干什麽还干什麽去。随著西方知识分子的理念传入中国之後,不论是国共时期的两党对垒,还是中共建国後的一党统治,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成为政治系统的一部分,角色已经固定,成为被政治异化了的一群人。

*曹长青∶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旅美政治评论员曹长青认为,“六四”过去十五年了。除了刘晓波、余杰、任不寐等一些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艰难地发出重新评价“六四”的呼声之外,中国有那麽多著名的学者、作家、导演、诗人、哲学家、教授等等,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要纪念“六四”,要悼念那些死去的孩子们。曹长青认为,他们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共同保持沉默,是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曹长青说∶“在中国一般大家习惯地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者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都被定位为知识分子了。而西方的定义完全不同。早在六十年代,《时代周刊》就登过关於知识分子的定义,主要强调的还不是具有专业知识或者文凭,而强调的是良知,同时成为社会的监督者和批评者,尤其是对权力的监督者和批评者。”

曹长青说,在89民运爆发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象西方的知识分子那样,在一场重大政治运动到来时站在前列,成为领导潮流者。有相当一部份知识分子希望在政府和学生市民之间扮演调解者的角色。但他们不要求政府,只要求学生,要求学生理解政府、体谅政府、和政府配合,要求学生不要绝食,配合党内改革派等等。

曹长青说,他不奢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象东欧的前共产党国家知识分子那样,象哈维尔、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那样具有深刻思考能力,具有反抗共产主义的道德勇气,他仅仅希望中国知识分子能在中共公开屠杀孩子的暴行面前表现出道德勇气和良知,能够象蒋彦永那样站出来要求给“六四”正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却群体性地保持沉默。曹长青说,从这一点看,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性地堕落了。

*良知并未完全泯灭*

不过,从事历史研究的高文谦并没有这麽悲观。他说,中国知识界过去十五年的沉默确实令人失望。但是中国仍然还有民族的脊梁,他们就是李慎之、蒋彦永、章怡和等等。他们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直面历史,真实地讲述历史。

北大焦国标教授更是比较乐观。他认为,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行制度无法产生曼德拉和甘地,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其两面性。目前在商品大潮下看似没有信念苟活的一群人,一旦国际大环境适当,一旦象“六四”事件的政治运动再次爆发,他们还会再次投身其中。因为他相信,人性中正义、善良、勇敢和道义等绝不会完全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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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指望中共为六四平反 2004-06-04
6月4日,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事件15周年。和以往一样,每到周年纪念日,就有不少人呼吁中共为六四“平反”。但是,中共会为“六四”平反吗?只要对共产党的本性有所了解,就会做出相反的结论。因为:

第一,六四屠杀不是偶然事件,它是共产党一直使用的暴力的一部份,只不过屠杀发生在大街上,被很多外国记者纪录下来,才使世界震惊。

其实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就伴随著内部清算和外部屠杀,从三十年代初镇压内部江西AB团(处决很多人),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枪杀作家王实味等,五十年代镇压反革命(中共官方数字处决157万人),1959年对西藏的镇压(86万人被杀害),到六十年代文革中的残杀(官方数字死亡172万,伤残703万),七十年代对新疆和内蒙的镇压(6万新疆人非正常死亡;15万蒙古人被杀害),到八十年代的六四屠杀(国际红十字会和当时苏联情报部门都估计有三千人死亡)┅┅共产党就是这样一路“杀”过来的,靠监狱、军队、劳改营,靠八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才维持了它的血腥统治。

六四,是共产党预谋、策划、实施的一场目的很清楚的谋杀。在共产党仍在中国掌握权力的时候,它对不可能为“六四”平反。因为平反六四,就等於承认它的罪行,而共产党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认罪的时候!

第二,以中共对过去的错误,犯下的罪行,和从未完全认错的事实来看,它也绝不会单独为“六四”平反。例如:

反右运动完全错了。当时有55万2千9百73人被打成“右派”,最後只有96人没有“平反”。但中共当局仍坚持“反右”是对的,只承认“扩大化”。以96人计算,等於“扩大化”了5,700倍!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多达4,000多万中国人死亡。但共产党不仅不认错,还坚持那是天灾,而且根本不允许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文革更是史无前例地诱发了人性中最邪恶、最丑陋的部份。但共产党至今不仅不完全否定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罪恶运动,更进而把带来这一切的罪魁毛泽东印到了货币上,仍奉为他们的精神领袖。

共产党人难道不知道这些事件的真相?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为什麽不认错,不平反,不知罪?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共产党的群体犯罪,他们承认了这些错误和罪行,就等於否定了他们这个党本身,以及这个党所建立起来的罪恶制度,那麽这个党的唯一出路,就是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他们不仅不会为反右、文革等彻底平反,也不会为六四平反,逻辑就在这里。

第三,当今作为中国太上皇的江泽民,是靠六四屠杀事件得以爬到今天的高位的,他是镇压八九民运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仅凭他仍在中国垂帘听政这一点,六四也不会被「平反”。

因而人们不要再把眼睛往上看,不要再期待江泽民政权会良心发现,不要再期待共产党会恩赐“平反”六四;而应该眼睛向下看,向自身看,去寻求人民的声音,去承担个人的道德责任,像蒋彦永等人那样,说真话,找真实,挖掘真相。只有六四屠杀、文革、五十年代镇反等等真相被更多揭露出来,被更多的中国人知道,才可能戳破共产党那个靠暴力和宣传吹起来的谎言气球,让它一点点泄气,最後轰塌,成为历史。

今天民主和专制的斗争,就是真实和谎言的较量。东欧的知识份子以“生活在真实中”为旗帜,最後结束了那里的共产制度。今天中国人纪念六四遇难者,也应从这个立足点出发,结束对共产党的幻想,不要再喊“平反”,而要追究他们的罪责。只有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才可能对惨案有公正的评价。因而纪念六四的主旋律,应该是铲除共产专制,让中国人获得自由!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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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杀後中共本质没变 2004-06-04
这个星期,是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15周年,全球很多华人将举行悼念活动。15年过後,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当时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是一场对学生和市民的大屠杀。到底有多少人遇难,迄今中国政府不予公布。

北京的心虚不仅表现在拒绝公布死亡人数等真相上,连对六四的定性也已五次改口:最初定为「反革命暴乱」,然後降级为「动乱」,後来称为「事件」,不久又改口说是「一场风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这种不断降级说明,中共自己已经越来越无法理直气壮。但为什麽他们仍是死不认错?因为其独裁专制的本性没变。

15年过後,中国土地上的高楼大厦多了,人们的腰包比以前鼓胀了,权力者成了暴发户,权力集团更可以用其国库的金钱购买武器威胁台湾,用其经济实力在国际舞台打压台湾。对内则一如既往,毫不留情地镇压任何对它的挑战。

经历过蒋介石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军事戒严时代的台湾人民,应该不难想像中国人今天还生活在怎样一个残酷的制度下。无法不令人悲哀的是,在目前的中国领导层,尚看不到任何蒋经国式的人物的影子,就更别提李登辉了。

所以,当台湾和北京打交道时,必须认知到中国政府的这种性质,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是一个邪恶的政权!无论台湾释放出怎样的善意,它都会敌视你。它高举著「反台独」的口号,骨子里反的是你的「冻蒜」制度本身。因为「台独」不能结束中国的独裁政权,而「冻蒜」则一定会。

所以专制中国最怕的是台湾的「冻蒜」制度顺利进行,最高兴的是连宋这类人继续闹下去,这是比五百枚飞弹更有利的对付台湾的武器。他们到底要给对岸的专制政权再帮忙多久,让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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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强盗逻辑 2004-05-26
日前北京发表了一份题为《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的白皮书,首次明确表示不接受达赖喇嘛的西藏高度自治方案,认为西藏的情况和香港、澳门不同,不能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而要继续现在中共对西藏的直接统治。这标示著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即不谋求西藏独立,在承认北京中央政府下高度自治的诉求,完全遭到拒绝,或者说失败。

在毛泽东时代,以及邓小平执政初期,中共对西藏问题采取完全不予理睬的政策。但从九十年代初开始,面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西藏问题,不得不给予回应;过去这些年来多次发表西藏问题白皮书,试图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但这次态度最强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达赖喇嘛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而要求藏人完全接受现在中共对西藏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的统治方式。这意味著,北京的西藏政策更趋强硬,同时也预示著达赖喇嘛谋求与北京和解,寻求「中庸之道」的政策,走到了死胡同。

达赖喇嘛不寻求西藏独立,承认西藏属於中国,仅要求高度自治的诉求,得到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赞赏,认为达赖喇嘛做出重大让步,有助於解决西藏问题。而且这个中庸之道方案,也得到相当多的海外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份子和异议人士的支持,因为达赖喇嘛做了最大的让步。当年邓小平的政策底线也仅是「只要不谈独立,其他什麽都可以谈。」

但达赖喇嘛的「妥协」在西藏流亡社会引起相当的不同意见,不少流亡藏人,尤其是年轻人,坚持西藏不属於中国的历史真实。因此,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前些年曾为此举行公投,结果多数藏人表示,达赖喇嘛怎麽说,就怎麽做。因绝大多数流亡藏人是佛教徒,视达赖喇嘛为最高政教领袖,即使他们心里想追求独立,也愿意听达赖喇嘛的。

然而,对达赖喇嘛的善意和妥协,北京不仅没有良性回应,却通过发表「白皮书」,完全予以拒绝。它至少说明北京当局对解决西藏问题毫无诚意,并有意完全关闭和达赖喇嘛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和平解决的大门。

北京的西藏政策再次启示世人,中共的本质是强盗,它不认道理、常识,公理,只认一个东西,那就是实力。你不管释放什麽样的善意,做出怎样的妥协,不仅得不到良性回应,还会被它视为软弱可欺。

这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北京对台政策上。上周陈水扁发表总统就职演说,也是向北京释出善意,不仅刻意没提一边一国,更没提竞选期间相当强调的「公投制宪」,反而明确提出,未来的修宪不涉及国号、主权、领土等。陈水扁的就职演说,遭到台湾独派人士的强烈批评,认为过於向北京妥协,不坚持原则。

但北京却像这次对待达赖喇嘛一样,不仅没有做出善意回应,而且仍一如既往地谴责、批判陈水扁,把他和民进党的妥协指责成欺骗,伪装。

北京的做法只能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更刺激台湾人民厌恶中共,和中国渐行渐远,更倾向独立。西藏的问题也同样,北京如此拒绝达赖喇嘛的善意和妥协,只能刺激西藏内部的强硬派声音,更加认同和强调西藏不属於中国,争取独立。

无论是西藏还是台湾和北京打交道的经验都证明,对中共这样的政权,释放什麽善意是没有什麽用的,必须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不要再有什麽幻想。应该做的是,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结束共产党的统治,然後才会为西藏,台湾等问题的解决,提供基本的条件。在这之前,一切所谓妥协、让步,只能被共产党视为软弱可欺,反而助长它的霸气。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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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俄国的八个不同 2004-05-25
1989年中国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上街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市民,主要诉求是反腐败,要求政治改革。但这场民主运动,被共产党的坦克镇压了。

1991年,苏联帝国崩溃,俄国人结束了共产主义。在随後的十多年中,俄国和中国走了不同的道路∶俄国“先政治改革,然後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不知道什麽时候政治改革或是否改革”。过去十年来,俄国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做一下比较,可以更清楚看出两条道路的优劣,两国前景的不同∶

●第一,在社会制度上∶

中共刚刚结束十六大,江泽民把“总书记”的头衔交给了胡锦涛。不要说中国迄今为止根本没有多党竞争和全民直选,即使中共党内权力转移,也完全是黑箱作业。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D.Kristof)在11月19日的专栏文章中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其实中国有“三个谎言”,所谓十六大选举、胡锦涛接班、江泽民交权,实质上都是假的。共产党的民主仍是“你民我主”。

而俄国在结束了共产制度之後,迅速实行了多党竞争的民主选举;并在1993年用全民公决方式,通过了俄国新宪法(废除了共产宪法)。在过去12年中,俄国已举行了两次总统全民直选。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理论是,第二次选举才意味民主制度的真实。俄国的民主正走向真实和完善。而且俄国还举行过两次全民公决,五次国会选举,以及全部89个地区的(每个地区三次)州长选举。俄国人通过选票,开始进入有选择权利的“人”的生活,而不再是《动物农场》

选举还保证对最高领导者权力的监督,对重大政策的约束。因为选民不会给国家领导人一次次胡作非为的机会。正如宪政学者所说的,民主即使不能创造最好,但它至少可以避免最坏。而且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民主才会带来社会的真正稳定,并促进经济的长久发展。目前全球人均收入超过三万美元的国家,全部都是实行选举制度的。11月12日由美国传统基金会(HF)等公布的《2003年经济自由排行榜》,前15个国家,除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城市国家和地区外,其他13个都是民主国家。它至少可以为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一个注脚。

●第二,在新闻和言论自由上∶

民主至少有两个最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定期、公平的选举;另一个是新闻自由。俄国不仅进行了上述的选举,还有了私营报纸、电视、电台和刊物,人们开始享受空前的言论自由。

前年俄国发生核潜艇沈没事故时,俄国的私营媒体对普京总统的批评相当尖锐。俄国著名政治周刊《Itogi》资深记者葛森(MashaGessen)甚至还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严厉谴责普京说,“俄国人不能忍受苏联时代制造的所谓最好潜艇,更不能忍受苏联共产时代喂养大的‘高级官僚’普京。”

在不久前莫斯科人质事件时,俄国的媒体更是口无遮拦地对普京和政府决策等进行评论。不仅报纸,俄国的电视节目,也可以自由的模仿、嘲讽、甚至丑化普京。《纽约时报》今年3月24日曾刊出俄国电视上的“Kukly”政治讽刺节目的画面,上面是扮演普京的人打扮成马戏团小丑模样。该报说,这种讽刺政治领导人的电视节目在俄国相当受欢迎。

11月7日,在十月革命周年日,莫斯科广场有几千人(多是老人)举著列宁、史达林、阿拉法特、萨达姆的画像,怀念革命和血腥。什麽样的俄国人现在都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

而中国虽然现在有2,050家报纸,并成立了17个“报业集团”,但所有的报纸都是国营的,编辑记者都是领取政府工资的国家干部。中国没有一家真正独立的报纸、电视等媒体。而没有独立,就不会有客观和真实。

在中共十六大闭幕那天,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说,“中国的电视就十六大播发了很多小时的节目,但没有任何评论,来探讨中国最高权力是不是转移,怎麽做出的决定。”英国BBC的评论则指出,“看中国新闻媒体对十六大的报道,可以用‘声势浩大,铺天盖地’来形容。但是从报道内容和方式可以看出中共对新闻媒体控制程度之高。媒体对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赞扬,如同在试图让人相信钱币的确只有一面。”

别说对中共十六大,即使对石家庄大爆炸案、江西煤矿倒塌案、南京早餐中毒案、杨斌被拘留案等等社会新闻,中国的报纸也没有独立报导和评论的自由。中国的50多万新闻工作者,在本质意义上仍是“党的耳目和喉舌”。中国媒体的主要功能仍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而不是大众公器。

●第三、在司法制度上∶

在中国,共产党既是立法者(国会),又是释宪者(宪法法院),同时又是执法者(政府)。西方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三种权力互相制衡;中国则是法官、检察官、警察三种职能和角色都是一个人。因而所谓“以法治国”完全是假的。

而俄国从1993年立宪之後,就改用了“陪审团”制度,建立了独立的司法、立法体系。今年7月1日。俄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法律,对原有法律进行了大手术,增加了律师和法官的权力,削弱和限制了政府检察官的权力;同时更加重视“证据”。

这个新法律被《纽约时报》称为俄国法律系统的“革命性变化”。俄国总统普京对这次法律修改相当重视,他把原来共产俄国的法律称为“专制的法律”,因而任命他的副幕僚长主持这项法律修改工作,对原来的法律做了3,500处修改,其中有100处是曾研习法律、做过律师的普京总统亲自修改的。

这个法律通过後,普京政府将提供15亿美元,培训和雇用更多的法官,提高法官工资,计划在今後四年之内,把俄国的法官人数增加到五万人(现有一万八)。

●第四,在对外政策上∶

正是因为有了定期选举和新闻自由,才使俄国的对外政策走向现实主义,放弃了意识形态的主导。俄国不仅不再把美国和西方视为敌人,不再反对北约东扩,还历史性地建立了“俄国□北约理事会”,要融入西方。这次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北约首脑高峰会,又有七个国家加入了北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三国),从而使北约达到26个成员的历史最大规模。正是由於俄国对北约和美国都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合作立场,北约的东扩才成为现实。在911事件发生後,第一个给美国总统布希打电话表示坚定支援反恐的就是俄国的总统普京。

而江泽民政府虽然也表示支援美国反恐,但很多西方专家都指出,中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利用反恐来镇压新疆的独立运动和人权呼声。北京曾热心组织“上海五国”等区域集团,主要战略目标是和美国抗衡。正是这种以反美、抗美为目标的对外政策,才导致北京在国际舞台的孤立。无论北约高峰会,欧盟年会,还是全球八大工业国会议,都没有江泽民的份儿。

●第五,在军事政策上∶

俄国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军事政策,不再谋求帝国角色,而是削减军费,把资金用到经济上。在共产苏联时,俄国的军费开支高达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2%,现在则削减到仅占5%(美国现在占3%强)。当年苏联有400万军队,1996年削到170万,今年又削减到100万,预计明年将削减到65万。

苏联原来有一万多枚核子导弹,不久前俄国总统普京访美达成协议,俄国将在今
後10年把导弹最低削到1,500枚(将比美国少200枚)。俄国并在今年通过议案,将在2001年废弃实行了三百年的强制募兵,而实行像美国这样的完全志愿兵制度。去年,俄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教育经费超过了军费开支!

和俄国相比,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幅图画∶中国虽然也在削减军队规模,但迄今仍保持有250万军队(是俄国的2.5倍,是美国的1倍)。而且一直在增加军费开支,据美国国防部7月12日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国去年的军费开支比上年度增加了17.6%,实际军费开支已接近650亿美元(而俄国军费开支去年是130亿美元)。

另外,中共大力发展中短程导弹,部署在台湾对面沿海;并致力发展长程洲际弹道导弹。其军费开支不仅在过去几年历年增加,并且远远高於对教育的投资。像俄国那样对教育的投资超过了军费开支,对中国人来说只能是个遥远的梦想。

●第六,在经济改革上∶

中国虽然在过去20多年也在进行经济改革,但基本是小心翼翼地做边边角角的调整和改革,而不是真正从所有制上进行变革。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一定的市场经济加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在经济“双轨制”下,必然公私混合,产权不清,结果是日益泛滥的全民性腐败。

最近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第三富”的辽宁企业家仰融,因与当地政府发生公司产权纠纷而被迫逃到美国。仰融所领导的公司,像中国的其他很多所谓民营公司或乡镇企业一样,都是产权不清,它们的所谓“民营”性质实质上是假的。

目前中国国营企业改革的速度是,每年改革100个大企业。但中国有大型国企一万家,按照这个速度,得要100年!而且还不是把它完全私有化、市场化的彻底改革。

但俄国却很早就对国营经济做大手术(一次性私有化),被称为“震动疗法”。当年不少中国知识人不看好俄国的大刀阔斧私有化,热衷中国式的保守疗法。但今天来看,俄国的手术不仅成功,而且术後恢复很快。

1991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只有5%的产品来自私营企业,今天,这个数字上升到占70%!仅以图书市场为例,现在俄国书店里80%的书都是私营出版社出版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和哈耶克、凯恩斯等的作品都摆在大型书店里。

私有化刺激了经济活力,过去两年,俄国的石油产量增加了15%,今年2月,俄国的石油生产第一次超过了沙乌地阿拉伯,达到每天728万桶。目前俄国石油产量已占全球石油市场的10%。俄国不仅粮食自足,而且还有能力出口500万吨。

1917年列宁夺取政权後第一件事就是把土地国有化,建立苏维埃集体农庄。今年7月,俄国通过议案,把土地还给人民,将5亿4千8百万亩农业土地(相当4个法国的面积)私有化,人们可以拥有土地,自由买卖。而且外国人也可以从俄国人手里购买或租用(租期49年)。俄国下一步的私有化目标是国营的煤气、电力、铁路以及由国家提供的养老金等。

而且俄国还实行了大幅减税的政策,去年初俄国把个人所得税从30%削减到13%,企业税从35%削减到24%。俄国的个人税收是整个欧洲除了爱尔兰之外(12%)最低的。结果俄国政府去年收上来的税却比减税前增加了50%,因为减税刺激了经济,企业和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

现在俄国的卢布不仅价值稳定,外汇存底已增加到385亿美元(中国外汇存底现为2,122亿美元)。俄国的经济前年增长8%(和中国当年相同),去年增长5.5%;今年预计为5.2%。去年11月12日《华尔街日报》社论“俄国的复兴”赞赏说,现在俄国的状况可能是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最好的。

●第七,在人民生活品质上∶

1988年,苏联有4,300万人(每6人有1个)每月收入不到75卢布(相当7点5美元)。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99年俄国人均收入已达2,250美元。而中国去年的人均收入是880美元,不到俄国人的一半。捷克、波兰现在人均收入都超过5,000美元;连叙利亚的人均收入都是中国人的三倍以上。

1990年,每100个俄国家庭有汽车19辆;去年增加到42辆,今年预估将增至52辆,即超过一半的俄国家庭拥有私人汽车。

据《纽约时报》11月5日引用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现在私人拥有汽车800万辆,平均每百人有0.6辆。

在有900万人口的莫斯科,250万人拥有手提电话;过去两年,俄国使用电脑上网的人数增加了40%。

中国在过去几年使用电脑上万的人数也在激增,现已有五千万人上网。但中国政府却严厉控制网络,设立网络警察和“防火墙”,限制资讯流通。中国人上网看什麽,不看什麽,都由政府决定。而俄国政府从没有设立什麽“防火墙”,俄国人可以自由在国内网络发表言论,并自由地流览海外网站,下载包括任何政治内容的资讯。

共产时代,俄国没有一个私人的慈善机构;去年,俄国的私人慈善机构已达到7万个。2000年俄国的大学比苏联时代增加了75%,大学生增加了50%。1991年,在有近三亿人口的苏联,只有50万人旅行过;在分出去14个国家之後,只剩下近1亿半人口的俄国,去年有525万人出外旅行。

●第八,在人口和国民素质上∶

俄国的土地面积大於中国,但人口只有1亿4千5百万,只是中国的九分之一。俄国的石油出口现已占全球市场的十分之一;而中国从1996年起就能源不足,依赖进口石油。

中国13亿人口,多数在农村,城市人口仅占32%,而俄国的城市人口占73%(接近美国的77%)。

俄国这样少的人口(和中国比较),这麽大的幅员,这麽多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不到三成),再加上民主的制度,私有化的、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对政府和政治人物有监督制约的自由媒体,以及言论自由和资讯的充分流通等等,都为一个民主、自由、强大的俄国的崛起提供了条件。但愿中国人以前常说的那句话能成为现实∶“俄国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

(载《动向》2002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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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江泽民夫人的公开信 2004-05-25
江夫人王冶平女士:

你好!冒昧给你写这封信,主要出於三个原因:

第一,从你伴随江泽民先生出国访问时的表现中,以及海外中英文媒体有关你的报道上,感觉到你和以往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夫人们有些不同。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你有一些今天已经少见的中国传统女性之含蓄、质朴,或者说没有最容易令人反感的第一夫人的张狂。毛夫人江青的表现,你当然和全国人民一样清楚。而邓夫人卓琳,外人鲜有知晓。据我有限的阅读,好象还没有看到媒体上对你有什麽负面评价。

第二个原因是,虽然当今中国有13亿人,2,000多家报纸,中央一级的高层官员也得上千,但没有一个人,能有你这种位置,能够和江泽民先生说上话,主要是那些他很不愿意听的“逆耳真言”。从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可以看出,即使邓的子女们,在中国的最高领袖面前,也没有正常的父子、父女关系,连做女儿的都要谄媚她的“伟大领袖”父亲。我猜想你和江泽民的关系不至於悲惨到那种地步(在电视镜头前,他好象挺关心你的样子)。因此有些话说给你,或许你能转达给你那位亿万人之上的丈夫。

第三个原因,也是我写这封信的最主要原因。天下的夫妻,只要处於正常的状态,恐怕没有哪个妻子不关爱丈夫,包括他的健康,他的形象等等,因为夫妻是连根枝,一损俱损。先生形象恶劣,或患病得不到治疗,妻子就显得有一定的责任。对於一个别人根本无法真言相对的男人,没有什麽比夜深人静之际,妻子谆谆指点的真诚更让他动心。中国俗语的“枕头风”之说历史悠久,足以证明其效力。

因此这封信的主要动机,是想提醒你作为妻子的责任,觉得你应该深入关心一下你先生的对外形象和精神健康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夫妇有个健康、幸福的晚年。

●中国每千人有13个精神病人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曾在一家大型精神病院工作过六年多,学到一些关於精神疾病的知识。从海外媒体读到、见到的关於你先生的某些奇怪举止上,再从精神疾病的许多定义上来看,江先生现已患有相当程度的老年性精神疾病。他不仅应该在今秋的十六大上完全从所有职位上退休,而且应该得到及时的治疗。这对你们两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尤其是夫妻和睦,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江夫人,请不要认为我危言耸听,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完全没有那麽深远的政治目的。在精神病院工作时,曾受到过这样的职业训练:不可打骂病人,不管患者做出多麽离谱、荒唐的事情,必须想到他是精神病人。谁都不可以指责、批评、嘲讽病人(而且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精神病人杀人都不被判刑,美国总统雷根就曾被精神病人白打了一枪)。医院对患者家属也有要求,那就是要配合医生对病人的治疗,不可讳疾忌医,更不可以不把精神病当病。

中国人向来缺乏精神医学的常识,也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稍有症状就找心理医生的习惯。所以在中国,往往是精神病患者症状非常严重,病到晚期,有的要杀人放火砸东西了,才被送到医院治疗。

今年1月14日新华社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精神疾病已经取代了呼吸系统、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以及癌症,成为中国人最高危的疾病。中国卫生部1998年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有5%的人患上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和精神障碍,在每1,000人当中便有13个精神病人。这些资讯都是你丈夫领导的官方媒体报道的,我想你不会当作无稽之谈。

江夫人,如果你仍怀疑我的想法和动机,那麽请把我下面谈到的你先生的这些精神病症状以及倾向性诊断结论拿给中国的精神科医生,让他们做做鉴别。例如中国比较著名的湖南精神病防治院、上海精神病院,北京康宁医院,黑龙江省神经精神病防治院等等。

对於精神疾病的诊断,中外医学界至今仍主要依赖对患者言谈举止等进行病理分析和诊断,而不像对器质性病变(如溃疡、癌症等),可以通过透视拍片或病理切片得到确诊。而且目前中外医学界在精神疾病的定义上越来越接近,简单概括地说,就是人的言行和现实严重脱节,这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病理特症之一。

●面对王後梳头和抢戴勋章

我第一次感觉到你的先生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是看到报道说,他在访问西班牙时,在该国的王后面前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把梳子,梳起自己的头发来。後来看到美联社记者拍下的照片。江夫人,如果一个20岁的小夥子经常兜里揣著把木梳,动不动就掏出来梳几下头发,人们可能说他“太臭美”,但仍会给予一定理解,毕竟是青春年少。然而江先生可远远过了春情的年纪,他今年好象已76岁了吧,这麽把年纪,在外交场合,当著人家国王妻子的面,多少有点太现眼了吧?难怪西方报纸、电台开心地大报花边新闻。当然中国媒体吓得苹字未提,所以你和中国老百姓大概一点也不知晓。当然我绝不认为你先生在别人妻子面前有别的意思,但怎麽解释他呢?只能理解他有些精神症状。正如我上面提到的精神分裂症特徵,这是行为和现实脱节,角色和场合地点冲突,所以不属正常人的举止。

第二次引起我注意的是你先生前年访问土耳其,该国为了中土友好,向你的先生颁发了“国家勋章”。当地报纸说,当土国总理把装著勋章的盒子捧到你先生面前,正要给”江主席”佩带时,你先生突然伸手到盒子里,把勋章一把抓出来,迫不及待地自己挂到了脖子上。报道说土国总理和在场的政要们都目瞪口呆。我不记得那次访问你是否同行,或是否听说过这件事;但这可成了土耳其朝野,尤其是媒体上的笑料。如果是个六岁(还是没有教养)的孩子,客人拿来糖果,他迫不及待一把抢过去,还有情可原,毕竟是孩子。可江先生是一国(大国)之元首啊!如果不是精神出了毛病,怎麽可能做出这种和年龄、角色、场合完全脱节的举止呢?

●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