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媒体向右转 2005-05-09 |
| 去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再次传递出美国向「右」转的信号，因为不仅保守派的布什连任总统，而且大选出口民调显示，影响他们投票的最重要议题是「道德价值」，它超过反恐、伊战、经济等急迫的眼前现实问题。传统理念、热爱美国、宗教信仰正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旋律。而这种变迁，和美国媒体的结构变化有相当的关系。
美国媒体主要有四大块：电视，报纸，电台和网络。在这四个领域中，前两个基本被自由派掌控。例如美国三大全国无线电视网CBS，NBC，ABC，都比较左倾。美国主要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中，前三家都是出名的左派报纸。只有电台这个领域，基本由右派主导，因美国是汽车文化，开车听广播的多是中产阶层，左派的电台主持人，始终难以被接受，市场非常小。而网络是近年才出现的特殊媒体。 据美国Pew民调中心最近公布的数字，美国人仍主要从电视获得新闻信息，比率占70％以上。而在过去几十年中，三大无线电视网，基本主导美国的舆论。美国总统最有权势、媒体曝光率相当高，但最多只能做两届八年；而美国的新闻主播，一做就是几十年，每天播新闻，向大众「亮相」，可以说是美国曝光率最高、家喻户晓的名人，而且有特殊的权势，他们三人报什麽，什麽就是新闻，他们不播，就不是新闻。虽然新闻不是评论，应持中立立场，但三大无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自冷战开始至今都一直是左倾，对民意形成起到了相当的导向作用。 ●三大全国电视网都走向衰落 但三大电视主导新闻的风光时代，最近走到了尽头，标是三大主播相继离开。已做了20年NBC主播的汤姆．布罗考去年退休。做了24年CBS主播的丹．拉瑟，则因报道布什总统曾逃兵役的假新闻，以及采访萨达姆时谄媚独裁者等丑闻而广受批评，不久前被迫提前离开。做了22年ABC主播的彼得．詹宁斯在三大主播里年纪最轻，但近日却发现患了肺癌，而且已是晚期，过了可手术阶段，因而只能一边化疗一边间或回来主持新闻。在詹宁斯被报患病那天，美国媒体专家说，这是三大电视主导美国媒体时代结束的标。 三大无线电视不仅因老牌主播相继走人，招牌面孔消失，收视率降低，而且更因美国媒体结构发生变化，影响力早就开始下滑。过去十年来，自有线电视和电脑网络出现之後，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收视率一直下降，NBC新闻收视率现只占15％（降了四个百分点），ABC占14％（降了六点），CBS占11％（降了七点）。三大台原在美国晚间新闻收视率中占75％，现只占40％。 三大无线电视网的衰落，和美国有线电视（Cable）崛起有直接关系，创办不到十年的有线电视台福克斯（Fox）的收视率现已接近无线的CBS。因有线电视是全天不间断报新闻，更跟著新闻评论，所以导致三大电视台晚间的三十分钟新闻则显得无关紧要。像最近教宗去世等重大事件，有线电视几十个小时连续、密集地报道和评论，谁还会等到晚上再去看三大无线电视的简短报道呢。 ●《华尔街日报》是销量最大的严肃报纸 另一个抢夺三大无线电视网观众的原因，是网络的媒体迅速增长。据Pew研究中心最近的数字，过去十年来，网络媒体的收看率增加了六倍，从3％，上涨到18％。这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媒体世界，随著电脑普及，网络媒体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这项调查还显示，电视的收视率虽仍占七成以上，但已下降，从78％降至72％。最大的下降是报纸，从原来占60％，现降至39％。左派报纸普遍发行量下降，反映保守派价值的《华尔街日报》，实际上已成全美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日销二百万份以上，而发行数量第一的《今日美国报》因有大量旅馆赠送，而且内容有小报倾向（tabloid），非严肃报纸，所以并不构成意义。美国现有1456家日报，其中只有《华尔街日报》这一家大报网络版敢於收费，其他如《纽约时报》网络版等都是免费的。 和有线电视福克斯同属一个新闻集团的右翼《纽约邮报》，其发行量直线上升，去年已晋身全美十大报。而且在自由派云集的纽约，前年就已创办了反映保守派观点的知识份子报纸《纽约太阳报》。 三大全国电视网收视率下滑，自由派报纸发行量下降，左派CNN的收视率更是早就被对手、保守派的福克斯台超过，都和它们的左倾立场有直接关系。因自越战之後，左派就开始落潮，保守主义回升，尤其是911事件後，爱国主义和道德信仰等在美国空前高涨，三大电视台和CNN的左倾越来越被美国民众厌倦。据盖洛普的民调，多达42％的美国民众认为三大台的新闻主播左倾（too liberal），其中CBS主播拉瑟的「报道可信率」是过去20年最低的。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首的《CBS的偏见》作者、原CBS资深记者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评论说，拉瑟的问题，其实是三大全国电视网，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左翼媒体的共同问题，这是一种文化，例如像拉瑟所报道的伪造布什逃兵役的文件，这种文件如果是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凯瑞），这些左翼媒体根本不会报道。 ●左派媒体用右派专栏作家 左派媒体为了改变这种被民众淘汰的趋势，正在绞尽脑汁。CBS的王牌节目「60分钟」创办人修伊特（Don Hewitt）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建议三大无线电视网的晚间新闻增加评论，以对抗无线电视的全天候新闻。但这种建议几乎是票房毒药，因为是三大台的左倾才导致民众反感，如果再增加左调评论，等於饮鸩止渴，要三大台新闻时段随主播一起全部退休。聪明一点的左倾媒体如《时代》周刊，启用了保守派作家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克瑞珊默（Charles Krauthammer）写专栏，最近还出人意料地把以痛斥左派著称的保守派女作家库尔特（Ann Coulter）做成杂志的「封面故事」，调子基本肯定，以取悦读者。去年《纽约时报》还把美国右翼旗舰《标准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的编辑、新保派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聘到该报当专栏作家。最聪明的可能是中间偏左的《华盛顿邮报》，其15名专栏作家，一半是右派。左倾的有线电视CNN和MSNBC最近则大报特报罗马教宗的新闻，并制做了相当不错的基督信仰的专题报道节目，也是想平衡它们的左倾味道，取悦中产阶级听众。 这种小修小补可能会有助於它们的收视率，但从社会意义的角度，则推动美国更向右转，继续朝著促使基督文明复苏、传统价值回潮的方向发展。 （原载《开放》2005年5月号） |
| 《星期专论》：「连胡会」损害台湾也损害中国民主事业 2005-05-08 |
| 连战的中国行被国民党称为「破冰之旅」，但从连战和胡锦涛的会谈来看，这是一次把台湾往「冰窟窿」里推的「害人之旅」，它不仅损害台湾，还由於有利共产党统战、增加中共统治合法性而损害中国的民主进程。
连战避谈 两岸四大问题 因为在前天的「连胡会」上，连战根本没有提出影响台海两岸关系的最主要四个问题，第一是要求北京承认中华民国的存在，不再阻挠台湾加入联合国。因为以人口而言，台湾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中排名第四十七，经济力进入全球前五名，更是民主国家，符合联合国成员的所有条件，仅因中共阻挠而无法加入。但连战对此却苹字未提，刻意回避。这个所谓的「破冰之旅」根本不触及任何有「冰」的地方。当北京连中华民国的存在都不承认，它怎麽可能真正承认你这个中华民国的在野党主席？ 第二应该要求中共撤掉瞄准台湾的七百枚飞弹。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被这麽多的飞弹威胁。但连战对此一句不提。这就像有强盗用枪炮瞄准你家老小，你却到这个强盗家作客、喝红酒，好像没事似地。那麽你到底是不是这个家的成员，是不是真的关心家人的生死？你说中国行是「和平之旅」，那麽和平的第一步就应该要求对方撤掉「枪炮」，为什麽对此装聋作哑？ 第三应该要求中共废除「反分裂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成员，联合国宪章写得很清楚，必须以和平手段解决分歧。但北京明目张胆地以法律形式要用「非和平手段」对付台湾，而连战对此没说一句话。这就像有恶棍张贴告示，要杀了你全家，你却以「缓和两家关系」为由到那个恶棍家「对谈」，结果却不谈这个最主要的问题。那麽你去那里干什麽，是去帮恶棍壮声势？ 第四应该要求中共改善人权，放弃专制。台海局势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中共的独裁统治。只有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台海才会有安全。但连战对此竟不说一句话。西方民主国家领袖访问中国，都会提出人权问题，即使为了国内政治和应付人权组织，也得做做姿态。但连战连「姿态」都不做，热中於和独裁者握手、碰杯。当然也不奇怪，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人类历史上两个臭名昭著的列宁式政党，两个独裁党的党魁凑到一起，怎麽会喜欢谈人权和民主？ 两岸对谈 北京找错对象 美国等西方媒体对连战的中国之行普遍负面评价，《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试图孤立台湾陈总统」，《华尔街日报》说连战是个「错误的台湾人」（The Wrong Taiwanese），北京找错了谈判的对象，如果两岸对谈，中国应该和台湾人民选出来的总统谈。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没有在野党主席到敌对国家签署什麽共识的，因为它违背基本政治规范。例如美国不可能由在野党主席率领代表团，到美国的敌对国家伊朗、利比亚等去访问，签署什麽共识。在东西德对立的冷战时代，民主的西德，也没有在野党主席去东德访问，和东德共产党签什麽共识。在今天的朝鲜半岛，南韩的在野党主席也没有去访问平壤，和金正日举行「党对党」的对谈。如果南北韩的政治气氛允许这麽做，只能是卢武铉和金正日进行谈判，两个政府之间达成某种共识或协议。就像金大中时代，南韩总统曾访问北韩，与平壤达成某些协议。 为什麽人家的在野党都不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等於告诉国民，我们这个在野党为了党派之争，为了打击执政党，不惜和敌人合作，不惜牺牲国家利益，其结果当然是损害自己国家本身。在下一次的选举中，这种做法就会遭到选民的惩罚，丢失更多选票，因此正常民主国家的在野党都不可能这麽做。 两岸分歧 在於价值对立 但连战为什麽就不顾一切，非要和中国的独裁者握手、拍照？主要的原因是连战和胡锦涛在一个思维框架之内，那就是把台海两岸的分歧视为「统独之争」，要联手对付「台独」。但任何一个真正具现代民主意识的人都会清楚，今天台海两岸的最主要分歧，不是统独问题，而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立，是「冻蒜」和「清算」的不同制度选择。主导台湾社会变化的主要力量是民主价值，而民主的核心是人民有选择权利。如果说台湾正走向独立，那这只是认同民主价值、尊重人民选择的一个结果。台湾过去二十年的政治变化证明，民主化和本土化已像一个硬币的两面那样无法分割。只要台湾走向民主，只要台湾人民有选择权，就自然会有自己当家作主、台湾要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本土意识和愿望。这就像当年李登辉先生提出台湾直选总统时的那场争论一样，国民党的守旧派认为，只要直选总统，就是台独，因为只经台湾人民选出来的就不再是下辖三十五省的中华民国的总统，而只是台湾的总统。但推崇民主价值的李登辉坚信民主第一，坚持人民选择权利至上，结果才有了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尊重人民的选择权是价值，而台湾独立只是一个结果，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果。而要阻止台独的唯一道路是恢复国民党独裁。连战先生认为在台湾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今天，仍然靠「清算」制度维持的中共政权，故意回避两岸的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两种选择的不同，而用「大中国」「国土」「统一」这些民族主义的概念来掩盖、模糊两岸的根本分歧。连战在中国的言行，说明他仍然局限在自己是「纯种中国人」这种胡锦涛式的狭隘民族主义之中。如果连战有现代民主意识，应该做的是致力国民党改革，以重新获得选民认同，而不是跑到独裁者的土地，寻求共产党这个大恶霸的支持，阻止台湾人民的自由选择。 去北京和独裁者共舞 说白了，连战的这次所谓「破冰之旅」，实质上是和中国独裁者的「冰上共舞」。因为北京刚通过的「反分裂法」，遭到台湾一片反弹，两次民调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表示反对。国际舆论普遍谴责中共的这个对台湾暴力法，连美国国会都高票通过谴责案。但国民党副主席却在百万台湾人民抗议反分裂法大游行四十八小时之後，就去北京访问，安排连战之行。这不仅是帮助北京解套，简直等於告诉国际社会，我们台湾内部主要在野党不仅不在乎北京的挑衅，更进而在这种情况下谋求国共合作。 「冰上共舞」还会影响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决定，因中共制定反分裂法，给了美国有力的理由说服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连战去中国访问，制造出两岸关系缓和的假象，会给欧盟以理由来寻求解除禁令，从而使中共获得欧洲武器，增大对台威胁。因此连战的中国行，是直接帮助北京，损害台湾，也不利美国的台海安全战略。所以《华盛顿邮报》都说连战的中国行是「危险游戏」。 造成假象 有助中共统战 连战的中国行另一个严重後果，是有助於共产中国的统战宣传，增加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因为明摆著的事实是，台湾已是党、政完全分开的民主国家，有了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明确分别；而对岸还是党天下，政经军民商，都要服从党中央，最後听从一个独裁者。因此连宋的中国之行虽然打的是「党和党对谈」的招牌，但由於对岸是党政军一家，结果根本不能是党对党，而是台湾在野党，和对岸的整个统治集团在谈；其结果不仅给了中共一个统战台湾的机会，而且还造成假象，好像台湾在野党所代表的一半台湾人民心向中国，心向共产党。在连战还没有启程去中国时，中共的报纸上刊出的大标题就是：「一颗中国心，连战登陆行」。连宋的中国行，在中共宣传上变成了「台湾人民心向祖国」，「台湾人民渴望统一」之行，成了共产党对台统战的宣传筹码，更给了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欺骗和洗脑中国人的机会，从而严重损害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 连战去年败选不认输，煽动街头抗争，已严重损害了台湾的国际形象和民主进程。今天又通过朝拜北京，在损害台湾的主权地位和尊严的同时，也强化独裁政权在中国的地位，难道国民党真的像它的孪生兄弟共产党一样，不怕历史的审判？ 连战为了今天一时的风光，为了发 当不成总统的一口恶气，就要把自己和国民党一起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在人类历史上，只有独裁者才不顾忌历史定位；在现实社会里，只有疯子才做事不顾後果。本来国民党在李登辉手里完成了一个民主政治的和平转变，给国民党在台湾半个多世纪的独裁统治划上了一个体面、尊严的句号。而连战四年来则把国民党这最後的一点体面和尊严撕得粉碎。 在美国等西方成熟的民主国家，在野党主席根本就不会是新闻人物，民众和媒体都不会关心谁是党主席，因为担任这种职务的人完全不重要。在美国没有多少人知道在野党主席是谁。（在台湾有几个人知道？）美国人和媒体重视的是选举产生的总统，他才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对外讲话。像台湾这样已经两次败选的在野党主席，还是新闻人物，还被媒体重视报导，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不仅是罕见的，更是可笑的，这是台湾的民主制度还没有成熟的标。 虽然在去年立委选举中，由於技术层面的失误和贿选文化的作祟，直接影响了台湾的民主进程，但是这次小小的搁浅，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扭转台湾人民要自己当家作主的必然大潮；因为这是历史的潮流、人类的潮流！连战和国民党今天的行为，只能成为台湾明天的教科书中，令台湾一代又一代新人不齿的一页！ （台北《自由时报》2005年5月1日“星期专论”） |
| 专访曹长青∶连战要联专制害台湾民主 2005-05-06 |
| （《台湾日报》记者张振峰台北专访∮）为了群策会「连宋联共卖台」系列论坛，专程来台湾的中国旅美政论家曹长青，昨天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此次出访中国最大的错误也是最大的逾越，就是在北京大学演说时，竟然提「联共制台独」，根本就是「联中国专制灭台湾民主」，连战更大言「中华民族」，以民族主义这样实质民粹诋毁台湾民主；他反讽连战就待在中国作西安后宰门国小的校长或党支书好了。曹长青希望台湾政府面对中共时，坚持台湾主体立场要更明确。
批马英九「首号白痴」 中国方面决定要送台湾两苹猫熊，曹长青则形容，「人家都不承认你家的存在，送你两苹小狗、小猫的，值得高兴吗？」，这猫熊就是中国的统战工具。他也提到，连战、宋楚瑜两人急著访问中国，让中共分化台湾内部，已沦为中共统战工具。 针对马英九说两头猫熊在台湾动物园，中国就不会打台湾，曹长青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中国政府专制独裁，从执政至今杀了八千万中国人，光去年就处决了3870人，占全球近二百个国家处决人数的90％以上，世上被处决的人数中10个有9个是中国政府杀的，这样一个连人命都不重视的国家，还会管猫熊吗？他痛批，「马英九是台湾政治人物中的第一号白痴！」 曹长青表示，就连战访北京，《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社论的标题是「The Wrong Taiwanese」（错误的台湾人），直接点明连战是台湾的在野党主席，中国根本就找错人，要谈应该要找台湾人民选出的总统陈水扁才对。而在美国、欧洲各媒体对住在台湾、生活在台湾的人都直接称为Taiwanese台湾人，例如《纽约时报》提到陈总统时也是称为「台湾总统陈水扁」，看不到有称台湾为中华民国的。他直言，国际媒体早就为台湾正名。 连北大演说频耍花招 提到国家认同，曹长青痛批，连战在中国北大演说，竟说「认同这个国家」，根本就是满口谎言耍花招的政客说法，连战是认同什麽国家呢？像他站在台湾演说时，说的国家就是台湾，在美国当然提的国家就是美国，在北京提显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连战没说是哪个国家，回台就可狡辩，这就是耍花招的政客。 他说，连战是台湾在野党主席，先不论这国家叫台湾或中华民国，对岸都不承认的情况，而连战还是默许对岸，等於是自我否定，中国国民党不再是台湾的在野党，倒成为了中国那八个政治花瓶的所谓民主党派一样了，成了第9个中国政治花瓶。 曹长青强调，国家的组成重要的在制度之分，而非族裔、血统，如美国就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连战的中国之行是用都是一个种族，来回避和掩盖了两岸制度的不同，两岸的根本之争是民主和专制之争。国民党更长期以台独战争论来恐吓台湾人民，这多少让台湾人民担心害怕，而相信中国国民党的说法。 拉拢在野党分化台湾 曹长青也呼应李前总统的说法指出，中国没有能力打台湾，要打早就打了，正因为中国不敢打台湾，所以，现在中国采取统战、分化台湾伎俩，现在拉拢在野党，深化台湾内部冲突，对此，他建议，台湾执政当局，在国家主体立场要更明确，两岸谈判不能只有中国说条件，提什麽「92共识」、「一个中国」，台湾也应提出，要求中国当局承认台湾的主权、主体性，因为这里目前的国名叫中华民国，就应该要求北京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 曹长青反讽地说，连战在中国对主权、民主等苹字未提，反而在与中国民族主义这样的真民粹唱和，还陶醉在西安后宰门国小的小朋友对他那种「连爷爷你终於回来了」那种肉麻的歌颂，那连战乾脆就留在中国算了，看是做西安后宰门国小的校长还是党委书记长。 （原载2005-05-04台北【台湾日报】） |
| 专访曹长青∶新加坡独裁真面目 2005-05-05 |
| 【大纪元5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新加坡法庭对两名法轮功学员程吕金和黄才华的不公正判决，引起各界广泛关注。目前两人绝食抗议已进入第六天，北美、欧洲、亚洲、澳洲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已纷纷前往当地的新加坡使领馆前请愿和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新加坡政府立即释放被关押的两名法轮功学员，停止充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帮凶，社会各界也纷纷谴责新加坡政府助纣为虐的行径，揭露新加坡政府虚假民主的面目。
大纪元记者辛菲5月3日采访了政论家曹长青先生。曹长青先生指出，新加坡这次事件背後真正的黑手是中共，新加坡是在迎合、讨好中共，同时这件事也是新加坡独裁专制政府本质性的表现。凡是有良知的国家、有良知的群体都在同情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为他们这些发不出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是逆流而行，所以国际社会特别要给以谴责、批评，制止这种迫害法轮功的行为。 曹长青先生认为，是不是迫害法轮功，不仅仅是一部份信仰者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和自由的标。新加坡这次迫害法轮功，再次向世界传送一个信号∶新加坡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是专制的国家，是中共这种专制政权的同谋，是中共的帮凶。热爱自由的人、尊重信仰自由的人，都应该谴责新加坡这种可耻的行为。 下面是曹长青先生访谈摘要。 新加坡事件背後黑手是中共 据我所知，全世界除了中国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外，新加坡是第一个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国家。新加坡发生的这件事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它是专制的国家，不允许信仰自由、炼功自由，这是所有独裁专制政府本质性的表现。 另外，新加坡政府迎合北京政府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策，讨好中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利益，跟中共做生意，要中国的经济市场，为了市场不惜出卖良知。这件事情背後真正的黑手是中共，根源在北京。 只要是专制的国家必然要和中共走到一起，因为今天的世界不是按照人种分的，而是按照观念分的，是按照专制和民主两种价值分的。同样是中国人，台湾就站在美国这一边，新加坡就站在中国那一边，这是按照专制和民主来分的。新加坡和中共等其他专制的国家是一夥的，而民主的国家则是一个阵营。 这次事件也透露出一个信号∶说明中共当局不仅在海外利用亲共媒体丑化法轮功，而且现在又开始新的行动，利用海外专制国家的手直接迫害法轮功，这很可能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新政策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全球都应该谴责新加坡，制止这种迫害法轮功的行为。 全球支持法轮功 新加坡逆流可耻 是不是迫害法轮功，不仅仅是一部份信仰者的事情，而且是一个国家是否有民主和自由的标。新加坡这次迫害法轮功，再次向世界传送一个信号∶新加坡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是专制的国家，是中共这种专制政权的同谋，中共的帮凶。 除了中国之外，全世界没有其他国家这样迫害法轮功。最近几个月以来，美国主要的有线电视台，都有法轮功的广告，揭露中共怎麽迫害法轮功学员，这都是对法轮功的道义支持，对法轮功遭受迫害的同情，美国主要的媒体都在登这样的广告。凡是有良知的国家、有良知的群体都在同情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为他们这些发不出声音的人发出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是逆流而行，所以国际社会特别要给以谴责、批评。 中共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而且还把手伸到海外，在其他国家想尽各种办法，利用中共控制和影响的媒体丑化法轮功，新加坡是第一个在海外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专制国家，所以新加坡是非常可耻的。 新加坡这个行为再次告诉世界∶新加坡是专制的一部份，和中共一样，是个专制政权，非常可恶！热爱民主的人、尊重信仰自由的人，都应该谴责新加坡这个可耻的行为。 国际社会舆论谴责 撕破新加坡的丑恶嘴脸 国际社会应该在舆论上进行强烈的谴责。新加坡政府还是害怕舆论的，因为它对外不承它是专制的国家，而是自称民主的国家，新加坡对外还是强调它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就象中国一样，还要摆出个假像。 国际社会谴责的声音可以撕破新加坡的丑恶嘴脸，它恐惧假像被撕破，所以谴责的声音如果大，来自不仅是中国人，还有其他各个国家的舆论，就会形成压力，会使新加坡恐惧，因为它还想保持那个假像，它是靠假像来欺骗新加坡人民从而维持统治的。假像一旦被撕破，它的统治就无法维持下去了。所以现在谴责、舆论的声音还是很重要的，能够对它构成一定的压力。 新加坡驻联合国的代表公开在联合国的会议上谴责台湾，也是为了讨好中共。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台湾的民意、台湾政府没有机会在联合国发言来反驳新加坡，新加坡就利用这样一个机会来谴责、丑化和批评台湾，引起了台湾很大的愤怒。 从新加坡自身来说，完全没有资格对民主的台湾说三道四。因为这个城市小国像独裁中国一样，迄今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新加坡的各个方面都比台湾糟糕，有什麽资格批评台湾，而且更不应该在联合国批评台湾，因为那不公平，台湾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 在台湾，不管是主张统一的，还是主张独立的，都受到同样的保护和享有言论自由，这是台湾民主的表现。台湾的道路就是自由民主的道路，新闻自由的道路，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道路。在台湾，法轮功学员可以自由炼功，佛教徒、基督教徒等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虚假的民主自由 实为独裁专制 新加坡虽然打著民主的旗号，但是在西方媒体上，从来没有人认为新加坡是个民主的国家，因为民主国家有两个最重要的标，一个是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另一个是定期的公平的真正的选举，这是民主制度的核心标。这两个标，新加坡都没有，没有真正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公平的选举，所以导致新加坡政府才敢这样的胡作非为。 新加坡虽然也有选举，但这个选举是虚假的，新加坡的反对党不能正常的进行在野党的活动。新加坡一直是李光耀父子在掌权，从来都没有政党轮替过，现在新加坡的方式跟中共以及北韩金正日是一样的，它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一党执政的独裁专制；新加坡不属於新加坡人民，而是属於李家王朝。 李光耀是北京屠夫的支持者，他不久前在“全球品牌论坛”上还表示支持中共在1989年使用坦克残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做法，并引述邓小平的话，“如果杀20万人，才能保持中国的稳定，我会这样做”。 李光耀统治集团在表演任人皆知的虚假选举的同时，迫害所有反对党的领袖和异议人士。新加坡反对党秘书长徐顺全因为参选挑战李光耀的人马，就被李光耀和吴作栋告到法庭，指控他在竞选中的讲话是“诽谤”，不仅索赔50万美元让他倾家荡产，而且禁止他永远不可再竞选国会议员。 敢於直言的人都受迫害，真正反对党的领袖都受迫害，真正敢言的人也逃亡海外，和很多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民运人士一样，也逃亡到美国，新加坡一个很著名的作家现在在美国哈佛大学流亡。 控制媒体 封锁言论自由 在当今的新加坡，主要的报纸电台等，都为国家所有，新加坡没有新闻自由，新加坡的报纸被政府控制，很难公平、客观的报导，更很难批评李显龙的政府。 近日发表社论批评台湾外长的《联合早报》等新加坡大报，像北京的媒体一样，都是国营的，是政府的喉舌。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新加坡的独立报纸，都被李光耀查封了。去年第二届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新加坡在166个国家中排行第144,比津巴威还要落後三名。 对於新加坡的政治迫害，美国等西方媒体常有报导。李光耀无法阻止境外报纸，就不停地控告在新加坡内的外国报纸（本地出版物基本都控制在政府手里），用所谓“诽谤罪”索取高额赔偿，以封住所有媒体的嘴。 经济发展不是全部 中国不能走新加坡的道路 新加坡的富有程度远远超过中国，新加坡的人均收入早已超过一万美元以上，中国的人均收入才880美元，可见，仅仅经济发展，并不能带来自由和民主。新加坡的例子已经活生生的证明了这一点，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地方仍然在实行专制统治。所以，对中国人来说，经济水平提高了，并不是全部，必须要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政治制度。 除了台湾、香港之外，新加坡是一个华人聚集最多的地方，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6%，新加坡这种专制给中国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样板。很多中国官方知识份子主张中国要走新加坡的道路，新加坡这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再次告诉中国人民，新加坡是个什麽样的国家制度，是个什麽样的政府，未来的中国不能走新加坡的道路。中国的未来必须走新闻自由、政治民主、公平选举的真正的民主国家道路，象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样，才可能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言论表达的自由。 （原载大纪元5/3/2005） |
| 《华尔街日报》社论批评连战是个“错误的台湾人” 2005-04-27 |
| 今天（27日）《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出社论“那个错误的台湾人”（The Wrong Taiwanese），批评国民党主席连战去中国大陆访问，是配合中共统战台湾。而中共邀请台湾在野党主席前往访问，是想孤立陈水扁总统，打压台湾；并预测连战与胡锦涛会面不论有何结果，中共都是在找麻烦，有不祥之兆。
作为美国发行量最大的严肃报纸，《华尔街日报》对中共邀请台湾反对党领袖前往访问，相当不以为然。该报认为，“台湾有民选的总统，不是连战，而是陈水扁。”北京如果真的有诚意两岸谈判，应该找陈水扁总统领导的台湾政府谈。但北京的做法却是一直拒绝承认陈水扁的合法性。陈水扁触怒北京，因为他坚持台湾的命运是由台湾的选民来决定，而不是由宣称台湾为其领土一部分的中共当局。 该社论强调，中国当局必须认知到，这是被台湾人民选出来的领袖应有的作为。如果胡锦涛真的有意改善两岸关系并且弥补因上个月通过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所造成的伤害，他应该向台湾人民选出来的领袖接触，陈水扁才是“该找的台湾人”（the right Taiwanese）；而他们找连战，完全是找错了谈话的对象，连战是“不该找的人”（the wrong person）。 该社论特别提出，连战应了解他没有权力“谈判”任何事。美国就有前例，前总统卡特和曾竞选总统的杰西．杰克森（左派黑人牧师）插手外交事务，就受到批评。连战见到胡锦涛，应该正告他∶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台湾人民必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後果。 两个月前陈水扁曾就和平统一的问题开启对话的大门。中国不仅忽视他的示意，还在三月初通过了反分裂法。但北京却说这个法律是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及促进和平统一，这完全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那种极权者的思维和论调，即总是说反话。 该社论指出，中共当局的定调并没能让国际上信服，而且反分裂法的通过反而造成欧洲对於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决定的逆转。北京邀请连战及另一位反对党主席宋楚瑜前往访问，可以视为它有意藉此显示反分裂法产生了和平的影响。该社论最後强调，作为信使的连战与宋楚瑜看来愿意配合北京的做法值得质疑。 （该译文是在台湾中央社记者林琳2005年4月27日专电报道基础上修定） |
| 胡锦涛最怕上帝 2005-04-25 |
| 在梵蒂冈选出新的教宗之际，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又开始预测北京和教廷的关系，因在欧洲44国中，中国唯独没有和梵蒂冈建交。而教廷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
为什麽中国无法和梵蒂冈建交？最根本的原因，是无神论的中共政权，一直拒绝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徒的领导权，拒绝罗马教宗的最高宗教权威，而是把中国的教会改造成所谓“三自爱国教会”的官办组织，实质是做“宗教花瓶”，给共产党的统治当装饰品。 共产党是主张无神论的，毛泽东认为宗教是鸦片，不仅对人的精神无益，反而是毒品。早在1951年，共产党就把梵蒂冈的大使赶走了，完全切断了中国和罗马教廷的关系，同时对教会进行镇压和改造，迫使他们成为“三自爱国教会”，由共产党直接领导。所以其真正的名字应是“爱党教会”，因为其神职人员都是由官方钦定的。共产党强迫信仰上帝的人去“热爱”否定上帝的无神论政权，其残酷实令人发指。 也是在1951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逼迫藏人签署了《17条协议》，说是只要允许解放军进入拉萨，北京保证达赖和班禅喇嘛的政教地位不变，西藏宗教自由不变，并誓言“不拿藏人的一针一线”，结果协议签署後，共产党拿走了整个西藏，把达赖喇嘛佛赶去了印度，把班禅关进了北京秦城监狱，更拆毁了绝大多数寺庙，并迫使大批僧侣还俗。 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早就说过，“只要没有上帝，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被允许的”。二十世纪之所以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共产邪恶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灾难最深重、死亡人数最多（一亿三千万人）的一百年，就是因为人类远离了上帝，丧失了信仰，没有了精神导引，於是人类之船漂浮在迷茫大海，结果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等狂热者成了“舵手”，把人类之船开向了革命、屠杀和无边的苦难。 正因为不信神，共产党拒绝了来自上帝（圣经）的绝对道德标准，他们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出了自己的道德规范，於是就有了什麽“无产阶级的道德”，“无产阶级的民主”等相对标准和概念，於是在这种“相对性”之下，就可以自我定义对错、自我就任何违反人性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自己既是法官、检察官、立法者，又是道德标准的制定者和仲裁者，自己成了“上帝”。基督教则强调绝对的道德标准，不给环境、理由、参照系数等客观现状任何可以违背准则的余地。因此梵蒂冈刚选出的新教宗在投票前对一百多名红衣主教讲话时强调，教会和上帝的最大敌人是“道德相对主义”，基督徒要和它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 今天胡锦涛们的荒唐之处是，既然主张无神论，不要宗教信仰，但却要在中国决定谁是主教，谁当神父，谁是转世活佛，谁是真主。共产党不仅拒绝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都承认的罗马教宗对中国几千万天主教徒的宗教权威，还拒绝在全世界具有崇高威望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来选择他的传人；由共产党官员去拉萨主持灵童抽签，决定谁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说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是由於担心对上帝的信仰而影响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话，那麽今天早已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中共政权，则完全是由於恐惧失去手中的权力而镇压任何宗教信仰。因为他们那个靠暴力夺取、暴力维持的政权，没有任何存在的合法性，没有任何道德底座。一旦中国人有了信仰，有了上帝给予的是非判断准则，他们那个不道德的政府就会被结束。所以他们真正怕的是上帝进入中国人的心中。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4月25日） |
| 对国民党“亲共”失望 中国17个省市宣布重建中国国民党 2005-04-25 |
| 【大纪元4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王珍综合报导) 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主席连战星期二（4月26日）抵达南京，开始他对中国大陆为期八天的访问。这是被迫退守台湾50多年後国民党最高领袖第一次访问大陆。
连战在南京机场受到“红地毯”接待。连战说，他的访问目标是缓和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国民党将为两岸的和平与稳定“尽绵薄之力”。上个月，北京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授权在台湾宣布独立时可以对台动武。 在连战离开台北的机场之际，数以百计的台湾人愤怒抗议。反对连战出访的人与连战的支持者发生暴力冲突，并向防暴员警投掷鸡蛋。他们高举标语，指责连战出卖台湾。 大陆重建中国国民党 与此同时，美国《黄花岗杂》受大陆委讬，4月25日在纽约曼哈顿罗斯福饭店举行重大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17个省市的秘密同盟会组织的代表4月23日在南京中山陵前宣布重建中国国民党，以表示对台湾中国国民党的失望和对中共政府的不满。 《黄花岗》杂说，中国秘密同盟会曾经对台湾中国国民党寄予希望，可是由於台湾中国国民党一再向中共政府表示“亲热”，特别是台湾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和主席连战的“亲共”言行，终於使得中国秘密同盟会对台湾中国国民党失望，所以决定在连战访问大陆之前宣布重建国民党，以便引起更多民众的关注。 黄花岗杂主编辛灏年先生指出∶“黄花岗杂代为发布的这一重大新闻，正值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赴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前夕，相信会引发海内外的相当关切，特别是对台湾和海外各界如何了解中国大陆的实际状况和真实民心，应该有所裨益。” 黄花岗杂董事长周光亚先生表示∶“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巨大变化，相信能够根本改变中国政局，并最终结束全世界最大的共产专制政体。几代中国民运人士的梦想，今日终於实现了！” 中共垮台前民众大觉醒 4月23日、24日，全球四大洲各地纷纷与纽约同步举行集会游行，声援和庆贺百万民众退出中共。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历史重大转捩点，是中国柏林墙倒塌前中国民众大觉醒。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引发民众道德觉醒和声势浩大的退党大潮。越来越多的民众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自觉与中共划清界线，不与之同流合污。大纪元时报开通了退党网站，至今每天有二万多人在网站上声明退党。大陆知名民主民运人士、良心作家、普通百姓公开发表退党声明，支持中国人民脱离中共，推动中国自由民主。 当年随国民党迁来台的一些抗日老兵见证过共产党的邪恶，呼吁台湾政治人物及社会各界顺应天意和良知，告别中共。 台要避免被中共统战分化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预计也将於5月5日访问大陆。对於连战及宋楚瑜相继访问大陆，台湾总统陈水扁强调，两岸政策最高指导原则是以“民主”与“和平”为两大支柱。“民主”是指台湾国家主权属於2,300万台湾人民，台湾前途任何改变只有2,300万台湾人民才有权决定。“和平”是强调两岸之间歧见与争端，只能透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 陈水扁表示，许多人担心部份在野党把两岸交流当成政党竞争筹码，藉此孤立、打击政府，让对岸拥有更多优势，对台湾统战、分化。 李怡∶连战给北京送大礼 香港知名政论家李怡在苹果日报撰文指出，对北京来说，连战来访是送给北京为反分裂法解禁的大礼。 原因是连宋来访，至少证明台湾在野政治势力愿意在反分裂法之後与中共达致和解和沟通。 李怡指出，自从反分裂国家法制订後，国际社会没有好评，欧盟更因此搁置了撤销对中国军售的禁令，日本在钓鱼台与东海资源争议上趋於强硬，振振有辞地表示担心中国的反分裂法会被运用到其他中国认定是它的领土而实际仍有争议的问题上。 数名台湾记者被拒入境 另据报导，连战出访大陆吸引了海内外大批记者随团采访，但“壹传媒”集团旗下《苹果日报》的两名记者和《壹周刊》的一名记者被中共当局拒绝入境。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後，“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经营的几十家佐丹奴服装连锁店曾经挂出标语，并推出印有“李鹏请你下台”的Ｔ恤出售。 台湾新闻局长姚文智呼吁，中国政府应悬崖勒马，尽速核准《苹果日报》至大陆采访，并给所有至大陆采访的媒体，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原载大纪元2005年4月26日） |
| 美国会出兵保卫台湾吗？ 2005-04-24 |
| 中国通过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不仅遭到美国、日本、欧洲国家的反对，更激起百万台湾人民走上街头抗议，还为此失去了眼看到手的欧盟要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可谓丢了夫人又折兵，连北京的官方学者都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这可能是胡锦涛走的一步错棋。
北京的「反分裂法”再次凸显了台湾制宪正名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中共是以国共内战没有结束为由，而授权对台动武；这等於再次告诉台湾人民，如果你仍然戴著那顶“中华民国”的帽子，那麽对岸的共产党就要继续“国共内战”，以消灭中华民国来统一“中国”。在中共人大开会期间中国外长李肇星对台湾《联合报》女记者的那番话，最能教育台湾的泛蓝，因为在李肇星那里，没有什麽泛蓝泛绿之分，无论是台湾正名，还是中华民国，共产党统统不承认、不接受。李肇星直截了当地说，“台湾是个地区，哪来的宪法？”它再次明明白白地展示了，无论台湾是制宪正名成为正常的国家，还是保持现状，继续“扁宋会”强调的那个最大公约数“中华民国”，北京都不接受，而且连台湾的宪法都根本不予承认。共产党要的是什麽，那就是用“一个中国”的幌子，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像香港那样成为共产党统治的一部份。中共既反对台湾的绿色，也拒绝蓝色，只想把台湾变成五星旗下的那种红色。因此连战、宋楚瑜们以为不参加“三二六”保卫台湾大游行，就能和中国缓和关系，让北京满意，根本是不了解共产党是怎麽回事，完全是“共盲”。 中国制定反分裂法，凸显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会不会干预。从这次欧盟对中国武器禁运的前後变化就可清楚看出，美国在认真准备干预。因为美国反对欧盟取消武器禁运的主要理由是，如中国获得欧盟的先进武器，就会在台海战争中用来对付美军。这种逻辑清楚地展示了，一旦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将会军事干预，协防台湾，否则就没有中国获得欧洲武器会用来对付美军这种设想和说法。 欧盟原准备今年上半年就解除因1989年六四屠杀事件而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尤其是法德两国曾向北京公开承诺。但最後所以决定继续维持禁运，除了中国制定“反分裂法”适得其反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朝野强烈反对。因为早在北京通过“反分裂法”之前，美国国务卿莱斯、总统布什前後访问欧洲时，都坚定表示反对欧盟取消禁运。後来莱斯亚洲六国之行时，更明确指出，是美国在保卫太平洋，不是欧盟，欧盟不应帮助中共军事现代化。美国国会的态度更加强烈，明确表示如欧盟取消对中国武器禁运，国会将通过法案限制美国高级武器输出欧洲，以防落到北京手中。因此如果欧盟执意取消禁运，不仅由於美国国会立法限制向欧盟输出武器科技，影响欧盟军事能力，而且将会严重损害大西洋两岸刚刚缓解的关系。欧盟代表团以及法国女国防部长都到美国游说，最後毫无成效，主要原因是，美国人在认真考虑，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军事干预，而中国从欧洲获得先进武器，将会用来对付美国。美国人的这种设想清楚地展示了，美国对协防台湾，不是战略模糊，而是战略十分清晰，认真在准备中共侵台时和中共交手，保卫台湾。 除此之外，美国近期的外交政策和内部人事调整，也朝向有利台湾安全的方向。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目前仍在伊拉克等中东地区，但布什政府把推展自由作为政策核心，而伊拉克的选举成功，巴勒斯坦的投票，以及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也要大选，百万黎巴嫩人民上街游行要求民主，标著布什的推展自由政策发生了效果，民主之风正吹进中东。布什总统已明确表示，不再继续原来的保持中东「现状”（status quo）的政策，而是更注重向中东推展自由的价值，结束那里的毛拉和暴君统治。美国政府这种从保持“现状”向重视“自由”的政策改变，将会影响美国的台海政策，促其更朝向支持民主台湾，制约专制中国的方向变化。 布什的强势政策不仅来自理念，还来自他连任时赢得“五项全能”：全国人头票，选举人票，共和党还同时赢得参议院、众议院和多数州长位置。这种民意基础更给了布什信心，他说，美国人民给了他“资本”，他将使用。因而不仅把推展自由作为外交核心，近期还大胆重用那些坚定支持伊拉克战争，坚定支持台湾，坚定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担任政府要职。例如，被称为鹰派主将的副总统钱尼，影响力更为扩大；同为鹰派的国防部长和副部长都获留任，而惯於见风使舵、对台湾并不友好的国务卿鲍尔及其下属阿米塔吉都遭革职。最近布什总统还任命被称为伊拉克战争设计者的副国防部长沃夫维兹（Paul Wolfowitz）出任“世界银行”总裁，《华尔街日报》评论说，这是布什启动金融杠杆来向全球推展民主。另一项更令人吃惊的提名是，原负责禁止武器扩散的国务院助卿博尔顿（John Bolton）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以口无遮拦地批评北韩的专制、联合国的腐败等著称，是美国政府中强硬派中的标杆性人物。博尔顿还坚定主张台湾加入联合国，甚至公开提出美国应和台湾建交，被视为台北在美国的最主要挚友。因而当布什宣布给予吴夫维兹和博尔顿等强硬派更重要位置时，《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标题是「布什改变了世界的看法”。这些内部人事变动，也在朝向密切美台关系的方向。 布什刚当选总统之後在美国电视上说，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从过去四年布什政府的台海等全球战略来看，它绝不是应景之语。连中共空军总部副政委、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被称为将军理论家的刘亚洲中将都在他总结金门战役的长篇报告中警告说，如果武力攻台，“不是台湾固守台湾，而是整个西方固守台湾。” 当自由世界站在台湾背後的时刻，关键就看台湾人民自己有没有勇气和智慧选择，抵制反分裂法和一国两制，通过制宪正名，使台湾成为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 （原载台湾《壹号人物》月刊2005年4月号） |
| 有了新教宗，梵蒂冈会和中国建交吗？ 2005-04-21 |
| 梵蒂冈的西斯汀教堂冒出了白烟，新教宗产生了！德国籍红衣主教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19日当选为第265任罗马天主教教宗，成为全世界11亿天主教徒的最高领袖。它再次引起人们对梵蒂冈和中国建交可能性的猜想，毕竟中国有二千万天主教徒。
但这位新教宗的背景、理念和坚定的宗教信仰，以及中国的政治局势等，都预示著，短期内梵蒂冈和中国建交的可能性很低： 首先，拉青格当选为新教宗，意味著保罗二世的理念和原则都将继续，包括对中国的宗教政策等。今年78岁的拉青格是过去275年来，第一个就任教宗时已如此高龄的。他不仅年纪大，而且被视为“保守派中的保守派”。在秘密会议投票选新教宗之前，拉青格对一百多名枢机主教的讲话中坚定表示，反对那种“不承认任何绝对价值，只把自我和私欲作为终极标准”的“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他认为“世俗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是上帝和教会的主要敌人。所以从现在开始的几十年，天主教徒的主要任务就是和道德相对主义的战争。 有高龄和绝对保守这两项，拉青格却能在24小时之内、仅四轮投票中就脱颖而出，顺利成为新的教宗，显示参加投票的115名枢机主教，绝大多数像他、像保罗二世一样，都是坚定的教义原则主义者，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派或折衷派。在投票选举之前，绝对持左翼自由派观点的《纽约时报》就哀叹，选谁都是一样的，因在约翰保罗二世领导梵蒂冈的26年间，有投票选举新教宗的115名枢机主教中，112名都是保罗二世任命的，基本都是他的思想传人。 拉青格原为梵蒂冈教义部部长，也是枢机主教团团长，在宗教信仰和教义上，他和保罗二世完全一样，被视为教宗最亲密的助手，最信任的部属，《纽约时报》在今天的报道中甚至称他们是“知识份子的克隆”（intellectual clone），即思想的孪生子。《华尔街日报》则表示，如果用美国政治情形去套用的话，拉青格的当选，就像一个曝光率很高的副总统取代了总统；他的当选明显表示，梵蒂冈像继续其以往做法，拒绝改变。 因此这位被《纽约时报》称为“教会教义守门人”的德籍主教出任教宗，肯定会继承原来教宗的精神，尤其是遵守保罗二世的道德立场，延续保罗二世的做法和政策，包括对中国的宗教原则。 其次，梵蒂冈不仅是一个城市国家，更是一个完全的精神国度。她不需要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既不需要去中国投资，也不需要和中国做生意，没有市场问题，所以不存在类似其他国家那种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所以梵蒂冈不可能为经济而牺牲原则、轻易跟中国政府妥协。 第三，从中国方面来说，北京提出和梵蒂冈建交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要梵蒂冈和台湾断交，二是要求教廷不可干涉中国的宗教事务，也就是说，梵蒂冈不可以拥有直接领导中国教会的权力，不对中国天主教徒拥有最高领导权，北京方面认为，教廷要求中国宗教自由是干涉内政。 这一点教廷当然无法接受，因为如果不能对中国教会有直接的领导权和影响力的话，那麽梵蒂冈和中国建交也就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如果中国天主教接受罗马教廷领导，就不仅是教宗任命主教，同时教廷更可以就中国迫害教徒的行为进行谴责和干预。 北京一直对宗教和梵蒂冈俱有戒心。在保罗二世葬礼之际，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中国有天主教徒五百万人，但据《耶稣在中国》一书的统计，目前中国基督徒大约有八千多万，其中二千万是天主教徒；香港主教陈日君提出的数字是一千三百万。北京把领导这麽大一个中国天主教徒群体的权力让给梵蒂冈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的。这从中国政府拒绝派人参加教宗保罗二世葬礼的态度就可看出，即使在意大利发给台湾总统陈水扁签证之前，中国就没有表示会派代表团参加教宗葬礼，主要是出於其本身不想和教廷缓和关系的原因。陈水扁的出席只不过是更给了中共一个理由表示抗议、并且拒绝参加的借口。相比之下，古巴共产党领导人卡斯特罗曾经允许教宗访问古巴；而且这次不仅亲自赞扬教宗，同时宣布全国三天悼念活动。虽然他本人没有前往罗马参加葬礼，但参加了哈瓦那教会悼念教宗的弥撒。 而北京政府不派团去罗马，连官方教会都不让派代表参加，明显表示出北京不想发出任何要和梵蒂冈缓和关系的信号，拒绝做任何让步，不想放弃对官方教会的管制。这种做法同时表明，北京也不可能让中国教会接受中共和梵蒂冈的双重领导。以这种情形来看，中国和梵蒂冈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善关系。 第四，自上任教宗去世以来，在世界主要媒体大幅报导的保罗二世的经历和功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他领导波兰推翻共产专制，促使整个东欧共产国家垮台。这不可能不使中共领导人更加对教会势力产生警觉。尤其是通过这次对教宗的悼念活动，看到教会在民间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北京只能更加防范宗教势力在中国的扩大。 胡锦涛上台後，其在各方面的政策都不仅不比江泽民宽松，反而更强硬。例如对台湾问题和对法轮功的镇压。这种表现说明，他比江更没有信心。以北京近来对法轮功、基督教的严厉镇压和对大纪元、新唐人等媒体的极力阻 可以看出，中国对来自宗教方面的势力不仅相当重视，而且越来越恐惧。对於北京来说，和梵蒂冈的关系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的是别让宗教势力影响自己的统治。 虽然香港大主教陈日君曾对法新社等媒体一再表示，“教会并没有政治野心”，但是中共明显不会以他的言论做主要参考，而是研究东欧共产国家垮台原因，和教宗所起到的作用。 虽然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短期内不会有什麽变化，但这并不表明台湾完全没有失去和梵蒂冈外交关系的可能。如果一旦中国方面政策有变化，台湾和梵蒂冈的关系就不好维持。因为中国目前有天主教徒（官方和民间加起来）约二千万，而台湾只有不到30万。对於梵蒂冈来说，他们当然更重视天主教徒多的区域，更重视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形。即使中国政府同意和教廷一起对中国天主教徒进行双重领导，梵蒂冈都很有可能立刻跟中国建交；这就意味著要和台湾断交。 另外，天主教在台湾发展太缓慢。据《纽约时报》4月7日引用的统计数字，天主教徒在台湾人口中只占1.3％，总共不到30万人。而在南韩，天主徒占人口的9.1％。菲律宾天主教徒则占全部人口的82％。当年教宗保罗二世到菲律宾做弥撒，最高达到400万人参加，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天主教徒占这麽高的人口比例，是导致菲律宾推翻独裁统治、并一直追究责任的重要因素。而台湾天主教的缓慢发展，自然并不令梵蒂冈满意。 另一个可能促使中国和梵蒂冈关系改善的原因是，香港大主教陈日君比较积极推动教廷和中国建交。他是梵蒂冈在香港教区的主要发言人，去年曾向教宗汇报中国教会发展情形。新教宗产生之後，当然也会听取他对中梵关系前景的意见。虽然他一直是批评中共对宗教的迫害，并对董建华在香港的统治不满，但在中梵关系问题上，他是倾向梵蒂冈和中国建交的，因为中梵建交，有利推动中国天主教发展，并对提升他本人在中国教区的地位和影响力有帮助；另外在台湾和中国问题上，他本人的观点是倾向中国的。他已经多次在对媒体的发言中表示，梵蒂冈可能会放弃台湾。这种说法里面明显有他个人的意愿，因为梵蒂冈发言人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这方面的表示。 自中共建政，在1951年把梵蒂冈大使赶出北京後，就没有和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而梵蒂冈大使离开中国後就落脚台湾，此後一直和中华民国保持外交关系，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梵蒂冈和台湾是否断交，主要取决於中国是否和教廷建交，而这个建交的前提是，中共敢不敢同意梵蒂冈对中国二千万天主教徒具有领导权。从胡锦涛上任後的虚弱表现来看，他好像完全没有这个胆量。看来这个共产党无神论者，不仅怕中国的天主教徒，更怕上帝在中国。所以在坚贞忠於上帝的拉青格当选新教宗之後，胡锦涛会更胆怯，更可能拒教廷於千里之外。 （原载《观察》2005年4月20日） |
| 【推荐文章】余杰：哪些知识份子是最坏的中国人？ 2005-04-21 |
| 【内容提要：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清大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曹景行、阮次山等所谓知识人，都属於最坏的中国人；还有西方的萨特，乔姆斯基等。难怪心理学家荣格说∶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就是知识份子。】
有人说∶“中国知识份子是当今中国最坏的一群人。”由於我一直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反智主义”，因此对这样的说法一直抱保留的态度。然而，近年来我的诸多观察，逐渐证实了这句话至少道出了部分的真理。 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度导致“学而优则仕”。当然，这种“优”是片面的——要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需要的是对儒家经典和八股文写作模式的熟悉。这些技巧并非与文人的智力和人格的高低直接对应。而在当代中国，由於缺乏民主选举和科学的考试、评估制度，庞大的官僚群体难以吸纳优秀知识份子的加入。通常，对官职的任命都是上级下达的，因此幕後充满了跑官和卖官的黑幕，便出现了“学而劣则仕”的情况。这种情况比古代还要糟糕。 2003年，河北省前国税局局长、党组书记李真被判处死刑。李真的案件引发了河北省政坛的一场地震，近百名县处级以上的官员纷纷落马。李真在临死前写出了数万言的“忏悔书”，企图保留一条小命，以罪人之身作全国巡回演讲，向其他腐败分子“示警”。李真的想法可谓“石破天惊”，其创意颇有些知识份子气息。 李真从师范学校毕业，曾经当过教师。後来，他担任了河北省省委书记的秘书，由此飞黄腾达，三十多岁就成为最年轻的厅级干部。李真外表文质彬彬，像一个读书人，在一次访谈中他对记者说“我工作以外的兴趣就是读书了，看的书很杂，最喜欢历史著作和名人传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林肯传》、《周恩来传》┅┅”李真大概也要算是一个知识份子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前程无量的官员，在短短的任期内却贪污了一千多万元的钜款。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著∶如果本人没有强大的价值皈依、外部又没有严格的监察机制，那些企图运用权力来改造社会的知识份子，最後往往被权力所改造。 近年来曝光的级别较高的贪官中，不少出身于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可见，知识和学问改变不了人的品行。文化素质和教育水准，从来就没有成为阻止官员们迅速走向腐败的“障碍”。在缺乏透明度的官场，从政即意味著放弃知识份子的基本品格，从政即意味著“与狼共舞”和“同流合污”。 在当代中国，“泛政治化”依然是一个显著的特色。不管你喜不喜欢，政治辐射著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作为两个“专门学科”的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整体性堕落，即是“政治吞噬学术”的典型个案。由於这两个学科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紧密，其中的许多学者都已经堕落成为鲁迅所说的权势阶层的“帮凶”、“帮忙”和“帮闲”。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家中，当然也有少数我所敬重的学者，比如何清涟、吴敬琏、茅於轼等人。但是，对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我都不敢恭维。这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包括“京城四少”和他们的老师们），打著“自由主义”的旗号，却干著破坏“自由主义”的本质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必须警惕所谓的经济学中的“自由主义”，包括某些欧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弟子”——他们把老师的“经”唱歪了）。每当官方出台一个新的经济政策的时候，他们不是考虑这一政策是否符合多数民众的利益、也不考虑它是否真的适合中国的现实，他们只是考虑如何遵从领导的意志，用学术语言来对其进行阐释，赋予其华美的学术包装。比如，他们拼命替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现象辩护，认为腐败是社会进步的“润滑剂”；再比如，明明中国的股票证券市场危机四伏，他们却口口声声地说形势大好，欺骗老百姓将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储蓄投入到股票证券市场中去。 中国的经济学出现了一种“环中南海现象”（任不寐语）——某些经济学家的学术活动和公共活动，其目的都十分明确∶就是为了接近和进入权力的中心。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种种的努力，果然成为了高级官员的幕僚和顾问。有了权力的支持，他们很快就在政协、人大等荣誉机构和各类学术机构中享有了尊崇的位置，并在诸多大型企业和公司中担任“战略策划”之类的职务，他们为自己以有某种“通天”的线索和某种“敛财”的本事而得意洋洋。这些声名显赫的经济学家，从京城到地方的时候，一般都是当地党政要员陪同，警车开道、威风八面。我就遇到过他们“出巡”的车队。他们一场报告会开价数十万之巨，听众多是政府官员和富豪老板，因为他们“不经意”之间透露的某些股市内幕足以成为庄家操纵股市的线索。二零零二年，学者吴敬琏因为勇敢地站出来揭露股市的黑幕，而遭到了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的攻击。在我看来，这场争论并非学术观点的争论，而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对照。 比经济学更加恬不知耻的是国际关系学。某些所谓的国际关系学家们，缺乏基本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也没有人类共同的伦理和道德底线。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之後，不少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包括某些号称新闻传媒方面的专家）在各种媒体上粉墨登场，他们打著“爱国主义”的旗号和战略家的招牌，发表了许多幸灾乐祸的言语和事後诸葛亮般的论断。这些人当中既有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阎学通、国防大学教授张召忠，也有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曹景行、阮次山，他们滔滔不绝地分析恐怖分子产生的根源，并论竭力证其恐怖行为的“合理性”，他们认为“使用暴力是弱者对抗强者的天赋的权利”；他们口若悬河地讨论国家力量的消长，却对那些在恐怖事件中被残害的普通民众的生命熟视无睹（死难者中显然还有他们的同胞——我想反问的是∶一个不同情自己同胞的悲剧的人，怎麽可能真正热爱自己的祖国呢？）。 这些专家学者的言谈中，不断使用著最时髦的学术用语，而他们的论文中也经常地夹杂著最复杂的英文单词。这些不过是外在的包装罢了，他们的最终目标是向权力者暗送秋波。他们假装说自己最牵挂国家利益，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所以他们对制造或者购买航空母舰这样的话题津津乐道）。但是，在他们的言语和文章中，何尝涉及贫困地区农民和城市失业工人这些弱势群体的利益？ 我想追问的是∶这些国际关系学家们真的不知道“人权高於主权”这一现代社会基本的价值观念吗？他们真的不知道国家的利益只有与公民的利益契合的时候才是正义的？他们真的不知道一个国家长远的强盛只有依赖于内在的民主制度的建立？他们在为暴力和恐怖主义叫好的同时，也就跨越了作为“人”的底线伦理。 我想，这些聪明人是在假装糊涂。说到底，他们真正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表面上看，“国际关系”似乎是最“现代”的一门学科，但他们的骨子里却还是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的那套纵横术、阴谋术和厚黑学——他们的观点不一定是他们内心的观点，他们之所以要这样表达，是因为可以给自己带来好处。他们是知识份子中的“败类”。由於戴著学术的面具、拥有话语的霸权，频频在电视和报纸上露面，他们对大众有著相当的蛊惑力。因此，其危害远远大过某一个贪官污吏。 很多依附于权力的知识份子都是革命和暴力的赞美者，他们向那些“有力量”的领袖献上顶礼膜拜。美国学者保罗．约翰逊在《知识份子》一书中认为，对暴力的态度是判断一个知识份子人格的重要尺规。像萨特这样声称反对暴力的哲学家，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陪同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像罗曼．罗兰这样满口正义、博爱等“大词”的作家，斯大林政权在集中营中大规模杀人的时候，居然一句话也不讲；像乔姆斯基这样声称自己关心弱者的大学教授，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屠杀数百万民众时，居然说那是美国情报局在造谣。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何等的不一致！中国的那些所谓“国际关系专家”们，不也都是如此吗？清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一方面在学生中灌输非理性的反美思想、树立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把美国媒体应用自己的言论作为自己是“国际级学者”的证据。自卑与自傲怪异地集中於一身，堪称“投机主义”、“有奶便是娘”思路的代表。难怪心理学家荣格说∶“在我的经验里面，最忘恩负义、最难应付的病人就是知识份子了。” 沿著相同的思路，台湾学者卜大中对岛内的知识份子也有尖锐的批评，他说∶“有些所谓的知识份子，批评台湾时都是自由主义者，站在法治经济人权各方面，批评台湾不遗馀力。但是一面对中国大陆的某某行为，例如某某门事件时，就摇身成了民族主义者，说这是应该的。这是非常严重的自我背叛，令人十分不齿。”这一点在李敖的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近期李敖在凤凰卫视的表演，已然丧失了人的正常的判断能力，他居然为毛时代的大饥荒辩护，为文化大革命叫好，流氓本色暴露无遗。李敖一直没有能够克服自身强烈的权力欲望，在民主化到来之後，他却离民主越来越远。 那麽，知识份子应该与权力保持一种什麽样的关系呢？在我看来，作为知识份子，必须时刻对权力持怀疑、警惕和批判的态度。如许倬云先生所说∶“知识份子应该可以排除许多偏见。用理性分析，他会发现现多被人推崇为权威的信仰，只是一些无知的呓语；甚至许多一向被认为神圣的制度，也只是一堆人为的造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类似於“政府”、“国家”这样的“利维坦”的“不信任”，其实才是真正的信任。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次知识份子受到乌托邦思想的诱惑成为暴政工具的悲剧。在纳粹时代的德国，连一些知名物理学家也全身心地去证明“只有德国的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物理学”这样的伪命题。在强大的国家力量和民众的爱国热情面前，在接受资讯的管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孤立的知识份子要作出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相当的艰难。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任何政府，只要它自身携有蜕化为专制暴政的趋势，它本身就是罪恶。显然，当一个国家里，政府不仅对军事力量拥有权威，而且对教育与资讯管道及每一个公民的经济存在拥有权威时，这种蜕化就更加严重。”知识份子是教育和资讯传播的管道，知识份子的所作所为对於天平向哪一个方面倾斜具有关键的作用。 今天，有相当大一部分的“知识精英”已经投靠完全权力阶层，他们竭尽所能巩固著这一阶层的特权、地位和财富，他们也加剧了社会资源和资讯分配的“不对称”情况（而资讯的不对称乃是专制和腐败滋生的温床）。他们参与了对底层民众的精神 辱和经济剥夺，在他们眼里现在又是一个“天平盛世”。对於这些选择与权力者（没有得到多数公民授权的权力者）“共舞”的知识份子，我想对他们说的，也就是歌德在《浮士德》中说过的一句话∶“你把灵魂卖给了魔鬼，你自己以为卖得了一个好价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用什麽把你的灵魂赎回来？” （原题“知识份子是最坏的一群中国人吗？”） |
| 不到24小时，世界有了新教宗！ 2005-04-19 |
| 梵蒂冈的西斯汀教堂冒出了白烟，标著新的教宗产生了！距离第一次投票选举，前後才24个小时。《纽约时报》说，在过去102年间，只有两次的教宗选举超过了两天，但显然这是速度最快的之一。连梵蒂岗的电台评论员都惊呼∶“非常令人惊讶才24小时就选出了新教宗。”
德国籍主教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当选为第265任罗马天主教教宗，成为全世界11亿天主教徒的最高领袖。 拉青格是过去近一千年来第一位德国教宗，德国总理施罗德说，“这对德国来说是最大的荣誉”。拉青格原为梵蒂冈教义部部长，也是枢机主教团团长，等於是主管梵蒂冈的教义和理论定向。约翰．保罗二世一向被评价为坚守原则、在天主教基本教义上绝不妥协让步的教宗，作为保罗二世最亲密的助手，拉青格是教宗最信任的部属，《纽约时报》称他们是“知识份子的克隆”（intellectual clone），思想的孪生子。因而拉青格当选教宗，将意味著保罗二世的坚定护教之道将得到继续。而早在拉青格当选之前，他就明确强调，反对同性恋和同性婚姻，反对女性出任神父，反对神父结婚。 今年78岁的拉青格是过去265年来，第一个就任教宗时已如此高龄的。他不仅年纪大，而且被各界视为是最保守派的领导人，而且他在秘密会议投票开始之前，不仅坚持捍卫正统天主教教义，还警告参加投票的其他114位枢机主教，绝对不要迎合当代不信上帝的趋势。 有高龄和绝对保守这两项，拉青格却能在24小时之内、仅四轮投票中就脱颖而出，顺利成为新的教宗，显示参加投票的115名枢机主教，绝大多数像他、像保罗二世一样，都是坚定的教义原则主义者，而不是所谓的自由派或折衷派。在投票选举之前，《纽约时报》就哀叹，选谁都是一样的，因在约翰保罗二世领导梵蒂冈的26年间，有投票选举新教宗的115名枢机主教，其中112名都是保罗二世任命的，基本都是他的思想传人。 拉青格1927年4月16日生於德国巴伐利亚，上周六渡过78岁生日。他曾是知名的神学教授，後出任慕尼克总主教，从1981年担任教廷教义部部长（教义部前身是宗教裁判所）。他以坚守基本教义，惩戒拉丁美洲主张“解放神学”的神学家，公开谴责同性恋和同性婚姻等知名。《纽约时报》说，拉青格在担任“教义部长”的24年期间，是“教会教义的看门人”（church's doctrinal watchdog）。 就像对保罗二世等教宗一样，今後在正式场合，人们不是叫他的本名拉青格，而是他自己选择的封号“本尼迪克16世”（Benedict XVI，港台译为“本笃16世”）。当本尼迪克16世站在梵蒂冈的阳台上，向成千上万的信徒挥手，万众欢呼声回荡整个世界之际，这个星球17天没有教宗的历史结束了。 （2005年4月19日综合报道） |
| 从统计数字看中国和日本的不同 2005-04-19 |
| 日本以其仅中国1/25的国土，1/10的人口，创造出今天3万美元的人均
产值，这是中国900美元的33倍（2002年）。按WB於1995年的新计算法，中 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位，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 而每1美元产值的能耗，中国为日本的12倍。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济 总量不到４％，而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 日本文盲率为0；中国为10%，1.3亿，超过日本人口总和。日本1905 年适龄儿童小学就学率就达96%；而中国1997年则仅为65%。日本的教育经 费近10年一直保持在国家总预算的约8-9%，而中国则徘徊於2%。中国的教 育经费，只相当於日本的1925年，这在当今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 149 ，落後於许多非洲穷国。 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7%（世界平均为22%），且已禁止作商业性采 伐，木材全靠进口；中国森林覆盖率为12%，且仍大肆采伐供出口，如日本 的一次性筷子全来自中国。在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4个， 日本为0。 约两百年前即1800年，中国GDP是世界第一，占当时全球总量的33%，1900 年降为6.2%，1955年降为4.7%，1997年降为3.5%。在1913年，中国经济总 量是日本的3倍，而到1995年日本则为中国的8.5倍。 2004年全球贪污/清廉指数，在146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71位，日本 则为第21。这里还不包括中国每年天文数字般的决策失误和公款吃喝的浪 费数据。 另外，日本是亚洲媒体自由度最高的国家，而中国则在193个国家中排 名第173。 |
| 【推荐文章】美国人看中国反日事件 2005-04-19 |
| 对於中国发生的反日事件，美国媒体相当重视，《华尔街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华盛顿邮报》等则刊出多篇评论，指出中国的反日示威背後可能有中共当局支持，以煽动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中国政府对历史记忆从来都是选择性的，在重大问题上则完全窜改历史。
4月18日《华盛顿邮报》刊出该报专栏作家弗瑞德．希亚特（Fred Hiatt）的专栏文章，该文说，中国明确反对日本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中国总理温家宝认为日本没有诚实面对历史，中国外长说，主要问题在於日本政府对历史的处理方式。 如果以能不能面对历史真相作为大国地位的标准，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因为日本如果接受这个标准，有礼貌地提出建议，中国想要保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那麽中国是不是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标准呢？即中国能不能诚实地面对历史？ 中国的反日事件，是由於一本被视为淡化二战时日军罪行的日本教科书引发的。那麽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大环境下来看看∶日本有很多教科书得到文部省的批准，但没有任何学校被迫使用任何特别的一本教科书。日本的报纸、杂志和大学公开而且不断的在辩论，战争中有无罪恶以及历史要如何写才恰当等问题。有些日本人因为政治人物不去靖国神社而示威抗议；也有些日本人因为政治人物去靖国神社而抗议。 和日本的情况比较，中国的情况是，历史只有一种是可以接受的，至少在同一特定时间只接受一种版本；历史会改变，但只有共产党决定要改时才能改。 例如，根据《纽约时报》去年底的报道，很多教科书没有提到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中，有任何人死亡。有一本1989年版本的教科书只提到，“中央委员会及时采取行动，恢复了平静”。任何挑战这种官方虚构版本的人，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包括殴打、软禁或拘禁。 如果说部份日本教科书淡化了南京大屠杀有30万名受害者，那麽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在1958至1962年间制造的饥荒，饿死3000万中国人又如何呢？中国的教科书没有提到，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如何教育青少年关於对外战争的历史，与是否有作为安理会理事国的资格比较不相关，这种说法值得怀疑。 《纽约时报》就中国教科书的报道也指出，中国的孩子不会学到中国1950年侵略西藏或1979年侵略越南的历史；中国的孩子学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是被中国共产党游击队打败的。珍珠港事件、硫磺岛和中途岛战役，课本都没有提到。 “诚实面对历史”对任何国家都不是容易的事。 美国人如何面对内战期间的南部邦联，都还无法达成共识；俄罗斯到现在还无法承认苏联时代对波罗的海几个共和国的掠夺。 在允许公开辩论的国家，对历史的诠释可以经常受到挑战、修改，或许因而可以更接近真相。但在使用历史作为维持政权工具的独裁国家，完全没有这样的希望。 中国共产党过去觉得在历史教科书中贬抑俄罗斯是有用的；最近为了想要领导亚洲，中国发现将日本描述为恶棍是更方便的作法。明年可能就会轮到美国。其中的理由可能有点复杂，但这些理由跟诚实面对历史都没有多大关系。 （原载Washington Post， 2005年4月18日，原题「中国的选择性记忆」China's Selective Memory） |
| 【推荐文章】理性救不了欧洲 信仰才是出路 2005-04-19 |
| 在众人都谈论欧洲人丁稀少的问题之际，梵蒂冈红衣主教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斗胆提出了解决该问题的出路之一∶使欧洲穆斯林皈依基督教。贪图安逸与享受使欧洲人不愿耗费精力养育後代，但这并不会阻止欧洲人口补充新鲜血液，而且此举在欧洲历史上已有先例。
8世纪的欧洲也曾地广人稀。到了7世纪罗马帝国人口减半，大片土地荒无人烟，大量穆斯林迅速涌入基督教先前支配的地中海地区、北非和西班牙。然而，通过成功地转化一批批外来异教徒（伦巴第族人、马扎尔人、维京人、凯尔特人、撒克逊人和斯拉夫人等），欧洲再度复兴了基督教并使伊斯兰教处於从属地位。 现在罗马教皇保罗二世（John Paul II）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天主教徒可以大声谈论欧洲伊斯兰化的危险。保罗二世的传记作者威格尔（George Weigel）想像出未来可怕的情景∶“伊斯兰教宣礼员召唤信徒去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中央长廊祈祷，与此同时塞纳河畔的圣索菲亚教堂（一座伟大的基督教教堂）已经变成伊斯兰的博物馆。” 保罗二世在主持梵蒂冈期间发出了一些错误信号，导致人们误判了穆斯林移民对欧洲的影响。保罗二世曾多次不顾天主教传统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拜访清真寺、当著媒体的面亲吻《古兰经》并50多次会晤穆斯林代表。晚年的他视穆斯林为天主教反世俗主义的未来盟友，并相信伊斯兰教的虔诚传统有助於防止现代人类沦为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此外，他赞赏《古兰经》承认圣母玛利亚并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上强调这一点。在近代史上，还没有一位教皇像他那样重视天主教流传甚广的民间宗教，他对圣人的推崇远远超过任何前任，将罗马教皇的权威拱手让给法蒂玛圣母的信徒。 梵蒂冈对激进伊斯兰的谨慎态度不仅出於同情也出於恐惧。正如若望．纽豪（Richard John Neuhaus）神父所指出的∶“梵蒂冈报纸L'Osservatore Romano经常报道全世界的恐怖活动，但总是极力避免提到它们与激进伊斯兰之间的关系。这麽做有几方面原因∶圣座不愿意给世人留下我们卷入宗教战争的印象；作为世界基督教主要的机制性代表，它负有与伊斯兰教展开未来对话的独特使命；它非常清楚基督教徒在穆斯林国家的脆弱地位。” 在这一点上，保罗二世与碧岳十二世（Pius XII）处於同样的可悲地位，後者在位时不敢公开谴责纳粹占领者对波兰神职人员和犹太人的屠杀，担心谴责会激怒纳粹，从而导致更多无辜者丧命。鉴於碧岳十二世当时所处的可怕境地，我们现在批评他难免有事後诸葛亮之嫌，但我们还是要问∶要到何时我们才会说圣彼得教堂面临关门的危险。 伊斯兰教用铜墙铁壁捍卫其传统社会，并通过圣战支配周边国家来扩大传统社会的疆域。基督教传教士在穆斯林国家处处受到排挤，但欧洲的穆斯林也没有生活在他们试图在新家园重建的传统社会。只要他们依然是欧洲的外来人口，他们就会不断受到皈依基督教的劝诱——除非那里的基督教机构无意如此。 关於天主教会对伊斯兰教所持立场的最後一次公开讨论发生在1999年10月的罗马主教大会上。比利时枢机主教丹尼尔斯（Godfried Danneels ）的话代表了主流观点。他说∶“穆斯林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如上帝的卓越性、祈祷和禁食及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丹尼尔斯是继任保罗的主要人选之一。持异议者如贝藏松（Alain Besancon）教授在圣座上孤掌难鸣，他依然撰写有关伊斯兰教的文章－他的观点主要是通过2004年在新保守派月刊《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为英语读者所知。 保罗二世对伊斯兰教的接纳是如此毫无保留，以至於我们很少听到从教会发出的反对之声。过去十年以来，从天主教教会内发出的最响亮的反伊斯兰之声来自大教主Lefevre的一位支持者。他就是德国学者、《伊斯兰教百科全书》的作者之一拉达兹（Hans-Peter Raddatz）。和贝藏松一样，拉达兹代表著13世纪阿奎纳（St Thomas Aquinas）神父阐明的观点∶穆斯林的安拉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完全不同的实体。 拉达兹的著作没有英语版－他的论点与流行的世俗主义作家瓦拉克（Ibn Warraq）的大同小异。书中对与伊斯兰教相关的教会政治作了详尽的阐述。拉达兹在书中对1978年上任的教皇沃依提拉（Wojtyla）和自1981 年後主持信仰圣会的枢机主教拉辛格都提出了批评。 作为已故教皇的顾问，拉辛格对梵蒂冈过去的政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过去半年以来的论点已经改变。他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并在上周公布的一个名为《剧变时代的价值观》（Values in Times of Upheaval ）的小册子中呼吁欧洲重拾其核心的基督教价值观。他谴责欧洲“不可理喻的自我仇视”，并补充说，如果欧洲不想走向覆亡，它“必须有意识地寻求重新发现自己的灵魂”。他写道∶“没有共同常数，没有自己的文化作为出发点，多元文化就没有生存的土壤。” 拉辛格对拟议中的欧洲宪法将基督教排除在外感到痛心。和美国不同，世俗的欧洲坚持道德规范完全世俗化，而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两党都同意《启示录》是其道德之源。在这一点上，笔者与拉辛尔的看法一致，并推荐读者上《亚洲时报线上》论坛参与“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康得的道德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的热烈讨论。康得试图从理性中演绎出伦理道德。他的过於简单化的方法就是去问∶“如果人人都如此会怎样？”你不该去做如果其他人去做的话你会反对的事情。这种方法存在明显的漏洞。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说，一个抑郁症患者完全可能想要人人都自杀，这样他也能理直气壮地选择轻生。这种态度正是今天青睐康得哲学的欧洲人的思想写照。 教会将如何劝诱穆斯林皈依基督教完全是另一码事，但鉴於伊斯兰教对变节者实施死刑，这也是一个危险的问题。显然拉辛格对此思考良久，他2001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伊斯兰教没有官方的教权（magisterium）”。但天主教世界可以依赖贝藏松、拉达兹和克里斯托夫．卢森堡（笔名）等学者的服务——後者证明那些伊斯兰烈士被许诺将得到的黑眼睛处女只是一些葡萄乾而已。要是笔者没预言错的话，如果天主教会将其越来越少但仍令人敬畏的智力机构用於批判《古兰经》之类的事，天堂将会崩溃。 多年前笔者曾指出，与基督教和犹太教教义（人们听到的是他们自己的声音）不同的是，《古兰经》的每一个字句都是大天使加百利（Gabriel）口述给先知穆罕默德的。李斯特（Toby Lester）在1999年1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写道∶ 圣巴巴拉加州大学研究伊斯兰教的教授韩弗理（R Stephen Humphreys）指出∶“将《古兰经》历史化可能使穆斯林社会的整个历史体验失去意义。《古兰经》是穆斯林社会的宪章，是伊斯兰教存在的标。伊斯兰历史一直是一部努力推行和制定《古兰经》在人类社会的戒律的历史。如果《古兰经》是一份历史性档，那麽整个伊斯兰社会14世纪的斗争都毫无意义。” 对《古兰经》的批评已经从各大媒体销声匿迹，近几个月来再也没有署名卢森堡教授的文章刊注销来。这暗示整个西方－从沈迷于推广民主的美国布希政府到梵蒂冈教会领导阶层－都不想再拿《古兰经》做文章。或者这可能意味著它被当作预备用的杀手剑。 （原载Asia Times Online, Hong Kong Apr18,2005，作者Spengler，原题 The crescent and the conclave) |
| 日本骚扰，中国强暴 2005-04-16 |
| 对中国几个城市爆发反日示威，美国舆论相当关注，各大报不仅重点报导，而且仅《华尔街日报》就发表过两篇社论，两篇评论，基本调子都是同情日本，谴责中国。
美国媒体普遍指出，中国民众的这种反日活动，背後可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异议人士也指出，根据中共一向对民间团体排斥压制的政策，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这样几万人的政治游行，多达二千万人的签名抗议日本活动，完全没有操作的可能。加拿大广播公司（CBC）评论员西尔维亚（Sylvia Yu）在中国目击了反日示威，她在该公司网页发表文章证实说，中国当局向示威者提供了车辆，警察还协助示威者。 中国这次反日示威主要是抗议日本教科书窜改历史。《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了“日本粉饰，中国歪曲”的社论，指出日本确实粉饰二战历史，没有诚实认错，但同时更批评中国则完全窜改历史。在韩战，反右，大跃进，文革，天安门屠杀，林彪事件，甚至对胡耀邦、赵紫阳的评价上，中国政府从来都没有诚实过。香港作家李怡甚至提出，日本粉饰历史，哪国都可抗议，惟独中国没资格，因为中共是以歪曲历史来确立其合法性的政权，根本没资格要求别的国家尊重历史。 中日对二战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歧是南京大屠杀和二战中国丧生人数。按中方的数字，前者是三十万，後者是二千万。但在中共统治下，据西方学者的研究，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它是二战中国丧生人数的四倍；而且是在没有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完全由於共产党的暴政造成的。如果说日本的行为是“性骚扰”，那麽中共的行为则是“强暴”。而更重要的不同是，二战早已结束，日本已成为民主国家，屠杀早都不再进行；而中共现在仍在杀人，据《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倪青青四月八日报导引述的数字，全球去年处决3797人，其中3400人是中国人，占全球的90％。而其关押、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更难以计数。这样一个残暴的政权，还有什麽道德资格批评日本？ 《华尔街日报》在其第二篇社论“中国的自相矛盾”指出，在中国发生反日事件时，温家宝正在印度访问，谋求以经济合作发展政治关系。去年中印贸易额是136亿美元，今後五年准备增至300亿美元。《华尔街日报》说，中日贸易额去年已达1700亿美元，是中印贸易额的10倍，但仍发生反日事件；而中印有领土纷争并发生过战争，温家宝在这个时候说通过经济改善政治，缺乏可信性，而且贸易额并不能解决历史问题。 美国舆论所以同情日本，批评中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国人不能接受动不动就包围、攻击别国使领馆的野蛮行为。中国早就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之说。文革时中国红卫兵烧毁英国驻京使馆，霍梅尼煽动伊斯兰信徒袭击美国驻伊朗使馆，劫持外交官，都是臭名昭著的外交事件，只能证明那里的人连基本的人类规矩都不遵守，他们根本不把自己当作文明人的一部份。在美国，即使发生了911事件，三千人遇难，也没发生一起美国人包围、袭击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等外国使馆的事件，连大规模的抗议示威都没有。因为美国人信奉文明、法治的原则，他们的抗议活动，几乎都是抗议自己的政府，表达不同的政见。 中国是个要脸面的国家，但面对这麽涂黑中国形象的行为，中国政府却耸恿和支持，它说明最能丢中国人脸的就是那个不要脸的政府。中国这次发生的反日事件，和当年大清王朝晚期支持的义和团运动没有两样；清王朝想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巩固它的统治，结果适得其反，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中共今天效仿清王朝的做法，结局恐怕不会有什麽两样。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4月14日） |
| 【推荐文章】胡平∶中国政府没资格反对日本入常 2005-04-16 |
| 近来，中国兴起一股反日风潮。首先是超过两千万人的网路签名，然
後又是几个大城市的群众抗议示威，其声势之大，为八九以来所仅见。 官方一再强调，这场示威活动是民间的，是自发的，和官方毫无关系 。这自然是弥天大谎，欲盖弥彰，不值一驳。不过也有人说，这次反日风 潮虽然是官方操控，但是也确实体现了民意，因为在中国民间确实有不少 人抱有强烈的反日情绪。对於这种说法，我以为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之事发生在六十多年前，当今中国，百 分之八十以上的民众对此并无切身经历。今天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生 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们只有遭受共产党专制剥夺压迫的切身经历。中 共执政的五十多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无论在深度上、广度上、还是 在烈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以往。某些人对贴近的历史不感兴趣，对遥远的 历史念念不忘，对切肤之痛的事情缺少愤慨，对那些缺少切肤之痛的事情 反倒充满激情。这样的激情和记忆难道是正常的吗？ 其次，关於教科书问题。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并非由官方统一口径 ，规定一套唯一的版本；而是由民间编写，官方审定。这次报批的中学近 代史教科书有八个版本，大多数是左翼编写，引起中国方面抗议的只是一 个由右翼编写的版本，而采用这本右翼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的学校在全日本 还不到1％。这就是说，所谓教科书问题并不像很多中国人想像得那麽严重 。说到篡改历史，说到拒绝认错，当今世界，谁比得上中共呢？ 第三，日本有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人们当然可 以见仁见智。不过有一点总是明显的∶毕竟，今天的日本是个稳定的民主 国家，在尊重人权方面有著良好的记录。倘若我们根据联合国的原则与章 程来衡量，日本政府无论如何要比中国政府好多了。别的国家可以反对日 本入常，中国政府却没有资格反对。身为中国人，如果你对靠暴力强加於 我们头上的中共政权占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从不觉得有什麽 问题，却对日本入常拼命反对，这不是双重标准吗？ 也许，很多参加反日风潮的人对上面的道理都是心中有数的。他们的 所做所为正象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说的那样∶“我们绝对知道在什麽时 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也绝对知道什麽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 分的问题保持沈默、三缄其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这就是柿子 专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可遏、仗义执言实际 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麽时候说什麽话可以上达 天庭得到首肯，什麽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 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识层面。”这种激情表演有多大自 发性，天知道！ 当然，还有一种人，由於党的多年“教育”，不仅是思想观点，就连 情绪感情也已经变得和党中央永远保持一致。党不让他们生气的时候他们 就果然心平气和；党让他们生气的时候他们就果然义愤填膺。造成这种结 果的原因也并不复杂。人的感情的萌生是自发的，自然的，但是它的发展 和表达却可能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那麽自发不那麽自然。在中国 古典小说里常常写到，某杀人屠夫恶名昭著，半夜里小孩子哭闹，大人一 说某某某来了，小孩子就吓得不敢哭了。问题是，当你压下一种情感时， 那种情感并不一定会深化，会增长，有时它倒会淡化，会萎缩，甚至可能 会消失。反过来，如果你知道一种情感的表达是被许可的，甚至是受到鼓 励的，你的情感就会越来越强烈，你就会产生强烈的表达愿望，而且往往 还会越表达越来劲，越发的“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些对日本政府的过错 忍无可忍，但对中国政府更严重的过错却能无动於衷，淡然处之的人们， 他们的感情或许是真诚的（？），但这种真诚的感情决不是真正自发的和 自然的，而只能是被强权长期威逼利诱的可悲变态。 最後，参加反日风潮的还有一种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淤积了太多的 愤懑，平时苦於没有发 的渠道，於是就加入到抗议队伍之中一泄心头之 恨。这倒是真正的民意。问题是我们要正确地读出它隐藏的意义。 （原载《北京之春》2005年4月号，原题「谈谈反日风潮的“民意”」） |
| 「报道」曹长青圣地牙哥谈反分裂法与国际局势 2005-04-14 |
| 【大纪元4月15日讯】 (大纪元记者李健圣地牙哥报导)4月8日晚上，著名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应邀在圣地牙哥台湾中心发表精彩演说，分析中共“反分裂法”出台的真实目的及其影响。
曹长青说，中共政权在此刻出台“反分裂法”，有五个主要目的。第一，胡锦涛需要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以“反分裂法”向江泽民输诚。第二，是为了赢得军队的支持。中国大陆现在一切向钱看，军人地位很低。“反分裂法”做出模糊的战争许诺，以空头支票收买军队的人心。第三，是为了转移中国的社会矛盾。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仅2003年一年，中国大陆就发生了50,000起暴动、示威。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少数暴富人口生活穷奢极侈。中共当局为了转移人们视线绞尽脑汁，除了“反分裂法”以外，又掀起“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第四，是为了对所谓“爱国华侨”有个交代。第五，以“团结台湾人民，针对一小撮”的惯用说辞，试图达到分化台湾内部的目的。 曹先生分析说，在一定程度上胡锦涛和中共当局达到了目的。胡锦涛顺利的获得了最高权力，并基本获得了军方的支持；转移了一部份国内矛盾，并对所谓“爱国华侨”有所交代。但是，“反分裂法”起到了巨大的反作用，归根结底是一个失败的举措。 第一，反分裂法的出台是台湾人民空前团结，90％以上的台湾人坚决反对“反分裂法”，包括大部份浅蓝和深蓝人士，并且弥补了泛绿内部的分歧。第二，使日本和美国更加联手，日本民意更支持政府，中日关系滑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形成了台湾、日本和美国三支军事力量共同抗衡中国大陆的局势。第三，德国和法国本来打算今年7月1日以前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因为反分裂法的出台，美国坚决反对解除武器禁运，因此解禁被推迟到至少明年。第四，“反分裂法”使中美关系趋冷。美国国务卿访问亚洲五国，把中国放在了最後一站。美众议院高票通过反对“反分裂法”的提案。 曹长青说，“反分裂法”是中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专制国家侵略并不需要授权。中共是否会动武，并不取决於是否通过了一项法律，而是取决於是否有动武的实力。实际上，中共一直有武力攻台的意愿，但只要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强国，中共就会一直没有机会攻打台湾。而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地位，是不会在短期内改变的。 曹长青接著从军事、经济、制度和文化方面分析了美国所以富强的原因。他强调，美国的富强，归根结底是因为文化和人心的作用。在美国，91％的相信上帝的存在，84％的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而现在的中国，是世界上最道德沦丧的国家。 曹先生的演讲，剥茧抽丝、鞭辟入里，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道来，时而风趣幽默。演讲不时被观众的笑声和掌声打断。 曹先生最後说，台湾的前途取决於领导人是否有远见和人民是否有勇气。如果每个人都站在真实一边，用“真实的小针”去戳共产主义的虚幻的大气球，共产党的垮台就指日可待了。 有观众提问说，法轮功发展很快，最近又出现了一股退党的潮流，这是否可以成为一股潜在的力量。曹先生说，法轮功是海外民运中最有力量的一支，他们比较相信信仰和道德的力量，并且能够打入所在国的语言世界。所以，如果支持中国的民主事业，就请支持法轮功。曹先生说，目前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动力在於法轮功、地下基督教会、异议人士和平民百姓。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并勇於承担责任，前途是非常乐观的。 本次演讲会是圣地牙哥台湾中心、台湾商会和台湾同乡会共同主办的。商会会长周信结博士主持了演讲会。同乡会前会长陈荣昌教授在给曹长青颁发褒奖状时，高度评价了曹先生的成就和对台湾人民的深情厚意。 （原载「大纪元」2005年4月14日dajiyuan.com） |
| 布什的改革要保住姚明的腿 2005-04-14 |
| 去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导致美国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在布什赢得选举人票、全国人头票，同时共和党又赢得参众两院和多数州长之後，这位连任总统誓言，人民给了他“资本”，他将用来进行改革：在对外政策上，美国更明确把推展自由作为外交战略，从伊拉克刮起的选举旋风，正吹进周边阿拉伯世界，巴勒斯坦，黎巴嫩、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叙利亚的人民，都开始要求民主，曾被毛拉和暴君统治下如同一潭死水的中东，正出现勃勃生机。
无声的变化则发生在国内经济政策上，布什提出两项新政，一是改革养老金制度；二是大幅减税。被称为“社会安全基金”的美国老人退休金，其实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职工薪水被政府扣留一定比例，退休後再作为福利金逐月退给本人。由於退休者寿命延长（美国平均寿命已达77岁）等因素，老人领取的退休金额超过原来的预交数，因而导致退休者实际上也在“领取”正工作者预交的退休金，即年轻人养老人。三十年代该制度刚建时，40人养一个退休者，五十年代降到8.6人养一人，现在则只有3.3养一个了。按这个速度，三年後两人养一人，再有20年，养老金入不敷出，该制度将破产。 三十年代罗斯福总统所以制定这样的政策，和他的大政府左派理念有直接关系，因为这样可以增加政府控制个人财产与福利的功能。罗斯福当时的所谓“新政”，主要是扩大政府权力，限制市场和个人财产。罗斯福曾尝试像共产国家那样把钢铁厂等收归国有，由於最高法院裁决“违宪”才没实现。另一个原因是，三十年代热衷均贫富的共产党在苏联得势，强调社会主义的希特勒在德国崛起，罗斯福担心贫富差别扩大可能导致共产势力在美国兴起，因此用退休金制度来保证老人生活，降低共产宣传的作用。 布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把养老金的一部份提前还给个人，但不是给个人随便花费，而是让个人把它投资股市，以钱滚钱。有人提出，为何不由政府来统一投资？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布什的经济理念不是大政府，而是个人权利，要把美国建成一个“个人所有权的社会”（Ownership Society），使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而不是依赖政府和他人。它的实质是对三十年代罗斯福左翼政策的一个矫正，从国家权力，转向个人权利，从强调政府功能，转向重视社会。 布什提出的大幅减税政策，更是如此。美国的税收制度相当繁琐，按不同收入而设有五个等级的税率，最高个人税率是36.9％，即富人要把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缴税，政府把这种强制收缴的税，再分配给穷人作为福利以及政府开销。布什准备简化税率并大幅减税，实质是要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使个人对自己的收入有更大的拥有权和支配权，而不是由政府高税收後对社会财富进行二次分配。 高税收、高福利，和大幅减税，控制福利，是西方左右派的主要经济理念分歧。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比较可明显看出，美国实行大幅减税、充分市场竞争的政策，是其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原因之一。而西欧主要国家（除英国外）普遍实行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结果经济普遍滞缓。美国的失业率现在是5.2％，而法国是9.7％，德国是9.9％，欧盟25国平均失业率是8.9％。美国去年经济增长3.5％，而法德两国都不到2％。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当今世界致力减税和单一税率（flat tax）的，反而是那些结束了共产专制的东欧国家。据《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芬德（John Fund）最近文章中的数据，1994年，立陶宛三小国中的爱沙尼亚首先从香港的单一税率获得灵感，废除了该国过去45年一直使用的多级税率，随後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两国跟进，结果立陶宛三国的经济都呈强劲增长趋势。 立陶宛三国的单一税率引起俄国总统的经济顾问伊拉林诺夫的注意，在他建议下，普京总统决定俄国实行13％的单一税率，结果俄国的税收迄今增加了150％，去年经济增长率达7.3％。伦敦“亚当史密研究所”（ASI）的报告说，“俄国的经济增长和单一低税率有直接关系，因为税率那麽低，人们就不那麽逃税，而倾向增加投资、工作和储蓄。” 在立陶宛和俄国之後，塞尔维亚也实行了14％的单一税率，随後乌克兰跟进，像俄国那样实行13％的单一税率，然後邻国乔治亚也跟进效仿。锐意改革的罗马尼亚新总理去年底上任後两周，就决定从今年元旦始，该国实行16％的单一税率。 去年初，斯洛伐克也废除了过去多达一百多种打税类的等级税率，而采取17％的单一税率，结果该国失业率下降，去年经济增长率达4.9％，“世界银行”把斯洛伐克评为去年世界经济改革榜之首。这股“单一税率”之风也吹到中国，西方名著《单一税率》（The Flat Tax）最近在中国也有了译本，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写了译序。 为什麽这些实行单一税率的都是前共产国家？因为经过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灾难之後，这些国家更懂得和珍惜自由的价值，更清楚由政府包揽的政策带来多大的灾难。《华尔街日报》曾就斯洛伐克实行单一税率发表社论感慨说，最好“把我们美国国会和斯洛伐克的换一下”；因为在西方国家，主张平等和均贫富的左派，绝对反对单一税率。在美国，别说左派民主党，即使右翼共和党，内部也意见不一。1996年《富比士》杂总裁富比士（Steve Forbes）出马竞选总统，在共和党内竞争提名就败北，因为他主张美国应实行17％的单一税率。 左派所以反对单一税率，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实行这种政策，富人和中产阶级就会少缴税，就没有那麽多税款来养活大政府，来给穷人发福利，就没法实现均贫富的乌托邦理想。而右派则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认为强行用国家政策均贫富，不仅不合理，尤其不道德，不仅对富人不道德，更剥夺穷人的尊严，等於鼓励他们一直处於靠别人施舍状态。而且以国家力量强行操作均贫富，结果不仅丧失自由，也不会有真正的平等，共产国家计划经济导致的灾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近年美国内部对此的争论，主要体现为哈佛大学两位教授的对立上。一位是《正义论》作者罗尔斯（John Rawls），他是强调平等和均贫富的左派理论家，主张一个社会可以用“善”的名义剥夺中产阶级和富人的财产，再分配给穷人和弱者。这种理论为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奠定了哲学基础。他的同事、哈佛哲学教授诺齐克（Robert Nozick）则以《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反驳罗尔斯，强调人的“权利大於善”，反对国家和社会用“好心”，即“善”的名义剥夺别人的财产和自由，坚持人的自由和权利高於“善心”。这就好像捐款，一个人是不是捐，这种决定权大於必须捐的“道德要求”。他自己自由做决定的权利，比那个强行要求的“善”更重要。而在共产国家，向来都是国家以“善”的名义，以什麽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等理由，抢劫人民财产，剥夺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利。 罗尔斯继承的是马克思、凯恩斯，这“三斯”憧憬的仍是那种均贫富的乌托邦；而诺齐克则继承了哈耶克，这“二克”重视的是个人自由和选择权利。罗尔斯为了强调平等和均贫富，甚至把人的天赋都视为公共财富，不属个人所有，也要“均”。诺齐克对此诘问说，如果一个人碰巧幸运地拥有两只明亮的眼睛，是否应捐出一只给盲人才是公平？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像二米高的中国篮球明星姚明的腿就应该锯去一段，移植到矮子的脚上。 诺齐克看重市场经济，强调人们在这种制度下的自由交换权利，除非产权获得和交换使他人状况恶化。对此诺齐克举例说，如某人独占了沙漠中唯一的自然水源，然後以任意高价售水，才算造成人状况恶化；但如果某人发明了治疗致命疾病的药方，为此任意开价，则应被允许，因别人只是无法获得他的发明，不是他造成别人状况恶化。诺齐克的这种定义主要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由此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在充分实现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的情况下，社会富有和相对平等。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强调，“对经济的管制”必然造成“对自由的压抑”，它是左派知识份子的“致命的自负”。正是这种“致命的自负”，导致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向左转，都要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由国家来管的“父权式政府”。在1914年之前，全球的国营成份只占10％，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上升到占45％，而在共产国家，则高达百分之百。仅在美国，就有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的“大社会”等意在扩大政府权力、通过政治来改变人的乌托邦尝试。 这次布什要改革养老金制度和大幅减税、简化税率，不应该被认为只是一个关系到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事实上，布什这种要纠正罗斯福以来的扩大政府权限的做法，是在重新回到实践亚当．史密、哈耶克、诺齐克的自由优先理论。以美国主导的这场21世纪初的经济革命如果成功，不仅将奠定美国未来经济繁荣的底座，而且将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一个样板，促使世界更走向自由，而不是朝向福利社会主义乌托邦。 （载《开放》2005年4月号） |
| 【推荐文章】李怡∶ 中国人又蠢血沸腾 2005-04-14 |
| 「摘要：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韩国可以抗议，台湾可以抗议，香港可以抗议，东南亚国家可以抗议，惟独中国政府没有资格抗议，因为讲到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不肯面对历史，恐怕没有任何政权能超越中国现政权了。┅┅一个以歪曲历史来确立它的合法性的政权，有资格要求别的国家尊重历史吗？」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中国部份群众，由於不满日方近来在对其侵略历史等问题上的错误态度和做法，自发地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中国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又说，「中日关系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责任不在中方。日方必须认真对待，并妥善处理侵华历史等涉及中国人民感情的重大原则问题」。 任何国家的民众示威，都可以说是群众的「自发」活动，惟有中国不能说是「自发」的活动。因为在一党专政之下，若没有官方的「鼓励」，几万人的游行必遭扼杀禁止。 任何国家都可以藉群众示威的「民意」，来支持它的对外政策，来强调它对外政策的「民意认受性」，惟有中国不能以此来显示「民意」。因为中国没有「民意」，既没有独立的舆论，也没有真正由普选产生的「民意代表」──民选国会议员，甚至没有定期进行的独立的民意调查机构。而且，连这次规模庞大的反日示威，内地的媒体也竟然苹字不提，当整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 内地的反日示威，喊出「抵制日货」的口号，甚至攻击使用日本器材的媒体采访者，问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日本商店受攻击，民间人士买的日本车也受毁坏。 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可以抵制日货，惟独中国内地没有资格抵制日货，因为绝大部份的「日货」都是设在中国内地的工厂所装配的。一些日本品牌的产品，也印有「MadeinChina」的字样。抵制日货，在某种程度上等於抵制国货，等於抵制日本商人到中国内地设厂投资，等於剥夺内地工人在日资工厂工作的权利。 中国在抗日战争前可以抵制日货，笔者在抗战时，身处被日军沦陷的上海，笔者父母也暗中拒买日货。中国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可以抵制日货，惟独现在不能。因为历史上日本人用枪炮打进中国的市场，现在则是中国政府与人民邀请日商来设厂投资，是中国需要购买日本的高技术产品。在中国庞大的对外顺差中，惟有对日本仍是贸易逆差。 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事实，韩国可以抗议，台湾可以抗议，香港可以抗议，东南亚国家可以抗议，惟独中国政府没有资格抗议，因为讲到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不肯面对历史，恐怕没有任何政权能超越中国现政权了。反右、大跃进、文革、林彪事件、六四天安门事件，甚至胡耀邦、赵紫阳的功过，中国政府何时尊重过历史？何时不是歪曲历史？一个以歪曲历史来确立它的合法性的政权，有资格要求别的国家尊重历史吗？ 韩国可以抗议日本把韩国的独（竹）岛划为日本领土，台湾、香港可以抗议日本把钓鱼台划为日本领土，但当中国政权同意把更大片的土地划归俄罗斯的时候，它有甚麽民族立场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台呢？中国政府和内地的保钓人士，有没有勇气像韩国人组团去独岛旅行一样，组团去钓鱼台宣示主权？ 笔者童年时经历过抗战的洗礼，三十多年前也以很大的热情支持过北美的保钓运动。几十年的阅历，使笔者深深感到，一个人若不能增强自己的体质，那麽一切抵御病毒入侵的药物，都不是治本之道。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一个实行专权政治的国家，所有民族主义的吼叫，实际上都摆脱不掉义和团的翻版。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4月12日，原题「义和团翻版」） |
| 《大纪元时报》：政论家曹长青北加州谈台湾前途 2005-04-14 |
| 【大纪元4月13日讯】记者刘天育、韩宁桑尼维尔报导/应全侨民主和平联盟美国矽谷支盟论坛邀请，著名政论家曹长青於4月10日下午在三藩市湾区南湾侨教中心以“从反分裂国家法看台湾前途”为题做演讲，历时三个小时，吸引两百多慕名而来的听众，现场提问让主办单位欲罢不能。
反分裂法是为了转移矛盾 曹长青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反分裂法的作用与反作用，以及美国、台湾、中国三角关系演变这三个方面来谈台湾前途。他认为，中共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这和目前中国大陆出现的反日活动一样，都是中共为了煽动民族情绪，转移矛盾，分化台湾的手段。 曹长青表示，反分裂法出来後，民调显示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台湾人都起来反对它，另外它还导致欧盟对华的武器禁令不会解除，并且促使美日把台海安全列入共同战略目标。 曹长青说，中国制定反分裂法在法律上不成立，也不合乎逻辑，因为台湾也好，中华民共国也好，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管理过一天；而且中共必要时对台湾使用“非和平手段”也不符合联合国宪章中的国家之间的分歧必须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的原则。 曹长青认为，反分裂法的反作用是长期的，全世界没有谁会支持它，认定自由、民主文明原则的人不能接受它。 超级强国美国制约了中共打台湾 曹长青认为，只要共产党掌握权力，它一直会有用武力解决台湾的愿望，也一直会朝这方面努力。但是只要美国是超级强国，中共就不敢打台湾。而美国无论从军事、经济、道德上都远远超过中国。 曹长青说，从军事上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6个成员国，其中25国加起来军费开支才是美国的一半，中国的军费开支是二百亿美元，专家认为它隐瞒，实质可能四百亿，四百亿才是美国的十分之一，美国今年的军费开支是四千亿美元。美国有十艘航空母舰，中国一艘没有，他表示，不靠自己国产的武器想成为战争的赢家，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 他说，打赢战争还要靠经济，他以美国打伊拉克为例，一枚战斧导弹就价值一百万美元。再有中国每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是一兆多，只相当於美国一个大纽约地区的GDP，然而美国却是它的11倍。1800年中国占全球经济的33%，美国只有0．8%，两百年後，中国只占4%，美国占43%。 他说，五月花公约明确表明欧洲移民到美国来不是去发财，而是去建立一个神的国度，有信仰，有诚实，有勤奋，个人对自己负责，成为上帝的子民。 曹长青说，美国民调显示，美国人认为最重要的是道德。而目前在中国是有史以来道德最沦丧的时期，假的东西在中国什麽都可以造；《人民日报》副总编说，《人民日报》只有出版日期是真的。 国民党是被中共统战的物件 谈到最近国民党访问大陆，曹长青认为，前两次国共合作失败，是因为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认识不清。这次国民党完全是被中共作为统战对象，中共想利用台湾内部的统独分歧和政党纷争来分化台湾。 曹长青说，他不相信在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环境下的台湾人会赞成和共产党合作，因为共产党就等於邪恶，等於不讲理。共产党最大的特点就是言而无信，它做的一切事不会为台湾人民著想，完全是为自己利益。 台湾前途决定於台湾人民自己 曹长青认为，台湾的前景，从大局看很乐观，因为从整个国际局势、人类发展大的方向都有利於台湾。曹长青说，台湾的前途不决定於共产党，决定於台湾人民自己。 （原载「大纪元」，2005年4月13日） |
| 《星岛日报》：曹长青不看好反分裂国家法 2005-04-12 |
| ( 本报记者梁文瑜辛尼维尔4月10日报道 ) 中国旅美作家曹长青在矽谷全侨民主和平联盟主办的「从反分裂法看台湾前途」的演讲会上表示，反分裂国家法对中国带来最大的反作用是，使欧盟延缓撤销对中国的武器禁售，此时此刻提出反分裂国家法是胡锦涛的一大错误。
中国提出有五原因 曹长青分析说，中国提出反分裂法有五大原因。第一，只有在台湾问题上表示强硬态度，胡锦涛才能从江泽民手中获得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第二，胡锦涛希望获得军方的支持。第三，转移中国内部严重的贫富不均社会矛盾。第四，对过去威胁台湾的言论“表示一下”行动。第五，分化台湾内部。 曹长青表示，反分裂国家法带来四项反作用。第一，台湾两次民调都有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民众反对反分裂国家法，不分蓝绿。第二，欧盟本来打算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但反分裂法给了一向反对欧盟售武中国的美国一个有力的理由，欧盟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延缓撤销对中国售武的讨论。第三，反分裂国家法有力推动美日两国联盟把保护台湾海峡列为共同战略目标，日本原本只关心周边海域安全，反分裂法促成美日两国在台海问题上进行合作。第四，反分裂国家法恶化中美关系。美国国务卿拜访亚洲五国时，把中国排在最後一国，先与日本以及与印度商谈遏制中国後再拜访北京，并且在北京停留不到二十四小时，谈话内容没有实质性。 有关两岸最近互动 在记者的提问之下，曹长青对於两岸最近的互动提出看法。有关许文龙事件，他认为许文龙自白书是「他白书」，文章用词是大陆用词，像是《人民日报》的文章，明显是以经济勒索政治，强迫台商改变政治立场。 对於国民党副主席江炳坤访问大陆，曹长青表示，国民党自称是国共第三次会谈，其实中共根本没有派出共产党的领导代表，与江炳坤会面的是国台办主任，党对党只是国民党自己说了「爽一爽」。曹长青说，国共第一次与第二次会谈都失败，当时国民党是大党，共产党只是小党，失败的原因为国民党弄不清楚共产党的本质。 他认为，这次江炳坤访中，以及未来可能的连战访中，都与前两次国共会谈的差别不大，小独裁者斗不过大独裁者，只有民主才能打败专制。一个是在中国从来不经过选举产生的共产党，一个是在台湾被选掉的国民党，这样代表性的会谈一定会失败。更何况，国民党并非台湾执政党，有何权利代表台湾与他国对谈。 至於国民党即将进行的下届党主席直选，曹长青说，台湾的好处就是选举让政客不得不尊重民意。他说，只要党主席与总统通过选举产生，不能让政党执政的党主席就当不成。选举制度会迫使政治家采取多数民众的信念，采行现实与温和主义。 （《星岛日报》2005年4月11日） |
| 【推荐文章】刘宗正∶我这个外省人为何支持台独 2005-04-12 |
| 每当我思考人类文明所有矛盾、冲突、混乱与危机各种问题时，例如中国与台湾、中共与自由国家、共产主义与自由经济思想、专制与民主、和平与恐怖主义等，我便很想彻底嘹解，人类的文明，到底发生了什麽问题？
我不断尝试，找寻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座标；也不断尝试，找寻一条能够思考，具体影响人类文明脉动的主轴线。经过长久的探索之後，终於找到了答案；其实，这个答案我早就知道了，这个答案并不是我自己发现的，而是我在大学时代，几位同学告诉我的。没想到这麽简单的道理，我竟然後来会忘记，当我重新醒悟之後，它自此便深刻地影响了，我所有的思考理路与定位。 在台湾，我是属於外省人第二代的子弟，由於文化成长环境的限制，我是在强烈信仰儒家价值与认同大汉沙文主义的环境长大；我的父辈尊长们，均来自於遥远的中国，他们充满了对中国深厚与浓烈的怀乡之情。在这种客观的条件下，我在进大学前，毫无疑问地与长辈们一样，是一个顽固的反台独分子。 我很幸运地进了天主教辅仁大学就读，这所大学充满了浓厚的宗教气息；我住在神学院，因此有机会学习到一些基督教神学的知识。我虽然读中文系，但是却喜欢到哲学与历史系旁听课程，我有几个要好的同学，一位是历史系的陈冠龙兄，一位是哲学系的林昭仁兄，另一位元是语言研究所的郝慰光兄。 我很怀念当时的生活，我们这几个穷学生，每晚在大学新村的宿舍，兴致勃勃地举行文史哲聊天聚会，不到深夜时，决不甘心离开；我们在聚会时，不断地脑力激荡与辩论，其间所获得的智慧喜悦，至今仍然令人难以忘怀。 这三位同学都比我年长，可说是我的启蒙老师。冠龙与昭仁兄启发我，用尊重人性与肯定人性的价值的方式，来思考所有的问题；慰光兄启发我用宗教与生命哲学，来看待人生，他对禅宗、老庄、方东美老师与于斌枢机主教的思想，特别推崇。那段时间，我受他们的启发与薰陶，自己觉得思考力，似乎逐渐地提高，也日益迈向了更清晰与全面。 例如，我曾以人性关怀与责任的立场，自我批判我的邪恶人格结构与错误传承的思想，然後继续批判反台独的思想、儒家与专制妥协的精神、儒家对专制政权的依附性格、儒家受专制文明的危害、反人权的大汉沙文主义、外省人的渡船与掠夺心态、国民党的贪污腐败与外来政权特质、外省人的不公不义与原罪问题等。我们十分痛恨，国民党用媒体谎言与暴力，愚弄人民；我们坚决主张人民有基本人权，也有知的权力；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暴政，也反对国民党对异议人士的政治迫害等。 我还记得，我们经常讨论，如何推翻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权，也为推翻国民党专制，出过一些力气；但是我们都没有从政，反而各自不约而同地往文化工作发展。我觉得推翻专制，是人道的责任，不问你愿不愿意或行不行？你都必须去做。至於从政，我们这群爱智者与竹林里的自由性格人，未必有兴趣，也不适合，还不如让有专业能力与兴趣的人去负责。事实上，当一个民间的关心与批判者，更能保持独立、纯粹与超然的立场，岂不是更有意义？ 後来大学毕业，所有同学各自分散，我在金门服了两年兵役，接著在美国从事教育工作，闲暇之时，不断地阅读各种书籍，没想到书读得越多，头脑越糊涂。我有一段时间，专心研究康得、黑格尔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这些哲学，看起来体系很庞大，事实上，很缺乏人性的东西，例如，中国近代有几位新儒家学者，缺乏对人性关爱与反省的能力，并且受康得与黑格尔思的想危害甚深。 我後来有几次短期返台，并与冠龙与昭仁兄聚会讨论，那时头脑才逐渐恢复正常，原来人类不一定要读什麽高深理论的哲学或道理，只要凡是用尊重人性与肯定人性价值的立场，来深入思考问题，如此便可以很容易找到符合爱与正义的答案。 换言之，人性关怀与互助的价值，就是人类文明的终极价值；其他的东西，例如，名利、权位、金钱、物质、欲望、集体意识、国家与民族等，都属於次要的。因为人性爱与正义的价值高於人类狭义的权利也高於俗世的主权 意识 人性的尊严与价值，是无国界的生命主题，是人类文明不可让渡与妥协的存有，更是人存在价值与意义的评核标准。只要一个人，想要成为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人，就不能缺少它，否则人类与动物的生命体，便没有明确的差别。 如果人类从这个观点，来分析所有人类文明的危机，你便会痛切地提出，那些缺乏对人性关怀的现代人类，他们到底在干什麽？ 许多人在国家意识上，不断地鼓动人仇外、争夺利益资源与领土；在政治上，不断地争权夺利与贪污腐败；在商场上，为了各人的利益，不惜出卖良心与人格；在对待大自然资源上，为了短期利益，不断地滥垦与滥伐；在对待生态上，为了满足占有欲，不断地滥捕与滥杀；在对待地球环境上，为了节省处理废弃物的经费，不惜在无人的地方，偷倒污染物质等。 这些都是人性沦丧与堕落的事实，人类应该重新回归人的良心，也应该从人性相互关怀与扶持的立场，来思考人类社会的各种问题。人类需要一场具有真正意义的心灵改革与道德提高活动，否则人类将在无止境的自私、贪欲、竞比、争斗里，也将在无法抗拒金钱主义、物质至上、功利思维的大潮流中，逐渐失去自己的人性、方向与信仰。 以台湾两岸问题为例，两岸的核心问题，表面上是专制与民主的斗争、共产与自由的抉择；事实上，其深沉的问题，仍然是人性的问题。换言之，是中国人、中共、台湾人民，选择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道路的问题。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追求爱、正义、自由、平等、幸福、安定、喜乐、人权与和平等价值的权利，如果这个国家不断地，在压迫、剥削、欺骗、侮辱、奴役、屠杀与危害人民时，人民绝对有抗议、谴责、拒绝或革命的权利。 现在的中共，充满了反人性、反道德、反生命、反自然与反地球的罪行，这样的政权，就连中国人都不要了，那麽台湾人民怎麽可能接受？中国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这个道理。 台湾人民的历史，充满了被迫害的事实，也充满了反奴役、反专制、反压迫、反不公不义、反外来政权、争自由与自主的历史。最早时，中国福建沿海地区的人，受不了明清专制政权的剥削与压迫，竟然以简陋的小船，冒死渡海来台企图寻找机会，以求生活。 日本人来了，台湾人被迫宣布台独，奋死抵抗。抗战胜利後，台湾人民夹道欢呼，迎接国民党军队赴台，那晓得国民党部队纪律太坏，偷盗强夺无所不用；国民党政府强占了，台湾地区所有的重要资源，竟然将台湾人，当作日本贱奴统治；台湾人民自此之後，饱受外来政权的欺压与剥削，国民党部队，甚至动用武器屠杀人民，如228事件，於是台湾人民被迫选择台独。 现在台湾好不容易实行民主，对岸的中共，不时喊出血洗台湾、武力犯台、解放台湾，并且用七百颗导弹瞄准台湾，接著又制定反分裂法，企图以共产专制政权统治台湾。请中国人民评评理，台湾是选择接受共产专制统治，还是台湾独立，那一个较府符合人性的价值？ 在历史上，台湾人民经常为求生存活命而奋斗，根本不过问政治，不关心政治，也没有强烈的国家意识，他们只想安心过日子，只要能够勉强养家活口，就心满意足了。每一次都是台湾人民，受到了生存与活命的威胁时，才没有办法被迫主张独立，如果这个时候，被压迫或威胁的台湾人民，再不站起来主张台独与抗暴，那麽岂不是要面对死路一条？ 我认为，基於人道的原因，在日本人的压迫下，台湾人民有权选择台独；在国民党大屠杀之後，台湾人民有权选择台独；在中共实行专制暴政、导致超过8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与六四屠杀人民之後，台湾人民也有权选择台独。那一次台湾人民，不是被外来的敌人逼迫，而选择台独？ 从人性关怀、自由与平等的价值立场，我主张台湾人民，有选择自己未来命运的权利。不仅如此，凡是在中 共专制暴政下的人民，也有选择自己未来命运的权利，例如，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省、自治区、地区，都有选择独立成为国家的权利，如果短时间做不到，每一个个体人，也有拒绝被支配与压迫的权利，他可以选择一种精神自主与独立的自由。 人有选择做人的权利，人也有选择不被他人压迫、剥削、侮辱、奴役与伤害的权利。换言之，人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人绝对可以拒绝沦为非人的命运。 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充分关怀人，又不能提供一个保护人自由、平等、人权与幸福的环境，这样的国家，岂不是属於非人的国家？它有什麽存在的合法性？还不如尽快推翻它，重新建立一个人的国家。 人如果没有选择的权利，又没有自主的位格与尊严，那麽人与奴隶有何差别？如此，还不如选择为争人自由与平等的权利，而牺牲生命。所谓不自由，毋宁死，正是这个道理。 台湾的台独，都是被外来专制或外来政权逼出来的，只要中国有专制存在，台湾就无法与中国人，建立任何和平与理性的正常关系。如今中国与中国人，受中共无情地绑架，除非两岸人民，能够同心协力推翻中共集权专制政权，否则两岸人民，永远无法有真正人性与道德的价值，也无法有长久的爱、正义、自由、平等、幸福与和平等价值可言。 如果中共下台，中国实行真民主，并且中国变成了了如美国一样，拥有自由、平等、幸福、富足与保障人权，那麽台湾人民，怎麽可能会放弃自由中国的绿卡？台湾人民怎麽可能会放弃，比台湾条件更好的中国广大资源与市场？中国古人说，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这个道理，最简单不过了。 换言之，只要中国人推翻中共，中国人能建立一个具有充分人道关怀与爱的国家，那台湾与中国要成为什麽样理性与健康的关系，还不容易吗？ 人类有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那里有人权与幸福，那里就是人民选择祖国的地方。如果祖国不爱人民，那麽就算要冒生命的危险，才能逃离祖国，也有人会试的。国民党威权统治台湾时，许多人都想出国，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也要使自己成为自由国家的公民。现在台湾已经高度地自由与富裕了，不会如以前一样，有那麽多的人，要疯狂地移民了。 同理可证，共产党暴政统治中国，曾经造成超过8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事实，为什麽有那麽多的人，明知有各种不可策的危险，而却勇往直前与前仆後继地，往自由地区逃？因为他们正如同当年渡海到台湾的人一样，要讨一口饭吃，他们要有尊严与幸福地活下去，就算有危险，也要搏一次命，这就是苛政猛於虎的明证。 事实上，国家与民族都是人类创造的集体意识，它真正的价值与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它对人的价值与意义，到底在那里？它能提供人真正的快乐与幸福吗？如果没有，那它对人有何用处？还不如抛弃它，重新找寻人的尊严、价值与意义。所谓的某一国家人，只不过是个体人的自由选择、住民自决与人道责任意识罢了。人类千万不要忘了，世界的主体价值是人，而不是国家或民族。人类绝不可以国家或民族虚幻的意识，而随意牺牲个人的尊严与地位。换言之，人不是国家或民族工具，人是国家或民族服务的主体与对象，因为人才是国家或民族的真正统治者与最高价值。 为什麽中国，不能成为第二个自由与幸福的美国？为什麽中国人，要活在苦难与贫穷之中？为什麽中国人，没有尊严与人权？为什麽中国人，要长期忍受中共专制暴政？难道中国人，不配拥有人性的价值与尊严？我不知道该怎麽回答这些？除非所有的中国人，能够尽快打开心中恐惧的牢笼之外，我想没更好的办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人的一生，十分短暂，如果能为人道的事业而牺牲生命，那是最有意义的选择；人的一生，如果能够在死之前，能够真正了解人性的最高价值与意义，那麽也不枉此生了! 什麽是人性的终极关怀？也许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有良心。虽然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并不相同，但是其深沈与原我真实的良心，却没有太大的差异，只要人类不放弃这个伟大的良心，并且多关怀人与重视人的价值，那麽这个世界便可以变得更好了! （2005-4-9，原题「人性的终极关怀」） |
| 高擎道德火炬的圣人——教宗保罗二世 2005-04-08 |
| 当约翰．保罗二世最後一次呼吸，阖上双眼之後， 20世纪的历史才算真正结束。20世纪是人类最灾难深重的一百年：两次世界大战，纳粹兴起，共产主义蔓延全球，多达一亿三千万人丧生。在20世纪後半叶，约翰保罗二世担任教宗26年，他高举著十字架，勇敢地领导了一场结束共产邪恶，拯救人类，捍卫信仰的道德之战。《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威尔（George Will）说，27年前当梵蒂冈的西斯汀教堂冒出白烟，表示新教宗产生时，其实“就是冷战结束的开始”。
1978年，梵蒂冈选出了有史以来第一位波兰人教宗。这位新教宗第一次用意大利语向梵蒂冈广场的人群演讲时说，“如果我（语法）错了，你们纠正我。”但随後的26年，却是他在道德层面上纠正整个人类，而且首先是从他的祖国、被共产奴役的波兰开始。 以揭出“水门事件”而闻名的美国记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与人合写的《教宗》（His Holiness）一书中，详细记述了1979年教宗第一次访问波兰的经过。当时的苏共领袖勃列日涅夫反对，并预测说：“教会早晚会掐住我们脖子，把我们窒息”。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则警告说，不要低估教宗的“潜在威胁”。但波共领导人最後还是同意了教宗来访，因波兰人口95％以上是天主教徒，如果拒绝波兰人的教宗回国访问，激怒教徒的话，更不利共产党的统治。但波兰政府做了严密防范，不仅限制媒体报道和教宗行程，还对出席教宗弥撒的人，用入场卷控制。 教宗抵达华沙机场的第一个举动，是跪下来，亲吻故乡的土地。这个象征性的动作一下子点燃了波兰人的民族热情，全国所有教堂的钟声同步响起，向教宗祝福的声音回荡整个波兰。 虽然政府用入场卷控制人数，但在华沙老城的“胜利广场”，仍聚集了黑压压的40万人。那是一个完全超出波共当局预料的场面：几十万人，不是像以往共产集会那样高举拳头，而是举起木制的小十字架，高喊著“我们要上帝，我们要上帝！”教宗在演讲中说，“从人类历史上排除耶稣，是反人类的原罪”，并直接挑战无神论的共产党说，“领导波兰明天的是耶稣！”全场万众欢呼，连续鼓掌10分钟之久。这种复苏的信仰激情，感染了整个波兰。在随後几天，有一千三百万人参加了教宗主持的弥撒活动，占波兰人口的三分之一。 教宗在演讲时，总是提醒波兰以及所有共产世界的人“不要畏惧”（Be not afraid）。这不仅震憾了波兰，也影响到周边国家。立陶宛三国有大批民众赶到波兰边境，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教宗演讲的电视；很多苏联人则利用芬兰电视收看教宗活动。美国作家伯恩斯坦评价说，对当时被共产主义统治了35年的波兰来说，教宗的来访，等於是在刀剑和十字架之间，划出了界线。 一位波兰地下反抗运动领导人说，看到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教宗，他产生了一个念头，波兰的反抗运动，必须和教会联手，得到教宗的支持和庇护。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正准备竞选总统的里根，也通过电视看到这些场面时，被感动得流泪，他更强烈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不仅有美国和苏联，还有教廷这“第三个superpower”，美国应和教宗联手，从波兰开始，铲除共产邪恶。 教宗返回梵蒂冈後，一位神秘客人马上来访，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长凯西（Bill Casey）。这是一种奇妙的会晤，一个是“光明之子”（prince of light），一个被称为“黑暗之子”（prince of darkness）。凯西带来了美国卫星拍下的教宗在波兰演讲的照片：在那人山人海的画面里，只有中间一个小亮点，就是身穿白袍的教宗。在随後几年中，凯西和教宗见面15次之多，向教宗提供了各种关於波兰的情报。 凯西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是里根总统最信任的内阁成员之一。在八十年代执政八年的里根总统，也是虔诚基督徒，他和教宗见过七次面，建立很多共识：都认为有道德责任结束共产邪恶，里根曾公开抨击苏联是“邪恶帝国”；都认为波兰团结工会和其领袖、虔诚天主教徒的瓦文萨的出现，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上帝拣选了他们，从波兰开始来结束共产主义。除此之外，教宗和里根两人都遭枪击（前後差6个星期），子弹都距心脏很近，两人都认为是上帝让他们幸存，来完成结束共产主义的使命。美国专栏作家威尔说，1981年三个世界级人物被刺（里根，教宗，埃及总统萨达特），如果遇难的不仅仅是萨达特，那麽人类历史将改写。 第一届里根政府的主要内阁成员，像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中情报局长等，都是天主教徒。他们都像里根一样，认为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是纳粹的继续；应联合教廷，首先把波兰从共产轨道中拽出来。教廷和美国全力支持团结工会，美国提供了五千万美元援助，包括印刷机，传真机，纸张，复印机等，从而使波兰有了1,600种地下报刊（有10万波兰人参与）。欧洲自由电台，美国之音，以及梵蒂冈的电台，也全力配合。据伯恩斯坦的书披露，当时美国说服瑞典，利用其港口向波兰人提供援助，欧洲自由电台和美国之音，还向波兰人播放暗号，告诉他们到哪里提取援助物质，虽然这样做违反美国的法律。 “团结工会”高潮时发展到一千万人规模（波兰人口当时3700万），是波兰共产党员数量的四倍。在瓦文萨领导工人罢工时，船厂大门上挂的是教宗的画像。在波共当局终於不得不承认“团结工会”，并与之签协议时，在媒体聚光灯前，瓦文萨拿出一个大型号的笔签字，它是教宗送的，上面有保罗二世的画像。随後瓦文萨去梵蒂冈，受到英雄般的接待，并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为他後来获得诺贝尔奖留下了“伏笔”。 面对波兰要变天，克里姆林宫急了，一再催促波共镇压，实施戒严。当时波共总书记卡尼亚和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被叫去莫斯科时，雅鲁泽尔斯基担心有去无回，交待自己的一位将军朋友照顾他的妻儿。他带了一把手枪，一枚手榴弹，里面放了自杀用的毒气。当时苏联在波兰边境集结了17个师的部队，以前他们就是这样对付匈牙利和捷克的。 两位波共领导人回到华沙後，被认为软弱的卡尼亚遭免职，雅鲁泽尔斯基被任命为总理，随後全国戒严，团结工会被取缔，瓦文萨等200多名领导人被逮捕。在波兰陷入最黑暗的时刻，罗马教宗又在1983和87年两次去波兰，从精神和信仰上鼓励波兰人。在83年的访问中，教宗坚持会见了被关押的瓦文萨；在87年的访问中，他强硬地指出，必须结束戒严，恢复人民权利，恢复团结工会。正是教宗的访问，使成千上万的波兰人恢复了勇气。教宗明确表示，波兰人一定会胜利。当时这样的乐观预测令波兰的异议知识份子们相当吃惊。 也许是天意，在27个月中，苏共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相继去世（平均9个月死一个），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了苏共总书记，他不像前任那样热衷用武力干预卫星国的内政。 处於困境的雅鲁泽尔斯基，只好去梵蒂冈找教宗，承认共产党已失去波兰人民的支持，寻求教宗帮助，使波兰平稳转型。於是，在教宗第一次访问波兰整整10年零2天之後的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中国六四屠杀那天，波兰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在开放的262个国会席位中，团结工会一下子赢得261席。於是团结工会出面组阁；在随後的大选中，天主教徒瓦文萨当选了民主波兰的首位总统。 瓦文萨当时就感叹说，如果没有约翰保罗二世，波兰的变化完全没有可能。在教宗去世之後，瓦文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评估说，促成波兰共产党垮台的功劳，“50％归教宗，30％归波兰人民，20％归里根、撒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也说，“没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曾经轻蔑地说，“教宗？他有多少个军团？”今天，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那些排24个小时的队，等待看望教宗最後一面（平均每人不到10秒钟）的几百万民众，那些被电视屏幕粘住了一个多星期的世界各地的亿万观众，最有力地回答了斯大林，他们都是教宗的“军团”！ 作为罗马教廷历史上第264个教宗，保罗二世为什麽要如此这般直接承担结束共产主义的责任？他虔诚的基督信仰当然是最主要原因，同时也和他个人经历有直接关系。他出生在波兰，经历了被称为“孪生邪恶”的纳粹和共产主义；虽然他曾是演员，诗人，剧作家，哲学家，拿过两个博士，但他却不是从充满乌托邦幻想的知识份子编辑的教课书上，而是从个人直接的生命体验中，用来自上帝（圣经）的道德标准，辨识了善和恶。他认为基督信仰是改变人心的根本。 约翰保罗二世接掌梵蒂冈时，基督教在全球的影响力下降，享受主义，物质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的潮流，弥漫整个世界。教宗在知识人们高喊著“上帝已死”的大潮中，毅然承担起“上帝守门人”的责任，在那个只有109亩、占地20多条街的梵蒂冈，向全球举起了道德的火炬，用基督精神去点亮人心。在26年期间，教宗访问了全球129个国家，传播福音，抵抗这种“世俗的潮流”。他是语言天才，通晓英、法，德、俄、意大利语、波兰语、西班牙语、斯洛伐克语、乌克兰语、立陶宛语等11门语言，还学会用其他100种各国语言说几句问候和布道的话；语言是不同的，但上帝的声音是一样的。 这位教宗曾悲愤地说，从启蒙运动，尼采，弗洛伊德，到马克思，“20世纪被错误的预言家和导师主导，使人们没有能力分清对错。”过去三百年的人类现代历史是“反上帝”的，抵制所有和耶稣有关的文明；其中最大的危险是“道德相对主义”，即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各行其事。上帝给人的生命不再被视为是神圣的，而是强调“生命的质量”；对那些质量不高的，就可以被以安乐死的名义结束。就在教宗去世的同一个星期，一位大脑伤残的美国女性，就被法官裁决拔掉进食管，14天後被活活饿死。法官们认为，她的生命质量已低到超过他们的标准。而正是这种逻辑，使那些精神病人、同性恋者、脑伤残者，那些被视为“生命质量”不高的七万人，成为第一批被德国纳粹送进毒气室的人。希特勒的大屠杀，就是从这种对生命的看法开始的。 面对这种反生命、反上帝的潮流，教宗坚定地固守底线，绝不让步，清晰明确地反对堕胎、同性恋、安乐死，反对女权主义、消费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在西方左派媒体上，教宗被视为保守、固执、守旧、不能“与时共进”。即使在他去世之後，美国左派媒体《纽约时报》发表的三个整版的教宗专题报导中，竟有一半篇幅批评他的“训词”内容，甚至说他去很多个国家布道，是浪费资金，应该把这些钱捐给第三世界的穷人。这种对拯救灵魂的价值毫不领会的报导表明，在共产主义大势已去的今天，西方左派正越来越成为对抗上帝的主要力量。 教宗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无论世俗的世界怎麽攻击，无论教廷内部妥协的声音有多大，他都绝不让步。即使在遭到枪击後，健康开始下降，生命的晚年，又患多种疾病，做了几次手术，步覆维艰的时刻，他仍倔强地高举著十字架，高举著这个道德的火炬，绝不放松；他仍用尽力气呼喊“没有十字架，世界就是沙漠；没有真理（truth），人类就是地狱。追随耶稣，才知道真理，才懂得什麽是善和恶！” 他走了，但他的十字架被亿万人更高地举起，现在全球60亿人中有17亿基督徒，其中8亿是天主教徒。据美国Pew研究中心的数字，发展最快的是非洲，9亿人口中，一半是基督徒；在拉丁美洲，有近5亿基督徒，占人口的87％；在欧洲，基督徒近3亿，占人口的38％；在大洋洲，有900万基督徒，占人口的26％；亚洲，有1亿3千万，占人口的3％。仅在美国，天主教徒就从1975年的4870万，增加到今天的6430万，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美国人占总人口的84％。 因此美国“道德和公共政策中心”（EPPC）天主教研究项目主任、《教宗传》作者韦格尔（George weigel）在最近发表的悼文中说，教宗相信，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的故事，要求人类走耶稣那样的道路；因此“历史”是 的历史。正是因为对 的笃信，保罗二世改变了历史。他这种信仰的力量，鼓舞了成千上万的人，和他走同样的道路。 保罗二世在波兰上中学时，喜欢踢足球，但他不是前锋，也不是後卫，而是“守门员”。也许是从那时就训练出来的意志，在後来人生的赛场上，他始终都是一个守门员，死死地守住了信仰的大门。今天，传遍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我们要上帝”的呼声，就是对保罗二世这位“守门员”的喝彩声。相信此刻正坐在耶稣身边的教宗一定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2005年4月7日於纽约 原载《观察》 |
| 道德火炬下的中共暗鼠 2005-04-07 |
| 这个星期，全球的主要媒体，无论是平面印刷，还是电视电台，电脑网络，都在密集报道罗马教宗去世的消息。像美国的有线电视CNN、福克斯等，更是24小时不间断地报道、评论。人类有史以来，还从没有任何一个人，被现代媒体这样密集、连续、重点地报道和评论。
在周末的教宗葬礼上，有来自全球的200名国家元首和政要参加，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夫妇，前总统克林顿，老布什，以及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总理，日本的首相，还有来自台湾的总统。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总统参加教宗的葬礼。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过去几天来约有四百万人向教宗告别，队伍长达几英里，最多要排24个小时，最後平均每人只能看到教宗遗容不到10秒钟。 面对这样重大的国际事件，中国是怎麽反应的呢？据《华尔街日报》报导，它在报纸的非重要版面，是电视新闻节目的最後消息。这种冷淡的，甚至是排斥的反应，与世界舆论形成鲜明对比。它至少反映出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中国新闻自由的空间依旧极小。因为稍有常识的记者，都会敏感到，教宗去世是全球关注的事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因在全球60亿人口中，有17亿是基督徒（全世界最大的宗教），其中8亿是天主教徒。作为整个基督世界精神领袖的教宗去世，牵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心。在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人的生老病死会引起这麽多人的关注。所以中国媒体那种简短报道，刻意降低新闻份量的做法，只能再次向世人证明，中国媒体仍是绝对服从政府，新闻价值完全让位给意识形态。 第二，中国对宗教迫害依旧严重。教宗去世後，全世界所有的基督教堂，都有悼念活动。在教宗的家乡波兰，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多达30万。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在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在非洲的教堂，在拉丁美洲的国家，甚至在亚洲的菲律宾、南韩和台湾，都有悼念教宗的仪式。但在中国，虽然天主教徒有2千万，但官方禁止悼念活动。《纽约时报》发自中国的消息说，河南等地的非官方地下教会，在秘密地悼念教宗，但主持者不敢告诉他们的名字，怕官方报复迫害。 第三，中国仍是无神论的共产国家。在全球200多国家领袖参加教宗葬礼的场面上，唯独没有中国的领导人，也没有中国官方教会的代表。在信仰的仪式上，在悼念上帝仆人的时刻，他们整个「缺席」。中国政府的做法等於再次向世界宣告，他们不怕上帝，他们什麽也不在乎。 曾揭出「水门事件」的美国记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在他的《教宗传》中说，保罗二世晚年最想去中国布道，因那里已有8千万基督徒，超过共产党员的数量。教宗在梵蒂冈的26年中，访问过129个国家，但就是不能去中国，连去香港都被拒绝，因为邪恶的世界总是恐惧上帝的声音，教宗高举的道德火炬，会把中共的黑暗照得无处躲藏。 曾经挑战过上帝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们，都已成为历史的垃圾。今天已经毫无了底气的江泽民、胡锦涛等共产党人，还能挺多久？从他们对教宗去世的卑琐表现可以看出，上帝的力量居然大到如此地步，连不信 的人都像暗鼠一样吓得不敢出来较量。 2005年4月7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
| 【专访】曹长青∶新唐人事件凸显中共虚弱 2005-04-07 |
| 【大纪元4月7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由於中共施压于欧洲通讯卫星公司，新唐人电视台亚洲信号可能於4月15日被迫停播。此事已引起政府、媒体、人权组织、民众等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支持新唐人的声音此起彼伏。大纪元记者辛菲4月6日采访了著名中国旅美政论家曹长青先生。
下面是曹长青先生访谈摘要。 解约事件的两个标志 欧洲通讯卫星公司和新唐人电视台解约事件，传递出两个信号∶ 一是新唐人电视台的作用、影响在扩大，导致中共的恐惧。因为如果作用不大，中共根本没必要采取这种国际性的措施向卫星公司施压。新唐人传播真实的作用增大，才引起中共的重视，觉得必须采取措施。 二是它显示出中共当局相当恐惧和虚弱。这麽大的一个中共集团，怎麽怕一个电视台呢？怎麽拿这麽大的力量对付一个电视台？它说明中共虚弱的程度∶任何一点真实的光线就把中共的黑暗照得无处躲藏。所以才采取各种极端手段，尤其是利用过去这几年经济发展，中国这个大市场，来要胁包括这个卫星公司在内的西方一些机构。 背後黑手中共虚弱恐惧 中共的这个作法和最近台湾的许文龙事件同出一辄。在326台湾人民大游行反对反分裂法的时候，台商许文龙突然发表声明支持反分裂法，这和他以前的说法、做法完全不同，而且使用的语言也和他以前的不同，是那种共产党的语言习惯，一看就是别人写的。最近台湾媒体已报导说，这是中共写好的，逼迫他签名。 这都是中共的一种要胁手段，你如果不这样，我就刁难你在中国大陆投资的企业，让你破产，等於掐著你的脖子让你这样。对待欧洲通讯卫星公司，中共很可能也是这种手段，用经济方式进行政治勒索。但这个勒索本身就是虚弱的表现。 中共主要恐惧新唐人电视节目进入中国大陆，因为它比其他国家的电视节目进入中国大陆对中共的威胁更大，主要在於新唐人更懂得中共的虚假在哪里，更直接地触痛中共虚假的最薄弱环节。 呼吁道义声援 谴责欧洲通讯卫星公司 这件事表面上是商业问题，其实根本上还是道德问题。现在欧洲通讯卫星公司不承担道义责任，在帮助那些不道德的政权。而共产党的做法都是站在道德的对立面。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更多的人对新唐人进行道义声援，谴责欧洲通讯卫星公司不坚持道义原则和商业道德的行为。大家共同发出声援的声音是有意义的，叫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的事实真相，认清是非。 欧洲通讯卫星公司解约是没有道德原则的表现。我们应该谴责它，面对那麽大的一个邪恶的共产主义政权，你不帮助那些无法发出真实声音的人们发出声音，反而帮助那个邪恶帝国扼杀真实的声音。本来你有条件发挥正面的作用，可以拒绝中共的要求，可能会有一点经济损失，但不会是全部啊，现在就是一点都不想损失自己的金钱，宁可损失道德原则。 共产党垄断了中国所有的电视、电台、报纸等媒体，不让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新唐人的节目传播真实的声音，人们应该支持。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有多元的声音，现在中国人没有选择的机会，永远是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江泽民、胡锦涛什麽的，真正自由的世界哪能是这样的呢？ 中共不让人们发出声音，不让人选择，根本的原因就是恐惧、心虚，它知道人们如果自由选择，就不会选择它。如果自由竞争，大家就不会看中央电视台，而是看新唐人。 就象中共不让人投票选举一样，一旦可以自由选举，中共就会被选掉，它知道淘汰的一定是它，否则怎麽不敢让人选呢？ 新唐人传播真实 强调道德 我感觉新唐人电视台主要有两个特色∶一是传播真实，揭露共产党的虚假；传播多元的声音，挑战共产党的舆论控制。今天中国人进行的，是一场恢复真实的运动，像捷克前总统哈威尔说的，要生活在真实中。 二是强调道德。其实共产党和中国人的对决，最终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共产党专制的根本问题就是不道德，剥夺人的基本权利，进行奴役统治，控制媒体进行洗脑。这都是完全不道德的。 今天中国为什麽成为一个全球最大的不道德的国家，腐败那麽严重，无论是有权者，还是无权者，都在腐败，而且处於一个道德最沦丧的时期？这和中共的统治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对於今天的中国，不仅要从政治意义上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恢复道德，进行一场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运动，去掉身上的毒素、变成正常健康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唐人给人的一个强烈感觉就是比较强调道德立场。这是很重要的，也是比较根本性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从政治层面结束一个政权。这是新唐人的特色，值得肯定，更应该坚持。 恢复道德 共产主义才不会卷土重来 我们看欧洲发生的情况，俄国、波兰等国家，不仅仅是结束共产主义，还有一个恢复道德的问题，只有恢复道德，共产主义才不会卷土重来。有道德的群体才能构成健康的国家，健康的社会，才能阻止邪恶的卷土重来。 罗马教宗去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领导人和政要都要出席葬礼，大国里面只有中国不出席。罗马教宗在主掌梵蒂冈26年期间，走访了全球129个国家，联合国成员一共是191个，大国没去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共不让进。1999年香港主教邀请教宗访问香港，香港特首董建华代表特区政府表示拒绝，认为教皇来访问不合适。为什麽？就是邪恶的世界拒绝道德的声音。教宗代表的是道德的力量、信仰的力量。 为什麽共产主义大国都倒了，就剩下中国了，还有小小的古巴、北韩，越南，这不是偶然的，和这些国家长期的不道德、没有信仰有直接的关系。 现在的中国人，不关心信仰和道德，而是钱。一个物欲横流的国家怎麽可能复兴？我绝不相信一个国家可以建立在不道德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强国，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今天美国的强大不是物质的强大，而是精神的强大。美国有90%以上的人相信有上帝，看重信仰，这才是构成美国这个国家强大的根本原因。政治只是一个表层的领域，根本的东西在於人心和道德这个层次。 （原载「大纪元」dajiyuan .com） |
| 【推荐文章】中国人权主席」在赌场「赌得很利害」 2005-04-05 |
| 前言∶在中国人权组织十几位元辞职的理事中，王渝是情况比较特殊的一位元。她在2004年6月1日执行委员会会议之後，就一人单独提出辞职，比在2005年1月14日辞职的十位理事和荣誉理事，要早了七个多月。
一个外人不太了解的事实是，在今年初的大批理事辞职之前，中国人权组织里已经有不少优秀人才辞职。他们为什麽都不约而同地，先後离开他们所热爱的人权事业？王渝——这个被认为是最奉献、最有爱心的理事，为什麽要气愤地离开她义务工作了十五年的地方？茉莉就这些问题专门做了采访。 茉莉∶王渝姐，就目前各方面揭发的问题来看，中国人权组织内部的问题比较严重。你长期在那里工作，难道就一直没有发觉问题吗？ 王渝∶我比较迟钝，但是感到中国人权的运作有问题，也很有了一段时间了，只是没有把它当作很严重的事情。 从谭竞嫦担任执行主任後，纽约办公室和香港办公室都陆续有人辞职，而且每个离去的人都满腔怨愤，几乎都给理事们发了申诉的信，有的甚至给理事会主席去信。这迹象已经显示出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如执行主任、主席，和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缺乏沟通，逐渐偏离按照程式，共同探讨，以持平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对於这些人的去职，理事们没有查询，执行委员会也没查询，更没有讨论，实在是过分掉以轻心。现在回想，很对不起这些早先离开的朋友们。 茉莉∶要是能把早先辞职者的申诉信都找来看看，我们就能集中进行分析，这麽多人拂袖而去的共同原因是什麽。在那些人中，我知道的有曾经做出很大贡献的索菲亚，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司马晋先生，当时中国人权组织是怎样对待这些辞职者的呢？ 王渝∶司马晋的辞职，令我非常痛心，但是也没做出挽留的努力。他离去很久後，在一次执行委员会上，还有人称赞他处理财务的才干，为中国人权的财务做了非常好的安排（他担任treasurer之职）。他去职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名字都还留在一切档上，办公室也不加以改正。也就是说他仍然有权可以任意处理财务。好在他是正人君子不会乱来。从这里可以看出办公室的管理有多大的疏漏。办公室窗明几净，华丽宽敞，人人埋首桌前的表像更反衬出内里的问题。但是，我那时仍然没有觉察。 索菲亚的离去，简直叫我伤心。她耿直不阿，实话实说的个性像这个组织的良心。她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认识深刻，每每策划出精湛的报告。她善於招揽人才，又能让人发挥长处。她和国内许多人都建立深厚友谊，如王若水夫妇。她的离去是中国人权的大损失。 茉莉∶不能容忍耿直不阿的杰出人才，办公室却铺张华丽得很，为什麽一个人权组织要这样摆阔气？ 王渝∶当时我们搬到大上好几倍的新办公室，花大钱设计装潢，萧强很反对，说出许多理由，我觉得有他的道理。然而，同时我也觉得，搬了美丽的宽大地方，也许工作心情好效率高，也更有地方和各方来访者交流。 茉莉∶是不是搬到豪华处所，工作效率就真的更高一点？ 王渝∶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权还是人少钱少时事情做得多，做得好。 这个新办公室倒是让我第一次醒悟到和刘青的分歧。有一天，我们一位在台湾的理事黄默来到办公室，想和办公室谈谈工作的事，交换看法。因为他和我是老朋友，所以也把我约了去办公室。他和刘青会面，谈工作时刘青一直无精打采，到他告辞时，刘青要带他参观还在装修的新办公室。这时刘青神采奕奕了，黄默则无精打采。到了新办公室那边，刘青滔滔不绝，还特地介绍地板的质料，我在旁边又生气又感到丢脸。 茉莉∶你的那位老朋友黄默对此有何感受？ 王渝∶黄默一向性情温和。我从没听他对任何人用过重话，那天一跟刘青分手後，他对我说∶“这个人怎麽这样stupid！”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是出现在中国人权主席的身上，则体现出他的关注、方向和著重点所在。 茉莉∶那麽，你是什麽时候注意到刘青的财务问题的？ 王渝∶2003年，不断有人讲“你们主席赌得厉害”。因为他们用了许多夸大的形容，这就使得我本能地不相信。後来一位理事来跟我商量，她说刘青赌博叫人担心。因为关於刘青一人专管的“人道帮助”，已经不断从各种渠道传来抱怨∶没收到钱；要不到钱；给钱有交换条件等等。这位理事她把赌博和专管财务联系了起来。虽然我安慰她，说赌博的事不可能，心里则七上八下。後来确知了刘青赌博，我坐立不安。我想起2003年上半年，刘青曾一次从“人道帮助”拿出现金25000美元的事。那次是谭竞嫦发现的，她认为问题十分严重，提了出来讨论。 刘青的生活不奢侈，他对搬新办公室那种兴奋，令我很吃惊。即使生活不奢侈，但是联系上赌博，再加上专管一个项目的财务，就不免启人疑窦。何况这财务又是为了安全，要保密，因此不对办公室公开，只由他个人决定，没有制度监督。从这里我们认识到制度的好处了∶不只是制约人；也保护人。有了制度，刘青若是无辜就能依靠制度说明、证明。 茉莉∶既然谭竞嫦也认为问题严重了，那麽你们当时决定采取什麽措施？ 王渝∶後来谭竞嫦还特地请会计师到执委会说明问题，执委会就同意让谭竞嫦一起签支票，而且到银行设了限制∶以後最多一次只能取现金500美元。 茉莉∶原来这笔“人道帮助捐款”是由刘青一个人管理，後来你们发现情况不对头，就想办法限制他了。 王渝∶对，2004年1月9日的理事会上，我提出建立财务制度，要求刘青专管的“人道帮助”要有三个人共同负责。我衷心希望的是，刘青主动交出这个项目，让别人去负责。一个赌博的人专管这个项目实在不妥，因为他可以用维护安全的藉口，而不公布帐目。为了刘青自己，为了中国人权，他都不该继续负责这个项目。 茉莉∶你的建议是否获得其他理事的支持？ 王渝∶我在2004年1月理事会提议建立财务制度时，方励之赞同，他说民主体制中的做法就是不相信人，而相信制度。他还强调制度保护人的作用。郭罗基先生说∶“你刘青即使不贪污，人们也可以合理地怀疑你贪污。”关於成立三人小组的事，郭罗基先生和我两个人一再坚持。 但是我也有糊涂的地方。我当时应该私下向理事会共同主席――方励之和鲍勃¡伯恩斯坦――说明真相。刘青的事固然他自己有错，但与办公室管理不善、执行委员会缺乏监督都有关系。 茉莉∶你的辞职，与前办公室管理主任玮琳向理事会提出的申诉有没有关系？当时玮琳要求对刘青“侵犯她的劳工权和对她的人格侮辱”进行调查，并检举刘青财务不清的问题。请你简单介绍一下“玮琳事件”。 王渝∶接下来的玮琳事件就更说明办公室的管理问题。谭竞嫦因为玮琳工作优秀，所以当玮琳搬往LA时，把她留下来，让她在LA继续为中国人权工作。後来玮琳和刘青合作不成，发展成劳资纠纷。玮琳写信给理事提出诉求，检举刘青在办公室的不当做法。执行委员会要求童屹和黎安友调查此事。调查结果证明玮琳所说属实，他们提出给予两个月工资，即8000美元作为赔偿，并且由办公室出一道歉信。刘青、谭竞嫦不愿写道歉信，参与调查和做出结论的黎安友接过来写。但黎安友後来写的信，也并没有向玮琳道歉，只是要她保证不向外透露内部消息，以换取她的赔偿。这也让我认识到黎安友的为人。 玮琳那里肯接受这种有条件的赔偿，她拒绝接受这8000美元。玮琳的事件你最好跟她做专访，非常能够体现出问题，多方面的问题。 茉莉∶他们要求玮琳不能对外 漏此事，到底害怕什麽呢？ 王渝∶与会的斯卡特，是位美国律师。就是他建议随8000美元的赔偿附上一纸要求玮琳不准对外 漏此事的文书。到底是律师厉害，他比我们先看到了办公室理亏，否则何必如此。他们的表现很叫我难受。这是欺负弱者的做法。哪里是一群从事人权工作者的表现！一个人权组织怎麽能这样对待员工！而且是一个经过调查，认为办公室有错应该向她道歉的员工！ 茉莉∶难怪郭罗基理事在答复黎安友教授时，提醒他的这位老朋友，说黎安友的做法是“有损学者的身份的”。人权工作者本来是要在强权下保护弱者的，但这些有头有面的人，却在自己的办公室倚仗权势欺负弱者，夫复何言！ 可否请王渝姐谈谈2004年6月1日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是理事们半年前为健全制度而做出一次很重要的抗争，当时无声无息地流产了，导致你一个人单独辞职，此事一般不太为人所知。 王渝∶2004年6月1日，我们开了一个很长的执行委员会。会上谭竞嫦拿出一份三位理事署名的信件，要求根据章程，召开理事会特别会议，立即纠正以往的疏忽，讨论主要官员的任命和任期问题。这封信其实应该有七位理事联合署名，不知为何谭竞嫦拿出来的竟然是只有刘宾雁，郭罗基和苏晓康三人署名的初稿。 茉莉∶如果这封要求按章程办事的签名信在当时得到重视，就不会发展到半年後大批理事辞职了。当时这封信的命运如何？ 王渝∶你说得太对了。鲍勃¡伯恩斯坦（中国人权共同主席）把这信拿在手里摇晃，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 We should let them know their position。” 译成中文，意思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老几。当他把信往桌子上重重放下时，我感觉是给了我一个耳光。刘宾雁、郭罗基、苏晓康三位理事都是我十分尊敬的人。於是我说∶“有人说话比没有人说话好。一个组织都是沈默的大众，那就完蛋了。” 茉莉∶伯恩斯坦先生这句话的态度比较蛮横，令人无法接受。他不但是给你一个耳光，也是给我们所有关注中国人权组织内部制度建设的人，打了一个耳光。 王渝∶鲍勃平常待人很好。我想我的自尊心很强，再加上我对刘宾雁等三位理事的尊敬，让我非常受不了。而执委会上总叫我们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刘青财务的问题也不能说。他们居然声称∶谁向理事们 露，就要采取法律行动。而刘宾雁等三位理事向执委会提出建议，却又得到这样的对待。 说到这里我想起方励之，身为共同主席的他，为了想把事情合理地处理好，他提出方案，费尽心力，受够委屈，结果只有灰心地辞职。还有林培瑞的信，那麽诚恳，说之以理，动之以情。不也一样没用。许多人是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过努力的。 茉莉∶那麽，郭罗基先生等人是否获得了答复？ 王渝∶这封建议信的事，谭竞嫦似乎也没给这些理事一个回答。详细情形，你问郭罗基吧。 茉莉∶刚才我找郭罗基先生问了。他说，第二天方励之打电话给他，说这个提案可以列入2005年年度理事会讨论。因为要求保密，方励之先生并没有把会议的真实情况告诉郭罗基先生，例如李晓蓉当时都被气哭了的情况。後来，公布05年理事会议程的时候，也并没有把这个提案列入。这即是说，那个提案完全被置之不理。 茉莉∶按照章程，理事会拥有该组织的全部权力，执行主任只是行使理事会委托的职权，但谭竞嫦这个执行主任，似乎时时 驾於理事会之上了。 王渝∶执行委员都是理事担任，在执委会中本来应该是与办公室共同工作，同时监督办公室工作，并向理事会负责的。我们现在却似乎要处处替办公室掩护隐瞒了。岂不成了中共的人大――橡皮图章了？ 茉莉∶刘青的财务问题最初不就是谭竞嫦发现的吗？为什麽她後来却要帮著刘青隐瞒？ 王渝∶这件事让我发现谭竞嫦待人处事的反复无常，所以她後来的一切表现我都不奇怪。她能说出刘青是不可取代的这种笑话，你就可以知道她的思想水平。毛泽东就是因为被当做不可取代，所以他给中国带来那麽大的灾难。 茉莉∶因为他们什麽问题都不准说，对理事会也要保密，你忍受不了这种黑箱，於是就提出辞职的吗？ 王渝∶早在2004年3月，我心里很难受，写了一封信给方励之。说到“现在办公室中的作风令我感到难受。我们以前开会常会发生争吵，但是都是只对事，而且人人平等。那时鲍勃也跟我们一样，我们没有因为他帮助找钱而对他特别，他也没觉得任何不对。这是鲍勃可敬可爱的地方。我甚至觉得我们那样对他，才是更尊敬他。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这样把鲍勃往上哄抬的做法是损坏他。难道我们要让这个原来可敬可爱的人发生质变吗？如果真成这样，那是我们没有尊重自己┅┅┅。” 信里谈的是鲍勃，体现出来的是制度问题，中国人权内部已经失去了民主作风。我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决定辞职的。 茉莉∶波恩斯坦先生为什麽会发生这种质变，他个人的变化又怎样影响了一个组织的变质，这是需要严肃探讨的另一个题目。现在我只想知道，你在宣布辞职後，中国人权组织有没有派人挽留你？ 王渝∶完全不理睬。我的辞职，不是觉得自己太老或者身体不好，而是提出办公室有问题，而且我的辞职信同时发给了全体理事。办公室的这种态度，不仅连基本礼貌都没有，而且非常不负责任，更有甚者就是表示承认了我指出的问题。谭竞嫦爱把professional挂在嘴上，表示注重专业做法。她的表现往往不专业，亦即不professional！ 茉莉∶那就是说，他们根本不在乎你的离去。 王渝∶我想是的。我几乎不晓得他们在乎什麽。这次这麽多中国理事，还有林培瑞，一起辞职，他们不也是不在乎吗？ 茉莉∶那麽我就明白了，谭竞嫦巴不得你走，免得你多嘴多舌。他们已经财大气粗，可以拿钱雇人，不再需要你这个义工服务了。所以，在大批理事辞职之後，谭竞嫦们到处说这些理事走了好，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几个人就可以垄断，把这个渗透著许多苦难、许多人奉献的汗水的组织，变成他们利益集团获取更多利益的赚钱公司。 王渝∶谭竞嫦确实如此，最好都是没意见的人。刘青应该不会这样对待我吧。 茉莉∶这是一个组织的悲剧，酿成这个悲剧的是各种各样的人性弱点。本来，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制约人性之恶，但制度在中国人权组织里却无足轻重，敌不过金钱、权势和圈套。 这次我们就谈到这里，今後我们再继续探讨，把这个悲剧的因果揭示出来，这样做即使不能促使现存的中国人权组织改革，也能给将来想要做人权组织的中国人，提供一个前车之鉴。谢谢王渝姐！ 2005年4月3日 （原载《议报》，原题「我为什麽离开“中国人权”——王渝访谈录」） |
| 「星期专论」：小丑闹剧般的“国共第三次合作” 2005-04-02 |
| 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访问北京，和共产党会谈，然後发表共同声明，被称为「第三次国共合作」。从国共交手的历史来看， 这次「合作」不仅注定失败，更增加一层小丑闹剧般的荒诞。
人类迄今的历史从来都是自由战胜专制，而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列宁式的党；独裁政党的特色就是一个一定要吃掉另一个；小独裁必定成为大独裁的手下败将。在民主已成为世界潮流的今天，两个曾给中国人民、台湾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政党，一个从没经过中国人选举，一个在台湾选举中被人民淘汰，现在却走到一起，想要决定台海两岸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个「国际笑料」。 国民党当年在中国之所以节节败退给共产党，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对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没有清晰的认知。这次国民党还要跟共产党合作，说明他们迄今为止都没有从一败再败给共产党的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主要在於孙中山提出「联苏、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而「联苏容共」，就是联合纵容共产党；「扶助工农」则是支持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赞美的以暴力打土豪分田地。孙中山之所以这麽做，是因为本质上他和共产党在一种思维框架下，也是要建立「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独裁制度，他提出的「三民主义」，也在相当的成份上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相吻合，因为其中的两个内容（民族民生）都是强调大政府，而不是个人权利。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曾写过一本《孙中山传》，他论述说，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发展的机会，进而征服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所以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结果，不仅没有成功，反而糊里糊涂地帮助了共产党势力壮大（当时共产党才成立三年）。 国共第二次合作，表面原因是张学良发动「西安兵变」，迫使蒋介石联共抗日，但真正原因仍是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邪恶缺乏清楚认识。中国发掘出的史料证实，张学良当年已经加入共产党；但刚愎自用的蒋介石却一直坚持由张学良领导「剿共」。在国民政府官员和士兵在西安事变中被打死多人之後，按理说蒋介石应该更清楚共产党是怎麽回事，但他安全回到南京之後，却正式承认共产党的合法性，并把共军列入国军编制，给了番号「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於是这支军队八年後扩大到百万人马，最後打败了国民党。 当年国共内战，国民党军事失败的转折点是东北战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启用蒋经国做对苏联政策顾问（负责东北外交），由於蒋经国仍对苏共和史达林有幻想，结果加快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失败。据前美国驻台官员陶涵（Jay Taylor）所著的《蒋经国传》，连蒋介石本人都承认，他对史达林有幻想的东北政策是「最严重的错误」；「蒋经国因为东北交涉失败，备受抨击，政治地位下降」。 後来在中共获得联合国席位，台湾的国际处境非常艰难之际，蒋经国总统能够坚持反共，绝不向北京妥协，可能就是因为他和苏共、中共都打过交道，有过惨痛教训，而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因此他在一九八五年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才坚定提出三点：台湾是个民主宪政的国家；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只要中共在大陆实行共产制度，两岸就绝无谈判之可能。而且在晚年做出两项智慧的选择，一是开放党禁报禁，开启台湾民主之门；二是提拔李登辉接班，指望通过国民党本土化，以获重生机会。 而今天江丙坤的中国之行，以及国民党主席连战要去北京的所谓「破冰之旅」，完全是背叛蒋经国所启动、李登辉所推动的台湾民主化、国民党本土化的路线。因为去和共产党「合作」，就是去和造成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邪恶势力合作，这不仅损害台湾的民主，更是挑战人类的民主价值本身。连战们还在幻想要做「全中国的国民党」，可惜这种自恋式的所谓「破冰之旅」，最後结果一定是掉到冰窟窿里，自溺自戕。 前两次国共合作，都是在国民党势力远大过共产党之时，但最後都被共产党玩於股掌。现在国民党在台湾都已经被选民淘汰了，却可怜巴巴地去「小江拜老江」（江泽民），指望通过跟大独裁握一下手而提高一点国民党的生机，其效果只能适得其反。因为国民党这次根本谈不上什麽和共产党合作，只是一个朝拜，一次谄媚，一种变相投降而已；同时，这种行为的逻辑不通和身份不符之处，只能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笑料」。 首先你只承认「中华民国」是中国，根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怎麽却去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机构签署什麽协议呢？你要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一个反对党，去和执政的共产党谈判；要麽作为两个中国之一的国家领导人去和另一个中国谈判。现在你哪头都不认，既不是中共政府的反对党，也不认两个中国，更不认一中一台，那你跑到北京不是自我作践嘛？ 更荒唐可笑的是，作为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政党，你不是台湾的执政党，你没被人民选择，哪来的资格去代表台湾民意和另一个政府签署协议，何况对方还是敌对国？这就如同在冷战时，美国的在野党绝不会去莫斯科和苏共签署什麽协议；伊战前，美国的民主党也绝不可能组团到巴格达，和海珊的独裁党签署什麽「共识」，因为这不仅与身份不符，更是对本党的自杀行为。国际舞台上实在罕见这麽愚蠢的政党。 而国民党这次出访北京所选择的时间，更是对台湾人民的严重挑衅。在中共刚刚通过了要武力吞并台湾的「反分裂法」之际，任何一个真正珍惜自由价值的人，都会坚决反对独裁中国的霸权行为。这就是为什麽三二六台北有百万人上街抗议反分裂法。但连战、江丙坤们不仅不参加捍卫民主台湾的三二六活动，反而马上跑去与中共「合作」，这就等於在恶霸扬言要用暴力手段霸占你全家之时，作为兄弟之一的你却跑去恶霸家做客，喝交杯酒，这不仅是告诉世人，你愿意做恶霸的「同谋」，而且更降低你在台湾这个「家」里的信誉和执政机会；因为在宪政民主的台湾，选票是靠向人民求来的，而绝不是靠跑到外边去联合大恶霸吓唬出来的！ 国民党的这次劣行说明，它已堕落到历史最低点，不仅完全没有了当年那种抵抗共产党的勇气，同时也失去了在台湾赢得民心的信心，所以才跑去北京，试图借宿敌共产党的大棒，来对付台湾执政党和台湾人民。这种想靠独裁、恶霸帮忙，来稳固并强化自己在台湾地位的做法，真是再妙不过的自杀行为，其小丑闹剧般的滑稽，大概无法不令许多人窃笑不已。 （台北《自由时报》「星期专论」2005年 4月3日） |
| 【推荐文章】马建：在中国混得越好越是个大混子 2005-04-02 |
| 假如以苏联扩军导致衰落作为参考的话，中国的经济再撑上顶多十年就会崩溃。何况为了对付台独的扩军，是无法停止的，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已经清晰可见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专制与军事结缘的国家，必然会走向希特勒式的泡沫帝国。而民主与军事的结合就不会垮台，甚至是互补。 美国为民主帝国至今也没有出现垮掉的迹象。何况从道德文明的角度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相信未来属於市场经济、言论自由和民选制度，而不是非共产非资产加新闻封锁的专治政体。此民主信念也是人类进步的方向。一个没有给时代提供价值观的经济大国，能给人类什麽呢？我们享用著日本产品的同时，会尊敬缺乏正义观念的日本吗？ 何况中国的道德意识与上升的商品经济相反，正处在急速下降的底谷。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腐败之极的非道德的时代了。 赚钱意识在短短的十数年间，已把中国人的生活心态和人文精神，排挤到边沿，与中国思想中“自扫门前雪”的传统暗中接上了。而这正是儒家传统的一部分。但要人类以呼应世界多元化的名义接纳“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儒家文化，实在不是与时俱进，也不可能在人人参与的民主国家立足，它本来只是躲避封建专治的产物，民主国家不需要。 中国文化是名存实亡的，正如埃及文明的伟大一样，最好留在博物馆，不能从木乃伊的身上拿出点古传统，供今天的人们使用。今天除了些大小商品，中国也是没有精神资源能拿到西方倒卖的。武术、书法、中医、品茶和孔子思想，顶多是中国文化交流中的强项，但不会是西方社会的需要。没有中国电脑，没有中国旗袍世界照样多元化。但没有西方文明，人类的理想就是纸上谈兵。 当中国挂著社会主义的“毛头”，卖著资本主义的狗肉时，令我们震惊的是中国社会是可以表里不一，中国人是可以口是心非的。为了在政治恐惧中求生存，他们改变了思想和行为，以避免“出事”。在奔向中产阶级的同时，也更创造出了新型的言不由衷的中国人，青岛土话叫∶混子。可以说，在中国混得越好，越是个大混子。 胡锦涛说北朝鲜好，是决不会送他的孩子去平壤留学的。他宁可送子到“敌对势力”的美国。 长期的专治使中国人建立了一整套生存方式，不需要黑白分明；被毛泽东枪决的人家里照挂著毛主席像，反感共产党的人照样入党。不需要时实求是；从专治国家出来的留学生都说，我没觉得中国没有自由啊？和英国没有区别啊？不需要面对现实；明明是婚礼，人们会高唱著∶“为什麽大地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那首歌颂当人肉炸弹的颂死歌。住在伦敦十几年了，而且是好区，还硬说是“寄人篱下”。我们的血液里都装著一套自欺欺人的思维方式；足球输了就说二千年前中国人就在踢球。我丢了钱包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破财免灾”。砸了碗杯大家都会惊呼“岁岁平安”。明明被车压断了腿，也叫"因祸得福"。我认为这种在专治社会生存的思维文化只能是出了口也转内销，它太离谱了。 和中国人说话，常常感到专制真是个害人的东西。眼瞅著一个漂亮的姑娘，会讲出∶“这麽脏的黑人，灭了算了。”一种毫无人性的专治复制话语，此价值观是非人文的，也是不文明的。 当中国以多元化专治帝国在世界变强的同时，我们并没有人文价值的文化能输出给世界。今年春节是伦敦最热闹的“中国节”，能看到的也就是国内的京剧片断、民乐合奏、舞龙打鼓、品茶和表演兰州拉面，那点庙会热闹而已，看完了直反胃口，是典型的共产理想破灭又从被革了命的死人身上扒衣服冒充死人。靠民族主义临时来填补共产失败的现代中国文化，就是从专制的牙膏挤出来的脏东西，只能污染世界。 在全球进入了经济竞赛的电子时代，寻求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来给中国精神输血，也是自欺欺人的。佛道的避世思想只能给文人学士造一个逍遥的世外桃花园而己，与时代无助。 目前中国正流行著一大批“明心见性”的文人，他们手握佛珠，不思善恶，穿著唐装只进茶馆。假如这类人增加到一亿，中国就文明了吗？ 但拯救意识的基督教思想最近十五年来在大陆、特别是在沿海一带的复兴速度是惊人的。目前基督徒已达八千万之众，也许这是中国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部份，也可能成为中国与世界对话的衔接。 现在能有点面子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只能消失在全球化的海啸之中，因为它在本土都己成了残片。这也是只发展经济，不准思想的专治不可避免要损失的人文代价。 所谓的社会转型不是由垄断性的党文化转向自由平等或由物质文化转向精神文化，更不是专治转型为法治的问题，而是硬把一个男人用变性手术做成个女人一样，是现代科技在制造人性美感。 今天的中国人就是这麽不男不女的，好听点叫阴盛阳衰。儒家伦理，经过共产党多年的努力奋斗，己经从中国三至四代人身上淫除了。新中国人，是一种与中国道德伦理毫不相干的新品种。 控制人的思想意识在民主国家日本也一样发生，不了解二战日本人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的几乎是全体国民，各别学者和战犯的忏悔占不了人口的百万分之一。那麽，中国共产党的罪恶隐藏不露，照样统治也就变得正常了。东方人不同於西方人，没有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只要自己有吃有喝，就进入了太平盛世。 的确，当中国人不再承认脑被洗过了，那才叫洗了脑。 一个大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正支撑著今天的经济发展，正如大日尔曼民族的帝国梦，吹出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一样，把金钱和财富变成了人类的大灾难。这种历史只能重演在丧失民族记忆的时代，那就正是今天的中国。 中国加入了WTO以後的和平演变，虽然为一党文化的崩溃创造了条件，但补养过头了便给专治输了血，使独裁起死回生正是中国社会的新景观。假如没有崩溃发生的话，现代中国不会再左倾了，但右倾也是灾难，因为它缺乏了凝聚社会的道德资源，有目标没有方向。它会一厢情愿地只走向两极分化的富有，渐渐再济补贫穷的阶层，像商业文明的新加坡，虽然不再是个人文社会，也没有了创造力，人们靠著勤奋活著吃著而己，如同超市加医院，但这就是中国人的社会远景。 （原题「缺少道德资源的经济强国」，作者为中国旅英作家） |
| 目睹美国的黑暗时刻——对特丽被送进“毒气室”的思考 2005-04-02 |
| 我对特丽．夏沃（Terri Schiavo，也译泰莉）被判“死刑”的愤怒和悲哀，超过了对造成三千人死亡的911恐怖袭击。这绝不是夸大其词故作惊人之语，因为911是疯狂的恐怖份子所为，是全人类的常识都共同认定的非理性的魔鬼，在善良的人们毫无防备之际所犯下的罪恶；而特丽的被判“死刑”，则是在最民主自由的美国，由被视为最文明、最理性的法官们，在全国人民的众目睽睽之下，按照法律条文实施的，而且还得到了以专家、教授、学者、医生、法官、律师、记者等为主的不少美国人的支持。
“好人”理性地杀人，远比魔鬼疯狂地杀人更千百倍地令人恐怖。人类最血腥的罪恶，从来都是所谓“好人”高举著“正义”的旗帜，在法律的保护之下理直气壮地执行的。特丽事件之所以引起了美国、整个西方、以至世界的关注，之所以再次把美国舆论撕裂成两半，再次凸显左派民主党和右派共和党之争，就因为它绝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家庭民事纠纷，也不仅是一个文化和法律冲突的问题。 对这个脑残障者生命的处置和态度，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美国及西方社会两种文化（死亡文化和生命文化）、两种理念（人本主义和基督信仰）、两种文明（相对伦理和绝对道德）之争。它涉及到人类在这两者中选择哪个走向的重大问题。美国法官的这次判决，不仅剥夺了一个无辜女性的生命，而且是一次对“绝对道德标准”判处死刑，它是20世纪导致纳粹和共产主义兴起的那种拒绝上帝、人本主义思维的可怕延续。 这个在过去两周以来引起美国媒体和民众最大关注的事件起因是在1990年，当时26岁的特丽突然心脏停跳了几分钟，导致大脑缺氧而失去意识，医生诊断她成为“植物人”。8年前，她的丈夫迈克向佛州法庭提出，要求拔掉特丽的进食管，理由是他妻子曾说过，如成为植物人，不愿意靠插管存活。但特丽的父母不同意，不仅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过女儿这种表示，而且他们提供的录影带显示，特丽不仅有表情、会微笑，还有眼睛、头部随移动物转动等反应，即她没有完全脑死亡；所以他们打官司要求照顾特丽，希望女儿活下去。但佛州法官却判决迈克胜诉，於是特丽的食管被拔掉。 按美国目前的法律，这类民事案件由各州地方法院判决，联邦法院不受理。但由於特丽案件事关紧急的人命和对重大生死问题的态度，所以美国参众两院随即通过了一项专门法案，同意特丽一案可递交到联邦法庭审理；休假中的布希总统也连夜赶回白宫签署法案生效。但是，联邦法院和联邦巡回法庭审理的结果仍是特丽父母败诉。最後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被拒绝受理，因最高法院一般只审理和宪法有关的案件。 特丽一案主要是由佛州地方法官审理的。判决拔掉特丽食管的主要根据，一是按“佛州监护法”，特丽的丈夫迈克是监护人，他有代表特丽发言的权利，而特丽的父母没有；二是迈克表示特丽曾说过一旦成为植物人，不愿意活下去，所以拔掉食管是特丽自己的意愿；三是医生诊断特丽已处於“脑死亡”的植物人状态，没有康复可能。 但法官的这三条主要判案根据都有可争议之处∶首先是迈克已经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丈夫资格”，因他早在八年前就和另一个女人同居并生了两个孩子，後来两人正式“订婚”。法律之所以把监护权交给配偶，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配偶之间具有最亲密的关系。但当迈克和另外一个女人一起生活、生育子女、并已经订婚的情况下，他对特丽的爱和情感当然大打折扣，而且既然他已经违背了婚姻誓言，他就已经不是事实上的丈夫。但法官无视这个任人都可以做出基本判断的常识，坚持迈克仍是法律意义上的丈夫，仍有完全代表特丽讲话的权利。 其次，整个案件中最关键、也是支持给特丽拔掉食管的阵营最强调的，是绝症病人有权利选择结束自己生命。但这里的一个重大疑问是，到底特丽有没有这种“遗嘱”？事实是，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说明她一旦成为植物人，愿意选择安乐死；只是迈克自己这样声称而已。特丽发生意外时才26岁，那麽年轻就立下关于自己一旦成为植物人如何处置的口头遗嘱，不太合常理。据《华尔街日报》3月27日引用的Find Law公司民调，18到54岁之间的美国人高达76％没有生存遗嘱（living will），20多岁这个生命正旺的年龄段自然很少有人这麽做。即使在55岁以上的老人中，也有47％的人没有这种遗嘱。且不说特丽当时年轻、健康，立什麽关於植物人的遗嘱，按常识判断实在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使夫妻间不经意地感叹一句“我要是植物人可不想靠插管活”，能不能算正式“口头遗嘱”也非常值得讨论。更何况现在只是一个背叛了她的丈夫这样声称，没有任何实际证据。 除了年轻之外，特丽出生、成长在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很早就受洗。天主教是不同意用自杀和安乐死来结束生命的，因而作为教徒，她也不大可能立下这样不合教规的“遗嘱”。 而且各种迹象显示，迈克的“遗嘱说”不像是真的。据《纽约时报》报导的法庭文件，在特丽发生意外後七年之内，迈克从没提过妻子有这种“遗嘱”，直到他打赢了医疗事故官司，拿到了百万美元赔偿之後。特丽婚後一直无法有孩子，因此接受一种“激素治疗”，期待增加生育可能。她发生意外後，迈克以“医疗事故”为由打官司，最後获得105万美元赔偿，其中30万给迈克本人作为婚姻损失赔偿，75万给特丽做医疗费。特丽当年的一位元女友在电视上说，迈克在打官司时承诺，拿到赔偿要买个大房子，把特丽和其父母都接到家中；但他拿到百万美元之後，“整个变成另外一个人”，他自己买了房子，装修了他母亲的公寓，却没有接特丽和她的父母，而是找了女朋友同居。後来又提出诉讼，要求拔掉特丽的食管。在特丽脑伤残七年之後，迈克的大脑竟“突然”活跃起来，回忆说妻子有过口头遗嘱，这种说法怎麽能让人信服？ 据《纽约时报》报导，迈克的这种说辞曾被知情人戳穿过，在2001年迈克首次官司胜诉，特丽的食管被拔掉後，迈克的前女友给当地电台讨论节目打进电话说，迈克曾对她说过，他不知道特丽到底有没有遗嘱。於是法官根据这个“证据”恢复了特丽的食管。但不久那个女友就反供，背後是否有迈克压力或收买，法庭则没有调查。 对於迈克在特丽发生意外七年之後，在得到105万美元、有了“未婚妻”之後，突然说“想起来”特丽有过口头遗嘱之说，《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劳姗默（Charles Krauthammer）评论说，明摆著的，当迈克和他的“未婚妻”一起生活之後，“特丽就成了一个障碍”。福克斯电视台王牌评论员欧莱利（Bill O'Reilly）则在他的广播节目指出，当丈夫和妻子有利益冲突（迈克要和别的女人结婚）时，他的话不仅不可信，而且他已成为要蓄意谋杀特丽的嫌犯。 法官判决可拔掉食管的第三条主要依据（医生诊断特丽已是“永久性植物人”）也是有争议的。据《纽约时报》刊登的法庭文件，共有6名医生作过诊断，其中4名确定特丽已是植物人，大脑已绝大部份死亡，没有恢复可能；但有两名医生持异议，其中有美国知名神经科医生切希尔（William Cheshire）曾去病房看过特丽，并研究了特丽父母拍下的录影带，他的结论是，特丽不是“植物人”，还有一定的意识能力。 四位认定特丽是“植物人”中的主要医生是克兰夫德（Ronald Cranford），他以前曾确诊的一位“植物人”（也断定没有康复的可能），12个月之後却清醒了过来。当有人对这位“专家”指出，如果当时听从他的诊断，这个人不就像特丽一样被“杀”掉了吗？这位专家回答说，“那是我的一个错误；但特丽不一样，她已是植物人15年了。”但美国最近有一位曾有被医生判为“植物人”的女性，20年後竟可说话，呼叫父母。在CNN的“莱瑞．金现场”节目上，也有两位女性现身说法，她们都曾被医生判为“脑死亡”或“植物人”，也曾靠插食管存活，其中一位的脖子上仍可清晰看到那个插管的洞口伤疤，但她的丈夫拒绝拔掉其食管，细心看护她，5个月後，她清醒了过来，今天在电视节目上讲话比许多专业评论员都更头脑清晰、口齿伶俐。另外据3月26日《纽约时报》报导，在美国还有四名跟特丽的状况一样，由於大脑缺氧而导致脑死的男性病人，也是被医生诊断为“永久性不能康复”的“植物人”，但最後都清醒了过来。 在三项主要判案根据都有疑点的情况下，为什麽佛州的法官们仍是拒绝特丽父母的要求？法律专家评论说，这是按司法条文办案，因为按照法律，迈克是监护人，他说特丽有过口头遗嘱，这就是判案“根据”，而那些质疑则不能作为法律定案依据；对於特丽是否植物人，要以多数医生的诊断为主，而且长达15年脑死，就没有康复的可能。 但这样人命关天的事，应不应该在有严重疑点的情况下定案？在美国，被判处死刑的，不等本人提出，都会“自动”进入上诉程式；每个死刑犯的平均上诉期超过20年，等於被判死刑後，至少还可活20年。任何新“证据”，或律师找到新的理由，都可以使案件一而再地上诉、重审。即使这样，仍有相当多的美国人要求废除死刑，毕竟生命只有一次，一旦错判，就无法“更正”。 特丽案件则陷入类似“22条军规”的窘境。因为如果她是个死刑犯，在所有上诉失败後，州长和总统都有行政权力“特赦”她免於一死。但由於特丽是个完全无辜的人，从来没有被判过任何罪，所以按法律不存在她被“特赦”一说；也就是说，没有法律条文说州长或总统可以“特赦”特丽这种无辜、无罪的人。於是，杀了多少条人命的罪犯可以得到赦免，而一个完全无辜、无助的残疾人，就竟然要在全世界的注目下，由於没有法律条文保护，被活活地渴死、饿死！无论多少人在她病房门口声援、呼救、流泪、祈祷，但所有人就都束手无策，天下没有比如此“执法”、如此“人被条文杀死”更荒诞的了！ 退一万步说，即使法官判案的三条理由都毫无疑点地成立∶第一，迈克没有其他女人，仍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完全有资格代表特丽的丈夫；第二，特丽有文字遗嘱，不想在成为植物人情况下仍继续存活；第三，全部医生都一致判断特丽大脑永久性全部死亡，没有恢复的可能性。那麽在深爱特丽的父母、兄妹愿意接管、继续护理她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按法律程式杀死一个无辜的人？ 事实上，这种假设的三条理由也都有可争议之处。首先，对於迈克来说，在妻子脑伤残或完全成为植物人之後，他要找其他女人，就应该和特丽正式离婚。但事实是，无论特丽的父母怎样苦苦哀求迈克和自己的女儿离婚，由他们来做特丽的监护人，迈克就是坚决不肯，一定要给特丽送终。佛州布什州长打官司要求州政府做特丽监护人，迈克仍不放弃，布什州长也输了官司。 迈克坚决执行特丽“死刑”的理由是，他要尊重特丽本人的愿望，他是在为维护特丽的“死亡权利和尊严”而战斗。这里且不说特丽根本没有留下文字，即使有，她是否清楚地表明在脑死亡什麽程度下不想活了？二十几岁健康时的想法和今天是否一样？从无数历史人物和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经验中看出，人的思想变化可以是惊人的、翻天覆地的。尤其对於疾病和生死问题，健康人和病人的想法是有很大不同的。在美国多个电视评论节目上，都有人出来证明，自己健康时认为一旦伤残等，就不想活了，但真正生病或瘫痪之後，想活下去的愿望比健康时还强烈。所以用健康者、或健康时的思维去判断伤残者的愿望是不公平的，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 那麽照这种说法，那不是人的“遗嘱”都可以不遵守了吗？那立“living will”还有什麽意义？当然不是。如果病人家属全都毫无异议地一致确认、并愿意执行living will，那当然应该执行。但在特丽这个案件中，既然她的父母那麽愿意照顾这个女儿，为什麽一定要她死？而让这个无辜的脑伤残者活下去会损害谁？当生命和法律条文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选择生命还是法律条文？今天，那些专家学者、文化人们最高声强调的就是“我们要遵守法律！”对此让我引用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知识份子》一书中的以“提防知识份子”为题的全书结论来回答∶“任何时候我们必须牢记知识份子习惯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人必须处於第一位。” 迈克和他的支持者辩解，我们要维护特丽的“尊严”，不能容忍她在父母的照看下“赖活著”。在这里，迈克们的自相矛盾之处在於，他们一方面强调特丽已经全部脑死亡，一边强调她的尊严要维护。而事实是，只有大脑有意识的人才有尊严感。如果特丽已经全部脑死亡，那麽她的脑子怎麽会产生尊严意识，这不是逻辑不通吗？ 这种所谓“植物人”的案例，和头脑清醒的、想结束自己生命的绝症患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在於∶绝症患者由於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堪病痛折磨，感觉自己尊严受损，所以清醒地选择结束生命。但是，医生可以尊重病人的意愿不再继续采取医疗措施，但却不可以帮助病人死亡，几年前美国一个帮助安乐死的医生目前还在伏法。为什麽不可以帮助人家自己要求死亡的意愿？这就如同一个人要上吊，你不能帮他找绳索；一个人要跳楼，警察和民众要全力设法抢救，而不是鼓励他“快跳呵！”或推他一把。 对於特丽来说，如果她真是全部脑死亡的“植物人”，那麽她的大脑既不能产生尊严意识，也没有肉体痛苦感觉，而且只需要食物和水就可以活下去。那为什麽不能满足她的父母对她的一片爱心，让她继续活下去？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爱和关照这个完全无助的生命的过程中，可以提升特丽的亲人和那些关注她生命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就像修女泰瑞莎所说的，正是由於有机会面对那些弱者和伤残的人，才会启迪和提升人的爱和怜悯，让人更有“心”。 那麽在这种情况下，为什麽仍有许多人认同特丽被活活饿死？迈克和他的支持者们强调，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我们必须服从法律。这当然没错，在法律没有和生命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服从法律，无论对判案多麽不服。例如选举、婚姻、财产等纠纷，甚至犯罪案件等，哪怕是杀人案。例如十年前的辛普森案和最近的好莱坞演员被控谋杀妻子，最後获无罪释放。这两个案子按常识判断，嫌犯都是罪犯，但既然法律审判结果他们无罪，无论我们脑中怎麽认定他们就是杀人凶犯，都必须接受判案结果。毕竟这是放掉一个人，而不是杀掉一个人。我们推崇民主国家的判案原则，就是因为它是“宁肯错放一千，也不能误杀一个”。 但无论多麽民主的国家，法律毕竟是人制定的，只要是人干的事，就必定不完美，必定有疏漏和错误之处。那麽当以法律条文难以断案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要求生命的”，还是选择“要求死亡的”？在特丽这个案件中，为特丽争生命的父母，和为她“争权利”的丈夫，到底谁更爱特丽，人们的道德良心更应该往哪边倾斜？人类的祖先早在三千年前，就给我们做出了绝顶智慧的选择∶ 在《旧约圣经》中有一个“所罗门的测验”（列王纪上3:16-28）∶两个女人争夺一个孩子，都说这个婴儿是自己所生的。当年没有DNA测验，而根据两人各自说辞，以色列王所罗门无法判断孩子到底是谁的。於是他智慧地说，拿剑来，把孩子劈开，两个女人一人一半。其中一人同意，另一个则立刻跪下说，千万别把孩子杀死，给另外那个女人吧，她不争了。於是所罗门把孩子判给那个“不争了”、为孩子求命的女人，因为谁站在“生命”一边，谁才是真爱这个孩子的生母。结果所罗门的判断正确。 但今天的法官，为什麽在纠缠不清的情况下，一定要裁决“选择死亡”一边胜诉？为什麽还有那麽多人都支持迈克和法官？难道他们对特丽的父母毫无同情心？他们看著那个无辜、无助的特丽被活活饿死就开心？难道他们都对迈克的丈夫资格，特丽的所谓遗嘱和她的病情都毫无疑问，百分之百地相信？绝对不是！那些身经百战的法官、律师们，那些精明透顶的专家、学者们，对那些疑点当然清清楚楚，而且他们对特丽和她父母的同情心，也许并不亚於那些在病房外为特丽祷告的普通人们。但他们为什麽一定要坚持把特丽饿死？因为他们在是为一场意识形态而战，而维护这个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是高於人性，高於维护一个生命的。 这个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就是∶人是世界的主宰，不是神；人有决定自己行为的一切权力，其哲学基础是理性至上、人本主义。特丽案绝不是孤立的，它是自20世纪进入高潮的有神论和无神论这场战争中的一个战役而已。在这场文化战争中，支持迈克和法官判决的一方，多是左派民主党人和无神论者，他们赞成堕胎、安乐死、吸毒、同性恋结婚等等；他们认为文化是多元的，道德是相对的，人类不应该有绝对的道德标准。 而支持特丽父母的一方，多是右派共和党人和基督教徒，他们认为必须坚持来自上帝（圣经）的“绝对道德标准”，如果人们都按自己的想法（及需要）行事，如果人类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那麽人的一切行为准则都会失去方位，失去根基，其结果一定是灾难和死亡。当尼采喊出“上帝已死”的理性至上宣言之後，人类就不仅要主宰世界，还要按自己的乌托邦改造世界。这种与上帝隔绝的最大恶果，就是否定绝对的道德标准，於是把世界推向“道德无政府主义”（moral anarchy）。 支持迈克的一方，最强调的是美国是个法治国家，我们要服从法律。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不知道他们是否忘记了，耶稣基督本人就完全是在法律裁决後被送上十字架，而且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你说别给我讲耶稣，我不信神。但是耶稣被杀害是犹太历史上清楚记载的事实。 再看近在眼前的∶在二战结束後的纽伦堡审判时，那些纳粹领袖们的自我辩护曾令法官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强调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法律行事。”因为是德国最高法院发布公告，宣布犹太人不是人类。那些德国的法官、军官和今天判决取消特丽食管的美国法官一样，都是在规矩地按照法律条文行事；而那些检查犹太人的身体，决定送谁进毒气室的，都是获得Ph.D、MD的医学博士，像判定特丽是“植物人”、要拔掉她食管的美国医生一样的专家，他们经过医学鉴定後，“合理合法地”把老弱病残者、同性恋者和精神病患者等送进了炼人炉。因而那些纳粹领袖们说，你们没权审判我们，没权把你们的道德、文化和法律强加到我们头上，因为道德是相对的，文化是多元的。 当时纽伦堡联合法庭不知所措，震惊之余，律师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法官也拿不出任何条文应对，最後只好宣布休庭。没错，人家是按照自己国家的法律行事，人家有自己的道德和文化标准，人家的法院公告说犹太人不是人类，纳粹官兵只是在执行国家的法律，你凭什麽理由，用什麽理论根据、什麽标准来裁决人家有罪呢？法官们经过措手不及的紧张和讨论之後，搬出了“自然神”的理论，用人类有基本的、统一的道德标准为理由，审判了纳粹头目。 当不承认有绝对道德标准的时候，那麽法官就可以决定哪个植物人被结束生命，反正他们已经是“没有用”的人了。照这种理论滑坡下去，那麽一个被诊断永无康复可能、并对他人和社会具攻击和威胁性的躁狂型精神病人，是不是也可以被结束生命？因为按照要结束特丽生命的那些人的逻辑，这类精神病人不仅对社会毫无用处（还有害处），也是活得毫无尊严，也是大脑坏了，丧失了意识能力。如果这种理论成立，它就等於确立，人类的一部份人有权判断别人的生命状态，并有权结束这个人的生命。（这里暂不探讨罪犯的死刑问题） 佛州的这个判案，是使人们走向奥斯威辛的道路。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年德国就是在理性至上、优化德意志民族的思维下，在高智商、高学识的法官主导下，在法律的范围内，把精神病人，同性恋者，残疾人和他们认为“低质者”等关押并杀害。当年纳粹大屠杀中第一批被杀害的人，就是七万名被认为“不可救药”的精神病和其他患者；而且那场大屠杀就是从“安乐死”开始的！今天特丽则被他的丈夫和法官，以法律的名义送进了21世纪的美国式毒气室。难怪在特丽病房门前抗议的人群，举起了“欢迎到美国的奥斯威辛”的牌子。 斯大林毛泽东等共产主义者，也完全是在无神论、理性至上的意识形态内，完全在他们的法律框架下，屠杀了一亿多人的生命。在抛弃绝对道德标准、无神论肆虐的20 世纪，人类理性地、“正义”地屠杀的人数，超过了以往19个世纪被杀害人数的总和；20世纪的全部灾难，都是人不信神，和上帝隔绝，失去绝对道德标准的结果。因此有哲人总结说∶“十八世纪圣经被扼杀，十九世纪神被辱杀，二十世纪人被残杀。”其实在《圣经》（箴言8:36）中上帝早就清楚地指出∶“憎恨我的都喜爱死亡。”难怪波斯的伟大政治家和诗人赛迪（Saadi）表示∶“我畏惧神，其次是畏惧那些不怕神的人。” 特丽事件只是美国、西方和全世界这场文化战争中的一个战役，一个惊心动魄的插曲。但特丽就在最民主自由、在我最热爱的美国、在我们眼前被理性地、合法地结束生命，这无法不令人更加倍地愤怒和悲哀。也许特丽是上帝送给美国的礼物，在复活节的这个星期，让她的生死再次唤起美国和世人走向上帝，在经过这个黑暗的时刻之後，为美国和世界迎来新一轮基督的光芒。 2005年3月29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
| 用台湾的民意对付中共的霸权（华视快语台湾） 2005-03-24 |
| 这个星期六在台北将举行「三二六大游行」，这是一次关系到台湾命运、台湾前途、台湾在世界的形象的一次大游行。因为中国刚刚通过了「反分裂法」，明文表示可以用武力手段并吞台湾。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台湾人们要向对岸的独裁政权发出什麽样的信号？要给向西方民主国家表达什麽样的民意？
大家都知道，去年和前年在香港的抗议大游行，不仅导致了限制香港人民自由的二十三条流产，而且促使了这次董建华的下台。那两场展示香港民意不可辱的民主大游行，还得到了西方媒体的广泛报导和支持，不仅提升了香港人民在世界的形象，更维护了香港人民的尊严， 而最近频频登上西方媒体重要新闻版面的，是百万黎巴嫩人民走向街头，要求叙利亚撤军，要求民主选举，要求一个黎巴嫩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这种强大的民意，不仅震憾了西方，更震憾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导致叙利亚表示撤军。正是这种民意，才促使自由世界对这些国家民主化给予更大支持。 面对中国，台湾确实很小，人口才是对岸的百分之二，面积不到中国的百分之零点五。但台湾并不孤独，因为它的背後不仅有美国，还有整个自由世界。但自由世界对台湾的支持，主要是对台湾民意的支持，因此首先得台湾人民自己发出声音。例如不久前伊拉克选举时，虽然有恐怖组织的威胁和屠杀，但仍有八百万人勇敢地出来投票，其投票率超过了去年底台湾的立法院选举。这不仅向自由世界表达了伊拉克的真正民意，同时由於他们展示了自己要民主、争自由的智慧和勇气而赢得自由世界的尊敬和来自美国的更强有力的支持。 所以在台湾这样的历史时刻，多一个台湾人走向街头，多一分抗议的声音，就可以更广泛地争取西方自由世界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向对岸的中国领导人发出台湾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可剥夺，台湾人民不可欺、不可辱的群体意志。三二六那天，在台北街头聚集起来的不是人头数字，而是澎湃的民意，自由的呼唤，是放大了的台湾！只有这个民意所凝聚起来的共识所放射出的力量，才是对台湾的最大保护。谢谢收看，下次再见！ （台北「华视」2005年3月23日快语台湾） 录像请见：http://taiwanus.net/news/show.php?id=1796 |
| 【推荐报导】信奉自由的中国人反对《反分裂法》 2005-03-24 |
| 【摘要：台湾用以对抗北京武力威胁的最大资本，也是台湾赢得国际社会支持的最大本钱，就是它自由民主的成就。无论统独，能够确保两岸和平与人民福祉的最佳选择，无疑是让大陆中国尽快走向民主化。┅┅要想不分裂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让大陆尽快地民主起来、自由起来、平等起来、共同富裕起来。】
（中央社记者曾志远纽约二十四日专电）在纽约专门致力中国民主化运动的民主亚洲基金会，近日在它的“民主论坛”网站 http://asiademo.org/gb 上，发表一系列中国读者如何反对反分裂国家法等近二十篇文章，例如北京刘晓波的“一国良制∶阿扁的明智选择”等，也许可以看出即使是独裁国家也不是一言堂。 刘晓波认为，台湾用以对抗北京武力威胁的最大资本，也是台湾赢得国际社会支持的最大本钱，就是它自由民主的成就。无论统独，能够确保两岸和平与人民福祉的最佳选择，无疑是让大陆中国尽快走向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如果台湾肯向北京政权打民主牌，借助统一的杠杆来对北京施压，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推动大陆走向民主化的最大外力。” 南京的杨天水在“反分裂法能够解决中国的统一吗？”一文中明白表示，它不但无法达成这样的目的，反而可能促使台海两岸状况更加糟糕。他说，中共应该和中华民国实行真诚、认真的和谈，应该考虑制订和谈法，放弃反分裂法，以民主宪政为目标，以和平谈判为手段，来解决中国的统一。 合肥的沈良庆认为，中共当局制订反分裂国家法，说明在一党专政条件下，和平统一的画饼难以充饥，分裂的可能性更大。 贵阳的李任科表示，要和平就要谈民主，就要谈放弃独裁，放弃一党专制。要谈诚意，第一放弃武力，第二自由发展政党组织，第三竞选执政。只要放弃权谋，独立与否的选择都可成立，最後民众的选择才是真正的选择。 贵阳方家华在“坚决制止反分裂国家法”中说，反分裂国家法的结果，是中共又一次制造战乱，制造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制造孤儿寡妇。制止该法就是在制止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灾难。“今天的大陆民众，已不是上世纪的大陆民众，我们必须让中共学会尊重。” 丹东的田晓明正告北京当局，不能在台湾问题上迷信武力；湖南金海涛肯定陈水扁总统日前关於“一国良制”的谈话，认为这已经把问题说得非常透彻了∶问题不在於一制或两制，而在於劣制或良制。 居住在纽约的唐元隽表示，制订反分裂法是缺乏对历史和现实情况的理性考量，毫无建设性可谈。拿美国南北战争做比喻，更是荒谬不可言，说明执执政者意识形态思维的僵化和强权意志，根本无助於真正化解两岸冲突危机。 本名登焕武的重庆籍火戈指出，中共当局制定反分裂法，并非真正要为武力攻台作铺垫，而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并试探民主国家的真实态度。不管是什麽样主张的台独，只要他们不企图采取战争与暴力方式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那麽以坚持保留“非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的反分裂法，无论怎麽乔装摆弄，都只能是歪法、恶法。 徐州郭少坤劝大家不必杞人忧天，“要想用共产主义制度去统治已经生活在民主自由下的台湾人民，大概很难被二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所接受。要想不分裂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让大陆尽快地民主起来、自由起来、平等起来、共同富裕起来。” （原载台湾中央社网页2005年3月24日，原题「中国人民对反分裂法看法并不一致」） |
| 三一九大游行损害台湾 2005-03-20 |
| 各位观众你们好，我是曹长青。在台湾总统枪击案一周年之际，国民党准备组织「三一九大游行」，再次提出要枪击案真相。我觉得从两个角度说，现在组织这种游行都非常不合适。
首先，台湾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已是民主法治国家，因此像总统枪击案这样重大的案件，更应该通过司法渠道，在法治框架内解决，而不是通过街头群众运动。而且在没有证据之前，不能把猜测当作结论。西方民主国家普遍实行「无罪推论」的法律原则，也就是说，在没有证据之前，任何人都应该被视为是「无辜的」。 例如在美国，六十年代甘乃迪总统被暗杀，当时没有反对党出来说这是甘乃迪的政党为了政治利益而自编自导，事实上由於甘乃迪被刺，他所属的左翼政党声势大涨。同时，甘乃迪阵营也没有人出来指控说这是反对党干的，虽然不少人有这种猜想。後来好莱坞拍出一部电影，影射是保守派暗杀了甘乃迪，结果遭到美国史学界左右两派学者的批评，认为这种猜测违背无罪推论的法治原则。而甘乃迪被刺案发生後，也没有美国民众游行示威，因为美国人信奉法治原则，支持司法人员专业办案，而不是街头群众运动。 美国总统雷根被刺的情况也是这样，他被刺的过程，和台湾总统枪击案的情节惊人地相像，案发时也是没有穿防弹衣，也是不知道自己受伤，也是没有立即开车去医院，後来到了医院雷根也是自己走进大门的。雷根由於被刺，他的几项以前几乎没有可能通过的重大减税提案，都由於获得同情票而在国会顺利通过。但反对党从没有人对这种同情票提出质疑，更别提指控自编自导。总统遭到有可能威胁生命的枪击已经够倒霉，如果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再被指控自编自导，这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想像的。而台湾泛蓝一方，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了总统整整一年；而且在案件已经有重大突破，仍和总统毫无关系的情况下，还要继续用群众游行来指控，简直是荒唐透顶的闹剧。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在举行三一九大游行也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台湾现在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中国刚刚制定的「反分裂法」。这部法律的最恶劣之处，是把台湾当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要用武力并吞台湾。在面临台湾生存的历史时刻，再用三一九游行这种方式来对抗自己的政府，这不仅让独裁政权看笑话，更增加他们对台湾进行统战、分化瓦解的幻想。为什麽台湾有些人，对自己民选政府的仇视超过了对中国的独裁政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谢谢收看，下次再见！ （台湾中华电视台「快语台湾」评论2005年3月18日，录像请见：http://taiwanus.net/news/show.php?id=1720） |
| 曹长青谈天使和恶魔 2005-03-20 |
| 一个强奸嫌犯在亚特兰大法庭受审时抢了法警手枪，打死法官等四人後，半夜闯进只有一单身母亲在家的公寓，这位女性是个基督徒，和他讲《圣经》和人生的意义，以及她正读的《THE PURPOSE-DRIVEN LIFE》这本书，结果该凶犯不仅没杀她，反而称她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最後向警方投降。曹长青在新唐人电视谈这个案子，详见：http://www.ntdtv.com/xtr/big5/aReadArticle.jsp?id=26470 |
| 围殴曹长青的爱国同心会成员被拘役20天 2005-03-20 |
| （【台湾日报】记者林长顺∮台北报导）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因发表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利的言论，前年11月在下榻的圆山饭店遭到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峻等人围殴。台北地方法院昨天一审判决，周庆峻、王家鼎、丘厦新三人依以强暴妨害人行使权力罪，判处拘役20天，可易科罚金。
曹长青因受群策会邀请来台，2003年11月2日在圆山大饭店发表支持台湾制宪正名的言论，当晚11点左右，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峻率同会员王家鼎、门剑秋、丘厦新、唐纯忠等人，前往圆山大饭店找曹长青理论，并出言指责他身为中国人，不该来台湾发表分裂国土的言论。 曹长青发现爱国同心会成员并不友善，表明想要回房休息，周庆峻等人在饭店一楼大厅限制他的行动，不让他回房，将他强行压在饭店大厅沙发上，互相拉扯，曹长青随即向柜台人员求助，报警处理。全案经台北地检署侦办後，将五人以强制罪提起公诉。 （2005-03-16【台湾日报】） |
| 温家宝在「中外记者会」玩把戏 2005-03-17 |
| 在中国人大会议结束那天上午，中共总理温家宝主持了「中外记者会」，用两个小时回答记者提问。在欧美国家，国家领导人主持新闻发布会是常见的，但在中国，一年能有一次就不错了。但无论是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还是前任江泽民，出席这种记者会的机会是极为罕见的，所以温家宝的出席吸引了几百名中外记者。
在美国中文电视上看了这场现场转播的记者会，第一个感觉是，为十三亿中国人感到悲哀，因为堂堂中国总理的水平之低，讲话能力之差，实在令人目瞪口呆。 首先，温家宝讲话的那种官腔，那种做作，那种拿腔做调，简直令人无法忍受。而且温家宝说话的速度之慢，可能是天下少见的。他毫无道理地把一句话断开，中间停顿几秒，有时甚至几十秒，然後才把话说完。而且句子之间，有时竟长时间停顿，好像他一瞬间犯了痴呆症，直到超过所有人忍耐的长度，才拖著唱京剧般的长腔把话说完。这种讲话让人想起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的声嘶力竭，和林彪在文革中举著毛语录喊「毛—主—席—万岁」时的气短。 看温家宝这种中共官员传统讲话模式，真不知道台下那些记者，还有电视机前的中国观众是怎麽忍受的。也许是中国人没有选择余地，也许是一年才一次这种折磨，将就了，也许中国民众根本就不去听这种官话，也许那些被称为喉舌的中共官方记者们早就习以为常，见多不怪了。 但在美国这种自由选举的国家，别说其他能力，仅以温家宝这种慢吞吞的讲话腔调，他恐怕连个镇长也选不上。因为多党制就意味著很多人出来竞选，而口才、演讲、说服民众的竞选能力，是一个政治人物必备的条件，否则就根本选不上，更绝无做到温家宝那种高位的可能。以温家宝这种水平能当上「总理」，本身就说明中国是一个平庸者当道、人才被扼杀的逆淘汰社会。 温家宝的讲话内容几乎全部都是官话、套话，像是从《人民日报》抄下来的。而且有几个迹象表明，温的很多回答，都是事先准备好的。而且那位官方英文翻译也不像是真正的「现场直译」，可能也是事先已译好讲稿。因为温家宝讲话时，几乎像在背书面稿子，大三点套小三点（一般口语随机回答问题，不会是这样的）并引用文言文的中国古语，甚至印度梵文古诗（回答印度记者提问时），那位英文翻译都能熟练地「译」出，显然事先得到稿子，否则那位印度古诗作者的英文名字，是不大可能「现场」译出的。而且当温家宝提到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时，只给了姓氏（即last name），那位翻译就能译出英文全名，显然事先知道温的回答内容。 但温家宝是怎麽事先知道记者提出什麽问题呢？奥妙就在这里，因为决定哪个记者可以发问的是中共新闻官员（而不是温家宝本人），对於自己的官方记者，则可以事先说好问什麽，温的秘书就可准备；而对於外国记者，点名日本记者，对方一定会问中日关系；点名香港记者，一定会是当时热门话题董建华辞职；给一个印度记者，很可能就是温家宝要访问新德里和中印关系；而给一个美国记者机会，不外是刚通过的「反分裂法」和中美关系。从温家宝的记者会来看，完全是这个模式，被允许提问的香港、日本、印度和CNN记者，都是上述这样提问的，因此温家宝就可事先准备好，并译好英文，於是「演出」这个好像是临时应答、现场翻译的记者会。 中国新闻官员的唯一「疏漏」是，当点到德国记者时，这个「呆板」的德国人竟没有问中德关系，或欧洲对中国武器是否解禁的问题，而是问中国什麽时候取消死刑。只有对这个问题，温家宝迟疑了，显然他的秘书没有准备。因此在两小时的记者会上，只有对这个问题温家宝回答的最短，英文翻译也不像对别的问题那样熟练和地道。因为可能只有这个问题是「突发」的，属於真正的「现场」「问、答」。 最可笑的是，在温家宝回答问题时，由於在场的七百多名记者（据《纽约时报》报导）绝大多数是中国官方媒体人员，他们竟几次热烈鼓掌。在西方，记者是独立於政府的，怎麽可能会为主持记者会的总统等权力人物鼓掌，更不会欢呼。仅从这件小事就可看出，不仅是中国政府把记者当作喉舌，那些记者本身也把自己当作是喉舌。从本质上来说，正是温家宝所代表的暴力政权，和官方记者所代表的洗脑宣传，才构成了中共的专制统治。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3月17日） |
| 必须向独裁者发出抗议的声音 2005-03-14 |
| 中共制定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引起天怨人怒，因为它首先逻辑不通，如果北京对西藏和新疆制定「反分裂法」，还算在逻辑之内，毕竟那两个地方在中共统治之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政以来，从没统治、管辖过台湾一天，台澎金马从未属於过红色中国，北京现在用什麽法理依据来制定反台湾的「分裂法」？这就如同从没结过婚，却要制定「反离婚法」，人家从不属於你，却制定「反出走法」，这不仅完全是恶霸行为，更是荒唐滑稽。
北京的独裁者真的不清楚这些常识逻辑吗？当然清楚。他们只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把中华民国矮化成地方政府，把台湾问题当作共产中国的「内政」；刻意模糊、混淆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台湾是主权国家的事实。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剥夺二千三百万台湾人的尊严，把台湾人民当作红色中国的政治奴隶。 面对北京这种霸权，任何珍惜自由、看重自己尊严的台湾人必须做出强烈反应。当年中共要在香港制定剥夺自由的23条法案时，就因为有50万香港人上街抗议，导致北京宣布无限期推迟，最近还把推动立23条的特首董建华免职，因他曾拍胸脯保证，顶多三万人上街。如果3月26日台北的大游行蓝绿都参加，人数超过50万，那就一定也会像香港那样，向世界传递出台湾人民的尊严不可辱的声音。 如果有泛蓝的支持者抱侥幸心理，认为中共制定反分裂法只是打击台独，则大错特错，因为善於统战的共产党从来都是说打击所谓一小撮（百分之五），但它一直在打，最後一定打到百分之百，一个也跑不掉。马英九只是对反分裂法稍有微词，就被禁止进入香港，可想而知，如果台湾被一国两制，恐怕那时候连战、宋楚瑜们连董建华式的「特首」都当不上。 为什麽台湾人民的抗议一定会产生效果？因为中共制定反分裂法，主要意图是恐吓台湾，而不是打台湾。中共如果要武力犯台，根本不需要立法。法律只对民主政府有约束力，而对专制政权，它们对外侵略时从不需要什麽法律。独裁者的嘴就是法律，手里的枪就是「授权」。二战时希特勒侵占欧洲，没有法律和授权。毛泽东出兵打韩战、跟印度打边境战、和苏联争夺珍宝岛，都根本无须法律和授权。七十年代末邓小平下令打越南，更没任何法理可言。他们和今天的江泽民、胡锦涛一样，这些铁幕共产世界的「老大哥」认的只是实力，在他们有实力时，任何借口都可对外动武，绝不需要法理。 正因为现在中共没有武力攻台的实力，因此才拉开架式，大张旗鼓地制定所谓「反分裂法」来威胁、恐吓台湾人民。最近美国学者在评论中国的反分裂法时，不约而同都提出「时机」（timing）问题，认为去年台湾立委选举泛绿没过半，才诱惑北京制定反分裂法，因为在中共眼里，台湾的泛蓝就是统派，是台湾能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希望所在。北京看到泛蓝仍在立法院占多数，包括最近的「扁宋会」十点共识，把台湾公投制宪的民意压低，都鼓舞中国要制定反分裂法，来增大对台湾压力，以逼迫台北接受一国两制。如果台湾的立委选举不是现在这个结果，北京可能就不敢制定反分裂法，反而会走向现实主义。在立法院现状无法改变的今天，台湾民众的反应就非常关键，只有勇敢地站出来发声，才能表达台湾真正的民意。这不是捍卫哪种政治颜色，而是捍卫台湾的生存，捍卫二千三百万人民的选择权利和尊严！ 有人担心台湾强烈反应会刺激中共，增大对台动武倾向。但事实上，中共如果有对台动武的本钱，它早就真的打台湾了。这点连中共的空军中将、总部副政委刘亚洲都看得很清楚，这位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其言论在军中颇有影响力的中共军事理论家曾就金门古宁头战役做过研究，写出两万字的《金门战役检讨》报告。他坦言，当年连距金门那麽近的海峡都难以跨过，而今天「台海作战将比金门作战艰难万倍」。刘亚洲曾在成都军区空军昆明基地营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中强调，中国现在武力攻台等於自毁。美国军事专家季北慈（Bates Gill）也早断言过，如中国武力攻台，等於给美国海、空军一个理想的机会，在比伊拉克沙漠还平坦清晰的海面上，横扫中共的军力，彻底解决台海问题。连刘亚洲都在他的报告中警告说，到时候「不是台湾固守台湾，而是整个西方固守台湾。」这个连共军将领都明白的道理，在台湾却有很多人不明白，或装糊涂，和中共一起吓唬台湾人民，阻止台湾走向真实的选择。 中共制定「反分裂法」虽意在恐吓，但它再次凸显了台湾必须制宪正名的必要性。因为只要台湾一天喊「一中宪法」，就等於给中共以国共内战继续、要武力并吞台湾的理由。既然中华民国完全没有可能、也完全没有意图反攻中国大陆，恢复囊括外蒙和中国的秋海棠大地图，那麽中华民国只能在台湾，是台湾；而当台湾和中华民国事实上是一个政治实体和国家之後，那麽台湾再顶著那个名不副实的「中华民国」帽子，不仅不真实，自我束缚，无法用这个国号加入联合国，更给对岸对台动武、或随时恐吓台湾的理由。 中共制定反分裂法，遭到美日欧洲等国际社会齐声批评；美国国会准备通过谴责案；五名美议员提案呼吁美国承认台湾，放弃一中政策；强烈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主张美台建交的国务院助卿波顿（John Bolton）最近被提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尤其是美国向全球推广自由的外交战略获成效，选举之风席卷中东，布希总统说不再继续保持「现状」（status quo），而是把民主放在首位。在这种有利民主台湾，不利专制中国的国际环境下，勇敢的台湾人民更应该站出来，向世界展示台湾的真实声音：台湾不属於共产中国，台湾属於自由世界；台湾制宪正名，是多数台湾人民发自心底的呼唤。 在立法院选举时，有相当多泛绿的民众没有出来投票，成为绿色没过半的原因之一；而泛绿没在立法院过半，更是导致中共加倍嚣张地欺辱台湾的重要因素。因此痛定思痛，只有每一个热爱台湾这片自由土地的人，都不放弃对台湾的责任，利用每一个机会向独裁者发出抗议的声音，台湾才能有一天真正属於台湾人民。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5年3月13日《星期专论》） |
| 曹长青谈退党的意义 2005-03-12 |
| 【大纪元3月12日讯】（新唐人热点互动采访报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大纪元时报》的“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发表之後，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今天我们就请海外自由撰稿人曹长青先生来跟我们谈一下从九评看退党现象。
安娜∶曹先生您好！ 曹长青∶您好！各位新唐人的观众朋友们好。 安娜∶曹先生您也看到了九评，您也看到了现在愈来愈壮大的退党现象，那您怎麽看这个现象呢？ 曹长青∶看到这麽多人在《大纪元时报》上发表声明，表示退出中国共产党，当然我很高兴，因为今天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共产党是个罪孽深重的政治集团，在它过去统治五十年来，造成了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八千万，这是多大一个数字，香港人口才六百多万，台湾二千三百万，刚进行选举的伊拉克，人口二千四百万，八千万差不多等於三个半伊拉克这麽多的人口，比英国、法国、德国的各自国家人口都多，这麽大的一个群体非正常死亡，包括迫害、屠杀，以及六十年代人为造成的大饥荒，以及十多年前的六四屠杀，这麽多生命的丧失，这个党已经被定性。所以看到这麽多中国人终於觉醒，开始退出这个罪恶的集团，表示和罪恶划清界线，我当然很高兴。为什麽这麽多中国人觉醒，这和在海外能知道更多信息，在中国国内能突破中共的信息防火墙，包括看到《大纪元时报》、看看新唐人电视的节目，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真实信息有直接的关系。这是个觉醒的标。 安娜∶那麽在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这种大规模地退出一个政党的现象呢？ 曹长青∶当然很少看到。苏联是一个比较大的共产国家，在它垮台之前也很少看到大规模退党，苏联在海外的民运也不像中国这样轰轰烈烈。德国纳粹时代则很短，也没有过一个大规模退出纳粹的运动。中共是迄今存活的世界最大的共产党集团，古巴、北韩、越南的共产党都较小。中共自己号称有六千到七千万成员，这种规模和特殊历史，也是导致这麽多人退党的一个原因。 安娜∶那我们知道在中国，一些观众说如果你现在敢退出共产党的话，那麽你就开除公职。你怎麽看共产党政府这样做呢？ 曹长青∶当然也有一些人为共产党辩护，说共产党不像你曹长青，不像你新唐人说的那麽坏、那麽严重、那麽罪恶，但我就跟这些人讲一个道理：你就说说吧，它为什麽只要你退党，就要开除你公职？要从你的工资、医疗待遇等等去惩罚你？因为它恐惧。生活在美国的观众朋友，包括今天的台湾，那里的政党都是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的。现在台湾既有国民党，民进党，还有“团结联盟”等其他政党，注册政党就有九十八个，谁都可以自由地入党，谁都可以退党，哪有听说惩罚的。今天在美国的两大党民主党、共和党，谁听说我不做共和党党员，我不做民主党党员了就惩罚你，不让你做记者、不让你做什麽工作了，要削减你工资，开除你公职的，这怎麽可能！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共产中国，为什麽？共产党恐惧嘛！这一条本身就说明你这个党多麽虚弱，你连人们退出都不让，你还用威胁的方式来阻止，说明什麽？说明你本身就是一个罪恶的集团，你恐惧嘛！你恐惧人民不认同你，恐惧人民认清你，恐惧人民抛弃你。 安娜∶那您说到这个退党现象，我们就想到当时很多人入党的时候，我记得有老人跟我讲，当时解放的时候他们进了学校，唉，一人发一条红领巾就带上了，就自动成为少先队员了，然後入党的时候也是，如果你要是不入党的话好像就是不进步的，会被人看不起，那您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那时候人们入党是一个什麽样的心理呢？ 曹长青∶当然我们今天说退党，我们说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集团，那不等於说，现在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罪恶份子，因为中国那个政治环境，在那里生活过的人都很清楚，你不入党入团，怎麽可能获得房子、获得工资、获得高的职称、获得好的待遇，整个你从小学、中学，所有给你灌输的都是党呀、团呀，是共产党一党独大、一党独裁那种意识形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被逼迫的没有选择。我刚才提到台湾有九十八个政党，你有九十八种选择，中国哪有其他选择呀。中国虽然有什麽十个、九个民主政党，大家都知道的它是“政治花瓶”，包括“全国人大”都是橡皮图章嘛，大家都知道的，当年就只有这麽一种选择，中国人没有别的办法。今天来看，人民可以有选择了，选择什麽？可以不入这个党，也可以生活。不像当年中国全部一统，还有什麽城市户口、农村粮票等等，把人民全部统治住。今天中国空前的开放，社会有很大的活动空间，你不加入那个党，你也可以生活，也可以自己办公司等等。今天，最重要的是这个共产党本质、本性，包括刚才我谈到的八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些历史事实人们越来越知道了，你要不要和这个罪恶划清界线，要不要不跟这个邪恶沾边？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可以通过抛弃它，来证明自己是个有尊严的人，是个自由人。可能你因此不能出国，不能获得护照等等，但是起码你在精神上觉得是个自由人，我不再是那个邪恶集团的一部份，所以我觉得说到底这还是个道德选择的问题。 安娜∶可是有的人就讲，我的确不喜欢共产党，我也知道它在历史上做了那麽多对人们犯罪的事情，但是现在中国就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比如像你刚才说的，我要升迁、我要有房子，包括我要经商等，如果你是党员的话，你可能还会取得更好更多的利益；如果我退党了，我可能就是自找麻烦，那这个你怎麽看呢？ 曹长青∶当然，共产党可能惩罚你，因为你退党呵。但这关系著一个选择的问题，刚才我谈到道德问题，今天如果大家都不选择退出共产党，还选择认同它、加入它，那麽这个党就会愈来愈大，那这个党的统治还会继续，它会给中国带来什麽，就是继续一党专制，中国人还不是自由人！没有投票权、没有选择权的人民，那就是政治奴隶！ 今天我们看看，台湾是中国文化背景，人家也直选总统三次了，国会、立法院的选择多次了，县市长的选举已经无数次了。我们再看看阿富汗、伊拉克两个国家加起来半个亿人口，人家都已经实行选举了。中国人说句老话“你们真是可怜”，你连伊拉克人都不如嘛！看看伊拉克、阿富汗他们贫穷落後、被专制到什麽地步，但是有了机会人民用选票证明他们是自由人，是有尊严的人。对於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是要不要选择做自由人，要不要选择做有尊严的人的问题；你不为自己选择，你要不要为你的後代、为你的女儿、为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中国人的後代选择的问题，他们能不能活在有尊严的地方。 全世界的历史已经展示得很清楚，只要实行民主政治、只有实行多党选举，才可能带来富裕。全世界排行榜上前十名富有的国家全部是实行民主选举的，经济竞争力排行榜的前二十名国家，全部是实行多党制的。全世界人均收入二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全部是民主选举的。这说明什麽？只有民主制度，只有人民选票，只有结束共产党那种专制制度，一个国家才可能有真正的富有，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今天中国人面临一个选择的机会，这个选择和道德有关，那就是继续维持这样一个独裁政权，还是选择结束专制，建立一个自由的中国。 安娜∶你说到民主，那像我们在海外，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些情况，也知道台湾的民主选举过程是什麽样，那里的老百姓是一个什麽样的反应，他们那些竞选人是什麽样；可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所有的媒体都是一面的声音。结果人们看了这种一个声音的媒体之後会说，台湾选举有什麽好，你看他们在那打来打去的，整个都弄乱了，整个就是一个笑话，他们很多人有这种想法，那你怎麽看他们这样的想法呢？ 曹长青∶这种想法来自那里？来自中国政府控制媒体，用媒体给大家洗脑。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在洗脑，今天还是洗脑啊！你看我前几天在电视上偶然播到一个海外亲北京的华人电视节目，正在播放今年春节的中央电视台那个联欢节目。 安娜∶美国叫美国中文电视，纽约这个？ 曹长青∶我就随便看了一会儿那个节目，相当悲哀，那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时的那种节目是一样的，什麽祖国颂、什麽歌颂共产党、什麽歌颂人民子弟兵解放军呵。今天我们说解放军是什麽？是维持一个专制政权的暴力，可是在那里莺歌燕舞的解放军美丽的了不得，那个党美丽的了不得，一个剥夺了八千万中国人生命的这麽一个邪恶集团，在它那个媒体上变成一个美丽光荣正确伟大，而且永远如此。为什麽你刚才说中国人那麽反应，长期的洗脑嘛。但是我们要看到另外一方面，这个洗脑愈来愈不起作用。为什麽？全世界都在变化，联合国191个成员现在接近130个实行了民主选举，而那些大的国家没有实行民主选举的只有中国。这个消息、这种资讯从各种渠道，包括互联网、直播电话、传真机，包括大纪元、新唐人各种自由的媒体传进中国。而且我觉得中国人现在也对政治相当感兴趣，想了解外界的情况，所以你刚才说中国还有很多人很麻木，但是我觉得这个清醒的声音，这个力量在越来越扩大，我觉得这是个希望，不能太悲观。 安娜∶但还有人觉得，我可能听到的都是大陆人民的一些想法，他们说，现在不管怎麽说吧，虽然这个共产党也不好，我们也知道腐败透顶了，但是至少现在还没轮到我的头上，我还没有无家可归，我还有一份工作；或者说有的人觉得我也赚到钱了，那这不也挺好的嘛！我们为什麽要去弄那个什麽民主啊！中国这麽多人，民主了那不就乱了嘛？中国今後怎麽办？ 曹长青∶当然这个说法还是来自官方的宣传，不仅来自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也来自那些中国政府豢养的御用文人，来传播这个中国不能乱，中国一民主就乱了；那全世界其他国家民主了怎麽都没乱，你有什麽理由说中国一定会乱？我们看看共产国家，苏联、捷克、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等，包括新出来的马其顿、柯索沃等，都民主选择了都没有乱啊！怎麽说中国一定乱呢？第二个我们看看阿富汗，我刚才强调阿富汗、伊拉克是多麽贫穷落後地区，你看阿富汗那个把千年大佛像都凿掉，那麽一个严酷镇压人民的塔烈班统治，女性全部蒙著脸只能露著两个眼睛，欺负人民欺负到那样一个地步，而且它的文盲率、经济增长率全部都低於中国，但人家也选举了，怎麽都没乱啊！ 你拿不出任何一个国家，选举了就大乱的。没有啊！凭什麽就说中国会乱！好，你说中国人口多，那印度多不多？印度现在十亿了，前几年中国也十亿呀。印度已经进行了十五次全国大选，一次没有乱呵，而且不仅社会稳定，经济也在上升，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达到6.8%，而过去十年一直保持在6%，而且人家6%是真的，不是中国的8%、9%你有水份啊！像中国有个农业企业家叫孙大午，他在北京大学有个演讲，我看过那个文字稿，他说他跟中央领导人见面都说“中国那个经济成长率的数字，拦腰砍去一半还有水份”，那你有9%砍去一半就剩4.5%，4.5%还有水份，怎麽能高於印度呢？ 当然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谁都看到，这也是事实，因为你原来起点很低嘛！中国人渴望能够赚钱，这是中国人本身想希望个人致富的一个能力的表现，而不是共产党赐给的，全世界六十亿人口哪里的政府不去欺压人民、哪里的人民自己都会致富，这不是共产党设计的、赐给的，这是你的一个权利。所以今天那些人强调中国一选举就乱，其实用这个理由来剥夺人民的选择权利，这是一个官方的宣传，你像美国人口将近三亿，在美国你感觉几乎是月月在选举，大小议会的选举，区的选举、县的选举、郡的选举，怎麽都没有乱，而且二百多年了美国一直是选举的制度。 所以今天我们看中国是完全有条件进行选举，各方面条件超过印度、超过阿富汗、超过伊拉克、超过东欧那些国家，尤其最有说服力的是台湾，我去过几次台湾，台湾完全使用中国的文字，是中国文化背景，很多人虽然说自己是台湾人，也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还有很多人认为自己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人家也实行了选举，几次直选总统，台湾怎麽没乱啊！你说立法院有打架、有争斗，哪里的民主过程都会有些偏差，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国家，四年前总统选举不还出现因计票争执、僵持了38天最後由最高法院裁决才解决的嘛！所以今天关键是你要不要给中国人这个基本的权利，就是你用投票决定国家领导人，这个权利意味著、标著你是现代自由人，而不是政治奴隶。 安娜∶那还有的人认为说，退党那当然好啊，但是觉得退党是走走形式；也有的人说其实退党不单是一个表面形式，也不只是一个组织形式问题，而是有更深的意义，您怎麽看呢？ 曹长青∶当然我觉得退党不仅仅是个形式，如果是形式的话这个形式也是很必要的。为什麽？这标著你原来加入过共青团、加入过共产党，而现在不认同它了，而且很讨厌它，从心理上抛弃它了。这个形式是相当重要的，重要在哪里？你等於向世人、向其他人做一个宣示，做一个表示，传递一个信号，我不止在形式上，也在心灵上跟那个党划清了界线，跟那个邪恶划清界线，我将站在道德这边，站在信仰这边，而不站在那个无神论的共产党那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很多人说这个形式不重要，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重要，通过这个形式，人们才能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教育其他人，让其他人也认识到，退出共产党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生选择，通过这个选择你向世人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我们要做一个有尊严的人，有道德的人，一个正常的人，而不是那个邪恶的一部份。 包括今天，你说一个人加入过纳粹，那你说你就不退出纳粹，你怎麽能证明你是一个真正文明的人？文明人和纳粹成员不能共存。那今天的话，你共产党员，你一方面还不退出共产党一边你又说赞成民主自由，这两个不能同路，民主自由和共产党不能共存，因为共产党就是邪恶，刚刚我谈到不止是今天人类共产主义的历史，仅仅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就已经给那个党定性了，这是个邪恶的力量，你必须用这种庄严的形式跟邪恶划清界线，从心理到形式抛弃邪恶，这样你才能启发更多的中国人这样做，而只有更多的中国人都采取行动，才可能最後结束这个党，而这个党不结束你中国怎麽可能进步，你怎麽可能在世界上受到别人的尊敬呢？ 安娜∶我想这个道理很多人也是赞同的，但是中国有句常说的话“出头的椽子先烂”，如果他先去做的话，可能就会受到打击，或者受到一些麻烦，或者经济上、其他利益上受到损失，我想可能很多人是有这个顾虑的。 曹长青∶当然了，这和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有相当关切，鲁迅早就批评过，中国这种国民的劣根性。不仅中国，所有共产国家，像当年俄国也是很多民众为了自己个人利益而不起来反抗，但是俄国有索尔仁尼琴、萨克罗夫等等知识份子，率领著民众起来反抗。当时索尔仁尼琴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就是“到底你是看重你的良心、你的尊严，做一个文明人，还是看重你手里的面包、莫斯科的户口和煤气”。这是一个选择，当然你可以说，唉，我就是为了这个面包、煤气、这个大城市的户口，我不反抗。但不反抗的结果，就延长你的痛苦，因为如果中国是个民主的国家的话，中国早就比现在富有了，如果中国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中国可能比台湾还要富有了，它的资源那麽大、人力那麽多。正是由於中国的专制制度，才导致人才被扼杀，导致那麽长时间的贫穷。现在是比以前好了，经济很大发展，可是问题是如果没有那个制度，我们早就这麽好了嘛！是这个问题嘛！ 所以今天只有大家共同发出这个声音的话，你才可能快一点成为一个既是经济发展的，又是民主的，不威胁其他国家的国家。这样的话，全世界才能欢迎你、尊重你，中国这个名字才可能真正在世界上响亮起来。现在你提到中国，一般人外面的人、自由的人都会在前面给你加上两个字“共产中国”，你还是在专制下。好，你离开了中国，住在海外，但人们会想到你是个共产国家逃出来的，你那个国家谁应负责任，应该每个人负责任，每个人都发出声音，你才可能改变那个国家，使那个国家成为自由的国家，你才可能做一个中国人在世界上真正受到尊敬。你看今天伊拉克人为什麽受到尊敬，人家在那种恐怖份子自杀炸弹威胁下有60%以上的人出来投票，那就受到世界上的尊敬，你中国人大家都想我的面包、我的户口、我的煤气，你都不发出声音，你怎麽可能受到真正的尊敬。 安娜∶而且有一天可能你的面包、你的煤气、你的户口也没有，也是得不到保障。 曹长青∶当然有些人强调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美国这样一个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国家三十年代初都发生一场经济大萧条，差不多十年都恢复不过来，你怎麽能保障中国的经济繁荣会一直继续下去，那种巨大的腐败，那种巨大的不公，那种巨大的贪污和巨大的官僚主义，怎麽可能不导致它出现大问题，一旦出现大的问题，那中国可能就崩溃，那个经济是有关十三亿人口的吃、穿、住的。 安娜∶那我们看到《大纪元时报》发表了九评之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很多人说我一直在思考共产党到底邪恶在什麽地方，到底坏在哪儿，直到大纪元时报的九评才让我真正的看清了，那是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去看它，我不知道当时您看完了九评之後感触是什麽？ 曹长青∶当然，类似的文章在海外也发表过，过去这些年在台湾、在自由世界、在美国华人社会，很多人写过批判共产党的文章，但是像九评这样比较有系统，从信仰的角度、从道德的角度、从经济的角度、从人性的角度一个方面一个方面地来清算共产党，它到底做了什麽，它欠了中国人民什麽，造成哪些罪恶，这个一条一条的有系统的还是比较少见的。尤其在今天这个有了电脑网路，可以突破它的新闻封锁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有系统、全面揭露共产党罪恶的文章，可以使更多中国人觉醒，所以我觉得这个一般会受到很高的评价，尤其它的文字浅显易懂，普通人看到马上就可以理解，知道共产党是什麽样子，加深对共产党那个邪恶的认知；包括你说很多人谈的，他也觉得共产党很不对、有很多错，但就是不那麽强烈地感觉它是邪恶，结果看九评文章，就加强这种感觉和认识了。 我觉得像九评这种文章，不仅是很及时的，而且我们需要更多这种文章，让老百姓知道共产党多麽邪恶，没有共产党中国怎麽可能是这个样子。比如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是世界上非常令人尊敬的一个强国，而今天世界上真正尊敬中国吗？因为你是个共产国家嘛！你的军力强大反而带来周边国家恐惧，因为你要扩充军力，人家感觉你可能哪天要扩张，因为人们认为江泽民就是蕯达姆，是不可预测的；而胡锦涛是另一种形象的金正日，也是不可预测的。 安娜∶我想你刚才说的这种观念，可能很多大陆的观众朋友都是第一次听到，那麽在那种环境下，他天天看到的都是说“哦，这个某某某反华势力”，或者是说像美国的一些反华势力或者谁跟谁的反华势力，又要跟我们这个党对著干，又要推翻我们的政府什麽的，都是这种的，所以他们就觉得，比如说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这美国吃饱撑著去打伊拉克要侵略人家，然後在科索沃战争的时候也是有类似的这种想法，这种观点，那您觉得这是出於什麽样的原因呢？ 曹长青∶共产党实际上是什麽公理、道理都不认的，说白了，它根本是不讲理！它不敢讲理，只能说你是反华、你怎麽样的。但是你看看，它说你们跟著美国，说美国怎麽霸权，但看看伊拉克人民是怎麽欢迎美国的，这次大选结果就是伊拉克人民认同美国所倡导的民主价值，感激美国的一个表示。再看看科索沃人民怎麽感激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到科索沃时，从机场到市区，人民夹道欢迎，因为克林顿做总统时下令美军干预科索沃；再看看那个巴拿马人民多麽感谢美国，还有被美国解放的科威特人民，他们多麽感激美国。包括我在台湾看到，台湾人民也感谢美国，因为没有美国的保护，台湾早就成为共产党的一个省，中共早就到那边进行专制了。 所以今天我们看看是共产党故意用这个“我们是中国人他是外国人”来进行混淆和掩盖，用种族来掩盖是非，用强调民族主义来掩盖了什麽是道义和正义，所以今天恰恰是这种时刻，需要更多的声音来传播这个真实和道理，今天划分这个世界的不是肤色、不是种族、不是出生地、不是中国人外国人，而是道理和不讲理，今天共产党就代表著不讲理，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发现了这一点，开始不再把中共等同於中国。共产党历来是会玩弄这个手段的，把中共模糊、混淆成中国，其实中共和中国在汉字上也不同呵，有一半不一样，中共并不代表中国，中共更不等同於中国；什麽时候可以代表，一个政党只有被人民自由投票选择了，你才能说代表人民。 安娜∶您说到这我就想起来，经常在《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看到，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什麽什麽┅┅，然後有的时候，有的人就在想，为什麽是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它是怎麽统计出来的？ 曹长青∶这《人民日报》历来就说谎啊！从来它都是党和人民怎麽样┅┅，把“党和人民”连在一起使用，《人民日报》基本不说党怎麽样，它总是使用“党和人民怎麽怎麽样”，因为人民代表大多数，而把“党和人民”连到一起就暗示它就是代表大多数，其实那个多数是伪造的，它控制媒体伪造了多数。党报上每天都说工人阶级说话啦，贫下中农发言了，知识份子怎麽怎麽讲，好像这些“多数”都和党站在一起。它为什麽能伪造成功，因为它背後有军队有暴力，任何人说你不代表我工人，我是工人我有自己的想法，就把你关起来；包括今天很多法轮功成员，仅仅是一个信仰，自己要炼炼功就要被抓起来，它还不是个政党，就被这样严酷镇压。 但我还是乐观的，人类已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个空前的全球化，空前的自由资讯，空前的世界性流通，都导致每一天中国的那个专制城墙被穿透。我还是觉得有信心，因为只要是真实，就能击败那个虚假。你看当年苏联，四百万军队，一万枚导弹，多麽强大，好像不可击败。可以只有三天就垮台了。为什麽？那就像个大汽球，很强大，可是每一个有知识的人，每一个追求自由的人，都用针去扎那个大气球，扎出小小的洞，有人说那个汽球大的好像比天还大，我扎那个小眼有什麽作用，但是如果这个小洞多了，它每一天都在冒气，中国这个共产专制大汽球，我觉得现在每一天都有无数的针眼，包括你们电视的针眼都在扎，它在漏气，当有一天它那个气漏到一定程度，就会轰然崩塌┅┅ 安娜∶那样就变成质变了。 曹长青∶这就是俄国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国也一定发生这种变化，因为我相信中国人和俄国人跟东欧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心灵最终的呼唤都是自由，自由的力量一定会战胜专制，我对这一点充满信心。 安娜∶那您觉得九评共产党这一系列文章，对中国的老百姓有什麽样的启示呢？ 曹长青∶当然我觉得等於是扩大自由的声音，要人认清专制怎麽样，这个认清、每一分钟的认清都增加了自由的力量；而自由的力量、真实的力量增大，那个共产党虚假汽球的漏气速度就会越快，所以我觉得它起到推动作用。 安娜∶那我看到在九评出来之後，您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只有结束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您为什麽这麽说呢？ 曹长青∶过去二十世纪这一百年的历史，就可以证明共产党最邪恶，不仅在中国，在古巴、北韩、越南、东欧所有的国家都是邪恶。东欧国家把它结束了，才有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现在俄国经济也不错呵，而且人民定期选举，普京总统也是通过选票而连任两次；东欧国家已经全部都实行选举了，因此只有结束共产党才能有新的中国。什麽叫新的中国，至少是要有政治民主，人民有投票权，保证私有财产，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我们今天这样的政论节目可以在北京做、在上海做、在广州做，人们都可以自由讲话，那才是一个新的中国，而现在的中国是个专制的中国，是个剥夺人民选择权利的中国。 所以只有结束共产党这个一党专制，结束这种邪恶力量，中国才可能有个真正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必须强调，只有结束共产党才有新中国，而结束共产党的前提，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每个有良知的人要退出共产党，告诉每一个其他人，共产党是邪恶，必须和这个邪恶划清界线，每个人都来参与结束这个邪恶的道义斗争。自由的力量一定要充满信心，自由一定会战胜邪恶，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二十一世纪更会证明。 （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2005年3月12日据录音整理，） |
| 给杨澜式的中国主播一面镜子 2005-03-11 |
| 3月9日晚上，在美国三大全国电视网之一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担任长达24年晚间新闻主播的丹．拉瑟（Dan Rather）正式卸任，成为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因今年73岁的拉瑟是美国电视历史上做新闻主播时间最长者，多达近四分之一世纪，而在这个期间，美国以至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有拉瑟的报导或亲身采访，因而他和这个波澜起伏的时代联为一体，成为一种象征。
当晚CBS电视特意在黄金时段播出为拉瑟编制的长达一小时的特别节目，回顾这位老记者和资深主播的新闻专业之旅。看这个节目，如同跟拉瑟一起走进历史，目睹肯尼迪在达拉斯被刺，悲壮的越战，尼克松的水门丑闻，柏林墙的轰塌，纽约世贸大厦被炸，伊拉克战争┅┅尤其令华人观众感慨的是，16年前拉瑟在天安门广场对六四屠杀的现场报导：那些挥舞旗帜、呼喊民主的学生，那些阻挡坦克的民众，那些端著刺刀屠杀的士兵。鲜活的画面，就像发生在眼前。 拉瑟从北京播出的最後一个报导画面是，大批穿便衣的中国警察涌进CBS的北京报导室，强行要拉断天线，美方人员中的唯一东方面孔是在现场做协调翻译的前美国驻北京大使罗德的夫人包柏漪。拉瑟凝重地播报了最後一段话後，卫星天线就被拔掉，於是CBS的电视画面一片漆黑，如同当时的中国。 十年前，拉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做过一场演讲，虽然当时他已是大牌主播，但他强调的是，和主播（anchor）相比，他更是记者（reporter），通篇演讲都是怎样做一个好记者，他认为好记者的价值超过名主播。从拉瑟的新闻生涯也可看出，和其他美国电视主播们一样，他走的是一条专业之路。虽然拉瑟担任主播有24年之久，但他在CBS曾做过18年记者，五十年代还在美联社等当过记者，整个新闻生涯长达半个世纪。不仅拉瑟，美国的电视新闻主播们，几乎都是这样从小记者开始一步步做起，成为优秀记者之後才一点点从地方小台往全国性大台挪动，经过多年的奋斗，成为有成就和有影响力的记者之後，才可能坐到那个新闻主播的位置上。 美国的新闻主播不是坐在台上对著观众看不见的字幕机念稿子，而是要有相当强的新闻专业能力，了解各方的政情和民情，能够驾驭瞬息万变的各种信息。尤其是面临总统大选、突发事件的时候，新闻主播要连续十几，甚至几十个小时统筹、播报各种涌来的信息，还要现场组织专家评论，那个时候，新闻主播如同演讲台的主角，要滔滔不绝，永远有说辞，而且既不能敷衍，更不能胡说，因为有多家电视的竞争，有收视率的制约，听众在用遥控器无情地选择和淘汰。 曾和拉瑟一起担任过CBS共同晚间新闻主播的华裔宗毓华（Connie Chung）也是这样，在大学念完新闻专业後，从地方记者和主持人做起，整整做了23年之後，才最後获得CBS晚间新闻主播的位置（但只做了两年就被排挤掉，因拉瑟不愿他的位置被别人分享）。 看拉瑟的新闻回顾，令人不期然想到中国和台湾的电视主播，两岸的媒体有很大不同，但有一点却相当类似，那就是仍然靠长相和声音来选择主播。台湾的电视主播，多数是二、三十岁的漂亮女孩子，完全没有新闻训练，以长相、嗓声、念稿能力而获得新闻主播位置。中国的情况更严重，像前一段卷入绯闻的赵忠祥就是一个典型，只是靠嗓音浑厚，形象端庄，却没有基本的新闻训练和素质。不用说别的，看他在绯闻期间对控告他的女当事人的那些怪异的答覆和反应，简直难以让人相信这样水平的人曾经是堂堂中国最大电视台的大牌主播。而曾一口一个「赵老师」、师从赵忠祥的香港阳光卫视的主持人杨澜也是如此，根本没有经过做记者的训练和摔打（更别说是有成就的优秀记者），从中央电视台一统天下时代的一个娱乐节目的共同主持人，靠瞒天过海、欺骗国人，说放弃在美国三大电视台当主持人的邀请，回国贡献，就开始主持新闻性电视节目了。靠欺瞒起家的人，成为中国所谓「最有影响力」的新闻主持之一，其讽刺意味足够。难怪中国不仅是一个骗子的横行之地，更是骗子的天堂。而在美国，别说曾撒杨澜般弥天大谎，即使只发生报导失实，都会保不住位置。 这次丹．拉瑟离职，不仅被美国媒体报导，还被纷纷评论，因他的离职不是辉煌顶点的急流勇退，而是有点暗然嘎止，因为原定他一年後退休，这次等於是提前离职，主要是因为他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引用别人提供的伪造资料说布什总统六十年代逃兵役，导致被称为「拉瑟门」的丑闻。那份指控资料早就被CBS内部专家质疑有假，因它不是六十年代打字机的产物，而是现代电脑word软件打出来的。但拉瑟仍坚持播出，结果酿成大错，成为他新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 但拉瑟如果只有这样一个败笔，也不致被如此非议。他遭到评论家抨击的主要原因是，在美国三大全国电视网主播中，他是党派意识最明显、最左倾的。他采访保守派的共和党籍总统时，总是咄咄逼人，甚至像吵架，充分显示出记者的进攻性。但他采访和其理念一致的民主党总统时，则相当温和，很少尖锐提问。当宗毓华被安排和他一起搭挡主持晚间新闻时，当时的克林顿总统曾来函祝贺，拉瑟在回应中竟谄媚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有你和希拉莉在白宫的伟大的百分之一，就不会出错而成为赢家。」 拉瑟在采访独裁者时表现更窝囊，简直像个小绵羊，近乎唯唯诺诺。第一次去巴格达采访萨达姆，这个独裁者就喜欢上了拉瑟，采访後还给这位美国主播做导游，领他参观总统宫殿。在伊战之前，拉瑟再次飞到巴格达采访萨达姆，近乎恭维的语句，使萨达姆简直把他视为下属，说要和布什在联合国辩论，要拉瑟做主持人。 这种意识形态式报导，严重损害了CBS晚间新闻的品质，使CBS的收视率排在三大电视台之尾。连CBS自己的「60分钟」节目主持人、几年前曾去北京采访过江泽民的华莱士（Mike Wallace）都说，他们不看拉瑟的新闻报导。拉瑟之前的CBS电视名主播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曾使CBS收视率居首）直言不讳地说，「我非常惊讶CBS的收视率排在三大台之尾，他们仍然容忍拉瑟还占据那个主播位置」。因克朗凯特到了60岁就自尊地退休，而拉瑟年过七十，仍站著主播位置不放。业内人士说，这次CBS让拉瑟离职，也是利用这个「拉瑟门」丑闻逼他走路，让他到「六十分钟」节目做记者。 拉瑟的离职，可能标著左倾的三大无线电视网主导美国晚间新闻时代的终结。过去十年来，自有线电视和电脑网络出现之後，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收视率一直下降，据Journalism.org公布的统计，从1993年至今，NBC晚间新闻收视率从19％降至15％（在三大电视中排第一）；ABC从20％降至14％（排第二）；CBS从18％降至11％（排最後）。三大电视网曾在美国晚间新闻收视率中占75％，主导电视舆论，现在则降至只有40％。 三大电视网的衰落，首先和有线电视崛起有直接关系，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安装Cable，创办不到十年的有线电视台福克斯（Fox）的收视率几乎接近无线的CBS。另一个原因是自越战之後，左派落潮，保守主义回升，尤其是911事件後，爱国主义和道德信仰等在美国空前高涨，三大电视台的左倾越来越被美国民众厌倦。《今日美国报》、CNN、盖洛普三家昨天（3月9日）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多达42％的美国民众认为三大电视的新闻主播左倾（too liberal），认为保守的仅25％，认为公正的28％。其中对拉瑟的评价最低，有35％认为拉瑟左倾，认为他右倾的仅13％。有19％的听众认为从拉瑟的新闻报导几乎什麽也得不到（"almost nothing"），而对ABC主播詹宁斯有这种评价的是8％，对去年接替布洛考而出任NBC主播的威廉姆斯（Williams）则是5％。该民调发现，美国人对拉瑟报导的相信率（believability）是过去20年来最低的。对拉瑟不满的新闻研究者，还建立了专门嘲讽他的网站「拉瑟的偏见」（RatherBiased.com），据该网页资讯，拉瑟的晚间新闻收视率仅去年就下降了10.8％，上周就从780万降至740万。 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首的《CBS的偏见》作者、原CBS资深记者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在无线电视MSNBC评论拉瑟的专题节目上所说，拉瑟的问题，其实是三大全国电视网，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波士顿环球报》等左翼媒体的共同问题，这是一种文化，例如像拉瑟所报导的伪造布什逃兵役的文件，这种文件如果是针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凯瑞），这些左翼媒体根本不会报导。 但毕竟美国是市场经济，大众决定媒体。当年曾主导美国舆论的这些电视和报纸，现在收视率和发行量都在下降；有线电视，尤其是电脑网络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媒体和信息生态，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知识份子精英主义」（intellectualism），正在被大众的「常识」（commonsense）所抵制和削弱，常识正在主导美国，而不是左派们的乌托邦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幻想。 对於中国的新闻记者来说，拉瑟的启示是，要想当名主播，首先应该当好记者、有成就的记者；记者比主播更重要，因为媒体的核心是新闻，而不是播报员。拉瑟的教训是，不能让自己的党派意识影响或损害新闻的客观独立性。拉瑟本是一个相当敬业的记者，但由於党派意识过强，影响了他的新闻报导本身和记者生涯，结果丑闻成为自己新闻之旅的句号，实在可惜。 （原载《观察》2005年3月10日） |
| 「中东多米诺」冲击中国长城 2005-03-05 |
| 香港特首董建华要辞职的消息，不仅成为香港媒体的热门新闻，而且也被美国《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等大报重点报道。《华尔街日报》还为此发表了社论，题目是「从乌克兰，伊拉克到香港？」希望民主选举之风能够从乌克兰、中东、吹到香港以及整个中国。
董建华要辞职，再次凸显了香港人民的选举权问题。因为香港特首不是人民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北京钦定。本来港人期待董建华两年後届满，他们能够用选票决定新的特首。而董建华这次突然辞职，等於还是要由北京控制的八百人委员会决定特首，任期到2010年之後，香港人才可能有选举的机会。因而法新社评论说，这可能是北京玩的政治把戏，继续剥夺香港人的选举权利。《华尔街日报》则认为，董此刻辞职，显示胡锦涛准备对港人的民主诉求，采取更强硬立场。 美国等西方媒体所以这样重视香港特首的产生方式，和最近穆斯林世界的变化有直接关系。阿富汗的选举首先向穆斯林传递出信号，即使在世界最贫穷、文盲最多的国家，只要人民有了选举权，就会踊跃投票，照样选举成功。更震憾穆斯林世界的是伊拉克的选举，即使有恐怖份子的暴力威胁，仍有一万多人报名参选，八百万人出来投票。研究伊斯兰问题的知名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路易斯（Bernard Lewis）最近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即使从中东文明摇篮的长远历史角度，伊拉克的选举都是一个伟大时刻。伊拉克人民成功地展示了智慧和勇气：有智慧认清自由的价值，虽然不是那麽熟悉它；有勇气在既危险又无选举经验的环境下实践它。」 即使是在几乎每天都生活於武装冲突之中的巴勒斯坦，在独裁者阿拉法特消失之後，也成功地举行了选举；那些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只会向天空鸣枪，只会和以色列对抗的巴勒斯坦人，也有智慧和勇气，开始实践民主，把选票投给了温和派，而不是哈马斯。 最近让阿拉伯和西方世界震憾的是，黎巴嫩人民也起来要民主。几十万黎巴嫩人民涌上贝鲁特的街头，要求叙利亚军队从他们的国家撤走，要求有伊拉克那样的民主选举，结果导致亲大马士革的黎巴嫩内阁倒台。美国的中东专家预测，很可能今年黎巴嫩也会举行民主选举。 这种民主之风从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吹到开罗和大马士革，连威权统治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在近日宣布，埃及准备实行大选，允许反对党推出候选人。《华尔街日报》2月28日发表社论说这是「另一个伊拉克的多米诺骨牌效应」（Another Iraq Domino）。正是在这种民主之风的鼓舞下，叙利亚的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也走上街头，要求选举，要求言论和新闻自由。《华盛顿邮报》3月3日就叙利亚局势发表的社论标题就是「暴政被逼到了墙角」（A Tyrant Cornered）。 那些当年批评美国总统布什下令结束萨达姆政权是为了石油的人，现已无言以对。连德国左派媒体《明镜周刊》也发表文章说「布什可能是对的」。当年美军武力倒萨时，连强烈亲美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也质疑说，伊斯兰文化和民主是不相容的，那种落後的宗教简直不可救药，美军进入伊拉克可能会失败。但现在看来，法拉奇错了，布什向世界推行民主的战略是正确的，中东的民主变化再次证实，不管什麽族裔，何种文化和宗教背景，怎样的经济条件，只要给人民机会，人们的心里呼唤是一样的，那就是自由！ 中东的民主变化向香港和整个中国传递的信息是，民主要靠人民自己争取，在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的人民都可以选举，在黎巴嫩、埃及都准备选举，在叙利亚人民都呼吁选举，在联合国191个成员中129国都实行了多党制，全球68％的人口已享受了民主的潮流下，中国人当然有权利，更有条件和资格实行选举，这个世界大势，北京的统治者能阻挡住吗？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3月3日） |
| 中共制定「反分裂法」引起众怒 2005-03-01 |
| 中共「人大」三月开会时，据说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即制定对台动武的法律文件。北京专制者以为，用「橡皮图章」盖出几道法律，就可为军事扩张提供根据；但这个如意算盘还没打完，就遭到台湾、美国、日本等强烈反弹。
台湾民调显示，70％以上民众强烈反对中共制定「反分裂法」，他们称之为「反台湾法」。因为明显的事实是，中共建立的「北京政权」从来都没有管辖过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没拥有过台湾，因而从法理上、常识上，都根本不存在台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出去的问题。这就像从都没结过婚，哪来的离婚？从来都不是你管辖的人，哪来的出走问题？ 台海两岸的真实是「一边一国」，或至少是两岸分治，各有国号，国旗，国歌，货币，海关，护照，邦交国等；而且更重要的是，台湾一直自己选举总统和国会，这是主权国家的重要标。 中共自己剥夺十三亿中国人的选举权利，现在还要制定法律，要通过暴力剥夺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因而台湾人的回应是，他们准备制定《中国关系法》，把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台湾不属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实法律化。而且中共的这种霸道行为，更激起台湾人民的反感、厌恶和愤怒，今年台湾举办烛光照亮全岛的「纪念二二八活动」，主要诉求就是「反并吞，护台湾」。 除了台湾本身之外，美国和日本也做出强烈反应。日本民主党47名国会议员去年就连署协议，支持台湾民主化、自由化，包括支持台湾对宪法、国名等进行修改。日本《每日新闻》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认为台湾应该加入联合国的日本人多达81％，不支持的仅18％。 在美国，最近有九名联邦众议员提出议案，强烈反对中共制定「反分裂法」，认为这是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危及区域安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副主席柏顿特别在声明中指出，中共拟定「反分裂法」和游说欧盟解除军事禁运，都「严重危害两岸关系及区域稳定」。预计这个谴责中共「反分裂法」的议案，将会在美国众议院顺利通过。 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五名美国两党议员连署提案，呼吁美国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承认台海两岸是两个国家，美国应和台湾建交。该提案领衔议员坦克雷多认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根本就是虚构的，台湾是一个自由、主权及独立的国家，人民自行选举他们的领导人。它从来就不曾是共产中国的地方政府，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实。现在是对这个过时而不诚实的政策说不的时候了。」 除了美日民间和国会的强烈反应之外，两国政府最近也有较大动作，美国新任国务卿莱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日本外相、防卫厅长官在华盛顿举行了二加二的部长会议，会後通过了《美日安保新宣言》。这是自1996年「美日安保条约」後九年来，美日再次确定共同战略目标，其中引人注目之处是，首次把台海安全列入美日共同战略目标。此举被西方专家视为美日联手抵制中共「反分裂法」，向北京发出示警信号。 「美日安保新宣言」所以被西方媒体和专家重视，主要是日本立场发生变化。美国其实早在1979年制定《台湾关系法》後，就等於把台海安全当作美国的战略目标，即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协防台湾。但日本对此立场却不清晰。1996年中共在台海举行导弹演习，美日采取联合行动，制定《安保条约》，但日方担心得罪北京，不愿把台海安全列入美日战略目标，而是用「周边状态」这样的模糊用语潜在代之。但这次日本则不再暧昧表述，其外务省发言人明确说，台海安全是日本的战略目标，显示东京不再那麽惧怕北京，或者说日本更重视中共军事崛起，要用「反分裂法」吞并台湾的扩张意图。 美国前国防部亚太副助理部长、现任「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副总裁的坎贝尔（Kurt Campbell）说∶「这是日本人在战略上跨出的一大步。过去日本在这些问题上一直持骑墙态度。这项声明非常明确地显示日美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上拥有共同的战略平行利益。」 美国重要的保守派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东北亚政策研究员巴尔比娜．黄（Balbina Hwang）则强调，「这是日本正进行的影响深远的改变，或许是日本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重要的态度改变。」该研究所副总裁、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伍尔泽（Larry Wortzel）则认为，「日本愿公开承认台湾和朝鲜半岛都是他们关切的安全议题，中国象徵著潜在威胁，有著重大的意义。这代表日本立场和美国愈来愈接近，改变得更接近现实。」 北韩发展核武，中共威胁台湾，是美日等国际社会最关心的亚太安全问题。虽然美国主张用「六方会谈」方式和平解决北韩核武问题，期待北京向平壤施压，迫使金正日放弃核武计划，但迄今毫无成效，主要原因是中共根本没有向北韩真正施压（北韩的石油和食品等80％来自中国供应），因为两个独裁政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有共同的专制利益，胡锦涛最近还在强调学习北韩和古巴。因而美国只能依赖美日军事联盟来保证亚洲安全，让日本发挥更大的安全角色。或者说，美国发出的信号是，如果北京不对北韩施压，那麽美国就鼓励日本发展军事实力。 美日军事联手的重要举动，是两国联合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表面理由是对付北韩，但真正目标是防范中共的军事扩张。上述东北亚问题专家巴尔比娜．黄认为，「北韩似乎是最明显、最直接的原因，但事实上北韩只是一个容易被运用，也是最现成而明显的藉口而已，实际上日本要防范的是中共。」曾代表美国前往北韩的特使普利查德也表示，日本利用全球反恐战争提升自己的安全角色，把北韩当作藉口，实际上担心的是北京。 最近美国总统布希连任後首次访欧，除弥补大西洋两岸因伊战导致的裂痕外，另项战略目标就是说服欧洲不要取消对中共武器禁运。它显示美国相当重视中共可能军事盲动问题，并通过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来凸显对中共的警惕和遏阻。北京制定「反分裂法」，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原载《开放》2005年3月号） |
| 法德为什麽要帮胡锦涛？ 2005-02-27 |
| 美国总统布什连任总统後的首次欧洲之行，主要有两个战略目标，一是试图弥补因伊战而导致的大西洋两岸裂痕；二是劝阻欧盟不要解除对中共的武器禁售（1989年六四屠杀时，美国和欧盟分别通过了对中共的武器禁售，作为惩罚。美国迄今坚持这个禁令，但欧盟却要解除，其中法德最为积极）。
针对欧盟这种立场，近日美国报纸纷纷发表报导和评论，批评这是绥靖中共；美国国会也通过议案，谴责欧盟；美国学界则几乎异口同声，指出欧盟这样做，是帮助专制，背叛民主的价值。 美国的媒体向来是左、右派立场分明，在多数问题上看法不同，但在欧盟要取消对中共武器禁运上，却立场空前一致。反映保守派观点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海德（Henry J. Hyde）「不要向中国出售武器」的专论，指出欧盟如解除禁令，是跟全球民主潮流唱反调，将损害美国、日本、台湾的安全。 西岸左翼大报《洛杉矶时报》则在题为「大西洋两岸对中共军售问题的分裂」的评论中说，美欧禁止对中共军售，是由於天安门屠杀，但迄今中共人权纪录仍糟糕，不能构成欧盟解除禁售的理由。 持典型右翼观点的《华盛顿时报》则刊文指出，布什在访欧时警告欧盟不要解除武器禁售，这是布什总统首次就此公开发表意见。如欧盟一意孤行，美国国会可能采取惩罚措施。 除媒体之外，美国两党在此问题上也立场接近。民主党从人权角度，共和党从台海安全和军事平衡角度，而一致反对欧盟解除禁令。美国众议院以411票对3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议案谴责欧盟要解除武器禁售。该决议案说，欧盟的举动将损害台湾和美国驻亚军队的安全。如欧盟非要这麽做，美国国会可能采取反制措施，限制美国军火公司与欧洲合作，阻止美国先进武器进入欧洲，以免落到中共手中。 白宫在此问题上也立场非常坚定，不仅布什访欧时明确表示反对，莱斯国务卿上月访欧时也重申这一立场，强调「不要在人权上（向北京）传达错误讯息。」认为取消武器禁售将威胁亚洲的战略平衡，损害美国的军事利益。负责军控的美国助理副国务卿博尔顿（John Bolton）近日在东京演讲时强烈批评欧盟，认为解除对中共武器禁售，会导致东亚区域不稳定，对当地美军及盟国构成威胁，并损害台海两岸「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 在这个批评欧盟的合唱中，美国学界的声音更引人注目。因为在欧美关系等问题上，美国学者向来意见纷纷，但在欧盟要解除对中共武器禁售问题上，迄今美国知名学者发表的意见，基本一致，都是反对欧盟取消禁令。 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谭慎格（John Tkacik）日前发表专论「不要让欧洲忘记天安门和赵紫阳」，强调欧洲不可取消对中共武器禁售，如那样做，等於忘记天安门屠杀，对北京践踏人权给予鼓励。 华盛顿新成立的研究机构「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IASC）副总裁、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专家费学礼（Richard Fisher ）则指出，「在美日发布新安保宣言，开始认真因应台海爆发真正战争之际，欧洲却要解除武器禁售，这等於是帮助北京独裁政权戕害民主台湾。」 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如果欧盟不向北京提供武器，中共的军事能力将会相当受限，因为除弹道导弹和导引系统等之外，中共自制的其他传统武器都比全球最先进水平落後十到二十年。 华盛顿的研究机构「CAN公司」亚洲和中国项目部主任芬克尔斯坦（David Finkelstein）在「尼克松中心」举办的专题讨论会上指出：欧洲要解除对中共武器禁售，是典型的「旧欧洲和新中国的共舞」。虽然荷兰等国因中共人权纪录而反对，但法国和德国却在积极推动，想在今年七月英国轮值当欧盟主席之前实现。他悲观地预测，由於法德这样坚持，欧盟最後解除对中共武器禁售的可能性较大。 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毛文杰（James Mulvenon）在上述讨论会发表论文指出，即使在欧盟还没取消对中共武器禁售的情况下，欧洲和北京的军火生意已从2001年的5400万欧元，增至2003年的4亿1千6百万欧元。他说，中共总理温家宝指责欧盟对北京武器禁售是冷战产物，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冷战时美国和欧洲都曾向中国售武，用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来对付苏联。 在美国舆论如此反对的情况下，为什麽欧盟非要解除对中共的武器禁运？美国知名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的研究员布鲁克斯（Peter Brookes）撰文分析说，因为欧洲要获得中国的大市场，是「钱」迷心窍。取消武器禁售，有利欧洲军火商和北京做生意，尤其是法国的「空中巴士」（Airbus）公司等。现在中共的军费预算每年达五百到七百亿美元，仅次於美国，排全球第二，这种武器购买力，对欧洲商人是个诱惑。当然法国还有另外意图，希望通过武装中共，来平衡美国主导世界事务的力量，形成所谓的「多极化」。 中共近年一直在游说、诱惑欧盟取消武器禁售。布鲁克斯认为，其主要动机，一是想结束天安门屠杀造成的阴影，赵紫阳去世被中共视为对天安门事件盖棺的最後一个钉子，欧盟取消武器禁售则是另一个「钉子」。二是可使北京的武器来源多元化，形成欧洲和俄国的武器卖主竞争，北京从中渔利。三是通过获得欧洲武器，增大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并通过欧盟取消禁令，在国际上进一步孤立台湾。 显而易见，中共获得更多高级武器，将会改变台海军事平衡，使中共获得军事优势。而这种改变将会增高中共对台动武，以及取代美国在亚太军事影响力的幻想。尤其三月份中共人大将通过「反分裂法」，明显是为对台动武制作「法律」文件。 美国所以相当担忧欧盟取消武器禁售，因为一旦北京获得欧洲先进武器，不仅增大对外军事扩张的能力和野心，最重要的是，一旦中共武力攻台，美国干预，那麽解放军就等於用欧洲武器对付美军，或至少是增加其遏阻、削弱美军在太平洋军事干预的能力。因此不仅美国反对，连亚太主要国家日本和澳洲都持反对立场。 另外，美国左翼民主党所以也持反对立场，因为中共早有违反武器限制的先例，现在仍和北朝鲜、伊朗、缅甸、叙利亚这些专制政府有密切关系，美国担心欧洲武器可能通过北京落到这些流氓国家手中。而且中共人权纪录相当糟糕，美国学者认为是自1989年六四屠杀以来最恶劣的，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取消武器禁售，等於向北京发出错误信号。 在美国这种政府、国会、舆论、学界空前立场一致的情况下，法国德国仍然坚持要解除对中共武器禁售。只不过法国总统希拉克表示会和美国商量，「确保解除条件合理」。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和布什总统会晤时，也没有表示会放弃解除禁售的立场，显示巴黎和柏林还是要为了「钱」而不顾道德，一意孤行。因此美国学者称之为「旧欧洲和新中国共舞」，希拉克和施罗德要用欧洲的军火，帮助胡锦涛实行对内暴力统治和对外军事扩张。 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这样放弃道德立场，是有历史根源的。德国这一个国家就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向世界贡献了奥斯威辛焚化炉和纳粹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灾难。巴黎则发明了断头台，向世界贡献了法国大革命和武力征服的拿破仑，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们的革命，都是从法国大革命那种血腥中得到的灵感。在今天共产主义全球崩溃之际，法国和德国还要通过给江泽民、胡锦涛等独裁者输送军火，维持中国的专制制度，它将为巴黎和柏林留下新的道德污点。 （原载《观察》2005年2月26日） |
| 香港走加拿大还是美澳之路？ 2005-02-23 |
| 最近加拿大总理马丁的北京之行受到反对党的普遍指责，认为他为经济利益而放弃原则。马丁在北京不仅没敢提出中国恶劣的人权状况，竟然还指责本国的保守党议员去赵紫阳家吊唁。最後马丁也没从北京带回明显经贸成果，连最期待的让更多中国人到加国旅游的「协议」也没签成。
马丁所以这样视经济高於人权，是因为加国经济近年一直不那麽景气。加拿大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才三千二百万，是中国的40分之一，但国土却比中国多38万平方公里；加拿大的文盲率近乎零，农业和工业都相当发达，而且是全球工业大国中唯一与拥有最强大消费市场的美国接壤，加国出口产品的84％是到美国。 虽然有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但过去十多年来，加拿大都是迷信政府力量、主张高税收的左派自由党执政，其左翼经济政策导致加拿大经济发展受限，比美国落後很多。 在个人富有的程度上，美国的人均所得是37,800美元，加拿大是29,800美元。加国过去十年来人均所得增长11.5％，平均每年个人所得才增加1％。在整体经济水平上，200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是4.4％，加拿大是2.7％。而2003年美国经济增长3％，加拿大是1.7％。该年度第三季美国经济增长八点二，而加国该季仅增长一点一。 在就业市场上，美国的失业率现在是5.3％，加拿大是7.1％。而前年加拿大的失业率达7.8％（香港失业率现为6.5％）。欧洲实行类似加拿大经济政策的法德两国也是失业率很高，法国是9.7％；德国是9.9％。 美国之所以比加拿大、法德等国经济好，很大原因是执政的保守派布什政府实行减税，控制福利，充分市场经济的政策。布什在第一任总统时就实行大幅减税政策，目前美国平均个人税率已降至35.6％，而加拿大则比美国多九个百分点，达44.7％。法国最高税率超过50％，德国则高达65％。 美国由於近年反恐战争而军费增加，财政赤字达四千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以上。而没有直接参加反恐战争的加拿大，其联邦政府的公共债务已高达二点七兆（万亿）加元，等於加拿大平均每人背负国债18万元。 不同的经济政策和理念，导致不同的结果。加拿大倾向北欧那种福利社会主义，而美国走的是原本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经济理念导致的不同还可从近年澳大利亚的变化看出。悉尼《澳大利亚人报》言论版主编斯威策（Tom Switzer）2月2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澳大利亚已连续14年经济增长，现在的失业率降至5.1％，是过去28年来最低的（1992年是11％）。通货膨胀率从九十年代初至今一直稳定在2-3％。澳洲经济不仅被英国《经济学人》称赞，连前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现每周给《纽约时报》写专栏的极左翼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承认是「经济奇迹」。 澳洲经济所以出现这样的成就，主要原因是过去十多年来该国实行了削低关税，减税，降低工会力量，控制通货膨胀，废除限制经济发展的陈规陋习，把国企私有化等政策，走了一条限制政府规模，扩大市场作用的真正自由经济的道路。尤其是现任澳大利亚总理、保守党领袖霍华德是执著的市场经济主义者，并坚定地支持美国倒萨的伊拉克战争，因而在去年10月赢得了第三次连任，成为澳大利亚独立103年来第二位任期最长的总理（第一位也是保守派，在五、六十年代曾连续执政16年），而且他所领导的政党联盟过去24年首次在参议院占多数席位。因而《澳大利亚人报》的社论版主编说，霍华德可能会像美国总统里根那样被列入推行自由经济的世界「英雄」行列。 香港多年来一直在「世界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之首，主要是它走市场经济之路，有著低税率、小政府、自由经济的优势。但近年来香港经济不景气，但愿能从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北欧的不同经济模式中得到启示。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2月23日） |
| 反美左派走火入魔 2005-02-16 |
| 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西方左派们不仅反资本主义，反市场经济，更有人走火入魔地反美，同情或支持共产主义，歌颂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等。到了21世纪，由於共产主义之恶被全球知晓，这些西方左派们不敢再去哈瓦那、河内等朝拜，但他们仍不改反美立场，只不过把支持转向了原教旨伊斯兰主义，希望借助这股邪恶力量来打击美国。近日纽约左派女律师斯图尔特（Lynne Stewart）被定罪，就是一例。
这位65岁的女律师是纽约知名的左派激进人士，她从事律师30年来，曾给很多激进份子、反美人士做辩护律师，以立场极左知名。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首次遭恐怖份子袭击时，多人遇难，百人受伤。後来该案主谋、失明的埃及裔激进伊斯兰长老拉曼被判终身监禁。由於这位女律师一向极左，因而被拉曼聘为辩护律师。但在监狱和拉曼谈案情时，这位女律师偷偷把拉曼指示埃及的追随者如何发动暴力攻击的命令等，带出监狱，交给了恐怖组织。拉曼被判重刑的另项罪名就是涉嫌密谋暗杀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这位左派女律师的行为明显触犯了美国法律，并违反她曾宣誓遵守联邦监狱规定的承诺。上周四，由八女四男组成的纽约联邦法院陪审团做出一致裁决，认定这位左派女律师犯了密谋、提供、藏匿支持恐怖份子的文件和欺诈政府罪。今年七月将判刑，最高可判30年。这位女律师的法律助手，以及阿拉伯裔翻译等，也因做她的同谋而被定罪。 这个左派女律师的定罪再次让人看到，不少西方左派生活在自由世界，享受包括言论自由和经济富有等一切好处，但出於意识形态原因，却仇恨美国和西方文明。像好莱坞的左派女星简．芳达在越战时就曾去河内朝拜，用那里的高射炮对美国飞机模拟扫射。刚去世的美国左派评论家桑塔格也曾朝拜共产古巴和北越，歌颂卡斯特罗和胡志明等，她们其实都和这位左派女律师有类似心理，由於不满美国而去支持那些反美的独裁者；只要能满足她们攻击美国的目的，不管他是卡斯特罗、胡志明还是毛泽东，都成为他们歌颂的对象。 最近成为媒体焦点之一的美国克罗拉多大学教授彻吉尔（Ward Churchill）也是这样。对纽约世贸大厦被炸毁、三千平民遇难这种恐怖事件，他说是美国罪有应得，并把布什比成希特勒，说那些911遇难者就是纳粹时的德国人，该死。最近媒体挖出，这个极左的教授曾去朝拜利比亚的卡扎菲，和那个曾支持恐怖份子的独裁者，分享仇恨美国的共同语言。 除了大学、律师业、好莱坞之外，媒体也是美国左派的大本营。近年这些左派媒体不断爆出丑闻，《纽约时报》的黑人记者曾编造五十多篇假新闻，该报被迫向读者道歉。去年美国三大电视之一的CBS主播丹．拉瑟因报导编造的布什总统逃兵役的丑闻而被迫提前退休。CBS因左倾和偏见报导而导致收视率不断下降，目前是美国三大电视中最低的。美国另一家左派电视CNN的日子更不好过，其收视率已在三年前就败给了比它晚创办15年的保守派有线电视福克斯（Fox）。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开票日，福克斯的收视率竟高达CNN的九倍以上！ 最近CNN又爆丑闻，它的副总裁兼新闻执行总监乔丹（Eason Jordan）竟在「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说，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有意杀害记者。虽然他後来辩解否认这个意思，但会议有录音。伊战结束後，乔丹本人曾在《纽约时报》撰文不小心披露，他曾把很多驻巴格达记者发回的揭露萨达姆残暴统治的报导压下不播，理由是为了保护伊拉克人民和美国记者。在揭露独裁者的时候，这位CNN新闻总管可就没有「揭露美国」那种热情了。但这次CNN为防止发生CBS那样因丑闻而收视率下滑的情形，上周末让这位有20年CNN资历的新闻执行总监「辞职」。 美国领导世界通向自由之路虽然艰难，但法律和公众对这些为反美而支持独裁者的极左派们的惩罚，就是在一块一块地搬开阻碍人类通向自由之路的绊脚石。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2月16日） |
| 「仇恨自由」的西方左派 2005-02-09 |
| 自二十世纪以来，人类走向自由之路之所以步履艰难，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由於独裁世界的强大，而是来自自由世界内部的阻碍重重。这在二战，尤其是在冷战中已经有过西方左派淋漓尽致的表现。今天，西方左派对其在冷战中赞美甚至协助共产主义的无耻表现不仅毫无检讨，像没事儿了一样，更在今天的反恐战争中继续站在自由世界的对立面上。最近面对伊拉克和乌克兰大选，欧美左派媒体不仅不为自由的胜利而欢呼，反而是一片攻击。
乌克兰在重新选举中，强调民主并亲西方的政党领导人当选，被视为民主在乌克兰的胜利。但极左的英国《卫报》用「基辅的骚乱背後有美国插手」这种标题来描述乌克兰人要求重选的民主运动，并说这是「美国制造的、复杂而激情的印著西方标签的大众欺骗运动」。这家报纸的另篇文章则把乌克兰人民最後获得的公平选举机会称为「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冷战时代那种第三世界的动乱」，是 「後现代时代的政变」。 而对上星期伊拉克的成功选举，西方左派们更是难以接受。总部在波恩的媒体研究机构「Media-Tenor」在伊拉克选举前夕对比了德、法、英、意、西班牙等国41个主要媒体和阿拉伯世界12个主要电视和报纸对伊拉克选举的报道发现，在欧洲左派媒体上，60％以上竟是对伊拉克选举的负面报道。反而阿拉伯国家媒体对伊拉克选举合法性的正面报道，都超过60％，有时达到100％。 最糟糕的是德国政府官办的两家媒体ARD和 ZDF，对伊拉克选举的报道近80％都是负面的。波恩媒体研究中心的总编辑茨查兹（Roland Schatz）说，德国媒体对当今伊拉克局势的负面报道，是萨达姆独裁统治时的两倍。 美国的左派媒体也不甘落後，在选前两周《纽约时报》预测说，伊拉克的选举结果将是晦暗的，像「不确定的丛林」；选举帷幕拉开时将是巨大问号：会有充分的竞选活动吗？在投票前一天，该报还发表了「伊拉克选举是场赌博」的社论，从标题就能看出那种晦暗心态。 在伊拉克人民不畏恐怖威胁，不惧西方左派的诅咒，勇敢出来投票，大选获得成功之後，《纽约时报》等不仅毫无悔意，还绞尽脑汁诋毁伊拉克的民主进程。在该报2月6日的「一周回顾」中，记者瓦恩斯（Michael Wines）说，根据他们报纸的档案，1967年南越选举时，近六百万注册选民也是不畏越共袭击，高达83％出来投票，美国政府当年也是惊讶民主的力量；当时约翰逊总统也像今天的布什那样誓言推广民主。言外之意，最後越战不是照样失败，南越政府不是照样垮台；伊拉克就是越南第二，布什的政策像约翰逊一样，也会大失败。 研究《1984》作者奥威尔、前年出版《为什麽奥威尔仍重要》的英国作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曾信奉托洛斯基主义，但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他已觉醒，曾撰文严厉批评法国政府杯葛伊战的声音是「老鼠的尖叫」，除了烦人，毫无份量。他对英国《卫报》等西方左派们的评价是：有些西方左派，或者说西方极左派，他们是反美、反布什的；他们宁可喜欢那些专制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喜欢任何和美国友好的政府。这类左派不愿说萨达姆的任何坏话，也不愿说任何关於乌克兰民主运动的好话。这些左派们拒绝谴责那些反美的独裁者们，同时也拒绝赞美那些欣赏美国或至少不反美的民选领导人。 去年以研究苏联集中营制度的《古拉格》一书获得「普利策奖」的《华盛顿邮报》女专栏作家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也对左派媒体的这种偏见报道和评论相当愤怒，曾撰文把这些西方左派称为「仇恨自由者」（The Freedom Haters）。她说当布什总统称那些反对美国武力倒萨的人是「仇恨自由者」时，她并不同意，但现在吃惊地发现，还真有这样一批人。 但是，从阿富汗选举，巴勒斯坦选举，伊拉克选举，以及不久前多达两亿人的世界最大穆斯林国家印尼的选举等，都在证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精神和市场经济的力量正在全球性地扩大，无论西方左派怎样诅咒和哀鸣，都无法阻挡人们对民主的渴望，都无法阻止人类迈向自由的步伐。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2月9日） |
| 可悲的桑塔格 2005-02-05 |
| 美国女作家和评论家苏姗．桑塔格的去世，引起美国舆论两极反应，被称为左派旗舰的《纽约时报》不仅在头版转内页发表了长达一个半版的讣文，还配发三张桑塔格照片，其中一张大得超过当时印度洋海啸救援图片。中间偏左的《华盛顿邮报》也发表长篇讣文，配发的照片之大，被人讽刺为「毛泽东的尺寸」；在这些颂文中，桑塔格被赞美为「偶像」，「会走动的丰碑」。
但美国保守派媒体，有的对桑塔格根本不予置评，认为批评都是抬举她；而已发的文章，则是劣评如潮，如作家斯德姆（K.A. Strom）总结的那样，「後人将长久记住桑塔格的是：她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自我吹捧、仇恨白人和西方文明的犹太人。人们短期记得的是，她是一个寄生在自由社会的癌细胞。」 在美国知识界，像桑塔格这样被两极评价的不多，如果再有的话，可能就是另一个臭名昭著的反美派、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桑塔格和乔姆斯基，再加上不久前去世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也译萨伊德），都不是因他们本身专业成功而出名。桑塔格虽出版过几本小说和评论集，但除了左派主导的媒体吹捧外，并不受大众欢迎。其中几年前的「国家图书奖」则是因桑塔格多年和癌症搏斗，在生命晚期而获得的安慰奖，而并非因为书本身的文学成绩。赛义德在自己的比较文学专业上，也没有任何突出的成就。而乔姆斯基出名，更不是由於语言研究。他们三人的最重大「功绩」就是强烈、激烈地反美、反西方。於是在左派媒体的哄抬下，在西方，尤其是在第三世界专制国家知识界中爆了「大名」。 桑塔格一生都「反对西方文明」，仇恨白人和美国。她把白人说成是「纯粹的邪恶」（pure evil），认为是白人这个种族和白人创造的文明，造成了人类全部的灾难，她甚至说，「即使西方出了莫扎特，莎士比亚，康德，牛顿，议会政治，巴罗克风格的教堂，芭蕾舞，以及对女性的解放，也不能抵销这种文明对世界的破坏。白人种族是人类历史的癌症，哪里有带著其意识形态和发明创造的白人文明，哪里的真正文明就会被消灭。白人文明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威胁我们的生存。」 这个以血液和族群划分人类的典型种族主义份子桑塔格，她攻击白人是人类的癌症，但作为白人的她本人，既没有像黑人歌星杰克逊那样去换皮肤，也没有选择自杀（切除自己这个癌细胞），而且她还结交了很多白人朋友，包括和她一样左疯的犹太导演伍迪艾伦等。她去世後，美国三大报上的颂文，几乎都是她的犹太白人朋友写的。 正如西方左派一贯的虚伪，桑塔格攻击西方文明，她却绝不搬去第三世界，更不会去住看不见白皮肤的黑人区，而是住在大厦林立的纽约曼哈顿中城，享受西方最先进的物质和文明，喝法国葡萄酒，看百老汇歌剧。而对於住在曼哈顿，桑塔格说是因为那里外来移民多。这不仅是赤裸的胡说，更是矫情到令人恶心。桑塔格居住的环境，哪有几个移民？那里最多的，不仅是白人，更是像桑塔格这种因了西方文明才赖以生存的、享受著人类最自由的社会和最繁荣物质的西方仇视者和伪善者。 在桑塔格强烈厌恶、诋毁美国和西方文明的同时，她同情和赞美共产世界。1970年去哈瓦那之後，她歌颂「整个古巴正在良性的高度运转」，古巴经济「处於有大量活力的层次」。至於那里遭到古拉格摧残的人民，她却视而不见。 六十年代桑塔格不仅反越战，还去河内朝拜，歌颂在北越「爱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结，那里的人民和一党制的关系，不该被说成是非人道的。」越战结束时，桑塔格说，东亚人民终於从「美国的屠杀机器中被解放出来」。「人们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共的胜利而高兴，但也有点悲哀，因为（越战结束了）美国的反战运动就会失去势头。」反战者却因为战争结束而悲哀，简直毫不掩饰其借反战而反美的本质。 南斯拉夫裔美国作家特里科维奇（Srdja Trifkovic）撰文表示，「桑塔格并不关心真理，也没有思想能力，她只狂热意识形态。她撒谎，不诚实，缺乏道德感，自我欺骗。」桑塔格等左派们痛恨资本主义，认为「美国是个癌症社会，有著洪水般大量物质，有过剩的活力，野心过於膨胀┅┅」他们反感物质文明，同时又厌恶宗教信仰和基督教，向往均贫富的共产乌托邦，因此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和西方文明，怎麽看都不顺眼。 对人类的重大问题，桑塔格们为什麽会这麽糊涂？《一九八四》的作者奥威尔曾说，「有些非常错误的想法，只有那些非常高智商的人才会相信。」桑塔格拿过两个硕士，读了博士（没写论文），看了不少书，她的藏书据说有一万五千册。但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所指出的「如果任何人能证明，缺乏最基本常识的高智商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就是桑塔格。」。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向往共产苏联制度的，许多是像桑塔格这样的犹太知识份子。即使今天支持布什总统先发制人战略的右派「新保守主义」中的主要人物，当年也多是支持托洛斯基的犹太知识份子。好在他们後来终於开始从本质上认识人类的的邪恶。 八十年代初，桑塔格也有了些新认识，说她忽视了共产制度的残暴，忽视了真实，承认共产主义是带了人道面具的法西斯主义。但桑塔格从来没有从本质上去理解共产主义到底邪恶在哪里，所以她攻击美国主体价值的立场几乎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找到了新的「理想」，那就是穆斯林世界和阿拉法特们。在她那里，穆斯林就是好的；基督文明世界该遭到诅咒。科索沃战争时，她呼吁美国军事干涉（这时候完全不反战了），支持用B52轰炸南斯拉夫，并跑到波士尼亚拍穆斯林人的电影。而到了铲除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时，她又绝对「反战」了，因为她认为这是「屠杀」穆斯林。在恐怖份子劫持飞机撞毁世贸大厦时，她不哀悼丧生的无辜平民，不惋惜自己所住城市的巨大损失，却批评美国罪有应得，写文章同情恐怖份子，说「他们不是懦夫」。 勇敢，是指做正确的事情而不畏惧。但在桑塔格那里，没有道德要求，只要敢实现自己的目标，就是勇敢。按这种逻辑，纳粹的毒气室，哈马斯的自杀炸弹，都可算作勇敢，因为他们都敢实现自己的目标。 按这种逻辑，桑塔格也是「勇敢」的，她不仅反美，反白人，反基督文明；十七岁时和一位犹太老师见面八天就结了婚，生活八年有一个儿子离婚後，四十岁时又成为同性恋者，和一个女犹太摄影家保持了三十年的同性关系。晚年写的历史小说《在美国》敢在十二处抄袭别人的成果（多达四页）。 桑塔格得了三种癌症，她三十多年来和疾病顽强搏斗的精神值得敬佩。但她斥责白人是人类的癌症。针对这种说法，上述评论家斯德姆则盖棺论定道，桑塔格本人才是美国社会的癌症。癌细胞外表上很像正常细胞，它们寄生在人体里，在吸收营养的同时伤害身体；它不仅绝不感谢身体，更不报答身体的价值。这种细菌多了，就会把人杀死。因此必须对癌细胞进行控制，不能让它们繁殖太快。 桑塔格这类病菌之所以能存在，就因为美国是个自由的社会，即使对明显错误的言论，也不会禁止。但桑塔格们钻了言论自由的空子，结果伤害的是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影响了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桑塔格、乔姆斯基和赛义德们另一个重大伤害是，他们的反美、反白人言论，被那些第三世界的专制政府，共产政权，以及御用文人们当作「武器」来攻击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价值。 桑塔格是个典型的「伪知识份子」，她所代表的是美国人民和历史潮流正在扬弃的价值。今天桑塔格和《纽约时报》所代表的反常识的「知识份子主义」正在走向衰落；九一一後美国高扬的基督文明的传统价值，这次总统大选所传递的「道德」关注，都展示了美国社会对癌细胞的「遏制」，健康的细胞仍占主体，这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幸运。而桑塔格，正如上述南斯拉夫裔美国作家特里科维奇所说，「她用自身的样板，让美国人蔑视知识份子。」 1月22日於纽约（载《开放》2005年2月号） |
| 【推荐文章】假鸡蛋：中国人造假成「疯」 2005-02-04 |
| 「编者按：香港《东周刊》记者扮演学徒，把在广东制造假鸡蛋的传授班看到的写了出来。一个国家不仅有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结婚，现在连鸡蛋都有假的。这样的人心堕落，恐怕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没有的。中国这个民族还有救吗？」
据调查所得，除了售卖外，更有人开班授徙教造假蛋。一苹只比真鸡蛋还要晶莹剔透的假货，原来是由多种化学品混合「孵化」成，不但毫无营养，更可能吃了变痴呆! 广州工商局人员上月捣破当地一个假鸡蛋生产中心，充公近万苹假蛋。工商局官员感慨说∶「以前人人说‘食在广州’， 现在就‘假在广州’， 已成假食品 重灾区 !虽然政府不断扫荡，并设资金制鼓励市民举报，始终无法杜绝 !」 位於广州市郊的东旺副食品及蛋品批发市场是当地最大的市场之一，货品琳琅满目，但也是出名的假食品集散地，包括假鸡蛋。 该市场一名蛋商透露∶“三、四年前开始有假蛋出现，最初前北方比较多， 年岁前有经纪的推销‘人造鸡蛋’，批发价为每只0.15元， 我问他的蛋是不是假 的， 虽然他不说，但真蛋的批发价每只要0.3元， 卖到这厶便宜99%是假货 ， 不过有不少蛋商贪便宜就买了 ， 不过这段时期工商局扫得严 ， 他们都全部藏了起 来 ， 不敢继续卖”。 除了有不法商人生产假蛋售卖谋利外 ， 另有掌握“造假”技术的公司公然 开班授徙。 广州棠下镇“假蛋学堂”揭开技术奥秘∶ 学费六百，三天毕业。 “假蛋学堂”位於广州市棠下镇中山大路491号2楼的“广东穗华科技公司”， 面积近2000尺， 业务范围很杂 ， 除教授造假蛋技术 ， 另售卖生产洗衣粉及粉笔 等机器， 又兼卖防狼喷雾， 甚至是二十万伏特的电枪都有。“人造鸡蛋”就是金蛋， 每只利润四倍多，绝对是赚大钱的生意。一名业务员口若悬河地表示， 假蛋 技术乃独家秘方 ， 每个人学费560元 ， 另收道具费69元， 总之机会难逢 ， 不会 周围都有得学的! 记者被要求出示身份证登记 ， 随即开始为期三天的培训。 经过接待处 ， 内有多间培训室 ， 采个别教授方式， 第一堂是“理论课”， 由二十余岁的谭姓女导师负责。她首先向学员们派了一本小册子， 书面写上“人 造蛋生产技术”以及“保密技术， 翻印必究”的字眼。女导师一开始就做生意卖 书“这本是秘笈呢!就算学完之後不记得步骤， 都可以照本书来做， 好多外省人 不方便来广州， 就寄信来邮购，每本131元， 虽然只有几页纸好象很贵， 但是学完就够啦”。 培训室面积大约百馀尺， 设备简陋， 灯光昏暗， 没有空调， 说是实验室， 像 厨房还差不多， 厨柜内放满大量化学用品， 台上有天秤、试管及一批化学仪器， 每次上课时，均要将风扇关掉， 以免化学品被风吹走。 水中“孵化” 女导师首先示范制造蛋白 ， 只见她小心冀冀地将一瓶粉状物体放上天秤量 重 ，“这个是‘海澡酸纳’， 份量不能错， 所以要关风扇进行 ”。然後倒入一 盆温水内， 用玻璃棒不断搅拌， 约一个半小时後一盆晶莹剔透的蛋白物体呈现眼 前。她继而用少量化学物品“明胶”用水拌匀， 然後添进蛋白再搅， “明胶可以 令蛋白的浓度适中， 但因长时间搅拌会产生好多气泡， 要等十个小时才能散得完， 今天就先教到这里了” 第二天早上， 女导师再把适量的“酸纳脂”、“苯甲酸纳”、“邻甲基织维 素”及“白矾”等其他化学品一起混入， 但没有解释其作用， 三小时後“蛋白” 部份正式完成。 接著女导师开始教造蛋黄， “蛋黄其实就是蛋白， 只是加了色素的原因。” 她将部份蛋白状物体倒在容器内， 加上“柠檬黄色素”， 搅了几下就变成了鲜黄 色。 至於假蛋如何化作蛋形， 其中奥妙， 原来全是靠一个塑胶模具， 以及含有 “氯化钙”的“神仙水”。塑胶模具有两个凹位， 一个椭圆形， 一个圆形。女导 师边做边说∶“圆形的造蛋黄， 将蛋黄倒入模具， 再倒入混有氯化钙的水在面上， 就会产生一层薄膜， 包围蛋黄就可以定型， 留意看， 现在变魔术啦 ! ” 女导师将蛋白倒入椭圆形的模具内， 加入成了形的蛋黄， 再倒上另一层蛋白 盖面，照办煮碗浸神仙水， 令蛋的最外层产生薄膜， 很快蛋形浮现出来。 她说∶“看来好神奇， 其实好简单。虽然鸡蛋模只有半边， 不过一浸入神仙 水， 在浮力下蛋白会在模里面晃来晃去， 慢慢变成蛋形。至此一苹只光脱脱的无 壳鸡蛋呈现眼前。 接下来到了最後也是最关键的“包壳”阶段。 女导师以明火煮熔“食用石腊”再混入“石膏粉”搅拌， 温度要控制在50℃， 将假蛋放入白色溶液内反复转动， 捞出冷却风乾後， 完整的有形鸡蛋便大告功成 了“如果想蛋壳做得精细些， 可以用勺子舀一些溶液淋在蛋上面， 不过那样会浪 费时间一些。”女导师说，人造蛋的材料可以在化工原料店买齐， 非常方便， 不 少内地食店会派人来学习， 以真假混合的方法做菜， 赚取更高利润。 赶记者出校 假蛋外形象模像样， 味道又如何？在等待外壳风乾时， 记者将无壳制成品做 假蛋餐，首先是煎“荷包蛋”蛋白虽然出现不少水泡， 但像真度十分高， 口感跟真蛋竟也相近似，只是略带碱味。第二道菜是“蒸水蛋”， 真假鸡蛋混合的效果 更佳， 记者以三苹假蛋，一苹真蛋混合来蒸， 效果更滑， 口感及味道更似足真蛋。 在上堂的末段， 本来女导师仍有讲有笑， 但期间电话响起， 她接听後态度突 然逆转，一言不发地步出教室， 往业务部拿了记者先前缴交的学费， 悉数退还， 然後严肃地说“公司严格规定不教香港人， 之前收你学费， 完全是业务部失当， 现在退回学费给你，麻烦你开张收条给我们.”接著她便下逐客令， 要将记者“赶 出校”，再三查问之下， 女导师免为其难地说:“老板前几日没回公司， 今日回 来查单， 知道你是香港人， 怕你是记者， 人造蛋始终是假东西， 这件事漏出去就 不好啦!”难道大陆记者她们就不怕？ 广东省工商局一位胡女职员接受查询时承认， 省内确曾发生过多宗经营假蛋 案件，当局对事件十分关注， 亦有经常扫荡， 目前情况已改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打假法规的食品卫生法》， 若生产经营的食品掺入有毒或有害的非食品原料， 属於刑事责任，会转交检查院处理。至於教授造假蛋的广东穗华科技公司， 由於只从事“技术转移”并无参与“生产经营”， 在内地未算违法， 不过若然学员利用其所学， 从事假蛋生产及售卖， “广东穗华”实在难辞其咎。 而根据《香港海关商品说明条例》，不论卖假蛋者是否知情， 在本港已属违法， 一经之定罪最高刑罚为判监5年及罚款15万元。 大律师陆伟雄表示∶“如果有证据证明卖假蛋的人刻意将假货当真货卖， 已属欺诈行为， 而有份参与教授技术、投资生产和安排分销的人一律触犯《刑事罪 行条例第195A条》「串谋欺诈罪」罪名成立， 最高刑罚监禁14年。 （原载香港《东周刊》2005年1月31日，原题「揭密∶假鸡蛋制造过程」） |
| 从国情咨文仪式看美国两党政治 2005-02-03 |
| 二日晚上，美国总统布什在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这是美国的惯例，每年初，现任总统都要在国会阐述政府的施政方针，被称为「国情咨文」（the State of Union Address）。参加者有参众两院的议员，最高法院法官，三军将领，政府内阁部长，以及特别来宾和外交使节等。
「国情咨文」仪式每次都相当讲究，办得隆重、正式。在布什总统进入会场时，要由专人导引，并正式向全场通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全场则起立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不论是布什所属的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的议员，全都站起来鼓掌，以超越党派的方式，来体现美国的团结一致，以及对国家元首的尊敬。而且两党领袖都随同总统出场。这是整个演讲活动中最长时间的一次鼓掌，因总统从进入大厅到讲台，要和过道两侧的议员不断寒喧握手，在这大约三、四分钟期间，全场就一直鼓掌，直到总统走到台上，热烈的鼓掌欢呼声把气氛推向高潮，从而拉开演讲的序幕。 在全场掌声终於结束，总统准备演讲之前，按惯例，再由国会议长正式向与会者介绍「布什总统」，於是全体再次起立，长时间鼓掌、欢呼，直到国会议长敲锤才停止。而且不管隶属哪个党的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两党议员都是如此。这种郑重、隆重的对国家元首的欢迎仪式，凸显了民主国家对民选总统的一致认同，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有多大差别。 美国的这种「国情咨文」方式，非常体现大众有知情权的民主原则，因为等於每年之初，国家领导人就把政府的施政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全体议员，同时通过各大电视台的直播，告诉给全体美国人民。 布什的国情咨文进行了53分钟，获得65次掌声。从鼓掌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哪些政策受到两党一致欢迎，哪些受到民主党的反对。因两党议员是分别坐的，从台下面对演讲的总统的角度，共和党议员坐在右侧，民主党议员坐在左侧，楼上则坐著来宾等。因而观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布什总统宣布要致力改革退休计划时，坐在左侧的民主党议员，几乎没有一个鼓掌，而坐在右边的共和党议员则热烈欢呼，可谓泾渭分明。 但当布什总统提到感谢美国军人，加强中小学教育，伊拉克大选成功，打击恐怖主义，以及给巴勒斯坦提供三亿五千万美元援助等，两党议员则都站起来鼓掌。这充分反映出美国两党政治的成熟，在野党不是为反对而反对，而是在他们认为有利国家整体利益时则合作，体现美国是一个整体。 这种国情谘文所以能被多数美国民众知晓，因为美国的四大无线电视网（NBC，ABC，CBS，Fox）同步转播，还有FOX，CNN，MSNBC等有线电视台现场直播。同时还有其他主要电视频道也都转播国情咨文。虽然没有明文规定电视台必须这样做，但出於新闻媒体的责任，各大电视台都不约而同这样做。而且在总统演讲後，各大电视台立即都组织了专家学者的讨论，评价总统讲话，尤其是内政外交政策的利弊等等。 另外一个重要项目是，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之後，在野党要发表「反驳」（rebuttal），即批评执政党的政策。今年的「反驳」是由民主党的参议院领袖哈瑞．雷德和众议院领袖南茜．佩罗西做的。这种「反驳」的好处是，让大众有个比较机会，而不是只听执政党一面说辞。但这种「反驳」讲话一般不被大众重视，毕竟不在执政地位，讲话不能成为政策。连克林顿总统的演讲稿撰写人谢索尔（Jeff Shesol）都在《纽约时报》撰文说，其实应该取消这种「反驳」讲话制度，因它作用太小。这种「反驳」制度是1966年开始的，那年约翰逊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後，在野的共和党要发表「政见」，结果却是支持约翰逊打赢越战。那是过去四十年来，唯一一次在野党的「反驳」讲话竟是支持当任总统的政策。舍索尔说，除非是瑞德和佩罗西宣布他俩叛党，跳槽到共和党，否则根本不会引起全国民众的重视。但这种给反对党讲话机会的形式仍是重要的。 布什总统的这次演讲被左右两派都评价为流利、自信、轻松，非常成功。前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金瑞契则称赞它是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国情咨文之一。这不仅由於布什获得连任，共和党赢得参众两院和多数州长，还在於阿富汗、巴勒斯坦、伊拉克的三场选举都获成功，证明布什向全球推广自由的政策获得进展。另外一个原因是，布什很刻苦地做了「家庭作业」，据前布什演说稿撰写人、畅销书作家弗洛姆（David Frum）表示，对这种演讲，布什一般得从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准备，努力背诵全长5049字的文稿（译成中文约一万字），大概刮胡子的时候都在背稿，而且正式演讲前要全文演练几遍。因此才有了布什谈笑风生般轻松的流利演讲，几乎看不出来他在背稿子。这种演讲非常难的一点是，他的演说稿事先已经发给了主要媒体及现场听众，因此他不能临场发挥，必须背诵准确，这的确是个功夫。 看到布什的演讲，令人想到中共的官员们，他们即使一个小型讲话，也要拿稿子，照本宣科。记得几年前江泽民来纽约时，曾接受一个亲共的中文电视台采访，还要看稿子回答问题；当时一位中国异议人士写了篇文章，引用中国流行歌曲「马儿你慢点跑」，讽刺江泽民接受一个中共领导下的、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的小小中文电视台的采访，还如此紧张兮兮。简直不可以想像让他背诵一万字的中文稿子，仅凭这一点也可看出，当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多不容易，而当个独裁者有多舒服，难怪他们都至死不交权。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
| 布什「国情谘文」给中国人的信息 2005-02-01 |
| 布殊总统将在二日晚上发表连任後首次「国情谘文」演说，提出外交与内政目标，被国际瞩目。可以预见，布殊仍会强调向全球推广自由；尤其两天前的伊拉克选举结果，更会坚定美国推行这个目标。
在西方左派、欧盟包括联合国都不看好伊拉克的选举，恐怖份子用自杀炸弹袭击杯葛下，竟有超过60％的伊拉克人出来投票，这个大多数伊拉克人民选择自由的历史性画面，再次向世界传递了清晰的信号：不管什麽族裔，何种文化和宗教背景，怎样的经济条件，只要给人民机会，人们的心里呼唤是一样的，那就是要做自由人！ 近来穆斯林世界有四场选举，都传递同样的信息：首先是在阿富汗，在那样一个塔列班曾主导、从无选举、文盲率为世界之最的国家，人民竟踊跃投票，不仅选举成功，而且迄今阿富汗局势稳定。 第二场是人口多达二亿的印尼选举，这个独立半个世纪後首次自由选举的全球最大穆斯林国家，不仅有了首位民选总统，而且选後政局稳定，也迈向真正的民主。 第三场是三周前的巴勒斯坦选举，在长期巴以冲突、阿拉法特专权以及哈马斯的杯葛下，也有超过50％的巴勒斯坦人出来投票；两位温和派候选人得票率近八成，没有一个激进派候选人的选票超过5％。 最振奋人心的是伊拉克的选举，在萨达姆残暴统治过35年，在不断发生自杀炸弹威胁下，竟有一万八千名候选人竞选国会和地方议会席位，有八百万人出来投票（注册选民一千三百万）。他们中有八十岁老人，有柱双拐的残障者，有坐轮椅的，更有身著黑衣蒙头巾的女性。他们投完票後，还自豪地举起那个刚按过手印的指头，做出胜利手势，表达不畏暴力威胁、坚持行使自己权利的决心和兴奋。 看到巴格达街头那些民众投票後载歌载舞的欢庆场面，那些挥舞国旗的伊拉克人的骄傲和兴奋，无法不为中国感到悲哀，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迄今投票权仍被剥夺。共产党用什麽教育水平低、经济底子薄、国家太大，社会不稳定等等借口，来拖延中国的政治改革。但事实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和教育水平都超过阿富汗、印尼、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尤其是香港，其教育水平不仅居世界前列，而且香港人均拥有报纸比例居全球之冠，经济自由度排世界首位，连最近对印度洋海啸的民间捐款之多，香港也是人均世界第一。但对这样一个富有、高教育、资讯发达的世界经济枢纽，北京却天高皇帝「近」，硬是不许这里的人民像伊拉克那样一人一票进行选举，而由北京钦定所谓「特首」。这是对七百万香港人民的侮辱，因为人没有投票权，就不是现代人，更不是自由人！ 伊拉克选举向香港传递的信息是，自由不是恩赐的，而要自己力争。仅在选举日，就有44名伊拉克选民被恐怖份子杀害，但伊拉克人民仍是勇敢地出来投票。因而美国福克斯电视在巴格达采访的记者感叹说，每个出来投票的伊拉克人都是「英雄」。 布殊总统在他的国情谘文中，将会再次强调这种「英雄主义」。他披露说，国情谘文的重点将是：「我要再度告诉世人，击败仇恨与恐怖主义的最佳方式就是推广自由。我认为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自由。」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2月2日） |
| 伊拉克选举和自由的价值 2005-01-30 |
| 1月30日，对伊拉克人民来说是个历史性时刻，这一天，他们将首次举行全国大选。这场选举不仅将决定伊拉克的民主进程，也决定著布什总统几天前就职演说强调的向全球、尤其向中东推广自由价值的成败。
伊拉克的面积相当於加州，人口和台湾差不多，有二千四百万。萨达姆政权被结束後，伊拉克人民获得空前的政治自由，纷纷组织政党，目前参选的政党多达111个，比台湾的98个政党还多。 一个月前台湾立法院改选，有387名候选人竞争235席立委。而这次伊拉克大选，有多达7,500名候选人，竞争国会的275席及18个省的议会席位。参选人数是台湾的20倍。 伊拉克的合格选民有1,400万，已报名投票者有1,200万，这点也和台湾相似，上次台湾总统大选，总共有1,290万人投票。伊拉克大选也像台湾一样，允许海外侨民投票，但不同的是，可在所住国投票，不必回国。伊拉克海外侨民有120万，占注册选民的10％，分散在全球14个国家，其中美国就有23万。 这场选举，可以说是一场空前艰难的民主跋涉，更是一场自由和邪恶的较量。虽然萨达姆被铲除，但他的余党，以及极端伊斯兰份子，敌视美国和自由价值的仇恨者，不断制造事端，袭击美军和伊拉克警方，用自杀炸弹杀害平民，制造恐惧阻止伊拉克走向民主。尤其大选临近，这种袭击更加频繁，武装份子扬言，将袭击投票所，杀害去投票的选民。 在美国，左派们继续不支持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政策，并对巴格达的民主进程冷嘲热讽。尤其是以左派媒体旗舰《纽约时报》为主，一直持悲观论调，重复前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话说，伊拉克选举之後，局势会更加糟糕，什叶和逊尼两大派将爆发内战，局势会不可收拾。美国最左的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则公开呼吁「美国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撤出伊拉克，以避免暴力冲突的进一步恶化」。 在欧洲，由法国德国为主导的「欧盟」没有向伊拉克选举派出任何工作人员，更不要说给予全力支持。联合国愿意支持全球各地的民主选举，但恰恰对至关重要的伊拉克首次民选缺乏热情，只派了40个工作人员到伊拉克进行技术协助。在关键的向中东和穆斯林世界推广自由的人类民主化的伟大进程中，可以说欧盟、联合国，西方的左派们都可耻地缺席！ 但布什总统和伊拉克临时政府决心推动这项选举，不管它是如何艰难。美国目前在伊拉克有13万军队，再加上伊拉克政府新组建的12万国防军和警察队伍，将全力保护5,300个投票所的安全（等於每个投票所配备40名士兵和警察）。 布什政府所以力排众议，坚持按预定计划在30号举行伊拉克大选，关键在於虔诚基督徒的布什相信，自由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伊拉克人民应该享有这个最宝贵的礼物。二是相信人是上帝所造，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上帝的影像」，因此不管被欺压多久，被剥夺权利多长，被窒息得多麽严重，只有给人们机会，他们的内心呼唤一定是自由，渴望成为有尊严的「人」！ 这从阿富汗的选举结果就可看出，那个曾炸毁千年佛像、塔列班主导的黑暗国度，即使那些被迫蒙脸，被欺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阿富汗女性，当有了机会，一样踊跃地去投票，行使自己作为自由人的权利。当时恐怖份子也是扬言袭击投票所，杀害去投票的人。但那些勇敢的阿富汗人，不仅没有畏缩，反而大清早就去排队，第一个投票的是个19岁的女孩子。据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说，有些穆斯林女性，半夜就起床，做牺牲前的洗身宗教仪式，然後以迎接死亡的心情去投票所排队，即使在附近百米外有自杀炸弹袭击，这些阿富汗人毫无畏惧，没有一个人离队吓跑。这个场面，再次定格了人类的自由精神！ 如果阿富汗人民能，为什麽伊拉克不能？而且无论从经济水平，文盲率，世俗程度，现代化等多项指标，伊拉克都比阿富汗更有条件实行民主选举。关键是要相信人心，不管什麽族裔，什麽文化背景，什麽样的教育程度，什麽样的国情，什麽样的宗教背景，只要给人机会，人们的渴望和追求是一样的，那就是要做自由人！ 另一项鼓舞人心的消息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属下「国际共和研究所」（IRI）近日在伊拉克的民调显示，高达80％的伊拉克人表示会去投票。伊拉克有三大派，什叶派占人口60％，逊尼派占20％，库德人占20％。虽然逊尼是少数，但由於萨达姆是逊尼，因此这个少数派在伊拉克一直有权势。「国际共和研究所」的民调显示，逊尼派对投票选举反应最冷淡，只有48.7％的逊尼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不愿去投票者多达46.6％。但在什叶派和库德族选民中，表示愿去投票者都超过91％，不去投票的都低於5％。 该民调还显示，虽然伊拉克不断遭到自杀炸弹攻击，不断有平民和警方人员被杀害，但伊拉克人民仍对这个国家充满希望，69.9％的受访者表示对伊拉克未来有信心，没有信心的只占18.8％。52％认为伊拉克的局势半年後会更好，60％认为一年後会更好，65％对五年後的伊拉克非常乐观。。 在伊拉克推进民主，是人类从没有过的艰难尝试。因为在萨达姆的残暴统治35年後，这个国家没有任何民主政治基础，而且其经济已到崩溃边缘。据美国民间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学者葛德斯曼（Anthony Cordesman）的论文，伊国失业率在29％到40％之间，在年轻人中可能高达60％。虽然伊拉克去年石油收入180亿美元，但它只是国民生产总值（GNP）的一半，是年度财政预算的三分之二。 二战时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被结束後，那里几乎再没有什麽反抗和骚乱，因为法西斯在全球大势已去，纳粹和武士道的残余毫无任何外部支持的可能和希望。但伊拉克局势不同，它的周围除以色列外，全部都是专制国家，22国组成的阿拉伯联盟，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伊朗，沙特阿拉伯，叙利亚这三个有大量极端伊斯兰份子的国家，虎视眈眈地敌视伊拉克的民主进程，担心自由之风吹进毛拉们统治的地盘。埃及、黎巴嫩、科威特、约旦虽然有些自由空间，但仍都没有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因此对伊拉克一人一票的选举，也不会真正欢迎。 而且从在伊拉克被抓获的「武装份子」来看，多数是「外来者」，而不是本地伊拉克人，他们是从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苏丹等世界各地来的极端伊斯兰圣战份子。伊拉克成了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力量和世界各地恐怖份子的「决战之地」。 在这样一个自由与邪恶决战的时刻，曾同样被美国人从二战中解救出来的欧洲希拉克们、施罗德们，以及比利时的左疯们，不仅不对美国解救伊拉克人民（在萨达姆统治下至少30万伊拉克人被害，5千库德人被毒气杀死）的正义之举伸出援手，反而杯葛、刁难、冷嘲热讽。 柏林意味著什麽？德国这一个国家就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它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是「奥斯威辛」（1月27日是它被解放60周年）。德国人发明的「毒气室」将永远提醒人类什麽是邪恶，它会恶到什麽程度！ 巴黎意味著什麽？二战时法国成立支持希特勒的维希政府（相当中国抗战时的汪精卫伪政权），两年内把7万6千名犹太人送去德国集中营（其中只有2500人幸存）。有著这样耻辱历史的德国法国，今天不赎罪，不帮助在新纳粹（原教旨伊斯兰主义）摧残下的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将更不可原谅。 不管伊拉克的选举面对多少外部阿拉伯国家的敌视，面对多少欧洲希拉克们的袖手旁观，面对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圣战份子的暴力阻止，伊拉克人民的人心所向将不可阻挡，那就是要用选票，决定政府领导人；要用选票，决定国家的前途。正如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杜姆克斯（Peter Brookes）发表的专论所说，自由世界将拒绝在伊拉克失败，伊拉克的新时代将从这次选举开始。 2005年1月28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
| 奥斯威辛对人类的拷问 2005-01-27 |
| 1月27日，对所有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因为整整六十年前，盟军把他们从毒气室旁解救出来。虽然那天之後，奥斯威辛的上空不再飘落火化人体的灰黑粉末，但那个焚化炉的烟囱，像个矗立的惊叹号，永远拷问著人类：为什麽这个世界会有奥斯威辛？为什麽人类会容忍这样的邪恶发生？
按当代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二十世纪历史》一书，当时德国有多所一流大学，出产的电影数量超过其他所有欧洲国家的总和，柏林是世界的歌剧和电影中心。德国有深厚的哲学，有世界知名的文学，德国人的教育水平当时是全球之冠。 为什麽在这样「现代文明」之下，会有如此残忍的「种族清洗」？会有建构在现代科技之上的毒气室和焚化炉？而且仅仅在二十世纪这一百年，就有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全球蔓延，导致多达一亿五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之前一千九百年的总和！ 从政治层面来说，当然和慕尼黑条约的妥协，张伯伦的绥靖主义，人类对邪恶的认识不清，缺乏足够的道德勇气抵抗等，有直接的关系。因而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曾呼吁，人类永远不要再有慕尼黑，因而他和东欧八国元首曾连署声明，支持美国军事铲除萨达姆。布殊总统在上周的连任就职演说中，也是论述自由的价值和美国的道德责任。在这之前，他曾在参观奥斯威辛时誓言，这个世界不应再有（和独裁者签署）雅尔塔协议，自由不可交易。这也就是为什麽美国要在二十一世纪初打了两场战争，解放阿富汗和伊拉克，并全力推动那里的民主。 然而，更深层的原因在於人心的邪恶。因为奥斯威辛不是希特勒一人所为，而是有成千上万的党卫军和德国人的参与。而且在焚化炉之前，苏联有杀害百万人的大清洗和「古拉格群岛」。在焚化炉之後，中国有文革迫害，六四屠杀。而且就在奥斯威辛被解放半个世纪之後，还有恐怖份子劫持人质砍头，用自杀炸弹袭击婚礼，教堂，老人中心，劫持民航飞机撞毁商业大厦┅┅ 因而无论当时德国有怎样的豪华歌剧院和音乐厅，有多少艺术人才，无论今天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有怎样复杂现代的高科技，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人心之恶。因而索尔仁尼琴写《古拉格群岛》等作品，并不是描写斯大林对人的非人道，而是著重描写人对人的不人道，写人类之恶。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萨达姆等，并不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某个失常状态，人类心灵中的邪恶，是永恒的主题。 正是由於启蒙主义和理性至上，使人类远离了上帝，像迷失方向和舵手的船只，漂流在大海之上，因而心中的邪恶成为脱缰野马。罗伯斯庇尔的断头台，拿破仑的杀戮，德国发动的二次世界大战，列宁的暴力革命和共产主义蔓延，造成一次次的巨大灾难。而奥斯威辛集中营，则集中体现了这种人类之恶，它是对地球上每个人的永恒拷问，警告人类遏制、改变心中的恶。而这种改变，或者更准确地说，人的心中「上帝影像」战胜邪恶，靠的不是均贫富的理性乌托邦，靠的不是共产主义，靠的只能是信仰。只有像索尔仁尼琴所说的那样，相信这个世界有绝对的道德价值，有永恒的精神权威（上帝），人才不会「不信上帝，而什麽都信」。 奥斯威辛是人类和上帝隔绝的後果和证据。它是现代文明的崩溃标，也是人类拷问自身内存在意义的开始。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1月26日） |
| 海啸和共产灾难 2005-01-21 |
| 这次东南亚的海啸冲淡了全球迎接新年的喜悦，其重大的生命损失的确令今天这个现代化的信息世界难以接受。天灾往往意味著人力无法对抗，但这次海啸造成大规模丧生，却不是和人为错误没有关系，因为显见的事实是，海啸发生之前，无论是震中附近的八个国家，还是全世界的地震海啸专家，包括联合国相关职能部门，没有一个做出任何预测，更别说发出预警。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地震发生时（美国西部时间下午2点59分），座落在夏威夷的联合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PTWC）竟没有一个人上班（可能都去过圣诞节）。即使有人上班也没用，这个地震研究中心的主任说，根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规定，这个中心只负责太平洋的海啸，不管印度洋的事。 表面来看，这位地震专家说得没错，这个研究中心是在阿拉斯加、加州、夏威夷以及太平洋附近国家遭海啸之灾後才建立的，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资助，重点是监测太平洋。但问题是，既然太平洋曾发生海啸，为什麽就不考虑印度洋会发生同样的灾难？那位地震专家的解释是，印度洋从没有发生过，因此没想到它会发生。作为普通老百姓可以“不会想到”，可是作为被老百姓纳税款和联合国机构养活的地震海啸“专家们”，他们有专业责任应该想到。 那些地震专家对此的解释是，在印度洋铺设海底侦测仪器要花很多钱，一个仪器就要25万美元。但这次大灾难仅全球承诺捐款已达80亿美元，是“25万”的三万多倍，这还不说重建那些地区需多少亿（重建费预估140亿），更重要的是，谁能计算一条人命多少钱，而那是16万个生命！ 负责全球地震海啸研究监测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为什麽只在太平洋设置监测器，而从来不考虑在印度洋设置？可能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条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科教文组织是联合国内最腐败、最无效率、最官僚的机构之一。1984年，共和党籍总统里根决定，美国退出科教文组织，随後英国和新加坡也退出。加拿大、日本、荷兰、瑞士和当时的西德也曾考虑退出。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查费尔（Brett Schaefer）曾发表论文批评说，科教文组织重用亲属、滥用资金、官僚腐败的现象非常严重，该组织中40％的人员都无法通过他们自己制定的资格条件，许多是通过“後门”进入的。 除了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地震海啸专家们的官僚因素之外，还和受到海啸袭击的当事国的官僚有直接的关系。媒体已报道说，印尼得到海啸消息後，竟不许公布，担心影响它的旅游业。而在印度，刚刚卷土重来的左派国大党政府，更是以官僚著称，它的海军得知其印度洋的一个军事岛屿基地被海啸吞噬後，竟没有把报警及时发给负责部门，而错误地发到了前气象局长那里，错过了最初那几个小时最宝贵的时间向沿海居民报警。事後专家们说，即使有一个小时的准备，也会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 看印度洋海啸过程中由於政府官僚腐败而延误拯救生命的报道，无法不令人想起中国唐山1976年那场大地震。这次和海啸有关的10个国家的死亡人数约16万，而当年中国唐山地震，仅那一个城市的死亡人数就高达24万2千人。中国那场地震不仅伤亡惨重，而且和这次海啸也有相似处，那就是事先也是毫无预警。即使在距离北京只有150公里的唐山被从地球上抹掉後两个小时，中国国家地震总局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 堂堂中国地震总局的局长、专家们在干什麽？几年前《中国地震报》记者钱钢出版了《唐山大地震》一书（香港中华书局1999年修订版），根据该书，当时国家地震局正在忙於“批邓反右”，阶级斗争。当发现北京的房子在摇晃，知道发生了地震，但地震局一片慌乱，根本弄不清震中在哪里，最後采取最原始的方式，派出地震勘察队，去北京外的四个方向查找。最後在半路上遇到唐山地震的几个幸存者正开车向北京报警，才得知“唐山全平了”。再加上北京电信局的消息说，往唐上的电话全都打不通，才确定“震中”是唐山。这时距唐山地震已有两个半小时之久。也就是说，至少在唐山地震後的150分钟之内，这个灾难城市，没有得到任何外部援助。 而得知“震中”是唐山之後，根据钱钢的书记载，中共政治局开会後，一位政治局委员却提出，首先要确保北京，要求国家地震总局局长不得去震中的唐山，留在北京时刻等待政治局的命令。 直到那几位唐山地震幸存者，开著救护车一路狂奔到北京，在中南海的政治局会议上哭诉了唐山的惨状之後，中共当局才决定向唐山派出救援军队。而开进去的军队，却没有带起重机、电焊、切割机等必要的大型机器救援设备，那些被压在石板下的幸存者，很多就眼睁睁地最後死亡。 钱钢的书详细描绘了一位名叫丰承渤的20岁女护士，“她的下半身被夹压在巨大的楼板和铁床架之间，上半身却完好无损。”因为救援部队只带了锹、镐等，没有办法把她抢救出来。曾想过截肢，但医生说，“没条件输血，一截肢就死”。靠救援者给这个女孩子喂饭、给水，这个姑娘就这样挺了一天一夜（这麽长时间都没有起重机来！而唐山离北京只有三、四个小时的车路！）在生命垂危之际，她最後一个要求是，给她梳梳头。她生前曾被批判“爱美”，因她“爱用香皂洗脸”，还有“刘海”。当时连把梳子也找不到，她的一位女友用十指做梳，给她梳平了散乱的长发，之後，这位青春刚开始的女孩子，就在救援者的注视和无奈下，在石板的夹缝中停止了呼吸。 根据钱钢的书，唐山地震十天（！）之後，才调进去吊车，切割机等救援设备。在这地震後十天的长达240个小时之内，不知有多少像那位女孩子一样的幸存者，被夹在石板或重物之下，活活地“等”死了。 在唐山地震前，中国已发生过邢台地震等，救援部队需要带吊车、电锯、电焊切割机等大型机械，这些都是地震救援常识，但中共当局显然没有认真做救援操练和准备。 还有更荒唐的事情，派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有的不去救人，却去“抢救”倒塌在金库里的“国家财产”。据当时《解放军报》报道，唐山新华中路银行金库有91万5千1百59元零9分钱被埋在废墟中，去救援的军队不去救人，却全力挖钱，不仅最後找到全部纸币，还找到绝大部份硬币。最後只差5元3角9分钱没找到，连银行的人都说，5元数目不大，不用再找了，但那些军人却坚持说，“别说5元，就是5厘也得扒出来”。又经过三个小时，最後只差5分钱没找到。按规定，银行允许误差万分之一，5分已属这个限度，不需再找了。但那些战士仍不罢休，坚持再找，最後又找到3分钱，仅差2分钱了，还是要找，“在渐浓的夜色中，拧开手电寻找”，“扒开不知扒了多少遍的泥土摸索”，最後终於摸到了那枚2分硬币。中国人民解放军简直疯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但在中国当时的报纸上，几乎到处可见这种荒唐：“一位幸存者从废墟中钻出来，首先抢救生产队的牲口。” “一位老大娘被救出时，捧出了她保护的毛主席的石膏像，她问旁人，毛主席在北京被砸著没有？听说没有，激动得欲跪下磕头。” “一位缠著绷带的诗人面对废墟，激动地连连感叹，这都是诗啊！这都是诗啊！不顾妻子女儿遇难留下的悲痛，充满激情地抓起纸笔，就开始在膝盖上写诗。” 在震後废墟上，就召开了学习小靳庄赛诗会；政治夜校在震後三天就恢复上课。废墟上的标语是：“它震它的，咱干咱的！”“它来一次地震，咱来一次革命！”——那个荒唐的年代，中国人似乎和大地比赛，看谁更疯。 看到今天印度洋海啸之後，全世界伸出援手，不仅救援款已达几十亿美元，还有美国军队、航空母舰等多国军队和救援人员，进入印尼、斯里兰卡等主要受灾国家救援，更是既感慨又感伤。因为当时中国唐山地震时，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观，那里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救援者。根据当时的外电，美国，英国，日本，以及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都明确表示向中国提供紧急援助和医疗物质。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经验的日本，当时的外相宫泽喜一在内阁会议提出紧急援助中国方案获通过後，立即准备了药物，衣物，帐篷等。但所有这些外国援助，一律遭到中共当局的拒绝。中共中央慰问灾区团到唐山，中共领导人说，“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著别人插手，用不著别人支援我们！”那些听众们热烈鼓掌，欢呼，流泪┅┅ 天灾不可避免，但疯狂政府所带来的人祸远比天灾更荒唐，所造成的生命损失远比天灾更惨重。 2005年1月16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
| 吉拉斯和赵紫阳的不同 2005-01-21 |
| （引言：前南斯拉夫副总统、持不同政见者吉拉斯为什麽和中国的赵紫阳、胡耀邦们不同，为什麽前东欧和苏联的异议知识份子和中国的改革派知识人不同？找到这种不同，就找到了为什麽今天中国共产党还存活的原因。尤其在海内外中国人一片歌颂赵紫阳的时刻，这个问题更值得深思。）
「他是早期持不同政见者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纽约时报》在吉拉斯（Milovan Djilas，又译德热拉斯）去世时曾这样评价。 这位写出《新阶级》和《与斯大林的对话》的共产主义叛逆者的最後一本著作《新阶级的衰落：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历史》（The Fall of New Class：A History of Communism's self-Destruction）最近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本书得到《纽约时报书评》的高度评价，因为它不仅是《新阶级》一书的延深，更是吉拉斯一生对共产主义思考的总结。 吉拉斯的《新阶级的衰落》和他的前两本著作一样，都是对共产党的腐败、贪婪、残忍的近距离观察和批判。他的书不仅影响了东欧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促使中国知识份子从共产谎言中惊醒。 我来到美国後，一直想找机会去南斯拉夫采访吉拉斯，并向他当面致谢，因为正是当年在中国偷偷读到他的《新阶级》，才使我对共产邪恶有了更清晰的了解，成为反叛者。但1995年4月20日吉拉斯的病逝，使我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但在心里，我一直对他充满了感激，他的智慧和勇敢，启发了包括我在内的无数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 ●放弃权力和荣华富贵 吉拉斯是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现象中一个特殊人物，无论作为一个知识人，还是一个共产党人，他都是一个「异数」。纵观他的一生，至少「异」在这五个方面： 第一，身居高位，毅然反叛。同样是共产主义的批判者，哈维尔，昆德拉，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都是知识份子，从外部批判共产邪恶。但吉拉斯官至南斯拉夫副总统，和「人民议会」议长，是仅次於铁托的掌权者，他是从共产主义阵营的高层反叛，否定共产党。 共产党内虽充满斗争，但几乎都是在肯定共产主义大前提下的不同策略的争执，更多是权力之争。例如列宁和布哈林，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被称为中共内部最敢言的彭德怀，只不过是对大跃进政策提出质疑，对毛的个人崇拜稍有不满而已。但吉拉斯完全不同，他全面否定共产党，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掘墓。在真实和高官之间，他宁可放弃炙手可热的巨大权力和新阶级的荣华富贵，而追求真实。 ●共产高层的唯一叛逆者 吉拉斯是法定的铁托接班人。只要他不坚持自己的理念，可以顺利地接班，出任南斯拉夫国家元首。但当他认清了共产主义本质的时候，就毅然放弃了那麽高层的官位，那麽巨大的权力，那麽辉煌的政治前途。这在整个共产主义历史中，还找不到第二人。 在前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但不反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意在改革共产党，修补共产主义。在中共内部，别说官至共产党的「二把手」，历届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至少也有上千名，但至今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公开否定共产主义。八九民运时被百万学生、民众怀念的胡耀邦，根本从来就没有否定过共产党。现在被海外一些异议人士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赵紫阳，最近向中共高层的上书，仍然坚持共产主义，肯定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都远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清晰的思考，只不过对共产党的某些具体做法不满而已。吉拉斯四十年前的智慧和勇气，即使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人也完全无法比拟。 ●共产党更腐败贪婪残忍 第二，坚定反共，追求真理。吉拉斯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三十年代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当学生时，就参加了地下党，反对南斯拉夫君主政权。因此他被捕入狱，坐了三年牢。出狱後结识铁托，成为该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者。 五十年代初，南斯拉夫和苏联决裂时，吉拉斯不仅批评斯大林，更批评整个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在1954年他被撤销一起职务，开除出党。 两年後，「匈牙利事件」爆发，吉拉斯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认为「匈牙利事件标著共产主义崩溃的开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狱，判刑七年，被监禁在当年君主政权关他的监狱。 在狱中，吉拉斯不仅没有悔过，还写出《新阶级》一书。吉拉斯根据他官居高位对共产党的近距离观察，指出：共产党已成为欺压人民的新阶级，比它所反对的资产阶级更腐败、更贪婪，更残忍，「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观众的大剧场，只有那些演员——高级共产神父们在自享自乐，他们既是警察，同时又是新闻的主人。」 ●在三千张厕纸上写作 1962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批判共产主义的著作《与斯大林的对话》。吉拉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是个阴险、狡猾、冷酷的家伙。」 《新阶级》被偷运到西方出版後，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60种文字，发行了三百多万册。吉拉斯的书，不仅使东欧的知识份子了解共产邪恶，也促使西方那些对共产主义存在幻想的左派人士从共产谎言中觉醒。在共产党国家，有不少人是读到吉拉斯的书，才走上了反对共产主义的道路。像後来的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哈维尔等，都受过吉拉斯的影响。 吉拉斯因《新阶级》一书被加刑五年。他在狱中翻译弥尔顿的《失乐园》，因为没有纸，最初的译稿写在了三千张厕纸上。 吉拉斯从监狱出来後受邀到英美访问。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教授期间，发生了「布拉格之春」，苏军坦克开进了捷克。吉拉斯公开发表谈话，谴责苏联侵略。为此他的护照被吊销，被迫在西方流亡了18年。 ●天安门广场上的可耻角色 吉拉斯在近半个世纪前，就站在了共产党的对立面。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共产主义的邪恶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的今天，不要说中共高官中还根本没有吉拉斯的影子，在海外还有异议知识份子撰文宣称他们对当年加入共产党不後悔，希冀和共产党良性互动，而寄望共产党改革的更大有人在。 这种愚昧，从九年前的天安门事件中更可以看出。曾因参加八九民运入狱的包遵信，1996年在台湾出版了回忆录《六四的内情》，其中清楚地记载了，当时绝大多数参予八九民运的知识份子，是中共统战部的「志愿人员」，他们的角色是帮助「党和政府」做学生的工作，要他们听政府的话。他们不是像吉拉斯那样否定共产党，站在共产政权的对面，无条件地支持学生和人民，而是在共产政权和挑战者之间做「协调人」，并为能充当这样可耻的角色而自豪。北京的学者许良英在为包遵信的书写的附录中说，说他们「是北京黑手，言过其实。」他们「是被统战部找去做调解工作才介入学潮的。」 近年海外所谓民运理论家不断批评天安门学生，认为是「激进」的学生才导致运动失败。但事实正相反，正是中国知识份子整体上对共产党认识的弱智和怯懦，才导致八九民运没有成功。正如北京「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百名大右派》一书的「前言」所说：「当1950年代表党外知识份子向天安门献出‘我们永远跟您走’的锦旗时，1957年的悲剧已经写下了凄壮的一章。」而在八九民运中，当知识份子在天安门广场争做政府的说客和「协调人」时，这场运动的失败已经注定了。 ●意识形态是无法改革的 第三，洞察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吉拉斯在他这本《新阶级的衰落》，再次重申他的一贯看法：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於事。 吉拉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意识形态是无法改革的。」吉拉斯的这番话不是情绪的产物，而是他对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真知灼见。正是这种完全否定共产党的思路，才导致东欧人民将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地推翻，赢得自由。而中国的知识份子们，有的在倡导新权威主义；有的在歌颂邓小平的改革；有的在吹捧江泽民的开放；有的还要「告别革命」，主张稳定和经济建设第一，人的自由第四；海外某些异议人士，也在做著和共产党「朝野良性互动」的梦。如此种种对共产党的幻想，正是全球共产主义都崩溃了，而中国共产党还活著的重要原因。 ●自由高於民族和国界 第四，超越民族主义，视自由为最高原则。在波士尼亚问题上，吉拉斯又是独树一帜。他是塞尔维亚人，但他同情波士尼亚人民，认为他们有独立的权利，并严词批评塞尔维亚领袖，和对波士尼亚的侵略。在这一点上，吉拉斯也给中国知识份子启示。很多中国人，能够反对共产主义，但遇到像西藏、台湾之类的问题，马上和北京一个调子，认为宁可使用武力镇压，也不许那里的人民自由选择。在他们看来，土地、边界和国家等等概念比人的自由和尊严还重要。而恰恰是这种视国家高於一切的思维才导致义和团的蠢血沸腾和中国的落後，导致共产党能把中共混同中国，继续愚弄和专制人民。 ●没有警察，世界会陷入灾难 第五，向往西方文明。去吉拉斯家里采访的西方记者发现，他的书架上有几十种美国学者最近写的书。和那种反西方、批评美国是世界警察的论调完全相反，吉拉斯一直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世界的角色。在他去世前最後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他最耽忧的是美国从这个领导世界的角色後退。「我的感觉，也许不是正确的，美国正在变得软弱，从她在世界担任的角色後退，这意味著任何坏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可能会是灾难。」 吉拉斯所以强调美国要承担领导的角色，要做「世界警察」，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强盗、恶棍，可以想像，一个没有警察而地痞流氓横行霸道的世界会是多麽可怕。如果没有美国的自由力量，今天的世界就不会是这样，恐怕伊拉克的萨达姆还占领著科威特，海地还是军人统治，波士尼亚被种族屠杀，北朝鲜会挥兵占领南韩，中共会武力攻占台湾┅┅ 吉拉斯为他的与众不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坐了10年牢，被迫在海外流亡18年。但他说，「蹲过监狱的人会更倾向於权力。希特勒坐过五年牢，斯大林五次入狱。但监狱使我从一个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人道主义者。」 最孤独的人最有力量 1992年，吉拉斯才被「平反」，撤销了当年对他的判决。但他还是受到当局的批判和新闻界的围剿，因为他同情波士尼亚人。民众在长期的错误资讯引导下，把吉拉斯视为民族叛徒。《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们去吉拉斯家里采访时，一位南斯拉夫出租车司机说：「吉拉斯是个坏人，是个民族叛徒。」 吉拉斯逝世时，他的国家也没有给他一点荣誉。他自从批评共产党之後，就被强迫从政府别墅搬出，住进一个公寓。他80岁的时候，一个眼睛失明，听力下降，还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有时停电，他要十分艰难地爬楼梯到自己的公寓。但他至死也没有向「新阶级」和荣华富贵屈服，宁可活在孤独和贫寒中。 但易卜生说，「最孤独的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吉拉斯的新书再次证明，这位超越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孤独者，有著强大的心灵。哈佛大学前苏联研究中心主任乌拉姆（Adam Ulam）对这个共产世界的异数评价说：「这位曾对共产主义无情批判的先驱，会被世界上所有追求自由的人崇敬地怀念。」 （原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8年7月26日，发表时的题目是「吉拉斯：共产世界的异数） |
| 布什就职誓言全球传播自由 2005-01-20 |
| 20日中午，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隆重的总统就职典礼，布什正式就任第二任总统，并发表了20分钟演讲。在美国229年的历史中，一共有43任总统，但只有16个总统获得连任。就职典礼虽然是个仪式，但就职演说往往是新政府的内政外交纲领。布什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那就是美国的外交战略是全球推广自由的价值。在20分钟的演讲中，布什提到「自由」（freedom，liberty）多达42次，平均每30秒就提到一次。
布什强调，美国的历史就是自由的历史，不再有人可以自己当「主子」，把别人当奴隶。「美国的对外政策就是要支持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文化下的目标是结束暴政的民主运动。结束仇恨和暴政，奖赏宽容和高贵希望的唯一历史力量，就是人类自由的力量。」美国的自由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自由能否成功密切相关，全球和平的最大希望就是把自由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布什向全球的独裁者提出警告，「每一个统治者和国家，都应该清晰地在镇压和自由之间做出道德选择：镇压经常是错的，而自由则是永恒地正确。」布什承诺，美国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幸运的是，美国的影响力是可观的，美国将继续为自由的价值而信心十足地使用这种力量。「让那些生活在暴政下和没有希望的人知道：美国将不会忽视你们被镇压，或者姑息那些暴君们。当你们为自由而战时，我们将和你们并肩战斗。」在布什的演讲中，他六次用了「暴政」这个词来描绘那些剥夺自由的地方。 整个总统就职典礼，充满宗教情怀，布什总统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监督下，手抚家族《圣经》宣誓，效忠美国和宪法，捍卫自由的价值。就职典礼上演唱的歌曲，几乎都是上帝保佑美国，在上帝之下，美国是一个整体这样的内容。 美国有线电视福克斯的评论员，前里根总统演说稿撰写人帕蒂．努南对布什的就职演说评价说，它将成为历史经典文献，因为它与当年里根连任时的就职演说相似，都是强调自由价值，强调人类正义力量将战胜任何类型的邪恶，给仍受奴役的人民以信心、力量和希望。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深编辑巴隆尼（Michael Barone）评论说，布什的就职演说，像1917年威尔逊的就职演说一样，标美国再一次承担全球道德责任，推展自由的价值。威尔逊的演说最後形成了「威尔逊主义」，即主动、积极地介入全球事务，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视为美国「国际主义」对外政策的开始。布什的这次就职演说，标美国不仅继续强势反恐，而且将主动、积极地向全球推广自由的价值。而且布什还特别强调，美国推广自由，不是要把美国政府模式强加给不愿接受者，「美国的目标是帮助受压迫者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获得他们的自由，然後创造他们自己的生存方式。」 现在， 联合国的191个成员，已有129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全球现在有60亿人，其中68％的人口已享受了民主。因而布什总统强调，在这个人类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国更需要理想主义和勇气，向全球展现自由的意义和承诺。它不仅对淫除恐怖主义，而且对推动全球民主化，使整个人类都获得自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5年1月20日） |
| 美国全球战略推广自由 2005-01-19 |
| 20日，华盛顿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布希正式就任第二届美国总统，并发表演说，约17分钟。在美国历史上，只有16个总统获得连任，最长的连任就职演说是1821年的门罗总统（James Monroe），长达一小时，最短的是开国元勋华盛顿，只有四句话，才135个字。
虽然就职演说内容不长，但它是新一届政府内外政策的指导纲领，因而被世人关注。布希的就职演说将向世界传递什麽样的资讯，或者说，今後四年美国会实行什麽样的全球战略？这从最近布希总统正阅读并向助手推荐的书就可看出一二。这本书的作者是原俄国持不同政见者、後来移民以色列并出任内阁部长的沙兰斯基（Natan Sharansky），书名是《为什麽要民主：战胜暴政和恐怖的自由力量》（the Case for Democracy: the Power of Freedom to Overcome Tyranny & Terror）。该书主要强调，为了自由世界的安全，应采取任何必要手段来支持民主；只有向中东和穆斯林世界推行民主，才会改变那里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保障世界的安全。 一个多月前，沙兰斯基到白宫做客，布什感叹说，他的伊拉克政策建立在这样的理念之上：只要给人民自由，那里就会充满生机。而沙兰斯基的书，给了他更多的理论支持。 布什总统喜欢的另两位作家，一位是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加迪斯（John L. Gaddis），他的新书强调，对恐怖份子先发制人的安全政策在美国历史中有深深的根基；另一位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路易斯（Bernard Lewis），这位能直接阅读《可兰经》原文的知名伊斯兰问题专家，看法和沙兰斯基一样，也是认为只有结束毛拉们的专制，在中东推广自由价值，这场反恐战争才会获得真正胜利。 实际上，二战结束後的人类历史已证明了三位作家和布什总统的这种理念。在全球穆斯林国家中，今天人口近七千万（超过英法）的土耳其，是最早建立了政教分离、多党选举制度的国家。它不仅没有产生恐怖份子基地，没有毛拉们专权，并在五十年代初就加入北约，是26个成员的北约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正在争取加入欧盟的土耳其的人均收入虽然低於欧洲主要国家，但也达到2790美元，是中国人均收入900美元的三倍以上。而且虽然现在该国是很强调伊斯兰教的政党执政，这个国家的民主也没有倒退。 全球第二个穆斯林人数最多的国家是印度，有一亿三千万，但即使在这麽大的穆斯林群体中，也从来没有恐怖份子活动，最根本性的原因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後，迄今半个多世纪，一直实行民主制度。 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是印度尼西亚，两亿一千万人口中87％是穆斯林。但印尼也在最近成功地进行了独立五十多年来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首位民选总统就职後誓言，要严厉打击恐怖主义。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阿富汗，它曾被凿毁千年佛像的塔列班野蛮统治，无论是文盲还是贫穷率，都排世界前列。但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铲除了专制政权後，两个月前的首次民主选举显示，不仅选民投票踊跃，而且选後政局稳定。它至少说明，只有给人民自由，就会有生机和希望。 即使在中东地区，像埃及、塔林、科威特，也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连极端伊斯兰势力很大的沙特阿拉伯，最近也在13个省的178个地方议会中进行了三阶段选举。 1980年时，全球五十多亿人口，只有46％的人民享受民主；全球当时180多个国家，只有54个国家，实行的是民选制度。而现在，全球六十亿人口中，已超过三分之二，有68％的人口享受了民主；联合国191个成员中，有129国实行了民主制度。从1980年到现在，仅仅四分之一世纪，人类就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布什总统向中东及整个世界推行民主的外交政策，不仅将推进这个全球民主化的伟大进程，而且对铲除恐怖主义，保障人类安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明天的布什就职演讲中，我们将会再一次听到对这种自由价值的重申和确信，听到民主的步伐在世界迈进的声音。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1月19日） |
| 《星期专论》泛绿的方向没有错 2005-01-15 |
| 由於在立法院选举中「泛绿」没有过半，因而有人对台湾走本土化、制宪正名的方向提出怀疑，甚至有民进党立委要求把台独从党纲中删除。
台湾到底应不应该制宪正名，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它既涉及原则性，也涉及技术操作问题。原则性是，台湾人民有没有这个选择权利；技术性是，根据现在的台海局势和美台关系等，这个目标是否可行。 ●台湾人民有权 选择自己未来 对第一个问题，几乎不需要辩论，因为人民主权是国际政治法则。台湾曾受荷兰、日本、蒋介石等政权的殖民统治，在尊重民族自决权已成为无可非议的普世价值的今天，台湾人民当然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未来，包括国号、国旗、国歌、宪法及生活方式。即使北京的学者在美国的电视辩论节目中也不得不承认，台湾人民有这个选择权利。 但他们强调，如果不能操作的话，再好的理想也只能是幻想，是乌托邦。他们的看法和那位提出删除台独党纲的立委有相似之处，认为台湾的正名制宪、走向正常化国家的目标不可操作。 所谓「不可操作」的制约因素有哪些？从外部来说，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美国迄今仍实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显而易见，美国的一中政策不是根据今天的台湾现实制定的，而是三十年前当台海两岸的独裁者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宣称一个中国时，美国仅是对这个宣称「不表示异议」，对当时台海两岸政治现实的一种认可而已。今天，当台海两岸有一方（台湾）的人民发出声音（不再由独裁者说了算），拒绝接受一国两制，认为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台湾是个主权国家时，美国的一中政策就不得不根据现实做出调整和改变。实际上早在柯林顿执政时，他所属的民主党的党纲就明确提出，台海两岸的任何改变必须得到台湾人民同意。言外之意，就是台湾人民有选择的权利，美国尊重和保护这种权利。到了布希时代，这一点被表达得更加明确，布希总统甚至在美国电视上公开宣称，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 更近的例子是，当有人问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什麽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时，他的回答是，我不能定义「是什麽」，但可以告诉你「不是什麽」，那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是北京所说的那个一中。当被追问，到底什麽是美国认定的「台海现状」（status quo）时，凯利的回答也是，我不能定义什麽是，但可以告诉你什麽不是，美国所说的台海现状，不是北京所定义的那个。美国高层官员的这种故意模糊的说法本身，就说明美国面对台湾的民主变化，人民发出声音的现实，它的一中政策正处於准备调整的过渡阶段。 ●台湾民主进程 促美调整一中 实际上，无论是尊重台海的现实，台湾人民要求独立的真实，还是美国信奉建国两百年来的根基性价值（尊重人民选择权，坚持民主自由原则），都将导致美国不得不朝向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这个方向发展和演化。 另一个被视为制约台湾制宪正名的外部因素是中国。流行的说法是，如果台湾走向国家正常化，中共就会动武，台海就会有战争。这次台湾的立委选举「泛绿」所以没过半，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很多台湾人被这种战争论吓住，想保持现状，不敢推动台湾向前走。 但现实是，即使中国有动武的愿望，它仍缺乏这个实力。今天北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对台动武，主要由於国际环境和中国内部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空前地增加了制约它的力量。 在国际上，冷战结束後，自由世界的领袖美国成为唯一超强，并由於领衔军事反恐，这种自由的力量主导国际安全环境的局面更为加强。虽然中国的军力在增加，但和美国军力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按照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的评估，中国军力仅相当於美军越战时的水平，落後三十多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共产主义大势已去，红色苏联不复存在，那个曾牵制美国和西方自由力量的华沙条约共产集团已成为历史，因而美国更有力量和能力来对付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可能的对自由世界的侵犯。 而且从地缘政治来看，通过反恐，美国和日本的「安保关系」获得实质性加强，而日本无论是军费开支还是海、空军实力，都远超过中国。布希总统在二十日宣誓就职後，马上去欧洲的布鲁塞尔北约总部访问，加强美国和北约的关系。二月份，美国和日本将就「安保条约」发表新的宣言，进一步强化两国安全联盟，而这种关系的强化，表面是对付北韩，实质上包括遏阻北京的军事扩张，尤其是在台海的可能盲动。 反恐战争导致的另一个重大亚太局势变化是，美国和印度正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美印军事交流非常频繁。这次印度洋海啸救援中，布希总统表示他将在今年适当时机访问印度，仅对亚洲国家做出这一项出访承诺。印度不仅近年经济以五％的速度增长，而且相当注重发展军事，正在建造第二艘航空母舰（第一艘购自俄国），其海军力量已可进入南中国海水域活动。美印军事联手，对中国在台海的任何可能动作都构成潜在制约。不用说别的因素，仅美日联盟在前、美印联盟在後这种夹击的战略格局，就制约北京无法在台海采取军事行动。 一旦台海出现危机，美国会不会军事干预？美国历届政府虽都没有对此做出明确承诺，但美国历届政府都把台湾的安全视为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战略利益，那麽是不是要保卫台湾，实质上是要不要保卫美国自身利益这样一个问题，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只不过美国不愿把它说得那麽明了。而仅有一个美国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存在，北京就不敢、也不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毕竟两国的实力相差悬殊，且不说，共产主义运动走到末日，势单力薄的中共，只能采取守势，根本没有五、六○年代那种输出革命的进攻势头。 ●冒险攻台 难获中国人民支持 而另一个更大的变化在中国内部，如果说当年毛泽东要打台湾，当时八亿被洗脑的中国人是一个声音，一切行动听指挥，还有可能（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毛也没有认真做过打台湾的准备）；而今天，结束毛时代的中国，人民不再意识形态化，而且空前的物质化，绝大多数中国人想的是挣「钱」，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对台动武则意味著中国的股票大跌，外资停止，物价上涨，经济动荡，影响千家万户的生活，它绝对不会被中国的百姓所支持。因为常识是，即使打下台湾，老百姓也不会每人分上一块台湾的土地。 中南海的领导人更和毛时代不同，他们已毫无毛那种原始冲动的幻想，连乌托邦的梦都不再有了。面对共产主义全球崩溃，江泽民、胡锦涛们，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权力，让共产党存活。仅去年中国就有五万二千件暴动事件，平均每天一百四十件，可想而知人民的不满到何种地步，且不说还有新疆、西藏等被西方学者称为火药桶的民族矛盾问题，以及八千万中国人每年生活费不到七十五美元的贫困问题，还有每年涌入劳力市场、失业率高达20％的民生问题等。温家宝去秋访问美国时，不断讲一个数学∶不管中国有多少外汇，一除以十三亿人就没了；不管中国有多小的问题，一乘上十三亿人，就是天大的问题。温家宝已感觉到仅仅维持这样一个人口高达台湾五十倍的国家，就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能够不发生大的动乱，不发生重大经济危机，能够这样相对平稳地继续维持下去，对於胡温们，就是万幸了，哪还可能冒险打台湾。而且一旦打失手，他们的权力就丢了，孰轻孰重，他们绝对清清楚楚。 ●泛绿坚定信念 撑起台湾未来 因此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中国内部的变化，都不仅不是台湾走向制宪正名、国家正常化的不可克服的因素，反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利於台湾朝向这个目标迈进。尤其对美国来说，决定美国一中政策发生变化的根本性因素，就是台湾的民主进程。台湾人民追求国家正常化的声音越大，美国的一中政策改变的可能性就越高。或者说，美国一中政策变化的关键因素，取决於台湾人民从蒋介石时代被洗脑的麻木中觉醒的速度和程度。而对北京来说，由於它没有实力在台海发动战争，因此当台湾人民展示出不被吓倒的、真实的民意，北京就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和台湾谈判，做出妥协。台湾的何去何从，外部因素远没有内部因素关键。 泛绿这次在立法院选举中所受的挫折，除了选举策略的失误之外，主要还是由於国民党五十年统治所遗留的地方势力的盘根错节，以及贿选恶习，这些都是严重阻碍台湾民主走向成熟的因素。但是那些势力和那些恶习，都毫无疑问是日益弱化的趋势。所以对泛绿来说，目前重要的是要继续往前看，往远方看，不能因为走路跌了一跤，就怀疑方向有错。愿景，坚定的信念，不懈的努力，这三个缺一不可的支柱，才能撑起台湾的未来。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5年1月16日《星期专论》） |
| 巴勒斯坦的希望 2005-01-14 |
| 巴勒斯坦九日举行的选举，是人类进入2005年的第一场重要选举，务实派的阿巴斯以压倒优势当选，标巴勒斯坦持续四十年的阿拉法特个人专制时代被结束，巴勒斯坦终於走向多党制，给中东和平带来一线曙光。
在阿拉法特时代，虽然巴勒斯坦也有选举（上次大选是九年前），但就像萨达姆主导下的伊拉克选举一样，永远都是阿拉法特「当选」，一直到死都是「阿主席」说了算，人民的愿望根本无法得到实现。 毛泽东执政了27年，阿拉法特则当权了35年，直到两个月前去世。就像毛死後中国有了一丝生机一样，阿拉法特的消失，也给巴勒斯坦这个苦难的民族带来新生的希望。这次大选结果就是一个例证：被西方普遍认为务实、并可对话打交道的温和派阿巴斯高票当选（赢六成二），第二高票是更温和的候选人、人权活动家（获得二成），其他五位不那麽温和的候选人，得票率都没超过半成。而像哈马斯等激进组织，都没敢提出候选人。由此可见，只要让人民自由选择，民意一定占上风。 阿巴斯的高票当选所以给巴以和平带来希望，主要在於：首先，阿巴斯如果不走现实主义道路，无法打开巴以僵局，那麽下次选举时，他就可能被其他更务实、能提出解决方案的候选人击败。民主就意味著不能永远当权，而阿巴斯无法具有阿拉法特那样可以个人专权的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因此这个选举制度本身就迫使他必须采取务实的政策。 其次，这次哈马斯没有推出「候选人」本身就说明，他们清楚激进路线无法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阿巴斯高票当选，已明确传递出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渴望和平，结束暴力，复苏经济，建立新国家的愿望。 第三，权力晚期的阿拉法特其实已被美国和以色列等拒绝，不再承认他是一个可以理性对话或打交道的政治领袖，而被当作一个热衷暴力、不可理喻的独裁者。而曾担任过四个月巴解自治政府总理的阿巴斯则和阿拉法特不同，他强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而不是用自杀炸弹屠杀无辜。当年的奥斯陆协议，以及美国大卫营的巴以和平方案，主要推动者都是当时任巴解秘书长的阿巴斯。这次阿巴斯当选，将为巴以和平提供新的契机。 第四，现在以色列执政的是右翼利库德集团，最近左翼工党也参与合作，因而是以色列内部政局最稳定的时期，也比较容易就重大问题做出协调和让步，诸如从占领地撤军，真正实现用土地换取和平。 据九十年代以色列的民调，主张无条件立即退还巴勒斯坦土地的占5％，主张永久占领的占20％，主张有条件退回土地的占75％。这个条件就是巴勒斯坦人不威胁他们的安全，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这个民调说明，多达80％的以色列人同意，他们愿意用退还巴勒斯坦人的土地，来换取永久的和平。阿巴斯的当选，更准确地说，巴勒斯坦的真正民主进程，将推动这个目标的实现。 即使长期接受独裁政权宣传的巴勒斯坦人民，在阿拉法特死後才两个月後的第一次选举中，两个温和派得到的选票就高达近90%，而成天组织恐怖活动的哈马斯暴力团伙竟然连选举都不敢参加，这个结果比什麽都更清晰地向世人宣示了，普通民众是有「常识」的，是追求正向价值的，他们都是呼唤和平而拒绝暴力的；只有在暴君的操纵下，才可能产生暴民。巴勒斯坦的选举再次证明，只有民主，才能给中东带来希望，使这个地区的民意成为主导者，而不是「阿拉法特和萨达姆们」。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1月12日） |
| 海啸般的美国捐献 2005-01-05 |
| 东南亚海啸吞噬了十多万生命，而随後来自全世界的捐献，则像新一轮的「海啸」，汹涌澎湃地送进那些需要的地方，再次展示世界是个地球村，一方有难，八方援手。
在这个救援大军中，主导力量是美国。虽然在开始救援时有人批评美国吝啬，虽然美国政府捐献出的三亿五千万美元，排在日本的五亿美元之後，但这个数字并没有包括美国提供的食物、药品，以及美国动用的航空母舰、海军陆战队等救援力量。而在过去四年中，美国向世界的捐助不仅超过任何一个国家，而且超过联合国所有其他成员国的捐助总额！ 而且这还没有算进美国私营企业、公司和普通民众的民间捐助。据「Hudson研究所」学者阿黛尔曼（Carol Adelman）论文中的数字，仅美国的基金会平均每年向国际提供的援助就达15亿美元；美国商界每年提供28亿美元。美国基督教团体迄今已向国际社会提供了多达100亿美元的援助。仅美国的大学向国际学生提供的奖学金2000年就有13亿美元，是澳大利亚、比利时、挪威和新西兰等四国当年向国际提供的援助总和。 而2000这一年美国民间向国际提供的援助就达340亿美元，是美国政府提供的国际援助100亿的三倍以上。例如在这次海啸捐助中，美国的公司和个人，也是通过各种方式伸出援手。医药公司Pfizer，不仅捐出一千万现金，还捐出价值两千五百万美元的药品；可口可乐公司也捐了一千万美元；花旗银行和Exxon石油公司各捐了五百万；盖茨基金会捐了三百万┅┅仅美国几十家公司的捐献额，就已超过了美国政府的三亿五千万。美国连锁咖啡店在泰国的分公司在捐出10万美元之後，又把上周三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献，同时还准备把该店一月份在美、加、澳、英、德等国销售的咖啡，每售出一磅，就捐出二美元。 如果说各国政府捐献，以及大公司的捐款，还有个「名声」因素在里面，毕竟有名字，被人所知（当然他们未必是要被人所知才来捐助），但那些默默无闻的美国普通人的捐献，则更体现纯粹的爱心。 据《纽约时报》元旦那天的报导，海啸发生之後五天之内，仅通过亚马逊书店的网站，美国民众就捐出九百万美元；而全球的Oxfam网站，则收到二千八百万美元捐款，其中七百五十万美元来自美国人。 「美国拯救孩子」慈善机构，在海啸之後四天内，就捐到六百万美元，平均每天120多万。美国的慈善机构表示，自911事件之後，这是最大规模、最踊跃的全民性捐款。 一般人的印象，美国这麽多捐款，可能都来自大公司、富人，但事实恰恰相反，据统计，捐款中80％来自个人，70％是普通民众。像上面提到的亚马逊书店网站得到的九百万捐款，就来自八万七千名美国民众。美国连锁商店沃尔玛特在各地商场放置捐款箱，就收到二百万美元现金，也是来自普通人，因为这是一个美国大众消费商店。「美国在线」（AOL）在48小时之内，其用户就捐了一百多万美元。 据统计，平均每个美国人捐出全年收入的2％（在欧洲捐献较多的英国，平均每人捐出收入的0.5％，是美国人的四分之一）。美国的公司平均捐出税前利润的1％（英国公司的捐出少於0.5％）。在2000年，平均每户美国人捐出了二千美元。 为什麽美国人这样乐捐，主要是因为美国人更有宗教信仰。根据Harris民调，89％的美国人相信上帝，80％相信耶稣复活，77％相信玛利亚由圣灵怀孕。不要说一般美国人，1997年的民调显示，40％的美国医生相信上帝并祈祷，它和1914年、1933年那两次的民调结果一样。 正是这种宗教信仰，使美国人更有怜悯、同情、施舍和爱心。而捐献就是这种情怀的体现和放射。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5年1月5日） |
| 民主潮流席卷世界 2005-01-03 |
| 在人类跨入2005年之际，回首过去的一年，可以说是民主选举年，在欧洲，在亚洲，在大漠孤烟直的非洲撒哈拉，人民用选票，淘汰旧的势力，选择新的未来。
最令人振奋的是几天前乌克兰的重新选举，亲西方的候选人尤先科以压倒性优势当选，使民主在这个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华盛顿邮报》在选举当天发表的题为「乌克兰的新篇章」的社论说，乌克兰的选举结果不在於当选者实行什麽样的外交政策，是和俄国还是西方结盟，而是结束了乌克兰腐败、专权的政治制度，使其成为了真正的民主国家。 强调要带领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和西方融为一体的尤先科胜选，向世界传递的信号是，乌克兰人民渴望自由，信奉民主价值，愿意加入西方阵营，而不愿生活在大俄罗斯的阴影之下。 在乌克兰的选举之前，另一个从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乔治亚的选举，同样振奋人心，民主派也是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再加上早先时南斯拉夫的选举，科索沃的民主投票，尤其是三月份俄国的选举，普京以获得76％的支持率击败共产党等阵营的候选人而高票连任，等於宣告整个44国的欧洲，除了仍威权统治的白俄之外，全部都实行了真正的多党制度，而且全部都是民主派获得胜利。 过去一年，亚洲的民主潮流也是浩浩荡荡。虽然台湾的第三次总统直选出现纠纷，虽然印度的大选执政党意外败选，反对党获胜，但都能够权力和平转移，展示了宪政民主的成熟。上个月，一亿多人口的印尼举行大选，改革派候选人获胜，成为印尼独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任民选总统。亚洲最令全球瞩目的是上月初阿富汗的选举，这个曾被塔列班统治的黑暗国度，人民终於用选票发声，证明他们同样有对民主的渴望和坚信。 即使在被中国人一向视为落後、贫穷的非洲，据美国艾荷华大学教授巴坎（Joel D. Barkan）的论文「非洲的民主和前景」，47个非洲国家中，已有42个实行了多党选举。在肯尼亚终於结束强人政治，举行选举之际，《华尔街日报》发表「一人一票，多次选举」（One Man One Vote, More than Once）的社论，为民主在肯尼亚的胜利而欢呼。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十年前曾发生大屠杀导致几十万丧生的卢旺达，不久前也举行了多党选举。而在四月份的阿尔及利亚大选中，现任总统高票连任，他的对手伊斯兰主义候选人仅获得5％的选票。 即使艰难向民主跋涉，非洲人仍对民主充满信心。据巴坎教授论文中引述的在12个非洲国家做的民调，69％的非洲人认为「民主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好」，喜欢其他制度的仅有12％；超过58％的非洲人对民主在他们国家的运作「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 非洲是世界最贫穷的洲际，据世界银行的数字，人均收入才490美元，比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900美元少近一半，但那里的人民不仅肯定民主，并敢於实践民主。相比之下，那些说中国现在不适合民主，不能实行多党制的人，等於说中国人不如非洲人；本质上是在歧视中国人。 乌克兰、乔治亚、台湾、印度、俄国、印尼，以及肯尼亚、阿尔及利亚、卢旺达等所有国家的选举都在证明，民主潮流已不可阻挡，正如一位非洲出租车司机所说，「政府就像一件T恤衫，如果你一直穿，不经常更换，它就会脏臭。」2005年，会有更多的国家换「T恤」，更多的人民将用选票展示自己的权利和尊严。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2月29日） |
| 俄国能，为什麽中国不能 2005-01-03 |
| 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参加台北《大纪元时报》主办的这个讨论会。张清溪教授是我非常尊敬的经济学家，而且也是一位不仅为台湾人民争取权利，也为中国人争取自由民主权利的知名学者，所以他邀请我参加这个会，我还没有问内容就说一定会来。
看到《大纪元时报》上的【九评共产党】，觉得写得非常好。以前在海外，包括台湾，有很多文章批评过共产党，但像现在这样，集中用「九评」的方式还很少见；当然也很及时。所以今天这个会可能就是我们要「十评」共产党，从经济方面。 我不是研究经济的，但我对俄国非常感兴趣，因为俄国和中国有相当的比较性。它也是共产国家，怎麽发生变化的？不仅政治还有经济方面。经济是很大的题目，我今天想讲一个具体问题∶中国和俄国在经济上的比较。 中国经济仅占世界的百分之四 一般来说，我们从媒体上得到的印象∶中国现在发展经济很快。现在每年差不多是百分之八的速度，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少见的。另外，中国现在是仅次於美国、德国的全球第三大出口国；并是全球接受外资最多的国家。这几个数字都可以显示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 但回过头来看，在过去的二百年中，实际上今天中国的经济成就并不是最大的。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比重最大的时候是在清朝，1800年，也就是鸦片战争发生之前四十年的时候，那时候的中国经济，即清朝，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是百分之三十三，也就是说，整个世界经济的三分之一来自当时的清朝。当时整个欧洲才占世界经济的百分之二十三；美国只占零点八，即不到百分之一。那之後一百年，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十二年之前的1900年，中国的经济降到在世界只占百分之六点二。又过了近一百年，即1997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在全球降到只占百分之三点五，2003年才升到占全球百分之四。 而美国在1800年时虽仅占百分之零点八，现在则上升到占全球经济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也有数字说综合指数的话占百分之四十三。保守地说，现在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跟1800年清朝时相似，也是三分之一左右。而中国经济在当今世界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只有百分之四而已。 另外，中国经济好像数字很大，速度很快，但其实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只是美国的九分之一强左右，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只相当於美国的一个纽约州；或相当於德克萨斯州的二倍而已。 「盗窃经济」，人人挖国产 刚才主持人讲现在有很多数字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实际上也有严重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坏贷款比重太大。什麽叫坏贷款，就是银行贷出去的款完全回收不了。坏贷款的比重现在达到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百分之四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为什麽有这麽多坏贷款？因为银行行长都想通过贷款把国家公款据为私有。 有公司来贷款，我贷给你一百万，随手要「回扣」，原来是百分之二十分成，给我二十万，後来升到三十万，现在最高达到五五分成。银行行长贷给你一百万，你要回头给我五十万现金，给我存到美国Citibank（花旗银行），或是存到瑞士，成为我个人的钱。当了几年银行行长，这麽百分之几十地分成，最後拿到了几百万几千万，然後就移民海外。在美国投资移民，五十万美元就可以了，就可以在美国做寓公，活得很好。 为什麽银行行长这麽干？因为钱不是他的，是国家的；他不把这个国家当成是自己的，不为国家负责。每个人都知道有权不使，过期作废。利用权力尽快的把国家财产转为个人资产。中国正处於一个把国家财产瓜分化的过程，所以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现在是「盗窃经济」，人人盗窃国家财产。因此导致中国的坏贷款这麽多。全世界没有这麽高的。 六亿中国人每天生活费不到二美元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失业率很高。高到什麽程度？城乡平均起来，高达百分之二十。台湾好像是百分之五左右，美国现在是五点六，法国是九点三。中国现在的百分之八经济增长率，完全不能平衡百分之二十的失业率。中国经济增长要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速度成长，才能平衡大量失业人员以及农村涌进城市的劳工，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第三个问题，中国贫困人口很多，有百分之五的人处於联合国规定的贫困线之下，十三亿的百分之五，大家算算这是多大数量；有百分之十六的中国人（二亿多），平均每天生活费不到一美元；百分之四十七的中国人，每天生活费不到二美元。十三亿的百分之四十七，相当於六亿多人。另外，按照中国官方数字，现在中国人均收入八百多美元，最高是八百八或者九百。这个数字多大？只相当於台湾人均收入的十五分之一。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对台湾的评估，把人均购买力等因素都算进去，实际上只相当於台湾人均收入的三十分之一。 中国经济数字拦腰砍一半还有水份 我们再跟俄国比较。为什麽中国发生这个情况？除了没有政治自由、没有选举之外，关键是没有真正实行私有制。今天我们看世界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保护私有财产，人人有发财致富权利的历史。只有私有化，才会有经济发展。美国经济为何现在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因为美国是充分私有化的国家，美国坚定地走史密斯的《原富论》、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这种充分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完全是这种理论的体现。所以美国的国营成分比重相当低，在百分之十五以下；英国在百分之二十以下，法国和德国都高於百分之二十四。 为什麽现在欧洲经济不好？很大一个原因是国营成分太大。什麽叫国营？国营就是官僚的同义词。官僚就是腐败的同义词。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私有制才有经济的真正发展，而公有制已成为经济停滞或灾难的同义词。今天的俄国就走了一个自由市场的道路，这当然和俄国采取「震荡疗法」，一下子从公有制跨入私有制有关。当时很多中国知识份子反对，我不知道台湾的知识份子是什麽意见。很多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反对，认为这样做一定会很糟糕。结果俄国怎麽样？现在经济相当好。 如果把中国和俄国在经济上进行比较，它们都等於是癌症病人，共产主义就是癌症。对於「癌症」，俄国人的做法是一次性摘除，做大手术。而中国采取的是不做手术，保守治疗，而且隐瞒癌症的病史和现实，通过吃补药，吃那个龟汤啊、人 啊，喝台湾的珍珠奶茶等，以为就可以好，好像满面红光，其实癌症根本没有解决。刚才我谈的那些坏贷款等都是癌症的症状，只不过在中国的报纸上看不到，只有在台湾等有新闻自由的地方才可以真正地讨论。 采取震荡疗法把癌症一次性摘除的俄国怎麽样？现在俄国的经济，过去这几年都在百分之五以上的速度成长。人家的数字是真数字，中国的数字，按照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罗斯基（Thomas G. Rawski）的研究，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不到公布的三分之一。连中国的乡镇企业家孙大午也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他曾向中央领导人当面谈过，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拦腰砍去一半，还有水份。俄国的数字是真实的，因为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监督。 私有化、低税收激活俄国经济 另外，俄国完全实行私有化政策。俄国几家大的石油公司都已经拍卖成私营，包括英国、美国的石油公司都可以购买。石油是俄国最大的项目，都已经私有化。据资料统计，俄国政府目前在石油工业中占有的股份，全世界除了美国和哈萨克斯坦之外，是最低的。正是私有化促进了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目前俄国石油产量已占全球市场的百分之十，仅次於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沙乌地阿拉伯。现在俄国私营企业生产的产品占整个俄罗斯经济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私有化刺激了经济的真正成长。 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因素就是低税收。美国为什麽经济发展这麽好？低税收是重要因素。布希总统上任以後就大幅减税，是美国继上次八十年代雷根总统减税以来最大的一次减税。美国现在个人税率的最高等级是36.9％。欧洲为什麽经济不好？和税率太高有直接关系。像德国和法国，税率都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人们收入的一半被政府强行拿走。那麽俄国采取什麽政策呢？低税收。而且俄国现在是统一税率，没有等级。 我不知道台湾的税率有没有等级。美国是分成五个等级。而俄国在2001年初，把个人所有税降到百分之十三，而且是单一税率。也就是说，不管你收入多少，都是缴百分之十三的税；企业税则降到百分之二十四。百分之十三有多大？全部欧洲四十四个国家，除了爱尔兰是12.5％之外，俄国的税率是最低的。低税收使个人手里有钱，增加了消费；企业有剩馀资金，可扩大再生产，由此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同时还增加了国家税收资金。在减税的第一年，俄国的税收就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因为税率大幅削减之後，人们反而不再逃税了。 中国农民暴动每天一百四十件 中国的税率虽然不像欧洲那麽高，但税收种类太多。你十根指头翻几遍也数不过来。像新疆的和田地区，天气预报也收税，前几天你们台湾刮台风，我就想起这要是在新强就得收税了。以前国民党在中国，人们喊「国民党万税（岁）」；现在共产党是「万万税」。为什麽去年一年整个中国农民暴动就有五万二千件？一年365天除一下，一天是140多件，就在我们今天开会的一上午，中国就有七十个地方暴动。为什麽？有太多太高的苛捐杂税，农民就那麽一点点钱，还要被政府抢走。 中国现在每年（不是每个月！）收入七十五美元的中国人，就有八千万，相当於台湾人口的二倍半。七十五美元怎麽活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收费，什麽公路费、化肥费、水费、电费、农药费等等。为什麽那麽多人要暴动？没法活下去！ 但是俄国就不一样了。俄国没有这麽多的贫困人口，而且俄国的主要人口在城市，俄国百分之七十三是城市人口。中国的城市人口仅占二十三，主要是农民。美国是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占百分之七十七；而俄国已占七十三。所以他们在这个领域也有很大优势，没有那麽多的农村贫困人口。 俄国人对重建苏联红军没兴趣 另外还有一个促使俄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就是缩减军费开支。军费开支相当影响经济。台湾内部现在争论是不是要军购，当然台湾应该增加军购，因为对岸部署了五百枚飞弹在威胁，台湾的家门就应该多装几道锁，来保障自己的安全，降低对方的幻想。但俄国就不同了。俄国在史达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安德罗波夫时代，他们的军费开支高达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从普亭开始，现在削减到只占百分之三左右。从三十降到百分之三。现在俄国军费开支在GDP中的比重，和美国差不多，美国现在也是仅占百分之三。 在共产时代，俄国有军队四百多万，现在已削减到一百万，削掉了四分之三。这一百万，普亭总统还准备削去三十五万，整个俄国仅准备保留六十五万军队。台湾还有四十万军队。俄国是世界大国，但它只要六十五万军队，为什麽？把军费转到经济上！ 最近一项民意调查，问俄国人∶你认为到底什麽能使俄国在世界上强大？百分之四十六的俄国人回答∶要有竞争力的经济。只有百分之二十一的俄国人说∶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俄国人认为只有繁荣的经济，才能成为世界强国，而不是有强大的苏联红军。 所以今天俄国人对重建苏联红军没有兴趣，他们对重建强大的经济参与世界自由竞争充满兴趣。为什麽俄国能发生这样的变化？很大程度，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讲的，他们有民主选举。政治民主给俄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固的基础。像台湾有过三次总统直选，两次权力和平转移一样，俄国也进行了多次的县市和州长的选举，包括三次总统直选等。在台湾320大选的时候，俄国也在三月份举行了总统选举，普亭赢得百分之七十六的选票连任。这次布希连任，被认为大赢，才是百分之五十一比四十八点五，仅赢了两个半百分点。百分之七十六，在全世界任何民主国家都是非常高的比例，超过四分之三。 在俄国，共产党的势力一直在下降。在结束共产统治後，俄国也允许新的共产党存在。开始的时候，俄国共产党在国会拿到百分之四十的席位；後来第二次选举时，他们的支持率降到了二十五；去年十二月选举时，共产党的支持率已降到只有百分之十二。现在还在下滑。从四十，二十五，到十二，现在可能已降到百分之十以下。通过人民自由选票，把旧的势力淘汰掉，和台湾的政情发展差不多。只要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机会，人们就会选择代表革新的、能给国家前途带来希望的力量。 中国的报业集团都是假的 除了自由选举，还有两个重要武器，也是我很羡慕台湾人的，就是你们有言论新闻自由和投票权。虽然今天西方对俄国的新闻与言论自由还有很多批评，但如果和中国比较，俄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 中国现有二千多家报纸，成立了二十多个报业集团，但那都是假的，不是真正的集团。共产党的几个报纸联合到一起，就叫集团了。西方的报纸形成报业集团，人家都是私营的媒体，而你都是国营的，把多少家国营的、党营的报纸放在一起，你还是个共产集团，而根本不是私人的媒体。像今天的台湾，哪有什麽政府的喉舌，主要四家大报，无论是《自由时报》，《中国时报》，《联合报》，还是《台湾日报》，都是私营的。 现在俄国也这样做了，除了莫斯科的主要三家电视台之外，俄国的89个地区有750家无线和有线电视，平均每个地区有八家电视台。在三万五千家地方报纸和杂中，七千家完全是私营的，其中有一个企业家在29个地区出版30家报纸，在三月份俄国大选的时候，有五个反对派的候选人，在莫斯科那三家主要国营电视台发表了65小时的政见，等於每周有三次在电视上批评、反对当任总统普亭。俄国这场选举总共有八千三百万人注册投票，其中百分之八十七的俄国选民表示，他们可以自由的表达意见，它说明俄国已有了相当充分的言论自由，新闻媒体也正走向台湾的模式，那就是私营化、自由化。 而中国现在根本没有言论和新闻自由，如果我们这样的讨论会在北京开，根本无法开下去。以前开的话就把组办者先抓起来，让你无法开成。现在他们采取新的方式，文明一点的「软性专制」，像我们的会议主持人刚拿起话筒，就会没电了，结果在座的听众都走光了，电才来了，采取这样的方式不让你说话。 钱包大了，心灵更空虚了 除此之外，俄国和中国的另一个不同是，中国现在还实行政教合一，即马列邪教和共产专制结合到一起，不允许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像练法轮功的人，在中国就抓了很多，甚至有一千多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强行「治疗」。我曾在中国的精神病院工作过六年多，知道那是什麽样的环境，正常人吃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最後也会吃疯、吃傻、吃呆了。用精神病院来治疗正常人是非常残忍的，中共的做法跟当年红色苏联一样，用精神病院来迫害不同政见者和它所不喜欢的人。 而俄国则完全不同，人家已经有宗教自由，俄国人可以自由信仰东正教等任何宗教。恢复宗教信仰是俄国的一个重大变化。我们今天谈论中国的政治，中国的经济，其实最根本是人心的变化，人心不改变什麽也没法真正变化。现在中国经济是发展了，人们比以前有钱了，但钱包大了，心灵却空虚了，空前的空虚。中国无论是二千年、五千年、八千年的历史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中国人的道德降到了最低点，可能还在下降。人心全都坏了，有了钱，却变成了一个新的邪恶。 现在中国竟有造假的婴儿奶粉，孩子吃了变成大头娃娃，有一百四十多婴儿成了畸形。不仅有假婴儿奶粉，还制造假药，而药是治病救人的，竟然造假。还有假烟、假酒、假合同、假文凭┅┅，包括还有假锁头，一把钥匙可以把五千把锁头都打开，那真是中国产生的「万能钥匙」。最近有报导说，还有假鸡蛋，是用塑料做的。到台湾来，我喜欢早餐去吃油条豆浆，但在中国你不敢吃，因为有用媒油炸的；那瓜子又黑又亮，但吃了以後满嘴发麻，就没法讲话了，因为是用工业用油喷的；饼乾又油又亮，但用火柴可以点著，也是用工业油喷的。这个国家到了这种地步，人心坏到这种程度，你怎麽办呢？像法轮功、大纪元等在致力挽救人心，但这是相当困难的，中国古代学者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中国人的人心有了贼，很难破。 清算和冻蒜：中国和台湾的不同 中国的腐败还表现在，一年外国投资是四佰亿美元，可一年各种套汇、转出的钱就有四佰多亿，很多都到了个人手里。台湾现在有蓝、绿观点的对立，有认同的分歧，认同的危机；可是中国更有认同危机，全中国十三亿人都不认同这个国家、都不爱这个国家、人人想损害国家，中国的国旗升起来，每个人都没有庄严感，这个国家怎麽办呢？ 对这个国家，不仅老百姓不爱、官员不爱、执政党也不爱，连邓小平们也不爱，邓的女儿怀孕快生孩子时，就去了美国，把孩子生在美国就是美国公民。实际上中国的认同危机比你们台湾更严重，台湾还有蓝、绿之分，中国全是一个颜色，向钱看，没有人真正爱这个国家。 今天美国为什麽强大？不是偶然的，它是基督文明的结果。在座的诸位如果精读过《圣经》的话，会体会到，全部《圣经》其实主要写一个字，就是Love，「爱」。只有爱能拯救这个世界。而中国一直是传播仇恨。我到台湾学会的第一个台语是「冻蒜」（意即当选），而在中国，一有群众大会，则是要「清算」，完全不一样。「冻蒜」就是人民自由选择嘛！「清算」完全是暴力，剥夺人的选择权利。所以今天你说中国和台湾到底不同在哪里，就体现在这两个词上，一边是「冻蒜」，一边是「清算」；一边尊重人民的投票权，一边完全剥夺人的权利；一个用暴力的方式，一个用选票的方式，这就是不同，这个不同就导致经济前景的不同。 两岸都成为正常国家，台海才会有和平 因此台湾绝不能接受中共的一国两制，也不要强调什麽一中共识，一中屋顶，因为你不能跟共产制度一中屋顶，更无法有共识。只有台湾先民主起来，先独立起来，先人民自由选择起来，先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那个时候再跟中国谈。台湾其实是先走一步，中国人将来自由了，也会走台湾的路，那就是也得改国号，改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专制的国号，变成一个民主国家；也得改国旗，淘汰那个滴著几千万中国人鲜血的五星红旗；更会制定新宪法，去掉那个四项基本原则和什麽核心，共产党总是核心，把人民当边缘，它的民主就是你民我主、永远为民做主。 只有台海两岸都改掉专制象征的国号，改掉专制象征的国旗，制定新的民主宪法，都成为正常的国家之後，那时候两岸才会有和平，才会有真正形成某种联合关系的可能性。毕竟有中华文化的背景，所以那个时候两岸才有真正的三通、八通、百通。 而现在喊和中国统一，就等於跟邪恶统一，完全是出卖台湾。未来怎麽样你得等中国变化，得相信未来的民主中国的领袖，未来有著自由选择的中国人，跟台湾的民主领袖，台湾人民，一定有智慧解决这个问题。你现在喊没有用的，现在应该喊的是让台湾加入联合国，走向国际社会，让台湾在每个台湾人心里站起来，台湾才会在世界上站起来，谢谢各位！ 俄国民主了，为什麽中国还是专制？ 吴惠林∶谢谢曹先生，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原来不知道的东西，尤其他讲中国的经济地位，我们看到中国的 经济数据非常好，磁吸效应强，可是他用其他的数据来证明，好像不是那个样子，跟清朝比，竟然比清朝在全球的地位还不如。那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内部危机非常严重，在经济层面都是权跟钱，最後钱都进了某些私人的口袋。我们也常常听到这个外资进到中国，可是中国某些特权，又把这个钱拿到国外去，这边进去那边出来，一进一出，这个互相抵的话，才没有掏空。 刚刚曹先生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那也是我想要问的，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苏联是共产党的老大哥，中共是跟苏联学的，最後怎麽会青出於蓝呢？然後更胜於蓝？那是因为这个老大哥能将共产党放弃。┅┅但为什麽中国共产党还会存在？俄国变化了，为什麽中国还没有发生这种变化呢？请曹先生帮我们解答。 天佑俄国，统治者接连消亡 曹长青∶原因很多，我想简单说两点，一是领导人的因素，一是知识份子的因素。俄国发生这个变化，主要是天意，天佑俄国。为什麽？俄国共产党统治者一个接一个地死，列宁、史达林、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一直到了戈巴契夫，他提出新思维，写了一本书，强调人道主义，所以俄国後来就改革，结束共产主义，这是一个转捩点。 可中国就不一样，领导人都很长寿，毛泽东是在蒋介石之後才死，然後是邓小平，如果他早死，胡耀邦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中国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赵紫阳有改革想法，又被软禁，即使邓小平死了他还是被软禁。俄国有了第五代、第六代领导人，而中国现在才是第三代，邓和毛是第一代，江泽民才是第二代，胡锦涛现在还没有真正掌权。中国真是一个悲剧。台湾有人强调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其实身为中国人更悲哀。而俄国经过领导人的不断自然消亡，就为戈巴契夫的出现提供了基础，再经过叶尔钦到普亭，结果导致俄国发生重大的变化；而中国就没有这种幸运。 俄国知识份子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 第二个是知识份子。俄国的知识份子，像《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忍尼辛，还有萨哈罗夫等人权活动家等；以及东欧的知识份子，像几天前访问台湾的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捷克异议作家昆德拉等，他们都强调从根本上否定共产党和共产制度，而不是什麽体制内改革；他们强调的是从外部抗争，整体上否定共产专制。所以刚才主持人问我为什麽叫异议作家，「异议」就是从整体上、本质上否定那个制度，而不是在体制内改革。因为那个制度反人道、扼杀人性。索忍尼辛们传播的就是这种声音，虽然他们当时很孤独，似乎单枪匹马，但他们是从根本上传播真实，而不是在体制内的半真半假。他们一开始就告诉俄国人，共产皇帝是光著身子的，那个新衣是不存在的。这个声音传播到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就转化成力量，当一旦有机会的时候，全体人就会喊出「皇帝光著身子」而结束了那个新衣制度。 今天中国的异议人士，以及像大纪元的主持者，包括法轮功学员，基督教徒等，其实都在传播这个皇帝没穿衣服的真实，这个真实在人的心中可以形成千军万马般的力量，虽然索忍尼辛、萨哈罗夫他们没有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的军队，但那个真实传播到人的心中，一旦有机会，俄国人就揭竿而起结束了共产制度。而不是像中国现在占主体的知识份子，还是强调皇帝的衣服还是有一点的，有个短裤什麽的你没看见，半真半假。这样不从根本上传播真实信息的结果，人民就无法从根本上认识到那个政权的邪恶性，那个没穿任何新衣的谎言制度的本质。 所以当有了机会的时候，例如1989年天安门运动时，学生们在广场上喊的主要口号是爱国，反腐败，根本连国和政权都分不清，根本没有俄国人那种彻底结束共产制度的认知，其主要原因是主导思想界的知识份子们认识不清楚。像邓小平刚一复出的时候，中国知识份子顶礼膜拜，感谢皇恩浩荡。邓小平提出中国要走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加上「社会主义特色」，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因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中国只是羞羞答答地走，结果中国知识份子就欢呼邓小平是什麽「改革设计师」，什麽伟大光荣正确。实际上他设计了什麽？资本主义仅在美国就二百多年了，人家早就有了，怎麽是邓小平设计的呢？ 中国知识份子的弱智，维护了那个专制的政权。今天中国知识份子还在弱智，大部份还是这样，很多还发表文章批评炼法轮功的人迷信啊等。他就是不强调人民有选择的权利，有信仰的权利。在美国什麽信仰都可以，连邪教都可以。政府没有裁决什麽是正教、什麽是邪教的权力。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就是保护任何人信仰的权利，保障新闻和言论自由。而中国剥夺人民的信仰自由，只允许信仰马列邪教，这是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应该忠诚於人民而不是共产党 俄国知识份子和中国知识份子的想法不一样。像中国的作家刘宾雁，写了《第二种忠诚》，他写第二种、第三种、第四种，不管第几种还是要忠诚，忠诚谁？忠诚共产党。这里的观念发生了错误。而东欧知识份子，尤其俄国和捷克的知识份子，人家不是喊忠诚，而是喊人民应有的权利。即使忠诚也是忠诚人民而不是执政党。这是两种思路，当然背後是两种文化价值。中国的五千年文化，没有个人价值，没有个体权利，没有基督文明。中国文化走在另外一种轨道，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皇帝、朝廷（现在叫党中央，江胡主席）大於一切。在这种价值取向下，中国人没有个体的强大，没有个人心灵的强大，结果是随大流，这是很明显的价值取向不同。 俄国基本还是属於西方文化的体系，我们看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他们主要是用文学形式布道，传播基督文明，传播爱，忏悔，救赎等价值。人家产生那样伟大的文学家，而中国拿不出来。曹雪芹的《红楼梦》在西方有翻译，可你问问西方人，有几个人知道曹雪芹的？但是西方有无数人知道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连美国布希总统夫人劳拉最喜欢的作家既不是美国的，也不是英国的，而是俄国的陀斯妥也夫斯基。整个是文化价值不一样，导致知识份子想法不一样。当然还有很多原因，但这几个原因可能是比较主要的。谢谢各位！ （本文为2004年12月6日《大纪元时报》在台北台大法律系主办的「九评讨论会：中俄经济比较」上的发言。台北《大纪元时报》据录音整理。） |
| 在台湾的泛蓝贵族 2005-01-02 |
| 在台湾与中国渐行渐远的今天，关心台湾问题的中国人自然认为，统独问题不仅是台湾和中国争执的原因，也是台湾内部矛盾的关键。当然不仅中国人，将近一半的台湾人也这样认为。长期以来我也持同样看法，直到最近才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种看法的偏差。
统独问题是中国和台湾之争的表面现象，其本质是独裁专制与民主制度之争。中国政府对台湾政府的敌意，其反民主的本质远大於其反台独的形式。反台独只是中共独裁者们的一个既可以说得出口，又极容易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工具。可惜无数的中国人以为，用谎言欺骗了他们半个多世纪的中共，在台湾问题上是说真心话的。难道他们真的相信，中共独裁者们对从未属於过他们的台湾的热爱，超过了对他们握在手里五十多年的专制政权？事实是，不放弃台湾，是中共不放弃自己手中权力的一张牌。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由於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共的共识，自己也成为独裁者手中那张牌的一部份。 ●「亲中国」和「反台独」都是表面口号 但本文想重点强调的，是台湾内部的矛盾。对於泛蓝泛绿之争，外面的人最容易看到的是，亲中国的人和亲台湾的人之间的冲突。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是台湾更深层矛盾的一个表现形式，或者最多只是问题的一部份。越深入地了解台湾社会、接触更多的台湾人，尤其是接触泛蓝的人，你会发现，在台湾其实没有多少人真的「亲中国」，这个所谓的「亲中国」就像中共的「反台独」一样，是泛蓝阵营的一个可以理直气壮喊出口的说法而已；他们不认同台湾还在次，不认同台湾本地人执政才是本质。 我多次走访台湾所得到的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是，台湾本地人所遭受的欺负和歧视，实在远超出一般中国人的想像。曾经采访西藏人和新疆人的我，对汉人歧视其他民族的情形是有相当了解的；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带到台湾的那些中国人，对待他们认为同是汉人的台湾人，居然完全是殖民者对待殖民地人民的行径，而且其恶劣不仅远超过西方殖民者当年对待殖民地人民的程度，甚至比日本殖民者更糟糕百倍。这就是为什麽许多台湾人至今仍怀念日治时代。 半个多世纪以来，和西藏、新疆人民一样，台湾人民在遭受独裁压迫的同时，倍受种族歧视的痛苦。而且那种歧视至今仍严重存在。在这篇小文里，我无法历数从台湾朋友那里听来的许多关於中国人歧视台湾人的故事，仅举几个我个人的经历和感受。 ●台湾的「前中国人」有多麽霸道 在台北乘出租车，一般来讲，北京话讲得好的司机，其态度一定比北京话讲不好的要糟糕。而台湾本地口音很重的司机，对北京话讲得好的客人，明显有一种畏惧心理。有一次我乘出租车，刚上车，听到车上的广播正播放台语节目，从我能辨别的只言片语中听出，那是一个政论节目。当我用普通话告知我要去的地点後，司机马上悄悄地把台语广播调成了北京话，明显不想冒犯讲北京话的人。 由於我是公开支持泛绿的人，所以跟泛蓝人士接触的机会相当有限。但就在这十分有限的机会里，我仍直接看到了台湾的「前中国人」对台湾本地人的蔑视。例如，在台湾立委选举前，我曾多次和泛蓝人士在「台湾心声」节目辩论。有一次节目结束後，我和两位辩论对手（一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一位国民党官员）一起乘电视台的车回饭店。路上大家礼貌地交谈起来，当时是在高雄，那位台北市议员说，他在高雄住过多年，高雄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流氓，到处都是嚼槟榔的人。即使在我面前，他都毫不掩饰谈到台湾人时的那种轻蔑的口吻。而这两位泛蓝人士还是节目中最文明，私下也还可以讨论问题的人。 而在节目上遇到的其他人，除了蛮不讲理之外，那种对本地人的蔑视和居高临下的讲话口气更令人忍无可忍。以前我还不太明白为什麽台湾人谈起国民党那麽愤慨，那麽激昂，在总统大选前的「台湾心声」户外开讲节目中，许多只能得到十几秒发言机会的台湾人，抓著话筒痛斥国民党，直到被工作人员一个个地抬下去（拖都拖不动）。在这些节目中的亲身体验，给我上了最生动的一课，让我直接感受到了台湾那些「前中国人」对台湾人民是多麽霸道。 ●无论在台湾和中国，都要高人一等 那麽这些一直唱衰台湾、蔑视台湾人的「假中国人」真的认同中国嘛？上述那两位和我交谈的泛蓝人士，都表示去过中国大陆，但一个抱怨中国的空气实在太糟糕了，另一个抱怨吃中国的东西一直拉肚子。他们对中国其实同样蔑视。 台湾那些高喊著「亲中国」的人，他们到中国去，一定不再强调他们是中国人，而是要招摇他们是台湾人。这时候，他们又不想和中国人平起平坐了，强调是台湾人，他们则比中国人高一等。总之，他们在台湾要比台湾人高一等，在中国要比中国人高一等，在哪儿都要有做贵族的感觉就是了。 今天，泛蓝阵营中的一部份人，实在是对失去半个多世纪的贵族地位耿耿於怀，但这种不满是不能说出口的，「认中国」则是他们唯一可喊出的口号，唯一可举起的牌子。真让连战、宋楚瑜当台湾省长，他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那些台湾的前贵族阶层们也绝对不可能接受回到中国怀抱做普通的中国人。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是由於不能忍受台湾本地人执政而不认同台湾。 他们的中国情怀，就像中共政权的「统一」情怀一样，其重要性和真实性远不能和他们要主子地位相比。但口号喊久了，自己也相信了一半，更欺骗了许多民众。所以泛蓝的那一半民众，一部份是被那个贵族阶层的宣传所欺骗（就像中国人被共产特权阶层的宣传所欺骗一样），一部份是想安居乐业，被中共的武力威胁吓住了。所以，如果中国人真的以为这次台湾立法院的选举结果，代表著台湾人民反台独、要统一的倾向的话，那就实在是太自我欺骗了；而中共以为通过制定反分裂法就能有朝一日把台湾吞并，那就更是梦幻了。 （原载香港《开放》2005年1月号） |
| 康尼：曹长青为什麽支持台湾独立（代序） 2005-01-02 |
| 【按语：在台湾立法院选举正如火如荼之际，我的两本新书（《独立的价值》和《美国价值》）在台湾出版。借到台湾参加新书发表会之际，目睹选情，更有一番特殊的感觉和意义。本文是我的妻子为《独立的价值》一书所写的序。她对我的了解、理解，并在几乎所有问题上和我的共识，令我深感幸运，更感激不尽 ——曹长青】
在台中的一个演讲会上，长青被听众问到一个问题：“你为什麽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你为什麽能支持我们台湾的自决和独立？”他踌躇了一下，然後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怎麽回答，我太太康尼最了解我，让她来替我回答吧。”於是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他推上台回答这个既简单，却又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问题。 其实，长青已经在多次演讲会上被问到了这个问题，但每次他的回答都不尽人意，太简单。有时他不知道该怎麽回答，就开玩笑说，“我是命中注定得支持绿色，我的名字叫长青嘛！”我曾挑剔说，“你对不少很难的问题都回答得很精彩，为什麽对这个简单的问题就答不好？”他则应付说，“这有什麽好回答的，自然就该是这样的。”然後不再多花一秒钟想这个问题。 这次他灵机一动：你不是说我回答得不好吗，那你来答吧。可惜我急中似乎也没有生多少“智”，匆匆谈了几点，虽然长青认为答得很好，但我却觉得很不完整，所以借他出版这本书的机会，再稍微充分一点地回答一下这个或许还有人关心、并且和这本书很有关系的问题。当然，我决定花点时间写这篇文章，是期待能有一些读者通过了解长青的“为什麽”而认同他所推崇的价值。 从中国到美国，我一路注视著他的思想历程。非常清楚的一点是：他走到今天这一步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在清晰而坚定的理念支撑下的必然。虽然从东方到西方，从共产社会到资本主义世界，他在人生观上受到了各种冲击，在某些重大问题的认知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从无神论走向有神论），但在许多价值的追求上，他却始终纹丝不动地保持在一个轨道上；而在这个轨道上行进的结果，迈出支持台湾和西藏人民自决权这一步，的确是自然而然的。或者说，他走到这一步，是他所推崇的那些价值、理念在他身上综合反应而体现出的一个结果。这些主要的理念和价值是： ● 毫不妥协地反抗共产主义 今天，反共在哪里都不稀奇，尤其是在经受过共产奴役的中国人中。但长青不仅仅是从一个受压迫者的角度，来反抗一个给他带来痛苦的政权，他在大学时代就已经开始从本质上去认识那个制度对人性的摧残。如果仅仅是一个受压迫者的反抗，而不是对那个制度的邪恶本质有清晰认知的话，那麽当他远离那个政权，不必直接体验那个制度的残酷的时候，或者当反对共产主义和其他概念（例如国家、土地、民族等）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的反共就可能妥协、打折扣，或者把反共让位於民族主义情绪。 正是由於长青通过生命的体验和多年来在自由信息下对知识的寻求，深刻地认识到了共产政权本质的邪恶，所以，他的反共是彻底的，没有一丝一毫妥协的余地，不可以让位给任何理由。在面临台湾独立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问他，你到底经过了哪些转折点，才做出支持台湾的决定的。实际上，他从来没有过转折点，也没有过任何犹豫，就站在了台湾一边。因为他认为，只要台湾是自由世界的一部份，她就是反抗共产主义的一部份。 长青对世界的划分和选择绝不是按区域和领土，而是按独裁世界和自由世界。他深为自己属於自由世界的一部份而感到骄傲，他在美国最喜欢用的口头语是“我们美国”，他在台湾演讲时也多次说“我们台湾”，因为在他的心目中，美国和台湾都属於他所认同的自由世界这个整体，是“我们”的价值的一部份。他使用“我们台湾”遭到很多中国人抨击，但是我想，长青一定会坚持等到中国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份的时候，才会自豪地说“我们中国”。 对长青来说，独立是追求做人的自由和尊严，这不是邪恶；而独裁则恰恰是剥夺人的自由和尊严，那是绝对的邪恶。他多次在文章和演讲中强调，独立和统一都不是价值标准和原则，尊重人的选择权才是终极价值。所以，无论台湾是独立，还是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他都不反对，只要是二千三百万人民在自由意志下所做的选择。他常说，我们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它剥夺人的自由意志、选择的权利，今天，作为一个坚定反共的人，他有什麽理由、他怎麽可以不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呢？ ● 对中国文化持否定态度 在七、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对外开放的时候，有相当一批中国知识份子激烈批判中国传统文化，欣赏鲁迅对中国文化劣质部份的抨击。长青也属於这个潮流中的一员。但许多中国文化人来到海外以後，又开始怀恋中国文化；国内许多知识人近年也开始否定当年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尤其是批判曾被他们推崇过的鲁迅。 但长青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不仅没有因为来到西方而改变，反而由於对西方文化有了真正切身的体验，而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更深一层，并对鲁迅当年在乌烟瘴气的中国文坛孤军奋战，痛斥中国文化“吃人”的精神更加敬佩。长青当然不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但他认为中国文化中好的一面，西方文化里都有；而基督文明里面那些更充满人性、并能促成民主制度的关键因素，例如个人主义、个人尊严、生命的意义、同类意识、人权、法治、爱，忏悔、救赎等等，在中国文化中要麽缺乏，要麽根本就没有。 正由於长青对中国文化主体价值的否定态度，导致他没有任何大中国情结。而对於没有大中国情结的中国人来说，看待台湾问题时就会很容易地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 ● 推崇西方基督文明 也是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多数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都在否定中国文化的同时，非常向往西方文化、西方文明、西方民主制度。长青当然也是这其中最推崇西化者之一。但在过去二十多年来，无数的中国文化人来到了西方，见识了西方，看到了西方的很多问题，於是开始怀疑西方，否认西方主体价值，或者起码认为西方的很多东西不适合东方。 但一如他对中国文化的否定态度没有改变，长青对西方文明的推崇也由於在西方生活的具体体验而更十倍、百倍地加强了。虽然长青对西方左派持强烈批评态度，但他对西方的主体价值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在过去这十多年来，他曾写过许多热烈赞美西方文明的文章，他一再强调，西方基督文明给人类带来了最民主的制度、最繁荣的经济、最灿烂的文化。今天，由於美国比任何其他西方国家都更体现基督文明的主体价值，所以长青深爱美国，他是我所见过和读过的中国人中最亲西方、最热爱美国的一个。 今天向中国推销西化，大概不仅已经很不时髦，还可能会令很多人不以为然。但长青仍在极尽全力地讴歌西方文明，他渴望那块他曾生长过的土地能够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份。但是中国今天仍在专制统治下，迈向西方文明的每一步都步履艰难。 而对於台湾来说，她不仅是一个海洋国家，更是一个已经接受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自由国家；她离独裁国家越远，离专制文化越远，接受西方文明的条件越好。也正是由於长青对西方文明的热烈推崇，他更关切的，不是台湾属於哪块土地，而是她属於哪一种文明。他在台湾的演讲中也多次强调，希望台湾这片有中华文化背景的自由土地能先走一步，在完善其宪政民主制度的同时，更好地引进、吸收西方文化，去稀疏、抵销中国文化中的毒素；为中国走向民主和改变文化结构提供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样板。 ● 珍惜生命的价值 作为一个十分推崇西方文明的人，长青本人当然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在接触这个文化的过程中，给他最大震憾的是西方文明中的生命意识。我清楚地记得，十多年前的时候，长青读义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他给我讲了好几遍书中以色列的第三任（女）总理（Golda Meir）的话，她说，许多以色列士兵打完仗回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出来，不说话，为他们在战场上不得不杀人而痛苦不堪。长青十分感慨地说，“他们杀的是战场上的敌人，但杀完却痛苦。而那些阿拉伯人用恐怖手段杀害平民，杀完是欢呼。这是多麽不同的生命观。” 长青喜欢看电影，而他最喜欢看的，反反复复看过许多遍的，是那些根据真事改编的美军在越战救伤员和中东救人质的故事。有一年他读到中国的报纸上讨论，如果一个大学教授为救一个掉到河里的农民而淹死了值不值；好像多数人认为不值得。长青叹息道，人家可以冒著牺牲十个、二十个人的危险去救一个伤兵、一个人质，而我们还在讨论农民和大学教授谁的命更值钱。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生命哲学。 正是基於对西方文明中生命价值的认同，长青认为，无论在任何理由下，中共武力犯台都是绝不能容忍的邪恶。台湾的二千三百万人口不是一个统计数字，而是每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对中国人来说同样，他们在被奴役了半个多世纪之後，今天刚刚能吃上口饱饭，为什麽要在屠杀台湾人民的同时丧失自己的生命？ 支持中共武力犯台的人曾和长青辩论说，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为了统一而打的。但他们无视的是，林肯所打的，是一场摧毁南方奴隶制的战争，所以对那场战争的正义性没有任何非议。而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则性质完全不同。任何一个独裁专制试图侵吞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都是没有任何正义性可言的，这根本无须争辨。 还有人撰文指责长青，为什麽反对台海战争，却支持伊拉克战争。没错，长青大概是写了最多文章支持美国对伊拉克出兵的中国人之一。而这种支持恰恰是出於对生命和人的尊严的维护。911是伊斯兰恐怖主义对西方基督文明的正式宣战。由於今天美国是这个价值的代表和最强有力的捍卫者，所以恐怖主义必定把目标对准美国。911和各种自杀炸弹所代表的，就是整个恐怖主义的使命：他们不惜毁灭整个世界，和你同归於尽。对於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的人，自由世界别无选择，只有摧毁他。 而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一部份。萨达姆政府奖赏自杀炸弹者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美军抵达後发现的多处万人坑更证明，萨达姆本人就是大众毁灭性武器。那些反对美国出兵的人喊的最响亮的口号是要避免伊拉克平民伤亡。那麽在他们的眼里，那些被萨达姆屠杀的人民难道都不是生命吗？ 911那天，长青盯著电视屏幕整整20个小时；我无法形容他的表情，就如同他无法形容自己的愤怒。在人类全部血腥的历史上，有过战场的撕杀，有过田园的决斗，有过不守规矩的明枪暗箭；但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在最残酷征战中，人类依然保持了一些最基本的底线：不有意屠杀平民，两军开战不杀使者，不攻击使馆等等。但今天的恐怖主义者用自杀炸弹，用劫持民航飞机撞击商业大厦的行为，炸毁了人类的全部底线，炸碎了他们作为人的概念。今天，面对一起又一起的人质遭砍头的恐怖行为，那些曾狂热高喊反战的阵营则一片静悄悄。他们全部所能做的，就是对民主的美国说不，而对残暴的恐怖主义沉默。 那些绑架人质的恐怖份子，不仅使用砍头这种令人发指的手段杀害无辜，更要求那些人质在电视上乞求性命。这种对生命的残忍，对尊严的侮辱是任何文明人都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长青才写了一篇又一篇痛斥恐怖主义的文章，所以长青才坚决支持美国打一场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的战争。正如二战和冷战，美国再次以巨大的代价承担起人类的责任，而无论面临怎样的障碍，美国都必定要打赢这场战争，因为基督文明的火炬，注定要靠美国这支巨手高高地举起，那是人类的希望和未来。 而台海的情形，则完完全全是另一幅画面。台湾不仅是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而且，无论是台湾政府还是台湾人民都根本没有任何攻击中国的意图，更不给中国人带来任何威胁。她带给中国的只是几百亿美元的巨额投资，和中国将来走向民主道路的一个样板。中国凭什麽打台湾？中国人凭什麽要为那个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至今剥夺中国人的自由和尊严的独裁政权去死，去杀害生活在自由中的台湾人民？ 那些把中共武力犯台和林肯的南北战争，和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混为一谈的人们，还没有明白什麽是生命的价值，什麽是人的尊严，所以他们才不会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而长青选择另一种文明。 ● 视是非高於种族 大概一、二年前，在美国发生了一起中国留学生夫妇和美国家庭争夺孩子的官司，成为网上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少中国人就因为是同种族就站在中国夫妇一边的时候，长青在认真阅读了背景资料之後，认为美国夫妇更有道理一点。於是他花了不少精力，写了几篇长文论述该事件，强调是非大於种族。为此他也遭到不少中国人的谩骂。 我这里只是举一个小例子。在遍地都是移民的美国经常可以见到或读到有关族裔冲突的问题，长青历来都秉持是非高於种族的态度。他多次在文章、演讲以及和别人的辩论中强调：这个世界的正义和邪恶、善良和恶毒、正确和错误等等，从来都不是以血缘、人种、出生地来划分的。所以，没有比用血缘和种族做判断是非的标准更愚蠢的了；这就像奥威尔《动物农场》中那些猪的逻辑，四条腿的都是好的，两条腿的都是坏的。共产党的出身论也是这种逻辑。正如许多人不理解长青，他也完全不可思议，为什麽那麽多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会接受以种族为标准的是非判断。 最近在和朋友谈到美国大选时，长青还举前总统里根的两个儿子为例说，血缘关系没有什麽意义。里根的两个儿子，一个是领养的，一个是亲生的；结果那个领养的儿子完全认同他的人生价值观，并追随了他的政治理念；而那个亲生的儿子则全方位地背叛了他的理念。 所以长青在做价值判断的时候，绝不从血缘和族裔立场。他只认价值，不认国土，不认种族，不认祖先。他只是上帝创造的一个人，人类这个总体是他的同类；在这个群体中，他寻求思想的朋友、心灵的亲情。 毫无疑问，在面对台湾问题的时候，基於他一贯以来的「是非高於种族」的原则，他根本不可能从自己是哪国人的角度来思考，而是关注哪边更有道理。所以当几度被人追问“你是不是中国人”的时候，他觉得十分荒唐可笑。 在我看来，长青在种族上是中国人，在思想上是美国人，在心灵上是地球村人。 ● 追求真实，拒绝谎言和虚幻 作为经历过被共产专制奴役的人，长青对谎言制度对人的摧残和毒害深恶痛绝。许多中国人对自己被专制宣传机器洗过脑不以为然，或者感觉不强烈，或者以为在信息流动的今天，他们已经什麽真相都知道了。长青的难得之处在於，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曾被谎言的毒素浸泡过，所以在面对重大事件的是非判断的时候，他都尽量不让自己的先入之见来左右思维，而是努力去寻求真实。 例如十年前我们第一次采访达赖喇嘛，当时还几乎没有中国人采访过他。为了尽量给读者一个清晰的背景介绍，我们去读了一些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籍，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我们在中国所了解的有关西藏的信息和眼前读到的大相径庭，我们被灌输的西藏历史和现状都与真实相去甚远。所以在采访结束後，长青根据读到的资料写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的长文。因为他认为根据西藏的真实历史背景和他们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他们完全有追求独立的权利。长青了解了真实，就服从真实。 台湾的真实则更是在眼前的。长青多次说过，台湾那个囊括中国和蒙古的秋海棠大地图他不能接受；那个和今天台湾现实完全脱节的中华民国宪法他不能接受；那个名存实亡的国号他不能接受；因为它们都是虚假的。台海两岸的无法否认的真实是一边一国。另外更重要的是，今天绝大多数台湾人民不愿意和中国统一，如果没有对岸的武力威胁，90％的台湾人民都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真实。因而对长青来说，今天支持台湾正名、制宪、建国等，是他拒绝谎言和虚幻，追求真实价值的一部份。 ● 台湾独立，对中国发展利大於弊 我上面谈的这六点都主要是从理念方面解释，长青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人为什麽会支持台湾。从实际利害层面上来讲，或者说，这时候只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来看，长青也认为台湾做一个中国的好邻居，无论是对台湾还是中国，尤其是对中国，其益处远远大於两家合在一起。 《圣经》创世纪里的一个主要故事就是，以色列人的後代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了埃及，後来成了埃及首相，结果在大荒年的时候，他不计前嫌，拯救了来埃及寻求粮食的哥哥们和全家。这个故事其中的一个道理就是，分离未见得是坏事。 这里且不谈从历史上来看，台湾和中国的关系有相当多可争议之处；即使台湾曾经是中国这个家族中的一员，她目前的独立现状和将来的继续选择独立，都会像约瑟一样，给中国这个家族带来更大的好处。 毫无疑问，中国能有今天这般的经济发展，最主要是由於香港和台湾最初的投资，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启动，也吸引了其他国家的投资。今天俄国的经济发展比中国差很多，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自己的“香港和台湾”，没有那麽多“海外俄人”。今天香港回归了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只是概念上又多了一块土地，但香港能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利益（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远远降低。它除了使六百万香港人的政治自由度、经济水准和在国际上的优越地位都全方位地降低了以外，给13亿中国人带来了什麽具体的好处呢？ 台湾同样。如果台湾变成一个广东省或海南岛，她能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好处立刻就降低。香港就是例子。今天的台湾和回归前的香港，就因为她们不属於中国，又和中国有最密切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才对中国产生了特殊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在对中国经济上，即使在抽象的儒家文化概念上，台湾和香港的存在，尤其是两地出色的经济发展，台湾的民主政治等，都提升了华人整体在世界的形象。如果没有台湾的经济腾飞和作为一盏亚洲的民主之灯在闪亮的话，难道华人整体在世界的地位会比今天更高吗？为什麽中国人一定要把他们拉到和广东、福建、海南岛一样的水准上去呢？这难道对中国、对中国人有很大的利益吗？ 当年美国和英国打了一仗，独立出来，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以来，英美关系不仅没有交恶，反而成为最好的朋友，最坚固的联盟；其相同的语言文化背景自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无论是在二战、冷战和今天的伊拉克战争中，英国都是美国最强有力的支持者。 以台湾的历史，现状和人心所向，别说武力统一，即使和平统一（事实上，两者都没有可能性）也很难处好关系。而如果台湾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她将来一定会和民主的中国成为亚洲最亲密的伙伴、最坚强的经济和政治联盟。 所以，即使抛开那些作为独立知识人的理念，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对中国的现实和将来的实际利益（而不是虚幻、虚荣的大中国概念）来看，长青也认为应该支持台湾走独立建国的道路。 我列出的上述这些长青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理念，在他过去这些年来发表的文章中都有更详细的阐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他的个人网站（caochangqing.com）去查阅。除了价值观念层面的因素之外，我觉得至少还有两个个人因素导致长青可以清晰而坚定地支持台湾。 ● 首先，他个人强大，既不需要大中国撑腰，也不需要大多数壮胆。 长青明确地表达支持台湾人民自决权的态度，受到了很多中国人的抨击，他网站的信箱更是不断收到谩骂的邮件。大概是因为这样做的人太少，他就成了一个明显的受攻击对象。但实际上，私下还是有不少和长青持同样台湾观点、却不愿意公开表达的人。而长青之所以能义无反顾地、公开而明确地表达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我认为也完全不是偶然的。 长青许多年以来一直追求西方个人主义精神，这不仅在理论上使他对生命的个体价值有了充分的认知，同时对他个人心灵的强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他在生活中做某种决定的时候，很少是因为“别人都这麽做”（我印象中就从来没有过）；而是根据自己的是非、价值判断；一旦想法明确了，他就会充满自信地去做，而不考虑别人会怎麽看他，甚至结果会怎样。 比如十年前写《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他可能会因此遭到攻击或孤立（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之前从未有过中国知识份子这麽明确地表示支持西藏人民的自决权。但长青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去做了，他甚至没有想到需要一个群体为他壮胆。 再比如，在高行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被港台媒体一片盲目吹捧的时候，长青在认真读了作品之後，对其质量之差甚为震惊，认为那简直是一件“皇帝的新衣”。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被诺贝尔的光环刺伤了眼睛，很认真地以为自己看不懂中文了。还有些人私下认同长青的观点，但就像《皇帝新衣》里面的那些大臣们，唯恐说出自己看到的真实会被认为不称职；他们不敢挑战诺贝尔的权威，不想被人认为水平太低，看不出《灵山》的高大。 但长青在反复阅读作品并和许多外国同类作品比较之後，坚信自己的判断。他一口气发表了15篇长长的评论，痛斥高行健作品的劣质和诺贝尔奖的荒诞。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别人会怎麽看他、评论他。他迫不及待要做的是，把自己看到的真实表达出去。 在高行健得奖还不到五年的今天，《灵山》已经被尘土覆盖，鲜有人迹再去涉猎。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麽短时间就被完全遗弃的“名著”，更没有过无人问津的“伟大文学作品”。时间不仅将越来越证明长青的正确，更将凸显他的勇气的可贵。 长青这种不迎合、不随从群体思维的例子还很多；并不是他有意要这麽做，而是多数中国人的群体意识太强，才显得他比较特别。或者，由於某些原因，他走的步伐比别人快了几步。但他不会因为行进的途中比较孤单就转向人群拥挤的另一条路。 在和台湾朋友的聚会上，长青曾被问道，你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在中国人中是不是会很孤独，他回答说，我有妻子一个人的支持就足够了。当然，有妻子一个人支持的男人总是有迎战千军万马的胆量；但我更相信，在有了信仰的今天，长青得到了来自更高权威的精神力量，他一个人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世界。 ● 除了个人心灵强大之外，他还是一个单纯的人 许多年前，有一位和长青打笔仗的人指责他说，“曹长青你这个人就是头脑简单！”事後我评论道，“他这句话说的太对了。”长青很不悦，因为我从来都是站在他一边的，怎麽这次可以认同他的对手的话呢？我接著说道：“这就是我最欣赏你的一点！”他马上孩子般地高兴了：“欣赏就好。”然後立刻忘记了别人指责他头脑简单这回事。他自己当然体会不到这一点。你告诉他，他也没感觉。 中国文化悠久，有其内容丰富的优越，同时也有促使人头脑复杂的巨大负面作用。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最不缺乏的就是那种颇有城府和工於心计的人；而那类人在中国各个朝代的各个阶层都是很得势的。但我一直庆幸长青是那种简单而不会得势的人，只有这样，他才离一个真正的人更近一点。 就像他的文章都是清晰的，黑白分明的，没有灰色地带的，长青为人做事也同样。作为朋友，和他相处很容易，因为他率直、简单，既不做作，更无心机；作为敌人，攻击他不需要智谋，因为他是站在阳光下的靶子。 一个思维中混沌的东西比较少的人，在表达某种想法或采取某种行动的时候，经常不会瞻前顾後、谨小慎微。所以，对长青来说，他有上述那些政治理念，再加上这些个人性格特色，能够毫无保留、毫无顾忌地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权，实在是太自然而然，太理所当然了；这只是他一贯的价值追求、思维和做法的一个组成部份而已，完全不是一个什麽很特别的行为。所以当人们问起他怎麽会是这样的时候，他不知道怎麽回答，因为他实在是觉得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哪有什麽“为什麽”呢？的确，如果你问《皇帝新衣》里的那个孩子，“你怎麽能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呢？”那个孩子一定会觉得奇怪：“本来就是这样的嘛！” 对长青的文章和演讲，热情的台湾朋友给了很多赞扬：“思维敏锐、观点清晰、论述深刻”等等。这些我全都赞成，还可以列出更多。但在我眼里，长青的最可贵之处，或者说导致他能看见真实、并因接受真实而产生深刻思考的原因，是他的单纯。 在台中那个演讲会上，为长青做引言人的出版界朋友廖立文先生引用了一位在英国的台湾留学生对长青的评价，说“他有一双婴儿看世界的眼睛。”我觉得，再不会有比这更高的赞誉了。 长青，愿你继续走向童年，因为“上帝把真理展示给那些像孩童般的人们。” 2004年11月1日於纽约 |
| 美国价值是什麽？（自序） 2005-01-02 |
| 【本文是《美国价值》一书的序言，该书由台湾玉山社2004年12月出版】
在全球一片反美、反布什的声浪中、在全球绝大多数报纸、电视台都力挺民主党候选人凯瑞的情况下，美国共和党在2004年大选中不仅赢得了总统，而且赢了「五项全能冠军」： 一是赢了总统选举人票；二是赢了选总统的全国人头票；三是赢了参议院多数席位；四是赢了众议院多数席位；五是赢了多数州长。这是自1936年罗斯福总统以来，首位总统在竞选连任成功的同时，扩大了本党在参众两院的席位。 这个结果不仅让全世界傻了眼，甚至让将近一半的美国人（民主党支持者），尤其是左翼知识份子目瞪口呆。而在大选之日进行的出口民调中，「道德价值」竟超过反恐和经济，成为人们关注的头号议题。这更让美国东西两岸那些所谓「高智商」的文化人们大吃一惊，也令潇洒自由的欧洲人不可思议。 美国到底是怎麽回事？是美国人要逆世界潮流而上？还是如傲慢的英国《镜报》在头版大标题所高喊的「五千九百万（投票给布什的）人怎麽会这麽蠢？」美国大选结果只是一个偶然？还是它反映了美国的深层价值根源？一个民主党的美国和一个共和党的美国，到底哪个是真正的美国？到底哪个代表美国的主体价值？ 无论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痛恨、咒骂美国，美国是全世界最自由、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专制奴役中渴望自由的人们，最向往的地方不是自由的法国；在贫困潦倒中希冀富有的人们，最憧憬的地方不是富裕的瑞士；他们梦中的土地都是美国。 到底是什麽构成了美国持久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台湾也好，都有许多人推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更有像胡适这类优秀的中国知识份子早就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可惜他们都忽略了给我们展示最重要的：到底什麽是美国？什麽是她的具体内容？具体价值？西化是不错，可是自从20世纪以来，一直有两个西方，一个左边的西方，一个右边的西方，我们往哪边靠？往哪边「化」？ 在华文世界人们经常读到的，是有关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亚洲人和西方人的不同等等。而最少读到的是，作为人，作为人类的一部份，我们和西方人有多少共性，有多少可以共同分享的价值。一位美国作家说，美国的强大，在於「思想的力量」（power of ideas）。但这个「思想」都有些什麽具体内容？ 由於中文里能读到的实在有限，所以我在16年前来到美国以後，一直全身心地关注著这个社会，看美国人关於他们自己社会的争论，并写下了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分析。虽然既不系统，也不全面，但这毕竟是我的一个视角，而且在华文中，站在美国保守派（右派）立场的文章似乎还不太多。所以无论你是否同意，它们或许能给你了解美国提供一个参考；同时，这些文章也在不同程度上回答了上面那些问题。 感激我的妻子康尼，这16年来，我们在学习美国价值中一起成长，在理解美国价值中找到信仰，在信仰中更清晰了爱和生命的意义。这个过程使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既充满新奇和乐趣，又充实而向上；美国成为我们心灵的故乡。康尼的许多观点影响了我的思考，导引著我心灵的成长，让我更明白爱的力量和价值，而这种价值，正是美国价值的核心。我的许多文章里都留下了她的心血和笔墨，这是一本我们共同的作品，表达著我们共同的对美国的热爱。 编完这本书，我想到过去二百多年来那许许多多讴歌美国的价值、并为之奋斗的先贤们，美国在他们手中成为今天人类通向自由之路的一盏明灯。不仅美国人热爱美国，全世界更有无数推崇自由价值的人们，仰慕这盏明灯，追随这束光芒。一百六十多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热烈地赞美《美国的民主》，这部著作成为一座屹立在人类思想界的丰碑；那些深爱美国的法国艺术家，更是充满激情地把自由女神像运到了纽约，立在了这个进入美国的大门口。当代研究美国的权威历史学家、英国人约翰逊（Paul Johnson）对20世纪总结的结果是：「美国将继续是各个族裔的人类的第一个希望、最好的希望。」当代最杰出的女记者、义大利人法拉奇（Oriana Fallaci）更是爱之深，情之切：「对我来说，美国是个情人，不，是丈夫，我对他会永远忠诚。」 现任义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的话则表达出所有珍惜自由价值的人们的心声：「每当我看到美国的星条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个国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徵。」 2004年11月10日於纽约 |
| 美国左派不要圣诞节 2004-12-23 |
| 再有两天就是圣诞节。圣诞不仅已成为全球性的节日，而且基督徒的数量，也已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据美国学者詹金斯（Philip Jenkins）的研究，在八亿人口的非洲，基督徒已占46％，差不多每两个非洲人就有一个基督徒；其次是亚洲，有三亿多基督徒。按詹金斯的预测，今後20年，基督徒将由目前的17亿，发展到26亿人，届时亚洲人口中17％将是基督徒。
以单一国家计算，基督徒最多的是美国，按《文明的冲突》作者、哈佛教授亨廷顿的研究，84％的美国人是基督徒，以美国近三亿人口计算，等於有二亿多基督徒。其次是中国，按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艾克曼（David Aikman）去年发表的《耶稣在北京》一书，中国已有八千二百万基督徒，超过中共党员的总人数。亚洲国家中，按人口比例，南韩的基督徒最多，艾克曼的书说，南韩人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但也有研究说，49％的南韩人是基督徒。 虽然美国的基督徒最多，但反对基督教的声音也相当大。在全球正准备欢度圣诞节之际，美国内部却有左派要求取消圣诞节，不许在学校唱圣诗，在堪萨斯的一个社区，竟把圣诞树改称为「社区树」。左派旗舰报纸《纽约时报》12月19日还刊出题为「圣诞节需要保留吗？」的文章。美国左派们的理由是，不能让基督教主导美国社会，要宽容。但奇怪的是，左派们强调宽容，他们可以宽容美国大学传播伊斯兰教，讲授《可兰经》，但却不许以基督文明立国的美国的学校讲授基督教，更不要说给《圣经》像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样平等的讲授地位和机会。实际上美国的左派们是用所谓「宽容」作掩饰，来排斥他们一向反对的基督文明。因为无法直接说反对，就用宽容和基督教对立的宗教和学说，而绝不宽容基督教，来抵销、压制基督教的传播。所以西方左派的一个典型表现是，他们可以宽容任何地区的任何文化，就是不宽容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督文化。 左派们的这种处处和基督文明过不去的做法，和他们没有真正的信仰有直接关系；他们迷信人的理性和能力，而否定上帝的存在和无限性。因此左派们总想通过改变外在社会，尤其是改变经济条件，均贫富等手段来改变人。共产主义是这种试验的极端形式，但结果不仅人心没有改变，更造成人类的大灾难。美国在左倾政府扩大社会福利的政策下，目前黑人的生活水准上升到历史以来最高点，但其犯罪率、婚外生育率却也达到历史最高点。中国人的生活水准目前也达到共产党执政以来的最高水准，同样，人心也堕落到前所未有的最低点。这清楚地说明，经济水准、富裕程度和人心的善恶发展并不成正比。 无神论者要以外部社会的改变，来寻求社会公义，而改变社会则常常要以革命、强制和暴力，於是给世界带来灾难。而信奉基督文明的人则认为，外在的社会革命或变革，既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公义，更不能改变人心；只有通过信仰，即《圣经》所强调的爱、怜悯、忏悔，救赎等，才能改变人心；只有通过上帝这个最高的权威，才能限制和减少原罪，增加人性。只有自觉自愿的人心的改变，才能达到真正的社会公义。 值得庆幸的是，经911之後的美国，信仰和道德价值更越来越形成主导地位。那些想取消圣诞节的左派们的喊叫，一定会被全球性「圣诞快乐」的祝福声所淹没。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2月22日） |
| 东森新闻：制订台湾新宪法 曹长青说应尊重人民自决权 2004-12-19 |
| （东森新闻报记者曹逸雯／台北报导 2004-11-28 20:12）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28日在群策会举办的「台湾新宪法」国际研讨会上表示，他虽然是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但他尊重台湾人民选择的权利，他认为现在台湾不是种族、族群的问题，而是国家主权认同的问题，要解决台湾问题，就应该尊重当地人民的自决权。
「台湾新宪法」国际研讨会28日进行第二天的议程，下午的圆桌论坛并由群策会董事长前总统李登辉亲自主持，群策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黄昆辉协同主持，由台大法律系名誉教授李鸿禧、美国前联邦法院法官苏利文（Eugene R. Sullivan）、日本前拓殖大学总长小田村四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法学教授Dieter Heckelmann、前法国国会议员Olivier Darrason以及中国旅美异议作家曹长青等与谈人就台湾制宪发表看法及建议。 曹长青首先质疑，现在的中国民国宪法究竟是「党法」还是「宪法」，这部宪法是1946年在南京制定完成的，当时参与制宪的有70%是国民党代表，根本没有台湾人民的授权，所以也没有必要修改「党法」；他并引用多项民调指出，今天多数居住在台湾的人民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是台湾人，当然应该尊重台湾人民的自决权。 曹长青指出，修宪与制宪有本质上的差别，为了台湾的安全，只有透过制宪，结束虚假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党法，他并推崇前总统李登辉就像一个外科医生，但是一个再优秀的外科医生即使动了6次移植手术（指修宪6次），也没有办法救活一个死人，但现在泛蓝不承认中华民国已死，也不报丧。 曹长青还指出，台湾现在的制宪运动对中国大陆来说是很重要的，未来中国大陆也要公投制宪，也要改国号、改国旗，只有海峡两岸都制定新宪法，都改了国号，才会成为正常的国家。 前法国国会议员Olivier Darrason则指出，台湾在制定新宪法时必须面对挑战，他建议台湾制定新宪法必须经过长期的讨论，取得超越所有政党的全民共识，宪法才能实现，而这个新宪法在权利分配上必须是有效率的、公平的（即一个权利不可以压迫另一个权利）、长治久安的，且必须是人民意向的表现。 |
| 结束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2004-12-18 |
| 最近，美国华文媒体《大纪元》发表了九篇系列评共产党的社论，被称为「九评」，令人想起当年中共九评赫鲁晓夫的文章形式，但内容却完全不同，主要用事实和说理的方式，揭示中国共产党迄今用暴力（军队）和欺骗（宣传）剥夺中国人的选择权利，专制统治的真实。
《大纪元》的系列九评，引起热烈反响，不仅在美国的华盛顿、新泽西、旧金山、洛杉矶等地就此召开了多场专题讨论会，而且也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地召开，上周我就在台北的台大法律学院参加了九评讨论会，有几百学生参加。九评的效果还体现在，迄今该报已刊出国内外退出共产党的人数达1500多人，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这种比较有规模的退党运动，在1989年「六四」屠杀後，曾经有过，那时我在洛杉矶主办《新闻自由导报》，我们的报纸曾连续刊登海外中国学生学者退出共产党的名单，他们用退党对那个在大街上公开屠杀平民的政权表示抗议。当时退党的人数有几百人，而且海外留学生还为此成立了「退党委员会」，收集退党者名单，并呼吁更多人退出共产党，结束中共暴政。 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虽然也厌恶共产党，但认为中国是大国，人口多，一旦共产党垮台，社会出现权力真空，就会发生动乱；因为共产党是唯一的政治力量，它倒了，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代替。 虽然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这种理论和预测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第一，如果这种说法被认为是合理的话，就会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共是唯一，但同时中共又不允许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出现，结果是，中共永远是「唯一」，为了避免「唯一」倒台天下大乱，中共就只能永远存在。 当然表面看共产党目前确实是中国唯一的主要政治力量，但它这个「唯一」是靠暴力镇压消灭了「唯二」、「唯三」等所有可能的反对声音来维持的；它用剥夺中国人自由选择政党的权利来保持自己的「唯一」。如果认同共产党的这种逻辑，那就等於同意让共产党千秋万代永远掌权。因为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它就绝不会允许「第二」、「第三」等任何政治力量出现和形成，更不要说允许人民自由选择。因此，仅凭这一条，这个党的统治就必须结束。只有铲除了这个「唯一」，中国才可能有多党、多元，大众才有选择的可能，才会成为主人，而不是共产党永远的你「民」我「主」，永远「为民做主」。 第二，所有东欧国家的改变都证明，那里的「唯一」被结束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天下大乱」，反而都走向民主，人民获得自由，社会更加稳定。在俄国、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立陶宛三国，甚至南斯拉夫等所有原共产主义国家，全部都进行了民主选举，实行多党民主政治，哪一个都没有动乱。凭什麽说中国就一定会乱？ 另外，共产党解体後，中国社会还有一套行政体系，它可以保证社会在过渡时期的运转和稳定，例如，有省长、市长、县长、镇长、村长等等。这些可以暂时维持秩序，然後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新的行政体制。俄国等前共产国家几乎都是这样过渡的，哪个国家都没有乱起来。如果中国人认为自己不能，那就是自我歧视。 「没有共产党天下就会大乱」，是共产党五十多年来洗脑的结果，完全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思路，中国人顺著共产党的思路走已不是下意识或潜意识，几乎是本能了；於是恐惧「社会不稳定」成了暴政存在的借口和理由。 共产党在用暴力维护统治的同时，用假设的危机来恐吓和阻止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相信随著自由信息的流动，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改变被共产党洗脑後的思路，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事实是，中国的所有动乱，全部都是共产党带来的；而只有结束共产党，才可能有一个和平、安定和繁荣的新中国。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12月16日） |
| 台湾民主经受考验 2004-12-15 |
| 倍受各方瞩目的台湾立法院选举以泛蓝继续在国会占多数的结果而落幕。这个结果不仅令泛绿阵营大为失望，同时也让泛蓝阵营本身十分吃惊。因为选前不仅绿营预测自己会过半，而且蓝营也认为泛绿会略为领先。美国的台湾问题专家谭慎格选前也在台北预测绿色会以微弱多数过半，甚至连中共的台湾问题专家也预测绿色过半，因为他们也对泛蓝阵营在总统大选後的表现失望，认为会失去部份民心。
那麽目前这个选举结果说明了什麽？下一步台湾会朝向哪个方向？首先，民主选举当然一定得有赢有输，任何人都不能保证绝对和持续的胜利。能够保证民主制度运作的关键不是看赢家怎麽做，而是看输家怎麽做。令人欣慰的是，在各方都看好会赢，并且自身也信心满满的绿营，在出乎意料地丢掉国会过半机会之後，不仅当晚立刻接受了选举结果，没有怨天尤人地发泄不满情绪，而且民进党主席陈水扁立刻向支持者道歉，承担失败责任，然後又正式辞去党主席，以示负责；民进党正副秘书长也一起提出辞请。台联党领导人也表示愿为败选负责而请辞。 而且，自选举揭晓的当晚开始，绿营就已经开始了对自身的反省。在各大电视台的评论节目中，从绿营参选人、领导人到支持泛绿的评论家们，都在检讨这次选举策略和具体操作中的失误。而那些在选前十分激昂，且坚信绿营会赢的普通选民们，虽然对这个结果十分痛心，但他们全部都理性而平和地接受了失败的结果，全台湾没有发生任何类似320总统大选後蓝营所表现的那种非理性冲动。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是泛绿阵营在败选之後划下的一个值得骄傲的句号。更重要的是，它表现了台湾民主制度继续走向成熟，这是远比哪个阵营赢得选举更有意义的。 虽然这次泛绿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赢得国会多数席位，但没有大幅流失席位，和上届立委选举比较，民进党和台联还增加了一席，而国亲新三党则减少一席；国民党虽增长11席，但亲民党却减少12席（新党仍是1席），等於泛蓝阵营是从左手换到右手，席位并非从泛绿阵营拿到。泛蓝没大输，就自视大胜；而泛绿席位没大增，就视为重挫，由此可见两阵营的走向不同，行情一直下跌的泛蓝，只要暂停下跌，就欢天喜地庆贺了。 这次绿营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赢得立法院多数席位，并不意味著自蒋经国、李登辉开始、陈水扁深化的走民主化、本土化、真实化的诉求和理念在台湾民众中有所变化，而是在策略和技术方面发生误差。从表层来看，是由於配票方式的弊端以及竞选策略的失误等，但深层的原因在於，国民党五十年所进行的洗脑教育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和黑金政治，仍在发挥作用，它不是短期内能够消失的。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是个过程，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任何的事业是轻而易举成功的，否则自由就不那麽珍贵了。泛绿这次受挫未见得是坏事，它可以促使泛绿阵营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守旧势力之大，在民主的道路上每迈进一步都应竭尽全力，不可掉以轻心；同时促使他们去培养更有能力和领导气质的候选人，来赢得下一步更大的胜利。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2月15日） |
| 【推荐文章】从王朔到李敖——流氓心态初析 2004-12-15 |
| 《现代汉语辞典》对「流氓」的解释是∶（1）原指无业游民，後来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2）指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由於现在无业游民已有「氓流」这个专用称呼，而不务正业的人则已有「二流子」这个专用称呼，所以「流氓」一词现在可以简化为专指以放刁、撒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方式为非作歹的人。
但据我观察，流氓除了具有上述属性之外，往往还具有既矛盾又怪诞的强烈的个性与同样强烈的奴性并行不悖的奇特的双重人格。对流氓的这种奇特的双重人格的最传神的描述当属人称「痞子作家」的王朔在其作品中对一个流氓（也许在这个流氓形象中就有他自己的影子）的刻画了——一个流氓极其嚣张地站在街头对路人吼道∶「我是流氓我怕谁？！」 当他看到另一个块儿头比自己大的流氓走过来时，马上就向後者奴颜卑膝地点头哈腰，然後躲到那个块儿头比自己大的流氓身後对路人大吼∶「我们是流氓我们怕谁？！」 若我们不为名人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名气远比王朔大的当今炙手可热的刚刚以末席低票侥悻当选台湾立法委员的「超级痞子作家」李敖的人格颇有流氓的味道。 说起来李敖早年的人生还算是可圈可点的——强烈的个性使他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统治极为反感，他用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对台湾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专制的行径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猛烈的抨击。李敖觉得这还不解气，最後竟投入台独组织的怀抱，甚至直接参与了协助当时被国民党政府监视居住的台独领导人彭明敏偷渡出境的活动，并因此被国民党政府作为台独份子逮捕而坐了几年大牢。 这段经历虽谈不上光荣，但其发展轨迹还算符合他的特立独行的强烈的个性而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就是这样一个台独背景浓厚、政治色彩绿得不能再绿的人物竟能因为看到中共的块儿头比台湾的泛蓝、泛绿阵营中的任何一派都大，而在一夜之间摇身一变，认了中共这个主子，变成狂热鼓吹由中共来统一台湾的急先锋——不但忙不迭地主动跑到中共设在香港的喉舌「凤凰卫视」，当了专门用生殖器不离嘴的脏话咒駡台湾泛蓝、泛绿阵营，而用肉麻得不能再肉麻的阿臾奉承之词对中共进行吹捧的所谓「李敖有话说」专栏主持人，而且还恬不知耻地公开宣称自己「既不是‘泛蓝’，也不是‘泛绿’，而是‘泛红’（中共的代言人）」。 以李敖这样聪明的人不会不知道中共远比当年的国民党政府更独裁更专制，不会不知道由中共来统一台湾对台湾人民意味著什麽，但他就是有本事像王朔作品中的那个流氓一样在一秒钟之内由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强烈个性的人突然变成一个奴颜卑膝、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奴才兼皮条客，这不是躲在中共身後向世人大吼∶「我们是流氓我们怕谁？！」 的流氓又是什麽？！ 平心而论，政治本来就不是什麽理想的纯之又纯的圣洁之物，人们在政治舞台上混久了难免像在江湖上混久了一样身不由己地沾染点儿流氓气，这本不足为奇。一些历史伟人在这方面也不能免俗，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下有意识地流露点儿流氓气是任何政治活动的必要的手段。君不见叱吒风云的拿破仑的名言「统治的全部秘密就在於知道什麽时候作狮子，什麽时候作狐狸」和与此异曲同工的毛泽东的名言「我的身上既有虎气，也有猴气」，这里的「狐气」、「猴气」实际上就是流氓气。但拿破仑和毛泽东所以是伟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某些时候某些场合下有意识地流露出的一点儿流氓气，而是他们在大部份时间大部份场合下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的狮子气、老虎气这样的王者之气使然。而李敖之流所以堕落为流氓，是因为他们在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场合下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的全都是流氓气。 俗话说「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同样道理，堕落为流氓容易，流氓改邪归正就太难了，而老流氓改邪归正就更难了。不幸的是，李敖正是这样一个晚节不保由才子堕落为流氓的老流氓。惜哉！ （原载《博讯》2004年12月15日） |
| 喧嚣的台湾在争什麽 2004-12-10 |
| 备受瞩目的台湾立法院选举指日可待，选前的最後冲刺绷紧了无数台湾人的心弦。我是第一次在台湾实地观看立法委员的选举，虽然它和三月份的总统大选有许多相同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的特色。十多天来，我走访了台湾的许多城市，穿过了无数飘扬著如同联合国门前的国旗般五颜六色的竞选旗帜的街道，也拜访了不少气氛昂扬的竞选总部。这种和台湾社会的直接接触，无法不使人产生一种和台湾的脉搏一起跳动的兴奋。
台湾正处於一个历史性的、和平的重大变革中，泛蓝、泛绿两大阵营的争斗正处於最高潮阶段。那麽这两大阵营的不同到底在哪里？以我的观察和理解，我认为他们之间有几个根本性的不同：首先，泛蓝领导人和候选人只知道自己要什麽（个人权力），而不知道大多数台湾人民要什麽；其次，他们仍然生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虚幻中，无法接受，也不肯接受台湾的真实和今天的现实。 泛绿领导人和候选人当然同样要权力，但他们的诉求和多数民意吻合；同时，他们直面台湾的真实，接受多数台湾人民在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台湾的民意是什麽？那就是他们要扬弃外来政权，要做台湾这片土地的主人；如果没有任何外力的压迫，他们的选择是，台湾就是台湾，中华民国不是台湾。 李登辉担任总统期间提出了中华民国在台湾；陈水扁执政後，随著台湾民主化的脚步和台湾民众本土意识的上升，今天即使泛蓝阵营都打出了「中华民国是台湾」的口号。李登辉时代，台湾民众的主体意识和本土意识的觉醒是以一、二、三、四的数学基数在发展，而到了陈水扁时代，这种本土意识的发展则以二、四、八、十六这种几何基数的速度在发展。所以今天以李登辉和陈水扁为代表的绿营，已经走到了公开提出「中华民国不是台湾」的地步。 他们之所以认为中华民国不是台湾，基於四个主要理由：首先，中华民国建国时的三十五个省中不包括当时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其次，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即使是百般打压台湾改国号的中共政府也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第三，台湾岛的多数民众不接受这个国号；第四，今天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如果像有些泛蓝的人所强调的「中华民国就是中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就通过「中国」这个桥梁连在了一起，那台湾不仅在国际社会无法打开空间，而且给中共的统战留下了籍口和余地。 现在泛绿要砍断「中国」这个联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桥梁，并不是要砍断中国和台湾的关系，而是要在政治上不被中国统战。泛绿的「公投、制宪、正名」运动，其本质和目的是和二十世纪以来整个世界的民主潮流、历史趋势和普世价值相吻合的，那就是人民要求自我选择的权利。 这绝不仅仅是台湾人民的要求，同样也是中国人民的要求，只不过台湾人民先走一步。一旦中国人有机会，他们要做的同样是公投、改变共产党制定的宪法，改掉那个高举「人民」的旗帜，实质最反人民的国号，换掉那个滴著八千万中国人鲜血的国旗。只有两边都改了宪法、国号和国旗，两边都成为正常的民主国家，两岸的人民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与友好的未来。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2月8日） |
| 台湾大纪元举办《九评》系列座谈会 2004-12-09 |
| 「中国经济困境 台商西进陷阱」
【大纪元12月6日讯】(大纪元台湾记者报导)台湾《大纪元时报》六日上午在台大法律暨社会科学院国际会议厅举办一项名为「中国经济困境，台商西进陷阱」的座谈会。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荣丰、旅美政论家林保华与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应邀出席发言。 在主持人吴惠林（中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的引导下，三位来宾专家分别讨论中国经济的现状与本质。讨论主题围绕「中国当前经济困境严重吗」、「苏联的改革开放与中国之异同」、「共产党发展经济的手法与共党本质」。座谈会吸引了百馀名民众到场。 日前，全球大纪元报系同步推出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这次座谈会也是全球大纪元报系在世界各主要城市推出的系列座谈之一。本报预定随後将扩大于全台举办系列座谈，从各方面揭露中共本质与它带给人类的危害。 本报将刊登本次座谈会详细内容，敬请期待！ 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荣丰∶中国「内部改革缓慢但对外开放积极」 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张荣丰，研究中国经济二十多年。张副院长认为，中国「内部改革缓慢但对外开放积极」，缓慢的原因是「市场机制不健全」与「所有制不健全」。 关於外界关注的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张副院长称此为「流血输出」。因为，这造成了中国物品被低估，人民沦为廉价民工。由於中产阶级薄弱，知识份子与中小企业缺乏力量，因此造成的中国民主化不成熟，也是经济改革缓慢的原因。 张副院长指出，中国经济对周边国家造成极大的影响。例如∶由於中国廉价的工资，促使周边国家的劳工工资无法提高。此外，关於诸多衍生问题如∶周边国家的资金流入大陆、生产大量劣质产品、贸易摩擦、人口移动形成的社会治安、疾病防制与政治渗透等等，张副院长都提出精辟的见解。 由於张副院长过去长期担任李前总统登辉先生的幕僚，他在座谈会上特别由政策面的角度提出，面对大陆带来的诸多问题，台湾该如何因应？ 张副院长说，台湾必须坚持民主化，才能和中共改革开放後的体制产生根本的区隔。因此，李前总统当时阶段性的六次修宪，也正是为坚持民主化，次第井然地还政于民，并重新定位台湾的主体，建构兼顾民主与对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的一系列必要措施。 张副院长解释「戒急用忍」是政策正确，但宣传失败。所谓的「戒急用忍」并非一味的不允许台商赴对岸投资。而是当时政府预见赴大陆投资的风险，基於保护本国商人而设的安全防线。除了投资基础建设之外，政府限制个案投资的上限不得超过五千万美元，并依据厂商的规模，订定赴大陆投资的上限。 曹长青∶数字说明中国经济外强中乾 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则质疑「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的说法。他说∶中国经济占全世界比重最大的时期是在一八零零年。当时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33％，整个欧洲当时占23％，美国才0.8％。 中国经济目前规模大概只等於一个纽约州。 此外，他举例说明中国经济的实质现象。例如∶坏贷款比重太大，占GDP的40％。城乡平均失业率大概20％，8％的成长率不能平衡失业率。他还指出，16％的中国人每日生活费不到一美元；47％（六亿多人）每日生活费不到两美元。 透过与俄国经济的比较，曹长青先生说，中国经济问题出在没有政治自由，也没有实行私有化。他指出，俄国当年走了震荡疗法，一下子从国有制变成变成私有制。结果现在俄国经济相当好，过去几年以每年5％的速度在成长。 他说∶「共产主义就是癌症，中国、苏俄都是癌症病人。俄国人采取大手术，把肿瘤摘除，中国采取隐瞒病情，吃补药，好像满面红光，实际上癌症没减轻。」 其次，曹先生指出，中国税收不高，但是太过繁杂。因此，苛捐杂税造成民怨。他举例∶光去年一年，农民暴动就五万两千件，一天一百四十多件，我们在这里一上午，中国就有七十个地方暴动。 最後，曹先生认为，人心不变化，什麽也没有变化。腰包大了，可是心灵还是空虚的。他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道德这麽败坏过，假鸡蛋、假饼乾、假婴儿奶粉。」；「中国认同危机比台湾更危险，大家都不爱这个国家。」 他认为，中俄改革的历程迥异和领导人与知识份子有相当大的关系。他幽默的说∶「天佑俄国，因为俄国共党领导人一个接著一个死，中国每个领导人都很长寿，有改革想法的不是先死了，就是被关起来了。」其次，「国外异议作家都呼吁从本质上整个否定共产本质，而非仅仅（共产）体制内改革。」。 他说∶「当所有人民都喊出来『国王没穿衣服』的时候，共产制度就结束了。」 旅美政论家林保华指出，中共奉行的是「五毒俱全」的流氓经济。各级官员娴熟「骗」、「赖」、「吓」、「贪」、「抢」等五大骗术。 林保华先生先赞扬大纪元报系发表「九评共产党」的系列文章。他认为∶「这是对中共进行全面的批判，可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全面揭露了中共的本质。中共的本质是独裁专制政权，但是它的特质是流氓痞子政权。」 关於骗，林保华先生说中共的经济帐有好多本，因为是个混帐，所以也可以说是个混帐经济。中国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年初订定「计画」，年底数位一定差不多，显示它的英明伟大。所以有人说，中国负责经济的领导人应该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骗术对中外投资者起误导作用。 关於赖，他指出∶北京先後搬出「一国两制」、「台湾经验」，从港台捞了不少利益。现在却说甚麽不准台商在中国赚钱而去支持台独等等，似乎两岸经济交流只便宜了台湾似的，完全是耍赖的行为。 针对中共一贯的恐吓术，林保华先生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十月参加华府举行的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时说，人民币汇率若仓促浮动，将引发一亿难民涌到南韩、日本或美国。 这充分说明了其恐吓他国的流氓嘴脸。 旅美政论家林保华∶贪官抢钱，再把钱转移到国外 他说，中共强制的宏观调控都难压抑过热的经济，根本原因在於各级贪官都可以从这些投资中捞取自己的一份利益，投资越多，利益越大。其中又以投资地产的利益最大，因为可以从政府手里廉价圈地，以低价强迫居民迁移，然後高价炒楼卖楼。圈地不够，还要「圈河」，修造水坝，发电赚钱。这些圈地、圈河已经逼得民众造反，但是当局没有停手之意。 此外，他指出，官僚把贪来的钱转移到国外。目前有几百亿的国际热钱流入中国等候汇率调整，对中国形成压力；而热钱一旦回流，又会出现新问题。 他指出∶中国股市本身黑幕重重，所以不但中国企业来香港上市，就是在中国的台商企业在台湾上市，也都要严加控制，因为对他们无从监督。(http://www.dajiyuan.com) 12/6/2004 10:36:05 PM |
| 曹长青：台湾要走美国的老路 2004-12-08 |
| （台湾《自由时报》记者陈钰婷/台北报道）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昨在《美国价值》、《独立的价值》两本新书发表会上表示，台湾现在要走的路，就是美国当年走的路，四大步骤包括独立建国、制定新宪法、实行总统制、强调国家认同。
这项新书发表会，前总统李登辉亲自出席致词，总统府资政彭明敏、辜宽敏、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国策顾问金美玲等独派大老均出席推荐新书。在接受曹长青赠书时，李登辉幽默地说「我要有你签名的喔！」引发哄堂大笑。 《美国价值》是曹长青将其旅美十六年对美国观察和体验所做的纪录，并以一名保守派的观点探讨这个国家的主体价值。《独立的价值》一书则是表达他作为自由世界的一份子，对抗共产专制的经验，他发表了对台湾独立的看法，也对西藏、新疆争取主权议题有一番阐述。 曹长青说，过去一年多来，他有机会接触很多台湾人民，成为少数能有如此经验的中国人，他深刻感受台湾人民对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渴望，台湾的名字就叫做台湾，能够和台湾人民一起目睹一个新国家的建立过程，他感觉非常荣幸。 他说，《独立的价值》和《美国价值》二书强调的主体都是「自由的价值」，无论台湾、西藏或新疆，人民现在追求的就是结束任何外来政权的统治，他们都想要做属於他们那块土地的主人，就是自由选择的价值。 在《独立的价值》一书，他观察台湾和美国今年的总统大选，认为布希和陈水扁能够连任成功，在於两人都「尊重现实」，顺应潮流；他也对泛蓝阵营提出质疑，中国的希望和幻想就在泛蓝，连宋的「政治死亡」不能拿台湾来陪葬。 他也表示，台湾的真实比统、独问题更重要，就像是现在的中华民国宪法是在中国大陆制定的，和今天台湾的现实完全脱节，不活在真实中，只是追求虚假的意识形态，迟早会受到现实的惩罚。 （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12月9日） |
| 李登辉:「没有正确的提问，就没有正确的答案」 2004-12-08 |
| 台湾东森新闻／美方表示不支持台湾外馆、国公营企业正名，台湾总统府资政辜宽敏12月8日藉著中国旅美作家曹长青新书发表会，强烈批评美国态度嚣张，还说美国把台湾当成殖民地、属地。他强调只要台湾坚持自己的主张，美国的立场就会改变。
东森新闻报引述辜敏宽表示，台湾是小国，而美国是大国，如果小国只是一味求大国，大国根本不会理会；不过如果台湾坚持自己得主张，美国就会有所改变。 他指出，美国对台湾正名态度不友善，显然美国已经忘记自己当初建立新国家的理想和理念。他谴责美国态度嚣张，将台湾当成其属地、殖民地的做法，将得不到美国人民的支持。 此外，台湾前总统李登辉8日亦出席曹长青的新书发表会，面对美国国务院公开表示不支持台湾正名外馆，李登辉态度倒是相当坚定地重申，「美国又不是我们的老爸，怕什麽？」此外，李登辉也强调，正名不会影响台美关系，他并质疑美国国务院记者会场的记者提问仓促不正确，所以才会得不到美方「正确的答案」。 包括本土名嘴周玉蔻和政论名家金恒玮和杨宪宏等人，以及曹长青的忘年好友李登辉，都出席曹长青这场新书发表会。曹长青透过出书的方式，呼吁台湾民众，应该勇敢追求民主和尊严。 李登辉则称誉曹长青，身为中国人，勇敢拒绝共产暴政的决心和勇气。不过，对於美国政府对陈水扁提出外馆正名有意见，李登辉则重申，美国不是我们老爸，怕什麽？ 而李登辉也表示，不认为正名议题会否影响台美关系。李登辉强调，「没有正确的提问，就没有正确的答案」，藉以质疑记者在美国国务院记者会上马虎提出问题，所以美国国务院才没有给出正确答案。 （摘自 东森新闻 于 December 08, 2004 18:47:09 ） |
| 旅美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靑台湾新书发表会 2004-12-08 |
| 【大纪元12月9日讯】台湾玉山社十二月八日于台大校友会馆举办《美国价值》与《独立的价值》新书发表会。作者曹长靑是一位坚定主张追求民主、自由与真实的中国异议作家。
发表会现场嘉宾冠盖云集，包括李前总统登辉先生、辜宽敏先生、彭明敏先生、阮铭先生、金美龄女士、金恒炜先生、林保华先生、李筱峰教授等等，以及近二百位关心台湾民主、喜爱曹长青观点的民众。 李前总统赞赏曹长青是个真正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勇敢坚决的反对共产专制，作出自己人生的智慧判断，也认为其笔下的真实，是真正的真实，而不是主观「加工过的真实」。 曹长青文笔犀利，现场演说更是铿锵有力。他谦逊的表示从诸多前辈的身上，学习到做人应有的风骨，看见台湾人为争取自由的精神，也感谢玉山社的出版及读者的支持，更谢谢妻子康尼对他的了解与支持。希望透过这两本书，提供台湾读者另一种思考的角度，让台湾人民能更清楚的选择自己所要的价值，改变长久以来的殖民性格，不再逆来顺受，勇敢的站出来，不让旧势力有回复的可能。 身为基督徒的曹长青，感性的说:「我们不知道上帝站在哪一边，但我们选择站在上帝一边」。在《独立的价值》这本书里，曹长青认为独立和统一都不是价值准则，尊重人的选择权才是终极价值，这本书阐述了他对台湾、西藏和新疆独立的看法。而《美国价值》一书是他在美国十六年来的观察与体验，以稀有的保守派观点提出其所认为美国的主体价值。曹长青与其夫人初入美国籍时，在政党的选择上，他选择了民主党，太太则选择了共和党，然而，在深入观察美国社会之後，曹长青益发了解两党之间在经济政策本质上的差异，毅然的转身投向共和阵营，而「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思想也是影响其选择的关键因素。 这之间的种种转折，曹长青的思路精辟、论述深入浅出，即使平常不常接触政治议题的人也容易理解。因为曹长青的思考，一切从「人」开始，对人的关心，胜过政治的党派之争，他对生命的尊重与宏观，值得学习，而他的书，值得细读。 (http://www.dajiyuan.com) |
| 曹长青∶两岸都应制定新宪 2004-12-04 |
| ［《自由时报》记者张瑞桢12月2日彰化报导］知名的中国旅美作家曹长青昨日於彰化县举办的新书发表会中指出，中国与台湾都要制定新宪法，双双成为正常的新国家後，两岸才能真正享有和平。他并强调台湾酝酿中的更改国名、公投制宪等，更是中国未来要走的道路，台湾如能阐扬坚持独立与自由的价值，就能成为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学习榜样。
曹长青指出，台湾独立对中国的利益远大於弊病，如果台湾属於中国的一省，其地位将被降低到类似现在的海南岛与福建省，如此平凡的角色并不会给中国带来好处。就因为台湾的主权独立，其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现况，提升了华人在世界的地位，中国人为何要将这盏明灯拉低到类似海南岛与福建省的地位呢？中国人一定要建立分离未必是坏事的观念。 曹长青昨天在台联党彰化县立委候选人陈阳德等人陪同下，分别於彰化县彰化市、花坛乡举办三场新书发表会，其中的一场发表会中，还与高中学生对谈其《独立的价值》、《美国价值》两本新书的内涵。 曹长青从美国独立过程阐述台湾独立的价值。他说，美国在两百多年前的人口数仅二百万人，他们勇於争取独立与自由，如果美国现在仍属於大英帝国，绝不可能有现在的成就，更重要的是，美国人民在独立後制定新宪法，并由人民选择总统制的政府体制，还确立认同本土的价值观，独立、制宪、总统制与认同本土，是美国壮大的四大支柱。美国人民来自世界各地，他们一旦在美国落脚生根，就认同美国这个国家。 |
| 香港增税自设陷阱 2004-12-02 |
| 香港回归中国之後，不仅政治上要走向北京化，要制定23条恶法限制人民自由，而且在经济上则有迹象要走西方左派高税收的灾难之路，最近香港财务司司长唐英年的讲话就是一例。在上周的一项商业会议上唐英年说，香港如果对商品和服务业收取5％的税，就可增加32到38亿美元的收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香港税收的85％仅由30万公务员承担。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对此专门发表了社论「唐的税收」，批评这位香港财务长官的实际目的就是要给香港人增税。因为他明确表示，「有些人希望我能承诺削减利润税，废除房地产税，降低酒税等，我担心我将不得不让你们失望。」 为什麽美国最大的商业报纸批评唐英年的讲话？因为从自由经济的角度，这种靠增加税收的做法等於是杀鸡取蛋，从根基上损害香港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品质。虽然通过对所有商品和服务业设置5％的税收，可以立即获得三十多亿美元的财政收入，但最後的结果，将会是影响香港的整体财政收入，因为增税的结果，等於香港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了5％，将会使人民消费能力降低，购买力下降，香港商品和服务业的全球竞争力被损害。 今天，人类的经济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减税，才能刺激经济增长；只有让人民手里有钱，才能增加消费（在美国大众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只有让服务业等企业有更多资金，才能扩大再生产和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例如美国所以近年有长达连续一百多个月的经济扩张期，主要在於八十年代雷根总统执政时实行了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幅度减税的经济政策，把个人最高所得税削去40个百分点。而最近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也在於被称为「雷根传人」的布殊总统实行大幅减税政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根基性的资源。 人类迄今的历史同时也证明，高税收政策就是经济灾难的同义词。欧洲国家近年走高税收的福利社会主义道路，结果普遍经济滞缓，法国和德国的失业率一直在9％以上（美国是5.5％），法德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整个欧洲经济最好的是爱尔兰，而这个国家的税率恰恰是整个欧洲最低的，只有12.5％，而且不是按收入多少制定不同的等级，是单一税率（flat rate）。我在上篇专栏中介绍过俄国的经济过去五年持续增长，这也与普京政府实行以低税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目前俄国个人所得税是除爱尔兰之外整个欧洲最低的，只有13％。 上星期「世界银行」发布统计报告指出，过去11个月是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平均可达4％。不仅美、日的经济强势复苏，而且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近年可强劲增长到平均6.1％。即使不算中国、印度、俄国这三个经济大国，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还在5％左右。由於经济增长，全球贫困率大幅下降。2001年，全球有二亿七千万极端贫困者，按目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到2015年，即十年之後，预计这个数字将会降至一千二百万。「世界银行」的报告说，全球经济迅速发展的秘密就是「全球化」，实行市场经济，降低关税，自由竞争。 香港之所以多年来在经济领域一直全球领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她充分的市场经济和非常低的税收。因而香港的最後一任总督彭定康在离任之後说，他原来是个左派，但在香港的经历，使他变成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现在如果香港真的如唐英年所说，要一下子对商品和服务业收取5％的税，那只能是为香港的今後的商业发展自设一个很容易掉进去的陷阱。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2月1日） |
|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们都是美国人」 2004-12-01 |
| 十一月初的美国大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受世人瞩目的美国选举，几乎像是选世界总统般被全球关注。选举结果布什不仅赢了白宫，共和党还赢得参众两院和多数州长位置。但由於布什在全国人头票上仅领先对手两个半百分点，且选情激荡，投票人数创六十年代以来最高纪录，因此有人认为，美国已空前分裂，言外之意，美国这个世界唯一超强，因此会走下坡路。
但如果深入了解美国社会，会发现这种认知并不准确。因为如果把选举结果比较接近就说成是「社会分裂」，那美国历史上两党选票比例还有更接近的，例如上次大选，两党候选人得票率都是百分之四十八，打成平手。更早时，尼克松和肯尼迪竞争总统，比分也极为接近。从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五十多次大选统计来看，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比分接近，它不仅是常态，而且恰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健康，即政党政治不是一面倒，而是保持两党、两种理念、两种看法的平衡。 自二十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就基本形成两大政党代表两大群体的竞争局面，主要由於不同的哲学理念而分野。党徽是大象的共和党被称为Conservative，这个英文词直译为「保守派」，但对中国人来说，「保守」往往意味著守旧，落後。而实际上共和党的理念更多是体现传统的价值，因此译为「传统派」比较准确。党徽是骡子的民主党被称为Liberal，直译为「自由派」，但由於民主党在社会问题上比较激进，因此译为「激进派」更为贴近。或采取简单分类，把共和党称为「右派」，民主党为「左派」。 道德信仰是美国大选重要因素 右翼共和党的理念体现中产阶级利益，在社会问题上比较强调家庭价值，个人对自己负责，勤奋创造，反对堕胎、同性婚姻等。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走哈耶克的自由市场道路，尽量减少税收，缩小政府规模，控制福利，更强调自由（竞争）的价值，而不是（财富）平等。在对外和国防政策上，主张强大军事，坚定反共等。 左翼民主党的理念比较反映知识份子和低收入及特殊群体（黑人，犹太人，好莱坞等），在社会问题上比较开放，赞同堕胎，反对死刑，倾向同性婚姻，要求禁枪，对婚前性关系、单亲家庭等，持同情以至支持态度；甚至要求开放毒品等。在经济政策上，则强调政府干预作用，倾向高税收、高福利、均贫富的政策。在对外和国防政策上，则主张削减军费，强调对话，甚至对共产邪恶等有浪漫情怀。 正是由於这两种理念不同，导致两党的支持者也不一样。在地理位置上，共和党的支持者多在乡镇和郊区，因而这次布什赢得了中部主要州，以及东西两岸的郊区乡下。而民主党则一向掌控纽约和加州，以及高科技较集中的华盛顿州，首都华盛顿特区以及主要大城市。因而有人说美国现在是城乡对峙。 在性别上，男性多支持共和党，女性倾向民主党。但结婚的女性六成支持共和党，尤其是婚後有孩子的家庭，多数支持共和党，因为他们通过婚姻生活，更重视家庭、孩子等传统价值。而反过来，单身女性和单亲母亲则多支持民主党。 在宗教信仰上，每周去一次教堂的选民（无论白人还是西裔）六成支持布什，民主党候选人克里仅获四成。据《新闻周刊》民调，只有百分之七的美国人认为克里有真正信仰。除犹太人和穆斯林两个群体之外，其他各种基督教派别，都多数支持共和党。投票後的选民调查显示，在认爲道德最重要的选民中，八成支持布什；认爲有宗教信仰是人最宝贵品质的选民，九成一支持共和党。而认爲聪明是人最宝贵品质的选民，则有九成一支持民主党。从这个统计可看出，美国这次大选，和以往一样，仍有强烈的宗教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虔诚的基督教信仰者和无神论及不虔诚信仰者之间的对决。 选民和政党都向中间倾斜 在大选之前，选情专家对哪些州属於哪个党的预测相当准确。像纽约和加州，布什都不去竞选，因为毫无希望。而像较传统的德州、犹他州等，民主党也不去登竞选广告，也是知道毫无作用。最後两党主要争夺的是摇摆的少数州。 但美国政治的奇妙之处在於，这些分野又非永恒不变，像里根总统，第二次连任时，就赢得四十九州，五百三十八张选举人票的五百二十五张，获横扫般的胜利。 但这种一面倒的选举，不仅在美国历史上少见，而且多数美国人也不是看法完全对立，而是往「中间」移动。例如对同性婚姻，反对的三成，赞成的二成五，多数则持应给他们「伙伴关系」的温和立场。美国两党也在向中间倾斜，例如主张高福利的民主党，在柯林顿执政时也签署了削减福利法案；而共和党则提出「具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尤其是涉及国家利益时，两党多数情况下一致对外。因此虽然克里当年反越战，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反对美国出兵解放科威特，这次也强调要打赢伊拉克战争，战胜恐怖主义。而且在柯林顿执政时，美国没经联合国授权，也采取军事行动帮助科索沃，制止了那里的种族清洗，并促使南斯拉夫走向了民主。 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已习惯和接受这样的两党选举政治，不管比分多麽接近。只有极少数的左疯们，才提出布什胜选後他们要移民他国。但他们光说不做，根本不会兑现诺言。大选前，据《时代》周刊民调，五成四的美国人表示，如大选出现纠纷，愿意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同时七成美国选民说，对大选出现任何状况都不担心，显示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相当有信心。他们在选举时激烈争论，但选後就是一个整体。正如克里在败选感言中所说，「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们都是美国人！」这才是美国的真正强大所在。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於纽约 （原载香港《开放》杂2004年12月号） |
| 俄国的反共绿色革命 2004-11-24 |
| 上周末，俄国政府宣布，以86亿美元叫价拍卖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Yukos，从而标以私有化、反布尔什维克为核心的这场俄国绿色革命，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过去一年多来，许多美国的俄国问题专家都对目前发生在俄罗斯的这场变革相当肯定并充满期待。俄国的这场反共革命，起码在四个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进展： 第一个是在政治领域。在叶利钦时代，共产党人集结到一起，成为俄国最大的政党，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40％的支持率；但到1999年底的杜马（国会下议院）改选时，其支持率下滑到25％；去年底则降至12％。目前仍呈下降趋势。共产党势力正在被人民用选票淘汰。而以普京为代表的革新势力，则受到人民欢迎，在今年三月的总统大选中，普京以76％的高票连任。在自由投票的国家，得到超过七成的选票，都是大赢。像月初的美国大选，布殊总统虽然获胜，但也才是51％，刚过半数而已。 第二个是经济领域。普京聘请了自由经济理论家哈耶克的学生做自己的经济顾问，推行私有化和减税政策。即使连拳头企业的俄国石油公司，也进行私有化。去年石油巨头TNK的一半股权卖给了英国公司；今夏俄罗斯最大石油公司Lukoil也出售股权；再加上日前决定拍卖的Yukos，使俄国政府拥有的石油工业比例，是除了美国、哈萨克斯坦之外，在世界上最低的。私有化从根基上促进了竞争能力，俄国的石油产量目前已占全球市场10％，仅次於沙特阿拉伯而居世界第二位。现在俄国70％的产品来自私营企业。 在私有化的同时，俄国实行统一税率（flat，即不按收入设收税等级），并减至13％（法德都超过45％，美国是36％），是整个欧洲除爱尔兰（12.5％）之外税率最低的。在低税收的同时，普京还推行小政府，把原来内阁的30个部会，缩至17个，差不多削减一半；把政府规模削减了20％，即五个工作人员就解雇一个。 这些改革为俄国的经济增长奠定了根基。自1999年，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加了38％，贫穷率下降三分之一，失业率下降19％，目前为6％（法德都超过9.3％，美国是5.6％），个人收入翻了一番，目前人均收入3200美元，是中国人的四倍。尤其是俄国实行了土地私有化政策，农民可拥有并自由买卖土地，不仅完全淘汰了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而且半个世纪以来，俄国首次从世界最大粮食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 第三个是军事领域。共产党时代，俄国军队有四百多万，现已削至一百万。普京准备再减35万，仅保留65万军队（中国军队250万）。俄国的一万枚战略导弹，准备到2012年减至1500枚。俄国军费最高时曾占GDP的30％，近年已削至仅占2.8-3.7％之间。俄国经济增长、外汇增加，但普京没有大力发展军事，而是投资经济。去秋的民调显示，在怎样使俄国在世界有地位的提问中， 46％的俄国人回答，要有竞争力的经济，只有21％回答「重构强大军事」。今天多数俄国人已对建造强大的苏联红军不感兴趣。 第四个是新闻和言论自由领域。除了莫斯科的三家主要电视台之外，俄国的89个地区有750家有线和无线电视，平均每个地区有八家电视台。三万五千家地方报纸和杂中，七千家完全是私营；其中一个企业家在29个地区出版30家报纸。在今春俄总统大选时，五个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在三家国营电视上发表65小时的政见，等於每周三次在电视上攻击普京。在这场八千三百万人注册投票的选举中， 87％的俄国人表示，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 除此之外，俄国的对外政策走向现实主义，强调独立司法等法治等等，都在使这个曾发生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发源地，正经历一场伟大的反共绿色革命，成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份。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1月24日） |
| 哈维尔是台湾政治家的榜样 2004-11-24 |
| 作为一个通过和平演变而转型为民主国家的台湾，她不仅是亚洲的骄傲，也是儒家文化背景的人民走民主之路的样板。但无法不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2000年还是2004年的台湾总统大选，都有乱相尾随，都是落选者不承认选举结果，煽动民众街头抗争，给建立在宪政法治基础之上的选举带来了污点。导致这种不尊重选举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台湾政坛的某些重要角色不仅不绅士、不君子、不具个人修养和政治家的风范，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思想水准上与真正的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有相当的距离。
什麽样的政治家更能够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就代表著一种标准，或者说是给台湾政治家们提供的一个近在眼前的样板。 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中，捷克实在是个小国，面积不到八万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1％），人口不到台湾的一半（1030万）。但捷克却是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不仅因为她有反抗苏联入侵的「布拉格之春」的历史，更在於它有两个具世界级声望的知识份子：哈维尔和昆德拉。两人都以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认知和坚定反抗而闻名。这其中，哈维尔以首先提出「生活在真实中」而对所有曾被独裁专制洗脑的国家的人民具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 早在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强人邓小平复出，很多中国知识份子都争相歌颂新的独裁者之际，哈维尔发表了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一文，指出共产国家是「一个充满假像的世界┅┅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怕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因此哈维尔组织「七七宪章」的反抗团体，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之中」。 今天台湾的政治家们最需要的品德是「生活在真实中」，认清「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和其宪法内容在台湾的虚假，正视台湾四百年的真实历史，直面台湾半个多世纪事实独立的现实，接受多数台湾人民渴望走向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的真实心声。这两次大选绿色都获胜，既不是由於民进党会竞选，更不是谁玩了技巧，而是泛绿阵营呼应了人民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什麽也比不过真实的力量！ 除了极力推崇「生活在真实中」之外，哈维尔的可贵之处还在於，他不是为了个人权力而从事政治。在反抗共产统治时，他只是秉持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从道德层面进行反抗。他最後出任了捷克的首届民选总统，是人民的选择和信任，他毅然承担了责任；而不是朝思暮想、一直做「总统梦」的结果。《纽约时报》曾评论说，哈维尔做总统，是为领导捷克渡过後共产时期而做出的「个人牺牲」。 哈维尔获得政治权力之後，仍然坚持知识份子的道义原则；而没有像南非总统曼德拉那样，立刻成为毫无道义原则的政客，马上和民主的台湾断交，和中共建交，然後去拥抱卡扎菲等独裁者。在台湾遭中共打压，在国际外交上步履艰难之际，哈维尔是第一个在他的总统官邸正式接待当时的台湾副总统连战的欧洲国家元首。 在达赖喇嘛到西方国家寻求支持，呼应帮助被殖民奴役的西藏人民时，那些孱弱的西方领导人畏於中共压力而不敢公开接见。又是哈维尔第一个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接待达赖喇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译本《一中帝国大梦》的作者谭若思（Ross Terrill）曾撰文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布拉格接待达赖喇嘛，并在两天的访问中全程陪同；哈佛大学举行六四屠杀十周年悼念活动，哈维尔也写了一封辞情并茂的信，以示支持。」无论在面对台湾还是西藏问题的时候，哈维尔都站在了远高於一般政客的、更富人道情怀的角度。 这位经历过共产专制的知识份子政治家，出於对邪恶的深刻了解，在面对人类正义与罪恶的重大抉择中，一直都坚持道义原则，从不「玩政治」。在南斯拉夫对科索沃实行种族清洗时，哈维尔强烈主张和支持美国军事干预；并呼吁北约东扩，他的名言是，把北约扩大到俄国的边境。正是哈维尔的力争，捷克和波兰、匈牙利一起，在1999年首批加入了北约。 在美国军事解除伊拉克武装问题上，欧洲有分歧，法德俄反对美国对伊动武。哈维尔再次挺身而出，强烈主张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正是在哈维尔的呼吁下，欧洲九国连署了支持美国的声明，随後东欧十国也发表宣言支持美国对伊动武。和共产专制斗争了一生的哈维尔，非常清晰地明白：善良的愿望解决不了邪恶，必须用邪恶听得懂的语言来回应他们。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离问题上，哈维尔更在世界领袖中树立了一个尊重人民选择权利的典范。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分成两个国家，或者说，斯洛伐克独立了出去。斯洛伐克有540万人口，是捷克人口的一半；土地面积是捷克的60％，可见这是多大一块土地，多大一个群体分离出去。但在这个独立过程中，没有发生捷克以大压小，更没有军事威胁和武力镇压等等，而是充分尊重了斯洛伐克人民的选择权利。在人类近代历史上，类似这样的和平分离并不多见，它很大程度在於，哈维尔是当时捷克的总统，他把人民的福祉、人民的选择权利视为最高的原则。 在哈维尔卸任总统那天，《纽约时报》专为此发表社论指出，「哈维尔给我们留下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品质很重要这种感觉。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仍然发出诚实的声音，在人们期待的时刻，展示了个人的道德权威。无论是捷克，还是余下的世界，都因有了哈维尔而变得更美好。」 如果台湾的领导人能够视哈维尔为楷模，达到哈维尔的境界，那台湾就会更美好。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11月21日） |
| 诽谤法轮功学员有罪 2004-11-18 |
| 最近，一名叫乔尔．奇普卡（Joel Chipkar）的加拿大商人，在当地控告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诽谤案获得胜诉。起因是这位信奉法轮功的加拿大居民在给当地英文报纸《多伦多星报》投书中，批评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成员，而中国的副总领事在投书反驳时，称奇普卡和其他法轮功练习者都是「罪恶的邪教」成员。这位加拿大居民认为这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和诽谤，提起公诉。
中国的副总领事不敢到庭辩论到底法轮功是不是邪教，到底这种说法是不是诽谤，而以他是外交官，有豁免权，来回避官司。但奇普卡的律师提出，中国副总领事的言论已属诽谤行为，触犯了加国法律和国际法，不属於正常的领事权限之内，因而不受外交豁免权保护。连加拿大政府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根据维也纳国际公约第55条规定，所有领事人员「必须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规定」，不能「干涉所在国的内政」；并明确指出，那位中国副总领事的豁免权是有限的，他这种随口指控别人为「罪恶的邪教」成员的行为在加拿大不享有外交豁免权。 最後法庭判决中国副总领事诽谤法轮功学员有罪，除偿付原告要求的精神损失费外，还要承担诉讼案的律师费用等。它成为中国外交官因诽谤法轮功成员而被西方法庭定罪的第一个案例。 西方民主国家在裁决诽谤案时，都有非常严格的标准，很多国家都采用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三原则，即原告要想打赢诽谤官司，必须同时提供三种证据：1，该公开发表的言论失实；2，当事人名誉受损；3，有故意诬陷当事人的动机，即有事实恶意或故意疏忽。这三证据中，最难的是第三个，因非常困难提出对方有事先诬陷自己的「意图」。但这三原则仅限於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让他们难以打赢诽谤官司，从而确保最大限度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而对於普通人打诽谤官司，则不受这三原则限制，只要提出前两项——说辞失实和当事人名誉受损，官司就可以成立，并可能打赢。 加拿大的居民奇普卡所以能打赢诽谤官司，主要原因是，他是普通人，不受这个三原则的限制；另外那位中国副总领事的言论，确实对他形象构成损害，属於诽谤。当然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案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多伦多的法院审理，这里没有什麽「党中央」的因素，没有政府的干预，法庭能够依法独立判案，因此使中国的副总领事这样的共产党官员被判有罪。 这个案子同时也说明，新闻和言论并不是绝对自由，它是有底线的。任何一种自由都必须伴随相应的责任；不负责任的任何自由都会带来灾难，言论并不例外。虽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诽谤案判案标准相当严格，尽量给新闻媒体和言论留有最大的空间，给政府官员和名人们设置了很难打赢诽谤官司的限制，但同时也保护普通人的权益，使一般公民不受诽谤的困扰和损害。 这个案子的裁决也传递另外一个信息，那就是西方民主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共驻外人员在所驻国从事和外交身份不符的活动，包括利用西方自由媒体来诬陷、打击法轮功的行为。不仅加国法律倾向保护法轮功学员的信仰权利，同时加拿大政府也公开批评中国副总领事的行为；而且美国国会最近也通过法案，明确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利用驻外人员来诽谤法轮功，并要求布什政府对有这种行为的中共外交官进行调查和索证。这等於是从法律和行政两个方面，同时加强对中共外交人员攻击法轮功等非法活动的限制。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11月18日） |
| 莱斯：白宫的首位女性诸葛亮 2004-11-16 |
| 布什在竞选总统时，被《纽约时报》挖苦为将是美国历史上「履历最短的总统」，因为他除了做石油生意，当德州州长，从未在华盛顿任职，更无国会经验。
但这位履历最短的总统，却得到美国普通民众的喜欢和支持；布什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相当的成熟、老练。他在联合国阐述对伊拉克政策的半小时演讲，不拿讲稿，旁证博引地使用数字和资料，相当流利，非常自信，被美国主流媒体一致称赞。 布什怎麽这麽快进入角色，熟悉了外交？除了他本人的努力，还在於他有一个「秘密武器」，被中国人称为「美国政府的女诸葛亮」的国家安全顾问康蒂．莱斯（Condoleezza Rice，也译赖斯）。 在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大会上，布什仅亲自介绍两个人上台讲话，一个是鲍威尔，另一个就是莱斯，可见对莱斯早就器重。布什在竞选总统时，有「八人顾问团」为他出谋划策，团长就是莱斯。 莱斯曾在老布什总统手下担任过「国家安全会议」的苏联问题顾问，父亲向儿子推荐了这位他认为可辅佐未来总统的人才。布什和莱斯一见如故，因为都是体育迷。布什曾拥有棒球队，莱斯则酷爱体育，每周四次去健身房。 更重要的是，莱斯博士是苏联问题专家，精通外交。《纽约时报》说，布什在竞选中关於外交的谈话、观点都是从莱斯那「批发」来的，主要外交设想和报告都出来莱斯之手。 更重要的是，莱斯不是学究，她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把错综复杂的外交问题阐述明白。布什说，莱斯「能用我能懂的方式，把外交政策说清楚。」前国防部助理副部长德夫．查克赫姆曾评价说，「在布什和莱斯中间，有一种真正的化学成份。」意思是他俩能相互感应，相处无间。布什则说，「我和她相处感到很轻松，有乐子。有些人太沉重，但莱斯不是这样，她是真正聪明的人。」 ●最亲近的朋友是布什夫妇 10月中旬出版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用了14页刊载了长篇的「莱斯传奇」，并透露说，「今後几个月内，会有三本有关莱斯的传记出版，旨在鼓励青少年成长。」 出生於1954年的莱斯虽然成长在美国女权运动最狂热的六、七十年代，但她本人却从没有叛逆过严格教导她的家庭，从未停止过上教堂，从未穿过嬉皮士服装，从未用过毒品。她从来都是一个刻苦努力上进的好孩子。她的一位朋友记得有次和莱斯一起路过华盛顿一个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居住地，莱斯几乎感到生理上的反感。她认为「六十年代是一个混乱的、自我放纵的年代。」 莱斯从未结过婚，也没有兄弟姐妹。她母亲1985年就去世了，父亲也在她去年随布什进入白宫前几个月去世。她的亲属、朋友多在南方和加州，而且她也不是华盛顿社交圈中的人，她工作之余的伙伴常常只是布什夫妇。 她和布什的共同点是，笃信上帝、爱去体育馆做运动、酷爱看美式足球比赛。他们经常在非工作时间一起长谈。虽然她和布什关系密切，而且是自基辛格之後曝光率最高的国家安全顾问，但却没有像基辛格那样故意让人们知道他才是白宫里面最有权力的人。莱斯有一种既能传递重要性，却不传递繁琐内容的能力。她从不张扬给过布什建议和指教，也从不泄露白宫事务，哪怕是在极小的圈子里面。 她的对事业奋斗的理念是，个人努力可以战胜外在的局限而达到最高的自我实现。她崇尚个人主义，认为那种「集体和国家对她的生活有深刻影响」的说法简直是对她的污辱。 ●对种族问题和多数黑人看法不同 对於在美国倍受关注的种族歧视问题，莱斯的观点和绝大多数黑人不同，她的准则是，你永远不要抱怨什麽制度性的种族歧视，或以种族背景要求什麽东西。她的一个哈佛朋友对她表示，由於自己是黑人，感觉在学术圈子里不自在，但又不能证明受歧视。莱斯告诉她，你要把精力放在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上，而不要耗费在那种只有感觉却不能确认的事情上。 在接受一家杂的采访时，莱斯对带有种族歧视性的问题回答道，「我会说法语（她还会说俄语），我可以弹巴赫的曲子，我对你的文化掌握得比你还好。」还有一次，她和一个朋友在史丹福的商场买首饰，当白人售货员对她态度不好时，她不客气地直言，「是不是由於你站在柜台後一个小时挣六块钱，而我在这儿买首饰是因为我挣的远比你多，你心理不平衡？」 每当遇到和种族有关的污辱时，她总是用个人在事业上的优势反击对方，而从不去强调黑人群体怎麽受到不公平待遇等等。 ●从左派转成右派 八十年代初莱斯从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後，到史丹福大学任教。1993年，她成为史丹福大学历史以来第一位非白人、第一位女性、第一个最年轻的教务长。莱斯习惯於在有权势的男性之间工作。她曾在著名的美国金融投资大公司「嘉信」（Charles Schwab）董事会担任过董事，并还是美国著名汽车公司「雪佛莱」的董事。两家大公司的董事会几乎清一色是男性。莱斯在1980年以前一直是民主党人，後来是卡特把她变成了共和党。她常提起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时候，卡特表示他很吃惊。莱斯说，卡特的吃惊才真正令人震惊。至此莱斯才从卡特对共产主义的无知中开始反省民主党对共产主义的无知。 莱斯结束了在老布什总统内阁的工作，回到史丹福之後，她的同事和朋友们都发现，这时的莱斯已经变得更保守，成为一个坚定的共和党人。莱斯很讨厌克林顿，他在哪个方面都是她不喜欢的那一类。 但史丹福是美国左派大本营，仅次於柏克莱加大，从教授到学生，90％以上是民主党。难怪美国黑人民权领袖杰克逊（Jesse Jackson）可以在那里领著学生喊：「嘿、嘿、吼、吼，西方文化该被抛弃。」 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莱斯坚持住了她的保守派理念，而且越来越得到右翼胡佛研究所的赏识，所以在该所做研究的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为布什的竞选班子挑选外交事务顾问时也鼎力推荐了莱斯。 ●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 早在2000年2月，莱斯就在著名美国刊物《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注重国家利益」一文，该文被普遍解读是布什外交政策的蓝本。在这篇文章中，莱斯阐述了美国的整体对外政策。在台湾问题上，莱斯批评克林顿总统的「中国政策」已经损害了美国和民主台湾的稳定关系；强调美国应该对中共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进行主动的挑战。美国和中国大陆的「合作是应该的，但是当我们的利益和中共的利益相冲突时，我们绝不应恐惧去和北京对抗。」莱斯并强调要通过和中国做生意，把经贸手段作为一种压力，促使中国大陆走向民主。 今年九月，莱斯办公室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强调，美国以往的遏阻、威慑外交政策已经过时。今後，在必要的情况下，美国将独立行动，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铲除危害美国安全的因素。 这份带有很浓重的莱斯色彩的美国新外交政策是：增加了美国的对外援助，但给接受援助的国家严格规定。一位华盛顿官员表示，莱斯总是用共和党的方法达到民主党的目标。「我们不想放弃任何一个不幸被独裁统治的国家的人民。」 ●「她的能力是展示那些思维」 莱斯的博士论文是关於苏联问题。她曾自豪地说，她对苏联将军们知道的比他们本人还多。冷战结束後，尤其是911之後，她迅速调整了自己，适应面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她记忆力惊人，写作速度非常快。她在去演讲的路上，只是在信封上简单写个提纲。在共和党捐款大会上，她不拿稿子演讲20分钟。在费城共和党代表大会上，莱斯不拿任何提纲，一气讲了半个多小时，给听众深刻印象。她的演讲并是该晚演讲者中获得掌声最多的。 一位前白宫官员表示，莱斯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清晰思维的表达者。她的思维是一流的，但她不止是这些，她的能力是展示那些思维。」 但莱斯并非早就想从政，刻意练就了非凡的演讲能力。她自幼喜欢音乐，弹得一手好钢琴，一直到上大学，她都想去做专业钢琴家。她也喜欢读小说，她精通俄文和法文，她有一本第一版的原版《战争与和平》，据说现在价值上万。她读过两遍《战争与和平》的俄文原文，非常喜欢，但只是从艺术的角度。她并不同意托尔斯泰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认为托氏反映的是当时的俄国，他的想法不适合今天的现代化世界。 直到大学快毕业时她才对外交和国际政治产生了兴趣。莱斯提及她父母经常鼓励说，她可以成为任何她想成为的人物，也可以成为总统；但是她父母说这话的时候，在美国南方很多黑人连选举权还没有呢。还有个传闻说，在莱斯8岁的时候，有一天她父亲带她到白宫门口，她说，「有一天我会进入那个房子。」 布什手下有四员大将：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德，国务卿鲍威尔，国家安全顾问莱斯。鲍威尔由於理念和布什及他的主要助手有距离，他可能仅当这一届国务卿就得走人。因此有传言说，布什有可能启用今年才47岁的莱斯，担任更重要的职务。那个8岁就说「我会进入那个房子」的女孩，有没有可能创造美国历史呢？ （原载《开放》2002年11月号） |
| 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的毛泽东」 2004-11-16 |
| 阿拉法特死了。看到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彻夜围聚哀悼，我想到当年毛泽东死的时候，中国人也是这样；蒋介石死的时候，台湾有上百万民众排队送葬。原因只有一个，在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地方，人们不知道独裁者的真相，把暴君当作英雄。
虽然在开罗的葬礼上，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们，都哀悼阿拉法特，并给予很高评价。还有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内的名人们，也给阿拉法特戴上不少「高帽」。但毛泽东死的时候，当时世界名人们的唁电、颂词同样是无以计数。这些什麽都不能说明，而阿拉法特自己的作为，自己的纪录才是他的墓志铭，而不是王公贵族等权力者们在葬礼上的表演。 纵观阿拉法特的一生，正如《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作者、《纽约时报》左派专栏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其「沙漠上的瞬间足迹」中所说，你可以给阿拉法特各种头衔，但他是一个「坏蛋」。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就如同沙漠上的脚印，瞬息消失；不是无足轻重，而是毫无痕迹。因为是他把屠杀平民的恐怖主义首次带到国际政治之中。 阿拉法特在1988年宣布放弃恐怖主义之前，从事了长达20年类似拉登那种恐怖活动。前罗马尼亚共产政权负责情报的官员佩斯巴（Ion Mihai Pacepa）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我知道阿拉法特是被克格勃支持後从没有改变的恐怖份子」的文章，以他和阿拉法特打交道的亲身经历，揭示了阿拉法特的手下人如何在苏联克格勃支持下，绑架和杀害3名美国外交官、谋杀了11名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的内幕。佩斯巴回忆说，1973年5月，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和阿拉法特共进晚餐时，阿拉法特说到高兴处，炫耀说，那些行动（指绑架杀害美国外交官和以色列运动员）我们干得「非常小心」。资料片显示，当年阿拉法特听到以色列运动员被杀害的消息後兴高彩烈，和911後录像带中拉登听到纽约世贸大厦被炸、几千平民被杀害後那种高兴的情绪一模一样。 当时苏联克格勃头子把阿拉法特称为「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通过佩斯巴之手，把阿拉法特和他的助手通过罗马尼亚转送到苏联培训。当时苏联指示齐奥塞斯库，把卡扎菲的利比亚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作为两个主要支持对象。齐奥塞斯库还为阿拉法特在布加勒斯特修了豪华别墅。 1993年，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斡旋下，巴以双方在挪威首都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以军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该地由阿拉法特自治政府管辖。後来在美国戴维营，以色列左派总理巴拉克对阿拉法特提出的方案90％都予以同意。但这两个机会都被阿拉法特葬送了。他获得对巴勒斯坦主要区域的自治权後，仍是默许以至暗中支持哈玛斯、阿克萨烈士旅（隶属阿拉法特直接领导的法塔赫）等恐怖组织屠杀以色列平民。 阿拉法特用英文对西方媒体讲话时，有时也批评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行为，但他用阿拉伯语对他的追随者演讲时，却誓言要摧毁以色列，呼吁「一百万烈士向耶路撒冷进军！」在阿拉法特管辖的区域，一些公园和街道的名字，是由恐怖组织头子的名字命名的。阿拉法特和他的助手不仅多次公开赞美那些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的所谓「烈士」，还亲自去慰问「烈士」家属。伊拉克曾给每个「烈士」家属三万美元」，这些「奖金」都是通过阿拉法特的自治政府转交的。 阿拉法特自治政府的电视、报纸、电台、教堂等，每天都在煽动反犹，要「消灭以色列」。阿拉法特到幼儿园视察，竟对孩子们说，「放下玩具，拿起武器」。「灌输仇恨」成了巴勒斯坦的基本教育形式和目标。否则人们无法理解一个17岁的巴勒斯坦女中学生，竟用自杀炸弹炸死一个与她同岁的以色列女孩。 正是在这种宣传毒化和煽动下，据《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引用的民调数字，80％的巴勒斯坦人支持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恐怖活动。因而11月12日《华盛顿邮报》在具有盖棺论定意味的社论「阿拉法特」中说，「阿拉法特是一个官僚的，腐败的，欺骗的、不明确接受以色列在那个地区永久生存的家伙。」而那个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的「阿克萨烈士旅」，在阿拉法特死後正式改名为「阿拉法特烈士旅」，仅此举就可看清阿拉法特是个什麽人。 阿拉法特不仅崇尚暴力、血腥，而且像毛泽东等所有独裁者一样专权。一直到「咽气」，他都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一当就是35年！在这期间，美国有了7位11届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以色列也选举产生了至少7位总理（梅厄夫人，沙米尔，拉宾，佩瑞斯，内塔尼亚胡，巴拉克，沙龙等，沙龙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後第29任总理）。 阿拉法特不仅专权，而且极为腐败。人们看不到他谈经济，论市场，甚至都不提「抓革命促生产」，因为巴解组织的资金主要由阿拉伯独裁国家提供（欧盟提供三分之一），每年上百亿美元，由他及亲信掌控。在阿拉法特鼓励17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子去自杀和他杀时，他的妻子带著他的宝贝女儿却住在巴黎的豪华别墅里，巴解的账面显示，阿拉法特给他妻子的每月生活费就是10万美元！ 在阿拉法特去世前两天，他妻子在巴黎发表耸人听闻的讲话，指控巴解其他领导人要「活埋」他的丈夫，当时《纽约时报》的右派专栏作家沙费尔写道，人们更关注的是，阿拉法特贪污的上亿美元，可能被「埋葬」，谁也查不到了。去年在「国际货币基金」（IMF）支持下的巴解查账发现，有多达9亿美元被阿拉法特转去他个人控制的欧洲银行账号上，并投资到全球79个商业活动中。1996年辞去巴解财务部长职务、现居伦敦的古森（Jaweed al-Ghusein）对美联社说，阿拉法特的金融帝国可能有30到50亿美元！这些钱都在哪里，除了阿拉法特本人，谁也不清楚，连他的妻子都不全部了解。 因而巴勒斯坦的异议组织「巴勒斯坦民族团结运动」曾在约旦一家周刊发表声明，公开指责阿拉法特「最近十年间不仅使我们的人民蒙受耻辱，还压迫我们的人民」。连阿拉法特直接领导的「法塔赫」主要成员阿巴斯．扎奇也在美国《新闻周刊》上撰文，指责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权力腐败的根源∶「阿拉法特走到哪儿，哪儿就有非法、腐败和不稳定」。而巴解的另一核心成员哈德在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说得更直接∶「等阿拉法特消失之後，人们会像谈论毛泽东那样谈论他的罪行以及他带来的灾难。」 因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对阿拉法特的盖棺论定是：「阿拉法特本质上是个坏蛋，他扼杀了自己人民的向上精神；他的腐败、自私的统治，导致创造性的外交无法触及到巴勒斯坦。」 在阿拉伯世界以及中国等专制国家的媒体上，总是把巴以冲突的责任全部怪罪到以色列头上，说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等。即使不说这些土地纠纷缘自历史上几次阿拉伯国家联手进攻以色列（在它建国第二天就围攻它，要把以色列人赶入大海），以色列反击时造成，而且据九十年代以色列的民调：主张无条件立即退还巴勒斯坦土地的占5％，主张永久占领的占20％，主张有条件退回土地的占75％。这个条件就是巴勒斯坦人不威胁他们的安全，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它说明，多数以色列人愿意用土地换和平，关键是阿拉法特停止支持哈马斯、阿萨克烈士旅等恐怖组织，让75％（有条件）和5％（无条件）加起来那80％的大多数人有安全感。连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Abdullah）也於11月12日在《纽约时报》撰文「道路从这次开始」，强调说，中东要想有永久和平，阿拉伯国家必须承认以色列的存在，让它融入这个地区。同时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让巴勒斯人民活得有尊严和希望。 因此，要想中东问题得到解决，要想巴勒斯坦建国，要想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要走的第一步是结束阿拉法特的个人专权，使新的、理性的、负责任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有出头的机会。因而阿拉法特去世次日《华盛顿邮报》社论说，「阿拉法特用恐怖主义毒化了他的运动」，他的去世，「为巴勒斯坦建国去掉了一个最大的障碍。」 连巴解总部所在地的「巴勒斯坦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施卡奇（Khalil Shikaki）也在11月12日《华尔街日报》撰文说，阿拉法特不在了，中东有了希望。 （原载《观察》2004年11月15日） |
| 中共和两个小邪恶 2004-11-12 |
| 今天《华尔街日报》亚洲版刊出一篇题为「中国的危险游戏」（China's Dangerous Game）的社论，指出北京和世界上两个邪恶国家正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因为，伊朗和北朝鲜都因发展核武，受到国际舆论批评，欧盟及联合国国际核能署（IAEA）均向德黑兰施压，如果他们继续拒绝核武检查，那麽这个问题将会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可能迫使国际社会对伊朗采取经济制裁。针对北朝鲜研制核武，美国等五国和北韩举行了几次「六方会谈」，以国际社会提供经济援助来换取平壤停止发展核武。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作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不仅没有承担大国责任，反而和伊朗、北朝鲜串通一气，阻止国际社会的和平努力。
该社论披露说，上个星期，一向言谈举止粗野低俗、被国际社会称为「中国红卫兵」的中共外长李肇星，到伊朗访问，他在那里不是警告或劝阻伊朗停止发展核武，反而给德黑兰的那些剥夺伊朗人民自由的毛拉们壮胆，说中国政府会阻止把伊朗核武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意思是中国会利用它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杯葛欧盟和美国的和平努力。 难道李肇星不知道伊朗是专制国家，伊朗在发展核子反应堆，当然知道。但为什麽中共要明目张胆和邪恶的政权联手？最根本性的原因是，他们都是专制者，有共同的对付自由世界的战略需要。另一个原因是，《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是因为中国需要伊朗的石油，目前中国的进口石油17％来自伊朗。中国用支持小邪恶来换取「石油」。该社论说，就在李肇星访问德黑兰之前一个星期，伊朗和中国签署了协议，向中国出口更多原油和天然气。这个行动本身再次证明，伊朗说它发展核子反应堆是因为能源短缺，完全是谎言；其真实目的是要发展核武，威胁世界。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在解决北朝鲜核武问题上，北京也是口是心非，明显偏袒金正日政权。虽然美国一直致力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北韩核武问题，但平壤始终不予真正合作。上个星期，北朝鲜的外交官告诉《华尔街日报》，要求布什政府取消那项要求金正日政权允许北韩人民有言论和宗教自由的年度性法律条款，然後才会考虑接受美国援助，来换取他们回到谈判桌上。 就像在伊朗问题上一样，北京一直暗中支持平壤，因此使美国和国际社会致力的「六方会谈」好像得没完没了地开下去，永远不会成功。该社论的结论是，这个月底，将在智利召开亚太经合会议，届时布什和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将会见面，伊朗和北韩的核武问题，将会是两国领导人会谈的中心。布什政府的政策是，寻求各方的合作，但如果北京杯葛，美国不会退步。因为美国和自由世界不会接受任何流氓国家的核武恐吓。而中国继续和两个流氓国家为伍，只能进一步让世人看清，北京政权是「流氓」的後台，是个大邪恶。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11月11日） |
| 美国人民淘汰左派 2004-11-10 |
| 美国大选虽已结束一周，但这场选举结果，可能将影响美国一代人。不仅由於布什与共和党获得「五项全能冠军」（赢了选举人票，全国人头票，参议院，众议院，多数州长），更重要的还在於，今後四年，布什将有机会任命可能多达四名最高法院法官，从而使左派在高院更居少数（目前右派五名，左派四名），由此将深远地影响美国的判案和社会价值走向。
因此民主党对败选非常沮丧、沉痛，纷纷检讨。过去一周，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上，到处可见民主党官员、助选人员以及支持这个党的知识份子们在反省自己错在哪里，在什麽地方失去了民意。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前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可能是民主党阵营中少数清醒者之一，他在投票当天就预测民主党会输，说它脱离民意和现实。大选後又撰文说，民主党败在用克里这种极左的候选人，而和民意脱节。他建议，民主党应去伦敦「取经」，学习英国工党如何放弃极左，向中间靠拢，从而赢得民心。 布什这次赢得横扫般的胜利，主要原因是美国整个社会「向右转」：这个自越战结束就已开始、在柏林墙倒塌的八十年代底高涨、911事件後达到高潮的、以信仰为核心的保守主义回潮，使「新保守主义」（Neo-Cons）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党却选择了最左倾的参议员作候选人，而且克里的主要助选者，都是美国民众非常反感的极左派，像第二号最左的参议员肯尼迪，最愚蠢的前总统卡特，拍出《华氏911》这种谎言说教片的导演莫尔（Michael Moore），连伊拉克和伊朗都分不清楚的好莱坞女影星们等。内布拉斯加州长对纪思道说，每次莫尔为克里助选，民主党在他们州的支持率就直线下降。 克里看到了美国向右转的现实，因此竞选时他也向「右」靠，强调保守派的那些政策，譬如也说「减税」，虽然他有过三百次参院增税纪录；也说支持伊拉克战争，虽然他曾反越战，反第一次海湾战争，并反对给驻伊美军军费；他明明心里支持同性婚姻，但也为了选票，表示不同意等。但「口是心非」往往难以成功。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向「右」转，人家是用行动，修改了党纲，放弃了均贫富的社会主义经济理念，以及反核和偏向工会等左倾政策，而且这次坚定地支持伊拉克战争。克里们以为「临时抱佛脚」，靠向右「说」（而不是做），就能唬住美国人民，完全低估了选民的眼力和智力。 因而这次败选，不仅是克里的失败，更是民主党和美国左派，甚至是整个西方左派的一次大失败。四年之後，民主党能否东山再起？纪思道认为，如果那时启用现在呼声很高的前第一夫人喜莱莉这样的极左派，民主党还会大输。他认为唯一出路是采取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就是向共和党所代表的传统价值「体面地投降」。美国的左派会「投降」吗？为了权力，也许克里们会忍痛割「政策」。但向右派让步太多，又丢掉自己的理念。何去何从，实在是两难选择，让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1月10日） |
| 【推荐文章】中国人的思维为什麽和美国人不一样 2004-11-10 |
| 一、从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决裂看文化差异
林语堂与赛珍珠有多年的合作关系，赛珍珠是林语堂的出版商。林语堂因此觉得自己与赛珍珠有很深的友谊，所以当林语堂想发明中文打字机但经费短缺时，就向赛珍珠借钱，没想到被拒绝，他很是想不通，於是与赛珍珠绝交。这件事很说明中美文化的差异。 中国人觉得相处时间长又没有龃龉就有友谊，但美国人缺少友谊这个概念，美国人讲利益。赛珍珠帮林语堂出书，是互利的行为，林语堂赚了稿费，也赢得了名声，赛珍珠更赚了大头。後来林语堂与赛珍珠闹翻後觉得自己吃亏了，自己拿的版税只是１０％，而不是５０％。林语堂可能觉得自己与赛珍珠应是地位相同的夥伴关系，所以应拿一半。可是，出版商有发行管道，控制了市场，他们拿走大部分利润，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一直是美国的现状，这也是为什麽每个人都想自己做老板的原因。至今美国的版税标准仍是８％到１２％。所以林语堂不必感到自己吃亏了。如果他感到吃亏了，按照美国人的想法，他应该换个出版商。林语堂显然不习惯这样的思维。林语堂的想法可能是，我现在帮你赚钱，以後你也帮我赚钱。 林语堂向赛珍珠借钱发明中文打字机，与借生活费是不一样的，生活费数量往往较少，周期通常较短。借钱做发明，类似于借钱做生意，借的数量往往大一些，还钱周期通常长一些。赛珍珠很可能从商业眼光来看这件事，觉得新发明风险大，不愿借，也挺正常。後来林语堂发明的打字机也没产生利润。 林语堂不必生赛珍珠的气，也不必因此而後悔与赛珍珠的交往。当初不是赛珍珠帮他出书，他也不会有後来的地位。中国人文章写得好的人很多，林语堂之所以至今还被人记得，主要也是因为赛珍珠帮他出得几本英文书，因为中国作家能出英文书的屈指可数。 美国人不是不可以交往，只是与他们交往时要了解他们的思维习惯。中国在历史上是超级大国，所以其价值观念在世界上也影响过其他国家。但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了，别国不会受中国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会受美国价值观念影响。所以，中国不能再输出友谊了。在与别国、别国人交往，要以利益为重。共同的利益可以弥补文化上的差异。 二、注重了“价廉”还是“物美” 一次网上与一位国内朋友谈话，他问我能不能在美国搞到软体专案给他做，他认识几个天津大学的学生，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把软体专案给做出来。 众所周知，美国外包的软体专案很多，但绝大多数都是外包到印度，中国软体人才不少，可却很难揽到美国生意。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中国人英文程度不好所致，这确实是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不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 打个比方，如果你有一个亲人生病了，需要找一位元医生开刀，一家印度医院说，“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医院的医生有多年丰富的经验，至少开过十例这种相近的手术，都很成功，而且费用比美国医院低３０％”。另有一家中国医院说，“到我们这来吧，在我们这里做手术是最便宜的，费用比美国医院低７０％，因为我们都是让医学院的学生来做”。 你会选择哪家医院呢？ 对於一个美国人来说，毫无疑问他会选择印度医院，中国医院虽然更便宜，可是让医学院学生开刀，他们有经验吗？我的亲人不成了他们的试验品吗？ 选择软体公司与选择医院的道理是一样的。美国人不光考虑成本，也考虑对方有无经验，能否按照要求完成任务。 文中开头的那位朋友不了解美国人思维，他肯定接不到美国的软体专案。 如果了解了美国人的思维，例中的中国医院就可以说，“我们医院的医生有丰富的手术经验，象你亲人这样的手术我们已做过十多例，每个手术都很成功，而且我可以给你这些病人的电话，你自己可以去核实，而且我们的费用比印度医院还低。” 这样的表述，不怕接不到美国人的生意。不了解美国人的思维，就会失去很多机会。 三、用一元钱店赚大钱 几年前有个朋友跟我商讨开一元钱店的事，我们在一起研究了半天，最後认定开一家一元钱店一年可以赚五万元，当时觉得赚这个数字发不了财，不值得放弃自己的工作去做。 但後来发现，在美国就有以开一元钱店发大财的人。我们当时计算一元钱店的收益时，只计算了每年的利润，却忽略了店铺本身的价值。 按照美国人的思维，如果这个店能够持续赚钱，那这个店本身就很值钱。如果现在的十年期债券的利息是百分之五，那你如果要得到五万元的利息，你需要多少本金呢？答案是一百万。如果你的店也能每年产生五万元的利润，那你的店也值一百万。 如果你只有一家店，别人可能不愿化一百万来买它，因为经营风险很大，今年能赚五万，明年不一定赚到。但如果你能够多开几家，开成连锁店，美国人就会认为你的经营风险大大减少了。这时你的店就一定值钱了。连锁店产生了整体大於部分之和的效应，每个店的价值都高於单独经营时的价值。 美国有一家上市公司，叫“美元将军”（Dollar General），它开了6817个连锁店，每个店平均一年赚约５万美元，它的总市价是68亿美元，相当於每个店价值一百万美元。当初开这家连锁店的人发了大财。 其实，本来中国人开一元钱店有优势，因为一元钱的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的。但为什麽没有见中国人开一元钱店发大财的呢？原因是中国人不愿合作，觉得与人合作容易受气、受骗，只信任家庭成员。因此中国人的通常做法是开一个一元钱店，几年後赚了一些钱後就把店关掉了，想不到去开新店来复制成功的商业模式，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可见，按中国人思维赚不了大钱的事，到了美国人手中，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照样可以赚到大钱。 中国人要象美国人一样富裕，思维一定要现代化。 四、以“粗心”对待粗心 在美国刚进公司工作时，公司要求员工穿西装打领带。我那时不习惯繁文褥节，上班没多久，一天开车上班到了半路，才发现领带忘了打，回去拿意味著迟到，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准时到班上要紧。当时心中是惴惴不安，生怕被老板骂。到了班上，那一整天，与老板打了几个招呼，老板都没提我领带的事，我不由得庆幸，看来老板也是个粗心的人。等到第二天，我打好领带到了班上後，老板笑著说，你今天可没忘带领带。原来，老板前一日的“粗心”是故意的。他不当时指出，是不想影响我的情绪。事情过去了，再提起来，气氛轻松，当事人也不会再有精神负担，我不由佩服美国人的考虑细致。 五、赔本的买卖也做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到中国店买东西，如果用信用卡付帐，他们会要求你最低消费十五元左右，看起来他们很有道理，信用卡公司会收取商家的手续费用，如果你消费少了，中国商家会觉得他们在付完信用卡公司的费用後，赚不到钱了。 可到美国店去买东西，即使是几毛钱的食盐，你一样可以用信用卡买。 这是为什麽呢？ 因为美国商家愿意在少数交易上亏损，只要大部分交易赚钱就行了。有人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本的生意没人做，其实赔本的生意也可以做，只要赔的可以从赚的那部分中补回来就行。 美国店都允许客户退货，这是一桩赔本的买卖，可是失之东隅，受之桑榆，此举赢得了人心，客户在这些店消费更多了。所以中国店不如美国店规模大，因为中国商家不能做一点赔本生意。 六、用过程而不是道德说教解决问题 中国人碰到社会问题，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靠道德说教。比如说一稿两投问题，十几年前我还在国内大学读书时，就见到报刊上不时有人呼吁作者不要一稿两投，最近在网上，看到又有人发出同样的呼吁，而且，确实存在有些网路作者一稿两投的现象。这说明这麽多年的道德说教并没有收到成效。 这是为什麽呢？有些刊物或网站要求作者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没有任何回音，稿件再自行处理。可是，作品也有青春期，很多文章时效性很强，让作品等一个月，就象让一个姑娘等十年再找婆家一样，很多作者自然不愿意了。 到了美国後，发现从没有人呼吁过不要一稿两投，但是，却没有发现有什麽稿件同时出现在两家刊物上。美国人是怎麽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美国人通常把社会问题归因於过程，而不是人的道德。要解决问题，就要重新检讨事情操作的过程，通过改变操作过程来防止问题的发生。 用美国人的思路解决一稿两投问题，我们可以先看另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找工作时，你也经不起等待，你可能会把履历表送给一百家公司，但你不会去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公司去上班，为什麽呢？你寄履历表给公司，只表示你对去这家公司工作有兴趣，并不表示你已做了承诺，如果这家公司要你，你就一定得去。当任何一家公司真得想聘用你时，他们需跟你再联系一次，你这时只能答应一家。这样就不会出现一女两嫁的情况了。 同样，当一个作家投稿给一家出版物时，他也应只是表露他想在这家出版物发表的兴趣，如果出版物真得决定要用这稿件了，寄一个合同给作家，甚至可以用电子邮件通知作家。得到作家签名的合同，或者回复的电子邮件时，这才算得到了作家的授权。如果作家授权给两家出版物，出版商可以根据合同来起诉作家，没有哪个作家会惹这种麻烦。 过程变化一下，问题就迎刃而解。中国人应该学习这种思维方式，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原载《博讯》2004年11月10日，原题「了解美国人的思维 看文化差异」） |
| 巴解领袖要「活埋」阿拉法特？ 2004-11-08 |
| 患重病住进巴黎医院的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现在到底怎麽样了，是像报道所说，已「脑死」，成了植物人，仅靠人工输氧维持，死不报丧？
本日（八号）《华盛顿邮报》刊出专题报道「阿拉法特妻子发怒指控」说，早就离开巴勒斯坦的贫民地区，住在巴黎豪华公寓的阿拉法特妻子苏哈（Suha Arafat），今晨在接受卡达的「半岛电视台」电话采访时大发雷霆，指控巴解组织的三位可能继承人，巴不得他的丈夫快点死，甚至尝试「活埋」阿拉法特（trying to bury him alive）。 巴解组织发言人说，苏哈的指控并不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如果阿拉法特能够听到，他都会反驳。「苏哈的目的是要毁掉巴解的领导层，然後由她来单独做决定。」 这位比阿拉法特小34岁，三年前和丈夫分居的巴勒斯坦第一夫人，一向口无遮拦，曾公开支持巴勒斯坦人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 法国外交部长Michel Barnier昨晚被记者问到阿拉法特病情时，没有否认「脑死」传言，只是表示「我不能那麽说」，他的情况「非常严重」，但「他还活著」。收治阿拉法特的巴黎医院也不公开病情，显示势态严重。但苏哈却声称，她的丈夫「情况良好，他会返家。」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中东问题专家弗瑞德曼（Thomas L. Friedman）今天在澳大利亚《时代报》（The Age）发表题为「如沙漠上的足迹」（As lasting as a footprint in the desert）的文章说，阿拉法特本质上是个坏蛋，他扼杀了自己人民的向上精神；他的腐败、自私的统治，导致创造性的外交无法触及到巴勒斯坦。「他将死亡的消息，将给那个地区带来更多的希望。」他的政治遗产将如沙漠上的足迹般迅速被抹得毫无痕迹。 弗里德曼1988年出版的研究中东问题专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这位巴勒斯坦问题专家在其文章结尾说，「阿拉法特是个坏家伙，不仅因为他把恐怖主义的新层次引进到世界政治，而且他对自己的人民犯下罪行。因此历史对他的评断将不会客气。」 |
| 台北「国父纪念堂」的荒唐 2004-11-08 |
| 几次去台湾，都因忙於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而难得有时间参观游览。上次去台湾，离开前终於有一天空档，按朋友的建议去参观了「国父纪念馆」，即孙中山的纪念堂。
刚走到座落在台北市区的「国立国父纪念馆」附近，就有一种该馆气势很大的感觉，因为我曾参观过台北的「二二八纪念馆」，两相比较，真是大相径庭：二二八纪念馆座落在台北一个小公园里，只有一栋房子而已；而孙中山的纪念堂，则内有大厅、大会堂，几层楼的多种展室，外有宽广的庭院，西部广场，还有「中山碑林」，其阵势和规格，超过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 不久前，因去华盛顿参加一个会议，顺便又再次去参观当地的林肯和杰佛逊两座纪念堂。和台北的「孙中山纪念堂」比较，也令人感触。美国人对解放了黑奴、统一了美国的林肯总统，对《独立宣言》的作者杰佛逊等如此伟大的先贤和国家奠基者，也只是建造了只有一个大厅、只放一座雕像的简单纪念堂而已，近年杰佛逊纪念堂增加了一层地下的图文生平介绍。 进入「国父纪念馆」里面，更令人惊讶，那里正举行的几个展览，除了书法作品之外，几乎都是中共的统战宣传，其中两个是中共南京市政府等官方机构提供的「中华民国建筑展」和「中山灵展」，实际上图片都是关於蒋介石国民政府时期在南京的那些「总统府」、「外交部」、「财政部」等机构所在楼房而已。中共不承认中华民国，在国际上千方百计地打压台湾，即使连一瓶印有「中华民国」字样的辣椒酱也不被允许进口到中国，但他们却把宣扬「中华民国」的图片送到台北来展出，其统战台湾的意图一目了然。不知是「国立国父纪念馆」的负责人糊涂，还是有意借中共之手，给台湾人洗脑，让他们继续相信「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中华民国的领土仍囊括中国大陆和外蒙古，延续蒋介石时代灌输的那个神话。 正在馆里参观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好像又发生了九二一大地震。循声找去，原来正门大厅孙中山雕像旁，手持步枪的士兵正换岗，四个军人用枪托狠狠地击地，在整个展厅发出回响，震耳欲聋。换完岗後，两个士兵站在孙中山的雕像两侧，纹丝不动，还有一个军官去摆正他们的领带、军服，甚至测量士兵两脚之间的距离，然後「调整」他俩达到「分毫不差」。这些动作简直像肥皂剧中的情节让人忍俊不禁。 我问那个军官，这些站岗的是真军人，还是馆里警卫人员？他回答说，他们是真的士兵，来自台湾空军，总共有几十人，每小时换一次岗，每天八班轮换。而培养到如此纹丝不动的「站功」，需培训一年以上。 当时听到他的介绍，相当感慨，台湾不是有人反对军购，说花费太大吗，那麽为什麽让这麽多真正的士兵不去国防前线，却去「保护」一座石头（雕像）！在华盛顿，无论是林肯还是杰佛逊纪念堂，里面没有一兵一卒，因为人家美国人没有愚蠢到用大活人去「守卫」石头。当然台湾的士兵也还幸运，毕竟他们没活在秦始皇的兵马俑时代，现在他们只是每天「陪葬」一小时。 我曾向勇於为台湾发声的民进党立委林重谟先生建议，应该在立法院提案，撤销这种活人为石头站岗的荒唐制度，不仅节省军费开支，也解放那些可怜的士兵；如果连宋们的泛蓝立委不通过，那就让连战、宋楚瑜他们俩到那里站一天岗，体验一下像蜡像般站立是什麽滋味。 在纪念馆的里面，还看到另外的荒唐：有一面墙挂著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实际就是阐述三民主义。且不说三民主义中，两个内容（民族民生）都是强调大政府，而不是个人权利，对「军政，训政，宪政」都没有清晰、明确的定义，因而为後来蒋介石独裁提供了可能，而在墙下的玻璃橱窗中，摆著同样内容的两幅手迹的结尾都标明，不仅这个大纲是个急就篇，而且一个是给「科儿玩索」（即给儿子孙科），一个是给「贤妻玩索」（给宋庆龄），是写给妻儿们的「玩索之物」。 在美国，制定《独立宣言》这样的建国大纲时，是由美国最早13个州成立的国会指定包括杰佛逊、富兰克林、亚当斯等精英的委员会来起草，由杰佛逊执笔写出，再经过富兰克林和亚当斯的修改，最後经国会讨论通过，才正式成为美国的建国指导文件。而中国人真是悲哀，孙中山自己一个人想出来，写给儿子、妻子「玩索」的东西，竟成为中国人建国的指导文件，还至今挂在台北的「纪念馆」大厅。而孙中山当时建立的中华民国，下辖35省，还不包括台湾。可他在台湾又成了「国父」，天底下就有这样滑稽的事情。 台湾正处於转型期，什麽时候改换了「国父纪念馆」的内容，才可能标志台湾人真的当家作主：确立自己真正的国父，认识自己真实的历史，拥抱一个属於自己的未来。 （原载台湾《壹号人物》月刊2004年11月号） |
| 「道德价值」在美国的胜利 2004-11-05 |
| 美国大选结束後的一项选民调查显示，选民优先考虑的问题依次是道德价值（moral value），经济或就业，反恐，伊拉克，医疗保健，税收，教育等。
这项民调显示，越有宗教信仰，离大城市越远、认为道德价值最重要的选民，特别倾向於支持布什与共和党，这是布什获高支持率的关键原因。可以说，这次大选是一场关於道德、信仰、价值的全民公决。 据对全美1万3千6百多名投票後的选民进行调查，所有认为道德感最重要的选民，80%都支持布什；而那些认为经济或就业最重要的人，则80%支持克里。 凡认为宗教信仰（faith）是人最宝贵品质的选民，91%把选票投给布什。而认为聪明（intelligence）是人最宝贵品质的选民，则91%把选票投给克里。 这次大选时，美国有11个州附加了对同性婚姻问题的公投，结果全部11州的公投结果，全部都反对同性婚姻，其中10个州的公投结果都是超过65到70以上的选民，同意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即使比例较低一些的美国最左的州之一的奥勒根州，也是以57%比43%反对同性婚姻。 布什总统持鲜明的反对同性婚姻的立场，让他在这些认为宗教信仰和道德价值最重要的选民中，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纽约时报》今天（5日）刊出的题为「布什从建立与有宗教信仰选民同盟的努力中获益」（President Benefits From Efforts to Build a Coalition of Religious Voters）中引述一项选後民调的数据： 在新教徒（Protestant）中：布什的支持率59%，克里40%； 西裔（Hispanic）新教徒中：布什获58%，克里获40； 在天主教（Catholic）白人信徒中：布什获52%，克里47%； 在天主教西裔信徒中，布什获39%，克里获58%； 在福音派（evangelical）白人信徒中：布什获78%，克里获21%； 在福音派黑人信徒中，布什获16%，克里获83%； 在福音派西裔信徒中，布什获60%，克里获39%。 上述民调还显示，布什在两个群体的支持率获显著增长： 一是天主教徒。2000年那次大选时，布什在天主教信徒中的获得支持率是47%，这次升至52%，增加了5个百分点。而在这次关键的俄亥俄州，天主教信徒支持布什的占55%，克里仅拿到43%，双方拉开12个百分点。 另一个是西裔，上次大选时布什得到35%的西裔选票，这次则升至44%，增加了9个百分点。尤其是西裔中的福音派信徒，60%把票投给了布什。 2004年11月5日据各种资讯综合 |
| 台湾就是台湾！ 2004-11-05 |
| 经过三次总统直选，两次权力和平转移的台湾，已走向民主化和本土化。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现存的「中华民国宪法」已成为一个阻力，因它和台湾的现实完全脱节。
按照这部蒋介石於1946年在南京制定的宪法，中华民国的领土还涵盖中国和外蒙，其首都在「南京」，其人口是13亿2千3百万。台湾至今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但按这部宪法却要把两个联合国成员（中国和蒙古）列入自己的地图，显然这已成为一个笑料。 因而这次陈水扁连任总统後，提出「宪法工程」，要修改宪法，要它「合身合用」。但在野的本土政党「台联」要求废除这部宪法，制定一部台湾人自己的新宪法；尤其是前台湾总统李登辉强调说，中华民国宪法在他执政时已修过六次，无法再修，必须制定一部符合台湾现实和未来的新宪法，即要「制宪」。 台湾人的本土团体，还为此成立了「制宪大联盟」，不时开研讨会，为新宪法催生。在今年11月底，李登辉创办的智库「群策会」要在台北举办大型的「台湾制宪国际会议」，邀请外国宪政学者，研讨台湾新宪法。 台湾人不仅在本地为此造势，最近还把制宪会议开到了美国首都。九月八日，台北的「制宪大联盟」和美国的十多个台湾人团体联合在华盛顿召开了「台湾制宪研讨会」，不仅邀请了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谭慎格（John Tkacik）、林蔚（Arthur Waldron）等多名美台学者到会演讲，还因有李登辉前总统通过电视发表「制宪讲话」而更引起媒体重视。 据会议组织者披露，更「重视」的是北京，中共外交部事先就向美国国务院交涉，试图阻止会议召开，因这个研讨会在美国参议院大楼举办，似有美国国会支持的意味。美国国务院虽然比较倾斜北京，但按照美国三权分立原则，它管不到国会，因此告诉北京「爱莫能助」。中共人员又去找美国国会的「日程委员会」，但也碰了钉子，因为这个会议是由知名的联邦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赞助的；民主党对和人权有关的会议等，一般持支持态度。 中共脑羞成怒，由其外交部发言人孔泉召开记者会，批评美国「一意孤行」，不顾北京反对，竟让这种台独会议在国会参议院的大楼召开等等。本来这个研讨会并没有多少国际媒体报道，毕竟在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各种研讨会多如牛毛。但经中共这麽一抗议，等於做了广告，让更多人知道台湾人在美国参院大楼召开了制宪会议。 与会主讲者之一的谭慎格以鲜明支持民主台湾，批评专制中国著称，他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过二十多年，现为华盛顿「传统基金会」研究员。他在讲话中对美国的所谓保持台海现状，即「不统，不独，不战」提出批评，指出中共在扩军备战（无法保持不统不战），台湾每天走向本土化，现只有6％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多数认定自己是台湾人（无法不独）。他的结论是，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已过时的「一个中国政策」。 另一位演讲者林蔚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他曾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做过武官，妻子又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因而他对台海问题相当熟悉，其讲话引用了部份他在美国《评论》月刊（Commentary）十月号发表的「美国在台湾的利益」的观点，指出台湾已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台海政策必须尊重这个新的现实。据他的观察，中共有两个「幻想」，一是「和平统一」台湾。他认为没有这个可能，因台湾人越来越认同本土，不仅不愿和现在的中国统一，将来中国民主了，台湾也会愿意选择做中国的「好邻居」。另一个幻想是「武力统一」，他认为这也难以操作，因中共对台动武，将损害包括日本、南韩、菲律宾、新加坡在内的每一个亚洲国家的安全利益，更会遭到美国反对，华盛顿不会允许中共海军进入台湾花莲港，直接在西太平洋挑战美国。 另外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白乐琦，以及其他几位美国教授和台湾宪政学者也就美台关系和台湾制宪发表了见解。来自台湾的总统府资政、台独老将辜宽敏的讲话赢得最多掌声，因他同时批评了三个总统：批评李登辉对会议的电视发言太文雅，谈了很多旧宪法的不合理，却对新宪法强调不足；批评陈水扁政治摇摆，在大选前强调「制宪」，当选後就退步到「修宪」；批评布什总统仍固守过时的「一个中国」政策，不顾台湾的变化和人民的选择等。在会议前几天，辜宽敏曾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整版广告，呼吁美国放弃「一中政策」，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这个举动成为台湾的新闻，因他是自掏腰包，两版广告据说花了20万美元。 我也应邀在会议上谈了台湾的四个变化：从专制走向了民主；外省人做主子的历史被结束；台湾政府放弃了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宣称，并明确指出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台湾人的本土认同越来越强烈，这个趋势不可阻挡。同时指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应该调整，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国家；同时应明确警告北京，如果对台动武，美国一定干预，从而降低中共的幻想。只要美国不向北京发出错误信号，中共就不敢轻举妄动，因现在中共主要难题是内政和权力斗争。中南海的官僚们，看重的不是台湾，而是不要失去共产党的统治权，保住自己的位子。 美国可以继续一个中国政策，但这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就是台湾。台海两岸「一中一台」的局面早已是事实，美国应该承认这个「现实」，尊重二千三百万人民的选择。 台湾以人口在全球排名47，但在最近国际权威机构评选的经济竞争力上，台湾名列全球第4，科技排世界第2，出口第16，进口第14，外汇全球第3（仅次於日本和中国）。仅这些数字就说明，继续把这样繁荣而民主的台湾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既不合理，也是不道德的。 （原载《开放》2004年11月号） |
| 布什连任，天佑美国！ 2004-11-05 |
| 这是自1968年那次美国大选以来，36年来最激烈的一次总统选举，那次是由於越战，这次是由於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两种势力较量的热度升温。而68年那次，在民主党代表大会场外，自己内部的极端派竟相互大打出手，造成骚乱，以至得叫警察来平乱。这次虽然民主党自己内部没闹，但却组织了几十万人，去杯葛在纽约召开的共和党大会（而共和党人则没去杯葛民主党的大会，这也看出两党不同，一个强调民主，群众运动；一个强调共和，要在法治轨道解决分歧）。
这是美国大选历史上少有的一次横扫般的胜利，布什和共和党赢得了「五项全能冠军」： 一是赢了选举人票； 二是赢了全国人头票（创美国有史以来获人头票最多纪录）； 三是赢了参议院（席位增至55，民主党降至44，独立1）； 四是赢了众议院（席位增至232，民主党降至202）； 五是赢了多数州长（50州中共和党籍州长占28）。 这是布什的胜利，更是美国的胜利。因为在全球反美浪潮的大合唱中，美国人民用继续选择布什的做法，再一次顽强地举起了美国价值的旗帜。 我曾撰文列数布什能够连任的十大理由，但是我更清楚，共和党从来没有在这样国际、国内、里外夹攻的情况下竞选，同样面临起码十个不利因素： 一是阿拉伯世界希望克里当选，穆斯林网站上呼吁所有在美国的穆斯林投票给克里。美国现有约四百万穆斯林，占人口的1.5％。而这次布什和克里的竞选过程中经常只差一两个百分点，因此穆斯林选票也不可忽视。 二是欧洲的左派们更是希望布什落选，他们几乎比美国的民主党们还著急，好像这次是欧洲人选美国的总统，法国左派报纸《解放报》和英国的《卫报》一唱一和，比美国的左派报纸更高调地反布什。而克里利用这种「高调」煽动选民，说美国在世界如何「孤立」，只有支持他当选，欧洲才不会再反美。 三是全球恐怖份子们更是盼望布什失败，因为他们也知道克里一贯反战，当年连越共都不敢对付，更别说有真正的胆量对付现在更野蛮、残暴的恐怖份子，因此连911之後没怎麽露面的拉登，也出来录像讲话，明显是警告美国人不要选布什。 四是伊拉克的伊斯兰武装人员在大选前拼命制造事端，自杀炸弹，抓人质砍头，使劲全身解数，想靠制造伊拉克混乱，吓唬美国人不选布什。 五是那个由阿拉伯国家组成的拉帮结伙、操纵全球能源市场的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也是盼望布什落选，因而在美国大选前，哄抬油价到最高每桶56美元，该组织的主席早就说，等美国大选结束，油价就会降回来。OPEC想用它的「油腔滑调」在美国大选中插一脚，踢倒布什。 六是上次大选由於最高法院裁决不予查票，因此民主党觉得输得不甘心，这次一定要翻身，因此全党总动员，其中好几个州组织了几千人的「马拉松大队」，挨家挨户敲门拜票，说服人们支持克里。前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还有最左倾愚蠢的前总统卡特，都倾巢出动，为克里拉票；尤其煽动底层一般民众和贫下中农，渲染美国处於灾难之中，要他们支持克里上台改变航道。 七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几乎一面倒支持克里，80％的报纸支持民主党，三大无线电视台，CNN有线电视等，都明显支持克里，《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还发表社论，呼吁选民投票给克里。 八是美国大学的教授90％支持民主党，中学的工会一向是左派主导，因而不仅影响思想界和文化界，更影响美国成千上万的学生。 九是一向为左派政党支柱之一的好莱坞，演员导演们几乎清一色支持克里，不用粉墨就鱼贯而入「登场」，为克里造势助选。当然这个队伍中从来不缺那些披著长发的嬉皮士歌手，以及麦当娜们，也是以支持绝对自由的名义，力挺克里。 十，富豪们更是为克里慷慨解囊。民主党总好指责共和党是富人党，但克里的竞选经费多是来自大富豪，像国际金融投机家索罗斯，拿出几千万美元，支持克里当选。还有纽约的房地产大亨川普等。《华尔街日报》曾刊出长长的向民主党捐款的美国富豪名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结果居然不仅是布什连任，而且是大赢！这场选举向世界传递出什麽信号？概括来说，主要有这样几点： 第一，多数美国民众把反恐、伊拉克战争视为这次选举的最重要议题，他们支持布什政府的强势反恐政策，认识到恐怖主义是目前威胁美国以至世界安全的人类最凶残的敌人，必须打败它，根除它。而欧洲以至整个美国以外的世界，都低估或错估了美国人民对恐怖主义的清楚认知，以及强势反恐的坚定决心。他们没有明白，历史以来美国本土首次遭到恐怖袭击後，美国人的反应，美国人的情感，以及美国人同仇敌忾的意志。 第二，美国NBC和福克斯两家电视台在大选投票日引述的全国民调显示，美国人把道德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反映出美国社会过去二十年来的深层变化，即保守主义的回潮，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传统价值重新开始主导美国。 美国当年在越战中失败，不是被土匪武装的越共打败的，而是被美国内部以及欧洲的左派们联手杯葛所致。那个时期，是左派占据美国舆论和社会的高潮，嬉皮士，吸毒，双性恋，女权主义，反资本主义，反基督信仰，「反—反共」（即贬低打击坚持反对共产主义的清醒者）。但从八十年代雷根总统时代开始，美国的左派思潮开始走下坡路，尤其八十年代末，柏林墙的倒塌，使美国的左派势力更加衰落。 在这个传统保守主义思潮回升的过程中，基督信仰在美国持续发展。据统计，有关基督教产品的销售，由1991年的26亿增加到目前的37亿。最近《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的论文引述说，现在相信上帝的美国人占92％，说自己是基督徒的占84％。在「谁更重视道德价值」的提问中，78％回答布什，克里仅获19％。 第三，正是基於美国人对道德价值的看重，所以布什的坚持原则、言行一致给他赢得了选票。而克里的左右摇摆，言行冲突不仅成为共和党攻击的目标，同时，连民主党人都不满克里在竞选中总是喊共和党的口号，诸如也要减税，也要继续进行伊拉克战争，也不明确支持同性恋婚姻等等。但他担任国会议员20年的纪录清清楚楚地证明，他有300多次支持增税的纪录，他反对美国在越南抵抗共产主义，他反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出兵解放科威特。因此不管他在选举中如何见风使舵，民众仍记得他历来的纪录。正如布什在候选人电视辩论所说，你可以改口，但你隐藏不了原来的纪录。因而在投票前一天，布什的主要竞选口号是，「你们到底相信谁？」最後多数美国人民把「信任」放在了布什身上。 第四，这次注册投票人数空前增多，是1960年以来最高的，达63％。一般情况下，投票人数增加，有利於民主党。但这次却出乎意料，布什不仅赢得选举人票，也多赢了350万张人头票，是美国有史以来赢得最多的候选人（都超过了当年赢得49州、525张选举人票的里根总统那时赢的全国人头票数）。而历来支持民主党的四大票源（黑人，犹太人，女性，少数族裔），这次都很多转向支持共和党，布什在这四个群体，都比上次选举中获得更多选票。例如这次佛州的西裔选民，52％投给了布什，克里仅获44％。 布什连任後，可预见的政策趋向是，将会继续强势反恐，这对美国和世界安全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这次连一向支持民主党的《纽约每日报》，民主党籍的前纽约市长郭德华、民主党籍参议员米勒等，都超越党派，支持布什，认为美国处於战争期间，反恐需要布什这样的强势领导人。甚至连多数情况下左倾的《华盛顿邮报》的社论都表示，在反恐战争期间，美国换总统会影响到战争的最後胜利；也是潜在挺布什。在这样的舆论和民意支持下，布什政府今後四年的强硬反恐政策将不会有大的变化。而这不仅对美国，也对全球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个趋向是，布什政府将会继续推行以减税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政策，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和强劲。而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繁荣，才会带动整个世界。 在欧洲和美国内部左派们的包围下，在阿拉伯专制世界的诋毁和攻击下，在世界范围的反美、反布什力量的喧嚣声中，美国人民不为所动，做出了独立的选择。有坚定信仰的布什总统，将会领导美国和世界，进行和恐怖主义这种邪恶和撒旦的战争，向中东和所有黑暗的地方传播自由，像二战，韩战、冷战等时期一样，承担人类的责任，展示道德的力量，最後赢得正义的胜利。在所有美国的敌人都在期待布什败选的时刻，布什连任，不仅是共和党的胜利，更是美国的胜利，是天佑美国！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1月4日） |
| 我在美国投票所看到的 2004-11-02 |
| 来美国16年，已观看了5次美国总统大选。1988年秋从中国来美国时，正赶上里根总统卸任，他的助手、副总统老布什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和麻萨诸塞州州长（克里的同州同事）、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竞争总统。那时不会英文，只是看热闹，还闹出把商店门把上的PUSH当作是布什（BUSH）竞选标的笑话。
1992年那次是老布什和克林顿竞争总统，那时我对美国两党原则理念的区别仍不是很清楚，只是觉得克林顿年轻、有活力，代表著革新，因此在北美《世界周刊》发表了「新总统，新风格，新时代」的评论，对克林顿相当赞赏。还为香港和东京的中文刊物写了「吹著萨克风管走进白宫」、「看克林顿就职」等文章，都是倾向这位民主党籍新总统。 1996年时，已对美国两党的区别有了相当的认知，而且随著入籍，有了投票权，并在非常认真倾听两党竞选议题之後，把票投给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挑战克林顿的国会少数党领袖杜尔。 2000年时，更是十分清晰地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并为最高法院做出裁决，纠正了佛州高法干预选举要求逐镇查票的判决，而写了多篇介绍和赞赏的文章。 2004年这次大选，对美国命运有关，因涉及到美国是否继续强势反恐、确保美国和世界安全的重大选择。虽然我和妻子只有两票，而且居住在历来是民主党票源的纽约，不管怎麽投，这里都肯定是克里赢（两党候选人都没到纽约竞选，对克里来说，胜卷在握，不需要；对布什来说，毫无希望，没必要），但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一定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珍惜在中国时从未有过（迄今13亿中国人还没有！）的选举权利，因此一早就去附近的投票所投票。 我们住的是一个犹太人区，压倒多数都是左派民主党的票。上次总统大选时，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拿到81％的犹太人选票，布什仅获不到两成。这两天和周围的邻居聊天，清一色全是支持民主党的，还没碰到一个共和党同盟军。妻子开玩笑说，在我们住的公寓大楼里，可能我们两个注册共和党的选民是绝对的少数，或者可能只有我们两个。 到了投票所，还算幸运，没有像电视上看到的佛罗里达州那样排几个小时的长队，人并不是特别多，因而可以很顺利地投票。但投票所给人的印象实在不够秩序，在名册上找名字的、弄不清楚投票顺序的、投完了还在观望的等等。 但我们很顺利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和登记注册的资料，然後签了名，就可以去投票，任何证件都没被查问，更没有被要求出示。我当时想，如果别人代我们投票，完全可能成功，只不过签名可能不像，但好像那些管签名的监票员，也没有核对笔迹的意思。 纽约早就使用了「投票机」，而不是像上次出事的佛州那种纸上扎洞式投票。机器非常简单，上面大约有六、七栏名字，每栏属於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包括总统，副总统，州联邦议员，众议员，以及提名的法官等。第一栏是共和党的布什总统等候选人，第二栏是民主党的克里候选人等，第三栏是独立候选人纳德，然後是保守党，最後一个是「自由意志派」（Libertarian）候选人等。 你选择哪个候选人，就把他的名字旁边的铁钮按下，全部选择完，把下面像闸门式的红色大扳手从右向左拉倒底，就算完成了投票。用这种投票机的最大好处大概是绝对不会有废票、争议票。 刚投完票，就有一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问我们是不是会讲中文普通话，因有一对中国老人需要帮助。他俩有70多岁，不会英文，投票机上面的英文名字全都不认得，但嘴里喃喃著选「布什」，虽然监票员不懂中文，但也能听出他说的是「布什」。再加上我们的翻译，监票人员帮助这两位中国老人把票投给了布什。 准备离开时，又有监票员叫我们，因为还有一个中国人也是不会英文。经了解，他注册投票时，地址有变化，因而现在的注册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但美国的法律真是公平，可以临时填写选票单邮寄投票，我们帮他一一翻译表格内容，他就这样也投成了票。他看来有50多岁，虽然不懂英文，但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英文，他能辨认，并认得布什和克里的英文名字，因而他在布什的名字下划了那个椭圆圈。然後他又去找竞争纽约州议员的一个华裔民主党候选人的名字，看来他还挺跨党派的，似乎来之前早已「胸有成『党』」。 看到这三个中国人投票，相当感慨，他们不会英文，这个投票所又没有双语人员协助，但他们仍是勇敢地来投票，而且那对儿老人，已70多岁。可以想见，他们对行使自己选举权利的珍惜。我不知道这对老人来自哪里，但从口音判断，可能是中国大陆，因现场有一位会广东话的工作人员，但却帮不上他们的忙，因他们听不懂粤语。而那位50多岁的中国人，则告诉我们，他从中国来美已16年，在一家衣厂工作，这是第一次投票；即使原来没有注上册，仍是坚持要得到这个投票的机会。 走出投票所时，我想到上次美国大选纠纷和台湾的选举争议等，因为从美国这个小小的投票所就可以看出，投票选举是个多麽复杂、庞杂、费时费力的事情，差错、疏漏一定在所难免。任何选举都不会绝对完美无错，因而只要是相对地公正、公平，其实就已经算是成功。虽然我当时想，这种不查证件的松散方式，可能导致别人来替我投票，但那也仅是替已注册的选民而已，而且一票投完，无法再制造出另一张选票，因此这种选举，虽然不是那麽审查严格，但也不会有多大的出入，更不可能大规模作票。 而且反正四年就一次选举，不行下次再来吗，没必要那麽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在这个问题上，尼克松就做得不错，当年他和肯尼迪竞选总统时，民主党籍的芝加哥市长作票已被查实，因在一个镇子，选票比居民人数还多，显然有作弊。连当时的艾森豪威尔总统都认为，如果不到法院上诉，对尼克松不公平。但尼克松认为，如果诉讼，旷日持久，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因而他选择放弃诉讼，接受这个即使是不公平的选举结果，等四年以後再来，结果在下次大选中，他以压倒优势当选。 因此今天《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没有分裂的美国」（The Undivided Country）说，不管民主党们如何渲染美国被选举分裂，其实都是危言耸听，因为美国过去有多次都是选情接近，两党候选人竞争激烈，但美国没有分裂。这就是选举，这就是人民的选择，这就是充分言论和新闻自由。不管选情怎麽激烈，怎麽难解难分，最後都要经过人民的选票来决定，这就是民主。 2004年11月2日於纽约 |
| 布什连任的十大理由 2004-11-01 |
| 11月2日，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它不仅被二亿九千万美国人重视，也被世界关注。各种迹象显示，布什将连任，主要由於：
第一，反恐需要强势领袖。《华盛顿邮报》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最关心的仍是伊战和反恐，两项占47％；居次的失业、健保和教育等三项加起来才39％。而只要反恐是主轴，布什就占优势，因共和党一向重视军事，且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布什的强项：54％美国人认为布什具领导力（克里得39％）；56％认为布什是强势反恐领袖（克里得36％）。即使在诚实和信赖度上，布什也以48％占优势（克里39％）。克里反越战，反首次海湾战争，反对美国增加军费（上百次记录），以及政治上出尔反尔等，都给人不可信赖，不具领袖气质的印象。 第二，退税政策受欢迎。布什的大幅减税政策已使美国经济稳步复苏，因为它使人民手里有钱而增加消费（大众消费占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二！）；同时企业有节余税款来扩大投资，由此增加就业机会。目前美国失业率已降至5.4％（法德均9.3％，欧盟原15国平均失业率7.9％）。而克里在19年参议员期间，98次投票增税。由於增税不受欢迎，现在克里也提出减税，但他的增税记录使他的「承诺」不具信誉。 第三，强调道德赢得支持。在大选投票时，美国将有11州就同性婚姻问题附公投。因美国有60％以上民众反对同性婚姻，并有30多州已立法禁止，国会已通过「婚姻保护法」，确定婚姻是在男女之间，因此这种大选附公投，将有利於清晰反对同性婚姻的布什总统，而不利对此立场模糊的克里。 第四，重视信仰获得认同。据哈佛教授亨廷顿最近的论文，92％美国人相信有上帝，基督徒占人口的84％。耶稣的信徒布什，获得多数基督徒支持。据最新民调，在每周去一次教堂的基督徒中，布什获57％支持，克里获39％。 第五，左倾记录削弱对手。民主党籍的克林顿当了两届总统，英国工党布莱尔执政，都是靠「第三条道路」，即用温和路线赢得多数。而克里目前是美国排头号极端左倾的参议员（他的搭挡排名第四），国会的左派议案，几乎都有克里参与。连民主党的宣传片，都不愿提他的国会记录，因多是反对强大国防，主张增税的左倾记录。 第六，大男孩形象获女性青睐。首场候选人电视辩论，克里被普遍认为是赢家。但据当晚美国ABC电视台的民调，有46％女性选民认为赢家是布希，36％认为是克里（男性则相反）。布什的大孩子般率真、笑呵呵的表情等，和克里的呆板、枯燥形象形成对比。女性一向是民主党票源，但上期《纽约时报周刊》说，现在很多女性喜欢布什，这对民主党是个威胁。 第七，黑人和犹太人选票倒流。上次总统大选，90％黑人，81％犹太人，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但由於布什提出「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向非洲提供150亿美元艾滋病捐款，尤其强调信仰等，得到黑人牧师支持，黑人选票有向共和党倒流趋势。而布什政府坚定支持以色列，谴责阿拉法特，打击极端伊斯兰势力的政策，使一向支持民主党的犹太人表示「再次思考」（second thought），不少人转向支持布什。去年底加州选州长，共和党的阿诺，获得40％犹太人选票，比以往增加一倍。虽然这次克里仍会得到多数黑人和犹太人支持，但两党差距趋向缩小。 第八，副手是「校长对中学生」。布什的副手切尼做过多年联邦议员，是首次海湾战争时的国防部长，属政坛老将。而克里的副手爱德华兹，仅当过四年参议员，以前是律师。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後，评论家多认为切尼是赢家，连坚决支持克里的NBC主播布罗考（Tom Brokaw）都认为爱德华兹根本不是切尼对手，像中学生见到校长，「答案都在校长手里」。 第九，第一夫人是秘密武器。布什夫人劳拉的民众支持率超过总统本人，因她向来说话得体，落落大方。而克里夫人泰瑞莎可能由於当惯了富婆（十亿美元身价），不仅言行古怪，且时常跋扈，曾当众训斥记者。连民主党阵营都要求她低调、少说话。尤其两位「夫人」同台时，人们立辨高低：布什增色，克里减分。 第十，内德搅局抢民主党选票。当年老布什败给克林顿，主因是大富豪裴洛以独立候选人参选，获一成九选票，抢了票源（因裴洛也是保守派）。这次保守派无重量级人士出来独立竞选，但极左派的内德再次出马，已有30州同意选票上印他名字，另有11州他在争取。上次大选内德拿到3.5％选票，这次在两党比分接近的几个州，内德可获4％选票，可想而知他对克里的威胁。 仅上述这10个因素就意味著，这次美国大选，不是布什是否赢，而是赢多少。一周前澳大利亚大选，左派媒体也是事先渲染左派工党会胜，但结果是「澳洲的布什」霍华德不仅连任，而且大赢，其中很多原因和美国类似，因主要议题也是反恐。澳洲的选情可以说是美国的序幕，那就是人们用「常识」（common sense）判断和投票，而不听左派媒体的疯言疯语。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0月20日） |
| 克里无法当选的四原因 2004-11-01 |
| 布什和克里（凯瑞）举行最後一场电视辩论後，美国选民将投票决定，谁是明年白宫的主人。各种迹象显示，克里可能重蹈马塞诸萨州州长、当年曾与老布什竞争白宫的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败选的覆辙，因为他至少有四个弱项：
第一，在伊战问题上左右摇摆。今年的美国大选，围绕伊战的全球反恐等外交政策，一直比经济等其他议题更被人们重视。据7月28日《纽约时报》公布的民调，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时，只有3％的美国人认为外交政策重要，而这次则升至38％。显示美国人对国防和反恐的重视；而这个领域恰恰是克里的弱项，其政治记录显示，他最缺乏资历担任反恐战争期间的美国三军统帅。 早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克里参议员就投票反对美国出兵解放科威特。那场战争的正义性已被证实，由此可见克里的政治短视或愚蠢。 这次伊拉克战争虽然克里投了赞成票，但後来在党内初选时，看到对手打反战牌获得很大声势，他又改变主意，投票反对870亿美元驻伊美军援款案。後来他看到民调多支持对伊战争，又变换立场，说他不赞成美军援款案「是一个错误」。现在他又强调要打赢伊拉克战争，但却拿不出任何具体方案。 这种出尔反尔，使人们怀疑克里的判断和领导能力。共和党做的竞选电视广告，画面就是克里玩帆船，一会儿身在船左，随後又跳到船右，总是见「风」使舵。 克里对邪恶认识不清有很久历史。虽然克里自视「越战英雄」，但实际上他仅在越南4个月，随後用了40年「反越战」，到国会作证，指控美军在越南是「婴儿屠杀者」；并扔掉政府颁发的「越战勋章」，跑到巴黎秘密和越共见面，磋商如何对付美国。他的战友最近写书说，克里「支持和安慰我们的敌人」。 越战是美国对抗共产主义蔓延的一场战争，最後在以克里为代表的西方左派杯葛下失败。正是克里这种对重大原则问题的认识不清，导致他在担任国会议员的19年期间，在所有国会表决增加军费时，投的都是反对票。而且今年初克里还在美国电视上说，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实行中共提出的一国两制。由此可见他对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等人类重大邪恶是多麽无知，因而意识不到人类抗击邪恶的重要性。在美国本土都受到威胁的今天，不懂抗击邪恶的人很难获得多数美国人的支持。 第二，高税收政策不受欢迎。在全美18个电视台正播放的民主党竞选广告中，只有3个台的内容提到克里是「参议员」，其余都大谈他的其他角色：越战英雄，前检察官，丈夫，父亲，猎手，曲棍球玩家等。在民主党大会上总共5343个字的接受提名演讲中，克里仅用了73个字谈他在国会近20年的经历，长度只有26秒。为什麽？中国俗语说，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他不仅没有任何政绩，而且投票多是极左的记录：《纽约时报》报道说，在克里担任议员的19年中，总共有350次投票支持增税。 克里在竞选时宣称，如他当选，将把每加仑汽油费增税50美分，每小时5点15美元的最低工资长到7美元。在全球油价居高不降的情况下，克里仍以保护环境为由反对美国开采阿拉斯加等地的石油。因而克里现已超过爱德华．肯尼迪而成为全美最左的参议员。而激进和极左，从来都难以赢得美国多数民众。 第三，左倾社会政策吓跑选民。克里虽自称天主教徒，但据《时代》周刊最近的民调，只有7％的美国人认为克里有坚定的宗教信仰。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在每周上一次教堂的美国人中，63％支持布什，37％支持克里，显示宗教信仰在这次大选中将起微妙作用。 在不久前麻省最高法院裁决允许同性婚姻後，国会通过了「保护婚姻案」，以确保婚姻在男女之间，而非同性。只有14个参议员投反对票，克里是其中之一。随後在国会通过胎儿保护法时（即大月孕妇遭攻击导致胎儿死亡也被视为杀人罪），克里也是投票反对。很多美国人，尤其是宗教信仰者反感克里的这种态度。美国已有30多个州立法禁止同性婚姻，11月2日总统大选时，将有11个州在选票上附加对同性婚姻态度的公投。最近密苏里和路易斯安那两州的公投结果是，都有近75％的人反对同性婚姻，因而专家预测11州的公投结果也会如此。而这些州，多是两党必争之地，这种大选附公投，显然有利於坚定反对同性婚姻的布什总统。 第四，副手和夫人都减分。克里的副手爱德华兹只有4年参议员经验，在和政坛老将切尼副总统电视辩论时，被评论家称为「像中学生面对校长」，难以想像如果总统发生意外，他能达到出任三军统帅的成熟。在出任参议员之前，克里和爱德华兹都是律师。在美国，人们对律师的评价很低，被讽刺为，「街上有多少垃圾桶，美国就有多少律师」。在美国大选中，参议员能选上总统本来就很难，而这对联手，是两个参议员加两个律师，职业起码不给他们增分。 而克里的夫人泰瑞莎，则是「堵不住的大嘴巴」，经常由於说话不当，而成为电视脱口秀的佐料。克里比她小5岁，还是参议员，却去追求这位身价5亿美元的遗孀；这种多少有些超常的做法也曾遭人议论。泰瑞莎现在身价10亿美元，却在演讲中自称「非洲裔美国人」而做出贫下中农状。泰瑞莎的矫情做作和乱讲话，和落落大方，亲切自然并言语得当的布什夫人劳拉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还有其他不利克里的因素，但仅凭上述4条，他要入主白宫可能最後还是一场梦而已。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0月13日） |
| 美国大选和「选举人」制度 2004-10-30 |
| 11月2日，美国将举行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但按美国的选举制度，它不是在全国范围内计算谁赢得注册选民的「人头票」多数来确定赢输，而是按照总共538张「选举人票」计算，哪个候选人赢得超过半数的270张，谁就是美国的下届总统。
上次美国大选时，由於出现查票纠纷，不仅中共、古巴、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官方媒体借机嘲讽美式民主，批评美国的「选举人」制度不体现一人一票、多数当选的民主原则；也有不少普通人弄不明白美国为什麽要实行「选举人」制度，而不是按人头票计算。但如果对「选举人」的历史和作用稍加了解，就会发现，恰恰是这种选举方式，体现美式民主的特色，并保证著美国宪政制度的稳定和有效。 在二百年前美国刚建国时，美国的先贤就设计了「选举人」制度，当时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政客向选民虚假承诺骗取选票，由「选举人」间接选总统，以避免弊端。但今天这层意义已消失，它和间接选举无关，也没有实际的选举人，只有「选举人票」。这种制度主要是为了尊重各州的权利，它是美式民主的放权、尊重地方州权的体现。 美国全部「选举人票」共538张，是参议员（100名）、众议员（435名）、华盛顿特区代表（3名）的总数。参议员按州分配，50州每州2名；众议员按人口产生，约50多万人选出一名。例如纽约州约有1,600多万人口，就有31名众议员，再加上2名参议员，总共有33张选举人票。 按照选举人票制度，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如果赢得了这个州的多数人头票，就算赢得了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被称为「赢者通吃」。候选人在各州赢得的选举人票累计超过538票的一半（270张），就当选总统。 由於是采用赢者通吃的计算方式，那麽就可能出现候选人赢了全国按人头计算的普选票，却因选举人票没过半而输了大选的现象。例如，上次大选时，在全国人头票中，民主党候选人戈尔比共和党候选人布什多出50万张，但由於最後在佛罗里达州布什赢了戈尔几百张人头票，按赢者通吃原则，布什就赢得了该州的全部25张选举人票，因而使他的选举人票在全国超过半数，而当选了总统。 美国一直有人认为「选举人」制度不合理，呼吁废除，改采全国按人头计票制度，谁获多数票谁当选。据《选举团和宪法》（Electoral College and the Constitution）作者、丹佛大学法学教授哈德维（Robert M. Hardaway）的研究，过去两百多年里，美国国会曾有700多项法案要取消「选举人」制度，但最後都以失败告终。以200年计算，等於平均每年就有近4次，但为什麽都没有通过？ 原因是，美国先贤设计的这种选举制度不仅适合美国联邦制的国情，并且更体现民主的真谛：在服从多数的同时，能够尊重少数。具体来说，它有四大好处： 第一，保护小州的利益。美国是联邦制，50州其实相当於50个「州国」，「州国」和「省」的概念完全不同。「省」意味中央集权，「州国」是联邦。美国各州都有独立司法和立法权，例如州巡警不通知对方，不可跨越州界，进入他州。如果开车在美国横贯旅行，会看到州界间写著「欢迎到本州」的标，各州边界划分得很清楚。 美国先贤对制度的设计，重点是强调地方分权，而不是中央集权，其宪政理念是把权力下放到各州，并保证大州小州在联邦层次上权利平等。例如，美国参议院权力比众议院更大，但参议员的产生，和州的大小、人口多寡毫无关系，而是硬性分配，每州两名。加州人口是罗德岛州的60倍以上，但这最大和最小两个州的联邦参议员人数完全一样。美国建国之初那些小州同意加入联邦，条件之一就是保证它们和大州有平等权利，并实行「选举人」制度。 「选举人」制度符合一人一票、多数当选的民主原则，只不过不是以全国人数为「单位」，而是以「州」为选举单位。这个多数，不是全国范围的「多数」，而是每一个州的选民多数，这样更能保护小州的权益。这种制度迫使总统候选人不能只看重几个大州，而是看重每一个州，在每一个州获得多数选票。 而如果实行全国按人头计票方法，那麽几个人口众多的大州联合起来，就有可能操纵选情。例如，美国最大的7个州（加州、纽约州、德州、宾州、佛州、伊利诺州、俄亥俄州）人口加起来，相当美国总人口的一半。如果实行全国普选票制度，那麽总统候选人只需在这几个大州拉票，不必再光顾像罗德岛、阿拉斯加那样的小州了。全美只有三张选举人票的小州有7个，四张的有6个；如果不硬性每州分配2名参议员以及实行「选举人」制度，这些小州的权益一定被大州吞没。罗德岛州人口虽只是加州人口的60分之一，但选举人票却是加州的18分之一，这样就在某种意义上保护了罗德岛州的权益。因此「选举人」制度不仅符合美国的联邦制国情，更体现民主的原则：服从多数，尊重少数。 这种「选举人票」制度有点像NBA篮球赛，它不是按各场赢球总积分（相当於全国按人头计票），而是以赢得的场次多少（相当选举人票的每个州）来决出胜负。也就是说， NBA一个赛季打下来，总共82场，它不是累积计算每一场赢的分数，而是以每「场」为计算单位，赢得最多场的，就是赛区冠军。这样计算更体现这个球队的真正总体实力。 「选举人票」制度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通过赢者通吃的方式，一次到位产生总统，而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第一轮总统选票没过半，再第二轮选举。因为只要有第二轮选举，就容易有政治分肥和交易，结果会扭曲选民意向，被迫把选票投给其他候选人。 美国实行「选举人」制度两百多年来，一次由於两位候选人的全国选举人票相等，另一次是三名候选人平分票源，没人过半，而由众议院投票在候选人中选出总统。按照美国宪法，众议院投票做这种仲裁时，并不是435名众议员全部投票，而是以州为单位，每州一票，过半获得26州的票才能当选总统。这种规定再次显示对州的权益的保护和重视。美国两百年来只有两次由众议院票决，意外率才是1％，证明「选举人」制度相当有效。 第三，「选举人」制度可以立即产生总统，而避免全国人头计算选票，清点到每一个村镇的每一张选票，使总统长时间无法产生。 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时，佛罗里达州的几个郡重新点票，就要几个星期，如果普选票数相当接近，必须重新清点全国的选票，一直到每个村落，那麽全美50州都这样计票，总统恐怕要几个月才会产生。而总统产生的时间越长，越容易出现政治麻烦，因为那些政治动物们就会动脑筋钻这个时间差的空子。 实行「选举人」制度，赢者通吃，会在选举当天立即产生总统，败者承认落选，赢者发表当选感言，选举就算结束。这种投票就马上计票，连夜用机器计算出选举结果的方式，可以避免由於时间拖长而带来的可能政治纠纷。 根据上述哈德维教授的研究，美国实行「选举人」制度这二百年来，「几乎每次都是立即产生总统，上次选举纠纷是历史上少有的例外。」而且在实行这个制度的两百多年中，只有4次（包括戈尔那次）出现候选人在全国普选票中领先，但由於输了选举人票而落选的情况；等於两个世纪才出现4次，频率极小。 第四是不产生众多小党，使宪政制度比较稳定。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一直是两大政党轮流执政，而不是像其他民主国家那样有很多小党，这和美国一直实行「选举人」制度有直接关系。由於选举人制度是以「州」为「计票单位」，而且又是实行「赢者通吃」的游戏规则，赢者囊括所有选票，因此，使得票第二多、第三多的候选人毫无所获。每个州的选举结果只有一个赢家，没有第二、第三，这样就不会产生小党，更无法产生政党比例制的多党制。 政党过多，尤其是实行政党比例制的多党制，两个小党就可以联合起来对抗一个没有过半数的大党，或者多党联合执政，结果容易导致内阁不稳定，选举频繁。在被称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也是由於政党比例制而小党「丛生」，目前国会有席位的政党就有30多个。 1998年4月印度人民党在全国大选获胜，由於席位没有过半，只好联合其他多个小党组阁，但执政仅375天，就因其中一个仅有18席的小党内讧而被不信任票投垮，导致印度不得不提前大选，印度人民党靠联合24个小党才在国会席位中过半得以再次组阁。 美国实行「选举人」制度，就使小党没有多大存活空间，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不存在多个小党联合起来投不信任票而结束内阁的现象。总统因触犯法律遭弹劾，副总统则继任，不存在必须解散内阁、提前全国大选之事，从而使政局稳定。 任何一种选举制度都有它的不足之处，但从「选举人」制度实行两百多年的历史，以及它的特点来看，它虽有缺点，但更符合美国联邦制的国情，更体现民主原则。因而对那些嚷嚷著废除「选举人」制度的美国人，哈德维教授感叹地说，「这一制度在过去两百年里一直很奏效，美国人都被惯坏了。」 （原载《观察》） |
| 台湾和美国的总统选举比较 2004-10-30 |
| 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2日投票，它的选情紧绷程度，不亚於今春的台湾总统大选，而且很多方面都和当时台湾的选情相似：
第一，美国的「泛蓝」也是开高走低。美国两大政党的选情图示，左派民主党是「蓝色」，右派共和党是「红色」，因此也可以把民主党称为「美国的泛蓝」。 在九名民主党竞选者经过九个月的熬战，终於克里（凯瑞）脱颖而出之後，蓝军的声势大振，从美国主流媒体的反应来看，克里几乎就是明年白宫的主人。但就像台湾的泛蓝当时开高走低一样，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後，克里和爱德华兹这对民主党候选人，就像台湾的连宋一样，选情不断下滑，在距选举不到一个月之际，美国的泛蓝选情不再乐观，反而有一种紧张气氛。连坚决支持克里的民主党亿万富翁、纽约房地产大亨川普，都在接受福克斯电视采访时不情愿地表示，如果打赌的话，应该把赌注放在布什上，虽然他仍支持克里。 第二，美国主流媒体也是「泛蓝」，绝大多数偏向民主党，其民调也有水份。台湾的选情专家事後总结说，连宋的选情所以「开高走低」，很大程度是早期的「民调」有水份，造成一种假象。台湾的民调所以有问题，是由於深蓝的《联合报》等出面做民调，那些绿营选民，听到是《联合报》就极为反感，因而不接受民调，拒答率高达50％以上。因此深蓝媒体做的民调，对象主要是自己的蓝色选民，往往结果「一片乐观」，并不真正反映台湾的实际选情，这是连宋一直自我感觉良好、最後失败的主因之一。 美国选民的政治倾向，和台湾也有某种相似。台湾是北蓝、南绿，越往南部走，越支持本土化的民进党。而美国是东西海岸的大城市如纽约、洛杉矶等，多是民主党的选民，而中部，尤其是乡镇，主要是共和党的票源。因此，媒体的民调在哪里进行，结果就有很大不同。美国泛蓝媒体的民调，在选择性的城市区域做，虽然也是真实的，但也是不能反映出真正的选情。当时台湾泛蓝媒体的民调，给人的印象是连宋一定胜选，就等著进总统府。而美国媒体上的民调，有时也受这种气氛影响，但并不反映全部真实。 第三，美国主流的「泛蓝」媒体经常误导大众。像三大有线电视台CBS， NBC， ABC，无线电视的CNN，以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等大报，都是左派掌控，一向支持民主党。因而他们有意无意地为克里造势，例如不久前CBS的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竟为了打击布什，不惜播出假文件，结果成为媒体丑闻。因此在美国泛蓝主导的媒体上，往往多是有利克里的消息。但这就像台湾泛蓝媒体当时为连宋造势一样，虽然在报纸上是节节胜利，但实际上并不是那麽回事。 第四，美国的泛蓝像台湾的泛蓝一样，最主要的弊端也是和现实脱节。连宋所以会输，根本不在什麽总统枪击案或什麽动用国安机制，而是连宋所代表的国民党旧势力，仍活在蒋介石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旧思维中，完全和台湾现实脱节。而陈水扁赢在强调真实，坚持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突出台湾的主权，因而赢得了人心。 民进党从1996年那次赢得21％选票，到这次总统大选，超过50％，8年增长了29个百分点，这绝不是一枪可以打出来的，它是尊重现实、迎合民意、顺应潮流的结果；而连宋们以为一加一等於二，结果却是少於一，就是因为他们脱离现实，不知道（至今仍如此）台湾真正民意的结果。 美国的泛蓝也是这样，完全和现实脱节。今天美国的最大现实是反恐，保证美国本土和自由世界的安全。而克里阵营强调伊拉克没有发现大众毁灭性武器，强调布什政府不可信等，并不能改变民众渴望安全、痛恨恐怖主义的意愿。 今天的恐怖主义不是某个国家、某个集团，而是世界范围的极端伊斯兰势力要颠覆西方的文明，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的一场意识形态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它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冷战，更复杂，更困难。而打击伊拉克，铲除萨达姆邪恶政权，恰恰是这场反恐战争的组成部份，它可以改变中东的地缘政治，把民主自由的价值通过伊拉克传递到整个穆斯林世界，从而铲除恐怖主义的根源。 虽然现在伊拉克局势不稳定，恐怖份子不断反扑，但如果今天不是把全世界的恐怖份子都吸引到伊拉克，那麽他们就会来袭击美国，袭击巴黎，袭击法兰克福和伦敦等自由世界，因此伊拉克是个决战的战场，美国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来保证美国的安全，这就是美国的最大现实。 而克里作为联邦参议员，原来曾签字支持国会通过的军事打击伊拉克的议案，现在又来反伊拉克战争，不仅出尔反尔，而且迄今拿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可行性方案。而且克里虽曾参加越战，但当年却以反越战著称，还曾秘密去巴黎会见越共份子，这些都是他的弱项。 不要说注重国防、强大军事一向是共和党的强项，民主党在这个领域软弱和有浪漫幻想，仅从克里个人的参政记录来看，他就无法让选民相信，他会是一个强势的反恐领导人，因为他的19年联邦参议员记录显示，他在所有削弱美国军事的议案上，都投了赞成票。因而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播出的宣传克里的电视记录片，谈到克里的国会记录时，都是几秒钟一笔带过，因为实在没有什麽政绩可言，而用大篇幅渲染他仅参加了4个月的「越战」。 虽然说选举无常，但从以上几点来看，布什像陈水扁一样，连任的希望很大。而布什连任不仅有利反恐的战略目标，保证美国的安全，而且对保持台海稳定，制约中共扩张，具有重要意义。从过去三年多的记录来看，布什政府是自里根以来，最支持台湾的政府。布什曾明确表示，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而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却曾表示，他支持北京的一国两制来解决台湾问题，可想而知他对共产中国的浪漫情怀。如果克里当选，美国的中国政策会退回到克林顿时代绥靖北京的政策。但幸运的是，迄今的美国选情显示，下届白宫的主人还是布什，这对台湾来说，是个福音。 （原载台湾《壹号人物》月刊2004年10月号） |
| 美国高扬自由的旗帜 2004-10-27 |
| 下周二，美国将举行大选。它不仅是选总统，更是对伊战和反恐问题的一次全民公投。因它不仅是整个大选的主轴，而且两党对此有严重分歧：
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凯瑞）认为，迄今伊拉克没发现核武，因而伊战是「错误时间、错误地点的错误战争」；美国应致力在阿富汗反恐，抓获拉登。 共和党的布什（布希）认为，这场伊战必须打：第一，当时美英俄等国情报都显示，萨达姆在发展核武，而且他又拒绝真正的核武检查。作为负责任的自由世界领袖，美国无法承受再发生九一一，必须对恐怖威胁先发制人。第二，伊战使伊拉克获得自由。只有中东有了民主，才会改变那里的恐怖主义温床。因而伊战不仅是反恐战场，更是人类自由进程的组成部份。世界越自由，人类才会越安全。 美国两党在「伊战」上的分歧，实际上展现了人们对「自由价值」的不同认知。按克里等西方左派的逻辑，既然伊拉克没有核武，美国就没必要结束萨达姆政权。至於那里的人民生活在暴政下，不是美国应优先考虑的。 而布什总统则强调「自由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伊拉克人民应该享有这个「礼物」。在美国具有军事能力，铲除巴格达暴君又对世界安全有好处的情况，应该采取行动，解放那里的人民。 布什的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回响美国二百多年的根基价值，以及美国先贤的立国之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两座美国前总统的纪念堂，一个是林肯，一个是杰佛逊。两人党派不同，但都推崇自由的价值。林肯为使美国统一於没有奴隶制的自由之中，宁可打了一场战争。杰佛逊纪念堂里则刻著这位《独立宣言》作者的誓言：「我向全能的上帝发誓，将反抗残害人类心灵的任何暴政。」也是强调「自由是上帝的礼物」。而《独立宣言》的核心价值就是「人生而平等，具有自由，生命，追求幸福的权利」。 正因为美国人信奉这样的价值，才有诺曼底登陆，打败法西斯，赢得了二战胜利。不久前，华盛顿又建了一座「二战纪念碑」，碑文就是：「美国人不是去征服，而是去解放，去结束暴政和重建自由。」星条旗在哪里升起，哪里就有自由。 正因为美国人高扬这样的旗帜，才有了美国为核心的北约，阻止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蔓延，最後打赢了冷战。 今天，面对滥杀平民的伊斯兰法西斯，人类必须像对付纳粹和共产党那样，认清它是邪恶，全力以赴打败它！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就是林肯和杰佛逊的真正继承者们，高举自由的旗帜，反恐、反邪恶的人类正义之战。它的道义性早已铭刻在推崇自由价值的人民的心中丰碑。 几天後，伟大的美国人民将做出选择。如果布什连任，还将创造美国总统的历史记录：1789年华盛顿宣誓成为美国首任总统，72年之後，林肯宣誓就职（1861）；又一个72年後，罗斯福当选（1933）。如这次布什连任，明年1月20日宣誓就职时，正好和罗斯福相差72年。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0月27日） |
| 江泽民为何再次「卖国」？ 2004-10-23 |
|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近日说，在这次俄国总统普京访问北京时，两国边界问题完全解决，但对边界条约却不予公布。此举引起海内外中国人的关注，甚至愤怒。
中俄有长期的边界分歧，主要由於沙皇和斯大林时代，通过不平等条约和武力侵占，有近40个台湾那样多的中国领土，被俄国夺去。 对於这些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不予承认；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也不予承认，虽然毛当年在「抗美援朝」时需要斯大林的援助，但在这这个问题上也没松口。後来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人时，也基本坚持毛的立场：俄国当年强加给中国的那些条约是「不合理的」。 但到了江泽民时代，却一反常态，这位曾在莫斯科留学、到俄国访问时说「有到家的感觉」的中共领导人，却与俄国签署了《友好条约》，除了三个江心岛之外，全部认可了原来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中国割去的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此在有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海外，中国人发出了「江泽民卖国」的谴责声。 这次普京访问北京後，中共宣称，遗留的三个江心岛问题也全部解决。但到底是怎麽解决的，这些岛屿归哪一方，边界线最後划在哪里，中共却闭口不谈。这种问题怎麽可以保密呢，将来中国总要出版地图，标明国界吧？ 中共向来善於煽动民族主义，让中国人在潜移默化的爱国情结中，模糊中国和中共的区别，最後在认同中国时，潜在地认同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以中共这种本性，如果这次真的在谈判中获得好处，要回了土地，中共早就会炒作。尤其在中国掌实权的江泽民，是个好大喜功、虚荣心强（也心虚）的权力者，更会渲染在他「领导下」如何争回了领土的「政绩」。 但为什麽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反而秘而不宣？最可能的原因，是中共没有完全要回土地，而是再次向俄国妥协 。据黑龙江大学俄罗斯研究所学者于晓丽的论文，这三个江心岛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位於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黑瞎子岛」（其他两小岛，一个太小；另一个涨潮时则被淹没）。而最重要的是，这三个岛屿都不是沙皇时代和清朝签署的条约获得的，而是在1929年（张学良主掌东北时）中俄发生「中东路」（围绕中国东北铁路权）战争时，斯大林的军队占领的。 在1991年江泽民和俄国签署的条约中，曾申明未定领土保持现状，但俄国人却向黑瞎子岛派驻军队，建了一百多别墅，以及一座专为纪念（中俄）珍宝岛之战中阵亡俄军的教堂，并以一座浮桥联结了该岛和俄方的伯力市。江泽民政权对俄方这些举动从无公开的抗议。 这次普京访问北京，中共突然宣称领土问题全部解决了。虽然到底怎麽解决的外界还不清楚，但据在北京的台湾记者报道，最後的所谓「解决」是把那两个没什麽价值的小岛归还中国，而把那个最有价值的黑瞎子岛（350平方公里）中间划线，中俄各占一半；而且在归中方的那一半，还要中俄共同开发。 按道理俄国已经夺去了多达144万平方公里土地（连列宁当年都承认，那些条约是不平等的，那些土地应还给中国），现在通过江泽民签署的再次「不平等条约」，已把这些夺去的土地合法化，仅剩三个小岛，应该哪怕是做个象徵性的姿态还给中国，也算有点说得过去，但俄国人摸透了那个留俄工程师的心理，他不会在乎什麽「江心岛」，他在乎的是仍当「江核心」。 江泽民和普京签署让土地，主要有三点考量：一是要俄国的石油，二是要和俄国建立战略夥伴关系，以自壮声势，平衡美国；三是得到俄国支持中共对台政策的立场。 但事实已经证明，这三项都是「空」的：俄国已准备把石油管道铺向日本，而不是中国；普京和布什的关系远超过和江泽民，这从普京最近公开支持布什连任就是明证之一。而第三项的所谓支持中国的台湾政策，完全是空头支票，毫无作用，因为任何战略家都不会想像到，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国干预，俄国会派兵到台海帮助中共打美国和台湾。即使普京想这麽做，在已有言论和新闻自由，更有了民选制度的俄国，他也做不到。何况从他和江泽民打交道连连获利来看，谁是傻瓜一目了然。 难道这些道理江泽民以及他的智囊们都不知道？未必。但江泽民们要的就是这个「虚」的东西，因为可以通过中共控制的媒体，继续给中国人洗脑：你看我们如何和俄国成为「战略夥伴」；我们威胁台湾的政策如何得到俄国这样的大国支持。这样可以继续欺骗中国人，吓唬台湾人，自我满足那些中南海人；尤其帮助维持那个导致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邪恶政权的继续存在，这才是江泽民「卖国」的秘密，所以他不敢公布。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
| 多元媒体影响美国大选 2004-10-19 |
| 中国等专制国家没有新闻自由，标之一是，媒体是官办的，必须符合政府的意识形态。而美国等民主国家的媒体，所以说是自由的，也主要是因为它不属於政府，是私营的，并由於法律保护而享有很高的新闻自由。
因而连中共的官方学者们，也不好意思批评说美国政府控制新闻，只好强调说，美国是大财团办报，言外之意，美国的媒体被少数富人控制，也不是独立的。 但这种批评是牵强的。因美国是个私有制的国家，当报纸不被政府拥有时，它只能被私人所有，而当个体的商人发展成大的财团公司，那麽它拥有的报纸等媒体，自然就属於财团所有，但并不影响媒体仍被私有企业掌控的性质。而只要是私有企业拥有，就注定了媒体的多元声音。 这里的关键有三点：第一是美国的公司、财团是无以计数的，仅华尔街列出的大公司就有五百家，这些公司、财团或者个人等，谁都可以办报纸，办媒体，可以自由竞争，由此形成真正的媒体市场。 第二点是，不同的财团由於拥有者的政治理念不同，导致不同财团拥有的媒体的理念和倾向不同，因而形成媒体的不同声音，给读者听众提供了多元的信息和观点。 第三点是，现在美国的财团拥有者也非少数个人，主要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购买股票，成为公司的股东。现在有51％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定的股票。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只是持有最大股份，在很多情况下也就是百分之十几而已。因而大公司的老板必须考虑持公司多数股份的其他人的利益。 而在中国等共产国家，媒体全部被国家拥有，政府其实等於一个大财团，那麽它发出的是一个财团的声音，反映的是一个财团的理念。同时它又禁止其他任何人和公司办报，因而等於垄断了媒体市场，形成了一元化的舆论控制。 美国媒体的这种声音多元性，可以从对这次总统大选的报道看出。美国的报纸、电视电台等，由於拥有者的政治理念不同，而支持各自认同的政党，因而等於提供了不同的声音和角度，让读者选择。 例如在报纸方面，主要大报多倾向支持民主党，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等，以及两大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基本都是自由派主导的媒体；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标准周刊》、《国家评论》，以及各州的主要地方报纸，多是偏向保守派，支持共和党。 在电视领域，三大无线电视台（CBS，NBC，ABC）都倾向民主党。在有线电视中，已创办24年的左派CNN，和才创办八年的右派福克斯（Fox）打擂台，前年福克斯的收视率就超过了对手。 在电台领域，则是保守派的天下，一万七千多家广播电台，绝大多数都支持共和党，因而构成和无线电视的舆论平衡。 不仅美国的媒体这样分成两大派，美国的民众更是如此，在上次总统大选时，支持民主党戈尔和支持共和党布什的选民，几乎是五十对五十。而且美国民众在选择媒体时，也多是根据自己的政治口味。例如据「Pew研究中心」的民调，观看保守派观点的福克斯电视的美国民众，41％是共和党籍，29％是民主党籍。而观看左派观点的CNN电视的美国民众，则比例反过来，44％是民主党籍，25％是共和党籍。 正是不同的个人、公司和财团，谁都可以办报纸，办电台电视，并享受法律保护的新闻自由，这样才构成了美国新闻信息的多样性，保证了言论的多元化，并为媒体监督制约政府的腐败，提供了可能性。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10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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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留美学人及在美国工作的中国人取得了美国国籍，开始行使作为美国公民的选举权，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意愿，并通过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对国家的政策产生影响。由於“Every vote counts”，我相信每一位手持选票的同胞都抱了郑重其事的态度。然而新美籍华人中多数人忙於学业、生计，加上来到美国时多为研究生或直接进入工作市场，错过了高中阶段美国历史和政治的基本教育，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在竞选总统的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民主、共和两党的异同缺乏足够的了解，面临投票选择时要麽觉得举棋不定，要麽仿效自己的同事朋友。
我认为，行使选举权可贵和重要之处在於，我们可以凭自己的观察，分析和思考来做出决定而不必受任何权威的左右。於是我下工夫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很开眼界，有些发现甚至让我自己吃惊。 另外，在考虑美国问题时，总是自然而然地与中国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我想大家也会有同感。现将本人的观察与思考发表出来，与大家分享，供大家参考。 经济政策 代表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历来奉行的是干涉经济生活、扩大政府职能的保守主义政策。而以保守党著称的共和党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恰恰是与保守主义相反的自由主义政策。主张政府应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 共和党主张小政府低税收政策，我们从实际生活里不容易感受到这种政策对社会或个人的积极作用。但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小政府低税收的政策是与私有制一脉相承的。小政府低税收的政策就是坚持最大程度的私有制。而私有制的确立原则 “努力使人们通过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对其他人的需要做出尽可能多的贡献。”在“资本主义国家”一百多年的历史中，为人类社会不仅建立了完善的经济秩序，同时创下了惊人的社会财富。著名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指出∶“人们通过诉诸国家强制性行动的许多事情，实际上可以经由自愿合作的方式而做的更好。” 小政府低税收的政策也正是出於这种基本理念。而大政府高税收的主张，毫无疑问存在著产生中央集权化的趋势，如任其发展，结果便是社会主义乃至专制主义。 中国人历来同情弱者，这属於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些杀富济贫的江湖好汉，始终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一部水浒，几百年来，能够家喻户晓，代代相传，一方面确是不断地有恶霸横行乡里，百姓无处申冤，不得不寄希望於能除暴安良之义士；另一方面也可看出逐渐形成的国人对富人的认识∶“为富不仁”。富人没有好东西，富人的财富都是黑心得来的，因此“不义之财，劫之无碍”。共产党就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下，很快就动员了千百万农民参加到共产革命的队伍中来了。这些农民革命者对社会不平等的认识，无非认为是财富分配不合理，你有我无，便是最大的不公；你多我少，便是最大的不平等。“穷”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富”就是革命的物件。学生在课堂里听到的是穷人如何聪明、善良，富人如何愚蠢、恶劣。形成了以富为耻，谁受穷谁光荣的社会舆论。虽然这种认识在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主流意识形态，但数十年形成的文化心理还在不时地、潜移默化地影响著一代又一代的人。仔细分析起来，六四期间在反官倒的口号下到天安门示威的广大北京民众中，觉得自己在改革开放的十年里，没有得到好处的人占相当大的比例。 社会福利 民主党一贯主张社会补贴，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给予补贴是必要的，但要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一个健全的社会制度，要保障社会不同群体的平等，就要建立起合理的竞争机制，保证人们竞争机会的均等，而不是财富的均等。合理的社会是要保证全体公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至於一旦跑起来，有人跑得快、有人跑的慢，社会就管不了那麽多了。总不能背换现金；穿著一百块一双的鞋吃著免费午餐。他们真没钱吗？今年的一则新闻报导讲，南方一些学校为那些在周末家里吃不上饭的学生提供免费食品，在星期五放学後带回家。这种用纳税人的钱，建立起来的不必要的慈善事业越来越离谱了。美国的父母若将12岁以下的儿童单独留在家里，是违法行为，但是不给孩子做饭是否比把儿童单独留在家里更恶劣？ 在第三次总统辩论中，当凯利提到美国的最低小时工资和失业问题时（凯利说他要在几年之内将最低工资提到每小时七美元如果他当选的话），布什总统的回答却是用教育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似乎有些所答非所问，一些人在辩论之後的报刊上也撰文讥笑。而我认为这正是共和党的政策较民主党高出一筹之处。拿最低工资的人也是教育程度最低的；多年失业的人更是和他们的知识技能有关，因此教育才是最终能够改善他们生活的唯一出路。大幅度提高最低收入标准，将会减弱低收入劳动者进一步学习的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也会加重企业的负担，使更多的美国企业迁往亚洲。 社会福利只应该是保证公民获得温饱及具备生活的必要条件和享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不应该是借助福利政策来提高生活水平。 教育政策倾斜 要保证公民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传统的体力劳动越来越少，知识的日新月异的今天，给予人们平等的教育机会是保证人人平等的首要前提。美国早就普及了十年的中小学教育；而收费的大学教育对低收入的学生，各州都制定有贫困生补助金。校方有针对优等生的奖学金。社会上大量的私人机构有各种资助穷孩子上大学的计画。加上政府的低息贷款，使得每一个学生都有读大学的机会。美国的教育制度做到了给予不同阶层的子女平等的教育机会。 中国人在美国，最不感到受歧视的地方恐怕要算是在教育上了。我不认为中国人比别的民族聪明，但中国的父母为子女教育所付出的心血是其他民族的父母不可想像的。他们可以不到餐馆吃饭，不去看电影，不买新家俱，但当孩子的教育用钱时，他们出手大方。让人担心的是民主党提出的按种族人口比例录取的大学入学政策，正在把更多的亚裔和中国孩子拒之于优秀大学之外。一些大学SAT 1450的学生不被录取，却录取了SAT 1000分的，只因为你是中国人。按照自由社会的基本理念，政府或团体“没有任何权利可以用来限制有能力的人或有运气的人去取得他们有可能取得的任何成就┅不可以对个人所可能取得的地位施以任何僵硬的限制，而不论这种权利是用来长久地维护不平等的状态，还是用来创造平等的状态。”“绝不能为了满足我们的正义感或者我们的嫉妒心理而牺牲这个原则”。（哈耶克） 农产品补贴 最不能容忍的是美国政府的巨额农产品补贴。民主党多次否决了布希政府的要求减少对谷物和棉花补贴的议案。2001年国会通过的10年$1,710亿美元的农产品补贴，即花费了纳税人的钱，又大大压低了国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使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农民濒临破产。美国种植玉米的农民从政府每年平均大约可以拿到$20,000美元的补贴。在伊利诺州，农民的收入有一半甚至更多来自於政府补贴。在2001年，美国25,000个棉花种植者拿了39亿美元的农业补贴，而所产棉花在国际市场的售价仅值30亿美元。墨西哥从1993年到2000年（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後），从美国进口的玉米增加了18倍，大批的农民破产，连拥有100英亩 (约合六百市亩)土地的农民都被迫离开了自己数代经营的农场，进入城市。印尼曾是世界十大稻米出口国，加入WTO三年後的1998年，便沦为世界上最大的稻米进口国。 如果说当今帝国主义的还有无真正的侵略，还有无霸权主义，如果说有，那麽不是布什总统领导的对伊战争，而是民主党所坚持的大量的农产品补贴政策。我国已经加入了WTO，我国政府在农产品进口关税上的承诺不是沿袭第三世界的24%而是17%，对美国是更低的14.5%。美国农民正在开著巨型拖拉机，粗壮的腰上绑著纳税人的钱，冲进了中国敞开的国门，向可怜的农民兄弟姐妹们碾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如果选民主党凯利当总统，就意味著我们要从我们的口袋里拿出更多的钱，去补贴给美国农民，去为美国农民撑腰，让他们去和世界上最贫苦的中国农民竞争，在他们的旧伤疤上再添新伤痕。扪心自问，这是不是有帮凶之嫌？ 道德文化 民主党曾经是富有理想色彩的自由主义斗士，在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民主党和随後的在肯尼迪引导下的在民权运动时期的民主党是当时美国进步势力的代表。而今天的民主党早以脱离了他当初的为了消灭种族主义、为了人民的平等权力而战的正确道路。从宣扬社会意义上的积极的自由主义已经堕落成了纵容或提倡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许多民主党、新左派的激进举动为美国整个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创伤。美国的某些保守派学者曾经把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学生运动比喻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且认为运动带来的变化就像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浩劫。著名思想史学家Paul Kristeller在1991年说过“如果中国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他们的文化革命，我们美国的文化革命却仍然愈演愈烈，而且在可见的未来都看不到可以克服这种文化革命的迹象。” 四、五十岁的中国人或许还记得，冷战时期，共产党往往列举一些美国的怪异现象以证明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在恶意中伤的同时，也确实披露出了一些腐朽的美国垃圾文化现象。其中大多数是属於民主党所主张或认同的自由主义的范畴。如嬉皮士、校园裸体快跑、性泛滥、同性恋等。美国自由主义左派的老巢—好来坞更是以色情和暴力的垃圾影片腐蚀著一代代的全世界的年轻人。这些嘬死的阔佬把美国—这个富有与正义的国度贴上血腥和色情的标签出卖给了全世界。那篇骂布希是混蛋的像是由“中共左派业馀评论员”所写的所谓“选举指南”中指责布什政府输出意识形态，这既冤枉了布什又抬举了布什。我真希望共和党能向世界输出他的保守的道德理念，回归传统的人类道德，用“好”与“坏”重新替代“进步”与“落後”，用作为民主社会基本理念的真正的自由主义替代无限膨胀著的假自由主义，让各民族人民在各自的国度里寻找人类共同的和有民族特色的永恒的价值。洗刷掉那些走火入魔的激进派画在美国人民身上的涂鸦，恢复美国民族—这个上帝的选民的本来面目。 最近的十几年，民主的意识、民主的方式、民主的政权，以前所未有的迅猛之势，波及全世界，形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这不能说是民主国家在输出他们的意识形态，而应将民主看做是一项人类社会创造的实验成果，而这项成果正在世界推广应用。就象网际网路那样，没人强迫你使用他，但他正在深入到千家万户。 同性恋 同性恋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性关系，这种关系多出现于同性人群里。中国人知道的同性恋往往发生在军队、纺织厂、或是在旧戏班等同性集中而异性短缺的地方。中国的父母发现自己的子女有同性恋倾向时，首先想到的是去看医生，他们把同性恋看作是一种病态。中国人有阴阳说，视阴阳平衡为美、完整和健康。中医将阴阳的失衡如∶阴虚阳亢，阴盛阳衰视为疾病之因。“男女之欲，乃阴阳自然之道”，“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遏之病”。西人将男女之交看做造物主的安排，非此之举，人类何以延续？对同性恋者当然要持平等的态度，就象对待其他病人一样。同性心态治不好，坚持同性恋，也是这些人的权利。同性恋者固然没有什麽抬不起头来的，可也没什麽可炫耀的。 凯利支持同性恋结婚这种违反自然的变态行为，认为这是美国人的自由人权的一部分。在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上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在数千万电视观众面前提到切尼的同性恋的女儿。爱德华兹实在没有必要提及切尼的女儿，实际上看得出爱德华兹是在幸灾乐祸。哪个作父亲的都不愿意有一个同性恋的女儿，更不愿意由於自己的原因，让自己的女儿被人拿出来说三道四。爱德华兹故意点击别人的痛处。英俊的外表下，竟是如此一个小人之心。 堕胎 中国人对堕胎早就习以为常了。甚至六、七个月的孩子放在空屋内，让他们“自然死亡”的事也已经不是耸人听闻的故事了。堕胎涉及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那就是生命是从什麽时候开始的。生命从婴儿出生开始，还是在娘胎里就开始了。在娘胎里是从什麽时候开始的。是一个月还是三个月、还是七个月？在还不能确定生命从何时开始的时候，堕胎算不算谋杀？这个问题对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尚且是理性所不及的，又怎能动摇那些基督徒的信仰。著名“右派”马寅初在他的“新人口论”中坚决反对堕胎，但他强烈呼吁搞计划生育。他认为堕胎就是屠杀。我支持个人的堕胎行为但反对堕胎合法化，因为确实不该通过一条容许不知道是不是屠杀的法律。共和党反对堕胎合法化，布什誓言要使最高法院重新审议堕胎合法化的问题，都是出於他们对生命的基本认识。 我还认为美国应该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美国一些少数族裔里你可以看见像五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情景，一家七、八个孩子，本应穷得一塌糊涂，但是有政府补贴，活的满不错，据说有三个孩子，政府的补贴就够了，不用工作。这种实际鼓励生育的政策，不但会造成人口素质的下降，而且给纳税人带来了愈来愈大的负担。这仍然是那些自由主义的左派们、民主党的议员们为了满足他们的“正义感”而制定的社会主义的福利政策。可是，在美国，哪位议员要是敢提出计划生育的提案，他一定会被看作是个疯子。因为在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里，生育是属於生命这个人类最高命题的，生育与经济问题无关。此外，经验告诉他们，他们之所以走向了富裕，与计划生育毫无关系。 《读者文摘》与人文关怀 中国的《读者》杂，在八十年代时叫《读者文摘》，该杂当年一反文革时期的文风，从世界各国的许多报刊杂摘录精品妙文。一篇篇可视做经典的短文如涓涓甘泉注入中国读者的心田，文革和几十年阶级斗争造成的国人扭曲的人格、枯萎的人性开始苏醒、觉悟。这份杂刊登的文章中有许多是从美国的《读者文摘》中摘录来的。人们不知道的是，美国的《读者文摘》是属於美国保守派杂。在五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共产主义风靡世界的时候，这份杂是美国唯一一份坚守阵地的保守派杂。但他在美国出版业确能独领风骚，杂上的广告要在一年前预订。该杂当时就以远离政治著称，避开一切时髦的左派说教，相信和努力追求人类永恒的价值。自那时以来，期期杂、多多精彩，充满了朴实、温馨、友爱、宽容的人文关怀精神。影响著全世界一代代的人，是全世界读者最多的杂。90年代，碍於版权问题，中国的《读者文摘》不得不改名《读者》。但不论是叫《读者文摘》还是叫《读者》，中国的这份杂创造了中国出版业上的奇迹。和美国的《读者文摘》在美国曾经创下第一一样，也曾是全中国销售第一的杂（仅出於本人印象，未经核实）。由此看来，中国读者对美国保守派所倡导的传统价值观念不但了解而且喜爱。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了各国人民在追求传统价值，追求共同的永恒美德的理想是一致的。 两党的选择 美国的保守派是在与共产主义的长期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随著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不断衰落以至苏联的最终解体，保守主义才最终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代表自由主义的民主党自然陷入了历史的困境，资深记者朱尔斯．威特考弗在他的《人民党∶民主党史》一书中认为∶“该党从来就没有很好地给自己找到定位，甚至直到今日，在面临大选的关键时刻，自由派的“美国未来运”（Campaign for America's Future）和中间派的“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还在进行著争论。威特考弗认为，目前的民主党还处在“身份危机和两难”之中，尤其是在他们经历了2000的大选失利後，更加难以抉择，是该与共和党拉开距离，往左转，还是继续走克林顿尝试的中间路线。”（刘见林，《华盛顿观察》周刊）这也就是为什麽民主党候选人凯利在竞选过程中给人的印象是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翻云复雨。你投他的票，他就拣你爱听的说。你支持伊战，他就说取缔萨达姆是正确的，尽管他反对第一次海湾战争；你反战，他就说伊战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战争；减税能得选票，这位在当议员期间有过78次投票同意增税，127次反对减税的凯利就说他也要减税了；穷人多，他就说给富人加税、给穷人减税。这不仅是让凯利现眼，更让人看出今天的民主党已经失去基本理念，成了一个既无主张、又无立场，只剩下如何才能满足选民心里的卑鄙伎俩。在今天--共产主义正在全面崩溃之际，是民主党为他们的左倾路线作出历史性的总结的时候了。 凯利其人 凯利的政治生涯是从反对越南战争开始的。他从一个耶鲁的大学生自愿赴越作战到成为一位反战英雄，由於他出色的辩论才能使他在六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学生运动包括反战活动中渐露头角，成了一名领袖人物。当时他的表现的确可以证明他曾是一位充满著激情和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但是我们中国人见过的这种青年还少吗？当年的红卫兵是这样的青年人，当代的愤青是这样一些人；那些穆斯林社会中的自杀攻击者也是这样的一些充满了活力、富於崇高理想、勇於献身的热血青年。但是他们方向错了、目标错了，行为错了。热血沸腾和忘我牺牲既可以造福社会，也可以对人类造成巨大损害。作为领导人只有热情和牺牲精神是远远不够的。 不管美国人如何看待越南战争，我们这些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过的人，受过共产党压迫的人、对共产国家有正确认识的人、有良心的的中国人，对越战早已达成了共识，那就是越战和韩战一样，是美国人民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而进行的一场防御战争。美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史无前例的代价。战争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麽？其中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国内的反战运动。历史地看，美国对越南，不去不为过，但去了又在中途撤出，是对越南人民的背叛，这和一些学者对在匈牙利事件中美国政府的表现所提出的批评一样。 当年凯利反对越战，不是他对邪恶的共产主义制度缺乏认识，就是像许多左派那样，对那个制度有所偏爱；作为国会议员，他多次反对雷根政府的武器研究计画，证明凯利对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没有战略眼光或者说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而这些无知又进一步决定了他反对由美国领导的对伊拉克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他一口咬定此次伊战是错误的，因为是本拉登而非萨达姆对美国本土进行了攻击。萨达姆领导下的伊拉克政权是唯一公开支持对平民进行自杀攻击的政府，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他与恐怖主义的紧密联系吗？冷战已经结束，在新的世界格局尚未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的今天，选这麽一位没有战略眼光，缺乏对世界格局清醒认识的总统对美国人民是十分不利的。凯利不过是一名当年的美国造反派而已，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手拿红宝书的那种。 伊斯兰复兴运动 贫穷和步入现代社会的无望，加上专制政权对穆斯林的残酷压迫导致了世界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9.11又是一个转捩点，它标著伊斯兰复兴运动已经全面进入了法西斯主义时期。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穆斯林，多数人将本拉登看作英雄，而布希是他们的敌人。在他们心目中，自杀攻击者像中国的黄继光、董存瑞，可以光宗耀祖。“革命”自有後来人，大量的穆斯林学校对成百万上千万的儿童和青年宣讲著“圣战”，每天都在播下仇恨的种子。这样的学校在巴基斯坦就有一万到七万个（THE NEWYORK TIMES）由私人或国外机构资助，学校里不讲科学，数学或英语。一位资深英国情报官员说过∶“没有全球的“盖世太保”，我们怎能阻止他们？”本拉登虽然只是一个人，但下面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就像希特勒一样。 谁会想到当初在大文学家、大哲学家辈出的德意志民族里，会允许法西斯主义主宰国家的命运，把人类推入战争呢？穆斯林社会在世界上，在一战以来的一百年间，人口发展最快（穆斯林国家的人口增长通常在2.5%以上，高的可达3%以上。（伊拉克年人口增长3%、劳动力增长2.8%）、经济发展最慢（除了石油）、农业资源日渐衰败（伊拉克农业收入占GDP的5%并且以年5%的速度递减），这个遍布世界的十六亿人口的民族，如果仅仅是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愈来愈多的穆斯林相信这是由於美国和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一位著名的印度穆斯林在1992年预言∶西方“下一步面临的无疑是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对抗。从马格里到巴基斯坦，一场席卷伊斯兰国家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斗争即将开始。”本拉登代表全球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早就向以美国代表的西方民主国家宣战了，可是西方社会里的许多善良得近呼痴呆人们，还在自己的法典里寻找著如何反击的法律依据。没有地方去找依据！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这样的战争。旧有的规则已经被穆斯林极端主义者打破，新的规则正有待建立。 萨达姆政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公开支持恐怖主义的政府。萨达姆又是一个杀人如麻的专制主义的暴君。取缔萨达姆政权，在中东地区这个穆斯林社会的中心地带打入一个民主的楔子，无疑是决定全局的一手高棋。没找到大规模杀人武器，并不影响对伊战争的正义性。可怕的恰是这些大规模杀人武器或制造设备的消失。这些武器如果落在恐怖主义手里，西方国家就再也没机会去翻那部作为民主社会基石的法律条文了。在和穆斯林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只能将现有的法律条文看做是一部黄历。而犹豫、畏缩、止步不前将为美国和全世界带来原子弹的滚滚浓烟。 请看加州州长施瓦辛格是怎麽说的： “我的移民同胞们，我的美国同胞们，如何确证你自己是否是个共和党人？让我告诉你。 如果你相信政府应当对人民负责，而不是人民要对政府负责，那你就是共和党！如果你相信一个人应当被视为独立的个体，而不是某个利益集团的成员，那你就是共和党！如果你相信你的家庭比政府更懂得如何花你的钱，那你就是共和党！如果你相信我们的教育体制应当对我们孩子的进步负责，那你就是共和党！如果你相信这个国家，而不是联合国，才是世界民主最大的希望，那你就是共和党。此外，女士们，先生们┅┅如果你相信我们必须强有力地、毫不留情地结束恐怖主义┅┅那你就是共和党！”（美联社稿，北明译） 在认真考虑了上述问题之後，我决定投共和党一票。你呢？在决定投谁一票之时，你知道为什麽吗？ （转自《新世纪》10/19/2004） |
| 布什和凯瑞：不同的台湾政策 2004-10-19 |
| 距离美国的总统选举已不到两个星期，布什和克里（凯瑞）都在做最後的冲刺。哪个党胜出，不仅对美国和世界格局，而且对台海局势，都有重大影响，因为两党的党纲中的台海政策有明显不同。
民主党党纲中关於亚洲和中国政策部份的篇幅，比上次（四年前）明显减少。它预示如果克里当选，他不会把台海政策放在战略优先位置，而且可能也不会重视亚洲，而是把战略重点放在中东、欧洲等区域。 另外，和上次比较，更明显的区别是，这次民主党党纲中阐述中国政策时，删去了上次政纲中写明的要履行《台湾关系法》的内容，整个《台湾关系法》的字样全部被删除。 过去六届美国政府，都强调台海政策的平衡，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强调履行《台湾关系法》。四年前，民主党的党纲还表示，如果戈尔当选，会履行《台湾关系法》的责任，同时承诺一个中国政策。现在民主党党纲去掉了《台湾关系法》，很可能预示，克里一旦当选，民主党主导的美国下届政府，不会像现在的布什政府这样通过强调《台湾关系法》来制约中共，协防台湾。 而这次共和党全国大会上通过的党纲，再关於中国政策部份的阐述中，则明显和民主党不同，不仅写明布什政府将履行《台湾关系法》，并且明确说，「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而且要经过台湾人民同意。如果中国违反了这些原则去攻击台湾，美国会根据台湾关系法给予适当回应，协防台湾。」 该党纲重申「共和党的总统会履行对台湾人民的承诺」，美国「不同意北京把它的统治强加给自由的台湾人民」，美国台海政策的原则建立在中国不得以武力对待台湾这个基础上。 这个党纲显示，如果布什连任，其中国政策不仅会延续过去四年的做法，而且会更重视制约中共不得对台湾动武，以确保台海和亚太区域安全。 美国两党的台海政策不同还在於，两位总统候选人对两岸问题的认知有明显不同。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克里在今年1月6日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的辩论节目上表示，如果他当选，要推动像香港、澳门那种「一国两制」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布什则在三年前刚就任不久，在美国电视上明确宣示，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 两相比较，两位总统候选人的台海政策，有原则性的不同。民主党认同中共意在剥夺台湾人民自由的「一国两制」，而共和党则强调必须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如果中共动武，美国一定干预。等於是一个偏向北京专制者的立场，一个站在台湾所代表的民主自由价值一边，立场可谓泾渭分明。 克里这种对共产主义邪恶的认识不清楚，还可从他对越战的态度看出。当年他虽参加了四个月的越战，但却从此成为美国左派中最激烈反对越战的一员。他曾在美国国会作证，把在越南中抵抗共产主义的美国军人说成「战争罪犯」，说美国军队在越战是「屠杀人民」。而构成讽刺的是，他现在却又拿当年参加过越战作为政治资本。 克里担任20年联邦参议员的投票记录显示，他几乎在所有削减军事预算，降低美国在全球战略地位的议案中投了赞成票，成为他自己都难以面对的丑陋记录。因而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放映的歌颂克里的电视片中，对他的20年的参议员记录，则是一闪而过，而著力渲染他只有4个月的越战经历。而且克里担任参议员至今，不曾访问过台湾，但却去过北京多次。 克里等西方左派这种对共产专制的无知和妥协，已经给20世纪的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他目前的这种台海政策，只能增加北京的幻想空间，增加台海的不稳定因素。而美国共和党则以清晰认知共产邪恶，坚定对抗共产主义，而赢得了冷战，维护了世界和平。所以这次美国大选，只有布什连任，才能促进台海和平。 |
| 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全文） 2004-10-19 |
| 「他已经忘记了曾做过总统」——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1）
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媒体上，对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污辱、谩骂和丑化已经不计其数，汉语中找得出来的骂人话也几乎被用尽了。於是一个一手促使台湾发生了从独裁走向民主这个本质性变化的人，被中文媒体妖魔化到远比当今中国的独裁者江泽民还可恶的地步。在中国人中，我的资讯应该不算太贫乏者，但对李登辉，却从未读到过任何中国人写的正向描述和评论他的文字。 今年台湾大选前後，我曾数度到台湾，并有机会参加了李登辉先生主持的几场论坛会。通过近距离地观察，并和他交谈，我发现真实的李登辉和我从媒体对他的报导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见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作为卸任总统，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平民，李登辉在台湾民众中的受欢迎度是远超过中国人想像的。但上述这两点，并没有促使我想写他，因为写曾经是当权者的人物很难把握。 导致我对他发生兴趣，并决定写一写他的原因，是由於在餐桌上听到的他的两句话，而由於这两句话，我自认为发现了李登辉为什麽能不走独裁之路，一手促成台湾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为就这个原因，我没有看到过任何深入报导和分析，所以自认是我的发现）；而且就李登辉为什麽能当上总统，我也得出了和媒体报导、甚至和李登辉本人不同的结论。 ●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 这是两句台湾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为奇的话，但对我来说，却不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在一次论坛会之前，李登辉和彭明敏先生宴请会议的发言人。在一桌纷乱的「杂谈」中，我忽然听到李登辉说，「我当总统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蒋经国没有想到他会那麽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当总统咧。」 这话著实让我吃了一惊。中国人大概没几个没有听说过那个关於李登辉怎麽当上副总统的「你等会儿」的政治笑话，那种从台湾传出、作践李登辉的笑话，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国民党元老们一直打压李登辉，渲染他不配当总统；那麽李登辉本人似乎应该坚称，总统本来就应该是他当的，必然是他当的。可他居然轻松、随便地谈起，他当上总统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後来的观察中发现，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辉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个呆板的、不苟言谈的农业专家，而且当了十二年的台湾总统，言谈必定满口官腔。但他几句话就露出了那种「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点地说，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率真、不做作，既无城府，更无防人之心。我曾多次采访达赖喇嘛，坦率地说，他的个人性格远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辉居然也是这种性格，难免令我感到惊奇。 因为这种性格的人，（除非像达赖喇嘛那样转世）在权术斗争激烈的独裁国家虽然有时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经常会在某个重大事件中，由於不够老谋深算而被排挤掉；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会由於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够高明，而被对手击败。但李登辉居然能在独裁和民主的台湾都坐到总统高位，期满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虽然他颇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但也没有想写他；觉得台湾有很多人熟悉他，写过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实在不到凑热闹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话，决定了我这组文章。 ●祈求上帝的帮助 在一次论坛会结束後的晚宴上，我问了李先生一个问题，「当年你哪来的胆量，敢提出『两国论』，说海峡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由於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後，引起海峡两岸的轩然大波，也引发美国学界和媒体的争吵，我写了篇题为「李登辉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就像《皇帝新衣》中那个孩子，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现实就是这麽荒谬，瞎子都看见的事实，就是不容人说出口。而说出一个简单的真实，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气，并付出很大的代价。 「个人是很渺小、软弱的，」李登辉回答道，「我其实并没有那麽勇敢，我是个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时候，就去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 我必须承认，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给我的感觉是具有震憾性的。当时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问题，在经过了共产党三十多年无神论的透彻洗礼之後，又在美国目睹一个有神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再经过十多年理性、感性和灵性的挣扎，对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门的艰难性的感触，大概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虽然我後来了解到，在台湾几乎任人皆知李登辉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在中国人中却并非只有我孤陋寡闻，回美国後我问了几个朋友，没有一个知道李登辉是基督徒。信仰对李登辉的人生、政坛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麽作用？它对台湾的意义是什麽？对中国今後的民主之路有什麽启示？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几乎超过了对当时正热火朝天的台湾大选。 於是借晚宴机会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问题，他则兴致勃勃地有问必答，对任何问题都极为坦言，使我把聚餐变成了一次非正式的采访。从蒋经国，到鲁迅、达赖喇嘛、张学良，到台湾大选、公投制宪，他对任何话题都侃侃而谈。我为他的坦诚而惊奇，对旁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谭若思（Ross Terrill）感叹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讲话。」谭若思悄声地对我说了一句精彩的评论，「他已经忘记了他曾做过总统。」 这个已经忘记了，或不感觉他曾做过总统的人，在他的书里，在我後来的专访中，对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则清晰如昨┅┅ 激情浪漫、喜欢文学的李登辉——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2） 由於李登辉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所以在台湾大选之前的紧张中，在李登辉一场接一场地站台、赶场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会」政策法案研究处处长周美里小姐的陪同下，去李登辉先生在台北翠山庄的官邸对他做了一个专访。谈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湾的民主之路，在大选前的激荡中，李登辉显得轻松愉快。 ●学农业，为了去中国 记得李登辉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热衷文学和哲学，但怎麽成了农业经济专家了呢？「本来我是念文学和历史，」李登辉说，「但学文学和历史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也没有什麽出路。後来改成农业，想学完以後去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很大，是个农民国家，而且农民生活很苦，中国最可怜的是农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国的东北。但一开始学农业，讨厌得不得了，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後来慢慢觉得了解一些农业也不错啦。」 李登辉选择「农学」，出於他对提高农民福祉的愿望。他早年曾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颇有些社会主义想法。他认为土地应该归那些耕作的农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袭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过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观点在家里就遭到强烈反对，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则是大地主。 无论土地是否应该分配，李登辉後来却对农业真的产生了兴趣，至今谈起都兴致勃勃。「我告诉你呵，」他非常认真地说，「我是第一个做台湾的经济统计的人。」那口气简直比说「我是第一个台湾人总统」更自豪。接著，他谈起了曾走遍、并记录了台湾的每一条河川的经历，话语中清晰地流露著对自己熟悉的专业的留恋，对自己走过的土地的情感。 喜欢鲁迅、郭沫若，却不喜欢胡适 在我跟他有限的几次交谈中，就两次听他很认真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喜欢鲁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老实说，我不喜欢胡适哎，真的不喜欢啦。」「为什麽呢？」我问道。「鲁迅和郭沫若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风，其实主要由於作者的个性导致。鲁迅是那种有激情的、战斗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种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抛开鲁迅後期的左翼倾向，仅从风格比较，我个人对鲁迅的欣赏也超过对胡适。读鲁迅有「过瘾」感，而读胡适却不仅读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许是由於他名声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读时难免失望。 喜欢胡适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讨自由主义；而喜欢鲁迅的人，则总是忍不住充满激情地身心投入。我无意褒贬哪类人，因为性格是上帝给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欢哪类风格，却常常可以反映出那个人本身的气质。熟悉李登辉的人一定认同，他属於那类热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他给长子取名李宪文，宪是辈份，文则是出於自己对文学的喜爱。 由於李登辉说起他高中时代读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读日文版，於是我想到了许多对李登辉喜欢说日语的指责。 ●用日文写情书 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录》中，李登辉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丑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说我对日本如何，事实上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种观念。」 生於1923年的李登辉，一直到22岁二战结束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统治下。日本人为了对台湾实行殖民地教育，鼓励台湾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湾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辉的日本名字也源於此。当时日本还指定一些家庭为皇民，所以拥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还被列为皇民。 李登辉从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说日语，而且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当年对他喜欢的鲁迅和郭沫若，都无法读中文原著，而只能读日文版。在二战前，李登辉也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都是读的日文版。 直到1952年，蒋介石政府规定台湾学校一律讲北京话，禁止日语和台语，李登辉夫妇才开始学习中文，李夫人还特地请了家庭教师。但毕竟他们的北京话是在成年以後才开始学的，所以并不习惯，他们夫妇平时在家里仍然用台语和日语对话。由於李登辉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读的几乎全都是日文书，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於写日文；他和妻子两人之间的情书也都是用日文写的。 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只有妻子陪同，三个正在考中学的孩子则留在了台湾。夫妻俩经常给孩子写信。他们努力用中文写，大儿子会给他们打分，「有时打70分，有时50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对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说， 儿子给了不及格的成绩，还会鼓励说：「下次好好努力吧。」 被迫说日语，是李登辉那一代台湾人的命运，由不得他自己选择。而对一种陪伴你成长的语言的熟悉和亲切感，是任何一个成年後开始学其他语言的人都深有体会的。我的朋友，英文《台北时报》总编辑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谈起，台湾老一辈人对日语的感受是当今台湾的年轻人都无法体会的，更何况中国人了。比如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丧，跟他说什麽话都无法让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军歌，让他立刻振奋了起来。这并不表明他多麽亲日，而是那种熟悉令他振奋。这大概有点像中国当年的下乡知青，听到文革老歌时的感觉；尽管那些歌声伴随的生活里充满了血和泪，但那毕竟是你生命的一部份，是你对自己生命的熟悉而产生的亲切感，而那份亲切是外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是中国的耻辱，而不是台湾的，更不是李登辉的。诺大的大清帝国，在台湾人民的一片悲愤之中，把台湾拱手「永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曾经独立建国，迎战日本，但终究抵不过把大清帝国都打败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国人来骂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真是本末倒置，连祖宗的廉耻也不顾了。中国人当年毫不心疼地就把台湾扔掉，今天以为又可以随手把台湾捡回来了。他们当年没种打日本，今天靠五百枚导弹壮胆，就要打台湾，要用导弹发射「同胞情」。跟这种人群，即使祖宗、双胞胎都得决裂，何况还不是。 ●伉俪情深 在采访李先生的过程中，李夫人端上茶点，简短地寒喧之後就退出了。这是她的一贯风格，据说李登辉经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李夫人从来都是打个招呼就退下了。可惜我们失去了一个采访李夫人的机会。幸好在一次论坛会之後，妻子和李夫人有过简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风格，说她是那种生性不张扬、不张狂的女性，很像布什总统夫人劳拉，或者说像邻家姐妹，你可以开心地和她谈谈先生、孩子和家常，还可以和她谈陀斯妥耶夫斯基（劳拉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李夫人则是西洋歌剧专家）。 这样一个性情安宁的女性，和那个热烈激情、喜欢鲁迅郭沫若的李登辉，是怎样相依相伴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呢？李先生送我们一本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在对他们夫妇做了系列采访後所写的《虎口的总统》，算做对我们没能和李夫人交谈的补偿吧。 出生於1926年的李夫人曾文惠比李登辉小三岁，毕业於台北女子高等学校。两家是世交，祖父辈时就关系甚笃。二战之後，李登辉结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学习，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做农业经济助教；这时他开始和曾小姐恋爱。别以为学农学的人很呆板，李登辉和女朋友的约会比许多学文学的人都浪漫。 每次见面，他都会送给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库的书，如他自己最喜欢的哥德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然後下次见面两个人就要交流读後感。对此李夫人对上板冬子说，其实她在谈了自己的感受之後，就是接受李登辉的指教。 我不禁感叹，他可真挺高明呵，这种对女孩子指教的过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学智慧、最能赢得女孩子心的办法。从李登辉至今都很健谈的情形可以想像，当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谈阔论的。果然，他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女友一颗崇敬的爱慕之心。李登辉也真没白喜欢了一场文学，他要结婚的时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作诗：「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与她聊著聊著，竟然就变成了艳红的玫瑰花。」 结婚後，李登辉对妻子的疼爱，大概也会让很多女性羡慕。一个小例子，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读博士的时候，闲在家里的妻子觉得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学会开车，但李登辉却不允许她学，理由是「你出门後到回家以前我会很担心的。」於是听话的妻子放弃了学开车，而改学安全的高尔夫球了。 在对上板冬子谈到和李登辉的恋爱、结婚、生子的过程时，李夫人对许多细节都念念不忘，记忆如昨日般犹新。我妻子在论坛会和晚宴中观察到，那个年近80的老人，看著与自己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丈夫时的眼神、倾听丈夫讲话时的专注和欣赏、为丈夫鼓掌时的真挚，一如18岁少女注视初恋情人般一往情深。她说，那个当年的曾小姐在倾听李登辉高谈阔论《浮士德》时的仰慕也不过如此吧。 虽然妻子对丈夫赞赏有加，但正如许多智慧的男人在遇到困境时都会谘询自己的妻子，李登辉也同样，他说，「我认为我太太是最标准的老百姓，当我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麽想而难以判断时，我都会参考她的意见。」 在李登辉放弃了学者生涯而步入政坛後，李夫人一直谨小慎微地护佐著丈夫；在李登辉终於无官一身轻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我终於找回了自己的丈夫」。但卸下总统担子的李登辉，却一直没能如太太的愿。作为虔诚基督徒的李夫人，她期盼著李登辉能按照他自己所期望的，去给边远地区的原住民传教；她要的不是丈夫做总统的荣耀，而是到深山里传教的快乐。但是台湾政坛的风暴自李登辉卸任後，从来都没有停息，他奋斗12年所创下的成绩和未竟的使命，无法不使他更牵肠挂肚┅┅ 蒋经国推李登辉青云直上——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3） 由於在第一次见到李登辉时，就听他说起当上总统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所以我自然问到了他是怎麽当上总统的问题。 「我直到30多岁的时候，都是一心想读书，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李登辉说道。「我是由於在农业经济专业出名了，蒋经国身边的人认为，要解决农业问题，应该用李登辉。」当时蒋经国认为，农业发展对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所以找到对台湾农业经济了如指掌的李登辉。据说，当时他做的台湾经济报告，被认为有可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被蒋经国看中，他拿诺贝尔奖的梦只有就此终止了。1971年，李登辉被叫去给蒋经国汇报台湾的农业问题，给蒋经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随後就被邀请加入国民党。也就是说，李登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的那一年加入的国民党。但当时作为普通公民的李登辉对联合国把台湾排挤出来，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他说，「老实说，当时我不是那麽在意这件事，因为这根本轮不到我出场。我只要做好份内喜欢做的研究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不仅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兴趣。 ●破格提为「台北市长」 但在加入国民党的第二年，即1972年，他就被蒋经国封了一个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位。当时李登辉正在新西兰一所大学演讲，接到电报要求他速返台湾。回到台湾後，他都根本不清楚政务委员到底是个什麽职务。还是他22岁的儿子不无调侃地告诉他，「那是当完部长级的大官之後，没有什麽职位可以安插的老人当的官。」而当时李登辉不仅只有49岁，也没当过任何部长级的大官。他当时的政务委员同僚中，有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他就是当了内政部长之後没法安插了，就给了个政务委员的职位。 自担任政务委员起，李登辉就开始了和蒋经国的频繁接触，并开始了他踏入政坛的火箭之旅。蒋经国经常邀请他一起去农村探访。在这期间，蒋就曾表示，农业对整个台湾都很重要，所以对李登辉而言，最有意义的工作是做台湾省主席；而如果李登辉做了省主席，整个台湾的农业都有可能升级。但李登辉并没有认真考虑和揣摩这些话，也没有做任何放弃在学术领域发展的计划，依然做他的台大教授。 蒋介石1975年去世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期满後，由外省人组成的国大代表一致选举蒋经国任总统，没有反对者。蒋经国1978年5月20日宣誓就职，随後在六月九日，也就是说，在蒋经国当上总统不到20天的时间内，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 ●「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 和蒋介石相比，蒋经国比较随和、平民化，也一直采取亲民政策，这点早就从媒体、书籍等资料中得知，但他和李登辉交往中的「随和」还是远超出了我的想像。李登辉当上台北市长以後，蒋经国这个堂堂的总统，竟然频繁地，每周有三、四次亲自跑到李登辉的家里，和他谈话聊天，询问工作情形，给新任市长打气，甚至听他发牢骚。而且蒋经国的造访也不事先通告，完全像老朋友那样，直接就去了。有时李登辉还没下班回来，李夫人也外出购物，蒋经国就自己坐在客厅一直等到李登辉归来。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约三个月。然後，有一天，蒋经国又来跟李登辉聊天的时候说，人们对你做市长的评价很好，没什麽问题了。於是就不再来了。原来蒋经国是担心，这个被他看好的农业专家到底能不能做好市长的工作。这种总统亲自登门到一个市长家里关照的情形，相信在哪个国家都是罕见的。蒋经国对李登辉如此这般的重视，就已经预示了李登辉仕途的顺利。因为台湾当时毕竟还是个专制的国家，独裁者的一句话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在做政务委员期间，李登辉是一苹脚在政界，一苹脚还留在学界。出任台北市长以後，才辞去了台大教授的职务，双角踏入政界。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学术界了，所以把自己关於农业的藏书全部捐给了台大图书馆。 尽管蒋经国对这个台湾人的台北市长十分偏爱，但李登辉本人对自己的仕途并没有更多的非份之想。当上台北市长後，他真的想好好做个称职的市长。上任後马上全力以赴开始研究都市的发展计划，并很快从东京购买了全套12卷的《岩波讲座．现代都市教室》，随後又陆续买了很多关於城市建设规划的书。李夫人曾感叹道，本以为把那些农业书籍捐出去了，再搬家时他们可以轻松一下了；没想到丈夫又迅速把书架填满了。 但李登辉却肯定没有把那一堆都市建设的书看完，因为蒋经国根本无心让他做什麽台北市长。在被任命为台北市长的第二年，李登辉就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又过了只有两年，也就是1981年底，蒋经国就让李登辉当上了台湾省主席。当时在国民党高层内，履历经历远比李登辉厚实的元老、大老们比比皆是，怎麽排也轮不到李登辉的头上。难怪党内有人不服气地表示，「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事实上，李登辉後来才知道，蒋经国原本是要直接提他做省主席，因党内有人反对，认为李登辉政治经验太少，所以才让他去做了三年台北市长。 的确，蒋经国对李登辉的厚爱是毫不掩饰的。在他一手提拔李登辉当上省主席之後，还亲赴省主席官邸，祝贺李登辉当选。他对李登辉做台北市长和台湾省长的表现都十分满意，对他的执政报告评价高得惊人，认为他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该是从新的制高点来观察台湾国情的时候了。於是在1984年他第一届总统期满，要竞选第二届总统时，蒋经国就亲自问李登辉，愿不愿意做他的副总统。就这样，在台湾省主席的位置还没有坐热乎的两年多之後，李登辉就又被蒋经国提名为他竞选总统的搭挡。以李登辉的党龄之短，资历之浅，一下子越过所有元老，登上副总统宝座，无法不令许多国民党人目瞪口呆。 而且据李登辉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披露，在就任後的第二天，蒋经国就邀请李登辉和他乘同一部车外出，用这种以前从没有过的「总统副总统同车出门」的举动，对外展示蒋和李登辉关系特别好。除了同车外出，蒋经国还和夫人一起，罕见地在自己的总统官邸宴请李登辉夫妇，让行政院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夫妇作陪。 独裁者这种用意是很清楚的：我都对他这麽好，你们下面也别拿他不当回事。 蒋经国对李登辉特别好，不只是「秀」给别人看的，私下也是关照倍至。例如，他会亲自到刚上任的副总统办公室，问讯家俱陈设之类的小事。而李登辉要做例行的身体检查的时候，蒋经国不仅指定要让他住本是总统专用的病房，而且几天後又追问体检结果。更甚的是，他觉得李登辉做省主席时住的房子太小，要专门给他建一个宽敞的副总统官邸。由於担心别人说闲话，蒋经国表示，还要盖五院院长的官邸。可是等副总统的官邸建成，李登辉搬进去之後，蒋经国却表示，五院院长的官邸不必建了。结果李登辉一家住在起码可以盖六栋官邸的大空地，又养狗，又养羊，还建了操场让警卫打篮球。 ●蒋经国为什麽对李登辉情有独钟？ 虽然李登辉清楚地感觉到「蒋经国对我有很特殊的感觉」，但是，不仅在与朋友的交谈中，在接受我的采访中，还是在他自己的书里，李登辉都表示，「经国先生提拔我为副总统，我想他并不是要我担任接班人。也许是因为没有想到自己病情会如此严重而早逝吧？经国先生晚年曾说过，我也是台湾人，但是他对於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问题，或许并没有深入思考过。」 李登辉认为，蒋经国之所以提拔他，除了因为他是台湾人之外，还认为他「认真而诚实」，也不是野心家。李登辉自己对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位置也并没有什麽大的感觉。他说，大权在总统手里，其他权力在行政院长手里，副总统的位置，真的就像蒋经国所说，只不过是「观察国情」。他已经做好准备，当完那届副总统就退休。没想到却由於蒋经国的突然过世，而意外继任了总统。他认为「这就是历史的偶然。」 但就我所读到的资料来分析，我不认为李登辉的判断很准确。我对李先生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功绩十分推崇，但对他「看人」的能力却实在不敢恭维。连战、宋楚瑜都曾经是他重用、提拔的心腹。二千年的时候，他全力为连战助选，有时竟一天站台七场，以至引起心脏不适。可是连战仍然败选，难怪宋楚瑜阵营讥笑连战是「扶不起的阿斗」。 但李登辉却居然完全相信连战能赢，以至大选结束，连战惨败的时候，李登辉只能取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行程，因为他只准备了胜选谢词，却没有准备落选感言。而连战败选後立刻就逼迫李登辉辞去党主席。 宋楚瑜也是李登辉当上总统後立刻就提拔成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心腹，但後来也完全背叛了他。连宋的背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两个人，无论在性格为人上，人生经历上，在宗教信仰上（连战和宋楚瑜都没有宗教信仰），尤其是在政治理念上，都和李登辉有著本质性的不同。 而蒋经国则在上述每一点上，都和李登辉有相近、重叠和相同之处。首先在人生经历上，两人都曾学习并推崇过马克思主义，然後又都清晰地抛弃了社会主义；在宗教信仰上，两人都是基督徒；在性格上，两人都质朴、率真，又激情、倔强（据史料，年轻的蒋经国是很有激情的）。李登辉虽然随和，却有很固执的一面，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例如据李登辉新书披露，宋美龄为了左右政治，从美国回台，总给各高官送巧克力，按照台湾规矩，被送者要回送礼物，於是就有了一个和宋美龄见面，听她训话的机会。但李登辉却从不去回送。而蒋经国虽然凡事仍禀报後母大人，但内心对宋美龄干政也是不满的。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和推断是，蒋经国颇为欣赏李登辉的个性，或者说，俩人就是对劲儿；这点在他重用李登辉上是起了相当作用的。除此之外，在俄国人拍的影片《蒋经国》中还有这样的描述：说李登辉在美国念过书，通晓英文，温和有礼，是基督徒，善於处理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蒋经国认为，李登辉具备做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外表形貌和内在条件，他想到李登辉身材高大，面带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当满意。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在上述《见证台湾》一书中，李登辉透露，蒋经国在用人之前「得先把他的太太查清楚」，他认为，「如果太太风评不好，这样的人当什麽长都会出事。」而蒋经国对不张狂、不招摇的李夫人印象非常好，经常关切地询问她的情形。 除上述原因之外，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俩的政治理念在一个轨道上。蒋经国一路清晰、有计划地刻意提拔、重用李登辉，比任何其他事实都能证明他意欲使台湾政治走向民主化、本土化的决心。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也写道，「他对台湾本土化的意识很强，这比较属於原则上的问题。」「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时间，他在很多地方展现出要在台湾生存，到中国大陆去是没有助益的，因此要真正施行本土化和民主化。」 ●蒋经国开启两化 蒋经国在1985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就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说法，第一，台湾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第二，从来没有考虑过蒋家人士继续接任总统；第三，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只要中共在大陆实行共产制度，台海两岸就绝无谈判的可能。 正因为蒋经国清楚台海两岸没有谈判的可能，同时反攻大陆也没有可能，所以他意识到国民党应该把立足点转向台湾。因此不仅他掌权时任命的三个台湾省长（林洋港、邱创焕、李登辉）全都是台湾本地人，而且在他第一次选总统时，就选了台湾人谢东闵做副手。在1984年他还通过李登辉的手，释放了因主张台独而被捕的一些人士，并表示台独不是犯罪。据李登辉新书中的历史记载，1986年以後，蒋越来越表现出对台湾的关注。1987年7月，蒋经国又请李登辉出面，邀请了12德高望重的台湾地方长者会面，在这次谈话中，蒋经国历史性地表示，「我也是台湾人。」 事实上，自从蒋介石死後，「中华民国」涵盖中国大陆一说就开始发生变化。李登辉被任命为台北市长的时候，任职令上没有像以往那样，写有「首都市长」字样（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台北是中华民国首都临时迁往的地方），而只是「台北市长」。 在意识到本土化的同时，蒋经国也意欲推行台湾的民主化。他对台湾最重要的贡献，可堪称伟大之举，是他在去世前的最後两年，开放了党禁、报禁。今天看来，他的了不起，超过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因为戈氏没有做到这奠定民主地基的最根本的两点。无论哪个独裁国家，只要开放党禁、报禁，民主的潮流立刻就势不可当。所以蒋经国的壮举，为台湾走向民主推动了最根本的一大步。 在蒋经国的容忍下，民进党於1986年9月成立。在次年的圣诞节，国民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宪法实施40周年纪念大会，病中的蒋经国亲自参加并发表演说，就在他演说时，11名民进党国大代表站起来，高喊要求国会全面改革的口号。与此同时，民进党还发动了大约三万民众，在外面举行要求国会改革的集会。对此蒋经国并没有做出什麽表示，一句话也没说。也就是在这个大会上，蒋经国公开宣布，流著蒋家血的总统就到他为止，并在这个大会上重申，「我也是台湾人」。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遭到抗议是常事，但独裁者由於太习惯了被恭维，很难容忍当众遭抗议，所以蒋经国的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公开宣称「我也是台湾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台湾本土意识和民主理念在支撑的话，蒋家的人怎麽可能说出这种话。 ●抽掉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档案 仅仅在李登辉做副总统期间，蒋经国就和他有过156次谈话，蒋对李登辉究竟是一个什麽样的人是很清楚的，而且早就清楚。李登辉早年曾加入共产党（这点我在後面的文章中还会谈到），在蒋经国提拔他以前，他曾被警备总司令部找去问话。在接受我专访的时候，李先生给了我一个独家资料，他说，「其实我告诉你，有一点，我以前没有公开说出去过，我想蒋经国是为了以後用我没有麻烦，把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段经历从档案中抽掉了。」 清掉案底，为以後的提拔开路，可见蒋经国是多麽有心。李登辉认为，蒋经国虽然让他当副总统，但未见得想让他接班。这个判断未尝准确，单从蒋经国去世前要紧急召见李登辉，也可以推断，蒋是有话要对他说的。 蒋经国是在1988年1月13日下午3点55分咽气。蒋的官邸在下午两点就打电话找李登辉，但他正在接见外宾，秘书竟没有转话；到三点多蒋寓所又要求李登辉迅速过去，这时才有人去告诉他情况紧急，李登辉匆忙结束会谈，赶到时四点刚过，但毕竟迟了几分钟。 蒋去世的时候，国民党的主要元老，如郝柏村、俞国华、沈昌焕等，以及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等都在场。如果蒋经国不想让李登辉接班，他完全可以对上述人员留下关於接班人的遗嘱，而没有必要火急火燎地要见李登辉。 李登辉对蒋经国未见得想让他当接班人的推断自然有他的理由，例如，他既没有党权，也没有军权，也不掌握情治系统，一旦接班，怎麽控制？这里可以分析出两个原因，第一，如李登辉所说，蒋经国没有料想到他那麽快去世（他是糖尿病，不应该突然吐血去世的）。第二，蒋经国一方面想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又担心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动摇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他仍然使用情治机构威吓和压制反对派人士。这是他的重大局限，因为无论如何，他还是个独裁者，在走向民主之路的过程中仍有他的困惑不决。就接班人的问题，他大概还期待，由李登辉接班做总统，但下面仍主要是外省国民党人主政。 蒋经国虽然意识到要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并历史性地开放了党禁报禁，并解除了在台湾实行了三十八年的军事戒严令，但要让他预见到、并接受台湾迅速变化到民进党可以执政这一步，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但他能把李登辉提拔到宪法规定的接班人位置，就是出奇的突破，就是他对台湾走向民主的重大贡献，就已经决定了台湾後来发生的一切。 我的另一个判断是，蒋经国之所以没有清晰地宣布，或早早地留下遗嘱，明确指定李登辉为接班人，还与国民党的传统，蒋经国个人的理念、声誉有关。人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国民党虽然一直独裁专制，但却从来不敢像共产党那样理直气壮（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他们一直自认是民主政权，也一直有形式上的选举。蒋介石去世後，也不是直接把权力交给儿子，而是按照宪法，由严家淦继任总统，再通过党内选举，蒋经国当上总统。所以对国民党，有「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之说。 但蒋介石再独裁，也还不至於愚蛮到像毛泽东那样，先是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宣布林彪是接班人；林摔死之後，又指定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理直气壮地做一个彻底的独裁者。蒋经国再专权，也不会愚蠢到像邓小平那样，把江泽民叫到北京，然後告诉全中国人民，他就是总书记了，也坦坦然然地做一个完全的独裁者。 且不说蒋经国晚年已经有了清晰的民主理念，做出了开放党禁报禁的壮举，这是邓小平，以至今天的江泽民、胡锦涛们所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即使他仍以独裁方式执政、用人，他也绝不想给後人留下一个独裁者（死前指定了接班人）的形象。从他对《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的谈话，都可以看出，他不仅要给世界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形象，也要给世人留下一个他本人是走民主道路的领导人形象。所以他绝不会清晰地表示要让李登辉接班。对那种明显独裁者的做法，大概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不仅毫不忌讳，毫无愧意，甚至还很得意（就像今天的江泽民）；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会只顾今生今世，哪怕我死後洪水滔天。所以，即使李登辉在蒋经国去世前 到他身边，蒋也只可能郑重地暗示，国家大任由你负责了等等，即使对李登辉本人，在私下，他也绝不会说出，我就是要你接班之类的话。但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蒋经国把李登辉一手提拔到按照宪法接班的位置，就已经从法理上、民主程序上确认了李登辉的接班人地位。这既是蒋经国的智慧之举，也证明了他对李登辉能继续推动民主理念的信任。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李登辉火箭般的仕途：一九七一年加入国民党，七二年当上行政院政务委员，七八年当台北市长，七九年当上国民党中常委，八一年当台湾省主席，八四年当上副总统。从入党到当上副总统，总共只有十三年的时间。李登辉无论怎麽有能力，没有蒋经国的刻意提拔，如此火箭般步入青云是绝对不可能的。 掌权之後，迅速变「质」——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4） 独裁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迅速做一些事情是容易的，无论是在政策推行上，还是用人提拔上，正如蒋经国对李登辉的提拔。但不想做独裁者，又要推行一套政策，则困难重重；走民主的道路远比走独裁的道路更艰难和缓慢。但被蒋经国火箭般推向政坛的李登辉，的确没有辜负蒋经国的厚望，在还没有完全掌握实权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也用火箭般的速度，开始了他把台湾政治从「独裁」转向「民主」的「质」的改革。他不但尽全力尝试了，而且做到了。 虽然由於蒋经国的猝死，李登辉按照宪法规定立刻登上总统宝座，但由於那是继位，在众人眼里他也不过是个像严家淦那种「临时总统」，因为实权都不在他手里。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有先稳住局势。在刚出版的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也写道：「在我继任的两年四个月总统任内，可以说只是延续他所做的事情，继续执行他订出来的既有计划。事实上，我在这段期间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静下来；就像台风要来之前，天空也会先沉静一阵子。」 ●拒绝宋美龄干政 但在这沉静的时刻，李登辉并非毫无动作。首先通过选举，他当上了国民党主席，又通过换掉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参谋总长等一系列举动，逐渐掌握了党、政、军权。在把国民党元老郝柏村从最有军事实权的参谋总长位置调开时，蒋宋美龄亲自出马，用英语向李登辉求情：「Please listen to me，拜托，千万别让郝柏村卸下参谋总长的职务，好不好？」当时已年过九旬的宋美龄依然有操控军权之心。但李登辉认为她这种干预是违宪的，没有理会。而郝柏村被升为国防部长，後再升为行政院长，仍不肯放弃军权，要求主持军事会议，同样被李登辉断然拒绝。 国民党是一党执政，党国一体，但毕竟还是执行了宪法，让李登辉继任总统，并行使权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激烈的政治搏斗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性格热烈而富有激情的李登辉，在政治斗争中却冷静而清晰地、一项一项稳步往前推动。在进行人事格局的大调换中，他延续了蒋经国的国策，稳住了政局，并赢得了党内信任。 1990年，李登辉继任总统期满，按照宪法规定，应由六百多名国大代表投票选举新的总统。任何要竞选总统的人都必须首先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的推荐。李登辉决计竞选。他为自己拉票的方式也是奇特的，他一一走访全体国大代表的家，给每一位赠送自己和已逝的儿子合著的论文集，拜托他们投自己一票。要知道，这部精装本的论文集厚达十公分，很难想像哪个国大代表能真把它从头到尾看一遍。但许多人还是被李登辉的真诚所感动，他得到了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国大代表支持，而当时准备参选的蒋纬国和林洋港都没有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推荐，於是李登辉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总统。按照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所以这届总统李登辉可以做到1996年。 ●当上总统立刻致力民主化 出任了由选举而当上的总统，李登辉立刻就以台风之势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 第一：不可一党专制。1990年3月20日当选总统；4月2日即以总统的身份邀请最大反对党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到总统府，商谈宪政改革、政党政治等问题。 第二：政治犯的存在是民主国家的耻辱。5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5月26日即释放了因美丽岛事件而受刑的施明德、许信良等27名政治犯。随後指示开始处理「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 第三：军队只能是国家的军队，而不能是党的。六月份让军事强人郝柏村从军队退役，改任行政院长。逐步削弱国民党元老对军队的左右。 第四：民主政治要通过人民直选领导人得以实现。6月28日即召开国事会议，就台湾民主化问题提出改革议题，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两项：第一，让那些终身未能改选的万年国代退职，实行新的国大代表选举方式；第二，总统、副总统、台湾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长均由人民直选。 第五：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应采取「务实外交」。1991年4月举行修宪会议，废止某些法律条款，等於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废除已经成为白色恐怖象徵的警备总司令部。 仍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再有政治犯，流亡、逃亡海外的政治犯可以回国。 还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应再有黑名单。 随後在1992年，废除了因言论而被判罪的法律条文。 ●中国只配被共产专制奴役 看李登辉这些改革议题和惊人的速度，不知中国知识份子做何感想。在一片拥护「胡温新政」的呼声中，在一致对李登辉的讨伐中，他们是否比较过，在所谓的胡温新政中，有哪一点对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做出任何一丝一毫的本质改变？！可怜的中国人，千呼万唤，连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唤出来，就别说开放党禁报禁的蒋经国了，更别提彻底废除一党专制、废除政治犯、决定人民直选总统的李登辉了。 其实也并不奇怪，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认同共产党的「中国国情特殊论」而否认中国可以马上走民主道路的时候，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视领土的价值高於民主自由的价值的时候，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宁可让独裁的中国吞并民主的台湾的时候，中国也只配继续被共产专制奴役。 从1991年4月到1994年7月，在李登辉的坚持和全力推动下，经过三次修宪会议，国民大会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总统由全国人民直选」的议案，并将总统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年，可连任一次；从1996年开始实行。全民直选这关键的一条，一下子就把台湾政治同时民主化和本土化了。李登辉不是为台独而支持台独，是为台湾人民争民主而必然走向台独。 ●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在修宪把总统由国大代表选举改成全民直选的过程中，以国民党元老郝柏村、李焕为首的势力一直全力阻挠。因为他们认为「党就是国」，「党国一体」，所以总统由国民党内选出就行了。在通过总统直选的大会上，李焕等一百多国民党人，排著队对李登辉大肆谩駡，骂到连饭都顾不上吃。但李登辉冷静地听著他们骂，坚信直选总统的正确性，毫不妥协地坚守理念，结果他赢得了这个主权在民的最关键一步。 一个从威权专制继任过来的总统，能在自己当政的时候，全力拼搏，把「全民直选」列入宪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因为只要直选，就充满变数，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而只要是党内选举，就不仅永远是一党专制，而且独裁者一个人可以把位置做到底，做到死。 在这里我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不在位置的人喊民主容易，因为这个呼喊中包括为自己争权力（和权利）。而占据最高领导位置的人，能够不顾一切地全力以赴促成总统直选，是非常不容易、极为难能可贵的！因为只要直选，他早晚只有失去权力的一种可能。 在共产中国，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一直是陷在「进步与退步」的恶性循环中，从来都只有「量变」。而台湾在蒋经国去世前开放党禁、报禁後，在李登辉任总统的前八年中，通过修宪、确定人民直选总统，一步步从体制上完全脱离了专制独裁这个封建轨道，完成了把台湾转变成民主国家的「质变」。 1996年，台湾实行首次全民直选总统，在中共以导弹演习的威吓下，李登辉高票当选。在就职典礼上，李登辉说，「这不是庆祝某个候选人获胜，而是人类基本价值——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於是，「自由与尊严」成为台湾这第一个民选总统在後来的四年中全力维护的价值。1999年，李登辉提出中国和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开启了台湾人民争取主权独立，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的航程。 ●放弃合法的竞选连任 在登上权力的顶峰之後，李登辉曾带著妻子、儿媳和孙女一起回故乡淡水去爬观音山。爬到山顶之後，李登辉对孙女说，「阿公走过那麽长的路，终於爬到了山顶。阿公的周围没有一个可依靠的东西。现在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路该怎麽走，还有，要如何一步一步走下来。」 这段话既流露了李登辉孤军奋战的感受，也体现了他在刚上山顶时，就想到了要走下去，而不是怎样永远地盘踞山顶。二千年时，李登辉的第一届民选总统任职期满，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他以前做的是国民党内选的总统，而民选总统他只做了一届，所以还可以再合法地参选一届。但李登辉早已决定不再连选，要尽快完成权力移交。 李登辉当时不仅可以合理合法地继续参选，而且他甚至可以用中共武力威胁台湾为名，实行威权统治下去，但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权力。想到一个个至死紧紧抱著权力的中国领导人，我对李登辉能彻底放弃一切权力，真正做普通公民，深为感佩。所以在采访他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明明有可能继续执政，是什麽导致你能完全放弃权力呢？」 「权力不是我的，」李登辉说，「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 他轻松的回答几乎令我无言以对，这个对李登辉来说似乎并不难做到的事情，可为什麽在世界人口最众多的中国，几千年来，几十朝几十代，直到21世纪的今天，别说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放弃权力，连一个想做点冲破专制链条尝试的都没有。到底是什麽因素，促使李登辉掌权後能如此这般大刀阔斧、风卷残云般迅速带领台湾人民走上民主，然後在民主体制建成之後，急流勇退，彻底放弃一切权力？ 「信仰给了我力量」——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5） 由於李登辉的基督信仰是我决定写这组文章的原因，所以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他如何走上信仰之路的，而信仰又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什麽作用。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致似乎和我一样，并不亚於对台湾政治。 「我年轻的时候主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麽克服自我。我小时深受祖父和母亲疼爱，为了使自己不太娇惯，上中学的时候就每天早晨第一个跑到学校去洗厕所，以锻炼自己。我的性格又太热烈，所以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坐禅、修行。那时候，我是相信唯心主义的，试图从佛教中寻找克服自我的力量。」 李登辉的母亲也认为他「个性太热情、太冲动。最好能稍微理性一点。」所以当时李登辉最热衷阅读的书是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佛教哲学家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他不仅很认真地坐禅修炼，扫厕所，而且在严冬游泳，为的也是「克服自己」。 「第二个是死的问题。我大概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发问，人为什麽会死？人死了之後究竟会到哪里去？我刚上京都帝国大学一年多的时候被徵兵，体检是甲等，也就是最好的。他们问我要做什麽兵，我说要做步兵。我当时想，我和死亡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个赌博。结果由於我是学生兵，不够资格做冲锋陷阵的步兵，被分配做了高射炮兵。」他试图用和死亡较量的方式，来战胜对死的困惑和恐惧。 ●当了一年多共产党员 但是，对佛教的修炼似乎没有解决李登辉的「克服自我」和「对死亡的困惑」这两个重大问题。於是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转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於战後台湾社会一片混乱，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台湾人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加重，共产党的宣传开始生效。於是和战後很多年轻人一样，李登辉开始对马列主义感兴趣，认为台湾要振兴，或许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先治理外在的环境，这大概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唯心主义则是要解决内在的人心问题。 他开始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但仅仅一年多以後，他就退党了，因为他很快就看出了共产党的做法没有人性。当时他只有24岁。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一个二十刚出头的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看出了共产党的没人性，不能不说是相当有智慧的。反观中国今天许多自认为是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人，在今天人类对共产主义有了无数深刻的剖析之後，却还在强调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是好的。 退出了共产党以後，李登辉就逐渐开始开始怀疑唯物论了。在历经了二次世界大战、又面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动荡不安，三十岁的时候，李登辉意识到「人生不仅止於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信仰。」 先明确了必须有信仰，下一步就是信什麽。佛教他已经尝试过了，对唯物论也不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受到妻子的影响，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李夫人曾文惠的母亲在57岁的时候因患乳癌而去世。她深爱母亲，面对这个意外的打击，顿时有失去精神依靠之感。由於她就读的是基督女校，所以在这时信了基督。当时虽然也对耶稣把两条鱼分给五千人吃的故事表示怀疑，但还是选择了这个信仰。 ●花了五年时间找到上帝 但李登辉毕竟是个理性很强的知识人，不可能说信一下子就闭上眼睛信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决定信以後，每星期有三、四个晚上，和妻子到处去听牧师讲道，跑遍了台北的二十多个教会。「能找到和我共鸣的牧师就打算相信，」他说。 「打算信」是一个人的理性决定，而不是「我能不能信？」的犹豫不决。信耶稣基督是基於「灵性」，而不是理性研究推论的结果；但「决定信」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在理性做出这个决定之後，「灵性」才能开始显灵。所以一般来说，决定信，打算信，基本就注定了最後一定会信。 但李登辉还是经过了相当的内心挣扎。「开始也很难信，」他说。「圣女玛丽亚不用男人就怀胎，耶稣又从死里复活，可能吗？这些都是理性常识所不能解释的。」但他最後遇到一个牧师强调「先信再说。」他说，「你要相信，单单地相信，信就可以得生。」李登辉被这位牧师的热情所感动，很钦佩他，於是就去这个教会受洗了。 从30到35岁，他花了五年的时间，除了听牧师讲道，还读了康德的《纯理性批判》等许多哲学著作，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极限和「为了要让道德与幸福一致，必须强调灵魂的不灭与神。」最後他终於明白了，「信仰是理性解决不了的，是心的问题。要用心来感觉世界，而不是单纯靠头脑。」我十分钦佩他的认真，同时更感叹：「你才花了5年时间，可我花了15年。」 虽然在受洗初期李登辉还是有所疑惑，但是随著生活和阅读《圣经》，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而且信仰在他以後的人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的。「我们能够平稳地活到现在，我想都应该是得到信仰的支撑，」李夫人曾表示，「我们多次遇到挫折和沮丧时，总是打开《圣经》才重新站起来度过难关。」 ●「上帝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 在李登辉夫妇半个多世纪的恩爱姻缘中，最大的伤痛莫过於中年丧子。就在李登辉刚刚升任台湾省主席不久，32岁的长子李宪文患鼻咽癌去世，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只有七个月大的女儿。在《虎口的总统》这本书里，读到了李宪文去世前几年写的散文《我的母亲》，《父亲与我》。我惊奇地发现，他的文笔之好超过了我读过的大多数中文作家，尤其是他有关父母的爱情、父子之情的细腻描绘，简直催人泪下；字里行间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正向、上进，更充满感情的小伙子。难怪他的去世令李登辉夫妇痛苦万分。 由於不忍心看著儿子的遗体被用担架推走，李登辉亲手抱著宪文送到太平间。独子的去世，使坐到省主席高位的李登辉痛苦到考虑退出政坛，去当牧师传教。但教会的人士劝他说，他只能是个平凡的传教士，而留在政界，将会是个伟大的政治领导人。於是李登辉听从了教会的指教，留在政界；靠著《圣经》来安慰心灵，渡过了最痛苦的时光；并由基督信仰而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从此之後，父妻俩信仰更加虔诚。 但政坛不仅远比教堂复杂，更危机四伏。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按照宪法继任总统之後，国民党内部那些元老、大老们自然不服，千方百计地抵制他、找他的麻烦。在那些艰难日子里，柔弱的李夫人更是靠著信仰渡过难关。她不断地祈祷：「上帝，您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我们背不动。请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上帝应允了李夫人的祷告，帮助李登辉度过了难关，稳住了失去政治强人後惊惶失措的台湾政局。 ●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 1990年，李登辉接替蒋经国的总统位置届满，下届总统将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无意当上两年总统的李登辉，虽然此时已有意一博，竞选总统，但党内斗争激烈，国民党元老李焕、郝柏村等紧锣密鼓地研究对付李登辉的策略。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李登辉的精神压力很大，他有很多夜晚都无法安下心来睡觉，於是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随手翻开《圣经》的一页，就照著那页的经文祈祷，以此寻求神对他的启示。《圣经》帮助他增加了战胜困境的信心。 在前八年的总统任职内，李登辉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帮助，冲破国民党半个多世纪板结起来的专制官僚机构，带领台湾完成了从独裁政权走向民主体制的本质性变化。1996年，通过全民直选，李登辉成为第一个民选的台湾总统，他继续推动台湾民主化的信心更强了。但中共的打压、国内旧势力的阻碍、国际环境的不利，使台湾的进一步突破困难重重，但李登辉依旧靠著上帝的智慧和力量，继续疾步地往前迈进。 1997年他去巴拿马参加一个会议，并做了演讲。当他走下讲台要离开时，一位天主教神父等在出口处告诉他：「回到房间後，读一读『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二、三节。」回到房间後，李登辉夫妇马上按照神父的指教，找到《圣经》中这段话：「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闸。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李登辉感觉这是「一道明光」，预示著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在後来的困境中，李登辉多次想起这「一道明光」。 ●长老教会推动台湾独立 在李登辉刚当上副总统的那一年，他从原来做礼拜的教堂转到了属长老教会的济南教会。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1865年从英国传到台湾的。台湾民主运动最早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彭明敏先生家就曾是长老教会的主要聚会点之一。彭明敏和李登辉同年出生，他们家皈依基督已有了好几代人的历史。他的曾祖父是台湾最早成为基督徒的人士之一，他的祖父还是台湾基督徒中虔诚而活跃的领导人。长老教会不主张超越尘世的纯信仰，而主张入世，参与现实中争取人权的奋斗。长老教会不仅一直明确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且其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更是有目共睹。该教会在1971年就发表政治宣言，主张把台湾的主权交给台湾人民。 1975年，也就是蒋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长老教会更是发表《人权宣言》，「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一千七百万住民（当时人口）决定┅┅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於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所以长老教会被认为是台独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而李登辉刚当上蒋经国的副总统，就不仅转入这个教会做礼拜，还请这个教会的翁修恭牧师做「家庭牧师」到家里来讲道；而上述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权宣言》就是翁牧师一手操盘的，他被认为是台独的先锋人物。李登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当时不仅不忌讳长老教会和台独人物，而且赋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与当时的党外人士沟通。同是基督徒的蒋经国，对此不仅不阻止，而且是希望李登辉这样做的。 长老教会也对李登辉寄予厚望。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的黄彰辉，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宣誓继任总统後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李登辉本人更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手捧《圣经》做台湾的摩西 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种使命感，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 的目的，都让他完成一种使命；所以人生在世，首先要弄明白上帝交付给自己的使命。耶稣就是背负著巨大的使命而降升，并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死。在美国的基督徒领袖中，林肯从年轻的时候，就清晰地意识到要结束奴隶制的使命，最後终於在完成这个使命之後，荣归天国。美国当代总统雷根，在上任二个月後即遭暗杀袭击，但没有致命，不仅他自己坚信上帝还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罗二世和德蕾莎修女都同样告诉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战胜苏联共产帝国、结束冷战。 李登辉也是这样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许多人形容李登辉带领台湾人民所走的路，就像《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个上帝给予的新的国家。李登辉本人也这样激励自己。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说上帝把台湾这片土地给了台湾人民，台湾人应该感谢上帝的恩赐和祝福，并热爱这片土地。 对於台湾人本身有很多人不认同台湾，李登辉表示很遗憾，说这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从埃及到西奈半岛的过程；他们因为被埃及奴役了四百多年，做惯了奴隶，失去了方向，彼此埋怨，始终走不进迦南地；有人宁肯留在目前的困苦中做奴隶，也不要承受路途的艰难。这其中，除了奴性之外，还有认同的问题。经过40年的寻找自我、重新建立认同之後，才进入迦南美地。 李登辉说许多台湾人也像以色列人，由於长期被外人统治，做惯了奴隶，缺乏站起来做主人的勇气和建立新的国家的决心。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给了他谦卑 但深感背负著摩西般使命的李登辉却不仅有决心，更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信心。例如，由於这次台湾大选关系重大，对蓝营，尤其是对国民党来说，几乎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对绿营来说，它不仅影响到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还影响到2006年的修宪以及2008年前台湾定位的确认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也是至关重要。因而选前气氛非常紧张，於是我问李先生，「如果绿色这次输了怎麽办？」 「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他的口气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绿色的朋友都轻松，「我不看这个（指赢或输），我是看输了以後要做些什麽，赢了以後要做些什麽。」 今天回头来看，他的确具有一个真正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风范，如果这次民进党真的输了，他也一定会用同样的口气对绿营说，「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而绝不会像连宋那样，大闹天空。 性格激情、热烈的李登辉，在紧张关头却平静而轻松；而且在深深地涉入现实政治的情况下，他却一直能不断地跳出去，埋头读书，远离尘世地思考「生和死、人生的意义」等哲学问题；这是他和东方文化背景的其他政治家们极大不同的一点。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又给了他谦卑。一个人只要跪下来向上帝祷告，立刻就不再狂妄，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权力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当了12年总统，还是不习惯权力，」李登辉说，「我并没有想过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湾的民主化，这只能说是老天站在我这一边。再追溯远一点，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踏入政治的世界。现在不做总统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辉，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李登辉去年曾做过一个题为「国家领导人的艺术」的演讲，他提出，要做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条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第二条就是，为国著想，不惜放弃权力。「身为政治家，要有那种为了国家，随时都可以放弃权力的觉悟。」他说自己二千年之所以放弃参选，不仅可以对海内外展示台湾真正实现了民主，也是对打压台湾的独裁中共的最漂亮的回答。「政权和平转移可说是空前的创举，不仅是在台湾，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 在和李登辉的交谈和对他的观察中，我从未感觉到他对自己曾做过台湾的总统有什麽自豪感，更无自傲感。倒是他那种强烈的使命感，简直有一股推人往前冲的气流般的感染和冲击力。现在，没有了任何权力的李登辉，就是用这种感染力和冲击力，推动台湾人民站起来。 他说，「台湾人四百年来一直做奴隶，做长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声。你给他说话的机会，他也不敢说话。现在要刺激他们站起来发声。」这就是李登辉正在继续著的使命。 李登辉当总统可以如他自己所说，是个偶然。但我毫不怀疑这里面有必然因素，那就是，上帝有意护佑台湾，拣选了李登辉这个虔诚的基督徒，让他把台湾从专制的轨道中扭转出来，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带领台湾人民走出对岸独裁专制的阴影，走进世界民主自由价值的洪流中，走向一个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 从李登辉和李光耀看中国民主前景——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6） 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亚洲国家，不靠基督文明，是否有可能自发地走向民主体制？以南韩和台湾的例子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基督文明的引进，对儒家文化国家走向民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这绝不是说要等国民都成基督徒了，国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而是在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过程中，如果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基督徒的话，将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在民主体制建成以後，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例如，亚洲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是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日本是由於战败，被美国强迫实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变成民主国家的，所以日本不能说明问题。新加坡至今还是威权国家。这四个国家中，只有南韩和台湾，是在没有外来势力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完成了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而带领南韩走向民主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李登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个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为什麽？ ●认普世价值才会走民主之路 首先，民主制度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基督教强调普世的爱，认同普世主义、普世价值。而反对民主制度的独裁者们，首先是反对普世价值。中国今天的独裁者们一直用「中国特殊国情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这自不必多言；新加坡的独裁者李光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也是人所共知的。（提出「亚洲价值观」的还有马来西亚独裁者马哈蒂尔等） 让我们来看看李登辉。他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中说，「亚洲确实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应该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没有白人、黄人、黑人的区别，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国人受到封建的影响，容易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促成一个概念，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多少与此有关。他叫了很多中国人、儒教专家到新加坡制作教科书，在我看来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亚洲价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亚洲的其他地区，人民的要求不是那样的。」 在他的几部著作中，李登辉强调的都是「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而否定那些「东方文化特殊性」、「亚洲和世界的不同」等观点。这种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是他能走民主道路的最根本原因。 ●基督信仰推动政治民主 让我们再来看看南韩。军事独裁者朴正熙也是强调东方文化特殊论，认为西式民主不适合韩国国情，他认为韩国想把美式民主移植过去，「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是根本不现实的想法。 而把南韩从独裁推向民主制度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不仅完全否定朴正熙的「韩国特殊论」，也根本不理睬李光耀的「亚洲价值」。他们都非常亲美、亲西方，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极力向韩国民众推销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使得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在韩国深入人心。而在九十年代，他们先後当选为韩国总统後，则更进一步推广美式的民主道路。 金泳三和金大中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作为政治异见者从事民主运动时，曾被独裁政府软禁并绝食抗议，在这些过程中，他们都是靠著向上帝祷告而坚持了下去。金大中表示：「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他甚至认为：「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 当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并不决定该国是否能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关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以台湾为例，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登辉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这个过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远比台湾高，约15％，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光耀不是，所以至今仍独裁统治。（我没有查到李光耀是否是基督徒的资料，是从他曾镇压基督教的行为推断。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亚洲基督教协会抨击政府，而将其总会办公室关闭。） 韩国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战後基督教迅速发展，目前人口49％是基督徒，基督教成为第一大教。美国最右派的报纸《华盛顿时报》就是一个韩国基督徒投资创办的。但即使如此，如果金泳三和金大中不是基督徒的话，恐怕就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台湾长老教会坚决支持彭明敏、李登辉的情形类似，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对派人士在和独裁政府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南韩最著名的大主教和牧师们的坚定支持。 ●李光耀的民族主义和李登辉的民主主义 上述事实证明，认同普世价值的基督徒最高领导人是决定台湾和南韩走向民主的关键。而所有独裁者的口径都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强调国情特殊论，文化特殊论。换句话说，凡是强调国情和文化特殊性的，全都无一例外地坚持独裁路线。或者说，国情和文化，是他们要坚持独裁、拒绝民主时，唯一可以打出的牌子。李光耀、朴正熙和马哈蒂尔等亚洲国家独裁者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民族主义」，和江泽民、胡锦涛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一直死守独裁政权。 而李登辉却在另一个轨道上，他说：「我坚信，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共用的价值标准，不因地域、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李登辉和李光耀曾是很熟识的朋友，但後来由於理念相悖而分道扬镳。《文明的冲突》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指出，「李光耀所谈的民族主义，他死後就会消失；但是李登辉所说的民主主义，他若过世，台湾的民主主义还是会存在。」 基督信仰在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同样得到证明。东欧最早推翻共产统治的波兰，在二战前和今天都是欧洲国家中基督信仰比例最高的；出生於波兰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和美国里根总统联手通过教会推翻共产党的事实，也是人所共知的。 另一个更有意思、更值得引起非常重视的情形是，在美国最近出版的《上帝和里根总统》一书中透露，在戈尔巴乔夫1986年当上苏共总书记之後，曾多次提到上帝；这导致里根相信，这个共产党人是个秘密基督徒。里根在1988年跟戈氏进行了高峰会谈之後，兴奋地对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权威。」於是里根确信苏联的政局会从戈尔巴乔夫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无法不令人悲哀，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从独裁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最高领导人的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中国可能尤其如此。李登辉对这一点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文化，独裁的政权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对，政府还是有办法打压到底，唯有领导者改变他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社会里面，只有领导人——我们不要说他们是独裁者——本身思想改变——才有可能改变。这是我的结论。┅┅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谈民主化。」 所以，无论是从儒教文化影响的独裁国家，还是从欧洲前共产国家的例子，都起码可以推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独裁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作为，是决定该国走民主或独裁之路的最关键因素之一；第二， 虽然信上帝的领导人不一定都会走民主的道路（例如，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但能带领人民从独裁转型到民主这一步的，大概必定得是上帝的信徒。这就如同，私有制不一定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 以这些事实推导出的上述观点看来，中国要发生从独裁到民主的「质」的变化，看来还路途遥远，因为在坚信无神论的共产党内，产生真正的基督徒恐怕很困难；而基督徒能获得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位置，则更难上加难。 （全文完） （原载香港《开放》2004年6—9月号） |
| 美国不会让人类失望 2004-10-18 |
| 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首场电视辩论，不仅有六千多万美国人，还吸引了欧亚等地的观众，显示明年谁主掌白宫，受到世界性关注；其中主要原因，和这场电视辩论的主题有关，那就是如果看待伊拉克战争，怎样对付21世纪的全球恐怖主义。
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在辩论中重点仍是反对伊拉克战争，认为那里没发现核武，伊拉克不该是反恐重心等，由此指责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克里的这种论点，典型地反映了西方左派们与当今现实世界的脱节。 人类进入21世纪，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目标是要摧毁西方文明，建立伊斯兰专制。正如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伊斯兰的「圣战」，「是要占领我们的灵魂，消灭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的自由和文明消失┅┅」 面对这种对人类文明生存的挑战，自由世界必须应战。美国领导的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战争，正是全球反恐战争的组成部份。阿富汗曾窝藏、纵容盖达恐怖组织，伊拉克曾是伊斯兰自杀炸弹「烈士们」屠杀以色列平民、在中东制造恐怖的主要支持者（公开给予奖赏）。 虽然伊拉克迄今没有发现核武，但众所周知，萨达姆政权曾制造和使用过生化武器，曾对联合国通过的所有议案都不予理睬，并一直拒绝真正的核武检查。谁能保证，这样一个敌视美国和自由世界，仇恨西方文明的邪恶政权，不会秘密发展核武，或把核武设备或技术，悄悄给恐怖份子。而从911恐怖份子的所作所为来看，只有他们获得核武，他们就敢用它袭击美国，攻击欧洲，甚至毁灭整个世界！人类无法承受再一个「911」发生後才采取行动。因此对伊拉克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不仅不是「错误时间的错误战争」，恰恰是保证美国及人类安全而必须采取的负责行动。 二战时打胜仗最多的巴顿将军说，只有进攻，才会有胜利；只有进攻，才会有安全。今天，对於反恐战争来说，也是如此。因为美国是个自由的社会，又是全球经贸中心，而且幅员辽阔，几乎防不胜防。据前美国海岸警卫队指挥佛林（Stephen Flynn）最新专著《美国的弱项》中的数字，仅前年，进入美国的就有4亿外国人、1亿2千万汽车、100多万卡车、240万运输火车、800万海运货柜。美国有301个港口，3,700个隧道，7,000英里陆地边境，95,000英里海岸线，700万非法移民┅┅ 美国不要说没有共产国家那种「街道委员会」、「党组织」和「户口」等，甚至连全国性身份证都不被允许制定。在这样一个高度自由的社会，无论怎麽防守，都没法确保安全；唯一的措施是主动出击，铲除那些恐怖份子的温床。而结束萨达姆政权，不仅为美国的安全增加系数，同时重要的是，可以打破22个「阿拉伯联盟」国家的专制链条。伊拉克战争是21世纪的「诺曼底」，它向中东吹进民主之风，将结束「毛拉们」的专制，使那里成为自由的一部份。 虽然伊拉克局势不稳，美国士兵不断阵亡，但是，正是这个「战场」，把全世界的恐怖份子吸引到那里，使巴格达成为决战之地。如果不是这样，这场仗就得在纽约打，在洛杉矶打，在美国本土和欧洲打。正如六十年前，如果美英盟军不去诺曼底登陆，那麽战争可能就得在美国本土打。这是一个战场的选择，而不是一个可否避免这场战争的选择。 在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盟军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去视察伞兵部队，因为预计他们的阵亡率将是75％（每四人牺牲三个）！但这没有阻止自由世界的领袖们下决心，铲除纳粹，解放欧洲。今天，这场反恐战争，比第二次世界更复杂，更难打，因为敌人是隐藏、分散的，不仅像纳粹那样充满意识形态的仇恨和狂热，而且他们连自己的生命也不珍惜，属於人类最残暴的敌人！因而任何二战、冷战时的「相互毁灭威慑」战略都不起作用。在今天全球40个国家拥有生化武器的时代，一旦他们获得这种武器，就完全可能用来毁灭整个地球。 在二战和冷战中承担了领袖责任、并付出巨大牺牲的美国，今天再次顶著当代张伯伦等西方左派们的阻挠，和极端伊斯兰邪恶势力进行世纪决战，再次为世界的未来付出巨大牺牲。其结果，正如当代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在其知名著作《美国人的历史》的全书最後一段所说：美国「将继续是各个种族的人类的第一个希望、最好的希望。回顾她的过去，展望她的未来，预兆是，她将不会让充满期待的人类失望。」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10月6日） |
| “中国人比蚂蚁还多”——共和党胜选的秘密武器 2004-10-18 |
| 在波士顿的美国民主党代表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夫人泰瑞莎．汉斯．克里（Teresa Heinz Kerry）发表了长篇讲话，引起全场欢声雷动；我这位支持共和党的电视观众听完後，也从沙发上站起来鼓掌，因为她的这番“绝妙”的讲话，等於宣告民主党输定了。
克里夫人一向被美国媒体（不论左派右派）认为是“堵不住的大嘴巴”，这次她的麻烦大了，当晚及次日几乎所有的保守派媒体都在修理她，嘲笑她的自我中心、自以为是、毫无自制的讲话；晚间脱口秀节目更是捡了个大乐子。而支持民主党的左翼媒体，乾脆采取回避态度，几乎不评论克里夫人的讲话，以避免批评她。当晚左翼电视台都大评特评来自伊利诺州的黑人民主党新秀，转移观众视线。 28日《纽约时报》只大致报道了克里夫人的讲话，几乎没做评论，只说她“敢讲话”，其他则三缄其口。而收听率居前茅的右翼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迈克．萨维奇（Michael Savage）则毫不客气地讽刺说，泰瑞莎的讲话证明她不是一个傻瓜，就是在用毒品，或者吃错了药，脑子坏掉了。 泰瑞莎说了什麽话，让媒体如此大倒胃口？ 首先，按一般做法，泰瑞莎在这种大会讲话，应该重点谈她的丈夫克里，有哪些优秀品德和气质胜任美国下届总统。全世界恐怕只有作为夫人的泰瑞莎最了解克里。而且据民调，现在仍有30％的美国人对克里“无法评价”，因为不了解他。但是泰瑞莎上台後却大谈她自己，她在莫桑比克的出身，在南非的求学，她对自由和独裁的理解等等，直到演讲15分钟之後，才第一次提到她丈夫“克里”的名字。前里根总统演说撰稿人、知名女评论家努南（Peggy Noonan）今天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评论说，泰瑞莎不谈她的丈夫克里，不合常理，怪异的（odd, weird）。 其次，泰瑞莎在演讲中，大谈对自由的看法，对公民权利的认知，对女权主义的倾心等，通篇讲话没有提到美国今天面对的最严重的安全问题，没有提到一句盖达组织，没有提到一句宾．拉登，没有提到美国面临恐怖份子可能攻击问题，没有提到美国必须进行的全球反恐战争。 上述美国电台评论主持人迈克．萨维奇愤怒地说，这个女人疯了，在美国面临宾拉登等恐怖袭击的时刻，她在全国转播的电视上，根本不谈反恐，反而大谈什麽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和民权运动时代的美国；她根本不知道美国民众今天在想什麽，美国今天需要什麽。她要麽生活在六十年代，要麽“活在另外的世界”，脑袋里是一团浆糊，简直是在上演“皇后的新衣”。 第三，她的一些举动都“打破常规”，上来就自我介绍她叫什麽名字，台下哪有人不知道她是谁。而且她还卖弄是语言天才，用四种外语不知说些什麽，连下面那些动不动就欢呼的激进份子们，也因听不懂而无法鼓掌。今年65岁的泰瑞莎演讲时著一身大红，出场时先从幕後探一下头，然後手捂胸口，还不断拍打著，迈著好像深一脚浅一脚的步子登上台。但这个动作、姿态、说话都无法不让人想起电影《雨人》的准第一夫人，居然在接受《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自夸“性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项，但为什麽民主党要安排泰瑞莎到大会主讲？而美国两党一般都不安排总统提名人的配偶做主讲人（keynote speaker），1988年老布什被提名，他的夫人芭波拉没被安排演讲；1992年克林顿被提名，连希拉莉都没被邀做主讲。而泰瑞莎不同，她不仅被称为“克里的钱包”，九年前带5亿美元资产和克里结婚（现身价超过十亿），而且她又是那种特有“主见”、愿发“高论”的女人。《新闻周刊》记者说，在克里的竞选活动中，她总是跃跃欲试，上台讲话，好像她在选总统。而克里又是那种比较窝囊的男人，根本不能控制她，因此她要到大会上演讲，民主党的谋士们只能说，那就让“泰瑞莎成为泰瑞莎”。媒体嘲讽克里说，听了夫人的讲话，克里表示他绝不会批评自己的夫人，因为他有“十亿”个不能批评夫人的理由。 民主党大会发给记者的泰瑞莎演讲稿相当简短，但泰瑞莎口无遮拦，临场发挥，并把她的随口胡言、对记者的不礼貌行为自夸成是女人“有主见” “有智慧”，要和男人一样。27日《纽约时报》报道说，泰瑞莎对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代表们讲话时说，“我们需要拒绝那些进入我们政治的非宾夕法尼亚人，非美国特质的人。”《匹兹堡论坛评论报》言论版编辑麦克尼科（Colin McNickle）问泰瑞莎到底什麽是“非美国特质的人”，对这些美国媒体全都报道的讲话，泰瑞莎居然愤怒地抵赖说，“这是你说的，我从没有说过，别把那些话放到我嘴里。现在，（你）一边去！”这种“有主见，有智慧”，怎能不引起舆论哗然。难怪昨晚的脱口秀节目逗乐说，泰瑞莎在大会上用五种语言说“你一边去！”。 克里管不了泰瑞莎，那民主党阵营谁也拿她没办法了。竞选谋士们曾尝试限制她，但泰瑞莎直言，“我是不能被纳入程式的。”竞选助手试图让她在上电视之前，发型和化妆得体，但她大发雷霆，说她就是她。负责此事的经理乔丹去年底被解雇。 立志要当美国总统，管理这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克里，却对自己的妻子束手无策。《新闻周刊》记者去年在一篇关於泰瑞莎的特写中描述说，在克里家里采访时，克里很担心泰瑞莎信口开河，看到泰瑞莎又在“大嘴巴”时，他在旁边又是用手指擦嘴唇，又是咬指甲。有一次急中生智，突然打断说，“你看，那里有个小鸟在吃草莓！”但泰瑞莎根本不予理会，仍是我行我素。该记者感叹说，“泰瑞莎和希拉莉正相反，在五分钟的谈话里，就他们夫妻的隐私，她会泄漏希拉莉528页的书（《活出历史》）都无法暴露的内容。” 克里为什麽要找这样的“麻烦太太”？克里当了20多年美国联邦参议员，离婚时才40多岁，但却在51岁那年，娶了比他大5岁的泰瑞莎。上述《新闻周刊》的文章说，在这桩婚姻中，泰瑞莎的钱自然成为议论中心。泰瑞莎的前夫约翰．汉斯是世界著名的汉斯（Heinz）食品公司的继承人。汉斯也是美国参议员，但是共和党籍，他在1991 年飞机失事中丧生。四年後，泰瑞莎嫁给了民主党籍的克里。NBC晚间脱口秀主持人莱农幽默道：克里在教堂婚礼说“I do”时，两个字就进账5个亿。上述萨维奇更刻薄：说泰瑞莎把从共和党丈夫那儿赚的钱，转手给民主党丈夫了。 在布什总统夫人劳拉被评为美国最受民众欢迎的“第一夫人”之际，泰瑞莎的这种拙劣演讲，这种自以为是、自我中心，不仅不会给克里赢分，反而会失去更多的女性支持。在她演讲结束时，电视镜头两次对准了听众中的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她一脸严肃、沉重，和周围那些狂热欢呼的代表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位智商满高的女人清楚，泰瑞莎的演讲实在是砸了民主党的锅。 但泰瑞莎很得意，因为台下欢声雷动，但那里的代表，都是民主党中最激进者。《波士顿环球报》的民调说，95％的民主党大会代表都反对伊拉克战争，62％支持同性恋结婚，而且多数都不认为恐怖主义是当今美国的主要问题。这些代表们不仅和美国大众背道而驰，也和民主党主流看法脱节，连乔治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米勒（Zell Miller）也在福克斯电视节目上说，克里们走极端，会葬送民主党。 泰瑞莎摆出的激进姿态，她的口无遮拦、不得体的言谈，注定会把中间选民“ ”到共和党阵营。27日《纽约时报》报道说，不久前泰瑞莎对奥兰多的女性团体讲话，在谈到中国时，她竟说，“当然了，那里人比蚂蚁还多（Of course , they have more people than ants there）”。任何有一丁点基本修养的人，也绝不会用蚂蚁来形容其他国家的人民。她要真当了第一夫人，就凭这句话，不得惹起中国人的反美新浪潮吗？ 除了广播电台和某些平面媒体之外，电视台的男性评论家们为了当“绅士”（gentleman），多少都嘴下留情，委婉地选词评论她，但话里话外，可以清楚地听出来，他们要说的是，这位立志要当第一夫人的泰瑞莎，有点中国东北话说的“二百五”，上海的“十三点”，或台湾形容失序女人的“三八”。 因而在上述迈克．萨维奇的电台节目中，一位听众评论说，曾是著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妻子的泰瑞莎，可能是通过嫁给民主党候选人克里，用她的一系列言行，给民主党拆台。所以，她可能是共和党今年底获胜的“秘密武器”。 2004年7月29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
| 布什当选有利全球强势反恐 2004-10-18 |
| 日本首相小泉前天公开表态支持布什连任。这是比较罕见的外交行动，因外国领导人一般不会在美国大选前明确表态支持哪一位。日本专家分析说，这可能是由於日本情报机构对美国每一个州的选情进行分析研究之後，已做出了布什一定会连任的「结论」。
继日本首相之後，俄国总统普京也在昨日发表讲话，公开表态支持布什连任。普京认为，布什连任，将有助於全球强势反恐，否则将会向恐怖份子发出错误的信号。 普京认为现在伊拉克发生的炸弹攻击等，不是对著当地美军，而是对著布什，用这种攻击制造麻烦，想让布什下台。 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本月初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态支持布什；同时批评克里说，这位参议员指责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没有获得盟友支持是不顾事实，因为仅波兰就派出了几千军队到伊拉克，而且波兰士兵还有牺牲。「有20年参议员经验的克里，视而不见在伊拉克的波兰士兵，以及他们付出的牺牲，这是不道德的。」 此外，对於日前的全球油价飙升，美国保守派刊物《NewsMax》说，这是主要由阿拉伯国家组成的「世界石油输出组织」（OPEC）玩的政治把戏，主要是利用哄抬油价，给美国经济造成困扰，来打击布什，以促使他败选。石油输出国组织主席明确说，等美国大选结束後，油价就会跌下来。显示这是一个预谋的行为。 但昨日CNN、《今日美国报》和权威的民调结构盖洛普等三家联手做的民调显示，在这种「里应外合」下，布什的支持率不仅没下降，反而上升，目前已超过克里（凯瑞）八个百分点；它显示决定美国政情的不是阿拉伯世界，不是伊拉克的恐怖份子，不是美国的左派媒体和克里们，而是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民众的「常识」（common sense）。 2004年10月18日 |
| 江泽民到底是不是“卖国”？ 2004-10-16 |
| 由於我写过一篇题为“中俄签约，莫斯科渔利”的文章，纽约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节目主持人希望我能在他们要拍制的“江泽民卖国”专题中说几句话。我不是历史学家，也没对中俄边界问题做过认真研究，因此答应采访要求後，从书架上搬出了那套买来还没动过的白寿彝主编的22卷本《中国通史》，做家庭作业。
这套《中国通史》的编写者都是中国知名的历史学教授和学者，每一卷都有几十人参加，卷首页都写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十年完成）”，应该说在史料上有一定的权威性。该书第14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专列了“中俄关系”一章；该书第19卷《近代前编》专列了“俄国侵占中国领土”一节。据这些史料记载，三百多年以来，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於40个台湾。 中国领土被割去三分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俄国是和中国签约最多（17个）的国家，也是夺取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在17个条约中，最重要的有4个： 第一个是距1989年天安门事件正好300年前签署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虽然《中国通史》的作者们指出“清朝谈判代表缺乏经验┅┅对俄国更有利”，但认为它“是中俄两国在平等的谈判基础上所订第一个条约”。按这个条约划分的中俄边界，现在黑龙江北面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後被俄国夺去）都是中国的领土。 该条约签署後，两国关系较和睦，并开展贸易，交换学者。俄国访华学者比丘林返回後，奠定了俄国汉学的基础；他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并是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从他那里了解了一点中国文学。另一个俄国学者库尔德采夫则带回了35册的《红楼梦》手抄本，引起了评论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给予评论。 第二个重要条约是距毛泽东“大跃进”正好100年前签署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上述史料说，在鸦片战争爆发後第18年，“俄国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之际，用武力强迫（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署了该约。” 该条约把《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国境内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分成了三大块，第一块约60万平方公里，划入俄国版图；第二块，约40万平方公里，由中俄共管；第三块，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江东64屯”继续归清朝管辖。史料说，“清政府没有批准这个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 两年後，中俄又签署了《北京条约》（1860年），这是中俄之间的第三个重要条约。史料说，“俄国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时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这个条约。该约把《瑷珲条约》中划分的三大块，第一块和第二块都正式划入俄国版图，仅留下“江东64屯”给清朝；但在1900年，俄国用武力占领了这块土地，把当地5,000多中国人赶入黑龙江里杀害。这个条约使中国正式丧失了等於现在东北三省面积总和的土地。 第四个条约是距“文革”约100年前签署的中俄《勘分西北边界约记》（1864年）。史料说，“俄国陈兵（新疆）塔城卡外以为威胁，┅┅清廷屈於俄国的武力威胁”被迫签定此约，俄国把新疆塔城等西北部“约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割占去。 《中国通史》的结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也有提法说俄国割占去中国300万平方公里土地，那是指把俄国耸恿和支持外蒙古独立、脱离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算上，加上144万，正好约300万（相当於中国现有领土的近三分之一）。因此也有人说俄国从中国割占了约100个台湾（台湾面积是3点6万平方公里）。 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的立场 清王朝被推翻後，中国近代主要政治领导人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乎都对“中俄不平等条约”持不认同立场： 第一，蒋介石的态度： 曾任联合国南斯拉夫战犯法庭法官，最近去世的中国法学学者李浩培在他的《条约法概论》一书中，不仅强调“按照现代国际法，不平等条约是无效的”，而且介绍说，1924年中国政府和俄国谋求缔结新的平等条约，其中重要条款是，“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俄国代表参加了一半会议就回国，这个条约没有签成。但从这个史料可以看出，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废除以前俄国强迫清朝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後来出任中华民国领袖的蒋介石，也对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不认同的。 第二，毛泽东的态度： 毛泽东能够打败蒋介石，很大程度在於中共军队得到进入中国东北的斯大林红军的帮助，得到东北这个重工业基地，进而夺取了整个中国大陆。随後不久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更是依赖斯大林的军事援助等。但即使在如此得益、有求於俄国的情况下，毛泽东政府和苏联在五十年代签订条约时，仍特意回避了斯大林极力想涉及的两国边界问题。毛不仅是共产主义者，更是民族主义者，他强调，“新中国”不承认“旧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72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说∶“苏联占领我们的领土太多太多了，其中包括沙皇帝国和红色苏联占领的。”毛泽东在没有实力和俄国人交涉时，把这个问题“搁置”。 毛虽然不愿承认历史上俄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毛的“新中国”出版的地图（从建政至今都如此），却把俄国割占去的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到了中国边界线之外，而没有用国际惯用的虚线方式，把这些土地列为未定、争议区；只是对俄国霸占的那些土地上的城市，仍使用中国原有名称标记，如海参崴、伯力、库页岛、海兰泡、尼布楚、双城子、外兴安岭等，而不使用俄国人後来起的名字。 第三，邓小平的态度： 据《邓小平文选》记载，1989年5月，邓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後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邓的这番谈话显示，在他领导下的中俄边境谈判，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要求俄国承认原来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 江泽民一反前例，承认全部中俄条约 江泽民执政後，和俄国签署了两个条约，一个是1999年底和叶利钦签的中俄边界“议定书”。这个条约对以往俄国强迫中国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一律没有提及，等於用这个新条约方式对俄国过去割占去的全部1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给予法律上的认可和确定。 第二个是2001年7月江泽民和普京签的《中俄友好条约》，该条约对1999年的那个边界条约给予认定。 海外华人提出江泽民“卖国”，主要是指这两个条约从法律层面认可了过去俄国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使俄国割占去的1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再无法律交涉根据。 当然，客观地说，由於俄国强迫清朝签署的条约历史已久（距今已近150年），世界上国家之间的边界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确定，现在中国政府想要回被俄国割占去的那些土地，可操作性很低，因为俄国人绝不可能轻易退还土地。但江泽民政府这种正式签约、认可原来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方式，等於使今後任何一代中国人都丧失了向俄国交涉这些土地的法律根据，因为即使有一天江泽民政府垮台了，中国出现民主政府，按照国际惯例，也得继承这些（江泽民们签的）条约。 蒋介石可以拒绝，毛泽东不愿承认而搁置，邓小平要据理力争，为什麽江泽民要一反前例，全部承认历史上俄国强迫中国签署的条约？在苏联解体、俄国国力下降，中国国力提升的背景下，江泽民不仅可以继续搁置这个边界问题，而且更可以像邓小平那样据理力争，起码要求俄国承认历史上那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今天中国让步签约承认这种历史，俄国要给予某种形式的补偿。 例如日本就采取这种方式，它向中国提供的几百亿美元低息贷款，就是为二战侵略中国行为的一种变相补偿，因为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日本对南韩的经济援助，也是同样意思。小泉首相去访问平壤，同意向北韩提供100亿美元援助，也有补偿二战侵略朝鲜的损失之意。这都是公开的秘密。 现在俄国想和中国签署友好条约，让中国方面用法律条约方式认可过去割占的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应该给予中国一定的补偿。但从江泽民签的条约来看，中国人任何形式的补偿都没有得到，而且俄国人对黑龙江的两个江心小岛都不予归还（这是中俄边界问题中唯一没有解决的争端），俄国人不仅不还“西瓜”，连“芝麻”都不让步。他们摸准了这个说到俄国“有到家的感觉”的留苏工程师江泽民的脉搏。 江泽民政府既不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和俄国签署的边界条约详细条款，也不把这个问题交给撰写《中国通史》的那些历史学家和对中俄边界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公开讨论；整个和俄国的边界领土谈判、签约的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这种黑箱作业，本身就说明江泽民是心虚的，他恐惧这些问题全部公开，允许13亿中国人自由讨论，人们就会对江泽民“盖棺论定”：他和俄国签约，在本质上是“卖国”的。 （原载《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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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作家龙应台最近就台湾民主和海峡两岸关系发表了一篇题为「为台湾民主辩护——与华人世界对话」的文章，在内容上回应了很多中国大陆和海外自由知识份子在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早就明确的观点，因为龙应台本人在这些问题上过去并不是那麽立场鲜明，所以这篇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笔者也认为龙应台的表态是适时的，但对她表态的方式稍有疑问。首先，在自己的文章中和别人「对话」如何可能？你可以在文章中引述并评论别人的观点，但却做不到和对方「对话」。至於说与「华人世界」对话则更是让人不解：一个人怎麽可能单枪匹马和整个世界对话呢？再说，在「华人世界」中，不要说在有自由言论权的海外，就是在中国大陆，支持台湾民主、反对大陆独裁的人也数不胜数。在台湾选举之後，很多人，包括在大陆的不避风险的作者，都写文章对台湾民主的发展表示肯定，因此「华人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龙应台的发言在时间上晚於很多「为台湾民主辩护」的人，因此，如果说真要和「华人世界」对话的话，很多作者在她之前已经作了这样的工作了。
龙应台的文章特意标明「作者按：本文在中国大陆、新加坡、吉隆玻、香港、台北同步刊出」。这是什麽意思呢？我记得只有大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整点重要新闻的预告才会有这样的气势，但那也覆盖不了海外华人世界啊。一个知识份子对社会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是很正常的事，你可以挑选任何报刊电台电视台和网站在任何时候发言，你也可以同时在很多地方刊出你的意见，只要不涉及版权问题。至於你的意见是否重要，则完全由读者来评判。特意告诉读者你的文章在「华人世界」许多地方「同步刊出」，似乎并没有这个必要。 看了龙应台的这篇文章，不由得想起了龙应台去年底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发表的关於全球化的演讲（後来发表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上，现在网上还能查到）。这篇讲话曾经受到一些大陆作家的批评（例如张耀杰）。笔者当时也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开放》，本来《开放》要刊登的，但後来事过境迁就没登。张耀杰先生的文章已经涉及龙应台那篇讲话中很多自由派知识份子不能同意的说法，我这里不再重复。但对她涉及到美国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表示不同意见，因为那是她那次讲话中最似是而非、最能混淆思想的观点。这里把我那篇文章中的有关部分摘录下来： 龙女士在发挥她的：「全球化就是西方化」和「美国文化的傲慢」的观点时，举她自己的经历为证。她说当她在台湾学英语时，美国老师「记不得几十个中文名字」，於是要求每一个学生选一个英文名字，一下子「一整班的学生都变成了‘Dick’、‘Tom’、‘Harry’，我的名字叫Shirley’。」後来当她来到美国教书时，「化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把（二三十个）人名和脸相配起来，认得了。於是我回想，为什麽教我的老师没坐下来化时间，把我们的中文名字记住，反而让50个人都为她的方便而改名呢？这难道不是文化的傲慢吗？」 这是文化的傲慢吗？如果这是文化的傲慢，那麽美国人何必要跑到台湾去教英文，而不是让愿意学英文的台湾人自己化钱到美国来学英文呢？如果这是文化的傲慢，那麽刚刚在台湾学了英文的龙应台，就算是英文出众罢，「文化傲慢」的美国大学又怎麽会让这个台湾人去教美国学生英文写作呢？这不是自打耳光吗？至於美国教师给中国学生取英文名字，稍有语言交流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差不多是所有教中国学生英文的美国老师的常规做法，这当然有中文名字发音困难的原因，但也是为了创造语言环境，和「文化傲慢」风马牛不相及。美国人当然有他们的文化傲慢，和任何民族一样，但我想美国人的文化傲慢如果借助这种方式表达出来，那美国文化也就没什麽值得傲慢的了。 再说，很多学中文的美国人都乐於请中国老师给自己取一个中文名字。不但如此，他们还要千方百计让这个名字体现东方文化色彩，有的还找人给自己刻中文名字的图章或者把它印在自己的汗衫上招摇过市。这只要问一问那些在不但在中国、也在美国教美国学生的中国老师，相信不难找出一大堆事例来。学哪个国家的语言，就在课堂上用哪个国家的名字，这有什麽大不了的？ 龙女士接下来的「文化傲慢」说更是离谱。她说当她认识到这是「文化傲慢」之後，她在美国便不再用SHIRLEY”，而是改用她的中文名字，并且是「龙应台」（Lung Ying Tai） 而不是应台龙（Ying Tai Long），即按照中国习惯把姓放在名的前面，而不是象西方习惯那样倒过来。她说「23岁的我觉得，你美国人可以学著发中国名字的音，你可以学著去记中国人的名字和他的脸，你也可以学著知道中国人是把姓放在名字的前面的。1975年，我还没有听过‘全球化’这三个字，但是对於所谓文化‘交流’事实上是‘流’而不‘交’的现象已经觉得有点怀疑。」 为什麽说龙女士在这里更是离谱呢？因为如果你去美国短期访问或者探亲，没人会要求你把姓放到名的後面。如果你要在美国上学、租房、申请驾照或者在银行开户等等(更不用说长期居留甚至入籍)，你就必须按照美国的规矩办，因为你进入了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法律和政府的文书系统发生了联系。如果你坚持你原来那个国家的习惯，让美国上下迁就你，时刻要记得你金鸡独立，姓在名前，那麽究竟是谁在表演「文化傲慢」呢？如果改变姓名前後的顺序就和「文化傲慢」有关，那麽「李约瑟」呢？「费正清」呢？「白求恩」呢？你龙应台能说这些外国人(更不用说今天在中国和台湾用自己的中文名字和中国人打交道的那些西方人)在中国按照中国习惯用的这些中文名字也体现了中国的「文化傲慢」吗？我不知道龙女士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期间是否真的象她说的那样一直让美国人叫她「龙应台」而不是「应台龙」，而她在美国所有的证件上和档案里也都是姓在名前。如果真的如此，我想这是美国人多麽谦虚礼让地对待一个「文化傲慢」的人的例证。如果不是这样，那麽龙女士为什麽编造这个故事呢？难道是为了让我们相信她早在「全球化」这个词出现之前就敏感地发现了这麽个重大的“文化傲慢”问题吗？龙女士强调说她有这个想法是在「1975年」，当时她「23岁」。这是在提醒我们将来写有关全球化的历史时不要忘了给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就大无畏地反「文化傲慢」的壮举带上一笔吗？ 在龙女士关於全球化的描述中，人们看到的是对虽然高档但却单一的生活和审美方式的炫耀和抱怨，听到的是对西方——尤其是美国——文化入侵的焦虑和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但这还不是全部。龙女士还以“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的身份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发言。她说全球化既让人欢迎又让人不安。“文化，还有人们安身立命的价值，都和商品一样一卡车一卡车卸货，直接送入家门，欢迎，因为我们突然多了选择，不管是洗衣粉的牌子还是政府的形态；不安，因为这种选择往往是强迫性的——虽然我们并不感觉，只不过是强势推销的产品，不见得是对我们最好的；更因为，选择往往破坏了家里原有的秩序——伊拉克人究竟要不要欢迎美国士兵带进来的文化和价值观呢？为什麽又要又不要呢？这种不安对第三世界知识份子是很熟悉的。”她说和很多第三世界知识份子一样，她年轻时也是美国新闻署的受惠者，“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匮乏的年代，美国政府通过组织和金钱，有计划地将美国的价值观全球输出。你说它不好吗？对於我们民主开放的追求，它是有重要贡献的；说它好吗，它又包藏著其他的目的，也限制了我们对未来的想像。”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龙女士这里是在说民主往往是西方用剥夺其他政府形式的手段强加在非西方头上的，就象西方强加给非西方那些文化形式和商品一样。实际上政府形式如同洗衣粉，有不同的牌子，你不用这一种可以用那一种，不见得非要“民主”不可。不但如此，这种由外部“强加”的民主，还“破坏了家里原有的秩序”。龙女士回顾历史，说过去我们年轻无知，受了美国新闻署(我想是指美国之音和所有由美新署主持的文化交流项目吧？)那些鼓吹自由民主的言论的影响，今天回过头来看看，才知道美国政府的深谋远虑。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限制了我们对未来的想像。” 对比龙应台几个月前在北京的这些言论和她现在为台湾民主——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台湾民主和美国影响之间的关系吧？——所作的雄辩，真令人有恍若隔世之感。 作者任教於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 （原载《观察》，原题「也评龙应台」） |
| 杨澜的骗局还要持续多久？ 2004-10-10 |
| 最近，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就哥大国际关系学院和哥大亚裔校友联谊会给杨澜颁发杰出校友奖，向哥大校长发出抗议信。杨澜则在9月15日以公开信方式回应哥大学生学者的抗议。一如二、三年前的吴征杨澜，不仅完全抵赖她在履历、经历上对中国媒体所发出的错误资讯，甚至试图反咬一口，说我（虽然她没敢指名道姓）对她的批评文章与事实不符。
就吴征杨澜的一系列谎言和对中国读者的误导，我前後写了近30篇文章（http://caochangqing.com/gb/index.php?Content=15），不仅曾引起海外读者的关注，也被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引起国内民众对吴杨二人诚信的质疑。那麽「要脸儿」的杨澜为什麽不出面一一澄清？还曾给我发律师信，在媒体高声喧嚣要打官司的吴征杨澜，怎麽後来不敢诉诸法律解决问题了呢？就因为我文章中所有的事实引述都有出处，吴征杨澜清清楚楚，他们根本无法抵赖那一堆数起来都累得慌的谎言。 ●冒充「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董」 令人无法不愤怒的是，杨澜在这封公开信中继续公开撒谎。首先，她承认自己在履历上写的是「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校董」，然後说她在发表中文履历的同时发表了英文履历，其英文是「正确说法」。这里的谎言和问题是： 第一，「校董」就是「Trustee」，而英文的「Member of Dean’s Advisory Board」可以很容易地译成「院长顾问团成员」，却无论如何也译不成「校董」； 第二，杨澜在撒给中国各媒体的履历後面根本没有附英文原文，原因很简单，她的中文履历中（网上可轻易查到）有多处夸张、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无法原样译回英文。第三，即使她同时发布英文履历，为什麽中英文不一样？这里根本不存在哪个英文词没有对应中文不可译的问题。 事实是，杨澜这类人要玩的，恰恰就是这种中英文的「文字差」。在英文中，他们没法、也不敢撒谎，而在中文中就巧妙地夸张，刻意误导读者。看看杨澜中文履历中的这句话：「杨澜被选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校董，成为这所美国长春藤名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http://www.icxo.com/rich/show_yanglan.jsp）。到底是谁在误导？谁在撒谎？这短短的一句话里就有三个明摆著的谎言： 第一，顾问团成员不需要「选」，校董才需要选，所以杨澜说她是「被选为」校董； 第二，「成为这所美国长春藤名校」，给人清楚的感觉是指哥伦比亚大学本身，因为长春藤名校从来都是泛指整个大学，而不单独形容下面的某个学院。杨澜这种表达完全是刻意引导读者相信她是哥大的校董。 第三，「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董事」，这里「董事」是谎言；「有史以来最年轻」是误导，因为「顾问团成员」只是个没有价值的虚名，根本不会有人一本正经地宣称什麽「有史以来最年轻」，这就像如果谁宣称自己「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街道委员会成员」会遭嘲笑一般。 而且，即使这个「有史以来最年轻」也是杨澜自己的创造，因为对那个虚的「顾问团」，没有任何人会去记录其成员的年龄，杨澜哪里得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年轻」之说？她刻意制造和强调「有史以来最年轻」，显而易见是为了突出其「校董」和「董事」地位。所以，杨澜在这里不仅冒充了「校董」，而且编造了她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董」。 ●吹牛撒谎，夫唱妇随 对如此清楚的、严重自我抬高身价的谎言履历，杨澜一如既往地毫不认错。更有甚者，就她是否曾被美国三大电视台邀请做主播一事，她做出了同样自扇嘴巴的辩解。她说，「我从未声称美国三大电视网『争相』邀我做『主播』。在毕业前夕，由於《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对我的报导，确有当时美国三大电视网中的两家与我接触，有意聘请我做出镜记者。」 也许，想为谎言狡辩，只能再编另一个（或一堆）谎言，於是更被戳穿： 1996年，杨澜吴征在接受上海《新民晚报》采访时表示，杨澜放弃了在美国做三大台主持人的机会，回去报效祖国； 1997年，在杨澜的《凭海临风》序言中，她的丈夫吴征写道：「对杨澜来讲，她也已经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 2002年，即使在她和吴征的一系列谎言遭质疑後，杨澜还在《南方日报》表示，「我只说过美国的主流电视台邀请我出任他们的记者或主持人。」 现在杨澜似乎忘记了这些她和她丈夫在中国媒体上的宣称。反而强调她没用「争相」邀请的字眼（谁说你用了？她自己造出个「争相」然後自己一本正经地否认），继而荒唐地强调什麽她说是做「主持人」而不是「主播」。杨澜的吃力的狡辩实在太无力，主播和主持人根本没有什麽区别；就像丹．拉瑟既是美国CBS电视台的晚间新闻主播，同时是60分钟节目主持人。 虽然现在杨澜从「主持人」的说法退步了，但还是硬著头皮说，「美国三大电视网中的两家与我接触，有意聘请我做出镜记者」。但这句话仍是谎言！也就是说，美国主流电视台请她做「出镜记者」完全是谎言！ ●杨澜的英语够上电视吗？ 我在《杨澜的英语够上电视吗？——追寻「杨澜传奇」之四》中，用许多事实和解释，通篇证明的是，以杨澜的英语程度和她对美国的无知，她不可能当上美国的电视记者，更何况是主持人。大概是由於她用谎言抬高自身价码後，在中国星运亨通，太容易了，所以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个美国出生的、念了新闻学院的「小宗毓华」们，在竞争那有限的「出镜记者」职位；从小记者做起，一步一步挪到拿话筒上镜头的位置，哪里轮到一个20多岁才来美国读了二年书，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一窍不通，而且当时根本没有任何新闻经验的杨澜！ 不对，杨澜正是清楚地知道这一点，知道她不仅没有可能当上美国电视的主持人，就连个小记者都当不上，所以才选择回国的。今天，在被事实质问下，她承认了，母语不是英语，在美国没有优势。既然承认这一点，那要不要为当年那「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美国的主流电视台邀请我出任他们的记者或主持人」等等骗人说法道歉？ ●在美国花钱买「头衔」唬中国人 杨澜是不能道歉的，她和吴征就他们在美国的履历和经历撒了太多的谎，除了「校董」，「美国主流电视台聘请做主持人」之外，杨澜还编造出她在哥大念书时成绩排名前百分之五、她的故事上了《纽约时报》头版、就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传媒系、被《新闻周刊》大幅报道、她创下了亚洲主持人进入美国主流媒体之先河，等等。还有吴征的一系列谎言：什麽巴灵顿博士、艾美奖共同主席、他的讲话全球几亿人看到、在上海时「文科考第一名」、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毕业、在美国成功的华人企业家，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谎言，给他们在中国堆起了一个耀眼的光环，为他们在中国赢得了仰慕、崇拜、名声、地位和金钱，然後他们又把这样得来的金钱，用捐款的方式换取国外的虚头衔（像吴征的国际艾美奖理事、杨澜的顾问团成员等。美国有无数组织，只要你捐款，就给你什麽理事头衔），然後他们再用「买」来的各种美国头衔，唬国内老百姓，於是身价再高涨，再赚到千百倍「换头衔」的钱；於是再拿到美国捐，再回去中国换┅┅倒霉的是那些香港和内地的小股民们，把辛苦挣来的血汗钱，投进了那个用谎言编造的光环里。 吴征杨澜死不认错，不仅是毫无廉耻心，而且是想继续把这种「国内外双向利用」的游戏玩下去。杨澜这次能到哥大来接受这个奖，就说明她是很看重海外的「光环」的；她知道，这个小光环，经过稍微误导性的语言，回到国内就可以被放大千百倍（当然这次由於哥大学生学者的抗议，那个效果达不到了）。杨澜如果有起码的自尊，对哥大学生学者联谊会两年多前对她诚信问题的质问稍有羞愧感，这次就应该婉拒这个奖，或者起码本人不来领奖。但杨澜不仅接受了，还居然能谈笑风生地发表领奖感言。这无法不令人对杨澜的毫无廉耻之心刮目相看。或许，杨澜不仅没想到婉拒这个奖，甚至得意：你们不是攻击我的诚信吗？我还不是照样得奖！事实上，她的确是在用接受这个奖，来挑战所有对她和吴征的诚信提出质问的大众。 ●从赵忠祥那儿学的抵赖本事？ 杨澜是师从赵忠祥起家，如果她从恩师那里学到的只是抵赖的本事，那麽现在应该去和她的赵老师交流一下，他的抵赖游戏玩得开心吗？前景会怎样？ 杨澜吴征之所以今天还可以在中国玩下去，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中国政府保护她，这不仅是因为杨澜的一贯亲中共立场，还因为中共认为她作为奥运大使为中国赢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立下汗马功劳（其实，以当时的情景，不需任何奥运大使，中国也会以压倒多数赢得主办权），所以即使在杨澜的诚信受到严重质疑的时候，她居然仍被指定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受到一个价值颠倒的独裁政府的庇护。作为一个以求真实为天职的新闻工作者，杨澜能在撒了一堆谎之後，不仅依然不倒，还继续高升，当然全托那个专制政府的「福」。 其次，作为吴征杨澜谎言事件的主要调查和写作者，我本人是中国的异议人士，我的作品不能在中国发表。关於吴杨的文章，刚被《中华读书报》转载了一篇，就遭封杀。如果我的近30篇关於吴杨的文章都能在中国的报刊发表，恐怕政府也难保住他们，因为读者和电视观众是有起码的价值判断能力的。虽然吴征杨澜这出骗剧今天还在继续上演，但独裁政府会有落幕的那一天，所以骗剧也注定会有剧终的时候，只是，剧拖得越长，人们对骗局的剧情会印象越深刻，所以未见得是坏事。 （原载《开放》2004年10月号） |
| 美副总统辩论：「机关枪对水枪」 2004-10-07 |
| 昨（5日）晚的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比几天前的布什和克里辩论更引人注目，因为民主党想巩固上次克里「辩胜」的势头，而共和党阵营则渴望由老将切尼出马，扳回一城；因而双方支持者都相当进入「状态」，希望自己阵营在这只有一场的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获胜。
90分钟的电视辩论一结束，无论是支持民主党的左派媒体，还是倾向共和党的右派电视，绝大多数的评论员都认为，切尼是赢家。他的大将风度，不卑不亢，沉稳老练，引用大量数据而表现出的准备充足，或者说他长期担任公职（从议员到国防部长再到副总统等）而对议案历史之熟悉，都远超过对手。 虽然已当了四年联邦参议员的爱德华兹原是律师，以擅打诉讼、能言善辩著称，但他无法挡住切尼对克里的国会「丑陋」记录的揭底，只能用一些空话和竞选口号用语敷衍应对，因而美国有线电视台MSNBC的时事节目主持人马修斯（Chris Matthews）昨晚在评论中说，这场辩论看下来，切尼等於是用「机关枪」进攻，而爱德华兹是用「水枪」抵挡。「每次他（爱德华兹）对副总统喷水，副总统都用山炮回击。」马修斯调侃说，从爱德华兹看切尼时的痛苦表情来看，「好像整个晚上他的脸都在挨打」。 美国三大无线电视之一的NBC国际事务报导主任米歇尔（Andrea Mitchell）也持同样看法，认为「狄克．切尼表现得太棒了，把约翰．爱德华兹逼到了墙角。」 NBC的大牌主播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则评论说，狄克．切尼的表现「让人感觉像中学校长面对中学生，他坐在那里，掌握所有的答案。」他认为「中学生」的爱德华兹，根本不是切尼的对手。 MSNBC的另一位政治评论主持人斯卡伯勒（Joe Scarborough）则更明确地评断说，这场电视辩论，毫无疑问赢家是切尼，「狄克．切尼这家伙，实在是太胸有成竹了，这场辩论简直就是宣布了你们都下台吧。」 在辩论中，切尼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国正处於反恐战争期间，需要坚定、强势的三军统帅，但克里恰恰不够格，因为过去19年的参议员记录显示，他在所有强化美国军事力量的议案上，都投了反对票，「一直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时，克里就在国会投了反对票，杯葛美国出兵反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虽然这次对伊战争克里投了赞成票，但当看到党内初选时的对手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以反战作口号获得很大声势时，担心自己败选而改变立场，开始反对伊拉克战争，在国会讨论870亿美元对伊军事款时，投了反对票。切尼说，「如果他连霍华德．迪安的气势都抵挡不住，而改变了自己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那他怎麽可能顶得住盖达（恐怖组织）？」这句话成了当晚电视辩论的经典，被各大电视台评论员所引用。 但这就是律师出身的克里的政治投机性，当迪安被淘汰出局，他获得党内提名之後，他又表示要打好伊拉克这场战争。在上星期的首场统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中，当布什提到这一点时，他用一句「这是我的一个差错」（指反对军事拨款）来淡化这个重大的原则性错误，然後又若无其事地高谈反恐。 切尼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样一个出尔反尔，根据民调数字而不断变换立场，摇摆不定的人，怎麽有资格在反恐战争期间当美国的三军统帅？他那些变来变去的说法，会向美国前线的官兵，尤其是美国的盟友传递什麽样的信号？ 在谈到美国国内事务时，爱德华兹一反民主党向来主张增税的立场，表示也要「减税」。但切尼也是不客气地指出，克里在国会的记录是，他曾98次投票赞成增税。《纽约时报》先前的报导说，克里曾有350次投票记录主张增税和削减军费。因而切尼说，在大选期间为了选票而改变说法，并不能抹掉过去几十年的政治记录，「那些记录本身说明了一切」。 当被问到如果克里和爱德华兹获胜，他们如何加强美国情报，以预防恐怖袭击时，爱德华兹根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对此切尼也是不失时机地指出，爱德华兹身为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却很少参加该委员会的会议，缺席率高达70％。而在爱德华兹也是成员的国会「司法委员会」，在过去的36次会议中，爱德华兹有33次缺席。「在涉及税收，能源，老人医疗保险等重大议案表决中，约翰．爱德华兹都缺席。」作为副总统，切尼身兼参议院议长，每周二都要主持参院会议，但切尼披露说，过去4年，他在参院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位参议员，只是这次爱德华兹走到电视辩论会台上时，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MSNBC的时事节目主持人马修斯感叹说，切尼的这个披露简直太传神了。但也有人为爱德华兹辩护说，他过去一直在从事竞选活动，因而没时间到国会。但竞选活动在一年前才开始，显然这种说法不能服人。切尼说，连爱德华兹家乡的报纸都给这位不到国会开会的议员送了个绰号「影子议员」。 美国副总统的重要性在於，一旦总统出现意外，就可依法继任，例如当年约翰逊就是由於肯尼迪遇刺身亡而於两小时後宣誓就职总统。因而美国民众不仅由於选情而关注这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而且更关注他们之间谁更有能力一旦需要时出掌白宫。这场电视辩论，似乎已给了人们答案。 2004年10月6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
| 「星期专论」：新加坡没资格批评台湾 2004-10-03 |
| 面对新加坡外长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欺负台湾，台湾外交部长忍无可忍，在接待台湾南部的乡亲时，使用台语中的俗语加以反击；结果在台湾内部引起的风波，竟比新加坡的反应还大。那些泛蓝媒体和立委们，不去谴责新加坡，却一窝蜂地来攻击自己国家的外交部长，真是咄咄怪事。
台湾外交部长的悲愤可想而知。因为对岸部署了五百枚飞弹瞄准台湾，还不断宣示「绝不放弃对台动武」，并在全球全面地打压台湾。 一个拥有二千三百万人口（排世界190多个国家第47位）、出口占全球第14名，进口占第16名，外汇存底占全球第三的主权国家，竟因为中国专制者的打压，而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 在这种情况下，新加坡不仅不主持公道，其外长反而利用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机会，欺负台湾，指台湾「造成两岸关系恶化」，而且还不顾外交礼节地、指名道姓地批评一手领导台湾走向了民主的前总统李登辉先生。 这番讲话的可恶之处是，联合国的大会发言，几乎没什麽听众，连联合国所在地的美国的任何电视，都不现场转播。新加坡外长在联大的这番表演，只是要做给中国的独裁者看，向北京的屠夫们献媚。因为如果新加坡真的是台湾的朋友，真的要向台湾政府提出建议，完全没有必要在那个台湾连发言、反驳的机会都没有的联大会议上公开说。 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都不会接受新加坡这种羞辱和欺负，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员和国会议员，都会做出反击。台湾的立法委员们，如果有尊严感，真正珍惜、热爱台湾这块土地，就应该在立法院通过对新加坡的谴责案，表达台湾不可欺辱的民意。 然而人们看到的不是通过这种议案，反而那些泛蓝的媒体和立委们，异口同声地严词谴责台湾的外长，甚至要求他辞职。这种反应再次让人们看清，那些国民党时代的政客们，那些难以摆正心态的泛蓝媒体人员，根本毫不看重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尊严，他们只管一件事，那就是千方百计地打击人民选出的这届政府。 而从新加坡自身来说，它更完全没有资格对民主的台湾说三道四。因为这个城市小国像独裁中国一样，迄今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这并不奇怪，因为新加坡的前总理李光耀是北京屠夫的支持者。李光耀不久前在「全球品牌论坛」上还表示支持中共在1989年使用坦克残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的做法，并引述邓小平的话，「如果杀20万人，才能保持中国的稳定，我会这样做」。 在当今的新加坡，主要的报纸电台等，都为国家所有。近日发表社论批评台湾外长的《联合早报》等新加坡大报，像北京的媒体一样，都是国营的，是政府的喉舌。在六十和七十年代，新加坡的独立报纸，都被李光耀查封了。去年第二届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新加坡在166个国家中排行第144，比津巴布韦还要落後三名。 李光耀统治集团在表演任人皆知的虚假选举的同时，迫害所有反对党的领袖和异议人士。新加坡反对党秘书长徐顺全因为参选挑战李光耀的人马，就被李光耀和吴作栋告到法庭，指控他在竞选中的讲话是「诽谤」，不仅索赔50万美元让他倾家荡产，而且禁止他永远不可再竞选国会议员。 而同样参选的新加坡人权律师邓亮洪仅因为替徐顺全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告上法庭，结果被迫逃离新加坡。澳大利亚《大洋报》（The Pacific Times）曾刊出对邓的采访「李光耀与白色恐怖知多少」（www.tangtalk.com），详细披露了邓亮洪一家在新加坡遭到的迫害。 另一位律师公会会长萧添寿律师，曾担任新加坡的副总检查长， 职後创立自己的律师所，为民请命，结果也被关进监狱。他曾竞选国会议员，几乎当选，仅因李光耀一句话「他不能当议员」就被除名。萧添寿现在流亡美国，著书揭露李光耀家族的专制。 对於新加坡的政治迫害，美国等西方媒体常有报道。李光耀无法阻止境外报纸，就不停地控告在新加坡内的外国报纸（本地出版物基本都控制在政府手里），用所谓「诽谤罪」索取高额赔偿，以封住所有媒体的嘴。 徐顺全8月25日在香港《苹果日报》撰文说，对於曾在李光耀铁腕统治下生活过40多年的新加坡人来说，李光耀支持北京六四屠杀这种「令人发指」行为毫不「出人意料」。他在文章中历数李光耀家族在新加坡的专权： 李光耀虽卸任总理，但却出任掌管整个新加坡外汇储备的「新加坡投资局」主席，而他的长子李显龙则是副主席。李显龙不仅是新加坡的总理，还是新加坡的财政部长，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主席（相当中央银行行长）。而李光耀的次子李显扬，则是最大型国营公司「新加坡电讯」的总裁，李光耀的大儿媳妇，即李显龙的太太何晶，则掌管「淡马锡」公司，持有新加坡主要公司的股份。 徐顺全感叹说，「新加坡的政治和经济，实际上在李家少数几个人掌握之中。」「李光耀藉著《内部安全法》任意拘留反对派人士。新加坡的谢太宝，是全球坐牢最久的人之一，他坐牢23年，又被软禁9年，至1998年才获释，其间没有进行过任何审讯。」 顽固坚持「亚洲价值」，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李光耀，却被香港的共产特首董建华视为「楷模」。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以及缅甸军政府等领导人，都对李光耀的「样板」推崇倍至。这样一个只受到专制者垂青的独裁政权，怎麽有脸来「教训」已走向民主的台湾？！ 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林蔚（Arthur Waldron）在10月号美国《评论》（Commentary）杂上撰文「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其中批评新加坡总理说，如果台湾真的落到中国手里，那将对每一个亚洲国家的安全利益都构成威胁，那个时候的新加坡会感到更安全吗？ 林蔚指出，现在中国有两个幻想，一是武力犯台。因为那将会严重损害美国以及每个亚洲国家的安全利益，因此这种企图绝不会被国际社会允许。二是台海两岸「和平统一」。但因绝大多数台湾人民不仅不愿和共产中国统一，即使未来中国民主了，台湾也会愿意以一个独立国家，做中国的好邻居。所以无论武力犯台还是和平统一，都是自我幻想，完全不可操作。今天，台湾的现实是，绝大多数台湾人民要做台湾的主人，要一个自己的主权独立的国家，这种民心所向，不是任何其他国家所能阻挡的。 对於新加坡外长在联合国大会诋毁李登辉前总统，哈佛大学的教授、《文明的冲突》的作者杭廷顿其实早就作过回答：「李光耀所谈的民族主义，他死後就会消失；但是李登辉推崇的民主主义，他若过世，台湾的民主主义还是会存在。」 而那些台湾的泛蓝媒体和立法委员所以对李光耀们欺负台湾视而不见，却使足气力攻击自己国家的外交部长，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李光耀，他们心里还在默认蒋介石和李光耀的专制思维，继续做著高本地人一等的主子旧梦。但只要台湾不再有蒋介石，不再是新加坡式的专制，只要人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台湾人民迟早会用选票，让那些主子的旧梦再次破碎，让那些和新加坡的李光耀们一起欺负台湾人民的政客，以及媒体掮客，成为历史。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10月3日星期专论） |
| 「蒋介石扫他妈的墓」 2004-09-30 |
| 当我终於站在日月潭的水边，用台湾人的表达方式「亲水」的时候，早在中国时从地理书上知道的「日月潭」这三个字，才第一次变成了真正的水，真的潭，在眼前日月般地熠熠生辉。
中国人之所以都知道日月潭，是因为中国政府把它列入中国著名风景区之一。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管辖、统治过台湾一天，但迄今北京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册，仍冠冕堂皇、一板正经地把台湾列入它的一个省，并介绍其地理风情。对於不了解台海两岸真实的外国青年人来说，好像台湾和江苏、吉林等省份一样，是北京控制的领地。 当天有点小雨，轻纱般的雾气迷绕的日月潭，在周围那些朦胧的山峰环绕下，显得更加美丽、迷人，如同被定格在一幅巨大的风景明信片之中。朦胧中，湖旁山上一座高耸的尖塔仍依稀可见，当地的朋友说，那是「慈恩塔」，是蒋介石专门为安放他母亲的骨灰而建造的，它是整个日月潭周边山上最高的人工建筑物，所以他的母亲可以俯视美丽的山水。据说，除了这个塔，日月潭周边还有蒋介石专用的码头，专用的教堂，专用的渡轮，当然还有专用的水手等等，整个日月潭，几乎成了蒋家的私家花园、属地。 日月潭边的蒋介石专用教堂，是个看来极为坚固的建筑，有三、四层楼高，上面是蒋题的「耶稣堂」三个大字。但大门紧锁，迄今仍不对外开放。教堂庭院的说明牌标示，它的坚固程度，可以承受一零五大炮和地震。虽然距离这里不远就是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的震中，周围的楼房等都有倒塌，但这所教堂却丝毫未损。朋友们说，这不是蒋介石爱教堂，而是他爱自己的命，要确保在教堂时的安全，才修了这种千秋万代似乎都不会塌的建筑。 在日月潭边游览时，时而可看到这类蒋家「遗风」：这里是原蒋经国主办的青年团属地，那里曾是蒋介石的什麽别墅。美丽的日月潭，在中国，被强行划入共产党的版图；在台湾，则被划为蒋家的私人领地。 观赏美丽的日月潭，心情却不能轻松。当地朋友讲的那些蒋介石时代的「故事」，就像那个「慈恩塔」压在心头般沉重。它使我想起当年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统治时的故事。有一次蒋介石回家乡为其母扫墓，当地报纸编辑为表示对蒋介石专制的不满，把消息标题起为「蒋介石回乡扫他妈的墓」。虽然报纸当时遭到警告训斥，但毕竟那个时代还算「宽松」，没有抓人。但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後，则正式当起了「土皇帝」，雷震提出把国号改为「中华台湾国」，并要组织反对党，就被关了整整十年。有次在去台北阳明山的路上，一位朋友介绍说，当年蒋介石常住在这里；有次他的专车下山，看到一个人突然从路边站起来，立刻就被卫兵一枪打死。事後才知道，那是当地一个农民正在方便，看到蒋的车队，吓得赶紧提裤子准备躲开，没想到竟为此送了性命。 台大医院一位牙医告诉我，她的父亲四十年代是台大眼科医生，1946年蒋介石的人马来了之後，有天一位盛气凌人的女患者硬是不排队，护士去制止，竟被她打了一个耳光，说「叫你们的医师来」。她的父亲和另一位眼科医生出来，这位女患者说自己是某某将军的太太，要求优先就诊，但两位经过日据法治时代熏陶出的医生，坚持按规矩行事，也是不同意她「插队」。结果第二天，两位医生就被警备司令部的人带走，关了两个星期，经台大医院院长几次要人，才被放出来。但第二年发生「二二八」，那位曾拒绝将军太太的医生，被关进「绿岛」长达十年。而这位牙医的父亲，直到几年前去世时，才敢把当年这种遭遇告诉子女。 蒋时代虽然已成为过去，但在今天的台湾，仍有无数场所提醒著人们那个曾不可一世的蒋家王朝。虽然台北总统府前的「介寿路」（当年为给蒋介石祝寿而命名）已改名，但那些出出进进总统府的宪兵，胸口仍戴著「介寿馆」的徽章。而按宋美龄的旨意盖的圆山大饭店山下的那条路，名字则是「仰德路」，因为蒋介石夫妇经常在圆山饭店，下面的平民百姓就得「仰望德政」。 至於蒋介石在台湾的行馆，据研究者考察，多达四十处，已拍摄成记录片的就有27处。台湾才三万多平方公里，总共也就有几十个县市吧，这不等於蒋介石在所有的地方都设了「行宫」了吗，连对岸的毛泽东、邓小平们也没敢做到如此地步。 上次到台湾，在高雄滨临大海的中山大学旁边，就看到蒋介石的一处行馆，里面还停放著当时他乘坐的汽车。每看到这些，就不免感叹：一个外来政权的独裁者，竟然如此大胆地奢侈和镇压当地人们，他们怎麽就不担心有一天会遭到掘祖坟的清算？ 站在日月潭边，望著那平静如月的湖水，望著那起伏跌荡的山峦，答案从心底生起：正像太阳、月亮是谁也无法垄断、霸占的一样，台湾，也不是蒋介石所代表的任何旧时代、旧思维，任何外来政权永远可以霸占的；当台湾在人民心里真正站起来的时候，它一定会百分之百地回到台湾人民手中！ （载台湾《壹号人物》杂志2004年9月号） |
| 意识形态给左派惹祸 2004-09-29 |
| 在专制国家，由於没有新闻自由，记者无法说真话。但在有新闻自由的西方国家，却不乏滥用自由的记者。最近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报导重大不实消息就是一例。
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有一个多月，选情绷紧之际，美国三大无线电视台之一的CBS却独家披露布什总统在越战期间有逃兵役之嫌的四份文件，引起轩然大波。四十位共和党国会议员联名致信CBS，指出文件有假，美联社等媒体也对文件真实性质疑。因文件是已去世多年的越战时期布什的上司签署，是死无对证。但鉴定专家发现，该文件不是出自越战时那种手提打字机，而是现在的电脑软件，显然是伪造品。 在CBS决定播出这个「独家」时，内部的鉴定专家已提出异议，但在该电视台具有很大权势的丹．拉瑟坚持播出，结果酿成大祸。拉瑟最後不得不发表声明认错，说这是由於「错误判断」。给人印象是他不小心犯了「诚实的错误」。 但丹．拉瑟以往的新闻历史显示，情况并非如此。拉瑟是美国三大电视台主播中最左倾的一个，并经常把党派立场带到新闻中来。他采访保守派政治领袖时，总是相当苛刻，例如当年采访尼克松时，百般 难；後来采访老布什时两人几乎对骂。但在采访左派政治领袖时，不仅态度温和，还巧妙地美化他们。去年他出於反伊拉克战争的立场，特意在美军攻伊前，去巴格达采访萨达姆，对这位专制者一副恭敬谄媚。萨达姆当然很开心，当场决定，他要和布什辩论，要拉瑟当「主持人」。 丹．拉瑟现象并非偶然，它是西方左派出於意识形态的偏见，不惜扭曲新闻而推行左倾理念的一个典型表现。这种例子在西方左派媒体上比比皆是。例如，CNN出於其反越战的立场，在1998年编造了美军当年在老挝使用化学武器杀害逃兵的新闻，成为当时新闻界的最大丑闻。连CNN创办人、非常左倾的特纳都哀叹「这是我一生经历中最可怕的梦魇」，「如果自杀能帮上忙的话，我都会考虑」。 虽然特纳如此痛悔，但CNN「左」性难改，还在报道巴以问题时偏袒恐怖份子，在第一时间首先采访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烈士」家人，渲染他们失去「烈士子女」的痛苦。以色列朝野对此非常愤怒，因而取消了CNN在该国的采访权。 在国际上很有名气的《纽约时报》去年发生的严重假新闻事件（发表了黑人记者布莱尔多达36篇不实报道），主要原因也是意识形态影响到新闻版面。该报总编辑和发行人出於「政治正确」和「种族配额制」而重用布莱尔，在发现他造假後仍继续留用，最後惹大祸。该报社论和言论版持绝对左倾观点有情可原，但其左倾意识形态直接渗透到新闻报道中的例子几乎发生在每天的版面上。 去年美国获奖作家博康（Bob Kohn）出版了《新闻欺骗》（Journalistic Fraud ）一书，其副题是「《纽约时报》如何歪曲事实及为何它不再可信」，揭露《纽约时报》多年来一直悄悄地对新闻细节进行歪曲，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来传播其左派意识形态。《世界互联网日报》评论说：「此书将可能为美国《纽约时报》时代敲起丧钟。」 在美国，最左的报纸是《洛杉矶时报》，它也是因狂热反战而制造假新闻。去年四月初，该报刊出一张反伊拉克战争的照片（画面是英国士兵用步枪指向平民），最後被查明是该报摄影记者用两张照片合并成的。 西方左派媒体这种出於意识形态而制造和歪曲新闻的情形，在欧洲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去年英国BBC一个记者报道了多项有关伊拉克战争的不实消息，後来又用编造一位武器专家的话，来指控布莱尔政府，结果导致那位武器专家自杀。 左派媒体为了意识形态目的而不断扭曲和制造假新闻，导致美国民众对媒体越来越不信任。上星期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媒体的信心，跌到过去三十年来最低水平。左倾新闻人员用这种严重违反新闻操守的做法，不仅绝不可能赢得意识形态宣传战的胜利，更是走向媒体自杀，拉瑟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9月29日） |
| 西方左派是“有用的白痴” 2004-09-28 |
| 伊拉克局势最近出现动荡，因当地激进的伊斯兰教士煽动反美，并组织武装袭击美军。在美国媒体上，立即有左派知识份子出来谴责布什政府，说这场伊战从开始就错了，并宣称“美国陷入第二个越南”，要求撤军。纽约新大学（NSU）校长、前民主党籍参议员鲍伯．凯尔瑞（Bob Kerrey）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美国“在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
美国是在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吗？绝不是！它不仅结束了残暴的萨达姆政权，并从根基上铲除恐怖主义的土壤，在22个阿拉伯联盟国家的专制链条上，打开一个缺口，让自由的价值进入中东，从整体上改变那个地区，并为解决巴以冲突创造条件。 但左派们不听这些常识和事实，他们热衷的是意识形态和僵化的理论教条。在人类20世纪的历史中，左派们的丑陋表演已经十分充分。连列宁都不无蔑视地把西方那些信仰共产主义的知识份子称为“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s）。最近美国学者莫娜．查伦（Mona Charen）用这句话做书名，写了一本记载左派言行的书，出版後就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非常受欢迎。 该书记载了20世纪西方、尤其是美国左派的种种愚蠢。在列宁、斯大林时代，左派们就纷纷朝拜莫斯科，歌颂苏联老大哥，把那块奴役俄国人的“动物农场”美化成天堂。即使发生大饥荒，《纽约时报》的记者还信誓旦旦地报道说，绝无此事，并以美化斯大林暴政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奖”。 六十年代越战时，是西方左派们展示偏见的一个高潮。一场抵抗共产邪恶的越战，被左派们描绘成是罪恶。他们不去反对共产主义，而是要“反反共”，专门杯葛那些反对共产党的声音和力量。美国知名的左派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说：“越战在我良知中的形象是，美国滥用权力，美国自以为是，美国的残忍；而越南则是弱者的英雄主义和痛苦的象征。”桑塔格这样看待越战并不奇怪，在911恐怖袭击之後，她又撰文说，这是美国的报应；并说美国伊战中摧毁萨达姆的炸弹，和恐怖份子是一样的。 在共产恶魔波尔布特屠杀四百万柬埔寨人的时刻，《纽约时报》记者尚柏格（Sydney Schanberg）却报道说，“如果美国人撤出柬埔寨，那里的老百姓会生活得更好。” 在苏联帝国崩溃之後，美国的左派仍在歌颂苏共独裁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寇恩（Stephen Cohen）用赞美诗般的语言描述安德罗波夫，“尽管他当了15年的克格勃头子，但他是苏联最有改革意识的资深领袖。”《纽约时报》记者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则说契尔年柯“比安德罗波夫更热情，更率真诚实。”对戈尔巴乔夫，美国左派电视旗舰CNN创始人特纳（Ted Turner）赞美的更离谱：“戈尔巴乔夫比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人都走在前面，他比基督耶稣走得都快。美国总是落後六个月。” 但对共产政权垮台後的东欧，美国的左派媒体却是另一个调子。华裔主播宗毓华报道说，“在前共产国家保加利亚，自由导致了事实上的经济大灾难。”她的CBS同事则报道说，“波兰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导致人民的每天生活更加苦难。”刚退休的老牌女主播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则对结束共产专制的俄国这样描述：“在旧苏联时代，从没见过今天这样的俄国人：贫穷，无家可归，冬日的绝望。这种人的数量在增加，难道这就是民主？” 但这些被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称为“人类自由掘墓人”的西方左派，并没能阻止共产主义乌托邦在全球的崩溃。他们从当年列宁所说的“有用的白痴”正贬值到“没用的白痴”。美国的全球反恐和伊拉克战争，最後将再次证明，西方左派们在历史上永远是站在错误的一方。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4月14日） |
| 「人忘记了上帝，所以会这样」 2004-09-28 |
| 在俄罗斯发生恐怖份子劫持学校并屠杀人质之际，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却为此设立了有奖测验，让听众猜到底会死多少人。这就像邻家有人得了绝症，你却要举办有奖问答，猜人家还能活几天一样残酷。
可悲的是，这种事情在中国比比皆是。在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可看到类似的人性泯灭：在重庆，一个孩子不慎落水，竟无人去救，母亲在岸边喊价（奖赏）到几千元，才有人下水救人。在渖阳，一位坐轮椅的残障女子，在公共车站足足等了三小时，经过的九辆公共汽车，竟都不让她上车，说嫌麻烦。 而中国的「假货」更是中外闻名：假烟，假酒，假药，假合同，假结婚，假学历，假文凭┅┅， 几乎无所不假。安徽还出现假婴儿奶粉，使上百婴儿变成「大头娃娃」。 於此同时，中共权力者的骄奢淫逸，则在创造世界记录：中共中央委员、前公安部长陶驷驹竟贪污五亿五千万元，在北京、上海、苏州等15个大城市，买了320套豪华住宅。只有一个身体的陶驷驹，这些别墅每天住一处，也要轮一年！ 一个被称为历史悠久、文化绵长的国家，怎麽今天会变成这样，人性堕落到如此地步？但这种情形绝不仅仅只发生在中国，所有共产国家同样。 曾深刻体验共产制度对人性摧残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说：「从小到大，我们已习惯了口是心非，也学会了从不相信什麽，对人漠不关心，只顾自己。爱、友谊、同情心、谦卑、宽恕，已失去了内容和意义。」「我们正远离上帝，这种偏差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因而在无神论的共产世界，人们没有终极价值，没有绝对标准，人性堕落到谷底。所以，索尔仁尼琴在1983年领取登普顿奖时对苏联做了这样的解释：「若是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麽主要原因造成灾难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认为没有什麽比重复这句话来得更准确：人忘记了上帝，所以会这样。」 在共产苏联刚垮台时，俄国的一项民调显示，70％的俄罗斯父母，不让他们的子女接触伤残儿童，80％表示不会给予捐款，有些还鼓励杀死残障婴孩。经过共产文化洗礼的俄国人，也像中国人一样，宁愿花天酒地，也不愿帮助有需要的儿童。 美国基督教畅销书作家菲利普．杨西（Philip Yancey）曾撰文说，他首次访问俄国时，无论走到哪里，政府官员和市民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国家面对的真正危机是道德和精神上的。「我们缺的不是香肠，而是更严重——我们没有信念，不知道怎样思想。┅┅七十年的共产主义，我们的灵魂被吸走」。 今天，结束了共产主义的俄国和东欧，正在进行道德和精神重建。在俄国，结束20年流亡生活返回莫斯科的索尔仁尼琴大声几乎：「基督教是当今唯一能医治俄罗斯，而且具有生命力的属灵力量。」 在捷克，哈维尔说：「我尝试依从基督教的伦理观为人行事┅┅，在我之上，有一极大的奥秘，那是所有意义的中心，也是至高的道德权威。」哈维尔直截了当地呼吁：「『是耶稣，不是凯撒』。今天这种思想再次在我们当中兴起」。 在波兰，70％的人民认同基督教会是道德和属灵的力量。该国已通过法规，要求电台和电视必须「尊重基督信仰的价值系统」。 今天，虽然中国的地下基督教会也在蓬勃地发展著，但却一直遭到政府的镇压。无神论是共产世界的标，所以无论表面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遭到怎样的「现代化」冲击，只要没有上帝走进人心中，其人性和道德的重建是难以想像的。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9月22日） |
| 教育和媒体是台湾的战场 2004-09-28 |
| 每次去台湾，都有令我惊奇的事，例如，有人能把从广州到哈尔滨的铁路经过哪些省份说得一点不差，还有人能倒背如流当年中国12个院辖市的名字。有一次给50多名年轻人讲课，提到中国东北的「三宝」时，几乎所有人都举手说是「人参，貂皮，乌拉草」，而我的东北人妻子却不知道。
这些事例说明，国民党在台湾关於大中国的教育做得实在卓有成效，而且至今仍留有深深的烙印。目前台湾社会发生的所有反绿色执政的抗争，像连宋不承认陈水扁政府以及最近的「反军购」游行等，其实都可从上述教育中找到答案，那就是国民党半个多世纪的强化洗脑教育，给今天的台湾留下了巨大的後遗症，导致很多人仍惯性地延续蒋家王朝时代的思维，而难以接受台湾的主体意识。 当年国民党在军队和「绿岛」的支撑下，可以横扫般地推行它的教育和媒体宣传，而今天台湾通过绿色革命和平转移成为民主政府，就不可能强行推行任何教育和宣传，於是抵消独裁时代灌输给台湾人的意识形态就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权力和平转移，有其避免流血牺牲的巨大益处，当然也带来了长时间难以铲除旧势力的这个代价。像苏联和东欧这类共产国家，在独裁专制倒台後，其整个国家机器、教育和宣传等都随之全方位改变。而台湾的前独裁统治群体却照样充斥各政府部门，尤其是仍然理直气壮地主导教育和媒体，这是台湾目前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主体意识的最大挑战，也将一直是台湾通往主权独立国家道路上的巨大障碍。 人们思维意识的改变要靠一个「思想灭菌」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和媒体是关键。虽然台湾这场意识形态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依然会是艰难而长久的，但作为主体的台湾人民必定会赢得这场建立在自由意志和选票基础上的战争。 （作者注：由於近期其他写作计划繁忙，暂停铿锵集的写作。感谢《自由时报》和读者的厚爱。其他文章见www.caochangqing.com）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9月27日铿锵集） |
| 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金星 2004-09-28 |
| 一场伊拉克战争，使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走红，他预测美欧分歧的著作《天堂和权力：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成为西方知识界讨论的对象。
该书前身是一篇论文，去年夏天发表。现为“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并为《华盛顿邮报》每月写一篇专栏的卡根在文中提出，冷战结束後，美欧关系也告终结，并逾生分歧，主要由於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有实力对付那些邪恶的国家；而没有这种实力的欧洲，则倾向妥协忍让，不惹怒那些邪恶势力。这种实力造成的不同对外政策，将导致欧洲和美国的分歧日趋严重。 卡根比喻说，这就像两个人在森林中遇到黑熊，其中一个人手里只有小刀，所以倾向不惹那个黑熊，尽量卧倒、藏身、不出声，以不引起黑熊的注意和攻击。另一个人则有猎枪，所以倾向先发制人，射杀黑熊，确保安全。只有小刀的人除了担心拼不过黑熊之外，他还担心，一旦有猎枪的人射杀黑熊，他则更会被显示出软弱和无能。 卡根最後总结说，美欧的分歧是地缘的不同造成的。他借用美国一本研究男女气质不同的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比喻，说“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两者的“气质”无法改变。 ●欧洲挺美和反美是18比4 伊拉克战争之际，美国和法德发生严重争执，使大西洋两岸的分歧更清晰地暴露出来，卡根的预言似乎成真，因而引起知识界注意。他的由论文扩展而成的书，迅速登上美欧国家的畅销榜，卡根和几年前写出《历史的终结》的福山、《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一样，被《纽约时报》认为是过去50年来第四位预测风潮、提出外交战略的美国学者，引起相当的重视（第一位是1947年的美国学者George Kennan，提出“围堵”苏联的战略）。 但细究卡根的观点，会发现其基本立论难以成立。因为明摆著的事实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欧洲严重分裂，美国两党立场也相当不同，这说明分歧根本不是地域的区别造成的，而是不同人群的不同观点和理念导致的。 围绕伊拉克之战，欧洲分成两大派，原东欧10个共产国家，全部支持美国。捷克总统哈维尔和七国欧洲元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声明，支持美国军事倒萨。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荷兰等欧洲国家，也明确站在美国一边。在欧洲的全部44国中，公开反对美国倒萨的只有法德俄和比利时等四国，而公开支持美国的达18国。这个事实本身就直接挑战卡根的把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和美国对抗的立论。 美国本身也是这样，两大党也是两种声音，布什所属的右派共和党，99％支持军事倒萨；左派民主党则分裂，有近一半反对武力倒萨。美国参议院对伊拉克战争议案，以77对23票通过，反对者都是民主党人，等於近四分之一的议员反对，也不是一个声音。因而卡根所说的美国和欧洲各作为一个整体相互对抗的事实并不存在。 ●张伯伦和邱吉尔争论的继续 显而易见，西方国家对这场伊拉克之战的分歧，根本不是来自地域的区别，而是来自左派和右派两种理念的区别。西方国家全都有左、右两派，理念分歧非常清楚，主要体现在经济和对外政策上。在经济政策上，左派主张平等、均贫富、大政府，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对财产进行二次分配（通过对中产阶级和富人的高税收，给穷人提供和提高福利）。左派的特征是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热衷福利社会主义。右派主张小政府、大社会、自由竞争，强调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调解作用（而不是政府）。右派的特征是反对社会主义，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的左右派之争，根本上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 右派的表象是亲美，实质是亲资本主义（因为在所有西方国家中，美国是离资本主义最近的）；左派的表象是反美，实质是反对资本主义。 在对外政策上，左派寄托人之初性本善，即使对邪恶者，也强调对话、妥协、和解等，颇有张伯伦的绥靖倾向和乌托邦幻想。而右派强调，对邪恶者不能希冀用祈祷、祈求、妥协、让步等感动，而只能用实力遏阻或铲除，具有邱吉尔式的现实主义的抗争哲学。 ●欧盟15国有11国右派执政 在支持还是反对美国倒萨问题上，根本不是美国整体和欧洲整体的对立，而是凸显了西方这种左右派之争。例如西班牙这次之所以强烈支持美国，是因为其总理阿斯纳尔是和布什一样的右派。在结束佛朗哥统治之後，左派政党连续执政13年，把西班牙拖到经济困境。因而当年43岁的阿斯纳尔率领右派人民党崛起，於1996年击败左派，当选为西班牙总理，现在已执政二届七年。 澳大利亚政府这次也坚决支持美国，同样也完全是由於右派执政；总理霍华德顶著国内左派的巨大压力，仍毫不妥协地支持美国。 强烈高调反美的德国、稍微低调但仍坚决反美的加拿大目前都是左派执政。而这两个国家的右派则完全反对他们政府的立场。德国右派政党完全站在美国一边，其主要领袖到美国访问受到布什政府、切尼副总统的热烈欢迎。加拿大右派在野党，由於愤怒该国左派政府的反美立场，在《纽约时报》发出整版广告，表示其坚决支持美国武力倒萨的立场。 这里法国和英国是例外。法国的希拉克政府虽然名义上是右派，但以法国一向左倾激进的历史，使法兰西基本没有英美那样典型的右派，法国的右派实际上是左派，而法国的左派，则是极左派；法国没有右派（这当然是从总体和政党而言，不包括他们非常右倾的个人和团体，以及极右派）。 英国虽然现在是左派工党执政，但布莱尔的工党已走所谓“第三条道路”，在经济理念上向右派靠拢，并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条款从工党党纲中废除。这其实是体面地向右派经济理念低头，因而有人称工党是披著左派外衣的右派。且不说英国从总体上来说是西欧最右倾的国家，以英美两国历史以来的联盟传统，布莱尔政府也一定得支持美国；而且在相当得时期内，任何人做总理，恐怕都不会愿意破坏这个英美联盟的传统。 ●左右派之争没有“历史的终结” 除政党之外，媒体大战也同样，反战的国家则不必提了，联手倒萨的英美媒体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媒体反战声调都更高。美国的《纽约时报》、ABC、CBS和CNN电视网和英国《卫报》、BBC电视电台等等，都比著看谁骂布什政府的分贝高；就因为他们是左派。 美国自己国家的一万四千名作家、诗人联名反战，也因为他们是左派，很多人骨子里恨死了资本主义，所以他们对美国的仇恨也丝毫不亚於欧洲左派。 从上述事实可以很容易看出，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分歧，根本不是什麽欧洲和美国两个区域的对抗，而是两个区域中的两种不同观念的分歧，是左派和右派两种不同哲学理念的对抗。 而原东欧10个国家支持美国，则不仅因为他们刚刚摆脱极左的共产主义奴役，自然倾向右派的理念，更因为它们全部都亲身体验过独裁专制，知道邪恶意味著什麽，因而坚定地支持美国传播自由价值的道义之举。 如果沿用火星和金星来比喻的话，实质上是“理性、现实的右派来自火星；感性、幻想的左派来自金星”。而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人类这种左右派之争，这种现实和理想之争，既不是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也不会如福山所预言的有“历史的终结”，而是会永永远远地争下去。 （载《开放》2003年8月号） |
| 诺贝尔和平奖给了“张伯伦” 2004-09-27 |
| 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美国前总统卡特，引起很大争议，尤其是美国国内，评价两极，左派旗舰报纸《纽约时报》对此大幅赞颂报道，并配发了像“拉拉队”般的社论，称赞卡特得这个奖是“名至实归”；但右翼大报《华尔街日报》则发表社论对卡特的“成绩”负面评价，尤其批评挪威的评奖委员会“玩政治”，用这个奖来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加拿大的《国家邮报》等报纸也就此发表文章，回顾卡特执政时的一个个“滑铁庐”以及这位美国前总统对世界上那些独裁者的谄媚，认为这个“奖”颁给卡特是“自贬身价”。 给北越独裁者颁奖，挪威自讨没趣 “和平奖”是根据1895年诺贝尔的愿望设立的，由挪威国会的五人委员会评定，宗旨是“奖励那些促进两个国家和平的人。”因此1901年给了“国际红十字会”创办人杜南特（Henri Dunant）；1906年给了美国总统老罗斯福，褒奖他促使“日俄战争”结束。 虽然诺贝尔和平奖常有争议，但引起较大负面反应的有三次，一是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和北越领导人黎德寿共同获奖。基辛格以玩计谋、不坚持原则著称，他和北越签署的结束越战协议，并没有给越南人带来“和平”，只是把南越送给了共产统治和制度性的屠杀，放弃了美国抵抗邪恶的责任而已。因此当年基辛格没有勇气去领奖，而是由美国驻挪威大使代领的；而共产北越的“黎主席”乾脆拒绝接受这个奖，根本不认这套价值。挪威真是自讨没趣。 第二次较大争议是由於1994年“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及外长三人共得。阿拉法特曾从事长达20年的恐怖主义活动，而且後来暗中纵容法塔赫烈士旅等恐怖袭击，这样的人竟带上“和平奖”桂冠，简直是对“和平”的污辱，可想而知非议之强烈。 诺贝尔和平奖走向“歧途” 第三次就是颁给卡特。挪威的“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主席特意对媒体解释，这是为了传递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不满，因为卡特一向对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政策“唱反调”，卡特似乎成了自由世界的“异议人士”。 从六十年代开始，诺贝尔和平奖开始转向给一个国家内的个人（而不只是传统地奖给促进两国和平的人）；而且主要奖励那些争取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民权领袖。例如，1964年给了美国的马丁．路德．金；1975年给了苏联的萨哈罗夫；1983年给了波兰的瓦文萨；1984年给了南非的大主教图图；1989年给了佛教领袖达赖喇嘛；1991年给了缅甸的昂山素姬。而且早在1935年，该奖就曾给过被希特勒关押的反纳粹记者奥西埃茨基（Carl von Ossietzky）。 卡特和上述这些个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在美国这样言论自由的国家持什麽样的“政治见解”，不仅毫无任何风险，更不需“反抗”什麽政权。而且作为前美国总统，他离职後成立了专门的基金会，有上百名工作人员，可以很容易做那些所谓“促进和平”的政治秀。诺贝尔和平奖今年的选择，不仅表明这个奖已偏离了自己的“传统”，而是走向“歧途”。 卡特是美国最无能的总统之一 卡特是美国政绩最差的总统之一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在任时把美国经济弄得一塌糊涂；所以在他谋求连任时，选票之少，创下美国历史纪录，仅排在三十年代大萧条时的总统胡佛（历史上选票最少的总统）之後，可想而知美国民众对卡特执政四年表现的劣评，或者说是厌恶。击败卡特的共和党籍总统里根获得了全部538张“选举人票”的520张，被当时媒体称为取得“绝对压倒性、横扫般的胜利”。 卡特执政时的一个更大败笔是处理“伊朗危机”。美国政论家鲁迪（Christopher Ruddy）今年五月在网络刊物《NewsMax》发表文章“卡特的灾难记录”指出，1979年伊朗发生霍梅尼革命推翻亲西方的巴列维政府时，卡特竟通过五角大楼通知伊朗的150名高级军官，不要反抗，要合作。巴列维的将军们听从了卡特的“意见”，结果霍梅尼掌权後，第一批处决的就是这些军官，然後建立了反美反西方的宗教集权专制。 “美国企业研究所”访问研究员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10月12日在加拿大《国家邮报》（The National Post）发表的文章“吉米．卡特不配得诺奖”中说，“现在伊朗大约窝藏了20多名阿富汗盖达恐怖组织的头目。当年正是由於卡特没有能力做出决定，才导致霍梅尼上台，使伊朗变成恐怖主义政权。”而霍梅尼上台後就把美国大使馆人员关押作人质，关了444天，卡特束手无策，最後他下令的“营救行动”又完全失败，八名美军阵亡。 连歌颂卡特的《纽约时报》社论也承认，“卡特的总统生涯被经济困境和伊朗人质危机所复杂化。” “几乎谄媚每一个独裁者” 1981年1月，卡特作为“失败者”暗淡地离开白宫，然後开始了他至今长达20多年的“第二生涯”，做“业余外交家”，斡旋世界事务。但卡特的行为显示，他不仅是美国历史上最无能的总统之一，而且是美国有史以来对共产主义和一切独裁者最无知、最天真、最愚昧的总统。 据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约翰逊（Stephen Johnson）今年五月发表的文章，卡特当总统时，竟然夸赞从无民主选举的南斯拉夫的共产领袖铁托是“一个崇尚人权的男子汉。” 卡特在当总统时曾宣布，要结束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不应该有的恐惧。”他的著名之举是给了苏联独裁者勃列日涅夫一个“亲吻”。10月14日《华尔街日报》社论说，当年勃列日涅夫没有给卡特“回吻”，这位共产领袖做的是，利用天真的卡特总统大幅削减美国军费之际，强化俄国军备，发展核武器，并把共产势力扩张到安哥拉、尼加拉瓜、阿富汗和萨尔瓦多等地。 上述戴维．弗鲁姆的文章说，1976年卡特竞选总统时，就提出把美国驻南韩的军队撤出。此举“鼓励”了金日成，北朝鲜迅速向南北韩边境增派了八个步兵师，增加了35％的坦克，威胁汉城。结果吓得卡特当选後没敢下令撤军。弗鲁姆感叹说，“作为总统，卡特的轻信和幼稚让世界震惊。”“卡特几乎谄媚每一个独裁者”。”卡特於1994年访问平壤时，竟当面谄媚北韩的独裁者金日成：“有智慧，有活力”。 巴拿马前总统恩达拉最近说，卡特放弃民主原则，和巴拿马军事独裁者诺利加有密切交往。卡特在任时不仅漠视在集会上挥舞大刀的诺利加的反美示威，而且还和诺利加签署了美国归还巴拿马运河的《卡杜条约》。 而更让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1991年美国准备“波斯湾战争”，打击占领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时，卡特竟给法国总统密特朗、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写信，请求法国、中国利用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投票杯葛美国的军事行动。如果容忍伊拉克一夜之间把一个主权国家给侵占了，那还要联合国干什麽！卡特简直不可思议到惊人的地步。後来连他自己也觉得做的太过份，而向美国人民道了歉。 去给独裁者“注射强心剂” 卡特最近的“政治秀”是今年五月访问共产古巴，在哈瓦那大学发表演讲，赞美在卡斯特罗领导下，古巴人民有“完善的医疗保险和全民教育”，同时批评美国没有废除死刑等，帮助卡斯特罗继续对古巴人“洗脑”，炫耀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卡斯特罗则赞美卡特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有道德的、高雅的、非常有宗教感的男子。” 《纽约时报》等左派媒体在夸奖卡特时，都特别强调他在1977年促成了埃及和以色列的“戴维营和平协议”。但戴维．弗鲁姆的文章反驳说，卡特的这个“成就”被“高估了”。他说，埃及总统萨达特当时所以同意与以色列沟和，主要因为卡特提出要把苏联作为一方拉入中东问题谈判，而萨达特在这之前五年，发现苏联派到埃及的军事顾问从事推翻他的阴谋，而把俄国顾问全部驱逐了。卡特的“主意”令他恐惧苏联又“卷土重来”，因此马上单独和以色列谈判，双边达成协议，而不让莫斯科插手。 卡特卸任後的所谓“促进和平”活动，多是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例如海地民选总统阿瑞斯蒂被军事政变推翻，三年後克林顿政府在内外舆论压力下准备对海地采取军事行动之际，卡特自告奋勇，前去海地“调解”。10月14日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卡特获奖时说，当时克林顿总统私下表示，很不满卡特“干预”他的外交政策。卡特“斡旋”的结果是，在三年中杀害了1,000多平民的那些政变“将军们”带著细软和打手，安全地去了拉美其他国家，卡特保证他们永不受追究和惩罚；不仅正义完全没有得到伸张，而且那些“将军们”暗中指挥他们在海地的党羽成立所谓“反对党”，这是今天海地的政局仍相当动荡的原因之一。 另外，卡特的北韩之行、古巴之行等等，都对促使这些共产国家的改变没起一丝一毫的作用，反而增加了那些独裁者在本国统治的“合法性”。就像前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布里格斯（Briggs）所说，卡特那些行为，等於给独裁者“注射了一支强心剂”。 “卡特最好留在挪威别回来”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挪威的评奖委员会用颁发卡特“和平奖”来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是传递错误的信号，因为卡特的“唱反调”并不代表美国多数人民的意见。911事件之後，美国进行的每一次民意调查，对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支持率都在50％以上。该报社论说，即使卡特所属的民主党，多数议员也是支持布什总统要“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政策。在最近的表决中，美国参议院的50名民主党议员，29名支持打伊拉克，反对的仅21名（参议院以77对23票通过了打击伊拉克的议案；众议院以296对133票通过）。 今天西方社会关於美国要军事打击伊拉克的“争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方针对纳粹崛起的“争论”非常类似。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们，像今天的卡特和欧洲浪漫派们一样，以“和平”的名义，反对英美联合起来抗击希特勒，以宽容以至纵容纳粹德国的“绥靖政策”，来换取所谓的世界“和平”。而当时主张坚决抗击希特勒的邱吉尔，则像今天誓言要先发制人打击伊拉克的布什一样，被指责为“好战”，“挑衅”，“制造麻烦”。 历史已清楚地证明了谁是智者，谁是傻瓜；那些对邪恶有浪漫情怀的人，间接地，甚至直接地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灾难。但历史的最可怕之处是它经常重演，今天，挪威的评委会把和平奖给了卡特，并把它作为打击布什对伊拉克政策的武器，就等於是在二战前夕，把“和平奖”颁给了张伯伦，用它来打击邱吉尔一样荒唐。 因而戴维．弗鲁姆的文章结论是，“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今年的选择肯定损害了它自己的声誉”。《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则说，“卡特快去奥斯陆领奖吧，留下那些具有现实感的灵魂在华盛顿来保卫美国人的生命。”而美国民众则在网络上说，最好卡特就留在他喜欢的挪威，别回来了。 （载《争鸣》2002年11月号） |
| 「星期专论」：中共的幻想和希望在泛蓝 2004-09-26 |
| 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交出了「军委主席」，此举令不少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惊讶」，无论是CNN的林和立，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HSC）的容安澜，还是被视为亲北京的沈大卫、兰普顿等，都认为「出乎意料」。
西方的专家们所以「意外」，因为在这之前，他们都在强调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如何路线之争。但这次江泽民放权证明，实际上江、胡之间在重大政策上并没有什麽分歧，因为以江现有的权势，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把他逼宫下台；他所以能放权，最主要的原因是对胡锦涛放心，认为他完全能继续江泽民路线。 西方的专家们，整天对中共高层分析来分析去，划分谁是鹰派，谁是鸽派，实际上很可能出於做学问的「需要」而夸大了中共内部的路线分歧。从中共过去掌权半世纪的历史来看，它并没有什麽真正的鸽派鹰派，在大的方针政策上，基本都是维护共产党统治的「专制派」。 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锦涛获得了「军委主席」的头衔，并不意味中国的政治就会发生什麽变化，也不意味胡氏会有什麽大的作为。 从苏共的演变来看，戈尔巴乔夫时代能发生变化，不仅是因为他们的共产领袖已换到第六代、戈氏的前任全部都死亡，他真正掌握实权；更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能写出《新思维》一书，明确传递出他已有新的想法，人道主义的思维。而胡锦涛才是「第四代」，前任还活著，他还没有真正掌握实权；更值得重视的是，胡锦涛不仅迄今为止的言谈中没有任何新意，而且就在几天前还信誓旦旦地宣称，绝对不接受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 再从台湾的政治演变来看，李登辉继任总统时，虽然蒋经国已死，而且台湾已经迈出了开放了党禁、报禁这非常关键的一步，但由於国民党盘根错节的专制网，仍把他束缚得难以动作。他通过党内选举当上总统後，之所以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下进行大刀阔斧的民主改革，迈出直选总统这最重要的一步，与他青少年时期的思想修养、在美国所受的教育和民主熏陶、长期以来对民主价值理念的认同，以及作为基督徒所接受的普世价值有密切的关系。 而对於胡锦涛来说，且不说江泽民这个「太上皇」还在，在最高权力机构的「政治局」和「军委会」，还基本都是江的人马，即使胡锦涛拿到了全部的权力，以他的生活背景、人生经历，很难想像他会产生真正的民主意识，能迈出政治改革这一步。他这一代人，自小学起的全部成长过程都受共产毒化，更在中青年这段人生的黄金时期参与了最摧残人性的反右、文革等运动。他能在这一系列残酷斗争中幸存并高升本身就说明，这颗在共产专制机器上牢固了半个多世纪的「螺丝钉」，其语言、思维、行为，已和那架机器、那个体制成为一体。他本人也没有任何接受西方民主教育熏陶的背景，他能和江泽民同样认同「中国特殊论」，以及宣称绝不接受西方政治制度，表明他既无普世价值的概念，更拒绝走民主道路。 因而对台湾来说，不应对胡锦涛有什麽大的期待，更不宜把两岸关系的改善，寄托到所谓的「胡温新政」上；应该做的是，依靠自己，通过自身的深化民主，认同台湾，尤其是加强国防和心防，迫使对岸的共产党降低幻想，回到现实中来；只有这样才是提高台湾地位、保障台湾安全的最有效措施。 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台湾需要购置更多先进武器，以备万一中共动武，台湾自己具有能够支撑到美国援军到达的防卫能力。而只要台湾具有这个「时间差」上的防卫力，就会使北京无法幻想在第一时间攻占台湾，从而降低中共盲动的可能性。 而近日在台湾，不仅有反军购游行，还有11个院士和200颗将星出来反对「军购」。但他们所持的理由（不要和对岸军备竞赛，把军费用在经济建设上）实际上根本不能成立。这就像邻居是恶霸，威胁要攻击你家，有点常识的人起码要多买几把高级门锁，以防万一。门锁不是进攻式武器，怎麽是「军备竞赛」？而且无论台湾是否购置防御武器，对岸的独裁政权都会毫不理你地继续扩展军力，这根本不是秘密。任何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可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而不自我装备，束手待毙。 在全世界主要先进国家都屈服於中共的淫威而不敢对台售武的情况下，美国出於民主理念和亚太安全等利益，冒著和中共交恶的风险，终於同意向台湾提供先进防御武器。而台湾要做的不是抗议军购，而是珍惜这来自不易的机会。 那些「院士们」、那些当过职业军官的「星星们」当然非常清楚这简单的道理。他们之所以又吵又闹反对军购，其醉翁之意根本不在酒。正如泛蓝要求成立的「总统枪击案真调会」目标不是真相而是总统府，那些反军购的院士和将星们真正想表达的也不是反军购，而是反陈水扁政府。试想，如果今天总统府是连宋掌权，这些昔日的权贵们还会上街游行吗？他们不仅不会去游行，甚至可能建议更多的军购。 国民党时代册封的那些院士是不是货真价实，有待考据，但曾维护蒋家专制的「郝柏村们」可是货真价实的共产党手下败将，他们当年把中国输给了共产党，今天台湾人民不能允许他们再把台湾送给中共。中共敢不敢打台湾，不仅在於它有否军力、美国是否干预，更在於他们在台湾有没有「同盟军」。 今天，那些不认同台湾、反对台湾为自卫而军购的院士们、将星们、连宋们，由於失去昨日的辉煌、昨日的主子地位而气急败坏；因为不肯认输而不惜和台湾的民主制度做对，宁肯放弃大是大非的原则，宁肯无视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也要和现政府抗衡。他们才是台湾的真正危险所在，因为他们是促使中共产生武力犯台的幻想和希望的根源。 那些前独裁制度的受益者们之所以仍有今天这般的势力，是台湾政权和平转移的一个代价。所以，台湾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维护自己的主权尊严，不仅不可以寄希望於那个目前看不出任何新意的胡锦涛政府，更重要的是要用选票埋葬那些只要权力、不管台湾安危、台湾前途的政客们，让那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院士们、将星们无法再圆旧梦。只有那些旧思维、旧势力泡沫化到最无足轻重的地步，中共觊觎台湾的希望才会破灭；只有台湾内部认同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越强，中共才会越投鼠忌器，不敢盲动，台湾才会越安全。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9月26日「星期专论」） |
| 社会主义在全球失败 2004-09-25 |
| 尽管共产主义在全球溃败，但社会主义思潮，不仅至今仍在美国左派中盛行，更被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信奉。从七十年代开始，瑞典等提出「第三条道路」，被称为「瑞典模式」。但最近瑞典经济学家卡瑞森（Nils Karison）的报告揭示，瑞典所代表的这种北欧社会主义模式，已完全失败，「其结果令人震惊却很少世人知晓」。他以瑞典和美国进行比较指出：
首先，自1950年至今，瑞典的私营领域，没有增加新的就业机会。而同期美国的私营领域增加了6,000万个工作机会，即从1950年的5,200万，增至2002年的1亿1千500万。 其次，在斯德哥尔摩股票交易市场的前50个瑞典大公司，没有一个是1970年以後产生的。而美国自1970年之後，产生很多世界知名的大公司，例如微软，沃玛（Wal-Mart），家庭用具（Home Depot），英特尔（Intel），思科（Cisco）等。 第三，1970年时，瑞典在以人均收入为主要指标的「全球有影响的工业国家」中排名第四，2002年则降到第14。而美国在最近瑞士商校IMD的评比中，名列全球最具经济竞争力国家排行榜之首。 第四，瑞典由於实行高福利制度，结果养出更多懒汉。仅在2003年，就有100万人失业，400万雇员没有上班，而是休「病假」或领取各种社会福利生活。而且瑞典的多数人都在政府部门，或和政府有业务合同的机构工作，所以他们的收入是来自国家税收。因而在过去20年来，欧洲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才是美国的一半，但欧洲的失业率却比美国高出50％以上。 这位世界知名的经济学家感叹说，瑞典原来并不是这样。在50年前，瑞典曾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她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转型为一个富有的工业社会，因为当时实行了减税、削减限制企业的规章，限制福利的政策。从1890年到1950年，瑞典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产生很多全球知名的公司。1950年时，税收才占瑞士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1％（美国现仍仅占30％）。 而自从瑞典在五十年代开始强调福利社会，并在六、七十年代走高税收，高福利的所谓「第三条道路」的社会主义模式，过去三十年来，税收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1995年瑞典的政府开支达到顶峰，占GDP的66％！ 伴随高税收、高福利政策的是对企业更多的限制，更多的计划经济，结果不仅损害瑞典的经济，更使瑞典人失去尊严，因为他们本可通过自由竞争，创造更好的生活。美国现有12％「低收入」家庭，标准是年收入2万5千美元；而按这个标准，40％的瑞典人是「穷人」。瑞典的人均收入比美国最穷的阿拉巴马州还低，而瑞典以至整个欧洲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不要说仅是美国人的60％，而且比美国的穷人还少43平方尺。 撰写这份报告的卡瑞森感叹说，瑞典模式告诉世人，如果想创造一个人道、有同情心、繁荣的社会，仅仅有好的愿望是不够的。 去年2月瑞典主张市场经济的智库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主题就是「社会主义是否死了？」多数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至少在全球有思考能力、有理性、有信息的人民中，已经死了。那些还信奉它的人，「是对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费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乌托邦公社）失败的历史无知」。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自由经济理论的当代掌门人弗里德曼则说的更乾脆：「今天人们公认社会主义已死亡，而资本主义是通往未来之路。」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9月15日） |
| 远离上帝、拥抱灾难的20世纪 2004-09-25 |
| 掀开2004年的日历，人类跨入21世纪第五个年头。回首过去的两千年，刚结束的20世纪可以说是人类最血腥、最灾难、最荒唐的100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蔓延大半个地球，结果导致1亿2千5百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20世纪前1,900年间人类非正常死亡的总和！
20世纪是人类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科技腾飞、教育普及、工业发达的世纪，但却是人类最灾难沉重的世纪，人类到底出了什麽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他那本知名的专著《当代》（Modern Times）中，对此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主要原因是人类在20世纪远离了上帝，丧失了信仰，没有了精神导引。和上帝之间的缆绳被砍断之後，人类之船，就漂浮在迷茫的大海，於是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波尔布特、萨达姆们等各类狂热者（zealot），成了各种“伟大舵手”，把人类之船，开向了革命、屠杀、浩劫和无边的苦难┅┅ 20世纪初兴起的三个思潮，是人类远离上帝、走向灾难的主因之一。第一个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905年，在中国结束清王朝之前6年，德国科学家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本来这是一个物理学上的理论，但经过媒体的渲染，欧洲知识界的哄抬，使其成为可以诠释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理论，并风靡了整个世界。 相对论的大普及，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它导致人们不再相信人世间有绝对的精神价值和道德准则；正确和错误，正义和邪恶，道德和不道德，什麽都是相对的。这种道德相对主义，首先腐蚀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对基督文明的尊崇。人们举著“道德相对主义”的旗帜，开始把原罪、原始欲望、贪吃禁果的一切行为合理化、合法化、公开化，开始了文明的瓦解┅┅ 爱因斯坦是个信仰上帝的犹太人，他对自己的理论被滥用，相当焦急。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就像童话中那个点石成金的人一样，什麽事和我连到一起，都成为报纸渲染的对象。”在爱因斯坦生命的最後时刻，他曾三次说，希望自己只是一个简单的修表匠。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风靡知识界的时刻，另一个德国犹太人的理论也开始走向世界舞台。1920年，在相对论被天文观察证实之後的第二年，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开始大红大紫。这位奥地利心理学家提出，主导人们行为的不是意识，而是潜意识，其核心是“性”欲望。在弗洛伊德的世界，人的一切行为都来自“性”的冲动；人的梦中所有意像都是“性”的显示：凸出来的形象都是男性生殖器，凹型的形象都是女性生殖器。而世界基本是由凸、凹两种形象组成的，於是弗洛伊德的梦理论解释了一切。当把“潜意识”说成是（并推崇为）人的行为主体动机，那麽人类最重要的辨识是非，判断善恶，区别对错的“理性意识”则被疏远，甚至否定了。结果是，需要用道德意识、用上帝影像来遏阻、克制的原罪、原始欲望、性冲动等，则被合理化、合法化、放纵化了；於是人类脱离道德约束，远离精神世界，和上帝的关系进一步隔绝、断裂。 文学艺术界首先拥抱潜意识理论，各种推崇潜意识的小说、绘画、戏剧应运而生。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否定19世纪的英雄主义文学，宣扬“反英雄”。古往今来，所有被称为英雄的人，共同特征是：具有道德力量，承担道义责任，扬善抗恶。而宣扬潜意识、反英雄，其实质就是反道德，反道义，反对基督文明中最重要的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原则。把放纵、享乐主义合理化之後，人就不再看重信仰，不再有属灵生活。而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有精神世界，道德力量。道德相对主义和潜意识学说，实质上是鼓励人的动物化，而不是精神化、人化、上帝子民化。正是这种“道德无政府主义”（moral anarchy）导致了希特勒的兴趣，纳粹建立了奥斯威辛，把人类文明送进了毒气室。 道德相对论、潜意识这两股风潮还没有过去，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漂出的那个“欧洲的幽灵”马克思主义开始弥漫世界。它比道德相对论和潜意识更来势汹汹，因为它要用一揽子的乌托邦计划，来改造整个人类。经过列宁的upgrade，马克思主义成了屠杀、改造、极权的同义词。仅在中国，根据西方学者的估算，就可能有8千万人死於这种共产试验。 马克思等共产党人的根本错误是冒充先知，要重新设计人类和世界，提出计划经济，计划军事，计划政治，计划文化，一切都纳入计划的轨道，由此极端地扩大政府的权力，最後统治者成为掌握绝对权力的撒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反文明、反上帝的；按照毛泽东们的“人定胜天”理论来改造世界和人类，结果一定是灾难。因为人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既无法掌握什麽历史的进程和宇宙的规律，更无法按照某个模式设计世界的未来。人类，就像自由经济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哈耶克所说，只能按照已有的经验，一点点地向前小步挪动，并不断地修正错误。连昆德拉也用“人类一发问，上帝就发笑”来表达人的有限性，和上帝的无限性。 但马克思并不孤独，在欧洲以至全球知识界，他有很多崇拜政府权力、试图通过国有化来计划社会的同路人。据保罗．约翰逊的数字，在1914年之前，全球的国营成份只占10％，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仅在西方民主国家，就上升到占45％，而在共产国家，有的甚至高达100％。仅在美国，就有罗斯福的“新政”，约翰逊总统的“大社会”等意在扩大政府权力、通过政治来改变人的乌托邦举措。 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天文观察证实的1919年，全世界绝大多数知识份子相信扩大政府的功能，能够增加人类的幸福。即使今天，在那种政府万能论被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奴役推展到古拉格的程度，已经完全破产之後，西方的大学校园，还有数不清的左派教授们，在相信、宣扬政府的力量，计划的功能，极力推崇高税收、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理论，还在向往《勇敢的新世界》那种乌托邦梦想。 保罗．约翰逊认为，在20世纪初，只有一个作家具有远见卓识，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就是小说家康拉德。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写给罗素的信中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辉煌的胡说，只能导致魔鬼般的极权；而弗洛伊德的学说，只是一种“魔术表演”。针对罗素的最後一本书《中国的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康拉德写到，“对中国人和我们所有人来说，唯一的救赎疗法是人心的改变。”他这里“人心的改变”只有通过修复和上帝的关系来达到。 而20世纪的政治动物们，却狂妄地认为，通过政治和革命，以及整体的一揽子计划，可以改变世界和人类。马克思的杠杆是“经济”，弗洛伊德的杠杆是“性”，第三个是尼采，高喊“上帝已死”，宣扬“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保罗．约翰逊说，这种“权力意志”产生了一种新类型的撒旦，他们不受任何宗教的束缚，有著巨大的权力欲望，他们认为人类的疾病可以通过政治来治疗。约翰逊列出了20世纪政治狂热者的名单，第一个是中国的孙中山，最後一个是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中间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希特勒，墨索里尼，毛泽东，赫鲁晓夫，胡志明，波尔布特，卡斯特罗，尼赫鲁，苏哈托，阿连德，纳赛尔，巴列维，卡扎菲，萨达姆、霍尼克（东德）等。 约翰逊总结说，20世纪的教训是：道德相对主义的兴起，个人责任的下降，对基督文明的抛弃，导致男人和女人们，相信凭借人类的智力，可以解决整个宇宙的奥秘。而随著上述名单中狂热者的试验一个接一个地失败，已经证明了，人不能成为上帝，人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人类必须修复和上帝隔绝的关系。20世纪作为“政治的世纪”已经被终结。21世纪，也许是人类“希望世纪”的开始┅┅ 2003年12月30日 |
| 美国战略的重大变化 2004-09-25 |
| 很多人说，911改变了美国。但到底哪里发生了变化？整个社会的深层心理改变，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但美国外交政策和战略目标的变化，却是明显而立即的。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传递出这种外交国策的清楚变化，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把“伊斯兰主义”（Islamism）定性为继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之後，第三个威胁人类自由的邪恶力量。 美国像当年摧毁纳粹、抗衡共产主义那样，准备打一场长期的战争，来击败伊斯兰原教旨运动。残忍的恐怖份子只是伊斯兰主义这座“冰山”上凸显的一角，只有打掉它的底座，才可能铲除恐怖份子的温床。 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新兴的意识形态，它的那种宗教狂热，那种排斥一切、独尊一元的教条，那种反西方、反理性的偏执、那种蔑视生命献身未来的煽动，那种强调平等、以集体消灭个人、通过暴力改变世界的乌托邦等，都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美国将像在二战和冷战时那样，再次高扬起人类自由的旗帜，担负起领导者的角色，率领自由世界，进行21世纪的第一场正义与邪恶的决战。 第二，采取“先发制人”的新战略。 冷战时代，由于美苏都拥有大量核子武器，同时谁也没有导弹防御系统，哪一方动手，结果都等于是同归于尽，从而构成“相互威慑”。但面对今天的恐怖份子，威慑战略完全失效。因为恐怖份子的目的不仅是尽量大规模杀害平民，毫无基本准则、规范而言，而且采取自杀性攻击；对连自己的生命也毫不在乎的人，威慑手段当然根本不起作用。而那些敌视美国的流氓国家，不敢公开和美国较量，却暗中支持恐怖主义，并可能向恐怖份子提供生化和核子武器。从恐怖份子劫持民航飞机撞击民用大厦的事实来看，他们如果获得生化或核子武器，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因此美国对拥有大众毁灭性武器，支持恐怖份子的国家，将先发制人，予以战略打击。 第三，先发制人是自卫的权利。 1981年9月，以色列总理贝京下令，对伊拉克的核子反应堆进行了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此举遭到世界很多政府的谴责，但历史已证明以色列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现在欧洲国家不仅不谴责，反而感谢以色列的远见卓识和勇敢行动，否则伊拉克今天就很可能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其後果不堪设想。 联合国宪章第51条有“当一个国家受到威胁时，它有权自卫”。美军曾轰炸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的官邸，就是援引的这个条款。卡扎菲那次虽侥幸逃生，但从此不敢再公开支持劫持民航的恐怖活动。 前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9月20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30年代如果自由世界在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刚刚兴起时，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人类就可能避免後来付出那麽大的代价。 因此布什的战略报告提出，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不能解决伊拉克问题，美国将和一些盟国单独行动。布什在联大演讲时表示，支持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是联合国的责任，如果联合国不遵循成立时的宪章，不坚持原则和正义，那麽美国的行动就和它“没有关系”了。显示了美国要实行新战略的决心。 第四，把传播民主价值作为长远的战略目标。 美国的军事反恐，主要目标不是要获得“单边优势”，而是要在全球范围内鼓励“自由和开放的社会”；只有穆斯林世界走向民主，才可能遏制伊斯兰原教旨狂热。 这点可从穆斯林世界的变化看出，在国民95％以上都是穆斯林的土耳其，不仅不是反美或恐怖活动的庇护地，恰恰相反，这个实行民主制度的穆斯林国家半个世纪以来都是美国的盟友，并是北约成员；在世界上最大穆斯林社区之一的民主印度（有一点五亿穆斯林），也没有拉登的地盘。它说明，只有民主的价值（包括选举和新闻言论自由等），才能遏阻伊斯兰原教旨狂热。 阿拉伯联盟的22个国家，没有一个真正民主选举。推翻萨达姆政权，建立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就可以在中东的阿拉伯专制独裁的链条中打破一个缺口，上可威慑窝藏恐怖份子的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朗，下可遏制纵容伊斯兰狂热的沙地阿拉伯，右将影响君主政治的科威特；同时对解决巴以冲突（它的实质不是土地之争，而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主义的较量）、使中东最终走向开放和自由迈出重要一步。 第五，稳定油价，解决石油供应问题。 阿拉伯产油国，曾两次用石油禁运而严重打击了世界经济。美国之所以对由5,000名王子和公主统治的沙特阿拉伯相当迁就，主要因为它是世界最大的产油国，每天输出750万桶原油，而美国的60％石油靠进口（每天需1,900万桶原油）。 伊拉克原每天出口500万桶石油，因经济制裁而被迫减产一半。如果巴格达政府被改变，伊拉克恢复正常石油输出，或增产（潜力可达每天700万桶），就可大幅降低沙地阿拉伯等国家的石油垄断；再加上墨西哥、俄罗斯、挪威等增加石油出口，整个世界能源市场将改观；阿拉伯联盟的“石油武器”不仅受限，而且市场竞争将削弱那些靠地下天然财富、喝石油的阿拉伯王公贵族们的权力，促使那些封闭的社会发生变化。 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不仅有强大的经济（接近欧盟15国总和），更有强大军事，军费是全球10大国的总和，北约18国的全部军费才是美国的52％。因而有人批评美国是继罗马帝国、大英帝国之後，新的“帝国”，在推行霸权。 但美国和人类历史上所有帝国的本质都不同，它是一个“自由帝国”：不要说二战中抵抗纳粹，冷战中抗衡共产苏联，即使近年的波斯湾战争、波斯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海地和索马里冲突，以及今天的阿富汗战争，美国都从来没有侵占任何土地，没有掠夺资源和奴役人民，而是在传播民主的价值，帮助当地人民获得自由，承担了抵抗邪恶、捍卫世界和平的道义责任。 为了这种责任，美国人付出巨大牺牲，二战死41万，伤100万；冷战（仅韩战和越战）死9万；还付出相当大的经济代价，对阿富汗战争用了100亿，对伊拉克战争预计可能要2,000亿美元（相当中国10年的军费开支）。 正是由于一个强大、自由、负起世界道德和领导责任的美国的存在，人类才摧毁了纳粹、打败了共产主义，更成为今天击败伊斯兰主义的希望。对于这样一个“自由帝国”，世界上热爱自由的人们，将会铭记和感激；历史将证明，这个“自由帝国”的存在是人类的福音。 |
| “谄”不忍睹的杨澜 2004-09-22 |
| 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历史》自始至终放射著“挑战权力，拒绝谄媚”的真正记者的独立和尊严精神。哪个中国人看完《采访历史》，再看中国新闻界（海峡两岸及海外华文媒体都算上），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谄”不忍睹。对名人、权势者的排山倒海般的奉承，简直把媒体变成了“媚体”，在这支大军中，明星“记者”杨澜则是一个闪亮的榜样。
由於前一段写调查吴征杨澜的文章，有朋友提供了杨澜那本名人采访录《我问故我在》（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但匆匆一翻，就吃惊不小。在中国那种没有新闻自由的制度下，很难产生名记者，因此也很少有采访录出版，所以杨澜的采访录起码会有不少记者看。但这位自称在中国开了不少媒体“先河”、并靠高举著在美国学了传媒专业的牌子而步入新闻界的杨澜，竟把“采访录”完全变成了“拍马篇”。 举几个例子：采访陈逸飞时，开场白就来了三个排比：“作为画家的陈逸飞┅┅作为电影制片人和导演的陈逸飞┅┅作为服装设计师的陈逸飞┅┅”反正每个领域都是大师。在“杨澜视线”中，这陈逸飞真的起“飞”了，不仅是“闻名海内外”，全球的全才；“也是美食家”，上海的大餐小馆，“他都是老主顾”，大厨们听到陈大师来了，都出来听他品评，“他们在乎他的点滴评价”。连陈逸飞的穿戴也被夸赞，“服装的质地是高档的，不动声色地表明了主人的审美和身价”。连陈逸飞的笑都是“不夸张、不造作、持久而含蓄”，“他的笑极有整体感”（我真的弄不明白这整体感的笑是什麽样的笑，难道像杨澜等其他人的笑有“零碎感”？）。 对如此这般的“采访”，看了杨澜的采访前言才明白，原来陈逸飞是吴征的“哥们儿”，吴征在上海开的西餐馆剪裁时，陈逸飞不仅去捧场，而且还帮助设计门口的挂灯用什麽颜色。看了杨澜这种洋溢著深情厚谊的“采访”，真让人对“无实物交换”的变相“有偿新闻”增加新的理解。 这种充满“深情厚谊”的采访，当然也最适用於和吴征杨澜一起喝茶聊天的朋友余秋雨。由於杨澜“住在上海，与余先生交谈的机会多了。遇到不顺心的事，给他打一个电话，跟他聊几句，就会觉得解脱很多。”所以杨小姐对给她排忧解闷释惑的余大师自然知恩图报，馈赠给他一个在电视上全方位反驳批评的机会。於是在杨澜的节目上，所有对馀秋雨的批评和挑战，全部都成了外界的造谣，中伤；媒体的“无序”。 而杨澜对金庸的吹捧则直追文革期间中宣部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颂。首先她出口编造金庸小说的发行数量“跟《毛泽东选集》差不多了”的说法，再撒了个把所有人贬低到她那种水准的弥天大谎：“现在凡是问起能够读汉语的人，恐怕青年时代都有几个晚上不睡觉在看您的小说作品。”金庸虽然很自傲，但也被这种林彪式的吹捧弄到不好意思，赶紧说“不喜欢的人也不少”。但杨澜还没捧过瘾：“起码对年轻人来说，好像是必读的作品。”然後用“有人说”这种方式，把金庸吹到“仅次於鲁迅、巴金和沈从文的一位20世纪的文学大师。”采访後记中接著说，“他的影响已超越了国界，也超越了这个时代。从这一点来说，他的成就的确是旁人很难超越的。”杨澜要麽是不知道国界为何物，要麽是已经活到了22世纪。 除了对名流，对权力者和政府官员，杨澜更能捧。对搜刮民财、巨额受贿达661万人民币，不明财产269万，其女儿用赃款开了11家公司的大贪污犯、前沈阳市长慕绥新，在“杨澜视线”中则颇具讽刺意味地成了“亲民的典型，清官的样板”。 慕绥新不仅贪污腐败，而且还和黑社会勾结，横行霸道。据中国《江南时报》报道（2001年5月25日），慕绥新常训斥干部“你他妈的”，有位官员在会议上仅因增加政法经费提了建议，慕绥新就大骂：“你他妈的连盖个厕所也得找我吗？”慕绥新不仅贪用下岗工人的补助金，还就退休人员上访对公安局下令：“见到上访堵路的就给我抓起来！” 该报还披露，慕绥新在北京治病时大收巨额礼金，沈阳市某局只送了3,000元，惹起慕的不满：“这样的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沈阳黑社会头子刘涌是慕绥新的好友。“慕大人”到北京，有黑社会人员接机，豪华奔驰车直开到机舱前，庞大的欢迎队伍恭敬地迎出这位身披黑风衣、戴著墨镜和黑手套的市长。他的下属知道，“老慕”就要这样的“黑老大”气派。 就这样一个贪官恶霸，杨澜则赞美道：“从他身上，我找到了中国一大批新型官员的特徵：精力充沛，学识广泛，具有国际视野，兼备文化艺术修养，敢於讲话。当然更重要的是，有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心。” 精明的“慕大人”当然体会“杨小姐”的好意，所以“采访”结束後，感激地说，“今晚，我陪你逛逛沈阳夜景吧。”於是逛完夜市，杨澜主动要求第二天再做一次采访，以更“深入了解”。杨澜坦言，“在《杨澜工作室》的记录片中，这是唯一一次我用两段不同的时间采访同一个人物。” 慕被判决後，有人批评当地媒体，沈阳出了这麽多贪官（被立案审查的正局级以上官员就有20多人），你们新闻界首先该负责，因为你们没有承担起监督的职责。但杨澜不属“当地媒体”，但她为什麽要从中国最南方的香港赶到大北方的沈阳，专程去往天上吹捧一个地方官？而且破例地采访了两次？ 慕绥新的贪污腐败，最早是被一位香港记者报道的，他认为慕绥新月薪一千多，但身上的衬衣、西服、皮鞋、手表等西方名牌货，价值几万港币。这位香港记者不仅没有像杨澜那样吹捧慕市长的“丰功伟绩”，而是首先提出怀疑。 最近香港《明报》报道，官拜副局级的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张锦胜、《人民日报》驻沈阳记者冯奎先後被立案审查和处分，因他俩都曾接受“慕马案”（慕绥新和副市长马向东巨额受贿）中主角的贿赂、然後向北京高层写了多篇“内参”，为慕、马两位贪官评功摆好。 《杨澜采访录》共收入31篇人物采访，其中仅三位对像是官员：中国对外经贸部长石广生（当时中美谈判世贸，经贸部长的话具新闻价值）；卸任的香港新华社新闻发言人张浚生（在香港有一定新闻价值）；另一个就是对沈阳市长慕绥新。中国的中央和省级高官有上千人，别人不采访，为什麽杨澜要千里迢迢从大南方的香港，赶去大东北的沈阳，采访一个地方市长官，而且露骨地吹捧？这里面有没有什麽暗盘交易？任何事超出常理则令人怀疑。 除了谄媚性，杨澜采访录的另一大特点是，不仅不提任何挑战性问题，而且很多时候根本不提问，而是随便瞎聊。例如，在陈逸飞访谈中，杨澜的34个“问话”中，只有9个结尾是问号，其他25个是句号，根本不是提问，只是杨澜对陈的附合与瞎聊。在采访张艺谋时，杨澜的全部33个“提问句”，12个有问号，其他还是漫无边际的聊天。杨澜的全部采访基本都是这种闲聊式的“语言按摩”。 热衷妖魔化美国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把吴征那篇粗制滥造、被人称为“标复旦堕落”的劣质论文选进了他的“传播中心”阅读书目。其实李希光应该把杨澜这本书也选去，通过这种采访录，让那些准备从事新闻工作的学生，临摹劣质采访，学习奉承撒谎，建立一支阳光灿烂的“谄业媚体”大军。 2002年8月27日 |
| BBC和《纽约时报》的耻辱 2004-09-21 |
| 历时8个月的BBC和布莱尔的战争决出胜负：BBC大败，布莱尔获得清白。独立法官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BBC编造了假新闻。
BBC董事会主席、总裁两人已宣布辞职，以示负责。那位直接“肇事者”、编造假消息的记者吉利根（Andrew Gilligan）也已辞职，包庇他的上司、新闻部主任可能也得被解职。 一个强调独立、真实的全球最大的广播电视帝国，怎麽会出现这麽大的丑闻？主要原因是，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BBC持“反战”立场，走火入魔地反对军事倒萨，让意识形态冲昏了头脑，以至用假新闻煽动民众反战，完全背离了新闻媒体应有的角色。 吉利根作为记者，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为反战竟编造了布莱尔政府剪裁情报以对伊动武的新闻；二是向英当局说出武器专家凯利透露的消息，结果导致凯利自杀。凯利的愤怒和沮丧可想而知，一是被吉利根“出卖”，由此夹在BBC和布莱尔的对峙中间，被揪到全国电视前的听证会。他生性内向腼腆，不堪此辱；二是吉利根夸大甚至编织了他的谈话，导致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完全绝望。 新闻界的重要规矩之一是，记者不能泄漏新闻来源；否则没人再敢给记者信息。最近美国一家法院传讯曾报道“李文和间谍案”的两名美国记者，要求他们说出到底从哪里获得了消息，但遭两记者拒绝，虽然他们可能因“蔑视法庭罪”被判刑。吉利根并没有收到法院传票，就向调查当局写了小纸条，交代了凯利。虽然吉利根後来也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但作为新闻记者，这是一个不可挽回，也不可原谅的错误。 对於编造凯利的谈话，吉利根在事发之後也认错是“说走了嘴”，但同时自辩说，这种事现场广播难免。新闻允许犯“诚实的错误”，即不是有意，而是由於技术差错等原因出错。但从吉利根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来看，他并非偶然犯错。美国《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2003年8月25日在“不光彩的BBC”的一文中说，吉利根在伊拉克前线时，时常发出不实新闻。例如4月3日当美军控制巴格达郊外机场时，吉利根却向BBC（以及该台网站）报道说，“过去90分钟我一直在机场，周围根本没有美军，我们很容易四处开车，机场全部在伊拉克人控制之中。”但当时BBC另一位现场记者报道说，美军已在机场，而吉利根并不在那里。 4月5日，美军已进入巴格达，可吉利根还在继续发布假新闻：“我在巴格达的市中心，这里没什麽变化。美国人说他们已进入市区是编造的，他们在这方面是有历史的。”但当时CNN却播出现场画面，美军第三步兵师正穿过巴格达市中心。4月11日，当英美联军占领巴格达已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後，吉利根也只得承认，但他却发出这样的报道：“刚刚获得自由的巴格达人民，正处於从没经历过的恐惧之中”；意思是还不如在萨达姆统治下安全。 吉利根这样一而再地报道不实消息，为什麽BBC不制止、不惩罚？因为BBC的新闻主管也是“吉利根”，完全处於反战的意识形态中。对於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或英军稍有战事不顺，BBC就渲染报道。例如战争初期，英国战机被美军导弹误击，BBC则报道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时刻。BBC的新闻主管则要求记者，不得用“解放”（liberate）这个词来描述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谁使用“将是一个错误”。 而更荒唐的是，在美军进入巴格达、获得自由的伊拉克人民涌向市中心广场推倒萨达姆像时，几乎全世界所有自由媒体的镜头都对准了这个历史性场面，但BBC当时却换掉镜头，把画面转到印度的微级地震，因为他们“不忍心”看到英美联军的胜利；“不甘心”独裁者象征就这样被人民推倒。这一切都不遂BBC的愿。 曾出版研究《1984》作者奥维尔的专著《为什麽奥维尔仍重要》（Why Orwell Matters）的英国学者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批评说，人们无法再相信BBC，别说内容，他们连英语发音都不正确。因为BBC故意把主张军事倒萨的美国副国防部长沃夫维兹（Paul Wolfowitz）的名字发成Vulfervitz，以使它像个犹太人姓氏，煽动听众的反犹情绪。 BBC还曾制作纪录片，编造以色列军队使用“芥子毒气”屠杀巴勒斯坦人的新闻，妖魔化以色列，被认为“已到反犹边缘”，结果导致以色列政府冻结了和BBC的任何合作关系。 这种意识形态左右新闻的现象，不仅在BBC，在美国左派媒体中也时常可见。例如CNN也是不仅反对军事倒萨，还在报道巴以问题上偏袒恐怖份子。在巴勒斯坦人用自杀炸弹袭击以色列的公共汽车、老人中心等时，CNN却在第一时间现场采访那些所谓“烈士”的家人，渲染那些失去“烈士子女”的父母们多麽可怜。结果那些有意谋杀了老人、孩子、孕妇等平民的恐怖份子，就被CNN渲染成可怜、同情的对象。而那些在公车、在晚宴、在婚礼、在早餐店被谋杀的以色列平民的家人，却没有机会在第一时间上CNN电视诉说他们的悲痛、他们的无辜、他们的冤屈。在以色列人的群情激愤下，以国政府已决定停止CNN在该国的采访报道权，因为它的行为简直成了恐怖份子的舆论帮凶。 美国的左派旗舰《纽约时报》也同样存在“BBC、CNN综合症”。去年该报出现“大丑闻”，也是由於意识形态做崇。该报老发行人退休後，把权力交给了儿子小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 Jr.）。这位少壮派发行人把该报非常左倾的社论版主编雷恩斯（Howell Raines）破格提拔为“执行总编辑”，结果该报出现历史以来最严重的假新闻事件：发表了黑人记者布莱尔（Jayson Blair）多达36篇不实报道。一般来说，一个记者出现一两次造假或抄袭行为，尤其是在很强调真实性的《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早就会被解雇（《纽约时报》就布莱尔文章做出的更正多达50篇）；而布莱尔却得到这位左倾主编的偏爱和包庇，所以才能一再得逞。因为布莱尔是“黑人”，符合雷恩斯和《纽约时报》热衷的“政治正确”和“种族配额制”。 报社内部对雷恩斯的做法早有不满，但这位总编辑是发行人的“思想盟友”（soul mate），只要这位同样左倾的少壮派发行人掌权，谁也别想动雷恩斯，除非他自己辞职。但最後小苏兹贝格却把雷恩斯“炒了鱿鱼”；因为他父亲出面，要求必须整顿报社。自911事件以来，由於《纽约时报》过於左倾和反战，导致这张全国发行量第三的大报，订报数下降5.3％（一有战争等新闻，报纸发行量都上升，像保守派报纸《纽约邮报》则上升10.2％，成为全美第八大报），《纽约时报》的股票价值也受到影响。看到“钱途”不妙，老发行人只得出马，出席全报社大会，推动改革。 《纽约时报》最近为了平衡左倾言论，还聘用了右派旗舰杂志《标准周刊》的编辑、新保派政论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做专栏作家，每周写两篇文章，从而使该报七名专栏作家中的右派增加到两名（另一名是前尼克松总统演说稿撰写人、知名政论家沙费尔）。 面对报业市场和读者的压力，有152年历史的《纽约时报》不得不改革。但有82年历史的BBC这次出了大丑闻，会不会改革？两名主管宣布辞职，被媒体同行普遍称赞，认为有负责精神。但BBC却不大可能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这个媒体帝国有制度上的问题，它是政府出资的，不像《纽约时报》是完全私营的。 BBC的资金来自英国政府向拥有电视的家庭强行收取的“执照费”，彩色电视收116英镑（约187美元）；黑白的交38到50英镑。全英国不管穷富、不论城乡，不论男女（只有75岁以上免除），谁家有电视，不管你是否看BBC这个频道，都必须给BBC“进贡”；即使是盲人，也得交半费。英国当局还派出专门小组，用无线电在街上流动侦测，看谁家有电视，如果查出没交电视费，罚款最高达1,600美元。 BBC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媒体帝国，员工多达2万多人（美国之音只有1,200人，不到BBC的十六分之一），每年预算高达48亿美元（俄国1998年全年军费开支才50亿美元；美国之音2003年预算是一亿六千万美元，是BBC的三十分之一）。BBC的庞大预算中90％（43亿美元）来自这种强行收取的“电视执照费”，剩下的10％（对外广播部的经费），则全部由英国政府拨款。只有後来成立的对外电视部，向外国收取转播费。 这种强行收费制度，已越来越受到英国人的反感，因为即使一年看一次电视，或从来不看BBC，也得交费。美国评论家说，这就如同在你家附近盖个电影院，不管你去不去看电影，你都得向它缴纳“电影执照费”一样不合理。这在美国是绝对行不通的。 即使在共产中国，媒体现在也不像BBC那样可以旱涝保收，有“铁饭碗”，因为政府不再财政包干。对BBC最有意见的是英国的私营广电媒体，因为显然无法公平竞争。虽然BBC财大气粗，但由於左倾，收视率已在下降。英国工党议员卡夫曼（Gerald Kaufman）2003年7月24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BBC的灾难”一文中说，国际媒体大亨默多克有少量股份的英国数码卫星电视BSkyB，现已有700万订户。原来BBC的有线电视观众率对BSkyB是二比一，2002年已降到三比二。这位工党议员说，“英国人已开始发问：如果他们不选择看BBC，为什麽每年必须交那麽多钱？” 使BBC获得这种资金特权的宪章到2006年是10年一续的审订期，不知道这次BBC的丑闻能不能推动修改“宪章”，使英国的广播电视有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迫使BBC像《纽约时报》那样，不得不改革，以减少为了意识形态不惜制造假新闻的丑闻。 2004年2月3 日於纽约（原载多维） |
| 林毅夫和吴征的“秘密交易” 2004-09-19 |
|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要求回台湾奔丧，由於这位台湾“叛逃军官”的特殊背景，而成为报纸上的一条新闻。
据台湾《天下》杂志报道，林毅夫原名“林正义”，1952年出生台湾宜兰，国民党陆军官校44期毕业，1979年在担任台湾金门守军上尉连长时，携带金门防卫计划图等军事秘密，抛妻离子（连一声告别都没有）“叛逃”（游泳）到厦门，然後改名为“林毅夫”；英文名为“Justin Ye Fu Lin”。 林毅夫後来到美国留学，返回北京後，开始在政界、学界发迹，不仅获得“北京大学教授”职称，而且後来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获得主任头衔，并连续三届出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成为红色中国的大红人。目前在他自己网站上列出的他担任的职务和头衔，竟多达52个！外加14家杂志的编委和顾问。我从没看到过一个人能有66个职务，可见权倾一时。 但引起我注意林毅夫的不是他那些显赫的官方头衔和地位，而是他和“巴灵顿博士”吴征、“哥大校董”杨澜的关系。因为在调查吴征学历造假事件中，发现这位原台湾叛逃军官在吴征获得复旦大学“博士”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早在新浪网刊出“共同主席”吴征是“美国博士”之前，吴征还仅是“香港凯威国际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时，林毅夫就聘请了吴征担任该中心的授课教师，并在该中心网页的“任课人员”介绍中说吴征是“复旦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金融管理博士”，比“巴灵顿博士”还高几个等级。 後来当吴征的学历被质疑後，林毅夫主持的“中心”把吴征简历中所有学历都删除，仅保留了商界职务，但没有做任何解释。後来杨澜对《南方周末》说，“从我们正式发布的简历来说，都是没有错的，时间也都是非常清晰的。如果其他地方搞错，我们只能在发现了之後，请人家予以更正。比如北大网站上说吴征是复旦的学士，我们就请他们更正了。” 但疑点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页上的吴征简历错得实在太离谱，因为吴征既不是复旦学士，更不是华盛顿大学博士。从杨澜的口气看，是北大弄错的。那麽北大从哪里获得这麽错误的信息？一般来说，简历这种死的东西，都是不能发挥变动的，而且一般都是本人提供的。那麽北大网页上的吴征简历到底最初来自哪里？这个秘密大概只有吴杨夫妇和林毅夫知道。 但林毅夫不会出来澄清事实，因为他和吴征有“特殊的关系”。这可从很多迹象看出。1999年12月16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纪念成立5周年研讨会，吴征被林毅夫安排第一个上台主讲。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当今中国数一数二的经济研究机构，可谓人才济济，云集很多从美国名牌大学获得真博士的经济学学者，如陈平、海闻、易纲、杨壮、梁能、平新乔、胡大源、姚洋、周其仁等，但为什麽该中心主任林毅夫要特别青睐既没有经济学的学历（中外都没有）、更无经济研究经历的吴征，研讨会不仅安排他主讲，而且是第一个？ 吴征和林毅夫之间的秘密外人难以知晓。但吴征高兴得忘乎所以时，就会透露出一二。例如，吴征在接受北京《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就透露说，他是价值2,000万美金的“人人网”的最大股东，後来“我把股份全部转给了北大经济研究中心”。吴征把价值这麽多的股票全部无偿给了林毅夫的研究中心？如果这是真的，那麽林毅夫本人是否拿到好处？这中间有什麽交易？ 虽然外人暂时无法了解全部内情，但从林毅夫的“回报”上，则可以明显看出一些端倪。吴征在上海复旦大学进行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并不是复旦大学专职教师、更不是研究国际政治专业的北大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却要专程从北京去上海，做吴征的论文答辩主委，并对吴征的那篇所谓“博士论文”给予高度评价。 据《南方周末》报道，吴征是以美国公民身份（不经考试、也不在校学习），凭一篇7万多字的“论文”获得的博士学位。复旦大学知情者透露，吴征当时读的是国际政治系（後来扩为国际关系学院），隶属复旦法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13位委员审核吴征的博士论文後一致拒绝授予他博士学位。其中倪世雄教授（後来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说，吴征的论文“英文翻译错误百出，不具博士学位资格”。 据网上可查到的复旦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50次会议（2000年7月7日）记录，该会议由学位评委会副主席李大潜院士主持，21名委员出席。该会议决定“暂缓授予国际政治系吴征等4人博士学位。以上4人可在两年内申请复议。申请复议时，┅┅国际政治系吴征应提供专业课课程考试试卷┅┅” 但在13名法学院学术委员一致拒绝、21名复旦学位元评定委员全部要求暂缓授予的情况下，吴征硬是最後拿到了这个“博士”学位。这和拥有66个职务和头衔、当今中国政坛和学界都是“大红人”的林毅夫全力保驾、亲自主持吴征论文答辩，并对那篇劣质论文“高度评价”有决定性的关系。当年吴征的那笔股票是不是产生了“特殊的价值”？ 吴征的博士论文《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传播战略》今年初由《解放军报》下属长征出版社出版。如果一篇博士论文由军队出版社出版，很难不让人质疑它的学术价值。除此之外，记者在11家网络书店上都检索不到吴征的这本书，而且长征出版社网页书库中也没有这本书。那麽这本书到底怎麽出版的，印了多少册，卖出了几本？在中国买卖书号非常普遍的情况下（一个书号约一万人民币），是不是吴征花钱买书号出的书，而且印数极少？否则怎麽书店都没有这本书？ 由於找不到这本“博士论文”，所以无缘直接拜读。但看到两篇有关评论：一篇是任职联合国的殷惠敏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上的，该评论说，“我也看了吴征在复旦大学的博士论文（最近出版成书），以我过去在美国念研究所和大学教书的经验，不能不指出，那篇论文属於鼓吹宣传性质，而非扎实的研究成果，若拿到研究所的研讨课上，勉强只能拿到Ｃ等，作为博士论文，未免太淡薄了。” 另一位中国大众传播学者就吴征论文所列参考书评论说，“吴征所引用的参考书第一是老掉牙的，都是六七十年代传播学刚起步时候的作品┅┅都是ABC水平的”。 但这样一本被人视为标志“复旦大学的学术水准已沦落到可悲的地步”的劣质论文，则得到了专程由京赴沪做吴征“博士答辩”主委的林毅夫的高度评价，显然林毅夫和吴征的关系不一般。而杨澜“校董”在香港凤凰卫视主持“杨澜工作室”时，就特意专访林毅夫，夸赞他为“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政府经济智囊”。 吴征不仅自称“双料博士”，简历中还罗列有北大、清华和上海大学三所学府的“客座教授”。那麽这些“教授”头衔都是怎麽获得的？吴征简历中仅是列出这些头衔，但没有给出具体是哪个系、哪个专业的“客座教授”。那麽他的那个“北大客座教授”头衔是不是林毅夫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给的？吴征以什麽学术成果和地位可以担任北大的“教授”？ 在今年3月的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上，“政协委员”林毅夫提出要打假，在做“主题发言”时建议设立覆盖全社会的、严格的信用监督奖惩制度，制定“社会信用资讯法”，严格规范上市企业和个人提供的信用资讯等。那麽是不是林毅夫先从他和吴征的“特殊关系”谈起，向社会和公众做一个样板？ 2002年5月29日（原载多维网） |
| 台湾的泛蓝为什麽而战？ 2004-09-16 |
| 许久以来，我一直以为，在台湾支持泛蓝、声称要和中国「统一」的人，是由於不能放弃大中国情怀，或者是对中华文化的眷恋。但在多次到台湾观察、了解，并和许多朋友交谈之後才发现，我的上述认知其实并不准确，在泛蓝阵营中，大中国情怀和对中国文化的眷恋固然有，但却绝对不是他们喊「统一」的真正出发点。
在台湾，其实几乎没有人真心想和中国「统一」。有次和几个朋友聊天，我说「统派媒体」怎麽样怎麽样，朋友说，别用「统派媒体」这个词了，台湾哪还有「统派」呵。另外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就台湾的国号问题，我和一位泛蓝的将军辩论，连他都说，台湾90%的人都不是统派。 的确，现在即使国亲两党都打出了「中华民国是台湾」的口号，这不仅比几年前李登辉提出的、被指责为台独倾向的「中华民国在台湾」更进一步，而且也和民进党的「台湾中华民国」没有任何本质性的差别。这说明，台湾几大竞争政党，都是台独份子。但为什麽泛蓝阵营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统」的口号，并且还得到将近一半民众的支持率呢？ 这要从蒋介石说起。其实早在六十年代，蒋介石就十分清楚，反攻大陆已经完全没有可能；而在他的晚年，更是游山玩水，连反攻大陆的意念都没有了。但只要蒋放弃「反攻大陆」这个口号，就意味著国民党要成为本土政权，而只要本地人民参政，国民党就会迅速失去政权，蒋介石的独裁也随之结束。所以「反攻大陆」是蒋政权维持独裁统治的唯一可以理直气壮地喊出的口号。在其强势专制宣传之下，大多数的台湾人相信了这个口号。 今天，那些高喊统一的前「外省」台湾人同样，「中国情怀」早已成为一个淡漠而无关痛痒的说法。他们真正无法放弃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台湾做统治阶层的骄傲感，做殖民者的主导感，说北京话比说台语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无法接受的，是那些至今仍被他们瞧不起的、来台湾自乡下的、北京话发音不准的人，居然成为执政党，占据各政府要角。做惯了人上人，他们实在咽不下要和台湾人平起平坐这口气，心理「调适」不过来。 但正如蒋介石「要做独裁者」无法说出口，就拿「反攻大陆」来欺瞒台湾人民一样，「要保留做台湾主导阶层的优越感」更是难以启齿，所以「统一」就成为他们唯一可打出的牌。於是，那些想保持在台湾优越地位的人，加上那些受泛蓝媒体宣传，真怕中共打过来的台湾人，就构成了泛蓝阵营。但这种建立在虚假口号之上的阵营，势必会迅速土崩瓦解，让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9月13日铿锵集） |
| 狼不能争取人的尊严 2004-09-15 |
| 三十多名恐怖份子在俄国绑架一千一百名人质五十二小时的事件，以四百多人死亡的代价结束。在全世界一致谴责恐怖份子的残忍行为之时，在文明的西方社会居然仍然可以听到左派们对恐怖份子同情的声音。他们的理由是，弱小的车臣要求独立，面对强大的俄国，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恐怖手段来表达和追求他们的目标。
西方那些貌似同情弱势群体的浆糊头脑和伪善者们，在高举同情弱者的旗帜时，完全忽视，或者刻意无视，用滥杀无辜的邪恶手段，绝对不可能达到任何正义的目的。事实上，那些打著要求车臣独立而绑架和屠杀平民的暴徒，其目的既不是为了要求独立，更不是作为弱小的受害者要求做人的尊严和权利，而完全是向人类文明挑战。 要求独立是要求做人的尊严，但当他们用恐怖手段绑架、杀害平民的时候，就把自己变成了和「人」这个概念毫无关系的豺狼，哪里还谈得上什麽要求做人的尊严？弱小面对强权，这是人类范畴的概念。而当人如狼一般屠杀无辜的时候，弱小的概念立刻不存在，而变成了邪恶。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 一群可以用恐怖手段屠杀平民的暴徒，绝对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保护人的尊严的国家。当他们可以用恐怖手段屠杀俄国人时，就同样可以用恐怖手段屠杀车臣本国的人民。在美国解放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前，这两个国家也都是独立的国家，但不仅那里的人民完全没有做人的自由和尊严、遭到独裁者的滥杀，而且成为全世界恐怖主义的基地。所以独立从来都不是最高的价值，人的自由和尊严才是。如果车臣独立到这些恐怖份子的手中，成为前阿富汗第二，则不仅丝毫无益於车臣人民，更将成为世界的灾难。 而那些打著要求车臣独立而采取恐怖主义的暴徒们，独立也完全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要的是把车臣变成匪窝，变成他们向世界文明挑战的基地。所以，这次发生在俄国的恐怖行动，绝不只是俄国和车臣之间的统独之争，而完全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份子在全世界范围内，向以西方基督文明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价值挑战的一部份。 退一万步说，即使要求车臣独立真的是那些恐怖份子的唯一目的，那麽不仅那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在原则上完全无法接受，即使在策略上，也是最大的错误和失败。因为第一，用滥杀无辜的残忍手段，不仅会激起绝大多数普通人的愤慨，也会失去绝大多数同情者的支持。第二，试图用恐吓手段造成俄国人民的恐惧，以达到迫使俄国政府退让的目的，这完全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人民愤怒的情绪和自卫的勇气从来都大於恐惧，否则人类就不可能打响任何一场正义的战争。 普京政府绝不向恐怖主义妥协、绝不和恐怖份子谈判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对於恐怖份子，只能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对邪恶只能铲除，而没有和平共处的余地。这次俄国付出的四百多名生命的代价，是给那些不支持美国反恐的俄国人再敲了一次警钟，再浇了一次清醒剂，让他们再一次看清邪恶的面目。 如上所述，俄国发生的这次恐怖行动，是世界恐怖主义的一部份。所以，美国总统布什领导的这场反恐战争不仅是正义的，而且是必须的。在结束了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之後，人类或许得付出更大代价来摧毁恐怖主义；这是一场没有其他选择的战争，也必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再一次赢得最後胜利的战争。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9月8日） |
| 从李登辉和李光耀看中国民主前景——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6） 2004-09-14 |
| 西方民主制度是在基督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尤其是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亚洲国家，不靠基督文明，是否有可能自发地走向民主体制？以南韩和台湾的例子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基督文明的引进，对儒家文化国家走向民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但这绝不是说要等国民都成基督徒了，国家才可能走向民主化；而是在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过程中，如果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基督徒的话，将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而在民主体制建成以後，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都得把民主的路走下去。 例如，亚洲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大的是日本、南韩、台湾和新加坡。日本是由於战败，被美国强迫实行民主制度，不是自身演变成民主国家的，所以日本不能说明问题。新加坡至今还是威权国家。这四个国家中，只有南韩和台湾，是在没有外来势力干预的情况下，自己完成了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而带领南韩走向民主的金泳三、金大中和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李登辉，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这个现象绝对不是偶然的。为什麽？ ●认普世价值才会走民主之路 首先，民主制度是一个普世的价值。基督教强调普世的爱，认同普世主义、普世价值。而反对民主制度的独裁者们，首先是反对普世价值。中国今天的独裁者们一直用「中国特殊国情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这自不必多言；新加坡的独裁者李光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也是人所共知的。（提出「亚洲价值观」的还有马来西亚独裁者马哈蒂尔等） 让我们来看看李登辉。他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中说，「亚洲确实有价值，但这个价值应该放在人的上面，其中没有白人、黄人、黑人的区别，只要是人，都需要自由民主。中国人受到封建的影响，容易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来促成一个概念，李光耀的亚洲价值多少与此有关。他叫了很多中国人、儒教专家到新加坡制作教科书，在我看来那是害死孩子。走出了新加坡，他的亚洲价值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亚洲的其他地区，人民的要求不是那样的。」 在他的几部著作中，李登辉强调的都是「普世价值」，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而否定那些「东方文化特殊性」、「亚洲和世界的不同」等观点。这种对普世价值的认同，是他能走民主道路的最根本原因。 ●基督信仰推动政治民主 让我们再来看看南韩。军事独裁者朴正熙也是强调东方文化特殊论，认为西式民主不适合韩国国情，他认为韩国想把美式民主移植过去，「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是根本不现实的想法。 而把南韩从独裁推向民主制度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不仅完全否定朴正熙的「韩国特殊论」，也根本不理睬李光耀的「亚洲价值」。他们都非常亲美、亲西方，并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极力向韩国民众推销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使得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在韩国深入人心。而在九十年代，他们先後当选为韩国总统後，则更进一步推广美式的民主道路。 金泳三和金大中这两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作为政治异见者从事民主运动时，曾被独裁政府软禁并绝食抗议，在这些过程中，他们都是靠著向上帝祷告而坚持了下去。金大中表示：「基督教为这个国家的现代化和民主进程提供了精神上的指导。」他甚至认为：「没有基督信仰，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民主。」 当然，基督徒占人口比例并不决定该国是否能完成从独裁到民主的转变，关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是不是基督徒。以台湾为例，基督徒只占人口的3％左右，而佛教徒（包括佛家和道家）占了75％以上。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登辉是基督徒，所以完成了这个过程。相比之下，新加坡基督徒占其人口比例远比台湾高，约15％，但就因为最高领导人李光耀不是，所以至今仍独裁统治。（我没有查到李光耀是否是基督徒的资料，是从他曾镇压基督教的行为推断。李光耀在1992年元月曾因亚洲基督教协会抨击政府，而将其总会办公室关闭。） 韩国的情形有所不同，二战後基督教迅速发展，目前人口49％是基督徒，基督教成为第一大教。美国最右派的报纸《华盛顿时报》就是一个韩国基督徒投资创办的。但即使如此，如果金泳三和金大中不是基督徒的话，恐怕就无法走到今天这一步。和台湾长老教会坚决支持彭明敏、李登辉的情形类似，金泳三、金大中等反对派人士在和独裁政府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南韩最著名的大主教和牧师们的坚定支持。 ●李光耀的民族主义和李登辉的民主主义 上述事实证明，认同普世价值的基督徒最高领导人是决定台湾和南韩走向民主的关键。而所有独裁者的口径都惊人地一致，那就是强调国情特殊论，文化特殊论。换句话说，凡是强调国情和文化特殊性的，全都无一例外地坚持独裁路线。或者说，国情和文化，是他们要坚持独裁、拒绝民主时，唯一可以打出的牌子。李光耀、朴正熙和马哈蒂尔等亚洲国家独裁者所强调的「亚洲价值论」「民族主义」，和江泽民、胡锦涛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一直死守独裁政权。 而李登辉却在另一个轨道上，他说：「我坚信，民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共用的价值标准，不因地域、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李登辉和李光耀曾是很熟识的朋友，但後来由於理念相悖而分道扬镳。《文明的冲突》作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指出，「李光耀所谈的民族主义，他死後就会消失；但是李登辉所说的民主主义，他若过世，台湾的民主主义还是会存在。」 基督信仰在从独裁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同样得到证明。东欧最早推翻共产统治的波兰，在二战前和今天都是欧洲国家中基督信仰比例最高的；出生於波兰的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和美国里根总统联手通过教会推翻共产党的事实，也是人所共知的。 另一个更有意思、更值得引起非常重视的情形是，在美国最近出版的《上帝和里根总统》一书中透露，在戈尔巴乔夫1986年当上苏共总书记之後，曾多次提到上帝；这导致里根相信，这个共产党人是个秘密基督徒。里根在1988年跟戈氏进行了高峰会谈之後，兴奋地对助手表示，「他相信更高的权威。」於是里根确信苏联的政局会从戈尔巴乔夫开始发生变化。 一个无法不令人悲哀，但又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从独裁国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最高领导人的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对中国可能尤其如此。李登辉对这一点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一书中也明确指出，「中国的文化，独裁的政权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对，政府还是有办法打压到底，唯有领导者改变他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中国社会里面，只有领导人——我们不要说他们是独裁者——本身思想改变——才有可能改变。这是我的结论。┅┅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谈民主化。」 所以，无论是从儒教文化影响的独裁国家，还是从欧洲前共产国家的例子，都起码可以推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独裁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作为，是决定该国走民主或独裁之路的最关键因素之一；第二， 虽然信上帝的领导人不一定都会走民主的道路（例如，蒋介石和宋美龄都是基督徒），但能带领人民从独裁转型到民主这一步的，大概必定得是上帝的信徒。这就如同，私有制不一定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 以这些事实推导出的上述观点看来，中国要发生从独裁到民主的「质」的变化，看来还路途遥远，因为在坚信无神论的共产党内，产生真正的基督徒恐怕很困难；而基督徒能获得起决定性作用的最高领导人位置，则更难上加难。 （全文完） （原载《开放》2004年8月号） |
| 「信仰给了我力量」——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5） 2004-09-14 |
| 由於李登辉的基督信仰是我决定写这组文章的原因，所以我最关注的问题是他如何走上信仰之路的，而信仰又在他的生命中起到了什麽作用。他对这个题目的兴致似乎和我一样，并不亚於对台湾政治。
「我年轻的时候主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怎麽克服自我。我小时深受祖父和母亲疼爱，为了使自己不太娇惯，上中学的时候就每天早晨第一个跑到学校去洗厕所，以锻炼自己。我的性格又太热烈，所以十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坐禅、修行。那时候，我是相信唯心主义的，试图从佛教中寻找克服自我的力量。」 李登辉的母亲也认为他「个性太热情、太冲动。最好能稍微理性一点。」所以当时李登辉最热衷阅读的书是日本明治—昭和时期的佛教哲学家铃木大拙的《禅与日本文化》。他不仅很认真地坐禅修炼，扫厕所，而且在严冬游泳，为的也是「克服自己」。 「第二个是死的问题。我大概十六岁的时候开始发问，人为什麽会死？人死了之後究竟会到哪里去？我刚上京都帝国大学一年多的时候被徵兵，体检是甲等，也就是最好的。他们问我要做什麽兵，我说要做步兵。我当时想，我和死亡较量一下吧，拿我的生死做一个赌博。结果由於我是学生兵，不够资格做冲锋陷阵的步兵，被分配做了高射炮兵。」他试图用和死亡较量的方式，来战胜对死的困惑和恐惧。 ●当了一年多共产党员 但是，对佛教的修炼似乎没有解决李登辉的「克服自我」和「对死亡的困惑」这两个重大问题。於是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转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由於战後台湾社会一片混乱，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台湾人对国民党的不满情绪加重，共产党的宣传开始生效。於是和战後很多年轻人一样，李登辉开始对马列主义感兴趣，认为台湾要振兴，或许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先治理外在的环境，这大概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唯心主义则是要解决内在的人心问题。 他开始研读《资本论》等马克思著作，并加入了共产党。但仅仅一年多以後，他就退党了，因为他很快就看出了共产党的做法没有人性。当时他只有24岁。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一个二十刚出头的人，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看出了共产党的没人性，不能不说是相当有智慧的。反观中国今天许多自认为是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人，在今天人类对共产主义有了无数深刻的剖析之後，却还在强调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是好的。 退出了共产党以後，李登辉就逐渐开始开始怀疑唯物论了。在历经了二次世界大战、又面临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动荡不安，三十岁的时候，李登辉意识到「人生不仅止於追求真理，更重要的是必须有信仰。」 先明确了必须有信仰，下一步就是信什麽。佛教他已经尝试过了，对唯物论也不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受到妻子的影响，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李夫人曾文惠的母亲在57岁的时候因患乳癌而去世。她深爱母亲，面对这个意外的打击，顿时有失去精神依靠之感。由於她就读的是基督女校，所以在这时信了基督。当时虽然也对耶稣把两条鱼分给五千人吃的故事表示怀疑，但还是选择了这个信仰。 ●花了五年时间找到上帝 但李登辉毕竟是个理性很强的知识人，不可能说信一下子就闭上眼睛信了。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决定信以後，每星期有三、四个晚上，和妻子到处去听牧师讲道，跑遍了台北的二十多个教会。「能找到和我共鸣的牧师就打算相信，」他说。 「打算信」是一个人的理性决定，而不是「我能不能信？」的犹豫不决。信耶稣基督是基於「灵性」，而不是理性研究推论的结果；但「决定信」则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在理性做出这个决定之後，「灵性」才能开始显灵。所以一般来说，决定信，打算信，基本就注定了最後一定会信。 但李登辉还是经过了相当的内心挣扎。「开始也很难信，」他说。「圣女玛丽亚不用男人就怀胎，耶稣又从死里复活，可能吗？这些都是理性常识所不能解释的。」但他最後遇到一个牧师强调「先信再说。」他说，「你要相信，单单地相信，信就可以得生。」李登辉被这位牧师的热情所感动，很钦佩他，於是就去这个教会受洗了。 从30到35岁，他花了五年的时间，除了听牧师讲道，还读了康德的《纯理性批判》等许多哲学著作，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极限和「为了要让道德与幸福一致，必须强调灵魂的不灭与神。」最後他终於明白了，「信仰是理性解决不了的，是心的问题。要用心来感觉世界，而不是单纯靠头脑。」我十分钦佩他的认真，同时更感叹：「你才花了5年时间，可我花了15年。」 虽然在受洗初期李登辉还是有所疑惑，但是随著生活和阅读《圣经》，他的信仰越来越坚定，而且信仰在他以後的人生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没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取代的。「我们能够平稳地活到现在，我想都应该是得到信仰的支撑，」李夫人曾表示，「我们多次遇到挫折和沮丧时，总是打开《圣经》才重新站起来度过难关。」 ●「上帝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 在李登辉夫妇半个多世纪的恩爱姻缘中，最大的伤痛莫过於中年丧子。就在李登辉刚刚升任台湾省主席不久，32岁的长子李宪文患鼻咽癌去世，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只有七个月大的女儿。在《虎口的总统》这本书里，读到了李宪文去世前几年写的散文《我的母亲》，《父亲与我》。我惊奇地发现，他的文笔之好超过了我读过的大多数中文作家，尤其是他有关父母的爱情、父子之情的细腻描绘，简直催人泪下；字里行间表现出，他是一个非常正向、上进，更充满感情的小伙子。难怪他的去世令李登辉夫妇痛苦万分。 由於不忍心看著儿子的遗体被用担架推走，李登辉亲手抱著宪文送到太平间。独子的去世，使坐到省主席高位的李登辉痛苦到考虑退出政坛，去当牧师传教。但教会的人士劝他说，他只能是个平凡的传教士，而留在政界，将会是个伟大的政治领导人。於是李登辉听从了教会的指教，留在政界；靠著《圣经》来安慰心灵，渡过了最痛苦的时光；并由基督信仰而使自己重新振作精神。从此之後，父妻俩信仰更加虔诚。 但政坛不仅远比教堂复杂，更危机四伏。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按照宪法继任总统之後，国民党内部那些元老、大老们自然不服，千方百计地抵制他、找他的麻烦。在那些艰难日子里，柔弱的李夫人更是靠著信仰渡过难关。她不断地祈祷：「上帝，您赐给我们的十字架太重了，我们背不动。请赐给我们力量和智慧。」上帝应允了李夫人的祷告，帮助李登辉度过了难关，稳住了失去政治强人後惊惶失措的台湾政局。 ●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 1990年，李登辉接替蒋经国的总统位置届满，下届总统将由「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无意当上两年总统的李登辉，虽然此时已有意一博，竞选总统，但党内斗争激烈，国民党元老李焕、郝柏村等紧锣密鼓地研究对付李登辉的策略。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李登辉的精神压力很大，他有很多夜晚都无法安下心来睡觉，於是就和太太半夜起身，共同跪在床沿，随手翻开《圣经》的一页，就照著那页的经文祈祷，以此寻求神对他的启示。《圣经》帮助他增加了战胜困境的信心。 在前八年的总统任职内，李登辉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帮助，冲破国民党半个多世纪板结起来的专制官僚机构，带领台湾完成了从独裁政权走向民主体制的本质性变化。1996年，通过全民直选，李登辉成为第一个民选的台湾总统，他继续推动台湾民主化的信心更强了。但中共的打压、国内旧势力的阻碍、国际环境的不利，使台湾的进一步突破困难重重，但李登辉依旧靠著上帝的智慧和力量，继续疾步地往前迈进。 1997年他去巴拿马参加一个会议，并做了演讲。当他走下讲台要离开时，一位天主教神父等在出口处告诉他：「回到房间後，读一读『以赛亚书』第四十五章第二、三节。」回到房间後，李登辉夫妇马上按照神父的指教，找到《圣经》中这段话：「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闸。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李登辉感觉这是「一道明光」，预示著台湾的前途受到上帝的祝福。在後来的困境中，李登辉多次想起这「一道明光」。 ●长老教会推动台湾独立 在李登辉刚当上副总统的那一年，他从原来做礼拜的教堂转到了属长老教会的济南教会。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是1865年从英国传到台湾的。台湾民主运动最早的重要推动者之一彭明敏先生家就曾是长老教会的主要聚会点之一。彭明敏和李登辉同年出生，他们家皈依基督已有了好几代人的历史。他的曾祖父是台湾最早成为基督徒的人士之一，他的祖父还是台湾基督徒中虔诚而活跃的领导人。长老教会不主张超越尘世的纯信仰，而主张入世，参与现实中争取人权的奋斗。长老教会不仅一直明确地反对国民党独裁，而且其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更是有目共睹。该教会在1971年就发表政治宣言，主张把台湾的主权交给台湾人民。 1975年，也就是蒋介石去世的那一年，长老教会更是发表《人权宣言》，「坚决主张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一千七百万住民（当时人口）决定┅┅为达成台湾人民独立及自由的意愿，我们促请政府於此国际情势危机之际，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所以长老教会被认为是台独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而李登辉刚当上蒋经国的副总统，就不仅转入这个教会做礼拜，还请这个教会的翁修恭牧师做「家庭牧师」到家里来讲道；而上述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权宣言》就是翁牧师一手操盘的，他被认为是台独的先锋人物。李登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当时不仅不忌讳长老教会和台独人物，而且赋有一个重大任务，就是与当时的党外人士沟通。同是基督徒的蒋经国，对此不仅不阻止，而且是希望李登辉这样做的。 长老教会也对李登辉寄予厚望。曾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议长的黄彰辉，在蒋经国去世李登辉宣誓继任总统後表示，「李登辉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基督徒，我对他的评价很高、期待也很大。」李登辉本人更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 ●手捧《圣经》做台湾的摩西 很多基督徒都有一种使命感，因为他们相信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 的目的，都让他完成一种使命；所以人生在世，首先要弄明白上帝交付给自己的使命。耶稣就是背负著巨大的使命而降升，并为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去死。在美国的基督徒领袖中，林肯从年轻的时候，就清晰地意识到要结束奴隶制的使命，最後终於在完成这个使命之後，荣归天国。美国当代总统雷根，在上任二个月後即遭暗杀袭击，但没有致命，不仅他自己坚信上帝还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罗二世和德蕾莎修女都同样告诉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战胜苏联共产帝国、结束冷战。 李登辉也是这样一个充满使命感的人。许多人形容李登辉带领台湾人民所走的路，就像《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个上帝给予的新的国家。李登辉本人也这样激励自己。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说上帝把台湾这片土地给了台湾人民，台湾人应该感谢上帝的恩赐和祝福，并热爱这片土地。 对於台湾人本身有很多人不认同台湾，李登辉表示很遗憾，说这就像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下从埃及到西奈半岛的过程；他们因为被埃及奴役了四百多年，做惯了奴隶，失去了方向，彼此埋怨，始终走不进迦南地；有人宁肯留在目前的困苦中做奴隶，也不要承受路途的艰难。这其中，除了奴性之外，还有认同的问题。经过40年的寻找自我、重新建立认同之後，才进入迦南美地。 李登辉说许多台湾人也像以色列人，由於长期被外人统治，做惯了奴隶，缺乏站起来做主人的勇气和建立新的国家的决心。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给了他谦卑 但深感背负著摩西般使命的李登辉却不仅有决心，更对台湾的民主制度有信心。例如，由於这次台湾大选关系重大，对蓝营，尤其是对国民党来说，几乎是生死存亡的关键；而对绿营来说，它不仅影响到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还影响到2006年的修宪以及2008年前台湾定位的确认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也是至关重要。因而选前气氛非常紧张，於是我问李先生，「如果绿色这次输了怎麽办？」 「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他的口气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绿色的朋友都轻松，「我不看这个（指赢或输），我是看输了以後要做些什麽，赢了以後要做些什麽。」 今天回头来看，他的确具有一个真正民主国家领导人的风范，如果这次民进党真的输了，他也一定会用同样的口气对绿营说，「没有关系，我们2008年再来嘛。」而绝不会像连宋那样，大闹天空。 性格激情、热烈的李登辉，在紧张关头却平静而轻松；而且在深深地涉入现实政治的情况下，他却一直能不断地跳出去，埋头读书，远离尘世地思考「生和死、人生的意义」等哲学问题；这是他和东方文化背景的其他政治家们极大不同的一点。 书给了他智慧，信仰又给了他谦卑。一个人只要跪下来向上帝祷告，立刻就不再狂妄，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权力无边，可以为所欲为。「当了12年总统，还是不习惯权力，」李登辉说，「我并没有想过能在自己手上推行台湾的民主化，这只能说是老天站在我这一边。再追溯远一点，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踏入政治的世界。现在不做总统了，更是真正的李登辉，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李登辉去年曾做过一个题为「国家领导人的艺术」的演讲，他提出，要做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第一条最重要的是要有信仰。第二条就是，为国著想，不惜放弃权力。「身为政治家，要有那种为了国家，随时都可以放弃权力的觉悟。」他说自己二千年之所以放弃参选，不仅可以对海内外展示台湾真正实现了民主，也是对打压台湾的独裁中共的最漂亮的回答。「政权和平转移可说是空前的创举，不仅是在台湾，即使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头一遭。」 在和李登辉的交谈和对他的观察中，我从未感觉到他对自己曾做过台湾的总统有什麽自豪感，更无自傲感。倒是他那种强烈的使命感，简直有一股推人往前冲的气流般的感染和冲击力。现在，没有了任何权力的李登辉，就是用这种感染力和冲击力，推动台湾人民站起来。 他说，「台湾人四百年来一直做奴隶，做长工，被管得很乖，一直不敢出声。你给他说话的机会，他也不敢说话。现在要刺激他们站起来发声。」这就是李登辉正在继续著的使命。 李登辉当总统可以如他自己所说，是个偶然。但我毫不怀疑这里面有必然因素，那就是，上帝有意护佑台湾，拣选了李登辉这个虔诚的基督徒，让他把台湾从专制的轨道中扭转出来，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一般，带领台湾人民走出对岸独裁专制的阴影，走进世界民主自由价值的洪流中，走向一个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 （原载《开放》2004年9月号） |
| 胡锦涛新瓶装旧酒 2004-09-10 |
| 中共外长李肇星周一在第五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这是胡锦涛出任军委主席之後，北京对外政策的首次宣示。从李的讲话可看出，胡锦涛政府仍基本延续江泽民的外交路线，但调子似乎更加温和。
李肇星的讲话题目是「和平，发展，合作」。但在软调子背後，仍藏著玄机。例如，李肇星虽强调中国坚决反恐，但仍有两处话外音：一是加上一句修饰语「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二是强调消除恐怖主义产生「根源」，由此为中共镇压新疆、西藏的分离运动，或做出自己的解释等留下伏笔。 无论在反恐，还是防止武器扩散等问题上，李肇星都相当强调「多边主义」，「多边军控」等，并提出反对「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等主张，等於是不点名地批评美国；尤其是强调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提出「采取集体行动，维护联合国权威」的诉求，呼吁有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等，背後传递的信号是，北京寄望通过联合国这个「国际机构」来制约美国，平衡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主导力。 在扩大联合国安理会问题上，中共的态度首次较明朗：一是表明「赞成扩大安理会」；二是强调「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这等於北京表明不愿看到工业国家的日本、德国加入，再加上北京迄今没表态支持印度加入，因而传递出的信号是，北京不愿看到安理会扩大，导致中共的常任理事国的权力被分享或稀释。 与其他议题相比，李的讲话用了较多篇幅谈对台政策，主调仍是以往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同时强调两点：一是绝不允许台湾独立，和外国势力干预台湾问题；同时宣示，北京将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在全篇讲话中，李肇星没有提到不放弃对台动武等，显示北京在国际舞台，仍以软性诉求作为主要策略。 在台湾问题上，李的讲话显示，北京有焦急和无奈感，同时中共希望把台独问题国际化，以国际力量遏阻台湾走向独立。李肇星的讲话强调「希望国际社会充分认清台海局势的复杂性和敏感性」，认清台独势力对台海局势稳定的「严重危害」，呼吁国际社会「共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就显示出北京的这种意图。 李在阐述中共的整体外交政策时，提出「六字方针」（和平，发展，合作）和「五个方向」：以合作谋和平促发展；发展模式多样化；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新安全观；推动国际新秩序。但这些阐述都比较抽象，给人的感觉中共在外交上更趋向守势而非进攻。 例如，李肇星在谈到伊拉克、中东、北韩这三个领域时，都传递两点：一是基本支持美国的立场（支持伊拉克明年二月按期大选；支持美国的中东「路线图」计划，支持北韩核武问题多边谈判解决）；二是没有显示北京将积极介入，而仅是泛泛而谈，以一、两句话带过，并无深入阐述，而且都是中共以往立场的重复，并无新意。它显示胡锦涛政府对这些国际问题，并没有一个新的积极介入的政策；即在这些领域，北京虽然原则上支持美国的立场，但不会积极参与和帮助华盛顿真正解决问题。 李肇星的讲话给人的整体感觉是，胡锦涛政府的外交路线，可能更趋向温和；即获得军委主席位置的胡锦涛，其外交方针虽仍基本继续江泽民路线，但有趋向更灵活，更倾向守势，而非主动出击的意味。同时李的讲话还显示，中共的战略重点仍主要放在经济发展，而不是外交出击。李重申，中国要把内部发展「始终作为第一要务」，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本身就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显示胡锦涛政府的战略重点仍在国内，而不是外部。 目前中共的急迫外交难题是联合国要制裁苏丹，而中国在苏丹有重大石油利益。但李肇星的讲话对此只字没提，显示北京并没有真正动用否决权，和美国等国际社会公开对抗的意图，而是仍寄望暗盘外交，私下运作解决。李肇星受美国国务卿鲍威尔邀请，近日赴华盛顿访问，主要议题可能就是苏丹和北韩局势，就美国准备再次提出的制裁苏丹案进行磋商，并就下月初将在北京举行的北韩问题的多边会谈进行协调。 从李肇星的讲话，以及近日的中共外交，都以看出北京仍把外交重心放在美国，基本是支持美国的反恐战略，但同时以强调联合国作用、多边主义等，凸显和争取北京的国际地位和利益。在可见的未来，胡锦涛政府仍会继续这种江泽民的外交政策，但可能朝守势和灵活的方向移动。 2004年9月28日（原载《观察》） |
| 没有江泽民的中国 2004-09-10 |
| 神秘兮兮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昨天闭幕，除了老生常谈的那些为民做主、吾党所宗的陈词滥调之外，唯一的新闻是江泽民卸任「军委主席」，使胡锦涛又多了一个头衔。
恋权的江泽民为什麽会让步？有人认为是因为邓小平当年退休两年後即卸军委主席，党内有人援引前例施压，江泽民不得已这麽做。但以江目前的权势，似乎他还不至於如此失势。 有人认为是江泽民已确认胡锦涛会完全继承他的路线，并保护他及家族的利益，因此才去高枕无忧。但从过去两年的中共政情来看，明显江胡并不同调儿，江打台湾牌，强调台海危机，试图获得军方支持；而胡则打经济和反腐牌，试图赢得民心，积攒政治资本，显然是两股劲头儿。 最可能的解释，是江泽民的心脏病已到了「最後阶段」，无法撑下去。知情人对西方媒体说，八九民运那年胡耀邦在会议上因心脏病昏倒，在旁的江泽民随即拿出自带的药品给胡应急，算来江泽民的心脏病至少已有15年。江泽民上月出席邓小平百岁诞辰会，脸色很不好，人们估计他身体状况已经不行。 令人悲哀的是，专制国家的改变，很多时候要靠独裁者的身体出「状况」。像苏联帝国之所以崩溃，很大原因在於共产党领导人接连死亡换代，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直到戈尔巴乔夫，才出现了「新思维」；而中国才走到「第三代」的江泽民。但这个「第三代」终於到了尾声。 第四代的「核心」胡锦涛会怎麽样？只要他还没有把头衔变成真正的权力，只要江泽民们还在，人们都无法知道他是不是有「新思维」。但毕竟中国的政治有了一个潜在的转机，也许它是一个希望。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9月20日铿锵集） |
| 掌权之後，迅速变「质」——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4） 2004-09-07 |
| 独裁者按照自己的意志迅速做一些事情是容易的，无论是在政策推行上，还是用人提拔上，正如蒋经国对李登辉的提拔。但不想做独裁者，又要推行一套政策，则困难重重；走民主的道路远比走独裁的道路更艰难和缓慢。但被蒋经国火箭般推向政坛的李登辉，的确没有辜负蒋经国的厚望，在还没有完全掌握实权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也用火箭般的速度，开始了他把台湾政治从「独裁」转向「民主」的「质」的改革。他不但尽全力尝试了，而且做到了。
虽然由於蒋经国的猝死，李登辉按照宪法规定立刻登上总统宝座，但由於那是继位，在众人眼里他也不过是个像严家淦那种「临时总统」，因为实权都不在他手里。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有先稳住局势。在刚出版的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也写道：「在我继任的两年四个月总统任内，可以说只是延续他所做的事情，继续执行他订出来的既有计划。事实上，我在这段期间一直在思考事情，我是先安静下来；就像台风要来之前，天空也会先沉静一阵子。」 ●拒绝宋美龄干政 但在这沉静的时刻，李登辉并非毫无动作。首先通过选举，他当上了国民党主席，又通过换掉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参谋总长等一系列举动，逐渐掌握了党、政、军权。在把国民党元老郝柏村从最有军事实权的参谋总长位置调开时，蒋宋美龄亲自出马，用英语向李登辉求情：「Please listen to me，拜托，千万别让郝柏村卸下参谋总长的职务，好不好？」当时已年过九旬的宋美龄依然有操控军权之心。但李登辉认为她这种干预是违宪的，没有理会。而郝柏村被升为国防部长，後再升为行政院长，仍不肯放弃军权，要求主持军事会议，同样被李登辉断然拒绝。 国民党是一党执政，党国一体，但毕竟还是执行了宪法，让李登辉继任总统，并行使权力。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激烈的政治搏斗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性格热烈而富有激情的李登辉，在政治斗争中却冷静而清晰地、一项一项稳步往前推动。在进行人事格局的大调换中，他延续了蒋经国的国策，稳住了政局，并赢得了党内信任。 1990年，李登辉继任总统期满，按照宪法规定，应由六百多名国大代表投票选举新的总统。任何要竞选总统的人都必须首先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的推荐。李登辉决计竞选。他为自己拉票的方式也是奇特的，他一一走访全体国大代表的家，给每一位赠送自己和已逝的儿子合著的论文集，拜托他们投自己一票。要知道，这部精装本的论文集厚达十公分，很难想像哪个国大代表能真把它从头到尾看一遍。但许多人还是被李登辉的真诚所感动，他得到了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国大代表支持，而当时准备参选的蒋纬国和林洋港都没有得到超过150名国大代表推荐，於是李登辉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当选总统。按照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六年，所以这届总统李登辉可以做到1996年。 ●当上总统立刻致力民主化 出任了由选举而当上的总统，李登辉立刻就以台风之势推行自己的政治理念： 第一：不可一党专制。1990年3月20日当选总统；4月2日即以总统的身份邀请最大反对党民进党主席黄信介到总统府，商谈宪政改革、政党政治等问题。 第二：政治犯的存在是民主国家的耻辱。5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5月26日即释放了因美丽岛事件而受刑的施明德、许信良等27名政治犯。随後指示开始处理「二二八事件」平反工作。 第三：军队只能是国家的军队，而不能是党的。六月份让军事强人郝柏村从军队退役，改任行政院长。逐步削弱国民党元老对军队的左右。 第四：民主政治要通过人民直选领导人得以实现。6月28日即召开国事会议，就台湾民主化问题提出改革议题，其中包括最重要的两项：第一，让那些终身未能改选的万年国代退职，实行新的国大代表选举方式；第二，总统、副总统、台湾省主席、台北、高雄市长均由人民直选。 第五：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应采取「务实外交」。1991年4月举行修宪会议，废止某些法律条款，等於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允许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也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废除已经成为白色恐怖象徵的警备总司令部。 仍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再有政治犯，流亡、逃亡海外的政治犯可以回国。 还是在1991年，李登辉宣布台湾不应再有黑名单。 随後在1992年，废除了因言论而被判罪的法律条文。 ●中国只配被共产专制奴役 看李登辉这些改革议题和惊人的速度，不知中国知识份子做何感想。在一片拥护「胡温新政」的呼声中，在一致对李登辉的讨伐中，他们是否比较过，在所谓的胡温新政中，有哪一点对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做出任何一丝一毫的本质改变？！可怜的中国人，千呼万唤，连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唤出来，就别说开放党禁报禁的蒋经国了，更别提彻底废除一党专制、废除政治犯、决定人民直选总统的李登辉了。 其实也并不奇怪，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认同共产党的「中国国情特殊论」而否认中国可以马上走民主道路的时候，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视领土的价值高於民主自由的价值的时候，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还宁可让独裁的中国吞并民主的台湾的时候，中国也只配继续被共产专制奴役。 从1991年4月到1994年7月，在李登辉的坚持和全力推动下，经过三次修宪会议，国民大会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总统由全国人民直选」的议案，并将总统任期由六年改为四年，可连任一次；从1996年开始实行。全民直选这关键的一条，一下子就把台湾政治同时民主化和本土化了。李登辉不是为台独而支持台独，是为台湾人民争民主而必然走向台独。 ●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在修宪把总统由国大代表选举改成全民直选的过程中，以国民党元老郝柏村、李焕为首的势力一直全力阻挠。因为他们认为「党就是国」，「党国一体」，所以总统由国民党内选出就行了。在通过总统直选的大会上，李焕等一百多国民党人，排著队对李登辉大肆谩駡，骂到连饭都顾不上吃。但李登辉冷静地听著他们骂，坚信直选总统的正确性，毫不妥协地坚守理念，结果他赢得了这个主权在民的最关键一步。 一个从威权专制继任过来的总统，能在自己当政的时候，全力拼搏，把「全民直选」列入宪法，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因为只要直选，就充满变数，任何人都不能保证自己的权力。而只要是党内选举，就不仅永远是一党专制，而且独裁者一个人可以把位置做到底，做到死。 在这里我必须特别强调的是，不在位置的人喊民主容易，因为这个呼喊中包括为自己争权力（和权利）。而占据最高领导位置的人，能够不顾一切地全力以赴促成总统直选，是非常不容易、极为难能可贵的！因为只要直选，他早晚只有失去权力的一种可能。 在共产中国，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一直是陷在「进步与退步」的恶性循环中，从来都只有「量变」。而台湾在蒋经国去世前开放党禁、报禁後，在李登辉任总统的前八年中，通过修宪、确定人民直选总统，一步步从体制上完全脱离了专制独裁这个封建轨道，完成了把台湾转变成民主国家的「质变」。 1996年，台湾实行首次全民直选总统，在中共以导弹演习的威吓下，李登辉高票当选。在就职典礼上，李登辉说，「这不是庆祝某个候选人获胜，而是人类基本价值——自由与尊严——在台湾的胜利。」 於是，「自由与尊严」成为台湾这第一个民选总统在後来的四年中全力维护的价值。1999年，李登辉提出中国和台湾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开启了台湾人民争取主权独立，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的航程。 ●放弃合法的竞选连任 在登上权力的顶峰之後，李登辉曾带著妻子、儿媳和孙女一起回故乡淡水去爬观音山。爬到山顶之後，李登辉对孙女说，「阿公走过那麽长的路，终於爬到了山顶。阿公的周围没有一个可依靠的东西。现在更重要的是，前面的路该怎麽走，还有，要如何一步一步走下来。」 这段话既流露了李登辉孤军奋战的感受，也体现了他在刚上山顶时，就想到了要走下去，而不是怎样永远地盘踞山顶。二千年时，李登辉的第一届民选总统任职期满，中央选举委员会认为他以前做的是国民党内选的总统，而民选总统他只做了一届，所以还可以再合法地参选一届。但李登辉早已决定不再连选，要尽快完成权力移交。 李登辉当时不仅可以合理合法地继续参选，而且他甚至可以用中共武力威胁台湾为名，实行威权统治下去，但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权力。想到一个个至死紧紧抱著权力的中国领导人，我对李登辉能彻底放弃一切权力，真正做普通公民，深为感佩。所以在采访他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明明有可能继续执政，是什麽导致你能完全放弃权力呢？」 「权力不是我的，」李登辉说，「制度把权力给我用一下，用完就还回去。权力和我没有关系，我随时都准备放弃。」 他轻松的回答几乎令我无言以对，这个对李登辉来说似乎并不难做到的事情，可为什麽在世界人口最众多的中国，几千年来，几十朝几十代，直到21世纪的今天，别说没有一个最高统治者放弃权力，连一个想做点冲破专制链条尝试的都没有。到底是什麽因素，促使李登辉掌权後能如此这般大刀阔斧、风卷残云般迅速带领台湾人民走上民主，然後在民主体制建成之後，急流勇退，彻底放弃一切权力？ （原载《开放》2004年7月号） |
| 蒋经国推李登辉青云直上——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3） 2004-09-07 |
| 由於在第一次见到李登辉时，就听他说起当上总统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所以我自然问到了他是怎麽当上总统的问题。
「我直到30多岁的时候，都是一心想读书，对政治一点兴趣都没有，」李登辉说道。「我是由於在农业经济专业出名了，蒋经国身边的人认为，要解决农业问题，应该用李登辉。」当时蒋经国认为，农业发展对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所以找到对台湾农业经济了如指掌的李登辉。据说，当时他做的台湾经济报告，被认为有可能拿诺贝尔经济学奖。 但是，被蒋经国看中，他拿诺贝尔奖的梦只有就此终止了。1971年，李登辉被叫去给蒋经国汇报台湾的农业问题，给蒋经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随後就被邀请加入国民党。也就是说，李登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的那一年加入的国民党。但当时作为普通公民的李登辉对联合国把台湾排挤出来，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他说，「老实说，当时我不是那麽在意这件事，因为这根本轮不到我出场。我只要做好份内喜欢做的研究工作，就心满意足了。」他不仅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兴趣。 ●破格提为「台北市长」 但在加入国民党的第二年，即1972年，他就被蒋经国封了一个行政院政务委员的职位。当时李登辉正在新西兰一所大学演讲，接到电报要求他速返台湾。回到台湾後，他都根本不清楚政务委员到底是个什麽职务。还是他22岁的儿子不无调侃地告诉他，「那是当完部长级的大官之後，没有什麽职位可以安插的老人当的官。」而当时李登辉不仅只有49岁，也没当过任何部长级的大官。他当时的政务委员同僚中，有连战的父亲连震东，他就是当了内政部长之後没法安插了，就给了个政务委员的职位。 自担任政务委员起，李登辉就开始了和蒋经国的频繁接触，并开始了他踏入政坛的火箭之旅。蒋经国经常邀请他一起去农村探访。在这期间，蒋就曾表示，农业对整个台湾都很重要，所以对李登辉而言，最有意义的工作是做台湾省主席；而如果李登辉做了省主席，整个台湾的农业都有可能升级。但李登辉并没有认真考虑和揣摩这些话，也没有做任何放弃在学术领域发展的计划，依然做他的台大教授。 蒋介石1975年去世後，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期满後，由外省人组成的国大代表一致选举蒋经国任总统，没有反对者。蒋经国1978年5月20日宣誓就职，随後在六月九日，也就是说，在蒋经国当上总统不到20天的时间内，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 ●「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 和蒋介石相比，蒋经国比较随和、平民化，也一直采取亲民政策，这点早就从媒体、书籍等资料中得知，但他和李登辉交往中的「随和」还是远超出了我的想像。李登辉当上台北市长以後，蒋经国这个堂堂的总统，竟然频繁地，每周有三、四次亲自跑到李登辉的家里，和他谈话聊天，询问工作情形，给新任市长打气，甚至听他发牢骚。而且蒋经国的造访也不事先通告，完全像老朋友那样，直接就去了。有时李登辉还没下班回来，李夫人也外出购物，蒋经国就自己坐在客厅一直等到李登辉归来。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了约三个月。然後，有一天，蒋经国又来跟李登辉聊天的时候说，人们对你做市长的评价很好，没什麽问题了。於是就不再来了。原来蒋经国是担心，这个被他看好的农业专家到底能不能做好市长的工作。这种总统亲自登门到一个市长家里关照的情形，相信在哪个国家都是罕见的。蒋经国对李登辉如此这般的重视，就已经预示了李登辉仕途的顺利。因为台湾当时毕竟还是个专制的国家，独裁者的一句话完全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在做政务委员期间，李登辉是一苹脚在政界，一苹脚还留在学界。出任台北市长以後，才辞去了台大教授的职务，双角踏入政界。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不可能再回到学术界了，所以把自己关於农业的藏书全部捐给了台大图书馆。 尽管蒋经国对这个台湾人的台北市长十分偏爱，但李登辉本人对自己的仕途并没有更多的非份之想。当上台北市长後，他真的想好好做个称职的市长。上任後马上全力以赴开始研究都市的发展计划，并很快从东京购买了全套12卷的《岩波讲座．现代都市教室》，随後又陆续买了很多关於城市建设规划的书。李夫人曾感叹道，本以为把那些农业书籍捐出去了，再搬家时他们可以轻松一下了；没想到丈夫又迅速把书架填满了。 但李登辉却肯定没有把那一堆都市建设的书看完，因为蒋经国根本无心让他做什麽台北市长。在被任命为台北市长的第二年，李登辉就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常委。又过了只有两年，也就是1981年底，蒋经国就让李登辉当上了台湾省主席。当时在国民党高层内，履历经历远比李登辉厚实的元老、大老们比比皆是，怎麽排也轮不到李登辉的头上。难怪党内有人不服气地表示，「只有蒋经国敢用你这种人。」事实上，李登辉後来才知道，蒋经国原本是要直接提他做省主席，因党内有人反对，认为李登辉政治经验太少，所以才让他去做了三年台北市长。 的确，蒋经国对李登辉的厚爱是毫不掩饰的。在他一手提拔李登辉当上省主席之後，还亲赴省主席官邸，祝贺李登辉当选。他对李登辉做台北市长和台湾省长的表现都十分满意，对他的执政报告评价高得惊人，认为他已经积累了很好的经验，该是从新的制高点来观察台湾国情的时候了。於是在1984年他第一届总统期满，要竞选第二届总统时，蒋经国就亲自问李登辉，愿不愿意做他的副总统。就这样，在台湾省主席的位置还没有坐热乎的两年多之後，李登辉就又被蒋经国提名为他竞选总统的搭挡。以李登辉的党龄之短，资历之浅，一下子越过所有元老，登上副总统宝座，无法不令许多国民党人目瞪口呆。 而且据李登辉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披露，在就任後的第二天，蒋经国就邀请李登辉和他乘同一部车外出，用这种以前从没有过的「总统副总统同车出门」的举动，对外展示蒋和李登辉关系特别好。除了同车外出，蒋经国还和夫人一起，罕见地在自己的总统官邸宴请李登辉夫妇，让行政院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夫妇作陪。 独裁者这种用意是很清楚的：我都对他这麽好，你们下面也别拿他不当回事。 蒋经国对李登辉特别好，不只是「秀」给别人看的，私下也是关照倍至。例如，他会亲自到刚上任的副总统办公室，问讯家俱陈设之类的小事。而李登辉要做例行的身体检查的时候，蒋经国不仅指定要让他住本是总统专用的病房，而且几天後又追问体检结果。更甚的是，他觉得李登辉做省主席时住的房子太小，要专门给他建一个宽敞的副总统官邸。由於担心别人说闲话，蒋经国表示，还要盖五院院长的官邸。可是等副总统的官邸建成，李登辉搬进去之後，蒋经国却表示，五院院长的官邸不必建了。结果李登辉一家住在起码可以盖六栋官邸的大空地，又养狗，又养羊，还建了操场让警卫打篮球。 ●蒋经国为什麽对李登辉情有独钟？ 虽然李登辉清楚地感觉到「蒋经国对我有很特殊的感觉」，但是，不仅在与朋友的交谈中，在接受我的采访中，还是在他自己的书里，李登辉都表示，「经国先生提拔我为副总统，我想他并不是要我担任接班人。也许是因为没有想到自己病情会如此严重而早逝吧？经国先生晚年曾说过，我也是台湾人，但是他对於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问题，或许并没有深入思考过。」 李登辉认为，蒋经国之所以提拔他，除了因为他是台湾人之外，还认为他「认真而诚实」，也不是野心家。李登辉自己对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位置也并没有什麽大的感觉。他说，大权在总统手里，其他权力在行政院长手里，副总统的位置，真的就像蒋经国所说，只不过是「观察国情」。他已经做好准备，当完那届副总统就退休。没想到却由於蒋经国的突然过世，而意外继任了总统。他认为「这就是历史的偶然。」 但就我所读到的资料来分析，我不认为李登辉的判断很准确。我对李先生带领台湾走向民主的功绩十分推崇，但对他「看人」的能力却实在不敢恭维。连战、宋楚瑜都曾经是他重用、提拔的心腹。二千年的时候，他全力为连战助选，有时竟一天站台七场，以至引起心脏不适。可是连战仍然败选，难怪宋楚瑜阵营讥笑连战是「扶不起的阿斗」。 但李登辉却居然完全相信连战能赢，以至大选结束，连战惨败的时候，李登辉只能取消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行程，因为他只准备了胜选谢词，却没有准备落选感言。而连战败选後立刻就逼迫李登辉辞去党主席。 宋楚瑜也是李登辉当上总统後立刻就提拔成中央党部秘书长的心腹，但後来也完全背叛了他。连宋的背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两个人，无论在性格为人上，人生经历上，在宗教信仰上（连战和宋楚瑜都没有宗教信仰），尤其是在政治理念上，都和李登辉有著本质性的不同。 而蒋经国则在上述每一点上，都和李登辉有相近、重叠和相同之处。首先在人生经历上，两人都曾学习并推崇过马克思主义，然後又都清晰地抛弃了社会主义；在宗教信仰上，两人都是基督徒；在性格上，两人都质朴、率真，又激情、倔强（据史料，年轻的蒋经国是很有激情的）。李登辉虽然随和，却有很固执的一面，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例如据李登辉新书披露，宋美龄为了左右政治，从美国回台，总给各高官送巧克力，按照台湾规矩，被送者要回送礼物，於是就有了一个和宋美龄见面，听她训话的机会。但李登辉却从不去回送。而蒋经国虽然凡事仍禀报後母大人，但内心对宋美龄干政也是不满的。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和推断是，蒋经国颇为欣赏李登辉的个性，或者说，俩人就是对劲儿；这点在他重用李登辉上是起了相当作用的。除此之外，在俄国人拍的影片《蒋经国》中还有这样的描述：说李登辉在美国念过书，通晓英文，温和有礼，是基督徒，善於处理人际关系，也是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蒋经国认为，李登辉具备做为中华民国总统的外表形貌和内在条件，他想到李登辉身材高大，面带笑容在全世界的形象，就不由得相当满意。 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在上述《见证台湾》一书中，李登辉透露，蒋经国在用人之前“得先把他的太太查清楚”，他认为，“如果太太风评不好，这样的人当什麽长都会出事。”而蒋经国对不张狂、不招摇的李夫人印象非常好，经常关切地询问她的情形。 除上述原因之外，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俩的政治理念在一个轨道上。蒋经国一路清晰、有计划地刻意提拔、重用李登辉，比任何其他事实都能证明他意欲使台湾政治走向民主化、本土化的决心。在《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李登辉也写道，「他对台湾本土化的意识很强，这比较属於原则上的问题。」「在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时间，他在很多地方展现出要在台湾生存，到中国大陆去是没有助益的，因此要真正施行本土化和民主化。」 ●蒋经国开启两化 蒋经国在1985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就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说法，第一，台湾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第二，从来没有考虑过蒋家人士继续接任总统；第三，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只要中共在大陆实行共产制度，台海两岸就绝无谈判的可能。 正因为蒋经国清楚台海两岸没有谈判的可能，同时反攻大陆也没有可能，所以他意识到国民党应该把立足点转向台湾。因此不仅他掌权时任命的三个台湾省长（林洋港、邱创焕、李登辉）全都是台湾本地人，而且在他第一次选总统时，就选了台湾人谢东闵做副手。在1984年他还通过李登辉的手，释放了因主张台独而被捕的一些人士，并表示台独不是犯罪。据李登辉新书中的历史记载，1986年以後，蒋越来越表现出对台湾的关注。1987年7月，蒋经国又请李登辉出面，邀请了12德高望重的台湾地方长者会面，在这次谈话中，蒋经国历史性地表示，「我也是台湾人。」 事实上，自从蒋介石死後，「中华民国」涵盖中国大陆一说就开始发生变化。李登辉被任命为台北市长的时候，任职令上没有像以往那样，写有「首都市长」字样（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台北是中华民国首都临时迁往的地方），而只是「台北市长」。 在意识到本土化的同时，蒋经国也意欲推行台湾的民主化。他对台湾最重要的贡献，可堪称伟大之举，是他在去世前的最後两年，开放了党禁、报禁。今天看来，他的了不起，超过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因为戈氏没有做到这奠定民主地基的最根本的两点。无论哪个独裁国家，只要开放党禁、报禁，民主的潮流立刻就势不可当。所以蒋经国的壮举，为台湾走向民主推动了最根本的一大步。 在蒋经国的容忍下，民进党於1986年9月成立。在次年的圣诞节，国民党在台北中山堂举行宪法实施40周年纪念大会，病中的蒋经国亲自参加并发表演说，就在他演说时，11名民进党国大代表站起来，高喊要求国会全面改革的口号。与此同时，民进党还发动了大约三万民众，在外面举行要求国会改革的集会。对此蒋经国并没有做出什麽表示，一句话也没说。也就是在这个大会上，蒋经国公开宣布，流著蒋家血的总统就到他为止，并在这个大会上重申，「我也是台湾人」。 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遭到抗议是常事，但独裁者由於太习惯了被恭维，很难容忍当众遭抗议，所以蒋经国的不但没有发怒，反而公开宣称「我也是台湾人」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台湾本土意识和民主理念在支撑的话，蒋家的人怎麽可能说出这种话。 ●抽掉李登辉加入共产党的档案 仅仅在李登辉做副总统期间，蒋经国就和他有过156次谈话，蒋对李登辉究竟是一个什麽样的人是很清楚的，而且早就清楚。李登辉早年曾加入共产党（这点我在後面的文章中还会谈到），在蒋经国提拔他以前，他曾被警备总司令部找去问话。在接受我专访的时候，李先生给了我一个独家资料，他说，「其实我告诉你，有一点，我以前没有公开说出去过，我想蒋经国是为了以後用我没有麻烦，把我加入共产党的那一段经历从档案中抽掉了。」 清掉案底，为以後的提拔开路，可见蒋经国是多麽有心。李登辉认为，蒋经国虽然让他当副总统，但未见得想让他接班。这个判断未尝准确，单从蒋经国去世前要紧急召见李登辉，也可以推断，蒋是有话要对他说的。 蒋经国是在1988年1月13日下午3点55分咽气。蒋的官邸在下午两点就打电话找李登辉，但他正在接见外宾，秘书竟没有转话；到三点多蒋寓所又要求李登辉迅速过去，这时才有人去告诉他情况紧急，李登辉匆忙结束会谈，赶到时四点刚过，但毕竟迟了几分钟。 蒋去世的时候，国民党的主要元老，如郝柏村、俞国华、沈昌焕等，以及蒋经国的儿子蒋孝勇等都在场。如果蒋经国不想让李登辉接班，他完全可以对上述人员留下关於接班人的遗嘱，而没有必要火急火燎地要见李登辉。 李登辉对蒋经国未见得想让他当接班人的推断自然有他的理由，例如，他既没有党权，也没有军权，也不掌握情治系统，一旦接班，怎麽控制？这里可以分析出两个原因，第一，如李登辉所说，蒋经国没有料想到他那麽快去世（他是糖尿病，不应该突然吐血去世的）。第二，蒋经国一方面想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另一方面又担心以台湾人为主体的政治动摇国民党的统治。所以他仍然使用情治机构威吓和压制反对派人士。这是他的重大局限，因为无论如何，他还是个独裁者，在走向民主之路的过程中仍有他的困惑不决。就接班人的问题，他大概还期待，由李登辉接班做总统，但下面仍主要是外省国民党人主政。 蒋经国虽然意识到要推动本土化和民主化，并历史性地开放了党禁报禁，并解除了在台湾实行了三十八年的军事戒严令，但要让他预见到、并接受台湾迅速变化到民进党可以执政这一步，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但他能把李登辉提拔到宪法规定的接班人位置，就是出奇的突破，就是他对台湾走向民主的重大贡献，就已经决定了台湾後来发生的一切。 我的另一个判断是，蒋经国之所以没有清晰地宣布，或早早地留下遗嘱，明确指定李登辉为接班人，还与国民党的传统，蒋经国个人的理念、声誉有关。人们都知道，蒋介石的国民党虽然一直独裁专制，但却从来不敢像共产党那样理直气壮（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他们一直自认是民主政权，也一直有形式上的选举。蒋介石去世後，也不是直接把权力交给儿子，而是按照宪法，由严家淦继任总统，再通过党内选举，蒋经国当上总统。所以对国民党，有「独裁无胆，民主无量」之说。 但蒋介石再独裁，也还不至於愚蛮到像毛泽东那样，先是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宣布林彪是接班人；林摔死之後，又指定华国锋「你办事，我放心」，理直气壮地做一个彻底的独裁者。蒋经国再专权，也不会愚蠢到像邓小平那样，把江泽民叫到北京，然後告诉全中国人民，他就是总书记了，也坦坦然然地做一个完全的独裁者。 且不说蒋经国晚年已经有了清晰的民主理念，做出了开放党禁报禁的壮举，这是邓小平，以至今天的江泽民、胡锦涛们所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即使他仍以独裁方式执政、用人，他也绝不想给後人留下一个独裁者（死前指定了接班人）的形象。从他对《时代》周刊和《华盛顿邮报》的谈话，都可以看出，他不仅要给世界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形象，也要给世人留下一个他本人是走民主道路的领导人形象。所以他绝不会清晰地表示要让李登辉接班。对那种明显独裁者的做法，大概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不仅毫不忌讳，毫无愧意，甚至还很得意（就像今天的江泽民）；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才会只顾今生今世，哪怕我死後洪水滔天。所以，即使李登辉在蒋经国去世前 到他身边，蒋也只可能郑重地暗示，国家大任由你负责了等等，即使对李登辉本人，在私下，他也绝不会说出，我就是要你接班之类的话。但正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蒋经国把李登辉一手提拔到按照宪法接班的位置，就已经从法理上、民主程序上确认了李登辉的接班人地位。这既是蒋经国的智慧之举，也证明了他对李登辉能继续推动民主理念的信任。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李登辉火箭般的仕途：一九七一年加入国民党，七二年当上行政院政务委员，七八年当台北市长，七九年当上国民党中常委，八一年当台湾省主席，八四年当上副总统。从入党到当上副总统，总共只有十三年的时间。李登辉无论怎麽有能力，没有蒋经国的刻意提拔，如此火箭般步入青云是绝对不可能的。 （原载《开放》2004年7月号） |
| 激情浪漫、喜欢文学的李登辉——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2） 2004-09-03 |
| 由於李登辉的性格特色和他的宗教信仰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所以在台湾大选之前的紧张中，在李登辉一场接一场地站台、赶场的奔波中，我和妻子在「群策会」政策法案研究处处长周美里小姐的陪同下，去李登辉先生在台北翠山庄的官邸对他做了一个专访。谈起他的人生，信仰和台湾的民主之路，在大选前的激荡中，李登辉显得轻松愉快。
●学农业，为了去中国 记得李登辉说过他年轻的时候热衷文学和哲学，但怎麽成了农业经济专家了呢？「本来我是念文学和历史，」李登辉说，「但学文学和历史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也没有什麽出路。後来改成农业，想学完以後去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很大，是个农民国家，而且农民生活很苦，中国最可怜的是农民。我尤其是想去中国的东北。但一开始学农业，讨厌得不得了，觉得一点味道都没有。後来慢慢觉得了解一些农业也不错啦。」 李登辉选择「农学」，出於他对提高农民福祉的愿望。他早年曾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所以颇有些社会主义想法。他认为土地应该归那些耕作的农民所有，而地主靠世袭得到土地，自己不耕作，靠收租过活，是很不合理的。但他的观点在家里就遭到强烈反对，因为他的父亲就是地主，而他的岳父则是大地主。 无论土地是否应该分配，李登辉後来却对农业真的产生了兴趣，至今谈起都兴致勃勃。「我告诉你呵，」他非常认真地说，「我是第一个做台湾的经济统计的人。」那口气简直比说「我是第一个台湾人总统」更自豪。接著，他谈起了曾走遍、并记录了台湾的每一条河川的经历，话语中清晰地流露著对自己熟悉的专业的留恋，对自己走过的土地的情感。 喜欢鲁迅、郭沫若，却不喜欢胡适 在我跟他有限的几次交谈中，就两次听他很认真地说，「我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喜欢鲁迅、郭沫若（指他早期批判封建制度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老实说，我不喜欢胡适哎，真的不喜欢啦。」「为什麽呢？」我问道。「鲁迅和郭沫若有激情嘛。」我立刻明白了他，如同明白我自己。 作家的文风，其实主要由於作者的个性导致。鲁迅是那种有激情的、战斗型的、全身心投入的人，有一种使命感和理想精神。抛开鲁迅後期的左翼倾向，仅从风格比较，我个人对鲁迅的欣赏也超过对胡适。读鲁迅有「过瘾」感，而读胡适却不仅读不出激情，更有深深的失望，或许是由於他名声太大，寄望太高，所以读时难免失望。 喜欢胡适的人，可以很理性地探讨自由主义；而喜欢鲁迅的人，则总是忍不住充满激情地身心投入。我无意褒贬哪类人，因为性格是上帝给的，有不同，才有了多彩的世界。但喜欢哪类风格，却常常可以反映出那个人本身的气质。熟悉李登辉的人一定认同，他属於那类热烈、激情的人，而且一生都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爱好，他给长子取名李宪文，宪是辈份，文则是出於自己对文学的喜爱。 由於李登辉说起他高中时代读鲁迅和郭沫若的作品，都是读日文版，於是我想到了许多对李登辉喜欢说日语的指责。 ●用日文写情书 在《李登辉执政告白录》中，李登辉表示，「很多人故意把我丑化，指我崇拜日本人，说我对日本如何，事实上没有这回事，我从来没有这种观念。」 生於1923年的李登辉，一直到22岁二战结束为止，都一直生活在日本统治下。日本人为了对台湾实行殖民地教育，鼓励台湾人改成日本名字，所以他那一代台湾人很多都有日本名，李登辉的日本名字也源於此。当时日本还指定一些家庭为皇民，所以拥有很多土地的李夫人曾文惠家还被列为皇民。 李登辉从小就接受日本教育，说日语，而且从来没有受过正式的中文教育，所以当年对他喜欢的鲁迅和郭沫若，都无法读中文原著，而只能读日文版。在二战前，李登辉也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等，都是读的日文版。 直到1952年，蒋介石政府规定台湾学校一律讲北京话，禁止日语和台语，李登辉夫妇才开始学习中文，李夫人还特地请了家庭教师。但毕竟他们的北京话是在成年以後才开始学的，所以并不习惯，他们夫妇平时在家里仍然用台语和日语对话。由於李登辉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读的几乎全都是日文书，所以和中文相比，他更善於写日文；他和妻子两人之间的情书也都是用日文写的。 他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只有妻子陪同，三个正在考中学的孩子则留在了台湾。夫妻俩经常给孩子写信。他们努力用中文写，大儿子会给他们打分，「有时打70分，有时50分不及格」，李夫人曾对日本作家上板冬子说， 儿子给了不及格的成绩，还会鼓励说：「下次好好努力吧。」 被迫说日语，是李登辉那一代台湾人的命运，由不得他自己选择。而对一种陪伴你成长的语言的熟悉和亲切感，是任何一个成年後开始学其他语言的人都深有体会的。我的朋友，英文《台北时报》总编辑朱立熙先生曾跟我谈起，台湾老一辈人对日语的感受是当今台湾的年轻人都无法体会的，更何况中国人了。比如他的父亲得了癌症，去世前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精神非常沮丧，跟他说什麽话都无法让他打起精神，倒是一支日本军歌，让他立刻振奋了起来。这并不表明他多麽亲日，而是那种熟悉令他振奋。这大概有点像中国当年的下乡知青，听到文革老歌时的感觉；尽管那些歌声伴随的生活里充满了血和泪，但那毕竟是你生命的一部份，是你对自己生命的熟悉而产生的亲切感，而那份亲切是外人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 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是中国的耻辱，而不是台湾的，更不是李登辉的。诺大的大清帝国，在台湾人民的一片悲愤之中，把台湾拱手「永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曾经独立建国，迎战日本，但终究抵不过把大清帝国都打败了的日本。今天，由中国人来骂李登辉曾经是日本人，真是本末倒置，连祖宗的廉耻也不顾了。中国人当年毫不心疼地就把台湾扔掉，今天以为又可以随手把台湾捡回来了。他们当年没种打日本，今天靠五百枚导弹壮胆，就要打台湾，要用导弹发射「同胞情」。跟这种人群，即使祖宗、双胞胎都得决裂，何况还不是。 ●伉俪情深 在采访李先生的过程中，李夫人端上茶点，简短地寒喧之後就退出了。这是她的一贯风格，据说李登辉经常在家中接待客人，李夫人从来都是打个招呼就退下了。可惜我们失去了一个采访李夫人的机会。幸好在一次论坛会之後，妻子和李夫人有过简短的交流；她十分推崇李夫人的风格，说她是那种生性不张扬、不张狂的女性，很像布什总统夫人劳拉，或者说像邻家姐妹，你可以开心地和她谈谈先生、孩子和家常，还可以和她谈陀斯妥耶夫斯基（劳拉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李夫人则是西洋歌剧专家）。 这样一个性情安宁的女性，和那个热烈激情、喜欢鲁迅郭沫若的李登辉，是怎样相依相伴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呢？李先生送我们一本日本女作家上板冬子在对他们夫妇做了系列采访後所写的《虎口的总统》，算做对我们没能和李夫人交谈的补偿吧。 出生於1926年的李夫人曾文惠比李登辉小三岁，毕业於台北女子高等学校。两家是世交，祖父辈时就关系甚笃。二战之後，李登辉结束了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学习，回到台湾，在台湾大学做农业经济助教；这时他开始和曾小姐恋爱。别以为学农学的人很呆板，李登辉和女朋友的约会比许多学文学的人都浪漫。 每次见面，他都会送给女友一本日本岩波文库的书，如他自己最喜欢的哥德作品《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然後下次见面两个人就要交流读後感。对此李夫人对上板冬子说，其实她在谈了自己的感受之後，就是接受李登辉的指教。 我不禁感叹，他可真挺高明呵，这种对女孩子指教的过程大概是男士最能展示自己博学智慧、最能赢得女孩子心的办法。从李登辉至今都很健谈的情形可以想像，当年他是如何跟曾小姐高谈阔论的。果然，他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女友一颗崇敬的爱慕之心。李登辉也真没白喜欢了一场文学，他要结婚的时候，跟友人描述自己的未婚妻像作诗：「那女孩就像含蓄害羞的白色百合，但与她聊著聊著，竟然就变成了艳红的玫瑰花。」 结婚後，李登辉对妻子的疼爱，大概也会让很多女性羡慕。一个小例子，李登辉在康乃尔大学读博士的时候，闲在家里的妻子觉得她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美国学会开车，但李登辉却不允许她学，理由是「你出门後到回家以前我会很担心的。」於是听话的妻子放弃了学开车，而改学安全的高尔夫球了。 在对上板冬子谈到和李登辉的恋爱、结婚、生子的过程时，李夫人对许多细节都念念不忘，记忆如昨日般犹新。我妻子在论坛会和晚宴中观察到，那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看著与自己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丈夫时的眼神、倾听丈夫讲话时的专注和欣赏、为丈夫鼓掌时的真挚，一如18岁少女注视初恋情人般一往情深。她说，那个当年的曾小姐在倾听李登辉高谈阔论《浮士德》时的仰慕也不过如此吧。 虽然妻子对丈夫赞赏有加，但正如许多智慧的男人在遇到困境时都会谘询自己的妻子，李登辉也同样，他说，「我认为我太太是最标准的老百姓，当我不知道一般老百姓怎麽想而难以判断时，我都会参考她的意见。」 在李登辉放弃了学者生涯而步入政坛後，李夫人一直谨小慎微地护佐著丈夫；在李登辉终於无官一身轻的时候，她松了一口气，「我终於找回了自己的丈夫」。但卸下总统担子的李登辉，却一直没能如太太的愿。作为虔诚基督徒的李夫人，她期盼著李登辉能按照他自己所期望的，去给边远地区的原住民传教；她要的不是丈夫做总统的荣耀，而是到深山里传教的快乐。但是台湾政坛的风暴自李登辉卸任後，从来都没有停息，他奋斗12年所创下的成绩和未竟的使命，无法不使他更牵肠挂肚┅┅ （原载《开放》2004年6月号） |
| 「他已经忘记了曾做过总统」——中国人所不了解的李登辉（6之1） 2004-09-03 |
| 在海内外中国人的媒体上，对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污辱、谩骂和丑化已经不计其数，汉语中找得出来的骂人话也几乎被用尽了。於是一个一手促使台湾发生了从独裁走向民主这个本质性变化的人，被中文媒体妖魔化到远比当今中国的独裁者江泽民还可恶的地步。在中国人中，我的资讯应该不算太贫乏者，但对李登辉，却从未读到过任何中国人写的正向描述和评论他的文字。
今年台湾大选前後，我曾数度到台湾，并有机会参加了李登辉先生主持的几场论坛会。通过近距离地观察，并和他交谈，我发现真实的李登辉和我从媒体对他的报导中而得出的先入之见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作为卸任总统，一个没有任何行政权力的平民，李登辉在台湾民众中的受欢迎度是远超过中国人想像的。但上述这两点，并没有促使我想写他，因为写曾经是当权者的人物很难把握。 导致我对他发生兴趣，并决定写一写他的原因，是由於在餐桌上听到的他的两句话，而由於这两句话，我自认为发现了李登辉为什麽能不走独裁之路，一手促成台湾民主化的最大原因（因为就这个原因，我没有看到过任何深入报导和分析，所以自认是我的发现）；而且就李登辉为什麽能当上总统，我也得出了和媒体报导、甚至和李登辉本人不同的结论。 ●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 这是两句台湾人可能早已熟悉、不足为奇的话，但对我来说，却不仅新奇，更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在一次论坛会之前，李登辉和彭明敏先生宴请会议的发言人。在一桌纷乱的「杂谈」中，我忽然听到李登辉说，「我当总统是很偶然的，不是必然的，真的。蒋经国没有想到他会那麽快死掉的。他死掉也不一定要我当总统咧。」 这话著实让我吃了一惊。中国人大概没几个没有听说过那个关於李登辉怎麽当上副总统的「你等会儿」的政治笑话，那种从台湾传出、作践李登辉的笑话，他本人也一定知道。尤其是国民党元老们一直打压李登辉，渲染他不配当总统；那麽李登辉本人似乎应该坚称，总统本来就应该是他当的，必然是他当的。可他居然轻松、随便地谈起，他当上总统根本就是偶然的。 在後来的观察中发现，自然和率性，是李登辉的一大性格特色。我原来一直以为他是个呆板的、不苟言谈的农业专家，而且当了十二年的台湾总统，言谈必定满口官腔。但他几句话就露出了那种「性情中人」的本色。更形象点地说，他的性格很像达赖喇嘛，率真、不做作，既无城府，更无防人之心。我曾多次采访达赖喇嘛，坦率地说，他的个人性格远比他「中庸之道」的西藏理念更吸引我。而李登辉居然也是这种性格，难免令我感到惊奇。 因为这种性格的人，（除非像达赖喇嘛那样转世）在权术斗争激烈的独裁国家虽然有时也可能攀到高位，但经常会在某个重大事件中，由於不够老谋深算而被排挤掉；即使在民主国家，也会由於太耿直、率真，政治手腕不够高明，而被对手击败。但李登辉居然能在独裁和民主的台湾都坐到总统高位，期满卸任，多少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虽然他颇为吸引人的性格，引起了我很大兴趣，但也没有想写他；觉得台湾有很多人熟悉他，写过他了，而我的一知半解，实在不到凑热闹的程度。但他的另一句话，决定了我这组文章。 ●祈求上帝的帮助 在一次论坛会结束後的晚宴上，我问了李先生一个问题，「当年你哪来的胆量，敢提出『两国论』，说海峡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由於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後，引起海峡两岸的轩然大波，也引发美国学界和媒体的争吵，我写了篇题为「李登辉和皇帝的新衣」的文章，说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就像《皇帝新衣》中那个孩子，说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但现实就是这麽荒谬，瞎子都看见的事实，就是不容人说出口。而说出一个简单的真实，常常得具有巨大的勇气，并付出很大的代价。 「个人是很渺小、软弱的，」李登辉回答道，「我其实并没有那麽勇敢，我是个基督徒，在脆弱、困惑的时候，就去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的帮助。」 我必须承认，他低沉而若有所思的回答，给我的感觉是具有震憾性的。当时我正集中精力思考基督信仰的问题，在经过了共产党三十多年无神论的透彻洗礼之後，又在美国目睹一个有神论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再经过十多年理性、感性和灵性的挣扎，对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和跨入基督教大门的艰难性的感触，大概是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虽然我後来了解到，在台湾几乎任人皆知李登辉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在中国人中却并非只有我孤陋寡闻，回美国後我问了几个朋友，没有一个知道李登辉是基督徒。信仰对李登辉的人生、政坛和今天到底起到了什麽作用？它对台湾的意义是什麽？对中国今後的民主之路有什麽启示？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几乎超过了对当时正热火朝天的台湾大选。 於是借晚宴机会我向李先生提了很多问题，他则兴致勃勃地有问必答，对任何问题都极为坦言，使我把聚餐变成了一次非正式的采访。从蒋经国，到鲁迅、达赖喇嘛、张学良，到台湾大选、公投制宪，他对任何话题都侃侃而谈。我为他的坦诚而惊奇，对旁边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谭若思（Ross Terrill）感叹道，「他可真坦率，真敢讲话。」谭若思悄声地对我说了一句精彩的评论，「他已经忘记了他曾做过总统。」 这个已经忘记了，或不感觉他曾做过总统的人，在他的书里，在我後来的专访中，对自己的人生、信仰和使命则清晰如昨┅┅ （原载《开放》2004年6月号） |
| 「枪击案」变「强奸案」 2004-08-30 |
| 中国古语说「祸不单行」，在台北遭受台风袭击之际，由泛蓝议员占多数的立法院通过了「三一九枪击事件真相调查特别委员会条例」。它如同政治台风，直接威胁台湾的司法独立、行政尊严和人民意愿，等於是把「总统遭枪击案」，变成了「强奸民意案」。
这场政治台风，等於要把台湾刮到中国的文化革命时代，因为按照这个条例成立的「特调会」，性质很像中国红卫兵时代掌权的「文革小组」，它不受司法限制，并代替司法；它不受行政部门约束，并取代行政体系。它是一个超越司法、行政，权力无边的「意识形态怪兽」。因为「特调会」的条例竟明文规定，它不需遵守相关法律；它可凌架行政部门之上；它没有期限，只要它愿意，就可一直存在和「调查」下去。 当年中国出现「文革小组」的权力怪兽之後，全国陷入空前的混乱，结果一亿多人遭到迫害。台湾如果出现这样的「现代文革小组」，就会国无宁日，被美国助理国务卿称赞为「亚洲以至世界民主样板」的形象将会严重受损。 美国的国会虽然也由两党议员组成，美国也曾发生过重大事件，例如总统遇刺，以及九一一恐怖袭击，美国都曾组织过独立调查，但从来没有像台湾这样，按政党比例来组成委员会，因为如果这样做，就绝不会有独立调查，更不会有「真相」，只会产生政治混乱。例如现在美国参议院、众议院都是共和党议员占多数，如果按照政党比例来组成什麽调查委员会，不仅会被民众视为泛政治化，而且「调查」出的结果也不会被民众信赖和认可。 以目前台湾这种现状，要避免这种「宪政怪兽」，立法院不再闹「国际笑话」，唯一的出路，在於年底立委选举时，人民用选票淘汰那些强奸民意的政客，把真正的民意代表送进立法院。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30日铿锵集） |
| 【推荐文章】刘晓波：中秋的中国，月饼吞噬月亮 2004-08-28 |
| 中秋节前夕，媒体关注的热点之一，是各地推出的天价月饼∶
在长春，一款月饼售价1800多元，礼盒里装有一副高尔夫球杆。 在郑州，一款名爲花好月圆的纯银月饼重1公斤，月饼上镶著56颗天然宝石，标价6900元； 在天津，一款所谓的极品月饼定价99999元，8块月饼中的7块分别以食用金箔及鲍鱼、鱼翅、燕窝等爲主料制成，另一块则爲重达500克的纯钛金“月饼”； 在昆明，一款月饼标价31万多元，月饼礼盒配有奥林巴斯数码相机一台、摄像机一部、五粮液一瓶、派克金笔一支、名牌打火机一个，以及高级保健品、茶叶等。最能标31万月饼身价的，是搭配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住房。 这种天价月饼的奢侈，与大陆的主流媒体都在炫耀的经济高速、国力增强和国民富裕，具有精神上的一致性。刚刚结束的雅典奥运会，似乎就是崛起、增强和富足的标∶金牌总数第二的背後，是四年备战奥运的200多亿人民币的投入。奥运金牌得主，也都一夜暴富，据媒体报道，110米栏冠军刘翔已获得各类奖金500万人民币。 然而，号称小康了的国人，正如号称大国元首的独裁寡头一样，还是活得不从容、不健康，甚至活得病态∶一种东倒西歪和饥不择食的张惶。寡头们非要建三峡、磁悬浮、世纪坛、大剧院、造飞船，非要办奥运、办世博，用200多亿人民币的投入换来32块奥运金牌；权贵们非要吞食一桌高达36万元的“黄金宴”，欣赏年轻女人裸体的“女体宴”，喝著延年益寿的“婴儿汤”，享受著妻妾成群的“包二奶”，用毒奶粉赚大钱┅┅ 更可怕的是，这种贪婪奢侈的张惶，还被一种畸形的暴戾之气所笼罩。绑名人、杀富豪的新闻不断出现，甚至已经发展爲专门针对孩子的暴行。 仅九月份，大陆就出现两起歹徒暴力伤害孩子的恶行事件∶ 9月21日，在山东莒县，一个想报复仇人的公共汽车司机，没找到仇人後，转而持刀闯进一所小学，连续刺伤二十多个小学生，并劫持一名九岁女孩爲人质。 9月11日，41岁的江苏沭阳农民杨国柱手持40厘米长的水果刀，闯入苏州市白云街小康桥幼稚园内。用刀砍伤和用汽油烧伤28名儿童，其中，最大的六岁，最小的只有三岁。 再早些的八月，在北京，一个托儿所看守人员持刀攻击了孩童和教师，造成一个儿童死亡。 稚嫩孩子的鲜血、号哭、恐惧以及未来的梦魇，自然让人联想到大陆的中央电视台的恶劣表现∶就在举世瞩目的北奥塞梯人质惨案发生之时，在丧身于恐怖分子魔掌的孩子们的亲人悲痛欲绝之时，更在整个世界齐声谴责残害孩子的恐怖暴行之时，大陆的中央电视台却在一个有奖竞猜的节目中，将人质事件中的死人数当作竞猜专案。 共産意识形态的劝诱力已经失效的小康时代，在中共政权的纵容和引导下，随著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开，百年受列强压迫的耻辱感被一再提起，但已经从怨妇式的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中国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咬牙切齿的话语狂欢集中於对美、对日、对台的仇恨宣泄，而统一台湾、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国就成爲复兴中华帝国的幻觉。美国的每一次遭遇挫折，不管是9•11恐怖灾难，还是太空梭的失事，都能引来幸灾乐祸的欢呼；每一次中日冲突，无论是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还是赵薇穿日本军旗装，也都能点燃大陆舆论的语言暴力；每一次两岸之间的口水战，网路上都是杀声四起。 与表面的繁华和稳定、发财致富的嘹亮呐喊和中産情调的幸福低吟相平行的是∶深重的人权灾难，触目的社会不公，高涨的民间不满，恶化的社会治安，荒漠化的人文精神，边缘地区愈发落後，不断扩大的弱势群体日益受损，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迅速膨胀，官商匪基於利益的相互勾结已经超出了寻租式腐败，而演化爲走私、贩毒、黄赌、抢劫、诈骗、绑架等黑社会犯罪。 另据英国医学杂《柳叶刀》报道，中国每年自杀的人数估计高达28万7千人，自杀人者的84％来自农村。比如，在鱼米之乡的湖北监利、汉川和浠水三地，就有七名农民因拖欠农业税费、不堪政府催逼而服农药自杀身亡。陕西旬阳县七名农民也因不堪罚款及迫害而自杀。 在古代，我们曾活在一种狂妄出天下主义的帝制传统中，活在能让人跪出愉悦甚至癫狂的国度里，一个个枭雄在刀光剑影里倒下，最後胜出的大救星必定是最大的流氓。在1949後，我们又活在一个野蛮得连顺民都要灭绝的新极权下，毛时代的残酷斗争彻底葬送了国人的道德感。我们被恐怖所笼罩、被贫困所追逐；在後毛时代，我们从“一切向权看”自然过渡到“一切向钱看”，仰望救主和感恩戴德的相互支援，羊群般的奴性和牧羊人的霸道的相互转换，恶狼般的凶残和不择手段的厚黑互爲表里。以至於，经历了百年现代化的腥风血雨之後的当代国人，即便少数人先富起来和国力有所增强，无论如何，也难有健康人性的从容，还是显得过於急功近利、手足无措、不择手段和血光四溅。 国人的富足，只能靠奢侈的挥霍来显示。 中华民族的崛起，只能靠泻不完的仇恨来喂养。 然而，我们传统节日的月亮，必定被31万元一盒月饼所吞噬。 2004年9月25日於北京家中 （原载《议报》，原题「小康时代的张惶和暴戾」） |
| 欧洲再次向右转 2004-08-26 |
| 最近，已扩大为二十五个成员的欧洲联盟，推举出新的「欧盟执委会」主席，并任命了新的执委；由於新任主席和所有主要执委都是市场经济主义者，因此这个成立了半个世纪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被视为「向右转」，向美国靠拢，而正式告别了法国德国主导的「轴心期」。为此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欢迎新欧洲」的社论欢呼说，欧洲进入了新的时代。
欧洲向右转，近年走过三阶段。首先是过去六年来，欧盟成员国中的左派政府纷纷下台，主张自由经济的右派政党接连在大选中获胜执政。六年前，在十五个成员的欧盟，只有西班牙、爱尔兰是右翼政党执政，其他几乎都是倾向福利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府。但过去几年，几乎像「政治雪崩」，陆续有十一个欧盟成员国的左派政府被右派取代，包括意大利、法国、荷兰、葡萄牙、挪威、丹麦、芬兰、爱尔兰、奥地利、卢森堡，希腊，现在欧盟中的左派政府只剩下德国、瑞典、比利时，还有刚卷土重来的西班牙左翼政府。 第二个阶段是十个东欧国家加入欧盟，更改变了原来欧盟的结构，注入新的血液。这些东欧国家，由於曾深受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之害，更加强烈地主张哈耶克的自由市场道路。因而这些国家更促使欧盟向右转，不仅在经济理念上，在外交政策也如此，因新加入欧盟的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十个国家，全部支持美国进行的伊拉克战争，而被人称为「新欧洲」。这次欧盟的新宪法草案所以难通过，就是因为「新欧洲」拒绝被自视老大的法德这两个「旧欧洲」主宰和操控。 第三个阶段，则以这次欧盟推举出的新主席和新执委为标，因为欧盟多数国家拒绝了法国德国提出的人选（反美的比利时总理），而是选择了强烈主张市场经济，并支持美国军事倒萨的葡萄牙总理巴洛索（Jose Manuel Barroso）担任扩大成员後的新欧盟的首任主席。 巴洛索不负众望，上任後拒绝法德试图安插自己人担任执委的要求，而是选择了支持市场经济的人出任欧盟的主要执委，例如把最重要的一个执委员位置给了强烈主张市场经济的前荷兰交通部长，这个六十三岁的女改革家在八十年代曾领导了荷兰的电讯私有化；把负责税收政策的执委位置给了立陶宛的改革派、议会发言人。立陶宛十年前就实行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单一税率，过去五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达百分之六以上。 虽然法国的希拉克和德国的施罗德都力争安插自己的人马，但负责管理欧盟内部市场的重要执委位置，则被给了爱尔兰前财政部长。《华尔街日报》社论感叹说，没有谁比这位前财长更合适了，他推动爱尔兰去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八，推倒了阻挡欧洲走向市场经济的「最後障碍」。爱尔兰现在不仅是右派执政，而且是所有欧洲国家中公司税最底的，不仅只有百分之十二点五，而且是单一税率（法、德最高税率都超过百分之五十）。 连普宁领导的俄国政府，也已决定把税收降至百分之十三，成为欧洲除爱尔兰之外最低的。由此可见，法国德国所代表的那种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之路，已被越来越多的「新欧洲」国家的人民扬弃；那个「旧欧洲」，已到了该写墓铭的时候了。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8月25日） |
| 到底谁承认中华民国？ 2004-08-26 |
| 从囊括中国和外蒙的「中华民国」，到「中华民国在台湾」，再到有人提出「中华民国是台湾」，以及最近台湾行政院长在多明尼加正式使用「台湾中华民国」，当今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其名称不断变化，不断有新说法。
这种不断变幻说明，台湾已走到一个历史时刻，必须面对到底使用一个什麽国号，才能真正代表台湾人民，体现台湾主权的问题。这次奥运会，台湾队举著「Chinese Taipei」这种莫名其妙的牌子入场，再次凸显了「中华民国」的徒有虚名。台湾虽然自己把它译成「中华台北」，但在北京《人民日报》网页的奥运积分牌上，则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队称为「中国队」，把中华民国代表队称为「中国台北队」，完全把「Chinese Taipei」当作共产党管辖的一个省对待。所以「中华民国」不仅中国不认，世界不认，台湾自己也没法认，尽管台湾内部许多人死抱著这个既是虚幻，又更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国号。 台湾外交部已下令正式使用「台湾中华民国」（Taiwan, ROC）；近日国民党也提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和台湾合为一体」。它起码标著，在台湾内部，无论泛蓝、泛绿，都不再幻想反攻大陆、统一中国。既然台湾的主要政治力量都想立足台湾，不再想回到中国逐鹿中原，那麽再保留和使用这个头大脚轻、名不副实、不仅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台湾多数人民也不承认，而且连造成这一系列困扰，导致台湾不敢改国号的中国也不承认，那麽保留这个国号的意义又在哪里？ 今天，改变台湾的国号，去掉ROC这个让世人莫名其妙的尾巴，不仅是一个尊重真实、尊重大多数人意愿的正确方向，而且其主导力量完全在台湾内部。关键在於台湾的领导人有没有勇气，台湾人民有没有信心，用民意的呼声把「台湾」这个全世界都熟悉的，和民主、繁荣连在一起的名字，理直气壮地推向世界。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23日铿锵集） |
| 曹长青就台湾前途发表演讲 2004-08-25 |
| 近日，应全侨民主和平联盟矽谷支盟的邀请，著名华人政论家曹长青先生在旧金山湾区就台湾现状及前途做了演讲。曹长青先生首先以香港人的现状为例，说明一国两制是行不通的。
曹长青∶“去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了六周年时，50丌人上街游行，抗议北京逐步地，一点点地把香港人的自由剥夺，要用23条立法让香港人失去言论自由，失去新闻自由。香港人发出抗议。今年7月1日，香港人又是50丌人上街游行，表达抗议。过去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北京要一步一步的一国一制。要剥夺香港人的自由。香港过去七年，自由越来越少，经济越来越不好，人民越来越不满。仅仅七年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接著他指出，有些台湾人想以中华民国来表述一个中国，是完全与现实脱节的。曹长青先生认为，台海两岸的真实情况是一边一国。在演讲中，曹先生多次表示对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怀有感恩之心。并以中国政府把法轮功修练者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为例，说明中国依旧是个没有自由，压制人性的国家。 曹长青∶“在中国，法轮功的成员它就抓。在中国，参加法轮功的大都是身体有一些毛病，想通过法轮功来练练身体，他也不想夺取政权，也不想做江泽民第二。他们抓了好几千人。现在被关进精神病医院的就有一千多人。美国第五十七届精神病学会两个月前在纽约召开。美国的医生为法轮功学员抱不平。我对这点也是深恶痛绝。因为我在中国的一家精神病院工作过六年，那个经历让我知道，把正常人关进医院，吃那种药物，好人也会吃成真的疯子，最残酷，最黑暗了。而今天就有一千多人关在那里。现在光有名有姓的，用药物致死的已经有十三人。” 曹先生还多次谈到，中国政府官员的腐败造成国家危机四伏。他的讲演幽默风趣，不时引来在场来宾的阵阵掌声。曹长青∶“老百姓说∶中国处级以上官员抓起来全部枪毙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一定会有漏网的。” 曹长青出生於中国黑龙江。曾任《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1988年来到美国。 新唐人粤语新闻2004年8月25日(30分钟) |
| 更改「中华民国」国号的六个理由 2004-08-24 |
| 从囊括中国和外蒙的「中华民国」，到「中华民国在台湾」，再到最近有人提出「中华民国是台湾」，以及「台湾中华民国」，「Taiwan，ROC」，全世界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它的国号像魔术一样，充满花样，不断有新说法。
这种不断变幻说明，台湾已走到一个历史时刻，应该从根本上给国号动手术，割除「中华民国」这个早已名存实亡的国号，通过制宪正名，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主权独立国家。 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为什麽需要改？如果不从泛蓝或泛绿的政治光谱出发，不按统一或独立的价值判断，仅从事实和真实的角度，至少有这样六个理由： 第一，这个国号不民主。今天西方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国号，都是经过人民授权、民主产生。无论是大至美利坚合众国，小至近年重获独立的立陶宛三国，以及东蒂汶等等，都是如此。而台湾的「中华民国」国号则不同，它没有经过台湾人民的选择，而是当年蒋介石带著几十万军队，用暴力把这个国号强加到台湾人民头上，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当年从中国去台湾的著名知识份子雷震曾提出更改国号为「中华台湾国」，结果被逮捕，蹲了十年监狱。今天，台湾人民有了投票权，有了言论自由，这个未经民主程序产生的国号，应该到了全民讨论，最後废弃它的时刻，而使台湾有一个体现多数人民愿望和意志的「合体合身合用」的新国号。 第二，这个国号不真实。任何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华民国」是中国人推翻清王朝後，於1912年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的；它当时下辖35省，并不包括台湾。1936年5月5日中华民国制定的「五五宪法」草案，下辖30省，也不包括台湾。一个国号被带到了一个它并不管辖的土地，然後就认定它是原来的「国」了，这不仅虚假，而且自欺欺人。 当然有人会说，二战结束日本投降後，放弃了对台湾的主权，那麽台湾自然就应该属於推翻并承接清王朝的中华民国。但今天台湾的中华民国明显和当年那个下辖35省的「中华民国」是两回事，不仅两者所下辖的土地和人民等完全不一样，而且更重要的是，今天无论台湾的领袖、政党，还是人民，几乎没有谁还要「反攻大陆」，重新恢复下辖35省的中华民国，因为毫无可操作性。所以今天「中华民国」国号不仅名存实亡，和台湾现实脱节，而且已成为虚假的象征。 第三，这个国号不被国际承认。客观地说，在1971年之前，中华民国还是联合国成员时，这个「国号」对台湾的安全有保护作用，因为不是联合国成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敢武力侵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民国，毕竟它当时代表「中国」。但当中华民国的代表权被取消，被驱逐出联合国之後，中华民国就不再被国际社会承认，包括美英法德俄等主要大国，都不再和中华民国有外交关系。这个国号不仅不再是台湾安全的保护伞，反而越来越成为台湾的包袱，模糊台湾的国际地位和身份认同。 第四，这个国号无法重返联合国。今天在台湾，无论是泛蓝还是泛绿，几乎都主张台湾重返联合国。但任何稍微熟悉一点联合国历史的人都知道，用「中华民国」这个国名，根本没有可能重返联合国，因为当年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写得清清楚楚，驱逐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代表中国。而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华民国以「中国」的代表者取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则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法理上都无法提出这样的议案，因为它直接抵触2758号决议。只有一种可能，当台湾朝野都要求更改国号、制宪正名的情况下，北京被迫做出妥协，同意「中华民国」也在联合国占据一个席位，像南北韩那样。所以，哪怕只是为了争取这种可能性，也应该提出更改国号。 第五，这个国号损害台湾的国际空间。今天，不仅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而且世界绝大多数人民，也不清楚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区别。尤其是随著中国的经济开放和国力提升，以及和世界越来越多的经贸往来，国际社会都倾向承认北京代表中国，而不是台北。因此，再像国民党主席连战那样鸵鸟般地宣称「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只能是自我欺骗、为台湾自我设限、缩小台湾的国际空间。而在国际上，只有打响「台湾」这个民主而富有的国家的名字，才能够有利於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提高台湾人民的尊严。北京领导人所以热衷在国际上强调和宣扬「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因为他们清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都认北京代表中国。所以，台湾再跟著喊「一个中国」，只有自我损害。 第六，台湾多数人民不认同这个国号。虽然台湾民调显示多数人愿意「保持现状」，但从民进党赢得超过半数的选票来看，越来越多的民众倾向认同台湾，而非虚幻的一个中国。而且这还是在对岸五百枚导弹威胁的情况下。它说明，如果没有战争的威胁和恐吓，在台湾一定有多数人愿意制宪正名，更改国号，使台湾成为百分之百的正常国家。 当然，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个历史产物，更改它，是一个重大选择，不仅涉及到台湾内部认同，还涉及到两岸关系和国际环境等因素。作为台湾领导人当然应该审时度势。但仅从上述六点来看（当然还有更多理由），更改这个名存实亡的国号，已是一个不可阻挡的选择，无论现实的阻拦有多大，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原载台湾《壹号人物》月刊2004年8月号） |
| 【推荐文章】林保华：认同台湾还是中华民国？ 2004-08-21 |
| 台湾的统独两派，在国家的认同上，是“中华民国”还是“台湾”，有不同的见解。这个统独问题影响到国内的族群团结。从台湾大多数民众来看 ，显然他们对“台湾”的认同较“中华民国”为高，只是中国的武力恐吓阻碍他们自由的表述；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主要是历史因素和习惯势力，随著历 史的发展和中国的打压，以及国际现实而逐渐单薄。基於这些原因，绿营有 正名“台湾”的要求，就连中国国民党，虽有“中国”的称号，面对台湾本土化的压力，也不能不提出“在地化”的口号。最近国民党提出基本论述， 对中华民国与台湾关系的表述，企图加以融合，然而其中又是困难重重，最大的阻力在中常会中的老旧势力，所以连「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也不被接受 ，最後由党主席连战拍板，才修正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民主和平最大保证 」这个不伦不类的词句。
差不多在同时，台湾行政院长出国访问期间，在宏都拉斯多次提到“台湾，ROC”，ROC是中华民国的简称。显然，游院长也是有意将台湾与中华 民国“合二为一”。之所以到达宏国才这样说，相信是那以前在多米尼加为 台湾特使团座车所做的识别证中，竟标示著「CHINA，TAIWAN」，不仅将台湾与中国混淆，照英文地名在国名前面的排列，使中国成为台湾的一部分， 这当然也是荒唐的一件事。除此，还有其他类似事件，使游院长有必要在外 交场合宣示台湾、中华民国与中国的彼此关系。当然，如何精确表达也有争 议。 无庸讳言，台湾、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是多个容易混淆 的概念，其中“中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专利，而且获得世界大多 数国家的认同；中华民国要夺回“中国”的称号，谈何容易？如果中华民国目前的版图是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打出中国的旗号还有理由，然而把台湾说成中国，扪心自问，不但她的几百年历史不可能代表中国，远隔台湾海峡的地理位置又岂能代表“中”国？ 本来，“一边一国”，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十分明确，然而台湾的统派反对这种论述，因此不论游院长的上述论述，还是早先吕秀莲副总统的论述，都是考虑了国内的因素寻求妥协之道。但是这种妥协还遭到台湾统派人士的百般嘲弄。例如“庸人自扰”、“占便宜”等等。请问，厘清台湾与中国的区别，是“庸人自扰”吗？占便宜是占谁的便宜？难道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才是聪明和大方？正是统派这些要把台湾奉送给中国的心态，才使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产生危机感，并且正名的呼声越来越高。 但是把“台湾”与“中华民国”并用，也只能是权宜之计。今年年初本人受邀来台湾观选，从纽约寄照片等资料办手续时，信封上就因为写上 TAIWAN，ROC，接待单位久久没有收到。再补寄挂号，邮局职员就涂掉ROC字眼，并且说否则会寄到中国，因为只要有那个C字，就是台海那边的CHINA（中国）。接待单位在收到这封挂号信时，也同时收到从中国转来的第一封信。此外，本人在给美国国会资助的电台做广播节目时，曾用“中华民国总统”的字眼，结果被告知须用“台湾”而不能用“中华民国”，相信这就是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在“一个中国”政策下，“台湾”的国际空间远比“中华民国”为大。既然这是现实，除非是要将台湾奉送给中共，否则一切热爱台湾的人士都没有理由死抱住中华民国不放，因为“感情”也需要服从现实。相信随著当年蒋介石来台湾的老人逐渐过去，他们的“感情”随风而逝，台湾的正名也将水到渠成。 |
| 救赎从这里开始：《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观感（3之3） 2004-08-20 |
| 爱、忏悔、宽恕、灵魂的洗礼和快乐的重生，这些价值对个体生命的意义，对人类社会所起的巨大正向作用，今天大概很多人都承认。“基督教是不错，基督徒人也都挺好，但是我没法相信有神论。”这恐怕是许多中国人，尤其是文化人，难以走进基督教的最大障碍。
我也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被无神论的墨汁浸得透透的中国人是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表示怀疑（这里首先怀疑我自己）。但《圣经》正越来越强有力地摧毁著这种怀疑；而《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这部影片更展示了，中国人中不仅可以产生真正的基督徒，而且，或许真如西方基督教人士所预言的：教会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复兴正在那里发生。 为什麽说这种预言有可能，或者正在成真？这既因为那里有一个无神论的政府在迫害（更导致追求信仰的反弹），也因为那里发生著人类最严重的道德堕落（更需要救赎），还因为那里是一个最大的农民国家（单纯、谦卑的人最容易得救）。 在《圣经》开篇的创世纪里，夏娃是吃了智慧树上的果，才成了罪人。难怪在人类的傲慢中，来自知识的傲慢是最顽固、危害性最大的，也是信仰的种子落下、生根、发芽的最大敌人。就像那个诱惑夏娃吃禁果的蛇所说，“吃了以後，你的眼睛就会明亮，就会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许多文化人，刚囫囵吞了两本书，就被那两本书的瓶底知识而激出万丈自负，以为自己像上帝一样智慧全能、早已经有了辨别任何是非的能力，於是对任何宗教都不屑一顾。 对中国文化人来说，毛泽东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之说或许不无道理，因为那些知识中多是共产党给的唯物主义毒素。所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越没有知识，越可能得救。就像一块土地，农民的心灵可能是一片未开垦的沃土，撒上耶稣的种子，就可能迅速开花结果；而文化人心中那片土地则是杂草丛生，岩石、顽石盘踞，任何信仰的种子都很难落下。 在《十字架》这部影片里，许多没有什麽文化的人，尤其是那些农民们，听传道人对他们说，如果你信主，你就会得救。他们就会说，“好，我信！”有人当天认识基督徒，得到有关耶稣的信息，当天就做决志祷告。而且他们的信仰能迅速产生坚实的根基，并收获丰硕的成果：生命中的爱和快乐。 对那种轻而易举地就说，“好，我信！”就真的信进去了的做法，许多文化人的第一个反应，大概是轻蔑，认为那是无知者的愚昧之举。但对於经过一番理性的挣扎、疑惑，自以为是地问过了（千百年来早已被无数人问过的）“十万个为什麽”之後，终於跌跌撞撞走向信仰之路的文化人来说，你发现自己绕了一大圈，只不过刚走到人家的起点。於是对那种单纯而执著的相信，无法不产生一种望尘莫及的羡慕。 难怪《圣经》里说，“上帝把真理向那些自视智慧和聪明的人隐藏，却展示给那些像孩子的人们。”（马太福音11：25） 那些像孩子的人们，是那样容易被感动。一颗容易被感动的心，是一颗容易认罪的心；一颗容易认罪的心，才是能够得救的心。同样，一颗不易被感动的心，是总也不承认有罪的心；而一颗死不认罪的心，是无法得救的心。所以，拥有一颗容易被感动的心，是得到上帝祝福的心；像孩子的人们则是得到更多上帝恩典的人。 随著生命的脚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爱的能力和知识多少不成正比，善的能力和知识多少不成正比，自制的能力和知识多少不成正比，人性程度的高低和知识多少也不成正比。反而是，知识的傲慢往往成为挡住心灵成长的巨大顽石。 对知识份子而言，墨水增加的“理性”固然重要，但其对“灵性”的破坏是否更可怕？且不说中国，仅从当今西方社会来看，大学生、教授、记者、艺术家等等；文化越多，越丢掉 common sense（常识）。我当然不想否定人对知识文化的追求的价值，但和没文化的人相比，从比例上来讲，当今世界有文化的人中，似乎愚昧和邪恶者更多。人类最邪恶的共产主义，和一直步其後尘的西方左派思潮，都是由知识份子兴起、主导的。想到文化人由於知识的傲慢、知识的误导而那麽困难接近基督，真不由地感激上帝，中国是个农民国家。 无论你是否信上帝，但耶稣作为人类的榜样，实在是绝顶的辉煌！他教导的，永远是爱和宽容——这个看似简单，却绝难做到的人间最高品德。你可以去爱那些爱你的人，喜欢、欣赏你的人，或者起码没有伤害过你的人，但要去爱敌人？爱羞辱、迫害、毒打你的人？宽容蔑视、谩骂、伤害过你的人？这不仅绝难做到，你甚至会认为这是荒谬的逻辑。 但耶稣胜利了，从十二个门徒，经过二千年的没有刀枪和硝烟的、爱和宽容的征战，他赢得了全球近二十亿人的心，建立了全球最庞大的、自愿加入的精神帝国。而且这种精神带来了人类最辉煌的文学、最深邃的哲学、最美丽的艺术，最民主的制度、最繁荣的经济，而最关键的是，它改变了人心！ 在今天这个似乎越来越混沌的世界上，我们必须承认，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一群人。而无神论者——天呵，看看被共产主义无神论造孽出来的、可以连药和婴儿奶粉都造假、可以冲破人类最基本道德底线的中国人，再看看西方那些动不动就裸体上街摆阵势的玩世不恭者们——正在给世界制造一幅多麽可怕的图画。 这哪里是在往耶稣手上钉钉子，简直是在往耶稣心脏上插刀子。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什麽我们不可做的罪恶。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如果没有上帝，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也许，当罪恶深重的时候，救赎就到来了；正如《圣经》所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也就在哪里显多了。（罗马书5：20）”。曾经读到一篇文章说，圣者往往是由於罪者而促成的。正如圣．保罗曾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罪人，後来却成为追随和传播基督精神的最伟大使者。中国是一块罪恶深重的土地，但就在那块土地上，上帝在给中国人铺一条通向 的道路。那是一条洗刷罪恶的路，那是一条寻找灵魂的路，那是一条走向希望的路，那是一条走向重生的路！ 那曾是一条寂寞、孤独、艰难的路，如今正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并涌向那条十字架引导的路。虽然那是一条要继续背负十字架的路，但跋涉在这个旅途上的人们是那样地快乐，因为他们得到了生命中快乐的源泉。 2004年8月4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作者注：有关影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的信息，请向神州传播公司索取：www.chinasoul.org |
| 忏悔、宽恕从这里开始——《十字架》观感（3之2） 2004-08-19 |
| 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缺乏忏悔意识，这点不仅西方学者曾经指出，中国人自己也早就开始反省。但是为什麽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究其根源是由於中国缺乏基督精神。
《十字架》这部影片使我们看到，只要基督精神真正进入人心中，忏悔意识随之产生。无神论者遇到任何问题一般都会先怨天尤人，都是别人的错。而遇到灾难就更别提了，上帝是第一个受攻击的对象：“上帝在干什麽呢？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如果 是一个爱世人的上帝，为什麽让世界上有这麽多灾难发生？”对这个早就被无数人问过、答过的问题，自然不需要我在这里回答。我想说的是，真正的基督徒遇到困境时，首先是忏悔自己的过错。 在《十字架》这部影片中，那些基督徒们倍受磨难，却没有一个人埋怨上帝，而是找到任何理由感激上帝。例如，上海的基督徒谢模善，由於基督信仰而被关押、拷打。後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决定自杀。在被发现救下来之後，“晚上我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我说：天父啊，我太亏欠你的荣耀了。我怎麽劳改十二年都下来了，受的苦也很多，怎麽我想用自杀的方法来结束我的生命呢？我就不能依靠你到底麽？我太亏欠你了，我就求神赦免我。我听到主的声音对我说：孩子啊，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著名传道人王明道，从二十年代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创办福音刊物《灵食季刊》。五十年代因拒绝放弃基督信仰而被捕入狱。後来由於忍受不住刑讯，签下了悔过书。但他出狱後感到了良心不安，又带著妻子回到监狱，又在牢房渡过了20年。他说，“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 。” 无论是做过许多坏事的黑社会老大、欺骗妻子的丈夫，还是很自傲的艺术家，无论是什麽人，只要真正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就产生忏悔意识。那是一种理性无法解释的神奇之力，也是靠理性完全无法达到的境地。 曾读到过一句哲人的话（不记得名字了）“悔罪是悔改的前提。当忏悔成为不可能时，罪恶也就无法避免。”当时并没有多少感受，在十字架带来的基督精神引导下，重新读这句话，才开始真正理解其深刻。 ●宽恕，人类最难迈出的一步 几年前曾在美国的报纸上分别读到过两个故事，一个是一对美国夫妻带著他们的孩子去意大利旅游，结果途中遇抢匪，他们的一个孩子被打死了。该事件成为意大利的一条重要新闻。但这对美国夫妇没有愤怒声讨意大利，更没有谴责意大利人民，而是表示这只是一个意外的恶性事件，既不能代表意大利，更不能改变他们对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民的热爱。虽然法律将处置凶手，但他们心里没有仇恨，还把死去的孩子的全部器官捐献给了意大利的儿童医院。 另一个故事是，一个美国女大学生去南非帮助那里的黑人艾滋病患者，结果却被仇视白人的黑人杀死。这个女大学生的父母也没有因此而仇视全体南非的黑人，甚至表示要宽恕那些杀害他们女儿的罪犯。 当时读这种故事不禁深为感叹：如此这般的宽恕也只有西方人做得出来。但《十字架》这部影片告诉了我们发生在中国的类似的故事：一位曾当过红卫兵的基督徒说，“我一生不能忘记的就是斗一位老传道人，我亲自参加组织会议，怎麽斗他，怎麽打他，当那些红卫兵狠狠打他的时候，他还是那样和和气气的：神哪，你饶恕这些孩子，因爲他们不知道。谁如果打他一捶， 他就说，神哪，你饶恕他，因爲这个孩子不知道。”还有因为参加基督教团聚而被公安局逮捕、欧打的基督徒，他们一边被毒打，一边在心里呼喊著，“主呵，原谅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 原来他们是在呼应著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的呼喊：“父呵，宽恕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原来，只要耶稣基督的精神抵达的地方，不仅爱产生了，忏悔意识产生了，宽恕精神也产生了。 ●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的脚步走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曾读过一本叫做《沉默的教会》的小册子，写的是一对天主教夫妇在共产暴虐的残酷迫害下，坚守信仰、坚贞爱情，其坚强的意志令人震憾不已。最近还有林昭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那个在六十年代初就指出共产中国是“极权国家”的弱小女子的惊天动地的智慧和勇气，曾令人感觉难以置信，直到了解到她是基督徒。 在中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被共产暴政摧残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低头了。虽然在那个极端黑暗的年代，极少有人真正认清那个政权的邪恶本质，但意识到共产党的一系列做法是错误的，尤其是在知识份子中，是大有人在的。但鲜见谁有抗衡的勇气。而在那些极少数的抵抗者中，基督徒是头脑最清醒、心里最平静、意志最坚强的。 事实证明，来自理性的坚强程度，和来自信仰的坚强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来自信仰的力量来自上帝；上帝和他站在一起，上帝是他的同盟军。还有什麽比上帝和你在一起更有力量？ 难怪托尔斯泰说，“人越相信上帝，越不恐惧他人。如果你不想成为他人权力的牺牲品，把你自己交托给上帝的权力。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在上帝的权力主导下，那麽他人就无法伤害你。” 在今天的中国，基督徒仍然一直在遭受著迫害。但他们以耶稣和保罗为榜样，就没有任何无法承受的苦难。《十字架》这部影片，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既悲壮，更感人的中国基督徒的追求信仰之路。 一位神学院的老师说，“我向主的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因为这是做主门徒的记号。如果在我的生命当中曾经为主受一些苦，我想这不是苦，这是主给我的福杯。我知道以後的路程还遥远著，也许还要流很多的泪，还要受很多的苦，但是我要坚定地走下去。” 一位河南传道人说，“受这些苦，我没有一点儿怨恨，因为我知道这些路程都是主耶稣已经走过的路程。所以我们从呼召那一天、从走出来那一天，我们就知道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那麽我们无论走到什麽地步，我们没有埋怨过主。这是我们自己甘心情愿走上去的这条路。” 一位东北传道人说，“我听见一个声音，就是非常凄惨的一个声音，是主耶稣自己呼喊， 说：父啊，父啊，为什麽离弃我？这一句话从十字架上飘下来，进到我的脑海里面。我自从听到这句话，我就完全明白了，主为什麽向我掩面。我从那天开始就有力量，我就知道主不是真的离弃我，主是让我经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滋味。” 他们相信，“神把中国教会摆在苦难当中，这是神在训练中国教会，预备中国教会，这是神给中国教会的一个变相的祝福。”当年西方传教士一个国家、一个洲际地走，向世人传播福音；今天，那些中国的传道人们就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一个城市地走，在中国的大地上铺撒著耶稣的种子。正如美国基督教作家菲利普．扬西（Philip Yancey）所说，中国的基督徒“虽然受到有形的国度的迫害，却忠贞於一个无形的国度。” 也许有人不理解，这些基督徒们为什麽要顶著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更冒著被政府镇压的危险，背井离乡地到处传教，他们自己在家里信耶稣就得了呗。《十字架》影片中一位普通的女性传道人道出了所有传福音者的心声：“因为当我们开始认识耶稣的时候，主就把这一颗爱人灵魂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如果说我们不做，当然别人会起来，主会兴起更多的人来做，但是主既是把这一份使命、把这一个感动、把这一份责任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能不做。” 向世人传福音，不仅是耶稣对信徒的要求，而且，人只要投入耶稣的怀抱，感受到那份带来巨大的爱和宽容的基督精神，体验到那份神奇的力量，就无法不迫不及待地想要传播和分享那份喜悦。 （未完待续） 作者注：有关影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的信息，请向神州传播公司索取： www.chinasoul.org |
| 爱，从这里开始：《十字架——耶稣在中国》观感（3之1） 2004-08-19 |
|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相互斗争、谩骂、撕杀；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人坑懵拐骗、人欲物欲横流。在无数中国文化人得意地以为中国终於要以巨人之势在世界上站立起来的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正发生著人类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堕落，人类的一切行为准则都在被权力践踏、被欲望涂抹、被金钱覆盖。
在一个既无“外法”（健全并能够执行的社会法治），又无“内法”（人心里的宗教法）的中国，人与生俱来的私欲和邪恶，在共产主义最劣质部份和资本主义最劣质部份的结合体里，得到了毫无约束、为所欲为的发泄。在那个严重畸形的社会制度下，当外在缺乏法治、秩序，就导致人的心理秩序更加紊乱；而内心的亢奋、激愤、不平静，又促成更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换句话说，外在的无法，强化内在的无法；外在恶作剧的增加，导致人心恶的增长。於是，在这种内外劣质因素的结合中，经济越发达、可堆积的金钱越高，人心的可堕落之处就越低。於是中国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迈向罪恶的深渊。 圣经说，“通向天堂的路是窄的、艰难的，而通向地狱的路是宽阔、容易的”。於是无数的中国人就蜂拥向那条宽阔容易的路，唯恐慢了一步地冲向地狱。一位中国教授说，中国现在的国教是“拜物教”，唯有金钱是人们头脑的兴奋灶。但无论是腰缠万贯的，还是一贫如洗的，谁都不幸福，谁都在怨天尤人，谁都在诅天咒地。 那是一块几乎令人看不到希望的土地，然而，就在那块迅速坠向深渊的土地上，忽然闪出了十字架的光亮。一股充满生命活力的潜流正四面八方地涌向中国大地，交流著十字架的信息，也传送著一部叫做《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的影片。这部由六四後逃亡美国、中国异议知识份子中最早投入耶稣基督怀抱的远志明先生编导、神州传播公司历时三年制作的大型纪录片，不仅展示了一副令人难以想像的基督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景象，也把基督的福音传到了千千万万饥渴、荒漠的中国人心中。 ●爱，是那样真实 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斗争哲学”，使中国人之间充斥仇恨、敌对、戒备；二十多年拜金主义的“杀生宰熟”又把刚能吃口饱饭的中国人的心凉透了。在那片人情淡薄的巨大荒漠上，没有什麽比“爱”对饥渴的灵魂更具吸引力。毛泽东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但在耶稣基督的王国里，中国人发现这世上真有无缘无故的爱。而那些从未得到过关爱的心灵，更深切地体验、见证了来自基督的爱。 在《十字架》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个成都的非官方家庭教会，收养了许多被父母抛弃的流浪儿，他们有的因为眼睛瞎了而被父母扔掉，有的因父母坐牢而没人看管，有的被父母打骂而逃出家门。他们被收养到家庭教会的时候，有的充满敌意，有的一身恶习。但基督的爱熔化了他们的心。 一个流浪儿说，“我十二岁出来，在外流浪一共十年，在这十年当中，经常在外面打架，像我头上有很多伤疤，都是打架留下来的┅┅以前一直很自卑，看不起自己，但我在那里（家庭教会办的孤儿院）看到上帝是何等地恩待我。我也不知道这是来自基督的爱还是来自谁的，但是他们真的爱我，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他们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与他们无亲无故的小孩。我慢慢学会了，因为这是基督的爱，我慢慢学会了去爱别人。” 影片纪录了许多这种被人间抛弃，却被上帝的爱捡回的心灵。一位被基督的爱感召而立志传道的年轻人，道出了对上帝之爱的感激：“主啊，我愿意用我的一生，来告诉这世界上每一个生活在黑暗和痛苦当中的人：耶稣爱你，在基督里面有真正的爱，是世界当中找不到的。” 这是无数投入基督怀抱的人发自肺腑的心声。在沈阳，有一个以餐饮为主的企业。这个企业的老板夫妇和全体员工都是基督徒，生意十分兴隆。许多人奇怪，这个餐馆用什麽办法招来这麽多顾客，老板说，“我信上帝。我们不是在经营企业，乃是在经营神给我们的爱。”一个在那里工作的年轻厨师说，“主是爱我们，同样 也让我们爱世人。这里能感受到人和人之间的爱，人和人之间的温暖。所以挣多少钱我都不在乎，付多少辛苦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在这里干感觉到喜乐。”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泪水一直在眼里打转。 上述成都教会孤儿院的一位老师说，“我知道这里有神的爱。当我去爱别人的时候，我发现爱是何等伟大，何等神圣。”爱，这个东方人那麽难以出口的字，这个似乎属於西方小说、电影专利的字，在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口中，那麽自然、真诚地、无数遍地重复著。 基督的爱不仅把那些原本无亲无故的陌生人变成了胜过亲人的兄弟姐妹，更把许多走向陌路的夫妻，真正凝成了一体。一位曾离家去深圳工作的女性流著泪说，她的丈夫以前从来不懂得爱，但信耶稣以後，“他对我的变化，好像是从我们结婚到现在都没有过的。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挺漂亮的一个女孩儿。年轻的时候我都没有改变他，我现在老了，反而他对我很好了。”以前是她给丈夫沏茶，而现在，“中午起来的时候，就有一杯特别可口的茶，是我老公帮我沏好的，而且是我喜欢喝的乌龙茶。” 在这种小事上所感觉到的爱足以让她想来就泪流满面。而男人为什麽在信基督之前就连这点小事也不会做呢？说到底，是没有那份爱心。爱是细腻关怀的前提。而在信仰基督之前，许多人（好像是绝大多数人）就真的不懂得怎样去爱。 记得当年在中国看西方文学作品，总是经常被感动，而读中国作品中则鲜有被感动的体验。中国有那麽悠久的文化历史，为什麽就是不出感人的文学作品呢？即使在共产社会之前，中国文学也严重缺乏爱的光芒，而文学是社会的镜子。《十字架》这部影片中所讲述的故事无法不令人深思：是由於缺乏耶稣基督的精神，所以才导致中国（以至所有没有基督文明的地方）的文学艺术苍白“乏爱”。 以前，曾读到一对美国夫妇去中国孤儿院领养孩子，别人都挑最健康、最聪明的，而他俩却选了一个最弱小、还有先天疾病的女孩，因为“她太可怜了”。当时相当感叹：这种事只有西方人做得出来。但《耶稣在中国》的故事起码证明，耶稣基督的精神，提高了中国人的人性程度、提升了中国人爱的能力。爱，不仅在西方有，在基督精神撒到的中国同样可以有。爱，就是上帝在人间的证明。 （未完待续） 作者注：有关影片《十字架──耶稣在中国》的信息，请向神州传播公司索取：www.chinasoul.org （原载《观察》） |
| 自由的伊拉克赢得喝彩 2004-08-18 |
| 奥运开幕式上，当伊拉克国家队入场时，全场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它表达了人们对获得解放的伊拉克的欢迎，为获得自由的伊拉克人民而喜悦！
在萨达姆统治下，伊拉克是世界孤儿。这次是获得自由後的伊拉克首次参赛，而且在希腊南部的首场男子足球赛中，刚组队不久的伊拉克队竟在五千七百多观众的喝彩声中，以四比二击败了欧洲劲旅葡萄牙。伊拉克奥委会主席说，球员所以踢得好，「是因为他们没有了恐惧」。以往参加比赛如果输球，不仅会被萨达姆的儿子乌代羞辱，有的甚至还会被惩罚并遭酷刑。 虽然洋溢著自由精神的伊拉克队在奥运会受到欢迎，但世人对这场伊拉克战争仍有分歧，不仅在欧洲，在穆斯林社会，也在美国内部。两个月後美国将举行总统大选，伊拉克战争是一个争议话题，可能决定选举结果。 批评这场伊拉克战争的人，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那里没有发现大众毁灭性武器；二是美国没有得到欧洲的支持，是单边主义。但其实这两个理由都不具有说服力。 首先看核武问题。萨达姆在对伊朗战争时就用过生化武器，并用化学武器一次杀害过五千库德族人。萨达姆不仅支持盖达恐怖组织，鼓励巴勒斯坦所谓烈士用自杀炸弹残害以色列平民，而且後来一直拒绝联合国的核武检查。 当时美、英、俄三大国的军事情报都显示萨达姆可能在研制核武。在发生了911袭击，三千人被杀害之後，任何人担任美国总统，都必须先发制人，因无法承受再发生类似事件。虽然迄今没有发现核武，并不能完全肯定他们没有。而且即使真的没有，战争责任也应由萨达姆承担，因为如果没有什麽值得隐藏的，他为什麽要拒绝联合国的检查？ 不管怎样，这个世界没有萨达姆会更美好，不仅有利美国和世界安全，而仅仅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解放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正如美国总统布殊不断强调的，「自由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伊拉克人民应该得到这个礼物。」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有什麽比「自由」更宝贵？二千四百万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这一点，就完全可以印证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至於说伊拉克战争没有获得欧洲支持，则是完全违背事实。八月二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多种语言的盟军」说，美国的反恐战争，得到全球近一百个国家的支持，有20个国家向阿富汗派了军队，其中有的是以北约的名义。有33个国家向伊拉克派兵，加入美英联军。 仅在欧洲，就有21国向伊拉克派出军队，包括英国，意大利，土耳其，荷兰，丹麦，葡萄牙，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冰岛，立陶宛，阿尔巴尼亚等。且不说亚洲还有澳大利亚、日本、南韩等也出了兵。 难道仅仅因为没有获得法国、德国的支持，就是没有获得欧洲的支持？谁代表欧洲，是向伊拉克派兵的21个被称为「新欧洲」的国家，还是历史上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法德俄？从拿破仑帝国，到俄国的共产暴力，再到德国的纳粹，近代人类的主要杀戮，几乎都是由这三个国家带来的。由这三国联手反对武力倒萨，反对解放伊拉克人民，大概不是偶然，而是有其深层的内在原因。而「新欧洲」国家所以坚定地加入美英联军，就是因为他们曾身受法德俄的侵略、蹂躏、践踏，更深知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更懂得自由的价值。 十月九日，阿富汗将首次选举总统；明年二月，伊拉克将历史性地全国大选，届时这两国将加入全球129个民主国家的行列，成为自由力量的一部份。正像伊拉克的库德族地方政府总理沙利（Barham Salih）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我们的梦想」所憧憬的，伊拉克战争「结束了暴君，在中东的伊斯兰地区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在美国的帮助下，我们将把伊拉克建成中东这个恐怖之地的希望之星。」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8月18日） |
| 台湾要不要自尊 2004-08-17 |
| 在纽约家中看奥运开幕式，却替万里外的台湾感到悲哀，因为在最有机会凸显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的时刻，台湾的体育队却不能打出自己真正的名字，而是举著一个莫名其妙的牌子「Chinese Taipei」入场。美国电视转播时解释说，这是台湾代表队，大概担心一般美国人可能不知道这是哪国选手。
「Chinese Taipei」给人感觉是把族群标和地名混用到一起作为国名，这就好像美国队入场举了「American New York」（美国人纽约）一样荒唐。 这个被译成「中华台北」的名字显然完全不准确，因为台湾并不仅仅是台北，台湾还有台南，还有高雄，还有其他几十个城市和广大的乡村！哪怕是打出一个「Chinese Taiwan」也勉强说得过去。 当然，这是国民党时代的遗产，被北京打压的结果。但这次台湾在雅典做奥运广告，即使挂出「Chinese Taipei」，照样还是被北京施压而拆除了。它至少说明，即使向北京妥协到「中华台北」也没有用。 开幕式上，另一个和中国有关的、颇为令人费解的奇怪现象是，香港不仅单独组队参赛，而且还堂堂正正地举著「Hong Kong」的牌子入场，前面根本没有什麽「Chinese」字样。一个已回归中国、完全受北京中央政府统治的香港，不仅可独自参赛，还可以打出和中国无关的名字，而一个从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过的台湾，却被欺负到连自己的名字（无论是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台湾）都不许喊出的地步。 怎麽改变这种现状？首先得从台湾自己开始，坚定地拒绝这个荒唐的名字；尤其是台湾的媒体，应理直气壮地把自己国家的代表队称为「台湾队」，而不是什麽「中华台北」或「中华队」。只有台湾有自尊，最後才能赢得别人的尊敬；只有台湾人民敢於争取这份本来属於自己的权利，首先让台湾在自己心里站起来，喊出自己真正的名字，才有可能一步步地推动世界承认这个名字，让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站起来！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16日铿锵集） |
| 新闻自由的代价 2004-08-17 |
| 9月16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副国防部长、被称为鹰派人物的保罗．沃夫维兹（Paul Wolfowitz）写的专论「自由的第一章」（the First Draft of Freedom），主要是阐述「新闻自由」的重要性。由五角大楼的副总管来谈论新闻自由，比较少见；但读了文章之後，可以理解这位副国防部长为什麽这样做。
这篇文章主要是批评印尼政府关押该国知名杂《Tempo》的总编辑以及两名记者，并在今天以诽谤罪进行判决；原因是这家杂曾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去年二月发生在雅加达的一场大火，可能是有人故意放火，目的是把那块地方烧成平地，然後好建造一个商业中心，该事件可能和一个印尼富豪有关。结果那个富豪以诽谤罪把这三个编辑告上法庭。但不同寻常的是，本来那个富豪告的是「民事诉讼」，但印尼政府却把它改成「刑事诉讼」，并一反常态地把这三个编辑立即逮捕。如果定罪的话，这家杂的总编辑将要被判两年徒刑。 沃夫维兹在文章中说，他所以写这篇文章，有两个原因，一是八十年代他曾为美国驻印尼的大使，和这家杂的总编辑认识有二十年，深知这家杂是印尼最敢言、最敢挖掘丑闻、报道真相的媒体，而那位总编辑则是一位优秀的报人。他写这篇文章是为编辑朋友仗义执言。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想通过这篇文章强调和呼吁，印尼政府应该保护新闻自由，因为二亿四千万人口的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全球百分之十五的穆斯林在印尼，如果这个国家能够保护新闻自由，走向真正的民主，将为世界上其他的穆斯林国家提供样板。 印尼如何判决这个案子，则标著这个穆斯林国家如何对待大众知情权、如何界定诽谤案、如何保护新闻自由、是否真正走向民主。如果这个案子如果发生在美国，法庭基本会判杂编辑们无罪，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早在四十年前就确定了政府公职人员和社会名流状告媒体诽谤的著名「三原则」，那就是，如果要给媒体定罪，必须原告要证明三点：第一，报道内容失实；第二，当事人名誉被损害；第三，媒体在报道前有「真实的恶意」和「故意疏忽」（即媒体在明知其虚假不实，或者无视其真伪的情况下刊出）。显然当事人极为困难拿出媒体有「真实的恶意」的证据，即媒体事先就有诽谤诬陷当事人的动机的证据。在这样的标准下，官员和社会名流状告媒体诽谤案几乎无法打赢。 美国最高法院对「诽谤案」设立这样严格的标准，是建立在对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样的理解之上∶新闻自由对於监督政府有极重要的作用。如果让公职人员和社会名流轻易打赢诽谤官司，在巨额赔偿的压力下，媒体就会躲避丑闻的挖掘和调查性报道，自我新闻检查。离开强有力的新闻监督，政府和社会就会腐败。虽然失实报道对政府某个官员或社会名流的信誉造成伤害，但轻易打赢「诽谤案」，媒体的自由就被钳制，受不到有力监督的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由於是知名人士，对社会有较大的影响力）滥用权力造成的危害会更大。因此，应该给媒体犯「诚实错误」的空间。 因而美国副国防部长的文章标题起为「自由的第一章」，就是强调自由的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保护新闻自由，它是自由的起步和根基。 印尼政府如何处理这个案子，不仅对印尼本身，也对亚洲其他国家，包括中国，都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制约政府腐败，媒体要想真正起到第四权的监督作用，就必须首先保护新闻自由。而只有媒体是独立的、享有高度新闻自由的，这个国家才可能真正走向民主。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9月16日） |
| 《钢琴家》是奥斯卡唯一亮点 2004-08-16 |
| 一双修长、优雅的艺术家的手，在键盘上潇洒地起伏、流动，肖邦那令人沉醉的小夜曲，随著电波，穿过凝重的波兰上空，抚慰著那些被迫在眉睫的战争而綳紧的心。纳粹德国的飞机、大炮声越来越近，艺术家的手在倔强地飞舞著，音乐在试图压倒隆隆的炮火声┅┅但它终于被一颗炸弹淹没、窒息了。
波兰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y）用艺术的美丽揭开了纳粹血腥屠杀的序幕。这部描写二战时一位波兰犹太艺术家幸存经历的电影《钢琴家》（The Pianist），风靡了欧洲，震憾了美国。它被法国、英国电影协会都评为“年度最佳影片”，并获坎城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在23日又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剧本改编等三个重要奖项。《芝加哥论坛报》评价它是“一部史诗般的杰作！”《洛杉矶时报》赞誉说，“《钢琴家》达到了伟大的程度！” 《钢琴家》并不是虚构作品，它是根据波兰钢琴家斯兹皮尔曼（Wiladyslaw Szpilman）的纪实回忆录改编，像《辛德勒的名单》一样，是个真实的故事。 斯兹皮尔曼的父亲是小提琴家，姐姐是律师，哥哥是喜欢文学的英语教师，母亲是家庭主妇，他是波兰国家电台音乐部首席钢琴家，在战前的华沙已相当有名气。这是一个典型的犹太知识份子家庭。他们也像无数的波兰人一样，不相信德国人会真的入侵，就像911事件之前，美国人绝不相信有人会用民航飞机撞毁两座世贸大厦一样，人类的天真是永恒的。 在德国军队已攻占了华沙之後，斯兹皮尔曼全家还在争论，到底把家里那点现金藏到哪里，姐姐说应藏到花盆里，父亲要把钱塞进提琴盒，那位酷爱文学、喜欢幻想的哥哥则坚持放在大厅餐桌上，覆盖一张报纸，理由是最显然的地方反而最安全。但他们绝没有想到的是，纳粹占领波兰後，迅速要求所有犹太人戴上标志，把50万犹太人赶到只能住20万人的隔离区（ghetto）；不仅他们的一切财产都被没收，而且一场种族灭绝的屠杀开始了。 这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改编奖的电影，真实地再现了斯兹皮尔曼书中记载的那些他亲眼目睹的人间惨剧：在隔离区中，家家户户都提心吊胆，不知哪一刻会被枪杀。有一天全家正在吃晚饭，突然纳粹的警车来了，手持冲锋枪的盖世太保冲上了隔街的楼房，他们全家挤在窗户前，惊恐地看到，对面一家犹太人也在晚餐，纳粹军官喝令他们站起来，其中一位做轮椅的老人由于病体和惊恐，怎麽也站不起来，于是他被连人带椅一起从窗户扔了出去。老人和轮椅在半空中才分开，然後摔落在石头街道上。被带到楼外的十几个犹太人，被喝令沿著警车的光束奔跑，在半途中，突然全部被射杀┅┅ 如此疯狂的屠杀每天都在进行，据《钢琴家》原书，一个瘦弱的犹太孩子，正在大街上走著，忽然碰到了盖世太保，他由于恐惧和紧张忘记了按规矩给这几个德国兵脱帽致礼，立刻被一枪打死。不仅如此，人们还被饥饿和疾病吞噬著。，在1941到1942年的那个冬天，在隔离区里仅是死于伤寒病者，每月就达5000人。 斯兹皮尔曼全家在隔离区近三年之後，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一起，被集中到火车站；没有谁知道下一步的命运是什麽，虽然毒气室的说法已有流传，但人们仍不相信。钢琴家的哥哥居然还在看牛津版的莎士比亚。在烈日暴晒和惊恐等待中，一个想乘机发财的孩子竟兜售糖果，斯兹皮尔曼的父亲凑了全家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块糖果，把它切成六份，每人一块，这成了全家“最後的晚餐”。 铁罐车终于来了，在纳粹枪托的殴打下，拥挤的人群被塞进了运载牲畜的车箱。在上火车的一瞬间，一个被纳粹雇用的犹太人警察突然把斯兹皮尔曼从人群拉出来。斯兹皮尔曼挣扎著要回父母兄妹身边，他高喊著：“爸爸┅┅”但那个警察实在是怜惜这位全波兰知名的艺术家，死死地按住他，喝令他快点逃离，保住自己的命。斯兹皮尔曼在书中写道：“父亲向我走了几步，犹豫一下，站住了。他脸色苍白，嘴唇发抖。他试图微笑一下，但是无奈地、痛苦地举起了手，向我挥动著告别，犹如我要走向生命，而他则在坟墓边向我致意。”父亲和全家就这样永远地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失去家人之後，钢琴家被强迫在隔离区做苦工，那双弹钢琴的纤细的手，要去挖土、砌墙，做杂役。有时在结束劳役收工的路上，看押他们的纳粹士兵随意从队伍里拉出几个人，然後用手枪一个一个地把头颅打开花。惊恐的犹太人还在大街上被强迫跳舞、唱歌，供纳粹娱乐。他们让拄著拐杖的瘸子跳，让最胖的和最瘦的、最高和最矮的、老人和孩子配对。他们在拼命地跳，因为只要倒下，就会被欣赏这种恶作剧的德国兵打死。 当50万隔离区里的犹太人被一批批拉去奥斯维辛，最後只剩6万人时，斯兹皮尔曼被波兰地下音乐家反抗组织营救了出来，躲藏到一个公寓里。这个空荡的房间里竟有一架钢琴，已在隔离区里渡过三年，第一次见到乐器的钢琴家欣喜若狂，但他不敢弹奏，怕有人发现他藏在这里。坐在钢琴前，他遏住自己的欲望，只是默忆乐谱，做模拟演奏，让起伏的双手，在键盘上空挥出无声的音符，飞翔在想像的自由世界┅┅ 在做苦工的时刻，在废墟搜寻食物的日子里，钢琴家从没忘记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双手。正是这种有一天还要弹琴、还要回到音乐世界的信念，使他坚强地活下去。在朋友无法送来食物的日子里，他曾靠一条面包，维持了整整10天的生命。後来他躲到残墙断瓦、四处浓烟、几近空城的一个楼区。从残存的碗柜中，他寻找任何可充饥的东西，曾靠用过的浴池水，维系生命。在那个被毁灭的楼区中，他是唯一的像鬼魂一样存在的生命。 在经历过无数次险情，全都奇迹般地躲过灭顶之灾，终於熬到苏联红军进攻波兰的1944年底时，有一天，钢琴家正在全神贯注地试图打开一个发现的罐头，忽然听到声响，一转身，一个德国军官站在面前。他顿时觉得一切全完了。在追问下，他承认是犹太人，是个钢琴家。这个德国军官把他带到一个有钢琴的半倒塌公寓里，让他弹一段。他用那双被战争摧残得已僵硬的手，再次流畅地奏出肖邦的小夜曲。令他惊讶的是，那个德国军官既没枪毙他，也没有带走他，反而帮他在废墟般的一个阁楼中找到更安全的藏身处，并几次给他送来食物。当苏联红军逼近华沙，那位德国军官最後一次来看他时，不仅给他带来食物、报纸，还把自己的军大衣留给他御寒，因那时华沙已进入严寒。斯兹皮尔曼不知怎样感激这位德国军官，只有告诉了自己名字和在波兰电台工作的资讯，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回报。 最初从电影中看到这个情节，以为是导演改编时增加了一个人性闪光的结尾，就像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虚构的那个警察最後人性复归一样；这是艺术家对人类的一种希冀和理想。但随後读了《钢琴家》的原著才得知，这不仅完全不是艺术虚构，而且原书比电影描述的更加详细、感人：当钢琴家几乎无法相信这个军官的善意，问他是不是德国人时，他回答说，“是。我为发生的这一切感到耻辱。”然後他们握手告别。後来他每一次送食品来的时候都鼓励钢琴家“要坚持住”。在最後一次，钢琴家问他：“我在这里能躲过（苏联红军来後）街上的战火吗？”德国军官回答道：“如果你和我都熬过了这地狱般的五年，那就是上帝的意愿让我们活下去。”他不仅带来了很多食品，留下军大衣，还带来一条鸭绒被。 这位德国军官不仅救过这位钢琴家，还救过其他犹太人。他後来被苏联红军俘获，关进苏联集中营。他在被关押时给妻子写过信，提到几位他救过的犹太人名字，其中就有斯兹皮尔曼。但由于德国军官被关在苏联，虽然钢琴家找到波兰政府最高官员，恳求帮助寻找这位德国军官，但波兰当局说他们无法干预被关到苏联的德国人。 这真是一个荒诞的人间惨剧：在经历了将近六年、九死一生的磨难之後，最後由于这位德国军官的帮助，钢琴家得到幸存。但这位德国军官却在被关进集中营六年多後，由于帮助了犹太人而被折磨致死。因为他说救过犹太人，激怒了苏联人，认为他撒弥天大谎，反而把他摧残死了。 在这之後，钢琴家才和德国军官的妻子联系上。在新版的《钢琴家》一书中，列了几页这位德国军官在战争期间寄给妻子的战时日记。如果说电影“钢琴家”是近几年来我看到的最好电影之一的话，《钢琴家》一书同样是近年来我读到的最令人感动的书之一，而这本书中最让人震憾的是这个德国军官的日记，他当年的思考简直超过许多今天的所谓知识人。他不仅反对纳粹，同时早就对发生在苏联的红色暴政有清晰的认识。我在这里仅摘录几个片断： “这里正进行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法国的断头台，苏联红军的秘密警察都无法与之相比。┅┅这是一个政权教给那些本来不会伤害别人的平民这样去做的。我们所有人都在犯罪┅┅我们不能被饶恕。谎言是所有邪恶之最。所有恶行都由谎言开始。我们一直被灌输谎言。公衆一直被欺骗，没有一张报纸不说谎┅┅工人们都跟著纳粹走了，教会沈默不语，中产阶级吓得不敢有任何表示，知识份子同样。在过去十年来，任何个人都无法自由表达任何意愿。对那些谎言制造者必须以武力制服。” 这位真实的德国人的故事，更使我坚信，人绝不是以种族分类，无论在哪个种族中都有人性的美丽和人性的邪恶。斯兹皮尔曼的这部纪实作品早在1945年战争一结束就写出了，并在次年出版，但书很快被波兰当局查禁。因为他的书不仅写了纳粹的残忍，同样描写了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做纳粹帮凶的残暴；还有那些向纳粹出卖犹太人的波兰败类。同时也抨击了犹太人本身：那些被纳粹雇用的犹太人“在穿上警服、戴上警帽、拿起警棍的那一瞬间，他们的天性立刻变了，马上焕发出盖世太保精神。”这样的内容当然不被共产党的波兰当局容忍。 斯兹皮尔曼的书直到三年前才被重新发现。1999年底被译成英文後，立即成为畅销书，进入伦敦自传作品前五名，登上《洛杉矶时报》畅销榜，并获“全球犹太人文学奖”。也是浩劫幸存者的犹太导演波兰斯基去年把它搬上银幕之後，《钢琴家》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 《洛杉矶时报》书评家富兰克（Michael Frank）说，“它是传记文学的伟大贡献，是永恒的历史和人类价值的记录。”《华盛顿邮报》评论说，“斯兹皮尔曼的回忆录是一个清晰的声音，升起在这种声音消失的世界。我们幸运地有他这位见证人。”影评家说，“音乐是他的激情，而幸存成了他的杰作。” 虽然《钢琴家》今年没有获得最佳影片奖，但我丝毫不怀疑，它会像《辛德勒的名单》、《人生是美丽的》一样，被列入世界经典影片的行列。 影片开始时，是1939年9月纳粹进攻华沙，斯兹皮尔曼弹奏的肖邦小夜曲成为波兰电台播出的最後一支乐曲。影片结尾时，是1945年波兰获得自由後，波兰电台播出幸存的斯兹皮尔曼弹奏的6年前被迫中断的同一支乐曲（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双被砖头磨出老茧的手，那双扒开冒烟残墙的手，那双被严寒冻僵的手，那双捧起漂著死蚊虫的水送向嘴边的手，那双从德国军官手里接过面包果酱的手，再次奏起肖邦那轻柔、美丽的小夜曲——它是音符取代子弹，文明战胜邪恶的宣言┅┅ 2003年3月24日於纽约 作者注： 中国把“The Pianist”译为“钢琴师”并不确切，无论意译还是直译，都应译为“钢琴家”；正如不能把小提琴家译成小提琴师一样（“师”好像有修理钢琴的意思）。而台湾把它译为“战地琴人”则更离谱，“琴人”好像是生造名词，而“战地”两字完全是强加的，原文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而且以战地记者等习惯说法，“战地”两字给人以随军作战、报道的印象，而实际上这位钢琴家和军队毫无关系，只是浩劫的幸存者。 |
| 犹太人主导美国政治吗？ 2004-08-15 |
| “阿拉伯世界的困境是美国和以色列这大小两个外部‘魔鬼’造成的。”这是很多穆斯林知识份子、原教旨主义者热衷传播、宣扬的说法，由此把阿拉伯人的视线，从其内部的专制问题，转移到外部。他们认为，美国之所以支持以色列，是因为犹太人主导了美国的外交。
即使法国、德国的一些欧洲知识人，也相信这种“大小魔鬼论”，911後法国人写书说，纽约世贸大厦是犹太人和美国中情局合夥炸的，然後嫁祸给“穆斯林恐怖份子”。这样的书，居然上了法国的畅销榜。在美国武力倒萨前後，这种犹太人阴谋论，“一小撮”犹太人左右美国政治的说法更甚嚣尘上。但任何对美国的政情了解的人都清楚，这种说法不仅不符合事实，而且表现出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两党政治架构缺乏基本常识。 美国实行的是一人一票的民选制度，在这种票选制度下，任何少数族裔都无法主导全国政治，因为没有足够的选票。据《纽约时报》今年1月22日引述的人口统计局的数字，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是西裔（拉丁美洲人），占全国人口的13％；其次是黑人，占12.7％；然後是亚裔，占2.9％。犹太人有520万，在美国近三亿人口中仅占1.9％。说这不到2％的极少数人垄断了美国政治和外交，完全不符合美国民主制度的真实。因为在民主政体下，基本上都是多数人形成的“民意”在左右著国家的内政、外交等。 当然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不同，他们人数虽少，但绝大多数处於美国的上层建筑之中，其职业多是教师、医生、律师、商人、演员、艺术家、大学教授，美国主要报刊的编辑记者中，也有很多犹太人，因而有犹太人主导美国媒体之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人确实相当影响美国的政治和人文环境。但这个“影响”也不是犹太人作为一个族裔的影响，而是作为美国两党政治中的“左派”和“右派”两种不同政治理念群体的影响。 美国建国後一直实行总统选举制，以及“选举人制度”（赢者通吃），这导致美国和德国、印度、日本、以色列等实行政党比例制的国家不同，不会产生那麽多的小党，而主要是由“左翼民主党”和“右翼共和党”两大政党轮流执政，根本没有其他小党的生存空间。而且近年美国政情的演变趋势是，即使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两翼外延的极端派，也空间越来越小，例如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时（布什和戈尔对阵），极左派候选人内德才得到3.5％的选票，极右的布坎南仅拿到1.5％（美国的极左派是极右的两倍多）。美国投票的选民有一亿多，对两大党候选人的支持率几乎是五十对五十（在选举人制统计下，布什最後仅比戈尔多几百张选票）。 在这种选举制度下，不管哪个族裔，哪种肤色，都按照两党的理念而主要分成了两大派。无论是西裔，黑人，亚裔，还是犹太人，都分成民主党支持者和共和党支持者，而参与、影响美国的政治。 左翼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是穷人、黑人、女性、少数族裔。而亚裔从总体上来说，在多数情况下是右翼共和党的支持者。例如，老布什和克林顿竞争总统时，克林顿赢得了除亚裔外所有少数族裔的票。亚裔偏右倾，除了由於他们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以外，还因为共和党强调的个人勤劳致富、重视子女教育、家庭价值等，更为亚洲人接受。右翼共和党的支持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商界、白人男性、军队、亚裔等。 犹太人是个善於经商的、最富有的少数族裔，如按上述划分，他们应属於强调市场经济的共和党，但事实恰恰相反，多数犹太人注册为民主党。上次美国大选时，戈尔得到了81％的犹太人选票，布什只拿到了19％（这和普通美国白人的五十对五十的比例相差很大）。犹太人为什麽偏爱民主党？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犹太人普遍文化水平较高，而多数知识份子，尤其是大学教授、艺术家、新闻记者等，都倾心於平等、均贫富等乌托邦理念，倾向大政府、高福利的社会主义。美国的大学教授中，90％注册为民主党；主要媒体的编辑记者，只有20％注册为共和党。当然，犹太人中也有共和党的支持者，像美国知名的政论刊物《评论》（Commentary）不仅反映右翼保守派的观点，而且属於最坚定、最清晰的一类右翼，但他们属於少数派。 在对伊战争问题上，美国两党明显态度不同。布什所属的保守派共和党中，99％支持武力倒萨。而在野的民主党，则严重意见分歧，反战拥战几乎对半。美国参议院以77对23票通过对伊动武决议，其中支持者包括全部51名共和党籍议员以及倒戈的26名民主党籍议员，可见民主党的分裂。作为绝大多数支持民主党的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裂更加严重。因为从以色列的安全利益，铲除萨达姆政权对中东和平有利，尤其对以色列的安全有巨大好处。但从党派理念来说，犹太人又不情愿支持布什的共和党。在全国民调中，支持武力倒萨的美国人最高时达78％（反战占20％），但犹太人中支持倒萨的只有52％，低於全国一般民众支持率26个百分点。就连在铲除萨达姆，直接有利於以色列安全这样重大的外交政策上，犹太人才勉强超过一半的支持率，可想而知，犹太人不仅不是阿拉伯世界以及法德等国一些知识人所说的“一小撮”主导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阴谋力量”，而且几乎成了布什政府推行强势对外政策的反对者和阻力。因而美国有评论家说，如果以色列不是犹太人的，其他人的，尤其是其他白人政权的，那美国的犹太人可能99％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法特了。 多数犹太人倾向左派这种现象在以色列更为明显。以色列虽然由於实行政党比例制产生很多小党（目前有国会席位的近20个党），但主要理念也基本像美国的两大党一样，分为左派和右派，其中主要左派政党是工党，右派是现在执政的总理沙龙所属的利库德集团。而在以色列建国的1948年到1977年的长达近30年中，一直是工党连续执政，实行的类似瑞典等北欧国家那种福利社会主义政策。後来在1984年，工党和右派政党联合执政两届八年。1992年工党又赢得大选，执政了近两届七年。在以色列建国後的55年历史中，工党前後执政了长达44年，可见这个国家的左派势力有多大。直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不断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自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後，有近800名以色列平民死於自杀炸弹，3,000多人受伤，占以色列人口近千分之一），工党致力和阿拉法特和解的政策完全失败之後，右翼政党才在大选中获胜，沙龙出任了以色列总理。因而有人说是阿拉法特把沙龙“推”上台的。 美国的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相似，左派占多数，自然支持左翼民主党的占多数。犹太人不仅是美国民主党候选人的重要票源之一，更是该党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政治捐款，三分之一来自犹太人；三分之一来自被称为“左派大本营”的好莱坞。在克林顿的民主党执政时，犹太人最为扬眉吐气：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启用最多犹太人进入内阁的总统，犹太籍部长级官员包括，女国务卿奥布莱尔，国家安全顾问伯格，国防部长科恩，劳工部长拉宾，商业部长萨默斯（现为哈佛校长），以及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等。连克林顿性丑闻的要角、白宫实习女生莱文斯基也是犹太人。但这些犹太人被重用，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们是左派，是理念的一致导致的被重用。 虽然美国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外交政策因不同政党上台而有所变化，但美国的外交从来都以国家利益为主，而绝不是以哪个族裔的利益为重。美国历届政府，无论左派、右派，都比较支持以色列，正是出於这种国家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为了支持犹太人。因为任何对以色列的历史以及地缘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一个面积只有二万平方公里，领土最窄处只有九英哩的民主国家，处於周围敌对的阿拉伯专制国家的包围之中。而且就在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当时仅三百万人口），就遭到周围五个阿拉伯国家（一亿人口）的联合进攻，要把它赶出这个地区。这种阿拉伯国家以多欺寡、敌视、排斥以色列的政治氛围一直持续到今天。以色列建国50多年来，已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过12届总理和政府，而周围的22个成员的阿拉伯联盟，迄今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无论从价值认同上，还是历史责任上，都必须采取支持以色列的政策，帮助这个遭受过纳粹屠杀的民族拥有自己的家园，支持这个和美国一样推崇自由价值的民主国家生存下去。 今天，美国是多数犹太人不支持的保守派共和党执政。在这种现实下，倾心民主党的犹太人，产生的影响更为有限。例如布什政府提出的解决巴以冲突的“中东地图”方案，就有向以色列施压的内容，包括要求以色列从巴勒斯坦区修筑的居民点撤出来，而对这个方案很多犹太人不高兴。 但即使是多数犹太人支持的左翼民主党执政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没有一面倒向以色列。例如在启用犹太人最多的克林顿政府期间，正是美国的斡旋调解，以及向以色列施压，才有了历史性的1993年巴以和解的“奥斯陆协议”，使阿拉法特得以从黎巴嫩返回巴勒斯坦；才有後来以色列总理拉宾和阿拉法特在白宫前历史性握手；才有了2000年美国大卫营的巴以首脑和平谈判（虽然功亏一篑）。 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对人类文明做出了杰出而独特的贡献。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中，以族裔来算，犹太人最多。在二战前的欧洲诺贝尔奖得主中，三分之二以上是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以色列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有新闻自由，成为整个中东地区中唯一的民主国家和样板。但作为一个政治意见群体，犹太人多数持左翼观点，尤其是在相当程度上主导美国的媒体，则对美国社会可能滑向左倾，具有负面影响作用。去年美国公开的七十年代尼克松总统的白宫录音带爆出新闻，因其中有美国当今最著名的宗教家（前五位美国总统就职都由他主持宣誓仪式）葛培理（Billy Graham）和尼克松的私下谈话，其中这位保守派宗教家表示，他对左派犹太人主导美国媒体的现象很担忧，并感叹说，“犹太人是美国的癌症”。当然，葛培理已经为这个30年前的私下谈话而道歉。但也有评论家说，这种私下谈话，恰恰更可能是真话。从葛培理的感叹也可看出，美国的共和党、保守派，以及基督教人士，对左翼犹太人的观点和作用的担忧。但他们反感的是犹太人的左派立场，而不是犹太人这个族裔本身。 从上述事实来看，虽然犹太人在上层建筑领域颇具影响力，但绝不能主导美国政治。美国政治更是中产阶级主导的，因为他们的选民数量大，基座大。以左派占多数的知识份子群体在大学、媒体、好莱坞等发出的声音分贝高，引人注目，但以右翼为主的、沉默的、现实的，脚踏实地的中产阶级则用选票坚定地阻挡著左派乌托邦幻想的巨大逆流，支撑著美国的价值，支撑著自由世界的脊柱。如果以左派为主的犹太人真的成为主导美国政治的势力的话，美国就不再是美国。 （载《开放》2003年6月号） |
| 「星期专论」：「美国独立模式」和台湾前途 2004-08-15 |
| 本月底，陈水扁总统将到美洲友邦访问，再次过境美国。大选前陈总统过境美国，受到高规格接待，把美台关系提升到新阶段。这次过境美国，则是对大选後美台关系的检验。美国这次到底以什麽规格接待还不得而知，但不管美国的态度如何，对於台湾政治领袖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恐怕是，能够从美国的历史中得到有关台湾前途的启示。
美国自1776年独立，今年正好是建国二百二十八年，所以今年是美国的「228」。它和台湾的「228」虽性质不同，但两者仍有关联之处，那就是，美国当年走的「五步模式」，对台湾具有一种启示导引： 第一，独立建国。当年只有两百多万人，且武力单薄的美国，面对强盛的大英帝国，勇敢地站起来，要独立建国。他们不惜拿起武器，为争取做人的尊严，打了一场独立战争。经过那些目标清晰，理念坚定，勇敢、热情、不懈地争取独立的殖民地人民的奋斗，最後美国结束了和英国的隶属关系，建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因此七月四日成为美国的国庆日，美国人更喜欢叫它「独立日」。 第二，制定新宪法。在宣布独立之後11年，美国各州的代表，经过慎密的探讨，制定了一部体现人民意志、人民愿望、人民主权原则，非常「合身，合用」的新宪法。正是由於这部新宪法，美国人有了飘逸出自由精神的星条旗，而不是台湾这种党国一体的国旗；正是由於有了这部新宪法，美国人後来才有了洋溢著爱国情怀、为独立自由而骄傲的国歌，而不是台湾这种「吾党所宗」的国歌。美国二百年来，没有政变，没有街头列宁，这部被世界上无数思想家推崇的伟大宪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了这个坚固的地基，才有了美国後来耸立世界之林的伟岸辉煌。 第三个，不接受一国两制。美国独立将近一百年後，爆发了南北战争。那个时候，也有人提出一国两制，即保持美国是一个国家，但南方和北方实行两种制度：林肯总统领导的北方，废除奴隶制；南方则继续保持白人庄园主对黑人的奴役。但一国两制是不可能行得通的，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制度，否则就是两个国家。最後，美国人又用一场南北战争，使美国实行了一国一制，即统一在民主自由的价值之下。 第四个，本土化和民主化。美国独立建国後，虽然使用的还是英国的英语，奉行的主要是英国的文化传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全方位地立足本土，发展出一套成为世界楷模的美国精神。这就像今天86％新加坡人说北京话，但并不妨碍新加坡是独立国家，那里的人民视自己是「新加坡人」。而且，推行了本土化的美国，不仅没有拒绝莎士比亚和洛克，而且还和後来尊重美国人民自由选择的英国，建立了全世界最坚固的友邦关系。 美国不仅脱离了英国，还拒绝了英国的内阁制，而选择了「总统制」。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已证明了「总统制」的政治优越性。因为这种体制可以避免政治投机、政治分肥和极端小党对政局的左右。例如，今年台湾大选之後一个月，实行内阁制的印度也举行了全国大选，本来应在年底选举，但执政的人民党以为选情有利，因而提前进行（执政党有权决定提前大选），但却因判断失误而败北。而同样实行内阁制的加拿大，其执政党则判断正确，在不久前也是提前举行的大选中，再次获得组阁权。「内阁制」给两国执政党的政治投机提供了可能。 现在印度国会有席位的政党有30多个！东山再起的国大党靠联合很多小党才获得国会多数而组阁。而1999年印度就曾因一个女演员领导的只有五席的小党倒戈，而导致人民党内阁解散，只得提前全国大选，花费了几亿美元。靠联合小党组阁的执政党，往往要迁就这些小党的利益和主张，还时常因内哄，而出现政治地震。台湾如果走印度式的「内阁制」，那麽在街上宣布谁是台湾正副总统的职业政客，就会用他们控制的几个席位的小党，让台湾「国（会）无宁日」。 第五个，国家认同。美国是一个移民最多、种族最杂的国家，仅在纽约的地铁里，各种肤色和族群的乘客，就可以组成一个小联合国。但美国人又是世界上最有爱国主义情操，最没有认同危机，最热爱那块土地的人民。美国人对国旗的那份崇敬和爱戴，美国人唱国歌时的那份神圣、庄严和感恩，是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所无法比拟的。这一切主要由於美国的主流价值不是「拼盘」（各族群划地为牢），而是「熔炉」，大家融入美国精神之中，视自己是「美国人」，认同这个国家。 今天，虽然美国人来自全世界，但绝大多数人都更认同自己是美国人，都把自己当作这块土地的主人，只有这样，才能幸福、快乐地在这里生存。而那些不认同这块土地，却又要赖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都是心态极不健康的边缘人；他们永远是末日到来般地悲观、愤怒，就因为他们摆不正自己的位置，调整不好自己的心态。 台湾的前途也在於像美国这样，只有绝大多数人摆正心态，热爱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认同自己是台湾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走「熔炉」的方向，而不是还固守「拼盘」，把自己当作「四川火锅」或「北京烤鸭」，不融入这个社会。 当年坚决支持美国独立、曾受到英、法两国迫害的思想家潘恩（英国人，後成为美国公民），在他著名的、美国独立建国半年之前发表的《常识》（Common Sense）一书中写道：「从广义上来说，美国奋斗的目标，是人类奋斗的目标。」他在这里强调的是，美国这种走出专制、走向独立、走向自由之路，是人类的方向。他这部著作和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相呼应，成为美国独立建国之路上的一盏明灯。但愿今天的台湾人民也被这种美国精神照亮，迈出美国式的独立建国之路。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15日「星期专论」） |
| 奥运会展示中美价值不同 2004-08-12 |
| 中国队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就被中国人认为是振了「国威」，北京媒体更是欢呼「中国成了体育超级大国」。但如果对奥运进行观察，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在体育观上有巨大不同。
首先是方式不同，中国是国家办「宫廷式体育」，美国是社会办大众性体育。例如，中国对於重大国际比赛项目，都有专门的「国家队」，由政府出资，开办训练基地，教练和运动员成为国家公职人员领取薪水。这次中国在悉尼奥运会上囊括全部四块乒乓球金牌後，新华社发表了「直通悉尼──（河北）正定国家乒乓球训练基地见闻」的通讯，赞美国家办体育的方式。 而美国没有政府出资长年训练的「国家队」，参赛选手，都是在奥运会前通过选拔赛按成绩筛选的。美国虽也有体育训练基地，但都属於私人经营性质。例如这次参加奥运的多数运动员，都是在这种私人训练地获得的培训。像中国体操队那样，孩子很小就送到「国家队」常年隔离训练，不和父母在一起，以美国人的家庭观是无法接受的。 还有一些美国运动员，是在自家训练的。像这次获得男子50公尺游泳冠军的豪尔（Hall），就是他曾为奥运选手的父亲培训的。这次奥运女子800公尺接力赛，美国参赛的四名选手中三人是同一教练在家里培训的——两人是教练的姐妹，一人是教练的妻子。 ●私人公司承办奥运 中国国家队训练基地是保密和封闭式的，而美国的私营培训基地是开放的，哪国运动员都可参加。例如这次获得男子百公尺金、银、铜牌的选手来自三个不同国家，但都是在美国同一个私营训练基地获得的训练。 美国甚至连奥运会这样重大的国际比赛，政府都不包办，近年在美国开的两届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奥运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都是私人公司承办的，并不是美国政府出资。 美国这种大众性体育可以从近年「练身俱乐部」数量激增看出，据《纽约时报》报道，近年这种俱乐部增加了50％。在曼哈顿的「练身俱乐部」年费1,000多美元，仍人满为患。 其次是反应不同。中国获得一项金牌，举国欢呼。八十年代初中国男足击败了沙特．阿拉伯队，半夜时分，中国各地竟同时有几十所大学的学生冲出校门，彻夜游行欢呼。今天中国人虽不像当年那样狂热，但仍兴奋异常，似乎多一块金牌，中国就真的更「强盛」一点。 而美国人反应则不同，虽然这次美国奥运队仍夺得最多金牌，但人们对此根本不狂热。独家报道这次比赛的美国NBC电视台的奥运节目收视率却是历次最低的。 ●中国选手没有自己的语言 中美两国运动员的反应也有不同，例如，中国金牌获得者接受访问时，都说「为祖国、为人民争光」这类话，而美国运动员则多是感谢家人支持，个人感到自豪。蝉联男子四百米冠军的美国选手迈克尔．约翰逊获奖後说，「我的奥运生涯是伟大的，我为之自豪，我终于有机会创造历史。」女子百米夺金的琼斯则是感谢亲人在场鼓励。幸运的美国运动员们大多数都有家人在观众席上助威。 中国人这种「为国争光」、「国家最重要」的价值观，很大程度是官方媒体灌输和渲染的。例如这次中国男子体操获团体冠军，中国多家大报把它制作成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渲染成是「重振国威」，「东方巨龙苏醒」等等。 而在美国的报纸上，则看不到对获金牌有这样的报道。虽然美国队几乎每天都获得多块金牌，但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在头版重要位置仅刊登过四幅奥运选手获奖照片，其中三幅还都是外国选手——澳洲男子四百游泳接力击败美国夺金，中国男子和罗马尼亚女子分获体操团体冠军。仅刊登的一幅美国选手照片是琼斯获百米女子冠军，还是因为该报特别重视女性。而美国男选手格林百米夺金的照片仅刊登在内页体育版下角，篇幅是琼斯照片的八分之一。 美国媒体不仅不去「振国威」，有时还刻意暴丑闻。例如美国NBC在转播奥运会开幕式的黄金时段，用了20分钟插播了美国犹他州奥委会如何贿赂取得主办奥运滑雪比赛，以及美奥运官员用公款旅行等丑闻。而中国媒体对国家体委临时取消多达40名预定奥运参赛选手，既无挖掘内幕报道，更没有任何批评。40名运动员，苦练了4年，在奥运开幕前不到四百个小时，被国家硬性取消了比赛资格，总应该有个交待。 ●美国信奉「公平比赛」 而在美国，不管选手以前曾获得多少次冠军，都得通过选拔赛以这次成绩好坏决定有否资格参加奥运。例如这次格林在男子百米夺金後激动得泪流满面，很大程度是因为，虽然他在上届奥运之前就破了男子百米世界记录，但由於在美国奥运选拔赛上失利，而失去亚特兰大奥运百米比赛的机会，把奥运最瞩目的男子百米金牌拱手送给了成绩并不如他的加拿大选手，这次是他苦苦等待四年的结果。而即使这次，不仅他，还有上届奥运二百和四百米双料冠军约翰逊，都因为在美国奥运二百米选拔赛中腿部抽筋临场退赛而失去在悉尼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资格。以他俩以往二百米的记录，以及这次在悉尼各自获得百米和四百米冠军的成绩，这次奥运二百米金牌一定是在他俩中间产生，结果他俩都失去了机会。美国信奉的是「公平竞赛」，谁在选拔赛获最好成绩，谁代表美国参赛，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宫廷体育不会赢得世人尊敬 美国和中国在体育价值上的最大不同，是出发点不同。美国人把体育当做体育，而中国政府把体育看作是政治。当年毛泽东提出乒乓外交，实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要体育服从政治。 这次中国政府临时取消40名选手参加奥运，据说是怕药检不过关，影响北京正全力争取的主办二零零八年奥运机会。中共把能否主办奥运，看作是最大的政治。因为在北京办奥运，可以凸显「中国」强大，使中国人在「民族自豪感」中继续认同中共专制统治。中共这种企望和1936年希特勒办奥运振兴纳粹国威是一致的。 中国的腐败早已拿了世界金牌，当年中国办亚运会，北京市长陈希同就贪污了数千万。如果北京办奥运，等於给了那些大大小小的陈希同们更大的中饱私囊的机会。在当今中国这种制度性腐败的条件下，像奥运这种巨大开销的活动，实际上等於为中共官员更大规模贪污腐败提供了比赛场地。 悉尼这次办奥运，开销是50亿美元，它相等於俄国年度军费开支。而中国办奥运，还要加上环境改建费130亿美元，总共达近200亿美元，它占中国全部外汇存底的八分之一。奥运是富国的游戏，只有六千万人口左右的英、法、德等国家，选手人数都超过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选手人数则是中国的一倍以上。中国现在仍是穷国之一（人均收入才是美国五十分之一），有太多的领域需要资金：中国有6,000万残障人，3,000万精神病人，每年有20万人自杀，全国2,000个县三分之一在联合国贫困线之下，成千上万下岗工人没有劳保补助保护┅┅200亿美元投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都比办虚的「奥运」对中国人有实在的好处。 近年来，西方媒体上不断有中国人偷渡被抓或丧生的消息，即使悉尼奥运期间，仍有这类报道。一个人民用「脚」投票、争相偷渡逃走的国家，靠「宫廷体育」获得多少块金牌，举办多少次奥运，也不能赢得世人的尊敬。 当年希特勒靠办奥运进行纳粹宣传，一个邪恶的帝国，风光了一阵子。今天但愿人类吸取教训，不再给邪恶第二次机会。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10月号） |
| 中国人别再蠢血沸腾了 2004-08-11 |
| 後天，本届「夏季奥运会」将在发源地雅典开幕，为期三周的奥运，将像以往一样，给世界观众带来激动、喜悦、鼓舞、振奋，因为它是最能体现人类坚毅、潜能、自由精神的和平竞赛。
奥林匹克运动在二千多年前出现时，宗旨就是用和平竞赛代替战争和仇恨，用体育比赛作为国家间的「友谊使者」，来淡化政治，消除对抗，让人们在友好、和平的比赛中，展示人类的美好一面。 但在奥运开幕之前，中国却连连用政治干预体育。据台湾媒体报道，北京向雅典施压，迫使主持奥运的希腊当局，拆除在雅典机场和市区等悬挂的台湾广告。台湾做了什麽广告让北京如此大动肝火？台湾没有挂独立标语，也没有树对抗北京的招牌，只不过挂了一行「台湾站在起跑线上」的英文词，并在机场推车上标出「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的中英文。 且不说只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台湾，不久前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经济竞争力」第三名，四个月前再次直选总统，两次权力和平转移，被美国助理国务卿称为「亚洲以至世界的民主榜样」，就仅仅以她是这次奥运会的参加者，她怎麽没有资格和权利说一句「台湾站在起跑线上」？不仅台湾，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有资格和权利喊出这句话！ 但北京却耍出流氓手段，威逼希腊这个小国，取消台湾的广告，不顾希腊已和台湾事先签约，不顾奥委会机构已批准台湾的广告，不顾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国际体育比赛。 台湾代表队的入场名称就是「Chinese Taipei」，对此很多台湾人并不愿意，但为了不刺激北京，维持台海稳定，也已忍气吞声。但即使这样的名称，北京也不许台湾把它挂出来，已经把台湾欺负到什麽地步了！ 在共产主义大势已去、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在一个全球国家参加的以和平与友谊为宗旨的奥运会之际，中共这个世界最大、最後的共产政权，还敢这麽嚣张，这麽蛮横，这麽霸道，可见这个世界面对邪恶是多麽软弱，多麽没有原则，多麽缺乏道义！ 不在自己控制的地盘上，中共都敢这样野蛮，那麽四年之後奥运在它的眼皮底下进行时，北京会做出什麽举动，会玩什麽政治花样，会用政治干预体育到什麽程度？从上个周末的中日亚洲杯足球赛前後，北京当局和中国球迷的野蛮表现，就是某种预示。 中国输了球，北京的球迷就烧毁日本国旗，围攻日本球员的车子，砸毁日本公使的座车，高喊「杀光日本鬼子」；前来观赛的几千日本球迷，被困在体育场内近两个小时。而19年前，中国足球队在北京输给香港队，北京球迷则砸抢商店，烧毁车辆，欧打外国人，造成更大骚乱。 虽然和13亿人口相比，这些球迷只是少数。但看看中国官方媒体，看看中国足球队教练的骄横态度，看看中国民众的反应，就可以知道，这不是少数球迷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的问题：在共产党长期灌输、煽动的民族主义狂热下，中国人已失去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尊敬，已失去了把政治和体育分开的基本常识，已失去了现代文明世界的基本准则，已失去了判断对与错的能力。 荷兰籍的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居然在一比三输球後不认输，拒领中国队获得的「亚军」奖牌。如果这个荷兰人是在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当教练，他敢这麽做吗？那会被本国的媒体、民众、舆论骂死；因为这明显是转移人们视线，不去承担和承认教练的责任和无能。但在中国的土地上，一个荷兰人，居然也学会了这种无赖手法，因为他知道，他背後有那种输不起的无赖文化，有那些共产党的官方媒体，有那些民族主义狂热的球迷，有中国政府的支持。 当年慈禧太后煽动、支持蠢血沸腾的义和团排外、造反，但最後这场中国历史上最野蛮、狂热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毁掉了大清王朝，因为它挑战世界文明准则，惹起众怒。今天，江泽民等中国的现代慈禧们也想这麽做，结局不会两样。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8月11日） |
| 输不起的中国人 2004-08-09 |
| 连宋两位政治老人败选不认输，煽动街头抗争，结果不仅损害台湾，也陪进了自己，两人的民众支持率都下降二十多个百分点。为什麽连战不认输，从他在美国强调是「纯种中国人」起码可以推断，他信奉的是那种输不起的文化。
前天中日亚洲杯足球赛，中国球迷再次给连战信奉的文化做了注脚，中国队输球之後，中国球迷们又是烧毁日本国旗，又是包围日本球员车子，高喊「杀光日本鬼子」。 无论体育比赛，还是民主选举，宗旨都是遵守游戏规则，和平竞争，输者要认输。而从连宋到北京的球迷，都不信奉这种文明社会的文明人的准则，而是输了就大闹天宫。无论是体育比赛，还是政治选举，他们不是比竞技和争民意，简直是在比谁耍无赖的本事更大。 这种输不起的德性，中国球迷早就表演过。1985年夏，中国足球队在北京举行的世界杯外围赛中输给香港队後，北京的球迷不仅砸抢商店，推翻汽车，还打伤外国人，引发大规模骚乱。 这种输不起的心态，主要来源於自卑的自傲。自傲来自中国历史长，幅员广，近年又经济发展，因而产生了一种「21世纪是中国人世纪」的盲目自大情绪；但同时却又感觉到，实际上中国在当今世界并没有这麽高的地位，中国并没有得到来自世界的真正尊重，於是又潜意识地自卑。输不起就是没有信心下次再赢，只得用比赛之外的情绪化举动，来平衡无法接受失败的自卑心理。 纵容那种非理性的情绪发泄，对个人，可能导致悲剧，对一个民族则可能带来灾难。如果中国政府耸恿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其恶果迟早会落到他们自己头上。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9日铿锵集） |
| 克林顿和毛泽东 2004-08-06 |
|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8月5日发表题为「克林顿和毛」的社论，内容是评论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新书《我的人生》（My Life）在中国被盗版，并被加入很多毛泽东语录的荒唐。
该社论开篇即引用《我的人生》的中国版内容：「我出生在（阿肯色州）希望镇，那是一个风水相当好的地方。」然後还有：毛泽东曾鼓励克林顿申请到中国访问的签证。当然还有克林顿和莱温斯基小姐的缠绵，克林顿对这位白宫实习女生的评价是：「她太肥了，我永远无法相信自己的判断力。」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其实这些都是瞎编的，原书中根本没有上述内容。而且出版这本书的美国图书公司的克诺夫（Alfred A. Knopf）说，他们还没有把这本书的版权卖给中国。中国大街上的《我的人生》都是假人生，完全是盗版，并被随心所欲地增加了一些内容。 这样擅自增删翻译作品，中国官方出版社早就做过。中国著名的译林出版社，就曾把克林顿夫人希拉里的《活出历史》（Living History）大段删节、并添加自己写的内容，简直是「润色」胆包天，因为全世界的出版社，没有谁敢这麽干。 这种丑闻被美国媒体大幅报道、并被美国出版社追究之後，译林的名誉扫地，它不仅不再敢改希拉里的「历史」，现在连克林顿的「人生」出版权也拿不到了。於是这种「编辑」手脚的工作，就由那些无法无天的「街头编辑」承担了，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好像那书是他们自己写的。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感叹说，仅从克林顿的书被这样盗版，被改的如此面目皆非，被这样容易地摆到大街上出售（售价1美元多一点），就可看出中国的盗版有多严重，中国的法治多不真实，中国政府对智慧产权是多麽不负责任。 最後该社论也不无调侃地说，克林顿的书被如此改动，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的人生》太冗长、太乏味，如果中国的「编辑们」不加进一些莱温斯基、毛语录的「作料」，中国的读者可能根本无法看下去。 《华尔街日报》的判断并没有离谱。克林顿这本书一上市，就遭到美国左派、右派媒体的左右夹攻，劣评如潮，被称为美国有史以来，从白宫出来的人，写的最烂的一本自传。即使连一向偏袒克林顿所代表的左翼民主党的《纽约时报》，它的首席书评家、日裔美国人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也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坦率指出，克林顿的新书长达950页，粗糙、沉闷，纯属一个男人的无聊自语；而且漫无章法，缺乏焦点和秩序，冗长乏味，简直像克林顿总统任期的翻版∶为所欲为、漫不经心而辜负众望。 《华盛顿邮报》女专栏作家、不久前写出《古拉格》一书广受好评的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对克林顿也是毫不留情，把书评的题目乾脆起为「克林顿的空虚『人生』」（Clinton's Empty 'Life' ）。 美国另一家左翼媒体CBS电视的主播丹．拉瑟也不客气地评论说，克林顿的新书有些段落像政策解说，有些像忏悔告白，有些乾脆是竞选造势演说稿和白宫档案的堆积，简直是随手拈来的大杂脍。 一般美国的书评家，都把克林顿的《我的人生》和希拉里的《活出历史》比劣，两本有共同特点，都是堆积资料，堆积事件，堆积历史和人生过程，没有坦诚，更没有真实的内心世界，因而根本谈不上对读者的人生有什麽引导，对人类历史有什麽借鉴。但克林顿还是比夫人诚实一些，毕竟他的书是自己写的，不像希拉里是捉刀带笔；福克斯电视台的政治评论节目主持人比尔．欧莱利（Bill O'Reilly）说，希拉里的书，她自己一个字都没有写。 但这对前总统夫妇的书都能登上美国「出版记录」，不仅因为写的烂，还因为两本书都初版印了百万册，都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都获得巨额的预付版税，两人都发了财。就因为他俩都是政治名人，他们把「名」卖了钱。也许从这个角度，中国人拒绝买烂书的版权，从报摊上花个一美元买来克林顿的书，看看热闹也就行了。否则像美国人那样花上30美元，看後再大呼「上当」就来不及了。 2004年8月5日於纽约（原载《大纪元》） |
| 中国是世界上最没平等的国家 2004-08-04 |
| “消灭差别，人人平等”，共产党当年用这个乌托邦口号，欺骗和煽动农民造反，用暴力在中国建立了共产政权。但今天，构成讽刺的是，中国却成了全世界贫富差别最大、人与人之间最没有平等的国家。
《纽约时报》8月1日用头版头条刊出长篇通讯，报道中国城乡差别的这种严重性：七亿五千万农民在中国成了二等公民，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没有像城里人那样致富，反而很多更加贫困；他们没有城里人的医疗保险和社会福利，生活在因人为制度带来的严重不平等之中。 该报道以四川省浦加乡18岁的中学生郑庆明因交不上学费，在老师逼压下，最後卧轨自杀的悲剧开始，展示中国农民生活的悲惨现状。郑庆明这个节衣缩食、努力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因缴纳不起拖欠的80美元学费，被老师逼迫：如交不上学费，就被取消报考大学的资格。 走投无路，实在交不上学费，又受到老师羞辱的郑庆明，走上了轻生的道路，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那样，迎著飞驰而来的火车，结束了自己的年轻生命。他不是像安娜那样为爱殉情，而是用鲜血，对这种不公的现状发出最後的抗议。 报上刊出郑庆明的照片，一个很清秀帅气的孩子；旁边是他有精神残障的养母和爷爷奶奶围坐在一个极为简陋、肮脏的木头饭桌前。就在不久前的同一张报纸上，也是刊出照片，是北京一个暴发户的二十多岁的孩子，购买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推出的最豪华的、价值96万美元的轿车。即使在全世界最富有的美国，花96万买一辆汽车都是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即使全世界的首富、美国微软电脑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也没有开这麽贵的汽车。但中国的暴发户则以此炫耀。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字，自1985年以来，中国贫富差别历年增大，前年城市人均收入950美元，而农民不到300美元，才是城里人的三分之一。而且过去25年来，今年中国首次贫困人口大幅增长80万，使年均收入75美元的农民增至八千五百万人。 在中国的城市精英们争相开奔驰、宝马、凌志车的时候，像郑庆明家这样的农民，却活在每年收入不到75美元的世界，但却要每年缴学费295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整个四川省农民的人均收入（253美元）。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当然都会有贫富差别，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像中国这样，由制度人为地造成如此极端地不合理、不公平。占人口70％的农民不仅收入远低於城里人、没有任何医疗和社会福利保障，而且成为各种苛捐杂税的压榨对象。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呼啸著向前奔驰著，但却是以碾碎了无数像郑庆明这种毫无权势的普通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这辆火车上的既得利益者，绝大部份是依靠政治权势，用窃国大盗的方式，变相瓜分中国、哄抢国库而暴富的，而且是用最大极限地发挥人性中最卑劣的部份而获得的。 而中国现行这种极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是这种瓜分国库，制造巨大社会不公的根本原因。只要这个制度不改变，这种不公和差别就将继续扩大，不定哪天，中国这列不按正常规矩行驶的火车，就可能出轨翻车，不仅给中国，也给世界带来灾难。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8月4日） |
| 美国「泛蓝」也将败选 2004-08-02 |
| 标美国总统大选正式起步的民主党大会，上周热闹地开了四天，那些代表们狂热的反战劲头，透露出这个左翼政党的政策不仅和美国大众的常识（common sense）脱节，而且这个美国「蓝军」（民主党的颜色是蓝色，共和党是红色）在年底选举中，很可能像台湾的泛蓝一样，开始呼声高，最後败走麦城。
据《波士顿环球报》民调，民主党大会的二千多代表，95％反对伊拉克战争，62％支持同性恋结婚，多数不认为恐怖主义是当今美国的主要问题。 这种看法和美国的民意是背道而驰的。据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民调，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人认为恐怖主义是主要威胁。连左翼报纸《纽约时报》近日民调也显示，现有38％的美国人认为外交政策非常重要，超过以往四次总统大选时的每次民调比例（过去三届总统大选时，这个比例平均为2％）。 而在过去十年来一直有91％的民众相信上帝的美国，80％以上的美国民众反对同性恋结婚。 民主党的政策和现实脱节，还可从该党的台海政策看出。在这次大会上公布的竞选党纲，和上次高尔选举时的相比，在台海政策部份明显篇幅缩小，同时删除了上次党纲中的「履行《台湾关系法》」等内容。而美国过去历届政府，都在强调一个中国政策时，同时强调履行《台湾关系法》作为平衡。再加上该党总统提名人凯瑞年初在媒体公开宣称，他认为解决台海问题的最好方案是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 任何一个政党，只要和现实脱节，离开人民的主要诉求，都会败选。年底台湾的立法院选举和美国的总统大选，都会再次印证这一点。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8月2日铿锵集） |
| 评李肇星联大发言 2004-07-28 |
| （美国之音记者莉雅联合国报导）9月27号上午，中国外长李肇星在第五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演讲。这是中国领导人胡锦涛全面接管党政军大权後，中国首次对外发表的政策演讲。研究中国政治的分析人士说，李肇星的讲话表明，胡锦涛政权将继续沿袭江泽民时代的旧政。
*和平发展为主旨* 李肇星星期一上午在第五十九届联大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以“和平、发展与合作”为主题的演讲。 李肇星说∶“主席先生，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发展不要贫穷，要合作不要对抗，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呼声。” 李肇星在强调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主题的同时，也提出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他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战争阴云挥之不去，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活动猖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毒品走私、跨国犯罪、非法移民等跨国问题层出不穷。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可测因素增加。在经济上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发展中国家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不少发展中国家被进一步边缘化。” *扩大安理会问题上留伏笔* 在联合国改革的问题上，李肇星表示中国支持联合国进行必要、合理的改革。在巴西、德国、日本和印度要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上，李肇星没有作出具体表态，只是说中国赞成扩大安理会，主张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 *强调崛起不威胁任何国家* 李肇星在这次讲话中还著重表明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国际合作的坚定力量，试图打消一些国家对中国日益崛起感到的担忧。 他说∶“中国的发展不妨碍任何人，也不威胁任何人。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进步。” *後江泽民时代对外政策依旧* 旅美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李肇星的讲话是胡锦涛全面掌权之後中国的对外政策宣示，因此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说，讲话基本上是重申以前的套话。 曹长青说∶“它标示著胡锦涛获得军委主席的职务之後，中国的对外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基本上还是会继续江泽民的路线。” *强调UN作用暗批美国* 他说，李肇星在强调和平合作主调的同时，仍然强调多边，反对单边主义，这与江泽民时代强调的多元化是一样的，实际上还是反对美国单方面主导国际事务的做法。 曹长青还认为，中国强调联合国的作用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潜在地批评美国，认为美国抛开联合国搞单边主义。 在反恐问题上，曹长青认为，李肇星作出了中国式的反恐解释。他说∶“我觉得中国强调反恐，强调超越一切、超越政治制度等等，很大程度上是为中国打击新疆独立运动等等埋下一个伏笔。” *对台立场没有改变* 李肇星在讲话中还重点谈到了台湾问题。他说∶“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早日实现祖国统一，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坚强决心。” 在表示绝不会容忍“台湾独立”，绝不会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同时，李肇星说，中国政府愿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他说，没有人比我们更希望看到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旅美时事评论员曹长青认为，李肇星的这个表述原则上与以前的立场没有区别，表明胡锦涛的对台政策不会比以前更加灵活，在反对台独的立场上反而更加强硬。但是他认为，总体上的表述要更为平衡、清晰。 *一些热点问题上一笔带过* 在当前的一些热点问题上，象伊拉克、北韩和中东问题，李肇星只是一笔带过。曹长青说，这表明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忽视。他说∶“这个起码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没有多大的诚意，也没有多强烈的真正参与感，只是笼统的表示一下态度而已。” 他说，可以预料，中国今後在联合国就伊拉克选举、中东和谈以及北韩问题上，中国不会发挥多大的作用。 李肇星在联大发言後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举行了会晤。随後他还要在联合国举行一系列的多边和双边会晤。他将於9月30号离开纽约，前往华盛顿访问。 （原载「美国之音」网页） |
| 西方左派是邪恶的同盟军 2004-07-28 |
| 民主党本周一在波士顿召开了党代会，提名克里（John Kerry）为总统候选人，由此正式拉开了美国两党争夺白宫的决战序幕。
包括克里在内，民主党的名流和好莱坞的左派影星们，轮番到党代会上演讲煽情，讲来讲去，无非是左派的传统理念，要扩大税收，扩大福利，扩大政府，要实行社会主义那样的均贫富。而在对外政策上，则主要是攻击布什政府武力铲除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是个错误。 这种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批评，更在欧洲回响。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曾就此撰写了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天堂和权力：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欧洲》一书，比喻说，美国来自火星，欧洲来自金星，即美国的气质更像男人，而欧洲像女人，由於实力和气质不同，才发生分歧。但从美国民主党对布什政府伊拉克政策的批评来看，这不是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分歧，而是西方右派和左派之间的理念不同，通过这场战争而更显现出来。因而按卡根的比喻延伸，应该是，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金星。 这场分歧，其实主要围绕在三个价值上。第一，怎样看待自由的价值。面对左派的批评，虔诚基督徒的布什总统最近仍强调说，自由是上帝给予每个人的礼物，美国有道德责任帮助伊拉克人民重获自由；而铲除萨达姆，是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这个「礼物」的先决条件。从巴格达被解放後，迄今人权组织已在伊拉克发掘出三千多秘密尸体掩埋地，估计有三十万人被萨达姆杀害。 而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为代表的西方左派却认为，只要伊拉克没有大众毁灭性武器，美国就不应该武力倒萨，那里的人民有没有自由，是他们自己的事。七月四日克里还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美国不应把战略目标定为在伊拉克传播民主自由的价值，而应该把目标定在维持那里的稳定。布什强调自由，克里强调稳定，哪一个价值更有人性，更承担人类的道德负责？ 第二个，怎样看待中东问题。布什为代表的西方右派认为，铲除萨达姆政权，等於在22个从无真正选举的阿拉伯联盟国家的专制链条上打开一个缺口，在地缘政治上，把民主之风吹进「中东」，促使那里发生变革，改变产生恐怖主义的温床。同时通过斩断萨达姆对阿拉法特的支持，为解决巴以冲突创造条件。而克里所代表的西方左派，则倾向和萨达姆「谈判」，虽然自第一次海湾战争，西方已和萨达姆谈了十年而毫无效果，但克里、希拉克、施罗德、克林顿们，就像当年的张伯伦执著地相信希特勒一样，相信他们的萨达姆们也会「良心发现」。美国付出两座世贸大厦和三千多生命的代价，仍没有使今天的张伯伦们清醒。 第三个，怎样看待恐怖主义威胁。布什等保守派认为，不能等发生了911，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再采取行动，而应先发制人，用军事手段把那些「拉登们」事先铲除。萨达姆不仅曾使用生化武器杀害库德族人民（五千人遇难），还一直不真正接受联合国的核武检查。而且萨达姆政权和盖达组织勾结，塔列班头目在巴格达活动，都是公开的秘密。一旦核武或生化武器落入恐怖份子手中，後果将不堪设想。正是由於结束了「邪恶轴心」中的巴格达政权，另一个小邪恶利比亚才被威慑得主动放弃核武，而另一个中东小霸王叙利亚，也才有所收敛，不敢明目张胆地支持恐怖份子。 而左派的愚昧就是永远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在西方自由世界艰难地和共产世界较量的20世纪，西方左派从来都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甚至支持者。今天共产主义失败了，人类付出了超过亿万生命的代价，但西方左派丝毫不忏悔他们在冷战中成为共产世界同盟的耻辱。今天则又理直气壮地出来，继续抗衡以布什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世界反抗恐怖主义的战争。西方左派的这种杯葛，拖後腿，和严重内耗的攻击，只能使自由世界和被奴役的世界同时都付出更大的代价。但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要有张伯伦，就一定会产生邱吉尔，而且最後的胜利一定属於「邱吉尔」和坚信自由价值的人们！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7月28日） |
| 自行车上的伟大传奇 2004-07-27 |
| 23天赛程，3,391公里，横贯法国，跨越阿尔卑斯山，以83小时36分2秒（相当四天三夜），赢得昨晚结束的今年“环法自行车赛”冠军！当兰斯．阿姆斯壮（Lance Armstrong）完成这一切，在万头攒动的夹道欢呼中，举著香槟酒，身著橘黄的赛段冠军服，像流动的向日葵冲进巴黎的凯旋门时，这位32岁的得克萨斯州的布什总统同乡，冲进了世界上最伟大运动员的行列，冲进了人类从未有过的六连冠记录，冲进了传奇和史诗，冲进了永恒和辉煌┅┅
“再赢一次，兰斯！”自7月3日大赛开始，几乎每天我都为阿姆斯壮祈祷，每晚都迫不及待的看新闻，追踪比赛结果，为阿姆斯壮捏一把汗，提心吊胆地祝愿他写下传奇。同样是阿姆斯壮迷（fan）的布什总统，几天前说，“我和兰斯都会赢。”即阿姆斯壮会“六连冠”，他将赢得年底大选。我为兰斯祈祷，不仅渴望他创造奇迹，也希望他的胜利成为一个预言，让布什击败那些美国左疯，续掌白宫，打赢反恐战争。 迄今101年历史的法国自行车大赛，只有过四个选手赢得五届，其中仅一人是连续五年，但阿姆斯特朗却写下了连续六年夺冠、“用自行车登月球”的神话： 1993年，阿姆斯壮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大赛时，名次倒数第一。但这位当时22岁的美国青年却对人说，他将来不仅要拿第一，而且要六连冠，创世界记录。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阿姆斯壮脑子坏了，法国人嘲笑说，“他是不是以为自己是那个登上月球的阿姆斯壮啊？”（1969年登上月球的美国人叫尼尔．阿姆斯壮）；更有人嘲讽说，他乾脆骑自行车登月球好了，“那都比他的梦想好实现些”。 法国人刻薄的嘲讽也非完全没有理由，因为环法自行车赛是迄今人类体育活动中，最考验体力、毅力、心理承受力的项目。篮球赛虽然要全场跑，但才40多分钟，中间还有休息。足球赛相当消耗体力，但全场不到2小时，可换人替代。马拉松被视为最需耐力和体力的运动项目，但全长才26英哩，好的运动员只要2个多小时就跑完了。而法国自行车赛全长2107英哩，20个赛段中6个是登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山，山里最热时摄氏44度，还时有风雨，大雾。即使下山，也要掌握好速度，有好几位选手因摔伤而中途退赛。 而且这是国际大赛，189名参赛者都是各国强手，第一天赛程，阿姆斯壮屈居第二，比第一名只差2秒！在冲进巴黎前的那个赛段中，阿姆斯壮虽然第一，但仅比亚军快了半个自行车车身的距离，真是千钧一发！在大赛进行了15天，骑了2000多公里之後，阿姆斯壮的总成绩才比主要对手快22秒！这是多麽难解难分的激烈竞争。最後整个3千多公里的比赛结束，阿姆斯壮才比第二名快6分19秒。而去年更悬，双方才差61秒，一个相当横贯美国的比赛，最後相差一分钟，可以想见它有多大的压力，需要怎样的体力、耐力和心理承受力。因而本届大赛中，有42名选手中途退出，有的摔伤，有的体力不支，有的心理无法承受┅┅ 阿姆斯壮的教练说，兰斯追求完美主义，他到阿尔卑斯山实地训练，检验自己到底每次能掌握在多少时间之内，体力和心理能承受到何种程度，又能最大限度爆发潜能。对於这种宗教般的投入，德国教练在评价阿姆斯壮和德国冠军乌尔里希时甚至说，阿姆斯壮活著是为了赛车，乌尔里希赛车则是为了生活。 阿姆斯壮说，他获胜的答案和秘密是，“全然地投入，拼命地努力”。布什总统在兰斯获胜後立刻给他打电话祝贺，并感叹，“你真让人感到敬畏。” 仅仅是六连冠，已创造奇迹，但更将载入历史的是，阿姆斯壮曾是个癌症患者，他不仅战胜病魔，还用赢得自行车赛证明，意志和信念，将战胜死亡。 1996年，在首次参加环法自行车赛之後三年，阿姆斯壮被诊断出睾丸癌，癌细胞已侵袭到他的脑和肺部，医生估计他的幸存率低於30%。疾病不仅蚕食他，他当时所属的著名法国自行车队还将他除名，其他车队也不愿接纳他。 阿姆斯壮真是一个“梦想者”，他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时，还梦想著像尼尔．阿姆斯壮登上月球一样，骑自行车登上他的六连冠“月球”。也许正是这种信念，给了他奇迹般的力量，在经过两次手术，四个月化疗和一年多停赛休养後，阿姆斯壮不仅康复，还再次登上阿尔卑斯山，挑战“不可能”。 阿姆斯壮後来说，“癌症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礼物”，“重新获得生命的机会给了我新的价值观，让我明白了生命的价值所在。”阿姆斯壮筹募资金，建立基金会，帮助癌症患者；还建立专门网站，通过网上书信鼓励他人，给世界上900万战胜了癌症的幸存者以力量。兰斯说，“我提不出什麽妙方或奇迹，只用自行车的脚踏板，给人们蹬出希望。” 在走向辉煌的途中，阿姆斯壮比其他国家选手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因为他是美国人，比赛在法国进行。法国人由於反美，恨屋及鸟，把怒火发泄在阿姆斯壮身上。而且骄傲、虚荣、老大自居的法国，无法容忍在他们国土上举行的代表法国文化的体育比赛，连续被一个美国人垄断。於是法国人说阿姆斯壮的成绩是用禁药获得的，还写出一本嘲骂阿姆斯壮的书《L. A. Confidential》（借用好莱坞影片《洛城机密》的名字来指Lance Armstrong）。但这种指控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因为每次药检，阿姆斯壮都顺利通过。而且连续六年夺得冠军，不是什麽禁药可以达到，更不是凭侥幸可获得的，只有心地卑微的人才可能想像得出来。 法国人的这种输不起心态，在最後一个赛段，要进入巴黎时显露无遗：一个法国选手，拼死命超过阿姆斯壮，然後掏出小照像机，拍下他在阿姆斯壮前面的照片，然後退回到大批选手的自行车阵之中，最後被甩在後面。但他满足了，因为他有一张超过阿姆斯壮的照片，虽然那仅是一个瞬间。 阿姆斯壮参赛的旅途中，不仅法国的左疯报纸《解放报》有攻击、污蔑、嘲骂阿姆斯壮的文字，还有法国人、德国人向他吐唾沫，举著标语牌，上面的图示是，阿姆斯壮用针管注射禁药。美国作家、阿姆斯壮的朋友詹金斯（Sally Jenkins）昨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自行车上的不朽”，开篇就指出，阿姆斯壮走向六连冠的路上，充满冷酷和敌意，正如叶芝的诗所形容的，是“寒冷的天堂”（The Cold Heaven）。 看到法国的那些表现，让人痛感法国人和美国人的不同心态。例如纽约和波士顿，每年都举行接受全世界选手参加的马拉松比赛，但在过去二十年来，从没有一个美国人获得冠军，几乎都被肯尼亚等非洲选手垄断，但美国人没有嫉妒，没有嘲骂，更别说往人家身上吐唾沫这种丑行。我曾去现场观赛并采访，看到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全场美国观众的欢呼和掌声中，把冠军的奖牌颁给非洲选手。在美国，人们崇尚挑战者，胜利者，根本不管他是哪个国家的；而不像法国那样，敌视外来者，嫉妒所有不是法兰西造的。正是那种病态心理促成了法国二十世纪以来全方位的一路溃败；同样，正是美国人的健康心态，造就了无数的美国英雄，而正是这许许多多的个人英雄，铸成了全世界最强壮、最伟大的美国。 阿姆斯壮不是政治家，只是一个运动员，面对敌意的法国，他的回答是谦恭，更谦恭，有时几乎是刻意讨好。为此他学法语，现已能说一口流利的法文。他把家搬到西班牙，表示他也热爱欧洲。在获得六连冠後，在巴黎的大街上，他没有扛上星条旗，但在颁奖奏响美国国歌、升起美国国旗时，他把橘黄帽摘下，放在胸口，他的心在赞美自由、开放、宽容、博爱等等这些法国人曾经热烈推崇的价值。 美国左派媒体也不喜欢阿姆斯壮，因为他不仅是布什总统的老乡，而且坚定信奉共和党的保守主义价值。这让那些主张吸毒和同性恋结婚的左派们无法接受。而且阿姆斯壮在整个赛程中，一直带著一个十字架项链，每当电视上出现他的特写镜头时，人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个显眼的信仰象征物。 六次征服阿尔卑斯山，六次征服法国，六次征服3391公里，六次让美国国旗升起在欧洲反美大本营巴黎，阿姆斯壮诠释了力量、挑战、潜能、希望、信念。他被称为“终结者”，“超人”。也许他在整个比赛中一直戴著的那个十字架，才能解释一切，他是“上帝的杰作”。 2004年7月26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
| 对台湾的威胁来自哪里？ 2004-07-26 |
| 今天，美国民主党在波士顿召开党代会，正式提名克里为总统候选人，和布什年底对决。克里走到这一步，真是力尽艰辛，在党内初选中，战败了九个对手才胜出。按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的惯例，一般当任总统因没有党内挑战者，所以不需党内初选；而在野党都要经过党内初选，通过公平竞争，胜者出任「候选人」。
看到美国的党代会，让人想到台湾的国亲等在野党，没有一个事先进行党内初选，不要说公平与否，连这种形式都不做，完全是党魁决定，而且都是自我「任命」，一副舍我其谁的霸主气概。 最让人蔑视的是，在「连战连败」、输了两次大选之後，两位在野党主席，没一个像西方民主国家政党领袖那样引咎、负责地下台，而是利用什麽枪击案呵、查票呵等种种借口，死赖在台上。这就像无赖到餐馆吃饭，到了关店时分，他不付账，不离开，一个劲儿纠缠，说这个菜的盐过多，是「争议菜」，那个酒味不正，有「灌水」，还有外面不知谁放了一枪，影响了「吃情」。因为只要没有理由，他就得付账离桌（下台），这「饭店吃主」的地位就终结了。 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关键在於遵守游戏规则，败选认输，退出牌局。而国亲两党，在选前就没有党内民主的自由竞争，而且在败选几个月之後还不认输。这种做法无法不令人担忧，阻挡台湾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会给台湾带来危险的，未见得是对岸的专制中国，而是台湾内部那些只认权，而毫不再意台湾前途的政客们。 谁都清楚，保护台湾安全的最大实力，既不是台湾的现代军力，也不是後台老板美国，而是台湾民主制度的成熟。无论中共怎麽叫嚣，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个民主国家被独裁国家吞噬，而自由世界容忍的先例。所以，任何声称要保卫台湾的人，如果不首先保卫台湾的民主制度，就是骗子。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7月26日铿锵集） |
| 美国和台湾的「壹号人物」 2004-07-22 |
| 谁是美国的「壹号人物」，或最受民众欢迎的政治领袖？一般人可能马上想到当任总统布什，但从前总统里根去世後美国人的悲痛和哀悼，以及世界领袖的高度评价来看，显然是这位冷战时代的美国总统。
在美国过去的民调中，里根多次在「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中名列前茅。在他去世前，在活著的六位美国总统中（福特，卡特，柯林顿，老布什，小布什），他从来都被美国民众排在第一位，最受爱戴。 里根为什麽这麽受欢迎？因为他有很多其他领袖人物都没有的特质。在八十年代担任两届八年总统中，他的主张，他的理念，被总结为「里根主义」，主要有三大内容：第一是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第二是紧缩开支、削减福利，实行小政府；第三大幅削减税收、实行更充分的市场经济。 里根担任总统的时代，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专制集团，严重对峙的时代。由於苏联拥有核武器，因此美国等自由世界生活在可能被毁灭的恐惧阴影之下。 但里根总统体现了人类敢於挑战邪恶，战胜专制的勇气，面对苏联的威胁，他不仅不屈服、不让步，而且领导西方世界，最後战胜了苏联帝国，促使了整个共产主义在欧洲以至全球的崩溃，从而赢得了冷战的最终胜利。 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评价说，里根「改变了世界的地图」，遏阻了共产主义向世界的蔓延。在911世贸大厦被炸後领导人们从废墟上站立起来、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的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说，「所有渴望自由的人，都应该感激美国有这样一位坚定对抗共产主义的伟大总统」。 在共产苏联曾不可一世的时候，里根总统以他的道德勇气公开给俄国定性：「苏联是个邪恶帝国」。当时的左派民主党籍总统卡特，竟吓得要命，担心里根这样批评红色苏联，会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左派媒体和民主党，则一致攻击里根，说这样批评苏联是「挑衅」，是「战争叫嚣」，是走向冲突。但里根不为所动，坚定反共，绝不妥协和退让；并提出研制反导弹防御系统，让美国以至自由世界能生活在没有核武威胁的安全之中。今天美国正在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就是得利於里根的远见和最初的坚持。 里根到西柏林演讲时，面对那面代表专制和封闭的柏林墙，坚定地喊出，「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墙。」这种直接向苏联「叫阵」，又是引起美国及欧洲左派媒体和政客们的恐慌，他们对待苏联的态度是，谨小慎微，唯恐得罪莫斯科，要和共产主义「相安无事」。但里根是典型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他坚持反共，并坚定相信最後一定会战胜共产邪恶。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乐观，最有积极进取精神的领袖，他的微笑，他的幽默，他的达观，他的坚信，鼓舞了在核子武器阴影下生活的美国人和自由世界。 曾给里根做过八年副总统、後来自己做了一届白宫主人的老布什总统说，「里根总统是最坚持原则的领袖，这一点最令人难忘。」八十年代，里根总统和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联手领导了一场经济革命，限制政府权力，降低税收和福利，经济充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在里根任内，美国通过了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议案，把当时最高等级的70％的个人所得税，削减到28％。在减税後的最初阶段，美国经济陷入停滞，不要说民主党和左派媒体攻击里根的经济政策，连他的白宫助手们都打退堂鼓，但里根坚持不退步，孤独地坚守他的原则和理念。结果减税发生了奇迹般的作用，里根的自由经济政策，为後来美国有长达连续110个月（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基础。 里根的这一切，来源於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乐观，他的活力，他的原则理念，他的强烈的道德使命感，都来自他的祈祷，他对基督耶稣的确信。在他上任第二年遭暗杀袭击时，不仅他自己坚信上帝还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罗二世和德蕾莎修女都同样告诉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战胜苏联共产帝国、结束冷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里根总统是上帝给予美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一切向往自由的人们的「礼物」。对於台湾人民也是如此，正是里根担任总统之後，提出并通过了保护台湾的「六项对台保证」，更加明确地承担对台湾的安全责任，遏阻中共对台湾的任何可能军事攻击。 在谈到美国的壹号人物时，不期然让人想到台湾的「壹号人物」。令人惊讶的是，台湾的情况竟和美国十分相像。经过这次大选，也许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当任总统是「壹号人物」，但我观察和阅读到的情形是，台湾的「壹号人物」是前总统李登辉，他不仅在台湾民众中受热烈欢迎的程度颇有里根在美国的阵势，而且他在很多方面也和里根非常相似。李登辉也是坚持反对共产主义的不妥协立场，绝不屈服於共产中国的威胁和打压。在担任总统时，他就表示，要使台湾成为一个小辣椒，让对岸的中共吞不下去；并公开把中共定性为「土匪政权」。其勇气不亚於里根说苏联是「邪恶帝国」。 李登辉还在总统任期内，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台湾和中国的「两国论」。尽管该说法在台湾、中国和美国都引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一片指责，但李登辉从未从该立场後退，坚持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近年来他更进而推动台湾正名、公投制宪，绝不在原则理念上打折扣。正如里根坚持要喊出「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墙！」 更重要的是，像里根一样，李登辉也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许多人说这次台湾大选绿色险胜，是上帝保佑台湾。其实上帝保佑台湾的第一步，是选择了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李登辉出任台湾首届直选的总统。正是李登辉领导台湾走向民主化、本土化、真实化的理念，才为台湾的今天提供了可能。有人形容李登辉带领台湾人民所走的路，就像《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个上帝给予的新的国家。李登辉本人也这样激励自己，承担这个使命。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大会上引用摩西的故事，说上帝把这片土地给了台湾人民，台湾人应该感谢上帝的恩赐和祝福，并热爱这片土地。 从里根和李登辉都可以看出，要想成为民众心里真正的「壹号人物」，必须要有坚定的理念，有上帝给予的使命感。在面对困境时，能够不妥协，不畏惧，不退缩；并且能力排众议，坚持原则，坚守理念，坚定胜利的信心。里根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不去看民调，不去看报纸媒体怎麽评价，而是通过祈祷倾听上帝的指引。虽然他无法确定上帝是否站他这一边，但他清晰地选择了站在上帝这一边。 站在上帝一边的里根，用他自由价值的理念，没用打一枪，就战胜了邪恶的苏联共产帝国，赢得了冷战；站在上帝一边的李登辉，也必定用他的民主价值的理念，赢得和共产中国政权的较量。 2004年6月5日写於听到里根总统逝世消息後 （原载台湾《壹号人物》月刊2004年7月号） |
| 美国人不相信左派媒体 2004-07-21 |
| 虽然距总统选举还有三个多月，但美国两党的竞选战，已全面展开。下周一（26日），民主党将在波士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克里为总统候选人，紧接著共和党的全国党代会要在纽约举行，为布什总统和克里对阵造势。
《纽约时报》报导说，克里阵营准备投入八千万美元做电视广告，来推广「克里总统」。因为据最近的民调，仍有30％以上的美国人，对克里「无法评价」，显示很多选民仍不知道克里是怎样的政见，怎样的人。 虽然美国的总统大选是一场两党间的「政治决斗」，但同时也是美国媒体的一场新闻大战，因为美国的主要大报、电视和电台等，在党派和原则上，几乎没有所谓「中立」，都是根据左右两种理念而分野，支持各自认同的政党。例如像被称为左派旗舰的《纽约时报》，以及被称为美国最左倾报纸的《洛杉矶时报》以及居於两者之间的《华盛顿邮报》等，是支持民主党的主要左翼报纸，而和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大报《华尔街日报》，以及最右的报纸《华盛顿时报》等对阵。 在无线电视方面，全部美国三家主要电视台都是左派民主党的拉拉队，但美国的17,000多家广播电台，绝大多数都支持共和党，因而构成和无线电视的舆论平衡。而在有线电视领域，则是CNN和福克斯（Fox）两大电视台一左一右地对打擂台。 不仅美国的主要媒体这样鲜明地政治分野，美国民众在媒体选择上的政治偏爱也越来越明显。例如《纽约时报》7月21日发表的「Pew研究中心」（PRC）最新民调显示，观看保守派观点的福克斯电视的美国民众，41％是共和党籍，29％是民主党籍。而观看左派观点的CNN电视的美国民众，则比例反了过来，44％是民主党籍，25％是共和党籍。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基本被左派媒体主导。但911後，美国媒体的生态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引人注目的是，左派报纸的销路下降，而反映右翼保守派观点的媒体，收视率等则大幅上升。 例如，澳洲媒体大亨默多克拥有的右翼报纸《纽约邮报》的销量，过去三年每年都以两位数增长，日销量已达68万份，成为全美第七大报。美国保守派大报《华尔街日报》增幅达16％，日发量209万份，成为美国严肃媒体中发行量最大的日报。而且该报是全美大报中，唯一电子版收费的，每年79美元，目前有订户68万，其中一次性付清全年订费的28万订户，被算进该报发行量之内。虽然《今日美国报》日发量超过《华尔街日报》，但由於它许多是旅馆赠送，再加上内容小报化，因此不被列入严肃报纸行列。 按新闻惯例，遇到911以及伊拉克战争等重大事件，媒体的收视率和发行量，都会自然呈上升趋势，因为民众这时候更关心新闻。但美国左派报纸电视等，则因意识形态化地反伊拉克战争，结果大多发行量下降。例如全球知名的《纽约时报》，则发行量一直下滑，今年上半年才略微上升了0.27％，现在日发112万份，才是《华尔街日报》的一半多一点。《华盛顿邮报》发行量则下降了3％，日发77万份。《洛杉矶时报》降幅1％，为95万份。 在有线电视领域，建立了24年的左派旗舰CNN，其国内收视率大幅下滑，而创办了才8年的右翼电视福克斯的收视率前年就超过了CNN，尤其是它的主要政治评论节目，收视率竟是CNN的一倍以上。 不仅左派媒体的行情下跌，而且美国民众对左派主导的媒体的信任度，也比4年前大幅降低。例如，根据上述民调，共和党籍的观众，对美国三大左翼无线电视台的内容相信程度，平均起来才只有16％；即使是民主党籍的观众，对这三大台内容的信任度，平均也才32％，不到三分之一。而对《纽约时报》，共和党籍民众，对其信任度才14％；民主党籍民众，也才只有31％。 虽然美国的媒体主要由左派主导，但美国多数民众却不那麽相信它们，这才有了保守派的布什当选了美国总统。因而今年11月的美国大选，仅仅从美国左派主导的媒体上恐怕无法预测出胜负，真正的指标，还是多数民众的人心所向。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7月21日） |
| 【推荐文章】华氏911∶不可救药的无限阴谋论？ 2004-07-21 |
| 美国记者Tremoglie最近撰文指出轰动全球的“纪录片”《华氏911》中多有误导观众和刻意撒谎。 开篇Tremoglie即指出，在华氏911上映当天，《纽约时报》发布新闻《档案显示∶伊拉克人为了寻找沙特的敌人而和本拉登联系》，该新闻证明了电影中关於布什就本拉登和伊拉克关系撒谎的指责无法成立。
1，布什的休假 电影中Moore引用华盛顿邮报消息，说布什上任前8个月有42%的时间在休假。这种数字让人猛一看觉得吃惊，其实呢，《华盛顿邮报》後面还有一段话，导演Moore“忘记”告诉观众了，就是这些休假很多是周末，在大卫营的休假还包括工作访问。 粗算一下，8个月240天，42%是100天左右，其中周末就有60多不到70天，这样周末以外的休假就成了15％以下，加上布什年初就职，上半年有复活节假期等等，这可以精确计算一下。 2，布什知道消息的前几分钟，导演Moore奇怪的无辜观念 这是一个广为流传的事情，Moore当然不会不加以利用，他放了当时在弗罗里达一所小学被告知发生911恐怖袭击的镜头，并挖苦布什的表情显得他茫然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类似的话我自己也听过很多。Tremoglie反问，那麽布什是否应该马上拿起剑去和恐怖分子开仗？当罗斯福听到珍珠港的消息时他是这麽反应的麽？ 第一架飞机撞机是上午8:45，布什被告知是上午9:05，而布什的第一次全国讲话时间是9:30，也就是在他知道消息後的25分钟。 与布什相比，Moore在911袭击的第二天在自己的网站发布如下消息∶ “仅仅8个月时间，布什又让整个世界憎恨美国。如果这次袭击是报复布什，他们却是以杀害了成千的没有投布什票的人！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特区，以及飞机在加州的目标——这些都是投票反对布什的地方！为什麽要杀害他们呢？” 言下之意大约是，Moore认为恐怖行为的错误并非在於滥杀无辜，而是在於杀错了人。Tremoglie问道，是布什还是Moore精神状态更稳定一点？ 3，关於9月13日“沙特飞行” Tremoglie指出当时实际情况是沙特人或者其他任何人都可以乘坐包机和商务飞行。而导演Moore只拍摄出当时沙特商人的飞行记录，给人的印象是当时只有沙特商人有特权飞行，这种靠给出部分消息误导观众的方法被Moore在片中多次使用。 并且，Moore表示FBI从未质询过离开美国的沙特商人，暗示布什和沙特人有秘密的交易。实际情况是该片中作为消息来源的当时的反恐负责人Richard Clarke已在911调查委员会作证∶是他批准这些沙特人离境，并且布什对此一无所知。 4，以工人世界党和世界社会主义者作为消息来源 Moore用工人世界党作为来源，指称伊拉克战争为石油战争（类似观点非常时髦），工人世界党以金正日、斯大林、米洛舍维奇为偶像，是一个在共产主义政党中都被认为神经错乱的派别。Moore的逻辑是，布什家族和沙特有商业往来，而劫机犯也是沙特人。Tremoglie认为，如果这一逻辑成立，那麽Moore本人应该为奥克拉荷马城爆炸案而接受审问，因为他和主犯麦克维都是密歇根人。 关於阿富汗战争，Moore指出这一战争并非为了反恐，而是为了让Unocal公司在阿富汗铺设管道，获取商业利益，证据是阿富汗总统Karzai曾经是Unocal公司的顾问之一。 这一阴谋论始於1998年，不过有趣的是∶当时被指为和美国合作建设管道的是塔利班，而现在这又成了美国为什麽要淫除塔利班的证据。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和工人世界党一同在华氏911中作为证据来源的世界社会主义者1998年11月6日刊载的同一内容的阴谋论中，影射的主角却是伊拉克和克林顿。 华氏911篇中放映了一个Kharzai签字的管道建设合同，给人的感觉这就是Unocal的合同。但导演Moore恰恰“忘记”告诉观众，这个合同即没有Unocal的份，也没有美国的份。 5，关於爱国者法案 Moore声称，美国的爱国者法案正让美国成为纳粹德国，证据是Fresno县对一个反战组织Peace Fresno的渗透。但有趣的是，Moore从来没有告诉观众这一事件和爱国者法案之间有任何关系。 Moore引用一个议员的话，说他的同事没有人读过爱国者法案。并以此为证据证明它伤害了公民自由，不过很快Moore又自打嘴巴，因为他在片中放了一个女议员对爱国者的定义提出了两点细微的批评，显然，她读过了该法案。 Moore又指出议院中都是伪君子，因为只有一位议员的孩子在伊拉克服役，Tremoglie认为，如果这种推论合理，那麽林肯也必然是伪君子无疑。 对於政权的批评是任何一个自由国家的常态，但是自由思想者如波普尔对左翼政治派别廉价的无限阴谋论却深恶痛绝，它的实现非常容易∶截取两个片段，给你一个联系的暗示，从此你心中就凭添挥之不去的阴影，它的功能只是让孩子在懵懂的年代就认为自己正生活在巨大的阴谋当中。这部电影在法国获得了金奖，说明了法国人多麽希望有美国人来肯定美国多厶糟糕。与此同时，正义的法国正和德国一道，要说服欧盟解除1989年以後的对中共武器禁运。 如果谁关心911，可以去关心美国911调查委员会的诸多听证，这麽严密的审核下如果还能隐藏如此大的阴谋，布什大概真的成了半仙。 （原载网络，作者不详） |
| 别当连战的「兵马俑」 2004-07-19 |
| 七二水灾时，在台湾电视上看到一个画面，国民党主席连战到中部视察灾情，还挽起裤腿，光脚走在水中，当然四边是簇拥的幕僚随从。
看到这个场面，不期然让人想起大选前夕，连宋等人趴在地上啃泥土的样子，这个「光脚秀」也给人那种矫情做作的感觉。 类似这种事如果发生在美国，肯定会遭到媒体的修理。例如，911纽约世贸大厦被毁时，在上次大选中败北的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就没有到世贸废墟「视察」，连前总统克林顿也没有去那里「慰问」。他们所以不像连战那样去「视察」，以示「体恤民情」，就是因为，如果去，就会被舆论和民众骂为「做秀」，因为明摆著的事，落选卸任的人，首先应该非常自觉地不去抢执政者的风头；其次，不当政者，已不能给灾民带来实质性帮助和利益。布什总统去那里视察，可以给纽约带来联邦政府四十亿美元的援助款；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去慰问，因为他是纽约市领导人，他必须这样做，这是他的职责。而其他任何落选的政客、过气的政治老人等去那里「视察」，不仅对那里的灾情无助，还等於乘人之危，要发自己的「政治秀」财。如果连战能把庞大的国民党党产拿出几个亿，捐给灾民，也算说的过去，但从没看到报导说连战这样做；所以他去「视察」灾情，纯粹是政治表演。 连战为什麽这麽做？当时一同观看这个电视画面的一位台大医学院教授的回答可谓一语中的：「在连战心里，他还是副总统。」这就是连战以及台湾整个在野党的问题，输了不认输，心里还在「执政」。这种不管胜选还是败选，横竖我都是统治者的心态，不仅在政治上自毁，最後也会使自己的政党成为兵马俑。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7月19日铿锵集） |
| 追究用媒体煽动仇恨罪 2004-07-15 |
| 据美国《大纪元时报》报导，7月14日上午，正在美国康州纽黑文市访问的原武汉市广播电视局局长、武汉市电视台台长赵致真接到了美国联邦法院的民事诉讼传票，他被控告在担任中国媒体负责人时，制做影片煽动仇恨，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这是法轮功成员首次在海外起诉中国媒体官员。
据法轮功成员的控告书，赵致真在担任武汉市电视台长时，曾领导制作了批判法轮功的专题片，该片成为中国当局丑化法轮功及领导人、对中国人进行洗脑的主要宣传品之一，公安干警看过这部片子之後，对法轮功增加仇恨情绪，而更倾向严厉镇压和摧残法轮功学员。 据报导，赵致真不仅直接领导参与了制作这部煽动仇恨的宣传片，他还担任镇压法轮功的“中国反邪教协会”理事，而中国很多地方反邪教协会直接挂靠於专职镇压法轮功的中共中央“610办公室”。 法轮功学员所以在美国起诉前武汉市电视局长，是因为国际社会对此有过先例。去年底，联合国“战争罪刑事法庭”对1994年在卢旺达大屠杀中利用媒体煽动暴力的三名被告进行了审判，其中卢旺达前政府新闻官员、“千丘广播电视”负责人纳西马纳被判无期徒刑；该电视创办人巴拉亚维萨被判35年徒刑；另一名报纸总编辑纳泽被判无期徒刑。这是国际社会首次认定利用媒体煽动仇恨应与实行种族灭绝同等论罪。 在此之前，法轮功成员还在美国芝加哥市伊利诺州北区联邦法庭以“灭绝人类罪”起诉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虽然芝加哥法院以江泽民是“国家元首”为理由驳回此案，但法轮功学员又上诉到美国联邦第七巡回法院，今年五月底该院开庭审理此案。 除了江泽民之外，法轮功学员还在美国起诉了原辽宁省长、现担任中共商业部长的薄熙来等官员，因辽宁省在薄熙来执政时，是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 法轮功成员的这种行动预示著，在江泽民当局迫害法轮功学员，中国毫无司法公正的情况下，人们有权利在美国这样自由的土地上，在法治的环境中，起诉追究那些迫害者，讨回公道。 近年中美之间人员交流日益扩大，中国很多高官到美国旅游访问，这种追究行动，等於告诉那些参与迫害中国人、手上有血的责任者，他们在中国胡作非为、涂炭生灵之後，不可能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来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好像什麽事都没有发生一样。正如这项起诉案的原告律师所说，“这是让那些选择用暴力镇压信仰的中国官员知道，他们并不能因为自己可以掌控国家法律，就可以避免责任。” 据7月14日《纽约时报》报道，夏威夷法庭近日对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在美国的财产做出裁决，同意那些在马科斯统治时遭到迫害的菲律宾人的起诉和要求，用马科斯在美国的八千万美元资产，作为赔偿。此案等於又开先例，今後法轮功成员，可以起诉那些曾参与镇压法轮功、并在美国有资产的中共官员以及媒体人员，用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作为赔偿费。据中国官方学者的报告，中国一年获得直接外资是四百亿美元，而套汇转出的资金高达四百二十亿。从这个资金数字可以看出，人们有很大的空间，来追究、追讨那些迫害者的责任，至少让他们付出金钱等代价，给那些被迫害致死者、致残者等一点点补偿。 当然，最终的追究和追讨是在中国，当中国有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有了法治和民主，不再有江泽民和“610办公室”，那个时候，中国人不仅将追究薄熙来、赵致真等，还要挖掘所有的历史真相，追究惩罚所有的暴政帮凶，使中国成为一个公正的社会。 2004年7月15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
| 陈仪深：曹长青教训黄光国 2004-07-14 |
| 上个礼拜民视的「头家来开讲」，有一次邀请黄光国、曹长青、林文义三个人上节目，其中林文义不敢采取立场，只讲一些「两位的观点都很精彩、两党不要龟笑鳖无尾」之类的门面话，可以不论；黄、曹两人的对话，充分显示一个自我蒙蔽的本地知识分子，被一个冷静第三者看透、看扁的活生生例子。
黄光国长期在台大心理系任教，是1989年澄社创立时的社员，之前也曾受邀加入联合报系的《中国论坛》编委会，发表过不少时论，因而有一些「自由派」的形象；但九○年代民主化的过程中，黄光国显得格格不入，尽讲一些「民粹亡国」的刻板言论，2004年总统大选以後，他并不掩饰他的浮躁心情和蓝色偏好，已经可以列入「免讲道理、逢扁必反」的阵容。在这次的论辩中，黄光国强调台湾民主的最大毛病是每逢选举就有政治人物不顾民瘼，只会操作族群对立来争取选票，他对台湾和中国的国族主义都表示反对，认为会造成希特勒现象。 曹长青则认为台湾的选举政治，所呈现的问题是认同对立而不是族群对立，否则必是85％VS.15％，而不是现在的50％VS.50％。 其次，曹长青认为不应该把中国的国族主义和台湾的国族主义等量齐观，因为中国的统治者过去以国族之名杀人无数，如今继续以国族之名抗拒民主、打压台湾、箝制言论自由与人身自由，而台湾的政府今天为了自救而强调主体意识，反对者可以天天在电视上骂政府，既不会被抓去关也不会丢掉工作。 黄光国被曹长青反驳之後为了掩饰理亏，竟然说曹长青「长年在美」的缘故不了解台湾，「我们长住台湾的人才知道」如何如何，而且「如果台湾民主没问题，我们这群人就不会出来组织民主行动联盟」云云。黄光国讲到这里讲不下去，就转移话题发表「一中欧盟」的理论，这下子轮到曹长青说他不了解中国了，如果了解北京领导人对一中的坚持，就会知道一中欧盟只是一厢情愿的浪漫幻想。 曹长青果然是头脑清楚、口才俐落的民运人士，他站在民主、人权的立场关心台湾、鼓励台湾，其实就是关心中国未来的民主。我们一方面感谢曹长青的仗义执言，一方面也对那些糊涂的本地知识分子感到羞耻。 （作者为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员、台湾北社副社长，2004-07-14《台湾日报》） |
| 美国为何比欧洲繁荣强大 2004-07-14 |
| 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和欧洲发生分歧，大西洋两岸出现鸿沟，迄今也没完全修复。但最近发表的一份经济学报告揭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鸿沟」更深，无论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还是生活品质等，美国都远远超过欧洲国家。
这份题为「欧洲和美国对比」的报告，是由「瑞典贸易研究所」（SRIT）总裁伯格斯特龙（Fredrik Bergstrom）和该所前首席经济师吉迪哈戈（Robert Gideha）研究撰写，近日由瑞典智库Timbro发表。 根据这份报告，全部欧洲国家，只有卢森堡这个小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和美国50个州差不多，其他全部欧洲国家，都低於美国50州的平均水平。 该报告说，如果欧盟15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100点的话，那麽美国50州的平均水平则高达139，超过欧洲近40点。 美国排名第一的是首都华盛顿特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440，超过欧洲平均值340点；其次是达拉维尔州，199点；然後是康州，190点。欧洲唯一超过美国50州平均水平的卢森堡是194点。除此之外，欧洲只有比利时（107）和法国（105）超过欧洲平均水平，剩下的国家都低於100点。而欧洲的两大国意大利和德国，才各自是100点，和美国普通的两个州蒙他那州和阿肯色州（都是99点）几乎一样。美国有四个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法德意这三个欧洲工业国。 据这份报告，2000年，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於欧洲平均值32％！而且过去三年来，这个差距并没有缩小。撰写这份报告的两位经济学家说，如果美国的经济现在「冻结」不再变化的话，而欧洲国家的经济一直成长，那麽也要十多年後才能赶上美国现在的水平。只有欧洲实行市场经济最充分、税率最底的爱尔兰（个人所得税12.5％，并是单一税率），明年才会赶上美国；而德国和西班牙，要到2015年，即10年之後；意大利、瑞典和葡萄牙三国，要到2022年，即18年之後，而这是指美国经济不动，一直等欧洲赶上来预估的。 美国和欧洲的穷富差别还体现在，平均每个美国人比欧洲人每年多出9,700美元的收入，因此美国人可以买更多的汽车、电视，电脑，空调机等等。这份报告说，「在可见的将来，绝大多数欧洲人根本不会赶上美国人的生活水平。」 美国的富有还体现在，穷人数量在大幅降低。1959年，美国有22％的穷人，现在降至12％。1999年时，25％的美国家庭被定义为「低收入」，标准是年收入低於二万五千美元。如果欧洲的典型福利国家瑞典按美国这个标准的话，那麽瑞典人口的40％都是「穷人」。 另外，美国的「穷人」和欧洲还有不同，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去年的报告，美国12％的「穷人」中，46％已购有自己的房子；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其中近三分之一有两台或以上；65％有洗衣机，76％有空调机，而这在欧洲被视为奢侈品。 更显著的不同是，美国拥有自己住房的「穷人」，平均每人拥有两个或以上房间的家庭，占68％。美国穷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1,200平方尺，比欧洲家庭（不是指欧洲的穷人）平均多200多平方尺。全部欧洲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是396平方尺，低於美国穷人平均水平的439平方尺。 是什麽原因导致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水平和生活品质有这麽大的差距？从刚去世的美国前总统里根所代表的政策和理念，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一是美国实行了里根式的减税、限制国营成份，削减福利，充分自由市场化的经济政策。1999年时，欧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40％来自税收，法国的税收已占50％以上，而美国低於30％。法国的国营成份占24％，而美国低於15％。因此撰写该报告的两位经济学家说，「欧洲经济之所以落後美国，主要由於公共部份不断扩大，结果成为福利国家。」 另一个原因是多数美国人具有里根式的积极、向上、乐观、奋斗的精神，更重视依靠个人努力的内在力量来获得成功，而不是依赖外部环境。6月13日《纽约时报》在「为什麽美国人总是乐观」的报道中说，美国人坚定地相信自我潜能的作用超过外部的力量。「即使美国的穷人也相信他们是富翁，只不过机会还没到来。」据2002年的民调，在经过科技股票大缩水和911事件的双重打击之後，仍有81％的美国大学生说，他们将比父辈更富有，59％说他们会成为百万富翁。 该年度另一项对全球44个国家、三万八千人的民调显示，在被问到个人成功主要靠自我奋斗还是外部条件时，美国在44国里排名第一，65％的美国人认为靠的是自我奋斗，是内在的力量。这个数字是德国、意大利的一倍，是中国的一点五倍，是佛教社会和穆斯林社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及土耳其的三倍，是孟加拉国的10倍！ 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各有65％的人认为，个人成功要靠外在力量，中国是60％，比德意少五个百分点，显示中国的个人奋斗意识，过去这些年有相当的提高。土耳其最糟糕，相信外在力量的占80％以上。 正是里根总统所代表并实践的小政府、大社会，减税，充分市场经济的自由政策，和坚定基督信仰，自我奋斗，乐观主义，昂扬上向的精神力量，才使美国成为里根所说的，是「山顶那闪亮的城市」，「美国的前面永远是太阳升起的早晨」，充满希望，充满信心！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7月14日） |
| 别把陈文成再杀一次 2004-07-12 |
| 在台湾沸沸扬扬议论总统枪击案真相时，其实台湾最应该调查的是「陈文成命案」以及所有国民党统治时代的「真相」。二十多年前，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後留美教书、曾参加台独立运动的陈文成教授回台探亲时，被「警总」的人叫去「约谈」，结果一去无回，最後在一处校园发现他的尸体，当局放风说他是「自杀」。
现在美国波士顿担任律师的曹永恺，是陈文成当年在美留学时的室友，他曾对我说，这绝不是自杀，因为陈回台时，曹永恺曾托他带瓶酒给自己在台湾的父母，但这瓶酒没有被带到。曹永恺说，如果是「自杀」，他怎麽也会把老朋友托付的这瓶酒送到他父母家之後。陈文成的遗孀说，她被允许去给丈夫收尸，见到陈文成背部都是针眼，不知受到怎样的摧残。 台湾更著名的政治谋杀案是前民进党主席林义雄被「灭门」，母亲和孩子都被杀，而且是在台湾历史上二二八惨案纪念日那一天。 今天，对於台湾来说，最需要调查的失去生命的陈文成和林义雄家人等谋杀案，以及国民党时代的所有政治命案。尤其是陈文成案，那三个把他带走「约谈」的人都在，谁给他们下的命令？他们当时在「警总」的上级处长是谁？当时的警总谁是「司令」？这些都是可查到的，应该把这五人名字公布於众，并进而追究他们的法律或道德责任。 只有那些手上有血、有命案的迫害者受到法律制裁，一个社会才会有公正，正如犹太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Elie Wiesel）所说，不查出真相，遗忘，就意味著把那些受害者再杀一次。我们没能阻止他们第一次被杀害，我们绝不能容忍他们被杀害第二次。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7月12日铿锵集） |
| 《星期专论》台海有没有可能「保持现状」 2004-07-11 |
| 在台湾统独问题的争论中，有两种人反对台湾目前就要走公投制宪、独立建国的道路，而认为应该「保持现状」。一类是「统派」，他们当然也无法说现在就要和独裁专制的中国统一，於是只能提出「我们要保持现状，等中国民主了再统一」。另一种人是倾向台湾最终走向独立，但认为现在喊「独」会惹怒中共来打我们，所以也倾向先「搁置主权，保持现状」，等待中国变化。
对这种「保持现状」的说法我提出四个质疑∶第一，现状是否合理？第二，现状是否能保持住？第三，中国何时能民主？第四，民主之後是台湾人民愿意统一，还是民主中国领导人会容许你独立？ 首先，一个拥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的、民主自由的亚洲经济强国被排斥在联合国外，以及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之外，你的任何一点外交行动都要看霸权中国的脸子，都要受独裁政权的欺压，这是毫无疑问的绝对不合理。对於这种不合理，只有首先靠台湾人民自己的奋起抗争，才有可能改变。而把对自身不合理现状的改变寄托到外部变化，寄托给别人，那注定是自欺欺人。 其次，台湾目前这种貌似不独、不统的现状每天都在变化。在国际上，随著中国经济的膨胀，它欺负台湾的杠杆越来越重，每一天都在增加打压台湾国际空间的筹码，这是不言而喻的。在台湾内部，随著新生代的成长，统派眼看著大势已去，可抓的稻草越来越少，於是他们不仅不惜抛弃民主原则（就像这次大选後的胡搅蛮缠），甚至不惜和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宿敌共产党合作（无数国民党高官今天都成为中共的座上宾）；同时，大批被共产党洗过脑的中国移民，甚至中共特务涌向台湾，这些每一天都在严重地损害著台湾民主自由的现状。更严重的是，在这一切潜流都在汹涌的同时，还有中共每天都在嚣张地扩展著的军力。现状是根本保不住的，只要台湾一天不是一个独立的、受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保护的国家，台湾就每时每刻在被武力征服的威胁下苟活。 第三，中国将来毫无疑问一定会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这个愿景是否有可能很快实现？八九学运中国给了世界一个虚幻的期待，但是十五年过去了，中国除了多了几栋高楼大厦之外，其独裁体制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本质变化，十五年！以台湾的经验来看，从蒋经国时代就开放了党禁报禁，又经过李登辉总统十二年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进民主，再经过陈水扁政府四年的奋战，台湾的民主制度仍遭到劫持和要挟，输家硬是不肯出局。而民主的关键不是胜者怎样做，而是败选必须让位。 可是中国至今连「蒋经国时代」都毫无眉目。而回首八九学运更丝毫不令人振奋，这不仅是因为那麽多无辜生命的损失，还由於那场运动提出的口号不过是「爱国」（还爱那个独裁专制的国）和「反腐败」，这离民主自由的真髓实在太遥远。当年那些由於突发事件而一夜成名的学生「领袖」们，不仅多数已经在为民主奋斗的路上无影无踪，而且十五年过去了，人们看不到他们中哪一个对西方民主价值有了流淌在血液里的认知，做出点稍微像样的论述或行动。而中国知识份子的主体至今也仍是专制的附庸。 即使民间一切状况都比今天好，中国的变化也是一个未知数。从近年来独裁国家转变成民主国家的现实来看，只要最高领导人不变化，发生从独裁到民主的本质变化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苏联不出戈尔巴乔夫，整个东欧今天的变化都是难以想像的。而美国旁边的古巴就更能说明问题。古巴拥有得到美国支持的最强势的海外反对团体，就在它游泳就可以抵达的对岸迈阿密，其国内异议反抗也从未间断过，但就因为卡斯特罗一个人不变，於是整个国家就只有跟著倒楣，即使在最自由、最强大的美国眼皮底下也毫无办法。 这种情形在中国政治上恐怕更是如此。这点李登辉先生在他的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中已经清晰地指出∶「中国的文化、独裁政权中，如果只是老百姓反对，政府还是有办法打压到底，唯有领导者改变他的思想才能够民主化，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领导人没有这种头脑，根本就没有办法谈民主化。」 这点想来令人十分沮丧，但却很可能是人们无法不面对的事实。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现在连「蒋经国时代」都还没有到来，就更没有李登辉的影子。那麽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自由和尊严，要不要押在一个连影子还见不著的未来上？中国人民无奈，只能一边奋斗，一边等待。而事实完全独立於专制中国之外的台湾人民有条件，为什麽还要消极等待，而不选择积极奋斗？ 第四，虽然在中国政治中，最高领导人的变化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但共产国家又有变数极大的特色，所以也不排除中国会由於某个突发事件而一夜之间变成民主国家的可能性，虽然这种可能很小。那麽即使中国一夜成为民主国家，台海两岸会是个什麽关系？有没有可能统一？ 到那时，经历过多次全民直选总统的台湾，人民会不会同意把台北「总统府」的牌子摘下来，换成「省政府」？即使那时老态龙锺的连战、宋楚瑜成为台湾的正、副总统，他们会不会同意回头再做一次「台湾省长」？那时相对已经走向成熟民主政治的台湾愿不愿意抱起中国这个「民主大婴儿」？台湾相对远高於中国的人均收入是否情愿和中国均衡（这里指从国家整体利益对外的角度来讲）？ 对台湾的现状越深入了解，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会越是否定的。我认为那时台湾和中国的关系，还是国与国的关系，只不过在这个基础上有可能发展某种地位对等的特殊关系，或者松散的联邦形式。而完全变成中国一个省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既然迟早都是国与国的关系，那「保持现状」而拖延独立建国的意义又在哪里？ 对於那些并不主张「统」，只是期待民主中国的领导人会笑脸欢迎「台湾独立」的朋友们，看看海内外那些坚定反共的中国人，怎麽同仇敌忾地反对台独的劲头儿，就别寄望太高吧。期待太高，必定失望更深。对於一个拥有漫长的封建历史、悠久却在世界上属於弱势文化的大中国，其自傲又自卑的心态，会导致民族主义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是领导者收拢人心的最大武器。 那时要想独立，何尝不又是一搏？ 从上述种种分析来看，「保持现状」只是个说法，事实上不仅「现状」根本保持不住，也没有保持的意义。因而今天对台湾来说更迫切和必要的，是应该通过公投制定一部尊重台湾的真实，适合台湾的现实，更符合民主原则的宪法，使台湾从根本上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台湾的国家地位越正常化，其安全系数才越高。而一个独立的，拥有成熟民主、繁荣经济的台湾，无论今天和将来，对中国的实质性的帮助都会比成为中国的一个省要大很多。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7月11日《星期专论》） |
| 结束暴政，避免屠杀——写在七七抗战67周年 2004-07-07 |
| 今天是中国抗日战争正式开始的「七七事变」67周年。八年艰苦抗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惨烈悲壮的一页。即使连大陆影片「血战台儿庄」，也记录了那种悲壮：面对日军的坦克，国军战士没有武器可以抵抗，最後两个战士把一堆手榴弹挂满身上，滚到坦克下面同归於尽。他们赴难前只留下一句话∶「别忘了逢年过节在我碑前烧张纸。」
这个场面是中国人惨烈抗战的缩影。中日战争是一场力量极为悬殊的战争，中国当年没有工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军队，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几乎是以血肉之躯来抵抗侵略。 每到「七七」抗战纪念日，中共都会举办一些活动，宣传说共产党是当年抗战的主要力量，《人民日报》社论曾宣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今天，在海外可以得到自由信息的情况下，更能清楚地知道，中共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谎言，因为历史真实是，中共军队虽然参加了抗战，但从始至终都没有承担抗日的主要战场，更谈不到什麽「中流砥柱」。这从下面几个史料就可以看出∶ 第一，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一直是国民党执政，蒋介石是国家元首，中共从没有获得领导权，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抗战」也不可能是共产党领导的。 第二，历史资料都记载著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担负主要战场，共产党部队只是在敌後打游击。据史家统计，八年抗战期间，国军伤亡341万；共军伤亡61万。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承担主要的战场。 第三，大陆拍的抗战影片多有日军进村抓「八路」的镜头。日本人称共军为「八路」，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中同意归属为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统一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约两万人。一个两万人的分支怎麽就是「中流砥柱」？ 第四，盟军在美国密苏里战舰上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的仪式上，是国民政府的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出席，战舰上并没有任何中共「中流砥柱」。 第五，近年史料更披露出，毛泽东当年实行「三分抗日，七分发展」的策略，不仅消极抗日，还对发动百团大战、歼灭日军的彭德怀将领给予处分。而王震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在南泥湾的「大生产」，实际上竟是种鸦片，从事贩毒。 对这些历史事实，中共并非不清楚。但北京政权却故意扭曲历史，争抢抗日战争「领导权」的光荣，把自己装饰成中国军民惨烈抗日的化身，利用中国人爱国抗日的民族情怀，让人们在认同中华民族的同时，认同北京政权。 抗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双重恶果∶一是中国军民伤亡两千万；二是给了中共坐大的机会。结果中共建政之後，据西方学者的估算，可能造成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它是抗战期间中国死亡人数的四倍！ 因此在「七七」抗战纪念日，人们不仅缅怀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更要坚定结束中共暴政的信念。只有中国成为民主的国家，才会有真正的强大，不再发生外敌侵略，和内部共产党的屠杀。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7月7日） |
| 北京对达赖喇嘛的“软硬功” 2004-07-05 |
| 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递交了关於西藏问题的专门报告，此举引起北京强烈反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谴责美国“干预中国内政”。而达赖喇嘛近来频繁出访西方国家，标示911後，北京试图把藏独打上“恐怖主义”标签已基本失败，华盛顿、北京和达兰萨拉的三角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提交了的关於“西藏问题”的专项报告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方面重申美国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另一方面强调支持达赖喇嘛寻求西藏“真正自治”的“中间路线”，敦促北京重视保护西藏独特的语言、宗教和文化遗产，尊重藏族的人权和自由。 ●对达赖喇嘛提出“三条件” 针对美国的西藏问题报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强调∶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美方提出这种专项报告，等於为达赖的分裂行径张目，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同时章启月再次提出“我们可以同达赖喇嘛进行接触商谈”的三条件：要求达赖喇嘛，一，公开声明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二，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三，真正放弃“西藏独立”主张，停止分裂祖国的活动。 布什总统提出这份报告，是例行做法。因2002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外关系授权法》，其中规定白宫必须每年向国会提出关於西藏问题的专项报告。去年五月，布什总统按法案要求，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份西藏问题报告，今年则是循例提出第二份。 从美国通过这项立法，以及去今两年的西藏报告内容来看，虽然911後北京试图把西藏分离运动纳入“反恐”处理，把藏独打上“恐怖份子”标签，但美国并没有接受北京的逻辑。布什政府的西藏政策仍延续911前的轨道，没有重大改变，即仍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同时要求北京和达赖喇嘛对话，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该项政策仍有倾斜达赖喇嘛，向北京施加的色彩。 ●北京反恐“扩大化” 911後，北京利用美国需要反恐支持，以及由於反恐而无暇他顾的战略形势，增加了对新疆、西藏分离运动的镇压力度，主要策略是把疆独和藏独打上“恐怖份子”标签而予以镇压。 但北京的这种策略在西方没有获得回应。因为达赖喇嘛一直强调非暴力，而且无论是流亡西藏社区还是西藏内部，都没有暴力袭击中共机构事件发生，即使是强烈主张西藏独立的“西藏青年大会”（总部在印度达兰萨拉），也仅是口头上强调武装反抗北京，而没有采取具体行动，因而北京试图把藏独纳入“恐怖主义”，没有在国际上获得认同。 今年5月23日，中共国务院发表了题为《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的白皮书，首次正式拒绝了达赖喇嘛过去多年提出的放弃独立、仅要求西藏高度自治的主张。该白皮书明确指出，西藏“自古”属於中国，不能实行港澳模式；西藏不能实行达赖喇嘛主张的“高度自治”，而仅适合现在这种北京中央政府领导的“民族区域自治”，不能实行一国两制。北京此举显示，不管达赖喇嘛做出怎样的妥协，北京的谈判大门仍然紧闭，其政策似更趋强硬。 ●把西藏问题“国际化” 面对北京把藏独纳入“反恐”的意图，达兰萨拉的反应是增加对国际社会的游说努力。达赖喇嘛过去两年对西方国家的访问更加频繁。仅今年，达赖喇嘛就访问了加拿大、英国等国。 四月，达赖喇嘛横贯加拿大访问，西自温哥华， 东至渥太华，最後到多伦多，访问长达19天，被加国主流媒体密集追踪报导，反响强烈。加国总理不顾北京事先反对，仍和达赖喇嘛正式会晤。 五月底，达赖喇嘛访问了英国，北京曾事先警告，如利物浦官员接见达赖喇嘛，将考虑取消该市和上海的姐妹城关系，但利物浦市长在市政府大厅为达赖喇嘛举行了欢迎宴会。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也和达赖喇嘛正式举行了会晤。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也於五月底抵达巴黎访问，同八名法国议会议员会晤，并在法国议会大厅发表演讲。随後又到英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访问。 这些成功的访问等於破解了北京试图把藏独打入恐怖组织的战略意图，同时增加了当地国家政府对西藏问题的重视，例如法国议会最近宣布，明年为“西藏年”，以举行支持西藏活动，引起人们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对话前景暗淡 从北京的反应和过去两年来的对西藏政策来看，北京和达赖喇嘛对话及谈判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从五月下旬北京发表的西藏问题白皮书，正式回绝达赖喇嘛提出的“中庸之道”政策，拒绝给予西藏一国两制地位来看，北京对西藏的政策更趋强硬。 过去两年来，北京不仅试图把打击藏独纳入反恐，还采取国际游说方式，反制达赖喇嘛把西藏问题“国际化”。今年五月底，中共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组派了藏学家活佛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在第一站洛杉矶与美国学生学者座谈交流，还参与当地媒体节目，宣讲北京对藏政策等。北京一面使用反恐打击藏独的“硬力量”，一面用派官方藏人学者出访游说的“软力量”，这两手策略可能是今後北京对付达赖喇嘛的主要形式。 从美国连续发表西藏问题的专项报告来看，美国并没有接受北京把藏独定性为“恐怖份子”的逻辑，反而仍继续911前的西藏政策，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同时敦促北京和达赖喇嘛谈判。因为美国需要北京在反恐上给予支持，因此这将给北京更多机会，继续拖延西藏问题的解决，不与达赖喇嘛对话或谈判，而对西藏问题采取较强硬的政策。 达赖喇嘛所面对的这种国际局势，可能迫使他只能继续把西藏问题国际化，加强对西方国家的访问和游说。但此举显然导致北京更加猜疑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的诚意，导致双方僵局难以打破。 印度的藏人学者周加才让最近发表“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行之路——退回到《17条协议》”的专文，强调达兰萨拉愿意回到1951年拉萨和北京签署的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17条协议上，并引述说前年九月达赖喇嘛访美时，也透露有回到17条协议的意图，说该协议涵盖一国两制的实质等，显示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可能进一步妥协。 但从北京的反应来看，中共完全没有做出让步的迹象，反而紧闭谈判大门，采取更强势政策。北京的这种做法和美国致力反恐，对西藏问题无暇他顾的全球战略格局有关。因而在可见的将来，北京对西藏问题的强硬态度可能继续，它对主张武力反抗北京的流亡青年藏人将形成更大的刺激，并影响华盛顿、达兰萨拉、北京的三角关系互动。 （原载《争鸣》2004年8月号） |
| 祝美国生日快乐！ 2004-07-04 |
| 来美国这十多年中，多数的美国国庆节都是在纽约渡过的，主要是看曼哈顿“梅西百货公司”（Macy’s）放焰火，有时是挤在人群里和大家一起欢呼、直接感受人们对美国的热烈情怀；有时是在家里看电视，随著和焰火一起绽出的音乐，重温一遍到美国後很久都无法相信的、那种终於来到一片自由的土地之後的心境。今年则由於去美国之音做节目，首次在华盛顿渡过美国的国庆节。
7月4日傍晚，华盛顿的气温高达99度，几乎要平了历史记录（1919年国庆节那天华盛顿气温达100度），但我在国会山庄前的大草坪及附近的航空博物馆足足站了五个小时，看了两场露天音乐会及晚上的焰火。从音乐会上的热浪到人们挥舞的星条旗的海洋，我无法不被美国人那种自发的、发自内心的爱国情怀所强烈感染。 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中，有个中国听众打来电话问，美国政府在国庆日组织什厶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他说，像中国过国庆时，政府会组织升旗仪式，阅兵式等，对老百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我告诉他，在美国生活这十多年中，我还没有看到过一次美国政府组织阅兵式。美国是当今世界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已是不争的事实，2003年度美国军费预算是3790亿美元，不仅全球第一，而且是第2到第19位的18个国家的军费总和；北约19个成员国中，其他18国的全部军费开支才是美国的52％。美国的军费开支是中国（184亿美元）的20倍以上。但我不仅从没看到过、听说过有大阅兵，也只见过美军在波斯湾战争胜利後在纽约举行的庆祝游行；还有在军人节时，美国历次战争中的退伍军人上街游行纪念，把二战时的老旧坦克、装甲车开到大街上，其简陋、笨重比当今的儿童玩具还不如。 全球还在用大阅兵显耀武力和国力的恐怕只有北朝鲜、中国，还有已从地球上消失了的阿富汗塔列班政权，它去年夏天还曾组织阅兵式，虽然他们总共只有4万5千人的民兵式武装，7架直升飞机。 美国不仅在国庆节不举办阅兵式，政府也不出面组织“群众性庆祝活动和爱国主义教育”。纽约市每年的国庆节都是放焰火，但这既不是布什内阁出钱，也不是纽约市政府组织的，而是私营的、座落在曼哈顿第六大道的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出资举办的。 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斯特劳斯夫妇是美国历史上永远的名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是著名的慈善家，还因为他们双双在90年前的“泰坦尼克号”巨轮沉没事件中遇难。在泰坦尼克号要沉没之际，有人向这位67岁的著名富翁提出，“我相信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小艇”时，斯特劳斯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走之前上救生艇。”由於他的63岁的太太艾达坚决不肯离开丈夫，於是这对老夫妇挽著手臂，坐在甲板的藤椅上，平静、高贵地迎来了生命的最後时刻。梅西百货公司每年出资组办国庆节焰火、感恩节游行，都是在继承施特劳斯夫妇的那种慈善、热爱美国的情怀。 我不清楚华盛顿的焰火是谁组织的，但两场音乐会都是民间举办的。一场是由美国航空博物馆邀请的美国空军管弦乐队，在博物馆门口台阶上演出的，演奏者与合唱团的人加起来不到40人，台阶下有几百名观众。而後来那场被电视转播的大型演唱会也是民间组织，现场有几万观众。两个音乐会上，都是唱到“上帝保佑美国”这支歌时，全场激昂共振成一个整体，人们自发地喷涌出的那种对美国的感恩和感激，令人感慨万千！ 不仅是传统的美国人，外来的移民也同样对美国充满感情，发自内心热爱这个国家。7月4日在一家中餐馆午餐时，见到餐馆的经理打著美国国旗的领带，和他交谈了解到，他是当年逃到美国的越南华侨；谈到美国，他滔滔不绝地表达对这个自由国家的感激。 911之後几天，我曾开车到纽约的“第二中国城”法拉盛转了几圈，看到那里约70％以上的汽车和住宅、中国人开的餐馆和店铺等，都张贴或悬挂了美国国旗。当然没有任何美国政府机构组织和要求他们必须这厶做，这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表达热爱美国、和美国共命运的心情。 长期居住纽约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曾说，“美国是情人，不，是丈夫，我对他永远忠诚。”这种比喻意味著，双方关系是平等的，是选择的结果，它包含著不选择或放弃选择（离婚或分手）；而不是绝对服从或顺从的关系。但像某些独裁国家，则把国家、或政府、或领袖说成是父亲，这种关系首先就决定了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因为父亲就高你一等，你就得绝对地孝敬，这种关系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命定的。 在共产国家，领袖常自封为人民的“父亲”，党则是“母亲”，要求人民热爱。斯大林就宣称他是全体苏联人民的父亲，而且是“伟大的父亲”。记忆中曾读过郭沫若写的赞美斯大林的颂诗，称斯大林也是中国人的父亲。 北朝鲜的金日成自封为朝鲜人的父亲，更是人们熟知的。当年中国风靡的“卖花姑娘”等北朝鲜电影，都可以听到这种台词。金日成死了，他的儿子则接著当朝鲜人的“父亲”。今天除了金正日，还有古巴的卡斯特罗宣称是古巴人的父亲；再一个是阿拉法特，说他是巴勒斯坦人的“父亲”。 据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说，国庆节那天从中国大陆打过来的电话比以往都多。有点令我惊讶的是，所有打来电话的人，只要谈到美国国庆这个话题，一面倒地都是表示对美国国庆的祝贺和祝福，并关切美国的安全，而且相当客气、友好、真诚，很令我感动。而在以往我参加的电视节目中，各种观点都有，尤其是谈到中东和阿拉法特这个话题时，绝大多数从中国打来电话的人，都不同意我对阿拉法特的批评。 从中国观众听众对美国国庆节的关切和祝愿中，我感受到了他们对美国价值的认同，对自由、尊严的美国人民的羡慕。我毫不怀疑，有一天，在自由的中国的土地上，人们也会自愿地、发自内心地、真诚地热爱自己的国家。 2002年7月9日纽约 |
| 不会衰落的“美国” 2004-07-04 |
| 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令世界吃惊地迅速获胜，更展示出美国的强大军力和战略优势，以至一些欧洲的知识人疾呼，美国已成为“新帝国”，将主宰整个世界；同时有人预测，美利坚帝国将像历史上所有“帝国”一样迅速衰落、崩溃。但如果深入考察美国，就会发现，如果说已形成“美利坚帝国”，它也和以往的帝国有本质不同，因为它不是通过军事征服来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奴役那里的人民，而是通过传播民主、自由的价值，来建立一个全球范围的西方文明的“思想帝国”，让世界更稳定，使人民更自由。这样的“帝国”，不会衰落。
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今天的美国这样，在全球具有绝对压倒优势的军事、经济、文化和思想。无论是古罗马帝国，还是近代的大英帝国，都完全无法相比。从军事上来说，不仅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挑战美国的军力，而且美国军事力量和其他国家拉开的距离，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它体现在下述事实上： ●人类历史的最强大军力 第一，美国的年度军费开支高达四千亿美元（中国的全年产值才是一万多亿美元），不仅居全球之冠，而且比排在美国之後的15个国家（包括英、法、德、俄、中国、印度、日本等主要大国）的总和还多。北约经过两次扩大，现有26个成员，但除美国外的25个成员的军事开支，才是美国的一半。 第二，伊拉克之战再次展示出，美国拥有准确导引的战斧导弹，射程长达一千英哩以上，命中率达95％，可打击小到20尺体积的目标。例如，当情报说萨达姆正在巴格达市区的一个楼里开会，美军从几百英里外发射的四枚战斧导弹，就准确地落到了那个只有50尺的地点。美国的长程导弹最多时达一万枚（中国有20枚），并开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其战略导弹力量，全球无可匹敌。 第三，美国有九艘航空母舰。而中国一艘都没有。印度有一艘买来的二手旧货。俄国仅有一艘航母，但不仅吨位仅是美国航母的一半，而且由于设备落後，都无法离开停泊的港口。英法有几个小型航母，其吨位和数量都完全不能和美国的同日而语。而美国还正在建造第十艘尼米兹号级别的航空母舰。 第四，美国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不仅有隐型战机（其他国家没有），连续飞行31小时不用加油（相当纽约到上海一个来回）的轰炸机，无人驾驶侦测和导弹导引飞机，以及最先进的环球鹰隼号（Global Hawk）战机（飞行高度六万尺，任何地面炮火都无法企及，其他国家需十年才可能发展出这种战机），而且通过先进的卫星系统主导了军事太空。萨达姆有300架战机，但伊战中竟无一架敢起飞，因为升空就会被美国卫星导引的导弹击落。 第五，美国有九千辆最先进的MI阿伯罕姆斯型坦克，是迄今全球最强大的陆军装甲军团。美国在全球140个国家有军事基地或军事人员。无论罗马帝国还是大英帝国，都根本无法像今天美国这样把军事触角伸到世界的每一个洲际，具有这样的覆赊情C 第六，通过阿富汗战争，美国军力进入中亚和南亚；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国军队进入中东的心脏地带；美国在南韩和日本等亚太地区驻军十万；美国在欧洲仍保持强大的军队；美国本身地处美洲。这样等于除了大漠孤烟直的非洲不毛之地，在全球主要的洲际大陆，欧洲、亚洲、美洲，以及中亚、南亚、中东等，美国都有强大的军事影响力。 ●美国经济是日德英三国总和 除此之外，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是全球第一，是排在它之後的三个国家日本、德国、英国的总和。美国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约11万亿美元，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两倍多，是排名第三的德国的五点三倍，是排名第六的中国的九倍；仅纽约一个都市地区的生产总值就是整个俄国的一点七倍，波士顿的生产总值超过整个瑞典，一个芝加哥的生产总值就超过全台湾。明年5月欧盟扩大到25个成员之後，全部产值将达9万亿美元，但仍比美国这一个国家少2万亿。 据“威尔逊国际中心”学者汉密尔顿（Lee H. Hamilton）最近发表的论文“世界上的美国力量”，美国人口只占全球5％，但美国的产值占全球43％，科技产品占全球40％，研究和发展占全球50％。在世界主要的金融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华盛顿的声音都举足轻重，因为主要资金来自美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经济在全球独占鳌头，一直处于领导地位。 ●“软力量”辐射整个世界 但美国对世界的影响，更多的不是靠军事实力的“硬力量”，而是靠体现美国文化和价值的“软力量”（soft power），即美国不靠强迫，而靠自己的成央A来吸引其他人接受美国的价值：民主，法治，个人自由，市场经济。这是一种靠成巧M榜样来征服别人的“力量”。 共产主义在欧洲崩溃之後，全部的东欧国家都实行了美式选举制度。俄国的新宪法体现著这种借鉴美国宪政制度的趋势：确立三权分立，保障新闻自由，推行私有化，保护个人财产，实行市场经济。从而使整个欧洲大陆，成为全球第一个全部国家（44国）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的洲际大陆。 在亚洲，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度等，都实行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制度。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台湾，解除党禁报禁之後，不仅有了新闻自由，而且首次实现了政党轮替，权力和平转移。无论中国人的历史是二千年还是五千年，从来都没有民主政治的资源，它完全来自西方，是美式文明的一部份。 在美洲，除了共产古巴，其他全部34个国家都近水楼台仿效美国，实行了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即使在非洲，撒哈拉次大陆的48个非洲国家，现在有42个进行了多党自由选举。中国人印象中那些很落後的国家，像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刚果，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乌干达、马达加斯加等等，都在九十年代相继实行了多党选举。 ●“精神和知识的麦加” 美国不仅把民主自由的价值辐射到全世界，而且还成为全球所有向往自由、求知者的“精神和知识麦加”，每年有几十万留学生涌向美国。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史丹福、哥伦比亚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代表。连不断向美国说“不”的法国总统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留学；江泽民的公子也得在美国镀金。 南韩学生白天参加反美游行，晚上则挑灯准备托福考试，到美国留学。5月16日《纽约时报》引述美国驻汉城大使馆的统计数字，过去四年，平均每年有七千韩国人移民美国，仅去年的“投资移民”就有1351人。中国的年轻人同样，“相见在美国”多年前就成为很多大学生的目标。美国大使馆前那长长的等待赴美签证的队伍，是中国人对美国真实看法的惊叹号！连美国的快应褶 A在中国也成了热俏食品。有评论家说，中国人不是去吃麦当劳，而是去感受和美国文化的心理近距离。被视为美国象征的麦当劳，可口可乐，万宝路，已走进了世界各地，几乎所有国家的大城市，都有麦当劳快孺情A所有的交通要地，都有可口可乐和万宝路的醒目广告。在反美情绪高涨的巴黎，有40多家麦当劳。近年我曾采访之地，在布拉格，在华沙，在马其顿，在安卡拉，在新德里，都吃到了美国的麦当劳，只不过土耳其和印度的汉堡包里夹的是羊肉。 ●“泰坦尼克号”驶向五大州 美国文化的另一个重要辐射是英文书籍。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每年展出30万种图书，全球80％的图书版权合同都在这个书展签订。而在这个世界最大书展上，最受欢迎的是美国的图书版权摊位。美国每年出版新书约六万种，仅在国内就卖出22亿册（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买八本书）。不要说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畅销榜，在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的畅销榜上，很多都是美国书。而在中、港、台三地，长年为抢美国书的中文版权，而进行一场没有硝烟的争夺战。 更有辐射力的是好莱坞的电影，“泰坦尼克号”驶向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全球赚了20亿美元。两年前到德国开会，在柏林的一家旅馆，电视上放映的四部电影中，三个是美国电影，只有一部是德国片。法国政府为了阻止好莱坞的电影大潮，像中共当局那样限制美国影片进口，否则法国人白天到大街上游行反美，晚上就会去看美国大片（反自己的国产片）。几年前我在新德里看到美国电影《穿黑衣的人》（Men in Black）的大幅广告，印度朋友说，美国影片的票价比印度国产片贵很多，但在全球电影产量最高的印度，人们最喜欢的仍然是美国电影。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好莱坞的动画片“狮子王”（The Lion King）。而在中国垂帘听政的江泽民，最喜欢的电影是“泰坦尼克号”，而不是张艺谋歌颂君王的《英雄》；他热衷为访客弹奏演唱的是“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的心永在”，而不是《英雄》的“杀不杀，杀！” 而媒体和科技力量，正在把美国的流行文化和英语传播到整个世界，今天伊朗的青少年听美国流行音乐，印尼的青少年喝可口可乐，埃及的孩子们学习英语，中国的球迷看洛杉矶湖人队的巨无霸欧尼尔，小飞人布莱恩，还穿出空中飞人乔丹的23号球衣。连袭击美国的恐怖份子，也是用美国人发明的电脑科技发电子信联系。在印度南方的偏僻乡下的西藏人建的寺庙中，十几岁的小和尚和尼姑们，也在使用电脑，传真机。 ●21世纪仍是美国的世纪 电话、传真、电脑网络，使任何城墙都无法隔绝信息的流动。美国价值，西方文明，就在这种新科技中辐射向整个世界，传播到每一个角落。无论誓言捍卫伊斯兰文化的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裔教授塞义德（也译萨以德）们如何把美国文化指责成“话语霸权”，如何和阿拉伯世界维护专制政权的文化人们一起抵制西方文明、美国价值，但只要允酗H民自由选择，东欧人民、非洲人民、亚洲人民，都在选择美国的价值，美国的道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这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是自由的价值；它是把个人、个人自由、人的尊严作为最高原则的道路；它是富有而尊严的生活方式。这样一种价值，这样一种选择，不是武力威逼的结果，不是军事帝国强加的结果，而是千百万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没有专制者的闭关锁国，只要让人们自由选择，全世界的人民，不管什麽种族，什麽肤色，什麽文化，最後都会选择美国的价值，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今天不是世界在迎合美国，而是美国的价值符合全世界人们内心的呼唤。 美国的确在建立帝国，但不是军事帝国，而是一个民主自由价值辐射全球的“精神帝国”。以这种自由精神和思想力量建立起来的“美利坚帝国”不仅不会衰落，而且整个21世纪仍将是美国的世纪！ 2003年5月19日于纽约（载《争鸣》6月号） |
| 热恋美国的法拉奇 2004-07-03 |
| 我自认为自己很热爱美国，也被不少人指责为极端亲美，但最近读到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长文“愤怒和自豪”（Anger and Pride），才感到自己对美国的情怀和她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法拉奇，这位身患癌症、今年72岁的老太太，对美国那一往深情完全是一个热恋中的少女，那份柔情、那份炽烈、那份真诚，让人强烈地感到她的爱之真，情之切。读她这封长长的关於美国的“情书”，相信任何对美国没有先入之见的人都会深受感染。 法拉奇这篇书信体文章在911事件後第18天，在意大利最大的报纸《Corriere della Sera》上发了4个整版。在西方的严肃大报上，言论占一个整版都相当罕见，而占整整四个版面的事情，则大概也像911事件一样是绝无仅有的。可见意大利媒体对这篇文章的重视。 该文在我的电脑上是26页。美国加州一位法拉奇的崇拜者把它译成了英文，读者可以在这个网站（http://www.dennisprager.com/articles_radioshow/fallaci.htm）读到英译本全文。 以我个人有限的阅读经验，我只读到过三个人对美国热爱到崇拜的地步： 第一个是《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法国人托克维尔。这位法国学者在160多年前到美国实地考察，然後写出了至今仍为很多美国大学政治系学生必读书之一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可以说是和法国艺术家当年赠送纽约的那座矗立在曼哈顿南端爱丽斯岛上的“自由女神像”一样，成为法国知识份子热爱美国的象征，同时更是一座屹立在人类思想界的丰碑。 在书中，这位当年26岁的法国青年热烈地赞美说：“在美国，个人财产受到的保护大於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 “在这个社会里，按百分比来说，他们的文明程度高的人，多於我们今天欧洲的任何国家。”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像美国那样铁面无私，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公权像美国那样分掌在如此众多的人们之手。” “美国的宪法，是我们已知的世界上最完美的联邦制宪法。” “美国的令人向往之处，就在於人在那里可以自我奋斗。只要你去追求，就能获得幸福和自由。” 第二个是《知识份子》（浙江出版社已出中译本）的作者、英国人约翰逊（Paul Johnson），他的知名著作《美国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自序的最後一句话是：“美国这块土地产生了出色的人民，我爱他们，向他们致敬。” 在全书的最後一段，这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总结说：“美国这条国家之船向前航行，她将继续是各个种族的人类的第一个希望、最好的希望。回顾她的过去，展望她的未来，预兆是，她将不会让充满期待的人类失望。” 第三个就是这位曾采访过多名世界风云人物、著名采访录《采访历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的作者、意大利人法拉奇。在这篇“愤怒和自豪”中，她说，“对我来说，美国是个情人，不，是丈夫，对他我会永远忠诚。” 三个都不是美国人，但他们都通过对美国历史、美国制度、美国人民的深刻了解，凝成了对美国的热爱；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价值的认定。 在法拉奇的这篇文章中，这位全球新闻界知名的女记者在热烈赞颂美国的同时，以自己在穆斯林独裁国家采访的亲身经历，毫不客气地、充满个人感情色彩地强烈谴责了那些国家的专制制度和落後的文化。她还毫不留情地痛斥了自己深爱的祖国意大利。 多年来法拉奇一直住在纽约曼哈顿，她早就可以加入美国籍，但对母国的深情，使她只持美国绿卡，而没有放弃意大利国籍。但是，在这篇长文中，她用了大量篇幅抨击意大利政府、意大利社会、意大利人。她处处把意大利和美国相比，那种处处不如人、恨铁不成钢、爱之深、痛之切给人深刻的感染力。我在法拉奇对意大利的痛斥中所强烈感觉到的，所唯一感觉到的，是她对意大利那血肉相连、永远无法割舍的深情。 法拉奇从新闻界退休之後，过去10年来一直保持沉默，这次是由於一位朋友的劝说，出来写这篇关於911和美国价值的长文。法拉奇的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这次你让我说几句话，让我至少打破一次沉默。我自己许多年来选择这种沉默是为了避免和那些饶舌的虫子们打交道。我这次要打破沉默，是因为我听到在意大利也有人和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一起欢呼：‘胜利！胜利！’男人、女人和孩子，假如你可以把那些欢呼的人称做男人、女人和孩子的话。他们说：‘太好了，该收拾一下美国了。’我非常、非常、非常愤怒。我的愤怒是冷静的、清醒的、理性的。这种愤怒促使我回应，同时唾弃他们。非裔美国诗人玛雅．安杰洛（Maya Angelou）曾说：‘愤怒吧，愤怒是有益的，是健康的。’你的要求触发了早就等待爆炸的弹药。” 法拉奇接著描述了911当天她在自己的曼哈顿寓所目睹世贸大厦倒塌时的震惊，尤其是看到有人从八、九十层楼上往下跳时的目瞪口呆。然後法拉奇谴责巴勒斯坦人对美国遭攻击的庆祝，痛斥她通过几次亲自采访而深刻了解、并极为厌恶的阿拉法特。她说，“我不原谅阿拉法特的任何事情。”然後她对比独裁国家和民主社会： “一个越民主、越开放的社会，越容易遭恐怖份子袭击。一个越自由的国家，一个不是被警察控制的国家，越有被劫持飞机而遭杀害的危险，像多年来在意大利、德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发生的。 但是在那些警察国家的飞机场和飞机上，我从来都感觉安全，安静得像个熟睡的婴儿。我只担心被抓起来，因为我写过骂恐怖主义的文章。但在美国的飞机场和飞机上，我却感到紧张，在纽约就加倍紧张┅┅ 美国的脆弱恰恰是由於美国的强大、富有和现代化。这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慷慨大方，心胸宽广，尊重她的公民和客人。如果一个‘穆罕默德’什厶的从阿富汗来探望他的叔叔，没有人会说他不可以到飞行学校学开757客机；没有人不允许他到大学里学化学和生物：这两项可以导致生化战争的科学；没有人；即使政府担心这个阿拉的儿子可能劫持757客机，或往水库扔一个装满细菌的小瓶，引发一场灾难。” 对於那些独裁国家的举国旗者，和911之後美国城乡的星条旗海洋，这位老记者对比分析说： “一个全国都热爱星条旗的国家，和那些人们只在体育馆挥舞国旗的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做，他们是自发地表达自己的个性，表达他们个人化的幸福。而共产国家做的正相反：人民被禁止反抗，禁止自我管理，禁止表达自己的情感，禁止发财致富。正如我的父亲常说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君主政权，是一种旧的君主制，因为他们把男人都阉了。被阉的男人就不再是男人了┅┅ 这场伊斯兰的所谓‘圣战’，可能要的不是我们的土地，而是要占领我们的灵魂；要使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文明消失；要消灭我们的生活方式：怎厶活、怎厶死、祈祷不祈祷、信教不信教；要摧毁我们吃、穿、住、行和娱乐的存在形式。如果我们不抵抗他们，如果我们不捍卫自己，如果我们不起来战斗，他们就会赢这场‘圣战’。结果就将是摧毁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无论它是否完美，但我们正在改善、正在提高的这个世界；摧毁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我们的科学，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愉悦┅┅天哪！” 法拉奇沉痛地继续写到，早在20年前，她通过自己在穆斯林世界的实地采访和考察，就已发现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的问题。她说在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时，她在那里采访，看到当地的那些阿拉的儿子们把苏军战俘砍断腿，或剁了胳膊。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她亲眼看到在一个体育场公开处决12个被指控性行为不够检点的青年，是在12,000名穆斯林观众“阿拉，阿拉！”的欢声雷动中，用刺刀戳进这些年轻人的肚子或胸膛。 法拉奇激愤地说，1972年她采访阿拉法特时，这位前恐怖主义组织的头子强调阿拉伯文化比西方高级很多倍，因为他们发明了数字和数学。法拉奇直率地为西方文明辩护，她说： “数字和数学是包括希腊、印度、中国、埃及等很多民族和国家同时发现的，并不是阿拉伯人的发明。而且如果真的和伊斯兰文化对比，西方文化更丰富，对人类更有贡献。西方有古希腊民主，有文艺复兴，有霍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有达．芬奇、米盖朗其罗的绘画，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离开这些音乐，我们无法生存，但在他们的文化，或所谓的文化中，这些音乐却被禁止。最後，我们有科学，感谢上帝！正是科学使我们可以消除疾病，使我至今仍活著，感谢我们的科学，而不是‘穆罕默德们’。正是科学，使我们发明了那些惊奇的机器：汽车，火车，飞机，宇宙飞船，我们飞上了月球。正是科学带来了电，收音机，电话，电视，这一切改变了这个地球的表面。现在是那个致命的提问：在另外那种文化的後面有什厶？ 我们面对的是他们的一夫多妻制，是女性比骆驼还不值钱的原则。┅┅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罗马的伊朗大使馆的经历，我为采访霍梅尼而去办理去德黑兰的签证，因为我的手指甲染成了红色，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妓女那样恨不得把我立即烧了，对他们来说，一个红指甲就是不道德的标。他们竟命令我立即把红指甲弄掉。我当时恨不得把他们全都宰了┅┅" 法拉奇接著讲到她到德黑兰的遭遇，在采访霍梅尼之前，她被要求必须穿伊斯兰服装。当时已没有多少时间，她准备在送她来采访的汽车里换去她的牛仔裤，但她在当地雇用的男翻译坚决反对，说她是疯了，因为按照伊斯兰教义，这样做就是死罪，要被当场射杀。 後来翻译带她到附近一个不用的宫殿，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同情地让他们进去。但正在换衣服时，不巧管理这个宫殿的毛拉（伊斯兰教学者）走了进来，他大声尖叫“可耻，可耻，罪过，罪过！”按照伊斯兰教义，男女不可在关上门的房间里独处；如果这样，他们必须结婚，否则就要处以死刑。那个毛拉随後拿来结婚证书，他有给予四个月临时证书的权力。 法拉奇痛苦地回忆，那位男翻译有妻子，是西班牙人。虽然《可兰经》允许穆斯林男子有四个老婆，但这位翻译的妻子绝不接受。而法拉奇当时更没有想到要和一个刚见面的翻译、已有妻室的穆斯林男人结婚，做他的二姨太。但不这样做，她就要被处决，而采访霍梅尼的事则更是完全泡汤。法拉奇说，她当时处於绝对的两难境地。她写道，“我的朋友，我不会告诉你这个事情的结局了。我很肯定，你一定会笑我，对你们来说，这好像是个笑话。” 从法拉奇的话来看，以及最後她成功地采访了霍梅尼来推测，她当时可能屈服了，因为她不想失去那个采访霍梅尼的机会，更不想就那厶被处决。可想而知这件事对她的羞辱，对她的刺激，对她认识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的作用，那长远的作用。 在比较了西方和伊斯兰两种文化之後，法拉奇激昂地写道： “当整个西方的命运、当我们的文明处於危机之中时，不管我们是意大利人，是法国人，是英国人，是德国人，是澳大利亚人，是匈牙利人，是斯洛伐克人，是捷克人，是比利时人，是西班牙人，是希腊人，是葡萄牙人，我们都是纽约，我们都是美国人！如果美国倒下了，欧洲就会倒下，整个西方就会倒下，我们都会倒下。 美国是块特别的土地，是个被人羡慕、被人嫉妒的国家。不是因为她富有，而是因为她的独特：她是为那些需要的灵魂、那些需要家园的人、那些具有高贵的思想——自由的思想，或者说自由和平等的思想结合到一起——的人而诞生的。” 正是产生这样高贵思想的土地，这样提供灵魂家园的国家，被法拉奇，以及全世界千千万万、各种肤色，各种种族的人，包括无数的流亡者，视为精神的“情人”，视为心灵的“丈夫”，视为人类的希望┅┅ （载《争鸣》2002年7月号） |
| 美国人为何比欧洲人勤奋 2004-07-03 |
| 近代学者写美国的书可谓汗牛充栋，无可计数，但有两个人的书，百年过去了，不仅没过时，反而更显示出其对美国观察的准确性：一个是法国学者托克维尔，他在1831年到美国考察，随後写出的那本《美国的民主》，今天仍为美国大学政治系学生的必读书。另一个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在1904年到美国考察，随後写出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至今仍是了解美国社会人文精神的经典著作。
明年是韦伯到美国考察100周年，当年他在那本名著中提出，美国之所以产生了充满活力、发展迅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从欧洲逃到美国来的新教徒（也称清教徒）带来的伦理道德、基督文明有直接的关系。在这点观察上他和托克维尔比较接近，都看到了基督信仰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在经济活动（包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中所起的根基性作用。 近百年过去了，今天美国社会的现状，更加证明了韦伯当年观察的准确性。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6月8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为什麽美国超过欧洲（线索：上帝的因素）”中，就美国和欧洲的比较，再次强调了韦伯这种结论的正确性。 冷战结束後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已是公认的事实，无论其军事力量，还是经济实力，全球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匹敌。北约中，除美国外的其他25国的军费开支，才是美国的一半；欧盟15个成员国的全部经济能力，才比美国一个国家多一点。在过去20年中，美国的经济成长率是英国的两倍，法国的三倍，美国波士顿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就超过整个瑞典。两年前结束的美国经济扩展期，竟连续了113个月。即使这两年美国经济发展迟缓，上星期失业率升到6.1％，但仍低於法国和德国（法德失业率多年高踞在9％以上；11个使用欧元国家的平均失业率，曾高达九点六）。 为什麽美国的经济一直比欧洲要好？弗格森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很多数字证实，这和绝大多数美国人有宗教信仰，尤其是基督教的新教伦理有直接的关系。正如韦伯当年观察的，正是美国人的基督信仰和伦理道德，使美国人更加勤奋、努力，包括自立、自强等，而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在推动著美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弗格森教授说，“按照美国人的标准，欧洲人则属於懒散。” 这一点，仅从大西洋两岸的工时长短就可看出，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近发表的数字，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工作1,976个小时，德国人平均每年工作1,535个小时，比美国人少22％。而荷兰人、挪威人等工作小时比德国人还少。即使是英国，也比美国少10％。从1973到1999年这26年间，美国人平均每年工作的时间延长了50个小时，即增长了3％，而同期德国人缩短了12％。在这个期间，美国人口在就业中的比例从41％上升到49％，而德法两国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德国降到44％，法国降到39％。1999年，法国又把每周工时减到35小时，等於工厂每周减少四小时产值。法国企业家抱怨说，“这等於全球企业百米赛跑，法国要穿拖鞋，我们没个赢。” 被称为“密特朗式社会主义”的法国经济在欧洲相当有代表性：高福利；大政府。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法国的高福利时说，提起法国人，就意味著躺在家中的藤椅上喝最好的酒，吃最好的菜，窗外是大购物市场，邻旁是酒吧和咖啡馆。法国人的付薪假期长达六、七个星期，遭解雇，可获60％工资，甚至长达五年。在全球七大工业国家中，法国的国营部分比例最高，占24％（美国低於15％，英国低於20％）。 这种国营和福利政策，产生灾难性後果。国营部门大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结果导致法国的通膨指数和物价都比其他国家高很多。於是法国人又不满，抗议、罢工不断。据弗格森教授文章引述的数字，从1992到2001年，由於罢工，法国的经济，平均每一千工人，损失了120天；丹麦、义大利、芬兰则损失了80天以上，西班牙最严重，损失了271天，而美国损失了不到50天。因而有人说，欧洲的很多工人不是处於失业状态，就是在罢工，根本不愿干活。 为什麽大西洋两岸会有这样的不同？欧洲主要国家原来都是基督教徒占主体的国家，但现在整个欧洲在走向非宗教化，欧洲人对宗教的信仰已比六十年代大幅下降。据最近盖洛普的调查数字，在荷兰、英国、德国、瑞典、丹麦等国，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不到10％。在天主教的义大利和爱尔兰，每月去一次教堂的人也不到三分之一。48％的欧洲人从来没有去过教堂。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说“上帝”对他们来说没有什麽意义，其中在丹麦占49％，在挪威占52％，在瑞典的比例最高，达55％。而在美国，91％的人相信有上帝，82％的人说，上帝对於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以美国近3亿人口计算，那等於持这种看法的人近2亿半。 这次在对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美国和欧洲出现了不同看法，除了政治因素外，宗教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潜层原因。因为现在执政的布什总统属於传统派共和党，更加看重和强调道德责任。克林顿政府时的对外政策核心是保持美国安全和世界稳定，现在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除了安全与稳定外，还加上了传播自由这样的道德责任。从布什提出“邪恶轴心”，不断强调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是“邪恶”等，也看出这种宗教情怀，因为《圣经》里就不断提到“原罪”和“邪恶”。所以面对萨达姆对伊拉克人民的屠杀，不可能无动於衷（上星期伊拉克挖出一个有3,000名被杀害平民的秘密掩埋地，《纽约时报》报道时说，这样的白骨堆，在伊拉克可能有几百处）。 原布什总统演说撰稿人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在他那本最近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的书《找对了人：令人惊讶的布什总统生涯》（The Right Man: the Surprise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中说，进入21世纪的美国正在出现巨大的社会变化。在19世纪，美国被分成南方、北方。林肯总统所代表的共和党，对付大庄园主的南方；20世纪，美国的两党被阶级所分化：共和党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和民主党所代表的穷人、大都会富人的对峙；进入21世纪，则有了新的变化，美国的两党则被信仰所区别：布什所代表的共和党更加强调宗教信仰和道德的力量。例如，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总统大选中，在每周至少去一次教堂的美国选民中，布什得到57％的选票，戈尔得到40％。民主党一直攻击共和党只代表富人，但布什在大选中，在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选民中，所赢得的选票比例，远没有在上述每周上教堂的选民中多（少四分之一）。这至少说明并不是越有钱的人越支持共和党，而是越有宗教信仰的人，越支持布什。因而弗鲁姆说共和党代表中产阶级，而民主党代表的是穷人和大都会的富人，因为美国有非常多的大企业家、大富豪，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为什麽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会在以後的文章中专门探讨），而好莱坞的亿万富翁和富婆们，几乎全部都支持民主党。 虽然基督教有过长久的压抑人性和科学发展的历史，更有过中世纪的残酷和黑暗，但在政教分离之後，则日趋走向更文明的阶段；尤其是在民主制度下、物欲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督信仰在道德层面所起到的重大作用，目前看不出来有任何其他力量可以代替。 2003年6月10 日於纽约 |
| 习惯下跪的中国文人 2004-07-03 |
| 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这一事实再次让那些强调西方人不懂东方文学而不给中国人这项奖的中国作家们哑口无言。而大江健三郎拒绝接受日本政府“文化勋章”的举动，更是对中国文化人历来谄媚官方的巨大讽刺。遗憾的是，中国文化人们并不为此汗颜，因为他们还没懂得羞耻。
“我所以拒绝这项奖，因为我不承认任何 驾于民主之上的权威和价值。”在大江健三郎向《纽约时报》记者说这番话时，日本右翼分子们正绕著他的房子示威，抗议他对政府和天皇不敬。 在推崇大江健三郎对严肃文学创作执著追求的同时，中国作家们更应敬佩和学习他那种拒绝政府“文化勋章”的尊严意识和独立性。这种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尊严价值和独立意识不仅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历来缺乏，而且至今中国的文化人也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更谈不上努力去保持。 虽然毛泽东的残酷使许多知识分子丧失了尊严意识与独立性，而变成了中共政权这张“皮”上的“毛”。但共产专制并不是导致知识人缺乏尊严的唯一原因。很多事实表明，在毛泽东的暴政风行之前，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十分看重尊严的，更谈不上独立性。像郭沫若、钱学森这一类把灵魂都已出卖得干干净净的，已不值得评论。让我们仅看看那些被一致认为“优秀”“有文人风骨”的知识分子们又尊严到哪里去？ ●梁漱溟∶老糊涂，还是没有尊严意识？ “大儒”梁漱溟在1953年的“政协会议”上公开顶撞毛泽东的骨气，赢得海内外知识分子的敬佩。但梁本人对自己的“勇敢”却大不以为然∶“1953年9月，由於我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主席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促使他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麽也是有我的顶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对我的批判在後。”他说这话时是1986年，毛泽东已死了十年，中国大陆的政治气氛已较以前宽松很多。当年梁漱溟已94岁，是他当年的骨气被毛泽东吓没了而不敢说真话呢，还是老糊涂了，或是没有尊严意识呢？ 毛泽东在“政协会议”上曾以流氓手段羞辱了梁漱溟。梁这麽看重毛泽东“皇帝”的威信，为其百般辩护；而不看重知识分子的尊严被辱，情愿自我作贱，哪里还有“文人风骨”？ 其实这位“大知识分子”并不是到老了才糊涂的，早在半个世纪前他就没有明白过。1946年，抗战刚结束，他就从重庆奔赴延安，向毛泽东、朱德、彭得怀等中共十位领导人献计献策，主张中国千万不要实行英美式的民主。“在重庆，似乎方方面面都在说中国也要实行欧美式的宪政，大谈在轮流执政、你上我下的政局中实现民主，进行建设。但恰恰在这种时候，我心中不以为然。我认为，在中国照搬欧美政治体制的一套，一不合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二不合中国的国情和现状的需要，其後果将不利於中国迅即进行长时间的经济建设┅┅”“我今天讲的这些话，在重庆变得没人听，无人感兴趣，我也不想说，不便说。我今天专门到延安来，┅┅向各位请教。”（戴晴∶《梁漱溟和毛泽东》） 1986年，即梁漱溟当年去延安献策四十年後，这位“大儒”在北京寓所接受戴晴访问，谈及这段历史时这样说∶“那时的我，连做梦也未想到，在我返回重庆不多久，蒋介石就撕毁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全面打响了内战；更没有想到，在短短的三年之後，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垮了台，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终於在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认真的经济建设，实现了我当初梦寐以求而不知道如何得以实现的梦想。” 真不知这位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中国大陆四十多年来“大跃进”、“反右”“文革”等各种灾难的梁漱溟，认为共产党在哪个方面实现了他的“梦想”。 ●翦伯赞∶媚俗毛泽东，请教历史分期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文革”中不堪羞辱而自杀，令後人敬佩他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但据大陆学者黎澍回忆，1953年，翦伯赞、邵循正、胡华等三人将写好的《中国历史概要》书稿呈交毛泽东，请示历史应该如何分期。 毛泽东批示说∶“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成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於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 当时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翦伯赞是研究历史的大学问家，难道他真的不知道在他和毛泽东之间谁更懂得历史分期？将书稿呈交毛泽东，像小学生一样请教历史分期，不是媚俗吗？当时是1953年，还没有“反右”“文革”，政治气氛也没有那麽严峻。中国知识分子就这样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和独立。 也许正是知识人这样不看重自己的尊严，毛泽东才居高临下，对历史分期这样专门的学术问题也敢指点江山。而且“指点”到如此详细，不仅决定历史怎样分期，还规定建立几个研究所，哪个所具体研究哪段历史，以及要办什麽样的杂，杂应叫什麽名字。世界虽大，历史虽长，恐怕只有毛泽东干过这样空前绝後的事。而毛泽东敢这样狂妄，正是知识分子匍匐在地的逢迎壮了他的胆。 翦伯赞如此恭敬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时仍被批斗，以致翦伯赞夫妇双双自杀。据流亡海外的原“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刘再复撰文披露，翦伯赞死後，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个字条，上面写著“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储安平∶周恩来看望，就抵押自尊 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储安平可能是非常独特的一位。他在四十年代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一团烂污”；“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他主张第三条道路，即反对国共两党独裁，走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宪政道路。他主办《观察》杂，联络了与他有共识的“自由思想分子”七十多人。储安平宣称，“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 这样一个崇尚心灵高贵的自由主义者，在一九四九年中共得势之际，周恩来到他住宿的旅馆看望他和一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就使他兴奋了。他对朋友说∶“真想不到，周先生亲自到我房间。”他主编的《观察》杂立刻变味了，客观报道不见了，犀利批评消失了。杂上是这些文章∶“向党的干部学习高潮看齐”，“挖出我的思想根源”。发表社会学家费孝通“不改造就落後”，经济学家吴大昆的“怎样把我们的经济学提高到毛泽东阶段”。1950年的毛泽东还没有展示出任何“经济建设的天才”，经济学教授就肉麻地提出经济学的“毛泽东阶段”。哪有一点知识人的尊严可言？ 而通常是出自储安平手笔的刊物社论，竟有这样的文字∶“蒋介石这个法西斯大流氓”，“舔美帝的屁股”。看到这样的文字，只能让人想到，储安平等知识人们已开始“舔”毛泽东的“屁股”了。 ●冯友兰∶“批孔”捧毛，毫无悔恨 而已被人批评过的另一个当代“大儒”冯友兰，更是早在1949年毛泽东还没当上“霸王”，正“宜将乘勇追穷寇”时，就开始向毛泽东写信献媚，表示“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於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很快回了信，指示这位中国哲学史教授“不必急於求成，可以慢慢来，总可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冯友兰∶《三松堂全集》一卷147页） 冯友兰1919年就获公费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四年後获博士学位返回中国一直从事哲学史研究。以冯友兰这样的资历和学问，他难道真的不知道怎样撰写中国哲学史，必须请教没有这方面专业知识的毛泽东？ 中共还没有掌权，堂堂北平大学教授冯友兰就表现出这样的媚态。後来他紧跟政治形势，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丑态百出。他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了政治需要七改八修，学术沦丧。1982年，冯友兰到纽约接受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在仪式上他致词总结自己的人生路途，对他不尊严的行为没有一句自省。1988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周质平教授在北京访问他，问他“有没有後悔发表的著作”时，他竟回答“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对发表过的那些以拼凑历史吹捧毛泽东的文字，冯友兰没有表示一丝悔恨。 北京朝华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中国百名大右派》一书。该书前言说∶“当1950年代表党外知识分子向天安门献出‘我们永远跟您走’的锦旗，当1951年口诛笔伐《武训传》，当1952年揪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1957年的悲剧已经写下了凄壮的一章。” ●大陆作家，争拜官职 有人或许说，这都是过去的事了。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恢复了尊严？被视为中国文坛“泰斗”的作家巴金，最近在台湾的报刊上撰文“怀念卫惠林”，提及他的老朋友卫惠林曾当面批评他“不敢讲真话。”这个批评巴金不接受。但发生了“六四屠杀”这样惨绝人寰的事，巴金站出来谴责了吗？没有。在海峡两岸都拥有极高声誉的巴金，对“六四”这种事的沈默是不可原谅的。不要说像大江健三郎那样拒绝官方勋章，连官方的职务巴金还继续担任呢，官拜中共“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中国大陆另一个老资格的作家是谢冰心。不要说对“六四屠杀”她默不做声，在毛泽东生辰一百周年时，她还在《中国文化报》上撰文“怀念毛主席”。毛泽东迫害知识分子并给中国人带来深重苦难的“反右”“文革”，冰心是亲身经历过的。而且她写这篇文章时，大陆的政治环境已不可能有人强迫她必须这样做。那麽已九十多岁的冰心到底是愚昧、老糊涂，还是毫无人格的谄媚？在西方，一个作家如果半个世纪都不出什麽有分量的作品，早已被社会淘汰。只有在中国，靠拥护政府，没有作品照样被视为文坛“神明”。而对这样的作家，巴金却夸奖说，“她是多麽坦率，又那麽纯真，她多麽坚定，又那麽坚强！” 更可笑的是，几个自称中国异议作家的文人在美国创办的《倾向》文学刊物，对能够聘请到“怀念毛主席”的冰心做该刊的“顾问”还刊文鸣谢，感激涕零。 ●做毛、做皮，还是做骨头？ 去年11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埃及作家玛佛兹（Naguib Mahfouz）在开罗遇刺受伤。他在住院期间，埃及官方大员像走马灯似的去看望他。但玛佛兹并不领情，照样严词批评政府。外国作家的尊严傲骨令人越来越痛感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中缺少最重要的尊严意识。当年李白还吟出“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诗句，而当今的中国知识人是“局长呼来即上船”。面对“下海”成风，更是“人民币呼来争跳船”。知识人争“钱”恐後，抢戴“花翎”，巴结权贵，各种不自尊和丑态，惨不忍睹。 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不自尊行为从未受到应有的监督和批评。以至“丑”被忽略漠视。长而久之，“丑”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被视为“美”了。 中国作家们在讨论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应该先思考能否塑起自己那从未站起过的尊严。没有尊严和独立人格的作家，永远写不出有人的灵魂的作品！ （载香港《开放》1995年5月号） |
| 【推荐文章】林思云 ：中国人需要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 2004-07-01 |
| 足球亚洲杯今年在中国举行，是中国体育的一件大事。可是在日本队出场的重庆济南赛场，出现了部分球迷起哄、谩駡、做手势侮辱日本队，甚至对日本的国歌喝倒彩，这些在日本的媒体引起了轩然大波。还有人在球场看台上打出“足球世界的，钓鱼岛中国的！”的政治标语，简直把足球赛场变成宣传政治主张的舞台。
事後中国政府发言人解释说∶“这是少数球迷的偏激行为。”在足球世界，球迷闹事并不是什麽新鲜事，各国都发生过激动的球迷制造暴力事端的闹事。与其他国家的球迷闹事相比，中国的球迷还算是比较“老实”的。然而中国的问题并不在於少数球迷的闹事，而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球迷闹事的赞同态度。 很多人为重庆济南球迷对日本队喝倒彩的过激行为叫好，认为他们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向世界和日本展示了中国人不喜欢日本的心情，是一件大快人心的爱国好事。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参拜靖国神社等伤害中国人感情的咎由自取，他们应该在足球场遭到报复。对反日球迷的过激行为持“赞同、叫好”的态度，可以说是大部分中国人的“主体意识”。然而中国人的这种“主体意识”背後，却表现出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缺乏一种叫做“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精神。 世界杯、亚洲杯等现代国际体育比赛，其举办的目的和宗旨都是来自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古代奥运会从西元前776年起，到西元394年止，共举行了293届，历经1168年。这293届都是在古希腊的一个名叫“奥林匹克”的地方举行，因此名叫“奥林匹克”运动会。现代奥运会已经不在希腊的奥林匹克举行了，但为了表示继承古代奥运会的精神，在其他各国举办的运动会也仍被称为“奥林匹克运动会”。 什麽是“奥林匹克精神”呢？当时古希腊的各城邦之间战争连年不断，而古希腊人却视四年一次定期举行的奥运会无比神圣，任何战争都不能影响它。在奥运期间，各城邦的战争都将“神圣休战”三个月。古代奥运会召开前，在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前点燃圣火，然後人们把圣火的火炬传递到古希腊的各个城邦，传递圣火的火炬手高举火炬，一边奔跑，一边呼喊∶“停止一切战争，参加运动会！”圣火到哪里，哪里的战火就熄灭。即使是仇深似海的死敌，在奥运会期间，也要放下武器，共同在一个赛场上进行和平友好的竞赛。 因此“奥林匹克精神”就是呼吁人们忘记战争，忘记仇恨，在竞赛场上建立友谊，拥抱和平。现代奥林匹克的圣火，仍然在古希腊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遗址上点燃，然後传递到世界各地，也是希望世人继承古代奥运会的体育精神，让体育比赛成为独立於政治之外的“和平与友谊”的友好使者。 对照奥运会的体育精神，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爱国球迷们正在亵渎古希腊人留给我们的这种美好精神？亚洲杯足球赛是一场为了增进亚洲各国友谊的体育竞赛，按照古代奥林匹克的规矩，不管双方有多大的深仇，至少在奥运会竞赛期间他们要友好相处，等到奥运会竞赛结束之後，他们才能再开战场，重新拼杀。因此根据这种奥林匹克精神，不管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有多深的仇恨、多大的恩怨，至少在亚洲杯比赛的这段日子里，我们应该不谈政治上的仇恨，忘却历史上的恩怨，进行一场走出政治仇恨和历史恩怨的友好竞赛。 中国举办亚洲杯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要让“忘记仇恨，和平友好”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发扬光大吗？哪怕就是一天，哪怕就是球场比赛的90分钟，让我们忘掉钓鱼岛、忘掉靖国神社、忘掉南京大屠杀、忘掉重庆大轰炸，用纯粹的体育精神和态度，来欣赏运动员的竞技，为运动员的精彩表演而衷心喝彩。为什麽我们不能让这90分钟的竞赛期间，成为中日两国忘掉过去恩怨的真诚友好的时刻呢？做到这一点，这次亚洲杯竞赛就实现了它本来应有的意义。 有再多的不满，有再多的愤恨，也要等到体育竞赛结束以後再说，保证竞赛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下进行，这是奥林匹克体育精神的最低和最起码标准。重庆济南的球迷对日本有再多的不满，有再多的愤恨，为什麽不能等球赛结束以後再说？为什麽不能找一个其他的场合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恨？不管球迷们的不满和愤恨有多少理由，请不要把这些带到体育竞技场来，因为这里不合适，这里不是我们进行政治宣传和发 怨恨的场所，不要用政治的争端，历史的仇恨来污染神圣的运动场。 做不到以上这一点的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球迷，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体育迷，而只能是政治迷。让人感到惋惜的是，中国到处看到的都是政治迷，真正的体育迷太少了。很多人把体育比赛仅仅理解成为升国旗、奏国歌的弘扬国威的场所，或者把体育比赛看成扬眉吐气、发 仇恨的场所。政治迷们把体育也进行政治化的渲染，似乎中国队赢了日本队就成了“抗日英雄”，中国人从此就可以在日本人面前扬眉吐气了，或者是日本从此就不敢再窥视钓鱼岛了。 很多中国观众看日本队的足球赛，兴趣并不在日本队球踢的好不好，而是在足球以外的东西。他们关心的只是日本队的输赢，如果中国队战胜了日本队，或者日本队败给其他国家，他们就会觉得异常的解恨和痛快。假如大部分中国观众都是抱著这样心情去观看体育竞赛，就不得不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需要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 由於奥运会完全是舶来品，中国老百姓不理解奥运精神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希望中国政府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以前，能够对民众进行一些体育精神的教育，在中国的土地上举办一次真正弘扬奥林匹克精神的奥运会。尽管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我还是希望看到8月7日的亚洲杯冠军争夺战，中国的球迷能够忘掉不愉快的历史回忆，怀著纯粹的体育精神去观赏一场真正的体育比赛，不要把足球赛场看成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不要把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看成是关系到两国荣辱的政治事件。 退一万步说，如果有人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恨，一定要在这个场合表达他们对日本的不满，希望这些人能够用一个有礼貌和有风度的方式来表达。虽然说违背了奥林匹克精神，在奥运历史上还是发生过一些把体育作为政治手段利用的事件。比如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运会上，两位美国的黑人选手在领奖台上，默默高举戴著黑手套的拳头，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非洲诸国为抗议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抵制不参加该届奥运会；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为了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抵制不参加该届奥运会等等。 但不管怎麽说，这些国家或个人的抗议活动，也还算是有礼貌的抗议，因为不参加运动会或沈默的抗议举动，不会增加新的仇恨或敌对，也还算没有完全违背奥林匹克体育精神。而在这次亚洲杯比赛中，中国球迷们在观看日本队比赛时，却在竞赛场内起哄、谩駡，甚至对日本的国歌喝倒彩，这些缺乏礼貌和自重的行为，制造和引起了中日两国间新的一轮摩擦与仇恨，这就完全违背了体育比赛的和平友好宗旨，使本来应该是增进友好的竞赛场，变成了增加仇恨的扇风机。 中国作为亚洲杯的主办国，日本队作为我们的客人来参加比赛，作为主人的中国人，对自己客人的无礼，不是给中国争光，而是给中国抹黑。日本足球队不是参拜靖国神社的小泉首相派来的政治宣传队，他们不代表日本的政治立场，更不是代表日本政府到中国来“示威”的。中国球迷把对日本政治家的不满，发 到与政治无关的体育运动员身上，实在是没有道理。 体育竞赛即使不能增进国家间的友好，至少也不能增加国家间的仇恨。中国这次举办亚洲杯，非但没能增进中日友好，反而增加了相互间的敌对情绪，使中日关系紧张恶化了，这就使亚洲杯赛失去了举办的意义。国际体育比赛的主办国，应该抛弃一切政治前嫌，对每个前来参赛的国家一视同仁，绝不能厚此薄彼。“保持公平”是体育比赛主办国的人民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中国观众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带到运动场，在球场上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对这个国家友好，对那个国家歧视，使体育竞赛失去了公平性，就会使世界感到怀疑∶中国人到底有没有举办奥运会的心胸和气度？ 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中国球迷非要利用亚洲杯的机会来表示对日本的不满，也可以参考前人的有礼貌抗议方法∶大家抵制不看日本队的比赛。如果日本队面对没有一个观众的竞赛场，会让日本人感到尴尬和反省的。这样无声的有礼貌抗议方式，效果要远远好於在竞赛场内张扬政治标语，呼喊政治口号，对日本国歌和日本队员喝倒彩等缺乏礼貌和修养的抗议方式。 在中日球队决赛之前，作为最下的下策，假如中国的爱国球迷们一定要在决赛场上表达自己对日本的不满心情，也希望球迷们在抗议日本的时候，能够保持一点礼貌和风度。在世界人民看来，中国球迷对日本球队的无礼和不敬，不是在羞辱日本，而是在羞辱中国自己。 在这里我想到了鲁迅笔下的阿Q。作为阿Q子孙的我，又在重庆济南的球场上看到了阿Q精神的再现。大家都知道，阿Q被别人打骂欺辱後，他对付的法宝是精神胜利法。而所谓“精神胜利法”，用更直接的话说就是“用骂人方式来发 ”。阿Q们看来，骂人似乎是最能泄火开心的灵丹妙药，他们到日本队的比赛场上起哄谩駡一番，就能化解他们心中对日本的不满和愤怒，甚至这些发 并不是单纯针对日本，还有一些针对中国政府的不满，也一并在对日本球队的起哄谩駡中发 消解了。 希望今天举行中日球队决赛的北京，阿Q的传人们少发扬一点阿Q精神，多学习一点奥林匹克精神，不要把政治的仇恨带到球场，不要把足球作为发 解气的对象，让这次比赛成为一次真正的体育竞赛。谁也不能预测这次中日足球决赛会发生什麽事情，不过答案就在今晚，但愿这个答案不会让人失望。 原载网络论坛2004年8月6日 |
| 世界再次注视香港 2004-06-30 |
| 明天（7月1日）无论对香港人，还是对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的人，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是香港回到北京统治者手里整整七周年。去年的这一天，有50多万香港人走上街头，抗议「23条」恶法，要求直选港府领导人。明天，全世界媒体的目光将再次投向香港，注视自由的力量发出声音。
世界舆论之所以重视香港，因为她曾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城市，在国际金融机构评出的经济自由排行榜中，一直名列全球第一！中国收回香港时信誓旦旦承诺，会实行「一国两制」，即保留香港的自由制度，不实行中国那种专制统治。但香港被收回之後，中共就违背诺言，不许港人直选领导人，而是由北京任命「特首」，然後又要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恶法「23条」，等於把香港纳入共产党的「一国一制」，要实行共产统治。 《华盛顿邮报》曾为此发表社论说，香港回归时，有乐观者认为，香港的政治自由之风会吹向大陆，影响中国。但令人悲哀的是，情形正相反，是中共的专制之风吹进香港。董建华不仅由北京钦定，而且届满後，虽毫无建树，天怨人怒，却仍在北京扶植下连任，而且中共还通过「全国人大」这个橡皮图章下令，今後偌干年内，香港都不可直选，一直由北京任命「傀儡」。 英国《金融时报》曾对此发表社论，悲哀地比喻说，「把一只青蛙扔进烧沸的水中，它会蹦跳出来；但如果把它轻轻地放在凉水中，然後慢慢添柴加温，它会在不知觉中被煮死。」这家报纸认为香港就是一只已放在北京水锅里的青蛙。 当香港人民要求直选时，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红卫兵的中共外长李肇星则蛮横地说，香港人在英国统治时怎麽不要求直选？但李肇星故意无视的事实是：英国是民主国家，人家的伦敦政府是经过民选产生的，「港督」都是伦敦的民选政府派出来的，起码有间接性的选择。而北京的中央政府是民选的吗？不仅江泽民、胡锦涛，所有的「全国人大」代表，没有一个经过十三亿中国人的投票选择，由专制政权任命「董建华们」，当然是强奸民意。 北京领导人为什麽不遵守诺言，不在香港真正实行「一国两制」？看看共产党的历史就会非常清楚。明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3周年，中共从成立至今，不仅党外没有民主，即使在党内，也都是靠清算，靠斗争，来获得权力，从没有真正的选举。而且据外国专家的估算，在中共建政50多年的暴政下，有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死於饥饿、迫害和处决。这个死亡人数占的人口比例，比这次伊拉克战争中美国阵亡士兵在军人中所占的比例都高！ 1946年国共内战时，毛泽东信誓旦旦，中国统一後，要实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建立一个民主的新中国。但共产党执政後，就违背诺言，建立的是一个剥夺中国人所有自由的毛式专政。 1951年，北京政府对达赖喇嘛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允许解放军和平进入拉萨，西藏的社会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政教地位不变，并用「17条」协议写明「不拿藏人一针一线」，结果中共後来赶走了达赖喇嘛，拿走了整个西藏，对那里实行殖民统治。 今天中共对香港的食言，绝不是偶然，而是它的本性决定的，因为共产党从来都是言而无信，靠谎言和暴力进行统治。因而今天无论北京再怎麽向台湾承诺「一国两制」，都不会有效，因为香港就是近在眼前的例子。 明天，世界的目光将投向这里，当自由的精神再次流动在香港的街头，它不仅向世界展示港人的尊严，同时也将鼓舞13亿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并启示台湾人民更加认清北京专制者的本质。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30日） |
| 别想从网眼儿钻过去 2004-06-28 |
| 中共最近打压支持绿色的台商，等於明白地告诉台湾人民两件事∶第一，北京不仅剥夺十三亿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和选举权，现在又用打压绿色台商，来变相剥夺台湾人的政治表达权。进入红色中国做生意，不仅投资金钱，还得交出自己的「大脑」，由共产党决定你怎样投票，这简直是利用商务，要把台湾人当作政治奴隶。
第二，北京声称愿和台湾三通，把台商说成「侨胞」，但中共最近的做法暴露出其独裁者的本来面目，他们对台湾、对台商，从无真正的感情，他们看重的只是来自台湾的五百亿美元投资，这些钱可以帮助共产党发展经济，延长它的寿命。台湾投资越大，台商到中国越多，就给了共产党更多杠杆，他们首先要敲诈、制伏台商，然後就是敲诈、制伏整个台湾，逼迫你接受一国两制。 面对北京的恶行，台湾朝野，应该不分蓝绿，发出抗议的声音！因为北京今天打绿色，下次就是蓝色，只要你来自台湾，不是和共产党的镰刀斧头旗一样的红色，早晚都是它的打击对象。只有抗议声音的分贝升高，北京才会收敛，毕竟他们看重台湾的投资，看重「救命钱」。 无论蓝色或绿色的台商，谁都别抱侥幸、甚至幸灾乐祸心理，因为共产党的手段历来如此，它宣称「团结大多数，打击百分之五」，但它不断这样打，最後一定打到百分之百，谁也逃不掉。 大家忍气吞声，就会一起利益受损；只有团结抗争，才能使共产党不那麽嚣张。因而对共产专制有深入研究的前苏联异议作家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岛》中说，「有些鱼总是动脑筋从网眼儿钻出去，其实这是徒劳的；全体鱼应该联合起来，结束捕鱼业。」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铿锵集 2004年6月28日） |
| 宗教信仰主导美国 2004-06-23 |
| 最近，宗教信仰在美国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前美国总统里根去世时，媒体的报导和评论，几乎都谈到宗教信仰对他的人生和总统生涯的影响。里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以坚持原则、强调道德著称。他的理念，他的乐观主义，他的昂扬向上精神等等，都和他的宗教信仰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建国二百年来，迄今共有43个总统，全部都是上帝的信徒。研究美国的专家认为，美国之所以强大，没有过独裁者，和美国领导人都有宗教信仰，美国建立在基督文明基础之上，有相当的关系。
宗教问题近日成为热门话题的另一个原因是，6月14日，在美国「国旗日」那天，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一项判决，裁定保留国旗效忠誓词中的「在上帝之下」（Under God）这句话。 这个案子最早由加州一个无神论的家长提起，说他的女儿在学校念这句誓词，有害其身心健康，要求取消这句话。前年，当地法院判决这个无神论家长「胜诉」，因而此案打到最高法院。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致裁决，否决了旧金山法院的判决，等於那个无神论家长完全败诉，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终裁决。 美国最高法院做出裁决这天，不仅和美国「国旗日」是同一天，而且那天也是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把「在上帝之下」这句话加到忠诚誓词里整整50周年。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议加入这句话，主要是凸显在那个冷战时代，美国作为一个有神论国家，区别於苏联、中国等无神论的共产世界。美国最高法院选择这样的日子做出裁决，显然有特殊的意义。它再次说明，美国是个有神论的国家，建立在基督文明基础之上。 6月16日，哈佛大学教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上帝之下」一文说，据去年的民调，高达92％的美国人相信上帝。《纽约时报》1994年的民调是91％的美国人相信上帝。它说明过去十年中，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上帝的比例没有改变。 亨廷顿的文章还引述说，据去年和前年美国连续做的三次民调显示，平均有65％的美国人说他们已是教会成员，说自己是基督徒的达85％！如以美国现有二亿八千万人口计算，等於美国有近二亿四千万基督徒！亨廷顿说，这个比例达到或超过了印度教（Hindus）信仰者在印度，东正教徒在俄国，穆斯林在埃及，犹太人在以色列！ 最近「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在全球17个主要国家做的一项民调发现，基督徒在人口中的比例，属美国最高，不仅超过亚洲、非洲、美洲的国家，也超过了基督教传统最深厚的爱尔兰、波兰等所有的欧洲国家。 在此之前盖洛普民调显示，美国有47％的人，每星期去教堂一次以上，而在荷兰、英国、德国、瑞典、丹麦等国，每月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不到10％。在天主教的意大利和爱尔兰，每月去一次教堂的人也不到三分之一。48％的欧洲人从没去过教堂。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说「上帝」对他们没什麽意义，其中在丹麦占49％，在挪威占52％，在瑞典的比例最高，达55％。而在美国，82％的人说，上帝对於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 亨廷顿文章说，贫穷国家的人，比较宗教化，但在富有国家则相反，只有美国是个极为显著的例外。有学者研究指出，以其他国家为标准，以美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应该只有5％的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但事实上这个比例在美国达到51％。 美国虽然建立在基督文明之上，但却一直是世俗的政府，强调宗教自由，尊重无神论者不信仰的权利（有10％的美国人说他们是无神论者）。据亨廷顿文章的数字，在过去十年来，其他宗教在美国也发展很快，例如1977年，信印度教的人在美国有7万人，1997年则增至80万。该年穆斯林在美国至少有350万，占美国人口近一点五。佛教徒则在75万到200万之间。但这些非基督教徒的数量，仍不到美国人口的5％。因而亨廷顿预测，在可见的将来，美国仍将是基督徒为主体的国家。 美国人口虽然不到全球5％，但经济却占全球的43％，科技占40％，军事占世界的近一半。美国之所以今天成为全球唯一超强，和多数美国人有宗教信仰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基督信仰，使美国人生活在承认原罪、虔诚祈祷，律己勤奋，开创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之中。而且美国又是既强调基督文明，同时又坚持政教分离，两者平衡得最好的国家。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23日） |
| 强奸犯嘲笑性骚扰 2004-06-21 |
| 最近中国媒体出现很多嘲笑台湾和美国的新闻报导及评论，主要是针对台湾大选纠纷和美国虐囚案。看到这种宣传，让人想到强奸犯嘲笑性骚扰。
台湾选举出现纠纷是事实，但迄今的调查显示，任何一方都没「作票」，枪击案也非自导。除了早期在野党曾尝试街头抗争外，现在选举纠纷已完全进入司法程序解决。它恰恰证明了台湾民主机制走向成熟。 中共在嘲笑台湾选举纠纷时，好像完全忘了，它在用专制剥夺十三亿中国人的选择权，一直强奸民意。且不说台湾大选没有作票、买票，即使这一切都有，也根本轮不到那个用枪杆子剥夺了中国人全部选举自由的中共来嘲笑。 对美军虐囚案的反应也同样。虐待囚犯，不论在哪里都是劣行和丑闻。但中国媒体刻意不报导的是，它是五角大楼自己调查出来的，是美国媒体率先报导并严厉批评的，更重要的是，它是个体行为，不是政策和制度导致的，美国政府已严厉处罚那些当事人。而且那些虐囚行为，没有毒打和摧残，更多是恶作剧。 而在中国，不是什麽虐待问题，而是直接处决杀头。据国际大赦的数字，过去十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处决二千人以上，去年竟处决一万人！仅法轮功学员，已有九百多人被迫害致死。上月在纽约召开的美国精神病学会议披露，有一千多法轮功学员被关进精神病院，其中十三人被药物「治」死，更有无数人随时都遭到中国公安警察的毒打，以及各种残酷的肉体摧残。 这样一个残暴的政权，居然有脸嘲笑台湾和美国！奥维尔早就在《一九八四》中揭示了专制政府的实质，他们的世界从来都颠倒黑白：「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6月21日铿锵集） |
| 里根助布什连任 2004-06-17 |
| 美国前总统里根患病多年，後期已无法辨识亲人，连妻子南希都不认得，因此美国各大媒体早就准备好讣告式的专题报道和节目等，以备「万一」。CNN网页有次被骇客侵入，预制的悼念里根节目曝光，导致CNN很尴尬，不得不向里根家庭和大众致歉。
但里根在「诺曼第登陆」60周年庆典活动之前十多个小时辞世，对於美国保守派来说，等於在全球领袖聚会的庆典上突出了里根去世这个新闻的重要性；同时提醒世人二战和冷战的对等性，从而凸显里根领导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击败共产苏联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人类在赢得了二战、冷战之後，现在正在进行一场艰难的反恐战争。和二战冷战时相同，仍是美国领衔出征；仍和二战，尤其是和冷战相似，不仅绥靖主义此起彼伏，而且反战声浪主要来自西方左派，在美国是左翼民主党。 上次美国总统大选，两党平分秋色，布什险胜。因而今年在野的民主党志在卷土重来，而共和党则不仅要坚守白宫，还想通过多赢选票来证明布什的人气和当之无愧。因而虽然距投票日还有四个半月，但两党的选战几乎快到了「诺曼第登陆」的激烈程度。 下届美国总统由哪个党的候选人出任，不仅影响今後四年美国的内外政策，也对全球有重大影响，因它涉及到美国是否继续共和党强调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经济政策，是否继续削减福利和税收，走强大国防的道路；在国际方面，是否继续强势反恐，打赢比冷战更复杂的反恐战争，保证世界和平等。 同时更深层的选择是，是否继续复苏和高扬保守主义价值，促使七十年代开始降潮的左派思潮进一步衰落，使美国在保守主义理念导引下，继续承担自由世界的领袖责任。 美国内部的左右派之争，在二十世纪後半叶更加激烈。共产主义在欧洲兴起之後，美国的左派势力也开始抬头，反对资本主义，向往苏联的共产制度。後来在古拉格内幕被揭示出来之後，左派们无法理直气壮地支持苏联，转而反对那些反对共产主义的人们，进行「反反共」。这种左派思潮在越战时达到高潮，他们发动一场接一场的反越战游行示威，结果，一场反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蔓延的越战，最後硬是在左派的杯葛下失败。曾打败强大的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的美国，凭什麽不能战胜土匪民兵式武装的越共？今天回首看得更清楚，越战完全是被西方左派这个共产主义同盟军打败的。 到了八十年代，随著共产主义在全球走向晚期，加上坚定反共、坚守保守主义价值的共和党籍总统里根执政两届八年，导致左派思潮开始衰退。尤其是苏联帝国解体，整个东欧的共产政权全部垮台，美国赢得冷战的胜利，更导致左派的声音减弱。在这种背景下，911事件发生，三千人生命的代价，成为落到左派头上的「炸弹」，因为它更激发了美国民众自八十年代开始上升的保守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操。 反恐战争之初，布什政府赢得了70％以上的支持率，但由於伊拉克战後不稳定，加上美军虐囚案等因素，影响了布什和美国的声望，导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的民众支持率上升到和布什接近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里根这位深受民众爱戴的共和党元老和保守派领袖去世，通过长达一个星期的媒体报导，尤其是有线电视24小时不间断地对里根的政策、理念、成就的报道和评论（其密集程度和新闻价值份量，几乎可与911事件时相比），等於空前地宣扬了里根所坚信的保守主义价值，等於帮助布什造势。因为布什一直宣称，也被视为「里根的传人」，他坚持大幅减税，小政府，强大国防，对外强势政策，也是虔诚的基督徒等，都和里根相像。 再加上美国为里根举行了过去30多年来首次的隆重「国葬」，国际领袖们，甚至左翼主流媒体都对里根高度评价，促使美国掀起一股「保守主义」旋风，这种舆论环境，明显对布什连任有帮助作用，等於从一个侧面帮助布什「潜在地竞选」。 因而里根的逝世，不是简单的一个前总统的死亡，而是通过里根的保守主义理念的宣扬和凸显，展示共和党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向更高一个阶段攀升；它不仅是在反恐战争的艰难时刻，助布什一臂之力，而且对未来偌干年美国整体舆论和价值走向，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因而里根在美国大选前如此关键的时刻仙逝，很可能是上帝的意图，让里根用他的离世，最後再给他所热爱的、永远领衔为自由而战的美国一个礼物。这是「上帝保佑美国！」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16日） |
| 美国最高法院“保护”上帝 2004-06-16 |
| 6月14日是美国“国旗日”（Flag Day），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一天驳回了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判决，裁决保留国旗效忠誓词中的“在上帝之下的一个国家”这句话。
该案最早由加州一个名叫牛顿（Michael Newdow）的无神论家长提起，说他的女儿被迫念这句誓词，有害其身心健康。後来媒体调查出，牛顿早就离婚，他的女儿被判给前妻，并不在他的监护之下，所谓女儿被迫念誓词之说是他伪造的，因为他前妻和女儿都是基督徒，他的女儿从没有被迫念过誓词。但美国出名的左疯法庭“旧金山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却在2002年判决牛顿“胜诉”，因而此案打到美国最高法院。 《华尔街日报》曾发表题为“第九巡回法庭”的社论说，“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再次证明它是美国土地上最发疯的法庭。”因这个法院的裁决经常太离谱，在过去10年中，有约75％，即四分之三的裁决後来都被美国最高法院纠正，其中三次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做出的。这次美国最高法院以八比0一致做出裁决，再次纠正了旧金山第九巡回法庭的错判，等於给这个左疯法庭的荒唐又增加了一个记录。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如果持保守派立场的另一名大法官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不是因为有事无法出席的话，那麽这次又会是九名大法官一致做出纠正裁决。 上述八名大法官在裁决中，理由不尽相同。有五名法官（其中四名是自由派）是以牛顿没有女儿监护权为由，否决了旧金山法庭原来的裁定。而其他三名保守派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威廉姆．伦奎斯特（William H. Rehnquist），刚去世的里根总统在任时任命的首位女性大法官欧康诺（Sandra Day O'Connor），以及最高法院唯一的黑人大法院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当然更同意取消旧金山巡回法庭原来的裁决，但理由是，忠诚誓词中那句“在上帝之下”并不违反美国宪法。 美国最高法院这次裁决，不仅和“国旗日”巧合，而且正好是1954年6月14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把“在上帝之下”这句话加到忠诚誓词里整整50周年。当时艾森豪威尔总统提议加入这句话，意在那个冷战时代凸显美国是个有神论的国家，以更加清晰区别於苏联、中国等无神论的共产邪恶世界。 最高法院选择“在上帝之下”这句话加入忠诚誓词50周年和“国旗日”这一天来纠正旧金山的法庭判决，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 2004年6月15日（原载《大纪元》） |
| 上帝在美国遭围困？ 2004-06-16 |
| 美国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这是没有任何争论的事实。但最近旧金山的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两个法官却裁决公立学校《忠诚誓言》中的一句“一个国家，在上帝之下”（one nation, under God）违宪，於是引起了一场全国性舆论的轩然大波。
起因是加州一个8岁的女孩不愿意在公立学校宣誓“在上帝之下”，按照法律，她有权利不宣誓，但由於在别人宣誓时她被要求在旁边听著，於是这个女孩的无神论者的父亲麦克．牛道起诉了学校。出乎多数美国人预料的是，两名法官判决《忠诚誓言》中的“一个国家，在上帝之下”这句话违反了保护言论和宗教自由的宪法第一修正案。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虽明确规定政府不可以把任何宗教强加给任何人，但它同时保护人们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这两者是平等的。换句话说，任何宗教都不可以成为国教，於此同时，任何宗教也不可以受到压制。 毫无疑问，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是建立在基督文明基础上的；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在《独立宣言》中明确指出，“上帝（或造物主）创造了平等的人类，上帝赋予他们某些与生俱有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这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先贤们之所以指出高於一切的造物主，就是为了特别强调两点：第一，人生来平等；第二，人有某些与生俱来的、不可被剥夺的权利。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伯格（Warren Burger）曾在1954年的一项判例中指出：“这个国家是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之上的，所以宗教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结构的一部份。” 美国从历史上、传统上和今天一直都是一个有神论的国家，据1994年《纽约时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91％的美国民众相信上帝，或者说相信有超越自然的造物主。最近“福克斯电视”引述的民调显示，87％的民众表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虽然基督教是美国社会的主流，但《忠诚誓言》中的“在上帝之下”并不特指哪种宗教的“上帝”，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伊斯兰信徒，大家都认为“我们向同一个上帝祷告。”这句话在911之後被各种宗教信徒强调了无数遍。所以，《忠诚誓言》中的“上帝”一词泛指造物主，或超越自然的精神力量，并不对任何宗教构成不平等。 麦克．牛道说他的做法是为了政教分离，但这种说法牵强到荒唐的地步。毫无疑问，一个国家是不是政教合一，其标是宗教领袖是否掌握政府权力，它和多少人有宗教信仰毫无关系。同样，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信仰某种宗教，但如果这百分之一的人掌握政府权力，那就是政教合一。而这种情形在美国根本不存在。 如果“在上帝之下”这句话原来没有，现在要加上去，或许还值得争论一下。但它是在1954年的时候美国为了抵抗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国家才加上去的，已经存在了近半个世纪，并没有促使任何政教合一的倾向。 那厶《忠诚誓言》是否侵犯了无神论者的权利？如果公立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念诵这个誓言，那当然侵犯了无神论者不信上帝的权利，但这里的关键是，美国早已通过明确的法案，允许和保证任何人，当然包括学生，有权利、有完全的自由不念诵这个《忠诚誓言》，或者不念其中的任何词汇。 麦克．牛道和他的支持者们认为，虽然孩子可以不念誓言，但如果和大多数孩子不一样，就有被排挤、是另一类、不是主流的感觉。这种论理法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因为做另一类是你自己的选择，并不是别人强迫的。举个例子说，在军队中女性是绝对的少数，因为战争是男人的事情。我们尊重女性当兵的权利，但女性就不能抱怨说她们在军队中没有主流的感觉。你要找主流感觉的话，你可以不当兵嘛。当你自己选择做少数人之一，就不得不付出做少数人的代价，这点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是同样的。世上从来就没有几全其美的事情。 以美国几百年的有神论传统，“上帝”这个说法和用法已经深入人心地溶入社会结构和话语系统，让人们改变这个对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不构成任何损害的传统自然很难行得通。因为，如果这种泛指的“在上帝之下”的说法是违宪的话，那厶按照滑坡理论，总统宣誓就职时一手按著《圣经》，一手举起来向上帝宣誓是否违宪，要取消？法官在法庭上要求证人向上帝举手宣誓说真话是否违宪，要取消？美国每届国会以向上帝祈祷开幕是否违宪，要取消？基督教的“圣诞节”作为全国法定节日是否也违宪，要取消？美国钱币上印制的“在上帝中我们相信”（In God We Trust）是否要全部换掉？人们口语中脱口而出的“我的上帝”、“感谢上帝”等等，是否冒犯了无神论者？ 这个判决公布後，美国参议院以99票对0票、众议院除3票外全部议员都反对这项裁决。在美国民众中更是一面倒地反对、谴责；其认识的一致性在美国这个多元社会里是非常罕见的。为什厶？就是因为它违背了人们的“共同常识感觉”（common sense）。 美国最新一期《新闻周刊》就此做了封面故事报道，从该报道来看，这本来是一个专要找茬的人的无事生非，麦克．牛道早就干过类似的事情。这个以医生为职业却热衷法律的人，曾在密西根大学读法律，但还没入校，他就打赢了一场蹊跷的官司：他不是密西根州居民，根据规定，他上学要按外州人交学费，这个学费比本州人要高很多。在美国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当地居民在本州读书学费低，因为你的父母和你本人在该州纳税。这是常识。但牛道认为，我上学要交外州人的学费，可我去商店买东西却要和本州人一样交税，这不合理，於是起诉。官司居然让他打赢了。一个典型的钻民主国家空子的人。就像前几年有人被麦当劳的咖啡烫伤了，就起诉麦当劳的咖啡过热，结果也打赢了官司一样。 牛道还说美国钱币上的“在上帝中我们相信”是对他的污辱，大概也要起诉。这次他起诉女儿所在的公立学校不仅根本不是为了他女儿的健康，而完全是玩弄、毁掉了他的女儿。早在1998年他就在佛罗里达州起诉公立学校的《忠诚誓言》，说影响他女儿的健康，但佛州拒绝了这个案子，因为他的女儿还没有上学呢，不够上学年龄。 牛道现在终於等到了女儿上学的时候，於是把女儿做了他打官司的赌注。现在这个8岁的女孩不仅无法念书，简直就得躲起来无法见人。到底是谁在摧残孩子心灵？但牛道却十分得意他在全国出了一次“大名”。 那厶为什厶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咄咄怪事引起了一场全国风波呢？这可是绝对有原因的。911之後，以新闻媒体、高校、法律界人士和好莱坞为主流的“美国左派”节节败退，而以中产阶级为中流砥柱的美国右派气势如虹，所以左派在拼命抓住每一根稻草挑战右翼势力。通过这次《忠诚誓言》的判决，左派阵营本以为可以借此冲击一下右翼的气势，没想到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效果。 由於这项两名法官做出的裁决遭到国会和全国绝大多数民众的一致谴责，加州联邦巡回法庭决定暂缓执行，待该法庭的14名法官一起复裁後再说。但如果巡回法庭维持原判，在最高法院几乎可以确定被驳回，这从上周四最高法庭裁决学生可以携带政府资助款转到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就可清楚地看出。 虽然牛道的起诉和法官的判决在美国完全不得人心，但是，他有抱怨的权利，有起诉的权利，有打赢官司的可能；而却完全没有受到任何行政惩罚的可能。这就是美国，一个自由的国家！ 2002年美国国庆节前夕 |
| 一个没有传奇的美丽而伟大的人生（3之3） 2004-06-15 |
| 除了智慧和勇气之外，里根的第三个特质，是他的乐观幽默和单纯。即使他的反对者也承认，他永远带著微笑，以喜悦的心情看待人生和美国。在他得了“失智症”，向美国人民告别之际，他说将开始自己生命的夕阳之旅，但“美国的前面永远是太阳升起的早晨。”他更喜欢形容说，美国是“山顶那闪亮的城市”，是所有被奴役的人民的灯塔和希望。
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里根政治传记作者李．爱德华兹之所以说20世纪前五十年是“罗斯福时代”，是因为罗斯福领导美国人民走出了“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阴影；而20世纪後五十年之所以被称为“里根的时代”，是由於里根领导美国人民走出了“心理大萧条”（great psychological depression）和冷战的阴影。因为20世纪後半叶，美国发生了肯尼迪被暗杀，马丁路德．金被暗杀，水门丑闻，越战失败┅┅而里根的乐观主义，给了人民希望，重振了美国的信心。 爱德华兹比较说，民主党的罗斯福和里根有不同，罗斯福寻求扩大政府功能来解决问题，而里根却把眼光投向人民，他的名言是，“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美国两党不仅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对国家现实的看法也不同。幽默的里根说，“共和党把每一天都当成7月4日（国庆节），而民主党把每天都看成4月15日（缴税日）。” 当然，只有乐观的人，才可能富有幽默感。里根的幽默几十年来都被人津津乐道。即使在他的葬礼上，从现任总统到他的儿女，都用里根的幽默，把哀痛变成欢笑，在欢笑中更怀念那个给人带来快乐和信心的里根。幽默是打破等级和尊卑的最好方式，更是人类沟通的奇妙手段。但即使在美国这种自由的文化中，也不是谁都有幽默感，虽然“笑星”是美国大众最欢迎的人物。里根不仅天性富有幽默感，他还刻意发展这种本领，经常拿小本记下那些笑料和轶事，在演讲或聊天中娱乐大家。他不仅自己乐观，也要把快乐带给其他人。 他的不少经典幽默最近被电视反复播放。例如，他竞选总统连任时已经73岁，他的对手则是比他年轻很多的蒙代尔。在电视辩论时被主持人问道，他怎麽面对自己的年龄问题时，他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将不会占我的对手年轻和缺乏经验的政治便宜。”连蒙代尔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里根经常开自己年龄的玩笑，有一次在英国一座15世纪的大楼里演讲，他说，“和比我更老的东西在一起真让我感觉舒服。这次我当选总统，就是美国试图向我们的欧洲表兄展示，我们美国也是尊重古物的。” 他遭枪击後，在被送上手术台之际，还不忘“幽”医生们一“默”：“我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而医生的回答真正体现了美国人在关键时刻是一个整体的精神，他们说，“总统先生，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 里根不仅有即兴的幽默，也爱讲笑话，比如他最喜欢讲的一个笑话是，有些政治家就像两个野营的人，遇到了一个黑熊要冲过来，他们其中一个迅速坐下来换运动鞋，他的伙伴看著他说，难道你认为自己能跑过黑熊吗？那个换好鞋的人站起来说，我不需要跑过黑熊，我只需要跑过你。 前国会共和党领袖金里奇说，里根的乐观和幽默，给了他独特的沟通能力。就像每个打篮球的人都想成为乔丹，每个保守主义者都想成为里根，可惜里根的很多本事是别人无法模仿的，那是一种气质和超凡的能力。 但左派却最愿意指责这个喜欢讲笑话的总统“不够智慧”、“头脑简单”。他们根本不明白，单纯，不仅是里根的特质之一，也是他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里根的心和头脑，都更像一个孩子，永远没有成熟到长老茧，总是如童话般的世界那样，把世界分成善和恶，黑和白（从不强调“灰色地带”），然後积极乐观地去承担“义人”的道德责任，对抗邪恶。 从来都喜欢读书的里根，却从不像文化人那麽头脑复杂，故作高深，更对知识份子颇有微言。前述里根演讲稿撰写人努南说，“里根并不是不喜欢知识份子，他心目中的英雄经常是知识份子，从建国之父们，到弗瑞得曼（Milton Friedman），哈耶克和索尔仁尼琴。但他不喜欢自己同时代的知识份子，觉得他们基本上都是浆糊脑袋。他认为20世纪的很多知识份子都是高智商的、悲观的小精明者。他对奥威尔（《1984》作者）的观点有一个直觉上的认同：一种独特而很蠢的理论，往往只有知识份子相信它。” 努南接著写道，“里根认为，20世纪後半叶的自由派学院派知识份子们，总是倾向於把自己缠绕进巨大而复杂的蜘蛛网中，不仅自己陷进去，还把整个人类也带进去。而那些从马克思到布隆伯瑞（Bloomsbury，反传统的左翼象牙塔学者团体），到韦布们（Beatrice and Sidney Webb，该夫妇创办伦敦经济学院，是费边学社要角），到20世纪从哈佛到耶鲁的美国左派们——那些繁忙地编织复杂网络的蜘蛛们——则是在这个世界上活过的最愚蠢的高智商者。” 曾经叛逆（坚决反对里根的政治主张），现已反省、回归保守主义价值的里根女儿帕蒂认为，里根并非像那些知识份子们认为的那样“不够智慧”。“他是智慧的，只是他的智慧深置於信仰之中。而信仰使事情单纯化，使事情更接近你的心。他最有效率的时候，是追随心的导引。” 除了智慧、勇气、乐观幽默和单纯的特性之外，里根生命中的第四个重要特质是：爱的能力。人们常以“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份，但却是女人生命的全部”来形容女人比男人爱得热烈、爱得执著、爱得持久。但对於改变了美国和世界的里根总统来说，爱情也是他生命的全部。他说，爱是他的心脏。谁能说心脏不是生命的全部呢？在那个令无数人感动、羡慕、赞美的爱情故事中，里根不仅证明了男人可以具有和女人同样伟大的爱，同时揭示了男人改变世界的动力和源泉。 里根的第一场婚姻由於电影明星的妻子反对他对政治的热衷而结束。而他的第二次婚姻则哺育了那个美丽而伟大的人生。曾在图书馆读到一本南希编辑的书信集《我爱你，罗尼》（I Love You， Ronnie），里面主要收集的却是里根写给南希的情书。虽然从有关里根的传记作品中得知，里根很有写作能力，经常大段大段地修改或重写白宫撰稿人给他写好的演讲稿，很多成为经常被引用的名句，但没想到他的情书写得更动人。他对妻子的痴迷和恋情，一生都像个初恋的小伙子： “一个男人不能离开心而活，而你就是我的心。” “我们是那样的一个整体，你对我的重要性，就如同我自己的心脏，但有一个例外，你永远不能被人工心脏所替代。” “我碰巧拥有一个情人节般的生命（Valentine life）┅┅你看我的选择多麽有限，要麽是情人节般的生命，要麽是没有生命。” 在他们2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里根送南希一副手套做礼物。他在贺卡上写道，“我希望这副手套能温暖你的手，就像过去25年来你一直温暖著我的心。” “你给我的礼物是没法买保险的，因为没有估价人可以给个价码。谁能估出我要回家时那种兴奋和期待的感情的市场价格？谁能估出我无法不加快步伐，迎接第一眼看到你时那种感觉的价格？仅仅是早晨醒来，都成为一种温暖的惬意，因为你在身边。而这栋房子没有你的时候，是那样荒凉。” 里根对妻子的爱，更表现在许多小事上。例如，他由於工作繁忙，有时不知道妻子喜欢和需要什麽，於是在南希过生日或他们结婚纪念日之前，就悄悄地去向南希的助手或好友询问，南希需要什麽？而南希的好友经常也不知道，就又跑去问南希，并泄漏了里根的秘密。而南希在收到丈夫的礼物时则一副毫不知情地欢天喜地。一个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般伟大的真实故事。 左倾的主流媒体上有过不少关於南希的负面报导，导致不少人对南希过於干涉里根的事务而印象不佳。其实很多人所没有意识到的是，南希不是在干政，而是在尽全力保护里根的形象；她的可贵之处在於，她不是不知道媒体和内阁人员对她的批评，但为了保护丈夫的形象，她宁可自己形象受损。 人们都知道里根是个只顾两件大事（反对共产主义，缩小政府规模），而不顾小节的人，他甚至会把自己内阁人员的名字都叫错。他又是那种天性乐观，什麽也不担忧的人，所以有人说，里根什麽都不担心，而南希是什麽都担心。如果没有南希那麽前後左右，细心地呵护照料，里根的不拘小节不知会带来多大的麻烦。和里根相比，南希的形象是弱小的，但在塑成里根今天“光辉形象”纪念碑的每一块彩色石子上，都有南希精心的雕琢，正如她一边亲吻那面覆盖丈夫的美丽国旗，一边用手抚摸、拂平那上面的一丝皱纹。一个伟大的妻子，一个上帝送给里根的最好的礼物。而最理解并拥抱了这一切的里根，也把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留给了相伴52年的妻子： 在病重的最後几年里，他不仅丧失了全部记忆，也认不出任何亲人了。在生命垂危的最後五天里，他一直都没有睁开过眼睛。女儿帕蒂描述说，父亲最後咽气之际，却突然睁开了眼睛，盯著南希，“眼睛不是混浊或茫然，而是清澈湛蓝，满怀爱意。”南希坚信，在那一刻，里根认出了她；这最後的凝视，是里根走前送给她的“最好的礼物”。 虔诚基督徒的长子迈可．里根说，父亲在这个世上最後一眼看的是南希，随後看见的就是上帝。他的牧师在葬礼上说，上帝对里根的评语肯定是，“做的很出色，忠实的仆人。”现在他如愿被安葬在 “里根总统图书馆”所座落的山顶，每天居高临下，俯视整个太平洋，看自由价值的日出。 罗纳德．里根的一生，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却是一个美丽而伟大的人生。想到里根，就想到智慧，想到勇气，想到乐观和幽默，想到侠骨柔情。想到里根，就想到开心，想到笑声，想到信念，想到昂扬向上的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是正向的，令人振奋的，令人更清楚地明白美国价值，更坚定地相信美国精神，因为它是人类的精神，它是世界的方向，它是“山顶那闪亮的城市”。 罗尼，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们怀念你！ 2004年6月11日写於里根国葬日（原载《观察》） |
| 「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 2004-06-14 |
| 美国总统里根去世，举国哀悼，极至哀荣；不仅举行三十年来首次「国葬」，而且两党领袖、舆论及民众都一致赞誉。
共和党籍的里根总统以坚持原则著称，不仅领导自由世界打赢了冷战，并以重燃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价值而成为美国保守派的精神领袖。就像所有打篮球的人都想成为乔丹，所有保守主义者都想成为里根。因而对於他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尤其是左派来说，里根是右派的掌门人，是他们的最大对手。 但在里根去世时，无论是民主党还是极左派，都没有出来批评里根，民主党议员还和共和党一起，在国会一致通过赞誉里根的「致意案」。它再次体现出美国两党政治的成熟，它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在涉及国家整体形象时，顾全大局，形成一个整体，发出一个声音，凸显美国的强大。 里根不仅以强势总统著称，也以善於沟通和幽默而广受欢迎，其经典之一是：他上任不久遭刺杀，在被送往手术台等待开刀之际，还不忘「幽」医生们一「默」，说「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而医生的回答真正体现了美国人在关键时刻放弃党派之争、形成一个整体的精神，他们说，「总统先生，今天我们都是共和党！」 今天，对於台湾来说，在面临总统被刺，或战争威胁这种人命关天、国家前途的关键时刻，最需要的是美国这种搁置党派分歧，共同维护国家利益的精神，这种帮助国家渡过难关的境界。台湾需要的是顾大局的政治家，而非政客；台湾需要的是识大体的公民，而不是暴民。由真正的政治家和公民组成的社会，才会成为一个受世人尊敬而有前途的国家。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6月14日铿锵集） |
| 一个没有传奇的美丽而伟大的人生（3之2） 2004-06-12 |
| 中国俗语中的“大智大勇”强调的是真正的勇气来自智慧。正是由於里根拥有上述那些智慧，才能够在担任八年总统期间，展现出超人的勇气。这是里根的第二个特质。
里根的勇气起码展示在四个方面：第一是他有胆识跟共产帝国叫阵。八十年代，是冷战高峰，苏联不仅有一万枚导弹瞄准美国等自由世界，而且和红色中国一起，向世界输出《动物农场》和《1984》。里根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面对强大的共产势力，毫不退缩，在阿富汗，在菲律宾，在尼加拉瓜，在中东，在欧洲，在台湾海峡，和共产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捍卫了自由的价值。 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他坚定地预言：共产革命正处於它的危机期，一定会失败。在西柏林演讲时，他勇敢地喊出共产苏联的真正名字：“邪恶帝国”。面对隔绝自由的柏林墙，他公开向克里姆林宫“叫阵”：“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墙！” 在今天连被称为“里根传人”的小布什总统都要和共产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前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跑到北京，在独裁者的土地上向民主的台湾说“三不”，而欧洲的希拉克和施罗德等现代张伯伦们，争相恐後谄媚北京的专制者，希拉克还把夫人都动员起来陪“江主席”跳舞，可想而知，坚持道义原则是多麽不容易。 而里根有勇气说出真实，给了共产国家渴望自由的人们巨大的鼓舞。《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葛纳迪斯（David Ignatius）前年发自巴黎的文章说，当年他采访一个莫斯科的教授，那个教授对他说的话，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美国的总统敢向世界说出苏联的真实，你们有勇气说出我们真正的名字。”这位美国专栏作家感叹地说，他从此另眼看待里根。因为里根的话，给了仍在铁幕世界中的苏联及东欧国家人民以自由的希望。而正是这种希望，在不到十年之後，摧毁了所有欧洲的共产制度。 里根的勇气体现的第二个方面是，他面对占据西方主要媒体的左派阵营的攻击，敢於坚持说真话，承担道义责任。上述“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莱丁在本周一发表的悼念里根文章说，“左派们相当仇恨里根和他的追随者，因为他展示了左派所确信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正义、一定胜利之说的巨大欺骗性和空洞性。左派知识份子从来不原谅里根们把苏联帝国摧毁了。”《纽约时报》记者赖斯顿（James Reston）说，“在里根寻求连任的1984年，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那麽多记者、编辑、制片人、电视主播们，做了那麽多阻止一个总统候选人连任的事情。但是，感谢上帝，他们最後失败了。” 当时左派媒体歇斯底里地攻击里根，说他是“笨蛋”，“傲慢”，“草率”，“极端右派”，“意识形态狂”，“只会讲笑话的总统”等等。看看今天左派们如何骂同样持保守派理念、致力军事铲除萨达姆邪恶政权的布什总统，就可想见当年左派媒体是如何围剿里根的。即使在左派势力明显消退的今天，美国的大学和媒体，包括好莱坞等，仍是左派大本营，注册为民主党的编辑记者是共和党籍的两倍以上，可想而知左派的势力在西方有多大。 美国左派历史学家、普利策得主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1982年去苏联访问之後宣称，“那些认为苏联的经济和社会已到崩溃边缘，外力再推一把，它就会滑落悬崖的美国人，只是开自己的玩笑。”另一位美国左派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84年去莫斯科访问回来，极力赞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就，解释说，“苏联的制度能够成功，在於它能够集中使用全部的人力资源。”曾有保守派评论家毫无客气地回击说，什麽是“全部的人力资源”，难道是指“古拉格”？ 面对西方左派对红色苏联的推崇和赞美，里根坚定地回答：苏联正处於“巨大的革命危机”，“全球性的自由运动”将一定会胜利。 “自由和民主的行进┅┅将使马列主义成为历史灰烬。” 在里根坚持强大国防，研制导弹防御之际，西方左派们在巴黎发动了几百万人的反核大游行，要求美国首先冻结和销毁核武器。这就等於要求美国解除武装，任由共产苏联宰割。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写的那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的鞭挞西方左派的名著《知识份子》，详细揭示了萨特、罗素、西蒙波娃等领导反美反核示威，朝拜共产苏联的丑态。最新史料揭示，当年巴黎的反核示威，是共产苏联背後出钱支持和发动的。因而说西方左派是共产党的同盟军，一点也不为过。 但里根不向左派舆论让步，坚持把保守主义理念付诸实践。他的名言是：“别去听他们的。” 里根的勇气体现的第三个方面是，他即使被称为“激进派”，也不对自己党内的折衷派、动摇派妥协，而坚持原则理念。例如，他出任总统後，就提出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议案，把个人所得税削去40个百分点。但美国经济并没有马上复苏，反而第二年更陷入衰退。最後他的内阁成员都挺不住了，想打退堂鼓，连他的主要助手也觉得不能继续下去了，但他执意坚持，绝不动摇。最後减税政策发生了奇迹般的作用，促使了美国经济复苏和强劲发展，不仅抑制了通货膨胀，并为美国创造了1,900万个就业机会。 里根国内政策的三大目标是：减税，经济复苏，平衡预算。他卸任时，前两项都达到了，但却留下庞大赤字，因他一直坚持强大国防，建构现代军力。虽然赤字问题迄今仍受到左派非议，当时也被本党的人质疑，但里根力排众议，坚信靠实力才能赢得和平，才能遏阻苏联的扩张，保障自由。在里根执政下，美国不断增加军费，建造了强大军力。曾为小布什总统撰写演说稿的弗鲁姆（David Frum）最近撰文说，回过头来看，里根以强大军力为後盾赢得了冷战的胜利，赤字只是很小的代价，是战争“花销”，完全值得。 里根的勇气体现的第四个方面是，他不追求时髦，不迎合民调，不随波逐流，而是认准只要对人民和国家有利，就坚持理念，逆流而上，从来没有为了增加自己的“人气”而放弃原则。曾为里根撰写演讲稿的知名女政治评论家努南（Peggy Noonan），被称为是“少数了解里根的伟大和善良之间关系的人”，她说，“在里根的一生中，很多时候当公众舆论在一个方向的时候，他却逆潮而行，游向另一个方向。他为此付出各种代价，连他本党的领袖都说他狂热和激进。但他不抱怨，好像嘴里咬著绳子，向前拽，拉，最後整个国家跟随了他，抵达安全的海岸。当这一切结束的时候，他站起来，微笑著，拒绝去恨他的对手。那种拒绝，也是一种英雄主义┅┅” 几乎所有的里根传记都提到，虽然他是一个超常的演讲者和善於沟通者，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孤独者”；因为他太坚持自己的理念，绝不从原则上让步。他最亲近的第一是上帝，第二是妻子；除了上帝和妻子的支持，他并不需要更多的外力。结果他却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在连选时赢得了50个州中49州的选举人票，成为美国历史上胜选差别最大的总统；这个记录恐怕很难被打破，因为那得赢全部50个州，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里根卸任总统一年之後，柏林墙就倒塌了。两年後，莫斯科红场上的镰刀斧头旗降落了，苏联帝国解体。1991年，在波斯湾，美国用里根执政时建造起来的强大军力，压倒优势地打赢了越战之後的首次战争。随後，欧洲的全部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倒台了，里根所预言的共产主义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变成了现实。 曾和里根并肩抵抗共产主义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评价说 ：“里根总统依赖强大的信念支柱，在自由正後退的时刻，他启航在世界范围内扩大自由，而且他成功了！”“在热爱美国的力量驱使下，他提升了整个世界。今天，在布拉格，在布达佩斯，在华沙，在索非亚，在布加勒斯特，在基辅，在莫斯科本身，这个世界在悼念一个伟大的解放者去世的同时，共鸣著他的祈祷：上帝保佑美国！” （未完待续） 2004年6月10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
| 一个没有传奇的美丽而伟大的人生（3之1） 2004-06-11 |
| 1988年夏天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一点英语也不会，录取我的中部一所大学只得安排我到英语中心学习。补习班的学生来自很多国家，但没一个像我那样，连查字典都要靠唱歌，找26个英文字母的顺序。但班里的香港和台湾同学却挺尊重我，不仅因为我比他们年龄大不少，还因为听说我是记者，所谓见多识广，因而连碰到一些美国的事情也来问我，好像我是“专家”。
那年美国正进行总统大选，已担任两届8年总统的里根卸任，他的副手老布什和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思竞争白宫。我所在的印地安纳州又是老布什的副总统搭挡奎尔的家乡，所以民众对选情的关注更热烈。班里的同学问我谁会赢，我那时对杜卡基思一无所知，但却斩钉截铁地说，布什一定会赢！ 投票结果出来後，这些同学更加佩服我，问我怎麽对美国的政治比当地的专家看得还准？我回答说，“你看连我们这个小镇子的商店、汉堡包店的门上都刻了布什的名字，他有那麽多竞选经费，能不赢吗。”他们大眼瞪小眼，不知我在说什麽，後来哄堂大笑，原来我把门把上、垃圾盖上的“PUSH”（推）全都当成了“BUSH”（布什）。 这是我当初学英语时闹的“笑话”之一。後来随著英语的进展和对美国政治的真正了解才知道，美国人之所以选择老布什，很大原因是他们太热爱里根，但因宪法规定总统只能当两届，里根必须卸任；民众则把对里根的爱，移情到他的继承人、当了八年副总统的老布什身上，认为他能继承里根的理念，所以把他送进白宫。 随著对保守主义价值的认同和追随，我开始越来越对里根感兴趣。後来找到关於他的传记、评论、幽默集锦、以及他的讲话录音等。对里根了解越多，越发现他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物，他的理念，他的气质，他的达观，他的幽默，他的侠骨柔情等等，都是多数政治领袖所缺乏的。他是一个“美国精神、美国理念、美国价值、美国乐观、美国信心、美国梦想”的具体体现。 以“国葬”为高潮的悼念活动，也许一个星期就过去了，但里根所代表的古典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和理念，将会影响美国很多年。不仅会继续改变美国，同时也将塑造美国人，以及世界上热爱自由、崇尚个体价值、坚持基督信仰的人们。 现在美国舆论已把里根评入“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总统”，和罗斯福并列。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第一本里根政治传记作者李．爱德华兹（Lee Edwards）上周六撰文说，“20世纪的前50年常被说成是罗斯福时代，而後50年将会被称为里根时代。”“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自由问题的专家迈克．莱丁（Michael Ledeen）则评价说，美国建国二百年来，“有四位伟大的总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他们是：华盛顿，林肯，罗斯福，里根。” 里根为什麽被评价到如此高度？他有哪些特质征服了评论家、史学家和美国人民？我觉得至少有这样四个： 第一，他有不凡的智慧： 里根的智慧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他对共产邪恶的清楚认知上。早在他还是左派大本营好莱坞的演员时，就对共产党深恶痛绝。当时他曾到国会作证，强调反共和清查好莱坞共党份子的重要性。他和南希的恋爱，还是由於反共问题“牵的线”，因南希的名字被错列到好莱坞左翼份子名单上，她去找时任电影工会主席的里根要求纠正，结果她的名字从这个名单删除後，登上了他俩的结婚证书。 担任总统之後，里根成为领导西方世界对抗苏联共产阵营的旗手。他坚信自由的价值和力量，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巨大谎言的空洞性”。早在1981年，他就在巴黎圣母院演讲道：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痛苦、怪异的一章，现在正写著的，是它的最後几页。”他坚信自由将最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他当时被称做“反共总统”，“鹰派”，“强硬派”。他去世後，他的老对手、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纽约时报》撰文悼念他，仍称他是“极端右派”。这些“称呼”正说明了里根清楚认知共产邪恶的智慧。 他的智慧体现的第二个方面是，虽然年轻时他是民主党，但很快就觉醒，成为强调和坚信保守主义价值的共和党人。美国两党自20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针锋相对，不仅争执政权，更争夺“价值”主导权。两党的价值完全不同，共和党保守派强调小政府大社会，自由经济，强大国防，宗教信仰，家庭价值，个人对自己负责，爱国主义，尤其是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 而左派民主党正相反，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用高税收对财产二次分配，扩大福利养懒汉（在抢夺富人和中产阶级财产的同时，剥夺穷人的尊严）；还由於对邪恶认识不足，一直要削减国防开支；更以自由的名义耸恿放纵，要求毒品合法化，同性恋结婚，堕胎，未婚生子等等；尤其是在共产主义问题上，左派更倾向妥协、合作，以至绥靖。 从都想用政府的力量干预经济，以平等的理由剥夺自由，以及实质都反对资本主义等，就可看出西方左派和共产党具有相近的思维和价值，他们在本质上是同盟军。就像所有真正深爱自由的人最後都会远离左派，远离那些共产主义同盟军一样，里根转成共和党之後，一直信奉和强调的是保守主义的自由价值。 因而在经济领域，里根同样高扬自由的旗帜，认为政府通过高税收把中产阶级辛苦挣来的钱强行收缴，再分配给穷人，是劫富济贫，违反自由的价值和原则，不可用“善”来剥夺个人的“权利”，权利的价值应该高於“善”。他强调走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的自由市场道路，而非共产党和西方左派的计划经济和大政府的“通向奴役之路”。八十年代，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联手进行了一场充分市场化的经济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为今天的美国经济成长奠定了基础，而且促使整个欧洲向“右”转，朝向市场经济，而非福利社会主义。 里根的智慧体现的第三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他追求信仰，一生虔诚地笃信耶稣基督。《圣经》说，找到上帝是智慧的开始。正是对基督的坚信，对祈祷的坚持，给了里根不同凡人的智慧、谦卑和高贵。因而布什总统在巴黎听到里根去世消息後发表的简短致词里说，里根的“高贵来自谦卑，幽默来自智慧”。 美国迄今的43届总统，全部都是上帝的信徒。美国之所以成为这个地球上最强大、最自由、最伟大的国家，其至关重要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建立在基督文明之上的国家。但里根是这43个总统中，最虔诚的基督徒之一，不像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出了性丑闻之後，才多年来第一次去教堂给媒体看；不像民主党的另一位总统卡特，放下《圣经》，就去亲吻勃列日涅夫，拥抱金正日，歌颂卡斯特罗，写信谄媚邓小平。 正是宗教信仰，给了里根“使命感”。他的乐观，他的活力，他的原则理念，他的强烈的道德意识，都来自他的祈祷，来自对基督耶稣的确信。在他上任69天就遭暗杀袭击时，不仅他自己坚信上帝还有需要他完成的使命，而且教皇保罗二世和特里萨修女都同样告诉他，上帝仍有希望他完成的使命——战胜苏联共产帝国、结束冷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里根总统是上帝给予美国人民，以至全世界一切向往自由的人们的“礼物”。 （未完待续） 2004年6月9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
| 坚守自由的巨人——里根 2004-06-09 |
| 在“诺曼第登陆”60周年纪念会上，那些幸存的老兵已百发苍苍，而登陆那天，有11,500名他们的战友阵亡在沙滩。正是这些伟大的自由战士，使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世界不再生活在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的践踏之下，获得了自由！而领导二战胜利的西方领袖被公认是邱吉尔和罗斯福。
但不幸的是，人类刚结束纳粹的轴心国，新的邪恶共产主义就在全球蔓延。谁是领导自由世界赢得冷战的西方领袖？从里根总统去世後，美国民众和舆论的反应，世界领袖的评价可以看出，里根是冷战时代的“邱吉尔和罗斯福”，是捍卫自由、抵抗共产邪恶的伟大旗手！ ●对抗共产苏联和西方左疯 里根去世後，美国有线电视CNN网页的民调显示，压倒多数的民众认为，里根最大的贡献是赢得冷战，战胜了共产主义。 八十年代，里根担任了两届八年美国总统，那个时期是冷战高峰。共产苏联不仅有众多卫星国，拥有可以毁灭世界的核子武器，并和红色中国一起，向全球输出共产主义，要把世界变成《1984》和《动物农场》。 被称为“里根主义”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里根领导自由世界，毫无妥协地遏阻苏联的扩张，捍卫自由的价值。与此同时，里根还要面对另一个战场，那就是占据西方媒体和大学的左派势力，他们在根本价值上是共产主义的同盟军。 在里根公开给苏联定性是“邪恶的帝国”时，最强烈谴责他的声音来自西方的左派媒体和政客，他们指责这会惹恼克里姆林宫、刺激苏联，会挑起世界大战。西方左派们的理想是像张伯伦那样，恭维、附合、以至谄媚，来绥靖莫斯科的权力者。最强烈批评里根的是美国的左派民主党总统卡特，这位曾亲吻勃列日涅夫，拥抱金日成，歌颂卡斯特罗，被史家称为“美国最愚蠢的总统”，当时吓得以为核武大战就要开始了。 ●左派永远站在错误一边 当里根在西柏林演讲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柏林）墙！”时，西方媒体和大学以及好莱坞的左派们又是一片歇斯底里的攻击。没见过，或忘记了当年那些愚蠢场面的人们，看看今天在巴黎、纽约、波恩、伦敦、斯德哥尔摩等地谴责布什总统用武力铲除萨达姆邪恶政权的左派们的表演，就可以复习一下什麽是对邪恶的浪漫情怀，什麽是对邪恶的姑息、纵容。左派永远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而从不反悔。 但里根却从没有在这种共产势力和西方左派的夹击下後退，他坚持反共，坚信自由的价值一定战胜专制。在尼加拉瓜，在阿富汗，在中东，在欧洲，在亚洲，里根领导自由世界和共产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对抗。正是里根首先提出，研制导弹防御系统，使美国等自由世界不再生活在核武威胁之下。今天美国的导弹防御进入部署阶段，正是得益於当年里根的远见，最初的坚持。而建造导弹防御，当年被西方左派们嘲笑是里根看电影“中毒”，“不现实”，“做梦”。 但里根的伟大之处就在於，他把梦想变成了现实！正是在里根坚定反共的理念下，最後自由世界打败了共产主义，使红色苏联成为历史。 ●市场经济对抗“奴役之路” CNN民调中另一项多数美国民众的评价是，里根重新确定了共和党的保守主义价值。在经济领域，里根同样高扬自由的旗帜，强调小政府，削减福利，降低税收，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实行充分的市场经济，走亚当．斯密和哈耶克强调的自由竞争的致富之路，而不是共产国家的计划经济，以及西方左派热衷的政府干预经济、高税收再重分财产的社会主义“奴役之路”。 里根当选总统之後，就提出了美国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方案，把当时个人所得税最高等级的70％，大幅削减到28％，一次性减去42个百分点！ 虽然减税议案遭到倾向大政府的民主党的杯葛，遭到左派媒体的反对，遭到好莱坞左疯们的咒骂，但里根像他在对抗共产主义那样，坚持原则，坚守理念，绝不退缩，最後终於通过议案。 正是里根政府以减税为标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为美国後来长达110个月（美国历史最长的）的经济扩张期提供了基础。今天美国的经济环境之所以比较健康，市场经济的理念能够走向世界，尤其是欧盟15国中有11个是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保守党执政，都和里根的这场经济革命有直接的关系。 ●“真正的巨人”被世人怀念 里根执政八年，塑造和影响了一大批年轻的保守主义支持者，当今活跃在政坛和评论界的主要保守派人物，多数都在八十年代深受里根影响。而这支保守派新鲜血液的注入，促使了以越战时为高潮的美国左派思潮从九十年代开始走向衰败。里根强调保守主义的根本理念是：宗教信仰，家庭价值，每个人对自己负责；拒绝左派以“平等”名义“均贫富”，以“大政府”保护懒汉，用“高税收”抢劫中产阶级，强迫勤劳者承担懒惰和放纵者的恶果。因而史学家认为，今天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兴起，正是里根总统执政时建立的坚实底座。而里根所以有这样坚定的保守主义理想，很大程度由於他是虔诚的基督徒，有坚定的信仰，有伟大的使命感，有上帝的导引。 因而连里根当年的对手、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也在美国电视上评价说，里根“是真正的巨人，非常伟大的政治领袖。” 而和里根一起并肩反对共产主义、联手进行市场经济革命的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之一、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的评价，则代表无数热爱自由的人们的心声： “罗纳德．里根比任何领袖都更有资格宣称，为自由而赢得了冷战，而且他没放一枪。┅┅他不仅被那些熟悉他的人怀念，被他所骄傲地服务过并深深热爱的国家怀念，也将被那些由於他的理念和政策而今天生活在自由之中的千千万万的男女所铭记。”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9日） |
| 中国重审《南都案》涉高层较量 2004-06-08 |
| 美国之音记者东方6月8日报导／中国司法部门星期一重新审理《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喻华峰案件。这个案件被中国问题观察家看作是主张开放透明的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和主张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共产党内的保守派李长春之间的较量。
重判喻华峰法理何在？ 当听众朋友听到中共官员喻华峰今年三月19号因贪污行贿10万元人民币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的消息的时候，也许心目中已荡不起任何的涟漪。 中共官员贪污腐败金钱比这个案子多的，遭到惩处的贪污受贿的官员级别比喻华峰高的，比比皆是。10万元人民币，似乎没有什麽新闻价值。 让我们再来回顾一起更大的涉嫌金融的案件。最近上海法庭开庭审理了所谓上海首富周正毅案，涉嫌金额七亿元人民币，周正毅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总部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就喻华峰上诉案发布的新闻，援引中国大陆网民的话问到∶就算是贪污，周正毅七个亿判3年，喻华峰10万元判12年，这是根据的什麽法律？ 剑走偏锋敢打善打擦边球 问题提得好。我们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喻华峰其人其案。喻华峰是《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南方都市报》在中共严厉的意识形态控制中，剑走偏锋，以敢打善打擦边球著称。在中国新闻界中独树一帜，发行全国，享有广大的读者群。值得一提的独家报道有∶早在2002年12月就报道了广州男子得一种怪病，并怀疑是萨斯个案。还有大学生孙志刚被公安局收容打死案等。 按说，这两则报道，一个引起香港媒体的注意，并且最终导致中国最高领导层决定在萨斯新闻报道上全面开禁，实行透明化，引起海内外好评。而大学生孙志刚案则引起温家宝的注意，最后全国人大立法废除了中国的收容制度。照正常逻辑推理，作为曾经最先独家报道这两大新闻的《南方都市报》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喻华峰也许应该得到中国的普利策奖。 是贪污还是奖金？ 相反，《南方都市报》受到广东省委宣传部的严厉警告。副总编喻华峰以贪污受贿罪被逮捕并且被判处12年徒刑。据为喻华峰上诉案辩护的律师在法庭上的陈述，喻华峰所谓贪污10万元人民币是他三年前主持在报社内部发放的一批奖金。喻华峰根本“没有贪污的任何意愿”。最多也就是“奖金发放有不合规范之处。” 前《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现在旅居美国纽约的曹长青分析说，这个案子意味著中共对新闻界的控制模式有重大改变。 他说∶“现在可以明显看出来，中共对新闻界的镇压方式，和以往比较有很大的改变。以前的方式是撤销总编辑和副总编辑的职务，最严重的就像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深圳青年报》那样，全部关闭，把报社的建制取消。这是最严重的惩罚。现在，特别是过去十年来，中国媒体走向产业化，很多报社自负盈亏，开办了一些小企业，还经营广告等。这样一来，中共当局就可以用经济手段进行制裁。比如说报社发奖金，发多少是犯错误，发多少是犯罪，是无法说清楚的，因为是国家的钱。如果是私人的钱，比方说《纽约时报》，发十万美元奖金谁也管不著，这是我老板自己的钱。中国有个产权不清和体制不明确的问题。他想抓你的话，随时随地，在中国任何企业，想抓企业领导人经济犯罪的话，百分之百，都能抓到。” 另外，《南方都市报》的主编程益中，也因同样的贪污罪名於4月1号被正式逮捕，定於6月12号在广东的一家法院受审。当局称程益中分配到的10万元奖金也是贪污。 赢得全国读者得罪本地官员？ 《南方都市报》主编、副主编分别被逮捕判刑的消息，引起海内外的关注。据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南方都市报》报道广东收容所打死大学生孙志刚的事件，并不能为这家报纸在广东省各级政府官员那里赢得任何朋友。但这家报纸却在全国赢得广泛的读者。《南方都市报》似乎在挑战中国国家控制媒体的限度。 复审异常慎重反映上层关注？ 法新社报道，喻华峰案件也引起包括胡锦涛在内的中国最高领导层的关注。至少有20名广东省高级干部写信对这个案子表示质疑。 有消息说，由於中共高层的关注，法庭对喻华峰的上诉案非常重视。庭审从星期一早晨8点半开始审理，除中午休庭两个小时外，到下午5点半才结束。全程7个小时，非常罕见。而且广东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当场宣判，而是推迟宣判的时间。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案子由於已经涉及中共高层，广东省一级已经无法做出决定，要等候更上级的指示。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消息人士的话对喻华峰案件改判表示乐观。 香港媒体∶李刘分属江胡两派 法新社分析说，喻华峰改判将是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香港媒体报道说，主管意识形态的党内权力斗争的两派分别是负责中共意识形态工作的李长春和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为代表的一批人。李长春是江泽民安插在政治局中的亲信，刘云山据说是胡锦涛的人马。 曹长青分析说，一般外界认为，胡、温在上台后塑造亲民形象，和江泽民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曹长青∶取决於胡温能否主导和海外压力 他说∶"从各方面迹象来看，胡、温和江泽民还是有所区别的，还是想走更温和的，更取信於老百姓的路线，包括建立亲民形象，胡锦涛到老百姓家里去包饺子等。即使是作姿态，也比不做要强嘛。这个案子，我估计如果最後打得大了，也会是政治解决，而不是法律解决。因为这种事情，最终还是在政治层面，到底胡、温要不要用这个案子做一个政治姿态。但是，能不能做，不但取决於胡、温能不能取得主导权，而且取决於海外的舆论压力。” 法新社在报道喻华峰上诉案时分析说，李长春下令严惩《南方都市报》的负责人，而刘云山则希望贯彻胡锦涛的意图，让中国媒体更加开放。 |
| 印度大选对中美印关系的影响 2004-06-08 |
| 被称为全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的全国大选爆了冷门，被各方看好的人民党输了选举，在野的国大党卷土重来。这次大选结果不仅标印度的民主更趋成熟，并对印美中三方关系，以及台海安全等，具潜在的影响。
●六亿人投票，七百政党竞争 这是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举行的第14次全国大选，改选国会545个席位。共有750个政党参选，竞争十分激烈。 已超过10亿人口的印度，这次共有6亿7千5百万合格选民投票，设有70万个投票所，并首次全国性使用电子投票机（110万台）。因而整个投票过程分五个阶段，至五月中旬才结束。 虽然印度有七百多政党，但主要是两大党争雄：尼赫鲁家族主导的国大党和强调民族主义的右翼人民党。国大党是老牌政党，已有119年历史，曾在印度独立後至今的57年中，执政长达45年！但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人民党崛起，在大选中击败国大党。九十年代後期，基本是人民党主导印度政治。 本来按预定期限，印度应在今年底举行大选，但瓦杰帕伊政府决定提前进行，因在人民党执政下，印度的经济和国防外交等，均有长足发展。因而人民党想利用优势地位提前选举以获得保证性的胜利。 ●社会主义害了印度 印度虽被称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其经济一直很落後，主要由於左倾的国大党长期实行甘地、尼赫鲁式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强调平等、均贫富，并和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结盟，对抗英美西方世界。在九十年代之前国大党执政的三十多年中，印度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才三点六，其中最左倾的七十年代，增长率才零点八。 九十年代初，印度开始改革，放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外开放，走市场经济道路，结果该国经济迅速出现变化，连续三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都是7.5％，是以前的一倍以上。整个九十年代，印度的经济增长达6％；尤其是去年第三季度，增长率竟高达10.4％，超过了美国去年第三季（过去20年最高单季增长）的八点二。 前年出版《松绑的印度》（India Unbound）一书的印度学者达斯（Gurcharan Das）5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随著经济改革，印度发生巨大的变化。印度人口高峰时出生率曾达2.2％，到1998年时，就已降至1.7％。印度人的识字率在1990年时是52％，2000年已增加到65％，而且主要变化发生在女性和落後地区。从1980年以来，已有1亿7千万印度人摆脱了贫困，现在贫困率已降至26％。尤其令印度人自豪的是，他们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脑软体出口国之一。在1990年，印度只有500万台电话，现在增加到6千万台，并以每月200万台的速度增长。 北京的学者在比较印度和中国时，往往强调中国虽无政治改革，但经济发展超过了印度，以此拒绝在中国实行民选制度。但现在印度经济强劲增长，显然使那种经济发展可以代替民选制度的借口，更难以自圆其说。 ●印度和美国走向结盟 由於经济增长，国力提升，印度近年实行强大国防政策，尤其致力发展海、空军，其军费开支常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由於印度和俄国一直是盟友，印度不仅从莫斯科获得比提供给中国更高级的武器，并和俄国联合生产苏凯战机。印度原从俄国购过一艘航空母舰，现正自行建造第二艘航母，其海军力量已进入南太平洋。印度几年前就已研制成功「火焰二号」洲际导弹，射程覆盖北京以南所有中国区域。 印度在发展军事和经济的同时，也致力提升它在国际上的地位，谋求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因而近年特别注重和美国发展关系。 印美关系在冷战时代并不密切，主要由於左倾的尼赫鲁政府采取了名为「不结盟」实则与苏联联手、对抗英美的政策。直至柏林墙倒塌後的2000年春天，克林顿总统正式访问新德里，两国关系才开始解冻。 911後，由於美国对阿战争的战略需要，以及印度为对付巴基斯坦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外交和军事所需，推动美印关系拉近。两国军方高层官员频繁互访，并就军事合作和武器交易达成多项协议。印度还准备加入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 除了美印军事关系加强之外，美国的主要军事盟国以色列和印度的关系也在拓展。以色列总理沙龙去年首次访问新德里，成为第一个踏上印度土地的以色列总理，两国在共同对付伊斯兰激进主义上找到共同利益，并有战略联手趋势。 ●印中「面和心不和」 印度在致力和美国联手的同时，也试图与北京改善关系。尤其是911事件之後，巴基斯坦和美国关系改善，北京和巴国关系降温，为新德里与北京改善关系提供了条件。去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十年来首次访华（上次是1993年），随後不久印度国防部长索南德斯也访问了北京。 虽然中印试图改善关系，但两国的领土争执仍是障碍。印度指责中共占领了克什米尔地区的约3万8千平方公里的领土（接近台湾领土面积），但北京宣称它拥有该地区9万平方公里领土。两国不仅因领土纷争在六十年代有过战争结下宿仇，还因中共一直支持印度的宿敌巴基斯坦而积怨。 除此之外，中共对印度国力提升、军事强大，相当警惕。因而北京一直没有表态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中共近年以两位数增加军费开支，增加导弹能力等，也使印度担忧。因而双方实际处於相互提防、互不信任的状态。 ●印度大选为何出现冷门 印度这次大选的结果，出乎很多专家的预测，人民党不仅没有获得更多的国会席位，反而输了选举和组阁的权力。而原来并不被看好的国大党，却东山再起，重新获得政权。 印度的选情所以发生这样戏剧性的变化，主要是印度实行内阁制所导致，因为如果实行「总统制」，人民党的印度总理、79岁的瓦杰帕伊的声望，政治能力，执政经验等，都远远超过国大党的主席、意大利出生的索妮亚。印度报纸曾挖苦地说，索妮亚的唯一政治资本是，她是被暗杀的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的遗孀，以及尼赫鲁的孙媳妇。她从未担任过公职，也没当过议员等，缺乏从政经验。 正因为实行的是内阁制，因而印度很多小型政党，才有空间，并几乎达到左右印度政治的程度。这次就有4个共产党，总共赢得64席。正是他们加入国大党的联盟，才使国大党获得国会219席的多数（人民党联盟获得189席）。如果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小党加盟，国大党联盟根本不会成为国会的多数。像美国等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这种极左或极右政党发展的空间，更不要说他们能左右国会政治了。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的经济改革，使「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导致还没致富的穷人更加「红眼病」，他们不满社会贫富不均，感到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而他们数量多达3亿5千万人，占这次印度注册合格选民人数的一半。国大党和共产党正是靠煽动这部份人的「不平情绪」，依靠「穷苦大众」，才把近年领导印度经济迅速发展，并被选情专家一直看好的人民党赶下了台。印度的股市在大选後，单日跌幅高达11个百分点，迫使股市停盘，由此可看出印度中产阶级，尤其是商界对共产党势力可能左右印度政治的恐惧。 但毕竟印度已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这样你上我下的全国大选已举行过十多次，习惯了民主制度和人民的选择。尤其是执政的人民党总理瓦杰帕伊在第一时间就承认败选，表示「接受人民的决定」而内阁总辞，为印度的权力和平转移，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正是由於股市大跌，导致被很多印度人无法接受的国大党主席索妮亚宣布不出任印度总理，这样就减轻了社会各界的担忧，为印度选後尽快恢复平静，提供了基础。 ●美印结盟制约中共犯台 虽然印度换了执政党，但过去多年形成的基本内政外交政策，短期内不会发生较大变化。印度新政府为获得经济发展的外部和平环境，仍会愿意和中国改善关系，以降低北京对巴基斯坦的支持。而北京为了减缓强大军力的印度在其後方的压力，也会致力缓和与新德里的关系。因而在这种背景下，未来中印美三方都会致力加强双边合作，而非对抗。但由於战略利益不同，民主和专制的制度和价值等不同，实质上三国的关系无法等量齐观，而有质量和程度的不同：美印合作将趋向加强，更为真实；中美关系则在摩擦中求稳定；中印可能继续面和心不和，维持表面的和气 国大党政府仍可望延续过去的强大国防政策。而且由於印度持续经济发展，国力提升後，更有条件强化其军事能力。一个经济增长、军力日益增强的印度，本身就对中共构成一种潜在的制衡。 美国军力通过对阿战争进入中亚，直接驻扎在和中国接壤的阿富汗；再加上美印军事合作，更对北京构成一种战略压力，牵制和遏阻中共在台海、南中国海任何可能的军事冒险。 另外还由於911後日本自卫队的地位提升，东京在二战後首次向外派兵，参加伊拉克战後维和，由此导致「美日军事联盟」关系强化，形成「美日联盟」在前，「美印联手」在後，前後夹击、钳制北京的战略格局，从而使中共在台海等区域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更为受限。 虽然这次印度大选出现冷门，但民主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执政党改变了，但国家利益仍会是新政府的主要诉求，其有利国家利益的内外政策，都不会发生翻盘式的骤变。新德里新政府继续走对内经济改革，对外改善关系，强大印度的道路，不仅对印度自身利益，也对南亚区域稳定、台海安全等，都具潜在的影响和益处。 （原载《争鸣》2004年6月号） |
| 高贵来自谦卑，幽默来自智慧——世界领袖评价里根 2004-06-07 |
| 美国总统布什：
“这是美国的一个伤心的时刻，一个伟大的美国人的生命结束了。里根赢得了美国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信心来自理念，他的坚毅来自性格，他的高贵来自谦卑，他的幽默来自智慧。” “在里根任总统的年代，美国送走了分裂和自我怀疑；由於他的领导，世界送走了一个时代的恐惧和暴政。今天，在为我们的领袖送行的时刻，让我们说一声：感谢你。上帝保佑罗纳德．里根。” 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我相信里根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和他在一起，苏联领导人才有可能展开了一场非常困难，却是非常重要的会谈。” “我不知道其他的政治家在当时会怎麽做，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局势。被不少人认为是极右派的里根，有勇气跨出这些步骤，这是他最重要的贡献。”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罗纳德．里根比任何领袖都更有资格宣称，为自由而赢得了冷战，而且他没放一枪。┅┅他不仅被那些熟悉他的人怀念，被他所骄傲地服务过并深深热爱的国家怀念，也将被那些由於他的理念和政策而今天生活在自由之中的千千万万的男女所铭记。” 法国总统希拉克： “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的坚毅，信念和对民主的承诺将铭刻历史。” 美国参议员（今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 “即使在他使民主党伤透了心的时刻，他也是微笑著，用诚挚的精神和公开探讨。我们之间的不同是真实的，但是由於里根的领导风格，他教给了我们，在坚强的信念和相互仇视的党派斗争之间有更大的不同。” “今天，我们面临新的挑战，他的样板提醒我们，我们必须以乐观主义精神前行并解决问题。他是我们最老的总统，但是他使美国再次年轻。”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 “喜莱莉和我将永远记著，里根总统把美国人们的乐观精神个性化了；他使美国一直站在为世界各地人民争取自由的战斗的最前线。把一块柏林墙拿来装饰华盛顿的里根大楼是最合适的了。” 波兰团结工会创始人瓦文萨： “那是一个罕见的时刻，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许多政治家的想法近似。他们不需要见面和交谈，他们相互明白——教皇，里根，密特朗，瓦文萨。我们给了人类最残暴、最愚蠢的政治制度——共产主义——最後的一击。” “他看到不平，要纠正；他看到共产主义，要铲除它。”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 “他是一个俱有坚定理念的人，在共产主义的垮台中扮演了无可质疑的重要角色。” 德国前总理科尔： “罗纳德．里根为他的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世界来说，尤其是对欧洲，有了他，是我们的幸运。他对自由的执著，对结束欧洲的分裂，尤其对德国的统一，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我们德国人有太多需要感谢他的。” （曹长青译自《华尔街日报》2004年6月7日） |
| 里根是台湾的「守护神」 2004-06-07 |
| 前天里根总统去世，昨天是「诺曼底登陆」60周年，两大新闻主导了美国及世界舆论。两大新闻一个主题，都是「自由」。
里根总统是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他在八十年代担任两届总统期间，领导自由世界，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勇敢地喊出「苏联是邪恶帝国」，并直呼「戈尔巴乔夫先生，拆除这堵（柏林）墙！」他毫不退缩地承担自由世界领袖的道德责任，不畏共产阵营的威胁，不顾西方左派的阻挠，坚持原则和理念，最後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促使共产主义在欧洲以至全球的崩溃。而诺曼底登陆，则是铲除德国纳粹、结束二次大战，使世界获得自由的开始。 在愚蠢的民主党籍总统卡特和中共建交之後，台湾更处於艰难的时刻。不久，共和党籍的里根以高票击败了卡特而成为白宫的主人。坚定反共的里根总统相当重视台湾的安全，在担任总统第二年就提出并通过了著名的「对台六项保证」，包括对台军售不设期限，事先不与中共协议；台湾关系法原则不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权等。正是这些原则，一直保护了台湾的安全。後来美国历届政府能够协防台湾，很大程度是由於里根政府提供了这样的政策基石。 正是由於里根总统这样坚持原则，坚持道德理念，他才赢得了美国民众的爱戴，在多次民调中，他都被评入「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列。不仅美国人民、苏联帝国垮台後获得解放的原东欧人民、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之後世界各地所有重见天日的人们，都将感激这位自由世界的领袖。他不仅曾是「台湾的守护神」，他更将作为「自由的守护神」而被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所铭记和怀念！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6月7日铿锵集） |
| “六四”後的中国知识分子 2004-06-05 |
| （美国之音记者陈苏6月4日报导） 今年“六四”是天安门事件十五周年纪念日。“六四”这一重大政治事件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思维、行为和命运，而变化最大的一群人也许就是曾经和学生一起上街游行，要求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
*跪久了，站起来溜溜* “六四”事件虽然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但历史的伤口至今流血，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不久前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成员高文谦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在这场政治事件中受冲击最大的莫过於知识分子群体。十五年前，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在“六四”期间显示出独立自主的意识正在觉醒。 高文谦说∶“‘六四’前，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界的主流是以天下为己任，拥抱自由民主的普世文明价值，为改革摇旗呐喊。我记得在‘六四’过程中4．27大游行的时候，我看到清华大学的队伍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其中有一个人举著一个牌子，上面写著∶‘跪久了，站起来溜溜’这几个大字。” 这八个字让从事历史研究的高文谦百感交集。他说，虽然文字的表达很幽默，但高文谦感到，它们字字带著血。从中共建国後，中国知识分子无休止地检讨、揭发、批判，遭到肉体和灵魂的双重阉割。高文谦能够真切感到这八个字的份量，它道出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控诉了以往遭迫害和受屈辱的苦难史。 *六四使知识分子大分化* 高文谦以他自身的变化举例说明“六四”对自身的冲击。他说，“六四”前他曾经是中共官方的所谓“御用”学者。“六四”後，他成为民间的独立知识分子。 但在“六四”後，中国知识分子出现大分化，很多人选择了与高文谦不同的道路∶ 高文谦说∶“在中共官方强权镇压和利益收买的两手下，知识分子的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人放弃了原先的道义担当和社会关怀。还有些人心灰意冷。还有些人看破红尘、玩世不恭，追求现世的享受，奉行利益之上，犬儒主义盛行。还有极少数的人充当当权者的帮闲或者帮凶，粉饰现世，为专制张目。” *焦国标∶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异化的一群*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认同高文谦的观点。不久前焦国标发表的《讨伐中宣部的14个理由》激起了海内外巨大反响。这位敢於挑战中宣部、表示自己不怕死、不怕自挂东南枝，不怕蹲秦城监狱的焦国标在接受采访时说，来北京这麽多年，他感到很孤独。他没有主动拜访过哪位大家，因为他认为他们的人格都不值得他的拜访。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没有信念的苟活的一群人。不过，他认为这是几千年专制制度的影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焦国标说∶“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就是学而优则仕，他做官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它对他都毫无关系。大量的人就是吃喝玩乐，有时喝茶、逗乐，朋友之间诗酒唱和，就这样一辈子。” 焦国标说，自古以来也有象杜甫那样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只是痛心疾首地写写诗，写写文章，写完了就完了，该干什麽还干什麽去。随著西方知识分子的理念传入中国之後，不论是国共时期的两党对垒，还是中共建国後的一党统治，中国知识分子参与政治，成为政治系统的一部分，角色已经固定，成为被政治异化了的一群人。 *曹长青∶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旅美政治评论员曹长青认为，“六四”过去十五年了。除了刘晓波、余杰、任不寐等一些体制外的知识分子艰难地发出重新评价“六四”的呼声之外，中国有那麽多著名的学者、作家、导演、诗人、哲学家、教授等等，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要纪念“六四”，要悼念那些死去的孩子们。曹长青认为，他们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共同保持沉默，是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曹长青说∶“在中国一般大家习惯地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或者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都被定位为知识分子了。而西方的定义完全不同。早在六十年代，《时代周刊》就登过关於知识分子的定义，主要强调的还不是具有专业知识或者文凭，而强调的是良知，同时成为社会的监督者和批评者，尤其是对权力的监督者和批评者。” 曹长青说，在89民运爆发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象西方的知识分子那样，在一场重大政治运动到来时站在前列，成为领导潮流者。有相当一部份知识分子希望在政府和学生市民之间扮演调解者的角色。但他们不要求政府，只要求学生，要求学生理解政府、体谅政府、和政府配合，要求学生不要绝食，配合党内改革派等等。 曹长青说，他不奢望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象东欧的前共产党国家知识分子那样，象哈维尔、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那样具有深刻思考能力，具有反抗共产主义的道德勇气，他仅仅希望中国知识分子能在中共公开屠杀孩子的暴行面前表现出道德勇气和良知，能够象蒋彦永那样站出来要求给“六四”正名。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却群体性地保持沉默。曹长青说，从这一点看，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性地堕落了。 *良知并未完全泯灭* 不过，从事历史研究的高文谦并没有这麽悲观。他说，中国知识界过去十五年的沉默确实令人失望。但是中国仍然还有民族的脊梁，他们就是李慎之、蒋彦永、章怡和等等。他们以自己的良知和勇气直面历史，真实地讲述历史。 北大焦国标教授更是比较乐观。他认为，虽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行制度无法产生曼德拉和甘地，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其两面性。目前在商品大潮下看似没有信念苟活的一群人，一旦国际大环境适当，一旦象“六四”事件的政治运动再次爆发，他们还会再次投身其中。因为他相信，人性中正义、善良、勇敢和道义等绝不会完全泯灭。 |
| 别指望中共为六四平反 2004-06-04 |
| 6月4日，是震惊中外的“六四屠杀”事件15周年。和以往一样，每到周年纪念日，就有不少人呼吁中共为六四“平反”。但是，中共会为“六四”平反吗？只要对共产党的本性有所了解，就会做出相反的结论。因为：
第一，六四屠杀不是偶然事件，它是共产党一直使用的暴力的一部份，只不过屠杀发生在大街上，被很多外国记者纪录下来，才使世界震惊。 其实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就伴随著内部清算和外部屠杀，从三十年代初镇压内部江西AB团（处决很多人），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枪杀作家王实味等，五十年代镇压反革命（中共官方数字处决157万人），1959年对西藏的镇压（86万人被杀害），到六十年代文革中的残杀（官方数字死亡172万，伤残703万），七十年代对新疆和内蒙的镇压（6万新疆人非正常死亡；15万蒙古人被杀害），到八十年代的六四屠杀（国际红十字会和当时苏联情报部门都估计有三千人死亡）┅┅共产党就是这样一路“杀”过来的，靠监狱、军队、劳改营，靠八千万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才维持了它的血腥统治。 六四，是共产党预谋、策划、实施的一场目的很清楚的谋杀。在共产党仍在中国掌握权力的时候，它对不可能为“六四”平反。因为平反六四，就等於承认它的罪行，而共产党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认罪的时候！ 第二，以中共对过去的错误，犯下的罪行，和从未完全认错的事实来看，它也绝不会单独为“六四”平反。例如： 反右运动完全错了。当时有55万2千9百73人被打成“右派”，最後只有96人没有“平反”。但中共当局仍坚持“反右”是对的，只承认“扩大化”。以96人计算，等於“扩大化”了5,700倍！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完全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多达4,000多万中国人死亡。但共产党不仅不认错，还坚持那是天灾，而且根本不允许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文革更是史无前例地诱发了人性中最邪恶、最丑陋的部份。但共产党至今不仅不完全否定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罪恶运动，更进而把带来这一切的罪魁毛泽东印到了货币上，仍奉为他们的精神领袖。 共产党人难道不知道这些事件的真相？他们当然知道。但他们为什麽不认错，不平反，不知罪？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共产党的群体犯罪，他们承认了这些错误和罪行，就等於否定了他们这个党本身，以及这个党所建立起来的罪恶制度，那麽这个党的唯一出路，就是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他们不仅不会为反右、文革等彻底平反，也不会为六四平反，逻辑就在这里。 第三，当今作为中国太上皇的江泽民，是靠六四屠杀事件得以爬到今天的高位的，他是镇压八九民运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仅凭他仍在中国垂帘听政这一点，六四也不会被「平反”。 因而人们不要再把眼睛往上看，不要再期待江泽民政权会良心发现，不要再期待共产党会恩赐“平反”六四；而应该眼睛向下看，向自身看，去寻求人民的声音，去承担个人的道德责任，像蒋彦永等人那样，说真话，找真实，挖掘真相。只有六四屠杀、文革、五十年代镇反等等真相被更多揭露出来，被更多的中国人知道，才可能戳破共产党那个靠暴力和宣传吹起来的谎言气球，让它一点点泄气，最後轰塌，成为历史。 今天民主和专制的斗争，就是真实和谎言的较量。东欧的知识份子以“生活在真实中”为旗帜，最後结束了那里的共产制度。今天中国人纪念六四遇难者，也应从这个立足点出发，结束对共产党的幻想，不要再喊“平反”，而要追究他们的罪责。只有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才可能对惨案有公正的评价。因而纪念六四的主旋律，应该是铲除共产专制，让中国人获得自由！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2日） |
| 六四屠杀後中共本质没变 2004-06-04 |
| 这个星期，是震惊中外的「六四事件」15周年，全球很多华人将举行悼念活动。15年过後，人们更清楚地看到，当时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是一场对学生和市民的大屠杀。到底有多少人遇难，迄今中国政府不予公布。
北京的心虚不仅表现在拒绝公布死亡人数等真相上，连对六四的定性也已五次改口：最初定为「反革命暴乱」，然後降级为「动乱」，後来称为「事件」，不久又改口说是「一场风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这种不断降级说明，中共自己已经越来越无法理直气壮。但为什麽他们仍是死不认错？因为其独裁专制的本性没变。 15年过後，中国土地上的高楼大厦多了，人们的腰包比以前鼓胀了，权力者成了暴发户，权力集团更可以用其国库的金钱购买武器威胁台湾，用其经济实力在国际舞台打压台湾。对内则一如既往，毫不留情地镇压任何对它的挑战。 经历过蒋介石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军事戒严时代的台湾人民，应该不难想像中国人今天还生活在怎样一个残酷的制度下。无法不令人悲哀的是，在目前的中国领导层，尚看不到任何蒋经国式的人物的影子，就更别提李登辉了。 所以，当台湾和北京打交道时，必须认知到中国政府的这种性质，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是一个邪恶的政权！无论台湾释放出怎样的善意，它都会敌视你。它高举著「反台独」的口号，骨子里反的是你的「冻蒜」制度本身。因为「台独」不能结束中国的独裁政权，而「冻蒜」则一定会。 所以专制中国最怕的是台湾的「冻蒜」制度顺利进行，最高兴的是连宋这类人继续闹下去，这是比五百枚飞弹更有利的对付台湾的武器。他们到底要给对岸的专制政权再帮忙多久，让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5月31日） |
| 中共的强盗逻辑 2004-05-26 |
| 日前北京发表了一份题为《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的白皮书，首次明确表示不接受达赖喇嘛的西藏高度自治方案，认为西藏的情况和香港、澳门不同，不能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而要继续现在中共对西藏的直接统治。这标示著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即不谋求西藏独立，在承认北京中央政府下高度自治的诉求，完全遭到拒绝，或者说失败。
在毛泽东时代，以及邓小平执政初期，中共对西藏问题采取完全不予理睬的政策。但从九十年代初开始，面对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西藏问题，不得不给予回应；过去这些年来多次发表西藏问题白皮书，试图减轻来自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但这次态度最强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达赖喇嘛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而要求藏人完全接受现在中共对西藏的所谓「民族区域自治」的统治方式。这意味著，北京的西藏政策更趋强硬，同时也预示著达赖喇嘛谋求与北京和解，寻求「中庸之道」的政策，走到了死胡同。 达赖喇嘛不寻求西藏独立，承认西藏属於中国，仅要求高度自治的诉求，得到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赞赏，认为达赖喇嘛做出重大让步，有助於解决西藏问题。而且这个中庸之道方案，也得到相当多的海外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份子和异议人士的支持，因为达赖喇嘛做了最大的让步。当年邓小平的政策底线也仅是「只要不谈独立，其他什麽都可以谈。」 但达赖喇嘛的「妥协」在西藏流亡社会引起相当的不同意见，不少流亡藏人，尤其是年轻人，坚持西藏不属於中国的历史真实。因此，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前些年曾为此举行公投，结果多数藏人表示，达赖喇嘛怎麽说，就怎麽做。因绝大多数流亡藏人是佛教徒，视达赖喇嘛为最高政教领袖，即使他们心里想追求独立，也愿意听达赖喇嘛的。 然而，对达赖喇嘛的善意和妥协，北京不仅没有良性回应，却通过发表「白皮书」，完全予以拒绝。它至少说明北京当局对解决西藏问题毫无诚意，并有意完全关闭和达赖喇嘛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和平解决的大门。 北京的西藏政策再次启示世人，中共的本质是强盗，它不认道理、常识，公理，只认一个东西，那就是实力。你不管释放什麽样的善意，做出怎样的妥协，不仅得不到良性回应，还会被它视为软弱可欺。 这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北京对台政策上。上周陈水扁发表总统就职演说，也是向北京释出善意，不仅刻意没提一边一国，更没提竞选期间相当强调的「公投制宪」，反而明确提出，未来的修宪不涉及国号、主权、领土等。陈水扁的就职演说，遭到台湾独派人士的强烈批评，认为过於向北京妥协，不坚持原则。 但北京却像这次对待达赖喇嘛一样，不仅没有做出善意回应，而且仍一如既往地谴责、批判陈水扁，把他和民进党的妥协指责成欺骗，伪装。 北京的做法只能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更刺激台湾人民厌恶中共，和中国渐行渐远，更倾向独立。西藏的问题也同样，北京如此拒绝达赖喇嘛的善意和妥协，只能刺激西藏内部的强硬派声音，更加认同和强调西藏不属於中国，争取独立。 无论是西藏还是台湾和北京打交道的经验都证明，对中共这样的政权，释放什麽善意是没有什麽用的，必须认清中共的邪恶本性，不要再有什麽幻想。应该做的是，支持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结束共产党的统治，然後才会为西藏，台湾等问题的解决，提供基本的条件。在这之前，一切所谓妥协、让步，只能被共产党视为软弱可欺，反而助长它的霸气。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5月26日） |
| 中国和俄国的八个不同 2004-05-25 |
| 1989年中国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上街游行示威的学生和市民，主要诉求是反腐败，要求政治改革。但这场民主运动，被共产党的坦克镇压了。
1991年，苏联帝国崩溃，俄国人结束了共产主义。在随後的十多年中，俄国和中国走了不同的道路∶俄国“先政治改革，然後经济改革”；中国是“先经济改革，不知道什麽时候政治改革或是否改革”。过去十年来，俄国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做一下比较，可以更清楚看出两条道路的优劣，两国前景的不同∶ ●第一，在社会制度上∶ 中共刚刚结束十六大，江泽民把“总书记”的头衔交给了胡锦涛。不要说中国迄今为止根本没有多党竞争和全民直选，即使中共党内权力转移，也完全是黑箱作业。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D.Kristof）在11月19日的专栏文章中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其实中国有“三个谎言”，所谓十六大选举、胡锦涛接班、江泽民交权，实质上都是假的。共产党的民主仍是“你民我主”。 而俄国在结束了共产制度之後，迅速实行了多党竞争的民主选举；并在1993年用全民公决方式，通过了俄国新宪法（废除了共产宪法）。在过去12年中，俄国已举行了两次总统全民直选。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理论是，第二次选举才意味民主制度的真实。俄国的民主正走向真实和完善。而且俄国还举行过两次全民公决，五次国会选举，以及全部89个地区的（每个地区三次）州长选举。俄国人通过选票，开始进入有选择权利的“人”的生活，而不再是《动物农场》 选举还保证对最高领导者权力的监督，对重大政策的约束。因为选民不会给国家领导人一次次胡作非为的机会。正如宪政学者所说的，民主即使不能创造最好，但它至少可以避免最坏。而且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只有民主才会带来社会的真正稳定，并促进经济的长久发展。目前全球人均收入超过三万美元的国家，全部都是实行选举制度的。11月12日由美国传统基金会（HF）等公布的《2003年经济自由排行榜》，前15个国家，除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城市国家和地区外，其他13个都是民主国家。它至少可以为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一个注脚。 ●第二，在新闻和言论自由上∶ 民主至少有两个最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定期、公平的选举；另一个是新闻自由。俄国不仅进行了上述的选举，还有了私营报纸、电视、电台和刊物，人们开始享受空前的言论自由。 前年俄国发生核潜艇沈没事故时，俄国的私营媒体对普京总统的批评相当尖锐。俄国著名政治周刊《Itogi》资深记者葛森（MashaGessen）甚至还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严厉谴责普京说，“俄国人不能忍受苏联时代制造的所谓最好潜艇，更不能忍受苏联共产时代喂养大的‘高级官僚’普京。” 在不久前莫斯科人质事件时，俄国的媒体更是口无遮拦地对普京和政府决策等进行评论。不仅报纸，俄国的电视节目，也可以自由的模仿、嘲讽、甚至丑化普京。《纽约时报》今年3月24日曾刊出俄国电视上的“Kukly”政治讽刺节目的画面，上面是扮演普京的人打扮成马戏团小丑模样。该报说，这种讽刺政治领导人的电视节目在俄国相当受欢迎。 11月7日，在十月革命周年日，莫斯科广场有几千人（多是老人）举著列宁、史达林、阿拉法特、萨达姆的画像，怀念革命和血腥。什麽样的俄国人现在都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政治见解。 而中国虽然现在有2,050家报纸，并成立了17个“报业集团”，但所有的报纸都是国营的，编辑记者都是领取政府工资的国家干部。中国没有一家真正独立的报纸、电视等媒体。而没有独立，就不会有客观和真实。 在中共十六大闭幕那天，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社论说，“中国的电视就十六大播发了很多小时的节目，但没有任何评论，来探讨中国最高权力是不是转移，怎麽做出的决定。”英国BBC的评论则指出，“看中国新闻媒体对十六大的报道，可以用‘声势浩大，铺天盖地’来形容。但是从报道内容和方式可以看出中共对新闻媒体控制程度之高。媒体对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赞扬，如同在试图让人相信钱币的确只有一面。” 别说对中共十六大，即使对石家庄大爆炸案、江西煤矿倒塌案、南京早餐中毒案、杨斌被拘留案等等社会新闻，中国的报纸也没有独立报导和评论的自由。中国的50多万新闻工作者，在本质意义上仍是“党的耳目和喉舌”。中国媒体的主要功能仍是维持共产党的统治，而不是大众公器。 ●第三、在司法制度上∶ 在中国，共产党既是立法者（国会），又是释宪者（宪法法院），同时又是执法者（政府）。西方民主国家是三权分立，三种权力互相制衡；中国则是法官、检察官、警察三种职能和角色都是一个人。因而所谓“以法治国”完全是假的。 而俄国从1993年立宪之後，就改用了“陪审团”制度，建立了独立的司法、立法体系。今年7月1日。俄国国会通过了新的法律，对原有法律进行了大手术，增加了律师和法官的权力，削弱和限制了政府检察官的权力；同时更加重视“证据”。 这个新法律被《纽约时报》称为俄国法律系统的“革命性变化”。俄国总统普京对这次法律修改相当重视，他把原来共产俄国的法律称为“专制的法律”，因而任命他的副幕僚长主持这项法律修改工作，对原来的法律做了3,500处修改，其中有100处是曾研习法律、做过律师的普京总统亲自修改的。 这个法律通过後，普京政府将提供15亿美元，培训和雇用更多的法官，提高法官工资，计划在今後四年之内，把俄国的法官人数增加到五万人（现有一万八）。 ●第四，在对外政策上∶ 正是因为有了定期选举和新闻自由，才使俄国的对外政策走向现实主义，放弃了意识形态的主导。俄国不仅不再把美国和西方视为敌人，不再反对北约东扩，还历史性地建立了“俄国□北约理事会”，要融入西方。这次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北约首脑高峰会，又有七个国家加入了北约（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三国），从而使北约达到26个成员的历史最大规模。正是由於俄国对北约和美国都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合作立场，北约的东扩才成为现实。在911事件发生後，第一个给美国总统布希打电话表示坚定支援反恐的就是俄国的总统普京。 而江泽民政府虽然也表示支援美国反恐，但很多西方专家都指出，中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利用反恐来镇压新疆的独立运动和人权呼声。北京曾热心组织“上海五国”等区域集团，主要战略目标是和美国抗衡。正是这种以反美、抗美为目标的对外政策，才导致北京在国际舞台的孤立。无论北约高峰会，欧盟年会，还是全球八大工业国会议，都没有江泽民的份儿。 ●第五，在军事政策上∶ 俄国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军事政策，不再谋求帝国角色，而是削减军费，把资金用到经济上。在共产苏联时，俄国的军费开支高达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2％，现在则削减到仅占5％（美国现在占3％强）。当年苏联有400万军队，1996年削到170万，今年又削减到100万，预计明年将削减到65万。 苏联原来有一万多枚核子导弹，不久前俄国总统普京访美达成协议，俄国将在今 後10年把导弹最低削到1,500枚（将比美国少200枚）。俄国并在今年通过议案，将在2001年废弃实行了三百年的强制募兵，而实行像美国这样的完全志愿兵制度。去年，俄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教育经费超过了军费开支！ 和俄国相比，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幅图画∶中国虽然也在削减军队规模，但迄今仍保持有250万军队（是俄国的2.5倍，是美国的1倍）。而且一直在增加军费开支，据美国国防部7月12日发表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国去年的军费开支比上年度增加了17.6％，实际军费开支已接近650亿美元（而俄国军费开支去年是130亿美元）。 另外，中共大力发展中短程导弹，部署在台湾对面沿海；并致力发展长程洲际弹道导弹。其军费开支不仅在过去几年历年增加，并且远远高於对教育的投资。像俄国那样对教育的投资超过了军费开支，对中国人来说只能是个遥远的梦想。 ●第六，在经济改革上∶ 中国虽然在过去20多年也在进行经济改革，但基本是小心翼翼地做边边角角的调整和改革，而不是真正从所有制上进行变革。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一定的市场经济加官商勾结，瓜分国家财产。在经济“双轨制”下，必然公私混合，产权不清，结果是日益泛滥的全民性腐败。 最近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中国“第三富”的辽宁企业家仰融，因与当地政府发生公司产权纠纷而被迫逃到美国。仰融所领导的公司，像中国的其他很多所谓民营公司或乡镇企业一样，都是产权不清，它们的所谓“民营”性质实质上是假的。 目前中国国营企业改革的速度是，每年改革100个大企业。但中国有大型国企一万家，按照这个速度，得要100年！而且还不是把它完全私有化、市场化的彻底改革。 但俄国却很早就对国营经济做大手术（一次性私有化），被称为“震动疗法”。当年不少中国知识人不看好俄国的大刀阔斧私有化，热衷中国式的保守疗法。但今天来看，俄国的手术不仅成功，而且术後恢复很快。 1991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只有5%的产品来自私营企业，今天，这个数字上升到占70%！仅以图书市场为例，现在俄国书店里80%的书都是私营出版社出版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和哈耶克、凯恩斯等的作品都摆在大型书店里。 私有化刺激了经济活力，过去两年，俄国的石油产量增加了15%，今年2月，俄国的石油生产第一次超过了沙乌地阿拉伯，达到每天728万桶。目前俄国石油产量已占全球石油市场的10%。俄国不仅粮食自足，而且还有能力出口500万吨。 1917年列宁夺取政权後第一件事就是把土地国有化，建立苏维埃集体农庄。今年7月，俄国通过议案，把土地还给人民，将5亿4千8百万亩农业土地（相当4个法国的面积）私有化，人们可以拥有土地，自由买卖。而且外国人也可以从俄国人手里购买或租用（租期49年）。俄国下一步的私有化目标是国营的煤气、电力、铁路以及由国家提供的养老金等。 而且俄国还实行了大幅减税的政策，去年初俄国把个人所得税从30%削减到13%，企业税从35%削减到24%。俄国的个人税收是整个欧洲除了爱尔兰之外（12%）最低的。结果俄国政府去年收上来的税却比减税前增加了50%，因为减税刺激了经济，企业和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 现在俄国的卢布不仅价值稳定，外汇存底已增加到385亿美元（中国外汇存底现为2,122亿美元）。俄国的经济前年增长8%（和中国当年相同），去年增长5.5%；今年预计为5.2%。去年11月12日《华尔街日报》社论“俄国的复兴”赞赏说，现在俄国的状况可能是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最好的。 ●第七，在人民生活品质上∶ 1988年，苏联有4,300万人（每6人有1个）每月收入不到75卢布（相当7点5美元）。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99年俄国人均收入已达2,250美元。而中国去年的人均收入是880美元，不到俄国人的一半。捷克、波兰现在人均收入都超过5,000美元；连叙利亚的人均收入都是中国人的三倍以上。 1990年，每100个俄国家庭有汽车19辆；去年增加到42辆，今年预估将增至52辆，即超过一半的俄国家庭拥有私人汽车。 据《纽约时报》11月5日引用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现在私人拥有汽车800万辆，平均每百人有0.6辆。 在有900万人口的莫斯科，250万人拥有手提电话；过去两年，俄国使用电脑上网的人数增加了40%。 中国在过去几年使用电脑上万的人数也在激增，现已有五千万人上网。但中国政府却严厉控制网络，设立网络警察和“防火墙”，限制资讯流通。中国人上网看什麽，不看什麽，都由政府决定。而俄国政府从没有设立什麽“防火墙”，俄国人可以自由在国内网络发表言论，并自由地流览海外网站，下载包括任何政治内容的资讯。 共产时代，俄国没有一个私人的慈善机构；去年，俄国的私人慈善机构已达到7万个。2000年俄国的大学比苏联时代增加了75%，大学生增加了50%。1991年，在有近三亿人口的苏联，只有50万人旅行过；在分出去14个国家之後，只剩下近1亿半人口的俄国，去年有525万人出外旅行。 ●第八，在人口和国民素质上∶ 俄国的土地面积大於中国，但人口只有1亿4千5百万，只是中国的九分之一。俄国的石油出口现已占全球市场的十分之一；而中国从1996年起就能源不足，依赖进口石油。 中国13亿人口，多数在农村，城市人口仅占32%，而俄国的城市人口占73%（接近美国的77%）。 俄国这样少的人口（和中国比较），这麽大的幅员，这麽多的城市人口（农村人口不到三成），再加上民主的制度，私有化的、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对政府和政治人物有监督制约的自由媒体，以及言论自由和资讯的充分流通等等，都为一个民主、自由、强大的俄国的崛起提供了条件。但愿中国人以前常说的那句话能成为现实∶“俄国的今天是中国的明天”。 （载《动向》2002年12月号） |
| 给江泽民夫人的公开信 2004-05-25 |
| 江夫人王冶平女士：
你好！冒昧给你写这封信，主要出於三个原因： 第一，从你伴随江泽民先生出国访问时的表现中，以及海外中英文媒体有关你的报道上，感觉到你和以往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夫人们有些不同。人们似乎普遍认为你有一些今天已经少见的中国传统女性之含蓄、质朴，或者说没有最容易令人反感的第一夫人的张狂。毛夫人江青的表现，你当然和全国人民一样清楚。而邓夫人卓琳，外人鲜有知晓。据我有限的阅读，好象还没有看到媒体上对你有什麽负面评价。 第二个原因是，虽然当今中国有13亿人，2,000多家报纸，中央一级的高层官员也得上千，但没有一个人，能有你这种位置，能够和江泽民先生说上话，主要是那些他很不愿意听的“逆耳真言”。从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可以看出，即使邓的子女们，在中国的最高领袖面前，也没有正常的父子、父女关系，连做女儿的都要谄媚她的“伟大领袖”父亲。我猜想你和江泽民的关系不至於悲惨到那种地步（在电视镜头前，他好象挺关心你的样子）。因此有些话说给你，或许你能转达给你那位亿万人之上的丈夫。 第三个原因，也是我写这封信的最主要原因。天下的夫妻，只要处於正常的状态，恐怕没有哪个妻子不关爱丈夫，包括他的健康，他的形象等等，因为夫妻是连根枝，一损俱损。先生形象恶劣，或患病得不到治疗，妻子就显得有一定的责任。对於一个别人根本无法真言相对的男人，没有什麽比夜深人静之际，妻子谆谆指点的真诚更让他动心。中国俗语的“枕头风”之说历史悠久，足以证明其效力。 因此这封信的主要动机，是想提醒你作为妻子的责任，觉得你应该深入关心一下你先生的对外形象和精神健康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夫妇有个健康、幸福的晚年。 ●中国每千人有13个精神病人 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曾在一家大型精神病院工作过六年多，学到一些关於精神疾病的知识。从海外媒体读到、见到的关於你先生的某些奇怪举止上，再从精神疾病的许多定义上来看，江先生现已患有相当程度的老年性精神疾病。他不仅应该在今秋的十六大上完全从所有职位上退休，而且应该得到及时的治疗。这对你们两位老人的晚年生活，尤其是夫妻和睦，实在是非常重要的。 江夫人，请不要认为我危言耸听，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我完全没有那麽深远的政治目的。在精神病院工作时，曾受到过这样的职业训练：不可打骂病人，不管患者做出多麽离谱、荒唐的事情，必须想到他是精神病人。谁都不可以指责、批评、嘲讽病人（而且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精神病人杀人都不被判刑，美国总统雷根就曾被精神病人白打了一枪）。医院对患者家属也有要求，那就是要配合医生对病人的治疗，不可讳疾忌医，更不可以不把精神病当病。 中国人向来缺乏精神医学的常识，也没有像西方人那样稍有症状就找心理医生的习惯。所以在中国，往往是精神病患者症状非常严重，病到晚期，有的要杀人放火砸东西了，才被送到医院治疗。 今年1月14日新华社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精神疾病已经取代了呼吸系统、心血管、脑血管疾病以及癌症，成为中国人最高危的疾病。中国卫生部1998年发表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有5％的人患上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和精神障碍，在每1,000人当中便有13个精神病人。这些资讯都是你丈夫领导的官方媒体报道的，我想你不会当作无稽之谈。 江夫人，如果你仍怀疑我的想法和动机，那麽请把我下面谈到的你先生的这些精神病症状以及倾向性诊断结论拿给中国的精神科医生，让他们做做鉴别。例如中国比较著名的湖南精神病防治院、上海精神病院，北京康宁医院，黑龙江省神经精神病防治院等等。 对於精神疾病的诊断，中外医学界至今仍主要依赖对患者言谈举止等进行病理分析和诊断，而不像对器质性病变（如溃疡、癌症等），可以通过透视拍片或病理切片得到确诊。而且目前中外医学界在精神疾病的定义上越来越接近，简单概括地说，就是人的言行和现实严重脱节，这是精神分裂症的主要病理特症之一。 ●面对王後梳头和抢戴勋章 我第一次感觉到你的先生可能患有精神疾病，是看到报道说，他在访问西班牙时，在该国的王后面前突然从兜里掏出一把梳子，梳起自己的头发来。後来看到美联社记者拍下的照片。江夫人，如果一个20岁的小夥子经常兜里揣著把木梳，动不动就掏出来梳几下头发，人们可能说他“太臭美”，但仍会给予一定理解，毕竟是青春年少。然而江先生可远远过了春情的年纪，他今年好象已76岁了吧，这麽把年纪，在外交场合，当著人家国王妻子的面，多少有点太现眼了吧？难怪西方报纸、电台开心地大报花边新闻。当然中国媒体吓得苹字未提，所以你和中国老百姓大概一点也不知晓。当然我绝不认为你先生在别人妻子面前有别的意思，但怎麽解释他呢？只能理解他有些精神症状。正如我上面提到的精神分裂症特徵，这是行为和现实脱节，角色和场合地点冲突，所以不属正常人的举止。 第二次引起我注意的是你先生前年访问土耳其，该国为了中土友好，向你的先生颁发了“国家勋章”。当地报纸说，当土国总理把装著勋章的盒子捧到你先生面前，正要给”江主席”佩带时，你先生突然伸手到盒子里，把勋章一把抓出来，迫不及待地自己挂到了脖子上。报道说土国总理和在场的政要们都目瞪口呆。我不记得那次访问你是否同行，或是否听说过这件事；但这可成了土耳其朝野，尤其是媒体上的笑料。如果是个六岁（还是没有教养）的孩子，客人拿来糖果，他迫不及待一把抢过去，还有情可原，毕竟是孩子。可江先生是一国（大国）之元首啊！如果不是精神出了毛病，怎麽可能做出这种和年龄、角色、场合完全脱节的举止呢？ ●管不住肚皮的男人做不成大事 第三件事是江先生首次到以色列访问，去死海游泳。以中国人的习俗，去带“死”字的地方是不吉利的、忌讳的。你先生破除迷信，还敢在死海上仰泳，令人钦佩。但糟心的是，他那白花花的大肚皮，鼓胀在死海上，被当地记者拍下来後，登上了全世界的主要报刊，真的是“中国走向了世界”。香港已逝船王包玉刚曾说过：一个管不住自己肚皮的男人，什麽大事也做不成。因为他没有自我节制的能力。当然了，江先生的大肚皮是“油结三尺，非一日之食”，那麽多洋荤国宴、土产酒席，也实在难为了他有限的肚囊。但像北朝鲜金正日那样鼓胀著肚皮被世界媒体拍照，除了对中国领袖的形象实在太不利，我最担心的是让你看了太难为情。大人物们的妻子都希望自己丈夫的形象好一点，像雷根总统的妻子南茜就处处小心地维护丈夫的形象。有次雷根做头部手术，头发被剃掉一半，出院时遇到民众热烈欢呼，结果他一时忘了自己的头发被剃，习惯地摘下帽子向群众挥帽致意，吓得南茜一把捂住丈夫的头部。见到妻子如此关爱丈夫，结果在场的记者们都礼貌地没有拍照。我猜那次你大概没有同行，否则一定会规劝他别到死海去仰泳露怯。江先生这种自我形象贬损如果不是神经受损，至少是有点我们东北话所说的二百五，上海人称十三点，台湾人叫做三八，三项加起来是“301”，正好和北京的高干医院同名（怎麽这麽巧？）。 ●老小孩、老来疯是一种病 第四件事是江先生的念诗、唱歌。共产党领导人向来呆板，江先生打破惯例，从神坛走向人间，当然也不是什麽坏事。但凡事都有一个度，过了，就很难不让人想起精神病院的那些患者们。 江先生前年到美国出席联合国会议，期间曾在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接见侨学界代表。当有老华侨问道中国的西部开放计划时，你先生突然来了两句唐诗“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当地华人媒体报道时解释说，这是用经典来表达开发西部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这是哪儿对哪儿啊？堂堂中国元首跟那些连普通话都听不太懂的老华侨地炫耀几句毫不沾边的唐诗，差点没让人喷饭。後来有华侨问到他届满是否退休？於是他又高声吟诵：“我欲乘风归去”。江夫人，你大概也知道，即使是诗人，别说不分场合地点，哪怕在集会上做出半疯狂状高声吟诵都会被人偷笑：“这人神经有点毛病”。难道江先生在家里和你也是这麽随时随地来几句唐诗宋词？ 江先生好吟词已为国际媒体周知。前年3月，他在香港时，港台媒体私下议论怎样“激发江泽民的秀瘾，以让他对敏感的台海情势发表看法”，最後决定以诗词歌赋为引，好让江先生“诗性大发”，启动他的讲话兴致。果不出所料，台湾记者先出上联“烽火连三月”，江先生就像对联机一样，立刻接著念“家书抵万金”，并指教媒体这是杜甫的诗。接著，香港记者出了“相煎何太急”，“江主席”更来劲了，乾脆把曹植的七步诗从头到尾背了一遍。 一个人喜欢吟诗赋词绝对没错，这还是中国古代文人的进阶之路呢。但江先生这种不分时间、场合的高声吟诵，实在太容易让人联系到学龄前儿童那种急不可耐的“强烈表现欲”，不管大人怎麽使眼色，就是猛劲地表现自己。我们东北话把这叫做“上脸”。也许江先生在孩童岁月、或毛、邓时代被“拘谨”过份了，现在终於翻身不受党制约，而且开始管制党了，怎能不报复一下童年？ 中国人用“老小孩”、“老来疯”形容老人不符合年龄的怪诞行为，可贵为一个大国“元首”的江先生也这麽“老来疯”的话，有损中国形象是小事；但江夫人，作为妻子，你看到自己的先生被港台媒体这麽耍弄、调侃，心里能没有气吗？但气过之後，还得给自己先生治老来疯的病为重，不能给那些“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引你先生原话）的港台记者们机会机会才是呵。 ●葡媒体惊讶中国主席“神经兮兮” 除了吟诗赋词，不分场合地引亢高歌，则是你先生的另一引人注目的形象。他几乎每次出国访问，都要在地主国献歌。访问美国的时候唱，访问欧洲的时候唱，到拉美唱，到非洲还唱，以至有些国家的媒体认为中国的“江主席”上台之前是位男歌星。但你是清楚的，你先生是有学问的工程师出身，从没有卖过唱。虽然唱歌跳舞，人显得活跃，但江先生的麻烦是，一想到歌声，立刻忘了身份。他去葡萄牙这麽小的国家访问，人家尊敬地让这个大国“主席”讲几句话；可他马上用这个机会主动提出要献歌一首。出於礼节，人家总不会拒绝，而且唱完还给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但“江主席”又“上脸”了，不下讲台，又提出要给葡萄牙人朗诵一首唐诗。全场恐怕没有几个葡萄牙议员听得懂中文，更何况唐诗，可想那场面之尴尬。如果葡萄牙总统访问中国时，在人民大会堂提出要给中国的人大代表们用葡萄牙语朗诵葡国古诗，人们不得把大眼小眼瞪斜了才怪。所以葡萄牙报纸第二天报道说，中国的江主席有点“神经兮兮”。我对外国报纸如此不懂含蓄很为你感到不平，对你先生那麽有“身份”的患者，应该婉转表达才是。 後来又看到报道说，哈佛的几位致力中美友好的学者访问江泽民，你的好客的先生把他们请到家中做客，但关於中美关系等重要的话题还没说几句，“江主席”突然提出要为美国客人弹琴。当然，在美国，老年人弹琴也是平常事，但江先生弹起来琴来，又歌情奔放起来，唱的是风靡全球少男少女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的主题歌“我的心永在”。那麽一大把年纪，如果只是在家里给你一个人唱，老夫老妻，其乐融融，满有滋味的。但在外国教授来访时，跟那麽一帮大老爷儿们唱好莱坞商业影片里的少女抒情恋歌？江夫人，我在报道中没有看到你在场，大概你已经起了鸡皮疙瘩，难为情地躲开了。 江夫人，如果这些你都不知情的话，至少有一件事我知道你是在场的。据法新社报道，今年6月14日晚上你们夫妇在冰岛访问，出席东道主的欢迎国宴时，宴会进行到一半儿，你先生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唱歌，此举令所有出席宴会的人们颇感诧异、不知所措，因为宴会没有这项安排。十六天之後，在香港回归纪念晚会上，又是你先生自告奋勇，登台高歌一曲。他是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最高统治者，谁敢阻止他登台手舞足蹈、放喉震荡呢？但他这些对自己的身份、角色全然不知晓的行为，怎麽能不令人为他的精神健康而担忧呢？ ●跟中国人玩“拉秋” 第五件事是，除了吟诗唱歌之外，不分场合地点卖弄英文，也是你先生国际知名度中的一个标签。江先生喜欢英文，愿意说英文不仅不是过错，而且是中国领导人的一大优点，起码通过读英文可以直接了解点儿世界资讯，也显得比较西化和开放、开明。我个人还是满欣赏江先生对英文的热爱和愿意说英文的愿望，走向80的人了，很难得的。但又让人苦笑不得的是，他又像吟诗唱歌那样，常常忘了场合，没法不令人再次想起“301”的问题。 例如他访美时，用英文为克林顿总统朗诵林肯的盖茨堡演说片断。恐怕连在白宫为克林顿“特别服务”的莱文斯基小姐也没有为美国总统献过这般殷勤。当然，出访时讲英文有利沟通，虽然他的英文错误百出，但老人的勇气绝对值得佩服。可他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不时地说洋文，还由於发音不准确，惹出了洋相，又被记者们耍弄了，真冤呵。例如前年3月，江先生在香港接受记者提问，当一个记者问台湾是不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时，“江主席”用中文回答时夹了一个英文词：“对这个问题恐怕要做一个‘拉秋’了”。“拉秋”是什麽意思，在场的港台记者们搜索枯肠，都不知所云。後来集思广益，终於恍然大悟：“拉秋”原来是英文“Lecture”（上堂课）。比较接近的中文发音好象是“来克彻”。可这“拉秋”大概会因领袖的美言而成为一个中国人学英文的典故。 香港《太阳报》报道说，後来有香港记者问到兴建港澳大桥时，“江主席”又记起了英文，回答说“I am an engineer，要看Feasibility study”（我是工程师，要看可行性研究）。当中文记者问“江主席”如何看待香港特区要在北京办事处兴建四合院作为永久办公室一事时，“江主席”再用英文回答：It is not my claim；It is not my bread（直译为“那不是我的宣称，那不是我的面包”）。其实江先生要表达的是：It's not my business；It's not my responsibility（那不是我的事，不属我的职责）。有些外国概念中文没有，拿过来图省事清楚；可中文能说明白的，硬费劲儿去找英文把人说糊涂，大概也是脑子里什麽地方有点错位。 ●江先生还没疯到不可救药 据中国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去年四月讲话透露，“目前中国约有各类精神障碍患者1,600万人，精神卫生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调查显示，老年精神障碍在人群中的比例逐年增高。” 根据医学专家的研究，精神病人增多主要由於三个原因：过大的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令人焦虑、抑郁和恐惧的人文环境。精神医学有两大流派，一派强调是遗传造成，包括隔代遗传（从江先生的历史来看，他父亲和祖父好像都不曾患过精神疾病）；另一派则强调环境刺激。从江先生的症状来看，他出国访问或到香港，症状都比在国内时严重而明显。因此，江夫人，如果你能劝说他在十六大时从各种职务退下来，就会减少出国的机会，减少那种刺激他症状发作的外在环境；另外，更重要的是，可以摆脱那些复杂的、暗中你死我活斗争的险恶党内政治环境。这个环境更是造成“恐惧，焦虑，压力”的重要原因。我在信的开头曾提到外人对邓夫人卓琳的情况了解不多，但是给毛泽东做过保健医的李志绥的儿子李重曾告诉我，他父亲说，中南海大院里人人都靠吃安眠药才能入睡，因为紧张的政治斗争环境，使每个人都患了失眠症。卓琳还曾因安眠药吃过了量，被送去急诊抢救。 江夫人，也许由於你是学理科的，不太关心上述的精神医学方面的知识，所以我再多说一句：精神病是人类最顽固的疾病之一，难以医治去根。但早期治疗，仍有很大的帮助。当时我们医院的医生常这样开导患者家属：精神病人就像一条橡皮筋儿，得不到治疗和舒缓，被一个劲地拉张下去，最後弹性一旦消失，再松手（治疗）时，皮筋也不会收缩回来了。这种比喻就是强调早期发现，早期治疗的重要性。如果拖到晚期，那全家就倒楣了，因为谁家有个精神病老人，都不仅是严重的精神负担，更使亲人倍受身心煎熬。那种痛苦我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六年多里见到太多了，真是为他们难过。所以见到这类事情，情不自禁地要说上几句关於精神疾病的预防常识，强调一下抓紧治疗的重要性。 江夫人，我写了这麽长的一封信，中心仍是期盼你们两位老人能够有个幸福、平和、健康的晚年。为了这个目标，你应该有意识地在枕边吹一下，促使你的先生离开政治旋涡，然後赶快找精神科医生治疗，好像还来得及，江先生还没疯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另外，消除了承担中国这麽大国家的过重压力、躲开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狡诈的权力斗争等等，你先生的精神疾病还很有可能自然痊愈呢，真的，公认的精神病自然痊愈率是50％。 祝夏安！ 曹长青 2002年8月6日於纽约 （原载《前哨》2002年九月号） |
| 陈总统不应对中共一厢情愿 2004-05-25 |
| 陈水扁总统的就职演说引起国内外重视，因为它标示著民进党政府今後执政四年的政策方向。但这个演说真的像事先所说的让三方（台湾人民，中国，美国）都满意吗？
首先，台湾人民是不是满意？从大选结果来看，显然超过半数的台湾选民支持、响应、感奋陈水扁总统竞选时强调的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凸显台湾的主权独立，并承诺二零零六年制宪，二零零八年公投通过新宪法这样一个愿景和决心。 但在陈总统的就职演说中，一边一国不见了，凸显台湾主权独立模糊了，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不仅没有坚守竞选时承诺的要公投制宪，反而退步为「修宪」，甚至明确表示不涉及国号、领土、主权等最关键的领域。 这不仅是自食竞选诺言，而且明显地是从公投制宪、推进「本土化、民主化、真实化」的方向倒退，或至少是徘徊不前。 有人指出，以台湾今天面对的国内外局势，不能一味强调理想，而要讲究现实。陈总统也解释说，之所以放弃公投制宪，是因为这项目标目前在台湾没有获得大多数人的共识。 但台湾的现实和选民的共识是什麽？自台湾首次总统直选至今，八年来民进党的支持率增加了29个百分点。正是因为民进党坚持了为台湾争主权的理想，才赢得了人心；这种每年递增三点六个百分点的支持率，才传递著多数台湾人民的共识和心声。 台湾这次大选比分接近，出现一片族群分裂的呼喊，於是陈总统大概基於族群和解的期望而做出让步。但事实上，这里根本不存在族群分裂的问题，如果族群分裂，应该是85％的台湾人对15％的所谓外省人。这里只是价值认同的差异。这种情况在民主国家并不罕见。上次美国总统大选时，布什和戈尔的得票差距，比这次台湾选举还小，选民也是因政见分成对半。但布什出任总统後，并没有迁就这个「现实」，而是坚持竞选时的原则和理想，实施大幅减税、削减福利、强大国防和对外强势外交等政策。因为他起码吸取了父亲老布什的教训，不能当选後就背弃竞选承诺。 陈总统的就职演讲不仅使那些投票给他的绿色选民失望，也没法讨好国亲支持者，他们的回答是，「别看他怎麽说，要看他怎麽做」。当然，以台湾今天的艰难局面，在政治操作上要讲究策略，但却不能讲究到牺牲原则。策略只能为原则服务，而绝不是放弃原则。任何国家的政治领袖，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的人民满意。如果人民不满意，即使外部所有国家满意，最後也会失去选民的信任和支持率。 第二，中共显然完全不满意。无论是北京官方学者的评价，还是中共国台办的声明，仍一如既往地指责、批判陈水扁政府，把「就职演说」中的善意和妥协说成是「欺骗」「伪装」。而且更引人注目的是，好几位中共学者表示，陈总统演说调子变软，是因为中共五一七强硬声明的威慑起到了作用。 为什麽北京不做出良性的回应？这是专制政权的本性所决定的。独裁者从来不认道理、真理，常识，它只认一样东西：实力。当你不用实力讲话，不管释出怎样的善意，他不仅不会善意回应，还会视你软弱可欺。而且往往随後就是得寸进尺，更加紧逼。 且不说在过去这些年来台湾和中共打交道中，这种经验比比皆是；近在眼前的中共对西藏的态度更值得台湾警惕。日前北京发表了《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的白皮书，明确表示不接受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只要求在承认北京中央政府下的西藏高度自治的主张，认为西藏和香港澳门不同，不可实行一国两制，只能实行目前这种中共直接统治的所谓「区域自治」。 在过去近十年中，我曾四次专访达赖喇嘛，深知他做出放弃西藏独立这个决定的艰难，因为绝大多数西藏人都不同意承认北京中央政府，不愿接受一国两制，而坚持西藏不属於中国的历史真实。我采访过的一百多位各种流亡藏人，全部回答，他们要的是西藏独立；唯一的例外是达赖喇嘛本人（要高度自治）。 达赖喇嘛之所以做出这样重大的让步，向北京释出如此善意，既出於他出家人的慈悲，也是迫於现实而做出妥协。但结果怎样？北京不仅从无良性回应，却步步紧逼。不仅要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而且还要他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按道理达赖喇嘛不应该回答关於台湾的问题，但他为了迎合北京，也在接受华文记者采访时，做出符合中共要求的回答。他为了争取和北京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能做的让步都做了。他曾对我说，我们已退到不能再退，已一无所有，无法再向北京提供什麽了。但今天得到的结果却是，北京用这样一个白皮书，连一国两制都不给西藏人，连只要求自治都完全拒绝。 西藏的例子至少说明：一味对北京妥协，对独裁者一厢情愿，结果只能是自欺欺人，自我矮化，更被中共视为软弱可欺。 有人说，如果坚持原则，那麽刺激北京对台动武怎麽办？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中共有对台动武的内外条件，它早就下手了，和台湾方面到底持什麽态度没有什麽直接的关系。而今天中共之所以没有武力犯台，不仅外有美国可能的军事干预，更有内部社会的矛盾重重，当一个国家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最重要国策，可想而知那个社会已经不稳定到什麽程度。共产党今天更看重的不是台湾，而是它手里的权力不要失去。它叫喊打台湾，一是恫吓台湾人民，阻止他们做出自己的选择；二是煽动中国人的民族情绪，以此来维持它的统治。其根本出发点，是保持自己的权力。因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说，北京其实是雷声大，雨点小，在台海两岸问题上，没有什麽牌可以打。那麽台湾的政治领袖们是否能看清这个事实？ 第三，当然陈总统的讲话美国方面表示满意。但华盛顿的满意不是出於台湾人民的利益，而是出於自己的国家利益。美国不管哪个党执政，从来都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优先选择。但作为台湾的政治领袖，当台湾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应该以哪个为优先？陈水扁总统选前曾说过，「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省，也不是哪个国家的一个州」，要坚持台湾主权独立，台湾优先，台湾第一。那麽作为重大政策纲领性的就职演说，就不能以美国是否满意作为主要考量。 当然，有人会说，以今天中共对台湾虎视眈眈的情况下，美台关系如不稳定，台湾安全会有损害。但是，和台湾情形非常类似的以色列对美国的态度就有所不同。以色列既是美国的盟友，又绝对依靠美国的支持才能在中东生存下去。但当以色列的国家利益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以色列往往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优先，即使美国不满意，也在所不惜。例如一九八一年以色列要炸毁伊拉克正建造的核武反应堆，虽然美国坚决反对，但以色列仍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毅然采取行动。今天看来，以色列的行动不仅造福自己，连美国等西方国家都感激它当年的担当。 上次布什总统当著中国总理温家宝的面警告台湾领袖，於是台湾不少媒体大肆炒作，颇有幸灾乐祸的劲头。而美国总统公开批评、以至谴责以色列的对外政策，则绝不是新鲜事。但为什麽美国并没有和以色列关系破裂，或放弃以色列？秘密就在这里，以色列的存在和安全，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一部份。美国为了保护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就必须支持以色列。台湾也是如此，如果台湾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优先，即使美国有时不是那麽满意，但是美国无法放弃台湾，因为美国无法放弃它在台海以至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台湾的存在和安全，同样是美国国家利益的一部份。因为如果中共武力犯台，其海军进入它觊觎的花莲港，那麽它就不再是内陆海军，而直接进入西太平洋，挑战美国军事力量和其在亚太区域的影响力。所以美国绝不会允许中共侵占台湾。 因而，必要时，台湾应该有勇气，像以色列人那样，力争自己的国家利益，坚持台湾优先。以色列人在埃及统治下四百多年，最後用了四十年走出了埃及，走进了那块上帝给予的土地。台湾也同样有四百多年被殖民的历史，自从七十年代初民间发出争取自由和独立的声音，到李登辉前总统执政十二年推动民主化、本土化和真实化，以及陈水扁总统将执政八年，也差不多快四十年了。只要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吸取当年以色列人动不动就怀疑、动摇、退步的教训，只要台湾的领导人有使命感和勇气，台湾一定会走出中国的阴影，成为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5月30日星期专论） |
| 民进党退步成国民党？ 2004-05-24 |
| 陈水扁总统的就职演说内容令不少人失望，因为他背离了竞选时「公投制宪」等承诺，连「一边一国」都没有理直气壮地说出来；而且还承诺「修宪」时不涉及国号、主权、领土等。
制宪，如同「买新车」；修宪，相当「修旧车」，这不仅是两种思维，两个方向，而且如果你还在修旧车前承诺，不换这个和那个过时、破旧、严重影响车速的零件，那这个「车」怎麽可能成为像陈总统演说中承诺的「合时、合身、合用」？ 虽然陈总统想让美方满意，不刺激北京的苦衷可以理解。但是，无论任何事情，想让各方满意，一定是在原则上打折扣，而且最後也不会使各方都满意。中共的反应就很不满意，认为陈「只不过是做了精心包装，变换了一些说辞而已」；并理解为是其之前的强硬声明，吓得台湾说软话。而那些支持公投制宪的选民们恐怕也不会满意吧？ 陈总统演说中的「不涉及」说，和民进党中青年「理论家」提出「中华民国是台湾」的所谓「新论述」，给人印象是，民进党正在走向国民党，因为李登辉时代的国民党已经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两者没有本质不同。而最近炒得很热的国亲合并，则预示著中国主义者宋楚瑜返回国民党，通过「清党」把本土派除掉，於是国民党将蜕化成亲民党。而台联，则由於坚持公投制宪和台湾正名的理念，而扮演当年的那个民进党。 因而台湾出现新的「三党演义」：民进党退步成国民党，国民党蜕化成亲民党，台联上升成民进党。但这三个党谁背离「民主化、本土化、真实化」这「三化」，都会受到现实的惩罚。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5月24日铿锵集） |
| 贺梅案和种族问题 2004-05-23 |
| 最近多维网报道的在美华人夫妇贺绍强罗秦就亲生女儿贺梅的监护权问题和美国白人贝克夫妇发生的法律纠纷，引起读者争论。这些争论再次凸显出移民对美国人、美国价值、美国社会问题等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认知。理清这些问题，有助於移民在这个社会中更精神健康地生存下去，所以值得讨论。我觉得在关注此案的过程中，起码不应该忽略下面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贝克夫妇和中国人“抢”孩子是不是表现出美国人的丑陋。有人激烈批评这对美国夫妇为了得到孩子什厶手段都使，自私，甚至邪恶；由此延伸到美国人怎厶样，白人怎厶样。这里且不评论贝克夫妇做法的对错（因为媒体的报道目前为止几乎全是贺家的一面之词），即使他们真的像贺家夫妇所指责的那厶糟糕，他们的做法也不代表多数美国人。在收养孩子这个问题上，多数美国人恰恰表现出相当的爱心，或者说人性的辉煌。统计数字显示，美国人是全世界收养孩子最多的，他们不仅在本国收养，还到罗马尼亚、俄国等东欧国家去收养，到坦桑尼亚、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去领养，到中国、韩国、越南、柬埔寨等亚洲国家去领养。《纽约时报》杂今年6月16日曾就此刊载了封面故事“倒卖婴儿”（Baby Laundering），揭露柬埔寨黑社会利用美国人要领养孩子而倒卖儿童、欺骗美国夫妇而谋取暴利的内幕。根据该文的数字，仅去年美国移民局就签发了19,237个孤儿入境签证（被收养）。该文说，美国人收养孩子有久远的历史，早在二战中，就曾收养欧洲和日本的孤儿8,000多，後来从朝鲜收养的更多（因韩战而导致大量孤儿）。 中国人一般要领养孩子，多是因为自己不能生育。而相当多的美国人领养孩子并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更喜欢孩子、爱孩子，很多还出自要拯救一个（贫穷国家）孩子的心理。拍出《ET》、《朱罗纪公园》、《辛德勒的名单》等叫好又叫座电影的知名导演史蒂文．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有自己亲生的孩子，还收养了好几个，不仅有白孩子，也有黑孩子。也许没有这份爱心和童心，他就不会导出《ET》那种洋溢宇宙之爱的经典作品。另一个美国电影导演伍迪．艾伦的前女友从世界各地领养了十多个孩子，而她自己也有几个亲生的孩子。也许有人说，这些大导演、演员们有的是钱，领养得起，但在过去十多年里我读到的绝大多数是普通美国人领养孩子的故事。 一对美国同性恋“夫妇”从南非领养了一个患有艾滋病的婴儿，他们是在知道实情後，特意决定收养这个孩子，来帮助和解救一个生命。还有一个美国白人女性，到中国领养孩子时，特别选择了最瘦小、各方面条件都最差的那个。中国孤儿院的人非常惊讶，她回答说，这个孩子可能没人要，是最可怜的，最让她心疼。还有几对夫妇，在波斯尼亚战争後，去那里领养被炸伤的孩子。还有不少类似的故事，我无法准确地记忆，但都是在过去这十年内在《纽约时报》上读到过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该报检索查阅到。天下做父母的，谁都希望要个健康、聪明的孩子，领养时当然也同样。但特意领养那些健康程度差的，残废的，以至有艾滋病的婴儿，这得需要多厶大的爱心、多厶高的精神境界。 我认识一位美国白人女律师，她已有两个孩子，但又到中国领养了一个女婴，主要是她太爱孩子，而且由於丈夫是中国人，她也很热爱中国，希望“救”一个中国孤儿。她为此去了中国大陆三、四次，除了旅费，光交给中国领养机构的钱就达2万多美元。中国的孤儿院和领养机构层层加码要价，几乎在拿孩子做生意；而且手续十分繁杂，领养一个孩子的过程要历时一年左右。现在一些美国夫妇开始到柬埔寨领养孩子，因那里手续简便些，只需3到6个月，费用也便宜些：7千到1万5美元不等。我曾经想以那位美国女律师的故事为主，写一篇关於美国人领养孩子的故事，但她为了这个中国女婴的身心健康（因丈夫是中国人，这个孩子不会因长相而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不想被媒体报道。 美国人的精神文明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有两点很瞩目，一是民间捐款。近来每年都是一千五到二千亿美元（中国去年外汇存底是2,122亿美元），而且捐款百分之八十来自中产阶级和以下的人。另一个就是领养孩子，这是美国精神文明中的一个相当的亮点。所以，无论贝克夫妇如何，人们都不应该忘记，多数美国人都是出於巨大的爱心去领养孩子的。 第二，血缘关系是不是亲情的最重要依据。东方文化很重视由血缘连结的关系，所谓骨肉亲情（这大概也是中国人动不动就强调中国人就得帮中国人的原因）。但美国文化在这方面正在改变，虽然杰西卡被判给了生身父母，但法庭在裁决监护权或领养纠纷时，已经不把血缘视为最重要因素；而是把孩子的利益放在判决的最重要天平上。美国是“案例法”国家，以“判例”为以後同类案件确定审理原则。从近年美国对孩子监护或抚养权的几个重大判例中可看出美国文化的这种改变趋势： 1992年9月24日，佛罗里达州上诉法庭裁决12岁的男童葛雷格利．K与他生身父母永远脱离关系，而和领养他的家庭生活在一起。据当时《新闻周刊》报道，法庭文件显示，在这个12岁男孩上法庭之前的8年中，他只和单身母亲一起生活过7个月，其他时间是被生母送到至少4个领养家庭和收容所渡过的。K和最後照顾他的一对白人夫妇建立深厚感情，决定到法庭起诉生母并永远脱离母子关系。这个判例引起全国媒体关注报道，因为K是第一个自己选择、法院正式判决脱离生父母关系而和领养家庭一起生活的美国儿童。而且该案表明，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享有宪法保护的自由选择权利。 一年後的1993年，又一个这类案例引起全美关注。当时14岁的美国女孩梅丝（Kimberly Mays）在出生时被医院护士拿错，和另一个女婴“换包”。13年後，由於梅丝亲生父母拿回家的那个女孩因病去世，而DNA化验发现了这个换包错误；於是梅丝亲生父母来要孩子，最後退到只要求见面探视的权利。但在法庭上，梅丝说她要和养父母生活在一起，永远不想见生身父母。所以1993年8月19日，迈阿密巡回法庭根据孩子的意愿，裁决梅丝永久和养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和生身母亲断绝关系。《纽约时报》（当年8月23日）为此特地发表了题为“血缘不能决定父母”的社论。该社论说，“很多孩子和收养的家庭一起生活，比和对他们不好的生身父母在一起要更健康，更幸福，这已不是秘密。”梅丝的判例显示，“血缘形成的父母不再对孩子有绝对的拥有权。” 这方面的例子在美国举不胜举，例如全球最大网络商店亚马逊（Amazon.com）的创始人、总裁杰弗里．贝佐斯（Jeffrey Bezos）就是由养父代大的。他母亲17岁时生了他，他的生父弃他们母女而去。贝佐斯至今在也不认他的生父，而和养父感情深厚。当年他和妻子一起开著一辆破车从纽约到西雅图准备建立亚马逊网上书店时，他的养父拿出全部存款支持他的尚未有任何眉目的这项事业，成为媒体佳话。 如果按中国的传统家庭伦理，父母对孩子再不好，再不负责任，父母还是父母；所谓“儿不嫌母丑。”但美国这些案例和故事传递了这样的观念∶父母和子女之间应是双向的尊重和爱的关系，血缘未见得是亲情的依据。 正由於美国有过这些重要判例，所以，最早报道贺梅案的英文《今日美国报》（今年1月24日）引述孟菲斯市 “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戴维．利维（David Levy）的话说，“现在时风对血缘父母不利”，法庭更看重对孩子有利的成长环境，而不是血缘关系。因此他判断贺梅案，“十有八九”是贝克夫妇赢，因为孩子从出生至今已和他们夫妇一起生活三年了。 第三，贺家夫妇和贝克夫妇之争是不是种族问题。有人特别强调这是美国白人欺负中国人，把它渲染成种族之争。其实，关於孩子监护权的官司在美国比比皆是，媒体上经常有报道，它是美国一个相当突出的社会问题。在中国，夫妻分手，孩子往往被视为累赘，各方都不想要（当然，现在由於经济改观，大概多数夫妇也开始争孩子了）；但美国人离婚，争取孩子的监护权往往成为官司。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克莱默夫妇》（Kramer vs. Kramer）就是讲这方面的故事。另外近年还有喜剧影片《达波菲尔夫人》（Mrs. Doublefire），也是这个题材：离婚後丧失子女监护权的丈夫，为了见到孩子而化妆整容假冒佣人“打入”前妻家庭“内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如果不想读那些新闻报道，可以找来这两部电影看看，不仅能对美国社会这个现象多一点了解，也是极好的娱乐。 而领养和监护（Foster care）孩子则问题更复杂。不少在美国住得久一点的读者一定还记得那个著名的“女孩杰西卡（Baby Jessica）”的故事。那大概是在93或94年的时候，一对美国夫妇领养了被父母放弃的女婴杰西卡。也是在孩子三岁左右的时候，杰西卡的生父母想把孩子要回了，於是去法院打官司，引起媒体关注；最後法庭把孩子判给了她的生身父母，结果引起全国争论；尤其是在孩子哭喊著不肯离开养父母的情况下，被生身父母带走的镜头在电视上反复被播放之後，全国一片唏嘘。杰西卡的养父母更是泣不成声。当时我和妻子都为那对养父母深感不平，很多天都无法摆脱对那个判决不满的感觉。但美国是个法制的国家，除非再上诉，否则必须尊重判案结果。好在那是两对中产阶级白人之间的官司，否则又被说成是一场种族、或者贫富之战了。 除了领养、监护孩子以外，如何对待自己孩子的问题也是少数族裔动不动就搬出来吵“种族问题、文化冲突”的理由之一。许多读者一定还记得，前些年哥伦比亚大学一对中国夫妇在给孩子洗澡时不慎把孩子跌伤了，结果孩子被警察拿走了。於是中国人在自己的媒体上一顿吵闹，什厶“种族歧视”之类。 这里面的确可能有个文化差异的问题，但根本谈不上种族歧视，美国警察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对美国人（所谓白人）的处置是没有偏向、优惠的。下面只是我的剪报中的几个例子： 1999年3月20日美联社报道，纽约州卡南戴圭镇医院维修工布朗为管教儿子，用橡木板打了孩子，造成淤伤和脑震荡，结果被判2年半徒刑。 1996年1月30日《纽约时报》报道，43岁的地方中学校长韦克斯（David Wax）因儿子顽皮而用橡皮鞭子抽打了孩子，而被定为“三级攻击罪和危害孩子福利”。 1994年6月25日亚特兰大《宪法报》报道，乔治亚州一名女子因在商场公众场所打了不听话的9岁儿子一个耳光，而被逮捕，被指控造成孩子“过度的身体和精神痛苦”。 1995年7月7日美联社报道，美国通勤飞机公司（US Air Shuttle）一名空姐，因孩子患病拒绝公司加班要求而遭解雇，最後经法庭判决，她不仅被恢复工作，还受到补偿，等於惩罚了无视患病孩子的航空公司。 1996年8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说，威斯康星州一名已怀孕9个月的美国白人女性因贪酒而喝醉，结果当晚早产的孩子酒精比重是正常最高量的两倍，婴儿的身体也呈现各种酒精後遗症，因此这位母亲被逮捕，被控“有意谋杀罪”。该报说，从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已有200多女性因怀孕期间没有好好照料胎儿而被起诉判刑。美国对遗弃婴儿更是惩罚严重，《纽约时报》1998年10月30 日报道，20岁的德雷克斯勒（Melissa Drexler）把自己刚生下来的孩子丢弃到街头垃圾桶里，结果她被判处15年重刑。 美国警察对待其他国家的移民也是同样： 1997年6月29日《纽约时报》报道，一对住在纽约的俄国夫妇把4岁孩子留在家里，他们去跳舞，结果被以不照管孩子罪被追究法律责任；一对丹麦夫妇来纽约观光时把14月大的婴儿放在餐馆外，他们到里面用餐，也以同样理由被纽约警方逮捕；一位移民自俄国的女摄影师，把7岁的儿子放在曼哈顿的时代广场，她到16个街口外的公司上班，也被以同样理由逮捕。 1993年11月23日《纽约时报》报道，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来自奈及利亚的一位移民母亲，夜晚把5岁儿子和4岁女儿留在公寓楼家里，她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兄嫂，结果孩子半夜醒来，因惊恐而打了911报警；移民母亲因此被捕，罪名是没有照管幼儿。这位移民在法庭说，这在她的国家是常事，她不懂为什厶因“这厶点事”她就被逮捕。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领养、监护和对待孩子等问题，不仅是美国的社会问题，而且恰恰是一个表现出美国的人道情怀、人权观念的社会问题。它发生在所有种族之内，种族之间。所以，上述“儿童权利委员会”主席戴维．利维对《今日美国报》说，这类纠纷在美国越来越多，它使法庭头痛。 因此，贺梅案只是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普通的监护权官司，它只是碰巧发生在一对中国人和一对美国人之间，是一个叫贝克的夫妇和一个叫贺绍强的夫妇之间的民事纠纷。这和种族之争、种族歧视毫无任何关系，因为美国白人之间的类似官司更多。另外，虽然纠纷双方的经济状况不同，但也完全谈不上什厶富人压迫穷人。因为按照美国法律，如果贺家夫妇无钱请律师，法庭会安排律师。而且我们不能事先假设，法官遇到中国人就一定不公平。如果对美国社会有更进一步了解的话，你会知道，美国司法机构（法官、律师）相当“左倾”，不仅是美国“政治正确”（照顾穷人、少数族裔利益等等）的一面旗帜，更是最有效力实施“政治正确”政策的机制（这点我会在以後的专栏中陆续谈到）。有钱固然可能请到更会打官司的律师，但如果我们对美国的司法制度也毫无信心的话，那下一步往哪儿逃呢？ 对於贺梅案，或任何类似的冲突，人们首先应该重是非，而非种族。在任何一个有人群的地方，弱势者、非主流者多数都会比较神经敏感。移民自然属於弱势的非主流者，而弱势者一遇到什厶事儿就容易一惊一咋地感觉受辱、受欺、受压迫。这当然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心理，但却不是健康的心理。弱势者的权利固然要努力去追求，但纵容那种神经敏感、扩大和夸张种族之间的矛盾，在移民的小圈子里使劲发泄，不仅不能解决主流社会的问题，反而只能自我毒化，越发觉得活得不自在，心理越来越不健康；更重要的是，那种神经质的受压迫者心态会阻止你自己从弱势者走向强势者。 对於种族问题，大概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问题是最有代表性的。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著名黑人导演斯派克．李（Spike Lee）的那部《Malcolm X》，请一定去看看这部据历史真实人物和事件拍的电影。片中主人公Malcolm X原是“全美伊斯兰协会”的头领，他到处发表演讲，强调族裔对立，把什厶事都往种族冲突上拉，煽动黑人对白人的仇恨。後来他到麦加等地朝拜，扩大了眼界，改变了思维，不再强调仇恨；而是追求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沟通、理解、爱。虽然他最後被激进的伊斯兰领袖暗杀，但Malcolm X和斯派克．李等黑人精英们终於明白的道理，对所有族裔都有深远的启发意义：对抗、仇恨不能解决族裔之间的问题；只有沟通、融入、理解和爱，才有可能，而且是唯一的道路和方式。 2002年8月6日 |
| 文化流氓陈文茜和国民党 2004-05-21 |
| 有一些朋友对我作为中国人而不支持倾向中国的国亲两党表示极大的不解。对熟人，我没功夫跟他们讲「人民有自决权」的大道理。我就跟他们说，即使不谈蒋介石军队当年屠杀台湾本地人的二二八，即使不谈蒋家王朝专制台湾近半个世纪，即使不谈国民党的黑金政治和黑帮政治（竹联帮枪杀作家江南，林义雄全家被灭门，在美任教的陈文成教授因赞成台独而被从阳台扔下杀害┅┅），即使我对台湾的政治一窍不通，就凭这次大选中「国亲」得到文化界的打手、流氓、恶棍们的拥戴，我就不会支持它。
这些文化打手中，最龌龊的是李敖和陈文茜。上帝造出一对男女，因偷吃禁果，而有了原罪。但人家知耻的後人，会认罪、祈祷，救赎。而李敖和陈文茜这对「什麽男女」，却是什麽教也不信，什麽禁果都吃，而吃了之後，却什麽羞耻感都没有，光著「灵魂」在台湾的媒体上乱跑、乱「秀」，还大喊大叫，做道德文章，摆出圣男圣女状。 ●自由就是「随便交媾」的「北港香炉」 中国文化是很强调脸面的。但我最早知道陈文茜的「不要脸」，是在柏林墙倒塌後某一年。当时在香港《开放》月刊上看到署名「陈文茜」的小小说。那情节的确很陈文茜，说在东西德人民刨掉柏林墙时，台湾的几对男女则在家中交媾。电视画面上人家刨掉一块砖，这些男女就做一次。美其名曰，他们在追求通往自由之路。最後柏林墙倒了，这些男女也累得倒瘫在地上，像一堆烂肉。开始以为可能重名，後来一打听，才知道作者真的就是台湾的「什麽小妹大」。 後来从报上看到李昂写出《北港香炉》，还颇为陈文茜抱不平，觉得作者如果有胆量，应该真名实姓地公开批评，而不应该影射。但毕竟那是「小说」，书中那个有点小聪明，靠出卖色相而在政治之床向上爬的女人，是虚构的。倒是陈文茜自己「对号入座」，自愧得又哭又嚎，还说要「自杀」。当时还真令人同情，毕竟人家有「要脸儿」的时候。 但「自杀」只是说说而已，到「三温暖」泡一泡就回来了，别人白「浪费」了同情。後来从报上读到，人家「小妹大」自己公开宣称，「乳房是社交工具」，这下谁都明白了，李昂的「北港香炉人人插」大概也不太过份，既然那个对号入座的人自己都这麽坦然。 ●白天是警察，晚上当妓女 以在纽约居住多年的眼光来看，这种事在美国也不稀奇，人家名歌星麦当娜还为拍「写真集」而脱得精光，一丝不挂地在大街上扭 作态。但台湾和美国不同的是，麦当娜，还是卖裆下，都不会再去主持什麽电视政治评论节目，发布道德训词。人家是专业意识明确，绝不会再「立什麽牌坊」。 但一个歌颂烂交，公开宣称乳房是交际工具的人，却还有脸在台湾的电视、报纸上教导大众怎麽建立政治道德规范。更令人惊讶的是，还担任台湾的立法委员，参与制订包括怎样教育青少年的法律和国家政策。意大利有过妓女议员「小白菜」，但她当时就是一个供晚上失眠的老男人解闷的「笑料」，很快就被国会淘汰出局，成为「老白菜梆子」而被人忘记。但人家「小白菜」也没敢主持电视政治评论节目，分析政治白菜的乏味。 不仅是意大利，在美国更是这样；即使没有宣扬过滥交、乳房是工具等等，仅仅因为是国会议员，就绝没有可能再主持电视节目，因为这两个角色是冲突的。媒体之所以被称「第四权」，功能就是要监督权力者和政府。而陈文茜白天进入立法院，是权力者和决策者；晚上则进入电视台，主持政治评论节目，是立法院的监督者；回到家里，又为报纸写文章，都不用摇身，就又是「专栏作家」了，简直是黑、白、红，道道通吃。 这种事所以在美国完全没有可能，是因为，这就像一个人白天顶上大盖帽，做警察，而绝不可以晚上穿上性感服装，去红灯区当妓女。因为这两个角色是冲突的，不可同时兼任的。 但陈文茜就有这样的「胆量」和「魄力」，敢同时游走於「警察局」和「红灯区」之间。而且不管面对多少批评，多少指责，人家都是，脸不红，心不悸，「胜似闲庭信步」，这真是台湾一绝。 ●中国乡下的「鸡婆」 在台湾期间，在电视上看到陈文茜和蔡英文就大选公投辩论。陈文茜的那身打扮、腔调，完全无法让人接受，整个一个「不节制」。那种好像中国乡下公路边开低档妓院的「鸡婆」（女老板娘）打扮，和蔡英文的专业女士的装束气质，形成鲜明对比。而且这位「小妹大」胡搅蛮缠的态度更是令人倒胃口。她用玩世不恭的口气，根本不跟对手严肃地对谈，而是清清楚楚地蛮不讲理；而且还一副居高临下、连上帝也毫不在乎的样子。当时看到这些画面，感到真是难为了蔡英文。实际上，陈文茜应该去和李昂谈，到底北港香炉插了多少香，乳房交际到多少好处。由这样的女人来谈台湾的大选，台湾的前途，真是对台湾的讽刺。 但这样一个没有廉耻感的「交际工具」拥有者，却担任国亲两党的顾问高参。在三一九枪击案发生当晚，陈文茜在连宋竞选总部讲话，更是完全「不节制」，信口胡说。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指控奇美医院作假，最後连马英九都感到不妙，逼迫陈文茜表态这是她「个人看法」。国民党用这种等级的「文人」做打手，不败北才是咄咄怪事。 记者会结束时，宋楚瑜、王金平等国亲要角，争相对陈文茜表达「谢意」的谄媚之状，已经预示了国亲的失败，因为当国民党把这种既无道德、更无羞耻感的文化打手宠为「女皇」，言听计从，那麽只能使越来越多的人，仅凭有这些「文化流氓们」为国亲吹号呐喊，就不能支持他们。 实际上，李敖、陈文茜们，正在亲手埋葬国民党，因为历史已证明，只要和流氓、恶棍同流合污，最後总是同归於尽。 台湾有人说，陈文茜曾搞掉了施明德、许信良两个民进党主席，现在又一次性搞垮了连战、宋楚瑜两个党主席。所以现在很多中国人希望，台湾人民能热烈欢送「小妹大」去北京，用她的「社交工具」解决江泽民、胡锦涛，那中国就有救了！ （原载台湾《一号人物》杂2004年5月号） |
| 台湾民主战胜考验 2004-05-19 |
| 明天（5月20日）台湾将举行总统就职典礼，再加上验票基本完成，标著台湾的选举纠纷，在法治体制内，基本告一段落。
台湾这场选举纠纷，被世界舆论关注。但中共官方媒体，以及香港的亲共报刊等，却极力对此渲染丑化，说它导致骚乱，不稳定；暗示只有像中共那样永无选举的「你民我主」，以及香港特首由北京太上皇指派而不直选，才有稳定。 不要说当今的台湾早已平静，即使在最初阶段，也没有天下大乱。我曾在台湾观选，亲眼目睹了选举的秩序井然，根本没有任何骚乱和失序；其平和程度，几乎像美国这样的成熟民主国家选举时一样。 台湾大选後，菲律宾、印度、斯里兰卡等国，也都举行了选举，但全部都有骚乱和死亡。仅菲律宾就有20多人在选举冲突中遇难。印度和斯里兰卡都有很多人在选举骚乱中受伤。但台湾多达一千三百多万选民投票时，却无一人受伤，更无死亡，甚至连一次冲突事件都没有发生。因而美国助理国务卿凯利几周前在美国国会就《台湾关系法》问题作证时说，「台湾的民主是亚洲以至全世界的典范。」 大选开票当晚，我在高雄参加一个电视政治评论节目，然後就在旅馆房间里一直看电视，担心由於票数接近，选情激荡，再加上连宋阵营不承认败选，煽动支持者情绪，可能造成骚乱，引起警民冲突，导致大规模流血和动乱，使中共有借口对台动武和干预。 整整看了一夜电视，到次日早晨七点多，才放下心来：渡过最可能出事的时间段，台湾就不会有大事。 从开票的那个动荡之夜到现在，大选已过去六十天。台湾经历了走向民主以来最大的考验，总统和副总统受枪击；在野党不承认选举结果，聚集几十万支持者街头抗争；街头抗争导致暴力事件，警察和记者被欧打；全国性重新验票┅┅ 但台湾承受了这一切考验。它说明，台湾的民主制度，台湾人民，具有韧性和能力，平和而理性地解决纠纷，化解冲突。今天，在台北街头，高雄市区，台南中心等，都没有任何社会骚乱的现象，一切都按部就班，表明选举的纠纷没有影响台湾的和平稳定。 别说选举过後两个月的今天，即使大选投票後的第二天，走在最有政治激情的台北的街头，也丝毫感觉不到社会的动荡，人们照常上下班，商店公司旅馆餐馆等照常营业，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一如既往。如果没有电视上报导的总统府前的反对派抗争活动，真的感觉不到台湾和以往有任何不同。 一个国家出现任何问题都并不奇怪，而怎样处理问题，才是彰显制度好坏的关键。台湾之所以承受住选举纠纷，有两个关键的因素起到重要作用：一是台湾的军队基本保持了国家化和政治中立，拒绝任何军事干预选举的诱惑。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台湾民众，不响应任何煽情的号召，拒绝骚乱和街头运动；他们重秩序、重法治、重理性，而且占有相当的多数，因此不管激情者怎样煽动，台湾社会的主体没有浮躁和浮动，而是相当沉稳地保持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秩序。 另外还在於执政党的理性处理，安抚和要求自己的绿营不和反对派冲突，以柔克刚，最後达成在法治框架内重新验票的协议，并首先表示接受验票结果，从而使选举纠纷从街头转向法院，从激情转向理性。 台湾的选举再次证明，民主，就是政党要倾听选民的声音，尊重人民的决定。如果有分歧，要尊重政治游戏规则，在法治领域解决。败选者要「输得起」，当选者要有胸怀，由此营造一个更民主的环境。台湾经历了大选纠纷的「炼狱」，正以「涅盘」重生，向世人，尤其是向香港和中国的民众展示，民主一定会胜利。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5月19日） |
| 印度为什麽不重新验票？ 2004-05-17 |
| 印度大选爆了冷门，原来被普遍看好，多次民调均领先的执政党人民党，却输了选举，仅赢得国会189席，而在野的国大党及盟友共产党（赢64席）等，共获219席。国大党主席索尼娅可望出任新一届印度总理。
这是印度建国後进行的第14次全国大选，本应在今年底进行，但执政的人民党看到形势对他们有利而提前进行，因在外交上，印度和宿敌巴基斯坦关系稳定；印美关系空前强化，并有结盟趋势。经济领域成绩更大，人民党执政五年来，印度经济增长率达6％，去年第三季高达10.4％，外汇超过千亿美元。 但在这样的一片大好形势下，人民党却意外败选。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说，他一半心碎，一半震惊；但立即承认败选，说「我们尊重人民的选择」。 左倾的国大党主要票源是三亿五千万文盲和穷人，《纽约时报》发自印度的报导说，选举期间，国大党在穷人区舞弊，因文盲不识字，需别人代填选票等。既然选前民调都是人民党赢，内政外交又都成绩显著，那人民党为什麽不像台湾的国亲那样，不承认败选，要求重新验票？ 印度这次注册的合格选民有六亿七千五百万，是台湾投票人数的50倍。台湾验票要10天，按这个进度，印度如重新验票，需要500天！瓦杰帕伊政府之所以不要求重新验票，不仅是由於耗时耗力，还因为那将导致无穷尽的党派纷争和社会动荡，损害印度的整体利益。他们把服从选民的决定，尊重政治游戏规则，视为民主的基础；他们爱印度的民主体制，超过了爱自己的权力。败选者「输得起」，民选制度才能实行下去。印度给台湾做出了榜样。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5月17日铿锵集） |
| 背离蒋经国和李登辉的国民党只有失败 2004-05-16 |
| 今天（5月16日），李登辉前总统的新书《见证台湾——蒋经国总统与我》举办发行会，引起学界和媒体的重视。这本书从一个角度揭示了「连战连败」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背离了蒋经国启动、李登辉深化的把国民党本土化的路线。
在这本新书出版前，其实已有较充足的史料证明，蒋经国晚年已领导国民党走一条与他父亲不同的道路，那就是要把国民党导向民主化和本土化。开放党禁报禁，就是要走向民主化的最重要标；而重用李登辉这个台湾人做副总统，并强调他自己也是台湾人，就是要推动国民党走向本土化。 事实上，蒋经国一当上总统，「中华民国」涵盖中国大陆一说就开始发生变化。在蒋经国宣誓就职不到一个月内，李登辉就被任命为台北市长，但任职令上却没有像以往那样，写有「首都市长」字样（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台北是中华民国临时迁都的地方），而只是「台北市长」。这个貌似很小的变化，预示著重大的政策转向。 曾担任蒋经国的副手三年零八个月，这期间和蒋有过一百五十六次谈话的李登辉先生，以近距离的观察再次印证上述历史。李先生在该书《自序》中说，「蒋经国曾经表示自己是台湾人，国民党不本土化不行。因为当时要求本土化的气势很强，他只能加强台湾的本土化，这样国民党才能生存。」 蒋经国在晚年之所以能做出这样重大的抉择，很大程度在於他有较平民化、务实的气质，不执迷於意识形态，而尊重现实。因为以当时的世界格局和两岸力量对比，再像蒋介石那样想「反攻大陆」，国民党还要成为全中国的领导政党，则完全是梦幻。在一九八五年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蒋经国就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说法，第一，台湾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第二，从没考虑过蒋家人士继任总统；第三，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台湾问题」，只有中国问题。只要中共在大陆实行共产制度，台海两岸就绝无谈判的可能。 蒋经国的可贵之处，就是不再做梦，从现实出发；不再像他父亲那样，把台湾当作过路、歇脚之处，用把街道易名「哈尔滨街」、「重庆路」等，来幻想重返中国，逐鹿中原；而是把台湾当作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要和这块土地共命运，视自己是「台湾人」。正是这种心理背景，他才会重用李登辉，把这个本地人农业专家，一路从政务委员、台北市长、台湾省长，火箭般地「提升」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位置。 虽然李登辉先生在今年初接受我访谈时，以及在这本新书的序言中仍强调，他不清楚蒋经国最後是不是要他当总统。但从常识角度，以当时蒋经国的绝对权力，台湾的政治制度，如果蒋经国不属意李登辉，不仅完全可以不选他做副总统，还可随时换掉他，甚至事先写下遗嘱，选择他人继位。但事实是，蒋经国选择李登辉做继承人，绝非偶然，他们不仅有气质和人生经历上的相同（都质朴、平民化，注重实干，甚至都向往过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李登辉有能力继续他启动的「两化」：民主化和本土化。 台湾的政治有其特殊性，即它的民主化和本土化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哪一面的改革，都同时意味著这枚硬币另一面的变化。例如李登辉继任总统後致力结束万年国代，冻结福建省，总统直选，提出「两国论」等等，既是推动台湾的民主化，同时也促使台湾走向本土化。如果蒋经国再活一些年，要深入推动台湾民主的话，也得走这条同时是本土化的道路。正如李登辉先生所说，这不仅是为了台湾，救国救民，也是因为「这样国民党才能生存」，为了救党。 李登辉在首次台湾总统直选中以高票当选，是国民党向本土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但上次连战代表国民党参选失败之後，却对台湾的政情做出了错误判断，把党主席李登辉赶下台，把蒋经国启动、李登辉推动的国民党本土化路线搬了道岔，重新回到蒋介石那种虚幻的「中国化」。这从连战强调「一个中国就是中国民国」的说辞中，就可清晰地看到这种趋向。尤其他和激进的中国化主义者、他曾蔑视、谴责、并抨击向北京投降的宋楚瑜联手，更证明了这一点。 这次大选结果，明显是台湾本土意识的再一次爆发式展示。民进党从一九九六年获得百分之二十一的选票，到这次超过百分之五十，八年增加了二十九个百分点。在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民主政党，支持率能够这样持续增长。这不是什麽枪击案、国安机制等能够解释的。 国民党的败选就在於它根本无视台湾的这种「本土化」的政情变化。连大独裁者蒋介石的儿子都不敢逆这个潮流，但连宋却敢，结果怎麽可能不「连战连败」。他们没有认知到，民进党既不是赢在陈水扁会选战，也不是赢在偶然事件，而是他们摸到了台湾的脉搏，和多数人民的想法「有」谋而合。 台湾的本土化有著深刻的内外原因：内部原因是二二八的历史记忆持续复苏。台湾人民经过荷兰、清朝、日本，以至蒋介石外来政权的统治之後，今天他们有了投票权，要做这块土地主人的意识越来越苏醒；外部原因是，对岸红色中国的鸭霸式对台政策，每一天都在刺激居住在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不管他是本地人还是外省人，都越来越和中国渐行渐远，更绝不接受一国两制。 从这次台湾的大选还可看出，国亲两党不仅背离蒋经国、李登辉的本土化路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背离了蒋介石的理念。因为蒋介石当年主张「中国化」，还真的准备反攻大陆，重返中国。但今天不要说国亲两党，即使连宋这两位老人，恐怕也没有这个愿望（更无这种能力）。他们的「中国化」，其实是玩「中国牌」，来煽动那些对中国文化有感情，对中国大陆有故乡情怀的外省人的「中国情结」，用这种「情结」来凝聚力量，谋求重新获得权力。他们实际上既不看重台湾，也不真的眷恋中国，他们爱的只是「权力」。认为靠打「中国牌」，煽动族群意识，就可凝聚外省人，再当台湾的「主子」。 两次大选，国亲两党输的是总统候选人。但如果他们不能痛定思痛，锐意改革，重新回到蒋经国启动、李登辉推动的本土化路线，在年底的立委选举中，国亲两党就会输了自身（席位大减）。因为任何政党如果逆历史的潮流，总想做这块土地的主子，而不是和人民一起做这块土地的主人，结果都只能是被人民淘汰。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5月16日星期专论） |
| 印度给中国当老师 2004-05-14 |
| 历时20多天的印度大选5月13日出来结果，令几乎所有选情专家跌破眼镜的是，原来被普遍看好的执政党人民党，不仅没有像原来预期的那样席位大增，反而败选，输掉了组阁的权力；而原来被认为选情吃紧，席位会再降的在野党国大党，却东山再起，一跃成为赢家。印度的选举再次应验了西方一句老话，选举无常。因为只要让人民自由投票，谁也无法保证一直执政，谁也无法判断选民最後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印度的选举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但值得中国人感叹的是，在10亿多人口的印度，进行这麽大规模、历时二十多天的选举，不仅没有大规模的动乱，骚乱，混乱，而且还圆满完成。印度所以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因为这次注册的合格选民多达六亿七千五百万人，仅选民数量就相当於两个半美国人口，10个法国、德国，30个台湾。而且印度不是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地全国选举，而是自1947年独立建国之後，进行了14次，以往的13次也全部成功。 当一些中国文人以「中国人口多、国家幅员大，教育程度低，底子薄」等理由拒绝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民主选举时，印度再次成为一个最好的反证。 有人强调在中共统治下社会可以稳定，经济能够发展，但印度实行民选制度，政治和社会不仅一直稳定，而且从没有过大跃进、文革，六四屠杀；虽然印度有七种主要宗教，四百种语言，但印度从没有像中国那样迫害法轮功，对其他民族实行殖民统治。而且过去十年来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6％以上。 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是过去20年平均每年9％以上，但西方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数字有水份，认为最多可能是7％，才比印度多一个百分点。而中国的经济启动和发展，和大量外资投入有直接的关系（中国获得外资数量是印度的10倍），而很多外资来自香港和台湾，但印度没有中国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当然这个条件根本不是共产党领导的结果。因而西方专家认为，印度在获得比中国少很多外资的情况下，却发展出和中国不差上下的经济。 印度的大选本来要在今年底进行，但执政的人民党看到目前形势有利，才决定提前选举，期望获得更多选票，更大的政治优势，因为印度过去几年来在人民党内阁领导下，外交取得突破，改善了和中国的关系，缓和了与宿敌巴基斯坦的对峙，和美国倾向结盟。在经济方面，成绩更大，去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高达10.4％，超过美国；全年经济增长首次超过中国。正是这种形势一片大好，才促使人民党更有信心赢得这次选举。而且几乎印度和全世界的选情专家，都认为人民党一定会赢，只是赢多少的问题。 但出现这样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果，印度没有政治动乱，也没有骚乱，都没有像台湾的败选者那样提出重新查票，诉讼等等。人民党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说，人民做出了选择，他们不同意我们继续服务，我们要按人民说的去做。因此人民党内阁已向总统提出总辞，鞠躬下台。尊重人民的选票，这就是民主。 （原载《大纪元》2004年5月13日） |
| 台湾：族群分裂还是认同危机？ 2004-05-13 |
| 台湾大选发生纷争，导致蓝绿更显对立，於是有人认为台湾已处於本地和外省两大族群分裂状态。但所谓族群对立的背後，主要原因不在出生地、祖先、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是国家认同的分歧，和对台湾民主现状的心态不同所造成的。
这种认同和心态的不同，完全打破了省籍界限。「泛蓝」的支持者中，也有很多本省人，例如为国亲两党助选的许信良、陈文茜等，他们不仅是台湾本地人，还曾在民进党中做过党主席和文宣部长。 同时更有很多外省籍的知识份子，支持认同台湾「泛绿」的主张。例如早在蒋介石时代，外省籍知识份子雷震，就曾尝试组党，并提出台独主张，要建立「中华台湾民主国」而遭到蒋介石的迫害，入狱十年。 台湾另一位更知名、更优秀的外省籍知识份子是殷海光，他一直为争取台湾的民主自由而呼吁。许多最早从事台湾独立运动的先驱们都深受殷海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殷海光早在六十年代就指出，蒋介石是利用反攻大陆做幌子，连在南京制定的那部并不民主的宪法都不实行，而以「戒严法」实施军事独裁统治，用「反攻大陆」之说，来欺骗台湾人民接受蒋介石的终身制和蒋家王朝。 ●外省人的台独理念 这次陈水扁连任总统後，报载要请叶菊兰入阁，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叶菊兰的丈夫郑南榕更是知名的外省人，他为台湾独立的理念，为抗议蒋家王朝，自焚身亡，成为台湾人最尊敬的民主烈士之一。 目前活跃台湾学界和舆论界，支持台湾独立的外省籍知识份子，更是大有人在，例如当年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的孙子、前台湾总统府秘书长陈师孟，《当代》杂主编、评论家金恒炜，电视评论节目主持人谢志伟，还有曾参与撰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被称为胡耀邦的谋士、现在台湾淡江大学担任教授的阮铭等。 这种打破了省籍界限的分野，正反映出台湾内部对国家认同的分歧。泛绿的支持者，更强调认同台湾，视自己是台湾人；他们追求的是建立一个真正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或至少是保持现状，拒绝中共的一国两制，绝不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活在「大中国」幻觉里 而泛蓝的支持者，则倾向认同虚幻的「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但他们的这个「中国」概念根本不清楚。像连战那种「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的宣称，大概连他自己都欺骗不过去。因为显见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国际社会广为认可代表「中国」。而如果认同用五百枚导弹瞄准台湾的独裁政权，他们自己也说不过去；於是就闭著眼睛不看导弹，只看自己脑子里幻觉的「大中国」。 「泛绿」强调，不管本地还是外省人，不管先来後到，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都是台湾人；外省人则被称为「新台湾人」，由此组成台湾命运共同体，一起来珍惜台湾，建设台湾，保卫台湾。这种认同民主自由的台湾的意识，越来越成为台湾的主流，这当然是陈水扁能够连任总统的最主要原因。 但在台湾有些人认为这种本土意识将导致亡（中华民）国，因而才出现这次大选後如此激烈、情绪化的纷争。其实中华民国早就名存实亡了，只是泛蓝的人无论如何无法接受和承认这个现实，这个真实。他们以为继续拒绝认同台湾，那个虚幻的「中国」就真的存在。 ●当主子还是当主人 另一个导致族群分裂和对立的原因是，一些曾掌握权力，或曾享受特权的外省人，仍有继续当「台湾的主子」的心态，他们不愿意和台湾人一起共同做「台湾的主人」。主子是这片土地的掌权者，而主人是这片土地的耕耘者，这是两种心态。 当年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带去五十多万党政军人员。这些人成了台湾的「主子」，统治了台湾半个多世纪。国民党所代表的外省人，成为台湾的特权阶级，几乎所有好的位置、机会，都属於他们。外省人三个字，曾经是「上等人」的代名词。本地人不仅毫无政治地位，连说自己的「台语」当年都要被罚款。而无论日制时的台湾，英制下的香港和葡制下的澳门，都没有做到这麽绝；可想而知，国民党特权阶层对台湾人歧视到何种程度。 我去年在四个台湾社团演讲时发现，这些本地学者团体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医生，後来在美国的台湾人社区演讲时，发现也同样，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医生；一问才知道，原来当年国民党等外省人垄断了台湾主要的党政军要职，留给当地台湾人的只有医生等理工科空间。另外当地人也不敢进入政治等领域，因为担心不慎而遭到迫害。 ●草鞋皮鞋都要走台湾的路 这种区分本省外省的最明显标莫过於台湾的「眷村」，蒋介石政权把自己从中国带到台湾的人马，集中安排住在一起，还享受到本地人没有的食品卷等特殊待遇。这在某种意义上如同希特勒把犹太人集中安排到「Ghetto」，纳粹是按种族进行隔离和虐待；而蒋介石则是把外省人集中到一起，给予优待，成为「人上人」。台湾媒体的编辑记者多支持泛蓝，就是因为他们多是从「眷村」出来的，是外省人的後代，才得到这种进入新闻等上层建筑的机会。 我在台北参观二二八纪念馆时，兼职解说员是位中学老师，她说，外省人那种视自己是「上等人」的心态相当严重。例如她所在学校的一位外省籍老师授课时就公开说，「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是民进党」。意思是做民进党人没出息。本省人的屏东县长苏嘉全被提升为内政部长，他首次和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马英九见面时，泛蓝的人就说，这是「穿草鞋的去见穿皮鞋的」。马英九是典型的外省人代表，当年是被国民党保送到美国读书，根本不需像本地人那样吃自费留学的苦。 但随著国民党失去权力，那种「眷村」式的等级则难以继续。但有些国民党人仍然是居高临下瞧不起本地人。比如他们说，这次大选民进党是赢在了「一高一低」：高年龄段、低学历。毫不掩饰地表示，只有老人和没文化的人才支持民进党。这种继续对本省人的歧视态度，表明他们觉得自己应该继续当台湾的主子的心态根本没有变。 台湾要想结束所谓的族群对立，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以国民党人为代表的外省人要改变「主子」心态，发自内心地尊重和平等对待当地人，认同台湾这块土地，共同做台湾的主人。 （原载《开放》2004年5月号） |
| 为胡锦涛祈祷也救不了中国 2004-05-12 |
|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最近在「让我们祈祷」一文中油腔滑调地说，日本、美国、俄国，澳大利亚、台湾，新加坡，菲律宾、欧盟等领导人，睡前都不得不为胡锦涛祈祷，希望他活到120岁，以掌管好中国的经济，不要让它崩溃，因它对周边以至世界，都有重大的影响。
这篇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中国经济的推崇，似乎它不仅要主导世界，而且已达到令大国小国首脑难以入眠而担心的程度。 中国经济近年一直在高速发展，按官方数字，过去20年，平均每年增长9％以上。今年第一季增长率已达9.4％（美国去年经济增长率3.04％；日本2.5％，欧盟0.9％）。中国并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获直接外资最多的国家（超过5,000亿美元）；并成为世界仅次於美、德的第三大出口国；外汇储备超过4,000亿美元。 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不少人有非议。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G. Rawski）认为，中国实际的经济增长率不到公布的三分之一。连中国的乡镇企业家孙大午也在北大演讲时说，「中国公布的经济增长数字，拦腰砍去一半，还有水份。」 最近美国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季北慈（Bates Gill）发表长篇论文，对中国经济及在世界的地位做出评估。他认为，中国经济虽呈现强劲势头，但在全球经济的天枰上，比重不是很大，其地位并不是那麽重要。季北慈引用「世界银行」的数据说，中国经济目前仅占全球的4％，不仅远低於日本和欧盟，才是美国的七分之一（美国占全球经济的28％）。中国经济的整体能力，实际上仅相当於美国的纽约州，或相当於两个德克萨斯州。 已逝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主任席格尔（Gerald Segal）发表的最後一篇文章指出，今天中国经济在全球所占比重远低於两百年前。1800年，即鸦片战争爆发前40年时，中国经济占全球的33％（欧洲占28，美国仅占0.8）。但一百年後，即辛亥革命爆发前10年时，下降到6.2％；到了1997年，则降至3.5％。现在才回升至4％。 季北慈认为，中国经济成长数字的背後，存在严重隐患：一是坏贷款比重太大。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贷款比例，官方承认占23％（近3,000亿美元），但国际货币组织认为，实际高达35％到50％，最高达8,600亿美元。美国经济学家评估，要想解决这些坏贷款，需6,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占中国GDP一万四千亿美元的40％。 其二是失业率攀高。自加入世贸两年来，中国已有3,500万人下岗失业，主要因国营企业紧缩或破产；仅去年就有859万城市人口失业。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必须保持每年以15％到20％的速度增长，才能平衡和稳定城市的失业增长率。 其三是大量人口未脱贫。中国官方估计，13亿人中有5％（即6,5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但联合国去年发表的《人力发展报告》指出，中国有16.1％（相当二亿零八百万）的人，生活在每天不到一美元的状况中；47.3％的中国人（相当六亿一千五百万）每天收入不到两美元。 其四是贪污腐败越发严重，外资每年投入约400亿美元，但以各种名义套出中国的外汇超过420亿。今天中国80％的汽车购买者，50％的购房者，都是付现金，主要用自己的积蓄。它说明中国还无法成为一个信用的经济社会。 当一个国家只进行经济改革，而没有新闻自由和民主制度保障的话，等於给贪污腐败提供天然的机会，因而西方学界把中国经济称为「盗窃经济」，即有权者乘机瓜分财产，掏空国库，哄抢中国。 《纽约时报》左翼专栏作家弗瑞德曼对中东问题比较了解，往往有较深刻的分析，但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从来都不著边际，暴露出西方左派知识份子对共产国家永远的无知和一厢情愿的幻想。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5月12日） |
| 别拿中国的「五四」打台湾 2004-05-10 |
| 最近台湾突然冒出一些学者纪念「五四」，还为此成立了什麽社团。身为国民党副主席的台北市长马英九，也出来用「五四」做幌子，批「公投」「制宪」「台湾独立」是三位一体的新神学。
这种提法不仅滑稽，更荒唐透顶。且不说当年中国人五四游行时，中华民国下辖的三十五个省，并不包括台湾，中国的「五四」运动和当时的台湾没有什麽关系；而且五四的主要诉求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要防止中国封建旧势力复辟，建立科学的宪政民主制度。这个诉求和今天的台湾现实，更没有什麽必然的联系，因为台湾早已是有了「德赛先生」的民主社会。 更重要的是，今天不仅台湾的「公投、制宪」完全是在实践民主诉求，而且「台湾独立」也没有任何和民主价值对立的成份，只要是多数台湾人民选择的话。 这些人如果真的看重「五四精神」，那麽在蒋介石专制时代，怎麽不纪念？那时怎麽不出来成立社团，争民主，争台湾人不受蒋家王朝所代表的外来势力歧视和欺压的基本人权？ 当然他们绝不会那麽做，因为他们曾是依附在蒋家王朝那张皮上的「毛」，靠拥护，或至少不反对那个专制政权，获得「学术地位」和「出人头地」的学者光环；和其他统治精英一起，享受当「人上人」，当台湾的「主子」的特权。 在蒋时代，他们噤若寒蝉；而今天面对台湾绿色的春天，本地人终於可以投票并发出多数声音的时候，他们那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失去主子地位感更加强烈，因此想起了「五四」；打著中国人追求民主的旗帜，来反对台湾人民实践民主，真是无耻。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5月10日铿锵集） |
| 谁是中国的“疯子”？ 2004-05-07 |
| 这个星期，美国第157届精神病学年会在纽约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神病学专家，以及中国的精神病科医生等二千多人，参加了这个为期五天的会议。
会议除了交流精神病学和医学伦理等经验，也对中国政府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异议人士、强行对他们进行“特殊药物”治疗问题，进行了讨论。 据纽约“中国精神卫生观察”的报道，中国有多达23个省市自治区、100多所精神病院，用精神病治疗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迄今被确认迫害致死的961名法轮功学员，有15人是死於治疗精神病的药物等。 纽约西乃山医学院医生王文怡提供的数字更为惊人，他在会议上说，自1990年夏以来，有超过1,000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接受抗疯药物和电击疗法等，而他们没有任何精神疾病。 1992年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平反六四”横幅的王万星，被以“偏执狂”病名关进精神病院迄今已12年。他妻子说丈夫根本没有精神病，但北京市公安局主办的精神病管制院却一直不放王万星回家。而患偏执狂的病人，按医学规定，如对社会构成危害，将被终生监禁，这等於王万星将永远失去自由。 早在前年八月在日本横滨召开的“世界精神医学协会”会议，就已通过决议，要求对中国精神病院滥用权力问题进行调查。但中国政府迄今不允许国际精神医学代表团前往调查。 横滨会议前夕，美国“人权观察”和荷兰“国际基金会”联合发表的289页报告指出，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因政治原因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有3,000多。由於该报告是以中国官方精神病学刊物中的数字和案例做的推算，因而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 七十年代，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就通过《夏威夷宣言》，并在九十年代通过《马德里宣言》，特别强调和规定，不可对精神正常的人强制使用精神病治疗手段，包括药物、电击手段等。这种规定很大程度是针对当时共产苏联，因他们使用这种手段对付异议人士。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耶夫曾写出《谁是疯子？》一书，详细揭示了苏联当局当年把异议人士关进精神病院强行“治疗”的残忍过程。当时“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准备开除苏联的会员资格，迫使莫斯科被迫退出了这个国际医学组织。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终止这种劣行之後，苏联才被允许重新加入。 参加上述会议的费城精神病学医生蒙逖（Daniel Monti）对中国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愤怒，他说，“我很痛心的看到精神病治疗方法被用於迫害一群善良的人。这种事情在前苏联也发生过。在独裁国家，人们与政府的观点不同时，就被迫害，说他们脑子有问题，产生了幻觉。” 虽然中国政府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异议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的事件被国际媒体广泛报导，被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强烈关注并要求调查，被很多西方医学专家批评和谴责，但中国的几千家报纸，上万家杂，以及电台电视等，迄今没有一家进行过报道，更不要说对中国政府提出批评。 和当年共产苏联时一样，那些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不管是异议诗人，还是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就成为千千万万的“疯子”群体中的一员。而克里姆林宫发出迫害、摧残他们命令的独裁者，却被视为“正常人”。麦德维耶夫在《谁是疯子？》中结论说，他们这些异议人士不是精神病人，斯大林等共产党独裁者才是真正的“疯子”。 今天中国步苏联的後尘，也同样用这种方式迫害异议人士，以及并没有什麽“异议”、仅是想练练身体的法轮功成员，把这些正常人、健康人关进了精神病院。费城精神病学医生蒙逖说，“迫害法轮功的中国某些领导人，他们的精神才是不正常。”言外之意，江泽民们才是真正的“疯子”。 只有哪一天把那些“政治疯子们”关进精神病院，正常人才能离开疯人院，中国才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社会。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5月7日） |
| 马克思幽灵不灭 2004-05-05 |
| 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生日。186年前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降临之後，他的学说和实践，导致全球几十亿人被奴役，无以计数的人被迫害，造成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灾难。
马克思从研究经济入手，强调平等和均贫富，认为资本家寻求利润（剩馀价值）造成工人的贫困，因而要结束市场经济，建立共产主义的平等社会。 今天，人类的发展已证实马克思完全错了：资本主义并没有带来工人的绝对贫困化，反而带来了全社会的富裕，而且劳工条件空前提高，远超过马克思倡导的共产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带来了民主和自由，人民通过定期投票选举，成为真正的主人。 而所有按马克思学说建立的共产国家，不仅都是古拉格式的地狱，人民贫穷落後，毫无平等，更无自由；而且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吉拉斯所描述的共产官僚「新阶级」的专制。今天中国的经济条件改善，则是走向马克思所反对的市场经济的结果。 5月1日，10个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其中8个是原共产苏联主导的《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它是东欧人民进一步告别马克思、扬弃共产主义，拥抱西方和市场经济的象征。 然而，虽然马克思学说被原共产国家的人民所扬弃，但这绝不等於那种均贫富、强调平等至上的乌托邦幻想的死亡，它仍被那些从未体验过共产滋味的西方左派们所憧憬和热衷。 今天，在美国等致力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之时，主要的反对声音和行动，来自西方的左派知识份子。面对20世纪共产主义的灾难，他们已不好意思承认是马克思信徒，但他们所持的理由，他们的理念，仍和马克思一样，是以平等、均贫富的名义，来剥夺人们的自由。他们认为解决第三世界国家贫穷的办法，不是去那里办工厂，开商店，联手实行市场经济，而是要西方国家掏钱，提供更多援助；要让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共产」，均贫富。 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且不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一直提供足够养活另一个国家的援助，即使能够这样做，也绝不会有一个国家仅靠外部援助就可以致富。哈耶克早就在《通向奴役之路》中阐述得很清楚，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带来富有，因为只有自由竞争，人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想像力、创造力。而那种依赖援助，依靠政府控制和计划的经济，不仅不能带来繁荣的经济，更使人丧失自由。 同样，在反对美国铲除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等反恐行动中，西方左派们仍是这种马克思式的思路，他们认为恐怖主义之所以在穆斯林国家产生，主要根源是那里的贫穷，解决之道就是要求美国等全球七大工业国「拿钱来」，提供更多的援助，要美国等西方富裕国家和穆斯林贫穷国家「均贫富」，实行世界「平等」。但事实是，恐怖主义的领袖宾．拉登本人不仅毫不贫穷，还是个亿万富翁。而向恐怖组织提供很多资金的沙特阿拉伯，是全球最大产油国，2美元成本的原油，卖到每桶30多美元，可说富得流油。恐怖主义的产生，并非因为贫穷，而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一样，是一种意识形态，它要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实行极端伊斯兰主义那种均贫富、政教合一的专制统治。 解决穆斯林国家的贫穷之道，仍像解决共产主义一样，不是提供什麽援助，而是结束那里的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制度，实行市场经济，让人人都有发财致富的机会，通过自由竞争，保护私有财产，最後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 虽然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崩溃，完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破产，但在西方左派知识份子莫名其妙的视野里，共产主义好像根本没发生过一样。马克思幽灵在地球上的继续盘旋，更证明了《圣经》里所说的，人对灾难和邪恶是永远不汲取教训的。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5月5日） |
| 曹长青谈台湾大选对台美中关系影响 2004-05-04 |
| 【大纪元5月3日纽约讯】中国旅美异议作家、政论家曹长青1日晚应「台湾会馆」邀请以「台湾大选结果对台美中互动关系的影响」为题发表演说，吸引了近百位听众前来。
曹长青在演讲开始强调，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特别关注台湾的变化，过去几个月来，三次赴台参加会议和观选，主要由於，一是希望看到台湾深化民主，完善自身；另一个是，台湾的发展对中国有样板作用，可以启示中国人民，在同样中华文化背景下台湾可以一次次成功地选举，为什麽中国不可以？原因就是共产党专制，把中国人当作政治奴隶。他强调，民主台湾是一面镜子，照出对岸专制的丑陋；鼓舞中国人起来，争取权利，结束专制。 就台湾本土而言，曹长青认为，这次大选结果，确立了本土意识在台湾的主导地位，它将推动台湾深化民主，走向真实。 曹长青毫无讳言他支持陈水扁连任，认为国民党执政时间太长，需要民进党多执政一届，才可能形成比较健康的政治环境。他说，仅从1948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到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国民党就连续执政长达48年，而民进党才执政4年，是国民党的12分之1。而且国民党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执政中，是蒋介石的家天下统治，蒋死後像北朝鲜的金日成一样，把权力交给儿子，根本不进行民选。而且国民党执政时，黑金政治严重。曹长青比喻说，这就像做饭烙饼，国民党「烙」了48分钟，用黑金政治把「饼」烙得又黑又糊，都快冒烟了；现在民进党把「饼」翻过来才「烙」了4分钟，如果再由国民党翻过去「烙」，完全不利台湾的民主和清廉政治。因此应该让民进党再多执政一些时期，如果民进党也走国民党的老路，那麽4年後人民再淘汰它，这样可以形成比较健康的政党轮替，有利台湾深化民主。 另外他认为，绿色继续执政，可以推动台湾走向真实。曹长青强调，统一和独立都不是终极价值，最重要的是两点：一是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的选择权利，他们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国家领导人，甚至宪法和国号，这个权利只属於台湾人民，而不属於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是真实。只要是虚假的东西，不管它属於哪种意识形态，具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和原因，都应该改革，台湾应「生活在真实之中」。 曹长青认为，这次台湾大选结果，将冲击中共的对台政策，北京无法再用宣传欺骗中国大陆民众说什麽「陈水扁一撮人」，因为民进党赢得过半数选票。中共如果继续对台施压，将刺激台湾和中国更渐行渐远。而台湾本土意识高涨，很大原因是北京打压台湾的结果。连台湾申请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北京都极力阻挠，因而中共成了台独意识的主要推手和民进党的「助选员」。 曹长青最後指出，这次台湾大选结果，也将促使美国的台海政策走向现实。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凯利几天前在国会作证时强调，要保持台海现状。曹长青认为，台海的「现状」是：一边一国，台湾是个主权国家，中共不可武力犯台，不可改变这个现状。同时这个现状的不合理部份是：一个独裁的中共，可以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民主的台湾却被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这是完全不合理的，这个现状必须改变。 曹长青的演讲获得在场听众的热烈欢迎。作为中国旅美异议作家与政论家，曹长青曾多次赴台湾参观考察，并在台湾做过多场演讲，亦受到热烈回响。他目前是香港《苹果日报》、《开放》杂专栏作家；台湾《自由时报》、《台湾日报》专栏作家。 (http://www.dajiyuan.com) 5/3/2004 10:03:08 PM |
| 上帝在美国 2004-05-03 |
| 4月29日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播出布什总统宗教信仰心路历程的专题片。这部片子再次预示，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不仅是两党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之争，还将是一场围绕社会议题的宗教信仰之争。共和党籍的布什更多代表基督教保守派等强调宗教信仰、灵修人生的理念，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则传递左派那种在个人自由名义下自我放纵、丧失信仰的世俗倾向。
布什早年曾酗酒，沉迷石油生意的金钱、购买棒球队的荣耀等。但自从美国基督教布道大师葛培理（Billy Graham）带他进入《圣经》世界，成为上帝的子民，布什的人生就发生巨大变化，他从此戒了酒，迄今滴酒未沾；他进入教堂，研读《圣经》，从基督信仰中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 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之後，布什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有道德责任来铲除邪恶，并把北韩、伊朗、伊拉克列为“邪恶轴心”。“邪恶”一词是《圣经》中多次提到的；“道德责任”，更是基督教非常强调的。 和布什相比，左派民主党的领袖则不同。上届民主党籍总统克林顿，任职八年中，只在他和白宫女生莱文斯基的性丑闻爆出之後，才第一次去教堂，虽然他也自称是基督徒。现在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则支持堕胎、同性恋者结婚，反对把伤害胎儿者定罪等。罗马教廷已表示对克里当选的担忧。 美国两党所代表的这种理念差别，已有很长的历史。曾担任布什总统演说稿撰写人的知名作家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总结说，过去二百年来，美国两党的理念之争，发生了很大变化： 19世纪的时候，美国被分成南方、北方。共和党籍的林肯总统，代表的是北方的底层人民以及黑奴，来对付民主党主导的南方白人庄园主们。 20世纪，美国被阶级所划分，两党代表不同的“收入”阶层。共和党代表中产阶级；民主党则代表穷人以及大都会的富人。如果说美国是个金字塔的话，共和党是中间部份，而民主党占两头，由此形成对峙。 进入21世纪，则有了新的变化。美国的两党则更多被信仰所区别。布什所代表的共和党更加强调宗教信仰和道德的力量。虽然民主党不敢公开宣称它倾向无神论，但民调显示，民主党的支持者中，虔诚信仰基督教的比共和党的支持者少很多。 例如上次美国大选时，在每周至少去一次教堂的美国选民中，布什得到57％的选票，戈尔得到40％。民主党一直攻击共和党只代表富人，但在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选民中，布什所赢得的选票比例，远没有在上述每周上教堂的选民中多（少四分之一）。这至少说明并不是越有钱的人越支持共和党，而是越有宗教信仰的人，越支持布什。 一般人的印象是，民主党代表穷人，共和党代表中产阶级和富人，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例如美国有非常多的大企业家、大富豪，都是民主党的狂热支持者，像电脑大王比尔．盖茨，金融投资家、亿万富翁索罗兹，纽约房地产大亨川普等，都是知名的民主党支持者。索罗兹出资几千万美元，建立专门网页，攻击布什与共和党，并准备用掉全部家当，来阻止布什连任。而好莱坞的亿万富翁和富婆们，几乎全部都支持民主党（知名演员中好像只有当上加州州长的施瓦辛格和刚拍出《耶稣受难记》的吉普森支持共和党），而且当年反越战、现在反伊拉克战争的狂热者，几乎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好莱坞左派们。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本身就是亿万富翁，仅他现任妻子带来的资产就达五亿美元！ 美国大学的教授们，也基本属於高收入阶层，高校更是左派民主党支持者的大本营。民调显示，95％以上的美国大学教授支持民主党。而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民主党籍的大学教授也比比皆是。几天前，我到华盛顿一家电台参加一个电视辩论节目，对手就是一位美国大学教授，也是中国问题专家。辩论的主题是美国中小学生念的“忠诚誓词”中那句“under God”（在上帝之下，或在上帝的庇护之下）应否取消。 构成讽刺意味的是，我这个来自无神论的国家，并曾受到共产主义教育的中国人，坚持应该保留这句誓词，强调美国是个有神论的国家，基督文明是美国的立国基础；而那位在基督文化中长大的美国教授，则宣称他是“无神论者”，什麽宗教也不信，并否认美国是个有神论的国家，坚持要把那句誓词拿掉，理由是它将导致“政教合一”。 有112年历史的“忠诚誓词”原来没有“under God”这句话，它是1954年由美国总统提议，经国会通过决议加上去的。五十年代是冷战的高峰，加上这句话，主要是为了更清晰地区分，美国是个有神论的基督国家，而共产苏联和中国等，是无神论的邪恶世界。我当时反驳那位美国教授说，加上这句话至今，已整整50年，半个世纪在美国历史上是个很长的时间段，事实证明美国并没有因为这句忠诚誓词而走向“政教合一”；因此没有理由和根据说今後会如此；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取消这句誓词。 针对这位教授强调美国是个无神论的国家，我特别强调指出，事实不是这样，美国是由从欧洲逃过来的新教徒建立的，当时有条件建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因当时逃来的人几乎都是基督教徒），但正像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描述的，这些新教徒在欧洲遭到宗教迫害，因此更懂得建立政教分离制度、传播真正基督精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过去二百多年来，美国的制度既是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的，又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同时，强调基督文明的重要性。 美国立国之本有两个最重要的文件，一个是《独立宣言》，一个是宪法。《独立宣言》特别强调了上帝的存在和力量：“上帝创造了平等的人类，上帝赋予他们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美国的宪法则更是基督文明的产物。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柏格（Warren Burger）早在1954年的一项判案中就明确指出，“美国是建立在宗教原则基础上的，所以宗教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结构的一部份。”“上帝保护了美国和这个尊严的法庭。” 恰恰是这个有神论的美国，保护了那位美国教授这种无神论者的人身安全和一切言论自由；而在无神论的前苏联和今天的中国，有神论者不仅一直遭到严重的身心迫害，更毫无言论自由。而且在长期宣扬无神论的中国，其道德已有目共睹地沦落到人类文明中史无前例的程度。即使不比较其他的一切，仅仅这两点就足够证明两者谁更人道，谁更文明。 美国从历史上、传统上和今天都是一个有神论的国家。据《纽约时报》1994年的民调，91％的美国民众相信上帝。前年福克斯（Fox）电视的民调，87％的美国人表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前年布什总统访问中国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95％的美国人相信有上帝。在美国的货币上，印著“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每逢新一届国会开始，全体议员要祈祷；总统就职，要手抚《圣经》表示效忠美国；在法庭作证，要举手向上帝宣誓，说的是真话；政治人物演讲，常在结尾祈求“上帝保佑美国”； 而基督耶稣降生之日的“圣诞节”，则是全体美国人的法定假日。即使连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也常脱口而出My God（我的上帝），Jesus Christ（耶稣基督），Thanks God（感谢上帝）┅┅ 美国不仅是个多族裔共存的社会，更是一个基督文明的大熔炉。据《华盛顿时报》去年专题报道引述的数字，现在美国的288万华裔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基督徒。据美国2000年的Zogby民调，在美国的阿拉伯人，只有23%信伊斯兰教，而其他70%以上的绝对多数竟是基督徒！这些美国阿拉伯人基督徒中，42%是天主教徒，23%是正教徒 （Orthodox），12%是新教徒。吉普森的《耶稣受难记》一上演就票房收入第一，绝非偶然。迄今仅在美国就已收入三亿多美元（全球近五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卖座电影第八名！ 因此，4月29日《纽约时报》在“理解总统和他的上帝”的专题报道中说，布什这位以“信仰为基础”（faith-based）的总统，“他的理念，不仅影响对伊战争，也影响美国的国内政策。”就因为美国民众多数信仰上帝，成为布什所代表的保守派政治力量的主要支持者和基础。 2004年5月1日（原载《观察》） |
| 《新新闻》「败」在哪里？ 2004-05-03 |
| 吕秀莲告《新新闻》诽谤案近日被最高法院宣判：《新新闻》败诉。有人批评说这是限制新闻自由，并引用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诽谤案的「事实恶意」等三原则。但事实上，美国最高法官在阐述「事实恶意」时特别强调，如果媒体「故意疏忽」，即明知报导不实，不加以查核，也可作为判决诽谤成立的根据。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严肃的媒体一定会相当谨慎（煽情小报另当别论）。我们设想，如果有传言说布希总统和他的主要助手、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小姐有染，并且消息是副总统钱尼传出来的，任何美国大报，都绝对不可能像台湾媒体那样，立即做专题报导，渲染性刊出。 因为媒体要负两个责任，一是自身形象的责任，如草率刊登，等於自毁长城，向读者宣布你属於耸人听闻的煽情小报（tabloid），而不是严肃的报刊。另一个是，这般事关国家元首的重大新闻，如果失实，将会误导社会，带来混乱。 而能够从这两方面考虑的基础是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意识：即对任何新闻的处理，首先考虑的是真实，是对社会的责任。媒体之所以要争新闻自由，恰恰是为了更多地传播truth（真实、真相、真理），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如果在真实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或对真实、真相不那麽认真核实、求证的话，那麽你就可能是滥用自由。 台湾这次大选出现纠纷和暴力事件，很大程度和开票时电视台那种肆无忌惮地灌票，意识形态化地扭曲真实有直接的关系。这次最高法院的判决等於敲了一下警钟，媒体不仅要争「自由」，更要承担责任。任何不伴随责任的自由都是灾难的源头。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5月3日铿锵集） |
| 联合国愈见官僚腐败 2004-04-29 |
| 最近伊拉克以石油换取食物的50亿美元联合国救援项目爆出丑闻，不仅有法俄中共三国官员和石油公司涉嫌假公济私，从中非法谋利，更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儿子，作为瑞士石油公司的代理，利用父亲官职以权谋私。而负责这个项目的安南的副手，则从中获得高达10％的回扣。
在这个丑闻被安理会通过决议进行调查之际，日内瓦的人权会议又爆出“丑闻”：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共人权案，在这个53国成员的委员会中，竟被28票反对，无法列入议事日程而搁置（赞成16票，弃权9票），因为中共联合了该组织中的流氓国家和专制政权，并用金钱外交和市场诱饵，收买了其他一些国家，形成多数；而这个人权委员会的轮值主席，竟来自从无民主选举的独裁者统治的利比亚。 三年前，美国还曾被这个人权委员会秘密投票“选”掉了席位，而由苏丹这个臭名昭著的人权恶劣国家递补，成为联合国最丑陋的闹剧之一；前年美国才被恢复席位。 联合国为什麽总出现丑闻、闹剧？这和它的结构有直接关系。在任何民主国家，议员必须经过选举产生，才能进入国会，获得讨论决定全国大事的资格。而联合国的严重弊端是，其成员没有必须是“民选政府”这个资格要求。结果，不管是共产政权或流氓国家，都自然成了联合国成员。像卡扎菲、萨达姆、卡斯特罗这样的小流氓，还有中共、前红色苏联等政权的大独裁者，都可以在联合国“决定”世界大事，并在很多时候，它们联合起来，形成多数，对抗民主自由的价值。 索尔仁尼琴早在七十年代就指出联合国的这种制度性缺陷，“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联合国也变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员国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暴力强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就曾被这些国家主导，一度变成了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流氓俱乐部。因而1984年美国退出了科教文组织，随後英国和新加坡也退出。加拿大、日本、荷兰、瑞士和当时的西德也曾考虑退出。後来由於这个机构进行了改革，美国才重新加入。 联合国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人浮於事、官僚腐败。美国媒体早就披露，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滥用资金，重用亲属非常严重，这个组织的工作人员，一度有近一半人员没经过考核，通过人际关系“後门”进入。 西方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之所以不敢腐败，最重要的原因是有制度性制约，即定期改选。但联合国成员既无加入的资格要求，又没有任何定期的“改选”，因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次连联合国秘书长的儿子和助手都参与联合国项目的营私舞弊，可想而知这个组织已腐化到何种程度。 从这次联合国丑闻还可发现另一个答案：当年法俄中共三国在安理会之所以强烈地杯葛美国军事铲除萨达姆政权，原来它们都和伊拉克有“石油黑市交易”，萨达姆曾是它们的摇钱树。而安南也不同意军事倒萨，可能与他儿子卷入这些黑市交易有关。 半个多世纪前成立的联合国是美国民主党籍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等一手操办的，它反映了西方左派的“平等至上”（专制政权和民主国家都有一票）和“国际大政府幻想”。但这个花销庞大、效率低下、官僚腐败严重的国际机构，越来越失去人们的信任，在承担国际重大事务的道德责任时越来越显得“无关紧要”。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4月28日） |
| 【推荐文章】金钟：和龙应台对话 2004-04-28 |
| 在台湾三月大选硝烟逐渐散去时，看到龙应台《为台湾民主辩护》的大作，以「与华人世界对话」的姿态，在港台新马与大陆隆重推出，著实令人寄予期望。但仔细拜读之後，不无失望之感。
三二○台湾总统大选，引起全球华人社会空前的关注并激发重大争议与分歧。怎样解读这次选举在台湾导致的激烈对抗？究竟哪些方面是值得我们探讨和思考的？龙应台拉出了一段对台湾民主庸俗化、民粹化反应的前奏後，提出问题：为什麽美国两党政治可以平静地政权交替，而「台湾却有如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掷」？她回答说，是因为台湾民主只有十七年，两党还在为核心价值而争。核心价值是甚麽呢？她说是「属於文化认同、安身立命的灵魂层面。」有三股文化的影响，纠缠在台湾的深层意识中。这虽然有些玄乎，也有道理。但是，为什麽不可以作一点具体分析呢？这是台湾第三次普选总统，第一次姑且是众望所归吧，第二次陈水扁仅以四成票当选，而且是首次政党轮替，国民党下得很有风度，政权和平转移，那是万众鼓掌的光荣。那时难道没有核心价值的问题存在？如果说，这次选後的动荡是基於双方的得票相差太小，我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另一个事实，就是枪击案。龙应台用极度轻蔑的口吻形容是「拙劣的警匪片」「三流的肥皂剧」「总统的肚皮仿佛是肉摊上待检的一堆肉」┅┅不对，这不是「荒腔走板」。一位现任总统，为了竞选连任，竟然自导自演一场刺杀国家元首的丑剧，引致全国混乱，这不是不公平，而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泛蓝的激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自导自演」的指控，如果没有根据，就发动大规模的群众抗争，恶化社会的对立情绪，又不想负责――面对这样一个人人关心的现实，哪怕做做事後诸葛亮，恐怕也比灵魂层面的分析为好。 接下来，龙应台有一段非常感性的对民主的描述。她说，选举投票、国会争执、万人抗议，很耸动，很刺激。但那不是真正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在生活点滴中。她从手上有护照可以随时出国，到保护孩子不说谎，说明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真不明白为什麽要以如此别出一格的方式，去强调民主的优雅和高尚？龙应台绝不是一个受过极权主义感染的人，也不应是一个有洁癖的清高文人，没有必要连现代民主的基本形式也加以贬抑。不用证明，集体抗争示威，不仅在民主转型国家具有标意义，即使在欧美成熟国家，也是表达民意的强力手段，屡见不鲜。而没有选举和议会，又怎能保障那些自由的生活方式？何况民主与自由有别，香港早有龙应台欣赏的那些自由，但民主是另一回事。 最後两段，是全文的高潮。龙应台说，在国民党时代，她有被「绑架」的感觉，没想到民主了，依然有被陈水扁「绑架」的感觉，因为他「政绩一塌糊涂」「诚信疑云重重」却「在全世界代表了我」。而陈水扁可以成功的「绑架」，是因为「中国集权政体对台湾民主的威胁」。 批评乃至否定陈水扁，都有不少的道理与依据。但一个民选总统能不能代表一个国家，则不宜以个人好恶判定。这里不涉统独之争，著眼的只是民主的游戏规则。就像一名你不喜欢的选手拿了冠军，可以代表国家参赛奥运一样。陈水扁打中国牌可能比统派多赢了一些选票，但是，这次大选主要质疑的枪击案，完全是个人品行问题，与中国牌有甚麽关系？全世界反对中共极权主义的华人，都会感激著名作家龙应台表达了「中共武力威胁是台湾人真正的痛苦来源」这样一个论断，但是，如果这个论断包含阿扁可以在反共的大伞下为所欲为的意思，那台湾至少几百万泛绿民众恐怕会难以接受。 ２０００年台湾大选的两大疑团：枪击案与验票，虽然争议很大，但李昌钰来过之後，「自导自演」已基本上否定，验票则尚未开始。龙应台却采用了一面之词，认为「选举机制在操弄下倒退到原点」，「执政党以最不光彩的姿态在抗议声中上台」，结尾还暗示陈水扁当选是否有如希特勒１９３３年上台？如此这般，「为台湾民主辩护」，就显得很勉强了。一位不喜欢某总统的好作家可以写出一篇好散文，但要客观评论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需要另外的一些本事。 （作者为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 |
| 你是不是中国人？ 2004-04-26 |
| 在台湾期间，我好几次被人质问：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在圆山饭店大厅，就曾有几个说流利北京话的人对我大喊大叫：你是不是中国人？为什麽来分裂国土！那口气和逻辑就等於，我是中国人，就得支持江泽民往台湾放飞弹；我是德国人，就得帮助希特勒灭绝犹太人。好像这世界一切都是按肤色、种族、出生地分的，而根本不管是非对错、正义和邪恶。
大选前几天，我和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先生在台北乘捷运，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乘客认出我来，马上在车厢里大喊大叫「他就是来分裂我们台湾的曹长青」，那样子好像要煽动暴民围剿我。随後几个乘客站起来，也用在圆山饭店大厅那些人的口气，就我是中国人而提出质问，那口气给人的感觉是，如果我是中国人，就得穿上黑衣黑帽，在410晚上去袭击警察，欧打记者。 某些人动不动就质问别人是不是中国人，恰恰暴露出台湾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它不是族群分裂，而是认同危机。连从中国来台湾做统治者的蒋经国当年都说出了“我也是台湾人”；而马英九是以“我是吃台湾米长大的新台湾人”的竞选口号，才当上的台北市长。所以，连战以声称自己是“纯种中国人”来竞选台湾的总统，落选绝不是偶然的。 当一个人不知道谁是自己的母亲，才会有幻觉，凭想像的奶水，就喊爹叫娘，甚至有时认贼做父，那就不仅对不起自由的台湾，更是自我虐待。哪里出生、哪国人都不重要，重要的你是自由人。但愿那些有认同障碍的人，去体味一下当年从中国逃到台湾的作家柏杨的话：“大陆可恋，台湾可爱，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4月26日铿锵集） |
| 印度大选告别社会主义 2004-04-21 |
| 昨天（4月20日），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开始举行全国大选。在中共用“国家大，人口多，教育程度低”等理由拒绝在中国实行选举、更毫无理由不许香港人民直选的时刻，10亿人口的印度，却在进行自1947年独立以来的第14次全国大选，有多达6.75亿合格选民将投票！750个政党，将角逐国会的545个席位，最後由赢者组阁并出任总理。
在比较印度的民主和中国的专制时，时常有中国文人强调印度的贫穷落後，经济不如中国，以此作为中共专制统治的理由和根据。印度在很多方面确实不如中国，印度人均收入500美元，中国是900多。每天不足一美元的贫穷人口，13亿中国人当中有3.5亿，10亿印度人中有5.3亿。印度成年人一半是文盲，中国文盲率不到一成。但印度在这样的国情下，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成功地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那麽为什麽上述条件都比印度强的中国却不能实行多党政治？唯一的解释就是共产党专权、专制、专横，把中国人当作政治奴隶。 印度的经济比中国落後，不仅根本不是它的民主制度所致，恰恰是它拒绝市场经济、排斥西方、长期实行甘地、尼赫鲁那套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国营计划经济导致的。 几年前我曾在新德里采访过印度现任国防部长费南德斯（George Fenandes），他毫不讳言说，印度经济落後的主要原因在於甘地的社会主义思想。那种均贫富、视平等至上，不看重自由（竞争）的乌托邦政策，窒息了印度。另外，由於曾被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知识份子精英集团有强烈的反西方情绪，导致尼赫鲁长期实行左倾的“不结盟”政策，和西方“绝缘”，和贫困的第三世界“结盟”。 在印度独立後的50多年中，尼赫鲁家族主导的“国大党”竟执政长达44年！在九十年代前的30多年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才3.6％；尤其是最左倾的七十年代，经济增长才0.8％。 社会主义经济导致低效率和官僚主义。据美国《新闻周刊》报导，1986年印度的国营钢铁业雇用24万7千员工，生产出600万吨钢。同年南韩的私营企业Pohan只用1万员工，却生产出1,400万吨钢。 1992年，印度开始经济改革（比中国晚起步了13年），结果立即出现变化；整个九十年代，印度经济的增长率平均每年达6％以上！ 去年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高达8.2％，成为过去20年来最高的单季增长。但印度去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竟高达10.4％，超过了美国。印度的外汇存底已突破千亿大关，去年的经济增长还超过了中国！（西方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数字有水份）。 虽然印度有七百多政党，但其实主要由两大党争雄：国大党（CP）和人民党（BJP）。国大党有点类似美国的民主党，强调均贫富，高税收，平等至上，热衷社会主义乌托邦。而人民党的理念比较接近美国的共和党，主张市场经济，加强国防，印度第一，人民自信。 自九十年代中期执政的人民党，其市场经济和强大印度的政策，一直得到选民支持。这次大选，如果不出意外，人民党将会大获全胜，继续执政；而国大党拿不出吸引选民的政见，只好再打家族牌，以被暗杀的拉吉夫．甘地（尼赫鲁的外孙）的遗孀为领袖，推出尼赫鲁的曾外孙、英吉拉．甘地夫人的儿子的儿子来参选。但专家预测，这次国大党将会继续失败，其国会席位将会减到少於五分之一，成为这个119年历史老党的最悲凉之日。 大选结果将於5月13日揭晓。印度人民将再次做出选择，他们要资本主义，要市场经济，要个人发财致富，要向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国大党的计划经济齐声挥手说告别。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4月21日） |
| 别让台湾“受难” 2004-04-19 |
| 好莱坞巨片《耶稣受难记》风靡世界，全球收入已达四点五亿美元（折合台币150亿），列有史以来最卖座影片第8位。它再现了耶稣的最後12小时：被出卖污蔑，暴民辱骂；被鞭抽棍打，遍体鳞伤，最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看这部电影，让人想到正在“受难”的台湾：民主选举被抹黑，民选总统被诬陷；检察院被冲击，派出所被砸，中选会被践踏，警察和记者被欧打，一个晚上就有百多人受伤；总统就职典礼可能还会被闹场。 台湾自解除党禁报禁，就逐步走向民主法治；上次大选权力和平转移，更被世界舆论赞誉；台湾已成为国际公认的亚洲民主的榜样之一。台湾往民主方向迈进的每一步，都令生活在专制下的中国人羡慕和振奋，更是在中国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挑战专制的最重要武器：中华文化背景下的人民完全可以实行民主制度。 但败选者煽情抗争而导致的暴力事件，经国际媒体报导，不仅严重损害了台湾的形象；更成了中共的口实：香港不能直选，中国不能民主，否则就是台湾。 那些曾趴下亲吻土地说爱台湾的人，现在则站起来打台湾的耳光，羞辱台湾。那些心里堆积仇恨、欧打警察记者的暴民，让人想到电影中那些狞笑著鞭抽耶稣的恶棍。每一道鞭痕，都令真正热爱台湾、珍惜台湾的人心里流泪。 台湾作为一个法治的国家，不能允许被恶棍“劫持”，让人民“受难”。报导说一位在美台商愿捐一亿台币做重验选票费，希望台湾尽快恢复平静。它传递出多数人民的心声：在中共虎视眈眈下，台湾不能内乱，台湾不能容忍暴民政治，台湾必须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珍惜来之不易的成就和国际形象；让台湾经过这次炼狱，再次站起来！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4月19日铿锵集） |
| 台湾大选後，美国对中共态度趋强硬 2004-04-16 |
| 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北京之行，被西方专家相当关注，因时机敏感：台湾大选刚结束，明确提出公投制宪的陈水扁总统连任，台湾向凸显主权独立的方向迈进。在这种背景下，中共相当期待通过切尼在北京发表克林顿式的什麽“不”，来制约台湾，压压台湾一片绿色的势头。
但从切尼的北京之行来看，中共的期待完全落空。面对陈水扁连任，美国的台海政策不仅没有向北京倾斜，还显示出对中共更加强硬的迹象。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切尼不让步，台湾赢一局 第一，在中国期间，切尼没有使用北京一再要求的对台湾独立表态“反对”，而仍是使用以往的“不支持”。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夏馨曾特别解释说，美国使用“不支持”而不用“反对”，用意相当不同。从字面意义可看出，前者没有主观性，只是对一个事情表示旁观者的意见而已；不支持，不等於反对，即对方做了，我没有责任必须阻止。而後一个词则有主动性，即如果对方做了，我就得做出某种反应或干预。 在陈水扁总统获得连任，并明确提出要按时间表公投制宪的情况下，北京已忧心如焚，坐卧不安。因此这次会见切尼时，中共四巨头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都向切尼施压，期待他说出“反对”台湾独立。在这种背景下切尼仍坚持使用“不支持”这个词，等於是美国坚守立场，没有对北京做出任何让步，让台湾赢了一局。 第二，切尼这次访问北京，最令人瞩目的是，他首次提出把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绑到一起考量。《华盛顿邮报》报导说，切尼警告中国领导人，如果香港的民主受损，可能强化台湾的独立运动；这似乎是提醒北京，他们在香港的举措对美国的台海政策会有影响。 这种把香港和台湾连到一起进行考量，是美国高层官员的最新提法，似乎透露美国已提高对香港局势的重视度，对中共不允许香港人民直接选举特区领导人、不执行自己承诺的一国两制的不满；同时有把香港问题列入美国对台海政策的总体考量之中的迹象。 ●北韩问题，北京无筹码 第三，在中共领导人一再要求美方不要对台军售时，切尼的回答也相当坚定，他明确指出，美国对台军售是因为中国部署了数百枚导弹瞄准台湾，北京如果不希望台湾走向独立，就应该尽快恢复和台湾的谈判；等於把“球”踢回北京一边。这种回答比不久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尔斯、美国助理国防部长费斯前後访问北京时的说法更为强硬。 第四，北韩核武问题，一向被西方专家视为北京的强项，即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会有求北京，因而它最易成为中共的筹码，用促成北韩放弃核武，来换取美国施压台北放弃台独。但从这次切尼的北京之行来看，中共的这种愿望也完全落空。《华盛顿邮报》说，切尼对北韩核武问题谈判迟迟没有进展已相当不满，对北京领导人不客气地说，现在应是有“具体结果”的时候，意思是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不满於北京敷衍应付，不实质对北韩施压，不真正帮助美国。 美国媒体分析说，这意味美方认为北韩核武问题的“外交斡旋将到尽头”，下一步美国将可能采取强硬措施，预计在今年底美国总统大选後，华盛顿将对平壤采取禁运等强制行动。由此意味著，中共在这个问题上与美方叫价的余地更为缩小。 ●人权贸易，中美交锋 第五，在切尼访问北京之前，美国已在日内瓦召开的第60届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对中国提出人权谴责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呼吁人权委员会的53个成员国支持美国的决议案；而中国代表则在会议上多次公开点名批评美国，双方的对立已台面化。美国在切尼访问北京之际，仍坚持提出谴责中共人权案，显示美方并不怎麽在乎北京的反弹。 第六，美中还有贸易冲突等问题难以解决。美方对中共控制人民币汇率相当不满，去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高达1240亿美元（占中国外汇存底四分之一强）。随同切尼的美方官员表示，中方已表示副总理黄菊将於今年稍晚访问华盛顿，和美国财政部长史诺等讨论人民币汇率，扩大购买美国商品、缩小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等问题。但中国总理温家宝上次访问美国时，就曾对此承诺，但随後并没有什麽下文，美方很不满意。这次北京是否能兑现，仍是未知数。双方的贸易战，仍不会停止。 ●美国为何对北京强硬 从这次切尼访问北京来看，在台湾大选结束，陈水扁总统连任，台湾继续推动公投制宪的局势下，美国的台海政策并没有向北京倾斜，也没有向台湾施压的趋势，而仍是维持既定方针。而这种政策，就有益台湾，不利中共。尤其是美国在台湾大选之际售台先进预警雷达之举，等於暗示把台湾纳入导弹防御系统之中，这对制约中共武力犯台，具有象征和实质两重意义。 切尼这次的北京之行做出这样的姿态，并非偶然。从美国国内来看，由於今年是总统大选年，布什必须做出对中共人权纪录强硬的姿态，由此赢得右翼保守派和基督教徒等选民的支持，同时避免来自左翼民主党的人权理由攻击。 从国际层面来看，美国正致力伊拉克战後局势稳定，和以中东为核心的全球反恐，不能容忍北京在这个时候在台海找麻烦，必须事先发出清晰的信号，即使在陈水扁总统已连任，台湾要公投制宪，美国的台海政策也不会倾斜北京；而且将继续遏阻北京的任何军事扩张（包括对南中国海）。 美国的台海政策虽然被解读为“战略清晰”，即中共不可对台动武，台湾不可宣布独立，但美国的真正重心是防止中共使用武力“统一”台湾，而不是台湾独立。因为台湾早就是事实独立的国家，只不过是不是要“正名”；而中共的统一，却是要把台湾纳入共产奴役，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不管美国的台海政策被怎样解读，但其重心都会放在制约中共上，毕竟一个自由的美国和一个专制的中国，在根本价值观上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切尼在北京也说得很清楚，“我没有想说服北京，我只是带来美国的看法，让他们知道。” （原载《台湾日报》2004年4月16日） |
| 谁是刺杀陈水扁的凶手 2004-04-15 |
| 台湾大选出现纠纷，枪击案是引爆点之一。蓝营有人提出这是“苦肉计”，指绿营自编自导以博得同情票，以此认定“选举不公平”。
但这种说法从常识角度难以成立。《三国演义》中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用的是板子，可以掌握分寸。但枪击案是高速的子弹，且是车队行驶状态，无法保证不发生意外。从常识讲，陈水扁也不会拿自己生命作赌注。即使输了这次选举，四年後民进党还有机会，谁都看到，台湾人的本土意识一直在上升，只有国民党才有危机和绝望感，不少蓝营的人认为，这次他们要输了，就是亡（中华民）国。但绿营根本没有这种危机感，怎麽可能拿陈水扁的生命，拿整个民进党的前途做这种赌注？ 另外更重要的是，这种事情要造假，只有在专制体制下才有可能，因政府可以掌控每个环节。而在民主的开放社会，几乎无法进行，因为政府无法控制每一个细节。台湾已是对半的社会，很多机构都是蓝绿参半，而且军、政、警等上层建筑，泛蓝者还居多。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想完全造假，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性。因此连战的同学、帮助国亲竞选的美国西东大学退休教授杨力宇也在《开放》上肯定地说，“枪击案造假要涉及很多人，那不可能。此案有很多疑点，但我不同意是‘苦肉计’”。 那麽到底是谁要刺杀陈水扁？从台湾的政情来看，三种人有可能是杀手： 第一种是中共利用台湾的黑社会下手。判断一个案子，首先是看谁最获利。无论陈水扁被刺伤，还是被杀死，获利最大的是中共。因为无论哪一种方式，结果都是台湾大乱。上两次台湾总统选举，北京用导弹和朱熔基讲话进行威胁，但效果都适得其反。这次通过美法两国间接施压，作用也有限。中共曾一度在沈阳支持台商成立连宋竞选总部，效果也相反。北京有点无牌可打，因此动这种黑社会的脑筋，不是没有可能。因为只要陈水扁受伤或被打死，台湾就会大乱。现在陈受轻伤，就乱到如此地步，如果陈被打死，大选就得停止，台湾更可能大乱。 有人说中共如果派刺客，绝不会让陈水扁受轻伤，一定派专业杀手。但以中共的狡猾，他们绝不会直接派人，因一旦被抓获，根本无法向台湾、向世界交待。只有间接雇用当地的黑帮比较保险，一旦败露，北京可以完全否认。当年中共间谍金无怠被美方抓获，北京硬是不承认，结果害得金无怠狱中自杀。 当年国民党杀害旅美作家江南，就是雇用台湾黑社会干的，也是想一旦败露，撇开干系，但由於美方窃听到国民党军情部门给在旧金山的台湾黑帮的电话，才最後破案。 别以为中共不会那麽蠢，独裁者经常干愚不可及的事情。不久前中共就曾动用越南的黑社会，在中越边境绑架了民运人士王炳章等三人。这不论是当事人後来写的纪录，还是案情经过等，都证实中共已堕落到和当年国民党一样的程度，利用黑社会来镇压异己。 第二种可能是台湾的“组头”，即赌盘老板干的。这次赴台观选，更加了解到台湾的赌风之盛，尤其是总统选举之时，赌注更大。由於选前民调（几乎都是亲泛蓝的媒体所做）多是国亲两党赢，因而赌注多投到泛蓝上。熟悉赌盘作业的当地朋友说，赌主收到的赌金多达几十亿台币！这麽多的钱当然很有可能使赌主动心，一旦是陈水扁赢，就可把赌金全部吃掉。而雇人刺伤陈水扁，就有可能导致陈当选。因而有人说，这就是为什麽刺客不打陈水扁的头部等要害位置，而是打他肚子、打吕秀莲膝盖的原因，他们的目的不是打死，而是打伤，以使赌盘翻转，赢钱第一。 第三种可能是统派中的激进者所为。台湾的一些极统派，既激进，更粗鲁。例如上次我在台湾参加会议，他们竟然到圆山饭店这个五星级酒店的大厅对我动粗，说我支持台湾人民选择权利的发言是犯了“分裂国土罪”。後来看报得知，台湾的外省人背景的其他学者，如金恒纬、陈师孟（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孙子）等都曾遭到这些急统派的袭击。 急统派中有些是国民党老兵，文化水平不高。这次去台观选期间，正好台北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我被攻击一案。那些老兵出庭时，有人竟穿上迷彩军服，还扛著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军服被面印著“反对独立，中华民国万万岁”等文字，样子相当滑稽，如同是演小品。 因此也不能排除这些当过兵、用过枪的人，用袭击陈水扁来泄愤的可能性。他们那种对自己服务、忠诚了一辈子的中华民国要灭亡的恐惧感、绝望感、愤怒情绪，不是外人可以理解的。 台南的民进党立委王幸南和陈水扁同属民进党早期人士，关系密切，因而在陈水扁遭枪击後，他在第一时间到医院探望，并率先对媒体透露了这个重大新闻。他最近分析说，这不像“组头”所为，因为赌场老板不会买不起枪，自己土造子弹等。他认为这可能是当地的外省帮派干的。 不管是上述哪种可能，或其他可能，所谓“苦肉计”的可能最低，因为它不符合常识和基本逻辑。而从国际鉴定专家李昌钰近日在台湾的侦测结果，也基本证实没有这种可能。蓝军想靠打这张牌来翻大选的盘，恐怕最後不仅是竹篮打水，而且还会相当尴尬，失分更多。 |
| 政治不是耍无赖 2004-04-12 |
| 连宋在败选之後，鼓动民众连呼带嚎地要求重新验票；现在陈水扁政府完全同意、并积极配合尽快验票，可连宋居然提出只验对手的票这种荒唐透顶的要求。这明明是知道验票不仅不可能翻盘，反而可能导致他们更大的难堪，於是就用耍无赖的手法让验票无法进行。
在验票没有翻盘希望，枪击案“自编自导”之说正一步步被粉碎的情况下，连战不是赶快找体面的台阶下，却在410集会上说什麽“不要小看我们”，“519和520你们知道该什麽做”，一副煽情闹事、破罐子破摔的气急败坏状。 上次美国大选纠纷时，戈尔得的人头票还超过对手布什，但他为什麽没煽动支持者闹事？更早时败选的尼克松，明明有对手肯尼迪作票的证据，为什麽连官司都不打呢？原因起码有三条：一是他们有民主素养，尊重政治游戏规则；二是他们得为自己及所属政党的前途著想，毕竟四年後还要再接受人民的选择；三是他们真的爱这个国家，当涉及美国整体利益时，他们会超越党派，珍惜美国的形象。 过去三周以来，连宋的言行已证明了，他们既没有最基本的民主素养，也不考虑四年後的大选，甚至也不在乎年底的立委选举。只要自己不能当“总统”，什麽都无所谓了；他们更不考虑台湾的国际形象。他们只有一个目标：权力。当权力之梦破灭了，他们就破梦破摔，想把台湾也一块摔破。他们哪里在乎台湾的社会秩序和民主形象的维护！ 天底下就有这样的赌徒，输光了就躺在地上打滚、嚎叫、耍无赖。以为这样胡闹，人家就会退回他的赌金，甚至把整个赌场都给他。但殊不知，这样做只能给後人留下小丑的笑料。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4月12日铿锵集） |
| 展示民意是抵御导弹的最强武器 2004-04-11 |
| 在台湾大选已过去三个星期的今天，国亲两党仍在组织街头运动，游行抗议，不接受人民的投票结果；仍在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指控枪击案是阴谋，指责选举有作票，选举不公平。
在过去的三周中，美国《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大报都就台湾大选发表过社论，专论，美国多家智库也就此开过研讨会，几十名台湾问题专家发表过评论。令人瞩目的是，迄今没有一家美国报纸，没有一个美国学者认为枪击案是“苦肉计”，更无一位专家认为这次选举有大量作票之弊。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有自由派、保守派，有亲北京的，有坚定支持台湾的，蓝绿红紫各种色彩都有，为什麽会在台湾大选纠纷问题上看法不谋而合？他们这次的观点怎麽空前地统一？他们不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讨论会，不同的报纸版面上，面对一个议题，同时犯了判断错误，这不合乎常情常理。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从常识出发，从他们了解台湾政情的学识出发，做出了专业性的学术判断。就枪击案而言，在开放的民主制度下，根本无法以国家的力量控制每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细节出了问题，就全盘皆输，不仅有把总统打死或严重致伤的可能，而且万一败露，不是输一届总统选举，而是输掉整个党的前途。 而选举大规模作弊，以今天台湾之现实，则更难操作。在过去几年，台湾有过大小很多次选举，都没有发生大规模作票，台湾选举制度的完善，已基本杜绝了这种可能。这次参加投票的选民，都能从投票场所亲眼目睹这种选举秩序和公平性。因而“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与国防研究中心主任柯克帕特里克女士（Jeane Kirkpatrick）和很多美国专家都认为，台湾这次大选，“是一个公平的选举”。 ●本土意识已成历史潮流 针对枪击案导致连宋败选之说，知名台湾问题专家、北卡州戴维森学院副教授任雪丽（Shelley Rigger）说，这就像一场篮球赛，如果终场前球员没能投进一个三分球而输掉整场比赛，由此就说输在这个球上，是不公平的，因为球队在比赛中有足够的时间领先，一场球的胜负不能苹靠最後的几秒或几十秒。 很多美国的台湾问题专家都像任雪丽那样强调，距上次台湾大选仅仅四年，民进党的支持率就激增了10个百分点，这根本不是选前一枪所能解释的，它有深刻的社会原因。 从1996年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的21％选票，到上次大选陈水扁的39％，到这次超过50％，八年期间，民进党的选票增加了29个百分点，等於平均每年递增三点六。它传递的信号是，本土意识在台湾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西方专家全都看到了这个显而易见的变化，但竞选总统的连宋却看不到台湾内部这种涌动的潜流，看不到这种民心的变化。他们今天仍不承认败选，还在热衷煽情和街头运动，大概还在梦幻之中。 任何一个承认和面对台湾真实的人，都无法不正视台湾近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本土意识日益高涨，台湾人更认同这块土地，对北京更加不满，更强调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因而陈水扁的主要竞选口号“反导弹，要和平”，“一边一国”，凸显台湾的主权，对抗中共的霸权，抓到了台湾的脉搏，赢得了人心。 ●迫使美国调整“一中政策” 在美国的研讨会上，前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等很多专家都引述台湾的民调强调，台湾人的身份认同过去十年已发生重大变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现已降到10％，而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则上升到42％。 “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唐纳力（Thomas Donnelly）说，“当年那种台海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的一中幻觉，现在已被这次选举体现出的台湾人意识所拒绝。” 美中经济和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台湾问题专家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认为，台湾的本土化政策已经开始发挥作用。国民党将再次分裂，该党前途将属於本土化派系。 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公司“国际石桥”（SI）副总裁贝德（Jeffrey A. Bader）认为，这次台湾大选结果显示，本土意识已在该岛占上风，陈水扁更可依赖这种本土力量推动台湾独立主权。 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过22年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谭慎格则指出，陈水扁连任成功，展示“国家的独立认同”已是岛内多数选民拥护的主流价值。他并透露说，美国国务院官员已私下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这回得做调整。 ●台湾人呛声唤醒北京 金德芳和多位美国专家都认为，这次台湾大选结果，将对中国的对台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北京可能必须重新考虑一国两制的立场，并在两岸谈判之前，不强迫陈水扁同意中国对主权的定义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的公式。这次选举具有深远的影响。” 这次大选也对中国民众产生影响，北京“中国社会调查所”在台湾选举结束後做的民调显示，认为两岸终将“武力统一”的比例，则从上次台湾大选时的42.8％，大幅下降到29.1％。连中国的老百姓也认识到，台湾民意的力量。 它说明，台湾人民只有更认同台湾和展示民意，才能真正抵御中共的导弹。但台湾有些政治人物既不尊重人民的选择，也不珍惜台湾的民主成果和国际形象。对台湾相当了解的前在台协会主席白乐崎毫不客气地指出，“连宋二人现在采取这样的手段，恐怕不仅会伤了他们自己，也伤了台湾的人民。”实际上，也在通过伤害台湾的民主样板，来伤害中国人民。因为中共正利用台北的街头运动，来抹黑台湾的民主，警告中国人别想有民主，否则就像混乱的台湾。 ●“别再谈什麽统一台湾” 而美国的专家学者，几乎都对这次台湾大选给予高度评价，在最近纪念《台湾关系法》25周年会议上，前美国“参院外委会”资深成员布朗柏克（Sam Brownback）赞赏地说，“美国第一次选总统是1789年，12年後才实现和平的政党权力转移。200年之後，美国还要最高法院来裁决大选结果。而台湾从1996年才开始直选，仅仅8年之内，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了不起的。台湾的民主是成熟的，会找到办法解决选举纠纷。” 他的结论是，“香港的现实已清晰地展示，北京的一国两制方案已完全失败。在中共对香港、台湾施压之际，美国必须吸取教训：民主的价值不能妥协；中国在实现民主之前，别再谈什麽统一台湾。美国不能容忍台湾成为香港第二。”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4月11日星期专论） |
| 中国人必须拒绝皇帝 2004-04-10 |
| 最近香港局势成为美国媒体报道的焦点之一，因为中共最近决定，不许香港直选，引起港人强烈抗议，这个星期天香港将有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4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新闻分析说，在中国经济腾飞，国力增强之际，为什麽中国人不能享受民主？中国领导人的惯例性回答是：中国国家太大，底子薄弱，文盲多，如果给中国人政治权力，会有动乱。但这篇分析质问说，先不说这样的解释是否合理，仅以这种“标准”，香港就应例外，因为它不属於“国家太大”，它的土地很小；它更不属於底子薄，香港人均收入高达24,750美元，是中国内地的25倍！香港人的教育程度也远高於内地，很多人能讲双语（中英文），那麽为什麽香港不能直选？ 共产党是不回答这种问题的，江泽民对记者这种问题的回答是“太简单，太天真”。倒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了句真话，“这是因为中共担心，香港直选可能会产生不效忠北京的领导人。”共产党要的是董建华那样的奴才，这样江泽民可以继续做21世纪中国的皇帝。 共产党的这种理由，不要说对香港，对整个中国都是说不通的。你说“国家太大”，那美国、俄国、加拿大的国土都很大呵，但人家不是照样选举了吗？而且日本人口密度是中国的4倍多，印尼和中国差不多，人家不是都在实行直选吗？ 你说“底子薄”，那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等等国家，哪个比中国底子厚？然而除了共产古巴之外，美洲的34国不都实行民主选举了吗？而且非洲国家的底子不是更薄吗，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撒哈拉大沙漠的国家，哪个都比中国贫穷，非洲48国的人均收入才475美元，不到中国（980美元）的不半，但非洲已有42个国家实行了多党选举！ 亚洲最可与中国一比的是印度，它也是大国，人口已超过10亿，它比中国底子更薄，人均收入才500美元。而且印度成年人一半是文盲（中国文盲率不到一成）。在这样的国情下，印度自1948年独立以来已进行了数不清的省和地方及全国选举，4月20日印度将举行第14次全国大选。自1994年印度开放改革经济以来（以前印度拒绝市场经济、排斥西方、长期实行甘地、尼赫鲁那套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国营计划经济），十年来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5％。 面对这些事实，共产党拒绝中国人选举权的理由，都是强词夺理，都是根本不讲理！江泽民靠军队，靠监狱，靠屠杀，维持他的不讲理政权，继续他的皇帝统治。只有这样，他才可以为所欲为、胡作非为——镇压法轮功，迫害基督教，囚禁异议人士，殖民统治西藏、新疆和内蒙，打压台湾。 什麽叫皇朝专制，那就是皇帝是不可选择的，老佛爷是不能直选的，所有国土、人民都是朝廷的，只有皇帝有选择权、决定权，决定你当奴才还是当囚犯；当宦官还是当烈士。今天，人类已进入21世纪，人类文明进步了二千年，难道曾创造过悠久历史、辉煌文化的中国人，还要忍受江泽民这样的皇帝，还要忍受剥夺基本人权的皇朝制度？还要继续被甩在世界文明的末尾？共产党不愿意、也不敢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每一个想做人的中国人，必须做出回答！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4月8日） |
| 美国经济带动世界 2004-04-08 |
| 最近两个信息刺激了美国股市上扬：一是美国就业人数三月份激增30多万，创四年来单月最高。二是制造业指数连续十个月超过50点，显示企业强劲复苏。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IIE）近日发表了前“国际货币基金”首席经济师穆沙（Michael Mussa）执笔的报告，预测今年美国经济成长率将达4.5％。美国权威经济新闻“布隆伯格”（Bloomberg）近日调查68名经济专家，他们也（平均）预估美国经济今年增长4.6％。 美国经济为何在连续三年滞缓之後，能有这样强劲的反弹？主要原因：一是布什政府推行的大幅减税政策产生效应。减税，使个人手里有了钱，由此刺激了大众消费；而美国大众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二！ 二是布什所属的共和党信奉市场经济，美国企业较少受到政府繁琐规章的束缚，因而具有转型、投资的灵活性，有利中小企业成长。同时减税使企业有余款扩大投资，从而增加就业。 三是美国的经济比较健康，不像中国、日本那样有严重的呆账、烂账、坏贷款。美国对不法企业的处罚相当严厉，例如不久前迅速起诉和惩罚安龙公司就是一例。 四是美国的经济底座庞大而坚实。美国人口不到全球5％，但产值却占全球43％，科技占世界的40％，军费占全球的一半！美国对中、日等国贸易虽有高额赤字，但全部对外贸易才占美国经济的16％，不到五分之一。美国的经济主要靠其内部运转。 第五是美国人对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信心。美国人的储蓄率在全球属最低行列，才3.5％（这还是由於近年经济不好，前几年是0.5％），而储蓄率居全球之首的中国，高达42％，民众把收入的近一半放到银行，因为他们对将来、尤其是共产党的统治没有信心，多点存款，多点心里的安全感。 由於美国经济的带动，上述报告说，“全球经济将欣欣向荣”，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平均可达4.75％，是近二、三十年来最强劲增长。明年全球经济成长率上看4％。 亚洲经济将成全球龙头，今年可望成长7.5％，明年6.25％。中国经济去年高扬9％，今年将略有下降，但仍可达8.5，明年为7％。日本经济今年可达3.5％，明年为3％。日本的失业率现已降到5％，股市较去年增长了47％。 和美国、亚洲的欣欣向荣相比，欧洲经济仍阴影笼罩。上述报告预测，今年欧元区经济成长仅为1.75％（不到美国一半，不到亚洲四分之一）；明年略有增长，可达2.25％。去年下半年法德经济均呈倒退，法国失业率9.4％，德国9.3％（美国现为5.7％，英国5％），主要原因是它们实行了和美国相反的经济政策：高税收，高福利，大政府。 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英国的低失业率再次证明，以美英为代表的原教旨资本主义模式的优势，以法德为代表的福利社会主义政策的失败。美英模式的核心是强调自由竞争（而不是财富均等），充分实现人的想像力、创造性；而不是法德那样，在强调均贫富中，既扼杀个人自由，又导致更大的不平等。 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将有利布什连任。历来美国大选有两大议题：外交和经济。在外交上，布什的强势反恐政策获民众支持，但失业率高居不下，成为对手民主党候选人攻击的口实。而现在经济上扬，将使布什在这个领域也占优势，由此使左派民主党重掌白宫的梦想更趋破灭。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4月7日） |
| 本土意识在台湾的胜利 2004-04-06 |
| 台湾大选出了“冷门”：正副总统被枪击，陈水扁以0.228％的微弱多数险胜，败选的连宋阵营不承认大选结果，以街头抗争造成台湾的宪政危机。
在四年前的上次台湾大选中，连宋两人的得票率超过六成，为什麽这次两人联手却输了？他们败选之後为什麽拒绝接受人民的选择，要煽情抗争？过去几个月，我去了三次台湾，直接观察选情，并和很多当地精英交谈，发现台湾的这种政情变化背後有很深刻的原因： ●台湾意识的爆发式展示 首先，这次大选结果，是台湾民间一直发酵的本土意识的一次爆发式展示。在短短四年之中，陈水扁的支持率增加了10个百分点，这不是用投票前一天总统被刺杀获得同情票所能完全解释的。上次总统大选中，被视为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没有得到任何一家主要报纸和电视支持的媒体环境中，居然获得近四成选票，击败了连宋两个政治势力而当选，就透露出本土意识在台湾有相当的潜力。 而在陈水扁过去执政的四年中，台湾的媒体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本土媒体开始抬头，像反映本土声音、强调台湾意识的《自由时报》的阅报率竟一路攀升到全台湾第一的位置，而曾在国民党时代垄断台湾报业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这两大报，却下降到第三和第四的地位（第二是《苹果日报》）。反映本土声音的电视评论节目也大受台湾人欢迎，往往收视率第一。还有大批本土意识的政论家，更高声地发出声音，解读出台湾的真正历史和现实，强调台湾人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当年蒋介石政权军事镇压台湾人的2.28屠杀事件，越来越被台湾人认定是外来政权剥夺他们权利的象征，因而在今年的2.28纪念日，有二百多万人站出来，参加横贯全岛、声势浩大的“牵手护台湾”活动，引起全球媒体关注。 据台湾《联合报》今年初公布的一项民调，在过去十年中，台湾民众的国家和个人身份认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占67％，现在则下降到只有19％；十年前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占16％，现在则上升到62％。这一升一降，展现出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变化。正是这种本土化意识的复苏和上升，为陈水扁的支持率增加，提供了基础。 ●李登辉的感召力是关键因素之一 其次，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对选民的感召力也是关键因素之一。李登辉虽已卸任四年，但他仍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本地人中间。他召集的论坛会议，我参加了几场，有来自法国、美国、日本及本地的学者演讲，观众往往有几千人，最多一场是全台八市县电视连线，近二万人。他一出场，几千听众自发地站起来、长时间鼓掌、欢呼，向他致敬。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阿辉伯。当今民主国家的卸任总统，恐怕没有几个能像他那样仍如此被民众爱戴。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强调台湾人主体意识，敢说真话，在担任总统时就公开强调，台海两岸是“特殊国与国关系”，被人赞誉是敢说出皇帝没有新衣。 美国前驻台湾协会主席李杰明曾评价说，李登辉执政十二年，推动了台湾的本土化、民主化、现代化。这次大选之前，他又全力为本土政权护盘，推动台湾的真实化、为台湾正名和制宪，非常受民众欢迎。 正是李登辉在国民党中的影响力，尤其是对党内本土派，才再次分化了国民党。有专家评估，李登辉从连战上次得到的23％选票中，这次为陈水扁可能争来了10个百分点，因而人们说，这次陈水扁获胜，是赢在了李登辉身上。 ●中共武力威胁国际打压催高台独 三是中共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和国际打压，等於推动台湾和中国渐行渐远。北京用近五百枚飞弹瞄准台湾，并且不放弃对台动武，都引起台湾民众不满并有越来越强的对立情绪，等於是刺激台湾人的本土意识，他们要远离这个霸道的中国，成为“东方的瑞士”，因此这次大选中陈水扁诉求“反飞弹要和平”，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凸显台湾的主权，相当获得民众共鸣。 在台湾的真实历史被越来越多的人民了解，人们的本土化意识越来越复苏的背景下，中共的武力威胁和国际打压，等於对台湾的本土化起到了强烈的推动、刺激作用。尤其是萨斯肆虐期间，中共竟阻挠台湾成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还不是申请正式成员），更刺激台湾人民对北京强烈不满和愤慨，这种情绪则成为催化本土意识的外在推动力。 四是连宋的国亲两党没有远景方案，他们的政见无法唤起民众热情。连战仍强调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这种提法仍停留在蒋介石的闭关锁国时代，因为它无法承受一句提问，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国吗？而连宋强调的“一中共识”正好和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合拍，起码在客观上帮助了北京在国际上以一个中国的说法来打压台湾，并以此推行一国两制方案。连宋的旧思维，无法为台湾打开国际空间，更不能加入联合国。而连战提出的“搁置主权争议”更引起本土派反弹，因为在台湾的国际地位被中共如此打压情况下，台湾再提出“搁置主权争议”，实质等於放弃台湾的主权，任由中共主导，因而连宋的提法，和陈水扁强调的台湾是个主权国家，更形成鲜明对比，更处於劣势。 ●唱衰台湾的文人帮倒忙 五是亲北京、唱衰台湾的势力给连宋帮了倒忙。台湾有些知识人，为了反台独，不惜和中共联手，跑到北京给共产党出谋划策，要联共反独。他们没有明白一个常识，共产党是邪恶，而独立并不是邪恶；共产党剥夺人民的选择权利，而独立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即使台湾现在独立了，将来仍有和中国统一（於民主自由）的可能，但共产党的专制却是在统一的幌子下剥夺每一个人的权利，把人统治成政治奴隶。像李敖、陈文茜、赵少康等文人，用他们主持电视节目的话语权力，不遗余力地攻击陈水扁，唱衰台湾。李敖在香港电视节目上，竟说他上次参选的不是中华民国总统，而是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这和《人民日报》对台湾的定位一模一样，根本不承认台湾是独立於中共统治的主权国家。李敖在谈到毛泽东时，还把这个杀害了无数中国人的大独裁者毕恭毕敬地称为“毛主席”。而陈文茜在发生正副总统被刺杀事件的当晚，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在连宋竞选总部公开宣称这是陈水扁的“苦肉计”，并攻击医护人员造假，引起民众愤怒，认为她毫无人性。陈文茜的那种玩世不恭，那种居高临下蔑视台湾人的姿态，那种不择手段攻击他人的傲慢和狂妄，引起台湾人极大愤慨，很多中间选民因而决定把票给陈水扁。因此有人说陈水扁赢的那三万张票，有很多是陈文茜帮助拉来的。 六是枪击事件等於临门一脚，帮助了绿营射门。在投票前，蓝绿比分处於胶织状态。而总统被刺杀事件，显然高度凝聚了绿营，并赢了部份中间选民的同情票。蓝营不服输，把枪击事件作为理由之一，暗指是“苦肉计”。但从常理来说，苦肉计之说难以成立，因为它不像周瑜用板子打黄盖，可以掌握分寸，这是枪击，而且又是车队（目标）移动状态，一旦出现意外，总统重伤或死亡，民进党将付出更大代价。而且这种苦肉计，只可能在独裁国家（它可以控制所有的环节，才可能成功地造假）实行，在开放的民主国家，几乎没有可能，因为无法以国家力量控制每一个环节，有一个细节出了问题，就全盘皆输，而且不是输一届总统选举，而是输掉整个党的前途。 ●台湾人民不要“特首” 在中共的报纸上，历来都说“陈水扁一小撮人”欺骗人民。这次陈水扁以超过半数的选票当选，就把多数台湾人民要求主权独立、绝不接受「一国两制”这个事实展现在世界的面前，使中共更难向国人解释，并迫使它根据台湾的现实来改变其对台政策。 这次陈水扁的连任，也向世界展示了台湾真实的声音，两千三百万人民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完全不合理的，它将冲击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个中国”政策，使其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这次陈水扁的连任尤其给香港人民发出了信号，台湾人民要总统，不要“特首”；台湾人民要民主，不要飞弹。香港人民可以从中得到激励，更勇敢地向中共统治者说“不”，抛弃“特首”，发出更强烈要求直选领导人的声音。 3.20大选，将成为继2.28之後台湾历史上又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是台湾人本土意识展示、台湾人开始成为这片土地主人的开始！ 2004年3月23日於台北（原载《开放》4月号） |
| 吾尔开希，别把台北当北京 2004-04-05 |
| 在国亲组织的四零三中正纪念堂广场抗议集会中，有几个台湾大学生绝食，但美国华文媒体醒目报导的却是两个前去声援、并也采取绝食行动的前“六四”天安门运动学生、现居台湾的吾尔开希和沈彤，说他们在中正纪念堂前找到了当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那种感觉。吾尔开希还说，台湾控制媒体和司法，他要和人民站在一起。
看到吾尔开希这些言行，真为他感到悲哀，天安门运动已过去15年了，他也年近40，怎麽越活越连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都分不清了；他把台北当作北京，把民进党混同共产党，这完全是价值混乱，到了丧失基本方寸的地步。真不知道在自由世界的这十多年他都学了些什麽。 当年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的是一个从无“冻蒜”、剥夺13亿中国人选择权利的专制政权。而今天，台湾已有过三次全民直选总统，还有无数次县市长、立法院选举等，它是民选政府，怎麽可以把民主的台湾等同於共产中国？ 当年中国学生要在天安门广场绝食，因为没有别的表达渠道，媒体和司法完全被共产党控制。而台湾已走向民主，更有新闻自由。执政党不管有多少缺点，但它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媒体和司法不管有多少需改进之处，但它是自由和独立的，凭什麽理由说它们都被民进党政府控制？而任人皆知的是，大部份媒体都是偏向国亲两党的。 美国也有过大选纠纷，但败选者没有煽情集会，更无学生到政府门前绝食，而是通过司法渠道解决。在法治社会，人们要做的是公民，而不支持暴民。从专制的中国来到自由的台湾，是吾尔开希等人的幸运；但在15年後的今天，他们居然连自由的价值都不懂，我真不知道当年他们在天安门争的是什麽！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4月5日铿锵集） |
| Cast ballots for a green spring in Taiwan 2004-04-03 |
|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aipei Times Saturday, Mar 20, 2004,Page 8 After the final days of an intense campaign, both the pan-green and pan-blue alliances will hold their jumping nerves to await the results of the third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the first nationwide referendum today. I support the re-election of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陈水扁). I believe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government will further the nation's democratic progress, help the people pursue their sovereign rights and promise Taiwan a dignified future. In contrast to the pan-blue camp, which has absolutely no vision for Taiwan's future, the DPP has a clear blueprint and timetable to bring an end to Taiwan's sham Constitution (which was drafted in Nanjing in 1946 and does not include Taiwan in its 35 provinces), offensive flag (with a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symbol on top, symbolizing the party's control of the country) and an oblivious national anthem. These efforts will bring back the truth of Taiwan, and demand that the world take note of the reality of Taiwan. Contrary to most people's prediction that if Chen wins it will increase in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I believe that his re-election will bring to a halt and eventually terminate Beijing's decades of delusion and efforts to annex Taiwan. It will highlight the people's heartfelt desire for sovereign rights and decision to determine their own fate and future. It will show the world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Taiwan. It will force dictators in Beijing to face reality and thus adopt realistic policies toward Taiwan. History has proved time and again that it is not facing reality, but indulging in illusions that bring disastrous situations to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w,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and Taiwan is only an illusion for Beijing and the pan-blue camp, for it is impossible now and in the future. It is obvious that even after China becomes a democratic country, the people of Taiwan -- who have enjoyed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 for years -- would accept becoming a province of China. The pan-blue's policy of not touching the sovereignty issue would only invite Beijing to increase its efforts to impose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which is absolutely not acceptable to the people. After the KMT's 50-year rule, the Chen administration's mere four years in power is not enough to replace the hefty bureaucracy of the old system. We need to give the DPP more time to inject fresh blood into a new democratic system. Unlike the charade of KMT Chairman Lien Chan (连战) and People First Party Chairman James Soong (宋楚瑜), who joined forces only to gain power and would soon begin a power struggle if they win the election, Chen's administration has proven its unity in its efforts to bring hope and dignity to Taiwan. Chen's re-election will also help maintain peace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 Many Asian countries have already begun to fear an economically strong and totalitarian China's influence in the region. If the pro-China pan-blue alliance, which has been kowtowing to Beijing throughout the election, wins, it will be a step back not only for Taiwan's democracy, but also for Asian people as a whole. It will be especially damaging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ho are fighting for direct elections of their own governor. Therefore, I hope people will vote for a green spring in Taiwan.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 中国：杀孩子，关少女，抓老人的政权 2004-04-02 |
| 在中国媒体上，沸沸扬扬、五花八门，什麽离奇的消息都有，但有一条重要的新闻，却迄今没有报道，那就是中共当局近日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拘捕了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等“六四”死难者家属。而这个消息，则成了海外媒体上一条醒目的新闻和人们关注的事件。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以及美联社等，均显著报道了这一事件，并特别指出，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会议正在召开之际，北京的做法等於不打自招，告诉世人，中国的人权到底是怎麽样。 除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呼吁中国政府放人之外，香港、欧洲、美国等地的华人团体，纷纷发表抗议声明。中国国内的作家学者和异议人士，也联名抗议。另外还有70多名六四死难者家属，也连署公开信，要求当局释放丁子霖等人。 国际媒体所以这样关注这个事件，美国国务院所以立即呼吁放人，海外许多华人团体所以纷纷抗议，很多人所以撰文谴责中共当局，主要因为，这件事共产党做得太绝、太残忍，你在六四事件时，把人家的孩子、丈夫打死在大街上，14年过去了，迄今不仅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现在又把人家的母亲、遗孀都抓起来。当年杀了人家的孩子和丈夫，现在则把已近70岁的老太太们关到监狱，这样一个欺负妇孺的政权，怎麽还有脸说自己的人权有“历史性的改变”？ 共产党实在是理屈词穷，居然拘捕丁子霖等人的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丁子霖是退休多年的大学教师，其他两人也不曾在涉及国家秘密的机关工作过，而且三人都年近花甲，以她们经历、体力和身份，她们怎麽来“危害国家安全”？中共给丁子霖们安的罪名，不是和当年抓北师大22岁女学生刘荻时一模一样吗？22岁的女孩子，70岁的老太太，她们用什麽来危害国家安全？共产党已经愚蠢、蛮横到不择手段、不顾後果、毫不顾及自圆其说的地步。 当年这个政权派军队到天安门广场杀孩子，两年前则到大学抓刘荻这样的少女，现在则把老太太关进监狱，这样一个专对妇孺、平民下手的下作政府，中国人还要忍耐多久？ 今年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提出了对中共的人权谴责案，但过去几年，每次都是仅差四、五票，被北京躲过。这次，中共这样嚣张地拘捕六四死难者的家属，又在过去一年里，肆无忌惮地镇压异议人士，迫害法轮功成员，镇压基督教，人权状况大幅倒退，因而这次可能在劫难逃。本月23日联合国人权会议结束之前，就会有表决结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4月1日） |
| 拒绝左翼自由派的奴役 2004-04-01 |
| 人们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书之多，我不知道人类迄今写了多少种书，仅在电脑上打出“耶稣”两字查询，关於他的传记，就有一万七千种！这数不清的图书中，到底有几本可以流传千古，成为人类奠基之作？60年前这个月出版的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的经典著作主要有两本，一部是亚当．史密斯的《原富论》，再一本就是哈耶克这部专著。两者强调的是一个主题：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崩溃，不仅验证了政治奴役制度遭到人民唾弃，更证明了计划经济、国营垄断的经济模式的破产。连残存的中共、越南等共产国家，都在羞羞答答地走资本主义，试图用经济发展来换取人民的沉默，继续维持共党统治。 如果全世界都认同并实行哈耶克们主张的“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理论，也许《通向奴役之路》就寿终正寝了。但事实恰恰相反，那种想用“均贫富”“社会正义”等口号来扩大政府权力，用“平等”的诱惑来增加国营成份的声音不仅仍存在，而且在很多西方国家中，还是主导力量。 今年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年，两党在经济政策的分歧仍是围绕哈耶克，民主党的经济理念，仍是植根於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福利社会主义左翼经济思想：更多的政府控制，更多的国有化，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平均主义。而右翼共和党则强调减税，削减福利，缩小政府规模，充分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由“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而不是人为地计划和干预。因为史密斯和哈耶克早就指出了，人类的智慧和知识，永远无法真正调节、计划瞬息万变的市场。而且“计划”的结果，就是剥夺人的自由创造、自由想像的可能性，结果就是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和贫穷。 虽然哈耶克早就在他的经典著作中阐述得明明白白，而且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试验的失败也活生生地证明，但在西方，仍有无数的左派知识份子，就是要走这条死路，用“均贫富” “社会平等”等动听的乌托邦幻想蒙骗民众，来赢得选举，推行左倾社会主义的政策。 六年前，有15个成员的欧盟，只有西班牙、爱尔兰两个国家是主张充分私有化的右翼政党执政，其他几乎都是倾向福利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府。法国、德国都是反哈耶克的典型：法国的资产国有化比例为西方七大工业国之最，占24％以上（美国低於15；英国低於20）；法国的税率（加上社会安全税）高达64％。德国个人所得税高达50％以上，人们收入的一多半被政府强行收去（美国最高税率为36％）。 现在法国失业率为9.4％，德国是9.3％（美国是5.7％）。欧盟中经济最好的国家之一是英国，失业率是5.0％。主要原因是当年保守党领袖撒切尔首相推行的充分私有化政策为今天奠定了基础。另一个是爱尔兰，失业率才4.6％，因其公司税才12.5％（是整个欧洲中税率最低的）。 在亚洲，香港是实行哈耶克主义的样板之一，不仅税率低，而且实行放任性的自由经济，连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都说，是香港的自由经济和繁荣，使他从一个自由派（左派）变成一个市场经济信奉者。而未来香港的最大危险，就是偏离哈耶克，走向奴役之路。 哈耶克的书出版了已整整60年，迄今仍意义重大，就在於它很早就指明了政府控制经济的灾难後果，同时指出了，只有重视自由，才是实现富有和尊严生活的唯一道路。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3月31日） |
| 陈水扁为何再次当选 2004-04-01 |
| 台湾的大选出现纷争，因为比分太接近，在一千三百多万合格选票中，陈水扁仅赢了近三万票，不到0.3％。国亲两党的候选人连战宋楚瑜不承认选举结果，要求重新验票，并认为是选前一天发生的正副总统被刺事件影响了选情，质疑枪击事件的真实性。同时用煽情方式，发动街头运动，造成台湾的宪政危机。
为什麽台湾的选举出现这样戏剧化的结果？最近几个月，我三次来台湾参加会议，近距离观察了台湾的选情，并几乎走遍了台湾的主要城市，采访普通人，并和当地精英交谈，发现这次选举结果，和整个台湾社会过去这些年来发生的潜在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不做皇帝，做民主先生 自从12年前李登辉在中共导弹威胁下高票当选总统之後，用美国前“在台协会”主席李杰明的话说，台湾就发生了重大变化，“李登辉推动了台湾的三化：本土化，民主化，现代化。”本来李登辉可以用国民党的庞大党产，背靠被《纽约时报》称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民党，来继续做台湾的统治者，甚至做台湾的皇帝，但李登辉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选择做台湾的“民主先生”。在李登辉执政期间，废除了专制象征的“万年国代”，改革了国会，冻结了虚假的福建省等，为台湾真正走向政党轮替、权力和平转移创造了条件。同时李登辉对中共的威胁展示了更加不妥协的抗争姿态，更加凸显台湾的主权，公开强调，台海两岸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进一步带动台湾向抗拒中共、争取主权的方向走。 李登辉的改革触怒了国民党中的保守派，导致宋楚瑜出走，国民党分裂，因而虽然陈水扁在上次大选中仅拿到四成选票，却战败连战和宋楚瑜两个对手，使民进党这个一直强调本土路线的在野党，掌握了权力，使台湾这块中国文化背景的土地，第一次有了权力和平转移。 ●本土意识成为主流 在陈水扁过去四年执政中，台湾社会发生了更大变化，主要是本土意识更加抬头，台湾人要做这块土地的主人的呼声更加高涨。台湾本土的政论家、本土意识的报纸、电视、书刊等，更凸显台湾真正的历史，那就是台湾人一直被外来政权欺压和统治，包括荷兰的入侵，清朝的统治，日本的殖民，最後是蒋家王朝的独裁。 五十年前蒋介石政权镇压台湾人的228事件，越来越成为今天台湾人民要做主人、拒绝外来统治的群体记忆和象征。因而这次大选之前的228纪念日，有多达二百多万台湾人站出来，以横贯全岛的“手牵手护台湾”方式，向世界展示了台湾人是这块土地的主人的命运共同体意愿。 正是这种本土意识，为这次陈水扁胜选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否则无法解释在短短四年期间，陈水扁的支持率从39.3％，一路攀升到超过50％，增加了10个百分点。这不是一个总统被刺的意外事件带来的同情票所能完全解释的，它有深厚的历史指向和心理原因。 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台湾人要成为主人的呼声，过去几年，像滚雪球那样从台湾的南部向北方蔓延，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历来是国民党泛蓝大本营、拥有二百万选票的台北市，这次民进党仅输了20万张票（十分之一），而在南部的七个市县，民进党全部赢了，因而不仅打平了台北市县的差额，并有赢余，从而赢得了这次选举。 ●中共推动和刺激台独 台湾人的这种本土意识，不仅来源於台湾的历史和人民呼声等内在因素，还在很大程度来自於中共的推动和刺激。中共不仅绝不放弃对台动武的威胁，还用近五百枚导弹瞄准台湾（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遭到这麽多的导弹威胁）。北京在国际上不遗余力地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在萨斯肆虐期间，台湾想成为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还不是正式成员），都遭北京打压阻挠，可想而知台湾人的沮丧和愤怒。再加上还有香港回归中国後的惨痛教训，都在教育和刺激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成为中国的一部份，就是灾难的开始。 因而绿营在竞选中强调台湾是个主权国家，强调台海两岸是一边一国，强调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强调台湾第一，台湾优先等主体意识，相当获得民众认同。这次大选结果，就是这种本土意识的一次爆发式展示。北京总是在谴责、批判台独，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共在一直推动台独，把台湾和中国的距离推得越来越远。 ●亲共反独不受欢迎 另一个因素是，台湾内部那些统派不惜向中共献媚、唱衰台湾的言行，越来越引起台湾民众的厌恶，这种反弹，也使国亲两党失去支持者。例如，在竞选期间，支持国亲两党的台商在中国沈阳等地成立“连宋竞选总部”，就让台湾民众相当反感，因为这等於是获得共产党的支持。任何对中国政情了解的人都知道，没有共产党的默许或支持，怎麽可能在中共统治的地方，并是在台湾将进行选举的敏感期间，成立这种非常政治化的组织。还有不少受到台湾司法机构通缉的经济犯等，也逃到中国大陆，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在那里向台湾媒体发传真，支持连宋，试图影响台湾的选情。这些给台湾民众的信号是，连宋在争取北京的支持，中共也希望连宋当选，而人民的回答就是把选票投给连宋的对手。 ●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选前一位支持国民党的台湾外交官对我说，如果这次民进党赢得半数，那麽今後二十年国民党都难有机会再执政。因为过去这些年的台湾政情演变显示，凸显台湾主权的民进党的支持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一旦过了半数这个关口，那麽真可能像这位外交官预测的，如果不出大的意外，可能会有相当长的时间执政，从而更推动台湾迈向深化民主、走向真实的方向。 这个趋势不是中共武力威胁可以改变，也不是大中国情结的人用联共反独可以阻止的。只要有民主选举，只要尊重人民的选票，台湾人民选择自决，要求主权独立，选择有尊严的生活，将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这次大选结果，将像228一样，成为台湾历史的重大分水岭，标台湾的民主列车，已行驶到一个新的境地，台湾人已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 2004年3月23日於台北（原载《争鸣》4月号） |
| “服从上帝和法律” 2004-03-29 |
| 台湾的政情，让人想到上次美国大选的争执。人所共知，美国的大选纠纷从始至终都是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的。败选的戈尔既没有煽情集会，也无人冲击美国的选举部门，连一场游行都没举办。戈尔最後的败选演说相当感人，他说，我“不是服从人，而是服从上帝和法律”。“我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极不认同，但我接受这项裁决。” “我要呼吁所有的美国人——尤其是支持我的民众，团结一致力挺下届总统。这就是美国∶输赢难分时我们全力以赴；但竞选结束後我们捐弃前嫌、团结一致。” “以对国家的热爱来取代我们的失望。”
戈尔为什麽要这样做，因为他认知到，“在遵从政党之外有更崇高的职责，我们将国家放置於政党之上。” 当时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不仅美国，所有民主国家的选举，关键不看胜利者，而是败选者，能不能尊重法治，视国家利益超越党派之争。” 戈尔所以做到了，当然有他本人的民主素养等因素，另外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如果戈尔不这样做，而采取街头运动，煽情抗争，结果将会严重伤害他所属的政党的前途，所以连他的党内同仁也不会允许。更关键的是，美国的舆论、民意更不会允许，连认同戈尔所属政党理念的报纸、电视等媒体，也会出於爱这个国家，而不会赞同。这种大环境的制约，也迫使戈尔既不能那麽想，更不能那麽做。 台湾这次选举纠纷，最後如何解决，是趋向北京式的清算，还是美国式的真正尊重“冻蒜”和法治，真是“台湾第一次，世界都在看”。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3月29日“铿锵集”） |
| 汪笨湖现象冲击台湾传媒 2004-03-28 |
| 最近访台和朋友聚会时，几次都有人热烈地谈论汪笨湖的电视节目“台湾心声”，尤其是台湾南部的观众，谈到汪笨湖，几乎有一种崇拜的感觉。一个刚刚创办了没多久的政治评论节目，怎麽会人气那麽旺？
台湾新闻同行说，汪笨湖是当今台湾媒体大红大紫的脱口秀新星，他主持的“台湾心声”、“总统叩应”和“台湾叩应”三个节目，不仅居同类节目前茅，而且时常收视率全台湾第一。美国《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太阳报》，日本《朝日新闻》、朝日电视台等，最近都曾采访汪笨湖，称他的节目“开台湾媒体本土化之风”，已形成“汪笨湖现象”。由於汪笨湖的节目囊括了台湾南部50％以上的收视率，因此对总统大选有直接影响。 汪笨湖为甚麽如此走红？这和台湾媒体环境有直接关系。台湾虽在八十年代末解除了报禁，但媒体仍主要被国民党时代的权贵或财团把持，台湾人对此非常不满，第一次是用“地下电台”抗衡，形成了草根性的民间舆论。电脑网络流行之後，人们开始制作光碟，传播台湾人的声音，像不久前的“光碟事件”就是明显的一例：一批本土派媒体和演艺人等，制作了一套光碟来讽刺统派政客。由於国民党籍的台北市长马英九下令封杀，激发本土派强烈反弹，结果反而使光碟畅销全台。 这次的汪笨湖现象，可以说是台湾本土派的第三次媒体抗衡，因在此之前的台湾主要七个政治评论节目，全部都被统派人士把持，包括名嘴李敖、陈文茜、赵少康，以及李涛、李艳秋夫妇等。最近在台湾电视上看到李敖、陈文茜、赵少康等五人在台大举办的一场节目，李敖等人摆出对台湾人盛气凌人的大中国架式，一口流氓气。李敖说，如果民进党的高雄市长谢长廷敢来辩论，“我就宰了谢长廷”，还振臂高呼“打倒黄石城”（黄是行政院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委），让人想到红卫兵，或者街头小痞子。台湾人，尤其是高雄等南部的观众，对统派垄断电视媒体，对李敖、陈文茜等大中国情结的节目内容，尤其是他们那种居高临下、一副蔑视台湾人的样子，早就非常不满，憋著一股气，因而当汪笨湖出来用台语主持“台湾心声”时，那份雪中送炭的效果可想而知。汪笨湖主持的户外电视节目，志愿现场观众常有二万人之多，相当轰动。现在汪笨湖每周五天，每天主持三个电视节目（总共超过五小时），其效果可谓导引台湾的本土化风潮。 除了汪笨湖，宣扬本土化理念的还有东吴大学德文系教授谢志伟主持的“台湾呛声”，台大法律系教授李鸿禧主持的“天佑台湾”，以及政论家吴锦发和鱼夫主持的节目等，收视率也很高。 汪笨湖现象不是偶然的，它代表了台湾媒体的新走向，本土人开始发出声音，并走向主流。像反映本土声音的《自由时报》已成为台湾第一大报。而曾一统台湾报业天下的前国民党中常委创办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现已降到第三、第四（《苹果日报》第二）。这个新的媒体走向，预示著台湾的新前景。 （原载《开放》2004年3月号） |
| 连宋想拉台湾陪葬？ 2004-03-27 |
| 来台观选，两次震惊，一次是听到正副总统被刺杀，痛感民主之路的艰难；另一次是听到连战败选讲话，他居然不承认选举结果，用煽情来“刺杀”民主的价值。
宪政制度的重要支柱是政党要遵守政治游戏规则，接受人民的选择。在西方民主国家，竞选失败者都得按照这个规矩，祝贺当选者，然後呼吁自己的选民，支持当选总统，视国家利益超过党派之争。 但连宋不是这样，败选了，不仅不承认失败，不祝贺对手，却煽动自己的选民，不接受选举结果，并擅自宣布“选举无效”。选举有效无效，应由蓝绿两大政治力量事先公认的“中选会”来决定，怎麽可以哪个党败选了，就可以自己宣布选举无效？如果这种方式可以成立，谁败了，谁就不承认结果，那民主宪政的政治游戏还能继续下去吗，还能有民主吗？ 选举纠纷在民主国家并不罕见，即使像宪政制度比较成熟的美国，也有过上次大选中戈尔和布什的纠纷，但两人都尊重宪政制度和法治原则，最後通过司法程序解决。更早时则有尼克松和肯尼迪竞选总统时的计票纠纷，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历史学家的定论，都认为是肯尼迪的下属、芝加哥市长有作票，但尼克松却选择放弃诉讼，当时连前总统艾森豪威尔都认为他应该提出诉讼，否则这样对他太不公平，但尼克松表示，诉讼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要顾全大局，并对自己将来获得人民支持有信心，结果几年後，他高票当选总统。 今天，台湾正处於历史时刻，是继续民主和法治，还是像连战这样，以所谓总统被刺“疑云重重”这样毫无根据、跟选举计票没有直接关系的理由，来否定全体选民投票的结果？即使涉及到是否重新验票问题，美国的大选纠纷也是从始到终通过法律渠道来解决（从佛州地方法院，到巡回上诉法庭，最後到最高法院），而不是通过街头煽情、群众大会、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 台湾经过李登辉总统十二年推动宪政民主，陈水扁总统执政四年深化改革，其民主、法治的形象，已在世界树立，世人普遍认为台湾已走向民主，已是公民社会。同时台湾的变化更给迄今仍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带来希望，台湾已成为一面镜子，在照出中共专制丑陋的同时，也给中国树立了民主法治的榜样。但连宋这样随便地就否认大选结果，发动街头运动，不仅导致目前的混乱局面、损害台湾在世界的形象，更严重毁坏台湾民主的体制。 连宋输掉这次选举的沮丧感可想而知，因为这次选举结果，意味著他俩的政治生命可能从此终结。但作为负责的政治家，在台湾如此艰难的时刻（面对导弹威胁，总统被刺，选民激动），他们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自己的权力，自己的个人得失，而应该是台湾的国家利益，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民的福祉。仅仅10天前，连宋等人还趴下亲吻台湾的土地，表示他们爱台湾，而今天，是他们展示真正爱台湾的机会，那就是不要让台湾内乱，给中共对台动武以借口和机会；那就是要尊重台湾的法律，维护宪政制度和法治原则，通过司法渠道（而不是街头激情）来解决选举纷争。 今天，台湾已有宪政民主制度，现在台湾需要的是理性、成熟的政治家，更需要理性、成熟的选民，共同为国家利益著想，为台湾前途著想，尤其是台湾在国际上处於艰难的时刻，处於对岸的中共专制政权要吞掉台湾的时刻，更要爱护这片自由的土地，任何人的政治死亡，都不可以把台湾拉去做陪葬！ 2004年3月23日於台北（载《观察》） |
| 中共推动台独意识 2004-03-23 |
| 虽然上周六的台湾公投没有过半，让北京松了一口气，但陈水扁的连任，再次成为中共的梦魇，因为台湾人民用选票向世界展示，他们拒绝导弹威胁，绝不接受一国两制，更朝著本土化、民主化、真实化、主权独立的方向迈进。
陈水扁上次当选时，因有三名候选人竞争，仅获得四成选票，因而北京的宣传媒体总是说，“陈水扁一小撮人”怎麽怎麽样。这次陈水扁以超过半数的选票连任，就把多数台湾人民拒绝一国两制这个事实展现在世界面前，中共今後更难欺骗国人说这是“一小撮”，因它已变成“一大批”，是多数。北京的宣传更难自圆其说。 台湾的人口只是中国的2％，土地面积更少，不到0.5％。台湾的实力是心防和民意。这次台湾多数人民发出声音，拒绝共产党意在矮化台湾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接受北京想变相吞掉台湾的“一国两制”方案，为今後陈水扁政府和北京打交道提供了多数民意的基础，而民意永远比导弹更有力量。 这次台湾多数人民发出声音，将迫使北京回到现实中来，根据台湾的大选结果和民意，来调整其对台政策。因为它如果继续对台湾施压，只能导致台湾更快走向独立。而北京现在又缺乏武力犯台的本钱，因国内外条件都不具备。 这次陈水扁的连任，也向世界展示了台湾真实的声音。两千三百万人民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完全不合理的，世界无法再无视这个声音；它将冲击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个中国”政策，促使国际社会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在中共当局继续剥夺13亿中国人选择权利的今天，仅仅今後几个月，亚洲就有七个国家、十多亿人进行民主选举，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的选举将在下月举行。台湾人民的胜利给其他亚洲国家发出了信号，民主没有在台湾倒退，旧势力没有复辟，改革将继续，台湾人民的声音成为主流。 这次陈水扁的连任尤其给香港人民发出了信号，台湾人民要总统，不要“特首”；台湾人民要民主，不要导弹；台湾人民敢於对北京的霸权说“不”。香港人民可以从中得到激励，更勇敢地向中共说“不”，不要钦定“特首”，发出更强烈的要求直选领导人的呼声。 有人认为陈水扁的胜选是由於总统枪击事件而获得同情票，但其实它有更深广的原因。1996年台湾首次直选总统时，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获得21.13％选票；2000年陈水扁获得39.3％，这次陈水扁获得50.11％。八年期间，民进党的选票增加了29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递增3点6。仅从上次大选至今的短短四年，就增加了10个百分点，它不是总统被刺事件的所谓同情票能全部解释的。 真正的原因是，台湾人的本土意识，台湾人要成为主人的呼声，过去几年，像滚雪球那样发展，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而这种本土意识，很大程度由於中共导弹威胁，国际打压台湾空间所致。在萨斯肆虐期间，台湾想成为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观察员（还不是正式成员），都遭中共打压阻挠，可想而知台湾人的沮丧和愤怒。再加上中共绝不放弃对台动武的威胁，并用近五百枚导弹瞄准台湾（全世界没有第二个国家遭到这麽多的导弹威胁），还有香港回归中国後的教训，都在教育和刺激台湾人民，接受一国两制，成为中国的一部份，就是灾难的开始。因而在陈水扁执政的四年，台湾人民的本土化意识，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一直在强烈地蔓延。这次大选结果，就是这种本土意识的一次展示。北京总是在谴责、批判台独，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共在一直推动台独，把台湾和中国的距离推得越来越远。 如果中国人真的不想台湾和中国渐行渐远，首先要做的是谴责中共对台湾的打压和威胁，当然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结束共产党的“共独”（独立於民主自由价值，独立於国际社会秩序之外），台海两岸的关系才真正有对等、有相互尊敬，有新起点的可能性。 （原载《苹果日报》2004年3月24日） |
| 台湾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2004-03-22 |
| 320大选的结果等於向整个世界宣布，台湾人民拒绝飞弹威胁，不接受一国两制，台湾将朝深化民主、走向真实、成为名副其实的主权独立国家的方向迈进。在正副总统被刺杀的艰难时刻，台湾人民用选票证明，民主战胜了恐惧，选票战胜了子弹。
上次台湾大选，虽然民进党执政，但无论是北京，还是台湾内部的统派，都认为是由於国民党内部分裂，让陈水扁捡到的权力。但这次，陈水扁以超过半数的选票证明，台湾多数人民发出了声音，做出了选择。它将至少导致这样几个结果： 首先要重新定位两岸关系。在中共的报纸上，历来都是宣传陈水扁一小撮人在欺骗人民，利用“所谓的民主”来搞台独。这次陈吕阵营以超过半数的选票当选，就把大多数台湾人民要求主权独立这个事实展现在台湾、中国和世界的面前，使中共今後的宣传战很难打，而中共多年来唯一可打的就是宣传战。 有了多数民意的支持，陈水扁政府就可以以民意基础来面对中共，民意永远比飞弹更有力量。台湾的民意将逼迫中共根据台湾的现实来改变它的台湾政策。 面对台湾的选举结果，共产党也无法再继续其“一国两制”的幻想。台湾人民用手里的选票向中国喊出了：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人民不仅不接受“一国两制”，也不接受任何共产党主导的“一中框架”下的台海关系。 中共无论是多麽地不情愿，它也无法无视这个现实，只能根据这个大选结果来调整政策。他们如果继续像以往那样对台湾施加压力，就只能使台湾更快地走向独立建国。 这次陈水扁的连任，也向世界展示了台湾真实的声音。两千三百万人民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是完全不合理的，世界无法再无视这个声音。它也将冲击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个中国”政策。 虽然当年毛泽东、蒋介石都宣称“一个中国”，美国也表示认知，但是，美国历届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这次选举结果，就是台湾人民的一次公开宣言，台湾不再承认“一个中国”。这个民意必定将冲击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使其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美国传统基金会在2月26日就曾开会研判台湾大选，认为如果陈水扁政府连任，华盛顿必须“重新评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应该面对“一中一台”这个现实和真实，而调整其中国政策。 今年仅仅亚洲就有七个国家、十多亿人进行民主选举，印度的选举将在一个月後。台湾人民的胜利给其他亚洲国家发出了信号，腐败的旧势力没有复辟，民主没有在台湾倒退，改革将继续，台湾人民的声音成为主流。 这次陈水扁的连任尤其给香港人民发出了信号，台湾人民要总统，不要“特首”；台湾人民要民主，不要飞弹；台湾人民敢于於霸权的中国说“不”。香港人民可以从中得到激励，更勇敢地向中共统治者说“不”，抛弃中共指派的“特首”，发出更强烈的、要求直接选举领导人的声音。 这次陈水扁的胜利，也给了那些支持泛蓝的人们注射了一支清醒剂，使他们意识到，本土台湾人的心声是不可忽视的，再强调“一中”已经没有发展的余地。中国国民党如果不改革，不以立足本土为发展目标，那麽它自己就没有前途了。支持台湾走向独立建国的声音已经成为主流，所以中国国民党只有改革，成为台湾国民党，才有可能还继续作为一个党而在台湾幸存。 这次陈水扁以超过半数选票而连任，将促使泛蓝支持者换一个角度看台湾。让他们意识到，每天从统派媒体上得到的消息并不正确和准确，用统派媒体的角度看台湾，就是从偏见的角度看台湾，而从偏见的角度看台湾只能导致判断的错误。 这次陈水扁的连任，对台湾民主的深化，对台湾走向主权独立国家的历史性意义，将随著时间的推进而越来越凸显出来。 （原载《台湾日报》2004年3月21日） |
| 谁相信趴吻就是热爱？ 2004-03-20 |
| 大选和公投迫在眉睫，台湾人民求真实、争主权、要尊严的情绪日益高涨，势不可当。面对台湾人民立志做这块土地的主人的决心，一贯主张“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一中屋顶”、“一中框架”的连宋，也开始宣称反对“一国两制”了，他们甚至在313造势活动中趴到地上亲吻土地，表示热爱台湾，可惜这政治秀做得太露骨，近日来已成为媒体最乐见的笑料。
他们的行为之所以不仅没有令人感动，反而只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就是因为没人相信这一吻就是真爱台湾。就在不久前还坚称要“搁置台湾主权”的连战先生，怎麽能让人相信他爱台湾超过爱中国、爱权力呢？ 主权是一个国家最根本、最基本的条件。据说连先生家拥有大片地产，可是如果连先生连那片土地的契约都不要的话，人们怎麽能相信他是那片土地的主人？如果他认为自己生长、耕耘的土地的归属权可以搁置不顾，人们怎麽能相信他真的在意、真的爱这片土地？ 爱这片土地的第一个行动，必须是争这片土地的主权。台湾的主权不被承认，在全世界193个国家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台湾连当观察员的资格都没有，在国际社会讨论重大问题的时候，台湾连旁听一下的资格都没有，你不首先为这片土地争这个最基本的权利，却要“搁置主权”，任凭台湾受屈辱，谁能相信你真爱这片土地？ 爱这片土地的第二个行动，是承认自己属於这片土地。可是连战先生却在美国声称他是“纯种中国人”。且不说强调「纯种”完全是种族优越感的语言（种族优越的内涵就是种族歧视），就凭你连是台湾人都不承认、不接受，谁能相信你真爱这片土地？ 爱这片土地的第三个行动，是抗议对这片土地的任何武力威胁。可是面对独裁政权瞄准台湾的496枚飞弹，连战先生的竞选团队却不敢向霸权说一声“不”，好像那些欺辱台湾的凶恶武器根本不存在。就凭你没有保卫这片土地、捍卫这片土地的尊严的勇气，谁能相信你真爱这片土地？ 爱这片土地的第四个行动，是促使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行使自己的基本权利。可是连战先生却反对台湾人民行使公投权。台湾人民历经独裁专制的欺压，第一次有了一个公投决定国家大事的机会，连战先生不是为之欣喜，为之欢呼，却号召人们拒领公投票。就凭你居然反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享用、行使最基本的公民权，谁能相信你真爱这片土地？ 爱这片土地的行动不是用嘴巴啃几块泥巴，而是用为这片土地争主权、争尊严的行动，证明你的心灵是和这片土地的命运、前途连在一起的，但连战先生没有一个行动是在这些最关键的问题上，以这片土地的利益为重，所以一幕趴吻戏，成了一场滑稽剧。 2004年3月13日於台北 |
| 蒋彦永重塑中国人形象 2004-03-19 |
| 中国政协人大开会，历来都是森林般的手臂，像木偶那样，围成一个“橡皮图章”。但这次出现“画外音”，从海外的自由媒体和网络传进中国，辐射到北京的人大会议：前解放军301医院外科主任蒋彦永，公开写出他见证的六四屠杀，并向中共当局上书，提出质问。在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选择沉默、怯懦、苟活的世界，在数不清的知识人如蚂蚁一般蜂拥谄媚权力、抵押灵魂的中国，蒋彦永这种敢说真话、挑战虚假的行动，像王维林只身挡坦克那样，将在世界重塑中国人的形象！
阅读蒋彦永给中共人大的上书，被他的真诚和勇气感动之余，也发现他的第一手资讯，更加证实丁子霖等六四难属们以往的证词（《六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证词》，纽约“中国人权”1999年6月出版）。在几个方面，两者都相互印证，更加说明“六四”的性质：它是一场法西斯大屠杀，它是一场天理不容的公开暴行！ 第一，六四死伤数量很大。 五年前丁子霖就已调查收集到155名六四遇难者名单（另有65名伤残者），有人名，年龄，职业，遇难地点等详细资料。从难属的证词可看出，死亡数量很大，例如： “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著死伤者的名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约400多人”； “所到44座医院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是复兴医院，尸首堆积如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在400具以上”； “在邮电医院，我们翻检过成堆的尸体；在人民医院，门口贴出了140位死者名单” ； “我到水力医院、304医院、人民医院都去找了，特别是人民医院，那里尸体都没有地方放了，就用袋子装了放到车库里边”┅┅ 证词中没人提到去过301医院，自然也不知道在那里的伤亡情形。现在蒋彦永以第一手资料证实，这所军方高干医院，当时也收治了六四死伤者，而且数量不小：死者7人，受伤者89人。受伤者是死者的12倍。也就是说，没有被丁子霖们调查收集到的遇难者名单还有很多很多，不仅死者很多，而且伤残者的比重相当大。 第二，解放军使用了“开花弹”。 在丁子霖等难属的证词中，就有五名家属作证说，通过检验尸体发现，他们的亲人是被开花弹击中，即射入体内爆炸、俗称的“炸子”。 这次蒋彦永以他亲身经历再次证实，中共军队对平民使用了开花弹。他在手术室看到，“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一位去亲戚家串门的少校军官当晚也被流弹击中，“（这是当晚我们救治的唯一的军人）他的左上臂中部有子弹贯通伤，X片显示肱骨粉碎性骨折，周围软组织中有大量金属碎片（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铅制的开花弹）。” 北京301医院是人所共知的中共高干医院，那里的医护人员，都会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他们发现几具尸体中有“大量碎的弹”并“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并由担任外科主任的蒋彦永识别、判断出这是“炸子”，应该说相当具有公信力。 第三，中共士兵肆意杀人： 丁子霖们的证词显示，在六四屠杀之夜，中共士兵几乎到了疯狂的程度，用冲锋枪向人群扫射，名单中有12名遇难者都是身中多发子弹，很多都是过路者或旁观者，因解放军这种滥射而身亡或伤残，但中共却一律把这些死伤者定为“暴徒”。 这次蒋彦永的上书对此做了证实：“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他的父母是我们医院对面七机部的离休干部┅┅外面枪一响，这位青年（他是最小的，当天领了结婚证书）和他的‘未婚妻’就跑上了街。他们快跑到五棵松十字路口时，有密集的枪弹向他们扫射过来┅┅她的男友躺倒在路旁的血泊中。┅┅子弹射入了心脏。” “另一位死者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他当天下午在丰台练车，晚上回到五棵松路口，还没有下车就被子弹射伤。” 上述那名左臂中弹的少校军官“当天进城到亲戚家造访，晚上回来到军事博物馆（他的工作单位）门口马路边上，被过路的部队用连发扫射的子弹击伤。他的右边是一位老人，左边是一个小孩。这一老一少，均被子弹击中，当场死亡。” 但这些人的尸体却不许亲人认领，都放在医院，“由解放军看守著。死者都被诬称为‘暴徒’，尸体是不准领走的。” 第四，人为原因致使伤者无治而亡。 从难属证词中可看到，被打伤在路边的市民，中共士兵竟不许送医，有的甚至不许任何人给予援手，导致伤者因而死亡。像遇难时仅19岁的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中弹後，戒严部队用枪威胁民众不准抬他，”凌晨一点多中弹，在路边流血二个多小时，最後身亡。 另外，几乎北京的所有医院都没有应付这种大规模伤亡的准备，没有足够血浆，没有足够抢救设备，因而很多伤者因医疗条件限制而死亡。 这次蒋彦永的第一手资讯再次证实了这一点：上述那位“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被打伤後，“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眼睁睁地看著他张大著嘴，挣扎著呼吸，最後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301医院是北京医疗设备最好的医院之一（多是高干病房），但即使这家医院，才有18个手术台，而六四当晚送到这家医院的伤员是96名，在两小时的抢救中，一张台子至少得做5个人的手术，而且平均每名伤者才24分钟。可想而知，北京其他条件较301差的医院，因医疗设备、血浆等条件，有多少人因而丧生。 第五，不许人们说出真相。 很多六四难属都在证词中悲愤地讲述，他们的亲人无辜被杀，中共当局却不许他们说出真相，“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谓敏感时期，公安人员及便衣就监视我们，连去墓地也不放过。”军队公开屠杀平民之後，政府不仅不认罪、不赔偿，还百般刁难，迫害这些死者的家人，这是一个怎样泯灭天良的政权！ 蒋彦永自己也为说真话付出代价，“我始终认为，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此，在那年我本该调的级别被卡住了。” 蒋彦永还披露，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秦伯益教授因不同意戒严部队进入该院，并曾派车给天安门绝食学生送水，就被撤职。副院长唐佩弦教授仅因直言：当年国民党政府对学生只是用了救火水龙头冲，而现在解放军却用机枪、坦克，也被免职。而另一位副院长，因为按当局旨意表态，就被提升为正院长。这些情节，和昆德拉在《不可承受生命之轻》中写的参加布拉格之春的托马斯医生的遭遇几乎一样，不同的是，那是小说，而蒋彦永等医生的遭遇，却是残酷的现实。 但正如鲁迅所说的，“纸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的事实”。熟悉中国基层民意的蒋彦永说，“六四之後，绝大部份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於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那位领取结婚证书当天遇难的军人後代的母亲说，“我很小就参军，入党，跟著共产党打日本，打蒋介石。现在我们解放军却把我最心爱的儿子打死了，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算帐”。 今天，不仅蒋彦永这样认为，他的老师、中国最知名的医学专家雷洁琼、吴阶平等中国有良心的知识人，“都认为六四这事政府是大错了。”连中共元老陈云都用信件方式表示，“他是反对六四这样处理的”。而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则曾当面对蒋彦永说，“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中国最敢言的剧作家吴祖光曾对蒋彦永说，人有一张嘴，一是要吃饭，二是要说话；要说话就要讲真话，讲假话、不敢讲心里话，这张嘴就剩光能吃了，还有什麽用？蒋彦永说，“和吴的谈话，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因此他在中共当局隐瞒萨斯疫情时，挺身而出，说出真相。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真正有良心的知识份子的理念所至。所以，这次他又公开站出来，见证六四真相。只有更多的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份子，像吴祖光、蒋彦永那样站出来，用“说真话”来重塑中国人的形象，并用truth（真话，真实、真相、真理）结束谎言的统治，才能使“六四”永不再发生！ 2004年3月日9日（原载多维） |
| 台湾要总统不要特首 2004-03-18 |
| 这个星期六，全世界华人倍加关注的第三次台湾大选和首次全民公投就要揭晓，此时此刻，每一个在台湾的人都无法不被这里选情的热烈所感染，继228绿营两百多万人“手牵手，护台湾”的大型纪念活动之後，蓝营也进行了选前最後一场大规模的“换总统，救台湾”的造势，双方沸腾的参选情绪几乎把这块土地烧著了。
作为一个曾在独裁专制国家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中国人，看著满街招展的蓝绿竞选旗帜和一会儿开过一辆的宣传车，首先想到的不是谁胜谁败，而是对用中文的这个群体可以用选票决定自己命运的万千感慨。台湾人民能走到这一步，无数人付出了鲜血、生命、青春岁月的代价；几代人，耗费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辛努力！ 在为台湾人民骄傲的同时，更为对岸那十几亿人民仍在独裁专制的魔掌下，毫无选择领导人机会的现状而十二分地悲哀。在悲哀的同时更愤怒的是，在亚洲仅仅今年有十多亿人投票选举的现状下，中共不仅剥夺了十三亿中国人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而且剥夺了香港六百万人民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利，让那个早已被港人厌恶至极的董建华继续当特首。在污辱香港人民的同时，中共更无耻地把手臂伸过海峡，要干扰台湾人民选择自己的领导人，阻挡台湾人民展示民意的公投。 在496枚飞弹吓不倒要主权、要尊严的台湾人民的情况下，中共一边游说美国等西方国家，企图阻止台湾公投，一边用它封住了十三亿人口的宣传机器，高频率、高分贝地进行影响台湾大选，阻止台湾公投的宣传轰炸，试图用威慑中国人民的方式威慑台湾人民。但是，正如四年前和八年前一样，中共的威胁和恐吓只能更增加台湾人民必须掌握自己命运的决心。 两天以後，台湾人民将用自己手里神圣不可剥夺的选票，迎头回击中共的霸权，向全世界展示：只有台湾人民才是台湾这块土地的主人！ 在过去几个月来，我三次到台湾，走遍了台湾的主要城市；每到一处，都被台湾人民决计与霸权的中共对抗到底的斗志而深深地感染。对於绿色阵营来说，他们被蒋家王朝欺辱了近半个世纪，高压下所忍受的痛苦和欺辱仍历历在目；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朋友给我讲述他们被逮捕，被关押的经历。正因为体验过独裁的残酷，在历尽艰辛终於得到民主自由的今天，让他们再接受一个更残酷的中共霸权的欺辱是不可想像的。 对於蓝色阵营来说，尽管他们当中许多人仍有强烈的中国情怀，无法忍受台湾和中国的纽带断裂，但他们也绝不可能接受“一国两制”；香港的样板，让他们清清楚楚，一国两制意味著什麽。对於这个阵营中的许多老国民党人来说，他们今天的悲情当然也有可以理解的一面：当年丢掉了大陆，现在明显又要丢掉台湾，中国国民党很快（事实上已经）成为历史。 但是，半个多世纪前把大陆丢给了共产党，今天怎麽可能再把台湾仍然丢给已经走向末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蓝营中极少数人不惜跑去北京，宁可跟中共联手，也要阻止台湾独立建国的倾向，但是，这个阵营中的大多数人也都绝不认同中共统治。这就是为什麽历来强调“一个中国”的连战宋楚瑜也不得不出来宣称，他们拒绝“一国两制”；这就是为什麽在蓝营的313造势大会上，连宋要趴下、跪下亲吻台湾的土地，以示对台湾的热爱。 尽管中共期待连宋当选，认为只要他们执政，台湾就有走向认同“一国两制”的可能。但事实是，在民主的台湾，无论谁当选，都得迎合民意，而今天台湾势不可当的民意是：台湾就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任何高压恐吓、武力威胁都无法阻挡人民心中渴望自由、渴望独立、渴望有尊严地活著的欲望和诉求。北京指望有一天可以派个“特首”来接管台湾的梦幻，必将被台湾人民手中的选票而扫进历史。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3月17日） |
| 台湾“全民公投，台湾发声”论坛演讲 2004-03-16 |
|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是我第二次到圆山饭店来讲话，上次在这里讲完话後被暴力围攻的经历仍历历在目，那些人用暴力的方式，威胁你，不让你讲话，想封住你的嘴。对於这种行为，我的回答是更多地讲话，更大声地发出声音，说真话，说心里话，说台湾人民想说的话！
320那天，台湾大选的同时，还要举行第一次全民公投，这次公投对台湾的意义十分重大，它起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320公投是完全合理、合法，合情的。有人反对公投，说它违法。但我看了台湾公投法第17条内容，它规定的很清楚，在国家遭受外力威胁，主权有改变之虞的时候，总统就可以依法发动防御性公投。现在台湾面临中共的496枚飞弹，怎麽不是面临威胁？台湾的主权岂止是受到威胁，台湾的主权都快被剥夺没了。当全世界193个国家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拥有二千三百万人口的台湾，居然连当观察员都进不去；国际社会讨论重大问题的时候，台湾连旁听一下的资格都没有，这不是主权受到威胁是什麽？ 第二，公投是一个向全世界人民见证台湾人民心声的重要形式。有人说，公投根本就没有意义，因为公投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没有必要举行那个形式。但我认为，这个形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形式。 这就像两个人结婚，需要举行婚礼。比如基督徒要上教堂，把亲朋好友叫来，牧师当著大家的面，问新郎，你是不是爱这个女人？是不是要娶这个女人做你的妻子？新郎要说“I do”（意思是：是的，我爱她，我愿意娶她）；同样，牧师也会问新娘，你是不是爱这个男人，是不是想要这个男人做你的丈夫？新娘也要回答：“I do”（是的，我爱他，我愿意嫁他）。 也许有人会说，人家两个人当然是因为相爱，才想娶、想嫁，这麽问一遍不是废话吗？绝对不是。婚礼的关键就在这里，要让新郎、新娘当著大家的面，在牧师、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在上帝和人间的见证下，说“I do”。这个结婚仪式是一个见证两人相爱的机会，这个形式本身是一个要求世人承认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没有人喜欢飞弹瞄准自己，这是谁都知道的，还用说吗？当然用说，大家必须说出来，向全世界见证， I do，我们台湾要和平；I do，我们台湾拒绝飞弹威胁；I do，我们台湾要保卫自己的家园。三二零公投，就是台湾人民向全世界大声说出“I do” 的机会，凭什麽要放弃？ 对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公投主要是就国家内部的大事做出一个决定，表现给世界看的意味很小。但台湾目前的国际地位处於一个极不正常的状态中，你明明拥有全部主权独立国家的一切条件，你是事实上主权独立的，但却因为霸权中国的打压而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用公投向全世界展示台湾的民意，是赢得台湾应有的国际地位的第一步。 第三，公投是一个强调族裔团结，用和平方式保护台湾的重要步骤。公投是228所强调的“手牵手，护台湾”的法律性体现，它是“族裔大团结，公投护台湾”。 可是台湾却有人不仅极力反对公投，公开宣称要拒领公投票，并宣称“感谢上帝，我是纯种中国人”。这种明显种族优越感的语言，不仅是毫不掩饰的种族歧视，同时也等於否认自己属於这片土地。今天台湾要的不是任何纯种，而是多色彩、多种族的团结一致，只有通过公投，才能用和平的方式真正保护台湾。 第四，公投和大选在一起，有更大的实效性。有人指责执政党把公投和大选放在一起是为了自己的竞选利益。但事实是，许多国家都把公投和大选放在一起，美国就是这样。因为，把公投和大选放在一起，首先能节省金钱和人力，不必再另花功夫去进行这麽大规模的组织运作；其次是方便，人们在大选的同时投个公投票，省了另外找时间的麻烦；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把公投和大选放在一起可以促使更多的人去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和责任。因为很多民众虽然关心总统选举，但未必对公投感兴趣，要让他另外再去投一次公投票，他可能就省了那个麻烦，而和选总统在一起，顺便就投了。这样自然能促使更多公民用公投方式参与国家事务。 第五，公投是直接反映民意，体现主权、体现人民是主人的标。台湾从来没有过公投，从来没有过一个就国家大事，让人民直接说话、直接表达民意的机会，这次终於有了一个机会，任何一个真正热爱台湾、热爱台湾的民主自由价值的人们都应该是热烈欢迎公投，坚决支持公投。但是却有声称爱台湾的人，不是用支持公投，而是用趴在地下做亲吻土地秀，来证明自己爱台湾。这种秀做得不仅太不含蓄，而且没有丝毫可信的价值。 爱这片土地的行动不是用嘴巴啃几块泥巴，而是用为这片土地争主权的行动，证明你的心灵是和这块土地连在一起的。主权是一个国家最根本、最基本的条件，一个要搁置台湾主权的人，谁能相信他真爱台湾？ 真爱台湾的人，不会提出“换总统，救台湾”的口号，而应该是“反飞弹，救台湾” “靠公投，救台湾”。有496颗飞弹瞄准你，你不把它反掉，换一百个总统，也不能救台湾，这难道不是瞎子都看到的事实吗！？ 但是那些提出“换总统，救台湾”的人，从来就不喊一句“反飞弹，救台湾”？我们大家应该高声质问他们一句，飞弹瞄准我们，你怎麽救台湾？他们把目标集中在一个现任民选总统身上，好像台湾的民选总统比飞弹还可怕，这不是明显的谎言吗？总统做不好，人民可以四年以後选掉他，可那些只高喊“换总统，救台湾”的人，靠什麽拿掉那真正威胁台湾的飞弹？不管现任总统有多少不足，但是，是台湾的民选总统威胁台湾，还是对岸那496颗飞弹威胁台湾？是台湾的民选总统是希特勒，还是对岸的独裁霸权政府是希特勒，这难道不也是瞎子都能看到的事实吗？ 今天飞弹和手里握著飞弹的流氓政权，是剥夺台湾主权的最主要原因。为什麽有些人对飞弹一声不吭？因为他们不在乎台湾的主权，要“搁置主权”。搁置主权就是放弃主权，哪一个真心爱台湾的人会情愿放弃主权？ 这就像对一个男人来说，你说你爱你老婆，可别人也说拥有你老婆，那你就不和别人争了，谁拥有你老婆的事儿先搁置吧；你趴到地上吻几下人家的脚指头，就说我爱你，但是谁愿意强奸你就强奸你吧。这是爱吗？谁相信这种爱呵？！爱的表现首先是绝不容许流氓用496颗飞弹来强奸你的爱。 为什麽有人对自己国家的民选总统的愤怒，超过对放置飞弹的流氓国家？因为事实是，有些人自己就是已经落在台湾的飞弹，是他们在唱衰台湾，在炸衰台湾，所以才使对岸那些放飞弹的独裁者有了统战的希望。 一个人如果爱台湾，首先是让这个国家站起来。台湾人民今天要的不是下跪、不是趴下，而是站起来！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不是舌头和嘴巴，而是心；是和台湾的命运、台湾的前途一起跳动的心脏！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不是任何纯种，而是多色彩的种族大团结！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不是“换总统，救台湾”，因为只要飞弹在，台湾就没有救。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是“求真实，护台湾”，因为任何虚假都在摧残台湾。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是“争主权，护台湾”，因为没有主权，就没有台湾。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是“要尊严，护台湾”，因为没有尊严，台湾人民就不是主人。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是“反飞弹，护台湾”，因为没有和平，台湾的一切都没有保障。 台湾人民今天要的是“用公投，护台湾”，因为没有民主自由的价值，台湾就没有明天，没有前途。 这次公投完全是合法、合理、合情。所以我坚信，智慧的台湾人民一定是要真实、要主权、要尊严、要民主自由的价值、要做这块土地的主人！为了这一切，每一个有投票权的台湾人都应该在这个关系到台湾的前途和命运的时刻，珍惜你手中那神圣的一票，行使你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权利和责任，一定要在320那天去公投。台湾人民的公投一定会成功！上帝保佑台湾！谢谢大家！ （2004年3月14日在群策会主办的“公投论坛”会议上的发言） |
| 谁是“杂种中国人”？ 2004-03-15 |
| 228那天，台湾有二百多万人站出来，凸显了“族群大团结、牵手护台湾”。可是台湾却有政治人物公开宣扬种族优劣。例如连战先生不久前来美国，就强调说，他是“pure Chinese”（“纯中国人”或“纯种中国人”）。这是什麽意思？难道其他人不是纯种，是“杂种中国人”？这不是在居高临下地宣扬自己的种族优越吗？而凡是宣扬种族优越的，背後都有对其他种族的歧视。
美国今年底也要举行总统大选，现在两大党已进入选战，但哪个候选人如果敢说自己是“纯种美国人”或“pure white”（纯种白人），不要说竞选总统，任何一个公职都会当不上。去年国会共和党领袖罗德仅因在早年曾打过种族牌的参议员瑟蒙特百岁生日会上说了一句“当年他当上总统就好了”，结果就遭全美舆论痛斥，丢了官职。因此如果连战在美国参选，仅因他那一句话，就得连参选资格都给丢掉。 连战的“纯种说”还令人想到希特勒和纳粹时代，因为当年德国人最强调他们是“纯种日耳曼人”，他们的种最优秀、最“pure”，结果六百万犹太人被种族灭绝。 今天，台湾最需要的不是炫耀和宣称谁是“纯种”中国人，而是各族群的团结。只要是认同台湾，发自内心热爱这块土地，就是台湾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份。320大选和公投是一个机会，人民可以用选票淘汰所谓的“纯种”，而让所有热爱台湾的人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3月15日“铿锵集”） |
| 普京为何能轻松连任 2004-03-12 |
| 今後10天，俄国和台湾都将举行总统大选，并且都是第三次全民直选总统：俄国是这个星期天（14日）选，台湾是下周六（20日）选。台湾的选情相当激烈，陈水扁和连战两组候选人，比分接近，可谓难解难分。但在俄国，各种民调和迹象都显示，现任总统普京将会在几乎没有什麽有力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轻松松地胜选连任。
为什麽俄国的现任总统有这样的人气，在一个自由竞选、言论开放的社会，能有如此高的声望，可以轻松地连选连任？ 这很大程度上在於俄国过去几年，在普京领导下，进行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走充分的自由市场道路，并实行联美亲欧的现实外交，致使俄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国际地位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俄国人对普京更有信心。 在普京执政的过去四年中，俄国不仅继续叶尔钦时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走向民主的进程，并且深化改革，使俄国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例如，在外交方面，普京政府和美国改善关系，双方签署了大幅削减核武数量的条约，俄国还和北约建立了伙伴关系，同意北约东扩，增加七个原东欧国家，从而使北约成为26个成员的全球最大军事体。 在反恐上，俄国强力支持美国，在911事件发生时，第一个给布什总统打电话慰问的外国元首，就是普京。俄国还对美国铲除塔列班的阿富汗战争给予支持，包括开放周边基地和领空等，供美军使用。虽然对伊拉克战争俄国有异议，但也没有实质性杯葛美国，克里姆林宫仍强调和华盛顿发展良好关系。 普京执政後，大幅削减军费。俄国的军费开支高峰时曾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2％，现在则减到仅占5％。当年苏联有400万军队，现在则削减至不到100万。俄国的军费开支不到中国的一半。俄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达到了教育投资超过了军费开支。 在经济上，则大刀阔斧地推行私有化，实行被很多中国知识人讥笑和批评的“震荡疗法”，即一次到位，全面私有。前俄国政府经济改革顾问、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赛克斯说，这就像跳壕沟，必须鼓足力气，一个箭步冲过去，如果分两步，一定会掉到沟里。俄国的全面私有化，带来良果： 十年前，俄国的产品只有5%来自私营企业，现在这个数字上升到70%！九十年代中期，俄国石油年产600万桶，现在超过900万桶，仅次於全球首位的沙特阿拉伯。俄国的石油出口现已占全球市场的十分之一。 列宁斯大林时代被国有化的土地，则通过私有化被归还人民，俄国通过议案把相当於四个法国的俄国土地全部私有化，人们可以拥有土地，自由买卖，从而使苏维埃集体农庄完全成为历史。 俄国前年初把个人所得税从30%削减到13%，实行了单一税率，而不像美国等有税率等级。俄国的个人税是整个欧洲除爱尔兰之外（12%）最低的。结果俄国的税收比以前增加了50%，因减税刺激了经济，个人收入增加了。 1988年，苏联有六分之一的人口每年收入不到90美元。2003年，俄国人均收入增加到3200美元，是中国（人均880美元）的三倍多。现在俄国52%的家庭有私人汽车（中国每百人0.6辆）。 2003年，俄国经济增长高达7．3%，失业率从三年前的两位数降至6%。2月28日《纽约太阳报》（The New York Sun）报道世界富豪榜，全球总共有587名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其中纽约这个城市最多，占名单总数的6%，有35人，其次就是莫斯科，占4%，有23人。 正是俄国的经济真正走向自由市场，实行私有化，才会人民真正富起来，出现这麽多的亿万富翁。因而《华尔街日报》曾发表题为“俄国的复兴”的社论赞赏说，现在俄国的状况可能是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最好的。 正是俄国出现这样的变化和进展，多数人民才会满意；才会用选票和信任，准备再次让普京坐总统的位置，当“公仆”继续服务人民。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3月11日） |
| 用真实和选票战胜暴政和暴民 2004-03-07 |
| 我1988年到美国後一直从事写作，多数是抨击中共专制政权，近年来则更多地写美国。我的读者群也主要是过去这二十多年来到海外的中国人。尽管我的文章常会引起争议，但一直有很多热情的读者，支持我的大多数观点。但是，在两个问题上，我得到的支持不仅微乎其微，而且迎来一片反对，甚至叫骂声，那就是我支持西藏和台湾人民自决权的态度。
其实，支持人民的自决权在西方是最基本的价值之一。很多中国人虽然身在海外，但还是带著那个在中国被共产暴政洗刷过的头脑。在台湾同样，许多人虽然生活在民主自由的台湾，但还是带著被蒋介石独裁时代洗刷过的头脑。1989年我就和台湾作家陈映真争论过，他满脑子的大一统思想和被共产党改造过的人相差无几，令我甚为吃惊。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人的头脑没有多大改变，就在於他们不认为自己被洗脑，需要改变思考方式。 在中国和海外的中国人网站上，是里外呼应的对台独倾向的一片喊打声。我在台湾发表的观点，有的也被转到海外网站，於是不仅有论坛上的叫骂“中国人的败类”、“卖国贼”、“丧家犬”，还有人往我个人网站信箱发诅咒信。虽有个别写作的朋友私下支持我的观点，但不敢公开，说惹不起那些网民。 我猜想，在中国人里大概还有不少类似这样的人，他们即使不怕暴政，也怕暴民。暴政的武器是五百枚飞弹，暴民的武器是恶毒的语言。但事实是，没有什麽比飞弹和恶语更能展示虚弱了。我坚信，真实和选票的力量必定会战胜暴政和暴民。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铿锵集」专栏2004年3月8日） |
| 决定台湾命运的选举 2004-03-07 |
| 三月二十日，台湾要举行第三次直选总统并公投。这是一次有关台湾前途的选择，因为它将决定台湾的下一步是深化民主，走向真实；还是停留现状，维持虚假。蓝绿两组候选人谁胜谁负，对台湾今後几年的走向明显会有相当大的不同。
如果是连宋为代表的蓝色胜选，起码会在四个方面使台湾的发展滞缓，甚至後退∶ 第一，在台湾主权利益上，连宋没有提出任何有吸引力的远景方案，因为他们仍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或「一中屋顶」等，继续维持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这种蒋介石时代的思维。一个对台湾前景模糊的政府，不会给台湾带来变化和进步，而只能使台湾继续生活在「一个中国」的自欺欺人的虚幻之中。 第二，在外交上，由於连宋认同的是一个中国，这就不仅无法为台湾打开外交空间，反而有利於北京。因为中共最强调「一个中国」原则。江泽民的对台政策八点主张（江八点），核心是「一个中国」，它由三段论组成∶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所以，无论连宋们怎麽在国际上强调一个中国是中华民国，但由於北京在联合国是常任理事国，并由於经济迅速发展，而被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绝大多数人民认同是代表中国，没有多少人会认为台北代表中国。因而只要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就会在国际上自我设限，损害台湾自己，同时客观有利於北京的政治宣传。连战提出不与北京争论到底谁代表中国，在第一次总统辩论会上还表示「搁置主权争议」。但是北京却从来都凸显它是中国的唯一代表，连战的「主权搁置」说，实际上是放弃台湾的主权，因为你搁置，人家从来没搁置，这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所以在国际关系上，台湾依旧只能是步履艰难，不会有任何新的进展。 第三，在两岸关系上，反而可能导致台海局势趋向紧张，因为「一个中国」之说，会给北京更多的幻想空间，既然台湾政府也认同一个中国，那麽北京就会认为台湾有可能接受一国两制，因而加强对连宋政府的压力，从而导致台海局势动荡，两岸关系更具不确定性。中共在台湾海峡对岸部署飞弹威胁台湾，主要因为当时的美国总统柯林顿到北京访问时，对台湾说了「三不」，给了中国独裁者幻想的空间。政治幻想最可能演变成灾难，而连宋的一个中国之说，恰好给了北京领导人这种机会。 第四，在台湾内政上，连宋政府明显会产生权力争夺的内斗，因为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国家，正副总统候选人不仅不是一个政党，而且以前曾是对手，互相公开对骂过。前美国驻台湾和中国的大使李杰明对此表示非常不可理解，他说「这不可思议」，连宋竟然能成为竞选「搭档」。南韩的金泳三和金大中也曾是政治对手，相互攻击过，两人当年如果联手，一定击败当政的卢泰愚，但两人都要脸面和尊严，不为政治利益而结盟。後来金泳三、金大中前後各自当了总统。而台湾连宋的结合，显而易见的是，获得权力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而一旦获得权力，内部斗争马上就凸显出来。所以这种搭档，不仅难有政治上的稳定性，而且权力争斗会成为首要，从而削弱为台湾人民谋福利的努力。 如果陈吕这对候选人获胜连任，则在上述四个方面对台湾的进一步发展有利∶首先，陈水扁政府已对台湾的进一步深化民主、走向真实提出具体的制宪时间表，不再认同虚幻的一个中国的假象，而是一边一国，凸显的是台湾的主权。在这种主张下，台湾的前景清晰可见。而且未来在深化民主中，象徵党国一体（中间有国民党旗）的国旗，代表党天下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以及名不副实的中华民国国号等虚假的一切，都会逐步被改革。而这些改革明显会给台湾人民带来一个崭新的前景。 其次，由於陈吕强调的是一边一国，将会在国际上凸显台湾的主权地位，而不陷入北京的一个中国的陷阱之中。这个努力固然艰难，但至少不自设尴尬的境地。而只有台湾主权地位确定，才能为台湾进一步扩大国际空间，包括加入联合国等，提供更大的可能性。 第三，在两岸关系上，由於陈吕坚持一边一国，就不会给北京幻想空间，反而可能促使台海局势的稳定。这从美中关系的演变也可看出。柯林顿时代，对北京采绥靖政策，结果导致北京幻想，出现台海危机。而布希上台後，对北京采取现实主义，反而逼迫北京回到现实中来，由此导致美中关系被双方都认为是自六四屠杀後最稳定的阶段。而陈水扁如果连任，将会逼迫北京回到现实中来，不再幻想一个中国或一国两制，不再那麽强烈打压台湾，因为如果继续打压，台湾就会更快速走向独立，因而反而会逼迫北京和台北对话。上次陈水扁当选，北京高层暗中送来「小纸条」要沟通，如果陈水扁连任，北京将会送「大条幅」，更会采现实立场。 第四，陈吕四年执政的密切合作已预示，如果他们连任，不可能出现连宋式的内斗争权，这对台湾内部政治稳定、深化改革、发展经济等都有促进作用。 今天，只要不是政治盲人，谁都清楚地看到，目前专制的中国和民主的台湾没有任何统一的可能性。即使将来中国成为民主国家，两岸的关系也不可能是简单的「统一」。因为，如果中国实现民主了，历经千辛万苦得到自由的中国人，不可能接受曾相当腐败的国民党带著亿万党产，从天而降，接管中国，或成为主要政党；同样，已经选举了多届总统、民主走向完善、经济繁荣、其国家地位早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的台湾，更不可能会同意成为民主中国的一个省。因此未来台海两岸的关系，仍然只能是国与国的关系。迟早必定得迈进一步，只有迈得越早，才能尽快有益於两岸的和平、稳定和今後世代友好的合作。 今天台湾的现实是，绿色政党要求进一步走向真实，给台湾民主之车踩「油门」，向前开。而蓝色政党，则极力要踩「闸门」，结果不仅会导致台湾停滞不前，还会由於油门和闸门的对抗，严重损害台湾这部车本身。 虽然美国由於反恐困扰以及和中国的贸易等原因，不得不对陈水扁政府的「踩油门」举一下「暂停」的牌子，但是，没有人不清楚，美国是毫无疑问地站在民主的、主权的台湾一边；也就是说，美国是站在代表这种价值的绿色一边。而中国，完全是出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维护共产党统治的需要，而支持「泛蓝」。中国和美国的价值，谁更代表著历史的不可阻挡的潮流，是一目了然的。我不相信大多数台湾人民会选择一个中国共产党支持的势力，而抛弃一个美国支持的价值。 「油门」驱动著台湾有主权的未来，承诺著台湾人民有尊严的明天。所以，无论「闸门」被短暂地踩几下，台湾这列民主之车的进程都必定要朝著求真实、争主权、要尊严的方向无可阻挡地开下去！ （载台湾《自由时报》2004年3月7日「星期专论」） |
| 为什麽要追究谁杀死了耶稣 2004-03-06 |
| 我来美国快16年了，还从来没有见过媒体为一部电影进行这样的争论和“征战”。自2002年报出好莱坞著名影星梅尔．吉布森要拍一部有关耶稣的影片以来，陆续一直有评论，而在《耶稣受难记》这部影片上映前後的两个多星期以来，各大电视台的专题报道、人物采访、专家讨论，以及各大报的各种评论，其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对刚结束的奥斯卡颁奖会，被钉在十字架上滴著鲜血的耶稣，使亿万观众瞩目的奥斯卡金像黯然失色。
媒体的报导和评论都主要围绕两个问题：第一，影片是否会引起反犹情绪？第二，该片中的暴力镜头是否过於严重？ 人们对於这部影片的看法，仍像对其他政治、文化等问题的看法类似，左右派观点泾渭分明：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左派观点认为，把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淋的耶稣一遍一遍地展示在观众眼前，太残酷了；而且由於影片中犹太人不仅出卖了耶稣，主张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暴民也主要是犹太人，所以会引起反犹情绪。 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纽约邮报》《纽约太阳报》等为代表的右派观点认为，该片描写的只是耶稣生命中的最後12小时，凸显耶稣所承受的痛苦是影片的目的；至於犹太人出卖和主张处死耶稣，则完全是根据《圣经．新约》的前四部福音书，影片并没有渲染犹太人是“杀耶稣者”，而是强调“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而死。” 我在该片首映的当天看了这部电影；既没有被所谓过份的暴力而震惊（好莱坞比这更血淋淋的片子多了），也没有感觉出其反犹意图，只是印证了我在看影片之前就有的一个感觉：引起如此强烈争论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暴力，也不在於反犹，而是“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人们对“到底谁杀死了耶稣”这个问题的认知上的根本性不同。 正如有的美国电视观众所提问的，为什麽要追究二千年前谁杀死了耶稣？不管谁杀死的，他们都早已不在人世，有必要那麽在意吗？另外，描写德国人杀害犹太人的《辛德勒的名单》《生命是美丽的》和《钢琴家》等影片怎麽没引起德国人抗议呢，许多纳粹都还活著呢，也许会有许多中国读者提出同样的问题。 其实，《圣经》是犹太人写的，写犹太人的历史。耶稣是生长在犹太人家里，他首先是犹太教士（Rabbi）。正如一个基督徒所说，“上帝创造了他们（犹太人），见证他（耶稣）的存在，写出并保存了上帝的话；并且让拯救世界的上帝的儿子从他们那个种族中以肉身诞生。这一切功绩都属於犹太人。”所以从渊源上来讲，基督徒应该是感谢犹太人的。但就因为犹太人的祖先参与了杀害耶稣，就导致基督徒们千百年来一直排斥、甚至敌视犹太人吗？事情并不是那麽简单。 以这部电影为例，犹太人认为，影片再现了历史以来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负面描写，他们一直指责犹太人是杀害上帝之子耶稣的罪人；由於在《新约》中，罗马总督不情愿杀死耶稣，当众用水洗手并说自己不承担杀死基督的责任时，那些要求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犹太人高喊“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将为他的死负责（电影中有这句话，後迫於压力字幕被删掉了）”，於是这个罪成了犹太人集体的罪，所以历史以来犹太人一直遭到歧视和迫害。 但是，据2月15日ABC电视台公布的民调显示，只有11％的新教徒和6％的天主教徒认为今天的犹太人仍要对耶稣的死负责。也就是说，绝大部份基督徒并不再追究二千年前的责任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仍有很大的矛盾，而且这是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其主要原因是，基督徒对犹太教的不认耶稣不能接受。 犹太教只信一个上帝，只信《旧约》，他们不信生长在普通犹太人家里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他们一直期盼的的拯救犹太民族的弥赛亚，不信耶稣有神奇的超自然力量，不信耶稣死後三天复活了，所以也不信耶稣降生以後才人们才陆续写出的《新约》；有的犹太人甚至认为，只要阅读和相信《新约》就是反犹。而基督教则相信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位一体；《新约》的核心内容是其“原罪”论，所以信不信《新约》，归根到底是一个是承不承认“原罪”的问题。如果不承认耶稣是上帝之子，也不承认耶稣因人类的罪而死，那自然是从根本上挑战基督教义了。 犹太人认为，人生来是纯洁的，而不是有罪的，其观点类似孔子的“人之初，性本善”，或者说上帝的美好影像在人身上占的比例高於邪恶。而基督教则强调人有与生俱来的原罪，人类邪恶大无边；不相信耶稣，不承认原罪，是个人和人类整体灾难的源头。所以基督传教士成年累月地，反反复复地强调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耶稣的血是为每一个人的罪而流，人需要不断祷告赎罪。 基督徒认为，犹太人之所以不相信为众人赎罪的耶稣，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还有一些被认为是反犹的观点认为，由於犹太人不承认自己有罪，不需要祈祷赎罪，所以他们贪婪、苛刻；由於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罪，也不感觉急需精神生活，於是成天忙著去做下一笔生意、买下一栋房子，而顾不上祷告反省；所以他们虽然很富有，但名声却不够好，无法赢得应有的社会尊敬。 上述说法还比较表层，构成一定的反犹情绪，但不对犹太人造成太大伤害，因为每个民族身上都有被其他民族讨厌的特色，尤其是犹太人作为一个人数并不多的民族，事业上却最成功、最出类拔萃，所以更容易遭人嫉、遭人恨，这并不奇怪。另一种反犹观点则更严重，或者说是犹太人被排斥的更重要的原因。这种观点认为，像马克思、恩格斯、托洛斯基以及苏维埃早期创始人中的多数都是犹太人并不是偶然的（索尔仁尼琴的《红色车轮》一书也指出，当年列宁、斯大林建立的秘密警察组织“契卡”中有三分之二是犹太人），这些与犹太人不相信原罪有直接关系；不信原罪，下一步就不真信上帝，再进一步就想设计人类，共产主义灾难如此带来。 今天多数犹太人依旧持左倾立场，尤其是犹太人主导媒体，导致美国主流媒体发出的不是美国主流价值的声音（近年情形已经大为改观），难免引起美国大众的主流（中产阶级和基督徒）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自然最容易集中到犹太人这个群体身上。另外像投资家索罗兹这类犹太富豪，又左疯到把布什等同於纳粹，声称要不惜动用全部资金把布什赶出白宫，而基督徒多是保守派，支持布什的，所以索罗兹这类表现又增加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反感。一个民族里面只要出一、二个什麽方面的代表人物，就足以引起大众对其整个民族产生某种成见或偏见。像意大利出了个黑手党，在大街上看到哪个意大利人都像黑手党样子。所以犹太人对“反犹”问题的极端敏感不仅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现实原因。 但指责吉布森这部《耶稣受难记》是在继续追究犹太人当年杀耶稣的责任，则不仅太狭隘，完全不理解基督精神（当然，不信自然很难理解），甚至给人以故意强调历史而回避今天的感觉。其实，作为一个接受无神论教育长大的中国人，我认为犹太人的很多观点跟无神论者接近。无神论者在许多问题上的认识都类似犹太人，极自然、极容易地走向左倾，这和两者都不承认原罪有直接关系。 所以，今天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集中代表的是“信耶稣者”和“不信耶稣者”，“承认原罪者”和“不承认原罪者”之间的巨大冲突。但大概是由於没有历史上那些原因，一般无神论者没有犹太人那麽敏感；也由於无神论者不信上帝，不敬畏上帝，所以觉得不管你们指责耶稣是谁杀的，反正和我没关系。 “不对，耶稣的死是和你有关系的，你和我都参与了杀害耶稣。”这，才是吉布森这部电影那些滴血的场面所强调的。影片中第一个拿钉子钉耶稣的是吉布森自己的手，这是他的刻意之做，是他承认自己有罪的宣言。他要用这部电影提醒人们，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有罪的行为，都是往耶稣身上钉一下钉子。 影片中罗马士兵狠毒地鞭打耶稣场面，没有令我震惊，没有令我产生某些天真的西方人那种疑问，“他们哪来的对耶稣那麽大的恨？凭什麽那样打他？”我脑中闪现的是中国土改、文革中那些揪斗、把人活活毒打致死的场面。没有上帝，人的无缘无故的恨的能力，远远地超过无缘无故的爱的能力。暴力、屠杀、邪恶，别人不懂，中国人怎麽能不懂！人心中那巨大无边的罪，谁不承认，中国人也不能不承认。 影片被暴力充斥，但我却没有像周围的美国观众那样被鞭子抽出泪水，倒是几个短暂的、耶稣平静地，用真诚的爱传教的镜头令人感动至极，它和残暴、凶恶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最後，当耶稣被打得遍体鳞伤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对著天空高喊，“父呵，宽恕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则是全片最令人心灵颤抖的镜头。还有什麽比如此这般的宽恕和爱，更令人意识到自己的罪，人类的罪。是我们每一个人参与杀死了耶稣，而且在继续往他的身上钉钉子。 关於这部影片的争议，这两天已经被上映五天就创造的一亿二千万票房而压了下去。相信耶稣的血会让这千百万观众中的“信耶稣基督者”更虔诚地祷告，“不信者”终於打开《圣经》，走进一个智慧的开端，拥抱一个爱的源泉。 2004年3月3日於纽约（原载多维网） |
| 为什麽不赞成同性恋结婚 2004-03-06 |
| 美国总统大选拉开序幕，除了战争、经济等热门话题以外，最近忽然又冒出个同性恋是否可以结婚的问题。起因是刚上任的旧金山市长突然违反加州法令，自二月中旬起给同性恋者发结婚证书，於是十多天来，已经有三千多对同性恋者从全美各地赶到旧金山结婚。而且势态继续发展，上周五新墨西哥州也开始违反州法给同性恋发结婚证书。於是宗教和各种家庭协开始抗议并向法庭起诉，布什总统也发表讲话，表示婚姻只能是在男人和女人间。一时间，同性恋婚姻问题成为美国媒体激烈讨论的话题。
同性恋婚姻在丹麦、荷兰等欧洲国家已经被法律批准；但美国是西方国家中宗教意识最强、最强调传统价值的国家。事实上，不仅是民主价值和市场经济正在被美国全力以赴地推向全球，人类在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的大混乱之後，也正在靠美国这个新教徒建立起来的基督国家，重新把古老的、奠定了今天人类最先进文明基础的基督文明推向世界。美国有90％以上的人信仰上帝，那麽按照上帝法，婚姻只能限於男人和女人之间。 但同性恋者认为，我有不信上帝的自由，即使是宗教徒，我们也不是要挑战教会传统，这不是宗教和政治议题，而是公民权问题；不允我们结婚，是违反我们的公民权利。早在1959年的时候，民权活动家阿瑞蒂（Hannah Arendt）就指出，“与任何你爱的人结婚，是最基本的人权；就像无论你是什麽种族和颜色，都有上混合制学校的权利、在公共汽车上坐下的权利、住任何旅馆和公共娱乐场所的权利。即使政治权利，像选举权和其他宪法保护的权利等，和拥有家庭和婚姻的自由相比，都是次要的。毫无疑问，婚姻是属於不可被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范畴的。 ” 我很喜欢的一个右派专栏作家沙列文（Andrew Sullivan）就是一个同性恋者，他是右派阵营为同性恋婚姻而呼吁的最强声音。他最近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谈到“人生最重要的日子不是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不是找到工作的那一天，也不是买第一栋房子的那一天，而是结婚的那一天。那一天，你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庆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你的幸福，你建立新家、找到爱的能力，这些才使人生其他的一切有所指望。”但作为同性恋者，他对这个最重要的日子却只能是奢望。他还说，他被邀请参加过很多婚礼，但是从来没有人想过，他本人却被剥夺了这个那麽自然的权利。 阿瑞蒂和沙列文的话初听起来似乎有理，但认真推敲则站不住脚。所谓公民权利被剥夺或损害，主要有两层意义，第一，别人都有的权利而你没有。今天任何成人都有和异性结婚的权利，并没有因为你是同性恋，法律就不允许你像其他人一样和异性结婚（至於同性恋和异性结婚是否道德，则不在法律解决范围）。第二，你个人的言行受到侵害，个人的生活受到干扰，所以需要法律保护。而今天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一样，完全有相爱的自由，并不受到社会体制和法律意义上的干涉。 而婚姻这个形式的意义不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是它外在的社会意义，它是男女性爱关系的社会认可，是人类有史以来为了社会的稳定和良性发展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体制。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没有法律限制没有结婚的人发生性关系，或者生儿育女；也就是说，有没有婚姻，每个个人的性爱生活和自由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和制裁，同性恋并不例外。 人类社会体制必须得有一些基本的规定性，并不是什麽事情两人都同意做，社会就必须认可。你不能说有自由可以做的事情、两个人愿意的事情，就必须得到社会体制的认可。比如说，婚外性，成人在两相情愿的情况下，有自由可以做（也就是说并不受到法律制裁）；但却没有理由要求社会体制上的认可，否则三妻四妾的体制就应该被允许存在，只要有人愿意的话。其实上述阿瑞蒂的主张就等於如此，我愿意和谁结婚，就应该有完全的权利和谁结婚。一个女子就完全情愿和一个已婚男人结婚，那麽她就应该有这个权利？那个已婚男人也有这个权利？ 所以说，并不是人们两相情愿的事情，社会就得提供体制上的保护。同性恋要是可以结婚的话，这里还有一个滑坡理论∶如果一个女儿就是死死活活地爱她父亲，那麽在两人都同意的情况下，一对父女可不可以结婚？同样，兄妹可不可以结婚？两个兄弟可不可以结婚？两个姐妹可不可以结婚？母亲可不可以和儿子结婚？如果这些两相情愿的结婚要求不被允许的话，是不是就是歧视和剥夺公民权？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甚至看到过一篇文章里说，一个英国人就想跟他的狗结婚。那种只要两相情愿就可以结婚的说法，为上述任何一个极端行为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如果人类没有基本的准则，什麽事情社会体制不接受，就抗议是歧视，那歧视人和狗结婚也是不可以的。 另外，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这些概念都是由於男女婚姻关系而创造出来的，如果两个男人结婚，两个女人结婚，那麽谁是丈夫？谁是妻子？角色由谁来定义？你说我们俩愿意怎麽定就怎麽定，那些概念和我们无关。那这就是无法无天了，人就可以既不按上帝法，也不按自然法，更无视人类几千年的传统，愿意怎麽闹就怎麽闹了。 你俩愿意角色混乱、模糊、没有规矩也可以，那孩子怎麽办？随著同性恋婚姻被批准，接著就会由很多同性婚姻家庭领养（或借种生养）孩子；你让天真无邪、无助无辜的孩子要麽有两个爸爸，要麽有两个妈妈，从小就没有男女界限，或男女角色混乱，导致心理不正常、不健康，这就是对孩子的不道德和不负责任了。 而且父亲和母亲，男人和女人对孩子具有不同的榜样的力量和影响力，而那同性恋家庭的孩子就不仅被剥夺了这种选择权，还很可能受影响，长大成为同性恋。虽然同性恋到底是先天带来，还是後天形成一直有争议，但客观地说，起码有一部份是後天被影响而选择的。所以，如果孩子不是先天，而是由於受同性恋父母的影响而长大成为同性恋的话，那麽这又是一个道德问题了。因为我曾问过一些同性恋者，如果再有一次生命，让你自己选择，还愿不愿意做同性恋，他们都回答，绝不愿意，因为同性恋太痛苦了。 有人强调，以前不同种族之间通婚都是法律不允许的，现在不全都改变了吗？但是不同种族通婚和同性恋结婚是有本质性不同的。无论白人，黑人，亚洲人或任何其他种族之间通婚，都不改变丈夫、妻子、父亲、母亲这些人类最基本的概念。 上述沙列文撰文争辩说，“我们只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团体，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到五，而真正会走向结婚的，也不过只占所有婚姻的百分之一（因为相当一部份同性恋者并未见得想结婚），就别那麽跟我们过不去了吧，让我们结婚又影响别人什麽呢？” 从个人的情感上来讲，我一点也不认为同性恋结婚对我有任何妨碍，或看著不舒服。相反，1996年我就在北美《世界日报》发表过长篇关於同性恋的采访报导，通篇持同情者的态度。尽管今天我对该文中的某些观点已经有所修正，但仍支持给予同性恋者“伙伴关系”的权益，诸如遗产继承权、健康保险和税务等方面相当於已婚夫妇的权利。当然更坚决反对在就业及其他方面对同性恋者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其实，由於采写关於同性恋的文章，我交了一些同性恋朋友，曾跟他们深入地探讨过同性恋的深层心理因素等问题；有时看著他们分分和和，还曾像对异性夫妇朋友那样，试图帮助他们和好。所以非常能理解他们的苦衷，甚至也希望他们能像异性恋者那样，由於婚姻的约束，而使他们的关系更稳定一些。 但是，无论是根据上帝法，还是自然法，还是人类几千年建立起来的文明，人类必须有所不为，社会准则应有底线。另外，由於二十世纪宗教意识的削弱、性解放运动等等，异性恋者的婚姻家庭已经很不稳定，如果再把性伙伴关系比异性恋更不稳定的同性恋也纳入婚姻范畴，那就会对传统的男女婚姻造成更大的冲击。正如纽约基督教联盟主任比尔．班纳茨（Bill Banuch）所说，“如果我有一公升黄金，政府忽然宣布沙子现在也可以被叫做黄金，并且有同样的价值，那我手里的的黄金成什麽了？根本不值钱了。所以，同性恋结婚，不仅会降低婚姻的价值，还会损害整个社会秩序。 ” 退一步讲，即使同性恋结婚，也应该在法律下进行。而现在美国并没有允许同性恋婚姻的法律，是旧金山市长、新墨西哥的官员等，在明显违背当地法律的情况下，硬是颁发结婚证书，这就属於公然违法。美国所以强大，一个重要原因是有法治，依法治国。同性恋者的诉求，应该通过法律渠道，而不是靠执法者以违法的方式来实现。 同性恋结婚问题十多年前在美国就开始讨论，但在此时重新热起来，就会成为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议题；而这个问题炒得越大，越会对民主党候选人造成困境，因为共和党的布什总统态度一直非常清晰∶明确反对同性恋者结婚。共和党的选民也很清晰∶反对和支持同性恋结婚的比例是五对一。 而民主党候选人就比较棘手，因为支持弱者、少数人的权利是他们的主要议题。但无论如何，美国是一个基督文明的国家，在多数人心中，上帝的意志是不可违背的。所以，几个月以前，民主党前六名候选人虽然都同意给予同性恋者相当於结婚者的法律权利，比如报税、继承财产权等，但反对他们结婚。甚至在所有社会议题上都非常左倾的前第一夫人希拉莉，也是反对同性恋结婚的。她在2000年的时候曾表示，“婚姻自有时间起就有著历史、宗教和道德的内容，我认为婚姻就像婚姻一直就是的那样，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在民主党选民中，反对和支持同性恋结婚的比例很接近∶48%对46%；也就是说，反对同性恋结婚的比支持的只多两个百分点，所以，虽然同性恋者多是民主党，但这个议题越炒，却越给民主党候选人造成困境。 美国总统大选向来有两大议题∶经济和外交，现在，美国经济明显复苏，伊拉克战後局势趋向稳定，民主党在这些议题上都不占优势；现在又出来两个难题∶一个是同性恋婚姻，另一个是极左派的前绿党领导人纳德尔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出来竞选总统，明显会抢左翼的票源，这些都会使民主党走向白宫的梦想更加飘渺。 （原载《多维新闻网》2004年2月24日） |
| 耶稣受难引来媒体大战 2004-03-05 |
| 耶稣是美国人的头号英雄，所以好莱坞著名影星梅尔．吉布森导演的《耶稣受难记》引起媒体的极大关注和争论并不奇怪。最早是去年三月初，《纽约时报》周刊发了一篇文章，指责吉布森的电影宣传反犹，因为影片中犹太人参与了杀害耶稣。该文并指出，原教旨天主教徒的吉布森的父亲不承认二战中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该文观点引起右翼学者的不满，於是福克斯（Fox）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评论节目主持人欧莱利（Bill O`Reilly）为吉布森打抱不平，认为《纽约时报》是出於反基督教的世俗化意识形态，明明知道吉布森本人是承认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却故意借老人的口污蔑吉布森本人，诋毁这部凸显耶稣受难过程的影片。
在影片即将放映的二月中旬，电视大战开始。ABC电视台头号女主播黛安．索耶（Diane Sawyer）在黄金时段做了一个小时的吉布森专访。基本上是从世俗角度，就一系列有关该片的争议，给了吉布森一个解释这部影片和他自己为什麽制作这部影片的机会。索耶接著在第二天的“早晨好美国”节目里进行了跟踪报道。NBC也不示弱，乾脆派了“Dateline”主播史东．菲利普斯（Stone Phillips）去耶路撒冷做了一小时的“耶稣的最後日子”的专题片，寻求历史以来人们对耶稣最後时刻的记述。CNN随後跟进，其头号女主播波拉．赞（Paula Zahn）给吉布森做了半个小时“新闻人物”的专题，紧接著男主播艾融．布朗（Aaron Brown）做了一小时题为“耶稣之谜”的专题片，谈到虽然从当今科学的角度，很难解释《圣经》里耶稣拥有超自然之力的神奇故事，但信仰之谜则更难解释。该专题片由於很受欢迎，在《耶稣受难纪》上映的那个星期又重播。各大基督教电视台更是多次播出“《耶稣受难记》制作过程”的纪录片和对吉布森及该片主要演员的专访等。 除电视大战之外，《时代》周刊做了专题，《新闻周刊》和《浮华世界》做了封面故事，《纽约时报》艺术版做了长篇报导，纽约地方版则做了题为“耶稣到底长什麽样”的专题，还有言论版的多篇评论。 而在影片上映的当天（2月25日），三家主要有线新闻电视台（Fox，MSNBC，CNN）的全部政治评论节目都在讨论这部影片（有的给了全部时段）；陆陆续续的讨论持续至今。美国主要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华盛顿时报》和主要知识份子杂等也都发表了各种对该片的评论。而以右翼观点占绝对压倒多数的广播电台政治脱口秀节目更是被这个主题主导，几乎是随便拨到哪个台都在谈《受难》。 《耶稣受难记》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已经由上映五天即创造一亿二千万美元、仅次於《魔戒：王者归来》的票房纪录而被证明；它也正在应验著一位赞赏这部影片的犹太教士在电影放映之前所做的三个预言：第一，吉布森和他的电影公司将会赚大钱，那些在犹太组织压力下拒绝发行该片的好莱坞发行商则自吞苦果。第二，《耶稣受难记》将成为有关圣经故事中最著名的电影，并将一直成为影业界讨论的话题。第三，会更加强千百万基督徒对耶稣的信仰，同时将促使一大批“没有信仰”的美国人去拥抱基督教。并且，这部影片将成为美国第三次伟大的宗教觉醒的报春鸟。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3月4日） |
| 耶稣在美国再次起争议 2004-03-05 |
| 好莱坞著名影星梅尔．吉布森导演的《耶稣受难记》未上映就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议，上周三上演以来更引来报纸、电视的一片评论和激烈争论。主要是一些犹太人认为，电影写出犹太人出卖耶稣，要求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暴民也主要是犹太人，会煽起反犹主义。《纽约时报》影评家斯考特则批评说，把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淋淋的耶稣一遍一遍地展示在观众眼前，太残酷，是渲染暴力。
我在首映的当天看了这部影片，觉得上述批评都是无的放矢。因为犹大出卖耶稣，以及要求处死耶稣的暴民多是犹太人，都是《圣经新约》里的记载，这些故事几乎全世界皆知，吉布森只是据实拍片而已。而且耶稣和他的母亲，以及门徒等，也都是犹太人，电影明显是在赞颂耶稣，从这个角度，也不是反犹。而所谓过份暴力，也是夸大其词，因为好莱坞比这更血淋淋的片子多了。这部电影所以细腻展示耶稣临死前12小时遭受的凌迟般的鞭抽、棍打等，只是为了提醒世人，上帝的儿子为赎人类的原罪（sin），付出多大的牺牲。同时警示世人，人的原罪像深渊，可以说是邪恶无边！ 刚刚过去的20世纪，就是人类的原罪蔓延、邪恶无边的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蔓延大半个地球，结果导致一亿二千五百万人死亡。这个数字超过了20世纪前1900年间人类非正常死亡的总和！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在《当代》（Modern Times）一书中指出，20世纪的一系列灾难都渊源於对原罪的否认，都由於人和上帝的关系断裂而导致。今天，继续在全世界发生著的灾难、在中国发生著的人类空前的腐败堕落，与人们不信上帝，不承认原罪有直接关系。也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所指出的，“如果没有上帝，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被允许的。” 约翰逊预测，21世纪，可能是人类和上帝修复关系的世纪。而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吉布森拍摄的这部被美国很多影评家称誉为“伟大杰作”的影片，可能将成为本世纪传播福音、帮助世人搭设灵魂的桥梁，通往上帝的重要工具。影片中那只握著钉耶稣的钉子的手，是吉布森自己的手，这是他的刻意之作，强调“是我自己的罪参与了杀害耶稣”，期待以此唤起世人对原罪的认知。 《耶稣受难记》在北美上演五天，收入就破一亿美元大关，成为好莱坞电影上演五日票房亚军（仅次於去年的《魔戒三部曲：王者再临》），因为95%的美国人相信有上帝（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引用的数字），受洗基督徒占美国总人口的40%， 在美国军队，基督徒高达75%。今天美国所以成为全球唯一超强，和基督信仰与文明在美国的发展有重要关系。马克斯．韦伯一百年前到美国考察，随後写出《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指出美国之所以充满活力、资本主义发展迅速，和从欧洲逃到美国来的新教徒带来的伦理道德、基督文明有直接关系，基督信仰所产生的道德力量在经济活动（包括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中起到根基性作用。 去年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发表“为什麽美国超过欧洲（线索：上帝的因素）一文，通过很多数字再次印证了韦伯的观察，指出美国的经济所以一直比欧洲好，和绝大多数美国人有宗教信仰有直接关系。在荷兰、英国、德国、瑞典、丹麦等国，每月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不到10%。在天主教的意大利和爱尔兰，每月去一次教堂的人也不到三分之一。48%的欧洲人从来没有去过教堂。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说“上帝”对他们来说没有什麽意义。而在美国，82%的人说，上帝对於他们来说“非常重要”。 20世纪初，小说家康拉德在写给罗素的信中，针对罗素的最後一本书《中国的问题》感叹说，“对中国人和我们所有人来说，唯一的救赎疗法是人心的改变。”他这里“人心的改变”只有通过修复和上帝的关系来达到；而耶稣的受难，则诏示人类，只有爱与宽恕，才能拯救人心；而只有人心的改变，才能使世界避免灾难。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3月3日） |
| 台湾大选和中共武力犯台 2004-03-01 |
| 每到台湾选总统，中共都要威胁，以前是导弹演习和高官威胁动武，这次则是通过台湾内部统派媒体吓唬说，如果公投，就等於选择战争。中共真有能力武力攻台吗？各种数据和研究显示，北京虽有这个愿望，但缺乏这种实力，它的战争说，更多是吓唬人，不让台湾人民做出深化民主、走向主权的选择，而屈服於共产党的一国两制。制约中共武力犯台的因素很多，简单说，至少有下述八个：
第一，台湾海峡是天然屏障。 当年希特勒的军团占领了大半个欧洲，但打不下英国，就因有个英吉利海峡。中共的海空能力迄今逊於台湾，无法安全渡海。美国知名学者季北慈（Bates Gill）曾指出，中共海空军都算上，只能把二万一千人运到台湾海滩，中共连把20万部队从蒙古运到越南的能力都缺乏。无法解决运输问题，就无法真正攻台，因台湾有几十万正规军，还有一百多万後备队；运到海滩二万人，等於送死。 中共虽有近五百枚导弹瞄准台湾，但从近年几场国际战争来看，仅靠导弹不能解决问题。美国对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最後都是靠地面部队才打赢。如果这次台湾公投结果是多数人民要求增加导弹防御和军费，那麽台湾增加国防，尤其是“心防”能力之後，更对中共对台动武起到制约作用。台湾如果发展自己的导弹打击力量，更有利台海战略平衡。冷战时代美苏都拥有打击对方的导弹，结果相互威慑，反而没有爆发战争。台湾可以通过加强国防和心防，增大制约中共冒险的能力。 第二，美国的可能干预制约北京。 一旦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干预的可能性很大，这主要取决於三点：一是《台湾关系法》明文规定，要协防台湾。这是国会通过的法律，其地位高於华盛顿和北京签署的政府之间三个公报； 二是现在美国是主张强大国防、反对共产主义的右派共和党政府执政，布什总统把向全球推广民主自由价值视为促进世界稳定的根本之途；因而在共产主义全球崩溃的今天，美国绝不会坐视共产中国用武力吞掉民主台湾； 三是美国不管哪个党执政，都强调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而台湾的安全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之一，因为如果台湾沦陷，不仅亚太战略平衡被打破，而且中共海军进驻花莲港，将不再是内陆海军，而通过进入西太平洋而挑战美军，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局面。 如果美国干预，中共将惨败，因为中美军力悬殊。美国的海空军都较中共占绝对优势，美国有九个航空母舰群（中共一艘也没有），美国战机已有三分之一是第四代，而中共空军才有部份第三代，其他都是老旧的。美国前太平洋部队司令布莱尔评估说，中共军力仅相当於美军越战时的水平，比美国落後至少30年。 中共最近“人代会”虽宣布增加两位数军费，其实际军费可能高达四百亿美元或更多，但即使如此，也只是美国军费开支的十分之一。美国下年度军费开支，将是全球其他192个国家的军费总和！美国人口占全球5％，但产值占全球43％，是中国的九倍！中共虽有20枚可打到美国的导弹，但美国有一万枚，是中国的400倍！美国还在南韩、日本等全球150多个国家有驻军和军事人员，这些都是中共完全望尘莫及的。除了这些硬体之外，在军人素质上，中共军队更是远远无法和美军相比。 第三，中共经济能力有限。 自邓小平提出经济为发展中心後，中共一直在推动这个目标。而一旦对台动武，这个目标将被中断，而中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台湾的四百亿美元和全球的六千亿美元投资，还有来自中国老百姓的九千亿存款。如果中共对台动武，全部外资要中断，老百姓还由於恐惧，要到银行挤兑，这可能造成全国性经济混乱或崩溃。北京官方虽宣称经济发展总是八点几，九点几，但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底子相当薄弱，人均收入才800多美元，低於伊拉克战前水平；是俄国的四分之一，台湾的20分之一。中共今天根本没有打仗的资本。 第四，中共没有能源支撑战争。 中国十年前就因能源短缺，开始依赖进口石油。去年中国的原油进口已占80％，成为取代日本後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首位是美国）。中共原来期盼从俄国铺设石油管道解决油荒问题，但莫斯科由於不信任北京，这个方案也基本搁浅。而中共战略储备石油现只够15天（美国是120天，日本是160天），一旦中共对台动武，它的石油进口路线（狭长的马六甲海峡）被切断的话，不要说飞机军舰无法启动，15天後全国都得停电。战争不仅是打军事，更是打经济，打石油，中共迄今仍没有这个本钱。 第五，中国内部严重不稳。 中共的治国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这等於告诉世人，那块土地到处都有不稳定，因此才会特别地、不断地强调。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严重不公，已造成天怨人怒。工人失业，干部下岗，农民重税，但共产党官员却以权换钱，几乎人人腐败。这点仅从今天这个省长被逮捕，明天那个市长被枪毙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前中共“人大委员长”万里曾到农村视察，问需要什麽，农民回答说“需要陈胜吴广”。如果中共对台动武，就可能老百姓乘机造反，推翻中共统治。而且仅战争中的军队调动，就增加军事政变的可能。 在全球共产主义大势已去的今天，中共是恐惧而采守势的；它最担心的不是台湾，而是在中国失去权力。因此任何的战争、军事调动、内部权争，以及人民不满爆发，都可能葬送它的权力和统治，这是中共的“死穴”；打台湾之时，可能就是共产党垮台之日。仅凭这一点，它也不敢轻易对台动武。 第六，民族矛盾激化的制肘。 西方专家称西藏和新疆是两个火药桶，中共一旦对台动武，这两个火药桶就可能引爆。中共虽然对西藏进行殖民统治和社会改造，但完全失败。藏人家里白天被迫挂江泽民的像，但晚上翻过来，後面是他们真正爱戴的达赖喇嘛的像。新疆的东土人则是直接反抗，和中共军警的武力冲突不断。东土独立运动主席贝肯将军在土耳其接受我采访时曾说，如果中共三点钟打台湾，他们四点钟就全疆起义，说那是机会。 第七，江胡温已是末代皇帝。 毛邓那一代领导人，由於打江山出身，有股霸气和蛮劲。但即使毛邓，也知道台湾是烫手山芋，不可碰。现在的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气质和毛邓不可同日而语。江喜欢弹琴、跳舞，说英语（虽然美国人听不大懂），唱“泰坦尼克号”电影主题歌“我的心永在”；胡锦涛则是一脸拘谨，长期做儿皇帝，被训练得如同木偶；温家宝则像个小地方的账房先生，见人就拱手做揖，他们更没有胆儿来按那个攻打台湾的导弹按纽。 如果说毛邓那代领导人还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想实现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建立中国式的“动物农场”，但江胡温则什麽理想也没有，他们只想一件事，就是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脑子里既没有所谓的“祖国统一”大业，更不为中国和台湾人民的民生利益著想，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是没有任何理念支撑的共产党唯一可利用的意识形态，用它来维持他们越来越不稳定的权力。但一旦这种煽动玩过了头，影响到他们的权力，他们绝不会再往前走。 第八，中共受到前後夹击。 911之後，美国全球强势反恐，强化了美日军事联盟，日本战後首次可以出兵（伊拉克）；而日本强调的“周边状态”不会坐视，主要指台海危机。同时美国和印度的军事关系也由於反恐而得到空前强化，美印以色列正组成新的战略三角；由此形成美日联盟在前面，美印联盟在後面，前後夹击制约中共的战略态势。同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南韩、菲律宾、台湾（新加坡、泰国、印尼等正在加入），正在形成一个亚洲的“准北约”，以制约中共可能的军事扩张。 共产国家的军力总是被夸大 中共打台湾的後果如何，其实只要看看俄国打车臣的结果就会知道。车臣和台湾完全不同，它不曾是一个国家，没有经济实力，更无受过训练的军队，又没有海峡屏障，同时美国国会没有“车臣关系法”和协防车臣的责任，而且美国在车臣周边也无驻军，但俄国打了十年，死了十万人，迄今仍无法解决车臣问题。可想而知如果中共打台湾，更会大失败。 上述的事实证明，中共没有攻占台湾的实力和条件。它的战争说，更多是恐吓和威胁，阻止台湾人民走向民主和主权独立，因为台湾的民主是一面镜子，越来越照出中共独裁统治的丑陋。如果这次台湾公投成功，台湾人民发出向北京霸权说“No”的声音，那麽台湾政府将会加强国防，购置更多的防御武器，并增加台湾人的心防，结果将更使中共对台动武的幻想破灭，使台湾更安全，更有能力迈向深化民主、凸显主权的方向。 （原载香港《动向》2004年3月号） |
| 中共无法控制台湾民意 2004-02-23 |
| 台湾第三次总统大选和首次全民公投的日期渐近，不仅参选人忙碌，投票人紧张，连隔岸观「火」的中共政府也绝不轻松。虽然这次北京好像吸取了上两次的教训，迄今为止还没有直接地进行军事威胁，但它对台湾大选的干预从未停止过。
不仅瞄准台湾的四百九十六枚导弹绝不撤销，而且共产党完全控制的新闻媒体，对为台湾争主权的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的战火，早已强烈、密集地展开。打开任何一家中共控制的中国媒体，就台湾大选，所有的报道都是对陈水扁、吕秀莲不利的消息，所有的评论都是对陈吕的抨击。其一面倒的攻势，简直犹如四百九十六枚飞弹的先遣部队。 北京国台办官员更是不断发表讲话，不仅指控台湾公投是把台湾带到灾难的边缘，甚至暗示有对台湾动武的可能。在国际上，北京则利用它的经济能力和市场，开展金钱外交，诱使法国和美国的总统「警告」台湾，通过间接手段，试图阻止台湾公投。 中国共产党自从用暴力获得权力、在中国建政之後，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选举，用监狱、警员、军队，镇压一切不同的声音，现在还想要用飞弹的长手臂来夺走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得到的选票，这种霸道台湾人民凭什麽忍受？今天中共无法阻止台湾已经进行第三次的全民直选总统，就拼命阻挠更进一步直接表现民意的全民公投。 中共以它自己的思维逻辑认为，由於「正名、公投、制宪」是陈水扁的民进党提出的主张，那麽反对陈水扁当选，就可以阻止台湾修宪，以达到阻止台独倾向的目的。独裁者所无法理解的是，台湾今後是否走独立建国的路，决定性因素不在陈水扁或连战。到底是陈水扁吕秀莲走「独」的胆子大，还是连宋走「统」的胆子大，这根本不取决於中共为谁壮胆，或中共媒体以及其煽动下的民众喊杀喊打的分贝有多高，而是手里握著选票的台湾人民。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无论谁当选，都得顺从多数台湾人民的民意，否则下台，就这麽简单。 中共极尽全力，动用其密集的媒体宣传，力挺国民党和亲民党候选人，难道他们真的以为，如果连宋当选，他俩就有可能像江泽民把相当於三十多个台湾的土地轻松潇洒地送给俄国一样，把台湾岛送给中国？ 陈水扁政府为台湾争主权的努力，不仅是他们的理念，更是顺应民意。在有了新闻自由的台湾，这种争主权、要尊严的诉求，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共鸣。今天的台湾离真正的自由还有相当的距离，因为她的一举一动都要看中共的脸子，而中共从来都不给台湾好脸色。 没有一天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台湾人民，凭什麽在国际舞台上毫无地位？即使在奥运会等体育比赛上，许多只有一、二万人的小国都可以骄傲地打出自己的国旗；而拥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经济居世界前茅的台湾则什麽名份也没有，台湾队只能打出「中华台北」的旗号，英文是「Chinese Taipei」，外国人哪里能弄清楚这是什麽意思？有言论自由、政治投票自由的台湾人民凭什麽要忍气吞声接受这个莫名其妙的名称？ 中共不承认，也不允许别人承认台湾的地位；他们连台湾大选是选总统都不承认；他们无法面对陈水扁、吕秀莲是台湾正副总统这个全世界人民都清楚的事实，只有表现这种荒唐：称陈水扁为「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吕秀莲为「现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居然制造出「副领导人」的说法。 他们自己把近五百枚飞弹的真火药瞄准台湾，却嘲讽台湾选情的战火，说是「选举梦魇」。没错，台湾的选举和公投的确是中共的梦魇，他们害怕台湾独立还在次，更重要的是，他们怕台湾这面镜子，越来越清楚地照出对岸那个霸道的独裁政权的丑陋；对岸的中国人民将越来越要提问，我们为什麽不能选总统？ 在选票成为全世界多数国家人民手中的武器的今天，独裁政权不仅根本无法左右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就连被它劫持的国家的人民，都在不断挑战，并必将推翻那个不是用选票支撑的制度。 （原载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2月18日） |
| 美国扬弃激进左派 2004-02-11 |
| ——先被抛向天空，最後却惨败落地,身价如泡沫高科技股票般暴跌。究竟什麽原因导致了这种罕见的选情？ 极端者一般很难赢得多数掌声，更别说选票了。但迪安为什麽能自去年夏天以来一直倍受媒体宠爱？这里有几个和往年不同的特殊原因——
美国今年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内初选已基本决出胜负，截止上周末，麻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克里（John Kerry）在十一个州的选举中赢了九个，被民主党提名几成定局。而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在媒体上一路领衔、呼声最高的前佛蒙特州长迪安（Howard Dean）则一个州也没赢，明显会被淘汰出局。他在这次大选中先被抛向天空，最後却惨败落地。究竟什麽原因导致了这种罕见的选情？ 迪安是民主党十名候选人中左派政治理念最极端的一个，他自始至终旗帜鲜明地反对伊拉克战争，反对布什的减税计划，主张扩大福利，支持种族配额制，支持堕胎，要求用法律保护同性恋「结合」关系等等；全方位地和布什总统的每一项政策做对。这种极端者一般很难赢得多数掌声，更别说选票了。但迪安为什麽能自去年夏天以来一直倍受媒体宠爱？这里有几个和往年不同的特殊原因。 首先，由於九一一美国本土遭袭击，导致自八十年代末开始持续回升的右翼保守派势力更加迅速地反弹。在冷战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於相当弱势的右翼媒体开始稳步扩展，媒体大亨梅铎旗下的福克斯电视台，刚成立七年多就在收视率、尤其是政治评论节目全面击败左倾的CNN；同是梅铎集团下的右翼《纽约邮报》也一举跃升为全美第八大报。而在《纽约时报》非虚构类图书的畅销榜上，右翼学者的著作更是和左派作品展开了近乎肩并肩的激烈竞争。这些情形是习惯了左派思潮强势主导的主流新闻界所难以接受的。 其次，由於传统保守价值的回升，促使共和党在二零零二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获胜，形成共和党过去四十八年来首次掌控白宫和参众两院的局势；同时州长和地方政府也以共和党占多数；而且由於反恐和伊拉克战争，布什总统在美国民众中的声望大幅上升。这些导致左翼民主党产生了相当大的失去权力的沮丧感，尤其是左派的先锋队——主流媒体，更是憋著一股气，难以找到发泄点。 在这种情况下，迪安以激进左派的姿态出现，全面对抗布什，像是给左翼媒体打了一支强心剂，支持他感觉非常过瘾，可以出一口对布什和右派势力的气，还可以排解一下两年多来的沮丧感。所以哄抬迪安首先是左派主流媒体的一种情绪化反应。 有主流媒体做迪安的啦啦队，高频率地在媒体曝光，还得到了前副总统高尔、前总统卡特、金融投机大亨索罗斯等左派名人的背书，迪安的竞选自然气势如虹。《纽约时报》报道说，连随他的竞选团追踪采访的记者们都跟著沾光，电视报道排重要时段，报纸采访上头版，有的记者甚至寄望获白宫职位，签高价书约（写迪安传记）。迪安在这种势在必得的情况下，年初已经开始要选副总统搭挡了。 但「造势」如虹、被主流媒体如此看好的民主党候选人，为什麽在选举真正开始後却一败涂地，居然一个州也没赢呢？这里起码有三个原因： 第一，多数民主党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并不是看煽情效果，而是考虑自己的候选人是否有击败布什的实力。第二，美国媒体对选民的左右能力并不起决定性作用；普通选民比媒体理智。它说明，以主流媒体为代表的极左派意识形态在民主党选民内都行不通。第三，迪安首场爱荷华州竞选失利後，在晚会上声嘶力竭地嚎叫，则正式敲响了他败选的丧钟。 CNN评论员说，「那个叫喊简直能把孩子吓哭了」；还有评论调侃说，「美国的很多玻璃可能也要被震碎了」。连左派的《纽约时报》也报道说，「一度被认为具有摇滚乐队精神的迪安竞选团，现在则是一副送葬都找不到路的气氛」。上周末的民调显示，迪安的支持率已经降到百分之八，他的身价如泡沫高科技股票般暴跌，连最早出来支持他的前副总统高尔都成了票房毒药。 当然，对迪安的大起大落最开心的是晚间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他们在失去了柯林顿这个活宝之後，一直找不到寻开心的对象，这下迪安总算给他们帮了一个大忙。 （香港《苹果日报》专栏 2004年2月11日） |
| 用实力和独裁者“讲话”—美国新保派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2004-02-10 |
| “用独裁者听得懂的语言讲话”，这是目前美国保守派理论界的一句流行口号；也是近年美国强势外交的基调。布什政府执政三年来，以先发制人的战略，打赢了对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场战争。在实力外交的威慑下，利比亚告饶，伊朗妥协，叙利亚让步，最近北韩也表示要放弃核武。
和克林顿时代完全不同的布什外交政策为什麽能取得这些重大的成果，哪些因素起到了作用？答案之一是，“新保守主义派”（neo-conservative）成为影响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力量。不仅这种理论思潮目前在美国学界相当走红，而且很多持这种理念的人，进入了布什政府，从理论和政策制订两个层面，具体地影响美国的内政外交；像副总统切尼，副总统幕僚长利比，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夫维兹，助理国防部长费斯，防御政策董事会前主席波尔等，均属这个阵营。 ●强烈反共的理论派别 新保派的鼻祖是已故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施特劳斯（Leo Straus），活跃在当今美国政学界的很多要人都是他的弟子或思想传人。1973年去世的施特劳斯一生强调把道德力量融入美国的对外政策，极力反对20世纪流行的道德相对主义，强调善恶分明，主张用正义的力量击败邪恶。施特劳斯的世界，是黑白分明的世界，而不是西方左派们模糊是非、混淆善恶的所谓相对主义。 现在被称为新保派“教父”的是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他是研究对外政策的美国重要刊物《国家利益》的创始人，著有新保派经典著作《新保守主义：思想的自传》；他的儿子小克里斯托尔是被《纽约时报》称为白宫必读物的保守派旗舰杂志《标准周刊》的主编，并是被视为布什政府智囊团的研究机构“新美国世纪”的发起人。这对父子，是新保守主义风潮的领衔人物。 新保派发源於20世纪70年代，其主要成员都曾是左翼自由派（liberal），很多还是知名左派，他们反对斯大林，但信奉托洛斯基的共产主义；後来觉醒反戈，成为一支强烈反共的保守主义理论派别，被称为“觉醒的自由派知识份子”。 ●建立民主帝国，强势传播自由价值 在经济政策上，新保派和传统保守主义没有太大差别，也是主张减税，小政府，限制福利，充分的市场经济，支持全球化，认为经济发展“对那种呼吁平等的幻想、对那些政治宣传煽情，有更多的敏感和拒绝能力”。但新保派不认为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描绘的那种计划经济的警告是急迫的，也不认同哈耶克所结论的那种计划经济是自然本性的、不可避免的。 新保派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外交政策上，它主要强调：其一，“不管世人欢迎还是拒绝，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军事强国。”美国要利用这种特殊地位，推行实力外交，担任“国际警察”，建立美式民主帝国，向全球传播自由价值； 其二，对专制势力进行遏阻，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解决，美国应敢於使用其军事力量。美国的军事力量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军事能力的总和，占全球50％。“如果你有这麽强大的军事力量，那麽不是你去发现机会使用它，就是世界将为你发现这种机会”； 其三，在全球强势打击恐怖主义，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两场战争只是开始，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对付伊朗、北韩、叙利亚等流氓政权； 其四，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仅体现在石油等经济层面，更应体现在道德层面。美国有道德责任，来帮助民主国家抵御专制势力的侵犯和攻击，这是美国更大的“国家利益”； 其五，反对国际大政府的思路，倾向美国联合志同道合、理念一致的国家，来解决世界争端，而不是通过腐败、无能、纸上谈兵的联合国；“建立世界性政府是个糟糕的主意，因为它将导致世界性的专制。对於那些起到世界性政府角色的国际机构，应该保持深深的怀疑态度”； 其六，强调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对於美国来说是一种自然、健康的情感；尤其美国是移民国家，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力量的美国式情感”。 ●五年内新保派主导美国外交 新保派不仅进入美国政界，其思潮更活跃在当今美国知识界，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曾写出知名著作《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的康奈尔大学教授、已逝的阿兰．布卢姆（Allan Bloom），曾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後的人》知名学界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是布卢姆的学生），保守派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他曾以布卢姆为原型，写出传播保守派价值的知名传记小说《Revelstein》），在美英澳都拥有报刊电视的媒体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美国福克斯电视和《纽约邮报》等媒体的发行人），美国《新共和》杂志资深编辑、多产的保守派政论家沙利文（Andrew Sullivan），登上美英法德畅销榜的《权力和天堂：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欧洲》作者卡根（Robert Kagan），美国保守派重要杂志《评论》主编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以及前述的克里斯托尔父子。 除此之外，还有美国最高法院的唯一黑人大法官托马斯，《诽谤》（批评左派媒体）和《叛变》（为麦卡锡翻案）两书的作者、知名保守派女作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福克斯电视的主播奥莱利，汉尼悌等，还有保守派研究机构“美国企业基金会”，“传统基金会”中的很多学者，都被视为“新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主要力量。 这些保守派研究所，有影响力的学者和教授、作家等，已形成美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越来越走向强势的保守主义思潮，对美国的内政外交走向正起著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新保派的特点是：充满信心和希望，不悲观；著眼未来，不怀旧；基调是快乐的，而不是左派知识份子那种灰暗、沮丧和永远抱怨的态度。 美国大选已揭开序幕，如果布什赢得年底的总统大选，那麽意味著，在下届总统任期的四年之中，美国的对外政策，可能基本仍会继续沿著新保守主义的理念轨道前行，它对打击恐怖主义、遏阻共产专制，制约流氓政权，向全球传播民主自由价值，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原载《开放》2004年2月号） |
| 中日争夺俄国石油的“战争” 2004-02-09 |
| 中日两国是能源短缺的亚洲大国，目前正在为争夺俄国的石油而进行一场悄悄的战争。到底俄国是向中国大庆铺设石油管道，还是向日本海附近铺设石油管道，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以及对台动武的可能性等，都具有一定影响。
●中共石油短缺严重 中国自1993年就出现石油短缺，成为石油进口国；过去10年，由於经济发展迅速，能源越显缺乏，石油需求量每年增加5.77％，但石油提供力仅为1.76％，因而石油进口比重直线上升。 中国海关今年初公布的统计显示，2003年中国共进口原油9,100万吨，比2002年（7,000万吨）增长了31％。中国的石油净进口已达到每天1,000万桶，占需求的80％，相当於美国2000年的输入净值。而2000年，中国进口石油只占需求量的35％。国际能源总署（IEA）的最新数字是，中国去年每天消费546万桶石油，日本每天消费543万桶石油，两国旗鼓相当。 《纽约时报》最近发表的“围绕俄国石油和天然气的亚洲战争”（The Asian Battle for Russia’s Oil and Gas）分析文章说，2003年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仅次於美国）；2030年，中国将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地处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是中国储量最丰富的油田，但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大庆的产油量，2002年已降到不足5,000万吨，为20年来的头一次。该报引述大庆高级工程人员的话说，主要是因为油量不多了，为了延长开采年限而有意减产。减产结果，将对中国石油短缺更造成压力。 《纽约时报》的文章说，目前中国由於石油短缺，有21个省（占三分之二）因能源短缺而对电力实行配额供应，并因此导致经常停电，2003年秋冬两季的停电次数，是去年同期的二倍。 ●日本石油90％靠进口 日本的情况更严重，石油90％靠进口，主要来自中东地区。据《纽约时报》引述国际能源署的数字，日本一年进口22,000万吨石油（中国是9,100万吨）。 中国石油进口主要从中东、经过印尼群岛附近的马六甲海峡输入。2001年经过这个线路输入的石油，占进口总量60％。除了中东情势不稳可能影响供油外，另外一旦中美发生冲突，中共没有能力防范美国海军可能实施的经济封锁。 日本的石油进口，也主要来自中东地区，也要经过狭长的马六甲海峡等险恶地段，因而一旦中东发生战争或冲突，日本的石油供应线也可能被中断。因而中日两国近年都表现出对俄国石油的强烈兴趣，希望从俄国铺设石油管道，来解决石油短缺及长途运输缺乏安全问题。如果日本从俄国每年获得5,000万吨石油的话，那麽日本原来90％依赖中东的石油，可以降低到60％。 ●胡锦涛到俄国游说 中共早在十年前，就开始游说俄国，希望从俄国获得石油。中国石油公司曾与俄国主要的民营尤科斯石油公司（Yukos）签署了框架协议，铺设一条石油管道，具体项目是： 由俄国西伯利亚靠近贝加尔湖的安加尔斯克（Angarsk）铺向中国大庆油田一条长度2,400公里的石油管道，简称“安大线”；计划在2005年开工，双方合作25年；该项目总投资28亿美元；由此中国将获得价值1,500亿美元的原油。 北京相当重视这个石油项目，前後派高层官员等访问莫斯科，希望推动这个管道计划：去年五月底，胡锦涛出任国家主席之後，首访国家是俄罗斯，石油问题是主要议题之一，双方就输油管道问题签署了意向书。 去年七月底，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莫斯科参加《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俄文版出版仪式後，拜见俄总统普京，以及俄外交部副部长及两名总统代表，俄媒体说，邓榕多次提及两国石油合作问题。 去年九月中旬，中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富才等率团赴俄访问，主要是谋求俄国不要在铺设石油管道计划上变卦。 ●日本承诺援俄75亿美元 日本也致力想从俄国获得石油，小泉首相等高层官员，近年密集访问俄国，向莫斯科推销“远东方案”，即同样以西伯利亚的安加尔斯克为起点，构筑一条直通日本海附近港口城市纳霍德卡的石油管道，简称“安纳线”。 去年三至九月，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厅长官冈本、经济产业大臣平沼赳夫、现任首相小泉、以及前首相森喜朗、外务大臣川口等相继五次率团访俄，进行密集游说。川口表示，如俄国同意优先修建“安纳线”，日本将提供75亿美元资金。日本企业还对俄罗斯“萨哈林一号”和“二号”天然气项目投资80亿美元。 ●莫斯科的犹豫摇摆 原来俄国已基本同意向中国大庆铺设“安大线”石油管道，但日本提出更优惠条件之後，俄国则有动摇，倾向取消“安大线”计划，而改为把石油管道铺设日本。 对俄方而言，同时开辟两条管线的成本过於昂贵，西伯利亚油源也不足以承担两条管道，因此俄国必须两者取其一。 向中国铺设管道的优势是：“安大线”长度2,400公里，其中位於中国境内的850公里由中方出资。由於线路短，投资小（仅28亿美元），会很快建成投入使用（计划建造7年）。建成後每天可运输60万桶石油。 向日本铺设管道的优势是：“安纳线”长度为3,700公里（比向中国铺设的安大线长1,300公里），总投资58亿美元，建造期为10年。但日方同意出资50亿美元，另外还向油田开发提供20多亿美元。建成後每天可运输100万桶石油。 ●俄国倾向日本线路 《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说，俄国看来好像倾向日本的方案，把管道铺设向日本，而不是中国。原因是： 一是原来和中方石油公司签署框架合同的俄国尤科斯石油公司董事长因逃税等问题被逮捕，这使北京的方案失去了直接的支持者。 二是俄国高层倾向从经济角度来选择石油管道，因而较倾向日本方案，主要是铺向日本的管道运输能力大（每天100万桶，比铺向中国的多40万桶），未来可供应日本、韩国，台湾，甚至美国。《纽约时报》引述包括俄国总统普京在内的俄高层官员的评估说，俄国的石油如果能够供应给世界，而不是中国这一个国家，将对俄国经济具有重大好处。 三是俄国担心中国政局不稳，未来局势有不确定性，因而不倾向於把管道铺向中国。而对日本政局，俄方则没有这方面的担忧。 四是俄国不愿看到中国这个不确定性的邻国迅速崛起，如果中共得到俄国的石油，经济将会更加强大，再加上大量中国人涌入俄国人口稀少的远东地区，这已使俄国担忧。 五是俄国远东地区的省长普利克夫斯基（K. Pulikovsky）极力主张把石油管道铺向日本，认为这可促使远东经济的发展。《纽约时报》说，普利克夫斯基是俄国总统普京在远东地区的代表，和总统关系密切。普利克夫斯基相当亲日，他自称是远东的“日本大使”。 六是俄方所以倾向日本方案，还由於担心中共不守承诺。俄国曾上过这种当，当年安卡拉曾强烈游说俄国向土耳其铺设天然气管道，但管道建成投入使用之後，安卡拉则说，他们不需要那麽多天然气，要求削减价格。俄国表示要吸取这个经验教训。《纽约时报》引述俄国专家的话说，“在这里，我们很多人相信日本，认为它是一个更可信赖的国家。” 七是俄国总统普京提出，今後10年，俄国经济要翻一番，因此石油出口对实现这个目标非常重要。现在一桶石油在俄国国内才4点5美元，而国际市场的价格是30美元以上。俄国的石油生产，从九十年代中期的年产600万桶，2003年中期已上升到860万桶，预计今年初将超过900万桶，产量仅次於世界第一的沙特．阿拉伯。因此，俄国最终决定向中国或是日本铺设石油管道，可能主要出於经济考量。而从经济角度考量，铺向日本的可能性较大。 ●日本方案对台湾具战略利益 如果俄国最後决定放弃向中国铺设石油管道，而把管道铺向日本，则对台海安全，未来台湾能源需求和经济发展等，均具潜在益处。 石油能源短缺，将对中共可能的对台动武具制约力。2001年，中共能源报告显示，全国仅有7天的战略石油储备；中共准备到2005年把石油储备增加到30天（美、日等国石油储备是90天），但这还仅是计划，而且很大程度建立在俄国向中国铺设管道、石油进口扩大的基础上。如果俄国向中国铺设管道的计划告吹，中共的石油储备计划将严重受挫。而没有相当数量的石油储备，中共难以实施武力攻台的军事计划，因为对外使用飞机、战舰，需要大量能源，没有足够的石油储备，几乎难以操作。因而俄国放弃铺向中共的石油管道，台湾从安全角度，获得潜在益处。 俄国如果最後取消铺向中国的石油管道计划，而铺向日本，意味著今後中俄经济关系将相当受限，而两国经贸额本来就不大（中俄贸易额仅是中美贸易额的十分之一），而没有紧密的经济纽带，中俄两国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联盟关系；而俄国向日本输出石油，显然将对俄日关系的改善与加强，起到基础性作用。 ●石油将导致新的战争？ 美国“全球安全研究所”执行主任、网络刊物《能源安全》发行人拉夫特（Gal Luft）近日在《洛杉矶时报》发表“美中围绕石油的冲突”一文预测，由於中共越来越依赖进口石油，经济又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北京要像二战前缺乏能源的日本那样，向外寻求能源和扩张，为争夺石油与美国发生利益冲突，并可能导致新的战争。但也有学者的判断正相反，认为由於中共进口石油主要来自中东，经过马六甲海峡，因此中共在对美国关系上，更会注重合作，而不是对抗，因为中共还没有海军能力，保护漫长的石油运输路线，而一旦和美国发生冲突，美军有能力控制马六甲海峡，切断中共的石油供应。 不管上述两种预测哪种成真，事实上，美国、日本、中国三大国都越来越需要进口石油，争夺能源已成为一个趋势。在这场争夺中，既有利益冲突，导致三大国之间的关系摩擦，也存在北京为了现实考量（因现在还无实力与美国摊牌，像二战前日本具有那样的军事实力和美国对抗），向美方做出让步妥协，谋求在能源问题合作的可能性，毕竟中共进口石油多要经过狭长的马六甲海峡，中共还没有能力保护这条运输线。在目前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仅有七天的现实条件下，北京还无法采取进攻性的政策。因此，石油问题，既可能是美国和中共发生冲突的导火索，也可能转化成美国牵制北京，迫使它支持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目前主要是反恐）的一张有力的牌。 （原载《争鸣》2004年2月号） |
| 中国媒体和克林顿艳史 2004-02-06 |
| 近日看到网上刊出香港凤凰卫视的报道，题目是“克林顿出书自爆与100女人艳史”，导语是这样写的：“凤凰卫视1月31日消息：美国《环球报》报道，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打算在即将推出的自传中，前所未有地表白一切，包括他沉迷色欲，曾勾搭百名女子，经常幻想妻子希拉莉与其白宫情妇莱温斯基一同‘玩三人集体性游戏’。据悉该自传报酬至少一千万美元。┅┅消息人士说，克林顿爲求刺激销路，超越希拉莉已推出的自传，他将会毫无保留地剖白自己。”凤凰卫视的报道还引述说，克林顿年轻时有“神秘疾病”，不能和妻子正常性生活，结果导致希拉莉出去搞同性恋。”
随後，中国“中新社”也发出“中新网消息”，题目是“美国媒体披露前总统克林顿秘闻∶常遭希拉里殴打”，内容和上述凤凰卫视的报道大同小异： “中新网2月2日电：据外电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打算在即将推出的自传中前所未有地表白一切，包括经常遭妻子殴打。最严重的一次是，曾公开表示倾慕克林顿的歌星芭芭拉．史翠姗到白宫留宿一宵，希拉里知道後暴跳如雷，竟抓伤克林顿的脸┅┅” 这些消息真实可信吗？首先，凤凰卫视和中新社的报道，都是来自一个消息来源，引自美国《环球报》（Globe）。但把《环球报》上的东西当作新闻来引用，显示出凤凰电视台和中新社对美国媒体情况缺乏基本的常识。因为《环球报》并不属於美国“新闻媒体”范畴，它只是一种娱乐性小报，英文称为“tabloid”，是一种主要放在超级市场销售，供人们饭後茶余消遣的娱乐读物，内容多是明星逸事，名人丑闻，道听途说、耸人听闻的笑料很多。 在美国新闻院校，教授们从不把这种“小报”视为“新闻”（journalism），而是把它归为“娱乐”（entertainment）范畴。而新闻和娱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在美国，没有严肃的报纸会把这种小报上的八卦消息当作新闻来引用或转载，即使一般老百姓，也只是抱著好奇的态度翻一翻，不会把这种八卦小报上的东西看作是真正的新闻，也不把它们当一回事儿，只不过是饭後茶余的消遣而已。 只要走入美国的超级市场，就可看到这种小报，除了《环球报》，还有《星报》（Star），《探询报》（Enquire）等等。写有研究美国新闻自由专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的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在接受我采访时曾对此评论说，这些小报的存在，是美国新闻自由的副产品，因有新闻自由，就有人乘机钻空子，编辑这种八卦消息。新闻自由“当然会带来一些劣质的报纸，像《星报》、《探询报》等。” 《环球报》作为八卦小报，在西方新闻界几乎任人皆知，而堂堂香港大电视台和中国的知名通讯社，竟把这种八卦消息当作正式严肃新闻来转载发表，可见中国的一些媒体，对西方新闻界的状况尚缺乏基本的了解。 其次，即使对美国媒体缺乏了解，那麽仅凭常识也会质疑这些消息。因为我们设想，如果克林顿写出这样内容的书，他还怎麽和妻子希拉里继续生活下去？他还怎麽可能再以美国前总统的身份出席各种社会活动？而且在书里公开写出妻子是同性恋者，自己和上百个女人婚外性的情形，他还怎麽做父亲？怎麽向美国公众交代？怎麽向他仍在支持的民主党交代？怎麽再支持目前是联邦参议员、并很有可能以後会出来竞选总统的妻子？这些都是不可想像，不合乎常识逻辑的。 凤凰电视和中新社的编辑们，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常识，但他们为什麽要编发这样的消息，可能的原因是，这种消息不利於美国，不利於美国领导人的形象，迎合丑化美国的意识形态需要，同时有猎奇刺激效果。美国的《环球报》是个什麽样的报纸，只要到网上查一下就知道，而中国的编辑们连这麽个举手之劳的事都不做；而且更可能的是，他们是明知故犯，故意不提这是娱乐小报，而以这种八卦消息来冒充严肃新闻报道。 从凤凰电视和中新社处理这麽一条小消息的方式来看，中国的新闻距离专业化、真实化，规矩化，还有很长的距离。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4年2月5日） |
| 私有制引领中国前途 2004-02-04 |
| “每逢佳节倍思亲”，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要“不远万里，回到家里”，春节期间和亲人团聚。可那是一条“万水千山‘不’等闲”的艰难之路，中国的电视播出，在火车站，人山人海，排长龙购票，而一票难求；在站台，万头攒动，如同大包小包落玉盘，涌进火车；在车厢，寸土千金，一座难求，有人甚至要站几十个小时。媒体报道说，2004年春运为期40天，有学生流、民工流、探亲流，形成客运大高峰。
北京不断自豪地说，过去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高达九点四。但为什麽今天还是买票难，回家难，和二十多年前我在中国上大学时回家探亲的情况一样？我在美国居住了十多年，了解到美国人更是热衷旅行，过圣诞、感恩节等也是急於回家团聚；但在美国从没有一票难求，回家如同登蜀道的情形。相比之下，更强烈感觉中美反差之大。两国人口差别并不是主要原因，根本原因是，美国是私有制，有充分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制度下，只要有需求，就有供应。 中国想解决春运难题，必须走运输私营化，尤其是取消对民航的国营垄断。中国去年客流量是19亿人次，其中汽车承担17亿，火车1点4亿，飞机才占零点6亿。火车和汽车都受到线路等限制，但飞机则可以开辟很多航线。例如美国的天空每天有五万多架飞机，如果每架载二百乘客，等於每个月把整个美国近三亿人口运到天空一次。2000年，美国乘飞机的人次有7亿，坐火车的是2250万人次，而坐汽车长途旅行的比例更小。 国营垄断民航，必然带来高价格、低效率。深圳的一对夫妻朋友今年春节回济南探亲，二个半小时的飞机，两人来回机票竟近七千人民币，快一千美元了，相当一个普通中国工人半年的工资。而我最近订了一张从纽约到加州圣地亚哥的机票，横贯美国的六小时飞行，单程机票才79美元。而从纽约飞北京、上海、香港等亚洲城市，往返票价一直在600美元左右。 再比如，15年前刚来美国时，往中国打个电话提心吊胆，因为每分钟三块多美元。後来美国电讯改革，打破国家垄断，长话费直线下降，现在往中国打电话，如用电话卡，每分钟还不到二美分，简直像不花钱一样。 20世纪的历史已做出裁决：资本主义能提高人的生活品质，而共产主义带来的只是赤贫和灾难。资本主义的重要法则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过去20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是德国的两倍，是法国的三倍；美国人口占世界5％，但产值却占全球的43％；欧盟15国的全部经济能力，才比美国多一点。主要原因是美国实行了更充分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美国的国营成份目前低於15％（英国低於20，法国德国都高於24）；美国的汽车、航空、石油、矿山、金融、电讯等各领域均实行了私有化，近年连监狱和消防都走向私营，美国已有26个州的160所监狱交私人公司管理，三分之一的消防队已私营。 充分的私有制才能带来真正的市场经济，其核心价值是消费者决定一切，人民选择，由此为民选的政治制度奠定基础。这条西方国家都一直在成功地走的道路，也必将是中国的唯一选择。 （香港《苹果日报》专栏 2004年2月4日） |
| 谁会是美国下届总统？ 2004-02-01 |
| 虽然美国总统大选要11月份才正式投票，但按照民主程序和惯例，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各自党内确定总统提名人的竞争早就开始。一般当任总统所在的党，不会有人出来竞争，因而不举行党内初选，所以这次布什自然成为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在野党则总有多人出来竞争，这次民主党就有10人争夺提名。继在艾奥瓦州的首场投票之後，1月27日新罕布什尔州又举行了第二场选举，结果又是约翰．克里（John Kerry）获胜，原来呼声很高的霍华德．迪安（Howard Dean）居第二（在艾奥瓦州排第三）。
但这两场选举并不能决定最终的胜负，因为参选人必须一个州一个州地赢够2,159张民主党代表人票，才能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获提名。各州的代表票数不同，主要以民主党注册选民数量而定。哪个州注册该党的选民多，代表人票就多。例如，美国人口最多的三大州加州（有441张）、纽约州（284张）、德州（232张）加起来，就有957张，仅赢得这三州，就可拿到近一半的代表票。而艾奥瓦州才有56张代表人票，新罕布什尔更少，才27张；两地加起来，还不到纽约州的零头。 因而即使克里赢了这两个地方，并不意味著他一定能赢得其他州，获得提名。自1972年以来，过去32年中，美国举行过八次总统大选，其中有4次，总统参选人（两党都算上）赢了新罕布什尔州，但在全国大选中输了，即没有成为本党的总统提名人。因而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之战，激烈的争夺还在後面。按预计日程，将会在3月9日最後决出雌雄。 虽然上述两个初选之地在代表人票的数量上不构成重大意义，但它对其他州的选民具有很大的心理影响，因而被参选者十分重视；新罕布什尔州历来是党内初选的兵家必争之地。 虽然这次民主党有多达10人出来竞争，但很多根本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他们只是乘机出风头，扩大自己的知名度而已。例如其中仅有的两名黑人参选者就是如此。在艾奥瓦州初选之前就宣布退出的布劳恩（Carol Braun），曾是美国首位女性黑人联邦参议员，但她由於滥用竞选经费，她的竞选经理，也是她的未婚夫，用捐款买高级服装，珠宝首饰等丑闻被揭出，结果连任失败。虽然美国税务局两次要检查布劳恩的税务情况，但都被克林顿（也是民主党籍）的司法部长压住。後来布劳恩还被克林顿任命为美国驻新西兰大使。大使任期结束之际，正好克林顿下台，布什当选总统，布劳恩就没了工作，回到她父亲的阿拉巴马州农场管理庄园。她曾对媒体发誓说，“看我的嘴唇，我绝不再参选，永不，永不！”但911事件发生，布劳恩却不顾曾发过的誓，要出来参选，理由是美国遭到恐怖袭击，她如果不出来参政，会感到耻辱。她家乡的人说，即使竞选当地的小城议员，布劳恩都很难当上，但人家“一步登天”，上来就竞选美国总统。她和迪安同台接受媒体采访时，连堂堂的美国另一位参议员迪安都不记得她曾做过什麽，问她，“你是驻哪国大使来的？”随後还有人问她，“你在新西兰是做什麽的？”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认为她是出风头，没有胜选的任何可能。只有《纽约时报》，竟然拿出一个整版的篇幅来推销布劳恩，因为她是黑皮肤，符合这家左派报纸热衷的“政治正确”。但布劳恩上了报纸之後，一场竞选也没参加，就宣布退选了。内情人说，这是因为她怕出丑，因为如果在艾奥瓦州参选，她连0.01％的代表人票都得不到。 另一个黑人参选者是民权活动份子夏普顿（Al Sharpton），他从没当选过任何议员，但人家也是志向高远，上来就参选总统。夏普顿在美国以善於煽动黑人对白人的仇恨、族裔对立著称。一年前HBO播出录影带，FBI人员扮演毒品贩子向夏普顿兜售毒品，他表示同意买。这种人明显是一个州也不可能赢。但他硬是靠13万黑人的联名而获得参选资格。和布劳恩一样，他也属於那种“婚礼要当新娘，葬礼要当尸体”的政客，反正只要出了风头，就算赢了。 另外还因为左派媒体CNN喜欢他，让他上赖瑞．金的晚间脱口秀节目；《纽约时报》也是用一个整版推销他，就因为他是黑皮肤，符合这张左报热衷的“种族配额制”和“道德高调”。昨晚福克斯电视台报道说，由於夏普顿迟交选举资料，被选举委员会罚款5,500美元。稍早时，连《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夏普顿滥用捐款，到外地竞选时，不仅坐飞机头等舱，而且还住豪华酒店。在第一场初选中，他连0.01％的选票也没有。在新罕布什尔，22万人投票，他仅得345票。前民主党众院领袖格普哈特虽早已退出选举，但选民给他的票都比夏普顿多。 民主党参选人还有几个类似的政客，像参议员库钦奇（Dennis Kucinich）也是如此，他反对伊拉克战争，反对经济全球化，反对世贸组织（WTO）。他在竞选辩论时说，如果他当选，美国将马上退出世贸组织，美军立即撤出伊拉克，并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区”。但这样的狂人迄今没有迹象会赢得任何一个州，说明在美国，即使是民主党的选民，也无法接受这种完全脱离现实的意识形态狂热者。 在10名参选者中，只有韦斯利．克拉克（Wesley Clark）是军人出身，曾担任北约部队总司令。但他也是客串而已，没有实力获得党内提名。在几天前的竞选辩论会上，主持人指出，克拉克现在反对美国对伊战争，但当年却撰文支持美军倒萨。主持人当场读出文章片断，然後问克拉克，是不是写的时候忘了自己是民主党籍。克拉克相当尴尬地搪塞解释。克拉克的误区是，他以为自己是艾森豪威尔，以为他当年领导的对南斯拉夫空袭是诺曼底登陆。而实际上艾森豪威尔作为美国二战後仅有的将军总统，是共和党籍总统中最平庸者之一。昨天《华尔街日报》发表前雷根总统演说撰稿人、女政治评论家努南（Peggy Noonan）的文章，题目就是“萎糜将军”（General Malaise），认为克拉克对选民毫无吸引力。 民主党参选者中真正比较有水准、有实力的竞争者，是在上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作为戈尔的副总统候选人搭档的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他有多年做联邦参议员的经验，人品也没有任何差错，对重大问题都有坚持原则的统一性，在对外政策上也比较现实并有远见。但他获得提名的希望也非常渺茫。主要由於他是犹太人，仅这一点，就难以获得党内提名，因为多数美国人在心理上还很难接受一个犹太人当总统。另一个参选人是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参议员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虽然在两地的初选中获得第二和第四的成绩，但在全国范围，仍不会出线；因为他首次当选参议员还没届满，缺乏从政经验。 这次民主党的总统提名，实际上是在两个人之间一搏，即在新罕布什尔获得第一名的克里和第二名的迪安。前佛蒙特州长迪安原来呼声极高，被《纽约时报》、CNN等鼎力推介，并获得前总统卡特、前副总统戈尔的支持，以及不惜血本力阻布什连任的金融投机家索罗斯的鼎力帮助，但他在艾奥瓦州却只得第三名。随後他在竞选晚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喊，经各家电视不断播放之後，已成为他的致命伤，因为那种几乎丧失理智的嚎叫，让美国民众担心他脾气太大，不易自控，无法胜任国家元首，尤其是一个掌控可毁灭整个世界的核子武器按钮的三军统帅。连利伯曼都称他为“一张哪儿也无法抵达的票”。 但迪安的失势，却让共和党相当失望。《华盛顿邮报》的右派专栏作家克瑞珊默（Charles Krauthammer）在一篇题为“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文章中说，如果民主党的激进派迪安出来和布什对决，共和党将会横扫选票，大获全胜。但迪安如此落後，让布什阵营失望，如同失去了“乐园”和乐子（fun）。 目前看来克里很可能最後胜出，成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和布什对决。但克里打败布什的机会也不大，主要因为民主党还沉浸於强烈的左翼意识形态，面对反恐战争以及对伊开战形成的布什政府和共和党的优势地位，只是一味地反弹，以更加左倾来对付美国保守力量的回潮，而没有真正了解到，美国的整体走向近年已发生很大变化，从八十年代後期开始，以反越战达到高潮的左派思潮和势力就开始逐步衰退，而爱国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右翼思潮则逐渐上升，并由於911事件、美国本土受到恐怖袭击而更加强化。这也是布什总统的民众支持率一直没有低於50％的原因之一；而且据福克斯电视昨晚公布的民调，在年轻人中，支持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高达62％，因为年轻人认为，铲除萨达姆政权，他们更是获益者。民主党不是根据美国国情和大众心理的变化而调整策略，反而更加往左倾的极端方向走，等於逆潮流而上，这样赢的机会就更降低。 英国近年一直是左派工党执政，主要原因在於布莱尔走了“第三条道路”，即向右翼保守党的政策靠拢，体面地投降，也主张小政府、减税、控制福利，强大国防等，这次布莱尔支持并参加美国军事倒萨，不是偶然的决定，而是这种第三条道路的政策兑现。正是这种第三条道路，抢去了右派的选民，使保守党至今无法翻身，在前两次全国大选中均败北。 而美国的民主党不去学习英国工党，走第三条道路，争取中间选民，反而更向左翼倾斜，结果只能输多赢少。再加上克里的大众沟通能力不是很强，形象较呆板，也对选民缺乏吸引力。虽然克里不断自喻是肯尼迪，但他既缺少肯尼迪的魅力，也没有当年克林顿那种风华正茂的气势和演说沟通能力，因此他和布什对决，可能仍会像他的前任、曾和老布什竞争总统失败的麻萨诸塞州参议员杜卡基斯一样，以败选告终，从而使布什总统成为美国200年历史上，父子总统的首位连任者。 2004年1月28日於纽约（原载多维） |
| 观念的暴政 2004-01-28 |
| 有什麽样的知识份子，就有什麽样的政府。至今仍没有警觉自己血液中“共产观念”的知识人在疾呼救中国，其实，首先要救的是自己。“一块砌长城的砖头，却每天谈论著如何改造整座长城。其实，你的责任也许仅仅是粉碎，自己掉下来，就是一个洞，更多的洞就是缺口，是门，是道路。”
僵持了51天的美国“大卫教派”难局终以悲剧结束，《纽约时报》的电讯这样开头：“怪异的大卫教派今日在地狱般的烈火和浓烟中结束，其梦魇般的可怖景象，跟大卫．克瑞希对他的信徒们所预言的几无异样。”大卫庄园中的95名教徒除9人获救外，全部丧生，其中包括25名儿童和一名五月份将分娩的孕妇。 ●有罪的弥赛亚 无论是宗教人士，还是专家学者，几乎一致的舆论认为，克瑞希是一个狂人。连美国总统克林顿也称他为“危险、非理性及可能已疯了的人”。 33岁的克瑞希虽然学业一直不佳，中学辍学，但却有连篇背诵《圣经》、煽情演讲的天才，他曾创造了连续狂热布道17小时的记录。他自称耶稣，但干了所有上帝禁绝的事：虐待儿童，玩弄少女；藏枪械，拒捕。在洛杉矶时，他就有25个妻子，众多子女。他沉迷於女人、啤酒、摇滚乐和世界末日学的宗教。连他自己有时也承认，他是“有罪的弥赛亚”。 在这个世界上，出现大卫．克瑞希这样的人并不奇怪，在北京或纽约的精神病院里，都能看到这种“妄想狂”（megalomania）。奇怪的是，他竟有上百的信徒，除了德州本地外，还有的来自澳洲、新西兰、英格兰、以色列、菲律宾和牙买加。他们视克瑞希为基督，匍匐在地，顶礼膜拜。 克瑞希手里没有军队、警察和监狱，他靠什麽来操纵、统御这些出生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他靠的是“观念的暴政”，用“洗脑”的方式专制所有教徒。在大卫庄园，他居然达到“禁止所有信徒饮酒、吃肉和行房，即使夫妻也不行”，但他自己却百无禁忌。而两对夫妻信徒竟自愿将各自才15岁的女儿献给他做“妻子”。 ●邪恶的极端 观念的暴政并非克瑞希的独创。回顾20世纪，蔓延全球的共产主义就是一场大规模的观念暴政。马克思主义和大卫教派在本质上有很多相同之处： 大卫．克瑞希认为他发现了真理、天堂、乐园和生命的意义、人生的归宿。卡尔．马克思认为他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臆想出共产主义乌托邦。绝对的一元论，魔鬼般无所不能的辩证法，煽动人与人之间仇恨的斗争学说，使这场乌托邦运动和大卫庄园一样充满残酷和血腥。 马克思那种集救世主、说教者和社会预言家於一身的自负、目空一切，与克瑞希有历史性的相似之处。克瑞希以“世界末日来临”，煽动信徒走向死亡的狂热；马克思则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只有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克瑞希的狂热最终煽起的是大卫庄园的熊熊大火，上百无辜的生命在滚滚黑烟中化为灰烬。马克思的乌托邦使地球上十几亿生命在半个多世纪的痛苦和灾难中受尽凌辱和摧残。 ●用棍子打向天堂 大卫庄园被焚烧的当晚，美国ABC电视台主播詹宁斯访问曾是克瑞希的“妻子”、和他生有一子、後来脱离大卫教的罗宾．班斯女士。当问及她从这场宗教悲剧中得到什麽教训时，这位前狂热的大卫教徒几乎是一字一顿、发自肺腑深处地说了两点：第一，千万不要让谁把你的脑子挖走；第二，有人总是许诺给你天堂时，可能会把你带进地狱。 在共产世界生活过的人，对这两点感受更深。共产主义就是一场许诺人进天堂的运动。那美妙的共产主义前景多麽有诱惑力：人人平等，物质极大丰富，竟可“按需分配”；既然“将来”如此光辉灿烂，所以今天如何黑暗都必须忍受。 共产党人以发现天堂者自居，以为既然是“天堂”，用什麽手段将芸芸众生带进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棍打、鞭抽，以至杀戮那些怀疑者。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後，是剥夺了人的选择权利，实行观念的专制。米兰．昆德拉把这场运动形象地比喻为“用棍子把人们打向天堂。”在漫长的不见天堂踪影的棍打、鞭抽的跋涉中，疲惫和怀疑者多了，於是路边出现了一座座“古拉格”。一场向天堂的驱动变成了空前的暴政。 ●脑子被挖走 “古拉格”还只是最後的手段。贯穿共产运动始终的是与大卫教一样的“把你的脑子挖走”。毛泽东一生至少有两件震惊世界的狂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都不是刺刀逼迫的结果，而是亿万人狂热、自愿地投入，有时热情比毛还高：1958年毛提“15年超过英国”时，下面一些省市书记和群众纷纷进言：“主席，能不能把超赶的时间再缩短，订在七、八年？！”与此同时，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成都会议慷慨疾呼：“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全场对此竟热烈鼓掌。 共产主义的最可怕之处就是这种“把你的脑子挖走”。思想被谋杀，独立性被阉割，亿万中国人就被麻醉在共产党的思维系统中；最後达到大卫教徒状态，让他死，他就自愿去死。奥威尔早在《1984》中描述了这种场景，即让你死的时候，脸上绝不带著恐惧和反抗，而是洋溢著内心泛出的喜悦。而今天在大卫庄园焚毁中，人们又一次看到奥威尔的预言：一个女教徒被救後，仍挣扎著要冲回火海。 今天，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使共产领袖们是否真相信共产主义，都大打折扣。但这是否意味著中国人真的走出了共产主义观念暴政，摆脱了共产党的思维模式？结论是否定的。 ●走不出党的思维 我们不用说那些仍在共产党膝下逢迎媚俗的，即使在那些向共产主义挑战的知识份子身上，仍可看到党思维的强大惯性：4月18日纽约《世界日报》刊出郭罗基的长文。该报编者按称“郭罗基教授是中国大陆著名的思想家，民主运动的先行者。”但郭先生在谈到中共时这样写道： “我不赞成反共，反共不等於民主”，“原苏联地区解散共产党的做法是不高明的，我主张，民主运动应当把共产党推上守法的道路”，“应当反对共产党的专权，不应该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只有追求整体效应，支持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制服保守派，把共产党变成一个民主的政党，才是上策”，“特别在中国，必须做现实的考虑，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没有其他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搞垮了共产党将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和长久的社会动荡┅┅” 郭先生在国内时曾因发表政见遭到迫害，他来到美国後，可能想摆脱党的思维，想有自己的思想，也相信自己的文章是独立思考的结果；但是，仍没有走出共产党的思维逻辑：“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不过郭先生把他修润成“只有共产党改革派才能救中国”；“搞垮了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长久的社会动荡”。 而另一位文化人、前《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则在去年一次演讲中直截了当地说：“在中国搞民主政治，完全不应该推翻中共”。而戴晴女士讲这番话时前，刚刚领取了“自由金笔奖”，该奖是国际组织专门奖给向极权暴政挑战的著名知识份子的。 如果连“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和“著名知识份子”都被“洗脑”到如此地步，那麽那些一般思想家、一般知识份子及平民百姓又会怎样？ ●波兰启示录 没有共产党，能不能救中国？看看东欧、苏联的变化一目了然：罗马尼亚、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哪个国家离开了共产党就“长久社会动荡”？包括俄罗斯和十几个分离出而独立的国家，哪一个也没有天下大乱！退一步讲，即使有乱，也是由於共产党专制时间太长，积下恶果太多，而并非由於它的垮台。 仅以波兰为例，早在1993年初，波兰就被美国副总统称赞为“展示的经济腾飞和政治稳定已成为东欧各国的榜样。”波兰的民主选举顺利进行，50％以上的工人已成为私有企业员工。波兰是东欧以至全球共产主义阵营中第一个推翻共产党专制的。1989年，当中国的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恳求中共改革从善时，波兰人民在几年不屈抗争的基础上，一举推翻了波共统治。波兰的今天至少给人两点启示： 第一，共产党被结束的越早，一个国家的真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才可能越早起步。第二，结束波共统治的主要力量不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而是以团结工会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的长期英勇反抗和斗争。 对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来说，也要有区别，究竟是通过改革结束共产党专制；还是通过改革，使共产党变得温和一些，“完善”一点，以使它能更长久地一党独裁下去。但无论哪一种，他们都不可能成为结束共产主义、恢复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主体力量。东欧的变化已活生生地证明了这一点。 ●纳粹和共产党 郭罗基主张让中共存在，把它“推上守法的道路”，使之“变成一个民主的政党”。问题在於，如果共产党能守法，变成民主政党，它还叫不叫共产党？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一党专政，这一点，中国共产党至今仍在坚持和强调，这是它的规定性，离开了它，它就不是共产党了。如同纳粹，离开屠杀就不叫纳粹。 在纳粹大屠杀50周年之际，“浩劫博物馆”近日在美国首都建成揭幕。克林顿、戈尔和美国很多政要以及专程赶来的以色列总统，波兰总统瓦文萨等都莅会并致词，众口一词是“绝不能让纳粹重演”。就此，美国各大报发表很多文章，没见一篇主张应该让纳粹存在，让它守法，进而变成民主的纳粹。为什麽？因为纳粹两字本身就是民主、法治、自由、人类尊严的反义词。它和共产党一样，其本质就是对生命的蔑视与践踏，对人类的蹂躏和摧残，其全面的共同动机是操纵人、驱使人、暴虐人，最後把每一个人都变成统一规格的机器部件。 一些中国人在专制社会时间久了，来到西方，渴望民主。有时，为了刻意表现自己的民主胸怀，主张也要让中共存在，给它民主。中国共产党有没有资格再存在？配不配享受民主？我们设想，如果希特勒真的像传说中没有死，今天出现在德国，我们允不允许他再享受民主，竞选德国总理？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他首先应接受审判。中共建政以来，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推算，可能多达八千万人在专制迫害和人为饥荒中丧生。一个政党造成如此大规模的死亡，它已是一个犯罪集团，它还有资格存在、享受民主吗？ 这就是为什麽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等，即使一些共产党残余想存在，也只得自动改名字，无法再叫共产党。这也是为什麽在结束了共产专制之後的阿尔巴尼亚，通过政党法，查禁阿共，并将垂帘听政的霍查夫人（地拉那的江青）判刑九年。这也是为什麽在美国这样非常强调民主的国家，却法律规定，“如果侨民在过去十年内的任何时间加入过共产党，都不得成为美国公民。”而在美国驻外使馆留学签证申请表上，明文写著，“精神病患者，毒品犯┅┅及共产党员不得入境。”所以，很多进入美国的共产党员都是隐瞒了政治身份。 ●共产党靠暴力成为“唯一” 今天，很多中国知识人像郭罗基那样强调，没有共产党就会天下大乱，因为中共是中国唯一的政治力量，没有取代它的组织。这种论调被不少人认同，因此强调为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就不能让共产党垮台。共产党本身更是不断明指、暗示它的不可替代性，它是“唯一”。 共产党目前确实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主要政治力量，但它这个“唯一”是靠暴力镇压消灭了“唯二”“唯三”等所有可能的反对声音来维持的；它用剥夺中国人自由选择政党的全部权利来保持自己的“唯一”。如果认同共产党的这种逻辑，那就等於同意让共产党千秋万代永远掌权，永远专制！因为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它就绝不会允许“第二”、“第三”等任何政治力量出现和形成，更不要说允许人民自由选择。因此，仅凭这一条，这个党的统治就必须结束！只有铲除了这个“唯一”，中国才可能有多党、多元，大众才有选择的可能，人民才会成为主人，而不是共产党永远的你“民”我“主”。而且所有东欧国家的变迁都证明，那里的“唯一”被结束後，没有一个国家发生“天下大乱”，反而都走向民主，人民获得自由，社会更加稳定。 ●走出“大卫庄园” 那种共产党垮台，天下就大乱的担忧，都缘於“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理论，它通过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洗脑”，进入人们的血液，使很多知识份子成了“大卫教徒”还不自知。反过来，中国知识份子的愚昧和软弱，恰恰是中共政权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之一。 有什麽样的知识份子，就有什麽样的政府。至今仍没有警觉和审视自己血液中“共产观念”的知识份子们在疾呼救中国，救中国人民的时候，其实，首先要救的是自己。一位诗人对此一针见血：“一块砌长城的砖头，却每天谈论著如何改造整座长城。其实，你的责任也许仅仅是粉碎，自己掉下来，就是一个洞，更多的洞就是缺口，是门，是道路。” 大卫庄园腾起的熊熊大火无法不令人深思，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份子何时能真正走出共产主义观念暴政的“大卫庄园”？ （原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3年5月9日） |
| 罪恶是不能忘记的 2004-01-20 |
| 在荒野，那横七竖八的尸体；在毒气室，那抽搐、扭曲、绝望的呼救眼神；在集中营，那酷刑下撕肝裂胆的尖叫┅┅面对这一切，你无法相信这是一个曾经有过的世界。
1993年4月21日，这座计划、建筑了15年，纪念被纳粹杀害的600万犹太人的“浩劫纪念馆”（The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揭幕。一个多月後，我和妻子走进这座暗灰色的建筑物。虽然我觉得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等有关二次大战的历史传记，了解很多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行，但在“浩劫纪念馆”目睹的一切，仍令我震惊得心灵颤抖。 整个纪念馆的设计独具匠心。刚一进大门，电脑中就输出一个年龄、性别和我相同的当年遇难犹太人的卡片，上面有他的照片、生平、和遇难经过；於是我变成了“朱洛．列文”，拿著整个像护照似的卡片，在四层楼的展厅中，体验了他当年被迫害至死的整个过程。 ●充满恐怖的象征艺术 开始是两个十多分钟的记录片，概括地叙述了纳粹德国的兴起，犹太人的背景和遭遇。走出电影室，分布在基层楼中，一直播放著当年纳粹罪行的22架大电视屏幕，20台同时具电视电脑电话功能的荧屏，以及1,500张受害者照片，4,000苹死者的鞋，23,000个当年遇难者的遗物，让人沉浸於震惊、愤怒、悲哀，说不出一句话。 一般以实物为主、纪念历史题材的博物馆，多采取现实主义艺术设计。但在美国四名具抽象主义艺术感的室内雕塑家和建筑大师詹姆斯．弗瑞德（James Freed）的设计下，这座纪念馆到处充满象征和暗示： 墙面由红砖砌成，保持著原始颜色，虽有後古典主义的意味，但凝聚著一种空洞和恐怖氛围。空旷、有椭圆顶、具有封闭感的大厅，让人想到犹太人在生命的最後时刻挣扎其中的大毒气室； 纪念馆的顶部是一排岗楼，让参观者感到像置身集中营，时刻被监视；枪灰色的大楼电梯铁门，开启都十分沉重，如同当年火化炉的闸门，参观者一进去，就有一种要被载去地狱的感觉； 最具匠心的是钢架楼梯，设计得很狭窄，由於狭窄，人们走到这里就会拥挤，感到不舒服，从而让参观者体验当年那些犹太人被一群一群送往集中营的情境；楼梯设计的不自然，又不规则，钢架处理的断裂而不衔接，它暗示著，走在这里的人们，有著扭曲的人生和多舛的命运； 楼梯两侧玻璃上还刻著很多受害者的名字和当年那些令人恐怖的村庄地名；楼梯尽头是一段铁轨和一节火车，你就在这里被塞进铁罐车厢，拉向奥斯维辛的毒气室，被“最後解决”（Final Solution）。 ●宛如置身集中营 浩劫纪念馆动用了现代高科技手段，电影、电视、电脑交叉使用，再加上详细的解说词、大量幸存者的遗物，在警觉和视觉上同时刺激人们的感觉。而馆内空气中轻微的福尔吗林防腐剂味道，又有味觉上的刺激，这种“同感”效果，使参观者在心理上、生理上都有一种真的置身尸体遍地的集中营的感觉。该馆主任说，我们不想让参观者仅仅有深刻印象，而是让他们震惊、震憾。 纪念馆收集了大量实物，如受害者曾用过的几百苹眼镜、牙刷、刮刀、剪子、小提包等。还有著名的《少女日记》作者安娜的照片，一个漂亮、清纯的女孩子。这个15岁的女孩在集中营记录下的生命的最後岁月，极为感人。 馆内不仅有这些以实物为主体的真实细节，还有让人把握整个事件的宏观艺术雕塑。两者层次错落，疏密得当。例如，在铺满四千苹鞋的展室旁边，是一面墙的抽象雕塑：一排排刻著集中营号码的囚犯手臂。从每一苹鞋上，你可以想像到它支撑过的艰难的生命；从每一苹高扬的手臂上，仍可倾听到它曾举起的呼喊和控诉，惊心动魄。在整个参观过程中，我们不断听到有人发出惊讶和叹息声，两位女性站在毒气室的闸门前，不断摇头，并喃喃道，“太可怕了”、“简直难以相信”。 纪念馆的最後一个部份，也是最现代化的展室，是它的“学习中心”，里面有24台特殊机器，它既有电脑功能，可以查找几乎所有被害犹太人的资讯，又像电视一样有荧屏，可以用耳机倾听。这种机器的荧屏设计类似银行的取款机，可直接用手触摸，即可选看（听）各种资料。我选择了手中卡片上的朱洛．列文，荧屏上立刻显示出更多他的资料：他是一位犹太艺术家，6岁时就收集了三千多张画片。他从艺术学院毕业，在大学任教，後来被投入奥斯维辛，在那里受尽折磨後被塞进毒气室。 ●离开良心，不再有人性 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尺的浩劫纪念馆，是目前座落在世界西半球的最大的纪念被害犹太人的建筑物。它与著名的华盛顿纪念碑只有几百米，和林肯纪念馆、白宫以及国会山庄构成一个四角形。它耗费了一亿六千八百万美元，全为私人捐助；美国联邦政府提供了土地。开幕那天，世界十多个国家领袖和几百名政要以及美国总统克林顿、副总统戈尔都出席了。克林顿演讲中特别提出，“知识离开价值，会导致人类的梦魇；头脑离开良心，就不再有人性。” 15年前，第一个给当时卡特总统写信建议建筑这座纪念馆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作家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在开幕式上动情地讲了一个犹太女性的故事：她是一个普通的村民，在被装上送往奥斯维辛的牛车时，还以为是去赶集。当她被剥光衣服送进毒气室时，真的以为是洗澡。威塞尔在结尾时哽咽著说，“她是我的母亲。” 美国ABC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主播科佩尔（Ted Koppel）主持了开幕式，他的父母当年从纳粹德国逃出。他朗诵了一段1945年爱德华．莫柔做的著名证词：囚犯们穿著破烂的衣服，胳膊被刻上了直到死都不会褪下去的号码。一个六岁的孩子，披著一件破军衣，依偎在我的身边，他胳膊上的号码是D-6030，他虚弱得说不出话，用眼睛向我微笑。第二天，他被送进毒气室。 ●世界需要正义 纳粹杀害犹太人发生在德国，为什麽把这样一个纪念馆修在美国首都？《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说，它教育人民什麽是邪恶，它告诉人们这个世界需要正义。它不是人们刻意表现人类战胜邪恶的英勇，也不是纪念那些幸存者；它体现对死者的欠债，让未来几代人警惕，邪恶让人类付出多麽沉重的代价。 开幕前一天，半夜就有人去排队，因该馆每天只发放1,125张门票。一般参观全馆至少要三个小时，进去晚了，根本参观不完，因它下午五点闭馆。门票像华盛顿的很多纪念馆一样，是免费的。 浩劫纪念馆并非是第一个，在波兰、德国早就建有这种性质的纪念馆。即使在美国，今年二月洛杉矶就建成开放一个，只是规模小些。在旧金山，有纪念被害犹太人的山坡雕像艺术，我去参观那天，正下大雨，在一堆遇难者的尸体雕像中，那个仰望沉思的幸存者，仿佛借雷声传递对苍天的发问。在迈阿密海滩，矗立著同样的雕塑：一苹绝望呼救的手伸向天空，手臂上是无数受害者，痛苦地挣扎於毒气窒息的瞬间。 伫足於浩劫纪念馆，你会想到一个问题，既然世界上已有了这麽多纪念被害犹太人的建筑和艺术，为什麽还要建，而且要建在美国首府？二次大战已过去半个世纪，当事人大多高龄，或已过世，为什麽还要抓住这件历史旧账不放？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就是犹太民族的与众不同之处：他们不遗忘曾受过的苦难；他们一直记住邪恶造成的创伤；他们在心灵深处永远审判那些暴虐和残忍——不管历史走去多远，不管世界发生多大变化。这种清醒的记忆，这种顽强的劲头，这种众人一心和不屈不挠，正是犹太民族打不垮、杀不绝的精神力量。 ●纳粹和中共惊人地相似 作为一个中国人，站在纪念馆的屏幕前，看当年纳粹的一幕幕罪行，会有一种特殊的感受，因为它是那样熟悉，和你曾经历的一切那样惊人地相似：1933年春，纳粹学生组织袭击了全德50个城市的书店和图书馆。仅在柏林，5月10日那天，就有2,500多册书籍被当众焚烧。希特勒说：“要纯洁德国文化”；在毛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也是烧书，而且烧的不知是纳粹的多少倍。毛泽东的口号是：“要破旧立新”。 纳粹宣称“一个人民，一个帝国，一个领袖”；中共宣扬“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步伐，统一指挥”。戈培尔提出“领袖原则”，赞美“希特勒是拯救者，是权力和正义的化身”；林彪则歌颂毛泽东是“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希特勒要求每一个德国人牺牲自己为了“人民”；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的所有灾难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而中共至今宣称它“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 第三帝国愚弄世界的主要手段是宣传，无穷无尽的集会、游行、检阅，波涛般翻滚的旗帜，激越而振奋人心的乐曲，万众欢呼的人群海洋，孩子向领袖献花，妇女激动得哭泣，到处洋溢著一种装模作样、缺乏实质内容的次文化；而这一切对於共产党来说，做的不仅一模一样，更青出於蓝而胜於蓝。没人能计算出中共统治以来到底组织了多少大型群众集会。文革时，刚果总统送给毛泽东几个芒果，全中国几亿人就要上街游行庆祝，感谢毛把其中一个芒果送给了工人阶级。用群众性大场面来伪造和炫耀强大，是中共至今仍在运用、也的确具有效果的宣传手段。 ●还要蒙骗世界多久？ 纪念馆的电视荧屏上播出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雄壮的进行曲中，全场高扬纳粹手势狂呼“Hi，希特勒！”那种强大、威风的新德国形象欺骗了全世界。而在现代化建筑和设备的装饰下，在党垄断的媒体奏乐呐喊、推波助澜下，北京举办的亚运会气势、景观和宣传效果，已超过当年的德国。由此可见，如果奥运会在中国举办，那会是一幅多麽“雄伟壮观”、“莺歌燕舞”的“社会主义强国”形象。 纳粹当年能做到这一切，主要由於他们镇压了不同声音，操纵了新闻媒体，动用报纸、广播、文学艺术等所有传播手段，灌输纳粹思想，给民众洗脑。而在中共统治下，媒体同样被政府控制，连小说、电影、戏剧、诗歌，以及儿童连环画等都是共产宣传的组成部份。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和媒体的主导下，一个严重摧残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极权社会，就变成了一片美丽富饶、人们享受著民主自由的“乐土”。 二次大战结束了希特勒制造的这场骗局和悲剧，但至今美国和西方领袖仍在检讨当初由於自由世界的绥靖主义，而未能及时识破和阻止纳粹的兴起；而今天，这幕已经在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上演了半个世纪的骗局和悲剧，还要蒙骗世界多久？还要蒙骗中国人自己多久？ ●种族灭绝和成份灭绝 1933年以前，全德37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11名是犹太人。当时整个欧洲有900万犹太人，不到10年，被纳粹杀害了三分之二。这种屠杀基於一种种族理论，即要清除“低质量”的人。纪念馆的录影机播放出当年纳粹的医生、科学家们如何忙碌於检验人们的眼镜、皮肤和血液，查出谁是劣等。不仅是犹太人，连残废人、精神病患者、同性恋者也都被视为“次劣”人种而遭监禁和枪杀。多麽荒唐的种族灭绝理论，但当时竟被制订为法律，很多德国人，包括相当多的知识份子，在为了国家强大、民族利益的煽动下，竟容忍并参与了“灭绝”。 毛泽东则继续了纳粹的这种思维，在“阶级成份论”下，中国人按出身和成份而被分成很多等级，所谓出身不好和稍微富有者以及他们的後代，则遭到无休止的迫害。这种唯成份论不仅得到很多民众的默许和支持，也得到知识份子的参与和赞颂。 但毛的共产帝国和纳粹德国还有不同，希特勒的种族政策杀害了600万犹太人，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则使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丧生。夏威夷大学研究大众死亡的拉莫尔教授（Rudolph. J. Rummel）的研究结果是：2,700万死於大跃进後的饥饿；1,800万死於“无产阶级专政”，两项加起来是4,500万，接近於纳粹杀害的全部犹太人的8倍。北京朝华出版社刚出版就被查禁的《中国“左”祸》一书，统计了历次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总数是5,000万！ ●在党的语言框架内说话 纳粹与中共的更大不同是，希特勒是把犹太人从肉体上消灭；但中共还要消灭人的灵魂。一次次统一思想的运动，一场场划清界限的斗争，无数的政治学习、革命批判，使人们最後习惯於在党的语言框架内说话、写文章、举手投足。这种共产文化进入人的血液，摄去人的灵魂，让每个人都成为带菌者，成为自己的警察和刽子手。有人即使来到西方世界，这种状况也无法改变。例如，不久前在独立於中共领馆的“全美学自联”第五届代表大会上，一位学生代表表演的节目竟是在“敬爱的毛主席”的歌声伴唱下跳“忠字舞”。有人说，他是无意识地开个玩笑。但我们无法想像犹太人会唱“敬爱的希特勒”来开玩笑，想起纳粹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他们哭都哭不出来。 在今年海外悼念六四遇难者活动时，几处纪念会上都有人唱“血染的风采”，而这支歌是以保卫中共政权为主题的。这也难怪，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几十万抗议共产政权的青年学生们，却唱著那支伴随著马克思主义蔓延全球、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的《国际歌》，他们唱得那麽悲壮，心中充满了庄严。在共产思维的浇铸下，人们丧失了自己的思维，连找一种表达自己心声的语言的能力都没有了。这种对灵魂的摧残，甚於纳粹对犹太人的肉体屠杀。 ●苟且和奴性，是中国人走向衰落的标 对同样被迫害、被摧残，中国人与犹太人的反应相当不同。从犹太人到处修建浩劫纪念馆可以看出，这个民族不遗忘过去，不原谅邪恶，不麻木於苦难。而中国人被暴政害死了几千万，今天又有多少人对此记忆犹新，嫉恶如仇？中国人的遗忘是惊人的，不仅遗忘了过去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八千万同胞，连对几年前在天安门广场被杀害的孩子们，都开始淡忘了。几十年来，中国人挣扎於最深重的苦难中，却对苦难缺乏感觉；有过最不自由的过去（和现在），却对痛苦麻木不仁；曾面对人类最残暴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却不奋起抗争。半个世纪前鲁迅笔下的华老栓和阿Q，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大量繁殖。这种麻木和遗忘，这种苟且和奴性，是一个民族走向衰落的标。 ●嫉恶如仇才能爱得真切 对共产正义世界有著深刻了解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与专制的斗争，就是与遗忘的斗争。”而一些中国人在专制社会生活久了，身受阶级斗争之害，结果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对一切都主张宽容，对所有过去都加以淡化，要“向前看”。包括一些来到海外的中国知识份子也这样认为。对邪恶要不要宽容？对罪恶要不要遗忘？看看“浩劫纪念馆”就会得到清楚的答案。理由很简单，对邪恶不痛恨，对苦难不敏感，对正义怎麽可能执著？对美好怎麽可能充满真挚的爱？对专制不刻骨铭心地痛恨，怎麽可能深深地热爱自由和民主？不强烈地热爱自由，又怎能全部身心地去创造一片自由和天地和一个民主的国家？ 嫉恶如仇与爱得真切，从来是人类感觉不可分割的两端。连浸透著爱与善的《圣经》都鼓励人类与撒旦为代表的邪恶战斗，可想这个世界多麽需要正义！这就是为什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国际社会就组织了庞大的纽伦堡法庭，对战争罪犯进行了审判，11名主犯被判绞刑；这就是为什麽，要有海湾战争，惩罚萨达姆和侵略者；这就是为什麽，要把巴拿马独裁者诺利加抓到美国审判；这就是为什麽，今天联合国要缉拿索马里的军阀，北约的空军要轰炸塞尔维亚的军队，教训野蛮者。 《纽约时报》最近报道说，前东德秘密警察总管麦尔克在柏林被公审後判处6年徒刑，罪行是他1931年曾杀害两名警察。同时法庭继续追究在共产东德时期他对人民的迫害。这说明德国人民没有忘记罪恶，不管这罪恶发生在多少年前。 ●再杀一次！ 在浩劫纪念馆开幕式上，埃利．威塞尔先生讲完自己母亲的悲惨遭遇後，面对著900多名来宾沉痛而富有哲理地说：“遗忘，就意味著把那些受害者再杀一次。我们没能阻止他们第一次被杀害，我们绝不能容忍他们被杀害第二次。”对於中国人来说，我们要不要继续麻木、继续遗忘，把那八千万被残害的同胞、六四事件中死於坦克枪弹的学生市民再杀一次？！ （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3年11月21日） 如参观华盛顿“浩劫纪念馆”，可在其网址查看相关信息：http://www.ushmm.org/ |
| 在美国当穷人有多舒服？ 2004-01-16 |
| 四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大选已拉开序幕，民主党有多达10个人出来竞争总统提名人，鹿死谁手还不得知，但人们知道的是，民主党的竞选口号，仍是“按既定方针办”，还是老套的强调增税，向中产阶级和富人开刀，提高穷人的福利，扩大政府的功能，反对军事倒萨等对外政策，削减国防预算等等。
增加穷人福利，追求平等，一向是民主党占据道德高地的高调。在注册民主党选民最多的美国主要城市的纽约，在民主党籍的黑人市长丁勤时主政时，实行扩大福利政策，结果当时700多万人口的纽约，有多达100万人领取福利，平均每7个人就有1个不工作，靠政府强行从勤劳者手中征得税收生活。因为福利来得太容易，再加上人之初，性本“懒”，不拿白不拿，於是大家一起“坐吃山空”，最後纽约出现严重赤字，陷入危机。 美国有多少穷人，他们到底“穷”到何种地步，需要民主党年年讲、月月讲来扩大福利，增加税收？最近美国民间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两名学者合写的“认识美国的贫穷问题”（Understanding Poverty in America）一文，引述的美国人口普查的很多统计数字，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很好的回答。 美国人口普查局去年就贫穷问题发表的年度报告指出，2002年美国有接近3千5百万穷人，比上一年略有增长。两位学者的报告说，要想认识美国的贫穷问题，最好是探究一下这个数字的背後，那些穷人到底“穷”到什麽程度。 谈到“贫穷”两字，顾名思义，应该是没有能力向家庭提供食物，衣服，和基本居住场所。但实际上处於这种状态的穷人在美国极少，上述美国人口普查局定义的3千5百万“穷人”中，展示的是另一种景观：他们不仅有足够的食品，很多人都买了住房，拥有汽车，彩电，冰箱，洗衣机、洗碗机，电烤箱，有线电视，立体音响、录像机和DVD等，其住房面积还远远超过欧洲中产阶级家庭的水平。 例如，该统计显示，美国的“穷人”中，46％已购买并拥有自己的房子，按2001年价值，平均值是8万7千美元。有54％的美国穷人住在一家庭房屋中（独立住宅），36.4％住在公寓中，9.6％住在汽车房屋中。 在美国被定义为“穷人”的家庭中，73％拥有小汽车或卡车，其中近三分之一有2台或以上的汽车；99％有冰箱；65％有洗衣机，56％有烘乾机，三分之一有洗碗机，73％有电烤箱，97％有彩色电视，其中55％有2台或以上彩电，装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的占63％，其中四分之一有大银幕彩色电视，有录像机或DVD的占78％，59％有立体音响，四分之一的家庭有个人电脑，27％使用手提电话。 这样水平的人如果在中国，不属“大款”行列，也是混得相当不错，可在美国，人家被称为“穷人”，在理直气壮地领取政府福利。 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在上述拥有自己住房的“穷人”中，平均每家有三个睡房，一个半浴室，一个车库，一个室外走廊或门厅。全部上述的穷人中，76％装有空调机，而在30年前，美国的全部人口中，拥有空调的只占36％。 据美国房屋发展局的统计，美国的穷人中，只有6％住房拥挤。全部美国人中，70％的家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以上的房间，而在“穷人”中，平均每人拥有2个或以上房间的家庭，有68％，只比美国平均水平低2个百分点。而且美国“穷人”的平均住房面积远远超过巴黎、伦敦、维也纳、雅典以及其他所有欧洲主要城市的居民（不是那里的穷人，而是那里的所有人）住房水平。 例如，美国有2亿8千万人口，平均每人住房面积721平方尺；美国“穷人”平均每人住房面积439平方尺，比世界其他工业国家的人均住房面积多50-100％，是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产阶级家庭住房面积的3倍，是印度和中国的城市家庭住房面积的7倍。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积才是376平方尺，比美国穷人住房面积还少63平方尺。 美国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多达1,875平方尺，美国穷人平均每家的住房面积也达到1,228平方尺，比欧洲家庭的平均976平方尺多232平方尺。全部欧洲国家的平均每人住房面积是396平方尺，低於美国穷人水平的439平方尺。 美国穷人的孩子，不仅没有营养不良问题，而且这些孩子获得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事实上和中产阶级家的孩子一样多，而且在绝大多数穷人家庭，他们的孩子获得的上述营养物质，超过需要的标准；穷人家的孩子平均获得的蛋白质，超过营养学家建议的水平100％。美国穷人家的男孩，平均比当年登陆欧洲诺曼底的美国同龄士兵高一英寸，重10磅，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同龄士兵高2英寸，重20磅。美国穷人的问题不是营养不良，而是食物吃的太多，体重超过标准。美国穷人的肥胖症，男子高於普通人近2个百分点，女子高於普通人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越穷越胖。 当然美国的穷人中也有食物不足的，但只是短期的，数量仅占全部穷人孩子的2.6％。89％的美国穷人说，他们的家庭有足够的食物，只有2％的家庭说经常食物不足。 统计显示，美国的穷人孩子中，三分之二是单亲母亲，没有父亲。而且每年美国有130万婚外出生的孩子。其中黑人的婚外生育率高达70％（亚裔的婚外孩子比例不到5％），福克斯电视台“欧莱利的事实”节目引述的数字是，在当今美国15到25岁的黑人女性中，未婚生了孩子的高达75％！ 因此，这两位美国学者的报告结论是，要想改变美国的穷人孩子问题，第一是要使他们的父母出去工作。也就是说，要削减福利，不能滥发食品卷和福利住房，不能让那些懒汉永远躺在勤劳者的税款上，吃出肥胖症；第二是强调和重视保守派的婚姻和家庭价值，抵制好莱坞为代表的民主党左派们以自由的名义，对未婚生子的单亲母亲的鼓励与放纵。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可以躺在富裕的美国的福利制度上，靠吃别人的劳动成果而吃出肥胖症的穷人们却是对美国抱怨最多、最不乐观、对现实最不满足的群体之一（另一个群体是左派知识份子，他们也是永远地悲观、抱怨，怎麽看资本主义都不顺眼）。反而是那些勤奋努力工作，用自己的汗水一点一滴为自己的家庭创造财富，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的人们，对这个制度更充满感激，对生活更持乐观态度，对现实更有满足感。这说明靠给穷人撒钱，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真正的幸福。 而民主党人永远高喊的口号就是要撒钱，要靠提高税收而增加福利。福利不能没有，但必须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试验已经证明，今天欧洲的福利社会主义的失败仍在继续证明著，那种大政府、国有化、高福利制度的恶果不仅导致严重的经济恶化，使更多人的生活品质降低，更重要的是，它剥夺人的自由，造成更大的不平等。今天美国的民主党依旧要走这条路，但它想获得多数美国人的认同，恐怕是越来越困难了。 2004年1月13日於纽约（载多维） |
| 美国不给独裁者幻想空间 2004-01-16 |
| 今年新年伊始，可能是布什政府上台以来最值得高兴的时刻，因为美国在军事和外交两个领域都获得突破性的胜利，导致布什政府最近无论在内政、外交和媒体上都气势如虹。
在内政方面：萨达姆在逃亡九个月後被活捉，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民众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近日布什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上升到59％，这将实质性地削弱那些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对布什总统今年连任具有直接的好处。 ●布什主义闪闪发光的时刻 在外交方面则有四个显著的成绩：首先，“邪恶轴心”之一的伊朗在美国军事倒萨对其构成的心理压力下，签署协议，同意联合国人员检查其核子设施。其二，利比亚强人卡扎菲同意放弃核武项目。这是美英和利比亚九个月秘密谈判的结果。而谈判开始的时候，正是美国准备对伊拉克开战之际。显示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对利比亚等国家已产生威慑作用。 其三，一向暗中支持恐怖组织的叙利亚政府，宣布冻结准备给恐怖组织的一笔钜款。其四，布什总统任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担任伊拉克战後重建负责人，并派他到欧洲游说，结果向来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德国、法国、俄国宣布，同意削减伊拉克所欠的外债。这是布什政府的另一个外交胜利。 在舆论方面：布什政府的外交胜利受到左右两派媒体的一致称赞，右派的《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布什政府，左派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就此发表社论，赞扬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成效，认为攻打伊拉克影响了卡扎菲的决定。《纽约时报》说，萨达姆命运一定对利比亚的决定起重要的作用。《华盛顿邮报》的头条标题甚至是“布什主义闪闪发光的时刻”，认为利比亚、伊朗和叙利亚的姿态，以及法德态度的软化，都因美国可能采取行动。 ●卡扎菲被美国吓掉了裤子 利比亚的妥协，伊朗的让步，叙利亚的合作，都进一步证明美国实行的强势外交的成效性∶那就是美国的强势对外政策，以及必要时先发制人的战略，产生了威慑作用。换言之，美国使用了独裁者听得懂的语言“讲话”，那些流氓政权才会听明白。美国著名基督教预言大师何凌西（Hal Lindsey）在他的网站做的一项民意调查的题目是：为什麽卡扎菲放弃了他的大众毁灭性武器？其中75.4％的人回答，因为我们把他吓掉了裤子。 而利比亚和伊朗的态度改变，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北韩的立场。平壤近日发表声明，表示将冻结它的核武项目，显示金正日也在考虑学卡扎菲，采取现实主义立场。这些“邪恶轴心”的态度软化，将会潜在地影响中共在解决北韩核武问题时的态度，尤其是在欧洲国家与美国合作的全球战略背景下，中共如果采取杯葛美国方案的做法，更可能导致美国决定把北韩核武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解决，在北韩核武问题上，北京在联合国安理会更显得势单力薄。因而利比亚和伊朗的变化，将会潜在地影响北韩核武问题，促使其朝向更有利美国方面转化。 ●强势外交辐射欧洲 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些进展，也将进一步影响德国、法国的立场，影响欧盟，迫使欧洲国家在伊拉克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而不是对抗。也就是说，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具有“边际效益”，它促使坚决反对美国打伊拉克的法德俄三国，最後也不得不对美国的政策做出一定的让步。这种以军事实力为後盾的外交，迫使欧洲国家做出反应和一定程度上的配合，因为如果不配合，它们在国际战略格局的地位和发言权就被削弱。 美国民间研究机构“新美国世纪项目”（PNAC）的董事主任史密特（Gary Schmitt）近日发表谈话说，假如布什总统没有对伊拉克动武，欧洲国家绝对不可能积极处理伊朗问题，因为欧洲国家不愿美国再在伊朗发动另一次战争，所以才会急著在美国采取行动前和伊朗达成协议。他也认为，目前欧洲做出的让步，恰恰是美国采取强势外交政策的结果。 ●先发制人，威慑流氓政权 布什政府最近接二连三的外交胜利，凸显了美国新保守主义派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新保派强调，要利用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後成为世界唯一超强的地位，推行强势的外交政策，军事反恐，必要时采用先发制人的战略，通过军事行动，对其他流氓国家造成威慑，迫使其改变政策。 今天（7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两位新保派代表性人物合写的文章“当心鸽派的意识形态”（Beware the Soft-Line Ideologues），一位是原布什总统演说撰稿人戴维．弗鲁姆（David Frum），他不久前写的关於布什的书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另一位是前美国国防部“防御政策董事会”主席里查德．波尔（Richard Perle），该文阐述说，布什主义的战略设想是，以强势政策，迫使敌对国家合作。美国成功地军事倒萨，等於是向其他敌对国家发出一个信号，“你支持恐怖主义，下一个就轮到你”，从而对这些国家构成威慑，迫使他们改变立场。 两位新保派的文章不仅抨击了左派民主党反对军事铲除萨达姆政权的言行，还公开批评了共和党内的“鸽派”代表人物：国务卿鲍威尔，副国务卿阿米塔吉，指出他们想依赖联合国这种腐败、无能的机构来反恐，是一厢情愿、误人误事的幻想，根本无法操作。而只有对独裁者、流氓政权用实力讲话，才会有效果。而通过军事倒萨带来的利比亚、伊朗、叙利亚以及昨日北韩的软化与妥协，就是明证。 ●新保派支持台湾 在中共打压台湾问题上，美国最支持民主台湾利益的就是新保派。每次台海两岸发生事端冲突，在美国媒体上坚决为台湾呼吁的知识份子，绝大多数都是新保派阵营的人物。在布什总统对台湾发出“警告”不得改变台海现状之後，就有三名美国知名的新保派领袖人物连署公开信，批评布什向北京叩头，上述“新美国世纪项目”董事主任史密特就是其中之一。 克林顿当总统时，到北京访问，对台湾说“三不”，结果给了中共幻想空间，有了台海导弹演习，造成台海危机。而布什上台後，采纳了新保派的外交战略，对中共实行强势的、现实主义的政策，不再给北京幻想空间，结果迫使中共也得尊重现实（实力外交），不仅不敢在台海导弹演习、直接军事威胁台湾，而且还和美国的关系大幅改善了。它再次证实，新保派主张的现实主义实力外交的成效性。 所以，如果新保派能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继续起到导向作用，直接影响白宫政策，那麽在今後几年内对台湾进一步走向民主化，保持台海稳定，推进中东地区走向民主，以及向全球传播自由，都有重要的意义。 2004年1月7日於纽约（载《观察》） |
| 我怎样成为一个美国右派 2004-01-15 |
| 中共1957年反右的时候我刚三岁多，所以还没有资格被打成右派。但是在美国我成了一个右派，但这不是被别人打成的，而是自己选择做的。
或许是由於近年来我在文章中多次抨击西方左派，有的朋友对我怎麽成了右派很是不解，尤其是想到右派是「保守派」的时候；因为在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通常是指亲西方、反中共的；而「保守派」则通常是指维护政府派。 但在西方这个概念正好反过来：「自由派（liberals）」是左派。如果以党籍划分，左派政党在美国主要是民主党，在英国是工党，在法国是社会民主党，在德国是社会民主党，在加拿大是自由党，在澳大利亚是工党等等。 而「保守派（conservatives）」是右派。在美国是以共和党为代表，在英国是保守党，在法国是共和联盟，在德国是基督民主党，在加拿大是改革保守联盟，在澳大利亚是自由联盟党等等。 其实，如果不按字面，而按两种观点的实际内涵，中文应把右翼保守派译成「传统派」，而把左翼自由派译成「激进派」。实际上在英文里也经常见到这种表达，说左派是radicals（激进者），而右派是traditionalists（传统者）。由於中英文翻译和其所表达的内容上的偏差，不仅中国人困惑，西方人也困惑。我妻子就曾在1995年夏天的一个月内分别被美国两家大报（左派的《纽约时报》和右派的《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编辑问到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到底是指持什麽观点的人。 为了清楚、简单起见，我在本文仍使用左派、右派。回想我自己在美国对西方左、右派的认识过程和经历，觉得写出来或许可以给那些对西方两大较量势力尚不十分清楚的中国朋友做一个参考。 我1988年刚到美国时，主要感觉和体验的就是美国「太好了」！因为这个国家全方位的文明程度实在和中国反差太大，我像个六岁的儿童进了迪斯尼乐园，兴奋不已，看得眼花缭乱，根本看不过来。除了日常生活的体验之外，最初的几年，和许多刚从中国来的朋友一样，赶紧翻阅各种中文报纸，希望能尽快了解、熟悉这个国家。但从中文报纸得到的多是关於美国重大消息的笼统报道，再就是中国人的社区信息等。在中文报纸上尤其见不到的是关於美国和世界重大新闻事件的讨论、专家们的评论。尤其是鲜见关於美国两党的政治分歧和争执的深入探讨。 作为一个在中国大陆从事新闻和写作的人，我最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所以一边拼命学英语，一边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和了解美国关於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具体情形和案例上。而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只是感觉「真是好」，然後是和中国独裁专制比较之後的万千感慨，而没有顾得上去分清美国内部这两党之间的具体、细腻的区别。1991年订了《时代》周刊，开始连英语带美国一起生吞活剥；1992年开始订阅《纽约时报》之後，才开始具体地了解美国社会和政治。 到了1996年夏天我和妻子一起入籍美国的时候，我们俩都自认为已经对美国社会和两党的政治理念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所以各自选择了自己认可的党籍。入籍美国时可以自由选择共和党、民主党、独立党等约六、七个党；也可以什麽党都不加入。选择了党籍也没有任何义务，选举投票时仍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你虽然注册了共和党，仍可以投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反之同样。 当时妻子选择了共和党，主要由於三个原因： 第一，她认为共和党人对共产主义本质的认识远比民主党人清晰；而民主党人则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太多浪漫幻想。她既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许多民主党人对共产主义邪恶的无知和宽容。 第二，她欣赏共和党人的责任意识。共和党人强调每个人首先对自己负责。信奉共和党价值的人多是自律、发奋、敬业，脚踏实地勤奋工作。这点在少数族裔中表现得似乎更突出。据她个人的阅读经验，少数族裔在各行各业中有突出成绩者，多数是共和党价值的信奉者。而那些一边靠领取救济金生活，一边时间充裕、精力充沛地参加各种抗议游行的，几乎都是民主党、左派。 第三，由於她一直对西方女权主义、女权运动非常反感，甚至厌恶至极，所以对民主党的鼓动女权运动、强调未婚单亲母亲权益等等不以为然。而那些多次离婚、或生一堆孩子靠政府救济、或抛开家庭以做单身母亲为荣、或强调男女全方位绝对平等的走火入魔的女权份子们，则无一例外全是左派、民主党，甚至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或支持者。这就更把她推向了一直致力倡导传统家庭价值（family value）的共和党。所谓「家庭价值」主要是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家庭对成员负责，家庭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不应把家庭责任推给社会。 我当时则选择了民主党（1992年克林顿当选之後，我还在《世界日报》和《开放》杂等写了赞颂克林顿当选，欢迎老布什下台的文章），主要也是由於三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民主党比共和党更强调言论和新闻自由，这点从许多关於言论自由的判案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尤其是从最高法院的判例中；自由派法官比保守派法官更给言论和新闻自由空间。 第二，民主党人似乎更关注世界人权问题。例如，九十年代初的那些年，对中国人权最关注和呼吁的美国众议员南茜．波罗西就是民主党籍。美国国会推动世界各国人权的议案也多是民主党籍的议员提出的。 第三，我觉得民主党人好像更善心，更具宽容精神；对穷人、少数族裔、移民等更关心，也更注重少数人的权益，像同性恋者的权益、女性堕胎的权利等等（当时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像多数无神论者一样，持宽容态度）。另外，禁枪是民主党争取的一大议题。见到美国社会这麽多由於私人拥有枪枝而导致的恶性事件，自然觉得应该禁枪。而对民众可以拥有武器、拥有保护自己、反抗政府的权力一说，感觉不强烈。认为在美国这麽成熟的民主国家，这点似乎大可不必。 入籍时我认为妻子选择共和党的三个理由十分充足，完全赞成；妻子认为我选择民主党的三个理由也有一定道理，也没有反对意见。於是，我们谁也没有劝对方加入自己的党，各自做了心满意足的选择。 随後就是1996年的总统大选。作为从共产主义国家出来的人，我们都为第一次能参加投票，亲自选举自己的总统而十分兴奋，非常关注候选人的竞选议题、各项政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妻子都发现了，在选择党籍时，虽然我们对两党主要理念的理解都是正确的，但我们同时都忽略了一个两党最重要的不同，或者说民主党和共和党最根本的不同之一，就是经济政策的不同。 我们以前很少关心经济问题的议题，以为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在实行和共产社会那种计划经济完全不同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既然是在自由经济的框架下，那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一些小的、具体运作上的不同也不必花功夫去了解，毕竟还有太多其他需要学习的东西。而中国文化人向来都不认为不懂经济是一项知识缺陷，甚至引以为荣。 在关注96年大选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意识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经济政策上的严重分歧，而且明白了，左派民主党和右翼共和党在上述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从根上来看，几乎全部都和经济理念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要想真正了解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两党政治，左、右派的不同，首先必须弄清它们经济政策的不同，以及背後的哲学理念分歧。而在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家生活，不懂经济就像今天不会使用电脑一样，不仅是一个严重的知识缺陷，而且会直接影响你自身的经济利益。 简单地说，共和党的经济理念是小政府，大社会，降低税收，削减福利，充分发挥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开销、降低官僚主义）。 而民主党的经济理念是，重视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作用，对富人和中产阶级提高税收，然後进行财产再分配，把征得的税钱通过福利制度分给穷人、留给政府（扩大政府开销，增加更多行政部门）。 共和党一方面认为，要靠减税、促使中小企业发展；另一方面，要削减福利，因为如果纵容福利制度，那麽会有更多的懒汉永远躺在福利制度上，吃别人的劳动成果。而且通过高税收的方式把富人和中产阶级辛苦挣来的钱以所谓「善心」的名义夺走再分给穷人是不道德的。由於人的才能和条件不同，人们的财富不均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必然现象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只要钱不是非法手段获得的，这种私有财产应该获得保护；「善心」不能大於「个人权利」。因此共和党强调经济上的自由竞争，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 民主党则要扩大福利制度，认为只有这样才有社会公义；不认为福利制度养出懒汉。他们追求财富的平均，认为「善心」高於「个人权利」，政府有权以「善」的名义收缴别人的私产，进行再次分配。因此民主党强调均贫富，主张走福利社会主义道路。 在经济问题上，我是小政府、彻底市场经济理念的热烈追随者，从根本上完全不能认同民主党的经济政策，而经济政策是其他政策之本，所以在第一次投票时，就毫不犹豫地背叛了自己入籍时注册的民主党，而把每一项的票全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随後在1998年的中期选举时正式把党籍改成了共和党。 96年投票选举的经验，促使我更加关注两党理念的分歧。而我对美国右翼理念的进一步理解、成熟和坚定是在系统地读了一些书籍和美国左右派报刊上的各种激烈争论之後。在这个过程中更发现了，左翼民主党的政策不仅脱离现实，不可操作，甚至接近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而且，他们所谓对世界人权和少数群体权益的关照，其中充满了伪善（这些我以後会专文论述）。 美国两党（其实是所有西方国家的主要政党）几乎在所有重大的问题上都有根本性的理念分歧，包括经济、国防、外交、人权、环境、死刑、堕胎、同性恋、枪枝管制、种族配额制、家庭价值等等。这其中有经济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同时还与「有神论」和「无神论」有密切关联。 自胡适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开始，无数中国知识人都在呼应这个口号；其实，从理念上来讲，存在「两个西方」，今後中国人要走民主自由的道路，到底要学哪个「西方」，以哪种理念为主，是至关重要的。 |
| 该是给联合国写悼词的时候了 2004-01-15 |
| 提起联合国，一般人的印象是，它应是一个能够解决世界重大危机的国际机构；但通过这次伊拉克战争，却让人进一步看清联合国的真正面目：面对邪恶不采取行动，毫不坚持道义原则；不仅是个严重腐败的官僚机构，而且近乎是个独裁恶棍国家和玩世不恭者的俱乐部。美国已有学者指出，应该是给联合国写悼词的时候了。
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是大西洋两岸知名的思想家（他的七部主要著作中《知识份子》和《现代时代》已有中译本），他最近在美国《国家评论》杂撰文指出，“伊拉克战争是人类21世纪第一个重要事件。伊战凸显了人们必须重视改革联合国，因为从倒萨的争执来看，这个1945年建立的国际机构已经没有能力对全球现实做出反应。”围绕伊战的争执不仅使联合国地位下降，而且更暴露出这个国际机构的严重弊端，简单说，主要有三个： 大国否决制度是反民主的 第一，这个机构有先天缺陷，因为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哪个国家坚持己见，任何议案都无法通过。而且五国中有两个是共产国家（前苏联和中共），任何坚持正义原则的决议，大多都被否决。 据联合国的记录，迄今为止，五个常任理事国总共动用过251次否决权，其中苏联用了120次（苏联解体後，俄国只用过2次），冷战时的苏联外长葛罗米科被称为“否决先生”；美国用了76次（其中35次是为了保护以色列）；英国用了36次；法国18次；中国5次（其中4次为中共获得联合国席位之後；中华民国曾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不承认外蒙从中国分离出去）。 苏联动用的否决权占近一半，可想而知，联合国还怎麽能维护世界和平，因为只要不附合克里姆林宫独裁者的愿望，它就否决。像苏联出兵镇压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联合国提出决议谴责苏联干预他国内政，结果那位“否决先生”手一挥，决议就胎死腹中。 这种大国否决制度明显是反民主的。在西方民主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会，会设立几个拥有否决权的“大牌议员”，这是不可想像的。像在美国，只有总统有否决权，但国会三分之二议员可以反否决（使议案通过），由此构成了制衡。但联合国的大国否决制度，使它不仅无法成为维护道义和世界和平的国际机构，而且时常沦为独裁政府、玩世不恭的大国玩政治游戏的场所。可以设想，如果中共对台湾使用武力，联合国根本不可能通过谴责议案，因为北京手里就有否决权。 最近《纽约时报》的左派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和《华盛顿邮报》的右派专栏作家克劳汉默（Charles Krauthammer）不约而同提出，安理会应增加印度和日本为常任理事国，以此来稀释法国、中国、俄国的权力。但即使从五国扩到七国，仍无法解决一国否决全体这个问题。 一国一票也不合理 联合国的另一个严重弊端是，其成员没有必须是民选政府这个资格要求。索尔仁尼琴1970年就指出，“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联合国也变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员国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暴力强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 在西方国家，只有通过民选，才产生进入国会的议员。而选民，也有资格要求，服刑者、不到法定年龄者等，都没有投票权。但联合国没有这种资格要求，什麽国家就可加入（除了因中共打压台湾无法进入之外）。这种制度性缺陷导致，它的成员国中，很多政府都不是民选产生的，像中国、古巴、北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缅甸、苏丹、叙利亚、黎巴嫩等专制国家，人权记录极为恶劣，但它们照样有“一国一票”，且很多时候形成“多数”，把联合国变成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流氓俱乐部。 前年五月，美国竟被秘密投票“选”掉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而由苏丹这个臭名昭著的人权恶劣国家递补，成为联合国最丑陋的闹剧之一。 今年，全球人权记录最差国家之一的利比亚，竟然“当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四月初美国表示不会像往年那样在联合国提出谴责中共人权案，因为在卡扎菲们的主持下，这种议案不要说被通过，连列入议事日程都没有可能。可想而知联合国沦丧到何种地步。 取消五大国否决权，让联合国成员一国一票，不仅由於很多成员不是民选政府而根本无法体现民主；另外，由於大国和小国相差太悬殊，采取一国一票也不合理。像1999年加入联合国的太平洋岛国诺鲁，面积仅21平方公里，全国人口才一万二，而中国是13亿，简直比蚊子和大象差别还大。这次美国倒萨前曾力争选票的安理会六个没表态国家，其中喀麦隆、几内亚、安哥拉都是小国。几内亚的全国年度军费开支才35万美元（不到纽约警方半天的开支），喀麦隆的军费则更少得可怜，仅20万美元，还不到普通美国家庭的一栋房子钱。军事解除伊拉克武装这麽大的事情，竟要恳求喀麦隆这样的小国授权，简直像开玩笑。 美国的州权和人民性的平衡 怎样平衡国家大小和权利平等，实在是个难题。也许美国的参众两院制度是个借鉴：美国不分州的大小，一律每州有两个联邦参议员（虽然最大的加州人口是最小的罗德岛州的60倍以上）；同时又以人口比例，产生众议员（加州的联邦众议员人数是罗德岛州的18倍），这样来实现州权和人民代表性的平衡。既体现民主，又保护少数人权利。 虽然美国有这种参众两院的平衡，但绝不会出现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州”，因为那会太不合理。而在联合国，人口少於一百万的小国，就有十几个，照样有一国一票。因此几乎无法找到一个既体现大国人口又照顾小国权利的两全其美之策。 大政府必然产生官僚腐败 第三，联合国的这种“国际大政府”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是官僚场所和腐败乐园。因为它不像西方民主政府有定期选举换届的制约。虽然联合国秘书长也换届，但这个位置的权力是虚的，真正权力在五大国。而五国，以及全体成员国，都不存在换届（像国会议员那样被选民淘汰）问题。不受到监督的权力一定腐败，联合国就是一个明证。 例如，美国学者的研究指出，联合国属下的科教文组织重用亲属、滥用资金、近一半人员是通过人际关系“後门”进来的。该机构上届秘书长晋升的71人中有36人不符合条件。而这些不符条件的晋升和任命一年内就要花费1,100万美元（联合国经费原由美国承担三分之一，前年降到25％；日本承担20％，德国是10％；法、英各6％；中国不到1％）。 对於这次战後伊拉克的重建到底由美国还是联合国主导，在安理会仍有严重分歧。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循科索沃的前例，但在科索沃实地考察过的欧洲学者则提出反证说，科索沃的重建由於交给了联合国主持，结果一塌糊涂，至今四年了，科索沃的居民用电问题都没解决，现在仍是每六小时停电两小时。就科索沃战争写过多部著作的欧洲学者施瓦茨（Stephen Schwartz）在4月中旬的美国《标准周刊》撰文指出，科索沃晚上停电，居民楼、餐馆、商店等都无法营业，路灯也没有，结果他在路上绊到钢筋，摔坏了腿；但当地的联合国机构办公大楼却因有自己的发电机，彻夜灯火辉煌，但里面并无人员办公。科索沃的重建不仅缓慢，而且出现巨额贪污，一个在联合国的科索沃重建项目中负责电力问题的德国工程师最近被查出贪污了救援款430万美元。施瓦茨说，当地科索沃人听到战後伊拉克重建将由美国主导，连声感叹伊拉克人有福气，而他们太倒霉，落到了联合国这个官僚机构手里，不知何时见天日（能有足够电力）。 联合国已破旧到无法修理的程度 联合国虽然已有58年历史，但真正通过联合国授权的军事行动，只有两次，一次是韩战，抵抗北朝鲜的南侵。那次美国议案能够通过，正好赶上苏联抵制联合国，不参与其活动，因此才躲过被否决。再就是上次的海湾战争，俄国和中共投了弃权票。美国为获得这两国不动用否决权，给了莫斯科大笔援助；同意北京判决八九民运领袖而不抗议制裁等。 经过这次倒萨议案在联合国的失败，美国朝野都对联合国的作用更加失望。在伊战之前的民调中，已有20％的美国人认为，应重新考虑美国和联合国的关系。现在则有71％的美国民众表示，不管联合国什麽意见，都支持美国武力倒萨，显示人们更不重视联合国。 4月13日《纽约时报》杂分析联合国前途的文章预测说，“美国不会退出联合国，也不会要求它搬出纽约，迁到巴黎或布鲁塞尔。但是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别的地方解决问题。” 上述英国学者保罗．约翰逊预测，这个“别的地方”，就是美国准备以英国、意大利、西班牙、丹麦、荷兰及全部原东欧国家等18国为主体的“新欧洲”以及支持美国倒萨的“意愿联军”45国，组成一个新的集团性力量，来保证冷战後的世界新秩序。在战後伊拉克，联合国只能当配角，做些人道救援。如果联合国进一步堕落，那麽美国就会更倾向与新欧洲合作，启用这个新的集团力量，而使联合国“无关紧要”。联合国本来就有制度性缺陷，再加上这次倒萨它不仅不帮助，还成为障碍，因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劳汉默说，联合国已破旧到无法修理的程度，可能真的要为它准备墓铭了。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3年5月号） |
| 不可承受生命之重 2004-01-14 |
| 9月，向来是纽约的“黄金时分”，酷璁刚过，严寒未到，难得秋高气爽，天气宜人。但911周年那天，纽约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窗外的树林在呼啸的风声中翻涌，伴随树枝被横扫折断的节奏，让人担心空调机也要连窗一起被刮走。中国有“六月雪窦娥冤”之说，强调老天对冤情也有反应；大概纽约的天空也在为那三千多无辜的生命而悲愤。
自 晨五点各大电视台就开始报道有关911周年的悼念活动，一直持续到半夜时分。其中最令人感动、感慨的是宣读遇难者的名单。这项安排有点令人吃惊，那是近三千人的名单，即使连续不断地念，平均每个名字用两、三秒钟，也要上万秒，几个小时。且不说站在风沙中参加悼念活动的人群能否坚持下去，对分秒必争、抢新闻镜头的电视台来说，能几个小时地转播这种可能令观众感到单调的“念名单”画面吗？ 但名单开始念了，首先由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宣读，然後是以遇难者的家属为主接著念，从8点52分开始，一直念到11点20分结束，足足念了2小时28分钟！ 在这个念名单的过程中我曾流览了一下各个电视台，发现竟有30多家都现场直播了这个念名单仪式，有些中间穿插了华盛顿的悼念仪式和新闻评论，但CBS电视台，在这两个多小时里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念名单的画面，而且还（独家）登出了每个遇难者的照片和年龄。随著每个被念出的名字，电视画面上向我们微笑的，不是代号、字母或数字，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他们曾经像我你他一样存在过、生活过、享受过爱和亲情、体验过生命的美好┅┅但他们就那麽无辜地在一个晴朗、美丽的早晨，被从我们这个“地球村”夺走，永远地离开了人类的群体。 据9月8日《纽约时报》公布的数字，911遇难者总共有3,025人，其中92％在20岁到54岁之间，人生最美好、最具创造力的年华！遇难者中亚洲人占6％，有180多人。宣读的名单中也不断有中国人的名字：Gu, Liming；Guan, Yanzhu；Wong, Yinping；Zeng, Ze；Zheng, Yuguang┅┅《纽约时报》从去年911後就拿出大量版面刊登这些遇难者的个人故事（共登了2,200多个），而且还在911周年这天，拿出近七个整版，刊登了能够找到的2,700多遇难者的照片，以及所有三千多遇难者的名字，像悼念仪式上宣读名单一样，来提醒人们那是一个个具体的、宝贵的生命。 不知道有多少人从头到尾看了这个念名单的过程，後来从《洛杉矶时报》上读到美国笔会主席Aimee Liu写的一篇题为“你将扬起国旗，你将喜欢它”的文章，知道这位有华人血统的女作家也是从头看到尾。我想一定有很多观众都是这样，在聆听这个“名单”的过程中再体验一次生命损失的惨痛，再提醒一次对生命的珍视。 听著这些遇难者的名字，我想起了几年前看过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那部反映纳粹杀害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那个帮助犹太人躲过毒气室、“雇”他们出来到工厂做工的列印名单的情节∶在沈重的打字机敲击中，墨迹四溅出的哪里仅仅是名单，而是流动著鲜血的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在影片结束时，银幕上播出长达近五分钟的演员及帮助拍摄的人员名单，它似乎再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名单”，不要忘记那些具体的生命。观众席上没有任何人如往常电影结束时那样匆忙离开，而是鸦雀无声地盯著银幕上缓缓流动的名单，直到最後一个名字从银幕上消失，观众爆发出热烈、感谢的掌声。它不仅传递了人们被这部影片所感动的共鸣，更表达了作为人类，和那些遇难者、获救者同“类”相连的情怀。 听著这些遇难者的名单，我想起了夏威夷、华盛顿和纽约等地的那些阵亡官兵纪念碑。美国人把二战、韩战和越战的全部阵亡人员的名字都一个一个地查出来、刻在了一座座大理石碑上，体现著美国人对每一个具体生命的重视。在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我曾见到一位40岁左右的女性亲吻纪念碑上的一个名字。我不知道那个刻在大理石上的人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兄弟，但我知道，对於她来说，那个刻在碑上的名字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永远是她生命中的一部份。 听著这些遇难者的名单，我也想起了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它是用千百万被碾碎的血肉和灵魂铸起的没有具体生命的墓碑，是用来象徵国家的巍峨、民族的伟大。 911悼念活动再次展示，西方民主社会的文明和共产主义、伊斯兰主义等独裁极权统治最大的不同是对生命的态度。在斯大林的眼里，“死一百万是个数字”。100万条人命！他说得多轻松。而毛泽东在谈到和美国打原子大战时说得更轻松：中国八亿人，死几个亿，也没什麽了不起。北越国防部长武元甲在接受法拉奇采访时，就奠边府战役越南阵亡五万人（法国阵亡一万二）一事说，“地球上每两分钟就死成千上万的人，我们打一仗死了五万人算不得什麽。” 当然，共产党是不可能看重生命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生命的摧残者。从苏联的古拉格，到中共的劳改营，到今天关押异议者宗教信徒的监狱，一路都是如此。据法国学者编写的那本《共产主义黑皮书》，20世纪被共产主义夺去了8,500万到一亿条人命；其中仅中国这一个国家就有6,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而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很少有纪念碑，而在鲜有的纪念碑上也罕见具体的丧生者名字，无论是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英雄纪念碑，沈阳的918事变纪念馆，还是新近落成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无论多少中国人死亡，他们都像斯大林所说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如果说久远的抗日战争无法统计，但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七十年代末的对越南战争，也都没有具体的统计，更谈不上什麽刻印名字，为了他们那麽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官兵们都是“轻於鸿毛”的。 911事件後，有不少人为恐怖份子辩护，说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为了反抗美国霸权的目的，采取这种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些人同时强调美国在对外军事行动中也造成了平民死亡。但我不得不再一次地强调，战争造成平民的意外伤亡，和故意（刻意！）杀害平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无论有多麽正义的理由，这种刻意杀害平民的手段都是人类绝对不能容忍的。 为什麽人类不可以为了所谓崇高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因为“目的”随人群而各有不同，很难有共同的标准。比如，很多台湾人把台湾独立视为崇高的目的，而很多大陆人，则视台独为灾难；同样，很多西藏人、维族人把西藏、新疆独立视为奋斗的目标，但很多中国人则视领土统一高於一切。那麽到底谁的目标更正义、更崇高？ 但手段却可以定出清晰的准则。例如，谁都不可以用故意杀害平民的方式来实现政治企图，来达到任何目的，这就是很清楚的标准。无论人们各自的目的有多麽大的不同，都可以有同样的行为准则。拒绝不择手段，就可以制约手段的滥用，因为有衡量是非的基本标准。 911周年纪念，再次提醒人们，容忍“不择手段”对无辜生命的屠杀，就是容忍邪恶对人类几千年文明的谋杀，就是对“人”这个概念的谋杀。古往今来，凡是强调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最後一定被证明，那个目的不可能是真正崇高的，因为高尚的目的不需要、也无法通过卑劣的手段来达到。从纳粹，到共产主义，到恐怖主义都一次再次地证明著这一点。 2002年9月16日 |
| 吃吧，勇敢的中国人！ 2004-01-14 |
| 最近好像邪门的事都带“萨”字：萨达姆、萨哈夫、萨斯病毒。伊拉克的两萨被铲除了，但第三“萨”却在中国兴起，江泽民连撤了两个高官，似乎还是镇不住。4月21日《纽约时报》登出的统计数字是，因萨斯全球已死200人，其中香港88人，中国内地79人，新加坡和加拿大各14人，越南5人。印度和非洲也已出现萨斯病患者，前景真是令人恐怖。
迄今为止，专家们还没有研究明白“萨斯”病毒从哪儿来的，但从感染和死亡人数来看，明显广东和香港是重要源头之一。为什麽会是广东和香港？目前还没有人给出答案。但我的感觉是，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第一是环境卫生太差；第二是和广东人什麽都吃有关，常言道：病从口入。 十多年前来美国时路过香港，停留了一个星期。第一个感觉是那里的自由令人振奋，第二则为香港的脏乱差而十分吃惊。一个闻名世界的富裕城市，怎麽会有那麽多烂水坑，即使繁华的九龙的许多商业楼宇之间都有臭水坑，蚊蝇遍地，更别提平民的居民楼了，简直不可思议。如果是因为居民密度太高，但我随後路过东京，住了十天，那里的居民密度一点也不比香港低，但那个城市的乾净简直与香港有天壤之别。香港多年名列世界经济自由度排行榜首位，人均收入为全球前几名，但其肮脏度大概也能上排行榜。能把富裕和肮脏连到一起，也算是香港一绝。 除了脏之外，更可能是和“吃”有关。中国人常说“吃在广东”，“吃在香港”，意味著广东人、香港人非常讲究吃，饮食文化发达。这两地的人又最喜欢吃海鲜，而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香港、广东的海鲜大多是中国内地运进的，但那些黄鳝、螃蟹等，很多是带毒的，是用激素、抗菌素喂养的。 据媒体报道，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去年在北大演讲时，谈到毒黄鳝问题。他说，当年七月，他到苏州参加会议用餐时，一位科学院环境研究所知名学者对他说，“你们知道如今的黄鳝为什麽长得这麽快吗？就是因为饲养者用了激素，人吃了黄鳝，这些激素在人体内七、八年还要发挥作用。”陈志武说，听到这话之後，吓得那些与会学者们没人再敢吃黄鳝了，虽然会议包食宿，但餐桌上剩下一碗一碗的黄鳝。陈志武还说，“我有一个亲戚是卖豆芽的，他对我说∶这些豆芽不能吃，用了激素，本来要五天才能长大的豆芽苹要一天就长好了。本村人知道这些，都不去买这种豆芽，都是卖给广州，一卡车一卡车，一夜之间就到了广州的菜市场。” 不仅黄鳝、豆芽，还有广东、香港人最爱吃的大闸蟹，也是用激素喂养的。江苏是中国盛产大闸蟹之地，有600多个蟹场。香港广东的大闸蟹，多是从江苏运来的。香港《壹周刊》去年十月报道说，“香港人喜欢吃大闸蟹，蟹价越来越便宜，几乎成为市民家常便菜。大闸蟹卖得愈便宜，市民吃得愈凶。”大闸蟹怎麽越卖越便宜，是大丰收吗？该刊记者专程到江苏蟹场采访，结果发现，那些大闸蟹都是用激素快速养成的。 湖里的大闸蟹一般至少两年才能长到二两以上，但江苏养殖场的大闸蟹，使用激素之後，都是一年蟹，当年下苗，当年养成上市。《壹周刊》的记者把从江苏蟹场买回来的螃蟹送到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化验发现，蟹肉里不仅有激素，还有多种对人体有害的抗菌素。 江苏使用“高科技”养蟹闻名的“大发水产养殖场”徐场长对香港记者说，“从蟹苗到上市，至少要喂十种药，例如氯酶素、土酶素、乙醇、痢特灵、诺氟沙星、恩诺沙星、病毒灵、多西酶素、己烯雌酚等等。”他还谦虚地说，他们比较守本份，福建人更毒，在蟹产卵时喂避孕药，这样母蟹不会变瘦，蟹苗更容易长大。说著，这位蟹场负责人捞出两苹大蟹对记者说∶“你看看，多凶，不吃药哪有这麽凶！”当记者问这麽做不是害人吗？这位场长直率地说，“现在的鱼类、家禽类，哪一样不是靠药物长大的！”你不这样做，别人做，你还能做生意吗！ 香港记者在江苏蟹场看到，“工人将药物搀入饲料，站在船上撒饲料，有如天女散花。”江苏的大闸蟹，多数外销香港、广东，而且使用飞机运，当晚捞蟹，次日上午就运到香港、深圳，下午就上市，晚上香港人就吃到嘴了。那位徐场长透露，为了防止运输途中大闸蟹死亡，他们在捕蟹前再喂一次抗菌素。而24小时後，那些抗菌素就经蟹肉到了港人肚子里。香港记者说，在“大发养殖场”附近路上，随处可见“蟹药店”。他们进去一家，卖药人一下子拿出十多包不同种类的药物，并告诉记者用法∶土酶素每百斤饲料搀500颗、痢特灵每百斤饲料搀8两、乙醇每百斤饲料搀9两┅┅ 《壹周刊》记者把从港九、新界、深圳、江苏四个地方买回的12只大闸蟹，送去化验，结果发现11个样本有土酶素，6个样本有氯酶素。土酶素属“过时”抗菌素，因副作用太多，已很少使用；而氯酶素属香港违禁物质，因会压抑骨髓功能，影响人体产生血球和血小板，导致贫血、抵抗力下降和凝血困难问题。孕妇吃了含有土酶素的毒蟹，胎儿的骨质会变灰、变脆。 香港记者在江苏了解到，蟹场附近的女性，很多因吃了带毒的大闸蟹而有流产症。在“大发蟹场”附近住的周红梅说，“我生在水边，吃水产长大，怀上三个孩子都流产。後来医生禁止我吃螃蟹，说里面的药物会对我不利，我照做了，才有了这个小宝宝。” 除了使用激素、抗菌素，江苏的蟹场还使用死猫、死狗、死鸭禽等喂养大闸蟹。江苏“新群蟹场”被称为“李叔”的负责人的床下就放著两只未剥皮的死狗，还有一堆死鸡鸭。他说，“一星期放一次，蟹特别喜欢吃烂肉！”香港记者看到蟹塘中浮著一苹剥了皮的死狗，两只大闸蟹爬在狗尸上进食。水面的狗尸血红中带紫，狗头呲牙咧嘴，样子很恐怖。但那位“李叔”却很轻松地从他的床下拖出一苹死狗，剥去皮毛，拎著狗腿对记者得意地说∶“这是天然饲料，我的蟹营养丰富，从小吃肉，不像别人的蟹从小吃药！”但这些狗都是走私团夥将路上的狗用剧毒氰化钾毒死後，拿来出售的，本身就是毒狗。 养蟹的人说，现在大闸蟹饲料有两种：素和晕。吃素就是喂激素，以及土酶素、氯酶素，金酶素等抗菌素；吃晕就是往蟹塘里扔死狗、死猪、死鸡、死老鼠、死鱼、死虾，这叫“天然饲料”。 江苏阳澄湖出产的大闸蟹最出名，但据水产部门统计，阳澄湖的一级大闸蟹，每年只产一万三千苹。但去年香港人吃了一千三百万只螃蟹（平均每人吃两只），可见大部份都是冒牌货。江苏淡水研究所工程师唐天德说，现在全中国除西藏外，都说出售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但八成以上是杂种蟹；是毒蟹。 广东人、香港人还喜欢吃乌龟，认为大补。但养殖户用避孕药替乌龟增肥，本来五、六年才长大的乌龟，现在一两年就能上市。香港人和广东人还喜欢吃蛇，但据深圳《晶报》报道，蛇场为了使蛇在短期内份量加重，也喂避孕药。深圳、香港市面出售的蛇，体形肥肥大大的都是食药蛇。 据广州《南方周末》报道，中国每年生产700吨诺酮类（一种抗菌素），但其中有一半被蟹场、蛇场、乌龟场、黄鳝场等养殖业用掉；再加上其他种类的抗菌素，不知总数有多少吨，最後全部转到了香港人、广东人，以至各地中国人的肚子里，不知慢性杀死了多少国人。谁知道这萨斯病是不是这些毒药经毒动物再转化到人体後产生的呢？专家们不是说这种病毒以前只在动物体内产生过吗。 这些毒螃蟹、毒蛇、毒黄鳝、毒乌龟等，只是当今中国掺毒食品的巨大冰山一角。在中国人突然有了发财致富的机会、却又处於一个无法无天的道德真空（既无宗教信仰，传统伦理也全部沦丧）状态下，那种不顾一切赚钱的欲念，可以诱发出人性中最冷漠、最恶毒、最疯狂的部份。像往西红柿、葡萄等水果上撒药、涂色以增加鲜亮等，都根本不足一提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食品检验制度又远远不完善，同时人为的腐败漏洞比大闸蟹还多。 例如香港记者曾在江苏蟹场问那位徐场长，“国家有没有禁止或者化验标准？”徐场长毫不忌讳地说，“笑话，你不了解国情吧！放药多少靠经验。上市测试也没个准，他高兴就放行，不高兴，再乾净也没用！”说到底，这“毒”从本质上还是共产制度放的。就萨斯病问题，江泽民免了一个张文康、孟学农，从形式上是件好事，但完全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当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被称为最勇敢的人。但今天，敢吃中国大闸蟹的人，还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进入了一不怕苦（吃蟹好辛苦）、二不怕死的境地。但他们不是正在被“谋杀” 吗！ 2003年4月22日於纽约（关於大闸蟹的情形，选自2002年10月的香港《壹周刊》，对挖掘毒蟹事件记者的敬业精神深表敬意！）（原载多维） |
| 大江健三郎的左派盲目症 2004-01-13 |
| 911事件之後，有几个世界知名左派作家发表言论批评美国以军事手段反恐怖主义。像德国的格拉斯，英国的拉什迪，美国的苏姗．桑塔格等。11月27日，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又在法国《世界报》发表谈话，为这个日益减弱的合唱增加了一个分贝。
格拉斯的反美言论在德国遭到很多知识份子的批评，他那本赞美共产东德有理想主义的小说，曾被称为德国文学评论界教父的赖西拉尼奇（Marcel Reich-Ranicki）当众撕毁，认为该书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次品。拉什迪後来撰文支持美国反恐，态度有所转变。 桑塔格在《纽约人》（New Yorker）杂志上发表言论，把恐怖份子炸世贸大厦的性质和美军当年轰炸伊拉克等同，并说那些用自己的生命去杀死别人生命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胆小鬼。该刊主编说，他们收到一百多封读者的抗议信，该杂志从没有就一篇文章收到过那麽多抗议信。而美国专栏作家批评桑塔格的文章，仅我本人已看到好几篇，《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知名评论家查尔斯．克劳萨莫（Charles Krauthammer）批评桑塔格的文章题目就是“道德迟钝的声音”（Voices of Moral Obtuseness）。《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林博（David Limbaugh）则痛斥说，如果没有强大美国的保护，桑塔格和她的那些左派同志们躲在象牙塔里随便说疯话的自由早就会没有了。《纽约时报》也报道说收到众多关於桑塔格言论的争论文章。 大江健三郎的看法也是沿著这种左派轨道，尤其是他的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美国军事打击塔列班和拉登，是“一场可疑的战争”，“这场战争未能避免阿富汗人民的痛苦并使这个国家陷於混乱”；二是911後美国应“承认失败”，反省自己；军事反恐会招来第二波、第三波恐怖袭击。 如果在对阿战争打响前，大江健三郎这样说还有情可原，可以算一种预测，虽然缺乏逻辑和常识。但现在塔列班已溃不成军，丢掉了所有地盘，对阿战争基本打赢，而且几乎没有任何平民伤亡（仅有的一点所谓平民伤亡是塔列班自己宣称的，迄今没有任何独立机构确认，而塔列班政权一向撒谎则是公认的）。今天，阿富汗平民百姓涌上街头，欢呼塔列班被击败。男人们著急地剃掉被塔列班强迫留的子，女性们摘掉面罩、露出容貌，孩子们蜂拥向五年不被允许看的电影和电视┅┅今天，阿富汗在国际社会的监督下，筹备新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不仅各方政治力量都会有所体现，而且一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也将占有比例。 面对这样的现实，大江健三郎还有什麽根据说这是“可疑的战争”？ 更哪有理由说“未能避免阿富汗人民的痛苦并使这个国家陷於混乱”？这不是睁眼颠倒黑白吗！难道大江希望见到阿富汗人民继续被那个把大佛像都砸了的塔列班政权统治、继续生活在中世纪般的野蛮状态中吗？ 如果说大江健三郎和他的左派同志们能够拿出一种替代（对阿战争）的方案，也算有点智慧。而拿不出任何可行办法，又要反对文明社会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是在这次反恐中左派头脑混乱的典型表现之一。 左派的典型表现之二是恐惧，恐惧西方世界用军事力量打击恐怖份子会导致更多的恐怖主义事件。这就是大江健三郎所说的美国军事反恐会招惹来第二和第三波恐怖袭击。 按大江健三郎的说法，911後美国就应该“承认失败”（承认什麽失败？），反省自己，而不是用军事打击恐怖主义，那麽恐怖份子就会从此偃旗息鼓，再不从事恐怖袭击了。这世界上的哪种恐怖主义、哪种邪恶是靠善良人们的迁就、妥协而消失的？ 按照大江健三郎的逻辑，只要拿起武器反抗，就是以“恐怖”对“恐怖”，就是以“邪恶”对“邪恶”，最终只能带来更大的危险。所以为了避免“更大的危险”，为了证明我们是文明人，就不可以采取任何军事行动。那麽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後，美国就应该“承认失败” 反省当时美国杯葛日本石油进口的“错误”，而不是去反击日本侵略者。结果会是什麽呢？日本帝国可能会把它的太阳旗插遍亚洲所有的土地，会有更多中国人、韩国人、其他亚洲人，还有日本人自己被杀害。 事实是，美国不仅使用了大江最反对的“武力”，甚至使用了大江多年来一直抨击、控诉的核武器。结果不仅没有“造成更大的危险”，而是日本帝国被打败，亚洲获得解放。美国用核武器迫使日本投降，不仅使亚洲其他国家平民死亡大幅减少，同时日本军人和平民伤亡也远比不使用核武器而少（具体数字我在“为了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一文中有详细引述）。日本也从此由军国主义转型成一个民主的国家。 作为日本人，大江健三郎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十分值得称赞，但他同时又抗议美国使用核武器，甚至抗议军事手段，那麽大江到底能有什麽高明的手段摧毁日本军国呢？完全没有！作为德国人，格拉斯强烈谴责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同样值得称赞，但他同时却赞美东德的社会主义理想，谴责西德的资本主义，反对东西德统一。他难道没有看到共产主义和法西斯同样残酷吗？但左派们的逻辑从来都是这麽混乱。 今天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和二战时军事打击日本的性质是一样的，都是正义的战争，它给人民带来的不是“更大的危险”，而是自由，是一个和平而民主的前景——战後50年来日本的现实不就是这样吗？ 大江健三郎、格拉斯、桑塔格等左派作家们最主要的错误在於，在所谓“和平主义”的高调下，一概地反对任何战争，从而混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性质区别。这只能宽容、纵容以至保护邪恶；最後的结果只能是善良的人们为此遭受更大的灾难，付出更大的代价。 2001年11月28日於纽约 |
| 谁给中国放了毒？ 2004-01-11 |
| 对南京914中毒事件，最後中国官方版本是，200多人中毒，38人丧生。虽然这个数字之低人们普遍质疑，但由於中国没有独立媒体和调查，谁也无法拿出更准确的数字。但即使这个数字，也是38条人命啊！
南京中毒事件後一个星期之内，中国又发生了数起严重中毒事件。据《健康报》和《南方周末》等报道，河北霸洲110名学童食炸鸡中毒，广东和平县106人食染农药牛肉中毒；北京日本人学校55人吃盒饭中毒；湖南汉寿县22名学生吃八宝粥中毒。仅这几例官方公开报道的中毒人数就达293人，远超过南京的中毒人数。 中国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统计说，中国每年有10万人中毒，其中5到7万人是因鼠药中毒，很多人像南京下毒的陈正平一样，是故意用鼠药杀人。去年12月29日江苏网报道，南京江浦县永宁镇83岁的王老太往30多户同村邻居放毒，利用串门机会，往人家米中放“毒鼠强”。被抓获後她说，因玩牌赌钱输了，想报复。中国人怎麽会“毒”到这种程度？ 其实这些中毒事件，仅是中国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人心险恶的一个缩影；它是在共产党摧残人性的半个世纪统治下，酝酿、发酵的恶果。这里仅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及在海外看到的报道，就可看出那个社会已经被毒到多麽可怕的地步。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深圳办报时，就曾采访过市工商局查获的制造假茅台酒的地下工厂。其实所谓“工厂”就是当地渔民村的住户，屋里满地污水，厕所都堆著茅台酒瓶；他们是用杀虫剂“敌敌畏”配水制的酒，居然还很有茅台味道。自从看到那个“茅台厂”之後，我这个喜欢喝白酒的人，再看到茅台酒，就条件反射想起敌敌畏，吓得不敢“举杯邀明月”，戒了茅台。 几年前一些朋友到我家聚餐，一位刚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一瓶“酒鬼”。这是近年中国最有名的好酒之一，果然一开盖就满屋飘香，朋友们齐声叫好。那天有十多个人，而只有一瓶“酒鬼”，所以每人只能喝一小杯。最後剩下一些没喝，因那天有个喜欢酒的蒙古族朋友没赶到，给他留一口。 过了约两个星期，我实在忍不住酒瘾，就把那剩下的“酒鬼”拿出来，决定“替” 那位朋友喝了。但酒倒出来就感到奇怪，有些白膜在上面，一喝，味道如同酸米汤。按道理酒是越久越醇，称之“陈年老酒”，这“酒鬼”才打开盖两个多星期，就变酸了，哪里会是真酒？ 如果说平民百姓没权没势，活该上当，那麽有权有势的人就有了保险吗？前年三月台湾大选时，我受《台北时报》邀请去观选及写些评论，选举结果出来之後，台塑董事长王永庆在家里请新闻界人士聊天，我也被朋友拉了去。王永庆家做的菜相当讲究，可能有高级厨师；当我看到主人拿出的是“酒鬼”，马上就提到曾喝过假酒。但这位企业家好像很懂酒，信心满满地说，他家的酒绝对不会有假的。随後他就讲起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宴请他的往事，说谢非准备的是茅台，可他喝了一口，就告诉谢非，这酒不对劲儿。谢非很认真地说，“我请你王董事长的酒绝不会有假”，但这位台湾企业家也是说一不二的人，坚持说这酒有问题。於是谢非叫人把酒拿去检查，换了别的酒。後来谢非见到王永庆，给他道了歉，表示那酒确实“有问题”。我听到这段故事相当感叹，连堂堂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请客的酒都是假的，这中国还有没有真酒了？但看到王永庆对假酒这麽警惕，对真酒的识别又那麽在行，我也就放怀畅饮了，因为“酒鬼”实在醇香宜口，两杯下肚，就真有“天子呼来不上船”之感。那天我喝了四、五杯，观察到王永庆至少喝了11杯。但回到纽约後，我仍是坚持戒了白酒，不想“舍命陪假酒”。 为了防假，人们可以戒烟戒酒，但却无法戒食。食物如果有假，那就只有一条路，当南京的中毒冤魂。几年前，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来纽约探亲，他抱怨中国的米中沙子太多，他的牙都咯坏了。後来从1995年6月7日《北京青年报》看到报道说，吉林省伊通县粮库主任领人在废弃的军用飞机场上往粮食里掺沙子，2,700吨玉米，掺了157吨沙子。当接到报告的公安人员来查问时，这位“人大”代表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家的粮食，我们愿意掺啥就掺啥，掺狗屎你们也管不著。” 而後来中国发生的“毒米”更是骇人听闻。据去年11月29日《山东日报》报道，济宁市鱼台县14家大米加工场，把工业用油喷洒到60吨大米中，以提高米的亮度和色泽。这种矿物油可导致腹泻、昏迷，严重影响儿童发育，并可使老人患痴呆症。 中国报纸上不断有这类报道，食物、水果等因外层被涂抹了工业油而导致的中毒事件，如济南用有毒农药喷洒的西红柿和葡萄（光泽鲜艳，食後慢性中毒）；浙江掺了工业油的“毒瓜子”（又黑又亮，食後嘴脸发麻）；湖北和广东喷洒了矿物油的“毒饼干”（表面极为明亮，一点火就能烧著，冒出黑烟）；吉林掺了轻汽油的“毒豆油”（使人慢性致癌）。浙江用化肥尿素提炼的“毒味精”；北京用墨汁染的“毒木耳”┅┅ 去年12月23日《燕赵都市报》报道，河北曲周县槐桥乡崔志晨家所食用的面粉、香油、豆瓣酱等食物以及饲料中都发现有鼠药，全家7口人中毒後，两位老人去世；他家的4头猪和12只羊也被毒死了。 药物本来是救死扶伤、人道主义的产物，但中国却大量出现假药，更是邪门透顶。1985年我曾在福州采访过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他是共产党内相当开明、能干的一位官员，但後来因为轰动全国的福建晋江假药案，而被保守派借机整下台。晋江假药案仅是一个开端，後来中国报纸上不断有关於假药的报道。 共产党的宣传总是说西方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中国贫穷但人们精神充实。但今天看看，中国人充实的是什麽。人性堕落的明显标之一是造假。现在中国是假烟、假酒、假药、假茶叶、假油条、还有假合同、假护照、假结婚、假学位，假人民币，无所不假。有一家锁厂生产的五千把锁，一把钥匙全都能打开，都是假锁。不久前还看到报道说，中国竟查获了“假鸡蛋”，外壳是塑胶，蛋黄是染料做的。鸡蛋都能造出假的，中国人的造假工艺真是出神入画了。 中国社会不仅漫天造假，还到处有真残忍。从报上看到台湾一位女作家从大陆回来写的游记说，她亲眼看到推销烫伤药的人把八、九岁的孩子当众用烧红的烙铁烫，然後涂上“烫伤药”以示有效。看到那被烫得嚎叫的孩子，吓得访客们纷纷解囊，恳求不要烫孩子，药他们全买。几天前，一个美国女性在停车场打自己孩子的场面被录了下来，结果成了美国各大电视的新闻。警方说，这位母亲因此最高可被判三年徒刑。但在中国，别说打自己的孩子，当众用烙铁烫孩子都无人管。 黑龙江的报纸报道说，一位先锋派艺术家，在哈尔滨街头，当众用大铁锤一下子砸在一苹活蹦乱跳的猴子脑门上，然後把猴子脑浆迸裂、血水横飞落到地上白布的血点图，称之为“行动艺术”。看到这条新闻，让人想起那个用斧头砍死妻子的诗人顾城（报道说，顾城砍了妻子一斧头後，人没死，在抽搐挣扎之际，顾城又砍了第二斧、第三斧┅┅）。从哈尔滨砸猴子脑门的画家，到用斧头砍妻子的诗人，这种“艺术家、文化人”不让人想起来就脊背发凉吗？ 中国人怎麽会这麽“毒”到这种程度？问题不在人种上，而在於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毒化。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背景，在香港，在台湾，在海外的中国人社区，都没有像中国大陆那样发生那麽多起如此狠、毒的事件。 共产党的文革，灌输人们的是暴力和残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其恶果现在就开始恶性循环：在商业大潮的恶性竞争中，人们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以至亲人相残，真是“杀生宰熟”。更严重的是，整个社会价值颠倒，没有任何道德准则的底线可言。如果你批评那些老百姓，他们会说，你看看当官的，哪个不贪，哪个不占，哪个不腐败。上梁不正你就别怪下梁歪。中国官员腐败到什麽程度？有人说，把中共局级以上官员挨排一个个都枪毙，可能会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一定会有漏网的。当拥有六千万共产党员的执政党可以胡作非为、无法无天（而且永远当权）时，它的政府还有什麽资格和能力使这个社会的民众遵纪守法、有基本道德情操？ 中国政府最後给南京中毒事件做的结论是个人行为所致，这可能是事实；但它所反映的本质却是，共产党给每个中国人心灵的井水都下了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是每个中国人长期吃的“有毒早餐”，共产党给中国放了50多年的毒，毒化了13亿人的灵魂！ 表面上看，中国轰轰烈烈，经济在发展，国力在增强。但人的心灵毒素蔓延整个社会的现状却是无法回避的；在人类历史上，即使在资本积累最残酷的时期，都从未有过类似中国目前这种道德底线彻底崩溃的现象。共产党把经济改革称为“松绑”，松了点绑中国的经济就迅速发展（如果压根不绑，中国人早就会发财致富）。经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但一个社会正向的文化、道德水准、社会整体的文明，却需要几代人才可能建立起来，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古代学者王阳明曾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共产党给中国人放的那个“心中贼”，不知道需要多少代人才会“清除”。今天，南京当局把下毒的凶手抓获了，但中毒事件仍在中国继续发生著，因为真正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它的名字叫“共产党”。 2002年9月23日 |
| 2004：关键的一年 2003-12-31 |
| 2003年以伊拉克专制政权被铲除，萨达姆被抓获，格鲁吉亚掀民主浪潮，全球强势反恐为标志而结束。人类跨进2004年，这一年因有很多重大事件和选举将发生，更会是关键的一年：六四天安门事件15周年；香港立法院选举；台湾总统大选；格鲁吉亚的选举，伊朗和南韩国会的选举；俄国、美国的总统大选。这些事件的结果都将对世界局势产生重要影响。
●普京当选，遏阻共产党 1月4日，格鲁吉亚将举行总统大选。这个当年脱离苏联帝国独立的东欧小国，去年11月掀起民主浪潮，迫使曾当过苏联外长的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辞职。民主反对派组成了新政府。美国对格鲁吉亚的变化非常支持，在第一时间承认新政府，美国国防部长随後去访问，给予这个国家安全承诺。格鲁吉亚现仍有三千俄国驻军，新政府表示，希望俄国遵守四年前签署的协议，尽快撤出俄军。格鲁吉亚的民主变化意味著，这个东欧国家将进一步脱离俄国的影响，融入西方，并可能将来加入北约，从而使北约东扩到俄国边境。这种变化对欧洲安全，东欧国家的民主进程，都具有战略意义。 2月份，伊朗国会将举行选举。虽然伊朗的选举仍不是完全民主的，但在过去的选举中仍有不少开明派议员进入国会，从而增强了改革的声音。这次伊朗国会选举的时机与以往不同：与伊朗北部接壤的阿富汗的塔列班政权被铲除，南部的伊拉克独裁政权被结束，萨达姆被美国抓获。这些外部的民主变化，尤其是中东的变化，将会相当影响伊朗的选举结果，可能促使改革派势力更加高涨。 3月份，俄国要举行总统大选。俄国在去年底的杜马（下议院）改选中，共产党大败，从原来占三分之一席位，降到仅占12％；而得到现任总统普京支持的政党，赢得近三分之二多数的国会席位。普京已决定连选，如果不出意外，以上次国会大选展示出的民众支持率，普京一定会当选，再任一届总统。普京虽然在对伊战争上与美国分歧，但从其执政四年来看，基本持改革和推动自由市场经济（俄国税率比美国削减的还低，是整个欧洲除爱尔兰之外最低的）和现实主义外交的国策，使俄国经济稳步发展，并与北约、欧盟和美国建立稳定的关系。因而普京当选，对世界局势的稳定，全球反恐，都有积极作用，尤其是在阻止共产党势力卷土重来上，更具长远意义。 ●台湾真的要“变天” 3月份，台湾也要第三次全民直选总统。这次选举将会比四年前的总统大选竞争更为激烈，原来国民党内分裂的两派连战和宋楚瑜重新结合，挑战陈水扁。双方可谓势均力敌，可能是一场比分相当接近的选战。但以我11月访问台湾的观察，以及和多位媒体朋友的讨论，感觉陈水扁胜选的可能性较大，主要是民进党提出的“一边一国”，公投制宪，抗议北京军事威胁等主张，较得人心。而连宋阵营竭力维持的是上个世纪、冷战期间遗留下来的“一个中国”这种和台湾现实完全脱节的意识形态；虽然近来他们为了选票，似乎也要开始承认一边一国了，但却没有提出任何可以给台湾人民的前途展现新希望的主张。另外连、宋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根深蒂固，绝无从根本上和好的可能。目前这种联手，任人皆知完全是出於谋求权力的需要。所以只要他们当选，注定马上得内斗，多数民众会看好这样的政府令人质疑。 倒是执政党有一套全新的、更符合台湾现实、并促使台湾的前途有新的转机的竞选议题。如果陈水扁连选连任，将有利於台湾深化民主改革，毕竟国民党在台湾当权了半个多世纪，长时间一党专制，黑金政治、贪污腐败都相当严重，需要多一些时间，多一届其他政党执政，来改变政治生态环境。这如同烙大饼，国民党烙了五十年，大饼都烙糊了，黑乎乎的；现在才翻过来不久，应该多点时间，不能马上又翻个、倒退。 2004年底，台湾立法院还要改选。现在是国民党加亲民党议员占多数，因此不久前表决《公投法》，民进党的版本无法进入程序，国亲版的被通过。如果年底的立法院选举结果是民进党议员占多数，再加上如果陈水扁连任总统，那麽从2005年开始，台湾大概会真的“变天”，台湾才可能出现“新宪法”。温家宝上月访美时，极力催美国制约台湾独立，但如果真的民进党赢得了上述两场选举，那才是北京的真正梦魇的开始，它将再次证明，北京依靠飞弹、军事恐吓，根本无法阻止台湾的民主进程和人民的选择。 ●香港民意是中共的梦魇 4月份，香港将举行立法局议员选举，这对香港的政局变化，非常关键。去年11月在格鲁吉亚掀起民主浪潮那天，香港举行了区议员选举，结果像格鲁吉亚发生的变化一样，民主派大胜，支持北京政权的保皇党一败涂地。它预示4月份的立法局选举，香港人民不会示弱，将会再次用选票淘汰那些背叛香港人民利益、昧著良心谄媚北京独裁者的政客。如果立法局的改选结果是民主派大胜，那麽将进一步制约北京和董建华们想通过23条等剥夺香港人自由的愚蠢尝试。香港也像台湾那样，一步步通过投票、选举、民意来“变天”，走向民主。 7月1日，可能是中共的另一个梦魇。不仅因为香港回归中国七年，更重要的是，是去年香港人50万人上街大游行一周年。如果4月份香港立法局选举民主派获胜，将会进一步激励香港人走向街头，纪念上次大游行一周年，再次向北京、向董建华们展示民主的力量。 ●“六四”15周年全球同悼 4月份南韩国会也要改选，结果很可能是反对党大胜，它将更造成以煽动反美情绪上台的左派总统庐武铉的困境。不久前已查出庐武铉的助手在选举中受贿，国会反对党提出要任命独立检察官来调查，结果该议案被庐武铉否决。但国会随後以三分之二的多数“反否决”了庐武铉的“否决”。这是南韩过去50年来首次国会“反否决”总统的决定，可见反对党在国会的力量。庐武铉的左派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 今年的6月4日，将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因为是“六四屠杀”15周年。全世界主要的城市，尤其是有华人的地方，都可能有悼念六四遇难者、抗议北京独裁政权的示威、集会等。它将再次用世界的聚光灯，回放中共屠夫们的丑陋和凶残，再次照出那个政权的邪恶本相！ 今年底，对全球影响最大的选举，当然是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已定为现任总统布什，民主党现有10位参选者在竞争总统候选人提名。如果不出意外，布什将会胜选，因为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布什的政策都比较得人心：在外交方面，强势反恐政策得到多数民众支持，911後，美国历次民调都显示，布什的民众支持率都在50％以上。在内政方面，美国经济展示出强劲复苏势头，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在4-5％之间，比去年的2.4％将翻一番，比“世界银行”预测的整个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高近六倍！ 尤其是美军抓获了萨达姆，使美国人精神更加振奋，支持布什强势反恐政策的民众比例迅速攀升，布什总统的个人声望也迅速增高。而作为布什竞选对手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由於多数持反对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立场，在萨达姆被抓获、美国民众支持反恐声音高涨的情况下，他们更处於竞选劣势。萨达姆等於是恰到好处地被抓获，将会成为布什再次当选的“推动力”。布什连任总统，显然将会继续强势反恐、致力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政策，这对世界安全、全球繁荣，都有益处。 显而易见，2004年，将以21世纪初重要的一年而载入人类历史。如果上述推测成真，世界将更稳步地向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 （载《开放》2004年1月号） |
| 谁在歧视中国人？ 2003-12-28 |
| 人类在跨入2003年之际，第一个好消息是肯尼亚的选举结果，执政了24年的统治者下台，反对党获胜，该国权力和平转移。非洲48个国家已有42个实行多党选举，这种民主大趋势，再次引起全球瞩目。
肯尼亚等非洲国家的选举，美洲国家的民主进程（除古巴外其馀34国已实行多党选举），东欧的变革，以及亚洲的民主步伐，都在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哪种肤色和哪个种族的人民，都在理论、实践和结果上欢迎、适合民主选举制度。民主已成为21世纪不可阻挡的浪潮。 首先，在理论上，政治选举权是人的基本人权，不管在什麽条件下也不可剥夺。为什麽说是“天赋人权”，就是用它是“上苍”给的，“上帝”赋予的，来强调它是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任何人、任何理由都不可剥夺。无论国家多麽贫穷，无论人民教育程度多麽低，都不能成为剥夺人的政治选举权利的根据和理由，因为丧失了这种权利，人就根本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独裁统治下的奴隶。肯尼亚的选举再次证明，人民要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来展示自己是有尊严的“个人”，而不是统治者手里的数字。 其次，在实际操作上，民主制度在任何国情下都可以行得通。迄今为止，中国的独裁者和许多中国文化人，在拒绝中国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时，往往以中国的所谓独特国情为理由，什麽中国仍很贫穷，三分之二是农民；什麽中国人教育程度不高、素质低下，选举可能导致骚乱，社会不稳定，等等。但如果说贫穷，非洲的肯尼亚、坦桑尼亚、赞比亚等撒哈拉大沙漠的国家，都比中国贫穷，非洲48国的人均收入是475美元，中国已达890美元，海地的文盲率远远高於中国，这些比中国还穷、教育水平还低的国家可以实行多党选举制度，为什麽中国不行？那些拒绝中国实行选举的人，是不是认为中国人既不如欧洲人、其他亚洲人（日本、台湾、南韩），也不如非洲人和美洲人？他们难道不是对中国人实行严重的种族歧视吗？ 有人说，中国不同，有13亿人口，是大国，不宜像非洲美洲小国那样实行民主选举。但和中国比邻的印度不是小国，它有10亿人口。但它自1948年独立以来已实行了13次全国大选，更有数不清的邦（省）级和地方选举。而且印度的经济水平低於中国：印度人均收入才是460美元。每天不足1美元的贫穷人口，13亿中国人当中有3.5亿，10亿印度人中有5.3亿。而且印度人的教育水平更是低於中国，印度成年人一半是文盲，中国文盲率不到一成。印度在这样的国情下可以实行民主选举制度，而且成功地实行了半个多世纪，为什麽各种条件都比印度强的中国人却不能实行多党选举？ 这时候中国文化人又说了，你看印度实行了民主，但经济却比中国落後；他们以此强调中国实行独裁制度但能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经济的好处。而事实是，印度今天的经济比中国落後，不仅根本不是它的民主制度所致，而恰恰是它拒绝市场经济、排斥西方、长期实行甘地那套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国营计划经济导致的。印度的经济改革比中国晚了13年，从1992年才开始。不仅起步晚，而且由於印度曾被英国殖民，印度知识界一直全方位拒绝西方；同时印度人普遍信奉的红都教、佛教等，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印度的市场经济发展。因为佛教的超脱、不入世等教义，都和市场经济的竞争、个人主义、私有财产等价值理念有很大距离和冲突（而西方的资本主义恰恰得到基督教的新教伦理的推动和刺激）。再加上印度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宗教冲突（1.5亿穆斯林和8亿印度人；500种语言，18种官方语言；7种主要宗教）等，都是印度实行市场经济困难的潜在原因。从印度的这些条件来看，如果印度建国後不是实行民主制度，它的情况毫无疑问会远比今天更糟，恐怕不是巴基斯坦，就是阿富汗了。 也有人认为以中国人的文化背景，不适合实行西方式民主制度。但走向民主的台湾，已实行过两次总统直选，多次立法委员选举，都是成功的，而且在一步步走向成熟。台湾的选举证明，如果不是中国文化能够包容西方的选举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在西方民主宪政文化的冲击下，没有阻挡的能力。同样是中国文化的背景，台湾能够实行多党选举，为什麽中国大陆就不可以？道理在哪里？ 在上述这些理由都无法站住脚的情况下，某些文化人继续符合共产党的说法强调，中国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如果共产党倒了，就会出现权力真空，中国就会大乱。但是，原苏联和东欧都是共产党一党执政，在共产党倒台之前，也像今天中国这样没有成熟的反对党力量，但为什麽苏联和所有东欧共产国家的共产党垮台了，都没有发生天下大乱（居然一个都没有！）凭什麽逻辑和理由说中国就一定会乱？！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例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共产党统治集团倒了，但那些国家的行政系统（省长、市长、县长，以及各种机构的局长、科长等等）仍存在，它在共产党的权力被结束之後，完全可以起到过渡时期的管理功能，即使在军队里，没有了政委，仍有军长、师长、旅长。中国一直有这些行政系统，而且过去这些年来，这套行政系统的功能一直在强化。 因此，无论从贫穷、人口众多、人民教育程度低、文化背景、以及所谓权力真空等所有因素上，都没有任何理由证明中国不可以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唯一的原因是江泽民和共产党死活找理由、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不放弃独裁专制；更有那些愿意当猪、当狗、当奴隶的中国文化人，为江泽民们继续奴役中国人找各种理由辩护。 第三，在结果上，近年国际机构做的很多调查统计显示，恰恰是民主制度，才能带来经济繁荣和社会的长远稳定。全球人均收入三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全部都是实行了民主选举的国家。 美国“传统基金会”2002年11月21日公布的《2003年全球经济自由排行榜》显示，前20名世界经济最自由的国家，除了香港和新加坡这两个城市国家和地区之外，其他18名全部都是民主国家。排行榜上156个国家被分为“自由”、“基本自由”和“基本不自由”三类。“自由国家”的人均收入是26,855美元，“基本自由国家”的人均收入不到自由国家的一半，而“基本不自由国家”的人均收入是3,229美元，才是自由国家的八分之一。 据国际知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公布的年度全球国家自由度评级榜，89个被评为“自由”的国家占有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的89％，其他103个“部份自由”和“不自由”的国家，才占有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11％。这份报告说，“全球绝大多数的经济、科技、军事资源等都在民主政府的手里。” 那些跟独裁者同一口径的文人们，强调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比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印度、俄国都好，所以还应该继续让独裁者们专制下去。他们拒绝承认的是，如果中国实行了民主制度，有了健全的法制、健康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国的经济会远远比今天更好！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中国人天生有做生意的头脑。而且中国有远超过印度、俄国等国的得天独厚的外来投资（香港、台湾、海外华人带头，带起了日本、美国等到中国投资的热潮）；加上在经历了半个世纪共产贫穷之後，全体中国人那种人人拼命工作，人人想发财致富的劲头大概也超过全世界任何国家。这才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这种独特之下，如果中国是民主国家，中国的经济没有任何理由不会更迅速地发展。历史早已无数次地证明，在独裁统治下，经济更有发生大危机的可能。今天中国人人都有对明天不确信的危机感，赚了大钱的人，只要有能力就把钱迅速转到海外，这本身就潜藏著危机。 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不可被剥夺），实践上（选举在任何国情下都可操作），还是在结果上（民主制度才带来真正的经济繁荣和长期稳定），都证明著刚当选不久的马里总统图雷尔的话：“民主制度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比任何什麽都好的东西。”亚洲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国家，日本、南韩、台湾都是民主国家。而中国如果实行了民主制度，凭什麽经济不能超过这三个地方？！ 所以，那些说中国人不适合这种“比任何什麽都好的东西”的人，和当年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的人一样，完全是在歧视中国人。事实上，今天那些江泽民们、为独裁专制辩护的中国文人们才是真正的“东亚病夫”，需要好好治疗他们歧视中国人的严重疾病！ 2003年1月7日 |
| 基督文明走向世界 2003-12-24 |
| 圣诞节来临，从欧洲、美洲、亚洲，澳洲以至非洲，亿万人又开始布置圣诞树，购买圣诞礼物，寄圣诞卡，用“圣诞快乐”的祝福声，充溢整个人类的星球。
去年圣诞节前夕，我曾发表一篇“圣诞快乐！”的文章，比较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两大世界性宗教，指出无论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民主制度的建立等三个层面上，伊斯兰教对人类的贡献都无法和基督教相比。今天人们依赖的主要物质产品，绝大多数来自基督文明发达的西方的发明和创造；西方产生了无数伟大的哲学家、音乐家、画家、作家、诗人等等；而现代民主制度，则是在基督教的“原罪说”基础上（导致三权分立和监督制衡）建立起来的。 911事件再次凸显了全球两大宗教的不同。伊斯兰教主要流行在贫穷、落後的地区，例如阿拉伯联盟的22个成员，不仅没有一个实行民选，而且经济水平相当低，全部22国的人均收入，才是南韩人均收入的一半。全部22国的生产总值还没有西班牙一国多。全部22国的近三亿人口，四分之一是文盲。 除了中东地区，伊斯兰教还在亚洲的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发展，并还发展到美洲和非洲。非洲和中东有相同性，也是贫穷落後，如果那里再滋长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已在苏丹、尼日利亚有这种势头），世界将更要遭殃。 也许是看到了这种趋势，基督教的教士们，也非常重视美洲和拉丁美洲这两个地区，并在那里成功地传播了基督教。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菲利普．詹金斯（Philip Jenkins）去年三月出版的《下一个基督教世界：来临的基督教全球化》（The Next Christendom: The Coming of Global Christianity）一书说，现在世界的五个洲际大陆，按人口比例来看，基督徒最多的是非洲和美洲，而且这个趋势还在发展。 按照詹金斯的研究，在1900年时，非洲只有一千万基督徒，占人口的9％。现在，在非洲的7亿8千4百万人口中，基督徒已占3亿6千万，占人口的46％，即差不多每两个非洲人就有一个基督徒。 在拉丁美洲，已经有4亿8千万基督徒。在亚洲，有3亿1千3百万基督徒。按照詹金斯教授的预测，到2025年，也就是今後20年中，基督教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宗教，基督徒将在全球达26亿人，其中一半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在亚洲有17％。 在美国，基督教仍在强势发展，据统计，相信有上帝的美国人高达91％。去年圣诞节《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基督教的前途”（The Christian Future）说，虽然美国是个强调包容、共存的国家，但犹太人、佛教徒、印度教（Hindus）、穆斯林等，在美国仍规模不大，加起来才占美国人口的4-5％，而且这种比例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篇社论说，虽然基督教在美国不会像在非洲那样蓬勃、迅速地发展，但它在美国仍将继续扩大，成为美国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在美国，82％的人说，上帝对於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然而在欧洲，每月上教堂的人口比例越来越低於美国（英、德、荷、瑞典、丹麦等国每月至少去一次教堂的人不到10％）。但非洲一些贫穷国家向欧洲的大量移民，却促使基督教在欧洲一些国家重显活力。据詹金斯教授的研究，伦敦的“金斯韦国际基督教中心”（KICC），是1992年由尼日利亚的基督教士建立的，现在由於来自非洲移民中有大批基督徒，这个中心则成了英国自1861年以来最大的教会。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基督教在推动很多国家走向民主进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因为非洲、亚洲的很多基督教会的领导人，运用他们受大众欢迎的地位，宣扬基督教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力量，把这些价值传播到现实政治中去。例如南非的基督教会，就在结束白人种族主义上扮演了这种角色。 基督教在美国华人中也发展很快，据《华盛顿邮报》今年1月11日刊登的报道《在美华人的信教：移民帮助重燃美国的基督教》，近年来，在美国的华人，信仰基督教的数量上升很快。华人教会，已经从五十年前的66所，增加到1,000多所。该报道引述普渡大学教授、研究华人基督徒的专家杨奉钢（音译）的话说，在美国，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华人去基督教会。以美国现有288万华人计算，等於近百万华人是基督徒。 今年10月，原《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戴维．艾克曼（David Aikman）出版了新著《耶稣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做了深入研究。艾克曼不仅是位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位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美国驻台湾和北京的大使李杰明评价说，“艾克曼的这本书，对基督教在中国发生的根源、发展远景的展望，相当有信服力。”亚马逊网络书店编辑评论说，“很少有书能改变读者对世界的看法，《耶稣在北京》是这样的书之一。” 艾克曼在书中披露了中共当局迫害非官方的“家庭基督教会”成员的大量事实，同时指出，即使这样，在上海的学术圈，在温州的商人中，在北京的出租车上，他不断遇到中国的基督徒。他引述数字说，中国现有7千万新教徒（Protestant），1千2百万天主教徒，总共已愈8千万基督徒，超过中共党员的总人数。 艾克曼说，中国的基督徒准备在2007年，即中国准备主办奥运会，为讨好国际社会可能大幅改善基督徒状况之际，公开举办纪念第一个西方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中国传教200周年的活动。 昨（22日）天，美国《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网络版刊出了对艾克曼的长篇专访，主要谈论他的这本新书，以及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对中国的民主化、美中关系，以及世界的影响。 艾克曼认为，基督教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至少有三个重要影响：第一，基督徒倾向支持中国走向民主化，认同民主自由的价值。中国这麽大数量的基督教徒，并继续呈现蓬勃发展趋势，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具有重大益处。他举例说，南韩从独裁转型走向民主，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基督教会的推动，南韩人有三分之一是基督徒。 第二，中国的基督徒比较亲美，非常羡慕美国的宗教自由和民主制度，这对加强中美关系具有长远利益。未来民主的、基督的中国，将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而且会在世界上承担更大的道德责任。但如果中国不是一个基督国家，它的国力强大之後，对世界来说，则更危险，更具不确定性。 第三，中国的基督徒支持美国铲除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比较倾向支持以色列，而不是阿拉法特和中东的阿拉伯独裁者。基督的中国，将会改变对中东的政策，并可能向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派出传教士，向那里传播福音。 艾克曼的结论是，今後30年，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将可能是基督徒，由此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国家之一。基督徒将成为未来中国的领导者，导引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他的预测是，“中国这条龙，或许将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因而宾州大学的詹金斯教授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做出这样的结论：“基督教将在21世纪留下深深的印记。” 2003年12月23日於纽约（载多维） |
| 温家宝在美国撒了几个谎？ 2003-12-21 |
| 萨达姆被抓获，一点抵抗也没有，就立即向美军投降，令西方人惊讶，更令阿拉伯人震惊，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这位反美、反西方、杀人如麻的独裁者相当残暴，是阿拉伯世界的英雄；可是事实上他居然是个狗熊，像老鼠那样萎缩在地洞里，见到美军马上投降了。
其实天下的独裁者都不是英雄，他们之所以曾显得伟大，是因为在独裁统治的社会，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因此权力者丑陋的一面，媒体无法报道，人们不敢议论，再加上官方报纸电视每天美化、歌颂，於是他们显得像英雄。 不仅当年的伊拉克是这样，当今的中国也是这样，在共产党控制的媒体上，所有的权力者都是“英雄”，都是“英明领袖”。这次中共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就可看出这点，在共产党的宣传工具上，以及海外亲共的媒体上，到处都是温总理如何亲民，如何英明，甚至中共领馆组织的欢迎会上，有人喊出“温总理才华盖世”。但实际上温家宝的水平怎麽样呢，我在电视上第一次看到温家宝抵美当晚讲话之後，曾写了一篇文章，叫“温家宝的水平就这样？”感叹温家宝开口闭口都是共产党的套话、空话、大话，毫无真情真实，水平之低，令人吃惊。 随後几天再从电视上看到温家宝的讲话，除了继续听到那些重复的党腔官话之外，以我有限的观察，觉得温家宝在美国至少撒了三个谎： 第一，温家宝在和布什总统会晤当晚，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欢迎宴会演讲时说，他小时候怎麽看到日本法西斯的刺刀，想到中国被侵略等等。但温家宝今年61岁，也就是说，他在1942年出生；而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他才3岁，怎麽可能记住3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不明摆著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吗？而且他妈妈怎麽可能把3岁的孩子抱到日本人的刺刀面前，这合乎常识逻辑吗？ 第二，大概温家宝来美国之前做了点家庭作业，发现美国人经常用“小时候，母亲怎麽跟我说，或者，父亲怎麽教导我”。於是，这次他在美国的演讲中以家史家母作为开场白∶“我是很普通的人。母亲从小就教育我，对人要真实、真情、真挚、真切。”已有人评论说，“如此煽情的言辞，在中共历任高官的外交历史中，还不多见。”如果是真情，多煽点儿也没有坏处。但温家宝这“真实、真情、真挚、真切”是真的吗？母亲教育孩子，都是说一些简短的、口语化的、容易记住的话，怎麽可能说出这种排比性的、非常书面化的、并且绕口的词句？这根本就不像妈妈对孩子说的话。 更重要的是，1949年中共建政时，温家宝才7岁，他自上小学起，就是共产党统治的天下，孩子们从来被灌输的都是：党妈妈怎麽说，毛主席怎麽教导。所以罕见在那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可以骄傲地说，“妈妈怎麽教育我，爸爸怎麽影响我。”有谁抵挡得住共产党那照耀到每一个角落的“万丈光芒”吗？温家宝有过能说真心话，或者被教育说真心话的青少年时代吗？无论他还是他母亲敢吗？温家宝自懂事开始至今的一生，都是在只有说谎才能生存的社会过来的，如果他敢从小就说真话，他能做到党天下的总理位置吗？正因为他在谎言的世界可以爬到如此高位，所以大概已经丧失了分清真话和谎言的能力了，以至於用谎话赞美“真实”的价值。其实，共产党的官，说点什麽不好，为什麽偏选最拿不出手的“真话”呢？这就像瘸子非要谈自己的腿，瞎子硬要夸自己的眼神一样，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呵。 第三、温家宝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引台湾诗人的话，说台湾海峡是一弯浅浅的乡愁。表达他是多麽思念台湾，多麽关爱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如果说前面提到的温家宝的两点谎言是我以常识逻辑推理出来的话，那麽这点则是“真实的谎言”，哪有把500枚飞弹瞄准台湾，然後说我对你们有深深的“乡愁”的？你家的乡愁都是用飞弹传送过去的呵？如果一个丈夫把五把菜刀架在妻子的脖子上，然後温情地说对她多麽思念，多麽留恋，有多深的乡愁。快拉倒吧！演话剧也没有这麽夸张的！ 索尔仁尼琴说过，共产国家“是谎言的国度；谎言独占一切，谎言无所不包。”作为典型的在共产谎言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现在又是这种谎言统治制度的核心一员，温家宝说谎话并不奇怪，这就像要求袁木说真话一样，几乎是不可能的。索尔仁尼琴认为，“唯有停止说谎，才能从共产制度的桎梏中挣脱出自己。”这话大概反过来说更有效：只有打碎那个共产制度的桎梏，才可能停止谎言。 2003年12月18日於纽约（载《观察》） |
| 美国：民主自由的捍卫者 2003-12-21 |
| 911事件发生後，中国人世界虽然发出对恐怖袭击的愤怒，对遇难者的同情，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人谴责美国霸权主义，认为是这种政策才导致今天这种惨剧。
美国真的像这些人所指责的那样外交政策核心是建立全球霸权吗？不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由於美国的参战，才扭转了战局，最後打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不要说是美国领衔联合国军抵抗共产北韩（和中共军队）对南韩的侵略，才使南韩人民没有沦为共产专制的奴隶；仅以八十年代末开始美国参与的几件重大国际行动，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核心是不是霸权。 ●制裁诺利加，巴拿马走向民主 在中国八九民运爆发那一年的年底，美国军队进入巴拿马，把军事强人诺利加抓获，审判後关进了美国监狱。 美国为什麽要抓获诺利加？因为这个通过暗杀国防部长夺取了巴拿马军权的独裁者，把整个国家变成了走私毒品的大本营。在1989年的巴国大选中，诺利加不仅不承认选举结果，还指使士兵当街殴打获胜者，逮捕反对党领导人，将其拷打致死後分尸。诺利加本人更在群众集会上挥舞大刀，展示他毫不在乎文明世界的反应。诺利加政权这种把国家变成毒品集团，残忍杀害异己，不仅危害美国和周边国家，本国人民也忍无可忍。美国政府是联合巴拿马内部的民主力量推翻了诺利加政权，从此使巴拿马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美国这是霸权的话，那麽怎麽解释美国军队进入巴拿马的时候，当地民众夹道欢呼？美国在抓获了诺利加之後，并没有占领巴拿马，而是交给了巴拿马人民自己的政府。巴拿马人民是多麽欢迎美国的干预，多麽感激美国的帮助，因为是美国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进程。巴拿马这些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与那次美国的干预有直接的关系。 ●领导波斯湾战争，主持正义 巴拿马事件之後，就是1990年的波斯湾战争。这场战争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伊拉克在一夜之间就侵占了弱小的邻国科威特。如果这种情形被容忍的话，那麽这个世界上任何国际秩序都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得到联合国授权後，联合了36国部队，打败了伊拉克，把科威特还给了科威特人民。这个公认的正义行为得到了全世界，包括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称赞和欢迎（但对这个主持正义和公道的军事行动，中共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表决中却投了弃权票）。 那些指责美国霸权的人民应该去问问科威特人民怎麽想，怎麽看美国的干预？美军进入科威特时，就像进入巴拿马一样，受到当地人民在街头挥舞美国国旗的欢迎，感激他们 走了侵略者。指挥海湾战争的老布什总统离职後到科威特访问，更受到科威特政府和人民的盛大欢迎。今天科威特人民仍对美国充满感激，建立了「科威特感激美国」网站（www.KuwaitThanksAmerica.org）， 首页是一对儿童，挥舞著科威特和美国国旗，文字是：科威特感激美国人民，为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明天。在这次美国遭袭击後，科威特在《纽约时报》、《纽约邮报》上连续发表整版广告向受难者致哀，并表示坚决支持美国的反击行动。还有什麽能比科威特人民的态度更能说明美国的军事干预是主持正义还是霸权？ ●进军海地，恢复民主 波斯湾战争之後，就是海地事件。作为美洲35个国家中最贫穷的国家，海地在1988年终於实行了大选，结束了专制，走向民主。但民选政府不到半年就被军事政变推翻。1990年在国际监督下海地再次举行大选，牧师出身的阿瑞斯蒂高票当选总统，但他执政了不到一年也被军事政变推翻，他本人被迫流亡美国。军人政权掌权後就开始屠杀人民，三年内杀害了1,000多人，平均每天杀一个。在海地人民、阿瑞斯蒂以及美国知识界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才准备军事干预。但在军事攻击之前美国还特地派前总统卡特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现国务卿）鲍威尔前去斡旋，希望能减少牺牲。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军事政变头目同意出走他国，海地恢复了民主政府。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军事干预是霸权的话，那麽应该去问问海地人民是怎麽想，怎麽看这种干预的。美国把海地交给民主政权以後，派去的两万名士兵几乎全部撤回了美国，剩下五百名在那里维持秩序，因为海地政府和人民要求美军在那里作为一个象征的力量，促进这个国家的稳定和转型。即使这一小支美军也在去年一月全部撤回美国。和巴拿马人民一样，海地人民对美国的干预是欢呼和感激的，对於美军的撤出很不情愿。 ●制止种族屠杀，高扬人权旗帜 海地事件後，是波斯尼亚事件。波斯尼亚原是南斯拉夫联盟的一部份，那里住的多是穆斯林人，由於他们有谋求独立的倾向，遭到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政府的镇压，在那里进行血腥的种族屠杀。 如果以宗教和种族划线，美国应该支持基督教白人的南斯拉夫政权，但美国帮助的却是穆斯林人的波斯尼亚，因为是他们遭到种族屠杀。在美国牺牲自己的人力、财力进行干预下，南斯拉夫被迫和波斯尼亚签署协议，允许波斯尼亚独立。美国这次的干预也受到文明世界的高度赞誉，只有中共这种独裁国家在自己的媒体上进行污蔑性、歪曲事实的报导。 波斯尼亚事件之後，就是最受中共政府抨击的科索沃事件。而科索沃事件更是一个人类绝不可以容忍的种族屠杀事件。在科索沃的二百万人口中80％是信仰穆斯林教的阿尔巴尼亚族裔，由於他们要求自治，南斯拉夫政权就采取种族清洗方式进行镇压，一万多人被屠杀，一百多万被迫逃离到邻国成为难民。在人类经过了纳粹之後，再容忍南斯拉夫这种种族屠杀的话，那麽人类所有的道德底线就会崩溃。 在国际舆论压力毫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美国才进行了军事干预。然而这样一次充满人道情怀的正义的军事干预，恰恰被中共政府完全歪曲，成了美国干预南斯拉夫内政、进行军事霸权的行为。那麽我们看看南斯拉夫和科索沃人民是怎麽反应的。今天，那个领导种族清洗的南斯拉夫总统米洛索维奇已经被南斯拉夫人民自己送上了国际法庭，而即使不送到国际法庭，他们自己也会审判他。从南斯拉夫本身的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的宣传是多麽颠倒黑白；中共支持的南斯拉夫独裁者已经被自己的人民送上了法庭，中共政府怎麽向中国人民解释这个事实？ ●中共媒体从不报导科索沃难民 1999年我曾到科索沃和马其顿边境的难民营采访（拍摄到的难民营照片曾在《争鸣》杂发表），站在21世纪的门坎，看到那满山遍野的难民帐篷，看到无数一家老少仅仅是因为种族就被驱赶的情形，倾听科索沃人哭诉家人、邻居遭屠杀的经历，任何人都会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我在马其顿政府的记者采访登记录上，没有查到任何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的名字。今天当然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因美国误炸中共领馆而导致的生命损失，但同时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中国驻南斯拉夫记者完全是共产党谎言机器的一部份这个事实。那个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往国内发回的全部报导都站在南斯拉夫政府的立场上，她的文章只要改一个署名，叫「米洛索维奇．邵」就完全可以在南斯拉夫的国家电台播出。如果他们稍微有一点记者的良知，有一点人性，就应该去看一看、听一听难民的声音；即使他们不能把难民的声音传给中国民众，起码他们能发表出来的文字不应该像中共政府一样充斥谎言，像米洛索维奇政权一样冷血。 美国这次出兵，是她所有军事干预中最伟大的一次，她完全是站在一个和自己的宗教、种族不同的被迫害的弱者一边，而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所以捷克总统哈维尔说，美国这次出兵是最具有人道色彩的一次。今天不仅科索沃人民感激美国，连南斯拉夫人民都感激美国促使他们加速了南斯拉夫的民主进程。 ●民主自由的价值走向世界 美国冷战後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军事干预都和二战时的性质完全一样，都是为了保卫和平，给当地人民带来民主、自由。她在所有军事干预後都没有占领任何土地。对这种维护世界和平，捍卫文明价值的行为，世人不仅不应该谴责，而应是高度赞美。 今天，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二战时没有美国在欧、亚两个战场扮演最关键的角色，冷战中没有美国抵抗苏联共产帝国的蔓延，今天没有美国对世界各地邪恶的制约，这个世界会是一幅什麽样的图画？如果今天不是美国，而是苏联成为地球上的唯一超级强国，人类会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 在二战中，带著美国标的士兵、坦克和飞机的出现，给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给沦陷中的法国人，给所有被侵略者奴役的国家的人民，带来多少兴奋和激动；美国星条旗飘扬的地方就是反法西斯胜利的地方、反日本军国主义胜利的地方。 今天，对巴拿马人民、对科威特人民、对波斯尼亚人民、对海地人民、对科索沃人民来说，美国代表著正义的伸张，自由的胜利。即使越南人，也对美国抵抗共产邪恶充满了感激，「911救援基金」收到的最大个人捐款支票是二百万美元，来自一个越南人。今天，正是由於美国的存在，才使人感到世界有和平的保障；正是由於美国的存在，才使人对自由世界的最後胜利充满信心。 这次美国被袭击，丧生人数超过美国历史上两次最大灾难（泰坦尼克号沉船和珍珠港事件）的总和。这是美国为保卫世界和平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深地感激美国为捍卫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为自己属於捍卫和传播自由价值的一部份而感到骄傲，更感到责任。 今天，我们看到星条旗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飘扬。对於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来说，这面旗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象徵，它代表著自由、尊严、文明的价值；人们举起这面旗帜，更支撑起这面旗帜所代表的价值——这种民主自由的价值正在走向整个世界！ （载《争鸣》2001年10月号） |
| 布什：陈水扁连任的“最佳助选人” 2003-12-19 |
| 【《世界日报》休士顿讯】原籍黑龙江的中国异议作家曹长青13日在休士顿台湾人活动中心说，日前会见温家宝时警告台独的布什总统，将成为陈水扁总统竞选连任的“最佳助选人”。
曹长青应台湾人公共事务会（FAPA）之邀，当天晚间向满场一致支持陈水扁总统的台美人士发表“从美中台三方关系看台湾公投”演讲，提出此一说法。 他说，中共在台海试射飞弹使得李登辉顺利连任总统，陈水扁竞选总统时最後关头因朱熔基发出严厉警告而顺利当选；布什总统日前在白宫当著到访的温家宝警告台湾领导人推动公投，这是温家宝通过布什对台湾发出威胁，将使得布什成为陈水扁竞选连任的最佳助选人。 演讲中谈了很多选举话题的曹长青，自称台语只听懂“冻蒜”（当选）二字。他说，2000年他到台北观选，看到陈水扁助选活动一片“冻蒜”声令他感受深刻，因为“中国开几千人大会，喊的是‘清算，清算’！我支持‘冻蒜’的制度，坚决反对一个‘清算’的制度。”台下报以热烈掌声。 曹长青口若悬河地析论他欣赏台湾民主、反对中共专制之时，也以十大理由说明他坚信中共无力攻打台湾。这些理由包括中共海空军不占优势、石油短缺、专注於经济现代化、内部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以及美国因素等。 他说，如果进行民意调查，问大陆老百姓假如台湾独立的话，肯定90％说要打台湾，但大陆的真正的民意是“大家关心的是钱，人人向钱看，没人向台湾看。” 至於北京领导人的意志，曹长青认为现在的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已经没有“理想性”，不像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想搞乌托邦、“动物农场”、“一九八四”，而只想保住权力，如果打台湾就可能使他们失去权力。因为“共产党权力不是靠‘冻蒜’，而是靠‘清算’！” 曹长青也批判“一国两制”是伪命题，非但世界历史没有一国两制，联合国193个国家也没一国两制，纯粹是中共想用专制制度来吞没台湾；温家宝与布什总统会面时以林肯总统打内战来比拟中国追求统一，实际上林肯“最反对一国两制”，南北战争是北方自由制度打败南方奴隶制度，使美国统一於民主自由之下。 他且说，“一中各表”或“一中框架”，是“变相的一国两制”，只要提一个中国都只有利於北京而损害台湾，因为全世界都认为一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到两岸是一边一国。” 2003-12-14 |
| 萨达姆不是雄狮，居然是老鼠 2003-12-18 |
| 大概是因八个月没剃的乱发和至少八英寸长的、八十岁老头般的子，胡乱地罩在那个曾不可一世的独裁者的灰头土脸上，活捉他的美军士兵说，“他像个在车站的流浪汉。”
像老鼠般躲藏了8个多月的萨达姆惨状如流浪汉也有情可原，但是对被他的“英雄形象”蒙蔽了30多年的伊拉克人来说，他居然毫无抵抗地束手就擒，这才真正令人吃惊。他并不是像某些媒体猜测的那样，在睡梦中被抓获，没有来得及反抗，据《新闻周刊》报道，顺从的萨达姆还对美国士兵喊，“别开枪。”《时代》周刊则报道说，美军一开始没办法把他弄出来，还得在洞两边挖出通道才能把他拽出来。身上带著手枪，保镖那儿还有两支AK-47冲锋枪的萨达姆，完全有所有的机会反抗，或起码自杀。但他连一点抵抗都没有，根本也没有想抵抗。福克斯电视昨晚报道说，萨达姆不仅不抵抗，还用英文对美国士兵说：“我是萨达姆．侯赛因，伊拉克的总统，我要谈判。”美国士兵说，“我们转达布希总统的问候。”但是谈判的最後期限早就过去了。 在星期天晚上ABC和CNN发自伊拉克的报道中，都有伊拉克人对萨达姆没有反抗地束手就擒表示吃惊的场面，他们说，“萨达姆没有抵抗，真是个胆小鬼。”“他太让人失望了，我们以为他起码会反抗或者自杀。”美联社报道说，一位伊拉克工程师说，“35年来，他做出一副反抗美国和西方的雄狮状，但是现在人们发现他像个老鼠。他既没有为他的国家而战，他甚至没有为他自己而战。” 一位最早和被捕的萨达姆见面的伊拉克国民议会成员直接问他，“你不是一直说你是个勇敢的人，骄傲的阿拉伯人。但是他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麽一枪都没打。”萨达姆不直接回答，却讲了一大堆法语。 十多年前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萨达姆就曾口出狂言，要“让美国士兵在自己的鲜血里游泳”。这次战争之前他也曾发誓，伊拉克人要和美国战斗到底；即使就在不久前的录音讲话里，萨达姆还说，他会用手枪和美国人战斗。但他被捕时却没打一发子弹。那些畏惧了萨达姆几十年的人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还有些伊拉克人认为，萨达姆的束手就擒是阿拉伯的污点。 伊拉克人对萨达姆没有抵抗和自杀的吃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35年来，独裁者操纵的媒体把萨达姆塑造成伊拉克最伟岸的丰碑：他是一个骑士的形象、勇士的形象、一个不可一世的威严的统治者的形象，更是一个反抗美国和西方的阿拉伯人的英雄形象。伊拉克的大街上到处矗立的萨达姆塑像，那副傲视一切的领袖挥手状，更一直强化著他在人们心目中的高大。所以，今天当他如此一副狼狈相地束手就擒，不仅令伊拉克人吃惊，也令其他没有新闻自由、习惯并相信独裁宣传的整个阿拉伯世界吃惊。 但是这个在被活捉以後仍敢用脏话嘲讽伊拉克人的前独裁者，“他对美国人却不同，很尊敬，”伊拉克国民议会负责人沙拉比对《纽约时报》说，“你可以想像，如果我们的位置换一下，他会把我们撕成碎片。”这个让所有伊拉克人相信他是抗美英雄的萨达姆，不仅对美国人很客气，而且在自己的皇宫里存放的几亿现金，和这次随身携带的75万现金，都是美元，而不是他的伊拉克货币，连金钱他都更相信美国的。可见他对自己，对自己的统治根本就毫无自信。 其实独裁者、暴君、恐怖份子的做法从来都是相似的，他们的“英雄形象”都是在非正常情况下，在不受到挑战的情况下被虚幻出来的。巴拿马那个曾挥舞大刀耍威风的诺利加，被抓到美国後也是一副狗熊相。我还曾看过另一幕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戏。1999年土耳其恐怖份子的头子、库德工人党游击队司令欧加兰在一个非洲小国被抓获，送回土耳其审判。当时我正在土耳其采访，正赶上电视节目每天密集地报道这件事。 欧加兰从1984年开始组织暴力和恐怖活动，反抗民主的土耳其政府；到他被抓获为止，15年间造成至少三万五千人丧生。欧加兰身材粗壮、一脸武气，加上多年来的恐怖和反抗活动为他塑起了“强人英雄”形象。但被抓获後，在送往土耳其的飞机上他就开始告饶，当时电视上反复播出他在飞机上的那个熊样；到了安卡拉之後，还没等审判就痛哭流涕，全面合作，只要绕他一命。他的那些追随者们很多都愤怒，认为被他当年的英雄状欺骗了，他的表现等於是侮辱他们。从此他众叛亲离，他所发起的运动也几乎销声匿迹了。本来殴加兰应被处死，但由於他的求饶、全面合作，再加上欧盟的压力（不容忍土耳其有死刑），所以他才免於一死，被终身监禁。 色厉内荏其实是独裁暴君的普遍特点之一。他们英雄形象的树立，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第一是绝对权力下可以为所欲为（恐怖份子更是不遵守任何规矩的为所欲为），当然显得很英雄；第二是没有新闻自由的监督，他们的一切渺小、丑陋都被严格控制的媒体抹掉，代之以虚假的、暴力维护住的伟大。当专制的暴力被摧毁，自由媒体的聚光灯照到独裁者头上的时候，人们才发现他们原来是多麽的狗熊。 而萨达姆大概是这些狗熊中最糟糕的一个，他连狗熊都不是，而是老鼠。人们现在开始议论怎麽处置萨达姆，但是抓到老鼠怎麽处置呢？天下人都知道。 2003年12月16日於纽约（多维网） |
| 萨达姆的下场是所有独裁者的样板 2003-12-14 |
| 那个曾住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的伊拉克独裁者，今天却被在一个只有六到八英尺深的地洞里，“像个老鼠一样地被抓住了。”萨达姆的被活捉，不仅是布什的胜利、美国的胜利、伊拉克人民的胜利、全世界渴望自由的人民的胜利，更是民主价值的胜利、自由意志的胜利！
在过去十五年来，尤其是自苏联共产帝国崩溃、冷战结束以後，全世界的独裁者一个一个不是垮台，就是被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巴拿马独裁者诺利加被抓到美国审判，至今老老实实呆在美国的监狱里；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赛斯库被处死；捷克、波兰以至整个共产东欧的独裁者全部下台；海地军人独裁者被赶出国门；被中国独裁者推崇倍至的南斯拉夫独裁者米洛舍维奇被押送到海牙国际法庭；今天萨达姆被抓获，即将面临人民的审判；恐怖份子拉登也被锁定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的一个地区（像萨达姆那样藏在耗子洞里），正等待著即将到来的和萨达姆一样的命运。这一切都意味著，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在节节胜利，而全世界的独裁者却不只是在节节败退，而是在迅速土崩瓦解。 美国的盟军英国首相布莱尔在第一时间祝贺美国这个胜利；随後支持美国武力倒萨的意大利总理、西班牙总理、日本总理等全部都向美国发出了祝贺；俄国总理和前总理也都发表讲话恭喜美国；连一直阻挠美国的法国总统希拉克、德国总理施罗德也都马上兴高彩烈地表示欢迎这个好消息，以反美著称而上台的施罗德甚至给布什写了祝贺信。 自由世界的好消息自然令专制世界的独裁者们难受，这就是为什麽在世界主要大国领袖都迅速反应，为这个结果而高兴的时候，不仅那个以和美国的交往而提高了国内声望的中国太上皇江泽民一句话没有，国家主席胡锦涛那里也是一片静悄悄，就连刚刚和布什握过手，美国的尘土还没从身上弹落下去的温家宝也没吱一声。而伊朗、北韩和古巴的独裁者们听到这个消息大概不是“一振”而是“一抖”了。 伊拉克独裁政权的垮台和萨达姆本人的被抓获，不仅是反恐战争的一个重要胜利、对中东独裁者的重大打击，同时是向全世界的独裁者发出信号，独裁专制注定要被结束，走向民主是唯一的必然之路。在科技发达、全球迅速走向一体的今天，任何独裁者都别再指望能像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们那样，做了杀人屠夫，还可以统治到死。江泽民大概没有那种侥幸的命运，只要他手上有了镇压法轮功、镇压异议人士的鲜血，历史迟早会把他送上审判台！ 新上任的中国领导人，手上似乎还没有直接杀人的鲜血，但就因为是独裁者，所以世袭独裁者的本性，既不撤回瞄准台湾的五百枚飞弹、更不放弃武力犯台的媒体喧嚣。但是，他们大概还没有忘记，即使是在上个世纪，独裁的伊拉克占领了君主国的科威特，自由世界都绝没有容忍；独裁的南斯拉夫欺辱了弱小也并不民主的科索沃，自由世界也绝对没有容忍。 而在21世纪的今天，自由世界怎麽可能容忍独裁的中国占领民主的台湾！中共至今张口闭口不放弃武力，似乎只要他们想打，和平富饶、民主自由的台湾就会立刻被吞噬。这种痴人说梦，通过动用国家力量的全部宣传工具扩散、强化，滋养著充满杀机的中国人心态。可悲的是，无数中国人被毒菌包围，却意识不到头脑被独裁者控制是多麽可怕，做独裁者的精神陪葬品是多麽可怜！ 今天，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国仍是独裁国家，这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大的耻辱！那些没有经过人民选举，却主导13亿人民命运的政客们在台上每一天，都是在侮辱著中国人。萨达姆的的被活捉，再一次让世人看到独裁者的注定命运；它提醒每一个中国人，你的责任不是把自由的台湾人变成独裁者的奴隶，而是推翻中国的独裁统治，把自己变成自由人！ 2003年12月14日（载《大纪元》） |
| 贝拉和安波舜，谁骗了谁？ 2003-12-13 |
| 中国大陆出版商安波舜、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旅加女作者贝拉三人“黄金组合”制造出的“百万美元卖电影版权”之说，已经毫无异议是个骗局。但是，这其中当事人之一的贝拉，在我的揭露文章发表後，写了八千多字的致读者公开信，全面否认了她参与的谎言部份，甚至表示“不敢恭维安波舜的炒作水平”，试图与安波舜拉开距离。那麽贝拉是不是无辜地被安波舜策划了？或者从安波舜的角度来说，他有没有被贝拉欺骗的地方呢？那麽我们再看看这几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百万美元卖版权骗局”和贝拉有没有关系？ ● 贝拉现在说：“假如百万美元真是‘骗局’的话，压根也与我的名字无关，我不过是那本书的作者而已，除了创作外，我什麽都没参与。” 她现在想把“骗局”的责任全都推到安波舜身上了。贝拉是“什麽都没参与”吗？按照版权交易的常规做法，如果电影版权真的卖掉了，必定（！）得是作者本人和买版权一方签署合同，而不是和代理人、出版商签，除非作者本人已去世。因为，作者是知识产权的拥有者，签署一个知识转让合同，如果本人不过目，不去管代理人到底签的是多大数额的合同，这从常识上都说不过去。贝拉不仅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根本没有签署过百万美元的电影版权合同，更清楚自己没得到过一大笔电影版权费，却从未出来否定过这个“百万美元卖版权”的说法。这难道不是在心知肚明的情况下，配合安波舜白烨的谎言吗？ ● 贝拉现在说：“我讨厌宣传和炒作，所以压根就没有参与任何宣传和炒作。我的网站管理员老让我写些什麽‘吹吹’自己，我说不必，还是以文会友吧。” 但在同一篇文章中她又不得不承认：“我仅仅接受过三藩市史东的电视访谈和《北京青年报》、上海《文学报》等总共不到10家新闻媒体的采访。”差不多10家媒体还少吗？在这些采访中，贝拉同样从未否定过“百万美元卖版权”的事，这不是合伙炒作欺骗读者是什麽？难道她自己不清楚吗，如果没有百万美元卖版权的事，会有任何一家媒体采访她吗？ 第二，关於《9 11生死婚礼》是自传还是小说？ ●贝拉现在就《多维时报》2003年3月报道她时用的题目“多城上海女子的情爱史卖百万美元”抗议 说：“这什麽话，我什麽时候卖过情爱史了？我的情爱史是我的隐私，永远只能写在我的心里，《9 11生死婚礼》纯粹就是一部小说。” 这贝拉不是在邀请别人骂她吗！就在几个月前她还对上述该报记者说：《911生死婚礼》“基本上是我人生的一些经历”。而且她的书在国内出版的题目是：《911生死婚礼——我的情爱自传》。她现在开始强调“我的情爱自传”这几个字是出版社加上去的，那麽这本书的首页题词：“此书献给我不朽的情人格兰姆以及所有9·11的罹难者和沉浸在巨大悲痛中的他们的亲人”又怎麽解释呢？ 有哪个作者把书献给一个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吗？托尔斯泰把书“献给安娜．卡列尼娜”？曹雪芹把书“献给贾宝玉”还是“献给林妹妹”？还是罗林把赚大钱的魔幻小说“献给哈利．波特”？既然这个“格兰姆”是贝拉编造出来的人物，那她为什麽要把他和“9·11的罹难者和他们的亲人”这些现实生活中的真人放在一起呢？ 这不明摆著要告诉读者这是一本自传吗？ ●贝拉现在出来说：“虽然，我像书中的王纯洁一样从上海到东京，又从东京来北美，但是我本人却没有像她那样体验过与‘鬼佬’和‘鬼子’如此刻骨之情。” 这个口口声声自称“上海小女人”的贝拉，无论撒谎和抵赖的时候，胆子可都不小呵。那麽白烨介绍《911生死婚礼》的文章那些话是哪来的：该书“写失去男友悲痛万分的贝拉 （这里是说作者贝拉，而不是书中主角王纯洁！）┅┅回溯贝拉在少女时代的情窦初开┅┅写贝拉为了逃婚而留学日本┅┅写贝拉与美国才俊格兰姆一见锺情┅┅在911事件中失去恋人格兰姆，对於贝拉的影响是终生的┅┅” 还有安波舜的话：“直接诱发贝拉写作的原因是，她的一个华尔街男性朋友，在911那天突遭罹难，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那位朋友知道在劫难逃，就给贝拉打了一个电话，仅仅说了一句话∶‘bella, I love you!’” 这个神话又是谁编出来的？ 再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教授王逢振：“作为一部自传小说，作品还是对现实的一种建构∶主人公的回忆、幻觉以及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全都遵循著她实际经历的爱情展开——” 注意：这里用的是“自传小说┅┅全部都遵循著她实际经历的爱情展开。” 贝拉为什麽不强烈抗议白烨、安波舜、王逢振等这种把小说说成是自传的做法呢？她能抗议吗？在她自己写的小说的後半部，那个女主角连“王纯洁”都不叫了，而是改名直接叫“贝拉”了。 ● 贝拉现在居然宣称：“ 本人真正爱过的是我华夏男儿。”开始否认她和什麽“鬼子、鬼佬”有过恋情了。 你说拿这种女人还有辙吗？且不说上面诸如“此书献给我不朽的情人格兰姆”的拳拳“真诚”，就看那个莫须有的“小林舞美”的采访吧： “贝拉桑，日本读者非常有兴趣了解作为中国女人中少见的女人，你的一些真实生活的意境。因为你的人生足迹不仅染上过东洋的色泽，有欧美的风尘，又是一个在潜意识里烙上了旧上海情调的女子。而且，更经历过如此可歌可泣的异国爱情故事。读了你的《9·11生死婚礼》更让我惊异於於你作为一个女人在爱情世界的色彩，是何等缤纷和光鲜。” 贝拉当时怎麽不跟那个小林舞美说，“我既没有和日本鬼子，也没有和西洋鬼佬有过什麽‘缤纷光鲜’的异国恋情故事，那些都是我瞎编出来的。”她当然不会去纠正那个错误，因为整个这个告诉读者贝拉有“可歌可泣的异国爱情故事”的提问都是贝拉自己设计的。 再接著看“小林舞美”的采访：“小林∶继911生死婚礼之後，你还会再次走向婚礼吗？贝拉∶难说，将来的事谁也难以预料。”还有比这更明确表明，911婚礼是贝拉本人的吗？否则会说，那是小说呵，跟我本人是否再次走向婚礼有什麽关系呢。 贝拉和“小林舞美”的故事还在往下编：“小林：你对中国男人的评价如何？贝拉∶出色的不少，只不过我没有碰上罢了。”一副只和外国男人交往过的样子。可她现在又“没体验过鬼佬、鬼子┅┅真正爱过的是我华夏男儿”了。 她当初要不是打著自传的旗号，说那些和洋人的云雨情都是亲身体验的话，她那本除了扯著嗓子喊“惊天动地爱情”之外没有任何爱的内容的滥书，有变成铅字的可能吗？贝拉的做法完全和那个《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一样，先是大肆宣传是“自传”，因为只有自传才有轰动效应，只有作者本人是周恩来的私生女， 那本书才真有点价值，但当被人质疑并否定她是什麽“周恩来私生女”的时候，又全部改口，说是一本“纯小说”了 （有兴趣的读者可去看我这篇文章：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312）。这两个编织谎言的女人真是从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第三，到底有没有《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峻和日本专栏作家小林舞美？ 我在《贝拉的百万美元谎言》中指出，《纽约时报》根本就没有一个叫陈峻的特约采访人，日本也没有一个叫做小林舞美的“专栏作家”。贝拉安波舜们拉大旗做虎皮，编织两个不存在的采访人，用这种完全是欺骗的的手段提高贝拉书的身价。 ●贝拉和安波舜都拿不出那个叫陈骏的真人来回应我，於是贝拉假借陈峻的名义说，“曹长青以为自己是谁啊，为什麽我要与他联系？” 那我告诉你曹长青是谁，他什麽人物都不是，但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敢站在阳光下的人。而那个不敢站出来的、和贝拉安波舜白烨合伙行骗的“《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陈峻”则是个不存在的鬼魂。知道人和鬼的不同是什麽吗？鬼除了借人间的骗子行骗，有能力和人联系吗？ 贝拉们不仅借鬼行骗，而且还借鬼骂人。什麽“纽约一文人”来信说曹长青怎麽样，或“有人说”曹长青怎麽样。贝拉都有联手撒“百万美元谎言”的胆量，怎麽骂几句曹长青还得借“鬼”的力量呢？我发现这真是个招呵，想自我吹嘘的时候，不好意思太露骨，就用“有人说”；想骂人的时候，既不够胆又要躲避责任，再用“有人说”。我骂贝拉作品的时候，就忘了借个“鬼文学教授”的口说“贝拉的暴露癖性小说实在是垃圾”。 ●就那个“日本专栏作家”的问题，贝拉回应道：“小林舞美其实是个在日本长大、後嫁给日本人的台湾籍女士（在外人眼里她就是日本人了）┅┅我们的交流是用中文。” 贝拉为了表明真有这麽个叫小林舞美的人，说 “曹长青洋洋洒洒费了那麽多笔墨来推理这篇访谈录，不如人家小林舞美大笔一挥（正在当地公证准备呈交法庭）的一行字有力。” 这“日本专栏作家”现在又变成台湾人了；贝拉不是“通晓多国语言”吗，怎麽和在日本长大的人说话还得用中文？ 我的文章发表快两个月了，这个小林舞美的公证怎麽还没拿出来？什麽需要公证？一个大活人的存在需要公证吗？这个贝拉简直和安波舜一样胆大包天，到了这种地步还在继续编织谎言。真不知道她下回怎麽往下编。 我在这里再清楚地重复一遍：这个世界上既不存在一个叫陈峻的《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也不存在一个叫小林舞美的日本专栏作家。安波舜和贝拉联手编织出这麽两个人的采访（既没在英文、也没在日文报刊上发表过），遍撒在中国的网络上，打著《纽约时报》和日本专栏作家的名义，欺骗中国读者，从一开始就蓄意行骗，跟百万美元的谎言一样恶劣！《纽约时报》不告他们假借旗号行骗就不错了。 第四，维也纳教授安东，松本清张，张爱玲 ●贝拉宣称她记不得那个维也纳教授的姓了。 记不住外国人的姓，倒也有可能，那麽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东洋音乐学院”呢？为什麽不回答？贝拉忘记了自己那麽推崇的恩师的姓，倒是记住了自己曾经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音乐学院里念过书。 ●贝拉现在仍然坚称她和松本清张很熟，他们互相送过书，老头儿还送过她小包、皮夹之类。并说“少女时代可以出入於巴金爷爷和白杨奶奶家的我（我有合影），或者我先後两位日本担保人，都绝对比松本老先生有名了。” 对於一个被谎言和自我幻觉包围的女人，她拿出那些不是过世了，就是成了植物人的“昔日显赫”来招摇，图什麽呢？我在《贝拉的百万美元谎言》中已经清楚地提示了她：松本不是给她介绍了很多在东京的日本名流吗？拿出几个有名有姓有具体地址的活著的人物，别拿出个什麽酒吧老板娘，还只有姓。日本的“岛田”就像什麽山本、田中、藤森一样多。这个号称“通晓多国语言”的贝拉，总算弄明白了，西方人重名的多，所以对西方人，她只拿名字来骗人；东方人重姓的多，所以对东方人，她就只拿姓来骗人。至於把哪个什麽日本老头送的钱包当成松本清张送的，别人也没法去天国查核。倒是她那两个比松本清张更有名的日本担保人的名字，贝拉应该提供给读者，免得大家继续认为她拉大旗做虎皮，弄神作鬼。 ●对於一位周姓读者指出贝拉严重抄袭张爱玲，贝拉美其名曰是意外的“雷同”，说“ 这十多年来在国外漂泊我是从来没有读过张爱玲的书，但是，我在上海的少女时代一定都读得烂熟。” 贝拉在这里简直是非常无耻了！张爱玲一篇只有342个字的散文，其全部的意境，句式，甚至每一个句子的表达（尤其是最後一段，几乎是每个字）都被贝拉完全照搬了。被人家扣到老鼠夹子里了，还抵赖，说明其他该到什麽程度吧。我怀疑她的少女时代（六、七十年代），中国有张爱玲可读吗？ 回到文首的问题，在这个“百万美元的骗局”中，这三个合伙人，到底是谁骗了谁？用“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的说法来炒作的主意，最早可能是安波舜（或许还加上白烨）的；贝拉出於虚荣心和急於成名心态，顺水推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贝拉虽然参与了合伙炒作，但毕竟有被策划的成份。 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安波舜本人不会英文（他自己说的），可能来过几次海外，但毕竟对海外市场和整个海外生活非常陌生。贝拉用她的云山雾罩、豪华绚丽、加上所谓“缤纷光鲜”的异国恋情，就把他和白烨给唬住了、震懵了（从他俩对贝拉本人和作品的离谱吹捧中可以看出），以为这等“琴棋书画全能的、高雅的、却又随时可以和风流倜傥的富豪们施云雨之情的”中国女人，才能代表中国走向西方、冲上国际舞台。从贝拉的那些什麽“东洋音乐学院”“维也纳教授安东”以及“小林舞美采访”等等的谎言中可以看出，她可能从一开始就唬了安波舜白烨，说那些故事基本上都是她自己的真实经历。 安波舜怎麽能知道，美国人不可能在（911事件那天）星期二早上十点钟举行婚礼（不仅所有的人都不用上班了，新娘还得半夜起来化妆，客人得七、八点钟就开车往教堂赶），尤其是贝拉说参加她婚礼的大都是华尔街股市的头面人物，那麽他们也就都放下几百万，上千万的股票不做了，去参加婚礼。贝拉以为美国人都像她那麽疯，结果安波舜白烨就真信了，还认真准备打进美国市场，否则不会花人力财力把每一篇吹捧贝拉的文章都翻成了英文。所以他们的欺骗是双向的，然後合伙欺骗了读者大众。（www.caochangqing.com） 2003年12月6日於纽约 作者附记： 我的《贝拉的百万美元骗局》发表後，收到朋友转来的台湾出版界一位编辑的电子信，介绍贝拉的书在台湾的情形。贝拉的书迄今除了中国大陆出版外，其他国家的版权只卖给了台湾希代出版社（後改为高宝）。 xx：你好！ 希代有他们的网页www.sitak.com.tw，基本的、官方的资料可以在这个网站上看到。至於一般做编辑的人对这家出版社的看法，呵呵，应该都不好吧。毕竟，这是一家出罗曼史起家的出版社，即使在出版很多一般类书籍之後，这种出罗曼史的出版社的印象还是挥之不去。基本上，看严肃书籍的读者，是不会选择希代的书的，或者应该说，希代也没有能力处理严肃书籍的编辑能力吧。┅┅所以，在台湾，一个真正的文学创作者，是不太可能把自己的书交给希代出版的。 至於《911生死婚礼》，在台湾没有看到任何的讨论耶，希代出的小说，谁会注意啊。至於销售，我因在出版社工作，可以给最准确真实的数字： 《911生死婚礼》，在台湾是2003年8月14日上市，截至今天（10月27日），在金石堂全部100家门市，卖了900本。Bella的《挪威森林》——911生死婚礼第二部，2003年9月24日上市，截至今天，则卖了50本。 我想是他们牛皮吹太大了，一个《铁达尼号》导演要拍成电影的小说，但像我这样背景的人（喜欢阅读、喜欢注意出版动态而且还在出版圈工作，还认识一些有的没的的朋友）竟然根本没听过这本书。 而且，现在大陆作家的东西真不知道有多少（我连读出版社寄来的新书介绍的时间几乎都要不够了），竟然能有一本要被这样的导演拍成电影了，哪有可能轮到高宝这样的出版社来出书。所谓高宝，就是以前的希代啦。 我不是瞧不起言情小说—─而是如果这位贝拉小姐的东西能够被柯麦隆导演看上，她不会没有SENSE到竟然把繁体字版本交给高宝出吧。这是我依据常识所做出的判断啦，更重要的是一种做编辑的直觉—─拜托，这故事够烂的，哪有可能拍电影啊！ |
| 温家宝的水平就这样？ 2003-12-09 |
| 在温家宝抵美访问的第一天晚上，我第一次在纽约中文电视上见到他在中共驻纽约领馆组织的侨学界欢迎会上讲话。以前读报得到的印象，温家宝学理工出身，善抓经济，好像不那麽“李鹏”。但这次他的讲话，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完全让人倒胃口，完全是个旧式官僚，而且是最笨的那种官僚。
首先，他23分钟的讲话，完全是套话、空话，被共产机器熏陶出的共产官话，一点真话、真情也没有。什麽祖国想念你们、我代表祖国人民、祖国要强大、祖国要和平、祖国要统一、祖国的利益高於一切，等等，跟以前李鹏们来美国讲的一模一样。没有一丝一毫、一个字的个人自由和幸福。简直就是二、三十年前毛时代的中国领导人讲的那种话，哪里有一点点能体现出他是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带清新气息的新一代领导人？ 除了大谈共产党那套永远是国家压倒个人的理论之外，温家宝在讲话中，还谈到华人在美国取得的成就，举出了五个人做例子：杨振宁，李振道，贝聿铭，还有赵小兰，骆家辉。但事实是，这五个华人，全部在美国籍的身份下，取得的成就；恰恰都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教育，没有在共产党统治下成长。如果杨振宁、李振道、贝聿铭活在中国，在共产党的反右等一次次迫害知识份子的运动中，不仅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或成为世界级建筑大师，命能不能保住都难说。作为共产党人的温家宝，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角度，谈这些人的成就，不觉得脸上发烧吗？更荒唐的是，赵小兰是幼时随父母从台湾来美国的，骆家辉是在美国出生的，他们更跟共产中国毫无关系。他们有今天的成就，正是美国这个自由的社会给了他们机会。共产党居然用这种事情往自己脸上贴金，真的是很不要脸。 温家宝不仅讲的全是套话、空话，而且他令人难以置信地表达困难，讲话速度之慢，简直令人担心他是不是还没倒过时差，要睡著了，因为句子和句子之间，有时他竟要停顿五、六秒钟之长。有时一个句子，例如说“为祖国┅┅”，他竟然把“为”和“祖国”分开了三、四秒。我像受刑一样，忍受了他这种挤牙膏般的讲话。人家电影有慢动作，我这回第一次知道，现实中说话还有慢动作的。美国PBS电视台一个记者曾跟我说，有人说话快，是因为脑子快。那麽可否反过来理解，有人说话太慢，可能是脑子转的太慢，智商不太够用。 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那些领馆组织来恭维谄媚温家宝的亲共华侨们鼓掌时，温家宝竟然也跟著拍手，但却是假拍（当然了，别人为你鼓掌，你自己鼓什麽呵），把左手四个指头放在右手上，轻轻地敲几下，同时左顾右盼地向几个方向的电视镜头做几个很让人看著累得慌的呆板点头动作。他本来长的就有点像旧时代的管账先生，再加上他时而做出双手抱拳状，打恭做揖，结果更一扫任何现代国家领导应有的风韵。和他一比，中国人真的要怀念朱熔基了，起码他在举止、谈吐等方面，显得还有些气质，也更自然一些。 中国大陆真的没有人才吗，绝不是！但在那个专制的社会，在那个逆淘汰的国家，真正的人才根本没有可能进入共产党这个专制机器的高位，都会在半途中，或者还没有进入仕途之中，被淘汰掉，筛选掉。能够进入中共高位的，只能是李鹏那种坏蛋，温家宝这种笨蛋，还有胡锦涛那种木偶般的傀儡等。看看原来给萨达姆当宣传部长的萨哈夫就知道了，在一个没有民主选举的社会，爬到高位的都是什麽水平的人。共产党机器上的螺丝钉，比萨哈夫的水平高不到哪里去。小巫见大巫而已。 在美国，可以很容易看到一个现象，官员不管水平高低如何，但起码都有相当的讲话能力，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就不可能通过要讲无数话的竞选活动获得公职。美国人衡量领导者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他和大众的沟通（communication）能力。里根总统被评选为最有和大众及媒体沟通能力的领导人，因为他最善於讲话，最具幽默感，而且讲话最实在，更没有一丝一毫温家宝式的装腔作势、矫情做作。就温家宝这个讲话水平，他连我们这个小区的议员都选不上。可在那个根本不是靠选举而当领导人的国家，温家宝居然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总理！听著看著他的讲话，我怎麽也无法排遣掉那种难以言喻的荒诞感。 但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共产中国，温家宝如此低水平的讲话，不仅不被批评、议论，还被“中新社”这些喉舌吹捧成，温总理的“讲话”令人感动，令人鼓舞。主持温家宝欢迎会的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刘碧伟，还在会上声嘶力竭地叫喊“同志们，我们要认真学习温总理的讲话精神┅┅”这位钱其琛的前秘书，就更别提了，他那林彪式的拖长腔、喊口号般的声嘶力竭，如果戴上个红袖标，我绝对相信，我这是在梦里回到文革大会上了。 很多人对胡温新政寄於希望。但看了、听了温家宝这番讲话，我的感觉是，毫无希望，这麽一批笨蛋（还不知里面有多少江泽民李鹏式的蠢蛋加坏蛋）官员主导中国，寄予太大的希望，就等著注定要到来的失望吧！ 2003年12月9日於纽约（载《大纪元》） |
| 评贝拉合伙人安波舜的九大谎言 2003-12-07 |
| 我的《贝拉的百万美元骗局》发表後，除了和这个“百万美元卖版权”骗局有关的三人——安波舜、白烨、贝拉，分别发声明、虚张声势地表示要法律起诉之外，贝拉和安波舜还各自发表了长篇充斥新的谎言的狡辩。许多读者、网友已经撰写多篇文章基本完全否定他们各自的狡辩，但最近安波舜从纽约回到北京举行记者会，不仅不对他撒下的弥天大谎向读者道歉，竟然继续编织新的谎言，於是我不得不把他的一连串谎言总结一下：
谎言之一：2003年11月安波舜在北京开记者会说：“美国某投资集团购买了《9•11生死婚礼》电影改编权，购买金额为102万美元。” 而在2003年3月，也就是安波舜上述记者会八个月之前，国内多家报纸、网站刊登的文字是：“据安波舜介绍，曾以执导《泰坦尼克号》一片而蜚声世界影坛的卡梅隆，一直在积极而审慎地选择作品，他阅读了《9•11生死婚礼》部份章节的英文稿後，认为这便是他一直要找的东西。而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董事会也一致决定，购买该作品并投拍电影。” 简评：美国“某投资集团”和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卡梅隆是一回事吗？那个宣称“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和卡梅隆买版权”的安波舜是不是撒谎？ 谎言之二：当《北京青年报》记者问电影是否会由卡梅隆执导，20世纪福克斯拍摄时，安波舜说这两点在合同上写的是“潜在的”，他接著解释“版权已经卖给了对方，找谁来拍摄、谁来导演是对方的事情，他们能否谈妥我并不知道。” 安波舜承认“潜在”的含义有可能是卡梅隆执导、20世纪福克斯拍摄，但也有可能不是。 简评：那麽安波舜说“卡梅隆阅读了《9•11生死婚礼》部分章节的英文稿後，认为这便是他一直要找的东西。而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董事会也一致决定，购买该作品并投拍电影。”是不是完全是谎言？ 哪儿来的卡梅隆阅读？哪儿来的福克斯董事会一致决定？ 谎言之三：今年3月，《多维时报》报道：“沈蕾（贝拉的真名）说，与福克斯电影公司签署的合同中规定今年9月纪念911时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小说英文版，并公布电影改编权交易这一消息┅┅沈蕾对《多维时报》说，这次改编权交易是福克斯电影公司通过安波舜在美国的朋友主动找到他的。” 简评：在10月14日安波舜传给多维编辑部，声称要诉讼多维和我的一份手写声明中，以及贝拉本人的声明中都指出：贝拉作品的影视版权都由安波舜代理，与贝拉无关，那麽上述贝拉这些已经“与福克斯电影公司签署的合同”之说，自然来自安波舜了（至於贝拉的又一轮谎言，我另文再论）。安波舜现在承认，只是跟某投资集团有合同，那麽“与福克斯电影公司签署的合同”、“福克斯主动找安波舜”的说法，是不是整个儿都是谎言？！ 谎言之四：安波舜（在纽约）发声明：“外界所传‘贝拉作品被好莱坞百万美元买断版权’一事，我庄严地正式宣布∶确有其事。我们有此电影版权的合同。” 简评：安波舜11月初在纽约“庄严地正式宣布：贝拉作品被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确有其事。”但他回到北京，这“好莱坞”就又变成了连名字都不敢给出的“美国某投资集团”了。从卡梅隆和福克斯，到笼统的好莱坞，再到连名字都没有的美国某投资集团，他下一步的谎言准备怎麽继续下去？ 谎言之五：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安波舜称自己从美国带来了大批的档案和合同复印件，但他表示除了律师、政府相关部门等，包括记者在内的局外人是没有权利看到合同的，因为合同中涉及许多商业机密，尤其是有很多附加条款，绝对不能让合同之外的第三者看到。”“记者请求仅仅看一下合同的‘外貌’和最後的签字落款时，郜晓礼（安波舜和白烨的律师）回绝了，就这样，虽然记者与合同近在咫尺，但是却无法看到内容。” 简评：为什麽连合同的外貌都不敢给记者看？事实上，安波舜根本就没有一个卖了百万美元版权的合同！他以商业机密的名义，试图圆住那个“百万美元卖版权”的弥天大谎。在西方，图书版权的买卖根本不是什麽商业机密，《纽约时报》、《出版家周刊》、英国BBC等，都经常报道某作者和某出版社签了几位数的出书合同。如果书的电影版权已经卖给了某电影公司的话，（我在《贝拉的百万美元骗局》里已经写过）那更是公开的。因为，一是这样别的电影公司就不必费心去买了，二是因为电影厂怕同类题材撞车，有《每日通讯》公布谁买了什麽书、什麽故事的电影版权。而且好莱坞还经常有这种情形：A电影厂看到B电影厂买的故事後，认为该故事更适合跟我们厂签合同的导演或演员去拍，那麽A电影厂就去和B电影厂谈判，花更高一点的价格，把电影制作版权买过来。恰恰是这种商业透明度，而不是什麽弄神作鬼的 “伪商业机密”，促使了真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安波舜想用故弄玄虚的“商业机密”唬过去根本没有“百万美元合同”的事实。 目前除了安波舜和他的合作者白烨，没有任何参与版权谈判的其他人士出来证明真有这麽个合同。如果合同内容是机密，那麽“有这麽个合同”不仅不是机密，而是安波舜万分想证明的，为什麽不拿出个第三者来证明？只有你俩自己说，明显根本不能服人。大概是没有第三个人（除了贝拉之外）想和这个“百万美元卖版权”的骗局连在一起吧！ 退一万步说，即使合同的内容不便被媒体公布於众，那麽“美国投资集团”的名字是最起码应该告诉读者的，因为这个公司的名字不仅不应该是秘密，而且还应该借此机会大力宣传其有花“百万美元”购买版权的实力。尤其是在安波舜已经这麽清楚地被人指出“百万美元卖版权”是骗局的情况下，如果还连这个投资公司的名字都不肯说出来的话，那就等於是告诉大众：根本就没有这麽个公司，更没有百万美元的合同！ 退二万步说，如果真有一个“投资公司”买版权，任何对书的版权生意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投资公司绝对不可能花102万美元买一个电影拍摄尚是未知数的版权。出高价格的，只能是将来可以把钱挣回来的电影公司本身，而绝对不可能是中间商。投资公司可能出几千块，顶多几万块美元买一个往影视公司独家“推销”的权利；推销成功以後，像经纪人那样，从卖出的版权费中抽成。而在电影公司还根本没有找到的情况下，由本身并不制作电影产品的“投资公司”出上百万给一个在美国从未出过书、毫不知名的中文作者，这天方夜谭只有安波舜有胆量编出来！ 谎言之六：安波舜在纽约的声明和在北京对记者说：“曹长青以记者的名义，探听大公司的合同机密，得到的只能是一连串的‘不知道’！然而，曹文就凭一连串的‘不知道’妄下结论。” 简评：我是以记者名义探听哪个商业公司的机密吗？我得到的是一连串的“不知道”吗？我在《贝拉的百万美元谎言》中有名有姓写得清清楚楚：第一，卡梅隆公司总裁秘书金．特洛伊小姐明确说明：卡梅隆从来没有听说过贝拉的小说，更根本没有拍摄她的小说的计划。第二，掌管20世纪福克斯公司全部合同业务的法律部副总裁马克．迈耶森正式答覆：“从来没有购买过这本书的版权。”安波舜在谎言完全被揭穿的情况下继续装糊涂地狡辩，他连自己、白烨和贝拉都骗不过去，为什麽一定要沿著谎言的道儿一头走到底？ 谎言之七：安波舜在北京对记者们说，“我在纽约，美国的报纸比国内的谨慎，但是没有一家问我看合同，因为大家知道，如果没有的话，我和公司的信誉，不是一两千万的损失！” 简评：安波舜什麽时候在纽约举行过记者会？他有胆量面对美国报纸的记者吗？如果贝拉的小说真如白烨所说“在美国引起的反响的确不小”，值得美国媒体关注，那美国记者不“逼”安波舜说出那个“某投资公司”的名字能饶过他吗？美国记者可能的确不会想到要合同看，因为在美国就绝对没有谁敢撒这麽大的谎。百万美元的谎撒完了，下一步怎麽办呵？！ 谎言之八：安波舜在纽约发的声明和在北京对记者表示：“我们手持的图书合同首版预付金和贝拉享受到的美国畅销书作家才有资格享有的15％高版税。” 简评：在这里，安波舜使用了两个拙劣的障眼法：首先，他用卖贝拉小说“英文版权”来混淆“电影版权”。我所质疑的是“百万美元的电影版权”一说，而不是英文图书版税。但在炫耀这个15％版税的同时，安波舜更证明了，贝拉根本没有拿到任何电影版税，因为作者得到的电影版税要远高於图书版税，一般都是电影版权卖出价的50％或更多，至少是30％。 第二个障眼法是，作为15％的图书版税，可以是几百万、也可能只有几千块、甚至几百块。重要的是，书的码洋是多少，也就是说，该出版社准备印多少本贝拉的书，定价总数额是多少。印一千本和印10万本，这个15％是一样的吗？为什麽和那个神秘“投资公司”一样，这个出版社的名字也不肯透露呢？只有两种可能：第一，贝拉小说的英文版连出版社还没有找到，所以说不出来；第二种可能是，终於有一家上当的出版社准备出这本注定要赔钱的书，但印刷数量极低，所以安波舜根本不敢把首版印数和出版社的预付版税（advance）公布出来。 谎言之九：但在这之前，安波舜倒是公布过贝拉小说的外文版将要出版的情形。据《金陵晚报》和《深圳新闻网》2003年9月15日的报道：“安波舜透露，目前，日本、美国、法国、韩国等多国出版社都开出各种优惠条件抢夺此书，日本承诺首印40万册，法国已付定金20万美元，美国则要首印80万册，韩国更高。” 简评：上述说法，完全是和“百万美元卖电影版权”同样的弥天大谎！知道在美国首印80万的书，得是什麽成色吗？刚刚获得2003年“全美图书奖”终身成就奖的美国最著名畅销小说家之一的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和达到他那麽畅销的、在美国被称为Blockbuster（重磅炸弹）的作家，首版才能印80万册左右。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前美国第一夫人喜莱莉的《活出历史》首版不过印了一百万册，在美国，哪个女人的名气能和喜莱莉相比？谁得到的宣传能超过她？她的书首印一百万，出版社一开始还战战兢兢地怕卖得不好，收不回预付版税。喜莱莉拿到的版税是八百万，如果贝拉的书印80万册的话，应该拿六百多万美元的版税，即使她拿的百分点比喜莱莉低，也得四、五百万吧，这不比一百万卖电影版税更值得吹？ 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作品，别说首印80万，连首版印8万都完全没有可能，都从来没有过！迄今为止中国人写的、在海外畅销的书，全部（！）都是用英文或法文直接写的，而不是从中文翻译过去的。一个没法不令所有中文作家沮丧的事实是：由於中文本身的局限和翻译人才的极为贫乏，目前看不出任何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作品能在美国畅销的可能性。那些对英文世界无知到登峰造极地步的安波舜们，闭著眼睛在中国一个接一个地撒弥天大谎，其全部目的就是骗中国读者兜里的钱。 安波舜说韩国的首印数更高，他在异想天开的时候，连常识都没在脑子里闪过一下。在读中文原文的、拥有13亿人的中国，贝拉的书不过印了四万册（白烨语，是不是有虚的成份都很难说），而那个只有四千多万人口的韩国，首版印刷贝拉的书，比拥有两亿八千万人口的、世界人均读书量最大的美国首版印80万的数量还要大。这个已经把天都吹破了的“中国第一出版家”安波舜，读者们该拿他怎麽办呢？ 2003年12月2日於纽约（原载多维网） |
| 台湾的前途在於真实化 2003-12-02 |
| 明年三月台湾要历史性地第三次全民直选总统。和西方民主国家左右派就经济问题、社会福利问题、国防外交政策等争论完全不同，台湾这次大选的焦点仍和上次一样，几乎全部的议题都集中在统、独问题上。但事实上，更准确地说，统独并不是台湾的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是台湾要走向“真实化”。
台海两岸的真实是什麽？真实是“一边一国”：一个是专制独裁的共产中国，另一个是走向民主法治的自由台湾。这是一个只要不是瞎子，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事实。但北京政权不仅用新闻封锁、监狱警察，来威吓、禁止中国大陆人民了解这个事实，承认这个事实，还用部署飞弹、文攻武吓等，阻止台湾人民公开说出这个事实，用选票凸显这个事实。 谁都知道，台湾的中华民国是1912年成立的，它有自己的国旗、国歌、货币、军队、护照、所管辖的土地，选举产生的国家领袖等，连美国人等所有其他国家的人到台湾，都要履行国与国之间的“签证”手续，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什麽？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联合国成员，还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当然也是一个国家。因此李登辉先生当年提出台海两岸是“两国论”根本不是一个发明创新，而是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孩子一样，大胆地说出了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一个无法否认的“真实”。 ●李登辉领导台湾走向真实化 中共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把台湾视为“叛乱的一个省”，指控台湾要独立，搞“台独”。台湾的国民党强调，“中华民国”成立在先，是後来晚成立3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先闹的独立，搞了“共独”，在中华民国之内，建立了共产政权。按照这个逻辑，“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所属的管辖土地，是中华民国的一部份”。 结果出现这样荒唐的局面，中国的共产党，台湾的国民党，都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他们各自代表中国，都把对方的土地纳入自己的版图。更荒谬的是，哪一方的版图不囊括对方管辖的土地，对方就不干。这就像我明明事实上不拥有你家的财产，但我必须在自家的财务单上把你家财产列上，否则你就说我闹分家，而根本不管两家早已分离、分治、分家，各自单独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这麽滑稽可笑、自欺欺人的事情了。 李登辉先生当选台湾总统之後，首先打破了台海两岸的这个比赛虚假的局面，促使台湾走向了“真实化”：通过多次修改宪法，放弃了原来对中国大陆土地的要求管辖权，从法理上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放弃了原来正经八百地挂在台湾总统府的那个囊括中国大陆和蒙古土地的被称为“秋海棠”的大地图，提出“中华民国在台湾”，并废除了“万年国代”，冻结了虚假的“福建省”等，通过绿色革命，和平地使台湾向真实迈进了第一步。 ●中华民国国号和宪法都有虚假 今天，台湾面临著是否进一步走向真实的问题，因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90年前在中国成立的，当时下辖大陆35个省，还不包括台湾；台湾今天的宪法是1946年在中国南京建立的，距今半个多世纪，也与台湾的现实脱节。那顶中华民国的“大帽子”，以及那个当时针对整个中国大陆制定的宪法，今天对台湾来说，都是名不副实的，或者说像当年总统府挂的那个秋海棠“大地图”一样，是虚假的。台湾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连战最近还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这完全是落伍而可笑的提法，它仍然是那种挂著“秋海棠大地图”一样的思维，是自欺的，连欺人都难以做到了。因为按照连战先生的逻辑，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那有13亿人口、还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麽，难道它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因此台湾总统陈水扁今天提出要公投修宪，是完全有道理的，它使台湾进一步走向真实，像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所说的，要“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 ●党国一体的国旗是对台湾人的污辱 台湾从1988年开始解除党禁报禁，政治环境已发生巨大的变化，不仅已两次成功地全民直选总统，并进行了多次的立法院和平改选等，还在很多领域开始走向真实，清除蒋介石独裁时代的虚假和专制痕迹。但这个进程是艰难的，不仅有中共独裁政权动用倾国之力的文攻武吓、统战瓦解，阻止台湾走向真实化，还更有台湾内部的蒋家王朝守旧势力的阻挠和反扑，试图复辟，阻碍台湾走向真正的民主。 在台湾街头，仍可以明显地感到旧势力的存在，那面中华民国国旗，就是一个明显的对自由的挑战：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中间，仍然是那面国民党的党旗。今天，在全世界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不会有国旗中间有党旗存在的现象，因为它表示著党国一体，而党国一体明显是专制的象徵。 911事件发生後，我像很多美国人一样，在家里挂了一面美国国旗，如果美国的国旗上有民主党或共和党的党旗党徽，美国人绝不会忍受。但在台湾，尤其是机场、码头、重要政府部门，那面体现党国一体的中华民国国旗，每天那样飘扬著，污辱著每一个热爱自由的台湾人。 而且台湾的国歌存在同样的问题，也是强调党国一体，像中共的三个代表那样，强行用“三民主义”统一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旧制度的遗迹，都是虚假的标，都需要改革，使台湾有朝一日，有体现自由民主精神的国旗国歌，有名副其实的国名和宪法，使二千三百万人民真的成为台湾的主人，生活在真实之中。 （载香港《开放》2003年12月号） |
| Time to admit self-evident truth 2003-12-01 |
| "Taiwan's problem isn't the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issue. Rather,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Taiwan needs to move toward truth."
"Toward w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Vaclav Havel, called "living in truth."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Monday, Dec 01, 2003 In March, Taiwan will hold an historic third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contrast to Western democracies, where the political right argues with the political left over economic and social welfare issues and national defense and foreign affairs policies, the focus of the upcoming election will remain what it was last time, with almost every topic concentrating on the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issue. In reality, however, it would be more accurate to say that Taiwan's problem isn't the unification-independence issue. Rather, the real problem is that Taiwan needs to move towards truth. What is the truth about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 truth is that there is "one country on each side." One is despotic, dictatorial communist China, the other a free Taiwan moving toward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his is a fact that is there to see for anyone who isn't blind. But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doesn't rely only on news blockades and prison guards to threaten the Chinese people and forbid them to seek an understanding of and recognition of this reality; it also deploys missiles and relies on written attacks and armed threats to stop the Taiwanese people from declaring this reality in public and from highlighting it using their votes. Everyone knows that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was founded in 1912. It has its own national flag, national anthem, currency, military and passport, and its own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Even Americans, like people from every other country, have to go through an international visa procedure when entering Taiwan. If this is not a country, then what is it?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on the other hand, isn't only a member of the UN, but also one of the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t is of course also a country. This is why former president Lee Teng-hui's (李登辉) proposal of the "special state-to-state" model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wasn't an innovation. Rather, like the child in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he boldly put words to a fact that was there for everyone to se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tresses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It sees the PRC as the only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and treats Taiwan as a rebellious province, accusing it of wanting and working for Taiwanese independence.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KMT] on Taiwan stresses that the ROC was founded first, and that it was the PRC, founded 38 years later, that first made a fuss over independence, working for "communist independence" and establishing a communist power in the ROC. According to this logic, the PRC and the territory under its jurisdiction are part of the ROC. The result is a preposterous situation whereby the CPC and the KMT both stres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and that they ar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at China. They both include the counterpart's territory in their own national territories. Even more absurd, if either of the parties doesn't include the territory under its counterpart's jurisdiction in its own national territory, the counterpart won't play along. This is the same thing as saying that although it is a fact that your possessions aren't mine, I still have to include them in my list of possessions; otherwise you will accuse me of preparing for our separation, completely ignoring the fact that we are already separated, that we have divided our homes and that we have led separate lives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I don't think we would be able to find such a laughable situation, a situation so full of self-deceit, anywhere in human history. The first thing Lee did after being elected president was to challenge this hypocrisy and prompt Taiwan to move toward truth. Through several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he gave up the demand for jurisdiction over China's territory, gave legal recognition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PRC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threw out the map that included China and Mongolia -- called "the Begonia" -- that hung solemnly in the president's office, proposed "The ROC on Taiwan," abolished the National Assembly and froze the Fukien Province pseudo-government. Through a green revolution, he peacefully made Taiwan take its first step on the road toward truth. Today, Taiwan is facing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or not to advance further towards truth. The ROC was established over 90 years ago in China, at a time when it held jurisdiction over 35 provinces, but not Taiwan. Further, the Constitution was created in Nanjing in 1946,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 and it is out of step with reality. The ROC Constitution is a hat that was created for all China and does not fit Taiwan today. In other words, it is as false as that map that once hung in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KMT Chairman Lien Chan (连战) has recently emphasize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and that this China is the ROC. This is a completely outdated and laughable approach, a way of thinking that still sees the Begonia map. It is a matter of self-deceit, incapable of deceiving anyone else. According to Lien's logic, one China means the ROC. Then what is the PRC, with its population of 1.3 billion and still one of the five permanent members of the council? A province of the ROC? This is why it is a perfectly reasonable thing when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陈水扁) proposes a referendum to amend the Constitution. It moves Taiwan one step further toward what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Czech Republic, Vaclav Havel, called "living in truth." In 1988, Taiwan removed bans on new political parties and newspapers, and vast political changes have since taken place. Two successful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have already been held, as well as several peaceful legislative elections. In many areas, Taiwan has also begun moving toward truth by eliminating the lies and traces of despotism remaining from the period of Chiang Kai-shek's (蒋介石) dictatorship. This, however, is a difficult process. Not only does the CCP dictatorship mobilize the whole nation in its written attacks, military threats, and efforts toward unification and undermining and blocking Taiwan's move towards truth, but there is also interference and counterattacks from the conservative forces within the Chiang dynasty, who are trying to return to power and block Taiwan's move towards true democracy. The existence of these old forces can still be clearly experienced on any street corner in Taiwan. The ROC flag is an obvious challenge to freedom -- the KMT party flag still sits there, amid the blue sky, white sun and red ground. Today, no democratic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party flag as part of the national flag because this would be a symbol of the unity between party and state, and the unity between party and state is an obvious symbol of dictatorship. After the Sept. 11 attacks in New York, I, like many Americans, hung an American flag in my home. There is no way the American people would accept having the party flag or party emblem of the Democratic or Republican party as part of their national flag. But in Taiwan, especially in airports, harbors or important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ROC national flag, symbolizing the unity between party and state, is displayed, insulting every freedom-loving Taiwanese. What's more, the same problem applies to Taiwan's national anthem, which also stresses the unity between party and state. Just like the "Three Represents" in China, the anthem stresses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in order to unify the public's thoughts. These are all the vestiges of the old system, empty symbols that all should be reformed so that Taiwan one day can have a national flag and a national anthem demonstrating the spirit of liberal democracy, and a national name and constitution consistent with reality, making 23 million Taiwanese the true masters of Taiwan, and letting them live in truth.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www.taipeitimes.com |
| In PRC, only liars like Wen survive 2003-11-31 |
| Former Iraqi president Saddam Hussein was captured recently without resisting. This surprised Westerners because it did not fit with his reputation for brutality. It shocked Arabs because some of them viewed him as a hero.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Dec 31, 2003 Former Iraqi president Saddam Hussein was captured recently without resisting. This surprised Westerners because it did not fit with his reputation for brutality. It shocked Arabs because some of them viewed him as a hero. Saddam turned out to be a coward, cowering like a rat in a hole, and he gave up as soon as he saw US soldiers. No dictator is a hero. They manage to appear mighty only because the media in their countries cannot reveal their ugliness. State-owned newspapers and TV stations glorify dictators every day. This is exactly what is going on in today's China. According to the media report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controls, all those in power are heroes and wise leaders. Chinese Premier Wen Jiabao's (温家宝) recent US visit highlights this point. All the reports delivered by the CCP's propaganda tools portrayed Wen as friendly to the public, and wise and brilliant as well. At a welcome party organized by China's consulate in Washington, some people shouted, "Premier Wen is extremely gifted." But in reality, all Wen does is repeat empty words formulated by the CCP, without sincerity or truthfulness. Wen told at least three lies while he was in the US. First, at a banquet held by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on the day he met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Wen said that he "had to face the bayonets of fascist aggressors" when he was a child. Wen is 61, which means that he was born in 1942. He was only three years old when Japan surrendered in 1945. How can he remember what happened when he was three? Isn't it more than clear that what he said is an implausible lie? How could it be possible that his mother held her three-year-old child up to Japanese bayonets? Is this logical? Now to the second lie. Wen probably did some homework before he flew to the US and found out that Americans often say, "When I was a kid, my mom said..." or "When I was young, my father taught me to..." Therefore, Wen mentioned his family background in the opening remarks of a speech he delivered in the US. He said that "I am a very ordinary person ... When I was very young, my mother told me that I should treat people with truthfulness, sincerity, cordiality and devotion (真实, 真情, 真挚, 真切)." Some have commented that such sensational remarks are rare among China's high-ranking officials. But if Wen were sincere in making his remarks, it would not matter how sensational they were. But did Wen's mother really say "truthfulness, sincerity, cordiality and devotion?" When talking to their children, mothers tend to use words that are simple, colloquial and easy to remember, not formal and hard-to-pronounce words. The words that Wen used are nothing like the words that mothers say to their children. More importantly, Wen was only seven when the CCP gained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in 1949. Ever since elementary school, he has lived under communist rule. At that time, children in China were taught what the "party mother" said and what then party chairman Mao Zedong (毛泽东) taught. It is extremely rare for anyone who grew up in China to proudly declare what their mothers taught them and how their fathers influenced them. Did Wen ever have an adolescence during which he could speak sincere words or when he was taught to tell the truth? Did he or his mother dare do that? Since he was a child, Wen has lived in a society in which only liars can survive. If he had dared tell the truth over the course of his life, could he have become China's premier? Because he has climbed so high in a society full of lies, he has lost the ability to tel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uth and lies. It is nonsense for Wen to praise the value of "truthfulness." Third, when Wen discussed the Taiwan issue, he cited a line by a famous Taiwanese poet. The poet expressed how much he missed Taiwan and cared about its people by saying that the curved, shallow Taiwan Strait is a site of nostalgia. While the two lies mentioned above only become obvious when looked at with common sense and logic, this third one is immediately transparent. Who would aim 500 missiles at Taiwan and then say "I feel deep nostalgia for you"? Do Chinese people always convey nostalgia with missiles? Think about the scenario in which a husband holds five meat cleavers to his wife's neck and gently says how much he misses her. Give me a break! Even a stage play would not contain such a scene. Russian writer Aleksandr Solzhenitsyn said that communist countries are rife with lies; lies dominate and cover up everything in such countries. Wen's generation grew up in a typical communist system and now he is a core member of a system ruled by lies.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Wen tells lies. Solzhenitsyn said that only by stopping lying can one free oneself from the shackle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But his statement should be reversed -- only by breaking up the communist system can one stop lying.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Translated by Jackie Lin Published on TaipeiTimes http://www.taipeitimes.com/News/edit/archives/2003/12/31/2003085826 |
| 访台途中谈真实 2003-11-29 |
| 【大纪元11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李直台北采访报道/本报专栏作家曹长青，应群策会邀请，11月初来台参加「两岸交流与国家安全」研讨会，并应台湾北社、南社、中社、东社四个学者团体邀请，在台北、台中、高雄和台东做「认识中共政权，珍惜台湾民主」的演讲，获得热烈好评。本报有幸在曹长青先生此次紧凑的访台行程中，进行了独家采访（时间：2003年11月5日；地点：台中市全国大饭店）。曹长青不仅对「台湾的统独、公投」等政治议题发表评论，也对「台湾媒体的生态」提出独到观察，更为本报读者披露了他由中国出走，以及如何成为一个「真实」的知识份子的心路历程。
记者问∶您这次前来台湾，参与了群策会举办的「两岸交流与国家安全」研讨会，其间遭逢了台湾爱国同心会成员的不礼貌对待。这是否影响让您对台湾的民主情况的印象或认识？ 曹长青先生答∶我觉得这些小插曲对我没有什麽影响。这是我第三次来台湾，第一次到台中市。整个来说，感觉台湾的民主制度有相当的深化。像计程车司机等很多普通人，大家好像都在关心明年三月份的选举，政治参与感很强烈。台湾人民有选择的权利、投票的权利，来选出自己国家的领导人。看到这个现象很感慨，我多麽希望中国有一天，十三亿人也能用选票的方式来决定国家的领导人、决定国家的政治、决定国家的制度。我多麽希望中国有一天也能变成台湾。 问∶英国前首相邱吉尔说了一句著名的话∶「邪恶之所以显现出力量，不是它真有力量，而是善良的人不站出来。」包括中共在内，你说它有什麽力量？ 答∶我刚在（捷克）布拉格开完一个有关西藏的会议，整个东欧，捷克、波兰都获得自由，这是人们争取来的。台湾也是如此，台湾今天走到这一步，今天的民主自由，不是任何一个政权、任何一个领导者、任何一个独裁者恩赐的结果，主动让步的结果，而是人们长期抗争、争取来的。没有哪个独裁著会主动让步，不存在，否则他就不是独裁者，这都是人们争取、抗争的结果，很多人付出了生命、自由的代价，才走到这一步的。中国人想获得民主自由，也是一样，不能依靠哪一天天上掉个馅饼，必须自己去抗争。 问∶台湾的广大读者对您还不是很熟悉，可否谈一下您的成长背景，以及您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与心路历程。 答∶我是黑龙江人，在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後的1977年考上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大学时曾经主办学生社团「大路社」，探讨国事和文学创作。当时我读了一些禁书，像《斯大林女儿的二十封信》、《新阶级》等，对中国这个社会，对共产主义邪恶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些导致我大学毕业时被留在学校反省了几个月才毕业。我被指控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最後惩罚性地分配到一家宣传计划生育什麽的健康小报。 後来调到了广东深圳，当时深圳比较开放，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我去了《深圳青年报》工作，由记者到总编辑助理到副总编辑。当时这家报纸是中国最敢言的报纸之一，发表了不少大胆的言论，包括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一篇「劝邓小平退休」的读者来信，随後我写了一篇「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的追踪报导。结果，邓小平没退休，我被迫退休了。那时候他八十多岁，我才三十多岁，而且被禁止继续从事记者工作，也被禁止进入大学。当时深圳大学要我到比较文学系做老师，也被当局禁止。在这种情况下，我申请来美国，当局不给护照，後来是朋友找了深圳市委领导，加上香港媒体报导的压力，才给了我护照，来到美国留学。 到美国不到一年，就发生了天安门屠杀事件，那时候我在洛杉矶，就创办了一份《新闻自由导报》。这份报纸当时主要是报导六四真相，并将其传送进中国大陆。一年後我去了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作访问学者，後来又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文化传播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现在从事自由写作，给报纸杂志写一些文章，并给「自由亚洲电台」等做些评论。这次是我第三次来台湾，第一次是1989年底，参加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举办的一个两岸关系研讨会，并参观台湾；第二次是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是《台北时报》（Taipei Times）请我来观选。现在是第三次。 问∶曹先生不仅对两岸三地政治性事务十分娴熟，对欧美、中东等全球事务都有深入独到的见解。请问您如何培养这样的能力？有没有特别因缘促成您有这样好的发挥？ 答∶我的成长过程，之所以在中国大陆能够比较早地追求民主自由的价值，很大的一个原因在於我读一些禁书。政府越禁止不让读的书，我越想办法去读，这是我很大的一个成长经验。其实那个时候找到禁书对我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不是出生在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我们家也不是知识份子家庭，更不是高级干部家庭。我家是在接近中俄边界的一个小城，是很边远、很闭塞的。在那个小地方找到一本书是极其不容易的，整个小县城可以说没有多少有文化的人，找到一本像《红与黑》这样的小说都很难，都是偷偷的流传，只给你一、二个晚上就要传到下一个人手中，连书的边都被磨光了。在那时真的是如饥似渴地想读到一些书。像我刚刚谈到的《新阶级》、《斯大林女儿的二十封信》、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後来还读到《一九八四》等，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那麽来到美国这个社会，没有禁书了，所有的书都可以读了，可以说是天赐良机可以充实自己。 其实我是不太出门，也不太演讲的。我虽然在纽约，但大部份时间都在家里看书、写作。像我这次来台北，第一次学习怎样使用手机，因为我在美国从没有手机，也不需要、也不会，所以交给我了，我也不太会用。尤其是它不响，被设置成「震动」，每次它震动，我都接不到电话，我跟朋友开玩笑，是不是弄错了，给了我一个「小按摩器」！ 不过，我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而且是非常优秀的朋友，都比我优秀，这些朋友全在我们家的书架上，你随时随地想跟哪个朋友交流，就去「看望」他们，和他们谈话。因为一个人最好的东西，一定会写出来的，写在书里，你可以看最经典的书。 但在中国你就没有办法，在中国读书太困难了。我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作客座研究员的时候，那时我们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所长是现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当主任的杜维明教授。我有机会看到他一个简历，他是一个很聪明也很有成就的人，他也很幸运，没有生长在中国大陆，而是生在台湾。他一步步从中学、大学，然後出国留学，每一步都没有耽误，我当时非常感慨。可是在中国大陆无数的人，包括我自己，青春都被耽误了。 我小学六年级那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整个中学都没有上好，我的眼睛现在高度近视，就是那个时候看大字报看的。小孩子的时候，我到街头看大字报，白白的纸写的墨字，在大太阳光下，你从这头看到另一头，前面又贴出新的了，我拿著个窝窝头，来回的看，几个月下来，眼睛就看成了近视。在那个求知识的年龄，却没有知识可求，没有机会来读书，所以来到美国後，觉得应该抢时间多多看书，因此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很少对外交往，绝大部份时间都用在看书上。 尤其我来美国的时候，一句英文都不会，只会说一个词「YES」。朋友那时说，你进美国海关的话，人家会问你很多问题，你要说YES的话，正确率可能占百分之五十以上。我入关的时候，一个黑人女性很胖，我在中国没有看到人可以胖到那个地步，她嘴一动，我就说「YES」，她拿我也没办法。好在那时没有恐怖份子，要不问我「是不是恐怖份子」，我说「YES」可麻烦了。 所以我来美国时不会英文，美国没有一个学校开始教26个字母这麽原始的，人家来的学生多少都是有些基础的。我只好叫家人从中国寄来小学、中学的英语课本、录音带，硬是自学。到现在，我已经可以熟练地看任何英文报刊，《纽约时报》我已经订阅十多年了，看英文小说等，都没有问题。几个星期前，我在布拉格参加第四届国际声援西藏会议，还在大会上做了三十分钟的英文演讲。所以说，我大部分时间都投资在读书上、英文学习上。 我觉得会英文是很重要的，它不仅是一种语言，还是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尤其是很多优秀的作品也是这种语言写的，这会给你开启一个巨大的窗口，让你接触整个世界。所以我为什麽可以写一些欧洲问题、美国两党问题，英文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利用英文，可以大量看这些资讯。我每天早上起来，打开电脑，可以浏览四份报纸，《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美国最主要优秀的专栏作家都被这四家报纸囊括，你可以知道很多事情他们是什麽看法，可以启发你的思考。 还有文学作品，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是闪烁著人性光芒的作品，从那些英文作品中，可以吸收到人的知识、得到人的教育。因为从中国成长的过程中，接受到的是野兽的教育，把每个人变成狼的教育。为什麽中国那麽多虚假、贪婪、腐败，良心全都没有了，人性都丧失了，是共产党整个五十年，用它那套野兽的教育，把人都变成狼了，把人都变成了动物。用人的形象出现，可是却缺乏最基本的人性。中国为什麽会出现那麽多可怕的事情，有人下毒啊，有人凶杀啊，都和这个人性程度的高低有直接关系。 所以我在美国看这些书籍、学会英文，不仅获得知识，更关键的是，来稀释和清除自己身上的那些毒素。有意识地去清除，能清除多少都是个很大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人这样，凡是共产主义国家的人都是这样。像俄国的异议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共产国家中，每一个人都是带菌者。」都必须要消毒。 所以我常和一些民运的朋友说，别忙著去做什麽轰轰烈烈的事，应该首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健康的人。这一点也是我相当欣赏法轮功学员，从人性入手，从道德入手，因为你道德不改变，没有人性，那你即使推翻共产党，也只不过是改变了一个朝代，改变了一个政权，你没有改变人心，你还是会走向邪恶。中国的真正变化，在於人心的变化，而不是外在的变化。中国大陆现在外在改变很大了，可是我还是在黑名单上，回不了中国。 北京、上海，我回去可能都认不出来了，包括我工作过的深圳，当时我在的时候，是三十万人，现在听说已经有五、六百万人，十倍以上。这个外在的变化其实是很容易的，当一个社会不再搞文革，不再搞大跃进，很快的经济就可以上来了，但是，内在的变化是长期的。中国大陆这个人心的变化，这个人性的恢复，道德的回升，人变得诚实，是相当漫长的。 所以我跟中国朋友说，我们有机会来到海外，首先就要使这个带菌者消菌，就像一台电脑，你的电脑软件中，很多都是病毒，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delete（清除）这些病毒，然後restore（重新装进）健康的软件，你才可以把你这个286提升到pentium 4，否则你还是一个共产主义的286，根本不可能和现代社会接轨。这个接轨不在外在的，而在内在的。 如何接受普世的价值，这个普世的价值是道德、人性。如果从基督教的角度，基督教强调的是原罪，人都有原罪，人的一生就是克服原罪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提高人性、提高道德的过程。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看重真实的价值，而不是看重意识型态，看重权力。 对於我来说，我觉得我不能改造中国，我没有那麽大力量，但是我可以先改造我自己，只有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以後，才可以发挥作用。就像一个医生，你要能替人治病，你自己首先要是一个健康的人，要不然，你不但不能治病，你还把细菌传染给别人，把别人变成带菌者。第二步，你要有专业知识，就像医生一样，你要取得专业执照，有了这两个条件後，你才可以治病。没有这两个条件，你本身带有SARS，你怎麽治病啊，你不把别人杀死就不错了。所以我觉得，我来美国就是有意识地做这样的事。我想我还有很大的空间，包括读书也是其中的一部份，读了一部份心得我愿意写出来，由於网路的存在，大家可以分享这些讯息。 问∶台湾报纸把您归为「台独」。您的看法如何？ 答∶对於台湾的独立或统一，我是不预设立场的。我觉得台湾的前途是台湾人自己来选择。对於一个知识份子来说，到底什麽是对的、真实的才最重要。关键的终极价值是人民的自由选择。只要是人民在自由意志下的选择结果，任何一个文明人都应该接受、尊重的。现在中共用武力、飞弹威胁，不仅剥夺十三亿人的选择权，还把手伸过来，要剥夺两千三百万人的选择权，这我是坚决反对的。所以对我来说，我是争两千三百万人的选择权，他们有权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国号、宪法等等。 在台湾也有人问到我对公投、制宪的看法，我说，你看看欧洲，波兰、捷克，几个月前，全民公投，决定加入欧盟。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国家刚刚结束共产制度，民主还不成熟，所以重大问题不能直接通过国会，要全民公决做出决定。那瑞典呢？瑞典是民主制度相当成熟的国家，重大问题也是通过公投的，这次就加入欧盟问题，瑞典就举行了全民公决，结果多数人否定了，人民选择不加入欧盟。那麽我们看这三个国家的公投，两种结果，三个国家都没有动乱，社会都是稳定的。 那台湾呢，当然重大问题也是可以诉诸公投的。另外，台湾的立法院和其他国家的还不一样，还处於民主转型时期，国会还不像美国等西方成熟国家的国会那样充分反映民意，在这种情况下，公投更能体现大多数民意，更真实。民主是一种制度，是一个过程，要不断的选择，就像四年选一次总统一样，这次公投选择了，可能下一次公投还会改变什麽，应该尊重多数人的选择。 所以我支持台湾多数人的选择权利。如果说这样就是「台独」了，我也没有办法。我在1989年访问台湾时，我就是坚定反共的立场，我非常欣赏支持台湾解除党禁、报禁，但是我不能接受台湾到处挂著的那个囊括了中国大陆以及蒙古共和国土地的「秋海棠」大地图，那是虚假的。作为知识份子，你必须接受真实；那个假的，我不能支持。今天我不是以接受「台独」的角度谈问题，我是站在「真实」的角度。 那中华民国的国号，多数人选择不改，我也支持；但你要问我意见，我说改了更符合台湾的真实。否则有麻烦，起码容易混淆，例如「Republic of China」和「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相差很近，简写的「ROC」和「PRC」三个字母，重复两个，国际上弄不清楚。而且，你用这个名字，无法加入联合国。另外，中华民国以前包括中国大陆，现在你不包括了。现在连战先生还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这你说不通，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麽？包括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也很难同意说，我们不是中国，那我们是什麽？那说不通，不真实，是意识形态。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说，如果你要修改国号，可能更能体现台湾的真实，名副其实。 包括台湾现在实行的宪法，是1946年在中国南京制订的，是蒋介石政府根据当时中国的情况制订的，但是，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还不是在民主制度下制订的宪法，当然应该修宪了，宪法是为人服务的，人不能为宪法活著。我们穿的鞋是为脚服务的，不能修理脚来适合鞋，必须找个适合的鞋，让脚指头儿更舒服。而鞋舒不舒服，只有「脚指头儿」知道，其他外面的人不那麽清楚。所以你必须听「脚指头」的声音，尊重「脚指头」选择的权利。他们做出怎麽样的选择，我都尊重。 所以有人问，对台湾明年总统大选你支持哪个人？我说我没有预设立场，我支持台湾人民自由选择的权利。而这个选择必须在没有威胁、没有恐吓、自由意愿的情况下投票，选了谁，我都尊重。说这样就是台独，包括我当年说不承认大地图，那就是台独，那也没有办法。 我的理念就是这样的。包括我对西藏问题的看法也是这样。1994年时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支持西藏人民选择的权利。他们选择和中国在一起，当然我没有意见。现在达赖喇嘛提出「中庸之道」，等於「一国两制」，放弃独立，要高度自治，成为中国的一部份，但是地方事务自治。他这个选择，如果是多数西藏人民的选择，我当然支持，否则我就有自己的看法。如果他选择独立，我也尊重，我是说尊重多数西藏人民的选择。不可以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这是我的基本立场，对台湾也是这样。追求「真实」，认同多数人发自内心的真实、自愿的选择，大於任何意识形态。 问∶对於台湾媒体，您也有长期的观察。这次来，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答∶现在世界上除了共产国家外，恐怕民主国家中很难找到一个像台湾媒体这样一面倒的。这和台湾的历史有关，当年媒体都是外省人占据主要位置，本省人被压制。那麽现在活跃在台湾媒体上的主体是外省人，或者说是倾斜统派观点的。这在民主社会来说不是平衡的。 你看像美国的民主社会，左派、右派媒体，各占一部份天下，美国是左派报纸占多数，右派报纸主要只有《华尔街日报》以及《华盛顿时报》等。美国的电视也绝大部份由左派主导，但有保守派的「福克斯」电视台（FOX）来平衡。美国主流报纸、电视左派占多数，那媒体整体上如何平衡呢？美国的广播电台，有一千多家，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右派。美国多数是中产阶级，是「车文化」，出门就开车，开车就要听电台广播，所以大部分民众又受电台影响，另外美国的钗h地方报纸是右倾的，这样就构成美国媒体的一个平衡。如果全是右派或左派，那美国媒体就有问题了，没有提供一个多元的声音让民众来选择。台湾媒体现在就有一个过於偏统、媒体失衡的问题。当然我也观察倒，台湾的媒体正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过程吧。 第二从整体来看，台湾媒体的新闻专业化程度还差很多。报纸和电视等新闻报导中，掺进太多主观的想法，明显的政治观点，以及意识形态，想影响读者和观众；这不符合新闻客观真实和平衡的原则。结论是要读者自己得出的，而不是「新闻」硬给的。可能这和台湾长期没有新闻自由的历史有关，这需要一个过程来改变。西方媒体专业化程度相当高了，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也并不是没有问题。台湾可能还需要一些过程。 问∶您对中资渗入操控台湾媒体有何看法？ 答∶我没有证据，但从以往中共的做法来看，一定会这麽做，而且可能会做得更厉害。我看过一个资料，台湾的傅朝枢在香港和美国办了个《中报》，这家报纸主要是骂台湾，亲北京。当时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一次批给他三千万美元，而且当时对这种统战的批示是「上不封顶」，没有上限，要多少给多少。这是给一家报纸，经手人写回忆录写出来的。以此类推，可以想见中共会怎麽统战台湾媒体，一定不会少做。 另外，中共是最善於做统战的，国民党当年失败，就是失败在统战上，今天中共能不继续这麽做吗，台湾的民主发展它能不恐惧吗？它会做得比以往更厉害。第三个，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了，外汇存底超过三千亿美元，它更有实力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从这三点来看∶以往的做法，善於统战，经济实力，都导致中共会这麽做。另外，今年年初中共开了一个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中共中央25个部会机构，联合成立一个「宣传联合小组」，来加强对外统战宣传；这个会议还强调要对此增加经费资金。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四台，中央电视台第九套节目等，都已登陆美国，进入美国的电视之中。 由此也可看出北京的恐惧，它看到共产主义大势已去，想通过加强对外统战宣传，来争取民心，维持统治。所以你说台湾媒体有没有中资？不会没有，只是你很难拿到证据。但我想台湾相关部门不会轻视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影响台湾内部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的资金进来，它的人也进来。所以我在演讲中说，中共曾在1996年向台海发飞弹，在过去几年没有再做，但是，实际上它每一天都在向台湾发飞弹，不是武器的飞弹，而是统战的飞弹。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派进台湾，来破坏台湾，损害台湾的安全。所以今天台湾应该在「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美国在911事件之後，通过不少法案，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即使损害了部份自由，也是值得的，因为如果个人存在都没有了，还谈何自由？ 问∶对台湾的风土人情，有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答∶来台湾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温馨，好像回到家的感觉。有同样的文化，同样的语言，在美国中国城还毕竟是一个小的范围，而在台湾，所有地方都说中文，到处都是中文标 ，包括饮食，中国文化比中国大陆还要浓，当然感到很亲切。 有一个感觉，就是这儿的人比较诚实，没有感觉他要骗你。我去士林逛街，随手买了点东西，如果在北京的闹市买东西，你就要堤防他要推销东西、骗你呀。我买了几个很漂亮的小名片盒，我想一个样式的买几个，他说一种款式就一个了。後来我到其他地方吃了点东西，过了半小时回来，看一下，确实就没有了，放了其他款式的。在中国就不一样了，你买点东西，就要提防被骗。有人说台湾人可能土一点，但我更喜欢这种纯朴诚实，这可能是因为台湾保持了传统文化。 还有台湾的民主氛围，在台湾你怎麽抗议喊口号，包括喊「胡锦涛万岁」，打出五星红旗，也没有人会因此被抓起来。台湾的法轮功成员在台湾也受不到任何压制或干预，人们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和保障；而在中国，就会被抓起来，这是巨大的不同。整个台湾之行，让我更产生这样强烈的愿望，希望中国有一天也能像台湾这样民主和自由！ （载《大纪元》2003年11月29日） |
| 李希光毒化中国的记者 2003-11-26 |
| 中国最近提出了媒体改革的《实施细则》，似乎颇有新闻要走向专业化的愿望。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993年出版的《变化著的亚洲新闻》一书中的数字，当时中国近10万名新闻记者中，有一半没有大学学历，只有6％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而过去十年来，中国建立了很多新闻院校和新闻系，在专业课程的设立，以及对记者的职业训练上，都比以前有了相当大的改进。新闻人员，也比十年前增加了几倍，达到40万人。
但中国新闻走向专业化，还有很长的道路，不仅需要“硬件”（保护新闻自由的民主制度），更需要“软件”（真正有专业水准的新闻人员）。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具有新闻专业知识、坚持新闻原则、指导学生走真正记者道路的教师和优秀记者的榜样。 但遗憾的是，中国明显缺乏这方面的专业指导人才，更有极不合格的伪教授占据著重要新闻院校的重要位置，这将严重阻碍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例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前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就以他那本《妖魔化中国的背後》证明了，他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误人子弟的伪教授和劣质记者。 中国俗语说“名师出高徒”，那麽反过来可以说，“伪师出劣徒”。《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书（中国社科院出版社出版，李希光、熊蕾、韩松等著），就是最典型的伪师编写的毒化中国记者的教材之一。几年後重读这本书，实在感觉它应该作为一本新闻院校的“特殊教材”，告诫想当记者的学生们，新闻写作应怎样避免“李希光式的错误”。 ●新华社记者用概念取代事实 简单说，《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书，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背离了真实客观的原则： 第一，使用概念和结论式的语言，而不是用事实说话。新闻专业训练中，最强调记者写的东西必须客观，记者只能向读者提供事实，而不是记者自己的主观判断和结论。但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书中，恰恰有很多这样的语言。例如，像该书第9页说“美国媒体有系统、有组织、有计划地妖魔化中国”，第8页说“美国记者一切从意识形态出发，从白人至上出发，把中国和中国人民当成他们的敌人来塑造。”第405页说“没有一个美国记者敢正面报道中国”，第72页说“美国媒体在播种仇恨的种子”等等，都是主观判断和抽象的结论。作为记者，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提供事实，而不应该用这些空洞的概念和情绪化的结论。不能抽象地说美国媒体是“有系统有计划有组织地妖魔化中国”，而应该写出美国的哪一个报纸，哪一家杂，发表了什麽样的有关中国的报道，这篇文章怎样不符合中国的真实，如何歪曲了中国的情况的具体事实。这样才能让读者在这样的事实陈述中自己得出“美国的媒体在妖魔化中国”这样的结论来。而李希光等三名新华社的记者这种用概念和结论取代事实的做法，背离了记者首先要用事实说话的基本职业要求。这样的武断的语句在这本书中比比皆是。 ●美国文学教授反驳李希光 第二，在该书列出的“事实”中，不仅有很多与事实不符，而且有些明显是编造。例如书中第20页说“美国媒体从来不批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美国媒体从白人至上出发”，就明显违背事实。因为美国媒体在南非实行种族主义政策时，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而今天美国媒体对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的批判仍然是毫不留情。美国媒体中现在有很多黑人编辑记者，这样武断地说美国媒体都是从白人至上出发，也是对这些黑人新闻人员的污辱。 该书类似这样的事实错误很多。例如，说中国异议人士吴弘达来美後“学业不佳，找不到饭碗”，就与事实不符。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和吴弘达写的《自传》，他从没在美国大学读过书，哪来的“学业不佳”问题呢？ 该书还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是反华人士，说美国国会举办的制裁中国的听证会，“十有八九有他”，他与美国国会保守的反共参议员赫尔姆斯“一个台上，一个台下，一唱一和”，但林培瑞是位研究张恨水等三十年代中国小说家的文学教授，他在香港《争鸣》杂发表文章反驳说，这些都是编造的。因为他“一生中只有一次到过美国国会做证，还是在财务委员会。”所谓“十有八九有他”完全是捏造；而且他至今也没和赫尔姆斯参议员见过面，所谓与他“一唱一和”完全是无中生有。 ●对美国媒体的无知，令人目瞪口呆 这种与事实不符的例子书中实在太多了，再例如，该书说：美国《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展开对中国的攻势，如同中国文革时的“两报一刊”一样。并还斩钉截铁地断言：“美国的媒体只有歌颂美国的自由，没有批评美国的自由”。 我订阅《纽约时报》已十多年，每天都读这张报纸。在这张报纸的言论版上，几乎每天都有评论以至批评美国政府和官员以及美国政策的文章。而《纽约时报》的七个专栏作家，他们每人每周在上面发表两篇专栏文章，几乎都是对美国政府各个方面的议论或批评。由於《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是倾向民主党的左倾报纸，在目前右翼共和党执政的现状下，抨击白宫的声音更加强烈。李希光们说美国的两家大报联合起来攻击中国，也可能是由中国文革时代的报纸做法而联想出来的。事实是，《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虽然都左倾，但却是两个相互竞争十分激烈的大报，他们各自隶属不同的报业集团，各自的报道也都是独立的，它们和中国文革时的“两报一刊”完全是两回事。这两张报纸当然有批评中国政府的声音，但他们批评美国政府更不留情。坦率地说，以我个人的阅读经验，《纽约时报》的很多人，对美国的仇恨（此处我用“仇恨”两字并不夸张）一点也不亚於李希光等三个新华社记者。 而比较右倾的报纸，像《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等，则在左翼民主党的克林顿执政时，三天两头痛斥白宫的各项政策。所以，像李希光等人这样把美国媒体捏成一个团，好像他们是一个整体，发出新华社、《人民日报》式样的统一声音，这实在是对美国左、右派媒体针锋相对、激烈争斗的事实无知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 ●随口胡说，背离基本新闻专业要求 第三，书中引用的很多事例都没有出处。新闻专业训练都要求对引用的话、援引的资料交待出处，即列出什麽人在哪里说的、资料来源在何处。这样既便於别人查证，也说明你的“引用”有事实根据，显示作者对读者负责。但《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书，很多引用别人的话都没有出处。例如，该书引用说，“我的一名美国电影导演朋友贝尔”怎样批评谴责美国。但“贝尔”显然仅是这个人的名，他的全名是什麽，具体在哪个电影公司工作，拍了什麽电影，都没有交代。而且，在“贝尔”的後面也没有标上他的英文全名。中英文名字经过翻译差别很大，你不标上你所引用的人的英文全名，随便用一个贝尔或保尔，这个人是否存在就令人怀疑，他的话就不那麽可信。 这种现象在该书中很普遍，例如该书说“美国媒体公开宣称美国的国家利益高於一切”。美国媒体是个很抽象的词，美国现在有1509家日报，上万家杂，还有上百家电视，1400家电台，到底是哪家报纸，哪家杂，哪个电台，什麽时候，发表在哪里？而且你用“美国媒体”这个词，似乎美国整个新闻界有一个共同宣言似的，那麽这个宣言在哪里？书中都没有交代，书後更没有任何索引、注释和说明。该书在激烈批判美国时，就说这“正如一家亚洲报纸所说的”等等。“亚洲”是个多麽大的地理概念，一个有点新闻常识（更别说是指导学生怎麽写新闻的教授）的人，会这麽写吗？到底是哪一家亚洲的报纸说的，发表在哪一期报纸的哪个版面上，书中都无交代。这种“引证”不仅完全背离基本的新闻专业要求，而且给人以作者自己编织之嫌。 ●谴责“性骚扰”却肯定“强奸” 该书批判了前《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纪思道和伍洁芳合写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一书，但就在《中国觉醒了》一书的後面，我数了一下，该书作者们一共列举了171条注释，一一解释书中引述的别人的话，引用的资料，出自什麽地方，在哪本书，哪一页上，哪家出版社出版的等详细资料。但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书的後面，一条注释都没有！这样写书作文章，无论作者是记者，还是学者，都是既背离学术要求，也不符合新闻规矩的。 第四，该书大量使用了新闻记者最应讳忌的夸张、武断、情绪化的语言。例如这类句子： “美国当年用巡洋舰向伊拉克发射导弹，是打给中国人看的。”“中国人不再是懦夫，让美国人吓的发抖。”“美国也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让中国人一人一票选举，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是白痴，就是美国人别有用心。”西方人“丧心病狂”，美国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等。 美国媒体当然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但你的批评要根据事实说话，用这种空洞的共产文化语言，除了展示自己水平的低劣，实在起不到任何作用。 《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书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是，作者在做比较时使用双重标准。这正如对“性骚扰”和“强奸”的态度，当你批评“性骚扰”时，你必须更要谴责“强奸”。如果你一边情绪化地谴责咒骂别的地方的“性骚扰”，却对自己周围的“强奸”视而不见，甚至肯定“强奸”，这不仅是使用双重标准，而且是流氓逻辑，完全是不讲道理。 《妖魔化中国的背後》正是这样一个不以事实说理，不讲道理，严重背离新闻客观真实，使用双重标准的典型的例子。而该书作者中有三人是记者，其中李希光还是“新闻学教授”，给中国未来的记者讲授“现代媒体采访与写作”。在这种“伪教授”的指教下，如果出产一批“小李希光们”的话，他们才真正可能在媒体上“妖魔化”中国和世界，更对中国新闻走向专业化带来严重危害。 （载《开放》2003年11月号） |
| 新闻分析美国经济为何强劲复苏 2003-11-25 |
| 25日上午，美联社以第一时间发出通稿“美国第三季度经济成长率比预估的还高”，报道了美国商业部本日公布的报告要点今年美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高达8.2％，比月前初步报告预估的7.2％多出一个百分点，创下了过去20年来美国经济单季的最大涨幅纪录（上次是1984年的第一季度，高达9％）。
今年美国第三季度的经济成长，比上个季度的3.3％增加了一倍以上。它传递出的信息是，美国经济经过两年多的持续低谷，今年可能强劲复苏。今年第四季度的经济成长率，也被经济学家普遍看好，由此他们预估美国今年的全年经济成长率将达4.5％，或可能攀到5％以上。 最乐观的估计，是以「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项目主任、知名经济学者约翰．马肯（John H. Makin）为代表，他最近撰文预测，2003年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将会超过5％。如果达到这个数字，意味著2003年的美国经济成长率，将是去年的一倍以上（2002年美国经济成长率是2.4％）。 最保守的估计是，今年美国经济成长率是3.5％到4％之间。美国财政部长史诺9月下旬在参加“世界银行暨国际货币基金”年会上说：“我们终于处于成长的道路，美国经济未来几季会好很多，成长率将达3.5％到4％，并可持续下去。”一般来说，美国政府财政主管对经济成长的预估，一向比较谨慎。因而从史诺也提出最少3.5％成长率的预测，可见今年美国的经济成长比去年大幅增长，已基本定局。 把美国的经济成长数字放在世界整体经济中，尤其是和欧洲、日本比较，更能看出，如果今年美国经济成长5％的话会是怎样的高度。根据《世界银行》不久前公布的《2004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的数字，今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8％，明年可能升到1.3％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今年为0.7％，明年将为1.7％。2002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才是1.9％，今年预估略微提高，可能达2％。而美国今年即使以保守的估计经济成长率是4％，也将是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的一倍；是整个欧元区经济成长率的近6倍。 美国经济呈现强劲复苏的主要原因，一是布什政府推行的大幅减税政策产生效果。英商宝源投资首席经济分析师魏凯斯对此分析说，美国政府的减税措施对于消费支出增长是奶ㄔi没的，美国第三季度的大众消费支出，在减税方案的刺激支持下，大幅成长了6.6％，而本地投资也受惠于企业增加设备支出，以及强劲的住房兴建等，而大幅增加了9.3％。 布什所属的保守派共和党的主要经济理念是充分的自由市场经济；注重自由竞争，在自由的价值下取得相对的平等，而不是像民主党那样，强调均贫富的平等，结果在平等中扼杀了自由，反而导致更多不平等。 减税政策，是共和党理念的政府致力推行的一项主要经济政策。上次美国政府的大幅减税，发生在共和党籍总统里根执政期间，由于减税使民众和企业手里有了钱，才刺激了大众消费（大众消费占美国经济的三分之二！），给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可能。由此为美国後来持续长达113个月的经济扩张期（美国200年历史上最长的）奠定了基础。 小布什上台後，被称为是“里根的传人”，一反他父亲老布什执政时那种“读我的嘴唇，绝不增税”然後食言的做法，坚持推行大幅减税的政策，要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他上台几个月之後，就实行退税计划，使每个美国家庭，很快就收到了至少几百美元的退税支票。 减税政策更刺激了美国中小企业的成长，以及大公司的扩大再生产及资本投资。美国的本地投资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就是这种减税政策刺激的直接结果之一。 另一个刺激美国经济成长的因素是，美国的利率已削减到历史最低的水平之一。过去两年来，美国联储会为了刺激经济增长，11次降低利率，从最高时的6.5％，一路削减，最後降到自1958年以来的最低点目前利率仅为1％。 贷款利率这麽低，当然刺激美国人买房子、办小企业；更有利大公司等贷款进行设备投资，扩大企业规模。虽然美国经济过去两年多处于复苏滞缓状态，但美国的房地产业仍然那麽红火，兴建房屋的势头仍不减弱，和贷款利率这麽低有直接的关系。 现在困扰美国经济强劲复苏的主要因素是就业市场仍然低迷，美国失业率仍高居6％（但比法国、德国的9％仍低近三分之一）。美国就业市场仍不乐观，很多工厂仍在裁员。专家认为，如果布什政府执政期间不能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不仅将影响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并将影响布什谋求的明年总统连任。 《纽约时报》引述经济学家的警告说，即便今年下半年美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就业市场的疲软状况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但也有经济学家认为，随著整个美国经济复苏，就业市场最後将缓慢好转，它需要一段时间。《华盛顿时报》引述“纳欧夫经济顾问团”总裁纳欧夫（ Joel Naroff）的评估说，“美国的经济现状很像九十年代，开始是缓慢地、犹豫地经济复苏，开始时就业市场也不活跃，但最後则发展出强劲的长时间的经济扩张期。” 布什政府的大幅减税政策，虽然带来大众消费增长，但由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等反恐开支（仅对这两国的军费与维和费用，美国下年度就需增加870亿美元开支），也导致美国政府在赤字下运作。2004财政年度（从今年10月1日开始）的预估财政赤字将高达四千亿美元。 另一项影响美国经济复苏速度的因素是军费开支继续攀高，昨天布什总统签署了《2004年国防授权法案》，批准了高达4,290亿的国防预算。美国的国防开支，自从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比当年的3,006亿美元年度国防开支，增加了近1300亿美元，增幅是冷战时期之後最高的。 除此之外，据美国民间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上周发表的该所学者瑞尔德（Brian M. Riedl）的研究报告，911之後，美国的联邦开支，也从2001年之後，大幅增加，涨幅达16％。2003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花销，达到平均每户美国人平摊二万美元，这是自二战以来首次达到这样高的程度。瑞尔德的研究报告说，几乎美国联邦的各个部门都以反恐为理由，增加各自的预算，过去两年美国联邦政府增加支出的2960亿美元中，有55％和国防及911都无关，而主要是在失业救济金、中小学教育及政府一般开销上。 最後一个影响美国经济成长的因素是，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继续扩大。仅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已高达1,040亿美元。因而导致美国国内对人民币不升值的不满也升高，它可能成为明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重要议题。 虽然美国经济复苏仍有很多障碍和不利因素，但毕竟美国是个经济大国，具有非常大的经济实力和潜力。美国人口只占全球5％，但美国的产值占全球43％，科技产品占全球40％，研究和发展占全球50％。美国去年的经济产值约11万亿美元，为全球第一，是排在它之後的日本、德国、英国三个国家的总和。虽然美国政府现在财政赤字下运作，但赤字比例才占美国经济的4％；虽然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扩大，但全部美国对外贸易，才占美国经济的17％。2001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不到4％，预计明年可能接近5.25％；虽然美国军费开支已是天文数字，但也仅是占美国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的3.7％，远低于里根政府时的冷战水平。 根据上述经济学者马肯的预测，不仅今年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可望达到5％，而且明年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成长还将保持在3.5％左右，第二季度也会在3％，美国明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可望达到3％以上。北京“立言经济研究所”在最近题为《 2003年美国经济增长将领先西方》的评估中引述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的评论说，2003年美国将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亚洲几个主要的新兴经济体、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将成为这一增长浪潮的先锋。然而，他们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要远远小于美国。美国经济对亚洲、欧洲，以至全球经济都有直接的重大影响，因而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对所有看重发展经济、向往发财致富的人，都是好消息。 2003年11月25日于纽约 (原载多维) |
| 台湾的真实化比统、独更重要 2003-11-24 |
| 在中国大陆居住的时候，从来都感觉台湾是个陌生而带神秘、违禁色彩的地方；和台湾的心理距离则好像比西方还遥远。来到海外以後，虽然得到了许多关於台湾的资讯，但对台湾的遥远和陌生感依旧。即使在上个月底刚到台北时，听到温腔柔调的台式女音：“我们已经抵达台北桃源中正机场”时，仍产生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脑中闪出在大陆时读过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等等关於国共内战、统战的支离破碎的画面，耳边甚至响起了《南征北战》电影里国军的广播：“把共军全部消灭在山东境内。”总之，台湾是个和宣传攻势、意识形态紧紧地连在一起的，既熟悉，又非常陌生的地方。
这是我第三次到台湾。第一次是1989年底，应政治大学国关中心邀请参加一个研讨会，同时参观台湾；第二次是2000年，应英文《台北时报》邀请观看当年的总统大选；这次是应群策会邀请参加一个题为“两岸交流与国家安全”的研讨会，并应台湾北社、南社、中社、东社四个学者团体邀请在台北、台中、高雄和台东做题为“认识中共政权，珍惜台湾民主”的演讲。我本来对“群策会”并不清楚，是由於几个月前香港立法委员刘慧卿因在群策会上发言，表示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权而遭中共中宣部下文件进行媒体围剿，她的办公室外甚至遭到流氓泼粪，才知道群策会是由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任董事长的民间团体，旨在进一步推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多为台湾学者，外籍人士中有两位日本学者，写过多部关於中国专著的美国学者谭若思（Ross Terrill），几年前以《即将崩溃的中国》引起瞩目的章家敦（Gordon Chang）夫妇，旅美政论家林保华夫妇，我和妻子。会议主要由台湾学者主讲，直到最後一天下午，才由外籍学者在李登辉主持的圆桌会议上各自做大约十分钟的发言。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两点：权利和真实。 首先，作为一个没有参加过、也不准备参加任何政治团体的独立撰稿人，我对台湾的前途不预设立场，我认为统一、独立都不是终极价值， 对我来说，终极价值是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政府、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生活方式， 包括自己的国号和宪法；这个选择权利只属於台湾人民，而不属於台湾以外的任何地区的任何其他人。我这个价值观没有任何新奇之处，尊重人民的自决权在西方文明社会是常识；无论西方左派、右派在政见上有多麽大的分歧，但在认同民族自决权的问题上，就像认同民主选举制度一样，毫无异议。而且左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民族自决的呼声更高。 其次，我认为台湾问题的根本，不是什麽统、独问题，而是一个走向真实化的问题。1989年我去台湾那次，看到墙上挂的如一片大桑叶般的地图根本不认识，经解释才知道那是中华民国地图。当时我就是坚定反共、支持台湾的，但却无论如何无法接受那张地图；中华民国自己都不是联合国成员了，却把两个联合国成员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都纳入自己的版图，一本正经地挂著。当时还见到了真的穿著马褂、留著长子的“万年国代”（由於边远省份的国大代表找不到替换者，所以那些人就永远代表黑龙江呵、蒙古呵、甘肃呵等等）。这些做法即使不是笑话，也是自欺欺人的。 李登辉先生的改革，首先革掉了那张虚假的大地图，走到了“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一步；然後冻结了徒有虚名的福建省（福建省明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台湾只有台澎金马几个岛屿，怎麽能算拥有整个福建省呢？）。现在台湾面临进一步走向真实的问题。目前台湾的中华民国，是1912年在中国大陆建立的，当时下辖35省，还不包括台湾；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蒋介石政府1946年在南京时建立的，它和台湾今天的现实已经明显名不副实。 台湾总统候选人连战先生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民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麽？你不能说联合国的一个常任理事国不是国吧？你也不能说拥有13亿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台湾的一个省吧？同时，连战先生当然也不能认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否则你怎麽能选总统呢？连台湾省长也不能选呵，应该等北京像对董建华那样命名呵。所以，“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民国”的说法，既不能自圆其说，也明显是自欺，却不能欺人的说法。台湾目前的真实是什麽？海峡两岸是一边一国：一个独裁专制，一个民主制度。这是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样明摆著的事实、真实。《皇帝新衣》的故事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无数人们眼睁睁看著的事实，就是谁都不敢说出口。但只要不真实，不活在真实中，而是追求虚幻、虚假的意识形态，就迟早会受到现实的惩罚。 至於台湾的前途是什麽？毫无疑问，应该交给台湾人民自决；这是全世界文明社会共同认知的价值。但是在中国人社会，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一说支持台湾人民自决，人们就说你支持台独。这不就等於是说，支持统一者，就是反对人民的自决权吗？这不等於是宣告，只要公投、只要让人民自己选择，多数台湾人就会选择独立了吗？统派的朋友们不应该这麽没有自信心呵，自决权里面既包括独立，当然也包括统一呵。在一个有多元声音的、自由的台湾，应该相信，只要你的诉求有道理，符合真正的民意，你是有机会赢得多数的嘛，否则民主制度就无法运作了。大选还没开始，如果统派阵营就否定“台湾人民自决权”的价值，对自决没有信心，那怎麽会有胜选的希望呢？ 几个月前刘慧卿因表示支持台湾人民的自决权而遭媒体围剿，这次我也因为发表支持台湾人民自决权的言论而遭暴力攻击。至於事件本身，台湾媒体已有不少报道，海外读者通过网络大概也看到一些，所以不再赘述。但有一点只有少数媒体提到，那就是暴力事件的主角、台湾“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峻是20多年前从广东游水逃到香港，後到台湾的“反共义士”，他曾在国民党资助下带队到汉城，声援从中国劫机到南韩的另一“反共义士”卓长仁等。卓长仁由於在台湾进行绑票、撕票、图财害命，已经被处决。在对我施暴的几个人中，有一个操标准北京腔的人，在警察局的案底显示，他曾因打人、咬人两次被捕。什麽东西才咬人呢？ 周庆峻等人，在台湾被认为是“极少数的极（急）统派”。这些急统派中有人曾在集会上打出中共的五星红旗，并高喊“胡锦涛万岁”。我在台湾和洛杉矶的演讲中，有听众提问，那些当年的“反共义士”怎麽变化这麽大？我回答，他们从来就没有变化；无论当年他们反共是真是假，他们都不是从真正的民主价值出发。反共绝不等於追求民主；民主的根基是视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为最高价值、最高原则；人是根本，而不是国家、土地这些抽象的概念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卓长仁可以绑票杀人，周庆峻们可以举起滴著千万中国人鲜血的五星红旗，反对台湾人民追求自由的自决权。他们叫“爱国同心会”，对他们来说，“国”是高於“人”的价值。这就是为什麽海外也有不少非常反共的华人，他们可以同样同仇敌忾地反对台湾人民的自决权；他们自己选择逃离独裁专制的中国，却不能容忍台湾人民自由选择。这些人和追求民主毫无关系，他们从来都活在和共产党同样的思维、同样的意识形态中。 虽然我在台湾遇到了这个小插曲，但它丝毫也没有改变我对自由的台湾的美好印象。在台北街头，有人可以打出五星红旗，高喊“胡锦涛万岁”，不受到任何惩罚；而在北京，23岁的女学生刘荻却因为在网上发表点自由言论，就被投进监狱一年多，最近更有网络作家杜导斌因言获罪被捕。相比之下，更凸显自由、民主的台湾的可贵。 由於这次有机会从北到南，走访了台湾的主要城市，更对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发展而深有感触。台湾在政治上的自由，前面已经讲过，也是人所共知的；在经济上，我的感觉是，其整体的水准显得比美国还高。据朋友介绍，台湾的贫富差别不大，几乎没有什麽穷人。各种公共设施普遍比美国更现代化，设备多是日本产，比美国的更精、更静、更净。在饮食方面，普遍西化、日化、健康化；从高级餐厅到街头小吃，其卫生程度，普遍高於我所了解的所有华人社区。台湾最令我感慨的是其整体社会道德水准。无论在商店、市场、街头，人们普遍诚实、礼貌，憨厚得显得有点笨拙；除了那几个操大陆口音、对我施暴的流氓之外，完全见不到油腔滑调、吹牛撒谎的那类经过共产党文化洗礼的人。 离开台湾以後，我们到香港停留了一个星期。被中共接管了六年的香港，其市容，社会秩序，人的文明、礼貌程度，街道、餐厅的卫生程度等等，不仅远比台湾差，而且全部都比15年前我们第一次到香港时差很多很多；更听到无数关於中国国内的坑懵拐骗故事。这种反差使我更加倍感台湾的难得。那是一块唯一幸存的，使用中文的净土，但愿她别被对岸的独裁暴力和道德沦丧的洪水、泥潭所吞噬！ 2003年11月17日於纽约（载《观察》） |
| 百万美元卖版权的骗局（全文） 2003-11-21 |
| “中国的小说被好莱坞以百万美元买了版权！”这个消息成了中国多家报纸以及海外网络的大标题。这本中国小说就是旅居加拿大的上海女作者贝拉（真名沈蕾）写的《911生死婚礼——我的情爱自传》，它由北京“现代SNP创作中心”去年秋策划出版。策划人安舜波对《中华读书报》等记者说，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董事会已一致决定，购买这本小说的电影版权，版税高达102万美元，占中国年度向外输出图书版税的近一半；而且是由全球走红的《泰坦尼克号》的导演执导，詹姆斯．卡梅隆还要到上海考察。这位曾出版过卫慧的《上海宝贝》的编辑、出版商说，“这是一个奇迹”。
贝拉的书因此被“炒红”，在纽约的《侨报》和北京的《新浪网》上连载，北京《中华读书报》和上海《新书报》都说，贝拉的书“在美国也引起了轰动”；好几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文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还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们，也出来哄抬这本书，说贝拉“走向了世界”。 一、唬了中国人，耍了卡梅隆 ●卡梅隆会买言情小说？ 看到这个消息，立刻闪出一长串问号，这怎麽可能？因为从常识的角度，一本中文书，还没有任何外文版，怎麽会“走向了世界”？怎麽可能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另外，在没有英文版、没有在美国畅销、好莱坞导演没看到全书具体内容的情况下，怎麽会贸然用百万美元高价买了版权？这完全不符合常识逻辑。 第二个令人质疑的是，一向喜欢拍高科技片子的卡梅隆，怎麽可能看中这麽一个末流言情小说？这本作者称为“半自传体”的小说，除了有来自上海的女主人公和华尔街的股票交易人举行婚礼，但新郎在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中遇难的章节之外，主要内容是以极度自恋的笔调，描述女主人公从中国到日本、从东京到纽约，从美国到上海，一路风尘仆仆和各国男人交欢的故事。 ●“百万美元买版权”不像真的 过去几年来，我对卡梅隆拍摄的电影一直很关注，主要缘自他的《泰坦尼克号》。我不仅被该片中令人眩目的高科技而震憾，更被当年曾在“泰坦尼克号”上发生过的钗h真实故事而深深地感动。当时我把《纽约时报》畅销榜上的四本关于泰坦尼克号的书全都买来看了一遍，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组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文章。由于对泰坦尼克号的巨大兴趣，引起我对卡梅隆的关注，对他要拍摄的电影等，都有兴趣了解。以至他後来拍的电视连续剧《黑天使》（Dark Angel），我也几乎跟著电视节奏每集都看了，而我是个几乎从不看电视剧的人。卡梅隆是个特别偏爱高科技的奇人，有一种特殊的艺术灵感。刚当选加州州长的阿诺．施瓦辛格主演的《真实的谎言》和《终结者》系列也都是卡梅隆拍的侧重玩高科技的片子。 在贝拉的书要被卡梅隆拍电影的消息出来之後，我还在《纽约时报》（2003年3月31日）上看到报道说，卡梅隆以五年时间拍摄“泰坦尼克号”纪录片《渊底之魂》（Ghosts of the Abyss），以保留这个历史遗迹，因为自从他的电影全球叫座之後，很多名门富豪花高价去海底参观那艘巨轮的残骸，还有纽约的富豪乘特殊潜艇，到残骸上举行婚礼；因人为损害，再加上近百年的海水腐蚀，据专家预测，再有几十年，这艘巨轮的残骸将解体，“泰坦尼克号”将永远和人类告别。这可能就是为什麽卡梅隆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艘船上的原因。 所以说卡梅隆突然要转向，来拍一个中文作者的言情小说（没有多少使用高科技的余地），明显不符合这位电影导演艺术生涯的连贯性，让人觉得这个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电影版权的说法不像是真的；但毕竟这只是推理，不能成为定论。由于这是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版权输出”，所以觉得应该对这件事做点调查、核实。 ●华裔导演“从未听说这事” 首先是找到了一位好莱坞的华裔电影导演。这位不愿公开名字的导演在好莱坞多年，对中美之间的影视版权等活动很熟悉。她的第一个反应是，“从没有听说有这件事”；然後从专业角度分析说，贝拉的小说还没出英文版，美国导演在没看到书的内容情况下，不可能贸然购买版权。“如果这样做了，有点怪怪的。”这位导演还介绍说，好莱坞多是买《纽约时报》等畅销榜上的书籍版权，“因为从商业角度，那已是畅销书，有了读者市场，再拍电影，不用从头做宣传，既节省费用，又已有观众基础。”她介绍说，最近好莱坞以100万美元买了香港电影《无间道》的故事版权，再重拍。因为《无间道》已有很好的票房价值，具有潜力。 当我提到北京的报道说，20世纪福克斯公司已买了贝拉小说的版权，并确定由卡梅隆执导时，她表示，好莱坞每天都有Daily（日报信息），这麽大的和中国有关的信息，她不会不知道；而且特别强调说，不要说是从中国买个小说，就是卡梅隆决定拍任何片子，在好莱坞都是“新闻”，因为他实在是个名导演。 但她是个相当谨慎的人，建议我到好莱坞的几个专业网站上去查；她介绍说，好莱坞设有好几种查询这种信息的专门网页，因为好莱坞有很多studio（电影制作室），为了怕互相撞车或题材重复，都把正在购买、developing（商洽中）和已成交的小说版权、电影项目等，列在这种信息网页上。她还特意把自己上（收费的）专业网站的名字和密码等借给我使用。 按照她的指点，我到好莱坞的几个网页搜寻，结果没有找到关于贝拉小说的任何消息。所以，贝拉小说的版权不仅没有被好莱坞“以百万美元购买”，连正式洽谈都还谈不上。 ●“中国第一策划”炒胆包天 在好莱坞的有关网页上，找到了卡梅隆自己的电影公司（Lightstorm Entertainment）的信息，联络上了该公司总裁雷．桑切妮（Rae Sanchini）的秘书金．特洛伊（Kim Troy）小姐。她马上说，“从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但她也相当慎重，说会再去核实卡梅隆和桑切妮。查核之後，卡梅隆公司的总裁桑切妮通过特洛伊小姐正式答复说，他们公司从来没有听说过贝拉的小说，自然不可能买贝拉小说的版权，卡梅隆当然更没有拍摄这个小说的计划，这一切他们公司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而贝拉作品的策划人、曾出版卫慧的《上海宝贝》的安波舜，居然在北京一板正经地发布新闻说，“卡梅隆一直在积极而审慎地选择作品”，认为“《911生死婚礼》便是他一直要找的东西。”这位东北辽宁大学中文系82届毕业生、“中国第一出版人”，真是“炒”胆包天呵！但人家安波舜领导的公司，章程第一条却是要求员工“做诚实的知识分子”。 ●福克斯公司答复“没这回事” 在好莱坞的专业网页上还查到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信息。在此之前，今年3月份《多维时报》记者已经多次致电20世纪福克斯公司查询有关这笔版权交易，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说有购买贝拉小说版权这回事。但由于贝拉在接受《多维时报》采访时说，与福克斯电影公司签署的合同中规定今年9月纪念911时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小说英文版，并公布电影改编权交易这一消息；所以，我决定等到911，看到底福克斯公司有没有这麽一个发布会。但911纪念日过去了，这个所谓的“新闻发布会”连影子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必须再跟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核实清楚。 由于20世纪福克斯公司是个很大的机构，断断续续经过前後几个星期的电话、电子信查询，从国际部，到市场部，到公关部等等，所有人都回答“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最後终于找到了掌管20世纪福克斯公司全部合同业务的法律部副总裁马克．迈耶森（Mark Meyerson）。他要求用信件详细解释、说明这个版权故事的整个过程。九月底得到迈耶森先生的正式答复“在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没有任何人知道这本书、了解这本书，从来没有购买过这本书的版权。” 在被问道“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购买电影版权是否要通过董事会”这个问题时，迈耶森先生回答“绝对不需要，任何购买书或故事的电影版权，都不需要通过董事会。”他接著解释了他们公司购买电影版权的程序首先由他们的creative executives （创意管理者）寻找可以拍电影的题材，因为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找到、决定以後，由商业部负责洽谈，最後由法律部通过。整个过程都不需要和董事会联络。迈耶森先生说，“董事会是决定公司整体运作等大事的，这种版权的事情他们根本不管。” 这麽说，贝拉和她的策划、出版人安舜波的所谓“美国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董事会已一致决定，购买这本小说的电影版权，版税高达102万美元”说法， 完全是一个谎言。 安波舜曾说，“我是一个不太安于现状的人，每年不出点事情的话，别人就说那不是安波舜了。”那麽这“百万美元卖版权”的谎言，应该算个不太小的“事儿”吧？ 二、美女作家的丑陋谎言 在调查《泰坦尼克号》电影导演卡梅隆到底是否以百万美元买了贝拉小说的电影版权过程中，我到网上查了一下有关贝拉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一篇在新浪和钗h网站转载过的“日本专栏女作家小林舞美对贝拉的采访”。就像美国导演以百万美元买一个根本没出英文版的中文小说电影版权是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一样，这个“日本专栏作家”采访也有诸多令人质疑之处。 首先，在这个所谓“采访”的只有70个字的“导语”中就有谎言。该导语第一句说“《911生死婚礼》一书出版後，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的情形我不知道，但在海外，除了几个月前在网上看到一条所谓“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的消息之外，这本中文小说连影子都不见，也没有英文版，更没有任何人评论，哪来的强烈反响？这不是睁眼撒谎吗？ 其次，《911生死婚礼》并没有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一个日本专栏作家为什麽要采访这个在日本毫不知名的中国作者？它的新闻价值在哪里？这不符合最基本的新闻常识。 ●哪来的“日本专栏女作家”？ 第三，这篇采访到底是用日文，还是中文？如果是日文，那麽采访原文发表在哪家报纸或杂志上？从外文翻译过来的采访，一般肯定要注明是哪个报刊、什麽时候发表的。除了版权问题，还为了表明其真实性和权威性（中国前几年就曾有过冒充德国人写的《第三只眼楮看中国》）。但这篇有关贝拉的采访却没有给出日文出处。如果是用中文采访，那麽一个日本专栏作家，如果不是为了在日本发表的话，做一个中文采访有什麽意义？这不符合常理。 第四，日本真有这麽个叫小林舞美的专栏女作家吗？为此我请教了日本翻译家金谷让（Joe Kanatani）先生（他翻译很多中文著作和文章，部份文章登在www.eva.hi-ho.ne.jp/y-kanatani/minerva）。住在京都的金谷先生回信说，他不知道，也查不到这个叫小林舞美的专栏作家。他表示，“小林”是个常见的日本姓，“舞美”则是个罕见的名字，但是有。 当然，一个日本人不知道，绝不等于没有这麽个专栏作家。那麽最简单的做法是，请贝拉指出这个“小林舞美”是日本哪一家报刊的？我请金谷先生直接采访她。如果贝拉拿不出这麽个“日本专栏女作家”，那麽她就是在撒像“卡梅隆百万美元买版权”一样的弥天大谎。 ●到底是提问，还是吹捧？ 第五，至于这个采访本身，任何一个稍有记者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根本不是在提问，而完全是在吹捧贝拉；而且明显不是问题在先，回答在後；而是先有回答者想说的话，然後虚拟的问题。有些“名人”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表达一些自己想说的话，这并不是不可以的（因为有太多的记者提问不到位，导致回答者想说的话无法表达）；但如果是硬编造一个“日本专栏作家”，用提问的方式自我吹捧，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请看下面这些文字，到底是在提问，还是在吹捧？ “你的人生足迹不仅染上过东洋的色泽，有欧美的风尘，又是一个在潜意识里烙上了旧上海情调的女子。而且，更经历过如此可歌可泣的异国爱情故事。读了你的《911生死婚礼》更让我惊异于你作为一个女人在爱情世界的色彩，是何等缤纷和光鲜。” “你书中‘偷情的故事’始终是最完美和动人的，那是为什麽呢？”“听说，有读者竟把你捧成‘爱情的女神’，是这样吗？” “近年，中国的‘美女’作家，‘妓女’作家流行，有人评价你是‘情女’作家，是一个把人类情欲写得最美、最深、最极致的中国女作家，对此，你怎样看？”（这个“小林舞美”难道是中国当代文学专家？把中文作品全都看了个遍，得出贝拉是“最最最”的？） 第六，一般对作家的采访，总不外乎这麽几个常规的问题你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喜欢哪些作品？受哪些作家影响较大？创作中有哪些甘苦？再就是探讨该作家的作品等等。而这篇对贝拉的采访，却提了一些简直荒唐的问题，诸如 “你睡的时候，是不是有漂亮性感的法国睡衣陪你？” “与男人约会，你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怎样？” “你爱吃醋吗？” “你认为女人最性感的是什麽？” “你喜欢自己长发飘逸的形象吗？” “你梦想中的爱人是怎样的？你找到了吗？” “你常常与爱人煲电话粥吗？” “你的梦经常应验吗？” “当一段爱情已持续久了，你会不会在‘甜蜜时分’添入一些性幻想，以依然保持性的狂烈？ “你有过一夜情吗？你怎样看待它的？” “你对中国男人的评价如何？” 和西方国家相似，日本的绝大多数专栏作家都是由专业记者提升上去的，他（她）们怎麽可能提出这种类似两个浅薄的小女人闺房对话般的问题？这种问题拿到报刊上，不贻笑大方吗？ 贝拉声称她的小说是半自传体，说她本人的确有一个相恋多年的美国男友在911中丧生。但在回答“你找到你的意中人了吗？”这个问题时，贝拉说，“这是我的intimity（隐私），让我保留一点空间吧。”拼错了的英文和括号中的译文都是该采访中的原文。一个和美国人有过长征恋爱经历的人，总不至于把“亲密”（intimacy）和“隐私”（privacy）两个字都弄不清楚吧？ 三、贝拉和松元清张“在温泉相会”？ 在所谓的日本专栏作家小林舞美对贝拉的“采访”中，有一个问题是“松元清张生前很喜欢你吧？”贝拉回答“对，我们最初是在山梨县的‘下和温泉’里邂逅的，那个温泉据说能够治病，他当时已有80岁了，见到我就很亲切。後来，我应邀去他在东京的家做客，他送了我那本最著名的小说《砂器》，我则送了他我的处女作《东京夜色》。他对我很好，给我引荐了不少朋友，令我非常感动，他是我在日本的爷爷。” 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松元清张在1992年8月去世，享年82岁。由于贝拉对她本人的具体年龄、具体赴日时间都对媒体模糊（60年代生人，80年代去日本），所以对她到底是否见过松元清张，似乎难以下结论。但我仍有清晰的线索，起码可以做松元清张式的推理 之一据上述京都的翻译家金谷让先生介绍，日本的山梨县根本就没有‘下和温泉’，这贝拉怎麽在一个不存在的地方见到了推理大师呢？（梦里吧？） 之二据贝拉说，她是在松元80岁的时候见到他的。但是，松元清张80岁那年由于视力减退，住院做了白内障手术，同年他还住院做了前列腺手术。一个80岁的老人，在这种大手术的间隙，不仅去了一个不存在的“温泉”，见到了贝拉，还邀请她到家里做客？松元清张已故，死无对证，但贝拉还是有可能证明她和推理大师的亲密关系的，她不是说 “他对我很好，给我引荐了不少朋友”吗？那麽就请贝拉列出这“不少朋友”中的几个，他们总不会都已故去了吧？ 之三再看贝拉下面的说辞“他送了我那本最著名的小说《砂器》，我则送了他我的处女作《东京夜色》”。松元的《砂器》在日本到处可以买到，如果贝拉手里的版本没有松元的签名之类，她也可以解释，老人家忘了签；而有松元签字的版本在日本也不难找到，这都不能说明什麽问题。有问题的是贝拉的《东京夜色》。在1992年以前（也就是说，在松元清张去世以前），贝拉真的出版过这麽一本书吗？在贝拉网站（beila.net）上注销了六本“书”的封面，其中《911三部曲》和《远岸的女色》（都是这两年出的）可以清楚地看出封面上的书名。但是，所谓贝拉的早期作品《旅日手记》和《东京夜色》则无论如何也看不清其封面字迹，其中《东京夜色》像一张世贸大厦背景的明信片；这无法不使我想起“巴灵顿博士”吴征的做法把巴灵顿大学的一封信，扫描到无论如何都看不清的地步，然後把这封信当作“博士证书”传给《南方周末》，其欺骗读者之胆量惊人。 所以，我的判断是，贝拉在1992年以前根本没有出版过一本叫做《东京夜色》的书，就像她在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见到了松元清张一样，她还把一本根本没有过的书送给了推理大师。当然，我的推理达不到松元清张的准确度，贝拉只要公开指出这本书是哪一年，哪一家出版社出的，就可以推翻我的推断。 ●不存在的“维也纳钢琴教授” 请读者记住，上述评论的这些都不是贝拉的小说，而是贝拉接受“日本专栏作家”的采访。也就是说，这必须是真实的，容不得任何虚构的。除了这篇“小林舞美”的采访以外，在“新浪读书”上还有一篇题为“漂泊．恋爱．写作：旅加女作家贝拉其人其作”的报道。 在这篇报道中，也有类似的荒唐。例如，该报道说，贝拉“到日本後更荣幸地拜来东洋音乐学院任客席的著名维也纳钢琴教授安东（ANTON）为师，琴艺进步神速。”首先，在日本根本就没有一个“东洋音乐学院”，而在这个根本不存在的音乐学院里，贝拉拜的是只有名，没有姓的所谓著名维也纳钢琴教授。在西方男人中叫Anton（Anthony）的没有上百万，也得几十万；谁都知道，西方人的姓才更有识别的意义。那麽这个“著名维也纳钢琴教授”姓什麽呢？而这种“东洋音乐学院”之类明显的谎言，只能是贝拉本人告诉记者的。 该报道中还有一段说，贝拉不像其它中国留日学生那麽穷，因为她在东京最繁华的银座区的酒吧弹钢琴，所以“一下子就幸运地解决了在日本高昂的生活费和学费问题。贝拉的老板娘还戏称她的工资加小费比日本首相的年薪还要高。毫无疑问贝拉可以在东京随意消费。” ●酒吧琴手靠什麽收入超过日本首相？ 贝拉这种说法只能是欺骗不了解内情的中国人。上述日本翻译家金谷先生介绍道根据《公务员特别职给与法》规定，日本首相一个月的工资是234万4千日圆（二万多美元）。他说，“一个在酒吧弹琴的能比首相收入还高绝对不可能！”他还详细解释说，在日本酒吧的钢琴手，都是还在大学学习的音乐学生，或没有出头的专业钢琴手，其中的确大部分是女性，但她们的工资较低，小费也不多。她们通常不富裕，除非她父母、丈夫有钱，或者她本人有色情生意。 在写完这篇文章之际，又在《中华读书网》看到一篇所谓“《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骏”对贝拉的长达5,700字的采访。而《纽约时报》根本没有什麽“特约采访人”一说；而且该报也从未登过这麽一篇采访。这个所谓的陈骏，还有一篇对安波舜的长篇“采访”（在贝拉个人网站上）。虽然在那篇采访中，对陈骏是何人没有交待，但同网站上刊出清华大学教授王宁文章中说“我十分欣赏安波舜在与《纽约时报》记者的一段访谈中所说的话。”而引用的那段话，就出自这个“陈骏采访安波舜”。 和小林舞美的提问一样，陈骏对贝拉的所谓“访谈”，也是想回答的问题在先，然後拟订的以吹捧为主的“提问”（把吹捧贝拉的学者们的话重复一遍）；这种提问根本不是根据《纽约时报》读者的需求来的，问题本身完全是为了在中国国内推销贝拉，而且绝不是出自对海外了解的人之口。例如第一个问题“你的《911情爱三部曲》令你在海内外成名了”（她在海外成哪门子的名了，《纽约时报》的人怎麽可能这麽提问？）。再有“请问你在生活中是不是一样的风情万千？美国读者都关心你这位让人怜爱的中国女儿还会去哪儿漂泊？”这问题是贝拉的出版策划人之一的白烨提的吧？陈骏对安波舜的访谈，也是这种对海外完全不了解的、意在国内为贝拉造势的模式（有兴趣的读者很容易在Google上查到这两篇采访）。 这个世界上真有“日本专栏女作家小林舞美”和“《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骏”吗？ 四、演床戏的女人叫“纯洁” 贝拉小说被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是个骗局，贝拉被“日本专栏作家采访”也明显有作假，那麽贝拉自称“半自传体小说”《911生死婚礼——我的情爱自传》有多少“艺术真实”和“自传真实”？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畅销榜上，都清清楚楚地把书分为两大类虚构作品（fiction）和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小说，属于“虚构类”，自传，则列入“非虚构类”，而没有把两者混到一起的“自传体小说”。虽然多数作家都从自身的生活体验、经历中获得写作素材或灵感，但无论作家在写作中融入了多少个人生活的真实经历，当宣称是小说，那麽它就是小说家通过想象後的再创作，和真实生活拉开了相当的距离，是虚构类作品。 ●靠“自传”卖点推销虚构 但在中国，就像“报告文学”把新闻和文学混为一体（哪部份是新闻报告？哪部份是文学？），容雪s闻报道中用文学夸张的形容词、感叹词、抒情片断，来强化事实部份的内容，达到新闻报道所无法企及的煽情效应一样，现在又“自传体小说”走红，作者故意模糊真实和虚构部份的界线，基本是靠所谓“真实经历”做卖点，来炒作“虚构的自我”。 这类作者多是由于写作能力太差、想象力太贫乏，无法塑造一个有血有肉，能独立站立起来的艺术形象，于是就虚构一个美丽多姿的“作者自己”，然後把这个绝大多数是虚构的东西叫做“自传或半自传”，以达到让读者迷恋作者本人，而不是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效果。 ●周励、艾蓓、卫慧、贝拉 旅居纽约的上海女性周励10年前就是这麽干的，以一本所谓的自传体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这本叫做小说的东西却获得中国的纪实文学奖），感动了不少中国读者。令读者们感动的，是“周励本人”到美国打天下，发奋成左尔g历，而那些号称“纪实”的内容却多是虚幻、夸大出来的故事。结果被她虚构的“自传经历”伤害到的华人商家，不得不在纽约召开记者会，揭露、谴责周励编织谎言。这是一个典型的以“真实经历”做卖点，来炒作“虚构的自我”的例子。 旅居旧金山的北京女性艾蓓在9年前也是这麽干的，用所谓“纪实小说”《叫父亲太沉重》，编造出一个“周恩来的私生女”——作者自己。而在两年前，上海的女性卫慧，也玩这种把戏，把她那本末流作品《上海宝贝》称作“半自传体小说”，用自己的身体炒作。现在这个名单上又增加了贝拉，只不过这个用“谎言加身体”炒作的贝拉，比只用自己身体炒作的卫慧要低劣得多。 贝拉的《911生死婚礼》的基本情节是，一位上海女子，抛离丈夫阿根，逃婚到东京，在那里和日本青年千岛海天堕入情网，在举行婚礼时，被暗中与她偷情多时的美国有夫之妇格兰姆抢走，後来两人准备在911那天举行婚礼时，新郎却在世贸大厦中遇难，她绝望中返回上海，在飞机上遇到一位年龄比她大很多的美国商人John，又一见钟情。这本自恋狂般描写天下男人都垂涎她的肉体的“大散文”书中最有意思的是，那个从上海到东京，从东京到纽约，再从美国到中国，一路风尘仆仆地和各国男人交欢的女主人公“我”，名字竟叫“王纯洁”。这贝拉小姐可真有“自嘲”的幽默感呵！ ●美国性小说不玩“纯真” 这本书明显要制造两个卖点中国女人和异国男性的浪漫史、性描写。这两个卖点目前在中国大陆好像还持续有市场。对于钗h一生也没有机会和想象中既浪漫、又富有的异国男性（尤其是西洋男人）发生一场刻骨铭心恋情的中国女性来说，“王纯洁”和一个日本人、二个美国人，从东京到纽约再到上海的罗曼史，自然可以惹来羡慕的目光；对几十年来饱受性压抑之苦的中国人来说，性描写当然也是越多，越赤裸，越受欢迎。 但这两个卖点在美国就根本没有市场。你那些企图吸引国人的异国风光、异国男性，在这里只是普通生活中的一部份（尤其是对非移民的当地人来说）；而如果读者想看床戏作品的话，到曼哈顿42街红灯区的色情杂志店，十美元可卖好几本，人家实实在在地写dirty（肮脏），老老实实地告诉你卖点就是dirty，所以绝不会自己玩自己，把女主人公叫“纯洁”。 贝拉小说的策划、出版商安波舜（北京现代SNP中心主任）、白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显然太不了解美国市场，以为在中国大陆有卖点的，在美国也同样有。白烨说“《911生死婚礼》的版权输出，看似在意料之外，实际上在情理之中。这部作品别开生面的爱情故事，浪漫意蕴和国际场景，能为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接受，尤其可能受到国外读者的广泛欢迎，因而有著明显的国际市场。” 他们认为由于贝拉的书中牵扯到发生在美国、和美国人密切相关的911这个大灾难，所以具有人类共性的价值，在美国不仅能有市场，而且能轰动。当然，他们自称已经轰动，白烨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911生死婚礼》在美国引起的反响的确不小。一些报纸和网络媒体，都有有关作者作品与相关事态的追踪报道；作品的这种影响，可能跟911事件发生在美国，而在文学上做出及时而有力地反映的却是一位东方女性有关。这样经由爱情故事揭示人类全部价值的作品，当然是具有自己的价值的。” ●美国人不接受“911电影” 且不说“在美国引起的反响的确不小”、“媒体追踪报道”等全部都是谎言，白烨能说出上述这番话，就说明他对美国的现状实在太不了解了。 别说这麽一本内容很滥的小说，即使一本质量很高的有关911的小说，目前在美国都很难推出来（否则美国作家们早就制造出一批了）。为什麽？因为美国人至今还不能从这场大悲剧中恢复过来，他们的心理状态还不能接受（not ready）以911为背景而创作的文学虚构作品。这就是为什麽除了那个在飞机上与恐怖份子搏斗，最後和飞机一起丧生的飞行员妻子写的一本纪实作品以外，至今没有和911有关的故事版权等出售。连刚结束的伊拉克战争中被俘又获救的女兵林奇的故事，都以百万美元卖出了故事版权，年底书就出来。而有关911事件，别说拍有世贸大厦被毁的电影，即使一般的涉及到飞机等艺术图案，在美国目前都还有忌讳。例如我有一位画家朋友，他为纽约一个商家设计的图案中，有飞机的画面，结果被拒绝（而他的其它设计从未被商家拒绝过），理由就是由于911事件的发生，纽约人目前还无法接受有飞机的商标，这太容易让他们想起那个灾难。 白烨、安波舜们不了解美国市场有情可原，试图把作品打向世界也没有错，但是用“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作品在美国引起反响”这种手段，已不是炒作，而是赤裸裸的欺骗。而这个“欺骗”过程中，还有不少北京名牌学府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的参与，他们是怎麽配合这场炒作的呢？ 五、卖书还是卖人？ 从《上海宝贝》到《911生死婚礼》，中国出版商安波舜们想打造女性浪漫言情小说作家，这个商业意图并没有错，因为女性是越来越大的图书市场，而浪漫爱情小说（romance）是女性的主要消遣读物，美国每年销售的虚构类软皮本书籍中的55%是浪漫言情小说，而且整个图书市场卖出的每五本成人书里，就有一本是浪漫小说。中国大概很快也会呈同样趋势。 但中国的现状，却起码在四个方面和美国的情形有很大不同 第一，在美国，浪漫小说作家们，像流水线那样，不断生产出老套情节的爱情小说，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爱情为主，而不是床上戏。因为这类小说，用一位美国作家的话来说，是“女人写，女人看”。男人要性，女人要情，这是老套的常识；女人不接受把床戏、肉欲当作爱情。这类浪漫小说的销售对象很清晰10岁以上，100岁以下的女性；卖点更清晰爱情。但在中国，这些所谓浪漫言情小说里却有很多性描写，性甚至成为主要卖点，所以它们的读者群也模糊了，很多大男人也成了这类书籍的销售对象。安波舜打造的卫慧和贝拉的小说，就是这类“性情浓浓”，而爱情只是点缀的作品。虽然贝拉们也在千万遍地高喊，我们描写的是爱情！但她们“爱情”的主要（甚至全部）内容，除了“性”什麽也没有。 第二，在西方，“性”趣昂然的作品，多是性弁郧咫U坡路的老男人写的，而在中国，则多是爱欲正旺的女性（像卫慧、九丹、贝拉之类）写的。 ●《花花公子》式的处理方式 第三，西方浪漫小说作者就是卖书，绝不卖人。尽管她们的照片也会被出版商贴到了书的封面之类，但从未听说过什麽“自传体”之类的自我宣称；像美国畅销言情小说作家丹尼尔．斯蒂尔（Danielle Steel）就跟她的读者们强调，所有故事都是她编的，和她本人没有任何关系。而在中国，这类作者，不仅竭力招摇书是写自己的“生活经历”（尤其是性经历），更连自己一起“卖”。 当年那本《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就把自己扭怩作态的96幅生活照都放在了书里，还自配文字，什麽“迷离的身世，美丽的外表，特异的才情，组成了艾蓓不凡的特质和魅力”，“一个成熟女人的姿韵”，“浪漫得像阿拉伯的公主”。我当时曾在文章中批评说，“这种《花花公子》杂志式的处理方式，不知作者是要卖书还是卖人。一个自尊的作家，不可能靠自己的90多张生活照卖书，对记者们夸赞貌美，也会抗议的。因为如此以作品之外的因素来抬高作品，实际上不是等于在贬低自己作品的质量吗？” ●中国男评论家的滑稽 而今卫慧和贝拉之类，不知是受到前“蓓”的启发，还是心有灵犀。例如，据参加了卫慧在纽约签书会的华人画家吴正恭的文章，“卫慧居然恬不知耻地表示：今天有很多男的来这儿，就是因为她的美貌。”而贝拉，则在她不断声称是自传的书中如此这般自恋道“我含盛q上到下审视著自己：肩饱满，脖颀长，丰硕的双乳像成熟的果实，高高挺立，宛如经过夏日阳光催熟之後的白瓜，散发著甜蜜，透著柔软的弹性。我侧过身，那是我纤细的腰，浑圆的臀，修长的腿，白嫩的脚趾，曲线滑得让男人的触摸无法停留┅┅”而她网站上的“美人照”如果被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上去，可能会当成东京“情人旅馆”的推销站。 第四，在美国，这类浪漫言情小说，除了几乎百分之百是“女人写、女人看”之外，还有一大特点就是没人评，更没有男性评论家评。而在中国（当然我看的很少，无法做整体判断），起码就这个贝拉，不仅有人评，而且是清一色男性“文学教授”之类，在一本正经地评，一面倒地捧。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钗h男性评论者，对台湾的浪漫言情小说家琼瑶不屑一顾，评价很低。其实，琼瑶的小说，完全是在“白马王子、灰姑娘”的正统浪漫小说路子里面，写纯情的。既不值得评，更不至于批，因为人家就是那种大众消遣小说的路子。而今天中国的男性评论者们，不仅把贝拉的消遣小说（还是极滥的那类）当作严肃文学作品认真评论起来，更进而捧成了文学高手的上乘之作，这就滑天下之大稽了。 六、中国式谎言走向世界 如果不是由于这个“好莱坞百万美元买版权”的消息，我不仅连贝拉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从未见过美国报刊有任何报道），更别谈去翻她的什麽言情小说。在调查这件事的过程中，在贝拉的个人网站上看到了好几篇中国的文学教授评论贝拉作品的文章，其评价之高，令人吃惊，于是就扫了一眼贴在该网站上的这部被吹成“百万美元身价”的《911生死婚礼》。 难怪这部作品一开始被多家出版社拒绝（据《中华读书报》报道），因为这部一篇长散文式的东西，顶多是一个初学小说写作者的习作；除了在某些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加一些严重夸张的虚幻之外，对小说是怎麽回事，她简直连门都还没入呢，通篇东西中任何小说技巧都没有。没人要求这类消遣言情小说有多高的文学水准，但故事总得编得像点儿样，可这篇东西故事的胡编烂造，细节的谬误百出，任何严肃的评论家都会觉得没法评，别说捧了。（读者可以在beila.net读到全书和那些评论） 这种没谱的“小说”有人写出来，一点也不奇怪，美国的垃圾言情小说也照样一堆一堆的（每年出2,000多本浪漫小说新书），否则庞大的浪漫言情小说市场就垮了，美国每年十亿美元的生意就没法做了。但哪里有文学教授、评论家把这类娱乐消遣的东西真当回事儿似地评论一番呢？这就像如果把八卦小报的消息，当作严肃新闻作品，认真探讨一番它对社会的意义，那不可笑了吗？可堂堂中国名牌学府的教授们，对这麽一本垃圾言情小说不仅评了，而且上升到各种“高度”，诠释出各种“深刻”的意义，实在是一景 ●中国教授眼中的“大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白烨“贝拉独辟蹊径的纯情而浪漫的小说创作，在国内文坛还找不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可以说在情爱小说的写作中，她是独树一帜的，因而也是无可替代的。” 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逢振她“在叙述中暗示了一种女权主义的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一川“小说之所以具有吸引读者的独特力量，恐怕正在于它写出了跨民族婚姻的一次想象性认同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孟繁华他为贝拉小说遭“主流批评界熟视无赌的缄默”而抱不平，认为贝拉是“全球化语境中的摩登写作。”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晓明他批评读者对周励和卫慧的“讨伐”，认为这是由于她们和西洋男人发生罗曼史，导致读者产生民族主义情绪；但是“贝拉毫发无损，照样在中国互联网上风靡，在国际市场流行。”（一个至今没出过任何外文版的中文小说，怎麽在“国际市场流行”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在911带来的种种反应中，贝拉的《911生死婚礼》才是一个最奇特的事件┅┅贝拉展现了一种新的中国人┅┅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新的中国开始尝试给予世界新的形象。他们的伤感和矛盾是这个世界的伤感和矛盾的一部份。” 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宁“我们绝不能仅将其当作作者的自传来袅炕A因为她已经超越了个人的悲伤，进到一个关心整个人类命运的崇高境界┅┅贝拉的深刻文化和美学底蕴以及巨大的文学创作潜力而言，她确实不低于那些在国内文坛异常活跃、并在读者大众中十分走红的作家，而就其娴熟地运用汉语的高超技能和令人惊叹的想象力而言，她则明显地高于後者。几乎没有哪位当代中国作家像贝拉那样如此地关注人类共同的灾难，并对人的心理世界予以了如此深刻的洞察和揭示。” ●是评论，还是梦呓？ 这位清华外语系的教授甚至走火入魔进入了贝拉式的梦幻“此间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据说海外已有22位中美作家联名呼吁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关注这部小说及其作者（在哪儿呢？！） ┅┅我相信，随著批评界和学术界对流散写作的深入研究，贝拉小说的价值以及她本人的巨大文学创作潜力将越来越显示出来。”（看来随著高行健的获奖，谁都拿诺贝尔奖不当回事儿了，随便哪个人划拉出个什麽小品，都觉得可以问鼎诺贝尔了。）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叶舒宪“著名旅加华裔女作家贝拉将欲望与人性的复杂冲突放置在後现代的跨文化舞台上展示得淋漓尽致。”“贝拉的《911三部曲》，我预言将会在欧美甚至全球人类中产生深深的震撼，数以万颗美国受伤的灵魂都会紧随著贝拉之後去那片可以疗伤的挪威的森林，去寻找他们自己精神世界的《神秘花园》。” 读这些梦呓般令人目瞪口呆的评论，我只能认为这些教授们是被什麽drug（灌迷魂药）了，否则完全无法解释他们到底是怎麽回事了，这麽大劲头来捧一本末流言情小说，也太拿自己的教授、研究员身份不当回事儿了吧？难道那些头饺的价值也就如“著名旅加作家贝拉”一般？ 在《汉林书城》上看到一篇题为“三刀解剖大浴女”的文章（作者刘绪义），从中得到一点启示。他说，在中国，所谓作品研讨会，评论界知名人士，都是“野H重金”买来的，“这些评论家一方面是吃这碗饭的，另一方面拗不过情面”，“而拿了人家的钱，就得替人说好话。于是读者所看到的这些叫好文章就出笼了。受害的只是广大读者，掏空了腰包，花钱买当上。” ●“有偿评论”是学术腐败 我不知道捧贝拉的那些文学教授们是否属上述“评论家”之列。在美国，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正如“有偿新闻”（收费写吹捧文章）是新闻界最大的腐败一样，“有偿评论”也是最大的学术腐败之一。在美国报刊专门写书评、影评的评论者，如果被发现写一篇“有偿评论”，就绝对会丢掉饭碗。而文学、艺术系教授写“有偿评论”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不可想象专家、教授们会为几个小钱而不顾自己的信誉，信誉才是真正的饭碗呵，不顾信誉不是在抛弃自己的学术努力吗？你们怎麽忍心这麽作践自己呢？ 在贝拉小说的炒作中，最荒唐的现象是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白烨和出版商安波舜的合作。作为文学评论者的白烨，本身就是贝拉小说的策划、出版者之一。在顶著“文学评论家”头饺写评论贝拉文章的同时，白烨坦然地以出版策划人身份，接受上海《新书报》记者采访，谈策划、推出贝拉的过程，谈“百万美元卖版权”事宜。自己出书，自己捧，这文坛不要被搅乱套了吗？白烨自己有直接商业利益在里面的“文学评论”，其价值完全等于零！ 如此这般地角色混乱的情形，在白烨的合作人、出版商安波舜那里也同样。他也一边以“学者”的名义写贝拉小说的评论文章，一边以出版人身份为贝拉造势。宣传图书当然可以，但除了“百万美元版权”这个弥天大谎以外，他还伪造了一个接受 “《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骏”的访谈。在本组文章“之3”中，我已说过，说他是伪造，因为第一，该报根本没有“特约采访人”一说；第二，《纽约时报》从未发表过关于这麽一篇访谈。如果真有一个 “《纽约时报》特约采访人陈骏”，请安波舜指出他在哪儿？我直接向他本人核实。 ●美国人被中国方块字累哭了 安波舜还在这篇莫须有的“访谈”中说“自从贝拉的作品问世，全世界的华人都为之骄傲。钗h美国主流社会的高层人士都奔走相告，含移读。” 这简直是信口胡说！全世界的华人要为一本末流言情小说而骄傲？也不至于把全球华人贬到如此地步吧？还居然说什麽“美国主流社会的高层人士”为贝拉小说的出版“都奔走相告”（美国人为天大的事也不会“奔走相告”），这谎不撒到天边去了吗？他们还会对一本中文小说（迄今没有英文版）“含移读”，是不是因为不认识汉语方块字累哭的？ 这篇假借《纽约时报》名义的访谈公开发表後，就像真有那麽回事儿似的，上述吹捧贝拉的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王宁，就在评论文章中说，“我十分欣赏安波舜在与《纽约时报》记者的一段访谈中所说的话。在安波舜看来，在像中国这样的有著悠久的文化史但缺乏宗教史的国度，知识分子有责任去重建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性。”妙极！制造“百万美元”谎言的“知识分子”们，“去重建道德理想”！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总是感叹，西方人真是会夸奖人呢，不像咱们东方人，总是吝啬赞美别人的话。这几年才从中文报刊上得知，西方人夸人，哪里是中国人的对手，西方人是睁著眼楮夸，中国人是闭著眼楮吹。闭著眼楮的人之胆量是惊人的，不信再看北京《中华读书报》把贝拉吹到什麽地步了吧 贝拉“大红大紫，更红出了中国，做到了多麽大牌的中国作家都没做到过的事，把书卖进了好莱坞，卖到了美国日本、法国┅┅总之，她竟成了一个国际性的人物。恐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人会只知道贝拉，而不知道鲁迅、巴金┅┅” 出版是一个商业活动，打广告、做宣传，都无可非议。但是，贝拉、安波舜、白烨（作者、出版商、评论者）却连手用撒弥天大谎的手段，创造了一个中国出版界的“奇迹”，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直打著“宣扬全人类的爱、知识分子的道德、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的旗号。 看来是要把中国式谎言推向世界吧？！ 2003年10月3 日于纽约 (原载多维网) |
| 金恒炜：「假中国人」打「真中国人」 2003-11-06 |
| 已逝的思想史学者钱新祖教授曾经与人斗口，那人骂他是「汉奸，钱新祖说「我是美国人，没有资格做『汉奸』，只有你才有资格。」钱教授墓木已拱。最近有统派团体「爱国同心会」成员到圆山饭店围殴从纽约来台参加群策会研讨会的曹长青，因为曹公开支持「台独」。像不像钱新祖「汉奸」故事的翻版 ？
曹长青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但是「爱国同心会」成员却是「假中国人」，因为他们到中国去拿的是「台胞证」，没有中国人会认为「爱国同心会」成员是真正中 国人。所以，真的中国人支持「台湾独立」却遭到假的「中国人」殴打，就好像有「汉奸」资格的骂没有「汉奸」资格的人是「汉奸」。 到底要不要当中国人，这是各人选择，没有人可以强迫，属於基本人权之一。但 是像「爱国 同心会」之流者，却要用暴力对付与他们政治选择与政治立场对反的人，尤其以「假中国人」身分看到「真中国人」与 他们不同道、与他们唱反调竟要帮「中国」去教训人，却不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不是中国，是台湾，不知道真中国人鄙夷中国而 弃 之如敝屐的意义。 浅陋之人不足以语深。「爱国同心会」成员夜上圆山开打，诈骗曹长青下楼，劈头就说∶「明年总统换人了，就 把你们全抓起来！」口气大不大？「统统抓起来」是当年权力在握的军头郝柏村名言，只是「爱国 同心会」成员要等到明年「总统换人」才可以「心想事成」。可见明年一旦泛蓝胜出，台 湾将回到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而「爱国同心会」就当然担任起「疾风」的角色，以暴力攻击异议分子，台湾将倒退到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时代」去。 曹长青不畏恶势力，挺身与之相抗，令人佩服；支持正义、支持民主的台湾人只有用选票把企图「复辟」、「抓人」的外来政权彻底逐出政坛，让依附在此政权的「恶势力」无所附丽，这才是声援曹长青的不二法门。 明年3月大选日，我们欢迎曹长青访问新国家。 2003-11-06【台湾日报】 |
| 伊朗的小霍梅尼为何支持美国 2003-11-02 |
| 一场铲除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在美国和西方知识界等引起轩然大波，左
派知识份子的反对至今没有停止，两天前还在华盛顿组织了上万人的反战 集会。昨天《纽约时报》的左派专栏作家富兰克 里奇（Frank Rich）仍 在批评军事倒萨，他的文章标题竟是「为何我们重回越战？」（Why Are We Back in Vietnam?） 西方的左派们为什麽对萨达姆等独裁者这麽宽容？首先是左派们对邪 恶的无知，他们对专制者、暴君、共产党，总是有一种隔不断的浪漫情怀 。也难怪，西方左派热衷的是社会主义，而按照共产党的逻辑，社会主义 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不会反对「高级」，因为两者的根本价 值观有相同之处（都热衷均贫富、平等，扩大政府权力，而不是看重市场 和自由的价值）。 其次是左派一向热衷「政治正确」，唱不切实际的道德高调，既伪善 ，又矫情做作（左派几乎都有这个特点）。而且更明显的是，左派们拿不 出任何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只是高喊那些不著边际的对话呵、和解呵、 交往呵等空洞概念。但人类的历史已一再证明，想跟拉登、毛泽东、斯大 林、希特勒们对话、和解，都是做梦，而且是最能骗人的那种黄粱美梦， 不仅自欺，更可怕的是还「欺人」，蒙骗民众，最後大家一起遭殃。 谁对伊拉克问题最了解，或者说谁最有发言权？是伊拉克人民，是那 个国家的异议知识份子。10月15日《华盛顿时报》引述赈打隋b伊拉克做 的民调显示，58％的伊拉克人欢迎美军，要求美军撤离的只有26％。对于 一个经过35年萨达姆暴政统治的伊拉克，更能反映出人民真实想法的是那 里的异议知识份子。伊拉克最大流亡组织「伊拉克国民大会」顾问、知名 学者坎南 马吉亚教授（Kanan Makiya）为代表的伊拉克异议知识份子， 就一直强力主张、并鼎力支持美国军事倒萨，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 那个从没在专制社会生活过一天的《纽约时报》左派记者富兰克 里 奇，和亲身体验了巴格达专制、父母妻女等25名家人亲属都被萨达姆用毒 气杀害的坎南 马吉亚之间，到底谁更了解那片土地、那个社会？谁的声 音更真实？ 最近，伊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的孙子小霍梅尼（Sayyid Hussein Khomeini ）绕道伊拉克来美国访问。10月10日《华尔街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 ，介绍说，1979年发动伊朗革命推翻巴列维政府、後来下令追杀作家拉什 迪的伊斯兰原教旨运动的精神领袖霍梅尼，他的孙子，却是一个自由派的 教士，强烈主张结束他爷爷、父亲所代表的宗教专制势力，在伊朗实行民 主。 小霍梅尼访问美国时，还去了《华尔街日报》和这家美国知名右派报纸的 编辑们座谈。他对中东问题的看法，不仅和美国的反战左派们完全不同， 反而认为，「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是福音降临，我希望美国人能够理解这 一点；不要被每天的具体困难所烦扰，应从长远出发，看重中东的民主前 景。」这位46岁的自由派教士认为中东的民主之路是崎岖的，因为「伊拉 克周围全是独裁国家，他们不愿看到中东的心脏地带出现民主政府。」尤 其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都在破坏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他还批评欧洲说 ，「欧洲现在喊的是中东要有民主，但他们做的却是百分之百地支持那个 地区的独裁政权。」 这位主张政教分离的自由派教士不仅支持美国军事倒萨，还特别强调 ，只有美国采取更强势的政策，才能促使伊朗的变化。他以对自己国家和 人民的切身了解告诉布什政府：伊朗人渴望美国像铲除萨达姆那样对德黑 兰采取军事行动，帮助伊朗人民获得自由。 在自由派教士小霍梅尼和《纽约时报》的左派反战记者之间，谁更了 解伊朗和那里的人民，谁对中东局势和未来更有发言权？ 昨天，前北朝鲜劳动党书记、被称为金正日老师的「主体思想理论家 」黄长烨抵达美国访问，这位6年前逃离平壤、投奔南韩的80岁老人，将在 美国国会作证，告诉自由世界，金家王朝统治下的血腥。 黄长烨对北朝鲜的看法，不仅和南韩，而且和美国及欧洲都有所不同 。他批评金大中和卢武铉对共产北韩单相思的「阳光政策」（实为绥靖政 策）是「沉迷于幻想之中」，认为「高喊著和平主义口号，并一昧地绥靖 平壤，只会增加南韩国内的亲北韩势力。」同时他也批评布什的朝鲜半岛 政策，认为任何相信金正日、想和北韩做交易的想法，都是自欺欺人。他 反对布什以保证金正日政权的安全，来换取平壤放弃核武的政策；他认为 美国应该做的是，承担领袖责任，联合南韩和日本，铲除金正日政权，让 北朝鲜人民获得自由；或至少是联合国际社会，向平壤施压，促使北朝鲜 发生变化。他说，「面对民主原则，我绝不会妥协。」在动身来美国前， 他在汉城说，金正日曾亲口告诉他，北朝鲜已发展了核子武器。 黄长烨是迄今为止从北朝鲜逃出的最高官员，他曾担任「金日成大学 」校长，建立了「主体理论」。金家父子，都视他为「老师」。1979年黄 长烨在北京投奔南韩使馆寻求庇护，为获得自由，他付出重大代价：昨日 《纽约时报》报道说，黄长烨逃离後，仍在北韩的他的妻子和一个女儿相 继自杀，他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还有他的孙女，都被送到劳改营。美国 人权委员会北韩小组上个星期发表了一份题为《隐藏的古拉格》（The Hidden Gulag ）的报告，指出北朝鲜的劳改营条件极为恶劣，因饥饿和迫害而致死的比 例很高。 《纽约时报》的左派记者在报道了这些事实之後，结论竟是：黄长烨 的想法，看来是毫无道理、荒唐的，只有美国的右派们在热切地欢迎他到 来。 问题和上面一样，到底是这位从没在共产北韩生活过的美国记者，还 是在金家统治下渡过了几乎一生、并曾是平壤决策高层的黄长烨，哪一个 更了解北韩，更清楚那里的真实？ 马吉亚，小霍梅尼、黄长烨，来自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和宗教 背景，但他们和所有专制社会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点，亲 身体验了邪恶，几乎以生命的代价，认识到了共产党、专制统治是怎麽回 事。这是那些在曼哈顿「时代广场」的花花绿绿广告牌旁，喝著可乐，大 谈和萨达姆、金正日们「对话」的《纽约时报》等左报编辑们，所无法理 解的。但正是马吉亚、小霍梅尼、黄长烨等勇敢的异议者、反抗者，传递 出了那个黑暗世界的无权者的声音。这种声音，将冲破萨达姆、金正日们 的专制城墙，冲破西方左派们的嘲讽和封杀，在所有珍视自由、痛恨古拉 格的人们心中，获得反响和共鸣┅┅ 2003年10月28日于纽约 |
| 曹长青：主权在民的真正体现 2003-10-29 |
| 【《大纪元时报》洛杉矶记者袁玫专访】2003年10月7日，国际著名影星阿诺．史瓦辛格当选加州州长。这个史无前例的罢免选举，引起全世界嘱目。记者就其对自由民主民权所构成的意义，以及对极权国家的冲击等，电话专访了旅居纽约的独立时事评论员曹长青先生。这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人表示，加州州长改选是“主权在民”的真正体现，标美式民主模式已成为全世界潮流；共产国家无法遏阻自由之风在人民心中滋长，独裁专制必将受到冲击！
●加州改选之意义 曹长青表示，此次虽为美国50州中一个州州长选举，这两个月来不仅加州居民全程参予，更成为全球大新闻。欧洲主要大报如德国的《明镜周刊》、英国《泰晤士报》、法国《解放报》和《世界报》以及意大利的报纸等，皆长篇报导。《世界报》甚至说，莫札特已不再是全球最有名的奥地利人了。为何此事件会成为国际新闻？究其原因，一为著名影星的参选与当选，另外更重要的是，这是“主权在民”这种美式民主价值的再次体现。 美国有18个州，制定有不同的法律，允许选民通过联署方式可重选不尽责或政绩不佳的官员；美国联邦更有对出现犯罪行为（如水门事件）的总统进行弹劾的法律程式。加州法律规定只要有90万人签署即可重选州长，而戴维斯任内政绩不佳，加州财政赤字高达380亿美元，相当英国全年军费开支以及中共公布的大陆年度开支的两倍，因而导致加州民众强烈不满，结果连署要求重选者，多达一百多万。 反观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极权国家，不仅根本没有民主选举，那里的政府，还有御用的文人，还警告说，如果实行全民选举，就会出现社会动乱。但是，有3,500万人口的加州的选举却再次证明，当“人们的意愿得到表达，人民的选举权利得到实现，不仅不会有动乱，恰恰才会带来有真正、长期的稳定。” 加州以及西方国家的选举，真正体现了主权在民、选民决定一切的价值。人们通过选票，成为“自由人”，而不再是“政治奴隶”。在美国，有四年一届的总统、州长选举，六年一届的联邦参议员选举，二年一届的国会众议员选举。正是这些定期的选举，才保证权利在人民手里；而通过这些真正的民主选举，才有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 ●民主模式对大陆人民的启示 加州选举为代表的美式民主模式现已成为世界潮流。联合国193个成员国，2/3国家已实行了民主选举；美洲35国除共产古巴外，全部都选择了多党政治；欧洲44国都实行民选，成为民主的洲际大陆；非洲46个国家中42国亦加入民主选举行列；而拥有10亿人口的印度独立後也已举行13次全国大选，这足以成为同样众多人口的中国的样板；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在台海对岸，同是中国文化背景的台湾，也已实行了民主选举，明年三月的总统大选将是第三次全民直选。这种由人民决定领导者，而不是独裁者主宰一切的制度，正为包括中国大陆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一切热爱自由者所向往的。 史瓦辛格从未当过任何官员，20岁移民来美时不会英文，更无资产，其浓重乡音及令人难以念出的绕嘴名字，都曾遭人嘲笑；但他的经历是典型的移民成功故事，自强自力，自我奋斗，不仅进入好莱坞，还成为全球著名演员，具八亿美元身价，现在又当选上美国人口最多、最大州的州长。 这样的事情在当今中国完全无法想像，包括人口最多的四川省在内的整个中国的所有省市自治区，从无任何真正的民主选举。不仅党外无民主，即使连中共党内，也从无真正的选举。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换，全是由独裁者钦定。而且江泽民卸去了“国家主席”，但还垂帘听政，继续掌控大权；并还嫉妒胡锦涛获得声望。日前联合国举行伊拉克战争後新格局重大会议，中国只有外交部长李肇星出席，江泽民不让胡锦涛出席联大，怕压倒他当年在联大的风光；最近美国总统布什出访日本、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澳洲等亚洲六国，但此行却没有中国，因为江泽民不欢迎布什这个时候抵达北京访问，担心会出现胡锦涛以“国家主席”身份和美国总统对谈的场面，突出了胡锦涛。江泽民宁可牺牲中美加强关系的机会，也不让胡锦涛有和大国领袖“一起亮相”的可能。两项比较，非常明显：美国在一人一票全民直选，中国却还在玩这种肮脏的政治把戏。民主与专制，真是天壤之别！ ●为何香港才回归六年人民就发出愤怒之声 香港回归才六周年，就有50万人走上街头示威，《华尔街日报》社论说，任何城市有7％人口游行就是一件大事。为什麽香港人要怎麽做？究其原因，是因为香港要制定的23条立法，要剥夺人民的基本权利，一步步走向北京专制模式。23条立法像一条绳索，要把港人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等捆住，要把香港人变成像大陆人那样的政治奴隶。 香港特首董建华根本没经过人民的选举，是由北京一手任命的，因此他只对北京负责，不会对人民负责；他不代表民意，完全是个傀儡。他是香港的温家宝，根本不是香港的史瓦辛格。史瓦辛格当选後曾说，要作人民的州长，而不当官僚首长。加州和香港的领袖产生截然不同：一个来自人民的选择，一个来自独裁者的钦定。 这次加州重选州长对香港以及整个中国大陆都构成启示，“到底什麽样的制度才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权利。只有民主制度，选举的制度，人们通过选票，才使自己成为自由人。”这种自由的资讯，经由现代科技的传播正一丝一缕、润物细无声地吹入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觉醒，发出渴望自由的声音，这个民主的潮流是江泽民们无法阻挡的！ ●江泽民政权不公不义引发人民愤怒情绪 中共过去二十年开放改革，中国人的空间得到了一定的扩大，生活水平也得到相当的提高。但江泽民统治集团仍然控制所有政治权力，并利用经济的改变，来换取老百姓的沉默，和知识份子的顺从。但由於经济发展带来的空间扩大，人民了解到更多外部世界的真实，结果引起人民更大的不满，进而要求更大自由：“要求免於被随意逮捕的自由、免於恐惧的自由、免於因不同政见或修练法轮功等被送精神病院的自由”等等。江泽民政权的高压政策，只能激发人民更强烈的不满，这就是为什麽中国大陆民众自发性游行抗议示威的行动越来越来的原因之一。 目前中国大陆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江泽民统治集团可以荣华富贵，几乎高官都成了暴发户，美国一位参议员华裔助理说，原中共国家副主席王震之子王军的公司，和沙特阿拉伯做的一笔军火生意，他个人抽成（获得佣金）就高达几千万美元！但中国农村很多地区仍相当贫穷，很多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无法上学。中国的城乡差别比毛时代还严重。巨大的社会不公，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平等。不合理，更激发人民的愤怒情绪。 这种愤怒情绪还由於今天现代科技的出现而累积燃烧。虽然中共用“网络防火墙”、网络警察等手段来严密控制资讯，但渴望知道外部真实的中国民众，仍然通过各种手段来上网，通过西方媒体，尤其是通过是通过海外中国人办的各种网络和平面媒体，包括《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以及各种网络刊物等，来阅读、下载那些被江泽民们控制的消息。应该说今天的资讯网路，已成为摧毁大陆专制城墙、最终推倒共产主义长城的秘密武器，所有的城墙都终有一天会轰蹋成道路！ ● 香港民众选择自己的权利 对於香港民众日前对董建华的不满和批评声音，曹长青表示，以董建华的所作所为来看，即使按照中共的标准，他也是不中用的、没有效率、缺乏能力的。董建华想制定剥夺香港人基本权利的23条立法，意图和手段都是愚蠢、愚蛮的。曹长青认为，董建华属於那种笨蛋加坏蛋的“两蛋”人物，这种人绝不可能考虑香港人的根本利益，只能向他的中南海主子负责。 北京政府出於担心香港自由之风刮到内地，不想看到香港民众受到鼓舞，因而短期内不会撤换董建华，但换不换不是实质问题，因为换上了胡建华、温建华，都是换汤不换药，关键是香港人民要有选举权，只有采取加州模式，由民众直选，决定香港的领袖，选出自己的史瓦辛格，香港才会有未来的繁荣及长远稳定。 曹长青表示，香港人只要坚持争取权利，就可能有成效。因香港有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一是因为香港不是在北京的直接统治之下，共产党无法采取“天安门模式”，派坦克车到香港街头进行大屠杀。这就给了香港一定的空间，中共无法禁止几十万人上街，无法禁止媒体公开报导，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後，北京想通过与国际接轨，扮演一个大国形象，由此更不敢随意在香港制造“天安门屠杀”。二是香港和内地有很大的不同，香港在英国统治下，一直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自由等，他们对自由的感觉，就像是吃过糖知道是甜的一样，如果将自由剥夺，等於告诉他们糖是苦的，这是不可想像的，因为糖是甜的这种味觉是无法再改变的。而中国的老百姓一直生活在专制下，从来不知道糖的味道，不知道真正自由的滋味。 但香港仅仅才回归六年，就有50万人上街游行抗议，可想而知共产党的所谓“一国两制”是虚假、骗人的，北京的统治方式已破产到何种程度。 ●支援全球公审江泽民 曹长青对全球公审江泽民表示非常支持。他说，在江泽民独裁政权统治下，中国根本没有言论自由。虽然中国的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权利，但中国两千多家报纸都被政府控制，仍是党的喉舌。中国所有的报纸都姓“党”，叫“党报”；报社工作人员被称为“国家干部”。如果在加州《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被称为美国的“国家干部”，会让人觉得是说胡话、疯话。但在中国，编辑记者等仍属国家干部，列入政府编制，这种制度本身就决定了中国的报纸电视等媒体，根本没有自由和独立，而媒体不独立，报道就不可能客观和真实。 在中国大陆今天说审判江泽民，简直如同天方夜谭，因为人们连批评他的权利都被剥夺，所有的媒体和司法机构，都控制在专制者手里。因此，如果要控诉江泽民的罪行，只有在有言论自由的外部世界才有可能。虽然在法律上最後能进行到什麽程度还无法预测，但至少可以通过“全球审判江泽民”，发出获得自由了的中国人的道义之声，让大陆人民知道，江泽民等独裁者，不可能一手遮天，对他们的罪行，海外的华侨和留学生们正在采取行动，发出道义审判的声音，并利用西方国家的真正司法系统，追究江泽民的法律责任。即使是象徵性的，也可以表达出中国人良心未泯，道义仍存。而且这种道义的声音经过现代科技手段等传回中国大陆，将进一步激励、鼓舞在那里抗争的中国民众，让人们感到希望：在中国的土地上审判江泽民、结束共产专制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
| 提高了中国女性形象的宋美龄 2003-10-28 |
| 宋美龄以106岁高龄在纽约去世，成为海内外一条醒目的新闻。连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也分别发表了讣告式的专稿，美联社以第一时间发出的通稿，则被多家大报和电视台使用。
美联社的通稿，基本是相当肯定这位百岁老人，但上述美国两大报的专稿，却有褒有贬。其中《华盛顿邮报》对宋美龄的负面评价部份，主要引用罗斯福总统夫人的回忆录；而《纽约时报》的负面评价部份，则显得不那麽专业，引用的资料竟有来自野史类的《宋氏王朝》等书，包括什麽宋美龄以美貌勾引了美国高官等多处没有准确事实根据的野史。作为有盖棺定论意味的讣告专文，如此滥用道听途说的资料，实在令人为具有国际声誉的《纽约时报》汗颜。该报大概後来也发现了自己的严重非专业化失误，在没有通知读者的情况下，悄悄改动了10月24日已经发表的专文，今天读者可以在《纽约时报》网站上看到的文章，已经删掉了先前发表的许多资料不确切的内容。 连日来中外媒体对宋美龄的评价褒贬不一，当然是因为她纵贯三个世纪的、反映出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变迁的传奇经历。她的一生，客观地说在四个方面特别值得肯定，同时也有三点缺憾： 值得肯定的第一点是，她在西安事变中临危不乱，以相当的政治能力和智慧，促使这场危机和平解决，解救了她的丈夫——後来领导中国人抵抗日本侵略的领袖人才。 西安事变发生第二天，当时中国学界领袖之一的胡适就给张学良发去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中国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则撰写社论，发出中国知识界的呼声，直指张学良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就连史达林也认知蒋介石是领导中国抗日的领袖人才，当时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发表社论抨击张学良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美国记者斯诺在《红色中国散记》中引述宋庆龄的话说，这期间她“曾替史达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 除此之外，宋美龄对张学良的特殊制约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张学良在91岁高龄时对东北同乡祖炳民说：赵四小姐赵一荻（他夫人）对他最好，将一生都奉献给他，但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台北《中国时报》解读说，这个最爱的女人就是後来定居纽约的宋美龄。在1991年张学良如此高龄时还这样痴情，可想而知当年宋美龄亲临西安，对张学良最後同意释放蒋介石的特殊作用。（但这只是一个土匪头子的单相思，张学良来纽约，宋美龄都没见他，连对他去世都没说一个字。） 第二点是，宋美龄一直全力辅佐支持蒋介石抵抗日本侵略。中共官方媒体向来说，是西安事变促成蒋介石抗日。但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只是不想提前抗日，想尽量赢得时间，发展工业，建造军队；因为以当时中国那种农业社会现状，没有抵抗已初具现代化的日本的能力。具有远见的胡适也看到这一点，因而也强调尽量和日本周旋，以赢得准备时间。但由於张学良的鲁莽和愚蠢，发动西安事变，促使日本提前侵略中国，国人只得仓促应战，由於国力相差太悬殊，中国人损失极为惨重。 在中国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作为第一夫人，宋美龄全力支持丈夫领导抗日战争。她亲临前线，指挥运输弹药，为伤兵包扎伤口，鼓舞前线官兵士气；尤其是帮助建立了中国空军，并力邀陈纳德等美国飞行员，组成了空军“飞虎队”抗日。路透社当时曾拍摄有宋美龄身著军服、在前线的照片，给人巾国英雄的强烈印象。因而美国有褒有贬的两家大报的专稿，都非常肯定宋美龄坚定抗日的民族气节。1938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美国《时代》周刊把蒋介石和宋美龄评选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夫妇”。这是该刊迄今76年“年度风云人物”评选中唯一一对夫妇获选。 第三点是，宋美龄到美国国会成功地演讲，不仅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了援助，而且在美国重塑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的形象。1943年，宋美龄成为自英国女王之後，第二位受邀到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她以那次演讲征服了美国人。《纽约时报》的讣文说，当时“无数的美国人被她的热情、果断和美貌而著迷，因而为中国的抗日而捐款。她在国会的演讲如电击般影响了参众两院，为中国赢得了亿万美元的援助。” 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从文学、电影等艺术作品中，西方人了解的中国女性形象，就是裹小脚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即使善良，也多是无知的村妇（无论是当年赛珍珠笔下的欧兰们，还是今天张艺谋影片中的菊豆们）。而宋美龄以她受美国一流女子学院的教育、流利的英文、落落大方的举止言谈、果断坚定的抵抗侵略者的精神，一扫中国女性在西方的晦气形象，以一种有文化教养的、和西方人心理很接近的现代女性形象，横扫美国人心。无论中国曾经和今後有多少比宋美龄更优秀的女性，但如她一般一举拔高中国女性形象的机会和条件恐怕是空前绝後了。 第四点值得肯定的是，宋美龄一生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从没有动摇。1948年，在国共内战、共产党军队占上风之际，宋美龄再次临危受命，到美国游说，希望得到自由世界领袖的支持，来遏阻受史达林大量援助的中共军队。但她这次美国之行失败了，因为左派已在美国朝野占了上风。当时主导中国问题研究界的是费正清（还有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问题专家们）等对中共有浪漫情怀、敌视国民政府的「中国不通们」。在那些美国左派眼里，共产党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从今天美国左派们反对铲除萨达姆政权，就可看出当年他们对共产邪恶的知识几乎等於零）。当时《纽约时报》的社论曾劝告美国人不要对共产党将领导的中国持有偏见。一生正面评价共产党的费正清，直到北京“六四”屠杀，才感叹“中国是深不可测的，根本无法弄清”。 蒋介石夫妇和国民政府面对的是苏联直接援助和武装的中共军队，以及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的冷漠和疏远，他们要孤军抵抗共产主义，可想而知他们的悲愤。但宋美龄没有退却，她留在美国一年多进行游说，後来推动成立了支持中华民国的“美国百万人委员会”，该会主席、联邦参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有一名言：20世纪教给我们一件事：共产党永远是共产党；不能对它有幻想。 《纽约时报》的专稿说，回到台湾以後，蒋夫人也多次到美国游说，她表示，只要共产党存在，亚洲的安全就没有保证（这是至今仍没有改变的残酷现实）。在1950年的一次访美中，她表示，“无论你们是否帮助，我们都必须战斗，我们没有失败。”“她始终保持著对共产主义的绝不妥协的立场，呼吁国民党去‘拯救我们十亿大陆同胞。” 即使到了高龄，宋美龄仍头脑清楚，立场坚定。1982年，中共对台统战，由国民党元老廖仲凯之子、中共对台统战负责人廖承志出面，给台湾领导人写信。当时已85岁高龄的宋美龄则给这个廖承志“世侄”回信，义正辞严指出，如果当年廖仲恺是假信三民主义，潜伏国民党内，则“有亏忠贞”；如果是真正的孙中山总理信徒，则是“世侄有亏孝道”。宋美龄在信中痛斥中共暴政，并写道：“郭沫若宣称‘史达林是我爸爸’，实无耻之尤，足令人作三日呕。” 陈纳德的遗孀、共产党的说客陈香梅近日撰文说，当年她曾提出见宋美龄，转交宋庆龄的亲笔信，但遭到蒋夫人的拒绝。可见她对那位一向为中共说话，经常是北京座上宾、没有灵魂的女人的反感。 在台湾政局发生变化，很多国民党的将军、大老都开始以朝拜北京、谄媚中南海权力者为荣时，宋美龄始终保持了自己的晚节，没有因为她对台湾政局变化的不满，而接受中共的任何统战。据前中共铁道部长吕正操的秘书张友坤根据录像整理的文章“吕正操纽约秘晤张学良”，1991年6月4日傍晚，张学良被邀到纽约中共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的别墅，和吕正操密谈，准备以治疗眼疾为名回大陆。当时中共使馆外面是悼念六四遇难者的集会，而张学良则在里面和中共官员握手交欢，可见中共的统战几乎无孔不入；但对宋美龄，却从没有起过作用。 但纵览宋美龄的一生，她也有很多局限。首先是，她虽然很小就受到西方教育，但始终不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而从本质上，仍是一个蒋家王朝独裁专制的支持者。《纽约时报》曾引用她的话说，她只有长相是东方的。言外之意，她是西化的、亲美的。浅薄的美国记者在报道时，几乎都是强调她是基督徒、会说英文，喜欢西方生活方式等外在的东西，来强调她是西化的。但实际上宋美龄不仅长相是东方式的，她的思维，她的思想，仍基本是东方君王统治型的。罗斯福夫人曾在自传中说，宋美龄“可以美妙地谈民主，但她不懂得怎样生活在民主制度中。” 如果说蒋介石在中国大陆期间由於内忧外患，很难实行民主还有情可原的话，那麽到了台湾之後，蒋介石仍是实行王朝统治，死时还像皇帝那样，把权力传给了儿子，继续家天下。而在这个过程中，从没有看到宋美龄这位在西方民主国家受过教育、被认为“西化”的人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包括五十年代台湾主张多党选举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代表人物雷震被逮捕、判重刑，後来作家柏杨等入狱，更不要说大批民进党人士被关押、迫害等，宋美龄不仅从没有出来捍卫自由的价值，反而一直是蒋家统治的维护者。 其次，当台湾解除党禁、报禁，走向民主时，宋美龄却感到无法在台湾呆下去了，选择永久定居纽约。她不仅没有成为推动台湾走向民主、自由的革新力量，还成为阻止这一历史进程的守旧势力的代表之一。当然，以宋美龄的经历和在中国曾有过的地位，以她对国民党丢掉大陆的痛心疾首，以她80多高龄还有“光复大陆”之心，如果她能跨过这一步，那真是一个奇迹。 最後，宋美龄走了，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录等文字。徐志摩曾有诗句说，“挥一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现在蒋夫人是“不留下一片云彩”。如果她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没有权衡利害之心，真的对历史和真实负责，应该给後人留下点什麽，关於她的经历，她的人生思考，她作为中国近代历史重要见证人的所知所感，包括那可能永远成为历史之谜的西安事变真相等等。这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宋美龄走了，标著蒋家王朝的最後终结；同时也给一个罕见的中国女性的传奇经历，划上了一个句号。她没有留下“一片云彩”，却留下了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2003年10月28日於纽约(原载多维) |
| 大是大非面前没有灰色地带——董乐山为何不原谅董鼎山 2003-10-02 |
| 按照西方新闻界的一个不成文的默契，爲同一家报刊撰稿的专栏作者，一般不会公开撰文相互批评，尤其是在他们同是专栏作者的报刊上。虽然中文作者经常有不在乎任何规矩的做法，但我自己觉得有道理的，总是试图按西方规矩去做。但在西方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对西方媒体似并不太陌生的董鼎山先生，在《开放》9月号上，以读者来信的方式，指责我在“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水星”（《开放》8月号）一文中指出“西方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是中国文革式的做法。他认爲我的观点“非黑即白”是“文革陋习”。
什麽叫文革做法？首先，它最关键之处在於，只允许一种观点存在，而用行政手段剥夺别人回应、挑战的权利。今天董鼎山可以在任何报刊上发表挑战、抨击我的观点的文章，我没有任何行政权力，怎麽施行文革做法？ 其次，关於语言。文革语言的明显之处在於没有事实根据的大话、空话，侮辱、谩駡，和乱扣抽象帽子。但是，无论多麽恶劣的语言都并不可怕，只要允许被挑战的话。这就是爲什麽在西方文坛照样有相互非常刻薄的批评、指责，甚至谩駡，但没有人会以爲然，因爲谁都无法阻止别人的挑战。那些不以事实说话，而只有空话和谩駡的，只能自取其辱。 ●爲什麽左派恨美国 我来美国这十多年来，一直很注重自己语言的使用，尤其是在批评文章中，力求准确辛辣，但绝不用空话和谩駡。这主要还不是担心“文革语言”，而是因爲空话和谩駡没有力量。我已经不止一次见过董鼎山这种讲理讲不过别人，就给扣“文革”帽子的做法，但我不会反过来指责那些乱扣帽子的人才更“文革”，因爲我完全可以回应，让读者判断谁更有道理。 现在回到我的文章“右派来自火星，左派来自水星”。首先，西方左派（尤其是极左派）反美、反资本主义，这种结论根本不是我的发明，这在西方是常见的现象，常识般地爲人所知。关於这方面的讨论有太多的文章了，随便去Google就可以查到一大堆。近年更有畅销专著《爲什麽左派恨美国》（《Why the Left Hates America: Exposing the Lies That Have Obscured Our Nation's Greatness》by Dan Flynn），详细地介绍了这些“常识”。中东问题专家，《纽约时报》畅销榜作家派普斯（Daniel Pipes）曾在去年11月12日的《纽约邮报》发表题爲“仇恨美国的教授们”（Profs Who Hate America）的文章，点了以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爲首的几个左派大学教授的名字，指出他们是仇恨美国。 美国最坚定反对共産主义、最热烈推崇资本主义的著名哲学家、小说家安．蓝德（Ayn Rand）曾说，左派知识份子是爲虎作伥的“爪牙”。美国另一位著名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说得更彻底∶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难道他们这种“非黑即白”的、对西方左派的痛斥都是中国的“文革做法”吗？ ●做思想坦诚的知识人 自三、四十年代至整个冷战期间，西方左派同情、向往共産主义，反对以美国爲代表的资本主义，不仅不是奇事，而是知识界的普遍现象。在美国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董鼎山先生真的不知道这个事实吗？还是由於他本人多年来一直持左倾观点，所以对我强烈抨击西方左派的文章，无法不敏感？ 董鼎山先生指责说“非黑即白的态度要不得”。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从来就没有灰色地带！在恐怖主义和反击战之间“非黑即白”；在极权专制和民主体制之间“非黑即白”。作爲一个思想上坦诚（intellectually honest）的知识人，我从来不回避自己属於右翼，因爲我从来不想讨好所有人群。 而董鼎山先生有胆量承认他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吗？说自己不左、不右、不黑、不白的人，不是头脑不清楚，就是功利城府太深。爲《开放》撰稿的作者，大都在国内无法发出文章，而董鼎山先生则是极少数的可以在极权的中国仍有发表文章特权的作者之一，还有能上《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殊荣”。能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找到平衡点的人，自然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人。 尽管多年来我对董鼎山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发表的许多明显左倾（甚至亲共）观点，都持反对态度；尤其是由於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中国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的哥哥，而他们兄弟之间的对共産社会认识的巨大差异，曾多次令我欲撰文评论。但碍於同是《开放》专栏作者的原因，一直未提笔。现在董鼎山先生率先打破规矩，那我就不会客气。 ●骨灰不留在专制的土地上 在西方华裔中，类似董鼎山这种多年左倾、却从不反省的文人大有人在，但我认爲这里面董鼎山是最不可原谅的一个，就因爲他是董乐山的哥哥。在中国所有的翻译家中，董乐山是最令我敬佩和感动的，因爲他翻译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库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农场》和《奥威尔散文集》等这些深刻揭示极权社会黑暗的作品。只有对极权社会彻骨痛恨的人，才有可能用心血翻译这些作品。在他那一代中国知识人中，有翻译能力的大有人在，但明显地是，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作品价值的人屈指可数，否则怎麽这仅有的几本关於极权专制的书，竟然都是董乐山先生翻译的！ 董乐山先生能选择翻译这些作品，绝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出於他对极权社会的清晰的认识。生活在专制下的董乐山先生，在专制和自由的选择之间是非常“黑白分明”的。据国内作者的回忆文章，由於他的某篇文章无法通过审查，他曾宁可撤稿，也不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改变观点，他尊严地说“我不会写遵命文学！”一个多麽令人肃然起敬的宣言！在那个制度下！董乐山先生去世後，连骨灰都不留在专制独裁的土地上，让亲人带到美国；其对专制和自由的黑白真是太分明了！ ●自由人不能爲监狱辩护 相比之下，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董鼎山先生，却曾用许多文字在中共的报刊上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热嘲冷讽。在七、八十年代，董鼎山是少有的几个能在中共报刊上发表文章的海外华人作者，其观点多附合中共意识形态（当然，否则怎麽发得出来！）西方当然有许多可抨击之处，但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发表，其迎合中共宣传的意义一目了然。鼎山、乐山两兄弟不和，是董鼎山本人也承认的事实，而这种不和主要是在对中共的观点上。直到1997年，董乐山还指责董鼎山“爲中共讲话”。据2001年《开放》杂对董鼎山的采访，他表示由於董乐山至死都没有向哥哥说句道歉，所以他很伤心。当时读到这段文字，我很吃惊，怎麽应该是董乐山给董鼎山道歉？完全应该是董鼎山给董乐山道歉才对！ 在我上大学的年代，通向海外的窗口是极爲有限的，在那少得可怜的资讯中，董鼎山那些对西方社会的偏见文字就占了相当的份量，所以很扎眼。他的那些关於美国的介绍，基本没有超出中共意识形态的轨道，那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附合共産主义思维的麻醉剂。而董乐山的作品给人的是，啓迪灵魂、认清共産主义邪恶的清醒剂。1986年我在深圳第一次读到董乐山翻译的《一九八四》时，那种巨大的震憾至今难忘。当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爲“官僚化、极权化使世界变得黑暗”的书评，急切地希望更多的读者去看这部著作，该文最後一句话是∶“请君一读，定会感慨万千！” 近年来，董鼎山的文字有了一定的转变，对中共有了几分含蓄的批评，但他不仅从来没有反省过当年那些附合中共意识形态的文字，也没有改变其左倾观点。当然，那些观点从根本上是来自一个源头的。 其实，简单清楚地归纳一句话∶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功夫，抵消著董乐山用血和泪所做的努力。 （载《开放》2003年10月号） |
| 胡锦涛被江泽民欺负死了 2003-09-24 |
| 曼哈顿大塞车，因为联合国开大会，各国大官聚首，警笛开道，旌旗飘舞，一片礼宾轿车，一派权势风光。
23日，联合国好像特庄严，因为这一天世界的元首们聚会，听领袖们致词。重头戏自然是唯一超强的美国总统讲话，紧跟著就是自视“旧欧洲”盟主的法国总统希拉克表演，然後是德国总理施罗德，俄国总统普京，当然也少不了布什的小兄弟们——西班牙首相，意大利总理，以及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的日本首相小泉。在这个世界权力者的party中，明显少了一个要角，那就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 大国领袖都到齐了，为什麽中国的元首却没来？这是伊拉克战後首次联合国开会，要讨论全球反恐的世界新格局，北京怎麽会缺席？ 胡锦涛生病了？没有这种消息。胡锦涛出差了？也没有这类报道。胡锦涛在北京打磕睡，忘了这麽大的公事？好像还不至於。那麽胡锦涛为什麽没来纽约出席联大？熟悉中南海内情的朋友说，胡锦涛被江泽民按住了，不让他去美国，尤其不让他到联合国，怕他把人们对当年江泽民在联合国风光的记忆给盖住、冲掉了。 江泽民至於这麽小气嘛？看看胡锦涛当上国家主席之後的表现就知道了。 “胡主席”任何大事都不敢自己做主，更不敢胡来，整个一个伺候刁钻婆婆的小媳妇；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地在“江慈禧”面前当“胡光绪”。中国的历史好像VCR，可以倒带子，时光倒转到清末年，只不过今天“垂”的不是竹“帘”子，而是窃听器、上海帮、闭路电视了。 今年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的82岁大寿（熬到风烛残年也难得，可中国俗语说73和84是两个坎儿，过不去就命归黄泉，看来共产党只有两年活头了），在这之前外电争相恐後报道说，胡锦涛要发表“重要讲话”，可能有政治改革内容，中国的前景将“锦绣”，中南海要起“波涛”。可胡锦涛一讲话，世界媒体就呆得“结冰”了。人家讲的是从“Made by Jiang Zemin（江制造）”的复印机上copy出来的，唯一不同的是，就是没边没沿地加上了颂扬、谄媚“江核心” 的重点音符；比童养媳还孝顺，比溜需老婆婆还肉麻。懂行道的人说，这不是胡锦涛心坎的话，可他哪敢不这麽说；他胡主席顶戴花翎坐金銮殿，可大印在江佛爷手里呵。“胡接班人”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糊”了，像刘林胡赵般被废黜，要麽丢性命，要麽遭软禁。 今年8月1号，是解放军（实际应叫专制军）的76岁大寿，军头们自然要按惯例庆祝一番。然而这个所谓的“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冷冷清清，到会最大的官是国防部长曹刚川本人，然後是他手下的军头们。江泽民、胡锦涛，以及政治局全部常委，一个都没出席。可上一年的建军庆祝会，有“江主席”御驾亲临，後面跟著李鹏、朱熔基、李瑞环、胡锦涛等倾朝要员。“江皇上”酒过三巡之後，还去观看了大型音乐会《军魂颂》，“与驻京部队官兵欢聚一堂”，高兴得差点又给人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我的心永在”（江主席多想把“心”换成“权”字呵）。 为什麽这次的建军招待会“江主席”（人家还是军委主席呵）、“胡主席”和後面的一长串的“常委”（不是尾）怎麽都不来了？秘密就在江泽民的“小心眼”里。如果他和胡锦涛同时出席，就有一个排座位的问题，按胡主席的“国家元首” 和“党总书记”身份，胡都得排在江的前面（党指挥枪嘛）。垂帘的老人怎麽能咽下这口气，屈尊当“老二”！如果江不出席，那更让胡独领风骚，还可能给外界胡要掌军权的印象，更了不得了。可是如果不让胡来，只容江一个人风光，那岂不更让人看出他垂帘听政的真相。於是“江主席”急中生智，来个“同归於尽”，咱们谁也别参加，让那些军头们自将自军，自我“解放”吧。 但招待会上的军头们，并没轻松。去年建军节曹刚川致词，强调的是“党的绝对领导”和“正确的思想理论”；可这次曹刚川致词强调的是，全军学习“江泽民军事思想”，一切行动“听从江主席的指挥”；根本就没有“胡主席”的份儿；当然这一点都不新鲜，当年袁世凯一切行动听“老佛爷”的，哪儿有坐在金銮殿上的光绪的事儿呵。 胡锦涛当上国家主席後，只被江泽民“释放”一次，参加圣彼得堡的建城200年庆典，顺便去巴黎列席G8会议，只是“列席”，不是主角，江泽民才放心一点。而如果让胡锦涛来纽约，在联合国讲坛上面对191国领袖或代表发表演说，江泽民得“嫉毒”死。 本来就有人说上海男人心细（是好事），可像江泽民这样的上海老男人，大概就整个心胸和二间瓣都狭小了（可能需要做手术）。他给了胡锦涛头衔，却要按住他、捂住他、巫住他；腿下使拌子，手上使计子，心里玩把戏，让胡锦涛坐在国家主席的座位上“胡”思乱想，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可把貌相老实巴交的胡锦涛欺负死了。 瞅著这出21世纪“江胡游戏”，人们总算理解了，光绪37岁就驾崩了，而73岁的慈禧却硬是多挺了几小时。儿皇帝生生是被老佛爷欺负死了。念起这些史典国粹，只想说一句，“胡主席”保重！即使不能真、善，起码得“忍”，别让人家欺负“死”了。等你当上“老佛爷”的时候，赶快改革这个欺负死人的制度吧。 2003年9月24 日於纽约（载《观察》） |
| 左派法官在敲碎美国的根基 2003-09-23 |
| 美国的左派阵营主要有五大块：大学教授群体，主流新闻媒体，好莱坞，律师和法官，工会。其中法官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法官判案，起著对社会导向的作用。这就是为什麽上次佛州高院和这次旧金山联邦法庭干预选举，引起全国媒体的激烈争论。（最高法院最後裁决，不是干预选举，而是纠正佛州法院对选举的干预。）
「加州选州长，要重演上次总统大选纠纷」，不少媒体的大标题这样说；因为还没选，官司就打上法庭，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的三名左派法官上周裁决，不可按期（10月7日）选举，理由是有些投票机陈旧，不合格。 一时加州以至美国舆论哗然，有报纸评论说，这是左派法官为了帮助现任州长而做的拖延之计。戴维斯去年底就是用这些所谓「不合格」的机器「选」出来的，那个时候不提机器陈旧，现在要选掉他，就说机器不合格了，这明显是在玩政治，保护戴维斯不被呼声越来越高的共和党候选人施瓦辛格「终结」。 在舆论呼声下，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决定召集11名法官，重审这个案子，22日开庭辩论，C-Span电视现场直播，23日上午做出裁决，否决了3名左派法官的裁决，使加州选举能按期在两周後进行。 虽然原来的裁决被纠正，这三名法官的判案，也再次反映出美国司法界存在的严重问题，以左派法官占多数的法庭，在判案时往往依据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法律和常识；很多离奇的裁决，显示美国的法院越来越左倾。 去年7月，该庭三名法官的一项裁决就曾引起全美一场风波，因为他们判决学校的「忠诚誓词」（其中有「在上帝之下」这个短词）违宪。当时美国参议院以99对0票通过决议，谴责这项裁决（知名的右翼参院外委会主席赫姆斯因病无法投票，否则就是百分之百。後来这项裁决被该法庭多数法官否决）。而据美国CBS电视台报道，同是这个法庭，却裁决在公立学校宣讲伊斯兰教应受到保护。 《华尔街日报》昨日就此发表题为「第九巡回法庭」的社论说，「旧金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庭再次证明它是美国土地上最发疯的法庭。」他们的判案越来越离谱。例如，加州一个刑犯，为了生孩子，要求狱方把他的精子寄给他的妻子。狱方不同意提供这种服务，狱犯就告到法庭，结果这个法庭的三名法官竟裁决那个犯人胜诉。这简直像个电视脱口秀的笑料。（後来该庭多数法官重新审理纠正了这项裁决。）由於这个法院的裁决经常太离谱，在过去10年中，有约75％，即四分之三的裁决後来被美国最高法院纠正，其中三次是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做出的。 美国的这种左倾法官的离奇判案，不仅在加州，在全美范围也越来越多。像1992年美国著名的案子，当年79岁的老太太史特拉·利柏克（Stella Liebeck）因自己把刚买来的热咖啡不小心洒在腿上，竟起诉麦当劳店，说他们的咖啡热度太高，造成她皮肤烫伤；最後左派法官竟判她胜诉，裁决麦当劳店赔偿16万美元，惩罚金48万！ 後来美国有个团体用这个老太太的名字设立了「史特拉奖」（Stella Awards），每年评选美国最荒唐、离奇的案例。去年评出的有：俄亥俄州的律师沙夫尔在乘坐Delta飞机时，邻座恰好是个大胖子；他随後起诉这家航空公司，说他被迫和这个肥男人紧挨渡过2小时，如同强迫「结婚」，索赔9万5千美元。另一案是因多项重罪而服15年刑的犹他州犯人莱斯，声称他信仰「吸血教」（Druidic Vampire），要和女吸血教徒有性关系，并要求狱方必须提供血供他吸，否则就是剥夺他的宗教自由。 去年五月，《华尔街日报》还报道说，旧金山一个240磅的女性被健身俱乐部拒发教练证书，因为俱乐部有身材要求的规定。她到市人权委员会上诉，说「身体歧视」；当时旧金山还有一个案子在审理，是当地芭蕾舞团拒绝了一个女孩的申请，因她长得太矮，太男性化，不符合他们对女芭蕾舞演员身材的要求。结果，那个健身俱乐部怕输官司，和那个240磅的女性「庭外和解」，取消了对体重的要求。 看到这种案子，总是令人吃惊，因为健身俱乐部的教练如果是个大胖子，那谁还相信你这个俱乐部的健身效果呵；看那一身肥肉的「教练」在那气喘吁吁，你还健什麽身呢。如果是个矮胖子在台上费劲儿地跳芭蕾舞，那还不如去看日本相朴。《华尔街日报》当时对此发表社论说，如果这麽发展下去，那下次300磅的男人就可起诉麦当劳，说他们的肥胖是由於汉堡包的味道太好，他们没法拒绝造成的。胖女人也可以起诉好莱坞，说她得不到《漂亮女人》（Pretty Woman）中朱丽娅．罗伯茨那个角色。 这种「政治正确」的做法，在很多法庭越来越流行。例如，几个星期前《纽约时报》报道说，一家麦当劳的女员工因小时患病而脸部生理扭曲、落下严重残疾，因而她被雇用後，一直被安排在後台厨房工作。干了几年後，她提出应提拔她做经理，在遭到拒绝後，就上诉法庭，说是该店「歧视」残疾人。而麦当劳解释说，确实无法提拔她做经理，不仅因为她的能力不够，还因为如果她当了经理，就得去前台，那麽她的严重扭曲的脸部，会把来就餐的孩子们吓坏了，顾客会逃走。报上刊出了这位女士的脸部照片，确实挺吓人，比雨果《巴黎圣母院》中那个丑陋的敲钟人还令人恐怖。当然，这位女性是不幸的，麦当劳当年能雇用这个人，已经表现出相当的人道情怀；今天不提拔她做前台经理，是可以理解的，你总得有点常识，如果顾客都被吓跑了，那这个店还怎麽开下去。但「政治正确」的法庭，又是裁决麦当劳败诉，还要求速食店赔偿这个残疾人精神损失费。至於那个店是否还能开下去，左派法官则就根本不管了。 近年更有不少案例是控告烟草公司。香烟盒子上明明写了吸烟有害健康的警告，但这些烟民仍在吞云喷雾，等到患上肺癌等疾病之後，就状告烟草公司。在左派法官主导下的法庭，很多烟民都胜诉，烟草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又是被痛恨资本主义的左派们痛宰的对象，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个亿地赔偿，以至大的烟草公司，不得不开始逃离美国。 从上述那个告麦当劳店咖啡过热的老太太史特拉，到这些告烟草公司的烟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推到他人身上，利用美国左派法官的「政治正确」，敲诈商业公司和社会。《纽约时报》8月10日刊出一份纽约市卫生局对爱滋病人的调查结果，在一万名HIV感染者中， 40％承认上次「性活动」中没带保险套，30％说有两个性夥伴，34％承认有三个以上。而这些人却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没给爱滋病药物更多研究款，抱怨社会对他们照顾不够；他们不反省自己的滥交行为，却让别人承担後果，迫使纳税人出更多的钱，来支付他们巨额的医疗费等。 美国的左右派之间的一个重要分歧是，到底个人应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右翼保守派一向强调的是，个人自律，每个人要对自己负责，由每一个承担自我责任的个人，组成一个健康强大的社会和国家。而左派们则以个人自由的名义，鼓励甚至耸恿个人放纵，要求吸毒合法化等，颠覆很多人类的正向传统价值。而左派大学教授，还有伊朗和伊拉克都分不清的好莱坞，以及像CNN、《纽约时报》等左派旗舰媒体，则把这种个人放纵美化为「自由」，结果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像第九巡回法庭那样的左疯法官，通过他们离奇古怪的判案，政治越来越正确，道德越来越低下，结果等於是用法庭的小锤，一点一点地敲碎美国价值的根基。 2003年9月23日於纽约 |
| 亚裔跟著白人跑？ 2003-09-16 |
| 虽然旧金山的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三名激进左派法官）昨日以打孔投票机不合格为籍口，裁决推迟加州州长重选，但选情专家认为，美国最高法院会否决这个裁决，维持10月7日的州长重选。
各次民调显示，现任州长戴维斯下台已基本定局，下届州长将在共和党候选人施瓦辛格和民主党籍现任副州长巴斯塔曼蒂之间产生。这场对决，将直接影响加州的前途：能否平衡财政预算，制止非法移民，走出经济困境，使加州重新成为“黄金之州”。 如果是戴维斯的副手、现任副州长当选，加州变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民主党籍州长执政，基本是走左派的老路：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纵容非法移民。结果仍会是庞大财政赤字（现已高达380亿美元，相当中国全年军费开支的两倍），大企业纷纷外迁他州，非法移民大量涌入，犯罪率攀高，“黄金之州”更加失色。 如果是施瓦辛格当选，加州可能出现变化。上周末，施瓦辛格在加州圣地亚哥市府举行了政策说明会，C-Span电视现场直播。从他的政策阐述可明显看出，他是一个温和的保守派，其政见很像上届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即在经济议题上，持传统的共和党立场，主张小政府，大社会；降低税收，让老百姓手里有钱，扩大消费以活跃经济；削砍福利，减轻财政负担；把庞大的州政府缩水，削减人员和开支，平衡预算；控制非法移民涌入。在社会议题上，则比较开明，支持女性堕胎权利和同性恋者权益，保护合法移民利益，强调多元化和各族裔共存。 以前在电影上看到的施瓦辛格，印象是比较木讷，因为他多演动作片，总是寡言少语，仅说的几句英语台词，带有浓重的外国口音。但这次听他的政策说明会，则好像是另一个施瓦辛格，对各种复杂的经济、教育、环保等议题，都非常熟悉，应对如流，并表现出相当的自信和演讲能力（口音仍很重），还有一定的幽默感。例如当有观众问他，当选後怎样和加州参众两院都是多数党的民主党打交道时，施瓦辛格说，他知道怎麽对付，因为他太太就是一个民主党员（甘乃迪家族的人），他对付半辈子了，而且相当成功。在这之前的一次电视访谈上，当被问到怎麽对待民主党籍的妻子时，他幽默地回答：“结婚宣誓的时候说，今後两人无论面对困境和疾病，都要携手共渡今生。做民主党人是一种疾病，我必须应对、治疗。” 和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义大利後裔）相比，施瓦辛格更是一个移民成功的故事，他20岁时从奥地利移民美国，靠刻苦练身，连续四届蝉联全美业余健美赛第一名，并最後当上职业赛冠军；然後打入好莱坞，演出多部全球叫座电影。对於施瓦辛格来说，他的美国梦早已实现，论“名”，他比美国50个州长中的任何一个都更在全球知名；论“利”，《纽约时报》8月24日报道说，施瓦辛格拍一部电影，收入最少是二千万美元，他的个人资产在二亿美元以上。如果他当了州长，不仅收入巨减（州长年薪16万美元，不到他一部电影收入的1％），还要搅入复杂的党争之中。但施瓦辛格却要出来承担责任，他的竞选口号是“把权力还给人民”，要演出一场现实版的《终结者》，“终结”民主党州长，拯救加州。 加州州长的竞争，实质上是要在两种理念之间选择，是走共和党的理性、务实的充分市场经济道路，还是走左派的激情、浪漫的乌托邦幻想之途。这在怎样对待非法移民这个问题上更可以清楚地看出。 《纽约时报》2001年3月30日曾就洛杉矶人口刊出分布图，用红色表示西裔，灰色表示白人，黄色表示亚裔，结果洛杉矶市区几乎成了“山河一片红”，都被墨西哥人“占领”，西裔已达洛城人口的45％；白人已成少数族裔（31％），分散在太平洋沿岸的几个狭窄的海滩地带；占12％的亚裔除保住蒙特利公园这个小镇之外，绝大多数被挤到郊外的东南区域。 这些西裔中到底多少是非法移民，没人说得清。这次戴维斯州长签署法案，给予加州的非法移民驾驶执照，一下子就出来200万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但更是法治国家，如果允许、纵容非法移民大量涌入，不仅降低一个国家的整体国民素质，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经济问题以及社会犯罪。对非法移民，我自己就曾盲目左倾，为非法偷渡到美国的“金色冒险号”难民呼吁。1994年曾特地去宾州监狱采访那些被关押的非法移民，随後在《世界日报》发表了长篇报道呼吁声援他们。在左、右理念不清楚的时候，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首先自然左倾，因为只要有点文化，随之就产生脱离现实的乌托邦幻想；而那些同情“受苦受难大众”的高调，唱起来理直气壮，很占道德高地。 例如面对非法移民，左派的高调是：任何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都有获得食物和福利的权利，都有开车（获驾照）的权利。用抽象的权利，来掩盖合法和非法的法治问题，来回避如何操作的具体问题。因为面对数量庞大的非法移民，马上就有一个谁来出教育经费，谁来支付福利费用（两者加起来是天文数字）的问题。政府并不产生钱，结果只能嫁祸到中产阶级为主的纳税人头上，增加税收，榨取勤劳者的收入。结果税率过高，经济就会滞缓、丧失活力；政府开销太大，就会入不敷出，出现财政赤字。加州就是这麽一路走过来的，直至恶化成今天的困境。 施瓦辛格誓言，他如果当上州长，将会取消给非法移民驾照的议案，因为加州不能再鼓励偷渡，纵容非法移民大量涌入。他更强调说，戴维斯给200万非法移民驾照，连对这些人的背景调查、手模等都没做，完全不顾加州以至美国的安全（因美国没有全国身份证，驾照几乎起到身份证作用，开银行帐号、租房子，上飞机，只要有驾照，基本就行得通，还可换成其他州的驾照），为可能的恐怖份子开了绿灯。 这次加州重选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像两个族群的对弈：白人和亚裔为一方，西裔及黑人为一方。亚裔和白人联合，主要是理念比较接近，都主张家庭价值，重视子女教育，强调勤奋、刻苦、自律（discipline）、自我负责任的价值；而从《纽约时报》8月3日公布的民调，75％的西裔希望扩大政府规模，得到更多福利；而91％的黑人支持大政府、高福利的左翼民主党。当年克林顿和老布希竞选总统时，统计结果是，克林顿得到了除亚裔以外的其他全部少数族裔（西裔、黑人、犹太人等）的多数选票。也就是说，在全美这麽多少数族裔的情况下，只有亚裔在理念上更接近传统的美国白人；这与亚洲文化，以及近几十年来亚洲的经济腾飞都有内在的关联。 这种选择，表面上看，好像是亚裔跟著白人跑，实际上，是这两个族裔中，中产阶级数量较大，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而西裔和黑人，则穷人较多，犹太人中则知识份子占绝对压倒多数。穷人和知识份子永远是乌托邦幻想的最大支柱。从共产主义历史就可清楚看到，都是左派知识份子发动愚昧的穷人，以正义与平等的口号，造有产阶级的反，分有产阶级的财，革秩序的命。 多年来一直多倾向共和党的亚裔，上个星期在北加州成立了“亚裔支持施瓦辛格竞选委员会”，再次显示出亚裔的这种价值认同和选择。当地华人社区领袖认为，施瓦辛格是最佳人选，因他了解加州经济问题所在，因而他邀请了前国务卿舒尔茨、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等经济政策专家作为竞选班底；而且他也是移民背景，更能体会移民的处境，保护合法移民的利益。 8月10日《纽约时报》刊出的统计数字说，在施瓦辛格演过的电影中，有多达500人“死”在了这个硬汉手下。这次戴维斯等人会不会进入被他“终结”的名单，就看加州选民做怎样的选择了；从现在的选情来看，施瓦辛格可能再次成为“拯救者”。 2003年9月16日於纽约 |
| 西方左派是“为虎作伥的爪牙”—写在911事件两周年 2003-09-09 |
| 在911两周年前四天，布什总统发表全国讲话，在承认伊拉克战後重建并非易事的同时，用毫不妥协的词句表达了美国要继续反恐，并一定要打赢这场战争的决心。布什此时讲话，除了在911纪念日到来之际，重申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之外，明显是要回击近日来西方左派越来越提高分贝的对军事倒萨，以及战後伊拉克不稳定的抨击。
我一直纳闷，左派们怎麽有脸抨击布什政府在伊拉克表现不佳？正是由於他们一直在拖布什政府和美军的後腿，才导致这场以美国为首的反恐战争步履艰难。在阿富汗战争之前，左派们就喊，千万不能打，因为如果惹怒了恐怖份子们，一个拉登倒下了，就会有千百个拉登站起来。在塔利班被抹掉，千百个拉登的影子都不见的时候，左派们又开始转向反对伊拉克战争，在百般阻挠终於没有能够阻止70％以上美国民众支持的这场战争时候，左派又开始危言耸听，伊拉克将成为第二个越南；当美军开战顺利，迅速逼近巴格达之际，左派又开始渲染萨达姆的精锐共和国卫队，将使美军进入血肉模糊的巷战。 当事实一切都和他们的预言（对有些人来说，甚至是期盼）相反的情况下，他们又开始转向美国至今没有找到大众毁灭武器。可是他们为什麽看不到已被发现的20个“万人坑”呢？（人权组织说这种万人坑约有90个，30万人在萨达姆统治时“失踪”）他们为什麽看不到2,400万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这个事实呢？我一直刻意留心左派们对这两个事实的反应，果然不出意料，左派们对此的感觉就像没有发生一样。如果是在七、八年前的话，我会非常吃惊，因为左派们不是显得最关心第三世界的人权状况吗？他们不是好像最悲天悯人，成天为穷人、为弱者、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群呐喊吗？那麽面对两千多万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下被解放出来这个事实，他们怎麽一点高兴的神态也不流露，一点也不为自由世界的又一个胜利而欢呼呢？ 但今天我对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吃惊，因为只要认真观察西方左派的各种表现，就会发现，他们的伪善是一目了然的。比如，北韩人民今天处於物质上极端贫乏、精神上全被洗脑成比中国的文革时期更可怕的植物人状态；但总是表现出最同情专制下被迫害的人民的左派们关心北韩吗？设想，如果美国由於北韩拥有核武器而想对它开战，美国敢打吗？谁进白宫都不敢，不是被邪恶的北韩政权和他们的核武器吓住了，而是被最义正辞严、占据道德高地的西方左派们捆住了手脚。 伊拉克战争开始後，我实在有些妒嫉：伊拉克人民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借美国反恐之光，摆脱暴政，将成为民主国家。如果把伊拉克作为根据地之一的恐怖主义不惹到美国头上，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伊拉克人民再被奴役半个世纪，也不会有人采取真正的解救行动；就会像中国、北韩、古巴一样，上百万、上千万、上亿万的民众，就等一个独裁者（他的儿子或他指名的继承者）的死亡。一个多麽令人悲愤的现实！如果北韩也能借美国的反恐之风，推翻金正日的暴政，成为民主国家，那对北韩人民来说，是多麽大的幸运呵。但美国和欧洲的左派们能让美国对北韩独裁者动一指头吗？那些在暴政下挣扎的北韩人民怎麽就不出现在他们的视线里面呢？ 今天西方左派对反恐战争的阻挠，丝毫也不新奇，他们完全是在步越战的後尘。在越战的时候，左派知识份子就竭尽全力阻止美军行动，他们一直拖美国的後腿不让打，战後又迫不及待地喊：你打输了。一场不被允许打的仗怎麽能赢？左派们对邪恶的姑息，从来都大於他们对那些被邪恶碾碎的生命的同情。 20年代来自前苏联的最坚定反对共产主义、最热烈推崇资本主义的美国伟大的哲学家（客观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小说家安．蓝德（Ayn Rand）曾写道，“从道德意义上说，邪恶和对邪恶的姑息，到底哪个更糟糕？我倾向认为对邪恶的姑息更糟糕；因为那种胆怯的回避，使人们没法指出邪恶、回应邪恶、挑战邪恶。对邪恶的姑息才使邪恶成为可能。”她甚至斥左派知识份子是“为虎作伥的爪牙”（这个词很难听，原文是jackals，《新英汉词典》译为：走狗、爪牙、狗腿子）。 蓝德的痛斥过重了吗？一点都没有。正像今天左派对美国尚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大众毁灭武器、对伊拉克战後重建不顺利等颇为得意的劲头一样，当年左派们对美国越战的失败则到了幸灾乐祸的程度。蓝德写道：“按照常理，战後都有一个并不可人的阶段：赢者洋洋得意；输者则痛苦或推卸责任。但我不知道，战後美国知识份子所表现出的景观是否有历史先例：对美国‘战败’、美国‘软弱’的洋洋得意，对美国‘罪责’的追究，对敌人的赞美，对美国的侮辱和谴责等等的大爆发——就像一场往美国脸上吐唾沫的狂欢。” 左派们为什麽会为美国的失败而高兴？因为美国失败了，才证明了他们反战的正确；才维护了他们心中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所以，越了解越战期间美国和欧洲左派合演的闹剧，越能理解今天这一气势低了很多却永不会剧终的“续集”。在伊拉克战後并不顺利的现状下，这些“续集们”自然会加大美国在一个穆斯林国家建立民主制度的难度。 旅美义大利记者、作家法拉奇在她的《愤怒、自豪和怀疑》长文中就曾对战後伊拉克的走向，表现出深深的怀疑，她以自己在中东实地生活、采访的亲身经历，强烈感觉到，在伊斯兰原教旨意识形态严重的中东地区，建立起一个民主国家会遇到多麽大的阻力；在伊拉克尤其要面对曾被萨达姆镇压，却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他们一直期待著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穆斯林政权。这的确是一个严酷的事实。 但即使没有什叶派，美国在伊拉克建立民主体制也不无艰难；且不说穆斯林的中东国家，和基督教的美国之间的巨大鸿沟，即使同样在基督教的西方国家，二战後美国也是花费了巨大代价来建立和维持民主体制。在德国和义大利的残馀纳粹份子、在日本不甘失败的军国主义份子，都曾经以武力攻击占领当地的美军。美国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才平稳了局势，建立起初具规模的民主政府。 法拉奇在上述文章中也指出，当年意大利人民对美军热烈欢迎并充满感激。但她只说对了一部份事实。没错，普通百姓是欢迎美国的，但知识份子不是。据美国两位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的代表人物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和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的回忆，战後的欧洲知识界一片反美浪潮。他们两位都在战後的五十年代初期去了欧洲，并分别学习、工作多年，目睹了欧洲知识界的反美景观。以常识判断，美国在二战中以巨大的牺牲从纳粹铁蹄下解救了欧洲，并一直在欧洲驻军，保住了西欧没进入另一个残酷的共产主义红色魔掌，欧洲一定是十分感激美国的。而事实恰恰相反。连对解放了自己的美国，欧洲左派都要反，对解放别人，就更注定要反个没完了。 越战美国由於左派而输给了越南。今天的反恐战争是一场比越战更艰难的战争，但不同的是，越战不直接影响美国的利益，而这场战争不仅和美国的直接利益有关，甚至关系到美国人民的生死存亡。所以，无论国内和欧洲的左派们这次怎样阻挠，美国都会把这场仗打到底，而且胜利必须是唯一的结局！ 2003年9月9日於纽约 |
| 加州是美国灾难的开始？ 2003-09-02 |
| 我对加利福尼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15年前来美国，第一站是加州，在洛杉矶入境；1989年6月又在洛杉矶创办了《新闻自由导报》。几个星期前，重返洛城参加一个会议，在朋友聚会中，大家兴奋地回忆当年的情景，并不约而同地谈起洛杉矶的前途，预测10月7日将投票的加州州长“重选”。
美国有50个州之多，联邦、各州、市镇及议员选举等，可谓多如牛毛，为何加州的州长改选却成了全美、以至世界性的新闻？ 一是因为报名参选者中有好莱坞影星阿诺．施瓦辛格，加州可能重演1966年里根（总统）从影星当上州长的历史。阿诺因演过很多国际叫座的电影，有全球性的知名度，因而被媒体格外关注以至炒作； 二是因为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下，罕见有州长当选后又被罢免改选之事，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中，只有一位州长和一位总统被罢免或弹劾。对于新闻界来说，这是一件“人咬狗”式的有新闻价值的不寻常事件； 三是因为，加州是美国国防、航空、汽车和电视工业的重地，加州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准曾为全美之最，因而被称为“黄金之州”。现在则因非法移民（主要是墨西哥人）大量涌入，执政的左派民主党州府长期实行福利社会主义政策，结果使加州几乎成了“破落之州”，大企业纷纷迁走，中产阶级的白人也大量搬到邻州内华达；犯罪率增高，失业率飙升，税率和福利则几乎在比赛增长，结果今年的财政赤字已高达380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英国全年军费开支），加州成了难以管理、无法操作之州。美国右翼政治家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说加州正在“第三世界化”；也有人说加州已成为美国土地上“法国”，并预测它是美国灾难的开始。 各种数据显示，上面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加州的危机确实在全美有一定的代表性。近年大量西裔涌入美国，正在改变美国的人口结构和政治人文景观。据最新的统计数字，原来黑人是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占人口的12％，而西裔则后来居上，在过去十年中，人口增加了58％，达到3,530万人，目前占美国人口的13％，超过黑人成了最大的少数族裔（第三的亚裔占4.2％）。不断有报道说，那些墨西哥孕妇，到了快分娩的月份，就挺着大肚子非法跨过边境线，进入美国生孩子，成了“美国人的妈”，不仅分娩等费用由美国当地政府负担，还可领取各种福利。在洛杉矶“克莱蒙研究所”作研究员的一位朋友说，那些领取福利的，只要有三个孩子，每月就可从政府拿到1400多美元补助，可以一直不用工作了。而这些钱，都是中产阶级的纳税钱。 加州在过去十多年中，一直是左翼民主党的天下，不仅该州的参众两院都是民主党主控，而且加州的州长、州务卿、检察长等主要职务，都被左派人士获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西裔移民，再加上当地的黑人，绝大多数投了民主党的票。他们不仅支持向中产阶级和富人多收税，还要求更多的政府救济，更多的福利，要把勤奋者辛苦赚来的钱，更多地“抢”到他们手里。 仅以洛杉矶市为例，据《纽约时报》2001年3月30日的长篇报道﹕“人口普查显示白人在加州已成少数”，截止2000年底，西裔已占洛杉矶人口的45％（而1950年时仅占5％），白人占31％，亚裔占12％，黑人占9％。白人不仅降到不足三分之一，即使白人和亚裔两项加起来（43％），也不敌西裔和黑人连手的54％。 为什么说西裔人口增加会改变加州以至将来全美国的政治和人文景观？因为西裔更加倾向养懒汉的大政府、高福利政策，从而成为左派民主党的主要票源。今年8月3日《纽约时报》公布的一项该报和CBS电视台联合进行的全美范围的民调数字显示，在被问到“你是倾向小政府，还是提供更多服务的大政府”时，非西裔的美国人中有52％倾向“小政府”（主张大政府的占35％），但“西裔”中倾向小政府的只有16％，主张大政府，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服务和福利的则多达75％！同样的调查显示，全美非西裔中支持民主党的占48％，而在西裔中占60％。由于希望得到更多福利，享受、贪占勤奋者的财富，多数西裔就支持热衷福利社会主义的民主党；而左派获得西裔的选票上台后，更扩大福利，增加对中产阶级和富人的税收，于是这种恶性循环把黄金之州一步步拖向灾难；而且不无可能把美国也同样一点点蚕食掉，成为经济恶化、懒惰成性的“法国第二”。 加州的另一个癌症是黑人问题，当然现在这也是整个美国的问题之一。黑人更是倾向福利，好像他们只要生在美国，别人就都欠他的，凭他的肤色，别人就得养活他们。而且在左派主导主流媒体、“政治正确”风行的美国，黑人几乎成了大爷，谁也批评不得。左翼文人（新闻界和好莱坞）、左倾的民主党在背后给黑人撑腰，而他们则把选票几乎都给了民主党（91％的黑人投民主党的票）。而民主党则用照顾黑人的“种族配额制（Affirmative Action）来实行“劣胜优败”的反常制度，不仅白人，连亚裔，也成了这个“特殊照顾黑人制度”的牺牲品。 虽然黑人得到特殊照顾，但在这个族群里仍有明显的“两低三高”现象﹕求学率低（不重视子女教育）、储蓄率低；犯罪率高、失业率高，领取福利的人多。为什么会如此？连本身是黑人的学者、“Tuskegee研究所”主任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也指出，这是因为黑人和亚裔及白人的不同文化造成的。据纽约“大学入学考试委员会”（CEEB）1999年公布的统计，亚裔和白人的穷人家庭（年收入低于2万美元）的孩子，考学成绩（SAT）比黑人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6万美元之上）的子女还要高。 为什么黑人的孩子学习成绩普遍不如亚裔和白人子弟？印度裔美国作家德索扎（Dinesh D’Souza）在他那本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的《美国伟大在哪里》（What’s so Great about America）中说，主要原因是黑人单亲母亲太多，这种家庭结构导致黑人孩子得不到通常来自父母的家教。该书引述的数字是，在亚裔中，婚外生的孩子不到5％，而在黑人中，却高达70％！福克斯电视台“欧莱利的事实”节目8月29日引述的数字是，在当今美国15到25岁的黑人女子中，未婚生了孩子的高达75％！ 但这样的事实黑人知识精英不愿提及，别人提到，他们就把这归罪于美国有过黑奴制度，黑人受歧视、贫穷等；反正一切都是别人的错。但据上述德索扎书中的数字，在1900年之前的黑奴时代，黑人的婚外生育率才是20％；1900到1965年，增加到25％；而从1965年到今天，经过左派民主党总统约翰逊的“大社会”、平权法案（种族配额制）、名目繁多的福利等，黑人的婚外生育率激增到几乎随便问个黑人孩子，都是婚外生的地步。而在过去40多年中，黑人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都有显著提高。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03年版黑人统计年鉴》中的数字，从1960年到2001年，黑人家庭收入从平均二万增加到三万美元；贫穷率从40％降到21％；专业人士达到12％（和黑人在美国人口中比例正好相同）。 上述事实证明，黑人婚外生育问题根本不是贫穷、歧视等理由可以解释的。但很多黑人领袖不仅拒绝正视这个问题，还利用这个来煽动族裔对立。像前天因在耶鲁大学支持工人罢工，妨碍交通被逮捕的黑人牧师、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加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就是一个典型。我多次在电视上听到他把黑人问题推到白人和美国制度身上，而从来不正视黑人自身的问题；他更到处演讲煽动黑人仇恨白人、族裔对立。 曾写过五本关于里根总统传记的美国历史学家坎农（Lou Cannon）8月24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怜悯胜选者”（Pity the Winner）一文说，加州的预算之大，相当于五个国家总和，但今天在华尔街的眼里，它的价值已降到不如一个密西西比。现在不管是倾向共和党的阿诺．施瓦辛格最后当上州长，还是民主党候选人、西裔的现任副州长获胜，加州都是一个几乎不可收拾的烂摊子，哪个“继任州长”最后都得焦头烂额，“像现在的戴维斯州长一样不受人们欢迎”。现在的问题已不是加州能否恢复“黄金之州”，而是加州出现的危机，会不会四处蔓延，成为美国灾难的开始…… 2003年9月2日于纽约 |
| 光著屁股反对资本主义 2003-08-26 |
| 一场大停电，使美国损失了300个亿。虽然事故原因还没完全查清，但在事发当天，前美国能源部长，现墨西哥州州长理查森就指出，这是因为美国的高压电线网陈旧所致，用他的话说，“美国这个21世纪的超级强国，用的还是第三世界般的电力网。”
美国为什麽不更新电力网？据专家评估，所需资金只是500亿美元，这并不是大数字，美国目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驻军的开支，一年就要600亿美元。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教授（Vernon L. Smith）8月10日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美国目前电力出现的问题，在根本上，不是设备陈旧的问题，而是观念陈旧的问题，即应该取消政府对电力的控制，取消对供电量和电费的控制。只有让价格放开，才会形成电力市场，才会有投资和竞争，设备是否更新，是由商家在市场竞争中根据电力价格、盈利前景决定的。 但史密斯的“放开市场”实行起来很难，因为更新电网，一直受到“环保组织”的激烈反对，他们煽动民众，以保护环境为由，根本不让在社区附近架设新的高压电力架；或通过各种诉讼拖延、杯葛电力工程。而美国又不能像中国那样，用行政手段下道命令强行拆迁。 环保组织杯葛电力开发的理由是，更新电力网是资本家为了扩大利润的贪婪行为，增加电力就是破坏大自然。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让人们少用电，少开车，甚至根本不用电，退回到秉烛、徒步的原始时代。 今天，人类早已进入了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机，以及更重要的电脑的时代，怎麽可能让人们不用电呢？在纽约炎热的夏天，你不让人们打开空调，在汗流浃背中，认可像当前酷璁的法国那样两个月热死一万人，也要保护“大自然”，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在资本主义世界，有消费就应该有供应，由此构成市场经济。资本家想扩大利润，只要不违反法律，毫无过错，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根据人的这种“为自己”或者说“自私”的本性来设计的。你主观为自己，结果为了利润和发财，客观上为了别人，因为你提供了发明，创造了商品，服务了大众。 无论是这次大停电，还是美国目前的汽油涨价，以及每年都发生的森林大火，都和“环保组织”的杯葛有直接的关系。环保组织的保护“大自然”只是表像，实质上是反对开发，反对市场，反对资本主义。他们的理想是社会主义国家那种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政府干预和计划经济，热衷的是共产主义那种“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的意识形态。 “环保组织”为什麽能左右美国的能源政策？因为他们只是冰山一角，下面的大底座是美国两大党之一的民主党，环保组织只是这个信仰大政府、国家化的左派政党的触角而已。2000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戈尔曾就“环保”写过专著，说21世纪人类最主要的挑战是环境保护。在这位政治家眼里，什麽恐怖组织、伊斯兰原教旨运动，什麽非洲的饥荒，亚洲的专制，中东的黑暗，都无足轻重，只有保护大自然是头等大事。 由於迫感能源问题对美国的牵制，布希总统2001年向国会提出能源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电力更新等），结果被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否决。而在这个方案中，最令环保组织和民主党恼火的是，布希总统提出要开发阿拉斯加州海岸的石油，以解决美国石油短缺、油价过高问题。而环保组织和民主党们，坚决不同意开采新的油田。他们的解决方案是，要人们少开车，或多人坐一辆车。在美国这种快节奏和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怎麽可能让多人合坐一部车，或少开车？这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据2002年4月21日《纽约时报》的数字，美国有二亿二千万车辆，2001年行驶了近二点七万亿英哩。真正的解决方案不是限制人们开车的乐趣、旅行的自由、个人拥有汽车的隐私环境，而是提供更充足、更便宜的汽油。 美国每天消费一千九百万桶石油，其中54％要靠进口。世界上主要的12个产油国家（伊朗、伊拉克、利比亚、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组成“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利用他们的天然资源，拉帮结夥，哄抬油价，曾两次石油禁运，严重损害了全球经济。最近两个星期，全美油费飞涨，纽约的汽油已升到一块八美元一加仑，因为国际市场的原油涨到30多美元一桶。而沙特．阿拉伯开采一桶石油的成本才是2美元，转手赚了28块。不仅美国（25％进口石油来自中东），包括中国（五分之三进口石油来自中东）在内的所有致力经济发展、需要石油的国家，都深受这些哄抬油价的阿拉伯国家之害。 美国的石油蕴藏量占全球的3％。而同样这个蕴藏量的加拿大，去年头十个月向美国出口了五亿八千一百万桶原油，成为美国的第一大石油供应国。但美国在环保组织和民主党的杯葛下，根本无法开采本国的新油田，更别说出口。把美国的石油留给後代是环保组织最美丽动听的说辞。但是，随著科技的迅速发展，将来的人类很有可能根本就不需要石油。正如今天人们已经很少使用煤炭一样，如果上个世纪的人们为了环保和未来而让人们挨冻、不用煤，岂不是荒唐。 美国每年都发生的森林大火也是这样，环保组织以“保护大自然”为由根本不让伐树。由於森林密度太高，导致每到春天就起火，大量林区被毁。据《华尔街日报》2002年8月23日社论“火中的政治”，仅俄勒冈州的一场山火，就烧毁了49万英亩，相当於三分之二的罗德岛被毁。而在去年头七个月，整个美国就有600万英亩的森林被山火烧掉，2000房屋被毁，20名救火人员丧生，直接经济损失达15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感叹地说，这些大火，再次照出了“绿色组织”的极端性，“这些绿色激进者们（green radicals）把自然的原始风景看得高於人的生命和常识（common sense）”。 环保组织不让开采森林，不让使用木材，要求必须使用回收的纸张。但据专家的研究，那些用回收的废纸再造的超级商场用的纸袋等，由於要用大量化学物质来灭菌，含毒量远大於用新鲜原始木材制造的纸张。而且用回收旧纸、经过化学处理再制作的产品，比用原始木材制造的成本高很多。但环保主义者既不管今天人们的健康，更从来不算经济账。那些反市场者根本就不想了解经济。 曾以《多疑的环保者》专著批评“环保者”夸大了环境危机的丹麦学者比尤恩．隆伯格（Bjorn Lomborg）在2002年8月26日《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环保者错了”一文指出，“绿色组织”对环境污染总是夸大其词，例如说鸟类和动物等将有20-50％绝种，就是危言耸听，因为事实上，在未来50年中只会有0.7％绝种。隆伯格说，如果欧洲国家按《京都协议书》标准做的话，每年将花销1500到3500亿美元（而全球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才500亿美元），而用一年环保的钱就可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所有穷人获得清洁饮水，每年可挽救200万条生命，帮助5亿人避免传染严重的疾病。 但“环保组织”以占据道德高地自居，似乎谁也批评不得。隆伯格的书一出版，立即受到欧美左派们的围剿批判。而荷兰54岁的政治新星富图恩教授只是因为在竞选中表示，如果他当选，将解除禁止动物皮毛工厂的规定，结果去年就被一个“环保份子”在停车场枪杀了。那个开枪的人，说他非常爱动物，连蚂蚁都要保护，不能踩死；可他却开枪杀死大活人。 还有些不动枪的女性环保者，乾脆动用自己的肉体，脱得个精光，表示她们宁可赤身裸体，也不穿用动物皮毛做的大衣。她们在美国脱，在欧洲脱，最近更脱到了天安门广场。而那些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用裸体摆出抗议全球化标语的左疯们，则以保护环境为由，反对工业国家到第三世界贫国投资办厂，理由之一是破坏那些地方的自然风光。而那些穷国的人们有的一天收入不足一美元，连饭都要吃不上，他们就根本不管了。这些环保者，什麽动物都“保”，就是不“保”人；但却宣称他们最有“善心”，连看到一苹老鼠死了，都要痛苦地晕过去。他们在西方的富足生活中（很多是领取政府福利的）自己光著屁股反对资本主义，还不让第三世界的穷人穿上裤子。 没有人不要未来，也没有人宣称要无视环境；但历史早已证明，人类有能力适应、挑战和征服不断变换的自然环境；而只有发展经济，增加财富，才更有能力保护环境。今天在被环保者指责、痛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恰恰人们的生存环境，远比那些第三世界国家要好。而那些走火入魔的环保者们觉得自己可以扮演上帝，预测未来，在让人们“为了未来而牺牲现在”的同时，蔑视未来人类掌握自己命运的智慧。他们推崇的是计划经济、集体主义；反对物质生活，反对消费和享受，反对自由市场，反对资本主义，最根本点是反对人们拥有的个人自由。今天人们庆幸的是，那些极端者们没有获得政治权力，否则人们得一起裸体，退回到原始社会，点蜡烛，打算盘，赶牛车，用马拉松传递资讯，每一天都是纽约式的大停电，活在黑暗之中。 2003年8月26日於纽约 |
| 我的老师们 2003-08-20 |
| “我妈妈去世了”，电话里新天哽噎的声音把我惊呆了，这怎麽可能呢？几个月前我们还通电话，一切都好好的。杜新天的父母杜圣修和李雁波是我的大学老师，我对他们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自毕业离开黑龙江大学，已经有20多年没有见过他们了，去年底，他们夫妇到多伦多探亲，因为他们的女儿新天移民到了加拿大。我们通过网络联系上，通了多次电话。本来计划夏天去看望他们，但他们三月底突然决定回国，因为李老师感到身体不适，谁想到刚回哈尔滨不到两个月，就因病过世，年仅63岁。
他们夫妇结婚40年，感情非常笃厚，可想而知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对杜老师的打击。我几次打去电话安慰他，他在电话那端只是喃喃地，“这简直是没有家了”，那份刻骨铭心的痛苦，在电话里都能清楚地感觉到。他对这个“事实”不能接受，难以忍受，无法承受，已经去看了两次心理医生；同时感冒、肺炎发作，前列线炎加重。而他才64岁。 杜圣修夫妇都是黑龙江大学的教授，他们的状况使我不期然地想到中国这一代知识份子，他们中间英年早逝的太多、太多了。曾看过一篇关於著名数学家张广厚早逝的报告文学，其中提到，据对中国两万多中高级知识份子的死亡统计，他们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近10年，死亡平均年龄是58点2岁，而全国人均寿命是68岁。在两万多名已故中高级知识份子中，死於中年（40到60岁）的高达61.42％。而副教授的死亡年龄平均不到60岁，讲师更低，平均49岁。这真是令人恐惧的数字，中国的知识人在那个“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压榨、盘剥制度下，付出了多麽巨大的牺牲。 ●疯狂的年代，人和羊更能沟通 常言道，人老了就开始怀旧，我还没觉得自己老，但已开始经常念叨往事。李老师的突然去世，使我蓦然伤感，联想起了许多令我至今难忘、并深深感激的老师们。 虽然我从小就挺努力，想做出点什麽成绩；但很遗憾，我既没出生在高知家庭，又没成长在条件好一些的首都或大城市，而是一直在中国最北部、最边远的小城镇拼命地东找一本书，西寻一点信息。成长过程中那绝不亚於身体饥饿的精神饥饿，至今想来都感觉切肤之痛。 但幸运的是，我总是能遇到好的老师。几个星期前从网上看到黑龙江省北安市和平小学校舍塌方的消息，情绪波动了好久，因为那正是我念小学的地方。在那个学校，有一位最早对我非常好的当时50多岁的女老师那毅。令我一直难忘和感激的是，她不仅对我的学业关照倍至，而且多次跟我母亲夸奖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对一个念小学的孩子来说，老师如此这般的赞赏，尤其是在他的母亲面前，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自尊心，更成为他必须刻苦努力的巨大动力。 尽管那毅老师对学生们的慈爱、关照和耐心，超过了许多孩子们的父母，但她一直都无法评上模范教师，更入不了党，就因为她丈夫曾在国民党时代做过北安的广播站长。文革时，他们夫妇都被揪到街上批斗。我曾在那毅老师家见到过她的所谓“国民党丈夫”，一个说话不多，但开口就给人很有学问感觉的老先生。在他们狭小孤寂的庭院中，总栓著一苹流露著忧郁眼神的羊。曾在关於储安平的传记文章中读到，储安平挨整之後，闭门在家，连老友梁漱溟去探望都不愿开门，只与一苹羊作伴。看来那些有点自己独立思想的人，在那个疯狂的人性失落的年代，和羊等动物或许更能沟通。 ●困在一间房里的中学老师 上中学的时候，我又遇到两位好老师。巴庆瑞和他的妻子孙彩莲都是我的老师，一个教数学，一个教语文。而我正好又曾当过这两门课的课代表，所以和两位老师的关系比较密切。在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後，我已经毕业多年，正手忙脚乱地准备复习功课考学之际，却不幸得了急性黄疸性肝炎，被锁进传染病房。为了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上学机会，晚上通融了护士，脱下患者服，溜出医院，跑到巴老师的家里补习数学。他不仅毫不在意我是传染病患者，而且十分耐心辅导我那几乎全忘光了的数学。有了巴老师的帮助，我才顺利地通过了数学考试。 但巴老师和孙老师，兢兢业业教书几十年，却一直生活在极度的困境中。我一直清楚地记得：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子女，却全家住在一间房子里，用帘子隔开当作各自的睡房。在这般的困窘中，巴老师还设法在两个上床之间搭了两个横杆，当作双杠练身。 ●一堂课，扫倒了很多孔已己 我的大学老师们，就更令我难忘和感激。刚刚去世的李雁波老师是英语系的，来教我们中文系的公共外语。李老师不仅和蔼，心地善良，而且非常有耐心。当时中文系的学生，多想当作家、诗人，可想而知，对这样的学生掰著指头教英文ABC会多麽困难。我就是其中非常抵制英语课的一个；一心只想用中文搞文学创作，根本不想学外语。再加上总是熬夜写诗、办文学社团等，所以一上英语课就打磕睡，有时一堂课从头睡到完，可李老师从没训过我，甚至都没打断我的课堂懒觉。 李老师之所以对我“网开一面”，我猜一定是与她的丈夫杜圣修有关，因为杜老师是我们这些有点叛逆思想的学生的“精神导师”。他一直非常支持我们探索、独立思考。杜老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在对周氏三兄弟、中国近现代文艺思潮的研究上，在国内学术界有相当的地位。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课堂上讲《阿Ｑ正传》时那种神采飞扬的样子，脸色红润，精神头儿十足，说话速度有点像机关枪，好像一堂课下来，很多愚腐的孔已己就被扫倒了。他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在宿舍里，学生们夸他时就亲切地说“老杜这堂课上得挺棒”，因为77级学生中，很多人比他年轻不了多少，我入学时已25岁，只算班上年纪中等的。 ●保存了20年的一块石头 也许是出於偏爱，我一直觉得我的老师们很有特色、很特别。他们中很多都思想开放，对学生们的一些“出格”想法、做法不仅不阻碍、训斥，而且相当鼓励；我们可以像朋友般交流思想，而且许多观点一致。当时我主办了一个文学社团“大路社”，不仅受到杜老师的支持，中文系副主任周艾若、老教授陈堤还担任我们社团的“顾问”。与周老师的情谊尤其令我难忘。 周老师是知名的戏剧评论家，思想非常开放，虽然当时已50多岁，但总像年轻人一样有激情。我们这些梦想当诗人、作家的学生，常到周老师家里讨教，不仅把他当作导师，还有一种挚友般的亲切感。毕业之际，正值“反自由化”运动开始，我因办社团等所谓“自由化错误”而留校反省，周艾若老师动用一切力量保护我。一直令我非常感动的是，我第三次在全中文系做了“检查”之後，周老师在家里亲手给我做了一碗面条，安慰我，鼓励我。极左的校党委书记白汝瑗和副书记夏毅文找他谈话，拍桌子威胁他考虑後果，但被他当场拒绝。毕业时，我曾用家乡黑龙江五大连池的火山石，制作了一个“假山”送他留念。後来他调到北京，出任了“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因八九民运时支持学生而遭到整肃退休。半年前他告诉我，虽然他从黑龙江搬到了北京，但那个“石头”20多年来他还留著呢。 我还欠中文系很多老师的恩情，像资料室的王英久老师，他曾偷偷地把只允许老师看的内部书刊借给我，像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解冻》，以及《斯大林女儿的二十封信》等等，给了我最初的关於自由，关於共产专制的知识，对我以後的人生走向起了很大作用。 ●仗义执言的五个教授 黑大另一位和我情谊深厚的是俄语系的李明晏老师。他喜欢文学，曾翻译了多本俄国作品。在他的宿舍里，这位似乎有著俄罗斯人豪爽气质的老师，经常招待我们这些穷学生，尤其是我们“大路社”的成员。我们一起谈文学、谈时事、谈“新思想”，不像师生，更像朋友。我一生第一次有人给过生日，就是他在宿舍操办的。他自制了“蛋糕”：用牛奶、鸡蛋、加糖搅拌，在火上熬成汁，然後浇在一层层饼乾之间，在冰箱浸放一天，就湿润成松软的蛋糕。那是我吃过的最有滋味的蛋糕。李明晏老师後来移民去了澳大利亚，仍著文写书，现在担任澳洲纽省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我在黑大毕业之际遭肃整，很倒楣，但困境中几个老师曾给过重要的一臂之力，我一直铭记。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得到了《诗刊》编辑部指名给我的一个名额，去做评论组的编辑，但由於我的“自由化问题”，不仅北京去不成，学校当局还硬要把我分到中俄边境的小城爱辉（那个《爱辉条约》的地方），等於是流放。在这种情况下，中文系五位教授联名向校党委要求把我留校。他们不仅本身是知名学者，有的还有点特殊身份，例如周艾若教授是周扬的长子；李人纪教授是前中共总书记李立三的儿子；陈堤教授是萧红的同窗；吕冀平教授是中国八大语法学家之一；刁绍华教授是研究俄国文学的专家。由於这五个教授的仗义执言，我才得以留在了哈尔滨。 ●把老师围绕成一轮太阳 正是在这些老师的支持下，我们的“大路文学社”才得到发展。今天，不少当年我们“大路社”的成员，都在文学、新闻界做出了相当的成绩。比如，几年前在美国以小说《等待》获得“全美图书奖”的哈金（原名金雪飞），是唯一来自英语系的成员；现在国内知名的文学评论家李庆西，秦皇岛燕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李福亮，中国《国土资源报》社长刘允洲，上海《海港报》总编辑薛耀先，以及天津《新晚报》总编辑，《中国法制报》副总编辑等等，都是我们当年“大路社”的成员。这还只是我近年听到的一些，不知还有多少成员已在各种岗位上做出了成绩。我想他们也会像我一样，对大学的老师们充满感激。 在深圳办报的时候，我有一次回家乡北安，特意宴请了已当了中学校长的巴老师。我和一群中学的同学，轮番向老师敬酒。那天他非常高兴，谈啊，笑啊。我这个到南方办报纸的记者，也被他视为有了“出息”，同桌的同学中，有的当了厂长，有的当了主任，有的成为画家，把老师围绕成一轮太阳。 我今天多想能自由地回到中国，给所有帮助过我、我所敬重的老师们，都举行一个宴会，把同学们都找来，给老师敬酒，有一个机会，再让老师成为中心，看老师们的神采飞扬，听老师们开心的笑声。 可惜我今天无法回去，自己都已年近半百，老师们则已进入老年；只能用这篇小文遥寄对他们的怀念，但愿老师们多多保重，我们後会一定有期！ （载《开放》2003年9月号） |
| 黑暗中纽约的光明 2003-08-19 |
| 纽约被称为天堂和地狱，这里的人经历了911事件，多少增加了点历史感。祸不单行，现在又来了一场大停电。八成以上相信上帝的纽约人，真的要被“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还没接到“天降大任”，先当了灾难的见证人。
纽约市停电时，我正在写作，突然电脑黑了，屋子暗了；周围珍珠般的世界顿时黯然失色。打开房门，看到楼里的灯全灭了，才知道不是我家的电出了毛病。後来从邻居得知，是全纽约，以至美东地区和加拿大都被锁进黑暗。 911时，我从世贸被撞的第一时间就守在电视前，一直看到第二天 晨五点，连续看了20个小时，几乎和事件熔铸到一起。可这次没了电视，没了电脑，立刻感觉与世隔绝；在世界媒体中心的纽约，这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奇怪感觉。幸好还有跑步时听的小收音机，传统传媒传来外部的资讯┅┅ ●肤色不同，心灵的光芒是一个颜色 晚上，天气不仅闷热，而且真的漆黑到伸手不见五指（我原来一直觉得这是文学夸张）。20年前在哈尔滨生活的时候，我曾就停电写过一首诗，有些句子浮了出来：“惊恐把城市塞进黑披风。┅┅楼房像一块块蜂窝煤，等待著那根超级火柴；城市像一个大哑谜，渴望一束耀眼的欢呼┅┅” 可从收音机中得知，那声“耀眼的欢呼”不会很快到来，停电会持续很久。於是决定和妻子到街上走走，看看黑暗中有没有亮眼的景观。没有电梯，要从我们住的顶楼踩楼梯下去，刚“深一脚”，还没迈出“浅一脚”，就发现有人用手电筒一直照我们，下了一层楼才意识到，人家在为我们照路。平常见到邻居们，只是说声“Hi”，匆匆而过，而现在楼里的人，则有了一种整体命运感，相互问候了许多关切的话。後来看到《纽约时报》报道说，在曼哈顿，有很多青年人自愿地给困在高层公寓里的老人送水和食物，去爬几十层的楼梯；还有人脱掉衬衫当作交通棒挥舞，在繁忙的路口指挥那些在黑暗中摸索的车辆。 附近街道漆黑一片，连路灯都没有，只听旁边森林公园里的猫头鹰欢叫的情形真是难得的怪异。平常这个时间仍营业的商店几乎都关闭了，只有三家点铺还开著门，两家中国速食店里“烛”火通明，几个厨师以备用的煤气罐炒菜，购餐者还真不少。一家韩国夫妇开的蔬菜水果店，也在烛光下继续卖货，而且坚守一个通宵（该店24小时营业）。这个情景无法不令人感慨，在美国的亚裔真是勤劳、苦干，难怪他们迅速成为中产阶级。在这种时候，旁边白人、墨西哥人等开的店早就关了，而那些有政府提供福利吃的人们，则连店都不用开。 从收音机里听到，曼哈顿的很多食品店，不仅没有哄抬物价，还有的大削价，甚至免费送给行人。当然，有的霜淇淋等，不送人，就会化汤了。後来从中文媒体得知，中国城一位林姓中国人（Dill Lin）开的店铺，却不是送霜淇淋，而是免费向行人提供蜡烛和打火机；还把一点二美元成本一支的电筒，以一美元的价钱出售（两天卖出三万五千支电筒）。当记者问他为何这麽做时，这位来美22年的福建移民说，他是佛教徒，感到应在这时做点善事，“这种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不为？”在收音机里听到记者采访一对做了类似善事的美国姐妹，她们的回答也是这样，“现在不做，还等什麽时候？”中国人，美国人，不管肤色怎样不同，这个时候，心灵闪烁出的光芒是一个颜色！ ●孩子说，停电的时候太好玩了 作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纽约有900万人口，在没有了地铁这个主要交通工具之後，怎样回家成了最大问题。看著街上缓缓流动的车辆，我想这个时候如果哪个开车的人想赚点外快，真是个机会，因为坐出租车从曼哈顿到甘乃迪机场，要35美元左右，那麽拉几个人，即使跟每个人都收费，大概也会有很多人愿意，因为大热天步行几小时回家，可真不是享受惯了的纽约人能受得了的。但从收音机，以及後来从报道中得知，没有纽约人这麽做；有的却是免费、自愿地向陌生人提供车位，帮助他人。停电次日《纽约时报》刊出作家马勒（Jonathan Mahler）写的文章说，停电时他正在曼哈顿对面的布鲁克林区喝咖啡，他用自己车，把在街上遇到的五个陌生的俄国人送回了家。我的健身俱乐部的美国朋友罗伯特说，他坐政府提供的轮渡，从曼哈顿回到皇后区，但距离他的住处还需走几小时。他看到有个拖车上印著他家的方向，打听後，恰好这车要去的地方经过他的住处。结果他不仅免费搭上了车，同时还有15个人都坐上了这辆车。罗伯特说，他一生从没有坐过这种没棚子、没栏杆的光板拖车，而且挤得满满一车人，坐得他好紧张，但又终生难忘。 纽约的出租车也没有乘机漫天要价，在街上看到两位刚从橘黄色的出租车中出来的乘客，问收费如何，她们说，像以往一样，“按里程表算的”。纽约的出租车司机几乎都是外来移民，但在这种关键时刻，也坚守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和本份。 成千上万的人被困在曼哈顿，政府虽提供了免费车辆，但车少人多，很多人涌上布鲁克林大桥，步行二、三个小时回家，重温一次911时的有秩序的骚乱。没有愤怒、没有激昂，没有抗议，像我所居住的社区一样，空气中洋溢著的是一种镇静、温磬、友爱的气氛，是一种灾难来临之际，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要共渡难关的同类感。 很多人家则在停电的晚上到外面烧烤，因为冰箱没了电，煤气也打不著，那些储存的猪排、牛排如果不赶快吃，就得坏掉，而且烧烤又不用电。很多家联合烧烤，简直成了聚会Party。他们说，点著蜡烛吃烧烤，既现代又浪漫，别有情调。在曼哈顿的14街广场，就形成一个大Party，人们在夜色中跳舞唱歌，根本不像遇到灾难，反而像在过节。来自波兰的斯坦．汉姆柴克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就像911时一样，大家都走出家门去帮助别人。也不知道怎麽回事，这里的人有点儿像过节一样，人们都出来了，喝饮料，说说笑笑，好玩儿极了。”停电次日我给长岛一位朋友打电话，他说孩子抱怨来电太快了，停电的时候太好玩了，还没有玩够。 ●“员警好像事先就知道停电似的” 但对成人来说，停电可真不是“好玩的”。纽约是世界金融商业中心，大厦林立，停电时，有800个电梯被停在半空中。纽约的地铁长度为世界城市之最，停电时，有600辆地铁正在行驶之中。纽约市当局出动大量人力，营救那些被困住的人们。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所有困在地铁中的乘客都被救了出来，他们来到地面惊讶地发现，救护车，警车、消防车等，都在等待帮助他们，有人感到不适，就立刻被送到医院检查。电梯里的人，除了极个别者之外，也在几个小时之内全部获救，没有一人受伤。这麽大量的营救工作，能够在几小时之内完成，而且没有任何伤亡，可见经历过911之後的纽约，有了更大的承受和应对能力。在曼哈顿黑人区Harlem开眼镜店的库姆巴女士对《纽约时报》记者说，电一停，大量员警就出现在街头维持秩序，速度之快，“好像他们事先就知道停电似的”。 纽约出动了一万名员警（比平时多三千），另外还有三千消防队员，维持城市秩序。纽约市76％的警察局、20个运输部门的警局，都有自己的发电机，曼哈顿中央公园的警局，还有汽油发电机，因而增加了营救和维持治安的效率，能够对付城市紧急电话911当晚接到的9万个（平时3万）呼救。 ●停电的肝脏“把他吓一大跳” 纽约的医院，全部都配有应急发电机，因而手术得以进行；停电当晚，有十多个孩子顺利出生。纽约蒙特．塞奈医院（Mount Sinai）在停电之际，正准备做一个肝脏移植手术，病人刚被推进手术台。虽有备用的发电机，但医生为了保险，还是取消了这次手术。但在美国等来一个肝脏很不容易，而在体外肝脏只能存活16小时。医生当机立断，联系到美国中部的匹兹堡医院，那里有个病人正好适合这个肝脏，於是警车开路，把肝脏送到机场，在绝大部份飞机都无法起飞的情况下，硬是想尽办法，把肝脏送到了那家医院，在16小时之内，这个肝脏被移植到病人体内，且术後一切正常。纽约的那位医生说，最後他决定把这一切告诉那个匹兹堡的病人，让他知道，是纽约的大停电，使他意外得到一个肝脏，“那准会把他吓一大跳”。 美联社报道说，在纽约停电的24小时内，报警罪案不仅没有剧增，反而还比平常少。警方回应了44宗盗窃报警电话，不到他们平常一天处理的半数。而且900万人口、也被称为“地狱”的纽约，在这样的大混乱、大黑暗之中，仅发生两起乘机打劫商店的案件，而且作案者都被员警当场抓获。整个城市和停电有关的死亡只有两起：一位老人心脏病发作去世；还有一个是上述打劫商店的17岁男子，在逃跑中掉到楼下丧生。纽约市长布隆伯格感叹地说，和1977年纽约那次停电相比，简直天壤之别！那次大停电，纽约完全是另外一个景观：发生1037场火情；1616个商店被哄抢；3776人因此被逮捕。其中主要的哄抢发生在Harlem黑人区（437个商店被抢），和西裔较多的布鲁克林区（700商店遭劫）。 ●裸体的麦当娜也要做出修女状 为什麽纽约2003年的大停电和1977年的相比会发生这麽大的变化？概括地说，起码有六个原因： 第一，六、七十年代达到高潮的左派街头运动已降潮，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家庭价值和保守主义已成为当今美国的主流。连那个当年脱光衣服，走上街头拍写真集的女歌星麦当娜，现在也要穿上保守的服装，做出修女状，在奥斯卡颁奖会上唱乡村歌曲了。当年曾穿著中国红卫兵似的学生服，推崇共产主义、在大街上领导激进的学生队伍呼喊反政府口号的前第一夫人希拉莉，现在也摆出一板正经的联邦议员样子，手捧《圣经》出入教堂。今天，连左派旗舰的《纽约时报》，也不再支持那些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用裸体到处摆出反战、反对全球化标语字样的左疯们了。时代变了，纽约也在变。 第二，在被称为“酷吏”的前市长朱利安尼的铁腕管理下（1993-2001），纽约八年来凶杀率下降70％，强奸率下降40％，抢劫率下降68％，汽车被盗率少了74％，枪击受害者减少71％。十多年前我刚来纽约时，看到很多车窗上都写著No Radio（意指里面没收音机设备，别撬车）字样，近年则几乎见不到了。现在纽约连续6年被联邦调查局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而且在朱利安尼大刀阔斧削减福利的政策下，纽约市领取福利救济的人，比原来黑人市长丁勤时主政时少了70万人（占三分之二）。就业的人多了，社会秩序自然会好转。 ●90％对自己身为美国人感到“骄傲” 第三，经历了911事件，纽约人像多数美国人一样，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反政府、反秩序、反美行为更缺少市场。盖洛普公司於今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之日做的民调显示，高达90％美国人表示，他们对自己是美国人“极爲骄傲”和“非常骄傲”，说“不感到骄傲”的不到5％。而在911之前，感到骄傲的美国人的比例没有这麽高。《历史的终结及最後一人》的作者法兰西斯．福山在最近的演讲中说，“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即便每30年左右打一场短暂但有决定意义的战争，或者打一场保卫本国自由和独立的战争，比起一个苹有和平的国家来说，也要健康得多，也会更令人满足。”否则像当前的欧洲，尤其是法国那样，好了伤疤就忘了痛。 第四，美国人有一种乐观主义精神，这既和这个国家强大、民众富有，人们没有“受害者心态”、“怨妇情结”有关；也和这个国家的人几乎都是移民，有一种开拓、勤奋的精神状态有关。这种乐观主义的正向心态，导致他们在遇到困境时，不是怨天尤人，而是积极主动，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把灾难都变成催人向上的机会。 ●停电之夜，纽约更加光芒四射 第五，美国人整体上有相当高的精神文明。我在美国中部的印地安纳州、西部的洛杉矶、本土外的夏威夷都居住过，现在又在纽约住了十多年，比较而言，纽约的文明程度是全美国最低的。但即使这个“最低”之城，也在911和大停电等灾难之际，展示出极高的精神文明。这些都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当年“泰坦尼克号”上展示出的人类美好精神的延续。 第六，纽约人在大灾难来临时的那种镇静，还在於人们相信政府，相信政治领袖，相信他们会竭尽全力来帮助。这种信任，是长期的民主制度产生的国与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从911以及这次大停电，纽约以及美国政府，都对人民的信赖做出了应有的回报。经常听到有人说，专制国家由於靠独裁者一个人说了算，比有国会不断争吵辩论的民主国家更有效率。可是911和大停电等事件一再证明，其实遇到大灾难，民主国家才真正更有效率，因为它在各个领域都有相应更完善的制度，并且是更有人性的制度。 停电日的夜晚，虽然眼前一片漆黑，但那些美丽灵魂的闪亮，使纽约更加光芒四射┅┅ 2003年8月19日於纽约（原载多维网） |
| 达赖喇嘛和江泽民“斗法” 2003-08-15 |
| 9月4日，达赖喇嘛抵达旧金山，对美国进行为期20天的访问，和美国总统布什及国务卿鲍威尔等会晤。自去年9月以来，达赖喇嘛的特使两次访问了北京，受到中共统战部长等官员接待。达赖喇嘛一边致力和北京政府对话，一边访问美国和布什总统会晤，它对华盛顿、北京、达兰萨拉三方关系将产生什麽影响，令人注目。
●达赖喇嘛第15次访美 达赖喇嘛过去十多年来几乎每年到美国访问一次，这是达赖喇嘛第15次访美；他依序访问旧金山、布萝蒙顿、华盛顿、波士顿、纽约等五个城市，行程紧密，活动繁多，包括领取旧金山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在印第安那州布萝蒙顿市的西藏寺庙主持献祭仪式，出席华盛顿国家教堂组织的各宗教共同纪念911遇难者活动，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在纽约培根剧院传授佛法，在曼哈顿中央公园向公众发表演讲，出席好莱坞影星李察．基尔主持的音乐会并发表讲话等。当然重头戏是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布什的会晤。 ●美国对西藏的微妙政策 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一直比较微妙，美国仍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不承认达赖喇嘛的“西藏流亡政府”，但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则近年把西藏单独列项，不作为中国人权报告中的一个部份。在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达赖喇嘛来美国访问时，为了不引起北京的抗议，克林顿都是采取“路遇”的方式和达赖喇嘛短暂见面（达赖喇嘛在副总统戈尔办公室访谈时，克林顿以路过偶见方式而加入晤谈）。但布什政府上台後，对北京的政策更加强势，2001年5月，布什总统在华盛顿正式接见了达赖喇嘛。这次则是布什总统第二次和达赖喇嘛会晤。 ●活佛和邓小平“过招” 达赖喇嘛自1959年流亡到印度之後，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的关系就处於僵持状态，互不承认。1979年邓小平复出後，做出“除了独立什麽都可以谈”的“指示”之後，达赖喇嘛三次派他的哥哥率领藏人代表团到北京及西藏访问，双方开始了对话。但由於达赖喇嘛的哥哥到西藏之後，受到成千上万藏人的跪拜欢迎，藏人并痛诉在中共统治下的苦难，导致中共不敢再允许达赖喇嘛的特使回到西藏访问，担心这会更导致藏人的离心倾向；由此恐惧一旦允许达赖喇嘛本人返回，西藏局势将更加无法控制，因此邓小平政府取消了和达赖喇嘛的对话。 江泽民上台後，对达赖喇嘛采取的是“关门”政策，拒绝对话和谈判。後来提出“一放弃两承认”的条件，要求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达赖喇嘛对这三个条件几乎都予答覆。在过去近十年来，达赖喇嘛已多次公开表示放弃西藏独立诉求，仅要求西藏高度自治，即承认西藏为中国一部份，国防、外交等交给北京中央政府管辖，但西藏内部事务由藏人自治。 ●达赖喇嘛说他“不反共” 但北京政府进一步提出条件，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份。达赖喇嘛对此没有答应，他在1996年6月於德国波恩举行的“第二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上说，“和尚的舌头不能说假话”，因为历史上西藏和中国的关系不是这样。 对於要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达赖喇嘛也在不同的场合（接受华文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并强调他看重的是中国大陆，而不是台湾，即他看重的是打开和北京谈判的大门，而不是和台湾联手对抗北京。他在首次访问台湾，会晤连战副总统时，曾以半开玩笑的方式表示，他不反共。今年7月他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他和连战的对话，说他“不反共”。 可能由於达赖喇嘛基本满足了北京提出的“一放弃两承认”条件，尤其是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江泽民政府最近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有松动的迹象，主要标是去年九月，同意达赖喇嘛派特使访问北京和西藏；今年5月底，又第二次邀请达赖喇嘛的代表特使访问北京。达赖喇嘛的“特使”在北京会晤了中共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副部长朱维群等官员。美国的西藏问题专家认为，这标示达赖喇嘛和北京的关系开始“解冻”，双方可能进入谈判的轨道。 ●北京没有谈判诚意 虽然由於北京同意达赖喇嘛派特使访问北京，导致外界推测双方关系解冻并可能进一步发展，但实际上双方的政策和策略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北京虽然允许达赖喇嘛派特殊访问北京和西藏，但可能仅是为了应付来自美国的压力（显示北京和达赖喇嘛的接触在进行），但却没有真正的谈判诚意。例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对达赖喇嘛派特使到北京访问一事，对记者的解释是，这是“旅居国外的藏胞回国探亲”，根本不承认这是达赖喇嘛的外交特使身份。 在不承认这是双方正式接触的同时，北京对西藏的高压政策并没有根本性改变。一名西藏知名活佛被中共以参与制造炸弹事件判决“死缓”，虽然该事件被海外媒体广泛报导，西方人权组织抗议，北京多名知识份子联名要求重审该案（因疑点太多，并是秘密审判），但北京仍坚持原判，不予理睬，显示北京对达赖喇嘛没有任何做出让步的表示。 中共“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向巴平措8月底在拉萨发表谈话说，“我们非常清楚达赖喇嘛想干什麽。我们强烈反对布什以任何藉口会见达赖，这将不利於达赖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会谈以及他改善关系的努力。”从中共西藏领导人如此公开讲话谴责达赖喇嘛，也显示北京对达赖喇嘛的政策没有根本性的松动。 ●达兰萨拉的策略没有变化 达赖喇嘛方面，这些年来一直致力把西藏问题“国际化”，每年有一半的时间达赖喇嘛出访各国，进行游说活动。在哈维尔以“捷克总统”身份正式接待达赖喇嘛之後，很多其他西方国家元首也开始正式接见达赖喇嘛，包括2001年5月美国总统布什正式和达赖喇嘛会晤。而美国和欧洲是达赖喇嘛把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外交重点，在过去十多年中，几乎每年达赖喇嘛都到美国访问。 今年5月底达赖喇嘛第二次派特使访问北京期间，达赖喇嘛则在同一时间前往德国访问，在柏林和德国外长费舍会晤。北京对此提出了抗议。由此可看出，即使在他的特使在北京和中共统战部长会晤之际，达赖喇嘛也没有放弃他出访德国，和费舍外长会晤的计划，显示达兰萨拉仍在实行既定的策略。 近年来，达兰萨拉致力组织全球性的声援西藏会议，现已开过三次“世界声援西藏大会”，第二届（1996年6月）在德国波恩召开，第三届（2000年7月）在德国柏林召开，每次都有几百名来自欧洲、亚洲、美洲、澳洲等几十个国家的团体代表参加。今年，在达赖喇嘛特使两次访问了北京，双方关系似有松动之际，“第三届世界声援西藏大会”仍将按期在10月中旬於捷克首都布拉克举行，达赖喇嘛，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等都将与会讲话。 ●主要责任在北京 在北京和达赖达赖双方的基本政策和策略都没有重大改变的背景下，其双方关系的改善余地实际上相当小。出现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於，北京根本没有诚意和达赖喇嘛谈判，主要担心一旦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中共更无法控制西藏的局势。目前西藏控制在北京手里，它不著急，想把西藏问题无限期地拖下去。但北京面对美国的压力，又不得不做点姿态，於是就有了允许达赖喇嘛派特使访问北京的举动，主要是为了应付布什政府等国际社会的压力，做出幌子，表示北京在致力“对话”。 从达赖喇嘛方面来说，没有别的更好选择，该做的让步几乎全部做了，用达赖喇嘛的话说，我们已经让步到没有什麽可再提供的了。因而达赖喇嘛只得继续原来的策略，周游列国，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支持，向北京施压，迫使北京打开谈判大门。而达赖喇嘛的这些游说努力，又被北京视为“分裂活动”，更增加北京对他的猜疑和不信任。 这次达赖喇嘛访美和布什总统会晤，用达赖喇嘛派驻美国的特使洛地加日的话说，“达赖喇嘛将通过和美国政治领袖举行会谈，来争取他们的支援，以便继续和中国进行谈判。”但今天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已和布什刚刚上台时有不同，那时布什政府对北京持强势姿态，称中共是“对手”和“竞争者”。但後来则有改变，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之後，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得到大幅改善。 现在美国又面对一个处理北韩核武问题，“六方会谈”刚刚结束，平壤已正式宣布不再参加多边会谈，此刻可能美国更需要北京向平壤施压，因此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布什政府出於自己的战略利益考虑，可能不会为了西藏这个老问题而去和北京冲突，造成和北京的关系紧张。但仍通过会晤达赖喇嘛，给这位在国际上有崇高声望的西藏精神领袖以道义支持，同时呼吁北京打开对话大门，促进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 ●德国人评选“世界超级智者” 达赖喇嘛现在几乎已成为一个好莱坞式的全球政治明星，尤其在西方知识界和新闻界，达赖喇嘛的声望已远超过罗马教皇。在今年5月底达赖喇嘛访问德国参加一个著名电视脱口秀节目时，全场观众起立鼓掌致敬，达数分钟之久。德国一个知名民调研究所举办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把达赖喇嘛评选为“世界上的超级智者”。而上次达赖喇嘛到美国访问，在曼哈顿中央公园向公众演讲时，有五万人出席，被称为最有魅力吸引公众的领袖人物。 达赖喇嘛几次访问台湾，以及来美国访问时，总是抽出时间和中国知识份子等接触对谈，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了解达赖喇嘛，了解他的非暴力哲学，知道他不主张独立，仅是要求西藏高度自治，藏人治藏。这样理性的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了解到西藏问题真相的中国人接受、赞成。 在欧盟、美国等西方国际社会的催促和压力下，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份子的呼吁下，北京政府已越来越处於劣势，继续“关门”政策，已显得不灵和不智。达赖喇嘛和北京的“斗法”，在道义上已赢了。 （原载《动向》2003年9月号） |
| 拿小丑般的骗子怎麽办呢—冰凌的空手道和王蒙的聪明误 2003-08-12 |
| 我的“王蒙和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骗局”一文发表後，作为当事人的“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冰 ，不仅在“美国之音”节目上宣称他的组织有提名权，近日还给多维网传去瑞典文学院给他的回信等，并公开撰文说他的“提名委员会”明年不仅继续提名，还要增加名额，而不是每年都独属王蒙。
诚实者的做法各有不同，撒谎者的手段则总是如出一辙。冰 的举动，令人不期然想到吴征杨澜，因为他们的手法相像到惊人，都是在骗局被揭穿後，不仅不道歉，而是编织新一轮谎言，试图圆下前面的谎。 冰 现在给多维网传去的瑞典文学院的回信和杨澜当年接受《南方周末》采访、用网络传去吴征的“巴灵顿博士”证书一样，用“伪证”继续骗人。吴征当年从网络提供的证书，英文非常模糊，根本看不清内容。最後我买来放大镜，才勉强看清它根本不是博士文凭证书，而是一封信件。 冰 现在通过网络传给多维的几件瑞典回信副本，也是这样，无论用多少倍的放大镜，也无法看清其文字内容。只有其中一件可看清有“收到推荐”的字样，但上面没有抬头，也不知道是给谁的。冰 提供的瑞典信封倒是可辨认的，但上面的冰 收信地址，好像是冰 自己贴的，因为明显是他自己印的label（印刷地址签），上面直呼其名Weimin Jiang（冰 的原名姜卫民），前面连西方正常在名字前加上Mr.（先生）的尊称都没有（见：http://www.chinesemedianet.com/archive/Bing-ling2.jpg）。而且回信日期都是2001年及之前的，没有一件是近年的，更没有什麽有关第四次提名王蒙之类。如果有，冰 们绝不会不拿出来。 退一步说，瑞典文学院也可能给冰 这种人回信。处於西方各种机构的正常礼貌做法，对收到的信函给个回执是很正常的。你现在给布希总统写封信，过一段就会收到布希签名的回信，这只是民选政治家的必须礼节，什麽问题也不能说明；但以前就有中国人拿克林顿总统签名的回信唬中国人。那个瑞典文学院又不是调查委员会，他们怎麽可能知道冰 的底细呢？再说，真正从事文学工作的，都是知识人，有几个降格胡闹的（除了那个以耍流氓为荣的李敖之外）？但是，正如被外国人称为“天使”的杀人犯顾城的绝句：“他们老外哪懂咱中国人呢。” 所以，且不说冰 的“瑞典回信”中有明显的伪造嫌疑，即使全部都是真的，也绝不能说明他的提名有任何意义。我在上篇文章以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清楚地说明，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是有资格要求的，在瑞典文学院的网页上（http://www.nobel.se/literature/nomination/index.html）写得清清楚楚，只有四种人有提名资格：文学院院士；语言和文学教授；诺奖得主；各国作协主席。但冰 硬说 “我们就算第三种情况，作家团体来提名。”不要说冰 根本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作协主席，他自命为“主席”的“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更是拉大旗做虎皮、蒙人的，因为仅有的两位“副会长”沈世光、 文璧是在美国康州开日本料理的餐馆老板夫妇。冰 曾在这个餐馆打工，三人突发奇想，於是就出现了 “全美作家联谊会”。後来又花样翻新，有了什麽“全美诺奖提名委员会”、“主席团”、“新闻中心”之类名头。而他们成立的所谓“中国作家之家”，就是这对开餐馆夫妇的家，“作家之家”之主就是女老板 文璧。一个打餐馆的，两个开餐馆的，在吃饱了日本料理之後，每年就要宣布提名中国作家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还那麽理直气壮，难道这日本料理有什麽特殊作用？ 据知情人说，沈世光、 文璧是从上海来美国的留学生，在一边打工一边上学时，学会了做日本寿司，後来弃学，在耶鲁大学城开了一家日本料理，取名“武士”。（这老板大概不知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烦死日本的武士道了。）曾在沈、 夫妇家里住过半宿的“中国冰心文学馆”馆长王炳根曾撰文说，所谓“中国作家之家”，只是沈、 夫妇的一座两层的私人住宅，他们三人去做客时，有一人只好住在地毯上，因为没有更多的房间。主人开餐馆到半夜才收工回家，次日清早，还自己剪那有一英亩的草坪（一般家庭都会雇人做这种事）。但在冰 “主席”的笔下，这就是在美国的“著名实业家”了。 开餐馆的人，多愿结交名流，拍照留影，然後挂在餐厅，这是一种商业方式。王炳根的文章说，沈、 “他们交四方名士，而这个‘武士’餐馆则成了他们结交天下好友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在二楼，收银台後就挂著许多沈先生、 女士与各路英雄的合影。”而中国作家到沈、 家里时，都履行两个仪式：拍照合影；在签到簿上留言。曾几次在沈、 夫妇家里白吃白住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蒙的留言是：“2001年11月1日住在这里，重温了几年前美好记忆，也体会到了家的安宁快乐，感谢沈、 先生。” 王蒙的回报方式是，在中国召开全国作家代表大会时，把开餐馆的女老板 文璧，和打餐馆的男侍冰 ，都作为“海外特别贵宾”请到了北京与会。有了参加全国作家代表大会的“殊荣”，冰 的胆子和胃口都更大了。他的“全美作家联谊会”又摇身一变，成了“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冰先生又是自命“主席”，不过这次增加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王海龙做“共同主席”。但据哥大网页上列出的王海龙职称（http://www.columbia.edu/cu/ealac/），他只是lecturer（讲师），也不具有瑞典文学院要求的“文学或语言学教授”的提名资格。哥大东亚系知情者说，来自中国大陆的王海龙曾在哥大东亚系就读，但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後在东亚系教中文。王海龙和冰 不同，毕竟在美国受过教育，懂英文。令人不解的是，难道当了“共同主席”提名好几年了，从不看看瑞典文学院网页上的提名资格规定？ 冰 本人倒满像是“有资格”的，如果把他名片上，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网页上列出他的头衔都当真、当回事儿的话： 1，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会长 2，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 3，美中经贸科技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 4，美国福建促进会常务副会长 5，美东福建同乡会顾问 6，中国四川省侨光东方文化科技研究院名誉院长 7，美国耶鲁大学中国论坛特邀主笔 8，《美国文摘》杂志总编辑顾问 9，华美娱乐美国制作有限公司顾问 10，美国东方文化基金会副主任 11，美国环球传播集团顾问 12，强磊出版社总编辑 这些头衔哪些是实的？从冰 的“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只有他和开餐馆老板等三人，就可知道这些头衔有多少水份。例如冰 担任“顾问”的“美国环球传媒集团”主办的《东方》月刊，在其网页上连个美国地址都没有（http://www.joraypublications.com/Page/zhenggao.htm），仅有的一个通讯处是：“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曙光路39号B座美国《东方》杂志社驻中国办事处”。哥伦比亚大学退休的文学教授夏志清先生在美国之音节目上感叹地说，在纽约出现的一些华文杂志，竟然都是在中国大陆印刷的，而且作者投稿不仅不给稿费，还要自己出钱登文章。知情人说，这类杂志打出“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旗号，才会骗到那些想打向美国市场的中国企业的广告。 我在上篇文章中就说过，像冰 这种中国人到处都是，海内外文化圈也绝不乏其人，文坛都快成骗子垃圾坛了。但能得到精明的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的合作，就有点令人刮目了。虽然曾“贵”为文化部长的王蒙根本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但不管怎麽说，王蒙的确写了不少东西，在中国文坛还是颇有些地位的，他怎麽能因为来美国有日本料理白吃，有餐馆老板的客房白住，加上有冰 跑前跑後当司机和“全陪”，就掉价将就了冰 这类人的虚荣心，让他提名？王蒙才不至於“愚腐”到如此地步呢，他大概是在继续自己的精明劲儿： 通过连续四年被提名诺奖候选人，舆论炒作，书自然好卖。这次又获冰 “提名”後，《中国青年报》、《南京快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又给予报道，王蒙还摆出“躲”到北戴河，避免记者追踪采访的姿态，於是这诺奖提名就更重要和真实了。《中国青年报》7月22日在报道王蒙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时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加紧编辑《王蒙文存》23卷本。”没有冰 们的提名骗局，王蒙的全集哪值得这麽快马加鞭，又怎麽能保障畅销效果呢？ 公开炒作正是冰 最想做的，他得虚荣，王蒙得实惠。且不说冰 根本没有任何提名资格，即使有，他也公然无视瑞典文学院对提名要求五十年保密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原因之一就是防止炒作；虽然有些诺贝尔奖候选人被公开，那是因为他们一直享有盛名，一直是头几名候选者，一直被媒体追踪。而像冰 这种公开炒作，现在就宣布明年还要再提两个，真是理直气壮地无耻。 看到“王蒙和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骗局”後，有位朋友发来电子信说，这种破事也值得你破费时间？确实是破事，所以看了几年冰 一个人又是“主席团”又是“新闻中心”地开记者会、发布诺奖提名消息，闹心、烦人，但也没吱声。可他越闹越欢了，闹成了全国作协大会贵宾，闹到了《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加强国论坛），闹得前中共文化部长都被“聪明误”了，你说拿这种小丑般的骗子该怎麽办呢？ 2003年8月12日於纽约 |
| 美国把穷人惯坏了 2003-08-05 |
| 虽然美国总统大选明年11月才举行，但现在两党就已摩拳擦掌，候选人跃跃欲试了。共和党的候选人当然是现任总统布什，而民主党迄今已有九人出来竞争。两党争的议题，和以往一样，还是在经济、外交和社会三个领域，其中福利是经济政策中的大项。在美国和欧洲，对福利的不同看法，是左派和右派的重要冲突之一。
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曾十分赞叹美国的福利制度，对穷人能得到补助、孩子上公立学校免费还包两餐饭、穷人家的婴儿可以免费得到各种婴儿食品等等感叹不已，觉得这种平等应该是社会追求的目标。那个时候我对自由经济只有非常粗略的概念，而且几乎完全不懂得自由和资本主义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後来随著对美国社会的亲身体验、了解和阅读，才越来越明白，那种高税收、高福利、均贫富的思路，和共产党的集体主义完全是一种思维，一个轨道。 最早使我觉得这福利可能有点过头了，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当时有的哥大中国留学生领到的免费婴儿食品自己的孩子根本吃不完，居然拿出去卖了。我楼上的中国邻居嫁给了一个美国人，她没有领这种福利，就经常从那些卖食品的学生那儿买一些给自己的婴儿，因为比商店里的要便宜一点。这里且不谈福利获益者出售从政府免费得到的食品的道德问题，只说政府凭什麽要免费提供这麽丰厚的婴儿食品呢？人要是没有能力养育自己的孩子，就不应该不负责任地生育。 再後来感觉福利制度有问题是对购物者的观察。在商店买食品时，经常看到青年男女使用福利“食品卷”买成打的啤酒等。按规定，食品卷不可用来买酒，但那些小商店为赚钱就不顾规定。後来留心些更发现，这种现象相当普遍，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女使用食品卷的大有人在。有位领取福利的中国人告诉我，他一家三口每月可获得800多美元的房屋补助、300多美元的现金和食品卷、冬天还有暖气补助、电话也不必花钱等等。各项加起来，有一千多美元。而我看不出他们夫妻有什麽可以不工作的理由。 还有一年我帮朋友到纽约郊外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被绿荫包围的幽静的、全都是两层楼的小公寓区。可惜我们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楼房管理人员下班了，没法进到房间里面看。这时遇到一位年轻女性，听说我们想看房子，就很热情地让我们看她的房子。这是一个三房一厅，全新的冰箱、炉具等，我们问她房租是多少，她说每月一千三百多块，但她不必自己付，政府补贴了，因为她是单亲母亲，有三个孩子。我们问她做什麽工作，她说在一个超市做点半工。她如果收入太低，可以住差一些的房子嘛，凭什麽政府要补贴她住条件这麽好的房子呢？ 再有一次在一个朋友聚会上，不知怎麽谈起了我已经十多年没有见到父母了，很伤感。旁边一位和我母亲年龄差不多的女性说，“给你父母办移民来美国嘛，你看我，儿子一入籍就给我办了移民，现在我根本不需要儿子养，得到了政府补贴的便宜房，每月有几百块钱的补助和食品卷，还有老年医疗保险，比在中国强多了，我在国内还有退休金领呢。”我只是瞪大了眼睛，无话可说。这位没给美国政府纳过一分钱税的人，这麽吃美国的福利，是不是对美国纳税人不公平呢？ 如果政府自己能产生钱，那麽上述福利无论再高多少，我都没意见。但问题是，政府自己不产生钱，这些福利项目的钱都是从中产阶级和富人那里税收得来的。对因残障、健康、年龄等因素而处於困境的人、以及有特殊困难的新移民等，提供一定的福利救济是必要的。但是这个福利既不应该额度很高，更不应该是长久的。因为长久吃福利一定把人吃成寄生虫。 福利越好，养的懒汉自然就越多。仅以纽约为例，在民主党籍的丁勤时（David Dinkins）当市长期间（1988-1992），700万人的纽约，有100多万人领取福利，平均每7人就有一个人吃福利，不劳动。这种现象说明，只要很容易获得福利，就有很多的人想当寄生虫，吃别人的纳税钱。 这种现象绝不仅是美国。瑞典是北欧实行福利社会主义的典型之一，《纽约时报》去年9月24日报道说，瑞典的43万雇员，一直有10％的人“生病”（政府付给25天的全额薪水），其中62％的人说，他们是装病，不愿去工作。瑞典人到医生那里开“病假条”非常容易，只要说声你不想上班就可以了。一个国家十分之一的劳动力不出工，可想而知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损害。 推崇自由主义价值的人们的一个共识是，必须尽量限制政府的权力，国家的功能应该仅限於於，对外，由军队保证国民不受外敌侵略；对内，由员警保证人身安全不受他人攻击、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害，由法庭解决刑事、民事纠纷等。其馀事项应由社会和市场自行调解。对穷人主要应由慈善机构自愿提供救济，而不是由政府强行通过税收以劫富济贫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 但事实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由於受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政府角色都越来越扩大。以美国为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经典著作《资本主义和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最新版前言中指出，1956年时，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26%，其中大部份用於国防，只有少部份（12%）用於非国防项目。但到了1982年，政府花销高达国民总收入的39%，而非国防支出则达到了31%。里根当选总统以後，把政府花销降下了一点；但到了2000年时仍达到36%，其中非国防花销，也就是主要用於社会福利的部份仍占30%。 由於高福利而导致的效率低下，是八十年代促使极力推崇小政府、充分市场经济的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在英美当选的重要原因。目前整个欧洲向右转（欧盟15国已有11国是右派执政）就是对这种高福利制度的某种修正。但只是“修正”而已，福利社会主义的理念并没有被真正扬弃，因为它是西方左派政党的立党之本，更是左派知识份子想通过“均贫富”实现“社会平等”的乌托邦理想的手段。加州准备10月份重选州长，就是由於左派州长戴维斯的高福利政策，已使这个“黄金之州”经济破产，预算赤字高达三百多亿美元，“高税收”导致民怨沸腾、“怒”声载道。 为什麽高税收、高福利制度会带来灾难？ 首先，左派政党的眼睛总盯在已经创造出来的财富上，永远强调分配要平等，富人拥有多少多少财富是不合理的，所以要狠狠地打他们的税，然後分给穷人。但是他们从来不强调创造财富的重要性，不创造财富，拿什麽来分配？高额的税收、苛刻的雇用条件不仅使大企业步履艰难，尤其打击中小企业，给那些勤勤恳恳、艰辛创业的中产阶级套上一道越勒越紧的“税”索。企业没钱扩大再生产，失业率提高、消费降低，经济自然衰退。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心脏，是这个社会产生活力的源泉，而高税收最严重摧残的就是这个心脏，最遏阻的就是这个中流砥柱。 其次，左派民主党“劫富济贫”的高调听起来很关心穷人、很占道德高地，但实际上这种做法对穷人是很不道德的，为什麽？共和党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不要送鱼给人吃，要教人怎样打鱼，只有你自己会打鱼，才能一直有鱼吃。简单的例子，却包含了清楚的道理。穷人得到了高福利制度而送来的鱼，当然很高兴，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做法不仅使他们得依靠别人赖活著（因为福利金毕竟有限，不可能活得舒服、潇洒），更阻止了他们尽最大可能去挖掘、发挥自己的潜能。我上面提到的那位领救济金的中国人，在中国是个工程师，很聪明，来美国後迅速学会了装修电脑、装修房屋等技术。但他发现并获得了美国的福利之後，就再也不工作了，全家一直寒酸地、捉襟见肘地、萎糜不振地靠福利金对付著，太太也经常扔出几句要去找别人的话。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这个福利制度，他早就朝气蓬勃地出去工作，发挥他头脑的聪明劲，有不错的收入，也该买了房子过像样的小日子了。这福利真是害了他。 7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自911事件之後，美国已接受了1000多名索马里难民。这些难民不仅不会英文，很多连他们自己国家的语言也不会写，不能看，是文盲。他们刚来美时，连怎麽使用马桶、炉具等都不会。但在六个月内，就有一半以上的人找到了工作。刚来七个星期的四个难民，就在当地的小旅馆找到清扫工作，每小时6.75美元。一对带五个孩子的夫妇，刚到美国的第一天，就通过翻译说，他们最大的愿望是尽快找工作，虽然美国政府给他们四个月的生活费。同样是黑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美国那些被福利制度惯坏了的所谓“非洲美国人”完全不同。 另外，我曾采访过来自中国的“金色冒险号”难民，别说英语，他们连中国话都说不明白，但这些既不懂语言、又没有身份的移民，来美国几个月後就开始往家里寄钱，几年後很多人都能自己买个餐馆，做起自己的生意。 相比之下，那些美国生、美国长，没有语言障碍，更有合法工作身份的美国人，却要靠福利赖活著的人，真是被惯坏了，被福利害苦了。人生在世一场，只有最大可能地挖掘出自己的潜能，才是真正像人一样地没白活一场。还有什麽比遏阻人的潜能、纵容人的自我放弃、耸恿人不做人、而做寄生虫更不道德的呢？ 第三，高税收、高福利的另一个不道德之处，是惩罚勤奋、惩罚智慧、惩罚那些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创造性的头脑。上周五在电视上看到一条消息，美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可以使盲人（包括先天性盲人）见到世界的机器：把一个小型摄像机装入人的眼球，然後用电线连到脑子里的视觉神经上，再通过计算机原理使摄像机看到的东西反映到人的大脑，於是盲人就可以见到天日了，这是多麽神奇的发明！今天我们享受的这一切科学、医学、文化成就，都来自那些智慧的、勤奋创造的头脑，而绝不来自那些寄生的人。高税收就是勒索那些智慧的头脑，就是扼杀人类的发展，还有什麽比这更不道德的吗？ 所以，无论比尔．盖次个人的财富比全纽约穷人的财产加起来多多少，我都认为“智”有应得。 2003年8月5日於纽约 |
| 自行车大赛和输不起的法国 2003-07-28 |
| 一个患了前列线癌的人，不仅战胜了癌症，还参加了法国自行车大赛，并夺得了冠军；不仅一次夺冠，而且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创造了体育史上的传奇！7月27日下午，当美国选手兰斯．阿姆斯壮（Lance Armstrong）和一百多名来自全球的选手，经过23天的赛程，像激流一样涌进巴黎市区，穿过凯旋门时，这位31岁的美国人，以五连冠，平了迄今为止整整一百年历史的法国自行车大赛的记录（之前曾有四人五次夺冠，其中只有一人是连续五次）。
在人类体育历史上，马拉松被认为是最消耗体力的竞赛，因为全长26英哩；可法国的自行车大赛，长度却是马拉松的近百倍，达2125英哩，环绕整个法国。而且是连续23天的比赛，还要在夏天酷璁季节经过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山（山上最热时摄氏44度，华氏104度）。可能由於它是最消耗体力、最困难的竞赛之一，所以迄今这种比赛还仅在男性中进行（其中最热的时候，比赛下来，由於体内严重脱水，阿姆斯壮的体重一天减了11磅）。 过去四个星期来，我这个平时不太关心体育消息的人，却每天仔细地阅读《纽约时报》上关於法国自行车大赛的消息。因为我对自行车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中国大概有两件东西最震憾世界，一个是它的餐馆，像星星一样遍布全球；另一个是它的自行车，像海洋一样简直能淹没世界。在我那个没有过任何玩具的童年里，家里那辆旧自行车，是唯一的“玩具”。最初的“走向世界”就是用掏裆的方式学会骑自行车（那时中国的自行车没有给小孩的，而且都有横梁，腿还不够长时，只能从横梁下面伸过去、斜著身子骑，东北俗称掏裆），不知多少次被摔得鼻青脸肿。在我们那个後来被称为“市”的家乡，像中国很多城镇一样，根本没有公共交通，自行车就是人们的腿，而且是重要的谋生工具。在严寒的东北，为了弥补煤的严重短缺，我和弟弟们要骑车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打柴；为了储备冬日蔬菜，要骑车到三十公里外的深山里采蘑菇；为了买一苹比当地便宜几块钱的小猪，要骑车一整天到邻近县城（当天来回一百多公里）。无数次，饥饿和疲惫使蹬车的两腿如棉花一般；停下来，抓一把路边的雪塞进嘴里，咬咬牙，再蹬上车，我不能倒下，如果我爬不起来，弟弟们就更别想回家了。和苦难连在一起的记忆总是那麽深刻，每一个细节都印在了脑海中的银幕上，想抹也抹不掉；而这和艰辛的日子连在一起的自行车居然总给我一种亲切感。 在美国骑自行车的人，都有点像阿姆斯壮，是锻炼身体或准备参赛的。虽然没有了骑自行车的机会，但看到法国的自行车大赛，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因为以我曾连续骑过一百公里的小小经验，就能想像到那是多麽消耗体力、难度多麽大的漫长行程。而且参赛的198名选手，来自几十个国家，都是各国的比赛冠军、王中之王。连续几年来，我每年都为兰斯．阿姆斯壮的胜利而兴奋，这次更是如此，从比赛一开始，就期盼著他能再赢，并不因为他是美国人，而因为他曾是癌症患者、因为他心地善良（在过去几次比赛中，别人摔倒了，他都要等待，而不是利用这种机会抢时间）、因为他战胜癌症、挑战命运、绝不服输的精神，激励了无数的美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每次在健身俱乐部拉那些器械的艰难之际，想想阿姆斯壮那奇迹般的故事，就真能把举不起来的杠铃推上去。 1996年，年仅24岁的阿姆斯壮被查出患了前列线癌，而且癌症已经转移到肺部和骨头，可想而知这不仅对一个运动员，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多麽致命的打击。但阿姆斯壮没有倒下去，他以惊人的毅力锻炼、并配合治疗，做了一场生命和疾病的赛跑，不到三年就把癌症甩得无影无踪。然後在1999年首次赢得法国自行车大赛冠军，而且一气连赢了四届。在过去四年的比赛中，阿姆斯壮都以绝对压倒优势赢得了冠军，尤其是在阿尔卑斯、比利牛斯等高山峻岭的赛程上，那里空气稀薄，坡度大，很多运动员都极为吃力，但这恰恰是阿姆斯壮最能展示体力和毅力的路段，他都能抢出时间，攒下最後赢得冠军的资本。在过去四年中，在山路地段的比赛中，他都积攒了比第二名选手多过6分钟的时间，稳拿冠军，因为到接近巴黎的最後赛程中，其他选手几乎没有任何机会赢回这麽多时间。 但今年不同了，他在比赛之际患了胃肠道感染，在阿尔卑斯山的赛程中没有显示出以往的优势，没有赢得那麽多时间。山路赛程结束之後，最短时，他只领先排在他之後的德国选手乌尔里希15秒。那时距终点还有四分之一的赛程，几百英里。经过两个多星期、1500英里的比赛，两个人只差15秒，接近到令我这个观众都紧张得透不过气来。乌尔里希也是世界知名自行车选手，不仅曾两次仅次於阿姆斯壮而居亚军，而且曾在1997年赢得法国自行车大赛冠军，因而媒体预测，这次德国人要夺魁。 在最後的几天看比赛成绩，真有点为这个美国选手提心吊胆；那种替他担心，希望他再次夺冠的心情，可能比他本人还强烈。最後的比赛成绩是，阿姆斯壮以61秒领先乌尔里希夺得全程的总冠军。一个全长2125英里，连续23天的比赛，冠亚军只差1分零1秒，可想而知这是多麽激烈、多麽接近的比赛，它不仅是拼体力、拼毅力，更是拼精神、拼心理状态。令人开心的是，兰斯．阿姆斯壮再一次把星条旗升起在西方世界反美大本营的巴黎。 近年来法国人已经反美反疯了，不仅在外交上反，在媒体上反，现在更进而反到了体育竞技场上。几个星期前，多次获得网球世界冠亚军的一对美国黑人姐妹选手，在法国受到极端无礼的起哄，导致从未经受过这种场面的妹妹（她的成绩一直超过姐姐）丢掉了冠军。此举令无数美国人愤怒，不仅各大电视台都给予报道，《华尔街日报》甚至发了社论，表示愤慨。几天之後，那位仅仅因为她是美国人就倍遭法国人羞辱的女选手，在另一场国际比赛中击败了在被法国人起哄下而输给的对手。 这次自行车大赛之前，法国的左派媒体就纷纷预测并希望，法国的亲密盟友德国的选手打败阿姆斯壮。可想而知，如果德国人是总冠军，巴黎的左疯们会何等兴奋。那些视意识形态高於一切的反美者，一定会在凯旋门狂欢。阿姆斯壮作为一个美国人参加这种比赛，并连续夺得冠军，就让法国人不舒服。《纽约时报》7月28日报道说，法国媒体、自行车教练和公众，传播恶意的谣言，说阿姆斯壮是由於治癌症的化学药物产生的力量。他们不接受一个癌症患者能战胜疾病，重返赛场的事实。而使巴黎的左派《解放报》们更不舒服的是，阿姆斯壮不仅是美国人，而且来自布希总统的家乡德州，并且在理念上也和布希一样，是赞成传统价值的共和党保守派，所以法国媒体更是寻一切机会找茬。阿姆斯壮这位被称为“好好先生”、并不参与政治的运动员，只得拼命学法语，来取悦、迎合、适应那些刁钻的法国人（阿姆斯壮现在已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 法国的这种输不起的劲头，还可以从最近法国文化部的一道命令看出来：禁止在政府公文、所有出版物和电脑网页使用e-mail这个词，因为它是英文。联合国的192个成员国，除法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做出这种荒唐的禁令，因为e-mail只是随著电脑网络而出现的一个新词汇，很多国家的人们都在使用它，只是为了方便、准确。不少中国人都直接使用e-mail，而不使用电子信、伊妹儿等各种中文译名，这并不损害汉语或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希拉克政府的这种禁令，就像巴黎硬是要求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必须使用法语一样，完全是一种输不起的、没落的法兰斯帝国心态。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如果中国也要求用中文播一遍，俄国人、日本人、拉美人也都要求用自己的语言说一遍，那麽奥林匹克开幕、闭幕式就得成了语言比赛，能把人烦死。庆幸的是其他国家的人都没有像法国政客那样自傲和自卑。这e-mail禁令最近成了笑话，因为这道命令下了以後，有语言专家指出，mail这个词最早来自中世纪的法语，牛津字典也是这麽解释的。 在五次夺冠、平了世界记录的当天，兰斯．阿姆斯壮就表示，他稍微休息一段後，就将恢复训练，准备明年的第六次胜利，如果他能再赢，就将创造法国自行车大赛的世界记录，创造人类体育史的奇迹。但即使输了，他也不会有法国式的输不起，因为他曾说过，重要的不是夺取冠军，而是参与和实现自己。他更关注的是900万战胜了癌症的幸存者，他为此成立的“阿姆斯壮基金会”多年致力帮助这种患者。阿姆斯壮的精神和毅力，他的慈善基金会，不知给了多少人鼓舞的力量和帮助。《纽约时报》7月27日发表已和“白血病”战斗了13年的纽约“癌症援助组织”主席杰夫．伯曼（Jeff Berman）的文章，他说，阿姆斯壮是所有癌症患者的榜样，正是兰斯．阿姆斯壮的精神，鼓励他和疾病做斗争，活到今天，活得更精神抖擞。他文章的最後一句话，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感谢你，兰斯！” 2003年7月28日於纽约 |
| 卡斯特罗和他的《百年孤独》 2003-07-28 |
| 曾赤色了半个地球的共产主义，已到了末日，全世界现只剩下四个共产国家：中共，越南，北韩，古巴。目前中共和越南都在走同样的路：政治高压，经济开放，用经济利益买人们的沉默，诱惑知识份子成为政府的宠物，像张艺谋那样，以歌颂君王维护统治者的天下。北韩，则被金正日窒息得像死了一样。而古巴则是另一种图画：政治继续高压，经济正在崩溃。那个永远大子、穿军服的独裁者卡斯特罗，仍然依赖他44年来惯用的两手统治：宣传欺骗；暴力镇压——
四个月前，卡斯特罗政府突然逮捕了75名异议人士，几乎把这个岛国的全部知名不同政见知识份子关进了监狱。两个星期後，这些异议人士都遭到重判，最高的刑期是28年。 7月26日，卡斯特罗主持了共产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像以往一样，开动所有政府控制的报纸、电视、电台等宣传机器，继续高唱共产主义必胜的老调。 这一天，《纽约时报》发表了“古巴人权委员会”秘书长伯格纳斯（Gustavo Arcos Bergnes）的文章“那个犯人成了监狱长”，这位在50年前和卡斯特罗一起发动革命的老战友在文中回忆说，当时他们约一百人起义，攻占了兵营，但暴动很快失败，他和当时27岁的卡斯特罗等被关进监狱，判了15年。但服刑了21个月後，被特赦。 这位後来曾担任古巴驻比利时大使、曾两次被卡斯特罗投入监狱、渡过十年铁窗生涯的老人在文中感叹说，1959年，卡斯特罗再次革命夺取了权力，从狱犯，变成了监狱长，把古巴变成了一座大监牢，持不同政见者则被投入监狱。当年他和卡斯特罗是因暴力革命而入狱，但现在被卡斯特罗投入监狱的人，手里的武器只是笔、纸、电脑和录音机，他们中有作家、诗人、律师、教授等。当年卡斯特罗被允许请律师，有三个月的时间准备应付审判；而现在被抓的异议者，在两个星期後就被判决；每三个月才允许家人探视一次，还被戴上手铐，甚至脚镣。 这位异议人士在文中说，当年古巴的军事独裁者对他和卡斯特罗等当作政治犯对待，没有关到刑事犯监狱，而是放在一个宽敞的医院里，并可自己烧饭，其中两名女革命者，还被优待和狱长同桌吃饭。而现在被抓的75名政治犯，则和刑事犯人关在一起，其中两位诗人和最凶残的杀人犯关在一室。监狱条件恶劣至极，犯人有时竟被迫饮用棚顶滴出的厕所水。被关押仅四个月内，就有很多人生了病，不少人体重减了30到40磅，但狱方禁止家人送药。 从1959年卡斯特罗夺权之後，这位独裁者连续44年当“伟大领袖”，从无选举（在此期间美国有过10位总统。全球除了卡斯特罗，另一个领袖年头最长的是阿拉法特，从1969年当巴解主席，至今当了34年，也是从无真正的选举）。今年72岁的卡斯特罗的弟弟，则是当今古巴的国防部长。北韩是父子俩，古巴则是哥俩儿，掌握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整个国家。 卡斯特罗这次大规模逮捕重判异议人士，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抗议。7月20日《洛杉矶时报》报道说，连一向偏袒共产古巴的欧盟和罗马教皇，这次也实在无法忍受了，出来批评哈瓦那。欧盟15国无异议通过议案，停止和古巴的高层互访以及文化活动。总部在巴黎的“世界无疆界记者组织”正在开展游说活动，劝阻欧洲人不要到古巴度假（过去两年中每年有180万人到古巴度假，其中一半来自欧洲；美国去年有近18万人到古巴，其中只有10％是美国人，其他都是古巴移民回去探亲）。 在全球共产主义大势已去的现状下，一个距离美国只有90海哩的小小岛国的独裁者卡斯特罗之所以敢这样嚣张，很大程度是拉美国家的民族主义者、西方世界的左派知识份子，欧盟、罗马教皇，以及像前美国总统卡特这样的权势者，在为他撑腰，或明或暗地支持这个暴君。在苏联帝国解体，古巴最大的经济和军事保护国崩溃之後，罗马教皇却跑到哈瓦那，以教宗的声望和形象来支撑卡斯特罗政权的合法性；去年卡特又跑到古巴（美国首位前总统访古），在卡斯特罗组织的群众集会上，歌颂古巴有免费教育和医疗保险，同时谴责美国没有废除死刑。一反一正，歌颂专制，诋毁美国。另外在拉美国家，则有委内瑞拉的左派总统查韦兹，刚当选不久的巴西左派总统鲁拉（Lula），以及智利现在当政的、马克思主义信徒阿连德的追随者们，都是卡斯特罗的座上宾和盟友。 西方的左派知识份子中，更有很多是卡斯特罗的好友和坚定支持者，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除了当年的萨特、西蒙．波娃们，还有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夫人，以及数不清的法国文化人；在美国，有好莱坞的左疯导演史东（他不久前拍的歌颂卡斯特罗的短片，美国电视台不敢播放，怕激怒美国民众）和那些激进的左派演员们，还有女作家和评论家、一直谴责美国打击伊拉克的桑塔格等。在这次美国军事倒萨之前，签名反战的一万四千名美国作家、诗人中，很多都是卡斯特罗的崇拜者。 在拉美国家作家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阿根廷的小说家戈塔扎（Julio Gortazar），墨西哥小说家菲恩德斯（Carlos Fuentes）等都是卡斯特罗的长期支持者。还有葡萄牙的作家、199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萨拉马戈也是卡斯特罗的好友。 卡斯特罗的作家朋友中，马尔克斯名气最大，和他的友谊最牢不可破。马尔克斯可谓那些左派知识份子们的代表。他中学时就信仰马克思主义，追求社会平等，尤其是均贫富，因而把卡斯特罗的共产主义试验，视为他们理想的实现。另外一个原因是，由於卡斯特罗一向仇视美国，所以成为这些同样反美、反资本主义的左派知识份子的精神伙伴。 这次卡斯特罗一下子抓了75名异议知识份子，连桑塔格、萨拉马戈、菲恩德斯等，都无法再看下去了，站出来公开批评卡斯特罗。而马尔克斯仍是保持沉默，气得桑塔格公开撰文，指责马尔克斯等作家见死不救，以沉默来维护卡斯特罗的残暴。马尔克斯则在报上回应说，他反对死刑，并辩解说，在过去20年中，有许多异议人士、作家等，通过他的说情，从卡斯特罗的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但他就是不肯公开批评卡斯特罗政权。他一直以自己的声望给卡斯特罗道义支持，使这个邪恶政权获得更多合法性；卡斯特罗可能在他的说情下放了一个人，但然後又抓了100个。马尔克斯沾沾自喜他救了一个，但却无视那100个，和那个可以随时抓100个的政权的残暴。这典型地表现了左派知识份子的虚伪，以至无耻。在2000年古巴男孩事件时，马尔克斯还在《纽约时报》撰文，为卡斯特罗辩护，谴责美国，要求把那个随母亲逃来美国的古巴男孩送回给卡斯特罗政府。 虽然卡斯特罗有这麽多“国际友人”，但共产主义毕竟大势已去，而且古巴经济崩溃，民怨沸腾。哈佛大学国际事务教授多明格兹（Jorge Dominguez）在7月26日《纽约时报》撰文说，从1985年到2000年这过去15年中，古巴的人均收入不仅没有丝毫增长，反而减少了四分之一。911事件之後，古巴岛国的旅馆，三分之一的房间关闭了，因为没有游客。最近刚采访了哈瓦那的BBC记者布兰福德在报道中说，古巴仍实行国家控制的所谓平等经济，出租车只收美元，但必须全部交公，每赚一百美元政府给19比索（相当一美元）。医生、教师的月薪才是25美元。不久前，古巴知名异议领袖、1987年就创立“基督教解放运动”组织的沃斯瓦多．帕雅（Oswaldo Paya）收集了一万一千多签名，要求全民公决，自由选举。去年12月，欧盟给帕雅颁发了“萨哈罗夫自由思想奖”，今年初，捷克总统哈维尔提名帕雅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马尔克斯等左派们已救不了卡斯特罗，《华尔街日报》今天发表题为“五十年的专制”的社论说，“令人鼓舞的是，过去五十年全世界各地都已展示，共产专制早晚一定会垮台。”穿军服的卡斯特罗只能使出最後的招数，赤裸裸地使用军队和暴力，因为谎言的外壳已经破碎。但仅靠暴力维持的政权，像中共一样，不可能长久，而且他还没有中共经济开放的诱饵。所以刚庆祝完革命五十年的卡斯特罗更显得是孤家寡人，真正进入《百年孤独》。 2003年7月28日於纽约（载《观察》） |
| 美国之音讨论王蒙和诺贝尔奖提名骗局 2003-07-26 |
| 美国之音“新闻天地”节目7月23日晚就中国作家王蒙第四次获得“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提名引起争议一事，制作了专题节目，该节目主持人东方和驻纽约记者方冰连线采访了该提名委员会主席冰 ，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夏志清和在多维网发表“王蒙和诺贝尔奖提名骗局”的作者曹长青。
主持人东方说，诺贝尔文学奖有102年的历史了，但从来没有中国公民获奖。两年前法籍华人高行健获奖，但中国文学界反应不一，有人表示不以为然。最近海外团体“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连续四年提名王蒙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这种做法也引起一些质疑，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为了迎合国内读者心理的炒作行为。当事人之一的冰 先生表示无暇参加连线讨论，但我们将播放记者方冰稍早对冰 的采访录音。 针对王蒙能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夏志清教授说，王蒙的作品已经过去了，没什麽人看了，而且他当过官方的文化部长，有反作用，不可能获奖。他特别强调说，像原来很红的也是当过文化部长的茅盾，原来在中国作家中排名很前的，但现在不行了，而张爱玲、钱钟书、老舍、鲁迅等作家，地位都往前排了，茅盾的地位更下降。 曹长青认为，这个问题首先还不在於王蒙该不该得奖，而是弄清这个提名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那麽後面的是王蒙、张蒙、李蒙就没有多大意义了。曹长青强调，这个“提名”是个骗局。他说瑞典文学院规定四种人才有提名资格：文学院院士；语言和文学教授；诺奖得主；各国作协主席。冰 根本不具有上述任何一种。他当主席的“全美中国作家联合会”，仅有的两名副主席，都是开日本料理餐馆的老板。所谓提名是闹剧。另外，瑞典文学院对提名有保密制度，在其网页上（http://www.nobel.se/literature/nomination/index.html）写的清清楚楚，不论提名者还是被提名者，都需保密，五十年後才解密。因而没有哪个国家的提名者，提名之後就大声嚷嚷我们提了谁。但冰 们却每次提名後就开记者会，不仅公布人选，还大造声势，这完全是有意炒作。第三，现在全球192国，没看到有哪个国家设立“全美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只有中国人玩这种把戏，而且冰 还说提名是经过“主席团”决定的。冰 的“提名委员会”有几个人啊，哪来的“主席团”，分明是虚张声势来唬人。利用中美之间资讯有一定隔阂，来炒作，帮国内的人提高声望、卖书，蒙骗中国媒体和舆论。 冰 在接受方冰电话采访中强调，他的组织是有提名资格的，他说资格有三种：诺贝尔奖得主；大学的文学教授；作家团体。“我们就算第三种情况，作家团体来提名。”但曹长青反驳说，瑞典文学院网页上（http://www.nobel.se/literature/nomination/nominators.html）列出的四条提名标准说得很清楚，仅接受个人提名（by a person）。这意味著不接受群体，即使“作家团体”提名也不接受。四条都是指个人名义，连国家的作家协会都不行，只能是“作协主席”个人的名义才接受。 对於曹长青指出的冰 当主席的“作家团体”，没有一个是靠作品来赢得读者的著名作家，冰 在采访中说，“我们团体中知名的作家很多，像周励呵，杨皓呵，宋小亮呵（凭音调猜测）、陈福民呵（凭音调猜测），还有我们的一些顾问呵，很多写小说的，诗人也有，我们请了很多顾问。”并强调提名只是他们工作的十分之一，“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向耶鲁、哈佛、哥伦比亚大学赠书呵，中美文学交流呵，像现在我们很快要开展向芝加哥大学、西北大学赠书等。”夏志清教授说，这是真的，他看到过他们到哥伦比亚大学等送书，是作家签名的书。 对於冰 的团体连续四届提名王蒙，夏志清教授澄清说，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对王蒙的提名，“他们开始的时候找我，要我参加提名王蒙，我说不可以，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书，所以我没有参加。”当记者方冰说，“我从曹长青写的文章中读到王蒙和冰 的关系似乎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时，夏志清说，“大概是这样吧，我也不参与他们这种事。” 对於冰 提出的他们团体的两个知名作家杨皓和周励，夏志清和曹长青都提出不同评价。夏志清说，“纽约出现很多种在大陆印的杂志，奇怪的很。你看XX办的杂志，办的不怎麽好。”当记者方冰插话提到，“听说XX的那个杂志是被登的人要花钱的”时，夏志清说，“是这样，要花钱的，这奇怪的很，这个我这个局外人也不好多讲。” 曹长青则说，“夏先生提到那个所谓知名作家办的杂志是要自己出钱才给你登文章的，可想而知这是个什麽杂志，是个什麽作家。另外那个所谓知名作家周励，当年的那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有很多编造，当年就有书中涉及的当事人华商在纽约开记者会指出她的纪实作品里有很多都是编造的故事，欺骗读者。” 对於夏志清教授提出的王蒙担任过中共文化部长一事对他获诺奖只有副作用的说法，曹长青表示同样观点，他说，从过去苏联获得诺贝尔奖的四个作家来看，除肖洛霍夫之外，其他三位都是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以及诗人布罗德斯基都是以偷运到海外的批评极权的作品而获得西方文学界重视的，像《茨瓦格医生》先是出义大利文，然後是英文、法文，很晚才出俄文版。他们在作品中挑战极权的道德勇气和理想精神，是他们获奖的一个重要因素。肖洛霍夫虽然不属异议作家，但他的《静静的顿河》的文学价值也是得到国内外公认的。而王蒙没有巴金在中国文坛的那样泰斗地位，更没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而且他不仅不是异议作家，还当上了官方文化部长。他根本没有可能获得诺奖，因为诺贝尔的遗嘱相当强调理想精神的。而在民主国家，哪个国家都有千百个文学教授，从没听说谁提名诺贝尔奖候选人，因为那些得奖作者早就在有出版自由的自己国家里得过各种大奖，都已有公认的文学地位，像美国的诺奖得主福克纳，索尔．贝娄，黑人女作家莫里森等，在获诺奖前，全都得过全美最高的“普立兹奖”以及各种文学奖。现在英美的那些候选人，也都获得过布克奖、普立兹奖或其他各种全国大奖等。哪个文学教授去提名谁的话，多少有点小丑的味道，所以没有谁扮演这种小丑。 当记者方冰提出，有人说，王蒙可能对此不知情，是海外的人自己弄的。曹长青说这不可能。因为冰 们首届提名了巴金，但人家子女拒绝接受，毕竟有点常识，也可能了解了一下海外情况。而王蒙不但是中国最精明的那种文人，还来过美国几次，和冰 直接打过交道，他不会不知道这是怎麽回事。连续四年王蒙都被提名，海内外媒体报道 王蒙绝对没有可能不知情。如果王蒙觉得访美时受到冰 款待，不好公开拒绝，那麽可以私下向冰 表示，不要这麽提名他，这场“皇帝的新衣”也就无法继续了。但王蒙却每次都接受，他完全清楚是怎麽回事，他就是要这个效果，起码可以炒卖他的书。冰 是“皇帝新衣”中那个骗人的“裁缝”，王蒙是那个帮助骗局成功的“老臣”，这种做法是合夥行骗。 最後，主持人东方提出，什麽时候中国能出现大家都叫好的诺贝尔奖作家，为什麽中国还没有出现这种作家？夏志清教授认为，中国作品向外翻译和介绍不足是个主要原因。但曹长青认为，主要原因是专制制度扼杀了人性，作家的人性程度不高，不可能创作出放射人性光芒、真正感动人的艺术。 |
| 布什访问非洲透露的信号 2003-07-16 |
| 布什总统执政二年半之後，最近决定出访非洲。从7月7日到12日，布什总统用一周时间旋风般地访问了非洲五国：塞内加尔，南非，博次瓦纳，乌干达，尼日利亚。它显示美国的非洲政策正根据911後的世界格局变化而做出调整。
在布什上台第一年，布什政府没有像克林顿那样重视非洲，而是把重点放在了自己的”後院”美洲，主要致力发展和美洲国家的经贸关系，巩固和墨西哥、加拿大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并试图把这个协议区域扩大，增加巴西等其他拉美国家。布什出任总统後，第一次出国访问是去了邻国墨西哥，然而去参加北美国家会议（除共产古巴之外全部美洲34国首脑都与会）。 然後布什去了亚洲访问，重点是加强美国和亚洲盟国日本和南韩的关系，然後顺道去了北京访问。同时布什政府也试图加强和欧洲国家的国家，布什总统到欧洲访问，参加八大工业国首脑高峰会议，北约、欧盟年会等。 这次布什总统决定访问非洲，标志著这届原来被视为不那麽重视非洲（和克林顿政府时比较）的政府，其非洲政策正做出调整，开始把目标投向非洲大陆。这是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一个转变信号：朝更加重视非洲的方向转化。 美国重视非洲的战略考量 911事件发生後，全球格局发生很大变化，美国把主要战略目标定为军事反恐。美国这个时候需要非洲国家的外交支持。上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准备投票表决军事倒萨议案之际，其中有喀麦隆、几内亚、安哥拉等四个非洲国家（当时在安理会十五个成员国之中），拥有非常关键的票数，但态度并不十分明朗（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倒萨）。布什的非洲之行，侧重加强美国和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获得这个区域更多的对美国强势反恐的支持。同时向非洲提供反恐经费，联手打击窝藏在非洲国家的恐怖份子，避免使非洲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这次布什访非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促进非洲的市场经济，推动非洲经济走向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布什总统所属的共和党的基本理念是自由经济，因此布什总统这次非洲之行，重点将推行这个目标。美国国务院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斯顿诺（Walter Kansteiner）最近在“布鲁金斯研究所”演讲时披露，美国对南非这一个国家的出口额，就超过人口是南非三倍的俄国的出口额，这意味著美国的非洲国家的双边贸易具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这次布什总统把访问非洲的第一站定在塞内加尔，并不是偶然的，就像布什总统六月底的欧洲之行，首站选择在波兰（波兰是美国在欧洲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一样，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塞内加尔从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塞内加尔现任总统韦德（Abdoulaye Wade）不仅是一位民主制度的热情捍卫者，更是一位非洲领导人中少见的坚定反对社会主义，强力主张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总统。 这位今年77岁的经济学家，原是该国达喀尔大学的经济和法学院的院长。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非洲不仅应走向民主，更应该走向市场经济；靠外援不能使非洲摆脱贫困。他特别强调欧洲、美洲、日本，以及台湾、南韩、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都是靠市场经济，而不是外援，成为富有的国家，他说，“非洲独立後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布什总统选择非洲之行的第一站为塞内加尔，就是要强调这种自由经济和民主相结合的非洲新道路，向整个非洲传递出对此肯定、赞赏和支持的信号。 最近布什政府决定向非洲提供总数为150亿美元的对付艾滋病捐款，不仅受到美国左翼民主党的欢迎，也受到欧洲朝野的欢迎。这是布什政府在强势反恐和对伊战争（影响了美国在欧洲的形象）之後做出的平衡形象的努力，试图通过对非洲的慷慨、慈善行为，来改变和加强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同时这也符合布什提出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的理念。 另外一个不愿声张的战略目标是，美国试图通过加强和非洲的关系，来争取非洲的石油供应。这和美国的中东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处。美国致力解决中东问题，其长远战略目标不仅包括促进中东稳定与和平，更在於保证美国所必需的中东石油供应。布什政府上台後，其石油政策正做出调整，即倾向减轻对中东石油的过於依赖，而开拓新的石油来源，包括从俄国，美洲国家（墨西哥、委内瑞拉等）等。而非洲则成为第三个开拓的重要来源之一。 非洲国家越来越呈现出石油生产和出口的潜力，这次布什总统前往访问的尼日利亚，期石油产量在大幅增加。另外非洲的安哥拉、加蓬等国，也具有相当的石油潜力。非洲的产油能力可望每天生产六百多万桶，只比全球石油最大输出国沙特．阿拉伯少一百万桶，可想而知非洲的石油市场前景有多大。现在非洲国家的石油出口已占美国进口的15％。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坎斯顿诺在上述演讲中说，到2005年（两年之後），美国的进口石油将有20％来自非洲。目前尼日利亚已是美国的第五大石油供应国。这次布什总统的非洲之行把尼日利亚列入之内 就有这个战略意图。 从布什总统的非洲五国之行可看出，这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增加强度，呈现强势：通过阿富汗战争，美国势力空前进入南亚和中亚；通过伊拉克战争，美军进入中东的心脏地带，对伊朗和叙利亚等构成威慑；美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七万驻军；同时在把驻德国的驻军转移到更支持美国的原东欧国家波兰和罗马尼亚等。现在美国又把触角伸向非洲，而且在考虑向非洲出兵，制止利比里亚的的冲突和动乱，这种种动作和迹象都显示，美国这届政府越来越倾向更加强势的全球政策。 这种重视非洲的政策，将会进一步削弱法国等欧洲国家在非洲的影响力，并将进一步平衡或削弱法国等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杯葛或反对，进一步增加美国主导全球主要事务的能力和地位。 （载香港《动向》月刊2003年7月号） |
| 美国政府也经常是“强盗” 2003-07-15 |
| 7月12日， 美国最新航空母舰“里根号”举行了正式下水服役仪式，里根总统夫人南茜，副总统切尼夫妇等六千人出席了这个隆重的仪式。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前总统还在世时就用其名字命名航空母舰，可见里根总统在美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患帕金森病多年、意识已丧失的共和党籍总统里根，已在多次民调中被选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这也是在世总统中唯一的。因此不少人预测，如果里根总统过世，美国将会举行有史以来最隆重的悼念活动。
里根之所以这样受美国人欢迎，主要是他担任两届八年总统期间（1980-1988），提出并实行有三个核心内容的“里根主义”：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大政府；强调充分市场经济。苏联帝国的崩溃，东欧共产阵营的解体，是里根实行这种坚定反共政策的结果之一。而几年前结束的美国经济连续扩张113个月的成果，则和里根强力推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经济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1980年里根竞选总统时，对手是民主党籍总统卡特。卡特执政的四年，实行高税收、大政府政策，把美国经济弄得一塌糊涂，是美国近年经济最糟糕的时期。结果卡特谋求连任时，得到的选票之少，创了纪录，排在美国历史上得票最少的三十年代大萧条时的胡佛总统之後，可想而知人们的愤怒。因而里根以横扫般的胜利击败了卡特而当选总统。 卡特执政时，美国税收的最高等级高达70％，简直像强盗一样，把美国最富的人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强行收缴。可见左派政府的高税收政策已近乎抢劫。里根则把最高税收等级从70一下子减到28，砍去了42个百分点！从而成为美国200多年历史中最大幅度的减税。里根之後，是老布什当总统，他的名言是“读我的嘴唇，绝不增税”，但他後来食言，把里根时代削减到28的税，又增到31％。老布什的出尔反尔和其他方面的平庸无能，也使他成为美国最糟糕的总统之一，几乎可与卡特并列（就像克林顿和尼克森并列一样），所以同样连选失败。克林顿击败老布什当选後，这位左派民主党总统更是热衷增税，把老布什增到31％的税，又涨到39.6％。 两年前小布什上任後，其做法不像是老布什的儿子，却像里根的传人，也提出大幅减税计划，要把最高等级39.6％的税，减到33％。同时把其他五个等级（15％，28％，31％，36％，39.6％）并缩为四个等级、并削减到10；15；25；33。但由於左派民主党的杯葛，最高等级的税收最後只减到36％。 美国两党的主要经济政策分歧是如何对待税收。左派民主党强调增税，尤其是向富人和中产阶级多收税，用收缴的税，来扩大政府规模，增加政府管理和干预经济的能力；同时把收来的税分给穷人，实行福利制度，追求社会平等。 而共和党认为，这种高税收政策如同“杀鸡取蛋”，把富人和中产阶级的钱都收走了，结果能生产的鸡减少了，“蛋”自然也越来越少，最後走向大家一起当穷人的“平等”。共产主义国家的实践早已创造了“最平等”的样板。而且政府规模越扩大，官僚主义越严重；同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能力越大，制造经济灾难的能力也越大。而政府把高税收得到的钱进行财富二次分配，用福利制度养穷人，耸恿寄生行为，结果制造出更多懒汉、更多穷人。 右翼共和党的传统经济理念则是扩大市场的功能，减少政府的干预。而减税就是实行这种理念的渠道之一，通过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成长，使社会共同走向富裕。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只有减税，让老百姓手里有钱，才会有中、小企业的出现和成长；而一个国家只有中小企业数量多、势头大，才会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只有降低税收，企业才能有更多的盈馀资金扩大再生产，更新设备，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同时由於企业扩大再生产，才能扩大招工，使更多的人就业。而降低失业率是衡量经济的重要指标。 第二，实行减税後，就业人数增加，领取福利的人数降低，向政府缴税的人数自然增多，政府能够获得更多的税收；同时由於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增多，缴税的底座扩大，上缴的税额自然也会增高。企业更是这样，扩大再生产，经济活力增强，利润提高之後，向政府上交的税也自然增多。例如如果企业利润一万元，按40％比例缴税，交四千元。但企业规模扩大、利润增加，利润不是一万，而是五万时，即使税率减到20％，上交的税仍是原来的一倍以上。 第三，对个人来说，只有手里有钱，他才会去消费。美国大众消费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6％！以攻击富人为首要任务的民主党人总在强调，由於富人而导致的社会不平等，找任何机会抨击富人的奢华。而实际上，在市场经济社会，即使挥霍和浪费也是一种消费，对经济发展有好处；别说你花自己劳动所得，天经地义；退一步说，一个人只有一个肚子，一个身体，再挥霍也是极为有限的。事实上富人的绝大多数资产都用於扩大投资，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是完全无法拿他们的奢华去比的，只是民主党从不肯放过任何理由刺激反富情绪。例如比尔．盖茨的住宅是七千五百万美元，但他过去十年间给全球健康教育等捐款就是六十多亿美元，更别说他的微软产品，简直使整个地球的旋转速度都加快了。 里根总统的大幅减税政策不仅直接导致美国经济的最长扩张期，同时也使美国经济超过欧洲，过去20年中，美国经济成长率是英国的两倍，法国的三倍。即使美国现在处於经济滞缓期，去年美国经济成长率（2.4％）仍是法国德国（分别1.1％）的一倍以上。 德国经济多年陷入困境，和左派政府实行高税收政策有直接关系。德国的税率比美国高很多，个人所得税高达48.5％。过去10年，德国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才是1.4％，为摆脱困境，目前的施罗德政府也不得不减税，还“钱”於民，计划明年把最高税收从48.5％减到42。 柏林的盟友法国的税率比德国还高，个人所得税最高为54％，再加上10％的社会安全税，高达64％！收入的一多半要被政府强行收去。法国的经济可以和德国比差，失业率也是多年在9％左右，因此希拉克政府也准备把最高税率减去三分之一。 欧洲的另一大国意大利，在左派执政的五年中，一直实行高税收政策，结果民怨沸腾，经济滞缓。两年前媒体大亨贝鲁斯科尼代表右派出来竞选获胜，他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把意大利最高等级的43％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减到33％，削掉10个百分点。 在欧洲大国中，经济状况最好的是没有加入欧元区的英国（目前失业率为5％，低於美国的6.4％；欧元区12国的平均失业率为8.5％），主要是因为当年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时，和美国总统里根联手进行了大幅减税、私营化、充分市场经济的政策，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英国的私有化程度是欧洲大国中最高的。 1998年时，有15个成员的欧盟，只有西班牙、爱尔兰两个国家是主张减税的右派政党执政，其他几乎都是左派掌权。过去五年中，欧洲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欧洲向右转，现在欧盟15国中，只有德国、瑞典、比利时、希腊四国是左派执政，其他11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挪威、丹麦、芬兰、爱尔兰、奥地利、卢森堡）都是倾向里根、撒切尔经济政策的右翼政党执政。 最能从里根和撒切尔获得“减税灵感”的是普京，《华尔街日报》7月7日报导说，2001年俄国把个人所得税统一成单一税率13％（flat tax，不再按收入高低分税率等级），结果同年财政收入增加了46％。俄国的邻国乌克兰、立陶宛三国，纷纷效仿，也采用单一低税率政策，结果都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增加。斯洛伐克明年也将采取这种统一税率政策。《华尔街日报》曾发表社论说，热衷增税的美国左派民主党们应该学学俄国。 经济政策是区分左派、右派政党的标。作为个人来说，你要定位自己是左派还是右派，最根本的也是看你认同哪一种经济理念。你认同减税、小政府，你就是右派。其他像堕胎、枪枝管制、同性恋等等社会议题都不是根本性的。减税不仅是自由经济政策的核心之一，在操作上能够行得通，起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是更道德的，更尊重个人权利的，更体现自由精神的。就这些问题我在後面的文章中会继续探讨。 2003年7月15日於纽约（载自多维） |
| 吴祖光的真话和钱理群的底线 2003-07-14 |
| 吴祖光先生终于没有见到他痛恨的共产党在中国垮台就去世了，这真是令人难过和遗憾。我没有看过他写的剧，无法评论其文学成就，但我知道，在偌大的中国，他是极为少见的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之一。他14年前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那是1989年4月底在旧金山的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由于八九民运刚刚爆发，人们不约而同谈起学潮，但在正式发言时，多都比较谨慎。只有吴祖光的讲话独树一帜，他居然在台上大声说：“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全场几十名与会者鸦雀无声，被吴祖光的话“震住了”，大概没人想到这位中国剧作家敢这样大胆直言。当时在座的不仅有中港台及美国学者，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等，而且吴祖光开完会之後还要回到中国。
最近看到青年作家余杰写的追忆吴祖光的文章，其中也专门谈到这位剧作家敢说真话这一特质，文章说：1999年冬在北京的一个环保会议上，吴祖光当众痛批毛泽东、邓小平，他说，“我们今天谈的是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过我认为中国更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灵的污染。污染中国人心灵的罪魁祸首是谁呢？是毛贼！”“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毛贼的尸体从纪念堂中扔出来，将毛贼的头像从天安门城楼上取下来。”对于邓小平，吴祖光也毫不留情：“邓小平的双手也沾满了鲜血，‘六四’害死的学生比国民党时候还多，我就亲眼看到了学生们堆积起来的尸体。我认为，清算专制独裁才是中国环保事业的第一步！” 余杰回忆说，吴祖光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几名官员面面相觑，而诸多听众则掌声如雷。後来，人们知道吴老口无遮拦，举办会议的时候便不再邀请他参加了。但吴老却说：不让我去，我也不在乎。不过，只要有人请我去，我还要那样说。” 也钗酗H说，吴祖光并没有讲什麽深刻的道理。但他的可贵就在于真实地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戳破了虚假。当今中国的知识人，有的兜售灵魂，做专制的辩护士；有的用各种理由推诿说真话的责任；还有的以建构什麽“後现代、後後现代理论体系”等各种伪深刻来回避严峻的真正问题，其结果都在直接或间接地维护著那个谎言制度。 假话是对做人底线的出卖 吴祖光是个勇敢的异数，更是清楚专制本质的异数。因为在中国知识人中不仅像吴祖光这种敢说真话的太少，而且在是否要极力推崇、强调说真话这个常识问题上，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竟还有争论。北大教授钱理群曾撰文提出“说话的三个底线”：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该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沉默也难以做到时，我们不得不被迫说假话，至少应该不加害于人。 对于这种“三底线说”，北京作家刘晓波在《动向》上撰文批评说，“这三条做人底线，从说真话的立场一退再退，最後退到为说假话辩护┅┅主动说假话和被动说假话，心安理得地说假话和良心不安地说假话，无论怎样都是说假话┅┅这决不是做人的底线，而是对做人底线的出卖和践踏。” 北京的另一位作者张耀杰则在《动向》上撰文捍卫钱理群，并以他自己曾有过的向当局说假话的经历来反驳刘晓波的“说真话是做人底线”之说，指责这个标准定得太高，等于是“存天理灭人欲”。在张耀杰看来，向当局说点假话，包括被迫做点政治表态，并没有什麽大不了，并引证了一些名人如何没说实话，来证明“说真话是底线”的标准高不可及，强调宽容比说真话更重要。 事实上，宽容和说真话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今天那些在一系列问题上呼吁宽容的人，多数都是在认同放弃原则、放弃人类最重要价值的做法。从吴祖光和钱理群的无形分歧中，从刘晓波和张耀杰的有声辩论中，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钱理群和张耀杰的提法都是明显错误的： 真实和虚假不能共存一个价值底线 第一，所谓说真话，就是强调诚实。它完全不是复杂的理论问题，而是常识，是人类千百年都存在、认同的价值。你不能由于自己或别人做不到、或很难完全达到这个标准，就来否定和降低这种高贵的价值，以及别人对这个价值的倡导和肯定。 没有谁能保证一生不说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绝对诚实。但如果由于做不到，就否定“诚实”这个价值，和对说真话价值的倡导，那就从根本上错了。正如“不自由勿宁死”一样，也是人类世世代代在追求的。但世界上千千万万生活在专制社会的人们，绝大多数并没有去自杀。你不能根据这个现象去批评这个“不自由勿宁死”的价值标准定得太高，是“存天理灭人欲”。在中国这样的专制社会里，说真话很不容易，要付出很大代价；但这种情况下恰恰更需要强调说真话，推崇说真话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像钱理群和张耀杰那样以各种理由为说假话开脱，降低说真话的标准。那种降低说真话底线的做法，最後损害的一定是说真话这个价值本身，因为真实和虚假不可能共存于一个价值底线下。正如“如果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很快就会发现上帝没有了”一样，如果一再降低说真话标准的时候，很快就会发现，真话没有了。 “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生活中的胜利” 第二，即使是不伤害别人的假话，也有伤害，它首先践踏自己的尊严，其次维护谎言制度。 张耀杰强调，他自己在升学等需要填写政治表格时，向当局说了假话，以此来反驳刘晓波，证明说假话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有时是必要的，没什麽了不得。到底怎样看待用敷衍性假话附合当局的行为，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对此有专门的讨论，他说，在共产捷克时代，某个经理在他的蔬菜店橱窗里贴了一个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他为什麽要这麽做呢？哈维尔认为，大多数商店经理对标语中的意义是不关心的，标语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是照贴不误，这样做等于向当局表示，我是顺民，我服从你们的权威。而共产党当局对蔬菜店经理不过问标语内容的行为也不很看重，他们看重的是你贴出标语本身，因为这个形式已证明，你是“唯命是从的”，你是服从我们的权威的。在这种心照不宣的“交换”中，蔬菜店经理用敷衍性的假话，首先践踏了自己的尊严；其次帮助政权巩固了标语所代表的谎言制度。 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中也探讨过同样问题，小说中男主人公托马斯医生曾在报上发表过暗讽苏联的文章，後来医院领导人劝他写份“检查”，并保证不让其它人知道，只是放在档案里做个记录，事情就可了结。但托马斯坚决拒绝了。他知道违心写这份检查，说点假话，按照钱理群的三底线，不会伤害到别人；按照张耀杰的理论，敷衍当局，可以保住自己的利益（对于张耀杰是考学；而对于托马斯来说则事关他的饭碗，是否丢掉外科医生的位置）。但为什麽昆德拉要安排托马斯拒绝，宁可失去医生职业，去擦玻璃，去乡下种地呢？就是因为昆德拉明白了：即使别人都不知道，也不可以拿自己的尊严做抵押，不可以放弃原则。原则和尊严是人生最宝贵的价值。正如美国作家索尔．贝娄在《洪堡的礼物》中所说，“人生的价值在于一个人的尊严，而非生活中的胜利。”但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从来都是羡恋生活中的胜利——当了教授，进了政协——而不看重，甚至蔑视那些为了尊严而付出巨大牺牲的极少数人。 “中国人个个都是好演员” 台湾作家柏杨在六四屠杀之後批评说，“中国人个个都是好演员”。因为仅仅两个星期前，北京有百万人上街支持学生；但屠杀後却个个写检查，承认自己错了。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写检查的人都在说违心话，当局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那为什麽还一定要这种“形式”呢？关键就在这里，通过这个形式本身，就可以完成共产党想要的“你服从我”的权威。正像那个捷克的蔬菜店经理挂出共产党的标语一样，这个形式意味著你必须服从我，你仍是我们谎言制度的基础。 近10年前我曾就海外异议人士用给中共领馆写检查、说软话的方式谋求回国的行为，写过一篇题为“有尊严地回家”的文章，抨击这种用尊严交换利益的做法。从表面上看，向中共领馆说几句附合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违心话好象不伤害别人，又可获得个人回国的利益；而中共方面即使知道你不是说真心话，也不深究，因为他们要的就是“你要顺从我”这个形式。而接受这个形式本身，你就成了哈维尔描述的那个蔬菜店经理，成为维护谎言统治的一个组成部份。美国黑人女作家玛雅．安杰洛（MayaAngelou）则把人的尊严强调到这种程度：“有人持枪威逼，不服从就开枪。而你在服从的刹那间生命其实就结束了，因为你不再有自己的生命。” “生活在真实中” 第三，要想结束专制制度，只有从说真话开始，摧毁每个人参与说谎、贴标语、写检查的谎言基础。不少智者早已经指出：谎言是一切暴力统治的最根本基础，没有谎言，暴力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早在30年前，索尔仁尼琴就在“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中明确指出，“暴力并不是孤零零地生存的，它与虚假相互依存，暴力在虚假中找到了避难所，虚假在暴力中获得了支持。”因而这位俄国作家发出呼吁，“一个纯朴而又勇敢的人所采取的简单一步，就是说真话，不参与虚假！”因为“一旦虚假被驱散，那麽赤裸裸的暴力就会立即露出它的一切丑恶，暴力就会变得老朽，将会死亡。”因此他提出，“唯有人们停止说谎，才能从共产制度的枷锁中解放自己。” 在捷克，知识分子反抗组织“七七宪章”的主要诉求是“Living in Truth”。它被直译为“生活在真实中”，但中国社科院学者李慎之在评介哈维尔的文章中做了更好的解释，他说，如果用大白话来说，无非就是“过说真话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话中”，“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而已。 为什麽强调“做一个说真话的人”？哈维尔认为，“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麽真话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真话，将逐渐浸透到谎言生活的躯体中，最终导致谎言制度的风化和瓦解。哈维尔强调，真话的力量是无法用几个师、几个团的兵力来衡量的，它是喊出“皇帝光著身子”，给了人们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之後，人们在心里一瞬间对真实的共鸣和共识，这种力量是潜在的、无形的、巨大的，“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 “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这种现象在苏联、东欧共产政权的垮台中都可明显地看到。当年叶尔钦振臂一呼，俄国人揭竿而起，72小时结束了70年历史的苏联帝国。这不是叶尔钦手里有魔棒，俄国也没有成熟的民运组织和反对党，而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众多俄国知识分子一直坚持说真话、把“皇帝光著身子”的真实播种到了人民中间，在无数的民众心里转换成了力量，一旦机会来临，有人振臂一呼，人民就群起呼应，一举结束了专制。 世界上再暴虐的政权，都无法单靠暴力维持，就连强大的纳粹德国，也要有戈培尔；不可一世的萨达姆，也需要萨哈夫。最近获奥斯卡奖的电影《钢琴家》的原书中，那位救助过犹太人的德国军官说，希特勒发动二战前，德国已进行了为时十年的谎言宣传，“谎言是所有邪恶之最。所有恶行都由谎言开始。我们一直被灌输谎言。公众一直被欺骗，没有一张报纸不说谎┅┅工人们都跟著纳粹走了，教会沉默不语，中产阶级吓得不敢有任何表示，知识分子同样。在过去十年来，任何个人都无法自由表达任何意愿。” 上述这些事实都可以看出，专制社会其实是个貌似强大的暴力气球，暴力只是一个外壳，靠里面的谎言气体维持。因此只有用真话的针头去戳破那个巨大的谎言气球，让它不断跑气儿，最後才会有一天气球轰然倒塌，摔落地面。因而索尔仁尼琴把说真话强调到这样极端的高度：“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 “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当然，钱理群和张耀杰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说真话要付出代价，可能失去升学、当教授等很多个人利益。但比这更严重的代价俄国和东欧的知识分子早就付出过。天下没有白得的自由。索尔仁尼琴说，“当然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会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危险。他本人就为说真话被关进集中营，克格勃曾想毒死他，後来遭驱逐在海外流亡20年。哈维尔则被剥夺剧作家的写作权利，被迫到啤酒厂打杂，後又被关进监狱四年半。七七宪章的第二个发言人、布拉格大学哲学系主任、70岁的著名哲学家简 巴参卡被抓到警察局连续审问11个小时後倒地昏厥，三天後因脑溢血去世。第三个发言人基瑞 哈杰克在苏联入侵布拉格时，是捷克外交部长，曾在联合国严词谴责苏联入侵，结果因为说真话，不仅被免职，还一直遭迫害。有一次跟踪他的便衣警察竟把强烈刺激性液体喷入他的眼楮，使他的视网膜出血症更加严重。 但这些智能、勇敢的知识人并没有退缩，更没有像钱理群、张耀杰那样，提出在一定环境下可以说假话，降低说真话的标准。索尔仁尼琴说，在这种谎言世界，“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了一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牺牲一切灵魂┅┅”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还是简确嬷央A做一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于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那位在警察局被连续审问迫害致死的捷克哲学家，在去世四天前的最後一次公开讲话还强调，知识分子“越是奴颜婢膝满心恐惧，当局就越不把你当回事。你只有让他们明白，不公正和专横并不能畅通无阻，你才有希望使他们有所收敛。人们一定要永远保持尊严，不怕威胁，不低三下四，只讲真话。这样做才能造成一种压力，因为这一切与当局的所作所为尖锐对立。” 吴祖光们代表著中国的希望 当然，没有人要求中国的钱理群和张耀杰们一定要做反抗专制的智者和勇士，他们有扮演任何角色、选择各种活法的权利。在中国那种专制条件下，像张耀杰那样在填写政治表格时向当局敷衍性说几句假话，既可以理解，也根本不值得批评和谴责，但你最起码不能把这种行为理直气壮地合理化、正常化、美化！不能强调说假话没有什麽了不得，更不应批评那些对说真话价值的推崇。在俄国、东欧的知识分子几十年前就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这些人类常识，维护追求真实的原则之後，今天还有中国知识人，竟把勇气放在了敢于公开站出来挑战这些常识，降低这些人类价值的标准上，这实在是太具讽刺意味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毕竟还有吴祖光这样敢于说真话的剧作家，还有刘晓波、余杰等一批强调真话价值的知识分子。吴祖光因为说真话，丢了党籍，被赶出了“全国政协”，至死都遭到当局排斥。刘晓波和余杰因为说真话，一个北师大博士，一个北大硕士，都无法获得钱理群那份教职，并冒著随时付出更大代价的危险。但吴祖光们所体现的这种知识分子的骨气、人格和精神，代表著中国的希望。从这些知识分子的真话中，人们可以听到那个专制的气球被戳破、正在跑气的嘶嘶作响声；可以憧憬到，那个谎言的底座轰然倒塌，自由和真实携手来临的时刻！正因为如此，人们永远感激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吴祖光先生会被珍惜自由和真实的人们铭记。 2003年4月20日于纽约 （载《争鸣》2003年6月号） |
| 皇帝到底是裸体，还是穿著裤衩？ 2003-07-09 |
| 就李慎之的评价问题我提出和大多数自由派知识份子不同的意见之后，引出了几篇争论，也引发了我的几点思考，这几点思考已经和对李慎之本人的评价没有多大关系，但牵扯到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今天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问题，所以觉得还有必要再写几句。
第一， 不能让感性压倒理性： 自由派知识份子对顾准、李慎之的热烈推崇，从一个角度是可以想像的，那就是年轻一代为老一辈共产党文化人的悲惨遭遇而悲愤；被他们在黑暗中不懈求索的精神而感动。尤其是顾准的经历更令人叹息：他在被打成右派最艰难的时期，妻子离婚，子女都不再认父亲，直到去世都没能和他一直思念的孩子们见上一面。没有谁读了顾准的故事会不被感动，但是，顾准的遭遇并不特别，那些比顾准级别更高的共产党人的经历甚至更加悲惨。 记得七十年代末读刘少奇、陶铸、彭德怀等中共高官的亲属写的追忆他们惨遭迫害的文章，每每读到泪流满面。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亲情的人，都遭到惨不忍睹的迫害。共产党高官的命运一个比一个悲惨，甚至比普通老百姓更惨。邓小平本人照样几度遭整肃，儿子被迫跳楼自杀成瘫痪也够悲惨。但今天我早已不再感性地看待这些悲剧，而是用理性追究其根源；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本人的悲惨遭遇就忘记了，正是这些共产党人亲手建造了那个后来置他们自己于死地的政权。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有屠杀自己的血！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们不仅残害、屠杀了自己，更残杀了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毁掉了几亿人的青春、几十年的生命！共产党人是自己选择了那个政权，付出了代价；可别人并没选择，却也跟著付出巨大的代价。 虽然每个共产党人对建立那个残暴的政权所负的责任在程度上有很大不同，但常识是，在党内官位越高，责任越大。我更要强调的是，他们各自在中国的悲惨经历不能降低他们参与建造那个专制而应负的责任，同时更不能成为提高他们身价的一个原因。 同样，如果由于同情顾准李慎之等共产党人在铁幕环境下探索的艰难，而对他们作品的要求降低，仍是感性压倒理性的做法；因为无论艰难程度如何，都不能成为衡量思想、学术水准的标准。这就如同不能因为你出身贫苦、或者你是少数族裔，就往成绩单上加分数一样。中国人总是习惯自我纵向比较，从人的角度来说，能出顾准、李慎之就很了不起了，足以称之为大思想家；从国家的角度来说，今天远比二十年前好了，所以还得走渐进道路，还得靠李慎之等党内文化人。如此这般思维方式的话，怎么可能产生突破呢？那大家就一步一步往前挪吧。六四已经过去14年了，看我们大家还有多少个14年熬吧。 第二，不能用肯定自己的历史，来肯定共产党的历史： 今天，没有人去追究，也无法追究每一个具体共产党人对建立那个专制制度应负多少责任。但我之所以一再强调老一辈共产党文化人必须彻底否定自己早期参加共产党的历史，是因为他们以不否定自己早期历史的行为，肯定了共产党早期的历史。这既不符合共产党这个邪恶暴力政权的本质，也无视中共自成立初期就开始的整肃的残暴历史。 更为严重的是，在肯定当年左派知识份子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同时，就会认同共产党早期是好的，后来异化了，才变坏了的说法。这种观点今天的危害在于：既然曾经是好的，就有再变好的可能性。这就为今天的党内渐进改革说法，提供了潜在的心里暗示和呼应。而事实是，共产党从本质上就是一个一定要独裁的党，全世界没有一个共产党可以改革，东欧的共产政权全是被人民推翻的，凭什么中国共产党就可以改革？它的理论根据、实践经验都在哪里？ 另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据后来的几篇回忆文章，李慎之本人在私下已经否定了他自己追随共产党的历史，认为那是个错误。可不少自由派知识份子还在赞美老一辈文化人追随共产党的理想精神。人家自己都不引以为荣了，可你还在那歌颂。这种被理想精神感动而无视其带来的恶果，又是可怕的感性压倒理性，宽容大于是非。没有什么比感性压倒理性、宽容压倒是非的做法更给思想界和社会实践带来一团乱糟的了。 第三，公开讲话的意义： 从多篇回忆李慎之的文章来看，他的朋友们所热烈推崇的、他的比较有深度的想法，都是在私下和朋友交谈、或书信交流时表达的。虽然我丝毫不怀疑这些私下谈话的真实性，但对这种私下交流的意义和作用却大打折扣。有人说李慎之们留在党内的位置上，有在官方刊物上说话的可能，所以才起到特殊作用，因而人们需要更多的李慎之。这种说法是明显违背事实的：因为第一，李慎之（们）的自由主义言论都是在离开官位以后；第二，这些言论也都没有在官方刊物上发表，全是私下流传或网络发表。 人们对李慎之的尊敬，主要是来自他亲身经历、切身说法的认识，而并不是因为他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了什么别人没法说出的话。既然同样不能在官方刊物发表，李慎之为什么不把自己最深刻的想法公开出来，而只是私下交流，这太令人遗憾了。我们今天推崇国内自由派知识份子，当然是首先是推崇他们敢于公开挑战那个制度的勇气和精神。今天在私下骂共产党、评论共产体制有多大意义呢？中国13亿老百姓中还有谁没骂过共产党呢（除了哑巴和儿童之外）？就连胡锦涛在家里都得跟他太太骂江泽民的不放权吧。 第四，“皇帝穿著裤衩”的误导： 中国知识界多年来一直有过高地抬举党内改革派的本能倾向。当年就过高吹捧开明皇帝胡耀邦、赵紫阳。89年以胡耀邦去世为引子，发起大规模民运当然可以理解，但由于知识界的盲目吹捧，胡、赵就几乎真的成了有希望发动政治改革的领袖。而稍微对他们两人的历史做些了解，就可以看出，胡耀邦镇压新闻自由，赵紫阳排斥异己等都并不手软；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否定共产党的言行。 这种对开明皇帝的过于好感（感激），又外延到对党内有些反叛思想的文化人的过高评价，似乎他们就代表了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最高水准。我当然不是要一概否认开明皇帝和反叛的共产党文化人，他们对社会变化自然起到独特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用肯定这些党内高官、知名文化人来肯定民主诉求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开明皇帝和党内高官文化人的过份吹捧，都在潜移默化地传递著、强化著只有靠党内改革才能行得通的信号。今天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已经使文化人们又开始寄希望于胡锦涛，于是再度陷入共产党那个只有靠它才能推动社会进步的圈套。 中国文化人对改革共产党的一厢情愿的幻想真是固执而坚定。而前苏联和东欧那些异议人士中有谁还再提什么“共产党前期是有理想主义精神的，只是后来异化了”、“早年共产主义的追随者是值得肯定的”之类？他们所致力的，是彻底地否定共产党，极尽全力地向人们传递共产党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邪恶的政权，是完全不可改革的；追求自由的第一步是必须结束共产党的统治。只有把“共产党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种丝毫不妥协的、丝毫不怀疑的资讯深入民心、深入党心、深入军队、深入到中共高层的每个人心里，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们才可能迫于压力，在大势所趋下、在完全无可奈何之际交出权力，才可能有中国的雅鲁泽尔斯基放下武器，才可能有中国的叶尔钦振臂一挥，挥掉几十年的共产专制。人们必须清楚，只要外部没有泰山压顶般的气势，洪水决堤般的不可阻挡，独裁者（尤其是共产独裁者）绝对不会主动放弃权力。 相比之下，那些普通老百姓们来自“常识”的认识，往往比大知识份子们还深刻。比如，许多往美国之音打电话的普通人，对共产党必须下台的信念是远比文化人们坚定的。再比如，当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们”一致认为江泽民会全面退休、全面放权的时候，连小学都没毕业、自己都承认没有多少文化、涉嫌巨额走私的赖昌星却非常清楚，公开指出，任何了解共产党体制的人都明白，江泽民绝不会放权，共产党人绝不会自动放弃权力。 而当李慎之等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要角们还在惆怅万分、优柔寡断、左顾右盼地疑惑共产党体制的刚性、弹性，认为这个体制“是否可改变”是“天问”，讨论共产体制垮台会出现什么“暴力革命”和“天下打乱”这类耸人听闻的说法时，那唯一的可行的路就只能是共产党继续统治，稳定压倒一切，慢慢地渐行渐进吧。且不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基本没有宗教的世俗社会、文化程度普遍很高、经济经过二十年发展达到相当水平、全民上下一致关注发财致富的现状下，根本不存在出现大规模暴民动乱的可能（至于什么太平天国式起义、伊朗霍梅尼式革命等说法更近乎梦呓），即使出现革命，也只能是一场推翻共产党政权的革命，而这样一场革命无论如何都比共产党正在进行的暴力革命要好。 对那些还在梦想共产党能进行政治改革的中国文化人们，中共社科院现任副院长李慎明最近的讲话给了一个漂亮的棒喝：“中国决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决不搞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在中国，如果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不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然是人民政权垮台、社会全面倒退；就必然是山河破碎，生灵涂炭。” 请比较另一位前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的话：“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著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 真是党的社科院呵，一个是共产党的支持者，一个是共产党的挑战者，其观点，其用语竟如此相似。 我当然完全相信李慎之们希望共产党早日垮台的愿望，但如果中国最先锋的自由派人物还模模糊糊：皇帝或许还穿著一个裤衩吧？我们或许还可以给他套上件背心？再往后他就有套上全部西装革履的可能性了。这样一来，岂不是把那些本来已经看出皇帝光屁股的普通老百姓的视线都搅迷糊了吗──看人家自由主义大师都说皇帝穿著裤衩呢，这皇帝还真是有希望的，那不知深浅的孩子才是该挨打屁股的。 2003年7月9日于纽约 （原载《观察》） |
| 美国会和温家宝做“交易”吗？ 2003-07-08 |
| 中共总理温家宝七日抵达美国访问，这是温家宝首次访美，尤其又是在台湾的公投立宪问题导致美中台三角关系微妙之际，因而引起人们的特别瞩目。
《华尔街日报》言论版编辑拉斯多尔（Hugo Restall）近日在该报发表题为“中国讨价还价的机会”的文章分析说，这次温家宝访美，重点是想谈台湾问题，可能要和美国讨价还价，以北京在北韩问题上帮助美国，来换取美国对台施压，阻止台湾公投制宪等被北京视为走向独立的行动。 对北京的讨价还价，美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现在的关键是两个问题，一个是：美国是不是愿意和北京做这种“交换”；第二个问题是，北京是不是真的有左右北韩的能力，即交换的本钱。 从美国方面来说，美方对台海问题的立场一直是反对中共对台动武，同时“不支持”台湾独立，任何一方不可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台湾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美方的常规答覆从来都是强调一个中国原则，三个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从而在台海问题上保持一个比较平衡的政策。现在北京领导人来要求美方对台湾问题更明确表态，从“不支持”改为“反对”台湾独立，美国会不会接受这个要求或交换条件？从布什政府上台近三年的对北京政策来看，美国做出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不大，这里有这厶几个原因： 一是因为这届美国政府比较强调原则立场，布什本人作为虔诚的基督徒，更强调道德的力量。这从布什总统最近在“国家民主基金会”和“传统基金会”发表的两场演讲可再次看出，布什非常强调击败恐怖主义、向世界传播民主价值、美国承担全球道义责任的重要性。因而布什拿原则做交易的可能性比较低。美国国务院网页近日刊出的欢迎温家宝访美的新闻稿，也是简单地表示，布什将和温家宝全面讨论相关议题，致力建立中美“坦率、建设性、合作的双边关系”。这只是以往的套话，并无任何新意。 二是在具体的台湾问题上，布什本人和他所属的共和党，都曾就此有明确的表述。在2000年8月於费城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对此做出三条决定：中共不可对台动武；台湾问题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任何解决方案必须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如果不是这样，美国将按照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来协防台湾。另外布什在出任总统之後三个月的2001年4月25日接受美国ABC电视台“早晨好，美国”节目采访时明确表示，“如果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将动用一切手段协防台湾。” 三是不久前台湾总统陈水扁成功地过境美国，获得较高规格接待，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夏馨还明确表示，布什总统是台湾的“守护天使”，这都直接显示出这届美国政府比较倾斜台湾的政策姿态。在这种背景下，而且距上次陈水扁过境美国才一个月，美国的对台政策不会发生这厶大的变化。 四是美国政府过去一直用“不支持”台湾独立来表述对台海问题比较超然、不直接介入的立场。如果美国把它改为“反对”台湾独立，则有美国方面要改变原来的相对超然立场，而有直接干预之嫌。这将是很大的政策改变。这就是为什厶夏馨几天前要亲自澄清，布什没有对胡锦涛说过“反对”台湾独立，而是用的“不支持”；并特别表示，“反对”和“不支持”这两个表述，是不同的。美国前驻台湾和北京的大使李杰明也曾表示，北京一向有意地把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翻译成“反对”台湾独立，借以突出美国制约台湾独立的立场。这位资深的外交官和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北京的解读是不正确的，但美国方面也没有就此正式做出澄清，只是不断强调，我们的立场是“不支持”台湾独立。这次夏馨出来澄清，可能是首次，它标示美国方面对中共有意误读、误导舆论的做法已不耐烦。从美国的一贯立场，以及夏馨出来公开澄清的举动，都意味著，美国方面不会轻易改变这厶重大的原则立场，因此这次温家宝访美虽然有这样的战略意图，但实现的可能性较低。 最後一个原因是，北京用什厶来和美方交换？如果用北韩核武问题，那厶北京有什厶把握说服和迫使北韩放弃核武项目。从以往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及专家们的分析来看，金正日政权并不那厶听北京的，而北京又不大可能用全面停止供应北韩食物和能源作为杠杆来制约北韩，因为那可能导致平壤和北京关系破裂，北京以後更缺少运用北韩作为筹码和美方讨价还价的机会。而且北京和平壤这两个邪恶的政权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在抗衡美国上有潜在的利益一致性。因而实质上北京缺乏真正想制约北韩的愿望。美国对这一点不会不清楚，因而连《华尔街日报》社论版的编辑也建言，美国不能拿台湾问题和北京做“交换”，如果双方讨价还价，美国可以拿对中共贸易问题，即如果北京在迫使北韩放弃核武项目问题上做出一定成效，美国可以在限制中共纺织品等产品进入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 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温家宝访问美国，美方的主要谈判兴趣不是台湾问题，而是双边贸易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能达成什厶协议，还要看北京在北韩问题上做出什厶承诺，因北韩核武问题的第二轮「六国会谈」，可能在温家宝访美後一个多星期在北京举行。而在贸易问题上，主动权在美方手里，中国大陆去年对美贸易顺差高达一千零四十亿美元，就是一个明证。因而这次温家宝访美，虽然抱著讨价还价的愿望和期待，但最後能获得的成果可能相当有限。 2003年12月7日於纽约（原载《观察》） |
| 美国政府为何“大腹便便”？ 2003-07-08 |
| 在上一篇“我在美国怎样成为右派”一文中，谈到导致我偏向美国右翼的主要原因是1996年总统大选时对美国两党经济理念分歧的理解。而我对美国两党的不同经济政策的最初了解，是1991年在夏威夷和一位银行家的谈话。当时我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做访问学者。有一次该中心让我做一个演讲，听众中有一位是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的弟弟贝聿文先生，於是相识。几天後，贝先生打来电话说，夏威夷“先锋联邦储蓄银行”的总裁姚女士希望一起吃顿饭，了解中国政情，因她考虑去大陆投资。
这位前台湾选美小姐下嫁夏威夷富豪，因经商成功，成为当地的商界领袖之一。谈话时我们自然谈到了当时克林顿要代表民主党参选一事，我表示支持克林顿。没想到她却立刻对民主党的经济政策一顿痛斥，说千万不能支持民主党，左派民主党总统卡特在任时，把美国经济弄得一塌糊涂，糟糕透顶。谈到卡特时，这位女强人不仅表示出厌恶至极的情绪，甚至流露出一种恐惧感。而我在国内时，印象中卡特是个平民总统，木匠出身，很重视人权。现在听到一位在美国经商多年的成功者，而且是一位女士，如此这般强烈地抨击卡特“无能”，民主党的高税收政策扼杀美国经济，真是十分吃惊；十多年後对那场谈话仍记忆犹新。 後来随著对美国经济的深入了解，才越来越理解了这位华裔银行家对卡特的忍无可忍。她对美国两党经济政策的关键不同非常清晰：左翼民主党主张“高税收”，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而右翼共和党主张“降低税收”，强调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限制政府的权力，主张“小政府，大社会”。两党的经济政策可谓针锋相对。而且不仅美国，西方的主要民主国家，基本都是这样两种不同经济理念的政党相互竞争。 过去这些年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已经证明，左派的“高税收”政策不仅导致“高失业率”、“低增长率”，而且更是一种鼓励懒汉、掠夺勤奋者的不道德政策。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共产主义乌托邦。 “高税收”政策首先并直接导致“大政府”，因为它要通过重税制度来搜刮民财，然後扩大政府开支。而政府规模不断膨胀、扩大，行政部门越来越多之後，必然导致官僚主义更加严重。因为只要是政府衙门，本质上都是官僚的；“国营”几乎就是缺乏效率、人浮於事、以至腐败的同义词，这是世界性现象。共产主义国家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政府包揽一切，结果政府最官僚，最无效率、最腐败。而在西方国家，公有制成份（政府规模）越大的地方，这种现象也越严重。 据被美国很多大学选为教科书的《民治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一书中的数字，在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时期（1800年开始），美国联邦政府的雇员总共只有2,120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增加到500万以上（几乎接近整个香港的人口），扩大了两千多倍。据今年5月9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的六位商界领袖反对纽约市长涨税方案的“拯救我们的城市”一文引用的数字，过去40年来，纽约市政府的雇员人数增加了20％，达到9万人。 《民治政府》引述说，“联邦官僚薪水太高却干事太少，而且列在受薪名单上的人太多；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人认为政府浪费了他们大量的税金。”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印度裔作家邓尼斯．迪索扎（Dinesh D’Souza）在他的《给青年保守派的信》一书中说，“政府部门在所有领域都比私营企业缺少效率，除了在开泊车罚单上。” 美国最官僚、最无效率、最糟糕的两个部门是政府经营的移民局和邮局（美国邮政总局是联邦政府中最大的非军事部门）。老布什总统曾在公开演讲中把这两个衙门称为“克格勃”，意为像苏联最坏的机构KGB一样令人讨厌。以我自己和移民局打交道的经历，就深感老布什说的绝不为过。1989年我在洛杉矶申请政治庇护时接受移民局一位中年官员的面谈；他看到我的申请材料中有关於我就职的《深圳青年报》因刊发“劝邓小平退休”一文而遭关闭等内容时，好奇地问，“邓小平是谁？”我当时很吃惊，怎麽一个负责政治庇护的移民官员连邓小平是谁都不知道？於是对他说，邓小平是共产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独裁者。他的下一个问题就更令我目瞪口呆了：“中国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吗？”天呢，中国如果不是共产主义国家，我还用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吗？而且，当时全世界的媒体都正在密集地报道八九民运事件。但我的律师则对此习以为常，事後说，“这一点都不奇怪，移民局到处都是这种笨蛋。” 第二次跟移民局打交道是1996年在纽约入籍时接受面谈。这次是位年轻的女移民官，她问道：在拿到绿卡後是否在美国境外居住过，我说没有。但她看到我的申请表中有在夏威夷住过一年多的记录，竟然说，你不是去过夏威夷吗？我愣了一下，“你是说夏威夷不属於美国吗？”她想了一下，然後起身说要去问问主管。过一会儿她回来说，“你对了，夏威夷是美国的一部份。”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尴尬，非常自然地开始提下一个问题：“美国现任副总统的名字叫什麽？”别以为我是在编晚间脱口秀的笑话，我的想像能力还没丰富到能戏谑美国移民局官员不知道夏威夷属於美国的程度。不知她怎麽考上的移民局，大概进入这政府机构的考试比入籍还简单。 我仅和移民局打过几次交道，就碰上如此程度的白痴，可想而知，这个每天主掌成千上万移民事务的庞大机构，不知有多少不称职者。但美国的现实是，只要进了联邦机构，就等於旱涝保收，不管多麽不称职，多都不会被解雇。上述《民治政府》引述说，“美国联邦政府对不称职者的解雇率低於七百分之一┅┅职业政府雇员似乎享受最接近於终身任期的工作，几乎和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的职位一样稳固可靠。”而且联邦政府普通雇员的薪水普遍比私营机构要高。例如，在克林顿性丑闻时，那个揭发克林顿和莱文斯基有婚外性的国防部女官员琳达．崔普，原来只是一个随军家属（丈夫是驻德国的美军士兵），偶然机会进了国防部，经历和水平都极为平常，但年薪当时已是九万多。而莱文斯基小姐，只是大学毕业，刚进五角大楼，起薪就近四万美元。 只有两千联邦政府雇员的杰佛逊总统曾说，“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管得最好的政府。”但现在左派民主党主张的高税收、大政府，正好和这种理念相反，结果使美国政府的规模越来越大，官僚主义愈加严重。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左派政党长期主掌美国政府有直接关系。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从1932年罗斯福政府开始，一直到1994年，62年间民主党一直垄断美国国会（是多数党，除1946年时那届例外），而在过去70年中，民主党籍总统主掌白宫40年，共和党只有30年。 这种“大政府”现象得到一定的纠正，是在右派共和党总统里根当选之後，里根的著名口号是，“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於是大刀阔斧地削减税收，实行美国历史上幅度最大的减税政策，同时削减联邦政府雇员人数，其中最大的预算削减是联邦文职人员的薪金和附加福利，使“大腹便便”的政府“缩水瘦身”。 里根与当时和他联手推行大幅减税、充分市场化、经济自由化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样，都坚定地相信，资本主义发展的秘密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扩大社会和市场的作用；从而纠正“罗斯福新政”以来的“大政府”趋势。里根和撒切尔联手，在资本主义世界开始了一场被史学家称为“金色紧身衣”的强化自由企业、保护私有财产，鼓励自由竞争、限制政府权力的经济革命。 里根担任两届八年总统期间，实行的这种自由经济政策，为後来美国有长达连续110个月（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进入白宫时，正赶上里根的减税等自由经济政策产生效果之际。面对克林顿把当时如日中天般（包括科技股票泡沫泛起）红火的美国经济说成是自己的功劳，美国的评论家说，这就像说太阳升起是被公鸡叫出来的一样。 高税收不仅导致效率低下的大政府，而且这种政策如同“杀鸡取蛋”，更严重的後果是扼杀经济活力，最後将整个社会拉向“均贫富”的社会主义。就这个问题，我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 2003年7月8日於纽约 |
| 伊拉克战争推翻亨廷顿文明论 2003-07-01 |
| 日裔美国右翼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1992年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後的人》一书在知识界激起“千层浪”。该书提出一个观点：共产主义的结束表明，自由主义打败天下无敌手；“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社会模式被前所未有的数量的人类接受了；再往前看，已经没有任何可见的人类社会模式被向往，所以说「历史已经终结”。
1993年，福山的老师、哈佛大学左派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又译杭廷顿）以“文明的冲突”一文挑战福山“历史的终结”的说法。该文的第一个主要观点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冷战结束，人类的冲突主要是以西方为主的意识形态的争斗（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而在冷战结束後的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竞争已经不是造成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代之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所以区分国家异同的方式也从冷战时的以政治和经济体制为标准，变成了以文化和文明为界线。也就是说，以欧美为主的西方文明是一个体系；以中国为主的儒家文明是一个体系；伊斯兰文明是一个体系，另外还有四、五个其他文化体系。他断言：“如果再有下一场战争，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是西方和所有非西方之间的战争┅┅成功的政治、安全和经济联盟，更可能建立在相同文明内，而不是在不同的文明之间。” 亨廷顿的第二个主要观点是：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虽然在以基督文明为主的西方社会能够实行，但这种模式在非西方文明的其他文化中——像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就未见得能行得通。他甚至断言：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不仅不能适合西式社会模式，而且那里的人民也不要西式社会模式。这种说法在美国学界引起长达几年的争论，於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随之爆出大名，传向世界。 911事件後，亨廷顿的说法再次引起关注，他以上述文章扩展成的《文明冲突和世界新秩序》（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开始畅销，被不少人认为是对世界新冲突具有预测性的著作。但是，这个“文明冲突论”不仅从理论上有两个根本性的错误，而且从实践上，亚洲（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变化，一直都在否定著亨廷顿的理论。而冷战後第一场最具争议性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则几乎完全推翻了亨廷顿的理论。 世界主要冲突是民主和专制，而不是文化 “文明冲突论”的第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是：他用不同文化的冲突掩盖了专制和民主的冲突。他通篇文章苹字不提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世界各个文明之间的确有冲突，但这种冲突的程度远低於专制和民主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如亨廷顿所认为的是最严重的冲突。以伊斯兰文化为例：在中东的伊斯兰文化下的全部国家的确都在不同程度上和西方文明作对，但这明显地是由於它们全部都是专制国家。民主的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就不仅从不给世界制造麻烦，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致力於熔入西方世界。亨廷顿认为无论土耳其怎麽民主，它就是和欧洲有隔阂。但亨廷顿无视的是：由於欧洲的傲慢和左派的苛刻导致土耳其至今不能加入欧盟；而且最近写出“欧洲合众国”宪法草案的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还要以土耳其横跨欧亚两洲为名，把土耳其划归亚洲，永远不让它加入欧盟。这完全是以地理和种族而排斥民主的穆斯林国家。在民主的印度的一亿三千万穆斯林人，也从未像独裁国家的穆斯林极端份子那样对抗文明世界。 亨廷顿认为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是一个统一联盟；而其他非西方国家将以不同形式联合起来，拒绝西方文明，抗衡西方势力。亨廷顿当年给美国的建议是：“要加强与同类的西方文明国家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同欧洲和北美（指加拿大）国家之间；其次，加强和西方文明接近的国家的合作，例如东欧和拉丁美洲国家；另外，推进和保持与俄国和日本的关系。”（亨廷顿认为俄国属东政教文明，亦不属於西方） 而事实上，西方是严重分裂的。以这次伊拉克战争为例，完全是西方文明的法国和德国，就完全站在了美国的对立面，而东方文明的日本则完全占在了美国一边！就连虽然是独裁国家，但经济上走向私有化，政治上采取现实主义（而不再是意识形态）外交的、被亨廷顿认为是和西方文明冲突的儒家文明的中国，都没有像法国和德国那样跟美国作对。 不是儒家文明而是专制在阻碍中国进步 亨廷顿的另一个结论是：西方国家联合主导联合国，由於苏联垮台，今後所遇到的阻挠只会来自非西方文明的中国。而这次伊拉克战争，更否定了亨廷顿这个观点。西方文明的法国，毫不妥协地一直宣称要投否决票；俄国同样也表示要否决；而中国并没有阻挠，所有专家的预测都是中国顶多投弃权票。 亨廷顿另一个更荒唐的说法是，在非西方文明联合起来对抗西方文明的争斗中，“最强有力的一个表现形式是：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的利益、价值和势力。”他举例说，儒家文明的代表国家中国，向中东国家出售武器，包括核武、化学、生化武器等，以此和伊斯兰国家联合对抗西方军事力量。 且不说中国向中东穆斯林国家出售武器根本不是（！）由於儒家文化的原因，而明显是由於中国是独裁国家的原因，而西方文明的法国不仅向伊拉克等穆斯林独裁国家出售武器，而且出售的是先进的现代化武器。而除了军事以外，在经济利益和其他价值取向上，儒家文化的亚洲国家（民主的独裁的都算上）什麽时候、怎麽可能更倾向落後、封闭的伊斯兰社会，而不更倾向西方？亨廷顿简直是在痴人说梦！ 对中国和日本分歧的错误解读 亨廷顿认为日本是唯一能够成功地接受西方文化的非西方国家，是个异数。但他又不想承认儒家文化的国家照样可以成功地西化，所以硬是把日本排除到儒家文化之外，把中国和日本分成两种文明，说日本是个独特的文化，叫做“日本文化”，所以才成功地接受了西化。这完全不准确。虽然中日之间有一定的文化差异，但谁能否认日本主要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亨氏的所谓“日本文化”到底在哪些关键地方和儒家文化不同？他一句都没有指出来。二战结束，日本在美国干预下成为民主国家後，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仅次於美国的巨大成功，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从来就没有和西方文明的国家发生过任何重大冲突。日本可以成功地西化，明明是因为日本是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中最早、最成功、最成熟的民主国家，这才导致它既成功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优秀之处，又保持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亨廷顿还认为中国（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和日本一直关系不好也是由於文化冲突，由於日本是个和其他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亚洲国家不同的独特的文明。这更是荒唐。中国等亚洲国家和日本关系不好主要是由於二战日本侵略留下的後遗症，哪里是什麽文明冲突？ 亨氏还说，中国对西藏佛教和新疆穆斯林的镇压也是由於文明冲突而引起的。这简直是睁眼否认专制制度对西藏和新疆的镇压，而硬赖到儒家文明上。我无意为儒家文明和中国文化辩护，但把首先是专制政权所作的孽硬归罪到文化上（共产党执政之前，汉藏之间的冲突从未像今天这麽严重！），明显是要刻意回避专制制度的问题。 “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它适合所有人” “文明冲突论”的第二个根本性的错误是：亨廷顿把世界一刀切成“西方和非西方”（the West and the Rest），以地域、种族和文化划分人类，把其他任何文明都和西方文明对立起来。他尤其认为非西方文明国家的人不仅不适合、也不要求西式民主体制，而且联合起来抵抗西方文明。 亨廷顿明确否认英国作家奈保尔的“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它适合所有人”的观点；他说，“虽然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已经进入世界各地，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在根本上，西方的许多概念，诸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宪政精神、人权、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政教分离等等，在穆斯林文化、儒家文化、日本文化、印度红都文化、佛教文化等中基本没有体现。”他甚至引用西方某学者的研究结果说，“最被西方看中的价值，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则是最不重要的。” 这简直是反动至极的观点。虽然在非西方文化中，上述西方文明的概念可能不存在，但凭什麽说以前不存在的东西，今天我们就不能接受、也不适合呢？既然亨廷顿承认日本可以接受、适应得很好，为什麽其他人群不可以？！今天亚洲的南韩、台湾、菲律宾等地都由於走向民主而自然地、丝毫不艰难地接受了许多西方文明中的东西。亨廷顿说“非西方文化国家会走向现代化，却不是西化。”既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个人主义价值等都来自西方，并是西方文明中的核心价值之一，那麽那些选择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不是西化？什麽是非西化的现代化？ 西方左派和第三世界文化人的专制大合唱 类似亨廷顿这种西方左派学者，表面上显得尊重第三世界国家和文化，其实是最大的种族歧视者。他们骨子里就认为非西方文化薰陶下的人无法接受明显是当今世界最高文明的西方文明。他们打著文明没有高低，尊重地区文化、尊重不同文明的旗号，潜在地（其实是清楚地）表达：我们这种民主政治体制是建立在我们这种西方文明的基础之上的，而你们的文明还没有达到适应我们这种体制、我们这些价值的条件，所以你们那一群人不配享受我们这种社会。 而第三世界知识份子又最容易上这个圈套，一听人家说尊重你的地区文化，就美滋滋的，马上跟著西方左派喊。这样既能表现不向西方低头的民族自强精神，又受统治者欢迎，还能（具有讽刺意味地）从西方知识份子那里找到理论根据。最後的结果是，西方左派和第三世界文化人联合起来共同喊：第三世界国家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不适合西式民主。於是独裁专制继续统治。 这次伊拉克战争，表面上是美国和伊斯兰国家的战争，实质上是民主国家和专制独裁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西方国家并不是联合统一体，而非西方国家并不都是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价值的对抗者。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伊朗学生连日来的抗议游行，每天都在否定著亨廷顿的理论；都在证明著，无论是哪里的人，无论是生长在哪个文化下，都是渴望自由的！只要给人们机会，都一定会选择、一定会迅速适应西式文明那种更符合人性的社会环境。 （载《开放》2003年7月号） |
| 我非得认“高玉宝是乔伊斯”吗？ 2003-06-24 |
| 对於李慎之的评价，我已经在“对李慎之说点真话吧”和“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等两篇文章中谈了很多，本无意再谈了。但昨天读到上海的朱学勤先生的文章，他认为我指出李慎之的三个局限是“道德傲慢”。觉得似应再说几句。首先，道德和傲慢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因为对“道德”只能设某个标准，它只有本身的高低之分，而不存在提出者的傲慢和谦恭问题。你不能说别人提了一个高一点的标准，就是傲慢；那麽是不是标准定的越低，就越谦恭了呢？
朱先生强调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国内那种艰难的情况下，达到顾准、李慎之那种水准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像我这样身在海外的人，提的标准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以海外环境之特殊，迫人从己”。 我的文章，从没要求李慎之们按照“海外环境”做什麽，而只是针对别人给他的 “伟大思想家”、“自由主义者的领军人物”等称号，提出评价和异议，认为从他发表的文章和某些做法来看，他在认识水平上还有相当的局限，不仅不是思想家，甚至还不够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对於我得出这种评价所使用的标准，朱学勤先生认为过高，愤愤不平，认为这是“道德傲慢”。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做一个夸张点的比喻吧：中国家喻户晓的作家高玉宝去世了，於是中国文学圈内一片追思：“一代乔伊斯谢世”。我由於某个机缘读到了乔伊斯和类似他水准的作家的作品，觉得不对劲，这高玉宝跟乔伊斯没法比呵；大家都把高玉宝喊成了乔伊斯的话，那人们达到了高玉宝水平就可以自认一流了，这不要误人子弟吗？於是高喊了一声：“高玉宝不是乔伊斯”。 这下招来一片愤怒的声讨：你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那是多麽艰难的环境，高玉宝没有多少文化，他多麽刻苦，才达到现在的高度，而且周扒皮千方百计打压他，不准他发表作品；更重要的是，高玉宝曾担任周扒皮的欺辱农民委员会成员，在村政府中有那麽高位置的人现在觉醒了，出来为农民写作了，这具有多麽重大的意义；由於这些原因，所以我们认定《半夜鸡叫》就是和《尤利西斯》在同样的水准上。 对这种思维方式的争论，我举白旗後退：好，好，好，高玉宝就是你的乔伊斯吧。 夸张再稍微小一点：文革刚结束时的短篇小说《伤痕》、《班主任》等一下子全国叫响，感动了许多人。它们在中国那个特定时期，的确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如果有人今天硬说这类作品可以和《项链》、《麦祺的礼物》等媲美，它们的作者和莫泊桑、欧亨利一样伟大，那我只有再举白旗：你们伟大，你们伟大。 我上面两个例子的确有点夸张，但如果看看朱学勤先生的高论，那我的比喻也不至於夸张到太离谱。比方说，朱先生把顾准和哈耶克相比，说他们两人“对人类如何摆脱同一类极权诱惑，做出了同等价值的思想贡献。”我无法不佩服朱先生做这种宣称的勇气，更无意再长篇大论一顿顾准，抄几句许良英先生对顾准的评论要省事得多：“顾准完全否定直接民主制，认为一党专制和‘文革’都是直接民主┅┅他对民主概念的理解还是相当混乱的，可以说他的探索仅仅开始，还没有彻底摆脱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影响┅┅而且顾准文集中根本没有涉及自由、人权。”但朱先生硬说顾准做出了和哈耶克“同等价值的思想贡献”，别人还能说什麽呢。如果朱教授也这麽教课的话，岂不是把学生往“井底”推吗？ 我不过高地评价顾准和李慎之，只想求得一点真实。对此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有深刻名言：“对生者我们欠的是尊重，但对死者我们只欠真实（To the living we owe respect, but to the dead we owe only the truth）。” 作为从那个专制制度生活过三十多年的人，我切肤之痛地理解顾准和李慎之先生在黑暗的铁幕中孤独地探索的巨大艰难，每每想起，都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更为那一代知识份子的命运而悲哀。社会环境的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而且他们自己参与了建构那个障碍），限制了他们本来应该飞翔的思想。正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不再重蹈他们的歧途，我才呼吁，让我们看远一点，看高一点，把视线转向世界（既然今天已经完全有可能），把目标定到真正的国际水准。取法乎上也才只能得其中呵！ 朱学勤先生对我文章最不满之处是：我批评李慎之至死都没有退出共产党，认为这和自由主义者的身份不符。朱先生认为我是强人所难。是我强人所难吗？共产党员知识份子在中国成千上万，我怎麽没批评别人不退党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自己定位为“自由主义者”。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强调知识份子要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如果定了位，就不能再角色混乱。而中国知识份子好象恰恰最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一会儿去做维护独裁者的谏士，一会儿又去做反抗专制的勇士了，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角色。 如果你自己定位是“自由主义者”，就不能同时再是“共产党员”。这两个角色是根本冲突的。这就像你不能一边宣称是为民除害的员警（今天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责任就是要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一边还是黑社会的成员；虽然你没有再直接参与绑票、撕票等恶行，但仍是黑社会成员这个事实本身，就仍在给予那个土匪团夥以道义支持。而像许良英先生在六四屠杀之後就主动退出了共产党，而且六四之後退党的中国知识份子还大有人在。这些人从道义上否定共产党的直接行为更令人敬重！ 我当然非常清楚，在仍是独裁专制的中国，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要面对各种压力和磨难，甚至要付出牺牲个人利益的代价。但与此同时，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无数追求自由的民衆和文化人心里，他们是反抗强权的英雄，是赢得人们尊敬的。不是我要求李慎之做烈士，而是他自己选择做英雄。但一个人不能一边享受著做英雄的荣誉，同时不牺牲做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我指出中国反抗共産主义专制的英雄仍是共产党员实在太降格，李慎之至死没退党是一大局限，这实在一点也不过份。 为了反驳我和在德国的仲维光先生的观点，朱先生还立了两个假靶子：第一，关於李慎之的“谏士情结”问题。我的文章清楚地引用了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中的话：他劝江泽民要学习邓小平，“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甚至说：“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我指出这种观点、这种语气，完全是向皇上进谏。 但朱先生却苹字不提我引用的慎之先生原话，而是长篇大“射”一顿他自己立的靶子：曹长青把李慎之“晚年还是保持著与这些党内同辈的私人交谊，幷拉著他们一起走”当做谏士情结，这对慎之先生很不公平。我只想说，这种把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当作靶子来批评的做法大概不能算诚实讨论问题的态度。 朱先生的第二个假靶子是对仲维光先生指出的“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麽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仲维光的意思一清二楚：顾准的著作没有什麽学术价值。但朱先生又长篇大“射”了一顿自己立的假靶子：仲维光只认欧美学院派，指责顾准李慎之等没有学术地位。然後罗列一堆各国没有学术位置的思想大师。这都哪儿对哪儿呢？仲维光根本没有说学院派的位置本身有多重要。在教授成堆，博士成山的今天，有谁还只认头衔，而不看作品的？仲维光明明是说顾准的作品本身质量不够，这和顾准是否有学术头衔毫无关系。如果朱先生能对准真正的靶子做文章，相信力度一定会更强。 朱先生宏论中还有肯定知识份子早期投奔共产党的理想精神等，这点我在“李慎之是思想家吗”一文中已有所批评，也令不少共产党文化人们不悦。但既然我已经说了许多令人不悦的话，再多说几句大概也无妨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或许会再谈一下老一辈共产党知识份子这个话题。 2003年6月24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
| “勇敢的新世界”能成功吗？ 2003-06-17 |
| 上个星期，东欧发生了两场政治“地震”，波兰和捷克分别举行全民公决，结果都通过了加入“欧盟”的议案。明年五月，欧盟将正式扩到25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集团。原东欧国家愿意加入欧盟，首先是把它视为向共产主义和俄国势力的告别，而正式融入欧洲；其次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经济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但是法国却把它看成是联合整个欧洲对抗美国的机会。两天前公布的由法国前总统起草的“欧洲宪法”，意欲把欧洲联成一个“新欧洲合众国”，潜在抗衡“美利坚合众国”。但这个刚开始在欧洲徘徊的新乌托邦“幽灵”，这次能成功吗？
现有15个成员国的“欧盟”等於一次大跃进，一下子吸收了10个新成员，绝大多数是受原苏联控制的前共产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尔他、塞普路斯、立陶宛三国。按照规定，各国要经全民公决，有一半公民投票通过才算有效。包括波兰和捷克的公决在内，10国中已有7国票决通过（塞普路斯不需公决，由该国国会通过即可），剩下立陶宛两国将在九月公决。 《纽约时报》报道说，波兰和捷克的公决相当紧张，因为担心投票民众不过半。结果投票者相当踊跃，波兰人达59.6％；捷克是55％。赞成加入欧盟的波兰人和捷克人都超过77％。两国新闻界、知识界、商界都持热烈的赞成态度，波兰最大的报纸《新闻报》在公决日出版了“号外”，呼吁人民踊跃投票。手机公司向它的一千万用户每10分钟送一个资讯，提醒他们距投票截止时间还剩下多少。 捷克最大的报纸《Mlada Fronta Dnes》则在头版用半个版的篇幅，印出三个巨大的字母Ano（捷克语Yes），下面刊出的该报主编写的社论说，“加入欧盟不仅促进我们国家的发展，它还提供希望，我们将永远摆脱东欧共产帝国主义的遗产。”被视为欧洲最亲美的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在公决後发表电视讲话兴奋地说，“我们终於回到了伟大的欧洲家庭。我们回到了波兰和波兰人民一千年历史都证明配得的位置。” 最後一任波兰共产政权首脑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前去投了赞成票之後对记者说，“如果在20年前有人预测会发生这种情形，我一定认为天方夜谭，是科幻小说。”这位今年79岁的前共产党独裁者感叹地说，“但这是现实，这是生命的美丽。现实改变了，无论国内、国际还是历史上。这是新的现实，人们得承认。我以支持波兰加入欧盟来承认它。” 欧盟拥有25国成员後，从大西洋岸边一直到俄国的边境，连成一片，总人口达4点5亿，是全球除中国和印度外最大的群体；其经济产值将达9万多亿美元，仅次於美国（产值11万亿）。 对欧盟扩大最兴奋的是法国，因为多年来巴黎一直梦想有一个以它为中心的欧洲，以此夺回当年拿破仑帝国的“辉煌”。6月14日，法国前总统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公布了他主持起草的“欧洲宪法”，想模仿美国的建国之父，通过一部宪法来联结整个欧洲，成为一个“新的联邦”。他自视为“欧洲的杰佛逊”。 根据这个“宪法”，整个欧盟25国将结成一个新的联邦体，设立两个永久总统位置，一个外交部长，统一货币，对外一个声音；名称有三个选择：“欧洲合众国”，“联合欧洲”，“最亲密形式的联合体”。 这个由105个成员的“欧洲未来委员会”经过16月起草而成的“欧洲宪法”，听起来如同乌托邦畅想曲。想模仿美国宪法的愿望并没有错，但它完全忽略了美国和欧洲的不同。美国虽然实行的是联邦制，但它是一个完整的国家，有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收、统一的财政，统一的军事和国防政策，统一的外交，联邦政府对50州在国防和外交上有绝对的主导权。而且由全民直选总统，组成中央政府，统领全国。 欧盟不管扩大到什麽规模，都难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因为它无法统一经济，25国有不同的税收标准，不同的财政预算，不同的通膨比例，不同的失业率，不同的经济增长率。虽然欧盟中的11国统一了货币，使用欧元，但离开上述条件，这种统一货币，并不能真正统一经济。例如，现在波兰的人均收入只是欧盟（现在15国）人均收入的42％，这种反差巨大的经济怎麽能够统一？ 另外，从政治上，25国各自有政府，有政党，欧洲怎麽可能形成统一的对外政策，发出一个声音？这次对美英军事倒萨，欧洲就严重分裂，东欧的10个国家和英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丹麦等18国坚定支持美国，而法国德国杯葛反对，欧洲空前分裂。即使欧洲选出两个“总统”，就会真的对25国政府像美国联邦政府对50个州一样具有行政领导权？这根本是不可能的。 而且显而易见，欧洲无法形成统一的军事和国防政策，因各国军费开支不同，预算有高有低。欧盟15国多不愿投资军事，想依赖美国的保护伞。欧盟扩大到25国，情况也不会好转，因为新加入的10国不仅军力有限，而且更不愿在防御上多投资，更想吃“军事大锅饭”。 欧盟25国，光语言就有21种。仅这部“欧洲宪法”草案及相关规定，就长达8万页，以平均每周连续看300页的速度，一个人得读5年多。以这种复杂繁琐的规定，25个经济高低不平、语言社会背景不同、大小不一的国家怎麽能统一执行。 而且“欧洲合众国”更难以解决的是大国的地位和小国的权利问题，美国用参、众两院来相对保证小州的权利和大州的人口代表性问题，而欧洲的大国法国德国是世界八大工业国之一，都有六千万以上的人口，而卢森堡的全国人口仅44万，不到法国的1％。但按照这部“欧洲合众国”宪法草案，25国中任何一国都对外交、军事、税收政策有否决权，这就是说，44万人的卢森堡，可否决4点5亿人口的“欧洲合众国”的任何决议。这样的“合众国”恐怕一项政策也统一不了，将会比联合国还是“扯皮中心”（联合国才有5国拥有否决权，就已经很难干成任何事情了）。 “欧洲合众国”的奇想，如同美国要联合墨西哥、洪都拉斯、海地、瓜地马拉等所有美洲大陆的国家，成立一个“美洲合众国”，来统一货币，统一税收、统一对外政策，统一国防和军事一样，完全是个不可操作的乌托邦幻想。 这位起草“欧洲宪法”的法国前总统可能根本不理解波兰、捷克等前东欧国家要加入欧盟的动机，正如上述的波兰总统和捷克报纸主编所说，他们加入欧盟，是要和欧洲成为一体，永远摆脱俄国、摆脱共产主义，回到西方文明之中；而不是要以地区和洲际为单位，对抗美国。这些前共产国家更倾向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这次伊拉克之战，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不仅派兵参加英美联军，而且波兰最近还决定派出7到9千人的一个旅，领导战後伊拉克的维和（乌克兰上周决定派出1,700名部队、匈牙利派出500军人到伊拉克，接受波兰军队的统辖）。在对外政策和价值理念上，经历过纳粹屠杀和共产主义的东欧人民，更珍惜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价值，更支持美国承担人类责任的道义之举。911後欧洲已分化成“新欧洲”和“旧欧洲”，不仅意味著“欧洲合众国”谋求的统一对外政策难以达成，而且未来“两个欧洲”之间的歧见更会不断。 强烈主张自由经济的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直反对欧洲统一货币，认为欧盟是“社会福利政策的试验品”。她甚至说，建立欧盟和统一货币“可能是当代最大的一个愚蠢举动”。欧洲的“愚蠢”远不止这些，两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邪恶，都从欧洲兴起，都从乌托邦幻想者要统一欧洲大陆开始。这次，法国人又开始“欧洲合众国”的幻想。但正如每一次尝试《勇敢的新世界》都失败一样，这次新的乌托邦“幽灵”即使能在欧洲徘徊一阵子，结局也不会有两样。 2003年6月17日於纽约 |
| 美国是“全球盟主”和“教父”？ 2003-06-15 |
| 冷战结束後，美国成爲全球唯一超强，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都远远领先其他国家，成爲人类两千多年历史上，从没有过的超级强国。因而有人惊呼美国已成爲“帝国”。最近美国有好几位学者，毫不讳言地提出，美国就是应该成爲帝国，但不是过去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那样的帝国，而是一个传播民主价值、帮助世界上更多人民获得自由的“帝国”。
在纽约大学斯顿学院执教的英国历史学家、《帝国∶英国世界秩序的兴衰及其对全球大国的教训》一书的作者尼尔．佛格森（ Niall Ferguson）最近在“尼克松中心”主办的网路旬刊《国家利益》上发表的“作爲帝国的美国之现在和将来”一文，就明确提出，美国现在是人类所有历史上最有实力的帝国，虽然它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帝国。这个帝国的目的是，扩大全球自由市场，淫除恐怖份子，向全球推展法治、秩序和民选制度。 ●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帝国实力 佛格森认爲美国具有帝国的实力来推展上述目标，他特别提到，美国在全球有750多处军事基地，并在全球130多个国家派驻了军事人员。美国的军费现在占全球的40％，大约五分之二。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帝国像今天布什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具有这样大的实力，这样强大。 他认爲不仅美国的军事是强大的，美国的经济也在全球占首位，以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它占全球的31％，接近三分之一。这个数量等於大英帝国最强盛时期（工业革命之际）占当时全球经济比例的三倍。美国另一个无法衡量的优势是，美国的文化价值向全球输出，它不仅对其他国家的很多人民有吸引力，而且被他们自愿接受。 ●不承认自己是帝国的三种後果 佛格森认爲，美国现在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会带来三种後果∶一是会导致美国不断宣称要尽快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但过去的帝国，都不是靠武力统治，而是靠当地的精英建立合作政权来统治。他认爲美国应该致力建立当地的这种政权，而不应该急著说撤军，这对稳定当地的局势并不有利。这是不认知到自己是帝国的後果之一。 二是由於不承认自己是帝国，所以对像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的美军干预的地方，美国没有长期计划来投入资金。现在美国每月在伊拉克花销39亿美元，但主要用在了在那里的美国14万驻军身上，而不是当地的经济重建，以及建立法治和秩序的社会上。只有在这个根基性的问题上投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社会的稳定问题。 三是这种不承认态度，可能导致对帝国权力的性质做了错误的理解。帝国不是意味著单边行动，帝国经常要靠的是其他国家的合作来主导；同时靠和其他大国力量的联盟来发挥作用。而且也要善於利用现有的国际机构和组织来扩大影响。 这位美国学者评估说，美国过去的军事干预，有成功的成果，像西德，日本，巴拿马，格林纳达；但更有很多失败的例子，像海地，越南，古巴，柬埔寨，尼加拉瓜等。科索沃现在看也不怎厶成功。而伊拉克现在也出现不好的症兆。那些干预失败的例子，主要原因是美国干预的不彻底。没有像过去的帝国那样，制定长期主导的计划。 ●美国不是“帝国”，是“教父” 美国另一位知名学者、“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的《天堂和权力∶新世界秩序下的美国和欧洲》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则在上述《国家利益》网刊上发表“美国作爲全球盟主”的文章中，提出和佛格森不同的看法，他认爲，美国既不是帝国，也不应该是。现在没有好的定义来概括美国到底是什厶，作爲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全球力量，可以把美国称之爲最成功的“全球盟主”（global hegemon）。 他认爲，美国需要在全球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论从它自己的利益还是人道原则；必须反对孤立主义。但另一个方面，这种角色又带来一些後遗症，尤其是当美国的外交政策缺乏远见，采用的方法没有效率时。 这位知名学者提出，帝国主义和强大的国家是两回事，不可混淆。帝国主义想占领土地、统治别人，这是重要的特徵。而美国今天没有这种目标。美国今天确实对全球有重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帝国主义的；美国要扩大的是全球的自由贸易和市场。虽然现在美国比历史上任何帝国都拥有更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但世界上的国家并不恐惧美国，因爲美国没有想要占领其他国家、扩张领土、奴役别国的战略目标。美国像电影中的“教父”，好心地帮助那些弱者讨回公道。 卡根完全反对佛格森的提法，认爲使用“帝国”这个词来定义或形容美国，是不准确的，也是美国人不愿接受的，它和事实也不相符。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帝国的时代，美国人和整个世界都不会接受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完全落伍了。美国必须继续努力使美国人理解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来说服世界相信，美国的行动不是纯粹自私的，而是和其他很多国家和人民共用利益的。 ●美国军费是十个大国的总和 虽然上述两位美国学者来自不同学府，对美国的国际角色做出不同定义，有的强调美国应宣称自己是“帝国”，按帝国的性质来制定外交政策，另一个强调不要称之帝国，而应叫“全球盟主”，但两者阐述的角色、作用、目标几乎是一样的，即主张美国利用史无前例的全球实力地位，来推行强势外交，拓展民主价值，扩大全球市场经济，维持并强化世界新秩序。 而且美国具有经济和军事实力推行这种强势外交，现在美国在伊拉克每月花销39亿美元，再加上在阿富汗的每月9点5亿美元，每月仅在这两个国家美国就支出48点5亿美元（按此计算，全年将近600亿美元，占美国年度军费的七分之一强），而俄国在1996年的全年军费开支才是50亿美元，中国大陆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双边贸易额去年才是50亿美元。美国的军费开支已达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40％，是北约其他25个成员国的总和的一倍，是全球排在美国之後的10个军事大国的军费开支的总和。 ●美国两党都倾向强势外交 美国的这种强势外交，不仅来自美国的全球唯一超强的实力地位，还来自美国内部两党的理念和战略目标的变化。美国共和党一向强调国家利益，致力区域稳定，反对干预他国、进行包揽性的“国家建构”。但由於恐怖主义的出现，一向在国防政策上持强势态度的美国保守派共和党，也不得不强调必要性的干预，据媒体抽样调查，注册共和党的美国人99％赞成军事攻打伊拉克。而美国另一个大党民主党，则一向主张人权高於主权，以人权理由进行对外干预。这种现实导致，现在美国两党在对外干预上找到了共同点。这就是爲什厶最近在利比里亚问题上，民主党主张军事干预，共和党的一些要员也支援干预。这种两党都强调对外干预的趋势，将意味著美国今後的对外政策，更趋向强势。 ●宽恕俄国，忽视德国，惩罚法国 美国如果推行更加强势的外交政策，包括像上述两位学者建议的利用唯一超强的实力和地位向全球推展民主自由价值等，不仅仍将受到中共、伊朗、北韩等独裁国家的反对和阻挠，还会受到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杯葛。伊拉克战争导致美国和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发生严重分歧。 伊战结束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莱斯把对法德俄的政策总结爲三句话∶“宽恕俄国，忽视德国，惩罚法国”。现在看来这个政策已産生一定效果。布什总统在前往圣彼得堡参加建城二百年庆典时，和普京在伊战後首次会晤，虽然没有取得突破进展，但标著两国关系基本恢复原有轨道。而且普京将於今年九月到美国访问，预定和布什总统在戴维营举行会晤，将标两国关系回到正轨，即使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亲密，但至少不会再严重摩擦。它标示著莫斯科也在注重现实主义外交，更看重的是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等。 ●美国和法德俄修复关系 在伊拉克问题上，德国的调子也有软化，德国外长费舍两个星期前来美国访问，在华盛顿发表的谈话，更多是要和美国恢复关系，而不是对抗。 法国的立场也有松动。虽然希拉克仍表示不会向伊拉克派遣维和部队，但法国表示，如果联合国通过决议，巴黎将考虑向伊拉克派兵，帮助美军在那里维和。目前美法关系也开始恢复原有轨道，美国卫生部长汤普逊七月底前往巴黎参加了艾滋病会议。除此之外，法国官员说，法国和美国在限制武器方面，合作得非常好，尤其在对待北韩的核武问题上。 上述事态发展都意味著，即使由於伊拉克战争而导致美国和法德俄的分歧，但各大国的战後政策调整显示，各国都倾向现实外交，修补裂痕，恢复关系，而不是相反。连美法之间的关系都在修补，可想而知美俄和美德之间的关系，它传递出的信号是，虽然今後美国和欧洲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仍可能发生分歧和争吵，但美国仍可能以其强大军事和经济能力，推行强势外交，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会做出妥协。。 （载《动向》2003年8月号） |
| 英美价值走向世界中心 2003-06-03 |
| 世界八强高峰会被全球瞩目，不仅有八大工业国元首参加，并首次邀请了中国、印度、巴西三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与会。但这次年会与往年一样，仍是大国元首们开party、打哈哈、拍“毕业照”的会议（就像学生毕业，不管多麽不和，也要站到一起拍照）。美国总统布什原定与会两天（会议共三天），後改为只中间参加一天多。会头，他去波兰参观了奥斯威辛；会尾，他赶去约旦主持“巴以和谈”。对於布什来说，这两项行程都比“毕业照”更有实质意义。
布什把欧洲之行的首站选在波兰不是偶然的，这是向世界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将吸取人类抵抗纳粹的教训，对邪恶先发制人，绝不退让；同时联合以波兰为代表的“新欧洲”来对付法国等姑息邪恶、实质是邪恶同盟的“旧欧洲”。 布什花了90分钟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从而成为亲临这个位址的第一个美国总统。共和党籍的美国总统福特、里根、老布什都曾参观过其他纳粹集中营旧址，但包括克林顿在内的所有左翼民主党籍总统，没有一个做过这种选择。 美国媒体报道说，在参观中，有三种实物，令布什的神情非常凝重：40尺的玻璃橱窗中，陈列著大量被杀害的犹太人头发；还有那些被送进毒气室前拆下的假肢（要留给德国人使用）；被毒死的孩子们的鞋子。布什喃喃说，“孩子的鞋”。布什在当地发表简短讲话说：奥斯威辛是“告诫者”，告诫世世代代，什麽是邪恶；奥斯威辛是“提醒者”，提醒整个人类，必须站起来反抗邪恶。他特别指出，欧洲的张伯伦们，当年做了错误的选择；以此预示，美国绝不接受今天的“法国张伯伦”，正如布什上次欧洲之行时所说，这个世界绝不可再有“慕尼克”和“雅尔塔协议”。 这已是布什出任总统後第二次访问波兰（波兰总统也访问过两次美国，并受到国宴待遇。布什政府只给过四国元首这种接待），标志著波兰正在成为美国在欧洲除英国外最亲密的盟友。波兰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坚定支持美国，派出200名特种部队参战。现又决定派出2,000维和部队进驻伊拉克，领导来自全球12个国家的7,000人的维和部队（不包括美英军队）。 前波兰副国防部长西科斯基（Radek Sikorski）5月30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波兰人很自豪承担了这种责任，因为我们深知结束萨达姆政权，对世界和平的意义。┅┅1992年我当波兰副国防部长时，就曾下令派遣一支波军到克罗西亚，帮助那里的人民获得自由。”西科斯基说，波兰人普遍信赖美国，但对欧洲缺乏信心，因为在二战中，欧洲没有保护波兰。最近，法国总统希拉克还把波兰人贬斥为“坏欧洲人”。 波兰的选择具有代表性，原东欧的10个国家，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坚定站在美国一边（捷克、罗马尼亚、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都向伊战派出军事人员或突击队，匈牙利向伊拉克流亡者提供军事训练）。柏林墙倒塌，被视为“冷战”的终结。伊拉克之战，则标“後冷战时代”的结束。今天欧洲的政治版图正在重组，出现了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丹麦和原东欧10个国家为核心的“新欧洲”，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和美国立场一致，而和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旧欧洲”分道扬镳。《华尔街日报》5月30日就布什出访欧洲发表的社论“倾向大西洋主义”中，把波兰称为“新欧洲的心脏”，可见华沙的地位已举足轻重。 波兰等东欧国家之所以站在美国一边，因为它们都曾受德国、俄国之害，先是纳粹的侵略屠杀，随後是苏联的控制和奴役。而法国在二战中则投降德国，做了纳粹摧毁欧洲的帮凶。过去几年中，我曾两次去华沙和布拉格，和东欧知识份子交谈，最强烈的感觉是他们对苏联的厌恶，对德国的反感。波兰最大报纸《波兰新闻报》的一位记者对我说，她绝不再说一句俄语；并说很多波兰知识份子都有这样的情感。 虽然布什总统把前伊拉克、北韩、伊朗定为“邪恶轴心”，但从这次法德俄联手杯葛英美军事倒萨来看，这三个国家，从历史意义上说也是一个“邪恶轴心”，法德俄和英美，正好代表著人类近代历史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欧洲大陆，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来自说英语的国家。”几年前在电视上初听到她这句话，颇感惊讶，但仔细想来，撒切尔夫人描述得非常准确，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革命，都是从欧洲大陆的德国和俄国开始的，而正是英美这两个英语国家挺身而出，抗衡并击败了这种邪恶。 先看巴黎，法国大革命给世界开了一个暴民政治、群氓革命的头。那些流氓无产者以人民的名义，举著正义的旗帜，公开烧杀抢夺，霸占别人的私产；用断头台实行残忍的红色恐怖；後来的拿破仑帝国，则树立了武力征伐和杀戮的典型。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人类的所有革命和扩张，都是法兰西开的头。 德国更是灾难的源头，这一个国家就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大半个欧洲，以及部份非洲都遭到纳粹铁蹄的践踏。像法国人发明了断头台一样，德国人以发明了毒气室、奥斯威辛而被载入史册。 俄国则最早实践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建立了第一个共产政权。不仅把俄国人民关进《动物农场》奴役了70年，还“一声炮响”，向中国输出了罪恶的共产主义，结果导致今天中国人还活在红色恐怖之中。 这三个国家今天联手杯葛美英，绝不是偶然的，这和他们的历史、他们的传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就是集体主义（导致极权）和个人主义（走向自由）两种价值对立、对决的历史。集体主义的代表性知识份子是德国的马克思和黑格尔，还有法国的笛卡尔和庐梭，前者强调普鲁士国家主义，後者主张唯理主义和浪漫主义。而人类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性思想家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以及美国的麦迪逊等。正是马克思和黑格尔式的国家集体主义，给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帝国，德国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俄国的共产革命等，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正是洛克、亚当．斯密，麦迪逊等，为今天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奠定了思想根基。 今天法德俄和英美的对抗，从本质上说，完全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价值对立的延续。法国外长那样狂热地崇拜拿破仑，六十年代萨特和西蒙波娃等那样推崇共产苏联，都在集体主义这个轨道。如果说阿富汗曾是伊斯兰原教旨者的“麦加”，那麽巴黎就是世界左疯们的“延安”；都是反对个人主义的邪恶者的圣地。 20世纪之所以充满血腥，就是由於源自法德俄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大规模地横扫了以知识份子为主的、充满乌托邦幻想的头颅。希特勒是极右，但本质和极左的集体主义完全一样，以德意志的名义剥夺个人自由。人类进入21世纪後，这种以英美为代表的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和法德俄为代表的集体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观的抗衡不仅没有结束，而且由於增加了伊斯兰原教旨狂热（本质也是集体主义）而更加激烈。 以波兰为代表的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双重专制的东欧国家，加入英美阵营，既有历史因素，也是获得自由的人们的必然选择。它再次证明，无论是伊斯兰世界的“新邪恶轴心”，还是旧欧洲的“老邪恶轴心”，都无法阻止以英美为代表的个人主义价值走向世界和人类的中心！ 2003年6月3日於纽约 |
| 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 2003-05-27 |
| 李慎之先生去世後，在海内外一片赞誉声中（网上起码有150多篇），我写了“对李慎之说点真话吧”（有网站转载时把题目改为“李慎之的三个贡献和三个局限”）一文，提出对李慎之的评价应该更客观一点，一味地往天上捧，不符合李慎之本人倡导的“要说真话”的精神。但这篇文章好像有点大逆不道，招来不少点名不点名的抨击，更惹得某些慎之先生的同辈、有类似经历的前共产党文化人的不满。
我那篇评论李慎之的文章，无论全面与否，起码是理性的，并明显是对李慎之先生怀有敬意的。但推崇自由主义价值的中国文化圈（如果真有这麽一个圈子的话）似乎仍容不得对“我们的领军人物”有任何不敬之词。如果一边反对对统治者滥用“伟大的导师”等词汇，一边对反对独裁者的人也套用这类没边没沿的词汇的话，多少有点太滑稽了。我这麽说并非无的放矢，请看这些对李慎之的颂扬： “李老是人们心中的巍峨的高山，是雄伟壮丽的长城”；“我们这个民族有福了、有救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出现了先知——李慎之”。多篇文章把李慎之评价为“思想家”，有的还称李慎之是“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家”，甚至称李慎之是中国“当代思想史确立坐标的人”，是“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泰山北斗┅┅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上述每句话都出自不同文章） 我无意再多选，这实在是冰山一角，有兴趣者可到国内“思想评论”网站（www.sinoliberal.com）去查看。坦率地说，从那些充斥形容词的热烈赞美文章中，我既读不出李慎之作为“思想家”到底有哪些深刻，也读不出作为一个颇有个性的人，李慎之有哪些可爱的个人气质、生活细节等。那些浮夸、空洞、滥用赞美词的文章，不仅不让我感觉他们对李慎之有多少真正发自内心的敬意，反而产生一种感觉：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出来表态一下，我是这一夥的，千万别漏下我。从那些没有个性的文字中，我更多读出的是，下意识的团夥集体行为超过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对另一个独立的个人的独立的思考。缺乏独立思考自然只能人云亦云地滥用形容词。而任何超越真实的评价，不仅经不住时间的检验，更是对後人的欺骗。 所谓“思想家”，最起码得有这两种成就中的一种：首先是有原创性的思想；第二，如果没有原创性的话，起码得有关於原创思想的系统解释、论述。而且这种原创和对原创理论的诠释具有人类普遍意义和跨时代的价值。但李慎之在晚年开始摆脱共产党思维後十多年来写的文章（没有专著，各类文章约40万字），基本是没有任何原创性的，他通过个人体验写出的对共产制度的思考和认识，不仅完全没有超出40多年前的东欧异议人士、前南斯拉夫副总统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的水平，也没有像吉拉斯那样对共产制度有一个较系统的理论批判。（吉拉斯有《新阶级》、《与史达林的对话》、《新阶级的 落：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历史》等三本主要著作）。而和哈维尔、昆德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东欧知识份子关於共产主义的论述相比，李慎之先生还处在一个学习、理解和消化的阶段，自然谈不上超过他们。否则他绝不会至死没退党。一个纳粹的坚定反对者绝不可能在没有刺刀威逼的情况下继续做纳粹组织的成员。我一再强调这个形式是非常重要的。李慎之不是不够勇敢，而是他的认识还相当有局限。勇敢来自智慧！东欧知识份子们超人的勇气来自他们对共产社会的深刻认识，彻底否定。来自他们对共产制度居高临下的俯视、蔑视，而不是栖居朝廷内部的进谏劝君！ 但即使对东欧这些对推翻共产主义制度起到启迪作用的先驱者们，西方也没有把他们评为“思想家”，更不要说是“杰出的思想家”或“伟大的思想家”。西方媒体提到索尔仁尼琴时，多是称他为异议作家，最多被称为“俄国的良心”，而不是“思想家”这种带学术色彩的定性。对於萨哈罗夫，西方媒体也仅称他是物理学家，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家等。对写出那麽多批判共产主义作品的昆德拉，也只是被称为“小说家”，连使用“异议人士”的时候都不多。也没有人称哈维尔为“思想家”，只是称他为剧作家，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家等。连对写出三本批判共产主义专著的吉拉斯，在他1995年4月去世时，《纽约时报》的悼词文章，也只是给他一个“早期持不同政见者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的评价而已。 为什麽他们不能被称为思想家？因为对共产主义的性质和其导致的恶果，无论是从思想上（集体主义对抗个人主义）、政治上（独裁统治对抗民主政治）、还是经济上（计划经济对抗市场经济），西方早就有各种理论专著。即使在文学作品中，也早有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场》，以及更早的《正午的黑暗》、《我们》等等。东欧那些知识份子们之所以没有被称为思想家，因为别人已经提供了原创的思想、精神资源，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证明，并站出来指出前人否定共产主义的正确性。在哈维尔们还没有被称为思想家的情况下，中国知识人一窝蜂地把李慎之捧到“思想家”的高度，到底是由於中国人思想家的标准太低？还是不清楚“思想家”的概念？还是中国根本就没“思想”？ 不要说李慎之的文章深度根本无法和上述东欧知识份子相比，他那些观点在过去这些年来很多中国人早就说过、写过，并没有新鲜之处。如果这样就是“思想家”了，那中国的“思想家”得有成百上千。连北师大22岁的女学生刘荻在网络上发表的一些文章，都不仅表达了对个人主义的认识，而且其行文、语言比李慎之的文章更有个性，更何况刘荻还正在付出比李慎之更沉重的代价：年纪轻轻就被投入监狱！那麽是不是可以说刘荻也是中国的“小女思想家”？ 我丝毫不否认李慎之作为中共党内高官出来否定共产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其独特价值，但是不是由於李慎之曾是中共高官的地位，人们对他就可以随便降低思想家的标准？他被共产党封的地位越高，其作为思想家的标准就可以越低？那些推崇李慎之为“伟大思想家”的人们是否可以指出我们和我们的後代应该学习李慎之的哪些思想？研究他的哪些理论？或许那些人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今天对李慎之的评价只是学习李慎之本人对顾准的评价： “我现在确认顾准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天才，真正的英雄。┅┅我认为，顾准比所有其他的人都高，而且不止高出一头，两头。他比清末以来的所有思想家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都高，他是真正的巨人。”“顾准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都更伟大。”“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且不说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顾准的名字必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指路明灯┅┅” 如果李慎之把顾准捧到如此高山顶峰的话，是不是说明李慎之的认识水平只是在顾准的山脚下呢？如果今天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们又真的如此仰望泰山般地推崇李慎之的话，那是不是说明中国自由派群体的水准又只是在李慎之的脚下呢？不至於吧？一般说来，过誉的赞美词中应景的恭维总是大於真诚的情感。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对李慎之带有否定的肯定中那份对他本人的敬意和真诚，大於那些不负责任滥撒形容词的颂扬者。 我几次在不同的文章中提到老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今天起来反抗共产专制了，首先应该反省早年追随共产主义的错误。他们对共产党在中国建立血腥的统治，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起码是道德责任！我再重复一次：共产党在中国建政和维护统治，不是靠毛泽东一个人抗著枪、挥著笔实现的，是得到了无数个没有觉醒前的大小李慎之们的帮助的。但谁提到这个问题，就像捅到了马蜂窝。老一辈共产党人气急败坏地出来捍卫自己的历史，情绪化到把左右派也搞糊涂了；年轻一些的，则极为宽容大度地赞美李慎之们当年追随共产党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甚至说，除了追随共产党无路可走。北大教授钱理群的话比较有代表性： “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并不是“‘五四’民主、科学传统的对立面┅┅以共产党人後来的失误、异化，来否认他们最初的选择。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公允的。”“我对慎之先生的崇敬，首先是出於对这些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流血牺牲的‘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的崇敬。” 且不说当时中国有很多知识份子并没有选择共产党！退一步讲，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作为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理群先生居然没有弄清楚：好的出发点和动机绝不能抵消其导致的恶果的责任；目的高尚绝不能赦免其手段和过程的残暴所带来的罪行！（the end cannot justify the means!）这在西方文明社会已是没有争执的共识。 世上就想作恶毁灭人类的魔鬼恐怕极少，如果有的话。人类社会的哪一个重大灾难不是从美好出发点开始的？谁能说毛泽东从上井冈山到建立红色政权就是要毁灭中国人，把中国变成一个贫穷、落後的国家？谁能说毛泽东就是为了饿死三千万中国人才搞大跃进的？谁能说毛泽东就是为了把中国文明彻底毁灭，把每个中国人都变成魔鬼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每一个出发点、动机、目的都是理想化的，希望中国人民过幸福的日子，希望中国人成为有高尚道德的“新人”，希望中国强大，如天堂般美好。但其结果却把中国变成了地狱，在这个过程中害死了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人们可以由於毛泽东的美好动机和高尚目标而赦免他的滔天罪恶吗？ 没有什麽比“共产党前期是好的，後来异化了才导致灾难”的说法更浅薄的了！共产主义的灾难是它以集体主义消灭个人主义、以公有制剥夺私有财产的性质所决定的！它从来没有异化过！这个主义的本性、它的价值观就是反人性的、罪恶的！那些继续维护前期共产党的人们，只能是迄今还没明白这个基本的价值。 正是由於对共产主义这个本质性的问题不够清晰，所以李慎之至死没退党，而且他对“个人主义”这个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基座几乎没有任何论述。所以那些真正尊重李慎之先生的人们，最好不要给慎之先生冠上“思想家”的难堪，而是客观地评价他在中国现状下的独特贡献。有篇文章说李慎之死在了门坎上，我觉得颇为准确，更为他此时去世而非常遗憾。李慎之的局限，主要还是由於他的生存环境造成的。他的确是一个思想敏捷、接受能力很强、思维活跃又真诚追求真理的人。所以我毫不怀疑，如果他能再活几年，他的下一步一定是彻底迈出共产党的“门坎”，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2003年5月27日於纽约 |
| 背叛大众的纽约市长 2003-05-20 |
| 911事件时以果敢领导纽约人民反恐救灾的市长朱利安尼，被视为英雄，成为《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而接替他的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又译彭博）由於推行全方位增税的政策，现在则几乎成了纽约的“人民公敌”。最新民调显示，布隆伯格的支持率已降到32％，约三分之二的纽约人对他反感。《华尔街日报》最近的社论说，“布隆伯格正把纽约带入灾难”。
布隆伯格最近提出并通过的7亿美元涨税、升价方案，使纽约市任何一个阶层都受到损害：1.5美元的地铁票，一下子涨到两块，升幅达33％；水费升了5.5％；公寓等房地产税升了18.5％（今後两年要升25％）；每条香烟再增加1.5美元的税；商品销售税升到8.63％（原8.25％已在美国城市中偏高，纽约邻州新泽西是6％）；纽约城市税升到4.45％，收入10万美元的纽约市民，不仅交联邦税、州税，还要再交11.75％的城市税；曼哈顿岛连结外部的两条隧道和桥梁，皇后区通向外地的过桥费等，都统统涨价。连泊车费、交通违章费等也一律涨价。纽约进入一个近乎疯狂的涨价、涨税期。 按照纽约市预算办公室的报告，明年纽约市的税收（按上一年推算），三分之一将来自占纽约340万缴税者的6％的13,297名富人；那些收入12万5千美元以上的中产阶级所缴的税，将占纽约全部税收的60％。布隆伯格的涨税方案，将严重损害这个中产阶级阶层。而那些过桥费、隧道费、地铁费、停车费、烟税的涨价，尤其是公寓等房地产税一下子涨了近五分之一，将严重影响普通民众的经济利益。 布隆伯格的这种涨税政策，更将严重打击纽约的经济和商家。例如曼哈顿的公司用地，每平方公尺要缴税10美元（洛杉矶是3美元，亚特兰大是4美元）。这麽贵的地税将导致中小企业无法承受，而不得不搬离曼哈顿，或根本就不能到这个商业中心做生意。即使对大公司，这也是不小的税务负担，因为一个占地50万平方尺的公司，每年仅地税就得交100万美元。这种高税收政策，不仅窒息中小企业，也会把大公司吓走。5月9日《华尔街日报》社论说，过去40年来，纽约已成为美国所有城市中税率最高的城市。50年前，富比士评出的500家美国大公司，有140家在纽约，而现在只剩下33家。而纽约市政府等各级部门的规模却不断扩大，上升了20％，增加了9万个职务。仅纽约五个区的区长办公室，每年就要开销3千万美元。 六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初期，纽约曾实行过这种大幅涨税的政策，结果都带来灾难後果，不仅没有解决纽约的财政赤字，更连累纽约的经济陷入衰退。按照经济学家的研究，在九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中，每增一美元税，就导致纽约的税收底座总基数少一美元，因此它很少或基本不增加纽约的财政收入。这种涨税政策，导致纽约每年减少七亿美元的生意（商家流向其他税率低的地方）。 连一向支持民主党（强调大政府高税收）的左翼报纸《纽约时报》，在5月16日题为“对市长的表现没人感谢”的社论中也感叹说，“不管公平与否，现在纽约感到疼痛，因为布隆伯格先生像一个手里挥舞著拔牙工具的牙医。” 但布隆伯格不是最善於涨税的民主党人，他是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当上的市长，而且在竞选时，按照推崇小政府、充分市场经济的共和党传统，他承诺要降低税收，削减福利，缩小政府规模，强调大社会和高效率。但布隆伯格执政才不到一年半，就像当年那位喊“读我的嘴唇，绝不增税”，当选後就食言的老布什总统一样，也是获得权力就背叛大众。布隆伯格和老布什还有不同之处，他是半路出家的“共和党人”。这位今年61岁、22年前创办“布隆伯格商业电台、电视台”发家、现有资产44亿美元的大富豪，一直是民主党人，并是前美国第一夫人、现为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的希拉莉等民主党政治人物的主要捐款者之一。一直到2000年10月，他突然反叛民主党，改为共和党籍。有评论家说他是个投机家，之所以“叛党”，是因为看到共和党籍市长朱利安尼任职到期，有了竞选新市长的机会，而民主党内想争市长位置的候选人太多（後来出来九位竞选），共和党则显得没有什麽知名人士，竞争者寥寥。结果真让他赌对了，他转到共和党後，只有一位比他保守的候选人和他竞争，结果被他击败。在纽约这个四多之地（穷人多，黑人多，移民多，左派多），共和党人想执政，只有温和的或偏左的候选人才有可能性。而且布隆伯格自掏腰包，拿出半个亿美元，把竞选广告做到家喻户晓，成为纽约市长历史上最昂贵的竞选者。 从布隆伯格的全面涨税政策可以看出，这位名为共和党的市长，其实在根本理念上还是一个左派。因为只有民主党才热衷涨税、大政府、高福利等政策。而同样是共和党籍的小布什总统，做的和布隆伯格正相反，上任後致力推动的就是他竞选时承诺的大幅减税计划，上周获国会通过。 为什麽只有减税才能振兴经济？原因至少有四个：第一，只有减税，让人民手里有钱，才能刺激消费，而大众消费占美国每年11万亿美元的国民产值的三分之一！第二，只有民众手里有钱，才能促进中小企业的建立和成长，增加就业率，减少依靠福利生存的人。第三，大公司减轻了税务负担，会有更多能力扩大再生产，从而刺激经济成长。第四，税率降低後，虽然缴税的比例下降了，但由於缴税者的收入提高了，缴税的基数扩大了，结果会增加财政，而非减少；同时，由於就业人数增加，缴税的人多了，也会增加税收。例如共和党籍的雷根总统执政时就推行大幅减税的政策而最後刺激了经济成长，为後来美国持续110个月的经济扩张期提供了基础。连刚刚走向市场经济的俄国，前年也采取了大幅减税政策（降到13％，是欧洲国家中除爱尔兰的12％之外最低的），结果去年的俄国税收增加了50％。 减税的最根本价值在於，把个人自由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收入和分配平等。只有让每个具体的个人富有了，才会有国家繁荣强大这个结果。它是民富之後的国强，而不是国富民强。正像军队一样，只有每个士兵都是英勇善战的，才会有一支强大的军队。而高税收的政策就如同把每个士兵的活力在短期内都“用光”，结果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布隆伯格的高税收政策，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杀鸡取蛋”的做法，可能马上获得财政增加的“鸡蛋”，但杀完了鸡，剩下的就是再无鸡蛋的“经济灾难”。30年前纽约的另一位“自由派共和党”市长林赛（Johan Lindsay）就曾这麽干过，结果把纽约带入了灾难。正是鉴於前车之鉴，纽约的商界领袖，包括前花旗银行（Citibank）执行总裁、曼哈顿研究所（MI）主席、Atco产业执行总裁、前纽约州长等六名商界政界名人，在5月9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了联名文章，呼吁“拯救我们的城市”，恢复纽约的传统：给每个人提供机会，而不是伸手要税。 布隆伯格在当选市长的晚上曾发表演讲，结尾时说，“现在不是分民主党、共和党的时候了，现在我们都是纽约人！你们信任了我，我不会让你们失望！”这声音才过去一年多，布隆伯格就用老布什式的“读我的嘴唇”的发誓、违约方式，不仅失去人们的信任，更让纽约人失望。面对这样一个出尔反尔的政客和全面涨税的政治投机者，纽约人应该涨自己心里的信念，两年後，用选票，像结束老布什总统一样，结束布隆伯格的政治生命。到那个时刻，真得像布隆伯格所说的，“不分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我们都是纽约人！” 2003年5月20 日於纽约 |
| 左倾导致的《纽约时报》大丑闻 2003-05-13 |
| 新闻记者由於采访时间仓促或调查障碍，有时报道出错，往往被视为「诚实的错误」，媒体一般给记者「诚实犯错的空间」。但像《纽约时报》记者布莱尔（Jayson Blair）在四年多的记者生涯中编造众多假新闻的现象则是罕见的。该报11日刊出长达四个整版的「认错报道」，揭示该事件始末，并表示这个事件导致拥有152年历史的《纽约时报》处於低点；该报发行人小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 Jr.）也不得不承认这是「非常丢脸的事」。
《纽约时报》的长篇认错文章说，布莱尔仅在过去10个月内在《纽约时报》发表的73篇报道中，至少有36篇存在造假、抄袭等问题。很多所谓「现场采访」，是他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住处编造的。这个事件成为目前美国新闻界的重大讨论话题，不仅各大报都报道评论，而且5月12日美国三大有线电视台以及公共电视台PBS，都邀请新闻界专家等评论这个事件。《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总编辑朱克曼（Mort Zuckerman）认为这是「对《纽约时报》的羞辱。著名评论家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则在专栏中把它称为「《纽约时报》的大丑闻」。 「诚实的错误」「有意编造」性质完全不同的。记者由於懒惰不去采访、为了使故事生动有力、为了自己能「出大新闻」获得提升和荣誉等原因，故意编造新闻或引言的情形并不是新闻。例如在1981年时，《华盛顿邮报》黑人女记者库克（Janet Cooke）就曾报道过一个八岁孩子用毒品的故事，该报道因生动感人而获得普立策奖；但随後被揭出整篇报道全部都是编造的，根本没有过这样一个故事。不仅普立策奖被收回、该记者被开除，整个事件也成为美国媒体每当遇到编造新闻时就提及的典型。1998年又有《新共和》杂白人男记者、被认为新闻界一颗正在上升的红星的格拉斯（Stephen Glass）在多篇报道中编造而被开除，成为美国媒体最大丑闻之一。1998年还有《波士顿环球报》曾获普立策奖的黑人女专栏作家史密斯（Patricia Smith）因被发现编造四个杜撰出来的「引言」而被解雇。 媒体虽然很难保证记者报道的完全准确度，但是一旦发生报道不实或杜撰现象，一般都马上纠正错误，开除造假记者。即使在中国都同样。我们《深圳青年报》当年就有一个很能干的记者，笔头快，新闻敏感强，派他出去总能给你找到可上头版的、使版面亮眼的、或其他有新闻价值的消息。但後来发现他的很多报道不仅失实，而且自己编造，於是我们很快炒掉了那位记者，尽管他很能干。 出现造假的记者并不奇怪，令新闻界吃惊的是，《纽约时报》是很看重新闻真实的世界最著名大报之一，为什麽竟一直容忍这麽多、这麽严重的错误，而不及时追查处理？《纽约时报》自己在长篇报道中解释说，今年27岁的布莱尔长达四年编造假新闻而没有被及时发现和处理，主要是由於编辑之间资讯沟通不够。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克劳汉默（Charles Krauthammer）昨晚在福克斯电视台（Fox）的新闻评论中说，这根本不是什麽沟通不畅的问题，事实上《纽约时报》早就发现布莱尔的造假问题，内部编辑之间为此有过不少沟通和警告，那麽问题出在哪里？不少评论家已经指出，问题出在《纽约时报》的左倾意识形态和「政治正确」做法上。尤其是在该报前年把非常左倾的社论版主编雷恩斯（Howell Raines）破格提拔为「执行总编辑」之後。 造假的年轻黑人记者布莱尔虽在马里兰大学新闻专业学习过，但并没有毕业，是个退学者。他在大学期间到《纽约时报》实习，正值该报刻意要多雇用黑人，强调」多元化」，再加上他实习10周就写出19篇报道，表现出灵气，因此被直接雇用。「媒体研究中心」学者斯韦齐（Liz Swasey）在福克斯电视台评论说，布莱尔被雇用和《纽约时报》热衷的照顾黑人的「族裔配额」政策（Affirmative Action，中译「平权法案」并不准确）有直接关系。按照美国大报常规，绝大多数新闻院校毕业生都得从地方小报做起，逐步按新闻成绩而调升到大报，象布莱尔这样「火箭式」一步登天的，则基本上只有极少数的少数族裔。 《纽约时报》的认错文章中有三处特别强调，当初雇用布莱尔绝非因为他是黑人。但正如《NewsMax》杂的评论所说，当年克林顿性丑闻刚被揭露时，白宫也是强调，这和「性」没有关系；但这种刻意的强调恰恰表明，这和他们要否认的东西是有关系的。 在布莱尔四年多的记者经历中，很早就出现失实问题。《纽约时报》就布莱尔文章作出的更正多达50篇。早在2000年，当时的《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就抱怨说，布莱尔的报道错误太多，连《纽约时报》发行人的名字都拼写错了。2002年4月，布莱尔的顶头上司、都市版主编曾向该报行政主管发出两行电子信∶「必须立即停止布莱尔给时报写稿！」但这种呼吁根本没起作用，布莱尔不仅没受处罚，反而被提升，由报道地方性新闻，升为报道全国性消息的记者，并派他到华盛顿采访去年重大的狙击手枪杀案。 布莱尔到华盛顿六天後，就发回独家报道，发在《纽约时报》头版。该文引述四个不具名的警方人员的话，披露案情，成为独家新闻。接著他又报道，引述不具名的消息来源说，狙击手正要交代时，审问被迫停止，因为检方受到白宫的压力。这种独家报道见报後，马里兰州检察长和FBI资深官员气愤地举行了记者会，斥责《纽约时报》的报道完全不是事实。布赖尔的临时上司、《纽约时报》驻华盛顿主任也怀疑布莱尔的报道有问题。但执行总编辑雷恩斯从没有告诉这位主任，布莱尔有过报道造假的历史，更没有追问布莱尔的匿名消息来源的真实性，反而给布莱尔发去电子信，称赞他的报道是「出色的，非常及时的」。布莱尔被继续重用，最近在美国对伊战争中，他还编造了直接采访获救女兵的父亲、受伤士兵等「新闻」。 《纽约时报》执行总编雷恩斯为什麽对布莱尔如此这般独有情锺？这位出生在阿拉巴马州的白人庄园主後裔对黑人的「独特情谊」是颇具盛名的。早在七十年代他就曾著书忏悔自己的祖先雇用黑人奴隶的罪恶，他是那类对黑人有「内疚感」的美国白人的典型。在充斥「政治正确」的《纽约时报》，他更要刻意表现对黑人的善意和用人的多元化（diversity）。布莱尔是他的骄傲。两年前雷恩斯曾在美国黑人记者协会自豪地、特意举布莱尔的例子，表明《纽约时报》重用黑人的成功。为了显示自己的「族裔配额」制做得很好，雷恩斯竟然不顾新闻真实，不顾《纽约时报》的信誉。上述评论家沙利文说，「他宁肯让一张报纸的信誉低到152年的低点，也不能得罪少数族裔记者。」 虽然雷恩斯对该报长期重用造假的布莱尔负有直接责任，而且新闻界也主要是在批评以雷恩斯为主的《纽约时报》管理层，但这位总编被免职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太受和他同样左倾的发行人小苏兹贝格之宠。在新闻专业同行一致批评雷恩斯等管理人员的情况下，小苏兹贝格已经出来为他辩护∶「别妖魔化我们的主要管理人员。」《纽约时报》发行人的「政治正确」比雷恩斯有过之而无不及。隶属《纽约时报》的《波士顿环球报》1998年发生黑人女专栏作家造假事件时，该报一开始就极力袒护、掩饰。 除了走火入魔般地热衷」族裔定额制」的政治正确之外，《纽约时报》多年来坚持左倾意识形态则是导致他们一再牺牲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更深层原因。《NewsMax》昨天题为「《纽约时报》丢脸的事并非新鲜」的分析报道指出，《纽约时报》有对说谎记者不处罚的历史∶早在斯大林统治苏联的三十年代，《纽约时报》派到莫斯科的记者杜兰蒂（Walter Duranty）就编造假新闻，发誓说苏联绝没有政府导致的大饥荒，而事实上他清楚地知道，正是斯大林的政策导致农村的饥荒，成千上万拥有财产的人被投入监狱，许多孩子被饿死。但这个造假记者却获得普立策报道奖。他获奖几年後，苏联大饥荒的真相就传遍世界。该评论不无讽刺地说，《纽约时报》都没有一点体面意识，把那个不该得的奖还回来；更没有就此向公众道歉。 《纽约时报》驻柬埔寨记者尚伯格（Sydney Schanberg）当年发回报道说，对於柬埔寨人民来说，没有什麽比美军驻在那里更坏的了；使这个不幸的国家陷入血腥之路。但事实是，美军撤出後，有多达三分之一的柬埔寨人民被尚伯格赞美的「红色高棉」屠杀，柬埔寨陷入了「世界历史的最血腥之路之一」。 美洲现在唯一的专制国家是共产古巴，但卡斯特罗的上台，也和《纽约时报》的左倾报道有一定的关系。当年该报驻哈瓦那记者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连续发表多篇报道，热烈称赞发动革命的卡斯特罗，而无视那位丛林革命者正进行的暴力屠杀。美国《国家评论》杂志曾不无讽刺地说，「卡斯特罗是通过《纽约时报》上台的。」 《纽约时报》也帮助了中共夺取权力，在中国建政。早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该报记者发自中国的报道，多是赞美延安的共产党，谴责国民党等。被称为美国的「中国通鼻祖」的费正清根本没有去过延安，仅仅因为看《纽约时报》等左倾报纸，就得出结论说，「延安在远方闪耀著光芒。」写出《红星下的中国》的左派记者斯诺美化中共的报道，以及费正清等「中国不通」们的政策建言，都是导致美国在四十年代後期取消给反共的蒋介石政府援助，使中共坐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雷恩斯出任《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之後，这种为了意识形态而扭曲事实的现象在新闻报道中更加严重。虽然在言论上（社论和专栏文章等）各报都有各自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对新闻报道，则都强调真实和新闻平衡。但《纽约时报》却多次无视这个原则。例如在这次对伊战争中，该报出於自己的反战立场，对反战活动大报、特报，而对多数民众支持倒萨的声音则故意忽视。而且他们还歪曲编造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反战言论」，遭到新闻界一致抨击。基辛格曾在一个会议上分析打伊拉克利弊，并没有反对武力倒萨，但被《纽约时报》报道成，连基辛格这样的老牌共和党人都反战，导致基辛格本人不得不出来辟谣。 这次《纽约时报》不得不高调处理布莱尔事件，是因为德州的《圣安东尼奥快报》发现布莱尔抄袭该报的证据，已公开指出《纽约时报》的造假问题。 布莱尔事件只是《纽约时报》为其左派意识形态付出的代价之一。据美国报业统计局截止今年3月31日的统计，在过去6个月中，由於对伊战争等重大新闻因素，美国主要大报的发行量都有上升，但左倾报纸，几乎都发行量下降。其中大报以《纽约时报》降幅最大，达5.3%。西岸的左倾报纸《三藩市纪事报》降2%；《洛山矶时报》下降0.6%。而全美发行量最大的前15家报纸中，反映中产阶级民意的报纸的发行量全部上升，其中以保守派媒体大亨默多克拥有的《纽约邮报》升幅最大，达10.2%，成为全美第八大报。第一名是《今日美国报》，发行225万份；第二是《华尔街日报》，发行182万份；《纽约时报》排在第三，113万份。《纽约时报》集团属下的《波士顿环球报》发行量跌幅达6.3%，降到不足45万份，被淘汰出全美前15名大报之列。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沙费尔（William Safire）5月12日就布莱尔事件发表的专栏说，「美国，以至全球的记者们，都会继续从《纽约时报》学到教训。」 2003年5月13日於纽约 |
| 中国人有没有吃老鼠的权利 2003-05-06 |
| 吃老鼠？这个说法本身就给人恐怖和恶心的感觉。早就听说过中国有人吃老鼠，但觉得这只不过是调侃夸张法，谁真的相信有人吃老鼠呢？後来有好几个朋友绘声绘色地讲，在中国不仅有人吃老鼠，而且现在时兴的是吃刚生下来的小老鼠，把它烹调成名为“三吱”的菜，正式列入餐馆的菜谱，而且要价很高，一般人还吃不起。这道菜之所以叫“三吱”，代表著烹调的三个水准：当小老鼠被做成“菜”端给食客时如还发出“吱吱”的叫声，是“一吱”；如果被筷子夹起来还叫是“两吱”；如果放到嘴里还发出叫声，则属烹调最上乘，成为名副其实的“三吱”。仅仅听朋友介绍，就听得毛骨悚然，真佩服那些食客，居然能把这种吱吱叫的老鼠一口一口地吃到人嘴里去。
中国古语说“人以食为天”，大概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伴随著不断的天灾人祸，饥饿，大荒年，把中国人吓怕了，因此总结出这麽一句话。但过去中国开放改革二十多年，最大的变化是吃、穿丰富了，应该说不会“饥不择食”了，但近年中国却恰恰兴起了吃野生动物、吃离奇古怪的东西之风。别说国家禁止的某些野生动物要吃，而且还要吃蛇，吃乌龟，吃鸟，吃猫，吃狗，吃老鼠，吃婴儿胎盘，吃婴儿汤┅┅ 萨斯病是不是和“吃”有关？不少人提出这个疑问。我在专栏文章“吃吧，勇敢的中国人”中引述了香港记者对有毒大闸蟹的调查报道（蟹场用死猫死狗喂螃蟹），这位记者给我来信说，他也怀疑，萨斯病有可能就是这些有毒的动物带给人体的。几天前《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伊丽莎白．罗森绍（Elizabeth Rosenthal）专程到最早出现萨斯病的广东实地采访，集中报道的就是“吃”的问题。她拍到广州烹制动物的餐馆照片，在餐馆里有专门的笼子，里面关著飞禽走兽，从笼前挂的中文标牌，可以看到有孔雀、鸵鸟、斑鹤、银鸟等等。食客选中哪个，厨师就现场宰杀烹做，几十分钟，一个活生生的开屏小孔雀，就被食客吞到肚子里。美国记者在当地动物市场了解到，这些动物都是餐馆的“佳肴”，有乌龟、蛇、狸，蛤蟆，猫等，到了夏天，还吃老鼠。大概是去年，罗森绍还报道过一大篇，由於北京不少餐馆把猫作一道上乘菜，结果很多人家的猫被偷走。 从广东的统计来看，虽然萨斯患者中各种职业的人都有，但仅从去年萨斯刚出现的11和12两个月的统计，厨师和动物贩子的比例最高，占5％。中国最早的萨斯病患者之一就是一个倒卖蛇的贩子，死在了顺德医院。後来医护人员得病率最高，达30％，他们几乎都是被那些送来就医的动物贩子和厨师们传染的。 虽然中国历来有吃啥补啥的说法，但吃老鼠能补哪儿呢？现在一些中国人拼命要吃各种野生动物，包括吃猫吃狗吃老鼠，明显不是为了“补”其肉体，而是为了补其虚荣心，因为有人成了爆发户，兜里多了几个钱，就要炫耀“富有”，要在“吃”上出人头地，表示“老子什麽都吃过”。什麽越缺，什麽越贵，他就越要吃什麽，哪怕见到刚出生的老鼠，也要吃他个气势如“猫”。 中国人的这种虚荣心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内曾报道说，有小青年在餐馆比赛烧人民币，看谁牛气。你烧一块，我烧十块，几百块钱瞬间就这麽烧没了，最能烧的竟被围观者视为“好汉”。几年前一位北京的记者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说，一位中共高官的小姨子曾请一帮朋友到餐馆大吃一顿，庆贺她刚做成一笔生意，赚了一大笔。大餐完毕（没吃老鼠），这位“小姨子”一下子拿出一万元人民币做小费，餐馆的厨师只得脱下白大褂，来装这些钱，因为从没得过这麽多小费。这位“小姨子”之所以出手大方，明显是想创造中国给小费最多的“第一人”，让那些餐馆厨师、经理和服务员们羡慕死；而她则“得意死”。虽然这位高官小姨子的虚荣心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但可以思议的是，据那位记者介绍，那个小姨子的钱根本不是通过正常的劳动赚来的，而是靠卖批文，通过权力轻而易举贪来的，她当然不在乎。批文完全是人为制造的价值，“一张纸”就可卖几十万，上百万，价格在权势者手里。 对这种什麽都要疯吃、狂食的虚荣、虚补文化怎麽办？风俗习惯和饮食文化的改变是个长期的事情，因此只有首先通过立法禁止来刹住这种滥吃风。也许有人会说，老百姓有选择吃什麽的权利，政府不应该管。从“消极自由”的角度，当然政府不宜管到老百姓吃什麽，只要不吃法律限制的野生动物和人肉（胎盘）等。政府立法，应该主要是管理餐馆业、动物市场。在这个领域，不允许出售、烹制蛇、乌龟、猫、狗、老鼠等。也就是说，实行双重标准，你在家里吃什麽，你非要吃老鼠、吃蛔虫，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政府不予限制。但对公共场所的市场、餐馆业等，则严格禁止这种行为。 对公、私两个领域实行完全不同的规定，是西方法律中的常见做法。例如，美国50个州都规定，在公共场合不许裸体，包括女性裸露乳房给婴儿喂奶也不可以。时尔看到报上说，某某女性在逛商店时给婴儿哺奶而遭员警带走。即使男性在公共场合（包括大街上）裸露上半身，美国也有超过半数的州有立法禁止，只不过执法不是那麽严而已。对性活动的管理也是同样，美国法律规定，任何人（包括夫妻）在公共场合（即使在夜间无人处，或自己的汽车里）发生性关系都属违法。但你在自己的私人领地的活动，则不受到法律干涉。 对中国目前的情形，如果政府通过立法限制了饮食业和销售业，是有可能刹住这种滥吃风的。因为只要没有了市场，个人范围的吃只能是极为有限的。如果餐馆被禁止烹制、出售这种东西，那些暴发户和权势人物就失去了在公共场合炫耀身价的机会，那个虚荣就真的成了“虚”的，“荣”不成了。由於是出於虚荣，这些人就不会在自己家里吃猫、吃老鼠，没人看到他们吃稀有的东西，吃的愿望和气势就都没了。 我在上面说“有可能刹住”这种滥吃风，也就是说并不一定真的刹住，因为在中国现存制度下，权势和金钱很多时候高於任何法律。当年我在深圳时，就有《深圳法制报》记者何频查到“香蜜湖度假村”的餐厅用国家禁止的野生动物老虎等做菜，他们并在厨房拍到许多野生动物的照片。但这个度假村和市政府要员有关系，虽然被揭露报道了，但该餐馆根本没有受到处罚。只要不严格执法，一定有人会继续烹做，继续狂吃。而且主要食客都是当官的、暴发户，这是个连马克思都没研究过的特殊的“吃的阶层”。 说到底，吃的文化并不可怕，萨斯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任何法律都执行不下去的制度。如同中国老百姓所说的，有土匪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员警是土匪。在专制制度下，任何天灾都可能变成人祸。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中国这种社会：伦理道德完全崩溃下的、完全专制的半资本主义。谁知道眼前这场萨斯会不会是这种可怕的制度、可怕的人文环境所带来的第一个大灾难呢？ 萨斯病早晚一定会被制住，但这场灾难则可能给中国带来长久的严重後果。中国人可以有吃的权利，吃的自由，但滥吃所带来的损失恐怕是吃什麽也再难“补”回来的。所以，只要这个专制制度的“人祸萨斯”不灭绝，中国就不会有一个真正健康、有利於生命的生存环境。 2003年5月6日於纽约 |
| 对李慎之说点真话吧 2003-04-29 |
| 前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被称为中国自由派领军人物的李慎之先生不久前去世了，海内外很多人写文章悼念他，称赞他在传播自由思想、强调说真话方面的贡献。作为一个去世前还享受中共副部级待遇的共产党员，李慎之的认真思考，追求自由，并勇敢地写出他所认识到的真实，的确难能可贵，表现了一个知识人的智慧和勇气。但在颂扬“伟大的思想家”、“圣人”、“一代先师”等悼词文潮过去之後，对一个曾在中国思想界颇为活跃的人物、一个对自由派知识份子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似乎也应该开始有一点客观的评价了。李慎之先生很推崇哈维尔倡导的“生活在真实中”，并为中文版的《哈维尔文集》写了序言。那麽对李慎之先生的评价，是不是也应该说真话，不仅看到他对自由的贡献，也看到他的思想局限，这样中国的知识人或许能从李慎之的经验中得到启示。
以我对李慎之先生文章的阅读，觉得大致可以说，他主要有三个贡献、三个局限。他的三个贡献是：首先，和绝大多数其他自由派知识份子不同，他是共产党的高干，官至副部长级。在这种权力位置的中国人能够思考自由问题、中国的专制制度问题等，是凤毛麟角的。他的思考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推动了中国的开放改革，例如他参与起草的中共十二大报告的国际部份，就最早提出中国要放弃意识形态外交，以国家利益为重。中国外交後来倾向现实主义，也可能与他的这种政策建言有关。包括他数次被邓小平召见，谘询对外政策等，他的倾向自由主义的国际观等，都可能影响中南海的决策者。 李慎之的第二个贡献，是他离开社科院副院长职务之後，把他对专制制度的思考公开发表了出来，影响了许多正在走向自由派的中国知识人。在全球范围内，共产党高层的反叛者很少。吉拉斯是个罕见的异数，他官至南斯拉夫副总统，在没有任何权力斗争的情况下，他从高层反叛，否定那个制度。他的深刻认识，影响了全世界无数在共产专制下思考的知识人。吉拉斯为此不仅丧失了“新阶级”的特权，还入狱10年，被迫流亡18年。南斯拉夫共产政权垮台後，已经回国的他，仍然反对米洛舍维奇的独裁。80岁时，他一苹眼睛失明，并有严重心脏病，有时停电，还要十分艰难地爬破旧公寓的楼梯，但绝不妥协和屈服。李慎之虽然是在离开官职之後开始否定中国专制制度的，但他的一系文章也给了许多中国知识人新的启示，而他也为此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据回忆文章，去世时也年近80的李慎之晚年生活相当拮据，也得爬楼梯，但他追求说真话的勇气却越来越锐。 李慎之的第三个贡献是，他以自己近一辈子跟随共产党的经历，现身说法来阐述共产主义是错路一条。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风雨苍黄五十年》不仅指出了共产专制的严重问题，更得出共产革命完全错了的结论。这篇文章之所以广泛流传，主要是由於他以亲身体验来说明问题，具有特殊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这对那些和他有同样经历的共产党人、对那些对共产邪恶有些认识、但仍朦胧的中国人，尤其有启蒙意义。而他为《哈维尔文集》写的序言，则更进一步，倡导要以身实践，用说真话的方式，摧毁那个建立在谎言上的制度。 除了这三点主要贡献之外，从众多追忆文章可看出，李慎之是个性情中人，有股真诚、执著和坦率的劲头，正是这种气质，使他到了晚年，仍不懈地学习新知识、追求真实。他极力主张中国加入世贸，支持经济全球化；他推崇哈耶克，向往自由经济；虽然他曾赞美中国传统文化，但去世前两年，他则撰文总结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专制主义，这使他进入鲁迅、胡适的思想轨道。作为年近80的人，他的思维相当敏捷，捕捉能力和接受新思维的能力都很强。例如，他只是短暂地来过美国，但马上意识到西方不少“政治正确”的东西是颇有问题的。另外，他刚一接触到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感觉有问题，持怀疑态度，意识到那位哈佛左派教授在表面的所谓“文化没有高低，应该尊重不同文明”的旗号下，其实有潜在的白人至上意识，认为生活在第三世界各种文化下的人不能、也不配接受西方文明，尤其是西式民主制度。李慎之的文章虽然对西方一些观点的评价还很谨慎，也不太多，但他的思路在自由派（传统自由主义者classic liberal，而不是今天的西方左派）的路子上。 李慎之先生认识到的问题，他几乎都做到了，他的局限不是勇气问题，而是认识上的某些严重不足，它大致也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他对自己至死都是共产党员的历史缺乏反省和忏悔。和吉拉斯比较，两者有明显不同，吉拉斯是处於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春风得意时，认识到真理，主动放弃特权和个人利益的；而李慎之是在失去社科院副院长位置之後才开始反思的。当然，即使这样也是难能可贵的。但在他的被称为代表作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他对共产党有严厉的批判，但很少反省自己作为这架党机器上的重要零件之一的作用。 李慎之很早就参加了共产革命，在延安整风时就负责宣传，用他自己的话说，比白区的人干得还好。中共建政那天，26岁的李慎之代表中共去迎接法捷耶夫率领的苏联文化代表团（当时唯一的外国贺客），然後他们一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和毛泽东们检阅大游行，可见地位之显赫。不到30岁，他就成为中共高干∶行政11级的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负责编辑供高层领导人阅读的“大参考”。李慎之曾作为“外交助理”陪同过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等三位领导人出国访问，他自诩是“三朝元老”。但在李慎之的文章中，对於他近一生做共产机器的螺丝钉，没有做出深刻的反省和忏悔。而事实上，中国的共产天下不是靠毛泽东一个人打下并维持住的，没有千百万个没觉醒前的李慎之们，共产制度在中国是无法存在下去的。 近十年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知识份子与共产党》的文章，其中对某些流亡海外的老一辈共产党文化人提出批评，因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强调，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是好的，充满理想，因此他们才追随共产党；但党掌权後开始腐败，他们之间有了分歧才分道扬镳。这种说法不仅证明他们对共产主义本身、对共产党作为一个暴力集团的本质没有清楚的认识，而且他们明显拒绝反省和忏悔，拒绝承担传播共产主义的责任，否认自己有过错误的认识；而且为了标明自己的一贯正确性，不惜歪曲历史，美化早期的中共。而李慎之对共产党则已经明显做了全面的否定，这是他比那些流亡的中国知识人更智慧和勇敢的地方，但如果他能再向前走一步，有自我忏悔精神，则可能会促使许多党内文化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 李慎之的另一个局限是，他至死在潜意识中还是个“谏士”。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虽然对共产党专制提出批判，但他的话主要还是说给统治者听的，其核心还是向统治者“进谏”，劝江泽民这位新皇帝能够学习邓小平，“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甚至说，“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这种观点、语气，仍是把自己摆在共产党内的“谏臣”位置，向党的领袖献出“第二种忠诚”，向皇帝说出逆耳忠言。李慎之已经不做高官之後，好像还是习惯於这种角色，还教导他的社科院学生，不要看重学位，要多看书，暗示说，“老人家（指邓小平）不是每年总要找我几次谈国际形势吗”，很有谋士的得意味道。 中国知识份子历来有进谏的传统，这种传统的要害在於，承认朝廷的合法性。李慎之作为朝廷一员的时候，向皇帝进谏，或许能被开明皇帝采纳几条，对社会有些好处。但当他已经离开朝廷的位置，并更看重、也给自己定位为自由派知识份子的时候，再继续做“谏士”的话，则是在否定自己独立知识份子的立场。而原苏联、东欧的知识份子，对独裁政府则从来不是进谏，而是抗议。他们不是像中国知识人那样动不动就集体签名，请求党和政府释放某个人，改善某项政策，一副恳求皇上开恩状。苏联和东欧知识份子有时也联名，但不是联名进谏或请求，而是联名抗议政府，站在与朝廷对立的立场上。 他们所以这麽做，因为他们明白了起码两个道理：第一，从策略和效果上来说，知识份子对专制者进谏和劝说是没有作用的，涉及到任何有关统治者利益的问题，他们都丝毫不会理会和让步，而且皇帝也根本瞧不上谏士。例如李慎之对江泽民的劝说，就毫无效果；知识人们一次又一次联名请求政府平反六四，还有最近请求释放刘荻等，都毫无结果。第二，从原则来说，进谏行为是角色混乱，它等於首先承认皇帝的合法性、权威性。知识份子不能是朝廷的“谏士”，而应该是专制制度的抗议者，挑战者，控诉者，或者说是推翻独裁政权的呼吁者。知识份子的道义原则不是去要求共产党政府“平反六四”，而是抗议共产党屠杀的暴行；不能去请求独裁政府释放刘荻，而是抗议这个政府使用土匪绑票做法的暴虐。 李慎之的第三个局限是：从严格一点的意义上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从他的一系列文章中，不仅鲜见他对个人自由、个体价值重要性的阐述，而且可以看出他把社会稳定看得比个人自由更重要。如果说1949年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看重的是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个人自由和尊严的价值，还可以理解的话，那麽在六四屠杀刚过三个多月，他还去参加了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举办的“国庆四十周年典礼”，这就很难令人原谅了。在六四刚过百日，无数中国知识人仍愤怒难消，唾弃那个杀人政权时，李慎之仍然去参加了那种粉饰屠杀的宣传活动。 他不仅参加了，而且在六四屠杀十年之後写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中，仍丝毫没有认识到这个行为的严重性。海外也有文化人参加了当年中共在纽约和洛杉矶等领馆举行的国庆活动，人们提起来都蔑视、不齿那些参加者。而李慎之至死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并忏悔这个行为。正是这些文化人们参与颂扬、美化那个政府的行为，才使那个杀人政权显得有合法性和统治基础。 但李慎之为什麽能发生这麽严重的错误呢？就是因为他从根本上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根基，那就是视个人生命、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价值高於一切。正因为没有这个根基，所以他虽然也谴责邓小平主导的六四屠杀，但同时“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口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麽办呢？’”并写道：“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需要稳定。”如果说李慎之在“革命压倒民主”一文中，抨击了类似抗战压倒启蒙、革命压倒民主这些做法的本质错误的话，那麽他怎麽居然没有意识到“稳定压倒个人自由” 仍是一个非常原则性的错误呢？在一个独裁国家，当“稳定压倒一切”的时候，就是专制压倒一切，牺牲的只能是个人自由和权利。这种把稳定和国家利益看得高於个体生命、自由和权利的价值，则还是“中国社科院思路”，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正是由於这种局限性，使这个向往自由主义的李慎之直到去世都没有退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两个截然对立的角色，是无法统一的。也许有人认为，既然李慎之已经在理论上否认了共产党，那麽他在形式上还是党员则无关紧要。这是绝对错误的。形式是重要的！否定共产党，首先得退出这个组织。如果几万、几十万共产党员知识份子都退出了这个党，其摧毁这个党统治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李慎之不仅被认为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领军人物”，而且在他去世後，从国内自由派知识份子几乎异口同声的热烈赞美中，似乎更确定了他的这种“领军”地位。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是“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的话，是不是有点滑稽呢，或者说，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太可怜了点吧。 虽然李慎之有这些局限，但纵观他的一生，他是一个真诚地追求真理的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中国知识人。无论是他的贡献，还是他的局限，都给中国人以宝贵的启示；这两方面的教训，都是值得追求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份子深思的。 2003年4月29日於纽约 |
| 中国的“绑票”制度 2003-04-26 |
| 到今天为止，杨建利失去自由整整一年了；365天，外界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妻子，他的76岁的母亲和92岁的父亲）知道他被关在哪里，什麽罪名，他的健康状况如何。毫无音信，真叫“石沉大海”。人们唯一知道的是，他在共产党手里，因为他准备返美时从云南打出的最後一通电话说，他已被军警控制在宾馆里┅┅
即使按照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法律，这样长期秘密关押，不通知其亲人（更别说允许探视），不许请律师，更不公开审理，也完全是违法的，不能自圆其说。那共产党为什麽要这厶干呢？从逻辑常识角度来推理，唯一的可能是，共产党正“骑虎难下”，释放吧，不甘心，心存疑惑；判刑吧，又没有可以说服人的证据。因此就继续毛泽东的“有罪推论”的做法，把人先关起来，然後慢慢地找“证据”。毛泽东当年就是这样对待中国知识人的，文艺理论家胡风就是先被抓起来，然後抄他的家，从他的日记中找反党“证据”。毛泽东曾亲自动笔，为从胡风日记中挖出的“证据”写了批判按语，然後把胡风关了20多年。 共产党要查清杨建利的历史并不困难，因为杨建利才40多岁，出生在共产党统治的档案制度下；他的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在中国上的。以共产党那种户籍、档案制度，和遍布全国的军警能力，几个上午就可挖地三尺，查个底朝天。杨建利在美国的历史是简短的，十多年中他从伯克莱和哈佛两所名牌大学读出了两个博士学位，大部份时间都是在校园渡过的。毕业後几年来他主办传播民主价值的“21世纪基金会”。对这个基金会的情况，中共在美国的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的“金无怠们”，也是早就能查个一清二楚的。 不久前，杨建利的妻子傅湘说，他们在波士顿的家“被盗”，但奇怪的是，小偷什麽也没拿，只是把他们家的录像机从柜子搬下来，也可能查看了电脑里的东西。傅湘说，他们住的那个区是很安全的，周围从没听说过有“偷盗”发生。虽然她已报了警，但一直没有破案。 如果这是中共的“特务们”干的，那麽他们对杨建利家里电脑、录像带中的资料都掌握、清楚了，那为什麽还不审理、判决杨建利呢？最大的可能是，他们什麽也没有查出来，任何可以指控杨建利的证据也找不到。 既然查不出杨建利的任何罪名，为什麽不释放呢？这就是共产党近年发明的“绑票”制度，抓住就不放，然後向美国“叫价”，讨价还价，做人质生意。他们对宋永毅、对高瞻、对李少民、对王策，对这些在美国获得博士、硕士的学者们都是这麽做的。他们都被“有罪推论”，拿不出说服人的证据，但就一直关押，直到和美国做成“人质”生意。共产党的这种制度，在本质上和土匪绑票没有区别，只不过江泽民不像座山雕那样，在威虎山上拎著鸡腿、满口脏话，而是穿著西服，坐在钢琴前，一边给哈佛教授唱《泰坦尼克号》的“我的心永在”，一边下绑票指示。并且用不著小炉匠跑腿传信，而是电话命令、电脑指挥了。这和“我已经用刀叉吃人肉了”的土匪有什麽两样。 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一直是杨建利多年的理念。正是这种理念，14年前，尚在伯克莱加大读书的杨建利回到北京，向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送交海外的捐款。正是这种理念，使他拿到数学博士後，毅然告别了陈景润式的哥德巴赫猜想，而完全改变专业，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政治学博士。正是这种理念，使他毕业後去从事传播自由价值的民主事业。 我不知道13亿中国人中有几个从伯克莱获得数学博士，但从不久前陈琳涉嫌学历造假风波中得知，截止那时为止，只有杨建利和陈琳两个中国人从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像杨建利这样拿到两个美国名牌大学博士学位的，应该为数极少。俗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一个人才并不容易，但共产党却把海外的博士们关到监狱里（王炳章也是博士）。 在应该如何对待类似中共这种独裁政权的问题上，我个人的观点和杨建利是有分歧的。杨建利特别倡导“非暴力”，推崇甘地，马丁．路德金和达赖喇嘛。作为一种原则，“非暴力”并没有错，而且是西方社会的流行口号。但问题的关键是，面对中国独裁专制的现实，目前更应该强调的是人民有反抗的权利，包括武装抗争的权利。因为共产党是暴力的代表，人民有反抗暴力的权利，有从暴力下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权利！这种反抗不是“暴力”，不是滥杀无辜，不是暴民政治，不是自杀炸弹，而是自卫的权利，不被暴力摧残至死的权利，“不自由勿宁死”的权利！二战中盟军使用武力结束德意日法西斯；美国独立战争时美国人武装反抗驱逐英国军队；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当年组织黑人自卫军反抗白人种族统治；中国人的抗日战争┅┅都是在实现这种自卫权利，它和今天恐怖份子有意杀害平民来获得政治目的完全是两回事，它是结束暴力统治，使每个平民过上自由、尊严的日子的人的抗争！ 不仅在理论上，被独裁统治下的人民有自卫抗争的权利，在实践上，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上述三位最著名的主张非暴力的领袖，只有达赖喇嘛的抗争毫无进展，因为他面对的不是英国，不是美国，而是中共这样的真正推行暴力的专制政权。当年甘地领著一群主张非暴力的印度人去卧轨，是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英国人的火车绝不会从他们身上压过去。正是这种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确信，他们才敢躺在车轨上。而正是英国人所信奉的文明，使他们绝不能无视那些卧轨的生命。马丁．路德金更是这样，他领导的非暴力运动，面对的是一个看重人的生命的民主的美国，所以他的非暴力运动卓有成效。近十年前一位海地裔律师在白宫前绝食，要求克林顿政府出兵，结束海地军人政权。他绝不进食，到奄奄一息的时刻，克林顿下令美军准备进攻海地，导致海地军政府垮台。 近年已很少有中国异议人士在中共使领馆前绝食了，因为你即使绝食死了，他们也毫不理会，无动於衷，还可能暗中窃笑。因为生命、生活、人生这些价值，对他们无足轻重；他们所效劳的政权，每天都在进行屠杀，他们怎麽可能看重绝食、生命的损害呢！达赖喇嘛一直强调非暴力，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上还发表文章说，“无论对待怎样具有攻击性的、凶残的‘敌人’，都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他把敌人用引号引了起来，因为他不认为他有真正的敌人）。但从他1959年流亡印度至今，已44年了，北京毫无让步，他领导的运动对中共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杨建利是中国人中最强调非暴力的异议人士之一，但他却被那个暴力政权关进牢房，而且这麽长时间地秘密关押。如果说杨建利不管怎样是从美国回去的，他在外面的历史中共无法完全查清楚，那麽年仅22岁的北师大学生刘荻，她可是1980年之後才出生的人，应该说共产党更有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她的极为简单的经历和历史查个一清二楚；但这位在网络上发表了几篇读书感想的女孩子，也像杨建利那样 “失踪”了，从去年11月7日被从校园抓走，迄今已被秘密关押了170天，也是不审，不放，不让亲属探视，不公开说明到底是怎麽回事。这不是土匪绑票是什麽！面对这样一个在世人众目睽睽下坦然使用流氓手段的政权，人们怎麽容忍？怎麽能不抗争！ 我不知道杨建利有一天被中共作为人质“出口”到美国，获得自由之後是否还是主张对共产党进行非暴力抗争，但我知道的是，这个暴力政权已到了尾声，因为那掩饰其内在残暴的谎言外壳已经剥落，不得不依赖土匪绑票等手段来维持统治。但在人类的历史上，靠绑票的土匪有长久的吗？！ 2003年4月26日於纽约（载《议报》） |
| 施瓦辛格模式将“终结”江泽民政权 2003-04-26 |
| 施瓦辛格当上了加州州长，不仅成为全美国、也成为全球主要报纸的焦点新闻，德国《明镜周刊》、英国《泰晤士报》、意大利《Correre Della Serab报》都刊登了长篇报道，法国的《解放报》还就此发表了社论。巴黎的大报《世界报》甚至说，莫扎特已不再是全球最有名的奥地利人了。
施瓦辛格家乡的奥地利更是兴奋，他出生地的城市，人们居然举行了彻夜狂欢，比加州阿诺的支持者还激动。奥地利总统甚至也就此发表电台讲话说：我们为施瓦辛格感到自豪，他在竞选中不断提到在奥地利的青少年时期，提升了我们奥地利在美国的地位；阿诺当选加州州长，证明了，在美国什麽都可能发生。言外之意，美国为所有人（不同肤色和族裔）提供了成功的机会。 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近距离地观看这场加州选举，再次强烈感受到美国民主制度的巨大优势，它为所有人才，所有梦想者，提供了天空，提供了跑道，提供了可能！ 施瓦辛格不是美国出生的当地人，也不是早期移民的後代，他20岁才到美国，不会英文，也没有资产，全凭个人奋斗，不仅进入好莱坞，还成为全球知名的影星和亿万富翁（一部片酬三千万美元，目前拥有八亿美元资产），现在又当上美国人口最多的州的州长，简直是创造了奇迹！ 施瓦辛格当选加州州长，就好像是那个到中国发展的费翔什麽的，当选上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的省长，而且费翔还不是从美国去的，而是从越南或其他什麽小国移民到中国的。这在古往今来的中国都是绝不可想像的，而在美国，就可以梦想成真。 这次加州选举，再次体现了主权在民、人民决定一切的美式民主制度的特色。州长做的不好，就可以被人民用选票罢免，然後谁都可以竞选新的州长位置，只要交三千美元竞选费、有65个连署签名。因此这次加州选票上的候选人多达135个，有在校大学生，有餐馆老板，有演员，有公司经理，还有色情杂的发行人等。它再次体现了，在美国，人人都有机会，接受人民的选择，做管理者，做“平凡领袖”。 而在中国，政府（还有御用文人们）常常警告说，不能搞直接民主选举，大民主就会像文革一样变成大混乱。但加州的选举再次证明，真正的民主不仅不会带来混乱，恰恰带来长期的稳定。加州有3400万人口，相当一个半台湾，4个北京市，这麽多的人口，这麽大规模的选举，而且仅仅在12个小时内投票，结果没有混乱，更没有骚乱，一切都井然有序。它恰恰证明，正是人民的愿望得到了表达，人民的选择权利得到了实现，社会才能有真正的稳定。 而这一切能够发生，还在於美国有充分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信息可以自由流通，政见可以自由发表，在充分的资讯，自由的辩论中，人们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加州再次为中国、以及所有仍然没有民主的国家提供了样板和启示，只有主权在民，人民有选择的权利，人，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社会，才可能有真正、长期的稳定。 （载《大纪元网》2003年10月9日） |
| 美国印度以色列“战略三角”围堵中共 2003-04-19 |
| 以色列总理沙龙最近访问印度，是世界战略格局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因为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其总理首次访问新德里，标以印关系进入新阶段；尤其是两国军事联手，再加上美国，可能形成“美以印三角联盟”，对中共将构成潜在的战略遏阻格局，其发展前景引人注目。
印度和以色列原来关系相当疏远，因印度曾组织“不结盟运动”，其很多成员是阿拉伯国家，因此印度长期以来一面倒地支援巴解组织，疏远以至排斥以色列。两国迟至1992年才建交，印度是最後一个承认以色列的主要国家。印以建交之後的过去10年中，双方关系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尤以这次以色列总理访问新德里达到高潮。 ●面临伊斯兰原教旨的共同威胁 印度和以色列的关系所以发生这麽大的变化，有很多地缘政治和战略因素，概括起来说，有这样几点： 首先是两国都面临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威胁，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印度邻国巴基斯坦有一亿多穆斯林，并由於历史原因以及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纷争，印巴两国一直处於敌对状态，911事件发生後，更凸显了伊斯兰原教旨运动对印度的威胁问题。 以色列则在建国第二天就遭到五个阿拉伯国家联合军事入侵，从此一直处於周边充满敌意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以自杀炸弹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运动，意图把以色列人赶出这个地区。 印度和以色列都面对伊斯兰激进运动的威胁，双方认知到联手反恐的必要性。以色列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马特（Yaron Mater）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恐怖主义是印度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我们互相理解，懂得对方的处境。” 印以已开始在安全上合作，两国共享反恐情报，并建立了“联合反恐工作团”，印度的特种部队还到以色列接受反恐技术训练。 ●右翼执政，共同理念 其次，现在印以两国都是右翼执政，理念较接近，有更多共同的语言。以色列1948年建国之後至今55年，有40多年是左派工党执政。而由於巴勒斯坦的自杀炸弹攻击，巴以冲突加剧，工党实行的对阿拉法特的绥靖政策失败之後，右翼的利库德集团在大选中获胜，曾担任过国防部长的沙龙出任了以色列总理，整个以色列向右转，对伊斯兰原教旨运动持更坚定打击的鹰派政策。 印度比以色列早一年建国，但也是在随後半个多世纪中，由尼赫鲁家族领导的左派政党“国大党”执政了近40年。现在则是右翼的人民党（BJP）执政。在印度的10亿人口中，印度人占80％，穆斯林人有一亿三千万。人民党的口号是“印度人第一”。由於现在印度和以色列执政的都是右派，双方在对付伊斯兰激进主义上，不仅理念，而且在政策和操作等层面，更有共同语言。 ●军事联手，对付邪恶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以色列向印度提供高级武器，军事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底座。印度右翼人民党上台之後，实行强大国防、建构军力的防御政策，从俄国购买高级武器，增加军费，打造新的军队。而以色列的高科技武器、强大精锐的军事，对付恐怖主义的经验等，都成了印度谋求的目标，因而印以两国在过去几年来，在武器销售和军事合作上，有了迅速发展。军事与反恐，把两国的纽带拉紧。《纽约时报》在沙龙启程访问印度的当天报导说，过去10年，印度和以色列的双边贸易增加了6倍多；仅印度每年从以色列进口军事设备，就有15到20亿美元。以色列可能超过俄国而成为对印度的最大武器提供者；而且以色列的特长是能够把俄制的武器更新。 虽然911事件之後，美国和印度的军事关系大幅发展，美国也开始向新德里提供武器，但由於1998年印度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对而连续进行了几次核试验，而导致美国等国家对印度实施制裁，包括限制向印度出售高级武器等，这种禁令还没有完全取消。而正好在这种空档下，给了以色列机会向印度提供武器，因为以色列的武器系统多来自美国，而美国现在也在和印度发展关系，因此对以色列向印度提供武器基本持默许态度，因而使以色列有机会扮演特殊角色，推动印以关系的长足发展。 ●把江泽民垂涎的飞机给了印度 据《纽约时报》报道，以色列向印度提供的武器主要有空对空巴拉克导弹，无人驾驶飞机，复杂的预警系统（可监控边境地带的车辆调动，对方飞机在边境的动向，以及对方的大炮系统等），可部署到军舰上的电子战系统，以及三套早期空中预警机（Phalcon），每套价值10亿美元。这种早期预警机中共也相当垂涎，江泽民访问以色列时，曾签署购买协议，但由於美国反对，以色列後来取消了合同，赔偿了北京几亿美元。而这次以色列向印度出售三套预警飞机，事先得到了美国的同意。 印度正在和以色列谈判，试图获得以色列的“箭头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种武器的销售需得到美国的首肯，但这项武器如果转让给印度，显然将加强新德里对付巴基斯坦导弹威胁的能力，并进一步加强美印战略关系，同时推进五角大楼的潜在战略目标：在全球部署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 印以关系在沙龙访问之前，就有迅速发展，以色列“国家安全议会”主席达晏将军（Uzi Dayan）不久前访问了新德里，和印度的国家安全顾问米斯拉（Brajesh Mishra）举行了“联合安全战略对话”。随後以色列外长派瑞斯也前往新德里访问，称赞印度是以色列在那个地区的“最好的朋友” ●平衡外交，现实主义 印度邀请沙龙访问新德里，标印度正式结束了它长期奉行的一面倒支援巴勒斯坦的政策，开始在中东问题上实行更加灵活的平衡外交。虽然新德里仍然表示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的领袖，但这种支援仅是象徵性的，而和以色列则在发展实质性的双边关系。 新德里的这种现实主义外交政策，还可从印度鹰派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今年四月、随後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六月访问北京可看出，新德里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倾向现实主义，平衡外交。在抗衡的同时，仍试图改善和北京的关系，削弱北京对巴基斯坦的支持。 虽然印以关系，尤其军事关系并不是以针对北京为战略目标的，但显然以色列的先进武器将增加印度的军事能力，使印度更朝向军事实力可能超过北京的方向滑动，这对中共来说，并不是好消息。 中共的主要武器来自俄国，但俄国更是印度的主要武器提供国，而且俄国给予印度的武器高级程度超过给予中国的，显示莫斯科更信任民主的新德里，而不是专制的北京。而印度现在从以色列获得更先进的武器，其军事能力更会增强。 ●美印建构“民主双子大厦” 在印度与以色列发展关系的同时，新德里和华盛顿的关系也在推进。早在2000年3月，美国和印度的关系就开始解冻，克林顿总统当时正式访问了新德里。 911事件之後，美印关系更趋紧密，尤其是在军事方面，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已在过去两年来三次访问印度，被称为鹰派的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也到美国访问，双方就军事合作和武器交易达成多项协议。 现在美国由於对印度1998年核试验而做出的制裁没有完全取消，另一个原因可能是，美国出於反恐需要要拉拢巴基斯坦，因而不便直接向印度提供高级武器，因此由以色列来间接提供，扮演转手的角色。因而更促进了以色列和印度的关系发展。实际上以色列和印度的军事发展，体现的是美印的军事联手，因为像空中预警机、箭头导弹拦截系统等，没有五角大楼的同意，以色列是无法出售给印度人的。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米斯拉今年5月来美国访问，在向华盛顿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AJC）发表演讲时就公开呼吁，“印度、以色列、美国应该联合起来，来打击恐怖主义这个共同的威胁。” 以色列人在美国内部有强大的游说势力。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援政策和这种强大游说有直接的关系。而近年印度人也在美国的游说势力越来越大。以色列和犹太人在美国的游说势力，现在有联手运作的趋势。七月份，“美国印度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三家在华盛顿联合举办了会议。白宫最後同意以色列向印度出售空中预警机，和这种游说有相当的关系。 ●“民主轴心”制约“独裁核心” 美国倾向和印度及以色列联手建立联盟关系，和全球反恐的新战略格局有关。美国铲除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受到法德俄的杯葛，尤其是法德形成的“旧欧洲”势力，明显对美国推行全球战略有牵制。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越来越倾向联合其他国家，形成另外形式的联盟，来推展自己的战略目标，同时也是对法德的“旧欧洲”势力的抗衡。 美国这次打击伊拉克，是联合了英国等30多个国家形成“意愿联盟”进行的，并没有动用北约，更没有法德的军队，显示美国和法德之外的“新欧洲”国家（原东欧的10个国家，以及欧洲的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丹麦等）形成松散的联盟。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前後，还致力和波斯湾国家，像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酋长国，塔林等国家形成一个中东地区的小联盟。 这次美国致力联合以色列、印度形成“民主轴心”，则是建立一个更大军事区域集团，因为以色列有高科技军力，并长期作战，具有相当的军事能力；印度则是亚洲的军事大国，近年致力发展国防，建造第二艘航空母舰，军费开支近年以两位数增长，其海军力量已抵达南中国海等水域，其军事发展令人瞩目。因此这个“民主轴心”联盟，将对美国实现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长远目标更有战略意义。 以色列和印度发展军事关系，尤其是美以印形成“轴心”的话，将对中共构成战略威慑，它对中共在台湾海峡或南中国海的任何可能军事冒险，都有实质性的制约力，毕竟北京必须考虑强大的印度军力在它大後面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印度和以色列发展军事关系，美国、印度、以色列打造“战略三角”，潜在受益的是亚太区域，尤其是台海的安全。美印以的“民主轴心”将对江泽民的“独裁核心”构成制约和威慑，从而推动亚太民主，保证区域稳定。 （载《争鸣》2003年10月号） |
| 传播“萨斯”病毒的张召忠 2003-04-17 |
| 遇到任何重大新闻事件，媒体一般都是大赢家，因为只有在这种时刻，人们才把主要兴趣转移到新闻上。但在这次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中却起码有两个媒体是大输家一个是半岛电视台，虽然他们竭尽全力，一直得以在萨达姆政府的支持下留守巴格达，拿到不少独家消息，但由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导致他们的钗h报道和评论严重失实，以致现在连阿拉伯人都说，“以後再也没人信半岛电视了。”
另一个媒体的大输家是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本来，这家电视台史无前例地进行了24小时的追踪战事报道，选用了外国媒体的电视画面，并模仿西方电视，邀请专家学者点评战事，在形式上颇有向新闻专业化迈进的姿态。但是，中央电视台也像半岛电视台一样，预设政治立场太强烈，以意识形态扭曲新闻事实，尤其是邀请国防大学教授、被称为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的张召忠进行战事评论。他不仅每评必错，而且信口胡说。不仅海外华人批评说，“培养中国军队最高级别指挥官的教授，分析现代战争还停留在抗日的水平”；《人民日报》强国论坛的网民，也纷纷上贴，说伊战结局和张召忠的预测完全相反，“太上当了”。于是中央电视台那本来就和“喉舌”连在一起的形象，更跌落几分。 其实任何战争，都有变量，不能说准也不是什麽大错，尽管像张召忠这麽离谱到全盘皆错的，除了睁眼撒谎的萨哈夫，还没听说有第二人。但现在更荒唐的是，在伊拉克战争基本结束的4月15日，张召忠受邀到《人民日报》强国论坛接受访谈和网民提问，他不但不承认任何评论错误，更变本加厉地蛮不讲理，比萨哈夫还萨哈夫。下面摘录几段他的“精彩”语录 当一网民问他美国到底是不是打败了伊军时，在萨达姆的铜像被推倒、美军攻占了全部伊拉克的事实面前，这位中国军事专家竟说“我们不应该说是美国胜利了，而应该说伊拉克失败了，没有伊拉克的率先失败，就不会给美国造成胜利。” 这不整个一个无赖吗？按照这种说法，对于二战，“我们不能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盟军胜利了，而应该说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失败了，没有德日的率先失败，就不会给盟军造成胜利。”这种人不把未来的解放军军官都教成痞子才怪！ 张召忠也承认，“很多网友同志也批评我，预测不准”，但他不是为自己的随口胡说表示道歉，反而大言不惭地说，这是因为中央电视台拿到的不是中国记者的第一手现场报道新闻，而多是CNN和半岛电视台的画面，而这些电视画面是假的，才导致他预测不准。而且强调是现场直播评论，他无法回家查数据，因此才出错。 更绝的是，这位张专家话锋一转，把“罪过”又推到萨达姆身上，抱怨伊军没有按他的分析来打，说“谁会想到他们不抵抗，也不埋地雷，不炸桥梁，不烧油田，不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让我们如何准确预测？”天哪，张召忠的口气不是期望萨达姆烧油田、使用生物武器嘛，这难道不是比萨哈夫的口气还凶残吗？这张召忠哪里是教授，根本是一个“教兽”！ 有网民问到伊拉克战争後局势，“张教授”是这样预测的萨达姆的力量还在，“美国撤离之後，我再翻天，反正共和国卫队的基础还在，军队的基础还在，忍让一段再复辟也不晚，这是欲擒故纵。”而且还说在伊拉克只有萨达姆的阿拉伯复兴党有力量，“其它党是小党没有这个号召力。”他不仅不承认萨达姆的失败，而且近乎直言地表达指望萨达姆卷土重来的愿望。 张召忠更毫不掩饰他对萨达姆的衷情。当一位网民问他，“你是否知道萨达姆政权对人民十分残暴”时，他的回答是“我没有看出他有多残暴。他在多次选举当中都是以高票当选。现在有些舆论都是美国宣传的，就像当年宣传米洛舍维奇是刽子手一样。一个国家的总统有权用自己的方式统治自己的国家。对此，我想别人没有必要加以更多的评论，也没有必要用一个模式来衡量。” 看到这段话，人们一目了然张召忠的问题根本不是军事知识、判断对错问题，而是他从心里支持萨达姆，他是一个东方面孔、吃面条的萨哈夫！ 按照张召忠的逻辑，哪个国家的总统都有权用自己的方式统治，那麽希特勒使用毒气室杀害犹太人，“别人也没有必要加以更多的评论”；二战日军侵华，杀害二千万中国人也是天皇“有权用自己的方式统治”；金家父子把北韩践踏得像死了一样毫无声息、卡斯特罗至今独裁半个世纪也是“没有必要用一个模式来衡量”；在毛泽东统治下，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邓小平主导的六四屠杀，都是统治者“有权用自己的方式统治”。那麽今年51岁的张召忠如果是反右、文革时代的教授，曾被批斗、被关牛棚、被拷打、被流放、被像张志新那样割了喉管，他还要不要说“统治者有权按自己的方式统治”了呢？ 当然，以张召忠的思维方式和邪门劲头，他不仅不会成为被迫害者，而是会成为萨哈夫，成为中国的萨达姆的一部份，就像他今天在共产党垄断的中央电视台上用谎言欺骗观众、用误导毒害民众一样，利用在喉舌上当唾液的机会，来大规模传播谎言的“萨斯”病毒，谋杀大众。 哪个社会都可能有张召忠这类盼望萨达姆“烧油田、使用大众毁灭性武器”，有邪恶心理的人，这并不奇怪。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人怎麽会被请到中央电视台，被捧成“首席军事评论家”？很多看了中央电视台战争报道和评论的人後来都惊呼上当受骗，海外有华人说“央视女主持人的昏庸令人震惊”。但人们最不应该忘记的是，中央电视台等中共的喉舌媒体从来都是这样报道新闻、评论事件的。今天人们忽然发现受骗，是因为在计算机和网络时代，中国人可以从别的渠道获得真实的信息，有机会做出比较，做出鉴别，而不是像今天的北朝鲜（当年的中国）一样，完全被封闭在火柴盒里，从头到脚被谎言浇灌。明白了这一层，就会明白为什麽张召忠这种不学无术、心地邪恶的人，能当上高等学府的教授，能做中央电视台的首席军事评论员，因为那是一个谎言的制度，这种制度需要、而且必须依靠张召忠这般质量的零件，这样它才能运转。正如没有千百个萨哈夫，萨达姆就无法存在一样的道理。 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如果不请张召忠这样的人，电视台的党领导就不会满意；而电视台如果不按照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图解、歪曲国际事件，中央主管宣传的萨哈夫们就会免他们的职。而中国的新闻部长们不这样做，中南海的萨达姆不仅会免他的职务，而且可能还会要他的命，正如张专家所说，每个国家的总统都有权用自己的方式统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仅仅批评张召忠也是欠公允的，因为他只是中国专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整个中国的新闻结构是萨哈夫式的，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是萨达姆式的。就像萨达姆雕像被人民推倒之後萨哈夫就“消失”了一样，只有结束中南海的萨达姆式的统治制度，中央电视台的谎言评论、张召忠式的“伪教授、伪专家”才会消失；这种用大众媒体传播“谎言萨斯病毒”的现象才会结束。 2003年4月17日于纽约 |
| 中国人民怀念张召忠 2003-04-15 |
| 一场短短的伊拉克战争，让两个人出了“大名”：一个是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他那信誓旦旦随口胡说的可爱劲头，吸引了全世界，如同战事火锅中的佐料，让电视观众吃得津津有味，几乎上了瘾；以致他“消失”之後，人们遗憾不已，还专门设了“我们爱伊拉克新闻部长”的网页，把萨哈夫的佐料名言收集到一起，怀念这位不收费的脱口秀大师。
另一个是中国国防大学的教授、被称为“军事专家”的张召忠。这位在北京“中央电视台”点评伊拉克战事的专家，也像萨哈夫那样，以大胆胡说，每评必错出了大名。他虽然没有像萨哈夫那样成为世界级的“佐料”，但也足够在13亿中国人中成为长久玩味的“笑料”。 张召忠评论的可爱劲头，绝不次於萨哈夫。试举几例：对美军长驱直入，迅速攻进伊拉克，张召忠说这是萨达姆的特殊战略，要诱敌深入，然後以游击战、人民战争，袭击美军的补给线。美军打下了巴格达机场，张召忠说这是伊军战术，故意放美军一码，然後以精锐的共和国卫队重创美军。当美军攻进了巴格达，张召忠则说这是萨达姆像诸葛亮那样设置的“空城计”，待十万美军进城後，来个全锅端，一举全歼美军。当这一切都没发生之後，张专家则抱怨伊军没按他的分析来打，纳闷地说，“几万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到底哪里去了呢”，那口气就像当年电影上国民党军官的感叹：“共军去向不明，哪儿去了？” 这堂堂的中国最高军事学府的“国防大学教授”，以如此这般“智慧”教导中国军队的准军官们的话，那打起仗来，解放军还不得落个比共和国卫队还“不见影”的下场吗？中央电视台和国防大学重用如此这般“专家、教授”，真是一点国家利益也不考虑呵。 别说军事专家，即使是那些只对军事消息稍微撇一眼的普通人们，也在这场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清楚地预测到美军会全面大胜的结果，因为那些完全没有军事名词的常识，任何稍有理智的人起码可以想出四条： 第一，美国年度军费开支是4千亿美元，而伊拉克是40亿。美军开支是伊拉克的100倍！这种绝对的悬殊，意味著伊拉克绝对的失败，且不说其他因素。 第二，美国和伊拉克交过手，上次海湾战争，地面战只打了100小时，拥有103万大军的伊拉克就宣告投降。今天那些共和国卫队的官兵们，尤其是军官，都是当年美军的手下败将，那种畏惧心理因素也导致伊军不会有真正计程车气。 第三，美国选用了新战略，不再主要依赖陆军和坦克群，而是靠准确的空中轰炸，海军导弹远程攻击，机动灵活的特种部队。这种战略并非军事秘密，在美国媒体和研究所的网页上，关於这种新战略的讨论，过去两年来，至少有上百篇。从张召忠的评论来看，他好像就坦然地在那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瞎评伊拉克”。 第四，美军特种部队的行动，在电视画面上几乎看不到，为了今後继续使用，特种部队的行动方式、作战手段、使用武器等都予保密，既不许战地记者采访报道，更不对外公开。《纽约时报》专文分析说，特种部队在这次倒萨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美军白天开坦克进城等，但几乎看不到这场仗到底是怎麽打的，就是因为仗主要靠精确轰炸，然後由特种部队在夜间打的，利用夜视镜、镭射透视镜等各种先进武器，受到特殊训练的士兵，快速的空中运输，绝对的制空权等，来进行心脏手术般的切割摘除战斗。 这些公开的军事资讯，对军事专家张召忠来说应该是常识。而且张专家和平常人不一样，香港记者马玲采访张召忠的文章介绍说，今年51岁的张召忠20岁参军，後毕业於北大外语系，会英语、日语、阿拉伯语，在进入国防大学担任教授之前，还在伊拉克工作过。“因为有卓越的军事分析与评论才能，他被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聘为特邀军事评论员，令国人熟悉其形象，并在内地享有首席军事评论家之称。” 退一步讲，即使不按“有卓越的军事分析与评论才能”的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家”来“高标准、严要求”张召忠，只把他当一个“在伊拉克工作过”的学者，他对这次战局分析也是整个一个张铁生，完全交了白卷。因为只要对那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稍有点常识，也会知道，这个仗萨达姆一定会输，而且会输得相当惨。主要是萨达姆积恶太多，民愤太大： 阿拉伯国家多有宗教派别冲突，主要是两大派：逊尼派和什叶派。阿拉伯联盟的22个国家，多是逊尼派占多数，只有在伊拉克，什叶派占多数，达60％。但少数的逊尼派一直掌权，并欺压什叶派，仅这种宗教欺压就使萨达姆不得人心（起码在占多数的什叶派中）。而且伊拉克还有400万库德人（占全国人口五分之一），萨达姆对库德人的种族迫害更是闻名，一次用毒气就屠杀了五千库德族村民。而从张召忠的评论分析中，人们完全看不到他对这个国家的历史现状等有丝毫的了解，他在伊拉克那些天就像在中国一样，都白住了。 张召忠对专制社会中人民的想法完全无知，根本不知道长期在萨达姆专制统治下，伊拉克人民承受著怎样的痛苦，在萨哈夫主管的官方报纸电视的背後，伊拉克的真正民意是什麽。从来都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张教授显然不清楚，专制的城墙貌似坚固，但一遇到自由意愿的风，就会像有70年共产历史的苏联帝国在三天内就土崩瓦解一样，立即轰塌、变成碎片。 伊拉克的萨哈夫眼睛都不眨地坦然否认全世界观众都看到的事实，让人觉得他真的一点都不可恨，真是个可爱的“傻柱子”。中国的张召忠则闭著眼睛冒充老祖宗孙子，在电视萤幕上耍了一套兵法，中国老百姓怎能不感叹：不愧是我们的“二柱子”。 美国人为萨哈夫设立的那个网页，刚开通就立刻爆棚，由於全球上网人数激增，导致死机，近日不得不换成大容量的（welovetheiraqiinformationminister.com），可见全世界人民对萨哈夫的“怀念”。我觉得中国人也应该给张召忠教授设立一个专项网页，名字就叫“我们怀念张专家”（wemissexpertzhang.com），像萨哈夫网页那样，把张召忠评论伊拉克之战的那些佐料笑料都收集起来，还有张专家以前对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的胡评等，都放到这个网页上。人们一旦工作累了，写作疲倦了，夫妻吵嘴了，任何事情不开心了，就上张专家的网页流览一下，笑一笑，十年少；如果还不过瘾，再上萨哈夫网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真得感谢张召忠和萨哈夫，没有他们这些佐料，这个世界多乏味啊！ 2003年4月15日於纽约 |
| 伊拉克战争的赢家输家 2003-04-10 |
| 4月9日，是将载进人类自由史的日子，像俄国人拽倒列宁像，推翻暴政；东德人推倒柏林墙，结束专制一样，这一天，巴格达广场的萨达姆雕像被伊拉克人民砸碎了。它向全世界所有残存的独裁者发出清晰的信号，无论专制雕像是铜铸的，铁打的，底座灌进多少钢筋水泥，但在人民的自由意愿下，它终有一天将崩溃、倒塌、破碎，变成一堆丑陋的废铜烂铁。
9日晚上，美国四大电视网和三大有线电视台，都反复播出了这个历史性画面。福克斯电视台（Fox）报道说，不仅欧洲的媒体，连阿拉伯国家的电视，也播出了这个震憾人心的情景，并评论说，它将对阿拉伯世界产生重大冲击，其潜在影响是无法估量的。（福克斯还报道说，只有英国左派电视BBC拒绝现场直播这个萨达姆雕像被拽到的重大新闻画面，而是转向去报道印度地震消息。另外还有叙利亚媒体拒绝报道这个消息。） 美国三大有线电视（Fox，CNN，MSNBC）中收视率最高的是创办才7年的福克斯台，其观众数量远超过有23年历史的CNN。福克斯的王牌节目是每晚8点的“欧莱利的事实”（The O'Reilly Factor）政治评论节目。在9日晚的节目中，主持人欧莱利邀请了两位专家评论萨达姆雕像被推倒的意义，并请两位专家分别评出，谁是这个事件的最大赢家和输家，并特别申明，赢家当然首先是英美联军和伊拉克人民，输家是萨达姆政权；他们要评出这之外的赢家和输家。 美国新奥尔良大学历史教授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说，最大的输家们是：第一个是半岛电视台，因为自伊拉克战争爆发以来，它就渲染萨达姆军队的英勇，把英美联军描绘成侵略者，替萨达姆做宣传。现在伊拉克人民自发地涌上街头欢迎美军，让半岛电视台那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宣传家无话可说。第二个是美国的左派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中那些反战的总统候选人。巴格达街头伊拉克民众的强烈反应再次证实，美国倒萨、铲除独裁者，是受到伊拉克人民发自内心欢迎的，英美联军像二战时“诺曼底登陆”一样，被视为“解放者”。 布林克利认为最大的赢家是布什和布莱尔，他俩具有决断力和道德勇气，这两位英美领袖，将像和二战时的邱吉尔和罗斯福一样，被一起载入史册。另一个赢家是美军中央战区司令弗兰克斯将军，事实证明，美军的作战方案不仅没有失败，反而相当成功，正是迅速抢占油田，保住了伊拉克的1500座油井不被伊军放火毁坏，才使全球油价不飙升，没有损害世界经济。而且才三个星期美军就控制80％伊拉克，并攻进巴格达，这个仗打的相当漂亮。 欧莱利邀请的的另一位专家是前克林顿总统的顾问、现担任福克斯电视台政治评论员的狄克．莫里斯（Dick Morris）。莫瑞斯总结说，最大的输家有三个，第一个是反对武力倒萨的左派报纸《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好莱坞。两家报纸一直对战争持反对立场，福克斯的评论员说，如果仅看这两家报纸，会以为美国的仗早就打输了。而那些连伊朗和伊拉克都分不清的好莱坞演员们，也是扯著脖子反战、反倒萨。但现在英美联军节节胜利，支持倒萨的美国民众已升到80％，两家反战报纸和好莱坞显得灰溜溜，成为输家；莫瑞斯认为，第二个输家是联合国，它像三十年代的“国联”一样面对邪恶不承担道义责任，形象和地位都在下降；第三个输家，莫瑞斯和新奥尔良大学的教授看法一样，认为是左派和民主党，他点了众议院民主党女领袖南茜．波罗西的名，说这位对上次海湾战争和这次倒萨都持激烈反对立场的左派领袖，这次再次成为输家。 莫瑞斯认为，最大的赢家是北韩、伊朗、叙利亚、苏丹、利比亚的人民，他们将从萨达姆塑像被推翻的场面，看到独裁者将有的末日，看到自由的希望。这个萨达姆雕像倒塌的画面，对於专制的阿拉伯世界，将像一道闪电，照亮黑暗隧道的尽头，其巨大的冲击将是潜在和长久的。 主持人欧莱利补充说，他认为最大的赢家是克林顿的太太、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希拉莉。因为这位前总统夫人一向左倾，上大学时，就是反越战的干将，领著学生在大街上喊“F---尼克松”的口号，毕业时要去胡志明的朋友办的律师所实习。欧莱利说，但这次希拉莉学乖了，看到多数民众支持倒萨，她就见风使舵，在国会表决对伊动武时，投了赞成票，结果歪打正著。欧莱利认为最大的输家是俄国总统普京，本来911之後普京采取亲西方的政策，同意北约东扩，和美国联手反恐，他的名字可能被载入史册，但这次他为了在伊拉克的经济利益，不顾道义，伙同法德杯葛美英倒萨，英名毁於一旦。 听到这三位评论的点评，我想到的是，这次倒萨，当然赢家是英美和伊拉克人民，输家是萨达姆和法德俄，但除上述的赢家输家之外，在中国还有一对赢家输家： 输家是中共官方媒体和那些被称为战事评论员的喉舌上的唾液，他们在战争还没开始，就称赞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太勇敢了”，并预言萨达姆将把美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现在看来，这些宣传，就像“萨斯病毒”那样有传染性和致命性。 中国的最大赢家是中国民众，他们从萨达姆像被推倒，看到了貌似坚固的专制城墙，在自由的力量下，其实不堪一击。中国人早晚有一天，将会像伊拉克人民一样，在天安门广场，撕碎独裁者的画像，拆除那座象征专制的僵尸纪念堂，让自由的风，穿过宽阔的广场，流向全中国┅┅ 2003年4月10日於纽约（载《观察》） |
| 自由的绳索下一个将套上谁 2003-04-09 |
| 10年来，从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看到巴格达“天安门广场”上那座萨达姆雕像被套上绳索，在人民的欢呼声中倒塌，真想喝酒，放鞭炮，邀请所有的朋友分享这个自由战胜邪恶的伟大时刻！
看到那些欢呼、跳跃、鸣响汽车喇叭，挥舞星条旗高喊“感谢美国”的伊拉克人民，让我想起10年前，东德人凿毁柏林墙、自由推倒城墙的时刻；想起俄国人结束70年共产暴政，推倒列宁和斯大林塑像的时刻，无论是德国人，俄国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有同样的对自由的向往，对从专制下获得解放的渴望！ 每当看到这样的场面，都恨不得亲临现场，和当地人一起感同身受那个令人振奋的历史时刻，品尝自由的滋味；在这种时刻，在心里，你是德国人，你是俄国人，你是伊拉克人，你是自由人！ 几年前去德国，特意去看“柏林墙”遗址，它已推倒铲平，仅保留了一小截，作为历史的见证。我曾骑自行车沿着被铲平的柏林墙（已成约三米宽的一条路）绕了一大圈，那种感觉至今难忘。在中国办报时曾为一张照片配诗，其中一句是“让所有的城墙都轰塌成道路”，那天在柏林墙遗址路上骑车飞驰的时刻，我想起这句诗，想起天安门城墙，想起上面高悬的和萨达姆们一样的画像…… 天下的独裁者都一样，到处放塑像、雕像、画像，从电视画面上，看到萨达姆的像快赶上兵马俑那么多了。树铜像、悬画像，领袖神化加暴力恐怖，是一切专制的标志。在镰刀斧头下的苏联，到处是列宁、斯大林的塑像；在五星红旗下的中国，到处都是毛泽东的画像；在共产罗马尼亚，到处是齐奥塞斯库的像；在今天的北韩，什么都短缺，就不缺金正日的像，塑像、画像，纸糊的、铁做的，像他的大肚皮一样引人注目。今天，江泽民那张丑陋的脸，也开始挂到中国的大街上。 从电视上看到伊拉克人民不仅在巴格达推倒萨达姆的雕像，在南部城市，在北部小镇，到处都在推倒、撕毁、唾弃那无处不有的“领袖像”，它和苏联帝国崩溃时，俄国人民推倒列宁、斯大林雕像的场面一模一样。那个萨达姆头颅被套上绳子拖在巴格达大街上的场面，让人想到墨索里尼被送上绞架，齐奥塞斯库被处决，这是人民的意愿终于走上审判台，做出历史的裁决。 伊拉克战争打响前，阿拉伯专制国家的媒体危言耸听﹕“太勇敢”的伊拉克共和国卫队将重创美军，伊拉克人民将反抗美国“入侵者”；中共官方媒体的御用评论家则信誓旦旦﹕英美联军将陷入伊拉克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今天，在巴格达、在巴斯拉，在其它被解放的城市，那些伊拉克民众自发地热烈欢迎英美联军的情景，那些被解放的老百姓神情激动、欢呼跳跃的画面，是对阿拉伯专制媒体的歪曲宣传、对中共媒体御用评论者们（其实是喉舌上的唾液）最好的回答！ 今天的事实再次证明，不管在70年共产统治下的苏联，在被柏林墙分割了半个世纪的东德，还是在萨达姆统治下封闭了30年的伊拉克，只要是人，都有和自由世界的人们一样的人心；什么样的文化、什么样的宗教，什么样的统治，都无法泯灭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自由是人的本质！ 今天的事实再次证明，不管那些专制国家表面看来多么强大辉煌、固若金汤，但在领袖铜像、铁像、雕像的背后，是蜡像的本质，任何火星都可以点燃它，烧毁它。当自由的愿望真正展示力量的时候，所有专制的城墙都将轰塌成道路！ 今天的事实再次证明，那些专制国家的莺歌燕舞，是官方媒体和御用文人们编织的，在监狱、拷打、行刑队支撑的恐怖中，人们不敢发出声音。专制社会的唯一民意是私下流传的“政治笑话”（俄国现已不再有政治笑话，因有了新闻自由；而中国现在一定是全球最盛产政治笑话的国家）。民意不在报纸电视上，在政治笑话中，在无法发出声音的大多数人心里！今天，在没有了萨达姆挥舞魔掌的情况下，伊拉克人民发出的才是真正的心声！ 列宁的水晶棺被拆除了，斯大林的雕像被推倒了，萨达姆的铜像被砸碎了，现在全世界只剩下两具僵尸，一个在平壤的“腊肉馆”，一个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 今天，巴格达广场的伟大景观给所有相信自由力量的人们再一次的确信，中国人也一定会有一天把天安门广场上的僵尸拖到大街上，把江泽民的雕像套上绳索！让我们留一瓶好酒，等待那个“煮酒论英雄”的历史时刻！ 2003年4月9日于纽约 |
| 镜头之外的美军战绩 2003-04-08 |
| 美军攻进巴格达，伊拉克战争趋向尾声，但批评美国的声音却永远不会有尾声：战争开始不久，就指责美军作战计划失败；现在面对美军胜利，又预言美国将陷入战後伊拉克泥潭。反正有些人总是期待美国“倒楣”，但事实却总是和他们的期待相反。
自3月19日开战以来，人们每天盯著电视画面，看到的只是导弹又炸了几个军事目标，联军又向伊拉克推进多少英里，但迄今为止，美军在这场战争中最重大的战绩并不在观众们的视野中。 开战之前，美国最担心的是两件事，一是伊拉克动用生化武器；二是放火烧油田。前者可能导致美军大量伤亡，後者将造成全球油价飙升，损害世界经济。但美军这次采取的新战略，几乎完全避免了这两种非常可怕情形的发生。 美国战前在海湾地区集结了25万军队（伊拉克有39万军队，上次海湾战争时有103万），但并没有全部集中在科威特，而是战争打响、地面部队攻进伊拉克的纵深之後，采取“滚动开始”（rolling start）方式，平均每天增派二到三千军队陆续进入伊拉克。这种战略是为了避免25万大军（还有英国的5万军队）都集中在科威特的弹丸之地，一旦遭到伊拉克导弹攻击（尤其带生化武器的弹头）导致美军大量伤亡的可能性。 美军这次实行的新战略，除了主要依赖高科技控制的远程导弹攻击，空中定点轰炸，灵活机动的快速装甲部队之外，更依赖大批特种部队（而非传统的大量步兵）。这种做法既可行动迅速，又可减少兵员损失。美军特种部队在开战後迅速抢占要地，制约了萨达姆使用生化武器的能力。伊拉克之所以至今尚未使用生化武器，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而是他们发射使用这种武器的主要力量已被美军摧毁。科威特大学政治系主任阿尔．伊萨博士7日接受美国之音战地记者采访时说，萨达姆军队撤退时都没来得及把一些桥梁摧毁，因为他们没有想到联军推进那麽快；他们也没有机会使用化学武器。 美军的另一个重大成功是保住了伊拉克的主要油田。伊拉克共有73个油田，1,500个油井。如果萨达姆毁掉这些油井，全球油价将会飙升。按照世界石油组织欧佩克主席、卡塔石油大臣阿塔亚（Al-Attiyah）的战前预测，如果伊拉克有一半油田遭毁坏，全球油价将会飙升到80或100美元一桶（战前为40美元一桶）；因为伊拉克是中东第二大产油国，全球75％的石油来自中东（中国的进口石油也60％来自中东）。而一旦全球油价飙升，将对包括美国、中国等所有需要进口石油的国家经济造成重大冲击。上次海湾战争时，萨达姆的军队放火烧了科威特的730个油井，导致科威特花了8个月、400亿美元才把大火扑灭（美国这次对伊战争预算是600亿美元，可想而知400亿是个多大的数字）。 战争打响後，美军动用特种部队，迅速抢占了油田要地，伊拉克南部的600个油井，只有4个被萨达姆军队放火焚烧，另有5个输油管道遭纵火（4个燃烧油井已被美军扑灭3个）。伊拉克中、北部的900个油井，也绝大部份已掌控在美军手里。因而全球油价不仅没有飙升，反而下跌30％，现已降到28元美元一桶。4月7日《华尔街日报》在题为“原来准备石油短缺，现在欧佩克担心石油过剩”的报道中说，欧佩克主席阿塔亚将在4月24日召集“紧急会议”，研究由於伊拉克油田没有遭到毁坏，全球油价进一步下跌，石油过剩问题。按照战前的“石油金融报告”预测，如果美国对伊战争顺利，油田被保住，全球油价将会下跌到每桶15美元以下。这对全世界所有致力经济发展的国家都是好消息。 在摧毁了生化武器发射机制、保住了油田的同时，美军地面部队现已进入巴格达。而在赢得了这麽多重大战绩之後，美国只有约100名军人阵亡（其中近一半是自己意外误伤），这个数字和以往美军参与的战争相比是很低的。上次海湾战争（没有攻城的棘手战斗），美军还阵亡378人（占当时50万美军的0.075％）。这次美英和伊拉克投入的总兵力69万，这麽一场大战，而且要攻占面积相当12个台湾、人口也有2千4百万的整个伊拉克，包括城市，还要尽量减少对方平民伤亡，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只有百名左右军人阵亡（占25万美军的0.04％），美国各大电视台请的军事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以这麽小的损失取得这麽重大的战绩，是人类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不久前纽约附近罗德岛的夜总会的一场大火，就有100多人死亡。 所以，客观地看待这场战争，可明显看出，这个仗美国人打得相当成功，最主要的战略目标都已基本达到：第一遏阻了伊军使用生化武器，没有使美军遭到重大伤亡；第二保住了伊拉克主要油田没有遭到毁坏；第三尽量避免了众多平民伤亡，美军阵亡率也很低；第四是战争进行不到3个星期就攻占80％的伊拉克，拥有100％的制空权，并打进其首都巴格达。 但是，即使美国的伊拉克战争取得这样的成功，那些反美者仍不会住嘴，还会批评美国攻占一个“主权国家”，推行霸权。且不说，人类文明价值越来越倾向人权高於主权，被萨达姆父子奴役的伊拉克人民应该获得自由（看看萨达姆的那些豪华宫殿和老百姓的破土屋有多大反差！），美国也一定会把伊拉克交给伊拉克人民治理，而且从长远的美国本土和世界安全来说，也必须铲除萨达姆。美国名将巴顿将军的孙子、《巴顿们》（The Pattons）的作者罗伯特．巴顿（Robert Patton）在CNN强调说，美国必须打这场战争，这是他的祖父军事战略思想的延伸。 911之後，美国提出先发制人，以主动进攻来进行防御，正是巴顿在二战中全力推行的战略。第三装甲集团军司令巴顿将军是有史以来最具进攻性的将领，是二战中率领军队推进速度最快、歼敌最多的将军。他的名言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事实证明，筑墙，挖沟，修掩体或者依托大海保护自己的人，都是轻信别人的笨蛋。任何形式的防御都狗屁不值。”世界上最滑稽可笑的防御大概是二战时法国人修的“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可它连一丝一毫的作用都没起到，德国人轻松地绕过去了，於是傲慢的法国人就做了汪精卫。 美国的做法就是在证明巴顿将军“进攻是最好的防御”的正确性。美国上空每天有约6万架飞机，以每架100名乘客计算（其实多数国际民航乘客都在200人以上），每天就有600万人（一个香港的人口）在美国空中；美国的港口每天进来100万个集装箱；美国和墨、加边境，每天有成千上万货柜卡车进出；仅一个纽约市，每天就有11万来自全球的游客；还有数不清的各种国际会议、商业往来等等，这样一个自由流通、幅员广阔的国家，面对自杀性恐怖袭击，根本是防不胜防的。 虽然美国成立了新内阁机构“国土安全部”，并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但天长日久，不仅人的警惕性会降低，而且也消耗大量资金。仅战争打响後纽约增加警力每个星期就多开支500万美元。据4月3日《华尔街日报》社论“打伊拉克战争有什麽好处”中引用的数字，过去12年，美国每年为遏阻伊拉克而花销的军费达130亿美元，未来将增至每年190亿美元。今年65岁的萨达姆如果再活20年（还不包括他像金日成那样死後把权力交给儿子），那麽美国为遏阻伊拉克的军费还得花3,800亿美元，再加上本土安全需要的2,500亿美元，总共得6,300亿美元。而这次倒萨之战，战争预算是600亿美元，才是遏阻伊拉克预算的10％。 不仅铲除萨达姆比遏阻在经济上更划算，更重要的是，只有铲除那些暗中支持恐怖份子的政权，才能釜底抽薪，斩断恐怖份子的经济来源和温床；同时向其他窝藏恐怖份子的国家发出信号，在冷战结束，美国成为全球唯一超强（不再有苏联核武威慑）的新战略格局下，美国有军事能力、有政治决心、更有道德勇气，来铲除那些敢於支持恐怖份子的邪恶政权，在保证美国本土安全的同时，解放被专制奴役的人民，传播民主自由的价值。 去年11月，布希总统在华沙大学演讲时说，人类绝不应再有“雅尔塔协议”，绝不应再绥靖邪恶。这次对伊拉克开战，就是布希实现这种邱吉尔式诺言的开始。正如邱吉尔的孙子小邱吉尔3月10日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所说，“今天的联合国和三十年代的国联一样，都是无能的，面对邪恶不采取行动，不承担道义责任；而布希和布莱尔所展示的决断力和精神，证明今天自由世界的领袖已从邱吉尔那里得到了启示，伊拉克战争绝对是正确的，它将铲除萨达姆这个邪恶政权，解放伊拉克人民，进一步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使美国和世界更加安全。” 2003年4月8日於纽约 |
| 法拉奇：一个伊拉克士兵的独白 2003-04-04 |
| （本文为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4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题为“The Soliloquy of Dakel Abbas”的文章，译文获《华尔街日报》授权）
他叫达卡尔．阿巴斯，是一个21岁的伊拉克军人，在被抓去当兵之前他在伊拉克中部靠近阿．撒玛奥的一个小村庄种黄瓜、洋葱和茄子。与其说他是个士兵，还不如说他更像个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头颅像个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的枯髅。他胸脯上那几乎没有皮肤遮盖的肋骨似乎是象牙浮雕。他的二头肌、细小的骨头能放进一个孩子的手掌中（萨达姆给士兵吃的很差）。他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时被俘的。他的那一组人在投降时，科威特抵抗组织错误地向他们开枪了。他严重受伤，医生不知道他是否还有救。 我是在科威特市穆巴拉克医院的一个监护区偶然见到他，当时他已经在那里躺了10天了。和他在一起的那些俘虏们都把脸藏在被单下躲避我的眼睛，只有他紧紧地，几乎是乞求般地盯著我。所以我走过去，通过翻译问他是否想跟我说点什麽，他说是的。我打开了录音机，他马上就开口了，情绪激动又非常决断地说了很长时间，我根本没法打断他。当然，我也没有必要提问题，他的独白，他的故事说明了一切。 我为什麽在12年以後重提这个故事？因为他的单纯，他的无辜，他的真实，今天和12年前同样意味深长。因为今天的达卡尔．阿巴斯们和12年前的达卡尔．阿巴斯们是同样的。无论当年还是今天，他们是萨达姆的第一个牺牲品，是玷污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萨达姆们的第一个牺牲品。 下面是达卡尔．阿巴斯的独白： 听我说，我请求你，别走。我太孤独了，而且，我说话的时候疼痛就减轻一些。听我说，看看他们对我干了些什麽吧。打了我12枪，12枪！一颗在左肩，一颗在右肩，一颗在左臂，一颗在右臂，一颗在左手，一颗在右手，一颗在左臀，一颗在右臀，一颗在左腿，一颗在右腿，一颗在左脚，一颗在右脚。阿布杜在挥舞著白旗，他真的在举著。他把白色内裤脱了下来，绑在一个棍子上。他一遍挥舞，一边喊著：“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投降！”阿布杜，那个库德人，我的朋友，他违反了军令，穿了白色内裤。 在伊拉克军队，我们不可以穿白色内裤，就像白汗衫、白袜子、白手绢被禁止一样，我们被禁止穿白内裤。你知道为什麽吗？因为白汗衫、白袜子、白手绢和白内裤都可以被士兵们做成白旗而投降。但是，阿布杜从来不脱下他的白内裤，从不，连洗都不洗，因为如果被当官的没收了，那白旗就得再见了。 但是那些坏蛋们照样向我们开枪了。我是说那些戴红袖标的，那些科威特抵抗组织的人┅┅噢，阿拉，阿拉。你们谁听说过科威特抵抗组织吗？你们谁想像过他们有多麽可恶吗？在打了我10枪之後，他们还揍我。一边打我，他们一边喊：“你这个强奸犯，你这个小偷！”我喊“没有，没有，我谁也没强奸过，我什麽也没偷过”，但一点儿用也没有。当然，我做过一次，我太饿了。有好几个星期，部队只在早晨和晚上各给两片面包，除此之外只有水，什麽其他的也没有。所以当我看到一个科威特女人带著一个包裹，里面装满鸡蛋、奶酪和香蕉时，我没有克制自己。我伸出手对她说：“把它给我。”她没说一句话，马上就给我了。这是我们当兵人的做法。 我当了16个月的兵。那个给我们村长做特务的恶棍跑到我家，问我老婆：“达卡尔在哪？”她说：“在地里摘黄瓜呢。”“叫他回来，告诉他在两个小时之内必须到区里报到当兵。”噢，阿拉，阿拉。我不想当兵，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从来不想。我不想去兵营，驻在城里，像那些人那样成天看报纸，然後鹦鹉学舌地说报上的话。我是个农民，我喜欢呆在我的土地上，种黄瓜，洋葱和茄子。当兵得去打仗，打仗就得死。我们要麽受伤，要麽残废，要麽死。我爹就当兵了，死在战场，和伊朗打的那场仗。我叔叔也死了。 但不管怎麽说，我到区上去了，我哪敢不去。我们村长坏透了，他总说萨达姆是个好人，他是个伟大的领袖，他要伊拉克强大。如果你敢反对，你就得死。我们以前的村长不这样，他是个好人。他恨萨达姆，说萨达姆是个骗子，小丑，是被土匪包围的土匪头，是个用人民的财产建皇宫的罪犯。有天晚上他们就把他抓了，把他杀了。他们有特务监视我们。 我去了，他们就把我编进军队，派到了巴斯拉，那里的人就知道看报纸，鹦鹉学舌说报上的话。他们给了军服，把我编到一个炮兵团里，可那个炮兵团的人都是从别的村子来的，他们说的方言我根本听不懂。但是我找到了阿布杜，他说我们的方言，虽然他是库德人。他太棒了，阿布杜，太好了，太善心了。我全靠阿布杜给我翻译上校说的话。 上校说，我们得去占领科威特，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正在准备侵犯科威特，偷油田。你信不信？当我听到这些话时，我感觉好多了。我觉得去保卫科威特很光荣。因为在和伊朗的战争中，科威特给了我们很多帮助，给我们钱，肉，米，水果。噢，我从来没像在和伊朗的战争过程中那样吃过那麽多水果。全是科威特水果。再说，我是穆斯林人，科威特是个穆斯林国家，兄弟国家。我也感到幸福，因为我以为他们也会对我们的到来而感到幸福，他们会欢呼，向我们扔鲜花。但是，当我们10月底到达的时候，我的想法马上变了。我马上明白了萨达姆骗了我们上校。我明白了，是因为那些科威特人是那麽仇恨地看著我们。女人们很害怕，孩子们一点也不笑，有一天┅┅你知道10月底的时候我们有些糖果，有一天，我在一个孩子面前蹲下来，给他一块糖，我问他：“你想要吗？”这孩子哭起来，转身跑了，一边跑一边哭喊：“妈妈，妈妈。”我明白了，还因为阿布杜告诉我，全世界都反对我们，只有约旦和巴勒斯坦站在我们一边，美国很快要打伊拉克了。还有，我们那个团里的人全恨萨达姆，他们就像我们村原来那个好村长被处死之前那样诅咒萨达姆。我是说他们公开地骂他，他们想开小差，想逃跑┅┅ 我也想逃，逃到伊朗，因为我爹有一次对我说：“达卡尔！如果我死了，记住，那些恨萨达姆的人是对的。他根本不管我们士兵死活，他把我们当畜生那样屠宰。达卡尔！如果他再发动战争，你必须逃跑，逃到伊朗去。在伊朗照样能种黄瓜、洋葱和茄子。但是阿布杜不想往伊朗逃，他说库德人在伊朗被屠杀得比在伊拉克还厉害。他想逃到沙特阿拉伯去，他没逃成只是因为往沙特阿拉伯去的路上到处都是地雷，他会被炸死。我也哪儿都没逃成，因为开小差非常危险，如果他们抓住你，就地毙了你。他们还会抓你全家，强奸你家所有女人。 後来美国人开仗了。我们那个团里每个人都开始说：“连开小差都没必要了，萨达姆要撤退了，他会让我们离开科威特回家。”所有的人，对，连当官的都说。有一天晚上，阿布杜和我路过指挥官的帐篷，听见上校在喊：“他会，他会，他早就明白了从战争一开始我们就输了。”另一个长官说：“同意，同意。让我们准备好。我们向美国人投降，我们到纽约去，去赚钱发财。”只有一个反对的，他说：“胡说，别忘了，我们有毒气。” 我们的确有。我们随炮弹发射过。12月的时候，直升飞机送来的。虽然上校说毒气非常危险，因为如果发射後风向变了，往我们这边刮，那就不是毒死美国人，而是伊拉克人了，但炮弹还是给了我们点保险感，让我们几乎感觉很安全了。但是有一天，上校来视察，他视察的时候我们发现，当官的都有一个袋子挂在腰上。阿布杜问一个上尉：“那个袋子里是什麽？”上尉说：“是防毒面具。”“为什麽长官们要防毒面具？”“因为美国人也有毒气，”这个上尉说。这下子我们都愤怒了。“这不公平！如果美国人也有毒气，我们也应该像当官的一样有面具！”我们抗议了。我们也开始著急使用那些戴毒的导弹。但我不知道为什麽我们一直没用，到最後也没用。我是说直到美国人来了┅┅ 我不记得美国人是怎麽来的。我很害怕，我的脑子像被掏空了的南瓜。我只记得我们根本没打仗，没时间打，全都是稀里糊涂。当官的就像暴风雨里的绵羊，一个喊到：“命令呢？命令在哪儿？”另一个喊：“什麽命令？我们收不到命令了！我们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然後听到喊声：“让我们走，让我们走！”接著当官的就开著从科威特平民那儿扣来的车跑了。载士兵的卡车也装著抢来的东西跑了，电视，吃的，衣服，从科威特商店偷的商品等。我们这些当兵的就得靠两条腿走。阿布杜说：“活计们，相信我的白短裤，跟我走。” 我和十个同伴跟著他走了，每个人扛著枪和子弹。那是一个很黑的夜晚，我们没往伊拉克方向，而是往沙特阿拉伯方向走。在沙特阿拉伯边境，沙特人开枪了，打死了我们六个人，两个巴斯拉的，两个巴库巴的，一个苏雷马尼亚的，一个萨马拉的。从萨马拉来的那个60岁了，他都60了还被抓来当兵。从苏雷马尼亚来的才16岁，才16也被抓来当兵。 後来呢，只有我们四个人活著，活著我们就赶紧往回跑，一直跑到我们找到正确的道路，去加哈朗的路。这时候阿布杜坐在地上说：“活计们，我们不能走这条路。我们太累、太饿了。要麽有车拉我们回伊拉克，要麽我脱下我的白短裤咱们投降。”他正说著的时候，有辆车过来，停下了。那个开车的，一个挺像样的人，他笑脸相迎地对我们说：“你们是伊拉克人吗？我是巴勒斯坦人。你们想回伊拉克吗？我带你们回去。”我们正高兴地喊著：“谢谢你，先生，谢谢你，先生”时，他举起手来扔出一句：“一个人125第纳尔（伊拉克货币）！”噢，阿拉，阿拉。一个人125第纳尔！我们四个人得500第纳尔！谁给我们那麽多钱？伊拉克军队给我们每个士兵每月发15第纳尔，这後来两个月，谁连一分钱也没得过。我们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了，全部加起来共80块五毛钱。我们小心地把钱递给他，猜他肯定会说：“好吧，不管怎麽说我带你们回去。”不是说巴勒斯坦人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盟军吗？但是他没有，他的微笑变成了大笑，他把车开走了。他开得飞快，我们都没来得及宰了他。 剩下的就惨了。伤心，恐惧，惨了。我们太愤怒和沮丧了，我们把枪和子弹全扔了。我们又开始走，快天亮的时候我们到了伊拉克边境。其实还不是真正的边境，从我们到伊拉克边境还有两、三百米。可是对我来说，已经是伊拉克了。我觉得我好像回到了我们村，和我老婆，我的黄瓜、洋葱、茄子在一起。我真的没看见戴红袖标的那些家伙，我也没听见他们喊：“停下，别动，要不我们开枪了！” 我只听见阿布杜说：“活计们，到举我的白旗的时候了。”他把裤子脱了，脱下了内裤，又把长裤穿上了。他把内裤绑在一根棍子上弄成个白旗，举起来，一边挥舞一边喊：“别开枪，别开枪，我们投降！”他挥舞著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注意到，那不像个白旗。那条从来没洗过的内裤已经太脏了，已经不是白色的了。它简直是黑的了。所以阿布杜挥舞的不是白旗，是黑旗。他们开枪了。他们瞄准了我这边，他们打死了阿布杜。是的，他们打死了他。 我没法回家了，如果我回到村里，我们村长会告诉萨达姆的人，我把枪和子弹全扔了。萨达姆就会杀了我。请告诉美国人别把我送回家，请告诉美国人，如果送我回家，我就是死人了。请你，求求你┅┅ （版权所有，转载务请保留 “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2003 Dow Jones & Company, Inc.All rights reserved.” （载《观察》2003年4月4日） |
| 美国不能再犯错误 2003-04-01 |
| 同一个伊拉克战争，在不同国家媒体上，有不同的画面：在阿拉伯世界等专制国家媒体上，充斥的是美国的坏消息，美国兵被打死、被俘虏，美国陷入泥潭，萨达姆的军队“太勇敢了”┅┅
在美国的媒体上，美军推进到距巴格达49英里，萨达姆的精锐共和国卫队被重创；但也有负面评论，认为五角大楼低估了伊军的抵抗力，最初的计划过於乐观，战事根本不能速战速决。 和上次海湾战争比较，这次解放伊拉克的战争，速度明显缓慢。上次美军准备了可用18个月的弹药和粮草，但地面战只打了一百小时，伊拉克就宣布投降。准备用540天的军需，只用了4天（剩下的被就地送给了阿拉伯盟国），浪费了不小的一笔军费。但这次为什麽没能速战速决？最主要的原因是战场环境变了，上次是在沙漠中进行，非常有利於掌握了制空权、使用高科技坦克群的美军攻击，伊拉克虽有50万大军，但经过38天的轰炸之後，几乎无还手之力，干等挨打。而这次是围绕城市进行，里面有大量居民，美国投鼠忌器，无法放开手脚大规模空中轰炸和地面攻击。 有人说，以美军今天拥有的超级军力和高科技武器，这个仗如果给东条英机打，不用72小时就可以结束。正好周末电视上放映《末代皇帝》，里面引用的二战时日军大规模轰炸上海居民区的记录片场面，再一次令人痛感军国主义的残忍。日军当时能迅速占领大半个中国，和这种滥杀无辜、狂轰乱炸的军事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个仗给希特勒打，可能更快，48小时就打完。即使是二战中的解放者“盟军”，也不像今天美军这麽缩手缩脚，14岁就参加抵抗法西斯组织的义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最近撰文说，“在二战中，盟军毫不留情地轰炸了我们；我们像蚊子一样地死亡。” 而今天这场伊拉克战争，英美联军为减少生命损失所做出的努力则是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首先，美军在尽最大努力避免伊拉克平民的伤亡，虽然明知道萨达姆把军事设施部署在居民区，但仍只攻击和军事相关的设施。其次，他们要尽全力减少自己军队的伤亡，地面部队每一步行动都在周全考虑之後，虽然谁都知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第三，美军竟还要考虑不造成对方士兵的大规模死亡，而且这种做法在上次海湾战争时就开始了。 上次战争要结束时，20多万溃不成军的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从科威特逃往巴格达，本来美军的战斗机可以在一目了然的大沙漠上非常容易地全部歼灭这些逃兵败将，但据当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美军认为如果再打下去，就像“屠杀”了，不应让更多的伊拉克军人阵亡。鲍威尔还强烈主张不要“宜将剩勇追穷寇”攻克巴格达。结果逃回去的那20多万伊军，成了今天共和国卫队的主力。 所以，今天阻止美军速战速决的根本不是萨达姆军队的抵抗力和战斗力，而是美国人这种要尽量避免平民伤亡的人道情怀和文化精神，和在这种精神文明基础上制订的战争政策。如果不是由於这种文明意识的制约，以在半个世纪前就击败了精锐的德国纳粹、武士道的日本军国、今天拥有高科技军备、年度军费是伊拉克100倍的世界唯一超强的美国，迅速打败一个伊拉克，应该毫无困难。 导致美军谨小慎微的是美国人这种无法逾越的文明界限，他们无法放弃从小就接受、信仰的基督文明，那种珍惜每一个生命的人类意识。这不仅难以超越，而且可能越来越影响美军的战斗力。早在二战时，美国著名将领巴顿将军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美国人唯一不具备的气质就是狂热，他说，“当我们与狂热者作战时，这是极为不利的因素┅┅在战斗中，斯文人一定打不过满腔仇恨、杀人成性者。”因此巴顿将军在战前讲话时，满口都是“他妈的”、“F---”等脏话，来刺激士兵的原始冲动，用粗俗煽情和怪声调来激发士兵的野性。他对士兵这样训话：“所有胆小鬼都应该像耗子那样被斩尽杀绝。否则，他们战後就会溜回家去，生出更多的胆小鬼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懦夫儿软蛋。干掉所有的胆小鬼，我们的国家就是勇士的天下。”“蠢人是他妈注定要倒楣的，因为蠢人打起仗来就要变成死人了。”当战时一座大桥修复剪彩时，巴顿拒绝使用剪刀，并怒吼，“他妈的把我当什麽人了？我又不是裁缝，给我拿刺刀来！” 最早看到《巴顿将军》这部电影时，觉得他是个既粗犷又粗俗的军人。後来从他的传记才得知，他出身百万富翁之家，从小就受到非常良好的文明教育。他是人类军事历史上少有的天才儒将，他是美军中拥有书籍最多的将领（另一个是麦克阿瑟），并是最喜欢读书的将军，他的名言是：“人读多少书，就有多大胆！”他的那些“粗话”“脏话”完全不是随口胡说，而是精心思考之後的“刻意之作”，用来稀释和消减那些在基督文化中成长的美国士兵的斯文劲儿，增加在战场上所必需的那种原始的血性和爆发力。 巴顿将军虽然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西方军队仍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从法拉奇的采访录《采访历史》中得知，当年那些以色列士兵，在西奈半岛上击败入侵的埃及军队之後，把自己反锁在屋子里痛哭，向上帝祷告忏悔，他不得已杀了人。这样一种文明和文化，是那些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完全无法理解的。 不要说对人的生命，即使对动物的生命，美国人都非常珍惜。几年前，一个乘客带的猫钻到了飞机的行李箱夹板中，这架美国民航飞机居然在纽约机场停飞30多个小时，来为这个乘客找这只猫。去年5月，印尼油轮“永昌号”在夏威夷外海发生火灾，船员全部获救，但华人船长收养的小狗却仍在船上。美国海上警卫队竟为此出动直升飞机寻找营救，24天後才找到这只仍在海上漂流的小狗。为营救这只小狗出了4万8千美元的夏威夷人道协会主席伯恩斯说∶“小狗经历让我们认识到，人类同情心的力量战胜了大海的威力”。这两个都不是偶然的事例，仅我从报上剪下来的就还有不少，只是限於篇幅，不在此一一列举。 美国人这种珍惜生命的情怀和文化，制约著他们的军事政策，使他们无法在伊拉克放开手脚、速战速决；但正是这种人的情怀和文明，决定著他们在伊拉克注定的胜利，而且是根本性的胜利。美军在战场上的士兵还不够用的情况下，在完全没有大批难民和饥荒发生的情况下，就抽出大量兵员向伊拉克人民提供救援物质。正是这种珍惜生命、珍惜自由的文明，将最终征服和赢得伊拉克人民，因为他们和自由世界的人们拥有同样的心。 无论阿拉伯联盟22个独裁国家的媒体如何诋毁美国，无论其他专制国家的政府喉舌和西方左派媒体如何煽动反美情绪、无论有多少国家杯葛美国这次军事行动，这场战争的性质早已决定，它像美国在二战、韩战、越战、巴拿马、海地、科威特、波斯尼亚、科索沃中的行动一样，是为了承担自由世界的责任，抵抗邪恶、解放被奴役人民的一场正义战争。 刚卸任的捷克总统哈维尔去年在哈佛大学领取荣誉博士学位演讲时说，如果二战开始时美国总统不是袖手旁观，而是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如果冷战结束时罗斯福总统能够斩钉截铁地向史达林瓜分世界的决定说“不”，二战和冷战都可能避免。这位对专制邪恶有深刻认识的著名作家呼吁说，“我恳求你们：不要再重犯这些错误！”他对人类命运长期思考的结论是：“美国现在担负著指导我们世界行进方向的最伟大责任！” 正是由於这种认知，哈维尔和全部9个东欧国家领袖一起，签署了支持美国武力倒萨的声明；正是由於这种认知，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丹麦、冰岛等18个代表“新欧洲”的国家发出了支持美国的宣言；正是由於这种认知，全球52个国家加入了这次美国领导的“意愿联军”；正是由於这种认知，包括伊拉克异议知识份子在内的全世界所有看重自由价值的人们发出了支持美国的呼声。 无论萨达姆政权采取怎样鄙劣的手段——使用自杀炸弹，伪装美军杀自己的士兵，举白旗假投降袭击美军，驱赶平民到军事目标做人肉盾牌，美国这次都绝不会再犯哈维尔所指出的那种“错误”；萨达姆政权会像塔列班那样被从地球上永远地铲除。美军将从这里像当年“诺曼底登陆”一样，高举著星条旗，把民主自由的价值带进阿拉伯世界！ 2003年4月1日於纽约 |
| 倒萨促成世界新格局 2003-03-22 |
| 在伊拉克战争前夕，强烈支持美国武力倒萨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恐怖主义是个已存在了几十年的大癌瘤，911事件只不过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确认：医生摇晃著X片，残酷地告诉你，‘亲爱的先生，你得了癌症’。”美国这次用军事行动铲除萨达姆，就像铲除塔列班政权一样，又是一次对癌瘤的外科手术。
12年前那次波斯湾战争，美国事先准备了18个月的弹药和粮草，但地面战仅进行了100小时，50万萨达姆军队就一败涂地。美国向波斯湾地区调集准备的可用540天的给养，结果只用上了4天。最後美国把那些严重过剩的武器弹药就地赠送给了阿拉伯盟国，等於浪费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军费。所以产生这种情况，主要由於包括当时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在内的五角大楼决策者，过高估计了萨达姆的军力和抵抗能力。事实上仗一开打，伊拉克军队就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对美国记者都举手投降；连法拉奇这位当年已60岁的老太太，也在战地采访时抓到四个向她投降的伊拉克士兵。可见萨达姆的军队在强大的美国军力面前，是怎样的乌合之众。 ●萨达姆军队不堪一击 这次美国军事解除伊拉克武装，战前及开战初，仍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萨达姆将把美国拖入战争泥潭，他的精锐“共和国卫队”将和美军巷战，巴格达将成为“第二个斯大林格勒”等。但事实是，在战争才进行三天时，伊拉克军队就有一个师投降，甚至在开战之前，就有一些伊拉克士兵越过科威特边境，向美军投降。 虽然萨达姆利用美军要尽量避免平民生命损失的政策，拿自己的老百姓做人肉盾牌，遏阻美军进攻，但伊拉克军队的失败是注定的，主要因为双方军力相差太悬殊。伊拉克虽然有30万军队，但其军费开支仅是美国的百分之一。美国在开战第三天，就发射了一千枚战斧导弹（每枚造价60万美元），花销了六亿美元。这种昂贵的战争是任何其他国家都打不起的。 而且美国的高科技武器，比上次波斯湾战争时更加高级、准确。前美国空军将领麦克伊诺尼（Thomas McInerney）说，“我们现在装备有雷达导引炸弹的战机比上次波斯湾战争时增加了10倍（有一千架），而且更加精确。”美军向萨达姆总统府投射的地下深层爆破炸弹，不仅能穿透几10公尺，而且爆炸後还发射出巨大磁场，破坏地下掩体中的电脑和通讯系统，使之瘫痪。 ●伊拉克战争使江泽民心惊 这次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将比上次波斯湾战争更对全球构成震憾，更凸显了美国在冷战後成为世界唯一超强的地位，尤其是军事能力。这对世界上所有专制国家都发出一个威慑的信号。上次波斯湾战争时，据说中共高级将领们都盯著逐时报道战况的CNN电视画面，并逐日研究美国在战争中展示的军事实力和高科技武器。江泽民近年放弃直接军事威胁台湾的政策，而采取经济和文化统战为主，很大程度在於那次波斯湾战争给中共军方强烈的印象，解放军还远不是美国的对手，所谓武力攻占台湾，只能是口头上喊喊而已，无法动真格的。前美军太平洋部队司令布莱尔曾评估说，中共军力比美国整整落後了一代，至少有30年；中共军队的作战能力现在最多相当於美军越战时的水平。这次伊拉克战争展示的美军实力和高科技武器，将给中共领导层更大的震憾，对解放军在台海的可能盲动构成更大的心理制约。 ●“萨达姆政权”将成历史 这次美国倒萨，除了杀一儆百，对其他专制国家发出警讯之外，最直接的效果是解除了威胁美国及世界安全的萨达姆政权。因为伊拉克的生化武器可能被暗中输送给恐怖份子，袭击美国及西方国家。同时倒萨战争解放了长期被奴役的伊拉克人民。正像美国铲除塔列班的战争使阿富汗人民从类似中世纪的统治中被解放一样，伊拉克人民也终於获得了自由。 伊拉克异议作家马基雅（Kanan Makiya）在美国电视上说，上次波斯湾战争时，很多伊拉克人站到自己房子上，欢迎美军飞机对巴格达的轰炸，等待美国联军解放伊拉克，但美军半途而废，让他们非常失望。这次他们终於梦想成真，萨达姆政权将像塔列班一样，成为历史名词，从这个世界永远消失。 萨达姆政权被铲除之後，伊拉克完全可能像阿富汗那样走向民主。而且从各方面指数来看，伊拉克的情况远比阿富汗好，无论是经济水平，人民教育程度，以及具有中央管理机制（不像阿富汗原来曾长期内战，国不成国）。另外伊拉克还有比较成型的海外异议组织，在战前就开过三次代表大会，选出65人战後管理委员会。异议人士中包括伊拉克前国会议长、前外交部长、军队副参谋长等高层官员，以及像在美国波士顿布戴斯大学担任教授的马基雅等知识份子等。而且伊拉克不像阿富汗那样资源贫瘠，它的地下石油蕴藏最多可达三千亿桶，如果伊拉克恢复战前最高时的每天生产300万桶计算，可连续开采三百年。这将为战後伊拉克的重建提供主要基金。 ●伊拉克可能成为第二个土耳其 美军进入伊拉克，等於在阿拉伯世界的专制链条中打开一个缺口，因为阿拉伯联盟的22个国家，没有一个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有人认为伊拉克地处中东地区心脏地带，周围全是阿拉伯国家，该国2,300万人口中97％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即使萨达姆政权被铲除，在这种地缘政治环境和穆斯林文化背景下，伊拉克也无法走向真正的民主和稳定，美军进入之後，将会碰到一个烫手山芋。但过去人类历史的经验已对这种预测提出反证：二战後，美国用军事占领的方式改造了日本，把它从军国主义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有人强调日本不是穆斯林文化，但有200万人口（其中80％是穆斯林人）的科索沃，美国军事干预和驻军之後，现在不仅稳定，并民选出自己的政府，走向了民主。更明显的例子是土耳其，这个北约26个成员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也是当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後）该国军事领袖使用武力强行把它政教分离、世俗化、推向民主的；过去半个世纪土耳其一直实行民主制度，不仅政局稳定，而且越来越融入西方，早在五十年代就加入了北约，现在正争取加入欧盟。土耳其的例子证明，不是民主自由的力量有能力战胜伊斯兰文化中的原教旨部份，就是伊斯兰文化在民主自由的价值面前没有抵抗的能力，或者说，在解除了政教合一的专制制度之後，伊斯兰文化和民主制度可以兼容并处。 ●解决“巴以冲突”的曙光 美军进入伊拉克之後，不仅解放了那里被奴役的人民，而且从地缘政治的战略角度，将对周边的阿拉伯专制国家构成压力。从地理位置来看，首当其冲是伊朗，因为美军将形成上面从阿富汗（有大量美军驻扎），下面从伊拉克，两面夹击牵制伊朗的战略局面。伊朗如果继续研制核子武器，支持恐怖份子的话，美国则更有战略优势从上下两面向伊朗施压，并可能采取军事手段，像1981年以色列轰炸伊拉克的核武基地那样，摧毁德黑兰的核子试验工厂。 正像美军通过阿富汗战争进入中亚地区，空前扩大了美国在中亚、南亚区域的战略影响力一样，美军进入伊拉克，并在那里建立一个亲西方的民主政府（伊拉克异议组织已通过决议，将建立一个政教分离、民主宪政的政府）之後，将对周边的伊斯兰原教旨活动猖獗的沙特阿拉伯、君主制的科威特、开明专制的埃及和约旦，以及支持哈马斯等恐怖组织的叙利亚、黎巴嫩等，都构成压力和制约。美国打下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已证明，必要时美国有能力、有决心铲除其他窝藏支持恐怖份子的阿拉伯专制政权。 萨达姆政权被铲除之後，对解决巴以冲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因为“哈马斯”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属下的“法塔赫烈士旅”等恐怖组织，主要资金来自萨达姆政权，连巴勒斯坦使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所谓“烈士”，伊拉克都给予两万五到四万美元的奖赏。因此萨达姆被铲除，中东的阿拉法特和哈马斯们就断了主要的“粮草”。同时美国提出的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方案，也对巴勒斯坦内部的温和派具有吸引力，因此在大棒和胡萝卜并用的政策下，巴以冲突有解决的希望，或至少会降低和制约哈马斯等恐怖组织在这个地区的活动能力。 ●“奥斯曼帝国”解体後最大事件 美军攻克伊拉克，被历史学家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穆斯林的“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後，中东地区的最大事件。这也是美国军事力量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并将相当长时期地驻扎在一个阿拉伯国家；由此将构成美国军事力量主导全球四个主要战略地区的世界新格局： 第一是欧洲。虽然冷战结束，但仍有大量美军驻扎在欧洲国家，这次德国在联合国杯葛美国议案，五角大楼已表示，将要撤销和削减在德国的美军基地，但并不撤回本土，而是转移到原东欧国家，因那些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摧残的国家和人民，更懂得什麽是邪恶，什麽是自由，更懂得感谢美国为主的自由力量击败了这两种邪恶，使他们获得解放。这也是为什麽美国这次领导的倒萨“意愿联军”中的45个国家（上次波斯湾战争是34国联军），有全部原东欧的10个国家的原因。 第二是亚洲。美国在日本和南韩驻扎有十万军队，虽然美国把反恐作为全球战略重点，但并没有忽视亚洲的区域安全，尤其是仍严密监视北韩的可能蠢动，以及制约解放军的可能扩张。 第三是中亚。通过阿富汗战争，美军进入中亚，不仅在这个区域的美国影响力空前增强，而且美军就驻扎在中共的後方腹部的家门口，等於从後面制约解放军在台海的可能行动，和前面的美日军事联盟一起，构成前後夹击制约中共的战略局面。 第四是中东。美军通过进驻伊拉克，等於在中东心脏地带保持相当的军力，对威慑周边的阿拉伯专制国家，尤其是对可能冲突的立即反应，将具有更大的战略优势。 再加上美国本身地处美洲，等於美国在欧洲、亚洲、中亚、中东、美洲全部具有相当的军力，形成了美国维护和保障21世纪世界稳定与和平、传播民主价值的战略优势，以及威慑、制约以至必要时惩罚那些流氓国家的“世界警察”地位。 因此《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中东问题专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对伊战争打响那天发表的文章说，对伊战争，将是21世纪的“诺曼底登陆”，是解放伊拉克的开始，也是民主自由的价值进入中东、席卷阿拉伯世界专制制度的开始。 2003年3月22日於纽约（原载《争鸣》4月号） |
| 美国倒萨：“人类的希望” 2003-03-20 |
| 在对伊拉克战争开始之际，美国人民再次站在美军的背後为他们助战。民调显示，无论是对铲除萨达姆，还是对布什总统作为三军统率的表现，民众支持率都上升到70％。
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每场战争开始都有人“站在旗帜後面欢呼”。事实上，这次民众的支持，充分展示了（美国人民的）民主的意愿。对这种来自民众的支持，独裁者们从来都是太晚才能醒悟到，如果他们真有醒悟可能的话。他们的自欺欺人是：专制是强大的，民主是软弱的。而事实正相反。 民主国家投入战争的确很缓慢，对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感激。但是，当受到威胁时，在优越的军事指挥下，民主国家可以行动起来，展示出惊人的强大攻击力量。美国志愿参军的士兵保卫自己生活方式的动力，永远超过那些强制征募兵的情绪，哪怕是独裁者和他的两个儿子。 我们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是因为它发生在911之後。美国人民清楚，在伊拉克打仗的军人们，事实上是在保护我们的太容易受到攻击的家园。我们的军人是把战争打向恐怖主义者、他们的同盟和他们的豢养者；在他们向我们进攻之前摧毁他们。 对於美军这次的任务，我们无法比海军陆战队第一军司令员马惕斯将军解释得更好。他现在正指挥著士兵进入伊拉克某地。下面是他在战争前夕对军人们的讲话： “几十年来，萨达姆虐待、关押、强奸、杀害伊拉克人民；在别人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冒犯的情况下侵略邻国；用大众毁灭性武器危害世界安全。现在是到了结束他的恐怖威胁的时候了。你们年轻的肩膀上，承担著人类的希望。 在给你们讲这些的时候，我和你们一起走向前线，走近那些准备抵抗的势力，摧毁他们。我们的战争不是对著伊拉克人民，也不是对著那些选择投降的伊拉克军人。在我们迅速打击那些抵抗者的同时，我们会对那些忍受了多年萨达姆奴役的伊拉克人民表现我们的人道情怀，骑士风度和战士的侠骨柔肠。 我们要预料到他们使用生化武器、阴谋、人肉盾牌和其他不道德的手段，但昂起胸膛面对他们，让我们做猎手，而不要做猎物，绝不能让你的团队在没有警觉的情况下陷入困境。用清醒的判断能力，做对我们国家最有利的事情。 你们是令全世界最畏惧的军力，也是给全世界最确信的军力。在使用你们的武器之前，首先使用你们的头脑。在我们进入一个不确定的北部地区前线的时候，你要和同伴们一起鼓起勇气。要相信你左右的同伴，相信你头上的空军。以愉悦的心境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战斗。 为了我们的战斗任务，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那些在我们以前的战争中，高举著我们的旗帜，牺牲了生命，却从来没有失去勇气的前辈战士，完成你们的任务，保持你们的荣誉。向全世界展示：没有比美军更好的朋友，没有比美军更可怕的敌手。” （该文为《华尔街日报》3月20日社论“The Hopes of Mankind”，译文经该报授权。Translated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2003 Dow Jones & Compan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载《观察》2003年3月20日） |
| 美国该在联合国失败 2003-03-18 |
| 布什总统昨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给萨达姆和他的两个儿子48小时时间下台流亡，否则美国将对伊动武，伊拉克战争可谓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布什的讲话也等於正式宣布，美国为期6个月的联合国外交努力已告失败。
布什政府应该得到在联合国失败这样的结局，它可以给美国一副清醒剂，一个教训，让美国和国际社会更进一步看清联合国的真正面目：它是个已严重腐败的官僚机构，是个独裁恶棍国家和玩世不恭者的俱乐部。 联合国的前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後建立的“国联”（League of Nations），由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一手支持创办。威尔逊是左翼民主党人，这种建立国际“大政府”的做法，体现了民主党那种扩大政府职能、包揽世界事务的左派理念。威尔逊把很多精力用在营造这个乌托邦“国联”上，却没有去防范纳粹德国、日本军国的崛起，这不仅本末倒置，而且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方向性错误。 面对纳粹的崛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国联根本不管，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害了中国人，因为当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时，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式向国联提交了申诉书，要求国联仲裁。但国联完全是一个花瓶，除了浪费中国人的时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二战结束之际，美国的左派民主党籍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和威尔逊的想法一样，也是在建立国际大政府的乌托邦幻想下，致力建立了联合国。虽然初衷是维持世界和平，但在联合国成立的这半个世纪中，每到重大历史关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联合国都没能维护和平。主要原因在於联合国的内在结构本身： 联合国於一九四五年创办时，就设立了常任理事国，由二战胜利国美英中法苏五国担任，五国都有否决权。联合国记录显示，迄今为止，五个常任理事国总共动用过251次否决权，其中苏联用了120次（苏联解体後，俄国只用过2次），冷战时的苏联外长葛罗米科被称为“否决先生”；美国用了76次（其中35次是为了保护以色列）；英国用了36次；法国18次；中国5次（其中4次为中共获得联合国席位之後；中华民国曾否决蒙古加入联合国，不承认外蒙从中国分离出去）。 苏联动用的否决权占近一半，可想而知，联合国还怎麽能维护世界和平，因为只要不附合克里姆林宫独裁者的愿望，它就否决。像苏联出兵镇压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联合国提出决议谴责苏联干预他国内政，结果那位“否决先生”手一挥，决议就胎死腹中。苏联侵占阿富汗时也同样，联合国这个所谓的“国际机构”，连个象徵性的谴责决议都无法通过，和当年的国联一样，眼睁睁地看著苏联红军占领整个阿富汗，束手无策。美国当时能做的，只是杯葛莫斯科的奥运会，但这更让俄国人高兴，因为他们可以乘机囊括金牌银牌，成为世界唯一“体育超强”。 法国也不例外，它上次否决美国的议案是在1956年。由於法国占领了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美国提出议案谴责巴黎侵占其他主权国家领土，但法国也是毫不客气地使用否决权，让联合国再次成为哑巴。 这次美英谋求获得联合国再次授权，铲除萨达姆这个发展大众毁灭性武器、支持恐怖份子、威胁世界安全的专制政权，但在法国威胁否决下，外交失败。法国本身不参加国际社会铲除一个流氓政权的正义行动，已属无耻，还要利用二战胜利後捡来的常任理事国地位（二战时法国不仅投降纳粹，还成立了中国汪精卫式的伪政府，支持纳粹迫害屠杀犹太人），来威胁否决安理会决议。 这种否决制度，使联合国根本无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机构，只能沦为那些独裁政府、玩世不恭的大国玩政治游戏的场所。可以设想，如果中共对台湾使用武力，联合国根本不可能通过谴责议案，因为北京手里就有否决权。 但如果取消五大国否决权，让它们和其他联合国成员一国一票，也不尽合理，因大国和小国，相差实在太悬殊。像1999年加入联合国的太平洋岛国诺鲁（Nauru），面积仅21平方公里，全国人口才一万二，而中国是13亿，简直比蚊子和大象差别还大。这次美国力争选票的安理会6个没表态国家，其中喀麦隆、几内亚、安哥拉都是小国。据《纽约时报》3月16日报道引述的资料，几内亚的全国年度军费开支才35万美元（而纽约近日为反恐增加的警方巡逻费一天就是70万美元），喀麦隆军费则更少得可怜，仅20万美元，还不到普通美国家庭的一栋房子钱。 怎样平衡国家大小和权利平等，实在是个难题。也许美国的参众两院制度是个借鉴：美国不分州的大小，一律每州有两个联邦参议员（虽然最大的加州人口是最小的罗德岛州的60倍以上）；同时又以人口比例，产生众议员（加州的联邦众议员人数是罗德岛州的18倍），这样来实现州权和人民代表性的平衡。既体现民主，又保护少数人权利。 虽然美国有这种参众两院的平衡，但绝不会出现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州”， 因为那会太不合理。而在联合国，人口少於100万的小国，就有十几个，照样有一国一票。 联合国的另一个严重的制度性缺陷是，它的192个成员国，很多政府都不是民选产生的，像中国、古巴、北朝鲜、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缅甸、越南，苏丹、叙利亚、黎巴嫩等专制国家，人权记录极为恶劣，但它们照样有“一国一票”，且很多时候形成“多数”，把联合国变成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流氓俱乐部。 联合国下属的科教文组织（UNESCO），就是这样一个流氓中心。1984年，共和党籍总统里根决定，美国退出科教文组织，随後英国和新加坡也退出。加拿大、日本、荷兰、瑞士和当时的西德也曾考虑退出。美国“传统基金会”学者查费尔（Brett Schaefer）前年发表的研究报告还指出，科教文组织重用亲属、滥用资金、官僚腐败的情况仍非常严重，其近一半人员都没经过资格考试，是通过人际关系“後门”进来的。该机构上届秘书长卸任前晋升的71人，有36人不符合该组织自己规定的条件。而这些不符条件的晋升和任命一年内就要花费1,100万美元。 索尔仁尼琴1970年在诺贝尔文学奖书面领奖词中说，“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联合国也变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员国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暴力强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 联合国的这种流氓性最近愈演愈烈，前年5月，在全球最强调人权、近年不断提出议案谴责中共、古巴恶劣人权记录的美国，竟被秘密投票“选”掉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而由苏丹这个臭名昭著的人权恶劣国家递补，成为联合国最丑陋的闹剧之一。 今年，全球人权记录最差的国家之一利比亚，竟然“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在最近几年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美国、捷克等国家都提出谴责中共人权案，每到这个时期，北京的独裁者都很紧张，动用一切外交关系，拉拢利比亚、伊朗、伊拉克等流氓国家，杯葛美国捷克议案，不使它列入日程。但今年中共则可以高枕无忧，因为在昨天（3月17日）开幕的日内瓦人权会议上，坐在主席台上的是它的盟友利比亚。今天《纽约时报》报道说，由利比亚主持的人权会议，开场就要提议谴责美国人权问题，说美国对恐怖份子不公平待遇。 利比亚当人权主席，就如同让杀人犯出任警察局的打击犯罪组组长，让强奸犯当“保护女性委员会”主席，可想而知会有什麽结果。 有人说，不管怎麽样，联合国在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援助方面还是发挥了作用的。但在这个领域，也是以腐败主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那本两年前登上该报畅销榜的《 志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引述的一个玩笑最典型反映了国际援助项目中的腐败：非洲某国一个基建部长到一个亚洲国家的基建部长家做客，他非常惊讶这位亚洲同行别墅的富丽堂皇，於是不解地问，靠你的工资怎麽能盖这麽豪华的房子？这位亚洲部长指著远处一座联合国援款建的大桥说，“你看那座桥┅┅”面对非洲部长的不解，亚洲部长对著他的耳朵悄声说：“百分之十”。即他贪用了联合国援助款的百分之十。一年以後，亚洲部长到非洲部长家做客，发现非洲部长的别墅比他的更高级，於是问，难道靠你的工资能拥有这麽豪华的别墅？这位非洲部长把亚洲同行拉到窗口，对著窗外的港湾和一片天空，说，“你看那座桥┅┅”可这亚洲部长什麽也没看见；面对同行的一脸困惑，这位非洲部长得意地说，“百分之百！” 几年前我在土耳其采访到一位前中共新疆官员，得知联合国给新疆和田地区墨玉县萨依巴格乡的一笔160万美元的“脱贫款”，从北京到新疆，就已被贪污挪用到只剩下20万，最後连这20万也被当地乡干部巧立名目私分了。 联合国之所以撒钱出手大方，而不顾其实效，就是因为援助款不是那些到处被宠著、惯著，在第三世界做“大爷”的联合国官员们自己的钱。这些钱是富有国家人民的纳税钱，其中美国承担联合国25％，日本20％，德国10％，法意英各6％。 这次美国在联合国的外交失败并不是坏事，它让世人再次看清，这个花销庞大、效率低下、官僚腐败严重的国际机构，每年花掉上百亿各国人民的纳税钱，只是为了那些国家元首们聚宴找乐子，让那些葛洛米科、李肇星和法国崇拜拿破仑的外长们过开会、扯皮瘾，满足西方左派的国际大政府幻想。 2003年3月18日於纽约 |
| 战後伊拉克充满希望 2003-03-17 |
| 对於美国铲除萨达姆的战争，很多反战者警告说，伊拉克的周围都是阿拉伯国家，在那种特殊地缘政治环境中，即使美国迅速获胜，战後伊拉克也将是一个烂摊子，把美国拖进无底洞。
这种说法并不陌生，美军打塔列班时，反战者就这样恐吓过，说阿富汗将成为第二个越南，而且一个拉登被击毙，千百个拉登会站起来（但至今不仅没有第二个拉登，连第一个也快被抓获）。现在面对阿富汗战後的平静和稳定，那些「警告者」们好像都丧失了记忆，完全忘了他们曾有过的危言耸听。 伊拉克的世俗程度很高 阿富汗和伊拉克有相同之处，更有很多不同。从战後阿富汗能局势稳定、逐步走向民主的现状来看，伊拉克的情形更有理由乐观，因为它有更好的条件走向民主。 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人口差不多，都是二千三百万（和台湾相同）；两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都占百分之九十七。但阿富汗的国情非常糟糕：在塔列班统治下，内战不断，国不成国；百分之七十是文盲，平均寿命低於四十六岁。全国仅有一万四千英里的所谓道路，不到百分之十有硬土路面，其他都是烂路。而且阿富汗多高山峻岭，资源贫乏，是一个近乎中世纪状态的国家。 伊拉克不仅没有常年内战，国家更无四分五裂；它有统一的中央政府，有比较完整的管理机制。而且，丰富的石油资源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所以伊拉克人的生活水准、教育程度等都远高於阿富汗。虽然这两国信伊斯兰教的比例大致相同，但伊拉克社会的世俗程度不仅超过阿富汗，而且可能是阿拉伯联盟22个成员国中最高的，超过沙特阿拉伯，几乎接近1979年霍梅尼宗教革命前的伊朗的世俗程度。 伊拉克异议人士素质超过中国民运 另外颇引人注目的是，伊拉克人对以色列和犹太人不像其他阿拉伯国家那样敌视。据三月二日《纽约时报》杂刊登的预测战後伊拉克的长文「民主的梦想」，五十年代初期，在伊拉克的犹太人竟占该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伦敦出版的伊拉克异议报纸最近还刊登伊拉克犹太人写的诗歌。一个在伦敦开咖啡店的伊拉克业主，最近专程去以色列，建立了「伊拉克—以色列友好协会」。不久前伊拉克异议组织在伦敦召开的「伊拉克国民大会」，都有犹太人代表。 伊拉克比阿富汗更具优势的是，它有较成熟的流亡异议组织以及知识份子的直接投入。早在十年前，伊拉克流亡政治家和银行家艾哈迈德．沙拉比（Ahmad Chalabi）就用自己的钱在海外创办了异议组织「伊拉克国民大会」。沙拉比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曾任伊拉克国民会议主席，後流亡到英国。911事件後，沙拉比联系六个伊拉克最大异议组织，在伦敦召开过两次代表大会，选出65人的执行委员会，其功能如同流亡政府。 伊拉克流亡组织中，很多成员是前政府高级官员，例如1969年流亡的前伊拉克外交部长巴扎奇（Adman Pachachi），他曾做过10年伊拉克驻联合国大使，是知名的外交家；还有军队高级将领（包括副总参谋长，师长等），以及著名的知识份子等。我在美国电视上看过近十位伊拉克异议人士接受采访，他们不仅都能讲流利的英文，而且理念、思维方式、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和西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完全一样。其整体素质超过中国流亡异议、民运人士。 阿拉伯知识份子的转折点 伊拉克异议组织中知名的知识份子智囊人物是马基亚（Kanan Makiya），这位目前在波士顿布兰迪大学担任教授的伊拉克学者，在中国六四天安门事件那年写出《恐怖的共和国》（Republic of Fear）一书，揭露萨达姆统治的黑暗和残暴。该书偷运进伊拉克之後，被广泛传阅，马基亚成为伊拉克人民中的「名人」。第二年波斯湾战争爆发，《恐惧的共和国》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 後来马基亚陪同英国BBC记者到伊拉克北部拍摄库德人被迫害的纪录片，根据了解到的真相，他又写出第二本英文专著《残忍和沉默》（Cruelty and Silence），「残忍」指萨达姆的血腥屠杀，包括使用化学武器一次毒死五千村民；「沉默」是谴责穆斯林世界知识份子面对暴行的沉默。 马基亚的书在阿拉伯世界知识份子中引起轩然大波，因他认为：巴以冲突并不是中东问题的症结所在，巴勒斯坦是否建国等所谓民族解放不是关键，真正的关键是，阿拉伯国家要结束专制，建立民主。他认为，伊斯兰文化的失败，主要是穆斯林知识份子的失败，他们把穆斯林社会的贫穷、落後、灾难、困境都归罪於外部大小两个「魔鬼」（美国和以色列），而不去检讨和批评造成这一切的真正原因——本国的专制制度和伊斯兰文化宗教的弊端。 阿拉伯知识份子群起攻击马基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裔教授、倍受中国新左派崇拜的萨以德（又译赛义德）也指责马基亚「已不是阿拉伯人，完全是为了虚荣而向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出卖自己。」 在不久前伦敦的「伊拉克国民大会」上，马基雅被选入战後管理伊拉克的六十五人执行委员会，并被认为是可能出任首届民主伊拉克总统的「伊拉克国民大会」主席沙拉比的主要助手和智囊。沙拉比和马基雅的关系，很像当年波兰团结工会的瓦文萨和现任《波兰新闻报》总编辑米尼奇克的关系（米尼奇克曾是瓦文萨的顾问），是一种异议反抗组织领导人和知识份子紧密结合的关系。 战後伊拉克将退出阿拉伯联盟 在伦敦「伊拉克国民大会」上，马基雅宣读他代表全体异议组织起草的未来民主伊拉克的六大纲领：第一，像二战後德国非纳粹化那样，进行非萨达姆化；第二，建立追究萨达姆追随者罪行的法庭，成立「恢复真相委员会」；第三，全面推行世俗化；第四，通过新宪法，保证个人权利，少数族裔权利，实行全国大选，建立民主宪政；第五，非中央集权化，下放权力给省和地方；第六，伊拉克不再以宗教信仰和种族作为国家基础（否则库德族等仍是二等公民），退出阿拉伯联盟，把伊拉克变成一个非阿拉伯国家。此外，马基雅的草案还包括，战後伊拉克宪法，将模仿战後日本宪法，把伊拉克建成一个非军事化、致力和平的国家。 在美军攻打伊拉克之前一个月，马基雅和选举出的「伊拉克国民大会」65名执行委员就已绕道伊朗进入伊拉克北部，在那里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各方同意在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後，伊拉克将在过渡期内由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三方各推代表组成临时委员会，然後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民主选举，组成由各民族和教派参加的大国民会议，并由此产生一个民族和解的政府。 美军在占领伊拉克初期，为保证局势稳定和伊拉克国土的完整与安全，将由美军攻伊指挥官弗兰克斯出任最高领导人，像战後主掌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那样行使权力。但根据美国战後伊拉克方案，美方将会尽快把管理权交给民选的伊拉克新政府。这不仅由於美军不愿以「占领者」身份直接管理，以避免引起阿拉伯世界的反弹，另外还在於，伊拉克有比较成型的反对派异议组织和管理人才，和阿富汗战後群龙无首，最後找到一个毫无名气的卡尔扎伊的情况相当不同。 伊拉克体现「中东风格的魔幻现实主义」 当然，像伊拉克这样一个被萨达姆的铁血专制牢牢统治了四十多年的阿拉伯国家不能一夜之间变成民主国家，而且伊拉克还有两大宗教派别分歧（什叶派占六成，逊尼派占四成），全国五分之一人口是库德族人（四百万）的问题等。但在铲除了萨达姆政权、实行民主选举、兑现马基雅起草的保护库德人等少数族裔权利的宪法之後，伊拉克完全有希望成为一个多族裔共存的新国家。 战後伊拉克还有经济上的巨大有利条件：伊拉克现有73个油田，其中三分之二由於战争、制裁、设备陈旧等原因而处於关闭状态，无法生产石油。萨达姆政权被铲除，战後伊拉克局势稳定的话，这些油田可以逐步恢复生产，不仅伊拉克可望达到曾有过的每天生产350万桶石油的能力，而且其潜力可达每天产油七百万桶（接近现在沙特阿拉伯的产油量）。伊拉克是世界石油蕴藏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地下原油储藏量约为1,100亿到3,000亿桶之间。如果用前一个保守的数字，以伊拉克恢复每天生产三百万桶石油计算，可以连续开采100年。这些石油出口，可以成为重建伊拉克的主要基金。 「伊拉克」在阿拉伯语中是「根基很深的国家」。伊拉克人民和所有被压迫者一样，内心都会渴望自由，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由」。我赞成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对伊斯兰文化的很多批评，包括本期《开放》刊登的她的题为《愤怒、自豪和怀疑》中的绝大多数观点；但我不认同她文章最後的「怀疑」，说伊拉克人民可能会拒绝被解放，拒绝自由，使美国陷入泥潭。从战後日本、战後波斯尼亚、科索沃，以及南斯拉夫来看，所有人类的历史都一次次证明，只要是人，不管是中东人，阿拉伯人，还是亚洲人，内心的呼唤都是自由，这是人的本质。那些逃到自由世界的伊拉克人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伊拉克人民，也将像阿富汗人民那样，证明这一点。伊拉克有比阿富汗更有条件，成为阿拉伯世界中第一个民主的国家，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样板。正像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托马斯．卡罗舍斯（Thomas Carothers）所说，这将是「中东风格的魔幻现实主义」。 （载香港《开放》2003年4月号） |
| 谁在怂恿金正日？ 2003-03-16 |
| 北朝鲜最近的举动成为新闻热点：退出全球武器扩散条约，恢复发展核武。在共产主义全球大势已去的今天，一个极度贫穷、封闭、孤立、弱小的共产北韩，怎麽敢这麽干？
像一切专制国家一样，不管怎样贫穷，北朝鲜也要勒紧裤带发展军力。据美国学界的报告，过去20年来，有200多万北朝鲜人因饥饿而死亡，但北朝鲜却保持大规模兵力，有110万人（美国才139万军队，南韩60万）。 美国中情局报告说，北朝鲜还拥有核武器，至少有两枚；最近宁边的核子反应堆恢复之後，平壤的核武会再增加四枚。而北朝鲜拥有长程导弹更是举世皆知，它曾试射导弹，超越日本上空坠海，吓坏了日本人，震惊了国际社会。 朝鲜半岛不仅军力完全不平衡，潜藏危机，而且北朝鲜还向外输出核武技术和导弹等，一旦落到恐怖份子手里，对美国及全球安全构成直接的威胁。 金正日政权为什麽如此胆大妄为，成为国际社会的毒瘤？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得力於中共这个大毒瘤的保护，没有中共的所谓“抗美援朝”，金日成政权当年就被美国领衔的联合国军队铲除了。毛泽东用牺牲了几十万中国士兵的生命，保住了金家父子的独裁政权。最近《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沙费尔（William Safire）撰文说，当年中共救了北朝鲜，才使这个全球最专制封闭的政权至今存活；今天北朝鲜的主要供应品和能源来自中国，没有中共的支持，北朝鲜早就撑不下去了。沙费尔提出，要想制约这个胡作非为的东北亚小霸王，必须要它的“老子”中共出面，北京有责任管束它的“共产儿子”。 另一个原因是，南韩近年对平壤的绥靖政策壮了金正日的胆子。五年前，左派金大中当选南韩总统之後，就提出旨在和共产党和解的“阳光政策”，单行道地向平壤提供巨额援助，但金正日连允许南北韩失散亲人团聚这样的最低承诺也没有兑现。 後来汉城媒体揭出，金大中的“平壤之行”是贿赂金正日“买”来的。金大中事先把政府的四亿美元偷偷转给了金正日，平壤才同意金大中去“访问”。四亿美元给金大中换来了“诺贝尔和平奖”和百万元个人奖金，而南韩人民却什麽也没有得到。 金大中对共产党不仅有左派浪漫情怀，而且刻意讨好。他上台前是“持不同政见者、民权领袖”，但他掌权後，却禁止中国异议人士入境南韩，拒绝给达赖喇嘛到汉城讲经的签证，以此阿谀北京独裁者。金大中竞选总统时以“反贪肃贿”为主要口号，但他当选後，他的三个儿子都涉嫌行贿等不法行为，两个已被判刑，他自家就是贪赃枉法的老窝之一。 金大中政府不仅谄媚金正日政权，还对美国不积极支持他的“阳光政策”不满，纵容和煽动南韩青年的反美情绪。在去年汉城举行世界杯足球赛时，在美国和南韩队比赛之前，上万名南韩青年包围了美国驻汉城大使馆，如果南韩队踢败，他们就要冲击打砸美国使馆，一副输不起的流氓无赖状（最後两队踢平，才算没发生冲突）。 去年12月南韩举行总统大选时，金大中所属政党又是玩反美的牌，煽动和纵容无知的青年人举行反美示威。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军驻南韩的士兵，不断遭到当地韩国人的欧打。一名美国士兵在夜晚从饭店回驻地的路上，被当地人突然套上面罩，遭到毒打，腰部被刺了几刀。在汉城很多商店，韩国店主挂出“美国人不受欢迎”的牌子。该报驻汉城记者说，现在驻南韩的美军士兵晚上都不敢出去。当年美国以牺牲十万人生命的代价保住了南韩，今天这三万七千名美国士兵，为了继续保护南韩的安全，远离家乡和亲人，在南韩驻守了五十多年！而南韩人居然恶劣到如此地步。 南韩新总统庐武铉在竞选时公开煽动反美，说南韩不需要美军；当选後还说，如果美国和北朝鲜发生战争，南韩将做“调节人”，暗示南韩不站在美国一边。 庐武铉是知名的左派激进律师和议员，在南韩国会的几百名议员中，庐武铉是唯一没有到过美国的人，但他以此“自豪”。在今天这样的资讯流通、波音飞机的时代，显耀没有到过美国，没有出过国，就等於井底之蛙显耀从没有出过井。如此无知、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人当选南韩总统，对朝鲜半岛问题的解决不会起到任何好的作用。 面对南韩朝野这种反美情绪，已有多家美国大报和学者提出美军应撤出南韩，让金大中和庐武铉们自己去对付百万大军的北朝鲜吧。最早发出这种呼声的是《华尔街日报》发行人候斯女士（Karen Elliott House），她在该报撰文说，汉城必须做出选择，如果不和美国站在一起，那就自己单独对付平壤，美国撤出驻军。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研究员班多尔（Doug Bandow）最近也发表论文“应该是从南韩撤军的时刻”，和候斯看法类似。《纽约时报》最近刊出雷根总统时的国家安全顾问阿兰（Richard Allen）的文章「汉城的选择：美国还是北朝鲜”，提出具体撤军方案：明年底前，削减驻南韩美军四分之一（七千人），然後每年撤出一万人，分三年从南韩撤出全部美军。他认为正像当年美军从菲律宾撤出一样，最後并没有影响区域安全，因为美国在附近国家仍保持强大军力。五角大楼的官员也说，“像教孩子骑自行车一样，我们手扶著南韩已五十年，该撒手了。”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军队不应该（冒著生命危险）去保护一个不欢迎我们的地方。 布什政府对平壤的政策显然很谨慎，期待通过俄国、中国、日本等向被朝鲜施加影响，和平解决。美国舆论特别强调，北京应向平壤施压，来展示它支持美国反恐的诚意。但关键在於，江泽民政权是不是真心支持美国反恐，它是否对平壤真正施压，是个问号。北京过去一直在玩平壤这张牌，来和美国讨价还价，而任性的平壤政权对中共有特殊的战略利益，北京可能不愿看到金正日对美国的威胁真正消失。 一个无知、粗鲁、任性、随意的金正日，正是在汉城和北京的纵容下，才敢这样胡作非为，胆大包天。中共和这样的政权连到一起，不仅展示出共同的共产专制的本性，更可能有一天倒楣在金正日身上，因为连北京也无法猜测，下一步平壤的独裁者要做出什麽惊人之举。而民主的南韩，越来越在民族主义的毒药下发疯，难道它非要被毫无理性的共产北韩教训一下才会清醒一点吗？ （载《开放》2003年2月号） |
| 法拉奇再撰长文：愤怒、自豪和疑问 2003-03-14 |
| 【译者注：本文（The Rage, the Pride and the Doubt）发表在3月13日《华尔街日报》言论版。现居纽约的意大利著名女作家法拉奇（Oriana Fallaci）是目前西方知识界最直言批评伊斯兰文化的知识份子，她在911之後一个星期写出的坚决捍卫西方文明的《愤怒与自豪》一书，在欧洲引起轰动，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都成为畅销书；同时也遭到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左派的激烈攻击，并被告上法庭，甚至受到来自穆斯林团体的死亡威胁。《愤怒与自豪》的节缩版在意大利最大的报纸登了四个半版，创了报纸言论版面长度的记录。本篇英文原文近三千字，也是《华尔街日报》罕见的言论文章长度，可见她的文章受重视的程度。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法拉奇的观点，尤其是最後一条，但我非常欣赏她顶著西方“政治正确”的浪潮，和左派枪林弹雨的攻击，以及伊斯兰世界的谩骂和死亡威胁，丝毫不妥协、绝不放弃捍卫西方文明的敢言精神。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将本文译出供中文读者参考。】
试图回避关於这场战争是否应该打的问题，战胜那些仍撕裂著我的不情愿和怀疑，我经常对自己说：“如果伊拉克人能够自己铲除萨达姆．侯赛因该多好；如果他们能够像我们意大利人1945年对待墨索里尼那样，处决他，然後倒绑著他的双脚吊起来该多好。”但这都没用，或者只从一个方面有意义：意大利人在1945年能够从墨索里尼手下解放出来，是因为盟军已占领了五分之四的意大利；换句话说，是因为有了二战。没有那场战争，我们就一直得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 在二战中，盟军毫不留情地轰炸了我们；我们像蚊子一样地死亡。盟军也同样在阵亡，在萨勒诺、在安兹欧、在卡斯诺（意大利三城市）、在从罗马到佛罗伦萨的道路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45,806美军和17,500英军阵亡，还有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印度和巴西等的盟军；还有选择了戴高乐的法国人，还有选择了第五或第八军的意大利人。有谁能猜到在意大利有多少盟军的墓地吗？60多个。最大、最拥挤的是美国军人的，在拿图诺，有10,950个墓碑；在佛罗伦萨附近，有5,811个。每一次我路过那里，看到那潮水般的十字架，我都因悲痛和感激而颤栗。 在意大利当时也有一个叫做“全国解放前线”的抵抗（法西斯）组织，盟军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我当时虽然只有14岁，但也参加了这个抵抗运动。我清楚地记得，勇敢的美国飞机冒著射向空中的枪林弹雨，向图斯坎尼地区空降援助。准确地说，他们在一个晚上空降了一支突击队，帮助建立一个叫做卡拉电台的短波站。但是，这10名能说流利意大利语的美国人在三个月之後被纳粹抓住，遭拷打之後，和一名参与该活动的叫做安娜．玛利亚的意大利女孩一起被处决。 所以，对这场战争到底该不该打，我仍有两难选择。我试图能够在这里讲明我的理由。首先，和那些从来不怒吼反对萨达姆和拉登，只知道向布什和布莱尔吼叫（他们在罗马的反战中也举著牌子喊反对我，希望我被炸死）的反战者们正相反，我对战争十分了解。我知道什厶是生活在恐惧中：在战火袭击下奔跑，目睹亲人被杀害、房屋被摧毁，在饥饿中梦想著一块面包和一杯水。更难受的是要为（或者感觉要为）别人的死而承担责任。 我知道这些，因为我属於二战那一代人；作为抵抗运动中的一份子，我本人也是个战士。我知道这些，因为我生命中的相当一个部份是战地记者。从越战开始，我就亲身经历了那些只是在电视上、在把西红柿酱当血的电影里看到战争的人们所无法想像的恐怖。正是由於这些原因，我对战争的痛恨远超过那些认真的、或者玩世不恭的反战者们。我痛恨战争。我写的每一本书里都流露著我对战争的痛恨，我不能忍受见到枪。但是与此同时，我不接受“所有的战争都是非正义、非法的”这种观点，或者说这个口号。抗击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的战争是正义、合法的；我的祖先们打的反对侵略者的意大利重生战争是正义的、合法的；美国抗击英国的独立战争，和其他为了自由和尊严的战争也同样是正义的、合法的。我不相信那些卑劣的对罪恶的饶恕，那些虚伪的对邪恶的绥靖，和那些轻而易举的宽容。我更蔑视那些对世界和平进行讹诈的人。当和平的前提是驯服、恐惧、失去尊严和自由，这就不再是和平，而是自杀。 令我对这场战争到底该不该打产生两难选择的第二个原因是，这场战争不应该现在打。我希望，希望这是合理的，这场战争在一年前就打了，在世贸大厦的浓烟未消、整个文明世界都心向美国的时候。如果那时候就打了，那些从来不反对萨达姆和拉登的“和平主义者”们今天就不会在那些广场上诅咒美国。好莱坞的演员们就不会扮演救世主，暧昧的土耳其就不会玩世不恭地拒绝美军通过其基地抵达伊拉克北方前线。虽然那些欧洲人今天用他们的吼叫给阿拉伯世界的反美声增加了分贝，但是一年前，没有人怀疑又一个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完全有权利反抗。事实是，这场仗绝对应该早就打了。 我的意思是，在克林顿任总统期间，小的珍珠港事件早就在国外发生著，在索马里、在肯尼亚、在也门。正如我一遍又一遍反复讲的，我们不需要911才看清那个癌瘤。那是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的事实，911事件只不过是一个令人痛苦的确认：医生摇晃著X片，残酷地告诉你，“亲爱的先生，你得了癌症。” 如果克林顿少和风骚女郎们混时间，正经地利用了白宫，或许911就不会发生。当然不必说，如果老布什在海湾战争时就铲除了萨达姆，911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小。天呢，在1991年的时候，伊拉克军队就像被戳破的气球，他们溃散得那厶快，那厶容易，连我都抓住了四个兵。我在一个沙漠沙丘的後面，就我一个人，四个像枯髅样、身著破烂军服的人，高举著双手向我走来，并低声喊著：“布什，布什。”他们的意思是，“请把我抓住当俘虏吧，我很渴、很饿。”我把这四个俘虏送给了海军陆战队，可那个负责的美军不仅没有祝贺我，却不满地嘟囔了一句：“该死的，还有这麽多！”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没有去巴格达，没有铲除萨达姆。为了感谢美国，萨达姆试图暗杀让他保住了权力的美国总统。所以，有时我设想，这场战争是不是一场等待已久的复仇，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承诺。就像莎士比亚的悲剧；或者是希腊悲剧。 令我对这场战争犹豫的第三个原因是，一个已经犯的事实错误：我们不得不承认，自从911一直到去年夏天，所有的谴责都集中在拉登、盖达和阿富汗那里，萨达姆和伊拉克完全被忽略了；只是当我们知道拉登还好好地活著，“无论死活，抓住拉登”的承诺没有兑现的时候，我们才记起萨达姆的存在，才意识到他可不是一个有慈悲胸怀的人：他割掉反对者的舌头和耳朵、他当著孩子父母的面杀儿童、他把杀掉的女性头颅在街头示众、他把囚犯关在像棺材那厶大的牢房里、他还用这些人做生化武器的试验；他串通盖达组织、支持恐怖活动，他给每个巴勒斯坦自杀神风敢死队家属两万五千美元；他从来没有放弃武装，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大众毁灭性武器，所以，联合国应该派检查团回去。 让我们别开玩笑吧：如果70年前，那个毫无效率的“国联”派检查团去德国，你以为希特勒会带他们去核子武器研制基地，给他们看正在制造的原子弹吗？你以为希特勒会暴露那些杀人的集中营吗？但是，联合国检查团的闹剧恢复了，戏的主角从拉登转向了萨达姆。抓住盖达的第二号人物、911的设计者穆罕默德几乎没有引起什厶反响。联合国的闹剧又加上了布什先生自相矛盾的游戏：一边向联合国要动武许可，一边往前线派兵，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派了25万军队，加上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共31万；但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他没有意识到，他的敌人，我应该说是西方的敌人，并不仅仅是在巴格达。 他们也在欧洲。他们在巴黎，那里有甜言蜜语的希拉克，他根本不在乎什厶和平不和平，他只是想满足得“诺贝尔奖”的虚荣心；那里没有铲除萨达姆的愿望，因为萨达姆意味著法国可以得到伊拉克的石油；那里仍在追逐拿破仑主宰、霸权欧洲的欲望。 他们在柏林，在那里，那个平庸党的施罗德靠把布什和希特勒相比而赢了大选；在那里，他们用纳粹标来污辱美国国旗；在那里，他们为了实现再成主子的梦想而和法国勾肩搭背。 他们在罗马，在那里共产主义者们正像悬念电影里的小鸟一样，好像已经从正门离开了，但其实又从窗户溜回来了；在那里，那个用他的虔信主义，为了基督教能一统全球而谄媚第三世界的罗马教皇，接见了伊拉克外长，好像这位萨达姆的副手是一只和平鸽，或者是一个要被狮子吞噬的殉难者，还派教士们陪他去朝拜圣．弗兰西斯的墓地。 在其他欧洲国家，情形大同小异。布什先生，你的敌人在欧洲到处都是。你轻描淡写的“不同观点”其实是纯粹的仇恨。因为在欧洲，先生，和平主义是反美主义的同义词；在那里，在正复活的最邪恶的反犹主义伴随下，反美主义的胜利和在伊斯兰世界一样。你的大使没有告诉你吗？欧洲已经不再是欧洲，它已经成了伊斯兰的一个省，就像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十三世纪的）摩尔人时代一样；它接纳了一千六百万穆斯林移民，和毛拉、伊玛姆、清真寺等拥挤在一起；它给成百上千的恐怖份子提供了安身之处，（欧洲的）政府们根本不知道怎厶查获和控制他们。欧洲的人们非常恐惧，他们挥舞著和平主义——等於反美主义同义词的和平主义——来感觉自我保护。 同时，欧洲根本不在乎美国在二战中为它牺牲的22万1千4百84个美国人。不仅不感激，而且美国人的墓地居然引起他们仇视；其结果就是，在欧洲没有人支持这场战争，甚至包括那些官方是美国盟友的国家，甚至包括那些称呼你为“我的朋友乔治”的总理们（像贝卢斯科尼）。在欧洲，先生，你只有一个朋友，一个盟友：布莱尔。但是布莱尔先生也是在领导著一个被摩尔人侵入的国家，一个隐藏著仇恨的国家；他的工党也和他对立。顺便说一句，布莱尔先生，我应该向你道歉：在我的《愤怒与自豪》一书中，我对你是不公平的，因为我写道，一旦你的政治利益受损，你就会放弃你的道义和勇气。而事实上，为了信念，你正在放弃那些利益，保持著完整的统一性。我真的向你道歉。我同时收回对你那些对伊斯兰文化过份赞美的评价：“如果我们的文化和推行蒙面纱的文化有同样的价值，那你为什厶在我的图斯坎尼（意大利城市）度假，而不去沙地阿拉伯？”现在我说：“我的图斯坎尼就是你的图斯坎尼，先生，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最後一个令我对这场战争犹豫的原因是，布什和布莱尔先生，和他们的顾问们给这场战争的定义：“一场解放战争，一场给伊拉克自由和民主的人道战争。”噢，别提了。战争都是残酷的，所有的战争，甚至正义战争，都有死亡、破坏、野蛮和眼泪。这场战争不是一场像二战一样的解放战争（它同样不是一场那些从来不向萨达姆和拉登吼叫的和平主义者们所说的“石油战争”，美国不需要伊拉克的石油）。这是一场政治战争。西方的敌人以911向西方宣布“圣战”开始，所以这是一场回应“圣战”的战争。这也是一场预防战。一支免疫剂，一个割掉萨达姆的手术。在各种癌瘤中，萨达姆是最明显和最危险的一个。更进一步来说，铲除这个障碍，布什和布莱尔先生相信，中东的格局就会像奥斯曼帝国垮台之後那样改变，使他们可以用基督精神、民主自由来征服中东。 我认为这又错了。自由不是礼物。自由没法用炸弹、用军人硬塞过去。正如我父亲要求那些反法西斯主义者加入抵抗运动时所说，我今天也对那些真诚地相信可以硬性扩展美式民主自由的人们说：人民必须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自由。民主、自由必须是他们的愿望，一个国家必须知道什厶是自由，什厶是民主。对於欧洲来说，之所以说二战是解放战争，并不因为是它带来了具有传奇色彩的自由和民主，而是因为它重新恢复了欧洲，因为欧洲人知道什厶是自由，什厶是民主。当然，日本人不知道，这是事实。对於日本人来说，民主和自由是对广岛和长崎的一个补偿；同时日本已经开始走向现代化，而且他们不属於伊斯兰世界。当我在书里写到宾．拉登只是冰山一角的时候，我指的这个冰山是那个1400年没有改变的伊斯兰冰山，那个1400年没有摆脱蒙昧的冰山。自由与民主和那个伊斯兰的意识形态、和那个神权专制的国家完全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人民拒绝它，更甚者，他们想抹掉我们的自由和民主。 就像那些怀著固执的乐观主义、在德克萨斯的阿拉莫打了漂亮的一仗（1836年），最後全被墨西哥人杀死的勇士一样，美国人以为他们在巴格达会像在罗马、佛罗伦萨和巴黎那样受欢迎。“他们会欢呼我们，向我们抛鲜花”。或许是，在巴格达什厶事都可能发生。但是，之後呢？三分之二的伊拉克人是什叶派教徒，他们一直就梦想著建立伊斯兰伊拉克共和国。还记得吗？苏联也曾在阿富汗欢呼，他们也在那里强力推行了和平，甚至成功地使女性摘掉了面纱；但是，一段时间以後，俄国人不得不离开。塔列班来了。所以我不禁疑问，如果伊拉克不仅不学习民主，而成为一个塔列班的阿富汗怎厶办呢？如果美国不仅没有扩展民主，反而使中东这个癌肿扩散了怎厶办呢？ 但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自豪的西方文明捍卫者，我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布什和布莱尔的新征战；没有任何不情愿，我会至死和他们一起战斗。这是我唯一丝毫没有疑问的。 （经《华尔街日报》授权）版权所有，转载请保留本行文字：Translated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2003 Dow Jones & Compan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载《观察》2003年3月14日） |
| 法国为何耍无赖？ 2003-03-11 |
| 在美国对伊动武迫在眉睫之际，法国的杯葛行动也到了疯狂地步。周末和一位非常关心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朋友聊天，他十分不解：“法国到底怎麽了？”我简单的回答是：“这是法国输不起、耍无赖的表现”。就像大西洋赌城里输光了的人（不再是有钱大户），为了继续引起人们重视，就躺地打滚嚎叫，以再次获得众目投射的“明角”地位。
法国这种“输不起”心态，主要来源於它自视“大户”，要人们像对待“大爷”那样恭敬它。而巴黎的“大户”资本，就是它曾有“法国大革命”，有拿破仑，曾教给世界怎样暴力革命。 在人类近代历史上，法国大革命开了最坏的头：实行暴民政治，以所谓人民的名义滥杀无辜，抢劫有产者，实行红色恐怖。後来的所有共产主义革命，都是模仿法国人。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阐述20世纪历史的知名专著《现代时代》（Modern Times）中说，列宁领导的1917年革命，实行的就是罗伯斯庇尔的信条：意识形态加恐怖。列宁把它阐述为：离开恐怖，就无法建立意识形态；而没有意识形态，恐怖就不能长久；只有两者并用才能成功。约翰逊在书中引述说，俄国最後一个沙皇统治期间，平均每年处决的人数（各种罪犯）是17人，但列宁夺取权力之後的1918到1919年，平均每个月杀1,000名所谓“人民公敌”。沙皇时代一年处决的人还不够列宁一个上午杀的。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官方统计210万丧生），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杀害200万人），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暴民政治的复制品，或者叫“现代升级版”。法国大革命像一台“暴力复印机”，复印出後来一次次共产党人的“革命恐怖”和人类灾难，约翰逊把它称为红色暴力的源头一点也不为过。 而法国人的“断头台”更是人类最凶残的发明。《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姆．夏伊勒（William Shire）最後一本著作是关於托尔斯泰的传记《爱与恨》（Love and Hatred），其中详细记载了这位世界大文豪在巴黎大街上看到法国人使用断头台，一瞬间把一个大活人的头颅和身体剁成两截的恐怖。托尔斯泰称它是人类最丑陋、最令人厌恶、呕吐、愤怒的残忍手段。 法国大革命接著就是更令法国人骄傲、自豪的“拿破仑帝国”。拿破仑做的就是把暴力屠杀制度化，用杀戮来征服，侵占，扩张“法兰西帝国”。一切个体生命、个人价值，都要服从拿破仑的“天下”。拿破仑的南征北战，是秦始皇血腥杀戮、四处征伐的放大版，以无数白骨，堆积出暴君的一统天下。约翰逊在《现代时代》中总结说，後来希特勒想建立全球范围的“第三帝国”，就是从拿破仑那里获得的“灵感”，只不过不是在巴黎街头，而是用现代坦克战车拉著断头台驰骋世界，仅犹太人的头就被剁了600万个。 但就这样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却至今是法国人的骄傲。巴黎人最自豪的香榭丽舍大街，一头连著协和广场，另一头是凯旋门。这个最繁华、辉煌的地段，原来是法国帝王寻欢做乐、狩猎的地方，而凯旋门是赞美拿破仑的杰作。 今天，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大厅里，最声嘶力竭反对美国对伊动武的法国外交部长德维尔潘，具体体现著法国人这种怀旧、憧憬拿破仑时代的帝国心态。德维尔潘本人就是一个拿破仑崇拜者。最近以《天堂和权力：新世界秩序中美国和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一书在大西洋两岸名声雀起的“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卡甘（Robert Kagan）2月24日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在这位“诗人”法国外长的办公室里，挂著的不是法国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的像，而是那位率领铁骑践踏了无数人生命的拿破仑的画像。拿破仑当年从流放地逃出，那些科西嘉人向这位法国复辟皇帝献上的是紫罗兰花，所以今天这位法国外长最喜欢这种花。他说，“我没有哪一天是在没有闻到优雅的紫罗兰的芬香中度过的。”并坦言：“虽然拿破仑有滑铁庐，但拿破仑所体现的那种法国理想，那种法国人的超级政治远见，今天仍指导著法国的外交。” 这位拿破仑崇拜者曾为法国皇帝树碑立传，两年前德维尔潘写出《一百天》（The Hundred Days）的传记，描述拿破仑从流放地逃走，复辟帝制的百日辉煌（在法国成为畅销书）。在3月8日《纽约时报》刊出的对这位法国外长的采访中，德维尔潘说，不管拿破仑是“胜利还是死亡，但荣誉在那里。”“没有一天它不在提醒我，拓展这种法国的雄心。” 《纽约时报》记者描述说，这位法国外长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箱中，有一大叠是他正撰写的拿破仑传记第二卷手稿，还有一些诗稿。这位被称为精力充沛的法国外交家，每天仅睡四个半小时，白天撰写阻止美国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方案，晚上写赞美拿破仑的传记和诗歌，有点像毛泽东，是个政治家兼诗人，毛崇拜秦始皇，他崇拜拿破仑，都把暴力和帝国视为“英雄业绩”。当然，这年头很多“诗人”崇尚暴力，埃及诗人、沙乌地阿拉伯驻英国大使曾写诗赞美用自杀炸弹谋杀以色列平民的“烈士”；中国诗人北岛去巴勒斯坦慰问阿拉法特，当著独裁者的面谄媚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北岛童年的时代，正是阿拉法特公开进行恐怖活动，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的时代。 不管法国人怎样怀旧，法国今天的地位和拿破仑帝国时代已完全无法比拟。尤其冷战结束後，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强。在军事上，美国2004财政年度军事预算近四千亿美元，北约其他25国军费加起来，还不到美国的55％，法国军费仅是美国的30分之一。 在经济上，美国经济是全球排名第二的日本的两倍，是排名第六的中国的九倍，更是法国无法企及的。据《华尔街日报》1月31日题为“旧欧洲的问题”的报道，在过去10年中，美国经济经济成长率接近法国的两倍（是德国的三倍）。美国经济近年虽处於滞缓期，但2002年成长率仍为2.4％，而法国是1.1％，德国仅为0.2％。 在文化上，法国不仅再也拿不出雨果、福楼拜、普鲁斯特等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家，而且还要像中共一样，对美国电影实行限额制度，每年仅允许进口一定数量的好莱坞影片，否则法国人不看自己的国产电影。近年法国的热门影片和畅销书，多数都来自美国。 这样一个沦落的地位，更让法国人怀念拿破仑，憎恨美国，因为没有美国，就不会让法国显得这麽矮小。因而法国人要拿美国出气，通过和美国作对来显得自己重要。法国和美国的作对，在二战刚结束就开始了。戴高乐时代，法国竟退出北约军事架构（迫使北约总部从巴黎迁到布鲁塞尔），以显得自己独特（密特朗时代又回到北约）。连相当左倾、推崇社会主义的甘乃迪总统都连连抱怨，法国在各方面都和美国过不去。而在美国总统雷根领导自由世界抗衡共产苏联的时代，几乎美国的每一项国际战略，都受到法国的杯葛。这次法国在联合国杯葛美国方案，只是法国历来做法的继续。 法国外长上个月宣称：“在联合国这个圣殿，我们法国是理想的卫士，是良知的卫士。法国经常在人类历史面前矗立。”但事实是，法国反对美国对伊动武，和理想、良知根本没有关系，倒和法国在伊拉克的利益有关：1981年9月以色列总理贝京下令，轰炸摧毁了伊拉克的核子基地（如果以色列当年不这样果敢动手，今天伊拉克早就可能有了核武器，後果不堪设想），而伊拉克的核子设备，正是法国提供的。在世界范围内，萨达姆在法国的公司（包括法国政府的公司）拥有的股票最多，法国官员收到萨达姆的独裁政党的礼物最多。巴黎口口声声说，军事应该是最後的手段，但法国却毫不犹豫（更没经联合国授权）最近向象牙海岸派去3,000军队，干预这个国家的内政。象牙海岸原是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最近该国发生内战，南部的基督教背景的军队，和北部的穆斯林人发生内战，法国立即派军队去支持南部的基督教军队。这个时候，希拉克和法国外长绝不再唱“支持穆斯林人”的高调了。 去年出版了研究《1984》作者奥威尔的专著《为什麽奥威尔仍重要》（Why Orwell Matters）的美国学者克瑞斯朵夫．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2月6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为“老鼠的吼叫”（The Rat that Roared）的文章严厉批评说，法国杯葛美国解除伊拉克武装的无赖行为，就像“一苹老鼠的怒吼”（老鼠只能尖叫，根本吼不起来，可它硬要做怒吼状），是一种和黑暗在一起的卑琐行为。“法国曾帮助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现在公开军事干预象牙海岸┅┅那个有腐败习惯的希拉克总统，等於在公开出卖自己。”2月2日《纽约时报》刊出新闻照片，报道几万名象牙海岸民众示威抗议法国，高举的标语写著：“美国，帮助我们对抗‘旧欧洲’”！ 20世纪是最血腥、生命损失最惨重的世纪，人类经历了纳粹、共产主义。在自由的力量终於战胜了这两种邪恶，人们还没有喘过一口气的时刻，又出现了被希钦斯称为“伊斯兰法西斯”（Islamofascists）的新邪恶。但这次自由世界有相当的军事优势击败它，毕竟它没有希特勒那样的强大军力，更没有共产苏联那样的核子武器，代表自由世界的美国又成为唯一超强，人类完全有能力铲除那些包庇、窝藏、纵容恐怖份子的专制政权，在保证世界安全的同时，使阿拉伯世界被奴役的人民获得解放。但恰恰在这个时刻，崇拜拿破仑的法国人来搅局、来杯葛、来阻止。它不参加美国主持道义的行为，已属无耻，现在还要为了自己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的利益，为了发泄自己对美国的嫉妒、眼红，非理性地躺倒打滚耍无赖。这只能给人类历史留下耻辱的记录，也留下笑料。 上述美国学者卡甘在他最近的文章中说，你不要觉得法国人在开玩笑，他们是玩真格儿的，因为法国外长认准的理是：即使拿破仑有滑铁庐这样的大失败，他还是英雄。法国人宁可有滑铁庐，也要引起世界重视。毫无疑问，这次无论法国在联合国怎样杯葛，美国都会结束萨达姆政权，再给法国一个滑铁庐。当然，他们也不在乎，反正世界今天得把聚光灯对准他们。有这样的效果，法国就又感觉是“英雄”了。 2003年3月11日於纽约 |
| 反战者们真的热爱生命吗？ 2003-03-04 |
| 在美国对伊拉克战争迫在眉睫之际，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成为全球性的争论话题。其实，除了希特勒等独裁者们之外，没有谁喜欢战争。毫无疑问，生命的损失是人们痛恨战争的最重要原因，无论士兵和平民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所以说，真正的反战应该是反对生命的屠杀和践踏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数的人们无数次高举起反战、保护平民生命的旗帜，站在道德高地上，义正辞严地反对战争。那麽让我们看看那些反战者是否真的珍惜生命，是反对战争，还是反对人们对发动战争者的抵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反战的喧嚣迫使英国首相张伯伦签署了慕尼克条约，把波兰拱手让给了德国，以换取德国停战。且不说跟独裁者、流氓者签约从来无效，即使有效，那麽波兰人的生命是不是生命？波兰战前总共有330万犹太人，在纳粹短短五年的统治下，居然有多达320万犹太人被屠杀（幸存者只有五到七万）！或许不少人对抽象的死亡数字早已麻木，没有感觉，那麽你去看一个具体的生命吧。美国各地现正上映波兰导演根据真人真事拍摄的史诗般的电影《钢琴家》（The Pianist，已获七项奥斯卡提名）。影片描述了纳粹入侵波兰後，一个犹太钢琴家怎样在全家被投入集中营杀害後艰难幸存的过程。这是一部和《辛德勒的名单》、《生命是美丽的》同样震憾人心的伟大作品。去看一看具体的生命是怎样被战争发动者屠杀、践踏的吧！看完这部电影，我不知道有谁还能认为那些主张把波兰让给纳粹的反战者们是珍惜生命。 而二战以後的许多反战者们不仅更远离保护生命的原则，而且为了意识形态，他们从来不顾生命的代价。在美国，最惊天动地的反战喧嚣是反越战。历来的反战都是以左派为主，反越战的队伍中更到处可见共产主义、胡志明、毛泽东的追随者们。美国广播评论节目主持人毛思（Chuck Morse）最近撰文说，1971年，他曾跟一对参加反战游行的夫妇交谈，这对夫妇告诉他，他们是来支持北越的，丈夫是共产党员，他们支持共产主义战胜美帝国主义。最近美国的许多文章都指出，在当年的反战游行中，“胡志明必胜”的口号从来都是被喊得震天响的。 前第一夫人，现纽约州参议员希莱莉．克林顿当年也是反战主将，她不仅相信共产主义，而且大学毕业之际还准备去胡志明身边实习。前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当年是激烈的反越战者，更是热烈的毛主义追随者，曾去北京多年，投身毛的革命；她的美国丈夫当年也是共产主义追随者，并是逃（越战）兵役者。好莱坞拍了最多反越战电影的奥里佛．史东（Oliver Stone）不仅从来不掩饰他对美国的仇恨，更跑到古巴，拥抱和赞美卡斯特罗。 这次反战活动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叫做“别以我们的名义（Not In Our Name）”的项目，参与者多是美国著名左派，像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上述的电影导演史东，女权运动的旗手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激进的黑人民权运动活动者、女作家沃克（Alice Walker），要参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惯於煽动黑人和白人之间仇恨的夏普顿（Al Sharpton），以及好莱坞的一批演员们。他们曾在《纽约时报》发整版广告，说美国要炸平民、杀儿童，布希是最威胁世界安全的恐怖份子。他们能出口如此谎言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项目的发起者是一个叫克拉克．基辛则（C. Clark Kissinger）的人，他自六十年代起就是毛泽东主义追随者，公开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至今仍是“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党员，至今骄傲地宣称“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些反战者们真的珍惜生命吗？在西方的自由资讯下，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杀害、践踏吗？美军撤出越南之後，50万越南难民流离世界，整个越南陷入共产统治的制度性屠杀，临近的柬埔寨波尔布特政权则由於美军从越南撤出，而更加嚣张地屠杀了200万人（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这个时候西方左派哪去了？他们怎麽不为生命的损失而游行抗议了呢？！ 今天，在美国打阿富汗和准备打伊拉克的过程中，反战者们仍然高举者反对杀害平民的口号，但是，塔利班政权和萨达姆政权每天都在进行的对他们本国人民的屠杀和迫害，那些反战者们真的不知道吗？很多伊拉克流亡者、幸存者在美国电视上控诉萨达姆对伊拉克人民的屠杀和迫害，连左派的《纽约时报》都报道说，在萨达姆统治下，可能有多达20万伊拉克人被杀害。难道这些生命不是人命吗？什麽时候看到“反战者”举行过反对萨达姆发动战争（侵占科威特）、屠杀自己人民的抗议示威？ 这次美国要打伊拉克，西方的反战示威此起彼伏，为历史之最。但是，不知道多少人留意到，三年多前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政权对科索沃人民进行种族清洗、屠杀，就发生在欧洲的家门口，怎麽没有一起反对米洛索维奇血腥屠杀的示威游行呢？那些热爱生命的“和平爱好者们”哪里去了呢？整个欧洲，面对自己眼皮底下的屠杀，不采取任何正义的行动。以当时欧盟任何一个国家的军力都可以打败米洛舍维奇政权，挽救许多科索沃人的生命。但只有美国行动了，科索沃人民才有了希望。当时我曾去科索沃难民营采访，耳闻目睹了他们对美国的期盼，对美国干预的感激。那些失去亲人的难民们使我痛感美国干预的太晚，否则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而欧洲面对邪恶的无动於衷简直是无耻。 美国对米洛舍维奇政权的军事打击并没有通过联合国，而是以北约的名义。谁都知道仗主要是美国打的。但上一次西方左派们怎麽没有反战，没有要求美国通过联合国，没有举行大规模示威反对“美帝国主义霸权”呢？以左派观点占绝对优势的西方媒体也是一派主战声。《纽约时报》不仅发社论支持美国军事干预，左派专栏作家路易士（Anthony Lewis）则几乎在每星期的专栏中呼吁克林顿政府行动，谴责白宫的缓慢。而当时反战的声音即使在这种左派旗舰的《纽约时报》都无立足之地。该报另一位专栏作家罗森绍（A. M. Rosenthal）在文章中表示，由於他持反战观点，结果被孤立，连在餐厅吃饭都遭同事冷遇。 西方左派那次为什麽对没经联合国的美军行动不仅容忍，而且支持了呢？原因很简单，那次美军的行动绝对“政治正确”：美国帮助的是穆斯林人，而打击的是以基督教为主的南斯拉夫人。所以，只要符合左派“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他们就不反战、不打“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牌子、也不夸张美国一百万美元一枚的导弹会炸死多少南斯拉夫平民了。 左派们既然不反对明显是美国主宰的科索沃战争，为什麽他们反越战，反打阿富汗的战争，反打伊拉克的战争？他们既然不在乎被独裁统治下被屠杀、践踏的生命，说明他们根本不是真看重战争中的生命损失。那麽左派们到底为什麽反战？他们根本不是为了保护无辜生命损失而反战，而是为反美而反战。反美也只是抽象的概念，他们其实从根本上是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价值。 这个说法是否有道理？那麽我们看这样的事实：反战中的狂热者绝大多数是反对经济全球化的人，反对经济全球化者中的绝大多数又是所谓“多元文化”的赞美者（他们故意模糊文明和非文明文化的区别），而多元文化的赞美者中的绝大多数是左派，而左派中的绝大多数是反美派。他们反美，就是因为反对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在这个经济制度上建立起来的文明。如果美国实行的是符合左派意识形态理念的社会主义经济，那麽他们就不会打著热爱生命的名义反战、打著反战的名义反美。他们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绝对保护下，反对拥有这样宪法的美国。 任何真正热爱生命的人必定首先更强烈地反对独裁专制，因为历史早已清清楚楚地证明，独裁专制所残杀的生命远远地超过抵抗战争所导致的生命损失；任何真正热爱生命的人必定是真正热爱自由的人，而真正热爱自由的人不可能反对美国坚决捍卫并极力推行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下，个人的生命和自由才能有真正的保障。 2003年3月4日 |
| 哈维尔给中国知识人的启示 2003-03-01 |
| “在当今世界，他是某种形式的活著的圣人”，《纽约时报》在哈维尔二月初卸任总统之际的报道这样评价。为什麽这家在全球有相当影响力的大报、以监督政治人物，强调新闻“第四权”的媒体会这样高度赞美一位当权者？因为哈维尔是个“异数”政治家，他从政的历史，不仅是传奇，而且具有道德力量，使他具有某种人类良知的象征意义。
在全球192个国家中，捷克实在是个小国，面积不到8万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1％），人口不到台湾的一半。但捷克却是个相当响亮的名字，不仅因为它有反抗苏联入侵的“布拉格之春”历史，更在於它有两个具世界级声望的知识份子：哈维尔和昆德拉。这两位知识人，都以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认知和反抗而闻名。 ●喊出“皇帝没有新衣”的真实 昆德拉是小说家，但他的小说，包括一个月前在美国出版的最新作品《无知》（Ignorance），每一部都是认识共产邪恶的教科书，是崇尚自由者反抗专制的宣言。在昆德拉笔下，共产主义是个恶作剧，以“惩罚先於过错”的统治，把每个人都“变成影子之後，才让他们活下去。”每个人都要“服从一个无视个人的制度。”“任何一个人有记忆、有成年人的感觉，就难免一死。”因而昆德拉提出要结束这种“恶作剧、媚俗和剥夺人的记忆”的世界。 哈维尔是剧作家，他不但用文学作品，更用实际行动反抗共产主义。1979年，当邓小平复出，很多中国知识人争相歌颂“邓大人”，向共产党献出“第二种忠诚”之前两个月，哈维尔发表了《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国家是“一个充满假像的世界┅┅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哈维尔认为，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怕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使谎言世界貌似坚固的“整个外壳无可补救地四分五裂。”因此哈维尔组织名为“七七宪章”的异议知识分子反抗团体，喊出“皇帝没穿新衣”，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中”。 昆德拉和哈维尔虽然都对共产邪恶有深刻认知，但反抗的方式却有不同，昆德拉坚持用文字的方式，拒绝参加组织及签名（谴责共产暴行）等实际行动。但哈维尔不仅用他的戏剧，他的政治檄文，还组织反抗团体，联系签名抗议等直接投身结束暴政的活动。因而他遭逮捕入狱，被关押4年半。 ●公开接见达赖喇嘛和台湾副总统 共产政权在东欧一个个崩溃之後，哈维尔当选了捷克首任总统。但哈维尔在反抗共产统治时，并不是以当总统为目的的，他只是秉持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是从道德层面上进行反抗。因为只要以获取权力为目的，只要玩政治，就可能会有交易、妥协，就可能牺牲道义原则。哈维尔最後出任首届民选总统，是人民选择和信任、他毅然承担责任的结果，而不是他朝思暮想、一直做“总统梦”的结果。《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哈维尔为了领导捷克渡过後共产时期而做出的“个人牺牲”。 哈维尔获得政治权力之後，仍然坚持知识份子的道义原则；而没有像南非总统曼德拉那样，立刻成为毫无道义原则的政客，马上和民主台湾断交，接著去拥抱卡扎菲等恐怖份子。在台湾遭到中共外交打压之际，哈维尔是第一个在他的总统官邸正式接见台湾副总统连战的欧洲国家元首。在达赖喇嘛到西方国家寻求支持，解救被殖民奴役的西藏人民时，那些孱弱的西方领导人畏於中共压力而不敢公开接见。连全球唯一超强的美国，其总统克林顿也采取所谓“偶遇”方式（在达赖喇嘛和戈尔副总统见面时，以偶然碰上为由）短暂会晤。哈维尔是第一个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接待达赖喇嘛的西方领导人。哈佛费正清中心研究员谭若思（Ross Terrill）曾撰文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布拉格接待达赖喇嘛，并在两天的访问中全程陪同；哈佛大学举行六四屠杀十周年悼念活动，哈维尔也写了一封辞情并茂的信，以示支持。” ●欧洲最坚定的“亲美派” 在全球重大事件上，哈维尔也一直都坚持道义原则，从不“玩政治”。在南斯拉夫镇压波斯尼亚人、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种族清洗时，哈维尔是最强烈主张和支持美国军事干预的欧洲领袖之一，他在演讲中说，美国及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干预科索沃事件，是美国承担人类责任的伟大之举，它不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完全是为了捍卫人道原则。 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哈维尔也是独树一帜，他的名言是，把北约扩大到俄国的边境。正是哈维尔的力争，捷克和波兰、匈牙利一起，在1999年首批加入了北约，使北约成为19国。捷克加入北约後，哈维尔仍继续呼吁，北约要吸收更多的东欧国家。去年10月，北约年会之所以选择在布拉格召开，就是因为哈维尔是最支持北约东扩的欧洲领袖。结果，在这次北约年会上，北约一次接受了7个东欧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瓦克亚和立陶宛三国）的申请，从而使北约扩大为26国，成为全球最有实力保卫人类安全的军事力量。 在美国军事解除伊拉克武装问题上，欧洲有分歧，法德反对美国对伊动武。哈维尔再次挺身而出，强烈主张和支持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正是在哈维尔的呼吁下，欧洲9个国家连署了支持美国对伊动武的声明（捷克、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匈牙利、丹麦、斯洛伐克），随後不久，也是在哈维尔影响下，东欧10个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波斯尼亚、斯洛文尼亚、立陶宛三国）也发表声明支持美国对伊动武。再加上已决定出兵的澳大利亚，以及美国本身，美英攻伊联军已达19国。 ●“连狗的名字都不要告诉他们” 哈维尔等东欧国家的领导人为什麽和法国德国立场不一样？主要因为这些国家都曾遭到共产邪恶的统治和摧残，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像哈维尔一样，深刻地了解什麽是邪恶，应该怎样对付邪恶。法国德国那些主张和萨达姆．侯赛因谈判、和平解决伊拉克生化武器问题的人，就像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首相张伯伦们主张要和希特勒和平谈判一样幼稚、无知和愚蠢，因为他们没有明白一个简单的常识，善良的愿望解决不了邪恶，必须用邪恶听得懂的语言来铲除它。对当年的阿道夫．希特勒如此，对今天的萨达姆．希特勒更是如此！ 哈维尔总统的民意支持率最低时是在他的第二次婚姻之际，因为他娶了一位年轻的金发女郎。哈维尔的第一任妻子奥尔嘉（Olga）也是知名的异议知识份子，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在反抗共产统治上比哈维尔更坚定、更义无反顾。她的名言是，“连狗的名字都不要告诉他们”。意指在被共产党关押期间，绝不写悔过书，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连自己家的狗的名字都不告诉那些审问者。她在1996年因病去世。丧妻的哈维尔後来被查出得了肺癌，在生命有危险之际，一位深爱他的女歌星来到病床边照顾他，哈维尔出院之後宣布两人结婚，使舆论大哗。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太受人民尊敬。但现在七年过去了，捷克人好像已经习惯和接受了哈维尔的这场婚姻。 ●“世界因有哈维尔而变得更美好” 但哈维尔也有他的局限之处。虽然他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但他对共产主义产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反对自由经济，均贫富——仍没有清晰的认识。因而强烈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捷克总理克劳斯（Vaclav Klaus，接替了哈维尔，被选为捷克总统）被他视为“政治敌人”。哈维尔在政治上，和西方左派相反，他强调自由的价值，主张以军事力量铲除邪恶，使被奴役的人民获得解放；但在经济上，他的想法更接近欧洲左派主张的福利社会主义，强调财富平等，扩大政府功能，增加税收、扩大福利等。好在捷克总统是虚位，具体经济管理权在总理手里。 中国文化中有“先圣後王”之说，但圣人和国王严格说是无法同时承担的，因为“圣人”看重原则、道义、道德，而“国王”更多想的是政治利益和权力，往往把原则打折扣。但从哈维尔担任总统13年的历史来看，他可能是把这两者平衡得较好，或者说更强调了原则的西方领袖之一。 《纽约时报》在哈维尔离任当天发表的社论指出，13年的总统生涯，“哈维尔没有留下清晰可辨的政治遗产，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品质很重要这种感觉。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仍然发出诚实的声音，在人们期待的时刻，展示了个人的道德权威。无论是捷克，还是余下的世界，都因有了哈维尔而变得更美好。” （载《争鸣》2003年3月号） |
| 波兰新闻界的丑闻 2003-02-25 |
| 最近波兰新闻界出现了重大行贿丑闻，涉及此案的都是华沙鼎鼎大名的人物，有全国知名电影导演、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总编辑，以及波兰政府总理。它好比是中国的电影导演张艺谋、《人民日报》总编辑、以及朱熔基三人合夥行贿，可以想见它在波兰的震动有多大。
在东欧和俄国的共产政权全部垮台之後，不仅那里有了民主选举，而且有了新闻自由，民办报纸和电视等，可谓雨後春笋，不仅大量出现，而且成为了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病态的东欧新闻”的社论，对东欧各国的报纸，包括俄国报纸的非专业化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同时指出，只有两张东欧的报纸是出色的，一张是捷克的《布拉格敬报》（Respekt），另一张是波兰的《新闻报》（Gazeta）。 1996年，我曾在波兰《新闻报》的华沙总部大楼，采访了该报副总编辑培斯维奇（Piotr Pacewicz），得知波兰《新闻报》的全名是《Gazeta Wyborcza》，直译为《选举期间的新闻》，它是在1989年6月波兰全国大选期间正式公开发行的。在这之前，它是一张地下周报，1982年由10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份子创办，秘密发行。现在《新闻报》主要编辑记者都是前持不同政见者，是当年办地下报纸的主力。 该报总编辑米尼奇克（Adam Michnik）是个传奇人物，他曾是“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的朋友，瓦文萨领导波兰人反抗共产主义时，米尼奇克曾领导一个由著名知识份子组成的委员会（KOR），为瓦文萨这位工人出身的异议领袖出谋划策，为此他蹲过六年监狱。波兰共产政权最後被推翻，和波兰这种知识份子与工人两种力量紧密结合有直接的关系。米尼奇克曾被称为“波兰的哈维尔”。 波兰结束了共产党统治之後，立即出现各种民营报纸、电视等媒体。但由於米尼奇克主编的《新闻报》的这种特殊背景，它迅速成为波兰最大的报纸，平日发行40万份，周末约150万份。波兰人口4千万，等於平均每百人拥有一份这张报纸，这个比例超过美国任何一家大报，因为美国发行最大的两家报纸《华尔街日报》和《今日美国报》才各是190多万份。总编辑米尼奇克每星期都在该报上发表一篇政治评论，对於塑造後共产时代波兰知识界的舆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他也被誉为“波兰的路德”。 在波兰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行量居首的《新闻报》自然有大量广告和收入。在有了经济实力之後，米尼奇克所属的《新闻报》集团想收购华沙一家电视台。但这个想法被波兰国会中的部份议员阻挠，他们担心《新闻报》已对波兰，尤其知识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如果这家报纸同时再拥有电视频道，那麽左右舆论的可能太大，因而波兰国会不予通过允许他们收购电视的法律。 去年六月，波兰非常著名的电影艺术家庐．赖文（Lew Rywin）为此事进行运筹，他到《新闻报》集团的女总裁那里游说，提出，如果《新闻报》集团肯拿出一千七百五十万美元给现任波兰总理米勒（Leszek Miller）的话，这位总理会在国会运作，使之通过议案，允许《新闻报》收购那家电视台，并特别强调，这笔钱只是他们收购电视之後收入的5％，明示这是一笔值得做的“交易”。对显然是要求行贿的企图，《新闻报》集团女总裁一口回绝。随後这位女总裁给米尼奇克打了电话，告知此事。米尼奇克不相信这会是他的好朋友、总理米勒所为，立即给米勒打去电话，对方说没有这事。 後来米尼奇克又把这位著名导演邀到自己的办公室，假装对这个交易有兴趣，结果赖文再次提出这个交易，并保证如果《新闻报》肯出这笔钱，总理米勒一定说到做到，让《新闻报》如愿以偿，得到那个电视频道。精明的米尼奇克把这番谈话全部悄悄地做了录音。当天晚上，波兰总理米勒单独宴请了赖文和米尼奇克这两个朋友。 对於这样一个政治大丑闻，《新闻报》一直压著没有报道，足足扣了六个月，去年底在外界有了风声之後，《新闻报》才把它曝光，一下引起波兰舆论大哗，并被国际媒体报道，连美国《纽约时报》也刊发专文，报道和评论这个事件。《纽约时报》认为，米尼奇克这样处理新闻是有问题的，这麽大的政治丑闻被压了这麽长时间不予公开报道，违背新闻原则。知情人分析说，这主要因为米尼奇克是总理米勒的朋友，他为了私情，牺牲了新闻独立和监督的原则。 这件事之所以在波兰引起轰动，不仅涉及到现任波兰总理这样的政治权力人物，而且当事人包括米尼奇克这样的前持不同政见者、波兰知识界名人，以及那位电影导演赖文。赖文不仅在波兰，在整个东欧都是非常出名的，他是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辛德勒的名单”的共同制片人，也是今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钢琴家”的共同制片人，在波兰可谓家喻户晓。这样两个波兰知识界名角，再加上波兰总理这样的政治明星，可想而知，这件丑闻的震憾和冲击力。 波兰结束共产专制之後，瓦文萨当了一届总统就被选下台。接任他的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比瓦文萨还反共，在竞选时就宣称“共产主义时代已经死亡并被埋葬”，并非常亲美，和美国总统布希私人关系密切。去年七月以来，克瓦希涅夫斯基两次访问美国，他是唯一的欧洲国家元首在华盛顿得到布希总统设“国宴”招待。这位非常亲美的波兰总统，和波兰现任左派总理米勒政见不同，关系不睦。 米尼奇克虽然有在共产专制下持不同政见者经历，但在基本理念上仍是一个西方左派，强调社会平等（而不是自由），倾向欧洲的福利社会主义。即使在反抗波兰共产制度时，有人问到米尼奇克当时领导的支持工人运动的知识份子组织KOR是左派还是右派时，他为了不失去西方反共右翼势力的支持，借用朋友的话搪塞说，“我们不是来自左派或右派的阵营，我们来自集中营。” 在米尼奇克获得了波兰新闻监督“第四权”的掌舵人位置後，为了他的左派理念，为了他的同一个意识形态阵营的左派总理朋友的利益和私情，结果做出了违背新闻原则的蠢事。现在连他自己也痛悔“我蠢死了，压了这个报道。”但他不承认是为了和左派总理的私情，而是强调是为了波兰国家利益，说“欧盟”当时要讨论波兰入盟，如果刊出这样的政治丑闻，会影响波兰入会。但这个理由好像并不被人们接受，尤其从《纽约时报》的报道和评论来看，更没有被他的美国新闻同行们接受。波兰第二大报《Rzeczpospolita》的副总编辑斯科任斯基（Jan Skorzynski）说，“我真的弄不懂《新闻报》和米尼奇克，你既然做了录音，就应该发表出来嘛。”因为按照新闻规律，知道这麽大的丑闻，应该马上报道。 从波兰新闻界的这个丑闻可以得出这样的教训： 第一，新闻记者必须坚持自己的界限，不能去直接参与（玩）政治，而应该始终坚持新闻的独立性，以及监督政治人物的第四权职责，不可角色混乱。米尼奇克在波兰共产政权垮台之後，在瓦文萨当选总统时，曾直接参与政治，当选了一届国会议员，後来退出专心办报。这次明显是他“越线”，卷到政治权斗和利益之中。 第二，新闻人员不能为私情和意识形态而牺牲新闻原则。米尼奇克所以陷入丑闻，不仅因为总理是他的朋友，而且更因为他们同属左派，在意识形态上是政治盟友。《纽约时报》对此评论说，在瓦文萨领导“团结工会”反抗共产主义时代，米尼奇克和他主编的地下报纸《新闻报》广被视为“波兰的良心”，但这个丑闻显示，“《新闻报》和波兰都已发生了变化”。 第三，艺术家去玩政治、行贿，结果会身败名裂。虽然赖文是“辛德勒的名单” 和“钢琴家”这两部知名电影的共同制片人，在波兰的名气比张艺谋在中国还大，但这个丑闻使他名望扫地、无地自容。当得知《新闻报》要刊出这件丑闻时，他对总理米勒说，“杀了我，枪毙了我，或让我自杀”。他已感到没脸再活下去了。而对波兰总理米勒涉嫌勒索，国会已组织独立委员会专案调查。 波兰新闻界的这次丑闻表明，对於前共产国家的新闻界来说，坚持新闻原则，坚守记者的职业操守，成为更具专业性的第四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2003年2月25日 |
| 中国反战学者向当局献媚 2003-02-20 |
| 在美国即将采取军事行动解除伊拉克武装之际，西方有很多国家出现示威抗议，尤其是上个星期天，主要在欧洲，有几百个城市同时举行了反战游行。与此同时，一批被称为“左派学者”的中国人在网络上发表了反战联名信，并递交到美国驻北京使馆。出现这封反战信是否意味著中国人可以发出独立的声音，中国知识份子有了言论自由？但无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左派学者们的历来做法来看，都无法做出这样的结论。因为：
第一，反战信的宗旨和中共当局对伊拉克的政策是合拍的。中共外长唐家旋在联大发言反对美国对伊动武，支持法德立场。上星期天的全球反战游行，主要发生在欧洲，上街人数最多的是英国和义大利，因为这两国政府都明确支持美国对伊动武，人家的学者和老百姓游行示威，主要是反对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而中国这些左派学者，则主要是迎合江泽民政府的口径，这和西方左派的反战游行有性质上的不同。 第二，反战信的语言和中共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中国左派学者在反战声明中号召全球华人“团结起来，高举中国人民反帝反霸的传统旗帜”，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该声明把美国比作是一个“一直举著屠刀从未停止过杀戳抢劫的国家”和侵略者，并将伊拉克当作是“敢於对横蛮无理的暴行进行抗争的国家和民族”。“德国之声”电台在报道这一声明时引用《法兰克福汇报》对此的评论指出，中国新左派这份声明的语言风格和口号让人想起中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任何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看到这样的文字，都可能会想起红卫兵的那些反美帝、反苏修的革命传单。但不同的是，那是些中学还没毕业、被灌输了仇恨的小青年们写的，而今天的反战信起草者们，自称是“学者”。也许要重新定义“学者”——“学”会揣摩统治者意愿“者”？ 第三，反战信签署者的人道理由是虚假的。德国之声报道说，这封反战信的主要发起者、现在北京航空大学管理学院任教的韩德强说，“我们发起签名运动主要是出於人道主义立场。”但如果出於人道立场，为什麽面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的暴行，中国的这些左派学者们从来不发出抗议的声音？萨达姆从政变上台，迄今三十多年独揽大权，从无民主选举，即使在阿拉伯世界，他也是一个公认的独裁者。他发动和伊朗的战争，导致双方80万人阵亡。在他统治下，据《纽约时报》1月26日引述人权组织的数字，可能多达20万伊拉克人被迫害致死。仅在1988年他下令使用化学武器，一次就毒死5千多库德人。他侵略科威特时，不仅导致一千多科威特人丧生，而且撤退时还放火烧了科威特730座油井，不仅严重损害了环境，而且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花了400亿美元，8个月时间才扑灭修复）。在过去12年中，联合国通过了17项制裁伊拉克的决议，萨达姆一项都不遵守，完全蔑视国际社会。面对所有这些，怎麽没有看到中国的韩德强们发出一次抗议的声音？他们的“人道立场”哪里去了呢？ 第四，对中国人被迫害无动於衷。不仅对伊拉克人民遭到的苦难不闻不问，对每天都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中国人被迫害，被剥夺权利的无数事实，什麽时候看到这些左派学者从“人道立场”发出抗议的声音？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有150个有名有姓的异议人士被关押在狱中？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现在关押著28名新闻记者（因报道新闻而获罪）？难道他们不知道江泽民政权把1600多名法论功成员关进监狱，340多人被迫害致死？难道他们不知道连北师大年仅22岁的女孩子刘荻也因在网络上发表文章而被北京公安局正式逮捕？面对江泽民政府的这些暴行，怎麽没有看到韩德强等强调人道立场的左派学者们发出一次抗议的声音？他们的人道在哪里？他们的人心在哪里？ 如果这些他们都以不知情来搪塞，但有一点他们是绝对知道的，那就是他们不能上街游行反战，因为江泽民政府虽然反对美国对伊动武，但为了和美国的经济等关系，它还要讲分寸，他们是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个分寸，因此才不上街不游行的，否则以他们反战信口气之激烈，怎麽能不想上街，复制一场文革反帝大游行？ 中国左派学者的反战信，不仅不是言论自由的体现，而且相反，它是中国所谓知识人维护一个专制政府意识形态的一次丑陋、拙劣的表演。 在皇帝金口玉言、说啥是啥的时代，那些簇拥在皇帝周围的宦官们，总是察颜观色，揣摩天子的意图，忽而训斥这个，嘲骂那个，但这种叫骂声不仅绝不会超过皇帝允许的范围，而且传递的都是经揣摩、破译後的皇帝本人的意思。只不过有时皇帝不急太监急罢了。正像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那些专制的御用文人们，“最神经质的一个部份是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忠诚。就像法国人说的，奴仆必须表现得比国王更支持君主制。”中国人是在推翻了清王朝之後，才废除了太监制度。太监的存在，是因为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做後台；所以，只有结束皇帝制度，不管是封建皇帝，还是红色共产皇帝，才可能杜绝最令人厌恶的宦官现象。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3年2月20日） |
| 对伊战争和美国经济 2003-02-16 |
| 早在911事件之前，美国的经济就出现问题，现在道琼指数已从最高时的13,000点，跌至8,000多点，而科技股则缩水70％，纳斯达克从5,000点，跌到现在的1,400点左右。
虽然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经济没有陷入衰退，而在缓慢复苏，但两年多过去了，股市仍然低迷，失业率则攀高；几年前预测的财政赢余前景不仅没有出现，而且布什政府现已在赤字下运作，2004财政年度预算（从今年10月1日开始），预估赤字是1,550亿美元。 美国经济为何低迷？ 为何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股市低迷？最近美国“布鲁克斯研究所”经济学家亨利．阿龙（Henry J. Aaron）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主持的“总统的经济报告”听证会上分析说，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原来科技股市有大量泡沫，结果导致对经济前景预测太高；同时也由於经济的自然循环，过去几年是“高潮”，现在处於“低潮”。这位美国知名经济学者认为，现在美国经济不振，既不是现任总统，也不是上任总统的错，它是经济循环的一个结果，而九十年代的经济窜升，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第二个原因是布什政府上台後，实行强大国防、建构新军事的政策，包括研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发展新型武器，改造军队等，都导致军费大幅增加。2004财政年度美国军费开支将近3,800亿美元，加上每年单列的给能源部核子计划的170亿美元预算，那厶美国下年度的军事预算将近4,000亿美元。除美国之外，其他全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25国）的军费开支，才是美国这一个国家的55％。911造成的经济损失有几百亿美元，而随後美国对阿富汗战争，用了200多亿美元，这次对伊拉克战争，预算是650到900亿美元。 布什总统的减税大战 第三个原因是布什上台後，提出大幅减税的经济政策。布什政府的大幅减税，同时强大国防（结果导致政府在赤字下运作）的政策，并非首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也是实行的这种政策，而且里根总统的减税幅度比现在的布什政府要大很多。美国自六十年代以来有过三次较大的减税： 第一次是民主党籍总统肯尼迪把税收最高等级的90％，减低到71％。当时对美国收入最高者的税收，已达到其收入的90％都要被政府收缴的程度，因而即使是主张大政府、增加税收的民主党籍总统，也不得不做了一定的削减。 第二次是里根总统在任时，大幅度减税，把最高等级的71％的税，一下子削减到28％（其他等级都有大幅削减）。但後来老布什出任总统後，又恢复增税（这也是他第二次连任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竞选时曾有名言：读我的嘴唇，绝不增税），使最高等级税收又增长到39.6％。 第三次则是这次小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把最高等级的39.6％，削减到35％。美国原有五个纳税定级，分别是：15％，28％，31％，36％，39.6％。即收入低的要缴15％，年收入超过28万美元之上要缴最高等级的税。布什总统的减税方案是，把五个等级都降低、并简化为四个：10，15，25，33（最高等级的税由於民主党杯葛，最後仅减到35％）。 美国政府将在赤字下运作 共和党籍的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最後促使了美国经济复苏和繁荣；而民主党籍的卡特总统的增税政策，则给美国经济带来了灾难。两种经济政策，有明显的不同结果。 正是基於这种经验，现在美国多数民众支持布什的减税计划。据美国现在收视率排名第三的福克斯电视台（Fox）1月10日晚间新闻公布的民调结果，62％的美国人支持减税计划，反对者为30％。 在布什当选总统的第一年，他就提出今後10年减税三万五千亿美元的总体计划。在他执政第一年，就向国会提出减税一万三千五百亿美元的方案，该议案在2001年5月23日在参议院通过。最近布什政府提出2004财政年度预算，其中的减税计划，只是上述那个庞大减税计划中的一部份。 按照以往里根总统减税刺激经济成长的经验，以及主张市场经济的学者的预测，这次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仍将通过民众手里有钱（不再多缴税），而刺激消费和经济成长。 虽然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成长，但由於上述的三个原因，美国政府今後几年都得在赤字下运作。按照上述经济学者阿龙的评估，今後10年，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将达到五点五万亿美元，平均每年相当於美国年度国民生产总值（现为10万亿美元）的5.5％。下年度美国财政赤字预估为1,550亿美元，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按照阿龙的推算，未来10年，美国财政赤字将增加三点五倍。 今後六年美国经济将持续增长 但布什政府似乎对美国未来经济持乐观态度，而且去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给了白宫观点一个脚注和鼓舞，因为美国去年经济成长率明显比预期的要好。英国《经济学人》杂在2001年圣诞节时引述经济学家的预测，200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只会有0.6％，但事实上去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是2.4％，比预期的多四倍。 据《华尔街日报》今年2月4日的报导，今後六年，布什政府预测，美国的经济将会连续增长，六年的平均年度增长率为3.3％（远高於2002年的2.4％），而失业率将会控制在平均每年5.3％（现在是5.8％）。 不久前布什总统召集全国十多名经济学家开会，研究经济问题，最後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现在美国经济正在稳步复苏，各种重大指标都没有意外，目前股市低迷，不是经济问题，主要是人们的心理问题，是对伊拉克战争的“不确定性”，导致人们不敢买股票，企业不敢雇人，大众不敢消费，商界不敢长期投资。如果美国对伊战争迅速获得胜利，战後伊拉克稳定，石油输出正常，那厶不仅铲除了恐怖份子温床，增加美国本土安全，同时将振奋美国民心，带动股市高扬，从而加快经济复苏，再次促进繁荣。对伊拉克战争，将成为美国经济的一个振奋剂和推动力。 （原载《动向》2003年3月号） |
| 美国有什麽错？ 2003-02-11 |
| 对於美国即将使用军事手段解除伊拉克武装，无论在西方人还是中国人中，都引起很大的争论，其中批评者的一个理由是，这是美国人为自己国家利益的行动。但这个批评根本没有力量，因为任何国家的建立，它对外的第一个最重要职责是保护本国人民的安全，其次是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现在联合国的192个成员国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全世界无论大国小国，外交都以本国利益为核心，没有例外。这里唯一需要探究的是，美国对外政策核心中的“国家利益”是和人类的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有一致性，还是有对抗性？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从美国在二战、冷战、冷战後（至今）这三个近代历史时期中的对外政策来看，它的国家利益和人类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完全在一个轨道上：
二战的历史非常清楚，美国的对外政策首先是为本国安全，结果促进了世界的安全，结束了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在德日意三个“邪恶轴心”侵略屠杀时，正是美国的参战，才扭转了战局。美国为此阵亡了41万官兵，伤残100多万。没有美国的参战、没有美国人的巨大牺牲，整个欧洲都会被纳粹践踏，整个亚洲都会成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奴隶。 仅以中国为例，中国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後，正是由於日本的入侵，才给了共产党乘机发展、最後夺权政权的的机会；才有了在中共统治下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人类灾难！（《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毛时代的大众死亡”中的统计推算） 据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在其《近代中国的出路》中引述的资料，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2,100万人以上”。按这个比例推算，在日本侵占中国期间，平均每年有262万人伤亡。如果美国晚打败日本四年，就可能还有一千万中国人丧生！正是美国打败了日本，才帮助了中国人结束了被日本殖民、屠杀的历史。 在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主线是遏阻共产苏联的扩张，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约，主要任务是抵御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这个时期美国也是付出相当的牺牲，仅为抵抗共产北韩、北越就牺牲了近10万人的生命。正是美国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军费，才遏阻了共产主义的蔓延；才促使了共产主义在全球崩溃，才有了东欧和俄国人民走向民主、自由的今天。 如果今天“华沙条约组织”是世界最大的军事集团，共产苏联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这个世界会是多麽可怕！虽然美国在冷战中为遏阻共产主义建立统一战线，不得已采取联合“小恶”或不民主的国家（包括李承晚、蒋介石、阮文绍、菲律宾的马可斯，以及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等）的策略是否合适，完全可以讨论、质疑、批评，但美国这个时期对外政策的大方向是遏阻共产势力在全球的蔓延，保障自由世界不被其奴役；它和人类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基本一致。 美国受到最多非议的是後冷战时代的对外军事干预，但从美国对索马里的人道救援、对海地的军事干预（帮助民选总统阿瑞斯蒂复位）、捉拿巴拿马独裁者诺瑞加（使巴拿马走向民主稳定）、结束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人的屠杀（使穆斯林人为主体的波斯尼亚获得独立和自由）、制止南斯拉夫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使80％为穆斯林人的科索沃获得自治），干预印尼军队对东蒂汶人的屠杀（使东蒂汶获得独立），军事打击伊拉克（使科威特从萨达姆的占领中获得解放）、铲除塔列班政权（使阿富汗人民从炸毁千年佛像的中世纪统治下获得自由）等等，都可以看出两点，第一，美国的军事干预，不是以占领、殖民、掠夺那个国家和土地为目的；第二，美国的军事干预全部都受到那些国家的人民和新政府的欢迎。有人说美国是“新的帝国”，但它和以往的罗马帝国等性质完全不同，因为美国没有在它所干预的任何国家建立殖民地，而是促使那些国家走向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且不说在上述干预中大多数都属於人道干预，美国并没有多少利益可图，即使有，美国这种国家利益，也仍然和人类安全、民主、自由的价值在一个方向。 美国对外政策中，第二个最重要的组成部份，是它极力推销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全球化。市场经济是美式民主的最重要基础，它的根本价值还不在经济层面、平等或繁荣，而是人的自由。我们每一个人生存的资本是自己的智慧和创造能力。人和人最基本、最健康、最正当的交往是trade（交易、交换），通过交换，人们可以互享劳动成果，提高生活水准，丰富生命。正是由於智慧的交换，才有了今天巨大的物质文明，所以，自由贸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价值之一。正是为了保护这个价值，美国才致力在全球推广市场经济。 中国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比过去大幅提高，毫无疑问原因是中国走向了市场经济，人们的经济自由度远比毛时代大。所以美国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扩大进出口贸易）而推行全球市场经济的外交政策，同样和人类自由、民主、安全、繁荣的共同价值在一个轨道上；它不仅对美国本身，也对其他国家走向繁荣和稳定有重大益处。今天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当然给两国都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 所以说，美国的两个最基本、最重大的外交政策，推广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在保护美国自身利益的同时，都和人类共同的安全、自由、民主价值有一致性。除此之外，美国是全世界最慷慨、最具同情心的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向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总数已超过一万亿美元，是全球捐献最多的国家。 美国政府设有专门的“对外援助署”（USAID）。上星期布希政府提出的2004财政年度预算（从今年10月开始），对外援助的额度，从本年度的245亿美元，增到274亿美元，增幅11.6％。 这还不包括布希在国情谘文中承诺的向非洲提供150亿美元的爱滋病基金。美国下年度的对外援助，主要是对非洲和中亚国家，仅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三个中亚国家获得的援助，就比去年增加了55％，达一亿七千多万美元，仅对阿富汗教育的单项援助，就有一亿四千三百万美元（中国给了阿富汗20万美元援助）。而联合国虽有192个成员国，美国这一个国家一直承担33％的费用，直到前年才减到25％，仍是四分之一。中国承担的联合国费用少於1％。 美国并不是富得有钱没地方花的国家，美国有太多的领域需要资金。仅以纽约为例，很多中国人抱怨，纽约地铁太破旧，远不如上海、香港、台北的地铁乾净、高级。纽约地铁一年收入约20亿美元，上面提到的美国下年度对外援助的274亿美元，就相等於纽约地铁13年的收入，这笔钱可以改造、提升整个纽约市的地铁系统。911後，美国联邦政府给纽约世贸大厦等经济损失的补助款是60亿美元，还不到美国一年对外国经济援助的四分之一，也不到美国向非洲提供爱滋病基金的150亿美元的一半。有不少美国人抱怨，美国为什麽要管非洲的男人们是不是带保险套，这应该由那些国家的政府来管，由联合国救援机构来管（南非现在三分之一的成人男子是爱滋病患者，每6秒钟就发生一起强奸案，但那里的前总统曼德拉却有脸不断发表反美演说，而不致力管好自己的国家）。但这就是美国人的慷慨！它宁可不花钱改造提升纽约的地铁等很多急需资金的项目，而向其他国家提供经济援助。 即使对独裁者金正日统治的北朝鲜，美国仍是全世界最慷慨的人道援助者。据美国副国务卿阿米塔吉上周二给国会外交委员会的报告，自1995年以来，美国向北朝鲜捐助了价值六亿二千万美元的食品，仅去年就提供了价值六千三百万美元的粮食。 美国除了由政府支出的对外援助以外，还有无数民间组织向世界各国提供巨额援助。这和美国人的慈善文化（当然还和捐款额免税）有密切关系。最近几年美国人捐款的数字是：1991年，美国人捐出1,108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1,243亿美元；到1996年，则上升到1,507亿美元；1999年是1,380亿美元；2000年增至2,030亿美元。即使在美国经济衰退、科技股票缩水70％的情况下（54％的美国人拥有股票），2001年美国人的捐款额仍高达2,120亿美元（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 2,120亿美元是个多大的数字？中国外汇存底才是2,024亿美元（全球第二，第一是日本）。这就是说，美国人仅仅一年捐出的钱，就比中国这样的大国过去几十年积攒的全部外汇还多。可见这个捐款额度多麽大！我无法查到这个巨额捐款中到底有多少用於援助外国，因为美国数不清的基金会在援助世界上各种项目，从教育，到文学艺术，到妇女儿童健康等等。仅比尔．盖次和他妻子的基金会，就在预防爱滋病、儿童教育和健康、图书领域向全世界（主要是非洲）提供了240亿美元的捐助，这个数字相当於本年度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的总额。 那麽美国是不是就美如天使，“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当然不是。它首先利己，其次利人。在有牺牲可能的情况下，它是非常不情愿、甚至不可能单纯利人的。例如，二战时，如果美国早一点投入反法西斯的战争，就会早结束邪恶轴心，挽救更多的生命。但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的民意调查，高达82％的美国人不愿卷入二战。美国是被炸到自己的珍珠港了，才无法不奋起反抗。这次对阿富汗的战争，也同样是由於911炸到自己土地上、近3000平民的生命消失了，才肯攻击塔利班，才有阿富汗人民得到解放的今天。如果伊拉克的大众毁灭性武器不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今天就更难说服美国人民同意去解除萨达姆的武装，因而也就无法有伊拉克人民尽快摆脱独裁奴役的可能。 但无论如何，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从美国的立国之本、自由精神，还是美国的传统价值、道德准则，对邪恶，美国无法不行动；对苦难，美国无法无动於衷，无论这要面对全世界多少曲解，多少咒骂。 对於美国，1999年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教授於2001年底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演讲时引述说，“从政治与经济上看，美国的崛起确实是当代最伟大的事，它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历史。”而义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则在上星期说，“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欠美国一笔巨大的债：我们的自由，我们的繁荣，我们的民主┅┅美国不仅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民主、自由的保护人┅┅每当我看到美国星条旗，我看到的不只是那个国家的代表，而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徵。” 2003年2月11日 |
| 别让仇恨毒死自己 2003-02-04 |
| 17年前的1986年1月底，美国“挑战者号”宇宙飞船升空时爆炸了，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当时我正在深圳办报，当地居民通过香港电视看到了“挑战者号”爆炸的实况转播，连续几天，深圳市民都处在一种悲痛的情绪中，大家都在关心，议论这件事。我们《深圳青年报》发表了一位蛇口青年题为“挑战，即使牺牲，也是壮烈”的文章，热烈赞美挑战者的精神，同时表达了对七名宇航员牺牲的悲痛。我本人也撰文感叹宇航员们代表整个人类向宇宙挑战的勇气和所付出的代价。深圳还有几位年轻人自发地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发了电报，表达对七名遇难宇航员家属的慰问。人们都在为人类共同的损失而痛心。
17年後的今天，又是美国的宇宙飞船出事，“哥伦比亚号”在宇宙航行16天後，在只有几分钟就要回到美国基地的时候爆炸了，又是七名宇航员全部遇难。当美国和全世界有human heart（人心）的人们再次为生命的损失，为我们人类共同的灾难而悲伤的时候，在中国，在美国的中国人当中，竟有人，而且不少人，在网络上表达他们的兴奋，他们的开心，甚至说这是为中国春节放的焰火。 911後，不少中国网民幸灾乐祸，一片欢呼。我当时愤怒至极，撰文痛斥。但这次，我感觉的已经不再是愤怒，而是十二分地伤心。我从来都是一个族群意识极为淡薄的人，同种族，同根生，同血缘，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所寻找和追求的是思想的朋友，心灵的亲情。但是，这次我却无法不强烈地意识到种族、地域。因为毕竟那些恶毒语言来自我所属於的那个种族，那块我所熟悉的土地，使用的是我熟悉的汉语。真是伤心到心都疼。 17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对宇航员家属的慰问，变成了今天的年轻人对宇宙飞船爆炸的幸灾乐祸。在没有了文革，共产意识已经淡化的今天，人心怎麽居然越来越毒？不必强调这只是少数人，它所反映的真实足够令人恐怖。到底是什麽在毒化今天的人心？ 17年前，从知识界到大学校园，人们如饥似渴地寻找西方书籍，寻求西方资讯，充满了对文明世界的渴望，对自由世界的向往。一位当时刚在北京参加了托福考试的朋友说，“排队领取托福申请表的队伍一眼看不到头，难以想像，如果这是领取一张去美国的免费机票，那会是一幕多麽悲壮的情景。”虽然当时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比今天强很多，但在知识份子和大学生中几乎没有反美、反西方情绪。反而是由於一致热衷西化，导致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镇压运动。 17年过去了，中国既没有文明，更没有自由，但为什麽反美、反西方情绪即使不经共产党点火，它也自己发烧？任何一点和西方的冲突都能引起一顿狂热的反美、反西方的发泄呢？一个简单而根本的原因：民族主义。 17年前中国不仅专制残酷，而且贫穷落後，没有喂养民族主义的资本。今天，随著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人觉得有资本了；而且今天的年轻人也没有体验过缺衣短食的艰辛。於是，在专制制度的发酵剂滋养之下，民族主义的毒瘤在中国越养越红火。难以想像，一个经济发达的、独裁专制的、充斥民族主义的国家是多麽可怕。即使在将来的民主中国，它也将是危害社会健康的最可怕毒素。 今天的南韩就是一个可怕的样板。你看无论北韩多麽流氓无赖，但“我们都是朝鲜人”，於是共同的血缘把他们凝固在一起。南韩成为捍卫共产北韩最强的声音。无论美国怎样为了保住南韩人民的自由而牺牲了十万人的生命，而且五十多年来一直付出人力、财力，驻军保护南韩不再受到北韩攻击，但是，美国人就是美国人，朝鲜人必须和朝鲜人一条心。所以，今天南韩可以经济腾飞，南韩也可以在美国的保护下继续享受民主政治，但满腔民族主义情绪的韩国人一点也不幸福，他们实在太不幸了，放著好好的自由、富裕、轻松、开心的日子不过，偏要让民族主义的怒火把自己烧死。 也许由於美国是个历史短暂的、多民族的移民国家，也许更由於美国的自由价值传统，在这里你从来见不到民族主义的狂热。一个简单的例子，尽管上周布希总统发表国情谘文後，美国民众支持打伊拉克的比率上升到70%（福克斯电视台上星期三民调），全国却没有一次支持战争、显示国威的游行。倒是反战示威左一起，右一起。 民族主义的排外心态，可以导致火山爆发般的仇恨。美国由於没有这种民族主义，所以鲜见仇恨的情绪。在美国有十几万，或者更多，近二十年来移民、留学到美国的中国人，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美国人民不仅善良、友好，而且单纯、真诚。即使有些总感到受歧视的中国人也得承认，他们起码没有受到来自美国人的仇恨。 美国哪一次都是极不情愿地、在无可奈何地情况下进入战争。尽管不得不上战场，但那些去阿富汗打仗的美国士兵仇恨阿富汗人民吗？那些去伊拉克打仗的美国士兵仇恨伊拉克人民吗？担心无辜生命的损失是他们最大的恐惧。但是拉登的塔利班却仇恨每一个美国人，因为“杀死每一个美国人”是他们的口号。 再看南斯拉夫中国领馆被炸，无论中国人认为是有意的，还是美国人认为是误炸，都不可以想像美国人会幸灾乐祸：炸得好，那些领馆里的中国人就该死；海南撞机事件，无论中国人认为是美机故意撞的，还是美国人认为是中国灵巧的小战斗机撞上了美国笨重的大侦察机，都不可以想像美国人会叫喊：中国的飞行员摔死好极了。 而在六四屠杀之後，更有数不清的美国人去教堂为那些死去的中国人祈祷，为他们点起蜡烛，他们想到的不是多少中国人死了，而是多少无辜的生命损失了，他们是我们人类的一部份。爱，只有在人类的共同意识中才能生长；恨，则是在民族主义的毒素中膨胀。 至於那些在美国的土地上仇恨美国的中国人，我只是挺可怜他们。人总是尽最大努力往好处走，走到好地方才开心。许多人当年对中国千怨万恨，费尽心机，力尽艰难才来到美国；而来到美国後又开始对美国千仇万恨。共产党给你埋下了一颗仇恨的毒种，但它如果在地球上哪片土地都发芽的话，那你岂不是在哪里都会被毒死麽？美国绝不十全十美，它的毛病遍地都是，你可以愤怒，你可以批评，但别那麽大的仇恨，你的仇恨伤不著美国，却真的很伤你自己。因为充满仇恨的人总是充满暴躁的情绪，无论在工作场所，在社会上，还是在家里，都会难受，不是和自己作对，就是和别人作对，无形中把社会和别人都树成了自己的敌人。暴躁的情绪不仅从来都只能恶化事端，更对你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害。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那些仇恨怒火满胸膛的蒙面人们，或者狂躁地往天上放枪，或者抬著死人吼叫时，总是担心有一天他们会被自己的怒火烧死。 智慧的人让理性主宰自己。理性的人可以愤怒，但却不能允许愤怒演化成暴躁的非理性情绪，更不能是行为。内心燃烧著仇恨的怒火，思想被仇恨枷锁禁锢，你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是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而我们每一个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依赖一个自由和文明的社会环境。 宇航员们去探索宇宙的奥秘，得益的是我们全体人类。就像比尔．盖次是美国人，但我们全世界的人类都受益。中国那些渲泄对美国仇恨的人使用的是美国人发明的电脑，是从美国发达起来的电脑网络。 世界正越来越走向一体，各种族无论怎麽互相排斥，人类的合作只能越来越多。在“哥伦比亚号”里是五个美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个以色列人，而现在还在太空工作著的宇宙飞船里是两个美国人和一个俄国人。而在以後的宇航飞行中，完全有可能会有美国人和中国人肩并肩地一起探索宇宙的深奥，一起分享揭示大自然秘密的喜悦；而民族主义的仇恨就是在摧毁这些人类共同的、可以共用的美好价值，同时也在毒化、摧残你自己。 2003年2月4日 |
| 中美媒体不同在哪里？ 2003-01-28 |
| 美国的报纸和中国出版的报纸等媒体，严格说难以从新闻专业角度比较，因为一边是按照新闻规律办的报纸，按照英文newspaper的字面意思直译为“新闻纸”；而在中国出版的官方报纸，本质上是“伪报纸”，虽然它也用新闻纸张印刷、用报纸的形式，有标题、照片，还有新闻导语、新闻由头等等，但它缺乏报纸的灵魂：真实。前《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曾说，他所编辑的这家中国最大的党报，只有上面的出版日期是真的。话虽说得有点绝对，但也基本说出了共产党报纸的本质特征。
但在这种出版伪报纸的地方，却激烈批评美国的报纸是政府左右，是大财团控制，反映富人的利益（以妖魔化美国出名的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就这麽教学生），而同时歌颂中国的官方报纸比美国的还客观。 因此从这个角度，也许值得比较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报纸谁更有自由，谁更真实，谁更客观，使人们能更看清中美两国媒体的不同。 第一，哪里的报纸受到政府控制： 从新闻的历史可以看到，自从人类有了报纸等之後，大众传媒就一直伴随著被控制的命运，而且最严厉的控制来自政府。 政府控制媒体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最利害、也最有效的方式是政府直接拥有（占有）报纸、广播、电视等等。什麽东西只要是属於自己的，那就最有条件控制和支配。 共产国家的新闻状况最能说明这一点，无论在前苏联，还是今天的红色中国，无论是前苏联发行量最大的《真理报》、《消息报》，还是今天主导中国舆论的《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所有共产党国家媒体的特点是，报纸、电视、电台、杂等等都是政府出资办的，属於政府的财产，在行政上必须接受政府的领导和管理，而编辑记者都是领取政府工资的国家干部，从而在制度上成为政府的一部份。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报纸应该反映出钱者的理念和意志。但前苏联和当今中国的问题是，政府在拥有全部的报纸、电视和电台等媒体之後，禁止其他任何私人办报；等於在垄断报业的同时，消灭了报业市场，从而形成了舆论的垄断和操纵。 今天中国大约有2050家报纸，虽然已组成了17个报业集团，但这些报业集团和西方的报业集团有本质上的不同，人家是私人办报，报人之间联合成集团，或一个新闻报人同时办有多种报纸和杂等，自成报业集团。而中国现有的全部报业集团，都要受当地政府（和党组织）领导，都不是真正私营的。而没有私营，就没有独立，而没有独立，就不会有客观和真实。 美国的报纸从来就是私营的 美国的报纸等媒体，从一开始出现时，就是私营的，没有像中国的媒体那样经历过一个被党和政府没收或改造成国营报纸（中共建政时）的过程。美国在二百多年前建国时，就面对一个私有制的社会，当时的各种报纸，像其他私人公司一样，属於不同的个人或商团，是私有企业的一部份，政府就像无法把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一样，也无法把报纸国营化。当一种东西不是自己拥有的，想进行控制就不是那麽容易了。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距今170年前写的那本《美国的民主》中描述他的观察说：美国是从欧洲来的移民和异教徒在一片荒芜广袤的土地上建立的新国家，即使在被视为非常落後的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他们在全体还过著裸体生活的时候就出了一份（私营）报纸。我还把这份独特的报纸带回法国几份。”而那是1831年，比中国的918事变，还早100年。 而且从美国开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那句论述报纸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名言（在报纸和政府之间，我认可选择有报纸而无政府，而不是有政府无报纸），也可看出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不仅没有想把报纸收回国有的意思，而且对报纸独立性的意义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第二，哪里的报纸被一个大财团掌控： 因此今天连共产党的宣传机器，也不好意思说美国的报纸是受政府控制，毕竟人家是私营的，这样说，实在没有说服力。因此中共的御用教授李希光们只好强调说，美国是大财团办媒体，报纸等要服从大财团的利益和意志等，言外之意，美国的报纸仍不是独立的，而是被少数富人控制和支配。 美国是个私有制的国家，报纸不属於政府所有，那麽它只能被私人所有，而当个体的商人发展成大的财团公司，那麽它拥有的报纸等媒体，自然就是属於财团所有，被私有企业掌控。 但美国的媒体即使被财团控制，它们也是被各种不同的财团控制，仅华尔街列出的大公司就有500家。不同的财团由於拥有者的政治理念不同，导致不同财团拥有的媒体的立场不同，因而形成媒体的不同声音。 而中国的媒体，虽然有二千多家报纸，但出钱的是一个“老板”，即中国政府。当所有的媒体都被政府拥有，政府其实就等於是一个“大财团”，那麽中国的所有报纸发出的是一个财团的声音，反映的是一个财团的理念，它是一元的；而西方多种财团办的报纸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是多元的，给读者听众提供了不同的信息和观点。 而且美国财团的拥有者也不是少数的个人，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购买股票，从而成为公司的股东和拥有者之一。据统计，现在有53％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定的股票。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只是持有最大股份，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也就是百分之十几而已。因而大公司的老板必须考虑持公司多数股份的其他人的利益。 美国报纸总有一派更严厉监督执政党 在美国，虽然有数不清的财团，但其政治理念并没有数不清。就像美国政府主要由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一样，财团主要也是两种政治倾向：左派和右派。两大派别的主要分歧体现在经济领域，左派强调大政府、高福利、向富人多征税（然後通过福利制度再分给穷人），重视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调节管理作用，其基本理念是强调社会平等。右派则强调小政府、大社会，减税，削减福利，强调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重市场经济，其基本哲学是强调自由（竞争），在竞争中获得相对的平等，重视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财富的平等。经济以外的主要区别是，在对外政策上，右派更多强调自己国家的利益，左派强调人权外交；右派更重视军事，主张强大国防，左派则强调裁军。 美国建立两百多年来，基本由这样两种理念的政党轮流执政（体现右翼理念的保守派共和党，和反映左派观点的自由派民主党）。左派民主党更多代表的是人类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憧憬，它的主要基础是大专院校的教授、学生、知识份子、好莱坞，以及穷人。右翼共和党则更多代表的是一种现实主义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它的主要基础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富人和商界。这也是前者更多强调平等和政府干预经济（分配财富给穷人，均贫富），後者更多强调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削减福利、迫使穷人劳作致富）的原因之一。 美国的报纸等媒体，基本也是这两种理念的反映者、传播者和两种不同群体的代表者。美国目前有1509家日报，主要大报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芝加哥论坛报》等，两大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以及三大全国电视台，基本都是左派主导的媒体，它们的读者自然以上述左派群体为压倒多数；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标准周刊》、《国家评论》，以及各州的主要地方报纸，基本是偏右的保守派报刊，读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商界和专业人士，以及强调个人自由意志和完全市场经济的知识份子。在有线电视中，两大台CNN和福克斯（Fox），是一左一右，相互激烈竞争（创办才7年的福克斯台的收视率已超过有23年历史的CNN，福克斯的主要政治评论节目，收视率是CNN的一倍以上）。 由於美国政府和媒体都有左右两大派，所以两大政党不管哪个上台执政，都会有一种和它的政治理念相对立的媒体，自然地成为它的严厉的监督者和批评者。比如，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右翼媒体则更多是左派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者；而现在共和党籍的小布什总统执政，左派媒体则用放大镜挑布什政府的毛病。 不仅在美国，在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例如英、法、德、意等国，都是左右两种理念的政党轮流执政，而这些国家的主要报纸，也是按照这两种理念而分野。如英国的《卫报》、法国的《解放报》等就是左派报纸；英国的老牌报纸《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金融时报》，法国的《费加罗报》、德国的《世界报》等，都是右派报纸。连实行了民主政治半个多世纪的日本的主要大报也基本形成了这种趋势，比如《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偏左，而《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则右倾。 除了西方比较强调的三权分立政治架构，媒体要成为监督政府和权力者的“第四权”之外，这种两党两种理念、媒体分为两派两种倾向的政治现实，也导致美国政府无法影响全部媒体，尤其是和这届政府的政治理念不同的那种媒体力量。 第三，哪里的法律更有利新闻自由： 中国迄今没有新闻法。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等曾致力制订给报纸等多一些自由空间的“新闻法”，但一直没有成功。毛泽东曾说，不用弄那麽多法律，限制自己。没有法，共产党就可以“随‘党’所欲”，把报纸等作为一党的宣传工具。 不要说中国没有保护新闻自由的系统法律，连新闻诽谤法、媒体泄密法等具体法规也没有，因此今天中国报纸和记者涉及到的诽谤和泄密等新闻官司，几乎都是当地司法部门各自为政，自行解释和裁决，很多裁决都不利於新闻自由。据国际记者协会的统计，中国迄今仍有20多名记者因泄密等罪名被关押在狱中。 在美国历史上，记者被以诽谤、间谍或泄密等罪名告上法庭的也不乏其例。但美国的这种情况由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两个著名新闻案例而得到里程碑般的改变。 中国是条文法，而美国主要是案例法，以法院对具体案子的审理为今後同类案例提供司法原则和判案标准。七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了两起对美国新闻和言论自由影响深远的案例，一个是阿拉巴马州警察局长告《纽约时报》诽谤案，另一个是美国国防部告《纽约时报》泄密案。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都是有利於新闻自由，并限制了政府机构的权力。 在裁决上述诽谤案时，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判决诽谤成立的“三原则”：原告如果是政府官员或公众人物（一般平民不受这个限制），必须提出这三种证据，1，报纸的报道与事实不符；2，对当事人名誉构成损害；3，报纸有“事实恶意”，即报社事先就知道不是事实，或不加核实而有意陷害、诋毁当事人。显然即使当事人能够提出前两种证据，第三种也极为（！）困难，因为怎麽来证明报纸事先就有预谋？ 同时更重要的是，後来最高法院还裁决，举证责任在原告，而不是被告。这是一项巨大的有利於新闻媒体的决定，因为如果某人告报纸，说媒体诽谤他参加了文革大批判组写过整人文章，那麽要由原告提出他没有参加的证据，而不是由报纸出示他参加过的证据。因为谁负责举证，谁更困难。如果法院要求作为被告的媒体来做举证这个最困难的部份，那就加大了媒体的责任以及媒体被判有错的可能。 对上述泄密案的判决也是完全有利於新闻自由。最高法院在审理五角大楼状告《纽约时报》刊登越战文件是“泄密”一案时，最高法院也是首次提出泄密案成立的“三原则”：不管报纸刊登的是从哪里获得的机密，报纸都有权利（和权力）向公众提供这种信息；只有这种机密造成“1，立即的；2，重大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时，才可考虑裁决为泄密。 在自由国家，政府想限制新闻的两种主要方式就是“诽谤”和“泄密”，当美国最高法院对泄密和诽谤做了有利於新闻自由的阐述和判决之後，美国的报纸等媒体就等於获得了巨大的自由空间。从此之後，美国政府想以法律限制新闻的余地更加缩小，几乎无计可施了。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第一步 中美两国报纸等媒体的不同还有很多，从技术上来说，像中国实行通讯员投稿制度，由於不对自由来稿进行严格的事先事实核查，导致出现很多假新闻（有专门制造假新闻的个体户）。而美国的新闻报刊，基本不接受外稿，新闻由自己的记者采写，以保持负责任的、真实度更强的专业化报道。中国报纸等媒体的很多骨干是从基层的党委宣传部干事提拔上来的，而美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几乎都受过专业新闻训练，从地方报纸一点点做起，以新闻工作能力升迁。 新闻自由和定期选举是民主化的两个重要标，台湾的民主化就是从开放党禁（多党选举）报禁（自由办报）开始的。中美两国新闻的最大不同，就在於中国迄今没有开放报禁，还没有私营报纸，同人办报；报纸等媒体还被政府控制，是党的工具，而不是大众公器。因而中国社会开放和走向民主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是争取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没有这个自由（没有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发表和传播），其他自由都无法谈起。 （载《动向》2003年1月号） |
| 美国打伊拉克的法理在哪里？ 2003-01-28 |
| 经过60天检查，联合国武检团昨天提交了报告，结论是伊拉克没有真正接受联合国决议，没有实质性支持武检，并隐藏了大量炭疽病毒等生化武器。在美英15万军队向波斯湾集结之际，法德公开反对军事行动，要求再给武检团二个月或一年时间。美国认为，巴格达是在拖延时间，如果联合国不采取行动，美英将单独对伊动武。美国的这种宣称有没有法理根据？当然有，因为：
第一，巴格达违反协议在先，美国有权惩罚。 12年前，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导致美国军事干预，爆发了波斯湾战争，美军以100小时地面战，打败了伊拉克，萨达姆无条件投降，和美国签署了停战协议。但停战之後，伊拉克继续发展军力，研制生化和核武，并支援恐怖份子等。联合国前後通过10多个制裁伊拉克的决议，但巴格达根本不予理睬，并在1998年驱逐了联合国武检人员，完全蔑视国际社会和它自己签署的停战协议。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停战协议的另一签署国，美国有权继续当年的波斯湾战争，使用武力迫使伊拉克回到原来签署的协议上来，从法理上说美国并不需要联合国再次授权。 这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和美国等签署了停战投降协议，如果日本後来不遵守这个协议，继续走军国主义道路，对外构成威胁，那麽美国有权对日本再次采取军事行动，用武力迫使它回到原来协议的立场，而不需要再得到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授权。 第二，对恐怖袭击必须先发制人。 伊拉克有2,400万人口，44万平方公里国土（相当於12个台湾），这麽大的地盘和人口，联合国派去那麽几十个人怎麽能查得过来？别说查整个伊拉克，即使仅查一个巴格达，也很困难。看到电视画面上联合国武检人员拿著手电筒在巴格达的房子里照来照去的画面，简直像玩小孩子捉迷藏游戏。伊拉克不允许任何一个它的核武专家单独接受武检人员面谈，威胁说谁接受面谈就杀他们全家。这本身难道还不足已说明全部问题吗？ 伊拉克拥有生化武器是国际社会周知的，因为它不仅在和伊朗战争中使用过，也曾用它屠杀自己的人民，1988年有5,000多库德族人被生化武器毒死。连《纽约时报》在2月26日反对马上对伊动武的社论中也承认，“萨达姆．侯赛因是个残忍的独裁者，这个政权只配被推翻。任何知道萨达姆历史的人都不会怀疑，他正在秘密地发展大众毁灭性武器。” 巴格达支持恐怖份子也是国际社会周知的，该国外长公开宣称，对使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也包括中国民工）的所谓巴勒斯坦“烈士”的奖赏从2.5万增加到4万美元。《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沙费尔在昨日的文章中说，盖达组织在伊拉克北部活动，建立毒气试验室。从阿富汗逃出来的盖达领导人也躲藏在巴格达。美国国务卿鲍尔前天在瑞士讲话说，伊拉克和恐怖组织盖达有密切联系。911事件已证明，恐怖份子获得什麽武器都会使用，一旦拥有核武和生化武器，人类付出的代价将是无法估量的。 如果历史可以像录影带一样倒转，回到911事件之前，那个时候如果美国提出军事铲除阿富汗政权，否则会发生大灾难，今天的这些反战人士，包括法国德国会同意吗，显然不会，绝对不会！他们一定会以现在的理由反对，说“没有足够的证据”。有了一次“911的证据”还是不够，难道他们非要等到整个曼哈顿被核武炸沉，或者巴黎、法兰克福被生化武器弥漫，才会吸取教训？ 如果在911之前美国要对塔列班采取军事行动，全世界肯定会有更大规模的反战游行。而在美国的反战游行队伍里，很可能就有那些後来在911中遇难的人们，更可能会有他们那些在哈佛、耶鲁、伯克莱大学读书的子女们。人类的悲哀就在於，不仅很多人只有杀到自己头上才明白，更有人即使杀到他头上，也醒不过来。而那些认清邪恶的人也得跟他们一起倒楣、陪绑。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中东问题专家弗瑞德曼在2月22日的专栏中说，“我们可以用传统武器威慑伊拉克，因为萨达姆爱他自己的生命超过仇恨我们的生命。但我们无法威慑那些用911人肉炸弹攻击我们开放社会的亡命徒，因为他们恨我们的生命超过爱自己的生命。”所以萨达姆的核武到了那些恐怖份子，後果不堪设想。 联合国宪章第51条是“当一个国家受到威胁时，它有权自卫”。美国对发展大众毁灭性武器的伊拉克“先发制人”，解除它的武装，是一种为了自己和世界安全的自卫。联合国作为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成立的国际组织，理应承担这种责任，但它如果不这样做，还要杯葛美英等国承担这个责任（和牺牲），那麽美国就应像上次对科索沃战争那样，单独采取行动。历史会证明这种行动的道义性。 第三，使伊拉克人民获得解放。 伊拉克异议作家、现在美国波士顿布兰戴大学担任教授的马基亚（Kanan Makiya）曾悲愤地说，人们谈到对伊动武时，理由是美国不被袭击，或是保证世界安全，或是石油利益等，但就是没有重视伊拉克人民被奴役这个因素。 据《纽约时报》1月26日“侯赛因到底杀了多少人”中的数字，在波斯湾战争中，萨达姆军队杀害了1,000多科威特人。萨达姆正开展名为“恢复信仰”的运动，让所有伊拉克人对他“三忠於，四无限”，连在公开场合喝酒也被定为“犯罪”。而被指控为妓女的人，则被公开处决。萨达姆的38岁长子乌贼．侯赛因（Uday Hussein）亲自指挥行刑队（都穿黑衣，戴面罩），把那些被指控为妓女的人，押到闹市区广场，逼迫她们下跪，然後一个个砍头。 1999年，伊拉克的监狱人满为患，萨达姆下令，处决犯人，腾出地方。结果监狱为达“指标”，不论刑期，大批处决犯人。据国际人权组织的数字，在萨达姆统治下，可能有20万伊拉克人被秘密员警抓走，最後被杀害。 马基亚曾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上说，上次波斯湾战争，美军轰炸巴格达时，很多伊拉克人站到房顶上欢呼，等待美军来解放他们。但是，美国半途而废，让他们极为失望。上述弗瑞德曼的专栏文章说，今天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年轻人在祈祷，希望美国不仅干掉萨达姆，也干掉所有阿拉伯国家的独裁者，让他们获得自由。马基亚呼吁，仅仅是为了伊拉克人民结束被奴役，美国也应该对伊动武。这也是不久前在伦敦聚会的300多名伊拉克异议团体代表的一致呼声。 第四，把阿拉伯专制世界打开一个缺口。 阿拉伯联盟有22个成员，没有一个实行民主选举。据不久前联合国公布的由阿拉伯学者撰写的报告，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不仅落後於世界（全部22个阿拉伯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一个西班牙），并普遍缺乏三样东西：自由，现代教育，女性权利。 如果萨达姆政权被结束，伊拉克像阿富汗那样走向民主，那麽等於在阿拉伯铁幕世界打开了一个缺口，从地缘政治来看，一个走向民主的伊拉克，对周边的阿拉伯专制国家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埃及、沙乌地阿拉伯，以及君主国科威特等都构成冲击，尤其是对伊朗，等於形成都有美军驻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前後夹击的战略格局，对改变中东局势具重大意义；同时对解决巴以冲突也有关键性作用，因为阿拉法特和他的恐怖组织一直靠伊拉克等提供财源（在上次波斯湾战争时阿拉法特支持萨达姆）。 从布希政府的举动来看，目前还在努力斡旋，希望能再次获得联合国授权。但从上述四点来看，联合国的授权不仅并不是必须的，而且联合国本身的道义性基础也存在问题，因为它的192个成员国政府，并不都是通过民选产生的，并不真正代表那些国家的人民。美国等民主国家进行一人一票的选举，但从不给监狱的罪犯投票权。联合国成员北朝鲜、古巴、利比亚、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中共、越南、缅甸、巴基斯坦等很多国家的政府，都不是经人民自由选举产生，这些政权本身的存在就不具法理，而美国铲除萨达姆政权的行动必须要得到这些本身就是独裁的国家的授权，在逻辑和道义性上本身就说不通。最近人权记录最差国家之一的利比亚“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这就如同由一个强奸犯出任“保护女性协会”主席一样荒唐），这样的联合国还有什麽原则、道德可言？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在上星期天的专栏中说，如果不得不打这场战，那就干吧。“在那个急需改革的阿拉伯世界，如果伊拉克能够进入民主之路，刺激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变革，我们的子孙就可以有更好的机会生活在一个更安全的世界。这场对伊拉克的战争将对中东地区是个震荡，但是，如果我们处理得好，那就有机会使它成为一个‘震荡疗法’。” 现在就看小布希有没有邱吉尔那种力排众议、独胆反抗纳粹邪恶的魄力和能力，不去看那个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毁了整个欧洲的德国的脸色；不去看那个面对希特勒只知道举手投降、丝毫不抵抗，并协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法国的脸色，真正为美国和世界的长久安全与和平负责，再次承担起领导自由世界的责任，为铲除全世界一切独裁专制，迈出关键的一步！ 2003年1月28日 |
| “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 2003-01-22 |
| “我爱伊拉克，轰炸德克萨斯”，这是十月份华盛顿反战示威中的一个标语。911之後，在美国铲除塔列班政权之前、目前可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西方国家举行了多起反战示威，而且很多知识份子相当狂热地投入：美国有7,000位“知名人士”在报上连署了一个整版的反战公开信；120个加拿大“名人”也联合发表宣言说，对萨达姆开战是“不道德”的，使用武力打击伊拉克的任何军事目标都是“不可思议”的。美国知名的极左派、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则在全美37个主要城市逐个组织“不要以我们的名义（开战）”的反战集会。
这些反战者的理由是否有道理？是否有理性？为什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土地上，会出现像阿拉伯世界那种狂热的反美、反西方者？ 反战者的主要口号是“反对一切战争”，自视为“和平主义者”。热爱和平没有错，但人类的历史已无数次证明，和平并不是用反对一切战争而获得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清楚地展示，在必要时不使用军事手段，和平根本无法获得。这里的关键是，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把这两者完全不分，或故意混淆，不仅维护不了和平，结果往往是帮助了暴君，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从常识和基本逻辑来说，“和平主义者”要反战，那麽他们应该首先反对最早的发动战争者，而不是抵抗者。在二战时，要反的应该是希特勒，而不是英美反抗者；在冷战中，要反的应该是向全世界扩张的共产苏联，而不是遏阻共产主义的美国和北约；今天，要反的是屠杀了三千多平民的伊斯兰原教旨者和制造大众毁灭性武器的萨达姆政权，而不是致力反恐、要解除伊拉克武装的美国。 但这些反战者的行为，说轻了，是本末倒置、是非不清；说重了，是故意混淆黑白，以“和平”的名义，默许、纵容和帮助萨达姆等威胁世界和平的独裁者。 反战者另一个理由是，战争会伤害平民，他们自视为“人道主义者”。但正义战争导致的平民伤亡，和非正义战争有意屠杀平民，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更不可混淆。在二战中、在十年前的海湾战争中、在不久前的阿富汗战争中，都有一定的平民伤亡，但这是人类为反抗邪恶不得已而付出的代价，它和纳粹、东条英机们，以及萨达姆、塔列班们有意杀害平民的本质完全不同。今天美国要使用军事手段解除萨达姆的武装，可能要付出一些平民伤亡的代价，但如果不这样做，伊拉克的平民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将付出（一直在付出）更多、更大的伤亡，且不说巴格达政权研制核武和生化武器会威胁美国、以及全球更多平民的生命。 伊拉克异议作家、现在美国波士顿Brandeis大学担任教授的马基亚（Kanan Makiya）写过几本有关伊拉克的书，其中《残酷和沈默》（Cruelty and Silence）和《恐惧共和国》（Republic of Fear）最为知名。在《残酷和沈默》中，这位伊拉克出生的作家见证了萨达姆．侯赛因使用生化武器毒死了他全家的惨剧。萨达姆在1988年使用毒气，杀害了五千多伊拉克平民，其中包括马基亚的家人。他在书中写道：“当我来到靠近我们家房子的小河边，看到了倒在地上的母亲，她的嘴还咬著河床的沙子。所有我们家的成员都跑向河边，因为我曾告诉他们，水可以对付化学毒气。当他们跑到河里的时候，多数都窒息或昏厥，倒在河里淹死了。我把母亲的身体翻过来，她已死了。我想亲吻她，但我知道，这样做化学毒剂就会传染上我┅┅我继续沿著河边走，发现了我的九岁女儿，拥抱著她的婶婶，她们都被毒死在河边。後来我又发现另外一个侄女的尸体。┅┅我来到家里的房子，在二、三百平尺的院子里，我看到我们家庭的十多具尸体，我的孩子，我的兄弟，我的父亲，我的侄女和外甥┅┅我的兄弟和我妻子的鼻子和嘴都冒出了血┅┅我家里的25个成员都这样被毒死了┅┅我非常痛苦，流了无数的眼泪，最後眼泪都哭乾了。我们没有能力再感觉任何事情了。” 我不知道那些举行示威的“反战者”是否读过马基亚的书，是否曾想过伊拉克在萨达姆统治下每天发生的“平民伤亡”。他们如果不是在用双重标准，就是故意混淆概念。 在可以自由获得资讯的西方，为什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简单分析说，主要有这样四个原因： 第一，无知，缺乏基本逻辑能力。美国好莱坞历来是反战大本营之一。很多明星是知名的反战者。但这些明星经常闹出常识性的笑话。例如目前好莱坞最狂热反战的是女星芭波拉．史翠姗（Barbara Streisand），这位明星写给国会的抗议信，竟把萨达姆说成是“伊朗领导人”，一个连伊朗和伊拉克都分不清的人，却“正义凛然”地指责国会决议；而且她的信还被指出许多英文拼写错误，成为晚间电视脱口秀的笑料。 歌星麦当娜的前夫辛．潘（Sean Penn）是出名的浪荡公子；当年和麦当娜结婚时，面对媒体拍照的飞机，他在沙滩上堆出骂人脏话：“F--- You！”但这次在伊拉克问题上他却“严肃”起来，不仅发表强烈反战言论，还跑到巴格达去做秀，慰问那里医院的儿童，成为“反战”主力。 当年狂热反越战的好莱坞明星简．芳达，曾在河内头戴越军钢盔、使用越共高射炮，模拟对空中美国飞机射击，进行反美宣传。最近两名美国作家出版了《支持和慰问：简．芳达在越南》（Aid and Comfort: Jane Fonda in Vietnam）的专著，揭示这位最近和她的极左丈夫、CNN总裁泰特．特纳分居的女星当年反美拥共的细节。简．芳达後来为她的愚蠢行为向美国人民道了歉，但她至今仍是左派反战大合唱中的一员。 第二，从意识形态和书本理论出发，不面对现实。西方的反战者并不都是史翠姗和辛潘这样只会演电影、做假戏，没什麽知识的人。上面提到那些美国、加拿大签名信的人，几乎都是大学教授等知识人，那麽面对人类的邪恶，他们的头脑哪里去了？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在他研究西方左派的专著《知识份子》（Intellectuals）中对此解释说，因为他们总是从意识形态出发，不是面对现实，不以“人”为中心。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生活在学院和书斋中，常有理论脱离实践的幼稚病。他们从理论出发，把美国之外的世界（尤其是极权社会）进行乌托邦式的“美化”，这些学者中很少有人真正在共产国家、在阿拉伯极权国家长期生活过，他们对那个世界没有切身的体会和了解，全凭著意识形态的想像来美化那里的人文环境，包括那里的统治者；於此同时夸大、渲染他们所居住的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缺点和不足。例如萨特当年曾在巴黎歌颂斯大林，泰南（Kenneth Tynan，英国戏剧家）在海德公园组织过支持卡斯特罗的集会，获诺贝尔文学奖多次提名的美国作家菲力浦．罗斯（Philip Roth）则把美国反恐嘲笑为“沉醉於国家性自恋”。 但也有左派知识份子，他们早期有乌托邦幻想，但接触到真实後，他们扬弃了脱离现实的理论。《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奥维尔就是这样。这位以这两本经典小说揭示了极权世界本质的思想家，原来也是一个的左派，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前往支持共和军，但在那里的经验，和他原来信仰的理论发生了冲突。奥维尔的伟大之处在於，他服从现实经验（真实），而放弃了曾信仰的理论，并最终用文字为共产主义掘墓。 前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Jan Wong）早年曾狂热地信仰毛泽东的革命，为此放弃西方生活，到北京去学中文，亲身体验社会主义。但在红色中国生活多年的真实生活经验，使她的乌托邦幻想破灭，於是她在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承认了自己当年狂热相信的只是一个神话和谎言。 现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的知名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也是这样，他曾撰文说，早期他相信毛的共产主义，但去中国之後，在那里的经验和亲身体会，使他发现了真实，成为美国学者里对中共极权统治勇敢的批评者之一。 第三，狂热，缺乏理性。知识份子多为读书人，按理说应该比平常人更多一些理性，更少一些情绪化的狂热。但西方左派和反战者的表现则恰恰相反。在反战游行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意识形态式的狂热。911後美国的每次民意调查，支持军事打击伊拉克的都占50％以上，说明多数美国人支持对伊拉克采取强势政策。但在美国却没有什麽支持对伊动武的游行示威；而是那些反战者，动不动就上街，举行充满情绪化的游行。他们（以及反经济全球化示威）的那种狂热劲儿，颇有法国大革命中的群氓，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那种要翻身、要造反，要砸烂秩序的暴力劲头。狂热、缺乏理性者本质上不是知识份子，无论他有多少文化。难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说，“狂热是知识份子堕落或绝种的结果。” 第四，钻言论自由的空子，仇恨美国。美国反战最狂热者是乔姆斯基，他在越战时就宣称，越南是最民主的国家，美国最糟糕。这次911恐怖袭击之後，乔姆斯基又写了一本书，把这一切归罪於美国，其调子和阿拉伯世界的反美者几乎一样。越战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乔姆斯基从没改变对美国的攻击，总是把美国描绘成世界上最可怕的国家。但乔姆斯基却绝不离开这个他认为“最糟糕”的国家，到他认为“最民主的”越南或其他地方。这说明在他心里，到底哪好哪坏，他是清清楚楚的。他就是要钻美国言论自由的空子，来渲泄反美、仇恨美国的情绪；那些举著“我爱伊拉克，轰炸德克萨斯”标语牌的反战示威者，都是乔姆斯基式的仇恨美国者灌输出来的“小乔”而已。 冷战结束後，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後的人》中说，共产主义失败後，自由主义已打败天下无敌手，历史已终结。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结尾都是悲观的，可能就是因为他预测到人性的弱点和左派狂热的後果。西方左派的这种狂热劲头和发展势力，不仅验证著“历史远没有终结”，而且自由的敌人绝不仅在西方之外，更在西方社会的内部。正如美国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以自己一生从激进的左派、到激烈地批评左派的经验所总结的那样，“西方左派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 （载《开放》2003年1月号） |
| 吴征为何要“庭外和解”？ 2003-01-21 |
| 去年这个时候，“巴灵顿博士”吴征找的律师事务所发出了威胁信，要求我们立即停止发表对吴征的批评，否则承担“一切金钱损失”和“被起诉”的法律後果等。虽然我来美国後，非常注重研究新闻诽谤案，对美国法律对新闻自由的保护相当有信心，但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找了律师朋友商量，准备“应战”。因为我怎麽可能被他们这麽一吓唬就不再写了呢。
一年过去了，从接到吴杨律师信至今，我粗略算了一下，又写了29篇调查和批评吴征杨澜的文章；但一直没有再接到吴征的律师信，也没听到“吴博士”要上法庭真的一“搏”的消息。倒是上个月吴征杨澜夫妇到纽约，一边登门拜访各家华文报社（以确保海外主要印刷媒体不登批评他们的文章），一边要宴请有关媒体人员和我一起吃饭，明显是要“庭外和解”。这“巴灵顿博士”和“哥大笑董”的思维方式一直都是超出我的想像，原告者竟然试图要以“鸿门宴”与被告和解。我们当然拒绝了赴宴。 从当初送交律师信气势汹汹地威胁，到现在提出一起吃饭和解，吴征杨澜怎麽一路退却了呢？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官司必须得在纽约打（按常规，在发表文章的媒体所在地）。他们找的那个曼哈顿的律师事务所非常对口，以擅长打诽谤和商业不正当竞争官司而闻名。他们曾代理美国《时代》周刊公司被印尼总统苏哈托状告诽谤一案（苏哈托索赔270亿美元。吴征找这麽大的律师所给我们发信，可能也没少花钱），以他们对美国保护新闻自由的法律的了解，知道这个案子在纽约打根本没有赢的希望。律师的最大目的是要打赢官司，只有赢了官司他们才有钱可赚。吴杨找的律师当然也一样。为他们写一封律师信吓唬一下当事人很容易，一旦真的要接手这个案子，就要全盘评估，有无胜算可能，如果完全没有，他们根本赚不到钱，就不会接这个案子。 但是，如果吴征在中国和我们打官司，我们则几乎肯定会输。最近看了多维网刊载的耶鲁大学华裔教授陈志武关於市场和新闻监督的文章，更感到这一点。据陈志武的研究，当中国媒体被企业或个人以名誉侵害而起诉时，媒体在第一审时败诉率高达69.27％（而在美国，媒体的败诉率仅为8％）。也就是说，我和多维网败诉率达到七成。 导致中国媒体败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法律要求举证责任在被告的媒体一方，这就严重加大了被告败诉的可能。因为哪一方负责举证，哪一方的困难和责任更大；不仅证据收集困难，证人也往往不愿出庭。例如我对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在美成功企业家”、杨澜的“《纽约时报》头版”、“哥大校董”、“哥大前5％的成绩”、“三大台邀请当主持人”等等说法提出质疑和否定。按照中国目前的法律，要由我拿出一系列证明上述一切都不存在的证据。存在的东西比较好证明，而“不存在的东西”怎麽证明呢？别说让巴灵顿、哥大、三大台等合作很困难（三大台怎麽合作？他们会愿意出来声明他们从来没邀请过杨澜？），即使他们都愿意合作，那我也得花很大精力去收集这些证据，否则就一定得输官司。而按照美国的法律，则要由原告吴征杨澜举证，由他们提供拥有上述学位、头衔的“证据”等。所以举证责任在哪方，哪方败诉的可能性大。由原告举证，就为被告不输官司提供了极大的保护。 由於在中国必须由被告的媒体负责举证，因此很多企业可以很容易和新闻媒体打官司，写个简单的状子递到法院，就可迫使媒体去做大量的举证工作，仅这一项，就可把报纸拖得以後不愿、不敢再去挖掘丑闻。例如据陈志武的文章，深圳“世纪新源”公司起诉《财经》杂，诉状苹有7句话。陈志武感叹说，“上趟洗手间的时间就能写一纸诉状”。过去中国人写密告信，“八分钱查半年”，把当事人查个半死；现在是“7句话打半年”，用官司把媒体拖个半死。 现正进行的原中共厅级官员、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告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诽谤案就是这样，因古远清撰文指出余秋雨曾是文革批判组“石一歌”写作成员。按照中国现行法律，要由被告古远清“举证”余秋雨文革中怎样以文整人，而不是由原告余秋雨举证他没有这麽做。古远清明明是引用馀秋雨在上海的文革战友已发表的文章中的话，但馀秋雨不告那个上海作者，反而来告古远清；而且不是在古远清所居住的武汉打官司（按中国法律应在被告居住地法院起诉），硬是不按规矩地在原告余秋雨居住的上海打。这样就逼迫古远清一次次从武汉跑到上海，对於一个穷学者来说，不仅路费、精力、体力难以吃得消，而且要他对余秋雨的文革行为举证当然也不容易。馀秋雨想用这种方式逼迫对方认输，以杀一儆百的方式警告他人不得对“馀院长”等党的文化官员说三道四，进行监督批评。曾被当局考虑提拔为文化部长（他自己透露）的馀秋雨不久前接受香港《亚洲周刊》记者采访时说，要对批评他的人和媒体逐个告，“官司要不停地打，打五年十年，一个个打下去”。 据陈志武的文章，在中国，企业告媒体不仅胜算大，而且获得赔偿金的概率是61％（而在美国仅为6％）。像吴征杨澜那些真假企业的大款们，不仅不负举证责任，胜算很大，而且还会得到“赔偿金”。这还仅仅是从法律层面，还不算从政治层面：他们可以用金钱贿赂高层官员，或者私人关系来以权势干预司法，获得胜诉等。杨澜就通过前中宣部副部长、《人民日报》社长王晨的私人关系，成功地阻止了我在《中华读书报》上继续发表调查吴杨的文章。如果这是一场官司，可以想见其结局。 但是在美国，吴征杨澜的这些手法都根本不可能见效，别说他们很难以在中国的方式拉到真正的政治关系，即使他们有周旋於美国高层的能力，美国官员干预司法的可能性则几乎没有。以克林顿性丑闻案为例，作为国家最高官员的总统，他能做的“干预司法”行为，只是设法让证人说假话。而如果他想影响、甚至干预法庭的判决结果是根本不可能的。除了法律的巨大约束之外，官员们还受到媒体的严密监督，所以谁有中国官员王晨们那麽大的胆子呵。 在美国和媒体打官司，吴杨作为原告除了要举证之外，他还必须证明我的调查报道有三个大错：第一，报道失实；第二，对吴杨名誉造成损害；第三，作者有事实恶意（事先就知报道不实，不加核实，故意陷害他们）。吴杨在第一条自然难以胜诉，因为如果他们能拿出任何报道失实的证据，早就和我在法庭上见了。第二，如果他们的名誉因为报道而受到损害，但他们却无法证明报道错误的话，那麽损害就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不是报道者。第三条是最为保护记者和媒体的，就是原告必须证明媒体有事实恶意。即使媒体在第一、第二条都输了，报道完全失实，也伤害了当事人，但如果原告无法证明媒体有事实恶意，那麽他的官司也是打不赢的。 吴征杨澜大概也通过律师弄明白了，按照美国的制度和法律，他们没有可能打赢官司，因为他们的确撒谎了，欺骗了。但是，经过如此一番媒体的“洗礼”，吴征杨澜不仅死活一个字也不向公众道歉，也丝毫没有像北大的王铭铭和香港的李泽楷那样反省自己的行为，而是一边继续撒谎（说离开新浪和他的假学历没有关系，而是因被一家“规模非常大的国际传媒集团”聘为执行官，“但後来因对方高层人事变动”而作罢。哪一家公司？吴征在继续使用他一惯的骗人说法），一边用现今中国世面上的收买手段，拜会报社，企图在美国封住记者和媒体的口。恶劣至此，的确太“开先河”了！ 除了这种近乎不可理喻的恶劣之外，这对自称“媒体人”，要以新闻为一生事业的人的思维方式，也让我觉得只有用广东话的“漆线”来形容才准确。因为他们可以收买几张报纸，和某个记者，但是对海内外那麽多知道了他们欺世盗名行为的读者们，他们怎麽交待呢？他们以为像鸵鸟一样把脑袋埋起来，人们就都忘记了那一切谎言？更何况他们绝不想就此隐姓埋名，而是要继续出人头地。可脑袋一冒出来，读者们（和杨澜的观众们）就想起“巴灵顿博士” 和“哥大笑董”，这怎麽办呢？ 再说，他们总不能相信中国的媒体在他们活著的年代永远归王晨们掌握？一旦中国有了新闻自由，谁能保证他们的“闪光经历”不被再翻出来欣赏一番？由於吴征杨澜本人暂时并没有因为海外的“吴征杨澜事件”而受到什麽根本的影响，所以大概不少人很失望，觉得媒体大概也没有什麽作用。但我可不这麽悲观，目前海内外的中文媒体都处於一种特殊阶段，但它会一步步走向媒体的规律，就像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政治一样，它们都会一步步靠近人们内心渴望的路子。 吴征杨澜的问题最後一定是，只要他们不公开道歉，人们就会一直记得他们；至少我会记得。 2003年1月21日 |
| 美国攻打伊拉克是为了石油吗？ 2003-01-18 |
| 对於美国向波斯湾地区调动军队，准备解除伊拉克的武装，一些人举行了“反战”示威，理由之一是，美国是为了石油攻伊，所以他们反对美国为了石油（利益）不顾及人命（损失）。示威者口号之一是“不要石油，不要战争”。
美国真的是为了伊拉克的石油而要进行这场战争吗？对世界政治和石油市场有一点基本常识，就会知道，事情根本不是这麽回事。 美国之所以要用军事手段解除萨达姆．侯赛因的武装，最根本的原因是伊拉克发展生化武器及核武，支持恐怖份子，对美国和世界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如果不“先发制人”铲除这个邪恶政权，它的生化或核武转到恐怖份子手中，将会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911事件已清楚地展示，恐怖份子拿到任何武器都会使用，如果他们获得核子武器，向纽约投放，下次人类可能失去的不是两座世贸大厦和三千无辜的生命，而是整个曼哈顿岛和几百万人被从地球上抹掉。 伊拉克不仅早就拥有生化武器，而且在对伊朗战争时就曾使用，还用生化武器屠杀自己的人民，1988年萨达姆下令使用生化武器杀害了五千多伊拉克北部的库德人。在伊拉克出生的异议作家、现在美国波士顿Brandeis大学担任教授的马基亚（Kanan Makiya）的著作《残酷和沉默》（Cruelty and Silence）详细地描述了萨达姆在那次使用生化武器屠杀中，毒死了他全家25个成员的惨剧，包括他的妻女、父母、兄妹及亲属等。 萨达姆支持恐怖份子更是世人皆知的，伊拉克驻联合国大使公开宣称，对使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人的巴勒斯坦“烈士”的奖赏从原来的二万五美元提高到四万美元。据《纽约时报》引述的数字，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以及“哈马斯”、“法塔赫烈士旅”等恐怖组织，每年从伊拉克获得10亿美元的援助。作为一个准备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政治领导人，人们从来看不到阿拉法特谈经济、谈贸易、谈生产或股票，连“抓革命促生产”都不提，因为他不用抓任何经济，有伊拉克等支持恐怖主义的政府给他提供资金，他的巴解组织的功能是“行刑队”，屠杀以色列平民，镇压自己的人民。 ●伊拉克石油仅占美国进口一个零头 从石油市场的角度来看，说美国为了石油而攻击伊拉克，也是缺乏常识根据的。因为伊拉克的石油产量最高时才是每天350万桶，仅占世界石油市场的4％（俄国的石油已占世界市场10％）。现在伊拉克每天生产200多万桶石油，所占世界石油市场比例更低。据《华盛顿邮报》去年8月20日报导引述的数字，911事件发生的2001年，美国全年从伊拉克进口的原油是40亿桶，平均每天116万桶。美国每天从国外进口的石油是1,900万桶，伊拉克的石油仅占美国石油进口的8％。该报导说，从2002年开始，美国大幅削减从伊拉克进口的石油，降低到每天只有10到20万桶。即使以20万桶计算，伊拉克石油仅占美国进口石油的1％！美国会为了这1％的石油，去调动那麽多的兵力（要有伤亡），而且要花销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的军费？以每桶石油25美元计算，这笔军费可买40万亿桶石油，等於从伊拉克进口10年石油（以每天120万桶计算）的价钱！ 而且据这篇报导，美国仅阿拉斯加的地下石油储藏量，就是从伊拉克进口55年石油的数量。 ●世界石油正打破阿拉伯国家的垄断 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伊拉克产油，只要出钱，到处可以买到石油。目前世界石油出口正形成两大国的竞争：“石油之王”沙特阿拉伯每天出口728万桶原油；但结束共产专制、实行市场经济的俄国，其石油产量与日俱增，去年已达到每天生产740万桶，已形成对沙特主导石油市场地位的挑战和威胁。 另外，非洲的尼日利亚、安哥拉、加蓬等国，石油产量也在大幅增加。据《纽约时报》2002年9月19日报导引述的数字，到2007年，安哥拉的石油生产能力将达到每天200万桶，达到今天伊拉克的水平。尼日利亚的石油生产能力将达到320万桶（现每天生产220万桶），接近伊拉克曾有过的最高水平。再加上赤道几内亚（每天生产35桶）、加蓬（每天生产20万桶）等其他非洲产油国，非洲的产油能力可望每天600多万桶，只比全球石油最大输出国沙特少100万桶，可想而知非洲的石油市场前景有多大。现在非洲国家的石油出口已占美国进口的15％，据专家预测，未来10年，将会增加到占25％。尼日利亚现在已是美国第五大石油供应国。 除此之外，美洲的石油生产也在增加。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都是石油出口国，据《纽约时报》今年1月11日报导引述的数字，美国在2002年（头10个月）的十大石油进口国家排行榜是：对美国的第一大石油供应国是加拿大，向美国出口了58,100万桶原油；第二才是从沙特阿拉伯进口来的石油，为46,400万桶；第三从墨西哥，有45,700万桶（仅比沙特少一点点）；第四从委内瑞拉，43,300万桶；第五从尼日利亚，为18,000万桶；第六从英国，14,100万桶，第七才是从伊拉克，13,900万桶（平均每天46万桶，仅占美国每天进口石油的2.4％），第八是从挪威，11,900万桶；第九是安哥拉，9,700万桶；第十是从阿尔及利亚，8,400万桶。 因此无论是从政治现实，还是从石油市场角度，说美国为了石油而攻打伊拉克都是缺乏足够根据的。但如果美国使用军事手段铲除萨达姆政权，使伊拉克像阿富汗那样走向民主和稳定，那麽对整个中东地区、世界安全，以及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有重大益处。 ●打破阿拉伯专制世界的链条 铲除了拥有生化及核武的萨达姆政权，显然会使美国和世界更加安全，从全球战略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如果人类不采取行动，则後果难以预料。经历过希特勒、东条英机的人类，应该懂得一点什麽叫对邪恶先发制人，如果人类在二战之前能够有这样的认识，联合起来，共同对纳粹先发制人，可以挽救多少生命、多麽巨大的物质和文明的损失！《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治．威尔（George Will）最近强调，人类的所有战争灾难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太晚”，即对邪恶的认识太晚，采取行动太晚。这也是他强烈主张必须使用军事手段铲除萨达姆政权的理由之一。 如果萨达姆政权被结束，除了世界更加安全之外，对改变整个阿拉伯的铁幕世界具有重大意义。阿拉伯联盟的22个成员国家，现在没有一个实行民主选举。据《纽约时报》披露的五角大楼攻打伊拉克方案，美军结束萨达姆政权後，将立即把伊拉克交给联合国文官管理，然後过渡交给伊拉克民选政府。如果这个计划顺利实现，伊拉克将成为阿拉伯联盟中第一个走向民主的国家，把阿拉伯专制世界的链条打开了一个缺口，其政治冲击力将会很强烈：上可威慑窝藏恐怖份子的叙利亚、黎巴嫩和伊朗，下可遏制纵容伊斯兰狂热的沙地阿拉伯，右边还可影响君主政治的科威特。另外它对解决巴以冲突、使中东最终走向开放和自由也具有关键性作用。因为离开了萨达姆政权的政治和资金支持，阿拉法特和他的行刑队就失去了靠山和金库（在上次波斯湾战争时阿拉法特就支持萨达姆），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就会群龙无首，无处可藏。 ●美国打伊拉克是为了安全和自由 如果伊拉克走向民主，对世界石油市场的稳定也有直接的好处。据《纽约时报》去年11月3日报导引述的数字，伊拉克现在的73个油田，有三分之二由於战争、制裁、设备陈旧等原因而处於关闭状态，无法生产石油。如果萨达姆政权被铲除，伊拉克走向民主，实行市场经济并政治稳定，这些油田全部恢复生产的话，不仅伊拉克可以恢复曾有过的每天生产350万桶石油的能力，而且其潜力可达每天产油700万桶（接近现在沙特阿拉伯的产油量）。伊拉克是世界石油蕴藏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据上述报导引述的研究数字，地下原油储藏量约为1,100亿到3,000亿桶之间。如果用前一个保守的数字，以伊拉克恢复每天生产300万桶石油计算，可以连续开采100年。 如果伊拉克走向民主，其石油产量提高并稳定，将会进一步削弱以沙特阿拉伯、伊朗、利比亚等为首的独裁国家主导世界石油市场价格的局面，使世界石油市场更加多元化。它可以制约阿拉伯国家无法再用石油“禁运”做武器，损害全球经济（阿拉伯国家曾这样干过两次，严重破坏了世界经济）。 另外，它可以使石油价格下降和稳定。《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中东问题专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曾在他的“6元或60元” 的专栏文章中预言，如果美国对伊动武，短期内全球油价可能飙升到60美元一桶（近期一直在30美元左右），但萨达姆政权被铲除後，油价将会降低到6美元。虽然弗瑞德曼用的是夸张法，但可以预期的是，如果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快速而顺利的话，世界油价将会大幅下降。据《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伊格内修斯（David Ignatius）在去年10月18日专栏中引述的“石油金融报告”的预测，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结束之後，石油价格将会下跌到每桶15美元以下，将会保持18到24个月，然後会维持在每桶11到13美元之间（沙特阿拉伯生产每桶石油的费用低於2美元）。对於所有需要石油、更需要稳定和持平油价的致力经济发展国家（包括中国），这都是一个好消息。据美国能源部的报告，今後20年，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将从现在占世界石油市场的45％，上升到占60％。因此稳定的石油供应，持平的油价，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具有长远的意义。 美国如果攻打伊拉克，就像阿富汗的塔列班政权被铲除一样，对那里一直被残酷镇压的老百姓来说是被“解放”，获得对於人来说最宝贵的自由；对世界人民来说，是获得最重要的“安全”。对所有追求经济发展的国家来说，是获得稳定的石油市场和持平的油价。它对人类是福音，对独裁者是丧钟。因此，这场战争，是为了世界的安全和伊拉克人民的自由，它越快进行越好！ （载《争鸣》2003年2月号） |
| 要不要“打土豪，分姚明”？ 2003-01-14 |
| 最近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引起争论，《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支持，《纽约时报》等左派报纸则严词谴责。右派（共和党）强调减税可以刺激经济成长，有利於民；左派（民主党）则认为减税肥了富人，损了国家。那麽到底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
美国两党的经济理念非常不同，民主党把平等作为主要目标，更多强调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功能，主张增加税收，然後通过福利制度进行财富再分配（给穷人），以均贫富来实现社会平等。 共和党则把自由作为主要目标，强调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而不是政府），因而要降低税收，削减福利，通过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来实现个人富裕，社会的繁荣。它强调小政府，大社会。 美国近日关於减税的、重复了一万遍的争执，反映的仍是这两种不同经济理念的分歧。美国在二战後有过两次大规模减税，都是共和党政府所为。第一次是1981年由雷根总统发起；第二次是这次布什的减税计划，准备今後10年减税一兆三千五百亿美元。最近布什政府提出的免除公司和个人股票的红利税等，只是这个减税计划中的一个部份。 左派批评布什减税计划的主要理由有两个，一是有利富人，不道德；二是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降低，出现赤字，在经济上难以运作。但稍加分析就可看出，这两个理由都是站不住的。 左派民主党的主要经济手段就是多收税，尤其是向富人和中产阶级多收税，然後再分给穷人。其根本理念是要“劫富济贫”。实际上，在一个实行法制和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社会，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勤劳、智慧获得的，他们拥有较高的收入既不是耻辱，更不是罪恶。国家以所谓“人民的名义”把他们的劳动所得用越来越高的税收方式强行夺走，再分配给穷人，不仅违反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自由原则，更是对人类智慧的创造者们、对辛勤工作的劳作者们的不道德。 当然，政府离开税收无法运作。但税收应该多少才合理？如果按收入多少来缴税，即使所有人都以同等比例缴税，富人和中产阶级就已经比穷人多缴了很多。如果以中国人熟悉的球星姚明为例，他来美国打球，四年合同是1780万美元的薪水，等於每年挣400万。如果他要像美国人那样缴税的话，即使所有人都按10％的比例缴税，他就比年收入4万美元的人要多交39万6千美元的税（本文只是为了讲道理，抽象计算，排除实际缴税时的一切其他因素）。 但美国的税收不是大家按统一的比例缴税，而是挣的越多，缴税比例越大。美国原有五个纳税定级，分别是15％，28％，31％，36％，39.6％。即收入低的要缴15％，年收入超过28万美元之上要缴最高等级的税，即收入的39.6％要被政府收走。另外还有37％的人由於收入太低，则缴很低的税，或者基本不必缴税，还能从联邦政府得到补助。按照这个比例，姚明的400万美元的年收入，要被政府收走160万。而一个年收入4万美元者，才交6千美元的税，姚明缴的税是他的266倍。 布什总统的减税方案是，把五个等级都降低、并简化为四个：10；15；25；33。但由於民主党的杯葛，最高等级的税，只减到36.9％。对於姚明等年收入28万美元以上的富人，才减了3个百分点，而其他中产阶级和低收入者明显减的百分点更多。但左派还是强调富人获得的回扣多，因为姚明减了3％的税，就拿回12万美元，而收入4万者即使减了5％，也才拿回2千，是姚明从减税计划中获得的财政回报的60分之一。 左派总是强调，减税计划对美国1％的富人有利，但他们刻意回避的事实是，姚明等这1％的富人缴的税，占美国全部税收的47％！《华尔街日报》1月8日社论引述的税务局统计数字是，美国2000年收入12万8千美元以上的5％的美国人交的税，占当年税收的50％以上。这家报纸的社论说，“当富人承担了美国一半以上税收时，减税时自然不可能把他们排除在外。” 根据美国税务局的统计，美国有37％的人（年收入三万五以内）缴的税，仅占全部美国税收的1％。和上述的1％富人缴的税比较，就可看出到底谁在养活美国（政府）。 左派民主党的这种高税收、均贫富的思路和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例如美国共产党虽然完全被人民淘汰，根本没有影响力，但他们仍在自己的电脑网站（http://www.cpusa.org./）呼吁：收入六万美元以下的免交税；政府包办幼儿园和学校，一律免费；国家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向富人和企业徵高税，反对市场经济等。还公开呼吁共产党员支持民主党。 美国共产党这样呼吁，正是由於他们和左派民主党的均贫富的平等理念是一致的。例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考察报告，要发动穷人和痞子，来革富人的命；列宁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也是均贫富，把富人的私有财产充公，然後平均分给穷人；法国大革命，也是在平等的名义下，向所有的有产者实施暴力。今天西方左派也同样，用一切宣传灌输一个理论：富有就是罪过，就是不道德。按照他们的理念，人们就应该打断乔丹、姚明的腿，让他们和瘸子同样比赛，同样收入；於是人们不再看到精彩的篮球比赛，回到袁世凯给每个球员分一个球的时代，大家都上场乐呵一下。按照他们的理念，人们还应该分掉比尔．盖次的相当於许多第三世界小国整个国家财产的个人资产；於是人们不再有新的微软产品，最後大家一起用羽毛写字。 主张市场经济者主张减税，他们认为这个钱不是偷来的、抢来的，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的，应该属於他们自己来支配。大众有了钱，才会增加消费，而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来自大众消费！富人和中产阶级手里的钱不管有多少，只要他们不是把钱用火烧了，任何花销（包括浪费）都是消费，都会对美国经济有好处。而且统计证明，绝大多数富人和中产阶级都把他们的钱用於再投资，再生产，办厂开店。大小资本家都想赚更多的钱，其结果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他们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人们有了工作，挣到钱，才会消费，才会刺激经济成长。雷根总统当年把减税的经济政策称为“滴水经济”，即富人和中产阶级手里更有钱，他们办企业会招募更多的工人（滴出油水，养活穷人），由此才会增加就业，活跃经济。只有民富，老百姓手里有钱，才会有国家强大的这个结果。 而左派民主党的提高税收政策，接近“杀鸡取蛋”，虽然可以通过高税收马上使政府手里有更多的钱，并通过福利政策分给穷人，得到立竿见影的迅速效果；但均贫富的结果是，富人和中产阶级手里不再有钱，那麽就不会再产生“蛋”，最後一步步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式的社会：大家都“平等”了，但是一起受穷。所以右派说，左派喜欢穷人，结果制造出更多的穷人。 这次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多数美国人将受益，包括减免股票红利税等。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统计数字，53％的美国人拥有股票，有5千2百万个美国家庭购买了共同基金等。而在过去三年股票贬值，尤其是科技股缩水70％的情况下，再让股民把已大量缩水的股票红利（虽然公司的股票价值大幅贬值，但许多公司仍有年终盈利，股民仍分到红利）打税，既不合理，也造成缴税者的经济负担。按照布什的这个减税计划，不仅股票红利税可以全免，而且一个收入4万美元的四口之家，原来要缴联邦政府税是1,178美元，现在则降到只缴45美元，等於削减了96％。因而布什的减税计划受到多数美国人的欢迎。据福克斯电视台1月10日晚间新闻公布的民调结果，62％的美国人支持减税计划，反对者为30％。 当然美国反恐需要增加军费开支，同时大幅减税，会导致收支不平衡，出现像民主党所指责的财政赤字。但目前美国的财政赤字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而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约10万亿美元（是中国的九倍），经济学家多认为这不是大的负担。 上次雷根减税，遭到民主党的杯葛。这次左派同样阻挠布什的减税计划。但他们成功系数不大，因为一是通过中期选举，共和党赢得了参众两院，减税计划在国会拥有多数议员赞成；二是民调显示，它获得多数美国人的支持；三是上次雷根大幅减税刺激了经济复苏，而民主党总统卡特增税扩大福利则导致经济衰退，这些都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知道好坏。因而不管左派主导的媒体怎样用他们永远的武器——减税只有1％富人获利——的说法来煽动反富情绪，胡弄经济外行者和无知的穷人，以市场竞争为主导的自由经济正在一步步走向胜利，尽管步履艰难，毕竟今天已不是“打土豪，分姚明”的时代了。 2003年1月14日 |
| “希望工程”里的“绝望” 2002-12-31 |
| 多维网日前刊出《南方周末》记者方进玉揭露“希望工程”负责人徐永光涉嫌腐败的调查报道，我仔细读了这篇四万多字的长文，感觉是这篇报道内容翔实，用证据说话，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这篇报道是身在中国大陆的记者所写，其挖掘丑闻、调查真相的新闻敬业精神，不畏权势、勇於挑战、无惧後果的人格力量，都十分令人敬佩。
海内外媒体对希望工程涉嫌腐败已有一些报道，但方进玉的这篇独家报道，提供了更多的证据和事实。把这篇报道的主要脉络概括分析，我认为它提供的事实表明，“希望工程”起码在四个方面有严重问题： 第一，“希望工程”负责人徐永光随意挪用大笔（多达一个亿）海内外捐款，进行投资等各种商业活动，违背了捐款人要把款项直接、迅速用於帮助贫苦地区孩子上学的意愿。 对於这个问题，我们可以911後美国民众捐款及使用情况进行比较。美国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收到911捐款几十个亿美元。但从没听说这些慈善机构敢把这些资金用於投资办厂、开公司、炒股票。因为：其一，捐款人提供资金，是要立即救援那些911遇难者的家属等，慈善机构不可中间耽误（把捐款投资，回收都需要时间）搁置。人们对“希望工程”的捐款也是这样，要对贫困地区学生直接救援。徐永光这种投资行为并没有事先得到捐款人的认可，当然捐款人不可能同意把捐款（中间截留）搁置相当一段时间後再救援。其二，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如果亏损，等於扭曲了捐款者的根本意愿。 第二，把慈善捐款“直接投资”违背中国现行法规。 徐永光把捐款用於投资的理由是，要用钱滚钱，保值增值。但对中国公益性基金会进行监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1990年和1995年的两个规定中指出：如果拿捐款自行去“直接投资”，属於违规；如果委托其他金融机腹“间接投资”，才算合法。 从方进玉的调查报道来看，徐永光把很多慈善捐款都擅自“直接投资”。例如在深圳投资建“精细化工厂”，在苏州投资热疗仪，在大连开兴南公司，在广西钦州投资，在山东办多种经营公司，在绍兴办中青公司等等。而且还把150万美元慈善捐款给港商（徐永光好友）做银行的生意抵押金。另外竟还把慈善捐款当作贷款，高利贷给风险很大的公司。徐永光简直把慈善捐款当作了自己腰包里的私钱，要怎麽花、怎麽用，都“随‘徐’所欲”。徐永光也对此毫不掩饰，自我炫耀他又当慈善家，又当企业家。 徐永光对此辩解说，像美国等西方的基金会也有投资，以钱滚钱的。但在美国，类似中国希望工程这种救急的捐款，如911捐款一样，是必须尽快、直接交到需要者手中的，慈善基金会等不可把捐款转做投资，即使为了钱滚钱的目的也不可以。美国的确有把捐款的部份拿去投资的，但这种捐款不是“救急”的。 例如哈佛大学，每年得到的捐款多达两亿美元，《纽约时报》曾报道说，哈佛把一部份捐款放到了“联邦债卷”和“共同基金”上。哈佛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不是救急捐款，而是给哈佛长期发展的捐资。即使这样，哈佛等大学仍相当谨慎，把资金多放入相当保险的“联邦债卷”，因为买这种债卷，只有美国这个国家“崩溃”了，才会有大损失。而做出这样的决策和具体投资比例，都要经学校“董事会”认真讨论通过，不是像徐永光那样一个人就可决定。而且哈佛的投资都是交给经济师和财经专家来进行，整个审核过程既严密、严谨，又公开、透明。 而徐永光把一亿多慈善捐款擅自直接投资办各种工厂、公司，既无专业的风险评估，又没有严密的审核批准过程，更无透明、公开化（仅徐永光等几个领导人掌握），不出问题才是怪事。据前希望工程财务部干部柳杨的文章披露，徐永光用慈善捐款做投资的28个项目，有23个没有收益或连本钱都无法收回。10年投资1亿5千8百万元，收益仅3千万元。 第三，把慈善捐款转到个人名下炒股票是严重违法。 方进玉的调查报道最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徐永光竟挪用希望工程捐款，放在他的私人名下炒股，而且这样干了长达10年之久！ 这种挪用公款到个人名下炒股的事情被记者调查时，徐永光一直否认，说他从没有这样做过。直到记者获得证据追查时，他才承认挪用了捐款，但狡辩说，他虽然把捐款转到他个人的名下，但他是希望工程的法定代表人，炒股赚到的钱仍是希望工程的。这种说法不是在唬幼儿园的孩子吗？最低的智商也能明白： 其一，只要公款被挪到私人名下，性质就已变化，属公款私用，或变相贪污；且不说捐款人绝不会同意把给希望工程的救急款，挪到徐永光私人名下炒股票。 其二，谁会保证徐永光把炒股赚到的钱交到希望工程的账上？因为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没有外人知道。如果徐永光炒股赚到钱，而他只要把原来的本钱（200万或300万）转回希望工程的账上，公家的账就“平”了。 其三，这就好比大家合伙办个公司，公司老板却偷偷地把大家集资的钱挪到他私人名下去炒股。当被发现时，他说，我是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我赚到钱当然就是这个公司的。问题是，事先投资者没有同意这些钱被拿去炒股票；而且这个老板暗地挪款行为本身，就证明他赚到钱不可能交给公司。而一旦炒股赔了钱，他还可以“为公司钱滚钱的良好愿望交了学费”而推卸赔款责任。徐永光就是这麽干的，他已承认挪用了270万元希望工程捐款到他私人名下炒股，仅凭这一条，就应该法办他！ 第四，打击揭示真相者： 如果徐永光心里没有鬼，没有腐败，他应该理直气壮地欢迎所有的记者去采访调查，不怕任何人的检举揭发。但他做的正相反，把希望工程内部最早反腐败的借调青年干部易晓诬告为“贪污受贿犯”，还向司法部门提交报告，以保护希望工程名誉为借口，要求对易晓秘密审判，从严惩处，结果易晓被判“死缓”，至今关押。从方进玉的调查报道来看，易晓的罪名难以成立，因为所谓贪污受贿，起码款项应到自己手中，但所谓易晓贪污的200万元，和所谓受贿的5万元，都没有到易晓手里，而且都正式通过国家银行和有关机构转账走了手续。最关键的是，最後查到了徐永光批准200万元拨款的签字手续，仅从这些，就预示这像个冤案。而制造这起冤案的主谋就是徐永光。 对於媒体的调查，徐永光更是用各种手段阻挠。香港《一周刊》曾报道希望工程捐款用途不当，结果徐永光到香港告《一周刊》诽谤，最後该刊赔了300万，因为《一周刊》拿不到希望工程的账目等情况。 对於《南方周末》，当揭露希望工程账目问题的该期报纸正在付印时，徐永光通过团中央关系找到中宣部，下达紧急命令，不仅查禁了所有对希望工程的所谓负面报道，并逼迫《南方周末》报废了已上机印刷的价值30多万元的当期报纸。同时使偌大个中国（有2050家报纸，50万新闻工作者），谁也无法公开刊出对希望工程的调查和报道。 在打压报道真相的媒体和记者的同时，徐永光拉拢那些有偿记者和“媚体”，为他歌功颂德。据希望工程内部人员柳杨的材料，参加希望工程记者会，写歌颂报道的记者，都付给“补助费”，报纸记者每次200元，电视记者每次2千元。那个和“巴灵顿博士”丈夫吴征一起招摇撞骗的哥大“伪校董”杨澜，据柳青的材料，得到的补助费“更多”：杨澜把《凭海临风》的稿费捐给希望工程20丌元，但第二天，青基会就和杨澜签协议从我们那里又领走同样数额（20丌）的“工作经费”。而杨澜则赢得了给希望工程捐款的美名。 柳青还说，“我清楚记得杨澜此後又以同样方式，多次从青基会财务部领取过希望工程的大额工作经费┅┅”这位从“希望工程”捐款中“多次”拿过“大额工作经费”、贪用山区穷困孩子救援款的“大腕”杨澜，就像对待前沈阳市长、大贪污犯慕绥新一样（两次采访歌颂），总是知恩图报，柳青说，“这次徐永光遭遇麻烦，杨澜立即为老徐做了专题片，积极帮老徐说话。”杨澜就这麽明火执仗、坦然地把大众公器变成私人工具，把“阴影”播成“阳光”。 希望工程财务部的人说，徐永光从不去领工资，他“懒得去”。这位掌管几个亿捐款的前团中央组织部长绝不缺钱。当记者问他工资时，他说“我都说不准我月收入多少钱。”据柳杨的材料，徐永光连找三陪小姐的花销都作为“工作费”报销了。 这样一个明显涉嫌腐败的官员，却成为“希望工程”的主管，真是让人绝望。面对希望工程的光环和徐永光的权势（不仅有钱，而且有团中央书记的靠山），调查这样的人物，这样复杂背景的案子，需要多少心血，更需要多少胆量。我自己曾做过一些调查采访，深知此中甘苦。歌颂性的新闻，怎麽过头了当事人都不会计较，更不会有官司；但揭露丑闻的调查性报道，一个引言不准确，都可能吃官司。而且要付出比一般新闻报道多很多倍的时间和精力。方进玉说他仅调查易晓的案子就用了一个月，我完全可以想到他付出多麽大的心血。 对方进玉更难的是，徐永光有权势，不仅封杀了他的稿子，而且对他的人身安全都可能有威胁。报道说，现在中国黑社会砍胳膊、剁腿都有价格表，割一只手只要800人民币。方进玉曾对《南方周末》的青年记者们说，他如果出了“意外”“十有八九就是徐永光干的。”他要同行们给他写篇报道，开个追悼会。话虽有玩笑成份，但内含悲壮。 方进玉的勇气和敬业精神不仅值得所有新闻同行敬佩，而且他面临的困境更需要海内外新闻从业者的支持和道义声援。希望工程的腐败是个大案，我不相信徐永光这只并不算太大、但太嚣张的“苍蝇”就能躲过去。中国救援贫困地区学生的“希望工程”已腐败到没希望了，但方进玉的调查报道，却令人看出中国新闻事业的“希望工程”还没有绝望。 （载《多维网》2002年12月31日） |
| 江泽民到底是不是“卖国”？ 2002-12-30 |
| 由於我写过一篇题为“中俄签约，莫斯科渔利”的文章，纽约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节目主持人希望我能在他们要拍制的“江泽民卖国”专题中说几句话。我不是历史学家，也没对中俄边界问题做过认真研究，因此答应采访要求後，从书架上搬出了那套买来还没动过的白寿彝主编的22卷本《中国通史》，做家庭作业。
这套《中国通史》的编写者都是中国知名的历史学教授和学者，每一卷都有几十人参加，卷首页都写著“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国家重点项目（十年完成）”，应该说在史料上有一定的权威性。该书第14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专列了“中俄关系”一章；该书第19卷《近代前编》专列了“俄国侵占中国领土”一节。据这些史料记载，三百多年以来，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去了中国1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於40个台湾。 ●中国领土被割去三分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俄国是和中国签约最多（17个）的国家，也是夺取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在17个条约中，最重要的有4个： 第一个是距1989年天安门事件正好300年前签署的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虽然《中国通史》的作者们指出“清朝谈判代表缺乏经验┅┅对俄国更有利”，但认为它“是中俄两国在平等的谈判基础上所订第一个条约”。按这个条约划分的中俄边界，现在黑龙江北面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後被俄国夺去）都是中国的领土。 该条约签署後，两国关系较和睦，并开展贸易，交换学者。俄国访华学者比丘林返回後，奠定了俄国汉学的基础；他是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并是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从他那里了解了一点中国文学。另一个俄国学者库尔德采夫则带回了35册的《红楼梦》手抄本，引起了评论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给予评论。 第二个重要条约是距毛泽东“大跃进”正好100年前签署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上述史料说，在鸦片战争爆发後第18年，“俄国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之际，用武力强迫（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签署了该约。” 该条约把《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中国境内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分成了三大块，第一块约60万平方公里，划入俄国版图；第二块，约40万平方公里，由中俄共管；第三块，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江东64屯”继续归清朝管辖。史料说，“清政府没有批准这个条约，并对奕山等人予以处分。” 两年後，中俄又签署了《北京条约》（1860年），这是中俄之间的第三个重要条约。史料说，“俄国乘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的时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这个条约。该约把《瑷珲条约》中划分的三大块，第一块和第二块都正式划入俄国版图，仅留下“江东64屯”给清朝；但在1900年，俄国用武力占领了这块土地，把当地5,000多中国人赶入黑龙江里杀害。这个条约使中国正式丧失了等於现在东北三省面积总和的土地。 第四个条约是距“文革”约100年前签署的中俄《勘分西北边界约记》（1864年）。史料说，“俄国陈兵（新疆）塔城卡外以为威胁，┅┅清廷屈於俄国的武力威胁”被迫签定此约，俄国把新疆塔城等西北部“约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割占去。 《中国通史》的结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通过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也有提法说俄国割占去中国300万平方公里土地，那是指把俄国耸恿和支持外蒙古独立、脱离中国（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算上，加上144万，正好约300万（相当於中国现有领土的近三分之一）。因此也有人说俄国从中国割占了约100个台湾（台湾面积是3点6万平方公里）。 ●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的立场 清王朝被推翻後，中国近代主要政治领导人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乎都对“中俄不平等条约”持不认同立场： 第一，蒋介石的态度： 曾任联合国南斯拉夫战犯法庭法官，最近去世的中国法学学者李浩培在他的《条约法概论》一书中，不仅强调“按照现代国际法，不平等条约是无效的”，而且介绍说，1924年中国政府和俄国谋求缔结新的平等条约，其中重要条款是，“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俄国代表参加了一半会议就回国，这个条约没有签成。但从这个史料可以看出，中华民国政府试图废除以前俄国强迫清朝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後来出任中华民国领袖的蒋介石，也对俄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不认同的。 第二，毛泽东的态度： 毛泽东能够打败蒋介石，很大程度在於中共军队得到进入中国东北的斯大林红军的帮助，得到东北这个重工业基地，进而夺取了整个中国大陆。随後不久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更是依赖斯大林的军事援助等。但即使在如此得益、有求於俄国的情况下，毛泽东政府和苏联在五十年代签订条约时，仍特意回避了斯大林极力想涉及的两国边界问题。毛不仅是共产主义者，更是民族主义者，他强调，“新中国”不承认“旧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1972年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还说∶“苏联占领我们的领土太多太多了，其中包括沙皇帝国和红色苏联占领的。”毛泽东在没有实力和俄国人交涉时，把这个问题“搁置”。 毛虽然不愿承认历史上俄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毛的“新中国”出版的地图（从建政至今都如此），却把俄国割占去的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到了中国边界线之外，而没有用国际惯用的虚线方式，把这些土地列为未定、争议区；只是对俄国霸占的那些土地上的城市，仍使用中国原有名称标记，如海参崴、伯力、库页岛、海兰泡、尼布楚、双城子、外兴安岭等，而不使用俄国人後来起的名字。 第三，邓小平的态度： 据《邓小平文选》记载，1989年5月，邓在北京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後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邓的这番谈话显示，在他领导下的中俄边境谈判，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要求俄国承认原来的条约是不平等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让步。 ●江泽民一反前例，承认全部中俄条约 江泽民执政後，和俄国签署了两个条约，一个是1999年底和叶利钦签的中俄边界“议定书”。这个条约对以往俄国强迫中国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一律没有提及，等於用这个新条约方式对俄国过去割占去的全部1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给予法律上的认可和确定。 第二个是2001年7月江泽民和普京签的《中俄友好条约》，该条约对1999年的那个边界条约给予认定。 海外华人提出江泽民“卖国”，主要是指这两个条约从法律层面认可了过去俄国强加给中国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使俄国割占去的1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再无法律交涉根据。 当然，客观地说，由於俄国强迫清朝签署的条约历史已久（距今已近150年），世界上国家之间的边界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确定，现在中国政府想要回被俄国割占去的那些土地，可操作性很低，因为俄国人绝不可能轻易退还土地。但江泽民政府这种正式签约、认可原来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方式，等於使今後任何一代中国人都丧失了向俄国交涉这些土地的法律根据，因为即使有一天江泽民政府垮台了，中国出现民主政府，按照国际惯例，也得继承这些（江泽民们签的）条约。 蒋介石可以拒绝，毛泽东不愿承认而搁置，邓小平要据理力争，为什麽江泽民要一反前例，全部承认历史上俄国强迫中国签署的条约？在苏联解体、俄国国力下降，中国国力提升的背景下，江泽民不仅可以继续搁置这个边界问题，而且更可以像邓小平那样据理力争，起码要求俄国承认历史上那些条约是“不平等的”，今天中国让步签约承认这种历史，俄国要给予某种形式的补偿。 例如日本就采取这种方式，它向中国提供的几百亿美元低息贷款，就是为二战侵略中国行为的一种变相补偿，因为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日本对南韩的经济援助，也是同样意思。最近小泉首相访问平壤，同意向北韩提供100亿美元援助，也有补偿二战侵略朝鲜的损失之意。这都是公开的秘密。 现在俄国想和中国签署友好条约，让中国方面用法律条约方式认可过去割占的144万平方公里土地，应该给予中国一定的补偿。例如俄国正和中国谈判，准备铺设石油管道到大庆，向中国输出原油，那麽俄国是否可以在管道铺设上多承担费用，或在原油价格上给予优惠等。但从江泽民签的条约来看，中国人任何形式的补偿都没有得到，而且俄国人对黑龙江的两个江心小岛都不予归还（这是中俄边界问题中唯一没有解决的争端），俄国人不仅不还“西瓜”，连“芝麻”都不让步。他们摸准了这个说到俄国“有到家的感觉”的留苏工程师江泽民的脉搏。 江泽民政府既不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和俄国签署的边界条约详细条款，也不把这个问题交给撰写《中国通史》的那些历史学家和对中俄边界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公开讨论；整个和俄国的边界领土谈判、签约的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这种黑箱作业，本身就说明江泽民是心虚的，他恐惧这些问题全部公开，允许13亿中国人自由讨论，人们就会对江泽民“盖棺论定”：他和俄国签约，在本质上是“卖国”的。 （载《观察》2002年12月30日） |
| 江泽民的人质晚宴 2002-12-25 |
| 今年的圣诞节，最让我高兴的新闻是徐文立获得自由，来到美国。因为他在监狱的时间太长了，前後两次16年（人生有几个16年啊！）。几年前我在纽约采访过徐文立的女儿徐谨，她当时在美国读大学。她说父亲被抓走时，她还没上小学，到他父亲第一次服刑12年被释放时，她已到美国读大学了。徐文立夫妇的这个唯一的孩子，是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的。
报道说，现已大学毕业、在罗德岛当老师的徐谨，赶到芝加哥，迎接在那里入境的父亲。父女在机场相见、拥抱而泣。从照片上看到已年近60的徐文立，不禁一阵感慨。在20多年前的七十年代末，当我在黑龙江大学读书的时候，就被徐文立他们从事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所感动，曾从哈尔滨坐了一夜火车到北京，在一个四合院里找到徐文立的家。他当时是民刊《四五论坛》的主编。正在开会的徐文立匆忙当中只和我谈了几句话，塞给我几本《四五论坛》，又匆匆回去开会了。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年轻、有活力，充满正在从事一项伟大事业的神圣。 或许是徐文立这种使命感使我感到了他所从事的事业的危险性，回到哈尔滨後，我给他写了三封信，表示如果他在北京有危险，可以到黑龙江来，我有地方藏他。没想到大学毕业时，我被留校反省，罪名除了办社团，就是给徐文立的信。据说徐文立把所有信件都编号储存了，他当时一直主张在共产党的制度下合法斗争，他认为自己襟怀坦白，没有秘密。我还以为徐文立会像其他革命者那样，把我的信看过後就烧掉了。被审查时我才意识到，写信的时候，根本就没想过到底把他藏哪儿，那只是一个大学生的热情，再加上吹点牛而已。 我只是被审查了一阵子，而徐文立却不仅遭到逮捕，而且被判15年的重刑。他服刑12年後获释，但几年後又遭逮捕，被判13年。这次他又坐了4年多监狱。如果没有美国的压力，谁知道他会不会把刑期服满才能出来呢？而那时他将是年届70的老人了；而我当年见到他时，他才36岁。共产专制的残酷，想来都令人脊背冰凉。而在今天的中国，还有多少“徐文立”被关押、多少个“徐谨们”在圣诞之夜，思念著父亲，渴望和亲人团聚？ 中共把政治犯当作筹码，和美国讨价还价，已是公开的秘密。过去在中国申办奥运，奥委会投票表决时，在北京办亚运会之际，在江泽民想和美国拉关系，累积他的所谓政治遗产时，都会释放一、两个政治犯，像拉斯维加斯的赌徒一样，扔出几个“筹码”（目的是想赢回更多）。而且几乎都是“遣送”到中国之外的土地上。 当年俄国的沙皇把异议团体的“十二月党人”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让他们在那里自消自灭。共产苏联则把“索尔仁尼琴们”押送到没有人烟的古拉格，强迫他们在那里做苦役。目的都是把他们与世隔绝。现在中共把政治犯“遣送”到外国，并设立黑名单禁止他们返回，和沙皇和克格勃做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不让这些人在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人民中间发出独立的声音。它在本质上仍是“流放”。 中东的伊斯兰激进组织，把美国人、以色列人等抓做“人质”，然後和西方国家讨价还价，谋求利益。虽然这也是极为残忍、卑劣的行为，但毕竟人家还是抓外国人，不是本国公民。而江泽民政府则是抓自己国家的人当作“人质”，然後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交易”。中共抓本国公民当然比抓自己笼子里的鸟还容易。就在徐文立被释放之前几个星期，据报道，中共就抓了北师大学生刘荻、办网站的刘毅斌、异议人士何德普等，并宣布逮捕异议人士王炳章等，且不说在这之前关押的黄琦、杨子立、秦永敏、王有才、杨建利等。这些人将来都可能作为政治筹码，来和美国“交易”。中共做的是“放一个抓一打”的人质生意。 美国政府对“人质”的政策是，不和绑架者谈判；认为只要谈判，就等於承认这种方式的可行性，那麽今天你通过“交易”使一个人质获释，明天他们会绑架两个、十个西方人质。在今天旅行方便的时代，对这种绑架行为难以预防。因此只有采取不和绑架者谈判，拒绝承认这种方式，来中止绑架行为。美联社记者安德森（Terry Anderson）等八名美国人质被中东伊斯兰激进组织绑架後，美国政府一直不予谈判和交易，最後他们被关押长达七年才得以获释。这些伊斯兰组织最後承认，这种绑架人质的方式不灵。 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共实行这种“拒绝”策略则很困难，因为“人质”都在共产党控制的地盘，有13亿之多，根本无法阻止。而且西方如果采取不理睬和不予谈判的政策，江泽民更可以获得利益，那就随便抓吧。禁止了这些独立声音发出来，就可以保持共产党的统一声音，统一专制。江泽民政权的残酷，在任何一点上都不亚於邓小平时代。 因此，杜绝这种人质现象的唯一途径，只能是结束共产党的统治、铲除中共独创的这种人质制度。让所有的徐谨，都能在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让所有的刘荻，都能在圣诞之夜，和她的奶奶及家人在一起；让所有的王有才、杨子立、王炳章、杨建利们，能够回到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身边，不再被铁窗分隔。 《红楼梦》中有句名言：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中共用抓自己土地上的人民做人质的方式来维持它的宴席，说明它已走进这场“世纪大宴”的尾声。每个中国人都使把劲儿，就一定会把这场吞噬人民血肉的“宴席”掀倒。让我们怀著这样的信念，跨进新的一年。 於2002年圣诞节（载《多维网2002年12月25日》 |
| 圣诞快乐！ 2002-12-24 |
| 明天是圣诞节，60亿人口的地球，将会被“圣诞快乐”的祝福声充溢，无论在欧洲、亚洲、非洲，还是穆斯林世界，以及无神论的中国。《华盛顿时报》12月17日报道说，今年中国在头10个月就出口了9亿3千8百万美元的圣诞树等产品（一半以上销至美国），居全球之冠，超过美国等任何基督教国家。
“圣诞节”几乎成了世界性的节日，它意味著基督教的世俗化和普及化；同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标著基督文明的世界性传播；无论西方左派和第三世界独裁制度的维护者们怎样以“西方话语霸权”来解读和诋毁这个趋势，好像都无法阻止人民自由意愿的选择。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仅有的两个全球性的宗教，911事件发生後，更加凸显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文明的对抗。如果不从“政治正确”的角度出发，可以很容易看出这两种宗教、两种文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哪一种更代表著文明的趋势。我不是宗教学者，对《圣经》和《可兰经》也没有深入研究，但从可见的事实和已有的知识、经验中，显而易见地可以看出在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三个方面，基督教所带来的文明都远胜於伊斯兰教： 第一，谁创造了物质文明： 人类迄今的全部物质文明，当然是世界上各个族裔、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集体创造和积累的。但如果进一步考究，则可明显地看到，今天人们依赖的主要物质产品，绝大多数来自基督文明发达的西方的发明和创造，像汽车，火车，飞机，火箭，电，收音机，电话，电视，电脑，网络┅┅等等等等。更不要说那些现代医学、医药、医疗设备等等。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一书中，系统地阐述基督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作用和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新教伦理，就没有今天这样既有市场繁荣、又有道德约束的资本主义。 伊斯兰文化今天则明显落伍，它没能促成产生经济活力的社会，没有刺激人们想像力、创造力的飞越，所以鲜见它向世界提供高科技和其他物质文明。有22个国家的阿拉伯联盟，至今没有一个实行真正的市场经济，全部22国的人均收入才是南韩的一半；全部22国的生产总值还没有西班牙一个国家多。全部22个国家一年翻译的外国书，才是希腊这个小国的年翻译量的五分之一。 今天阿拉伯国家向世界出口的主要是石油，但它是自然资源，不是任何发明创造的结果，那些国家只是幸运地建在了拥有天然的“黑色金子”的土地上；但这些国家绝大部份仍处於贫穷状态。 第二，谁创造了精神文明： 物质文明的建立，包括发明、创造等是可以用硬指标来衡量的，因为谁发明了电、汽车、飞机等，是一目了然的。但精神文明的建设，指标似乎不是那麽清晰，而且各自都可以宣称自己的优越之处。但硬性的实物仍足以说明问题。 人们谈到西方文化，常加上基督文明这样的字眼，来凸显基督教在西方文明中的核心价值。正如很多人所说，不了解基督文明，就很难真正了解西方。西方国家的精神文明，可以从它的文学、哲学、音乐、绘画等等人文艺术的成就上体现出来。在西方基督文明上建立起的人文艺术的瑰殿上，有无数让人景仰的伟大者，像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画家达．芬奇、米盖朗其罗、毕加索；音乐家巴赫、莫扎特、贝多芬；作家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卡夫卡┅┅等等等等。相比之下，伊斯兰世界则拿不出这样质量的长串名字，更鲜有作品走向世界，《一千零一夜》即使不是唯一，也是罕见。 而仅以西方的文学作品为例，那些被视为世界珍品的伟大艺术，所传递的几乎都是基督文明精神。如果说要列出西方四位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的话，在我看来是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四位全部都深受基督文明影响，基督精神洋溢在他们的所有作品里：都强调和宣扬《圣经》所倡导的宽容、忏悔、救赎等精神；承认原罪，更强调人性战胜原罪，“上帝的影像”有胜利的机会。 而在伊斯兰世界，这种人道主义资源相当缺乏。最近阅读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的《美国伟大在哪里》（What’s So Great about America）一书，该书作者丹尼斯．德索扎（Dinesh D’Souza）是印度裔美国作家，他在书中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最後一个穆斯林帝国“奥斯曼”解体之後，伊斯兰文化就更走向落伍，但其真正的原因，早已存在於这个宗教的源泉《可兰经》中。他引述伊斯兰教专家、无数次研读阿拉伯原文《可兰经》的知名历史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的话说，“伊斯兰法的逻辑是，它不认可任何伊斯兰之外的群体。穆斯林的观点是，整个人类都将接受伊斯兰教，或被伊斯兰教统治。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和平条约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要尽一切努力把所有人都变成穆斯林，而使用的方法就是“圣战”。路易斯说，圣战主要是指武装斗争和暴力行为，来反对和攻击那些不信仰伊斯兰的人和无神论者。如果说基督文明的核心是宽容、赎罪、自我救赎等价值的话，那麽伊斯兰教则有不宽容，煽动暴力、狂热、仇恨等倾向。电视上经常出现巴勒斯坦人头戴面罩、手持冲锋枪（还不断朝天射击）、抬棺游行等狂热、狂暴等场面；而在以色列，无论多少平民被自杀炸弹炸死，他们从未有过抬棺游行等渲泄仇恨、报复，刺激狂怒情绪的行为。因而曾多次去过穆斯林国家考察的英国作家奈保尔说，“穆斯林人的主要‘感情’就是狂热和仇恨。┅┅他们是被仇恨喂养的”。 第三，谁建立了民主制度： 除了物质和精神文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同是，伊斯兰教对於它本身提出的政治问题，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它只提供预言，不提供现实方案。 今天，22个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实行民主选举。在很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文化根基伊斯兰教，没有基督教所提供的那种促成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在当今穆斯林世界，只有土耳其早就实行了民主制度，不与西方为敌，但这主要在於土耳其的建国之父凯末尔．阿塔土克将军（Kemal Ataturk）是一位全盘西化者，他在上世纪早期使用军事等强制手段，把封闭、保守、政教合一、伊斯兰教化的土耳其变成一个世俗、开放、政教分离的民主社会。 而基督教则恰恰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例如，基督教义的核心之一是任何人都有“原罪”。这种原罪之说导致不管谁当了统治者，都不能自称“圣人”“完人”，而必须接受监督和制约，从而为三权分立的制衡原则提供了理论基础。虽然人人都有“原罪”，但人类又不是不可救药，基督教义中的“上帝的影像”之说则给人以希望，每个人心里都有“善”和“人性”的部份，靠祈祷、忏悔、修练、醒悟，都有可能增加“上帝的影像”部份，而使潜在的人性部份发出光芒。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雨果在《悲惨世界》和《九三年》里主要描写的即是人的“上帝的影像”的闪光和复归，或者说“良心发现”、人性的胜利。正是“原罪说”使民主监督制衡成为必要，而“上帝影像说”使民主制度成为可能（如果人人都是魔鬼，什麽好的制度也无法建立）。 今天，可以说这种以基督文明为核心价值的民主选举制度已走向整个世界，欧洲全部44国都已实行民选制度；美洲35国除共产古巴，也都不同程度实行了选举；非洲48国，有42国实行多党选举；亚洲的印度、菲律宾、台湾、南韩、柬埔寨等国家，都已进行了多次的民主选举。那些谴责西方文明是“话语霸权” 的人们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这不是靠刺刀和坦克等军事威逼、强迫造成的，它是当地人民自由选择的结果。人类迄今的历史已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只要给予人民自由选择的机会，不管什麽肤色、什麽种族、什麽文化背景的人民，都会选择民主选举的制度；都会选择高扬人性、人道精神的文化；都会选择富裕、繁荣的物质生活；因为它和人的内心深处的呼唤是一致的，这是它发生、发展、不可阻挡地向全球传播的最大“秘密”。 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在物质上、精神上和政治制度上，每天都享受著基督文明所带来的巨大优越，所以我感激这个文明。在圣诞节到来之际，我祝愿所有对这个文明和我感同身受的人们“圣诞快乐！” （2002年12月24日） |
| 意大利女人挑战伊斯兰 2002-12-21 |
| 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最近出书，激烈批评伊斯兰教和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结果遭到欧洲媒体的围攻和阿拉伯世界的谩骂，两个意大利穆斯林组织给她发信，像霍梅尼下令要处决《魔鬼的诗篇》作者拉什迪一样要“杀死”她。法国三个团体以“散布种族歧视和仇恨罪”把她告上巴黎的法庭，要求立即查禁她的书，该案的进展将成为法国如何对待言论自由的标 ，引起西方知识界瞩目。
法拉奇在七、八十年代以采访国家首脑、尖锐提问著称，她的采访录《采访历史》成为很多西方院校新闻系学生的必读书。法拉奇当年也曾是比较激进的左派，反对越战，同情越共，强调平等和女权等，并和希腊的反政府游击队领袖结婚，以他的经历写了《男子汉》一书。但在过去近20年里，法拉奇住在纽约，保持沉默，不再发表文章。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这位今年72岁的老记者在12年前查出患了癌症，消沉了；也有人认为，因为法拉奇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左派的幻想破灭，转变成了一个右派；她是因反思自己的左派经历而痛苦、而沉默。 911事件发生後，意大利著名报纸《Corriere della Sera》的编辑请求法拉奇“打破沉默，至少写几个字”，住在曼哈顿目睹两座大厦倒塌的法拉奇，在愤怒和激情下，一气写了八万字的题为“愤怒和自豪”（The Rage and The Pride）的长文。意大利的报纸破天荒地用了四个整版另加四分之一版，摘发了法拉奇的文章（删掉了其中过於激烈批评伊斯兰教的部份）。 美国媒体说，法拉奇“复出”後发表的这篇文章“成为欧洲新闻历史上最具震憾性的事件之一”，登出这篇文章的报纸，在四小时之内卖出了100万份！破了历史纪录。 随後意大利一家出版社把没有删节的法拉奇的长文出了书，七个月内在意大利卖出了100多万本。法拉奇自己把书翻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才几个星期，就销出14万册，登上法国全国新闻杂 《快讯》（L’Express）「非虚构类作品畅销榜”第一名。德文版在慕尼黑出版後，到今年八月底仍居德国《明镜周刊》畅销书榜的榜首。该书的韩文版、希伯来语版都在翻译之中，陆续将有20多种文字在30多个国家出版。 该书英文版（也是法拉奇自己翻译的）今年十月刚在美国上市，全球最大的网络书店“亚马逊”的编辑评论说，“法拉奇把它说成是一本‘小书’，但其实正相反，它是一本伟大的著作，是一本宝贵的书，它震憾我们的良知。它也是法拉奇个人灵魂的素描，像一只戳入我们思想和心灵的牛角，和我们连在一起。” 但法拉奇的这本书却受到欧洲左派知识份子几乎一致的批评和谴责，更有欧洲穆斯林群体和阿拉伯世界媒体的谩骂和攻击。一些宗教领袖在法国左派大报《世界报》上登文章谴责法拉奇散布“种族歧视”；英国左派报纸《卫报》专栏作家卡巴尼（Rana Kabbani）在该报撰文指责法拉奇“激烈地从左派向右派转舵”； 另一家左派杂 《国际政策》则发表贝尔波利蒂（Marco Belpoliti）的文章，指责法拉奇的想法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并说法拉奇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有相当的民意基础； 法国著名的研究伊斯兰教专家凯佩尔（Gilles Kepel）则把法拉奇的书称为“丑闻”，“是令人厌恶的垃圾”；巴黎主要清真寺的教长鲍巴克尔（Dalil Boubakeur）则把法拉奇的书称为“挑衅”；法国左派旗舰报纸《解放报》则发表自由派评论家塞蒙（Marc Semo）的文章，说法拉奇的书是“病态的”┅┅ 法拉奇在书里究竟说了什麽，引起了欧洲如此两极的反应？911事件发生之後，探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书成为紧俏货，但从政界到学界，绝大多数人都强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不代表伊斯兰教，更不体现《可兰经》的真谛，穆斯林是爱好和平的，和原教旨份子完全是两回事。 但法拉奇却在她的书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伊斯兰恐怖份子是现代的纳粹和法西斯，是新的搜世太保和黑衫党，他们正在进行“历史倒转”的十字军“西征”来进攻西方世界。西方左派媒体，偏袒这些穆斯林，不对此高度警惕，结果导致西方在“自杀”。法拉奇在书中激烈抨击了西方左派媒体的“偏见”、“天真”和“愚不可及”；并把西方左派称为“伪知识份子的恐怖主义”（pseudo-intellectual terrorism），“红色法西斯份子”（red fascists）。 她说，纽约世贸大厦被恐怖袭击，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都感到高兴，其中包括移民到欧洲的那些穆斯林。如果西方“纵容、容忍或对这些穆斯林抱有希望，就是自杀。” 法拉奇书的结论几乎激怒了所有欧洲的左派知识份子，因为她警告说：我们常被告知，穆斯林恐怖份子只是一种伟大信仰（伊斯兰教）中失望、绝望、邪恶的一小块边缘部份；但事实是，它是伊斯兰教本身的一个组成部份。“伊斯兰教（Islam）和伊斯兰主义（Islamism）之间没有重要的区别。”伊斯兰教本身有严重问题，“伊斯兰教这座大山，在过去一千四百年来都没有移动过，从来没有从它蒙昧的深渊中挣扎出来，没有向文明世界打开它的大门；它迄今都没有愿望和自由、法制、民主和进步发生任何关系。” 法拉奇发出如此“大胆”的言论，不仅遭到欧洲左派知识份子和穆斯林的围攻，阿拉伯世界更是一片叫骂。沙特阿拉伯的报纸把法拉奇称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走狗”。意大利的两个穆斯林团体，公开发表了要“杀掉”法拉奇的威胁信。 最近，三家法国“反歧视”团体和一家瑞士的类似组织，在巴黎和日内瓦法院分别起诉了法拉奇，要求法庭下“紧急制止令”，查禁法拉奇的书；并控告法拉奇“散布歧视和仇恨”，要求把这位女记者逮捕判刑。 在不久前的第一次听证中，这两国法庭都否决了查禁法拉奇书的诉求。但准备近期开庭审理法拉奇的书是否“散布歧视和仇恨”。法拉奇聘请了刚刚和法国《解放报》打赢一场官司的研究纳粹浩劫的专家和作家戈德内代尔（G-W Goldnadel）做她的律师，这位律师说，“法拉奇的书是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它震憾人们的良知，是本具挑战性的书。现在这个案子的核心是：反击伊斯兰恐怖主义将更加困难，因为那些“知识份子恐怖主义（intellectual terrorism）”用反歧视来包装自己（禁止人们自由地批评伊斯兰）。” 这位律师说的是事实，在法拉奇案之前，法国新锐小说家（三本小说都成为畅销书）威尔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也被法国两大清真寺和总部设在沙特阿拉伯的“世界伊斯兰联盟”告上法庭，理由是他的书及谈话“散布宗教仇恨”，污辱伊斯兰教。 威尔贝克的长篇小说《站台》中有个这样的情节：主人公痛苦地看著他的情人死於一次伊斯兰恐怖袭击，之後他每听说有“巴勒斯坦恐怖份子”被打死都由衷地高兴。另外威尔贝克在去年九月法国《读书》（Lire）杂志的专访中说，“最愚蠢的宗教，还是伊斯兰。”他还说读《可兰经》使他感到非常“沮丧”，因为里面有危险的东西，使他不得不说伊斯兰是“危险的宗教，而且自它问世以来就是如此”。 在法庭上，威尔贝克再次公开宣称，“《可兰经》的经文既不倡导和平，也不提倡爱，更不主张宽容。这才是仇恨的经文。”作家强调，“我对穆斯林从来没有表示过半点蔑视，但我始终蔑视伊斯兰教。” 对法拉奇案怎样判决，标 著法国是不是坚持言论自由的原则，是否对言论实行双重标准。因为在法国和欧洲主要国家，穆斯林人办的报刊，恶意造谣和诋毁基督教、反犹主义等言论比比皆是，包括明显是编造的所谓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犹太人秘密联手炸毁了世贸大厦然後嫁祸给阿拉伯人的书，上了巴黎的畅销书榜，都从来没有人起诉他们散布“种族和宗教仇恨”，现在法拉奇和威尔贝克这两位知名作家的书中有对伊斯兰教的批评，就被告上法庭；如果他们被定罪（要入狱一年和近五万欧元罚款），就是法国在言论尺度上实行双重标准。 按照言论自由的原则，真理和真实只能通过公开的辩论、信息的最大限度流通来获得，而不是通过监狱和限制言论的公开发表。法拉奇和威尔贝克都是作家，他们不是街头暴力和仇恨的煽动者，他们像所有爱好言论自由的知识份子一样，应该有对任何宗教公开质疑、批评（以至激烈的批评和蔑视）的权利，这种基本人权绝不可以为了“政治正确”而被剥夺。 美国《评论》杂志资深编辑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在今年十月号发表的“法拉奇事件”专文中指出，法拉奇的这本书虽然有些用词过於激烈，有些表述不太严谨，但就像当年左拉那篇著名的“我控诉”的辩护词一样，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份子的“灵魂的哭喊”，说出了很多人也同样认为、但不敢说出的事实。 网络书店“亚马逊”的编辑在书评中说，“法拉奇用她著名的勇气，迸发出毫不留情的指责、愤怒的抨击；用她残酷的真诚，表达出清晰透明的思想和热情、令人不快的真实和看法，那种我们全都有，但却不敢说，或者不敢大声说出口的看法。” （载《开放》2002年12月号） 作者附记： 法拉奇在沉默、隐居了十多年之後，今年10月22日首次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开演讲。她对这次公开露面解释说，“因为现在我们处於战争时期，美国就是战争的前线，我必须参加战斗。” 她说虽然接到了几个穆斯林组织要杀死她的威胁信，但她绝不会退缩停笔。这位今年72岁并患了癌症的老记者说，“我必须做，因为生命来日无多，我必须独力做得最好。”在这次演讲中，法拉奇再次强调，西方不仅面对伊斯兰极端份子，而且也在面对伊斯兰本身。她把伊斯兰比做一座难以移动的千年大山，难以改变，并充满了对西方的仇恨；不仅外部的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构成威胁，而且在西方社会迅速增长的穆斯林人口，并不融入西方文明，反而要改造西方的文化。她举例说，在意大利的穆斯林人，竟要求从公共场合取消十字架，还不欣他们的男孩子由女性老师授课等。法拉奇尖锐地指出，穆斯林进入西方国家之後，正在利用西方社会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来传播伊斯兰主义，如果西方国家不警惕，他们要一直到做到把西方征服为止。 法拉奇在演讲中解释说，她的书《愤怒和自豪》，“愤怒”的是伊斯兰的威胁，及西方左派对这种威胁的软弱；“自豪”的是西方文明。法拉奇的《愤怒和自豪》一书可以在亚马逊网络书店邮购，上面并有读者和该网络书店编辑的评论等，网址是：http://www.amazon.com/exec/obidos/ASIN/0847825043/qid%3D1040010990/sr%3D11-1/ref%3Dsr%5F11%5F1/104-9687097-9879168 |
| 刘荻和中国黑社会 2002-12-18 |
| 被海外媒体报道和议论多时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学生刘荻被抓事件，最近有了一个结果，刘荻父亲从北京市公安局得知，他的女儿已被正式逮捕，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一个才22岁、正在读大学的女孩子，怎麽能危害国家安全？北京公安局没有给刘荻的父亲任何解释。
我在网络上读到刘荻的一些文章，感到这个女孩子确实和许多她的同代人不一样，她喜欢读书，对人生，对社会，都有相当独立的思考。例如她强调记忆，不是狭义的记忆，而是对历史经验的记忆，对人类苦难的记忆。她强调自由，认为人生最珍贵的五样东西，前三样是生命、自由、创造力。记得中国有位知名的美学家，好像还被颂扬为青年人的导师，却把稳定排第一位，和中国历来的统治者想法完全一样。刘荻好像根本没有听这位“导师”的话，而是认为，没有自由，人就是吃饱了的猪。刘荻特别强调个人的价值，独立思考的意义。 刘荻的这些文字，根本没有从政治上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更没有呼吁推翻政府，它怎麽危害了国家安全呢？ 任何人做事，都应该有基本的常识和判断能力。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刘荻真的想做什麽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她有没有这种能力？她既没有武器，更不是军人；她既不在政府要害部门工作，又不是上了年纪的社会组织者。而且据说她还身体很弱，有先天性心脏病，连爬山等户外运动都不能做，以这样一个资历、经历、身份、年龄的现状，她怎麽能危害国家安全？中国是世界大国，有250万军队，近100万警察，13亿人，这麽大的国家，难道它的安全能被刘荻这麽个女孩子危害了？这符合常识逻辑吗？ 如果仅仅因为她在网络上写点读书感想，就把一个女孩子关进监狱，让一个应该在大学课堂继续学业的学生，在监狱渡过她的青春，这样的政府是不是太野蛮、太残酷、太荒唐？ 网络上有人猜测，可能是因为刘荻和某个工运组织的人有过来往，或参加了这种组织，因此才获罪。即使这种猜测属实，但中国的宪法第45条不是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地写著公民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吗？以刘荻的年龄和身份，她即使参加了这种工运组织，她又能怎麽危害国家的安全，江泽民政府是不是脆弱到连让一个女孩子自由讲话它就会垮台的地步？ 16大结束後，中国政府对外宣称说，进行了“和平的权力转移”。既然最高权力都和平转移了，中国政府是不是应该至少有一点自信，不要草木皆兵到把刘荻这样22岁的女孩子都当作假想敌？ 刘荻的网络作品中，确实有一些言词和政治有关，但这大概和刘荻喜欢科幻小说有关，读来不像是成年人谈的政治，而更像科幻小说中的政治。例如： 刘荻呼吁，“我们可以发起一个‘今天，我们都是自由人’的运动，定期（比如每个月一天吧）以自由人的标准行动。在这一天，大家都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只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要管什麽GCD。然後把自己说过、干过的值得一提的事，写出来贴在网上，供大家欣赏。” 刘荻在同情因办网络而被捕的黄琦的文章中呼吁：“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全国各地曾在网上发表过反动言论的柿油派网虫，同时前往当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到达公安机关後应当说明头案原因及与黄琦共进退的决心” 在题为《虚拟现实主义方案：上街宣传共产主义》的短文中刘荻呼吁：“同志们应该来一次行为艺术实验：让我们走上街去，宣传共产主义！” 这些文字，怎麽读怎麽都不像一个真正要从事政治的人的呼吁，而更像是一种20刚出头的年轻人的科幻式政治游戏。媒体报道说，刘荻非常喜欢读科幻作品，而且已经决定报考北师大中文系新设立的科幻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而且她使用的“不锈钢老鼠”这个网络笔名，就是取自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哈里森的系列小说《不锈钢老鼠》。 在我们上大学的时代，学校的政治辅导员会说，某某女生看爱情小说“中毒”； 现在他们似乎应该说刘荻是看科幻小说“中毒”。这个女孩似乎对她同龄女生所沉迷的谈情说爱，以及爱情小说没有兴趣，而是著迷科幻作品和人生思考。但把这麽个女孩子当作“政治犯”正式逮捕，然後要判刑、关进监狱？共产党真的是总想阶级斗争，严重“中毒”，才能对一个爱读书思考的女孩子下毒手。 但刘荻事件似乎不是孤立的。据报道，另一个办网络的中国青年刘毅斌最近也被公安人员抓走，下落不明。异议诗人廖亦武近日在重庆被公安局传讯，他的电脑、磁盘和书等，像刘荻的一样，被警察抄走。共产党现在无法检查人的大脑，就用查电脑的方式检查人们头脑里想法，然後没收书和磁盘等思考工具。而另一个曾办网站的青年人黄琦，因为在其网页上刊登了几篇政府不喜欢的文章，就被从家里抓走，至今一年多了，谁也不知道他被关在那里，什麽罪名，命运是什麽。 刘荻也是这样，被公安人员抓走後，30多天都下落不明，什麽罪名，关在哪里，既不告诉她的家人，也不通知她就读的大学，直到他的父亲到公安局打听，才被告知正式逮捕。有人说中国在走向法制，但这样的“法制”不是黑社会的法制吗？而且连黑社会都不如，那些“教父们”还讲一些规矩。即使黑社会的“绑票”，都立即通知家人，告诉你条件。而北京公安局把人抓起来，像吞噬到黑洞里一样，无声无息，让外界完全不知道。 中国政府的这种举动只能证实，这个政府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恐惧自由信息的流通，越来越惧怕独立思考的中国人。但古往今来的人类历史已证明，用抓人的方式，把青年人关进监狱的方式，把电脑没收的方式，是根本无法封闭人们的大脑、阻止人们对自由的渴望的。它只能适得其反，促使人们更认清这个政权的专制本性，更激起人民的反抗！ （载《争鸣》2003年1月号） |
| 刘荻案和江泽民的“被害妄想” 2002-12-10 |
| 过去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中国人自己强烈地感觉到，那些近年来去过中国的西方人更是为他们在中国见到的摩登高楼、霓虹灯闪烁、世界名牌竞相争艳等景象而惊叹不已，这和他们印象中的中国太不一样了，於是不仅不少人回来撰文宣称：中国已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了，而且这种观点在西方已经得到了相当程度上的认可。
但中国真的不再是共产主义国家了吗？中国的实情真的像北京上海的景观一样乐观吗？且不说在经济上，极度贫困的农村仍遍布全国，公私不分、私有财产根本得不到保护的情形无处不在；在政治上，连形式上的全民选举都没有，而对思想的异端，仍完全是按照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行政做法来处置。最近北京师范大学22岁的女学生刘荻因在网络上发表一些和政府意识形态相佐的文章而被抓的事件，和几十年前北京大学女学生林昭因发表一些独立思考而遭残杀的事实，在本质上是没有不同的。 今天，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无数人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原谅、容忍中共在政治、思想上的高压和对思想异议者的迫害。殊不知，人和动物最根本的不同是人有思想，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是自由思想的结果；还有什厶比扼杀自由的思想、强行把人变成吃饱（何况更有吃不饱的时候）就满足的猪的状态更残忍的呢？ 在中共几十年的政治高压和信息封锁的专制下，大多数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早已在无形中被阉割，他们在无意识中接受了政府利用全部宣传工具所灌输的思维逻辑；在这种情形下，刚二十出头的刘荻以笔名“不锈钢老鼠”在网络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表现出的独立思考不仅非常难能可贵，而且超过了许多比她年长，而且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中国人的思考。 由於刘荻只是在网上发贴子，而不是正式发表文章，所以有些文字比较零乱，表达未见得完整（或者我读到的只是经过几手转载而被删节过了的），不少是转述或解释名家名著，但仅仅这些就已经是中国人中少见的文字了，而她还仅仅是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学生。比如说，她在一篇题为“今天，我们都是自由人”的文章中呼吁人们在自己的生活空间做一个自由人，不做违心的事，不说违心的话。这个呼吁看似简单，但它和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号召大家不顺著极权机器撒谎、“生活在真实中”是同样的道理，而且做到绝不容易。 作为一个文革後才出生的年轻人，她能清楚地意识到“记忆”在人生中的意义，提出“失去记忆就是失去自我”。她不是指狭义的记忆，而是指对历史的记忆，对人类经验的记忆，对人类灾难的记忆。和那些曾耳闻目睹、甚至亲自参与了文革等人间兽道，却自鸣得意地宣称要忘记过去的男人们相比，这个小女孩的水准多麽清晰地反照出那些忘却过去的灵魂的卑微。 刘荻也清楚地意识到集体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她还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以人民的名义而进行的群众暴政、多数的暴政会带来多麽可怕的後果。她论说得最有条理的是两篇谈到“阴谋论”和“妄想狂”的文章，或许这和她学的心理学有关。 极权主义国家的残酷迫害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卫、人人自畏的集体精神被害妄想症，刘荻写道：“人们没有安全感，彼此之间疏远，不信任，相互提防，一盘散沙正是妄想狂的心理根源。内心缺乏安全感，所以觉得人世险恶，对别人，其实更是对自己充满了敌意和恐惧。因而愿意把自己交给一个强大的权力。一个人连自己的兄弟、朋友、邻居和同事都不能相信，更不用说信任外国了。”於是不少人成为“世上处处有阴谋”的妄想狂。 她说：“中国人的妄想往往与极端爱国的极权主义结合起来，极为典型的是对‘国际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指责┅┅国际上对中国的批评的不同意见被指责为‘国际反华大合唱’”她举例说，中国电影在国际上获奖，说是因为它们反映了中国的黑暗面，某日本和美国动画片被指为对中国“包藏祸心”等等。 刘荻继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敌意的世界中不能自拔，而没有注意到其实最大的敌人就在我们的内心中。我们恐惧别人‘亡我之心不死’，而真正值得恐惧的，就是这种恐惧本身”。“把一切都说成是敌人的阴谋，不仅在政治上有转移矛盾、打击异己等用途，在心理上也有基础┅┅精神病的妄想常常是认为有人在害他，把环境中对自己无威胁的事物理解为威胁（被害妄想），或者把环境中与自己无关的事物理解为与自己有关，如别人偶然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被认为是冲著自己来的┅┅一个总怀疑别人要害自己的人，我们说他是一个妄想狂，精神病患者，一个总怀疑别人要害自己的民族，是一个什麽样的民族呢？” 但刘荻没有想到或没有发问的是，“一个总怀疑别人要害自己的政府，是一个什麽样的政府？一个总怀疑别人要害自己的国家领导人，又是一个什麽样的统治者？”从刘荻的文字来看，她并没有从政治权力上挑战政府和执政党，她只是作为一个还没有涉世的大学生，一个喜欢读书的女孩子，写出一些读书後的感想，一些独立思考而已（当然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但就因为她想有自己的头脑，想独立於《人民日报》式的语言和思维之外，她就被公安人员抓走了，至今40多天，谁也不知道她的下落，她的命运。 江泽民政府的所做所为，不恰恰展示他们患了“被害妄想”了吗？把刘荻这样的二十刚出头的女孩的“偶然一句话，一个眼神都被认为是冲著自己来的”了吗？ 在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是“被害妄想者”获得绝对的权力。刘荻已不是第一个牺牲品。杨子立等几个学理工科的中国大学生，只是因为关心一点政治，常聚到一起讨论几句，建个网站交流一下思想，结果这几个年轻人就都被逮捕、判刑，至今关在铁窗里面。另一个有点独立想法的年轻人黄琦，也只是因为办了一个网站，刊登了几篇当局不喜欢的文章，就被警察抓走，至今一年多了，也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下落和命运。 在今天的中国，要想发出任何独立的声音仍是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或者已经做出了牺牲。像刘晓波和余杰等中国罕见的几个勇敢发出自由声音的独立知识份子，他们一个是博士，一个是硕士，都正处於充满创造力的年龄，但在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大市场”中，他俩却无立足之地，不被任何文化单位雇用。他们为独立的思考，为自由思想的表达付出著巨大的代价。 最近看了一部描写古代猿人钻石生火、发现火的电影。那些人类的老祖宗们在想到用石头产生“火”的一瞬间，那种兴奋的场面，给我非常强烈的印象。正是独立思考，正是新的想法，在创造和支撑著今天的人类文明。正是自由的思考，想像力的飞翔，才使我们今天能享受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等等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最凶残的事是扼杀思想，阻止人思考。而江泽民政府现在干的就是这种人类最凶残的事情。 而江泽民们之所以敢这麽做，并能一直这麽做，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患了被害妄想，关键在於这种病人掌握了绝对的权力。俄国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耶夫在《谁是疯子》里指出，共产苏联的统治者是真正的疯子，但他们却把所有敢於独立思考，敢於发出独立声音的人，关进了精神病院。 中国民间有一种“象鼠棋”，这种游戏筹码中有大象、狮子、虎、豹┅┅猫、鼠等十几种动物。依次大吃中，中吃小。这种棋所以能够玩下去，关键在於最小的“鼠”可以“吃”大象，由此构成“权力平衡”。 今天在中国刘荻被抓，就在於像刘荻这样的13亿“老鼠”被剥夺了“吃”大象的权利。虽然刘荻自称是“不锈钢老鼠”，但还是被江泽民的“权力大象”吞噬了。但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不锈钢老鼠”站出来，独立地思考，勇敢地发出自由的声音，即使江泽民还敢“吞噬”，最後那个政权也会被胀垮，毕竟它是“不锈钢的”，江泽民们是消化不了的。 （载《多维网》2002年12月16日） |
| 中国这次会不会跟著俄国跑？ 2002-12-06 |
| 俄国总统普京访问中国，今天（3日）在北京大学演讲，成为一条引人注目的新闻。但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报道的是，在普京到北大演讲之前，北大论坛就有帖子：“中国需要普京式的领导人！”“要学习普京身上所体现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
北大学生发出这样的呼声，让人不期然地想到十三年前，也是在俄国领导人到中国访问时，北京的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打出“戈尔巴乔夫你好！”的横幅。 中国学生对俄国领导人的敬意，表达出他们对俄国过去十多年走的“新思维”政治改革道路的羡慕，同时传递出对中国统治者拒绝政治改革的沮丧和愤怒。从当年北大学生打出“小平你好”的条幅，到今天发出“中国需要普京式的领导人”，反映出中国人，至少是青年学生们对中俄政治变化的比较和取向。 在近代历史上，影响中国进程最大的是俄国（另一个是日本，日军侵略给了共产党发展机会）。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暴力革命的样板。当时中国的两个主要政党，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建立成列宁主义式政党。别说中共，连孙中山的国民党，也是提出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专制性纲领。而且孙中山本人相当向往列宁的苏联，衷情共产党，他当时的政策是“联苏，联共，扶助工农”。 在中共发展及夺权的进程中，从外部至少得到过四个人的帮助，按时间顺序说，是孙中山，张学良，日本天皇，斯大林。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韦慕庭（C. Martin Wilbur）曾写过一本《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的专著，他论述说，中共之所以能在中国获得发展的机会，进而征服中国，一个关键性的因素是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同时指出孙中山的出身背景为“边缘人”（marginal man），愿玩弄权宜之计，不择手段。例如为获得日本支持，孙中山曾承诺把东北三省给日本作为交换条件。 张学良是继孙中山之後，对中共最有“恩”的人。他发动的“西安事变”，给了共产党军队喘息的机会，并借助後来的抗日而发展壮大。11月25日广东《南方周末》刊出张友坤（吕正操秘书）的文章“吕正操纽约秘晤张学良”，详细记述了张学良1991年首次从台湾来美国那年，中共派吕正操到纽约和张学良三次秘密会晤的情形和谈话内容。两人的第三次谈话是在6月4日晚在中共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的别墅进行。当天是“6．4”屠杀两周年，在中共领馆高楼对面，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组织有悼念六四遇难者集会，而张学良则在中共高官的别墅里密商如何用“治眼楮”的名义回大陆，并回忆他当年如何帮助的共产党等。 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天皇，也是共产党的“恩人”。毛泽东曾在接见“日本友人”时曾毫不掩饰地说，感谢“皇军”的侵略；没有日军入侵给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机会，溃逃到陕北的红军当时已近被蒋介石的军队剿灭。 帮助中共坐大、给了“临门一脚”的是斯大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击溃了日本关东军之後，把东北交给了共产党军队，并提供援助，使中共在东北站稳，进而利用北方重工业之力，击溃了蒋介石的军队，进而占领了整个中国。 这个世界如果没有俄国这亡个国家，中国很可能就不会被共产党夺取天下，就不可能有几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发生。共产党人那种所谓“历史必然性”说法完全是它洗脑宣传的一部份，为的是强调共产党领导中国的必然性。 如果没有俄国，今天中国的土地面积也不会这亡小。历史上俄国通过七个不平等条约，夺去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想想中国现在总共只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00多万是多大）。去年江泽民又和普京签约（永久割让这些土地给俄国），使中国人今後世代都没有“法律根据”再追究和索回这些领土。 中国人以俄国为师，使中国走进《1984》那样的世界。但当俄国想偏离共产主义的轨道，回到人的世界时，中国则拒绝学习这个“榜样”了。当年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个人专制，使苏联出现“解冻”现象时，毛泽东们不仅拒绝“学习”苏联，反而发起批判“修正主义”的运动，攻击赫鲁晓夫；然後发动文革，要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不仅拒绝“解冻”，而且还要雪上加霜，使整个中国成了“大冰窟”。 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要改革共产主义的时候，中国再次拒绝走俄国的道路。在北京的大学生们喊出“戈尔巴乔夫你好”不久，解放军就把坦克开进了天安门广场，用屠杀来回答中国人对政治改革的渴望。 这次俄国总统普京到北大演讲，让中国的青年学生们再次看到一个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民主领导人（和江泽民等独裁者）的不同；普京和去年在清华大学演讲的美国总统布什一样，都不是靠“你办事我放心”式的条子上台，更不是用中共16大式黑箱作业而获得的权力。目前布什的民众支持率为66％（11月5日中期选举民调）；普京的民众支持率（8月28日莫斯科民调）高达76％。在有新闻和言论自由，可以任意批评、挖苦、嘲讽国家领导人的社会显示出的民意支持率才是真实的。 虽然中共领导人拒绝俄国式的政治改革，江泽民拒绝把普京作为“老师”，仍在效仿斯大林、毛泽东、蒋介石那种独裁者，但北大学生发出的“中国需要普京式的领导人”的呼声传递出的信息是：不管江泽民怎亡把自己写进“党章”、写进“政治报告”、写满《人民日报》，他都将作为普京的“对照物”而被中国人在心里厌恶、以至否定；而且不论他怎样玩弄16大式的权术，包揽大权，个人独裁，都无法阻止中国人心底对俄国式政治改革的向往，对普京式领导人的呼唤。 俄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再一次给中国做出了“样板”。中国曾学了俄式的坏样板，会不会再学一次好样板呢？中国人常说“俄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但愿这次能再次成真。 2002年12月3日於纽约 |
| 江泽民是“边缘人” 2002-11-30 |
| 中共十六大的结果是，江泽民根本不放权，仅是给了胡锦涛一个总书记的空头饺，通过扩大政治局常委人数，安插自己的嫡系，使自己仍大权在握。一些美国的“中国通”对此表示惊讶和不解，因为他们原来的预测是“江泽民这次会全退”。
为什麽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这次又是“中国不通”？退休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余英时先生有句概括性的名言：“费正清和他同时代的‘中国通’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伤——他们完全不了解中共的性质。”“四十年来他和欣多‘中国通’对中共发展的估计几乎没有一次不错。” 在美国学界对中共的看法上，费正清（J.K.Fairbank）和余英时的观点可谓两极。1991年去世的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一生致力於研究中国，著作甚丰，桃李遍地，当今美国政界学界有很多他的弟子，因此费正清的观点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1995年我采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谈到费正清时，这位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多次去过中国的作家把费正清称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 但费正清却对红色中国长期持正面看法，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不可能被压制的”，因为它体现了“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揭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最後竟做出“共产主义不适於美国而适於中国”的著名论断。 据费正清自传，尼克松访问北京，最早是费正清提出的建议。他对基辛格说∶中国自古有“朝贡”传统，美国总统主动先访北京是会满足毛“皇帝”的心理的。一直到“六四”屠杀，费正清才有所醒悟，叹息说，“中国确实是独特的，深不可测的。”他去世前把最後一本书取名《中国新史》，里面修订了一些自己的错误认知，这个“新”字也喻示他重新阐释中国。 余英时可能是美国学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中最罕见的一位，他既没有随波逐流融入费正清式的对共产中国的浪漫情怀“主流”中，更没有像杨振宁、李政道等华人学者争相跑北京，享受中共的红地毯；而是始终坚持对共产邪恶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立场。 我没有采访过余英时，没有机会当面请教为什麽在美国专家们争相展示“中国不通”、华裔学者们争相跑到北京谄媚共产党的“历史洪流”中，他不仅能清醒地独善其身，而且还更难能可贵地慧眼识真，看出中共的邪恶本性，公开批判。但我从霉读他的书中，似乎可以找到一点线索∶ 余英时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从中国几千年动荡的历史中，他发现，那些领导革命、翻天覆地造成社会大动乱者，都是“边缘人”（据我有限的霉读面，还没有看到其他中国问题专家这样论述，这可能是余英时的独创）。余英时在《费正清和中国历史》一文（收入台北《西方汉学家论中国》1995年版）论述说，“以领导主体而言，中国史上的造反集团从来不是务正业的农民，而是各式各样的边缘人。正如黄巢是盐枭（旧时指私贩食盐的人——本文作者注）、李自成是作为驿卒的乡村‘无赖’、洪秀全是客家籍的不第秀才（这是双重边缘人）。”“边缘人在治世难有展布，但一到乱世便有机会大显身手了。” 余英时通过他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和对中共的对比性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以毛泽东为领导主体的中共的确继承了一种中国传统，即社会边缘人的造反传统，┅┅所以20世纪是中国边缘人最活跃的时代；而‘革命’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理想的活动场所。┅┅中国共产党正是一个最典型的边缘人集团。” 余英时和费正清最大的不同在於，他不仅洞察到中共不仅根本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更不体现什麽“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揭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而且还深刻地观察到，中共这个“边缘人集团”的特点和做事习惯是∶不讲规矩，没有理想，不按牌理出牌，极端的利己，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余英时在上述文章中写道，“（费正清）始终不了解边缘人集团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鄙弃社会上共同遵守的一切规范和价值，因而行事可以肆无忌惮，┅┅这个集团在造反的时期是不惜运用任何手段夺权，在夺权以後则千方百计地保权┅┅由於它摧毁了整个民间社会，并且独占了全部生活资源，它已转化成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阶级。” 今天看中共的经济改革，和江泽民的所谓交班，几乎全是按余英时所观察和阐述的路子进行的，一切都是为了保住共产党的统治权力，保持“江泽民二世”的“中国皇帝”权力。而且为了这个“权力”，江泽民不惜使用任何手段，可以提出“资本家入党”（拉拢商界，和毛泽东夺权时拉拢商界、建立统一战线一样），可以提出市场经济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提出要和历来被北京视为美国推行霸权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话”，对美国展开笑脸外交┅┅ 同样，为了保持江泽民的个人权力，可以公开地违背共产党的惯例，政治报告不让“接班人”来做，连这麽点小小的露脸机会都不给胡锦涛，比当年慈禧对待“儿皇帝”光绪都做得过份（已有文章指出，中共八大、九大、十大，毛都是让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做报告。邓小平时代的十二到十五大，也是让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做报告）；可以毫不忌讳地公开扩大政治局常委人数，安插自己的嫡系。《纽约时报》11月15日说，“九名常委中，有六个是江泽民的亲信。”当日《洛杉矶时报》记者朱亨利（Henry Chu）发自北京的分析说：事实上，这根本不是选举，而是黑箱作业。政治局常委中的五名江泽民亲信（曾庆红，贾庆林，黄菊，李长春，吴邦国），都有“狡猾阴险的政治玩家”（wily political operator）的名声。 当年毛泽东、邓小平还要讲点“面子”和修饰，尽量不把“边缘人”的面目让人们看得太清楚（也因此蒙骗了一大批中国知识人和美国的“中国不通”们），现在江泽民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展示他的“边缘人”的丑陋，不择手段，不计後果，贪婪地霸占和吞噬权力，恰恰透露出，他所领导的共产党集团，像当年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等边缘人集团一样，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
| Russia is showing China how to break away from the past 2002-11-25 |
| Both have had their fling with communism but only Russia has moved on and is now setting an example that China must follow if it wants to play a central role in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The Taipei Times Mon, Nov 25, 2002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16th National Congress is over. Although the rest of humanity has entered the 21st century, Chinese politics remain in the 1950s. Just as at all party representative congresses in the past, the representatives to this congress were obedient, read their documents at the same time, listened to reports and then raised their hands like robots, completely controlled by the supreme power, the general secretary on the podium. Bordering China, however, Russia has over the past 12 years held two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wo national referendums, five elections to the Duma and at least three gubernatorial or legislative elections in each of its 89 regions. On Dec. 12, 1993, the day Russia held a referendum regarding its constitution and also the day of its first elections to the Duma, I published an article in the US weekly World Journal (世界日报), entitled "Today, the people of Russia vote to decide the new constitution and the new Duma" (今天，俄罗斯人民用选票决定新宪法和新国会). In it, I compared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reform models, stressing that the Russian people voted and were about to leave the era of Animal Farm behind and enter the era of human life, which includes the right to choose. Once Russia had removed the communist tumor that had been spreading for 70 years, there was certain to be a short period of weakness, but Russia will enjoy a dignified future where no one will be able to bring the past back to life. Nine years have passed. The CCP is still holding its National Congress, depriving the Chinese people if their right to choose. Russia has seen revolutionary change. Russia now enjoys democratic elections and press freedom. Democracy contains at least two important ingredients. One is regular and fair elections. The other is press freedom. Not only has Russia held all the above-mentioned elections, it has also allowed private newspapers, television, radio and other printed publications and people are beginning to enjoy unprecedented freedom of expression. During the recent hostage incident in Moscow, the media were allowed to freely criticize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On the recent anniversar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 thousands of people (mostly elderly) holding pictures of Lenin, Stalin, Yasser Arafat and Saddam Hussein gathered in Moscow's squares to remember the revolution and the bloodshed. Russians are free to express their own political opinions. It is exactly these regularly held elections and the freedom of the press that have brought realism to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purged it of ideology. Russia no longer sees the US and the West as enemies, it no longer opposes NATO's eastward expansion, it has established the historic US-Russia Council and is attempting to join the West. After the Sept. 11 attacks, Putin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call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to express his strong support for anti-terrorist activities. Russia has also given up military imperialism. Spending on education now exceeds military spending. Military policy is another area in Russia that has seen significant change. Russia no longer attempts to play the role of an empire,and it has cut military spending and transferred these funds to the economy. Leon Aron,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for research about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at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Russia's Revolution in this month's issue of Commentary. In it, he says that military spending, which during the Soviet era made up 30 percent of the nation's GDP, has fallen to 5 percent of GDP (the figure for the US is 3 percent). During the Soviet era, the army consisted of 4 million troops. This was first cut to 1.7 million troops in 1996, and then another cut this year brought the number down to 1 million. A further cut to 650,000 is slated for next year. (The PLA consists of 2.5 million troops and the US has 1.25 million). From 1992 to 1995, Russia repatriated 800,000 troops, 400,000 civilian personnel and 500,000 dependents from Eastern Europe. With the departure of the last Russian soldier from Estonia in September 1995, Russia returned, voluntarily, to its 17th-century borders. The Soviet Union was in possession of 10,000 deployable strategic warheads. During his recent visit to the US, Putin agreed to cut the number of Russian missiles to 1,500 within 10 years (the US will cut its arsenal to 2,200). A plan approved this year will abolish Russia's 300-year-old draft by 2010 in favor of a US-style system where service is voluntary. Russian spending on education exceeded military spending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last year. Russia has also undergone full privatization. The country has taken a path different from China, 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ahead of economic reform. Boris Yeltsin hired Jeffrey Sachs, an economist at Harvard University, as consultant for economic reform in order to carry out major changes in the Russian economy, something that has become known as shock therapy. Chinese intellectuals did not look favorably on Russia's bold and resolute privatization and remained passionately loyal to China's traditionally conservative methods. Looking at the situation today, Russia's approach was successful and recovery has been quick. At the moment, the rouble is stable and Russian foreign-exchange reserves have increased to US$38.5 billion. Not only have financial expenditures and revenues been balanced, but there is even a financial surplu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Russia has repaid US$10 billion of the US$18 billion it owe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hile the global economy was in recession and with even the US economy stagnating, the Russian economy grew by 8 percent in 2000 -- the same figure as for China that year. Last year, Russia's economy grew 5.5 percent and growth of 5.2 percent is predicted for this year. On Nov. 12 last ye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praised Russia in an editorial, saying that the Russian situation may be the best since Peter the Great. Chinese entrepreneur Yang Rong (仰融), who has been called China's third-richest man by Forbes magazine, was forced to escape to the US as the result of a dispute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Liaoning province over company ownership. As is the case with so many other so-called private or township enterprises, ownership of the company that Yang led is unclear. The "private" character of these companies is substantially false. Russia's shock therapy led to true privatization. According to Aron's article, only 5 percent of Russia's GDP came from private enterprises in 1991. Today, this figure has grown to 70 percent. Using the book market as an example, 80 percent of books in Russian stores are now published by private companies. Books by Solzhenitsyn, Pasternak, Nabokov, Sakharov, Hayek and Keynes can be found in big bookstores. Privatization has stimulated the economy, and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Russian oil production has grown by 15 percent. In February, it reached 7.28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for the first time exceeding that of Saudi Arabia, and it now amounts to 10 percent of the global oil market. Not only were Russian food supplies sufficient last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early 1960's, but the country also exported more than 5 million tonnes of grain. The first thing Lenin did after coming to power in 1917 was to nationalize all land and establish agricultural collectives. In July this year, 548 million acres of agricultural land -- an area four times the size of France -- was denationalized and Russians can now own and freely sell their land. Foreigners can now lease land for up to 49 years (or buy it through Russian nationals). The next targets of privatization are the state monopolies in gas, utilities, railroads and state pension funds. The Russian government is implementing large tax cuts. Early last year, the nation cut individual income tax from 30 percent to 13 percent and tax on corporate profits from 35 percent to 24 percent. Individual income tax in Russia is now among the lowest in Europe, second only to Ireland's 12 percent. Despite the cuts, tax revenue in Russia increased by 50 percent last year, due to the economic stimulus and increase in individual and corporate income they provided. The country has also seen major improvements in living standards. In the 1980s, Russians spent an average of 54 hours a month in queues. On a list of 221 essential food products, only 23 were regularly available in shops and many items were rationed and various coupons used. Today's free economy has filled store shelves. In 1988, 43 million people in the Soviet Union -- one in six -- lived in families where per-capita monthly income was less than 75 rubles (US$7.50 at the underground exchange rate). World Bank figures show that average per-capita income had reached US$2,250 by 1999. In 2000, the figure for China was US$855, US$5,020 for the Czech Republic and US$4,070 for Poland. In 1990, there were 18 cars per 100 Russian households. Last year, this figure had increased to 42, and it is predicted to rise to 52 this year, which means that over half of all Russian households will own a car. Two and a half million of the 9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Moscow own cellular phone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the number of Russians connecting to the Internet grew by 40 percent (unlike China, Russia has never installed firewalls to restrict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During the communist era, there were no private charities in Russia. Last year, there were already 70,000. In 2000, the number of colleges had increased by 75 percent an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had increased by 50 percent compared to 1992. In 1991, only 500,000 of almost 300 million Soviet citizens had traveled. Last year, 5.25 million out of 145 million Russians had done so. According to exit polls, 71 percent of 18 to 29-year-olds supported Boris Yeltsin i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1996, while the communist candidate only received 23 percent of their vote. When asked what the basic elements of a decent society were, 75 percent of those planning to vote for Yeltsin name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Grigoriy Chkhartishvili, Russia's most popular writer, said that "the most precious product of this evolution has been human dignity." People have been given the right and opportunity to freedom of choice. Bordering China, Russia has become a mirror reflecting the ugliness of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is mirror also brings light to China, letting the Chinese people, who have also experienced communism, see clearly what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a decent society really are and what the most precious product of reform should be.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Translated by Perry Svensson |
| 大西洋两岸──吵不散的“婚姻” 2002-11-22 |
| 11月21和22日两天，“北约首脑高峰会”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北约19国首脑和国防部长都与会。这是911以来，全球战略格局和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后，西方国家军政首脑的首次聚会，对于确定北约的新角色、新目标，解决大西洋两岸的分歧和摩擦，加强美欧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实际上就在发生变化，主要在于苏联崩溃，欧洲不再有直接的安全威胁，对美国核保护伞的需求意识降低，同时增加了区域整体性意识：不愿接受美国作为霸主的主导力，欧洲作为一个整体，要发出更大声音，在全球事务上扮演更重要角色。因此欧洲有和美国潜在争夺影响力的趋势，从而导致大西洋两岸的关系有疏远和分离的倾向。 911事件的突发，在短期内有把美国和欧洲团结在一起的凝聚力，欧洲国家也认知到，这种恐怖袭击下次可能目标就是法国、德国或英国。法国总统希哈克对911表态说“下次可能就是我们”。但很快就有五点因素导致这种“团结”气氛开始消散： 1917年后的“欧洲”已死 第一，恐怖份子至今没有袭击欧洲，欧洲对911的体验没有身临其境的美国人那么强烈，同时欧洲人对恐怖份子邪恶和残忍性的认知，也没有美国人那么直接和敏感。因此在谁是恐怖份子，如何对付恐怖份子上，存在心理和现实距离； 第二，美国的军事反恐没有需要北约出兵，而是单独进行。这给了欧洲人更强烈的美国要利用冷战结束后形成的世界唯一超强地位，实行单边主义，而撇开欧洲，自行其事。欧洲有边缘感、疏远感和主导全球主要事务的无力感。 第三，美国反恐进入第二阶段把军事打击伊拉克作为目标，引起欧洲更大的反弹，因为这和中东问题将纠缠到一起；由于欧洲主要大国都有很多穆斯林移民（法国和德国各有300万，英国和意大利各有100万，比利时50万……），他们担忧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政策会导致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弹，而影响到他们自身的社会稳定和安全。 第四，正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西蒙．赛法悌（Simon Serfaty）在最近的论文中提出的，欧洲这个地缘政治概念已发生了变化，人们所熟悉的那个1917年后的欧洲实际上已经死了，出现了一个“新欧洲”。欧洲模型发生了四点变化：欧洲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个个单独国家构成，而是形成了一个整体，主要国家（15国）组成了“欧盟”；欧洲建立了统一的货币，这种金融政策形成了它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北约的19个成员国，除美国之外，全部在欧洲，由此形成了欧洲的整体性防御力量；欧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民主、对世界更有影响力。 第五，北约的地位下降，不像冷战中扮演那样重要的角色。北约在1949年成立时仅有12个成员，在冷战中扩大到16个，到1999年时发展到19个（增加了波兰、捷克、匈牙利）。这次北约布拉格的北约高峰会，将再吸收7个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从而使北约扩大到26个成员，达到建立53年以来最大的规模。但由于成员太多，难以形成统一意见，因此美国更愿意和北约的成员形成单独的双边关系。而且18个北约成员国的全部军费开支才是美国这一个国家的一半，美国和北约其他成员间的军力鸿沟相当大。这也是美国对阿富汗战争没有需要北约参与的原因之一。 在冷战时代，西方是一个整体，面对一个敌人，形成一个联盟，一个战区，一个霸主般的领导者，即美国的单边主义加上欧洲的配合。现在，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不管北约发展到是20（加俄国），还是26（再增7国），北约都无法再扮演原来在冷战中那种角色。 实力外交，欧洲跟进 从布什政府上台一年半来的对外政策走向，尤其是对欧洲的政策来看，美国并没有采取单边主义，而是在坚持保护美国安全第一的原则下，尽力和欧洲进行沟通。但在“沟通”和“美国原则”发生矛盾而无法协调时，美国基本采取了自己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而没有妥协，例如拒绝签署《全球禁止核试验条约》，拒绝了防止全球过热的《京都条约》，拒绝参加国际法庭，拒绝签署禁止地雷条约等等，都显示了美国在涉及自身安全和国家利益时，基本坚持自己的原则，而拒绝做出让步。 这既有美国为了自身原则而无法让步的原因，也有美国利用冷战后成为唯一超强地位，推行实力外交的因素。这从美国单方面退出1972年和苏联签署的限制部署导弹防御的《反导弹条约》就可以看出，虽然美国退出前遭到欧洲几乎一致的反对，认为这会导致新的全球军备竞赛，俄国和中共还联手在联合国通过决议反对美国单方面退出等，但一旦美国做出这样的决定并强力推行，不仅获得了成功，而且那些反对的声音也随之消散，并没有形成像欧洲国家原来预测的那样严重的后遗征等。 因此，美国的实力外交的成功，也在促使美国更倾向于为了原则和国家利益而不惜和欧洲出现分歧，单边做出决定。这次美国准备军事解决伊拉克问题也是这样，一旦布什政府下定决心推行这个政策，最后欧洲国家仍可能跟进，而不是杯葛到底。 欧美具有共同的价值观 欧洲所以最后会选择“跟进”，而不是杯葛美国到底，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毕竟在根本价值观上美国和欧洲国家是一致的，并有合作的历史、基础和架构； 其次，如果欧洲真的想抗衡美国的话，目前仍缺乏足够的实力。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三个方面，都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实力。整个欧盟15国的社会生产力加起来才比美国多一点。据去年7月14日《纽约时报》引述的数字，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是99,630亿美元，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的两倍多，是排名第三的德国的五点三倍，是排名第六的中国的九倍；仅纽约一个都市地区的生产总值就是整个俄国的一点七倍，波士顿的生产总值超过整个瑞典，一个芝加哥的生产总值就超过全台湾。 另外，正因为美国有强大的经济，才有实力保持强大的军力。虽然北约19个成员国有18个在欧洲，但这18国的军事开支才是美国的52％。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分析员迈克．欧汉龙（Michael E. O’Hanlon）最近发表的论文，欧洲投入军力项目的能力和从本土调动军队的运输与行动能力仅是美国的十分之一。欧盟国家的全部军队有250万人，正好是美国的一倍，但军费开支却是美国的一半；而且在2003年，将会少于一半（美国将接近4,000亿美元，而欧洲是1,500亿美元） 最后，从波斯尼亚、科索沃战争可以看出，虽然北约在欧洲的18个成员国的任何一国的军事实力都大于南斯拉夫，但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具有相当军事实力的英国、法国或德国）对波斯尼亚、科索沃采取行动，直到美国进行干预，他们才跟进。没有美国的领导角色，欧洲难以在重大国际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 欧洲高峰会，美国将摊牌 虽然美国具有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空前优势，但由于反恐战争不同于以往任何的传统战争，它涉及的范围广泛，需要全球国家的合作，美国无法疏远欧洲、自己单独进行而取得完全的成功。因此，布什总统亲自参加北约高峰会议，仍是在寻求平衡外交，争取欧洲和国际社会的支持。 六月下旬，美国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和德国柏林的“政治军事研究所”（PMG）联合召开了探讨美国和欧洲关系的研讨会，与会发言的九位美国、英国、德国的知名学者，几乎都一致认为，冷战结束后，大西洋两岸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和欧洲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鸿沟和分歧。欧洲应该认识到这种鸿沟对世界安全不利，必须采取措施弥补。其中以德国学者阿斯玛思（Ronald D. Asmus）的观点较有代表性，他认为，美国目前把军事反恐列为政策优先和全球战略目标，欧洲必须认识到，这不仅仅是美国的目标，应该成为欧洲的目标。因为恐怖袭击的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欧洲，恐怖主义不仅对美国，也对整个自由世界构成威胁，而且这种威胁是现实的、紧迫的，致命的。欧洲应该和美国联手来共同对付恐怖主义，就像冷战时联手对付斯大林一样。欧洲如果把反恐视为美国自己的事情，那是短视的。北约成员国应提高军费，加入美国的全球反恐联盟之中；使北约走出欧洲，成为美国执行“世界警察”角色、打击恐怖主义的战略行动中的并肩伙伴。 从欧洲的反应来看，欧洲对这种角色的认知不是那么清晰，对扮演这种角色也不是那么情愿。主要原因在于，除了欧洲并不像美国那样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有强烈感觉和深刻认知，另外说不出口的理由是，欧洲主要国家想保存实力，不愿增加军费，而把保护世界安全的责任推给美国独立承担。在不愿当“参与者”的同时，还想扮演“仲裁者”，来获得道德高地。 这次布拉格的“北约高峰会”以及今年底将召开的欧盟年会，实际上将成为美国和欧洲的一次“摊牌”：要么欧洲像冷战时配合美国对抗共产主义一样，成为战略伙伴；要么就是美国独立承担，欧洲“无关紧要，无足轻重”。因为从阿富汗战争来看，美国根本不需要欧洲或北约出兵，自己完全可单独完成。 上述美国和德国研究所的讨论会，基本调子是强调欧洲要破除本位主义和私心，破除对恐怖主义和伊拉克萨达姆等邪恶势力的浪漫情怀，和美国再次真正联手，建立大西洋两岸安全关系的新架构。 北约高峰会议，以及年底的欧盟年会，可能会有助于缓解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某些紧张关系，为促使欧盟和美国的合作，提供更好的条件。但由于上述大西洋两岸疏远的五个因素的存在，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今后仍将存在相当的变数，双方都可能要踩钢丝，在凝聚和分歧中，平衡、谨慎地向前走；在争吵中继续保持这场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婚姻”。 |
| 为何东欧国家支持美国打伊拉克 2002-11-21 |
| 今天（21日），在捷克首都布拉克，北约高峰会开幕。北约19国军政首脑和美国总统布什都参加了会议。这是911以来，全球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之後，首次西方主要国家首脑聚会，因而相当引人注目。
这次北约高峰会有两个主要议题，一是全球反恐；另一个是北约扩大。北约53年前成立时，有12个成员，冷战中扩大到16个，1999年吸收了波兰、捷克、匈牙利而达19国。这次再度扩大，增加了立陶宛三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等七国，从而使北约达到26国的历史最大规模，成为全球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 北约1949年成立时主要战略目标是遏阻苏联共产主义势力向欧洲以至全球的蔓延。在冷战时代，北约成了欧洲以至整个自由世界安全的保障，并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在後冷战时代 北约出兵军事干预南斯拉夫，制止了该国强人米洛舍维奇对穆斯林人的“种族清洗”政策，最终使南斯拉夫走向了民主。 但这样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却被中国官方媒体长期攻击和丑化，尤其是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误炸那里的中国使馆之後，北约在中国官方媒体上简直成了罪恶的同义词，而对北约维护世界和平、抗击苏联共产邪恶的历史，完全不提或刻意歪曲。 但仅从一个事实就可看出北约的性质，那就是共产政权在东欧及苏联垮台後，那些东欧、中欧国家对北约的态度，他们都争先恐後地要求加入北约。如果北约像中国官方媒体所描绘的那样罪恶，为什麽有了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有了民意自由表达的捷克、波兰、匈牙利都会申请并最终加入北约？由中国知识份子比较熟悉和敬佩的前知名异议作家哈维尔担任总统的捷克，不仅自己加入北约，而且哈维尔强烈支持北约扩大，吸收更多的原东欧共产国家。这次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立陶宛三国等七个原共产国家选择加入北约，再次证明了北约长期维护世界和平的性质和它的吸引力。 这次美国总统布什专程到布拉格出席北约高峰会，主要是争取欧洲和北约对美国可能军事打击伊拉克政策的支持。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欧洲除了英国之外其他一些国家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有分歧或一定的抵触，但过去两次新加入北约的10个国家，几乎全部都支持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捷克总统哈维尔表示支持美国打伊拉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都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为什麽这些国家和其他欧洲国家不一样？西方专家认为，因为这些原共产国家经历过纳粹和共产主义，他们深刻了解什麽是邪恶，并懂得怎麽用邪恶听得懂的语言来对付邪恶。 这次北约一下子吸收了七个国家，增加到26国的规模，对美国最有利，因为这些新加入的国家都倾向支持美国的对外强势政策，倾向和美国联手，从而扩大了美国在北约内部的影响力和主导力。 不久前，俄国也改变了对北约的态度，与北约合作，建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关呈远於本月10日和北约秘书长罗伯逊举行了会谈，中国提出要和北约“对话”。美国媒体评论说，这是北约成立53年以来第一次听到中国发出这样的声音。这说明中国对北约的态度也在改变，在走向现实主义。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11月21日） |
| 金正日让日本人发抖 2002-11-18 |
| 23岁的奥土木子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鼓足勇气告诉她的家人，她有了男朋友。她告诉哥哥说，第二天要去海边和男友约会。她说这话的时候是1978年8月的一个晚上，在她日本的家里。
然後第二天晚上她没有回来，人们在海滩边上找到了她的汽车，但没有这对恋人的踪影。两个青年人突然失踪了。有人猜测他们溺水了；也有人怀疑被黑社会绑架或干掉了。 从那以後，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奥土木子的父母已都70多岁了，父亲已躺在医院，母亲在过去这24年来，天天在家里的供台烧香摆水果等，期待感动上仓，让她的女儿回来。24年，八千多个日夜的思念，母亲的心被撕碎了。 今年9月15日，这位母亲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让她无论如何晚上不要打开电视，也不要听广播。因为那晚电视播出日本首相小泉访问平壤，金正日正式承认，他们把包括奥土木子在内的13名日本人绑架到了北韩，其中8人已死亡，还有5名幸存者。做儿子的担心苦等了20多年的母亲受不了这个消息的打击。 在七、八十年代，据日本方面的估计，有50到60名日本国民像奥土木子一样，被北朝鲜特工从日本的国土绑架到了北韩。还有日本在欧洲的留学生，在奥地利旅游时“失踪”，现在名字也在北韩的“名单”上。被北韩绑架的日本人各种各样，有52岁的旅馆更夫，有20多岁的公司女秘书（在送女儿去托儿所回来的路上失踪了），最小的是13岁的横田惠，她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不见了”。 上述那位元母亲最後得到的消息令她悲喜交加，她的女儿及其男友在五名幸存者的名单上，而且这对恋人在平壤结了婚，现已有三个孩子。另两名幸存者和奥土木子一样，也是一对青年恋人，也是在海边约会的时候被绑架到北韩後在那里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另一个幸存者曾我，和从南韩叛逃到那里的美国士兵结了婚，现有一女一子。 这些被绑架者的故事成了日本媒体上的最大新闻，美国的英文报纸也大幅报道。读这些日本人的故事，令人非常伤感。因为作为一个经历过共产主义制度的中国人，对这些被绑架到共产北韩的日本人的遭遇以及他们的生活，真是感同身受。 这五名幸存者在北韩那样封闭、贫穷、野蛮的世界是怎样煎熬过20多年？他们是怎样渡过的突然失去家人、国家，一下子掉入黑洞般的岁月？而且那八个被北韩宣布已死亡的日本人，是怎麽死的？那个当年才13岁的横田惠，被绑架到北韩之後，作为一个刚上中学的女孩子，她会怎样地想念父母，怎样地恐惧，怎样地无望？北韩当局说，这个女孩子在29岁（经过16年的折磨後）那年在平壤的一家精神病院里悬梁自尽了，留下一个女儿（她在那里和朝鲜人成家）。 那些突然被劫持到北韩的日本青年，和原来已在共产国家的人不同，他们是在一个民主、和平、并相当富裕的日本成长起来，他们根本没有像其他中国人、北朝鲜人那样，从小就在那个“悲惨世界”里磨练。他们根本不可能有适应的能力。被绑架的人中60％以上都死了（他们中绝大部份死时才三、四十岁），就足够说明那个环境对他们来说是多麽艰难。也有报道分析说，其中很多是因为“不合作”而被北韩当局处决了。 经过日本的全力争取，再加上小泉政府承诺向北韩提供总数为100亿美元（相当於中国去年军费开支的一半）的经济援助，金正日政权才同意让这五个幸存的被绑架者回到日本探亲两个星期。 在东京成田机场，当那些年迈的父母们拥抱分别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儿女时，他们在泪水和哽喑中急迫地询问他们是怎麽被绑架的。但这些幸存者全是一个口径：“以後再说”。 但这些终於和父母家人团聚的幸存者，谁也没有详细谈他们被绑架的经过，也拒绝谈他们在北韩的遭遇。为什麽？因为他们的孩子都被“扣”在了北韩（三家共有7个孩子），不让和他们同行。如果他们在日本谈什麽，那麽他们可能就无法再回到北韩，再进入新一轮悲剧，开始和他们自己的孩子分别。而他们的孩子将来在北韩有什麽样的遭遇，又是无法预料。 北韩当局批准的两星期“探亲”期限到了，父母亲属们不同意他们就这样回去，小泉政府也宣布，同意他们的亲人们的意见，不让他们马上返回北朝鲜；说他们在北韩被折磨、洗脑的时间太长了，需要多一点时间来恢复记忆，熟悉日本现在的生活，和他们的父母亲人多呆一段时间。 这五位幸存者几乎就像“外星人”，他们回到日本的时候，胸脯上戴著金正日的像章，并把自己视为“朝鲜人”。现代的日本对於他们如同隔世，他们不认识CD，不知道什麽叫DVD；没见过手提电话，更不清楚什麽叫电脑网络。在他们被绑架到北韩之後的这二十多年间，日本已换过14个首相。但他们在东京机场见到自己久别的父母时，仍保持著日本人特有的谦恭和礼节，鞠躬对父母说，“对不起，让你们担忧了。” 对於这五名幸存者不能按期回到平壤，金正日竟大怒，指责日本食言，并对“日朝关系正常化”进程叫停。一个政府派“特工”到别的国家的土地上绑架人家的国民，用来做自己的情报人员的语言训练工具，是多麽野蛮的行为！而且现在既然金正日已承认这是他父亲金日成时代的“错误”，并为此道了歉，那麽最基本的逻辑是应该让这些日本人连同他们的孩子一起回到自己的国家。但共产党人的残忍和流氓简直无法理喻，他们不仅限期让这些被他们绑架的日本人回到北韩，还要拿这些受害者的孩子做“人质”，恐吓他们的父母在日本不要“乱说乱动”。 这五名幸存者中，除了两对夫妇之外，更难的是那个丈夫和孩子仍都在平壤的曾我。她的丈夫由於是叛逃到北韩的美国士兵，即使将来北韩允许他们夫妇和孩子回到日本，她的丈夫也不敢离开北韩，因为担心美国追究他的“叛国罪”。日方向美国提出赦免他的请求（如果他和妻子回到日本的话），但美国没有答应。 这是怎样的一出人间悲剧，妻子要回到自己的母国和父母亲人团聚，而孩子被扣在北韩，丈夫又由於这样的原因无法离开平壤。真像小说情节一样令人感叹、感伤。这一切都是谁造成的？ 但对这样一个霸道、凶残、视生命为草芥的北韩专制政权，无论是日本（世界经济大国，亚洲军事强国）、美国（世界唯一超级强国）、还是南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远超过北韩），全部都用绥靖主义的方式对待它：哄它，劝它，恭维它，援助它。尤其是南韩的金大中政府，还贿赂了金正日四亿美元，使北韩同意金大中去平壤进行“破冰之旅”，由此使金大中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南韩反对党已表示，如果在12月19日的总统大选中获胜的话，将立案调查金大中贿赂金正日4亿美元一案）。而被北韩绑架的南韩人，据估计多达500到1,000人，但金大中政府从来都不敢向北韩提这件事，对被绑架者家属的呼求置之不理。 被绑架的日本“人质”事件，等於给所有日本人上了一课，让那些从没经过共产主义的人，知道一下什麽叫共产党，什麽叫邪恶。日本现在从政府到民众一面倒地支持这五个日本人留在日本；日本政府已经决定，任何当年被绑架的人选择永久居住日本，政府将提供五年的经济资助。从现在到他们做出决定时为止，按月提供住宿、交通、饮食、医疗等费用。他们已经被日本政府抛弃了一次，这次不能再抛弃了。 日本民间更是成立了各种组织，声援这些日本人和他们被滞留在北韩的亲人，同时调查那些死亡的被绑架者的实情。这五名日本人的亲属、朋友们更是用最大的爱心帮助这些受害者重新熟悉自己的家园，熟悉日本的社会环境，熟悉电脑等现代科技。其中一位曾喜欢打棒球，他以前的全体同学都来陪他打球。日本人简直不知道应该做点什麽才能补偿一下这些受害者们。 但愿日本人民在感觉那些遇难的日本人生命之沉重、这些幸存的日本人青春之宝贵的同时，能够想一下，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那些中国百姓，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丧生的2,100万中国军民。任何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正是在这样认知上，我们谴责所有的邪恶，维护人类共同的价值。 2002年11月18日於纽约 |
| 中共十六大是“木偶戏” 2002-11-14 |
| 对於中共十六大，不仅中国官方媒体大幅报道，炒得很热，美国等西方的报纸也挺重视，毕竟这是中共权力的一次转移，虽然很多专家认为这只是形式上的。明显地，美国等西方媒体对十六大的报道和中国媒体的调子很不一样。
在中国官方媒体上，这次中共十六大，和以往历届党代会一样，仍然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虽然事实上在政治黑箱作业中有激烈的权力斗争，但在共产党控制的报纸上，则永远是“团结的大会”；在没有任何公平竞争、公开选举的情况下，当然也永远是最高权力者的“胜利的大会”。 但美国等西方报纸上的十六大则是另外一个画面：14日《华盛顿邮报》社论标题是“江先生的坏主意”（Mr. Jiang's Bad Idea），开篇就说，“在十六大上，中共领导人江泽民用那种让人头脑麻木的所谓哲学来轰炸已经饱受痛苦的中国民众以及海外想听听大会报告的人。”“事实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之说，根本就没有什麽哲学，也不难解释：无非是中共通过拉拢商界、刺激经济，来保持共产党的专制。” 中国官方媒体对对十六大的报道，仍一如既往地令人想到《末代皇帝》电影，在紫禁城中，那黑压压地跪在皇帝面前三呼万岁的臣民。上述《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中国的电视就十六大播发了很多小时的节目，但没有任何评论，来探讨中国最高权力是不是转移，怎麽做出的决定。”连香港《东方日报》也在13日说，“十六大是一届没有悬念和冷门的大会”。《华尔街日报》14日的社论“中国的一面倒的会议”（China's Lopsided Congress）对此解释说，因为“真正的决定，早就在几个月之前就由很小的一批高官做出了。” 英国BBC的评论说，“看中国新闻媒体对十六大的报道，可以用‘声势浩大，铺天盖地’来形容。但是从报道内容和方式可以看出中共对新闻媒体控制程度之高。媒体对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赞扬，如同在试图让人相信钱币的确只有一面。” 巧的是，美国两家不同的报纸同一天（14日）发表的社论，都对中共十六大做出相同的“盖棺论定”： 《华尔街日报》说，“中共在十六大上再一次体现这样的意图，用经济发展来支撑它的统治合法性。虽然这可能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但这是一个危险的、不必要的赌博。” 《华盛顿邮报》社论结尾说，迄今为止，共产党的这一手好像玩得还不错：经济在成长；外资在投入；法论功、宗教等异议活动被严酷镇压；十六大前把异议人士都送出北京；潜在的严重经济问题不许公开讨论┅┅“但历史（包括台湾）证明著，江先生的集权主义策略好像不会成功。” 中国媒体对十六大这种“木偶戏”没有发出任何批评和挑战的声音，实在是中国新闻界的悲哀和可怜。无论在哪里，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在向自由的跋涉中，媒体的性质注定它得是冲锋陷阵中的一份子；但是，拥有20多万新闻工作者的中国媒体大军，统一为一出中共的“木偶戏”做拉拉队，这本身又何尝不是一出木偶戏呢。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11月14日） |
| 俄国是中国的一面“镜子” 2002-11-12 |
| 中共16大召开了，虽然人类已跨入21世纪，但中国人的政治还停留在半个世纪前状态，那些代表们仍像历届所有的党代会一样，规规矩矩、整齐划一地看文件、听报告，然後像机器人似的举手，由主席台上的最高权力者操控。
但就在中国的旁边，俄国已经（在过去12年中）举行了2次总统全民直选、2次全民公决、5次国会选举，以及全部89个地区的（每个地区3次）州长选举。 1993年12月12日，在俄国首次进行新宪法和新国会选举那天，我曾在美国《世界日报》周刊发表了题为“今天，俄罗斯人民用选票决定新宪法和新国会”的文章，比较了中俄改革模式，强调俄国人通过选票，开始进入有选择权利的“人”的生活，而不再是《动物农场》；俄国把扩散了70多年的共产毒瘤做大手术割除之後，虽然会有短期的虚弱，但它一定会有“一个谁也无法再拉回过去的有尊严的明天”。 9年过去了，中共还在开剥夺中国人选择权利的16大，而俄国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一，有了民主选举和新闻自由： 民主至少有两个最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定期、公平的选举；另一个是新闻自由。俄国不仅进行了上述的选举，还有了私营报纸、电视、电台和刊物，人们开始享受空前的言论自由。不久前莫斯科人质事件，媒体可以自由地批评普宁总统；几天前“十月革命”周年日，莫斯科广场还有上千人（多是老人）举著列宁、斯大林、阿拉法特、萨达姆的画像，怀念革命和血腥。俄国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正是因为有了定期选举和新闻自由，才使俄国的对外政策走向现实主义，放弃了意识形态的主导。俄国不仅不再把美国和西方视为敌人，不再反对北约东扩，还历史性地建立了“俄国—北约理事会”，要融入西方。911事件发生後，第一个给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表示坚定支持反恐的就是俄国的总统普宁。 第二，放弃军事帝国，教育经费超过军费： 俄国的另一个明显变化是军事政策，不再谋求帝国角色，而是削减军费，把资金用到经济上。据“美国企业研究所”俄国研究部主任利昂．阿伦（Leon Aron）在今年11月号《评论》（Commentary）杂发表的“俄国革命”（Russia’s Revolution）一文，在共产苏联时，俄国的军费开支高达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30％，现在削减到仅占5％（美国现在占3％强）。当年苏联有400万军队，1996年削减到170万，今年又削减到100万，预计2003年削减到65万（中国现在是250万；美国125万）。从1992到95年，俄国从东欧撤出了原来驻扎的130万军队；1995年9月，俄国从立陶宛撤回了在国外的最後一批军队，使俄国的边境恢复到了17世纪的状态。 苏联原来有10,000多枚核子导弹，不久前俄国总统普宁访美达成协议，俄国将在今後10年把导弹削减到1500枚（美国削到2200枚）。俄国并在今年通过议案，将在2010年时，废弃实行了300年的强制募兵，而实行像美国这样的完全志愿兵制度。去年，俄国自有历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教育经费超过了军费开支。 第三，震荡疗法，充分私有化： 俄国和中国走了不同的道路，先进行政治改革，然後经济改革。当时叶尔钦聘请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赛克斯（Jeffrey D. Sachs）做经改顾问，对俄国国营经济进行大手术（一次性私有化），被称为“震动疗法”。当年不少中国知识人不看好俄国的大刀阔斧私有化，热衷中国式的保守疗法。但今天来看，俄国的手术不仅成功，而且术後恢复很快。 现在俄国的卢布不仅价值稳定，外汇存底已增加到385亿美元，财政开支不仅获得平衡，而且还有了盈余。在过去两年中，俄国偿还了所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0亿美元中的100亿。在全球经济衰退，连美国经济也滞缓之际，俄国的经济2000年增长8%（和中国当年相同），2001年增长5.5%；今年预计为5.2%。去年11月12日《华尔街日报》社论“俄国的复兴”赞赏说，现在俄国的状况可能是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最好的。 被美国《福布斯》杂评为中国“第三富”的辽宁企业家仰融，因与当地政府发生公司产权纠纷而被迫逃到美国。仰融所领导的公司，像中国的其他很多所谓民营公司或乡镇企业一样，都是产权不清，它们的所谓“民营”性质实质上是假的。 而俄国恰恰通过“震荡疗法”实现了真正的私有化。据上述利昂．阿伦的文章，1991年，俄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只有5%的产品来自私营企业，今天，这个数字上升到占70%！仅以图书市场为例，现在俄国书店里80%的书都是私营出版社出版的，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纳博科夫、帕斯捷尔纳克和哈耶克、凯恩斯等的作品都摆在大型书店里。私有化刺激了经济活力，过去两年，俄国的石油产量增加了15%，今年2月，俄国的石油出口第一次超过了沙特阿拉伯，达到每天出口728万桶。目前俄国石油产量已占全球石油市场的10%。俄国不仅粮食自足，而且还有能力出口500万吨。 1917年列宁夺取政权後第一件事就是把土地国有化，建立苏维埃集体农庄。今年7月，俄国通过议案，把土地还给人民，将5亿4千8百万亩农业土地（相当4个法国的面积）私有化，人们可以拥有土地，自由买卖。而且外国人也可以从俄国人手里购买或租用（租期49年）。俄国下一步的私有化目标是国营的煤气、电力、铁路以及由国家提供的养老金等。 和欧洲及美国的左派（民主党）们热衷增税相反，俄国政府大幅减税。去年初俄国把个人所得税从30%削减到13%，企业税从35%削减到24%。俄国的个人税收是整个欧洲除了爱尔兰之外（12%）最低的。结果俄国政府去年收上来的税却比减税前增加了50%，因为减税刺激了经济，企业和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八十年代，俄国人平均每个月要花54个小时排队（买东西），在221种基本日用品中，商店经常只有23种，很多东西都是配给，有各种证卷。现在的自由经济已使俄国货架上摆满了商品。1988年，苏联有4,300万人（每6人有1个）每月收入不到75卢布（相当7点5美元）。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99年俄国人均收入已达2,250美元（中国2000年人均收入855美元；捷克人现在人均收入5,020美元；波兰是4,070美元）。 1990年，每100个俄国家庭有汽车19辆；去年增加到42辆，今年预估将增至52辆，即超过一半的俄国家庭拥有私人汽车。在有900万人口的莫斯科，250万人拥有手提电话；过去两年，俄国使用电脑上网的人数增加了40%（俄国政府从没像中国那样设置“防火墙”限制信息流通）。 共产时代，俄国没有一个私人的慈善机构；2001年，俄国的私人慈善机构已达到7万个。2000年俄国的大学比苏联时代增加了75%，大学生增加了50%。 1991年，在有近三亿人口的苏联，只有50万人旅行过；在分出去14个国家之後，只剩下1亿4千5百万人口的俄国，去年有525万人出外旅行。 1996年俄国总统选举时，19到29岁的俄国人，71%支持叶尔钦，共产党候选人仅得23%。在问到什麽是一个高雅社会的最基本成份时，支持叶尔钦的年轻人中75%回答是“机会的平等”。俄国当红作家柴卡蒂斯维利（Grigoriy Chkhartishvili）说，在过去15年来，俄国“这场进化的最宝贵产品是人的尊严”。人，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和机会。 近在旁边的俄国，已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再次照出中国政治的丑陋。但这面镜子同时也照亮中国人的视野，让同样经历了共产主义的人们更清晰地看到，到底什麽是“高雅社会”的基本成份，什麽才是改革应追求的“最宝贵产品”。 2002年11月12日 |
| 新闻分析：共和党为何大获全胜？ 2002-11-06 |
| 美国昨天的中期选举爆了冷门，在共和党籍总统掌控白宫的情况下，共和党同时赢得了众议院和参议院，打破了总统所在党中期选举一定输掉国会的惯例。《华盛顿邮报》说“令人惊讶”；《纽约时报》社论标题是“中期选举：布什之夜”。
目前已统计出的结果是：在435席的众议院，共和党不仅保持了原来的多数党地位，而且增加到227席，民主党则降到204席（1席独立，还有3席计票没结束）。在参议院，原来民主党为多数党，现在是共和党51席，民主党47席（独立派1席，路易斯安那州席位需12月7日再选而定）。 CNN主播在今晨二点宣布共和党赢得了参议院时感叹说，这是自从1934年罗斯福总统之後，首次有新总统遇到第一次中期竞选不仅没有丢掉席位，而且赢得了参、众两院。克林顿1992年当选後，遇到第一个中期竞选的1994年因丢掉了众议院的52个席位而大输。 在选前，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分析家敢预测到底哪个党会赢，因为民调比分相当接近；而且美国经济不景气，这对执政党不利。但为什麽美国选民这次做出这样的选择，让共和党横扫了中期大选？简单归纳，有这样四个原因： 第一，美国人相信共和党在反恐上的领导能力： 人们说911改变了美国，这从恐怖袭击後首次中期选举可以看出来，美国人更加重视本土的安全，自身的安全。而共和党的理念恰恰是重视国防、军事和安全，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更信赖共和党。布什上台後，把军费增加到接近4千亿美元（相当中国200亿军费开支的20倍），而克林顿执政期间一直削减军费。 这次大选的最大冷门是民主党籍的乔治亚州州长和参议员都败给了共和党候选人，很大原因在於该州共和党候选人强调反恐，支持武力铲除巴格达政权。纽约历来都是左派民主党的最坚固阵地之一（另一个是加州），但坚定支持反恐和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共和党籍州长派塔基（G. Pataki）轻而易举地击败民主党对手，第三次连选连任。而且在投票之前，连左派旗舰《纽约时报》在选前的“指导”社论中，也表示支持派塔基（对其他候选人，该报都大声疾呼投民主党籍的）。 这次选举结果表明，布什政府的强势打击恐怖份子，包括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政策，有雄厚的民意基础。不管欧洲和美国国内的左派们如何杯葛，布什政府在这种强大民意支持下，将会更坚定地实施强势反恐政策。 第二，美国人信赖共和党治理经济的理念和能力： 国内经济从来都是美国选举的核心问题。美国经济目前仍处於低迷状态，尤其科技股票价值爆跌了60％多之後，迄今没有回升多少。但在这种经济现状下美国人仍把选票投给了共和党，主要在於人们相信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更有效果，因为它强调的是减税、降低政府花销、削减福利，减少政府规定，实行更充分的市场经济。 只有减税，让人们手里有钱，才会促使他们创办更多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使整个经济有活力；只有减税，让人们手里有钱（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才会促进消费，促使经济成长。大众消费占整个美国国民总值的三分之二，是个非常大的部份。共和党的经济政策是促使创造、促使生产，促使自由竞争、促使发财致富的“赚钱”政策。 而民主党的政策就是要增加税收、通过福利方式分发给穷人，同时扩大政府规模和功\能，是“花钱”的政策。这种政策只能把整个社会拉向缺乏竞争、没有活力，最後大家一起“平等”地受穷。 美国近年经济最糟糕的时期是民主党卡特当总统的四年，卡特谋求连任时，得到的选票之少，创了纪录，排在美国历史上得票最少的三十年代大萧条时的胡佛总统之後，可想而知人们的愤怒。以横扫般的胜利击败卡特而当选的里根总统任期八年，通过大幅减税的自由经济政策，才扭转了卡特制造的恶果。克林顿执政八年时美国的经济繁荣，主要由於里根时代打下的经济基础，再加上又 上了新科技的泡沫经济“腾飞”，所以连民主党人在宣传克林顿的“经济功\劳”时也一点都不理直气壮。经济学家讽刺克林顿说，如果说他促使了美国90年代的经济繁荣，就像公鸡说太阳是它叫起来的一样。 第三，得利於布什总统的“临门一脚”： 今天不少大报和电台的新闻分析都指出，这次共和党能大胜，和布什总统冲刺般的全力助选有直接关系。美国中期选举一向民众投票率不高，从1962年低到49％以後一直下降，1998年低到只有38％。而这次选举，据福克斯（Fox）电视台的数字，注册共和党的选民投票率比往年增加。据ABC电视台报道，布什在选举前五天走了15个州，仅最後两天半就旋风般地走了10个州，为共和党籍候选人助选、助阵，调动起了共和党选民的士气。他还为67个共和党籍候选人共筹到了一亿四千一百万的竞选款项。 一般来说，当任总统前往助选，都对被助选者有帮助，因为有总统到场本身就是新闻，媒体就会报导，等於是最佳免费广告。但这次最关键的是，布什总统目前的民众支持率很高，在有的州高达77％，平均起来达66％，这种“人气” 不仅鼓励了共和党选民的“士气”，也赢得了很多中间游离的选票。因而选情分析家和美国主流媒体普遍认为，这次大选是布什个人的胜利，因为选举如同一场战争，如果没有他作为共和党的选举统帅“冲锋陷阵”，就不会有这种“横扫”的结果。而布什这次的“冲锋陷阵”并非没有风险，因为如果这次共和党在选举中成绩不佳，那厶\布什本人就会成为被抱怨的对象，以至削弱他的领导力。现在的结果表明，布什决然地承担责任，不仅达到，而且超出了共和党本身的期待。 而在民主党方面，不仅没有在任总统助选的优势，尤其明显的是，前任总统克林顿不仅帮不上多少忙，还有点像票房毒药，因为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基础之一是女性，她们仍对克林顿的性丑闻耿耿於怀。卡特虽然不久前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没有一个民主党候选人请他助选，因为谁都记得他曾把美国经济弄得一塌糊涂\，也等於是票房毒药。因此民主党有点群龙无首，结局只能是兵败如山倒。 第四，不择手段的竞选方式不灵： 从马克吐温的小说《竞选州长》中，中国人早就了解到政客们经常为了权力而不择手段。但美国二百多年的选举历史，以及近年的“水门丑闻”都显示“不择手段”不仅不灵验，而且往往适得其反。这次中期选举又是一例。由於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对戈尔最後输了佛罗里达州耿耿於怀，发誓要在2002年的中期选举中为戈尔报仇。所以不仅左派媒体抓紧任何时机攻击谋求连选州长的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而且克林顿、希拉利、戈尔等民主党的大将全部都前往迈阿密为民主党籍州长候选人助选站桩。他们不是强调民主党籍候选人的理念，而是渲染杰布是布什的弟弟，想以此“罪过”来否定杰布．布什的政绩。民主党这种做法显然没有起到好的效果：杰布．布什以56％对43％大赢了民主党对手，获得除了黑人之外所有佛罗里达州的白人（60％）、古巴和墨西哥等西裔人（56％）的选票。93％的黑人把票投给了民主党，杰布．布什仅赢5％。 选情最为紧张的是明尼苏达州，因选前几天，当任民主党籍参议员威尔斯顿因飞机失事去世，前民主党籍副总统（卡特副手）蒙代尔出来代替。但民主党把威尔斯顿的追思大会，开成了狂热的政治集会，等於是拿死人来做文章、玩政治。我看了电视直播的“追思大会”，简直像华盛顿街头的反战集会，反全球化大游行一样狂热、煽情，不仅根本谈不上追悼会应有的肃穆、悲痛、庄严，而且威尔斯顿的儿子还挥舞著拳头，带领全场二万多参加者狂喊“我们一定会赢！我们一定会赢！我们一定会赢！”口号声、口哨声、笑声、欢呼声滚荡整个追思会场。受邀到会的共和党国会领袖竟遭到起哄。最後连倾向民主党的该州独立派州长也实在无法看下去，中途退场，表示抗议。民主党这种不择手段的做法，连一向支持它的左派媒体如《纽约时报》等都无话可说。福克斯电视选情评论员威廉姆．克瑞斯朵夫（William Kristol）今天凌晨在大选出来结果时评论说，蒙代尔和民主党把追思大会变成政治集会，“等於是政治自杀”。结果这位知名度非常高的前副总统、美国驻日本大使在明尼苏达州以两个百分点败给了共和党籍候选人。 密苏里州的选情也有类似之处。在两年前总统大选时，该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候选人卡纳翰在投票前三周飞机失事身亡，根据该州法律，选票上的名字已不可改变。结果出现死人“当选”的“选举奇异”。根据法律，该州州长可任命继任者，这位民主党籍州长任命了卡纳翰的妻子，两年後再选。卡纳翰夫人并不热衷和熟悉政治，据11月3日《纽约时报》杂封面故事报道，卡纳翰到了华盛顿之後，几乎足不出户，全力背法案条文等，来熟悉国会作业和内政外交等复杂庞大的专业知识，忙累得几乎焦头烂额。卡纳翰可能是一位非常合格的家庭主妇和妻子，但硬因为“照顾”她丧夫的情绪而让她当美国最高立法机构的参议员，代表密苏里州，代表美国，简直是开“政治玩笑”。我看了卡纳翰和对手政策辩论的电视，感到她很善良，但无论演讲和回答问题都输给对手。这次她的败选，说明密苏里选民有纠正“政治玩笑”的智慧和能力。 在昨天的专栏文章中我提到，共和党赢得参众两院之後，将极为有利布什推行共和党理念的内外政策，包括对外强势反恐，军事铲除巴格达政权，确保美国安全；对内推行大幅减税、削减福利、扩大市场经济，使老百姓手里更有钱，来民富国强（而非国富民强）。共和党籍议员将出任13个国会重要的功\能委员会主席职务，主导这些权力很大的委员会，使布什提出的议案更容易通过，推行“布什主义”，同时为布什在2004年总统大选中连选连任铺下坚实的基础。 2002年11月6日 |
| 今天的美国大选“争”什麽？ 2002-11-05 |
| 今天（11月5日）是美国的中期选举日，所谓“中期”是指在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中间的国会席位改选。美国选举是“二四六制”：众议员任期两年，总统四年一选，参议员任期六年。今年中期选举要改选全部435名众议员和34名参议员（每两年改选100名参议员的三分之一，以免全部改选影响国会议事功\能），以及36名州长。
目前在众议院，共和党占223席；民主党占208席；无党派1席；3席空缺；在过去三届（1996、1998、2000年）众议员改选中，96.7％的议员都连选连任。以这个比例推算，今年的435名众议员改选，仅可能有14席发生变化。民主党在众院比共和党少15席，几乎没有可能全部赢回。而且《纽约时报》在10月27日题为“有四席肯定不保”的新闻分析中说，这四席都是民主党籍。因此这次选举结果，共和党不仅肯定可以保住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而且还有可能增加席位。 目前在参议院，民主党比共和党只多一席（50对49，独立派一席），因此变数较大，成为本次选举最激烈、紧张的竞争阵地。共和党有三名老资格参议员今年因年龄而退休，空出了三个席位；另外还有三个州选情激烈，双方候选人支持率非常接近，难分上下。但民主党好像遇到更大麻烦，不仅有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因接受贿赂而被迫辞职，还有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刚刚飞机失事身亡。临时替代他们的人对选民的吸引力如何，还是未知数。 而且在密苏里州，民主党籍参议员卡纳翰夫人（Jean Carnahan）是由於她的候选人丈夫在前年大选前3周因飞机失事逝世，而临时代替当选的丈夫出任了联邦参议员。但卡纳翰夫人不是像克林顿夫人希拉莉那种热衷政治的女人，她是临危受命。由於缺乏政治经验，非常有可能被向她挑战的该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候选人吉米．泰蓝德（Jim Talent）击败。泰蓝德当过三届联邦众议员，在政治经验上和卡纳翰形成鲜明对比。 另外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籍女参议员兰德玉（Landrieu）也遭到共和党强有力的挑战，她的共和党籍候选人对手有三位，另外还有左翼的绿党候选人等。如果她在今天的选举中不能赢得一半以上选票，按该州法律，就得在12月7日进行第二轮选举。那麽这次中期选举结果要等到那个时候才会最後见分晓。 这次选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激烈、比分最接近的一次中期选举，很多地方的选票可能极为接近，因此像上次布什和戈尔那样的计票纠纷，或重新计票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民主党已召集了10,000名律师，分赴10个重要的、并可能出现争议的州，进行监票，并准备和共和党打官司。共和党则准备了一个名为“72小时”的应急计划，调动监票义务人员，并设了全国免费电话，接受投诉。双方都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 如果选举结果仍是共和党掌众议院，民主党保持参议院的多数席位，那麽对美国的内政外交都不会有大的影响。但如果共和党夺回参议院，并继续掌控众议院，则将打破纪录，因为自1934年以来，在过去68年间，只有1998年那一次中期选举，总统所在的政党赢得国会。 如果这次共和党同时掌控了白宫、参议院、众议院，那对布什推行其内外政策就将非常有利，马上可以看到的效果是： 第一，共和党籍参议员将出任参院13个重要的功\能委员会主席，例如，外交委员会（所有驻外大使必须由这个委员会通过）；财政委员会（每年的国家预算首先由它通过）；司法委员会（所有法官的任命首先得它通过）。这些功\能委员会是参议院各种议案通过的第一关，对布什政府的政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因受民主党议员杯葛而搁置的49位布什总统提名的法官，可望在明年走马上任。 第三，布什提出的今後为期10年的减税计划将会更顺利实施；其他还将包括进一步削减福利开支；开发阿拉斯加州的石油；扩大市场机制、减少政府规定等等。 第四，在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上，布什政府将更有条件采取强势姿态，包括建立“国土安全部”，先发制人打击恐怖主义；加大军事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力度和速度等。 说来也巧，本周五中国也将进行重要的权力转移，要召开“16大”。和美国大小媒体铺天盖\地对选情的密集报道、连续分析、每天公布最新民调结果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那边是“这里的‘黑夜’静悄悄”，13亿中国人完全被蒙在鼓里，中国的媒体既不知情，也不敢分析，更不能进行民意调查。而海外的华文媒体也只能是一片预测。中国的百姓们既无选择权，也无知情权，只有等中南海的政治老人们黑箱作业结束後“赏赐”结果的份儿， 美国的选举虽然热闹、激烈，但如果稍微倾听一下候选人们的政策辩论就会发现，它和以往的选举大同小异，两党候选人的所有“说法”都是围绕著各自政党的原则理念展开的： 在对外政策上，共和党强调注重国防和军事，反对共产主义，对邪恶不幻想，不手软。具体体现在要以强势全球反恐，军事打击伊拉克；民主党则强调削减军费，反对武力攻伊（和上次海湾战争时一样），对一切独裁政权的本质都不仅不清楚，而且抱有浪漫情怀。 《纽约时报》11月3日刊出的民调显示，认为共和党能够保持美国国防强大的占62％（认为民主党的有20％）；认为共和党能做出正确决定对付恐怖份子的占48％（认为民主党的占23％）。 在内政上，两党的分歧更大：共和党强调并实施充分私有化、市场化，降低税收，削减福利，减少经济规定，限制政府权力，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充分相信个人对其财产和行为的支配，而不是政府的干预和指教。其核心价值和本质特征是把自由看得比平等更重要。在自由中寻求对人的智慧和能力的公平、公正。 而左翼民主党的根本理念是强调平等，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调节功\能，强行对富人和中产阶级实行高额税收，然後通过福利救济方式发放给穷人；用这种劫富济贫的方法进行财富再分配，试图通过追求财富的平等来实现社会平等。正因为这些理念，所以民主党热衷於企业的国有化和政府控制。 如果说共和党的经济理念更接近原本资本主义，那麽民主党的想法则接近共产主义乌托邦。人类的经济历史已经证明了，那种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不灵，它不仅导致高失业率、低增长率，并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最後像共产主义国家那样，不仅人民根本没有得到平等，最後自由更被剥夺。现在有15个成员的欧盟有11个是倾向原本资本主义的政党执政（1988年时仅有2个），就是因为事实证明，平等主义的乌托邦迟早要失败。 今天的美国中期选举究竟争什麽？它和过去这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两大派别激烈竞争的内容完全一样，那就是走尊重人本性的、理智的、个人主义的、现实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违反人天性的、由幻想激情主导的、强调集体主义的、浪漫的乌托邦道路。看美国人民今天的智慧如何吧。 2002年11月5日 |
| 对吴征杨澜，要不要“痛打落水狗”？ 2002-10-24 |
| 星期媒体报道说吴征杨澜夫妇准备收购香港《成报》（价值一亿六港币），一位香港记者采访我，我当时的回答是，这十有八、九不是真的，而只是放个风声。因为任何一个人通过前一段媒体对吴征杨澜的报道中都可以很容易得出，吴征绝不是一个想认真办份报纸的人（他既无专业知识，也无实践经验）；而且他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企业都没有耐心和专业管理能力。
吴征擅长的是在几个事情之间做经纪人（broker）。而经纪人成功靠的是信誉，吴征恰恰又是做一次经纪人就破坏一次信誉，和几乎所有以前“经纪”过的人打官司。所以，他真正最拿手的、唯一的能力就是，在破产企业之间，你套我，我包你，云天雾罩、空手套白狼；越套越多，越套越乱，然後他在乱中大赚特赚。就像杨斌，一个企业套另一个企业，哪个都在严重亏损，用通过“兼并”新亏损企业的贷款，来填补旧亏损企业；套来套去，套了一大堆，等你要查，都正经得查几个月、甚至几年（以中共的效率）才能理出半个头绪。 我当时对那位香港记者说，吴征杨澜说要“收购”香港一家大报，最大的可能是由於“阳光公司”连续亏损，他们这两位“长袖善舞”者，要“做秀”，摆出一个他们仍很有钱的“富有”姿态，来壮声势、唬人，给大众一个表示：我们阳光文化公司不仅活得好好的，而且还在继续兼并扩张。 今天看到香港《壹周刊》发表的长篇关於吴征杨澜丑闻的报道，发现自己对这对夫妇做秀、作假、欺骗股民的胆子和能力都远远低估了。 据《壹周刊》的报道，吴杨宣布要收购《成报》，渲染他们夫妇的事业“将有大发展”之後，把他们的阳光公司股票再次（已做过多次）配股（即把股票拆股、稀释）发行，以每股6港分出售，当日阳光文化的股票就升值了近一成，达到每股6点4港分，於是吴杨通过“配股”集资了5,400多万港币。 在吴杨拿到这5,400多万港币之後的第二天，吴征就宣布“我们已经放弃收购《成报》，┅┅太昂贵了。”《壹周刊》记者在调查文章中禁不住感叹，这事“说穿了是吴征利用收购《成报》这消息配股集资掠水。”当吴征的行为被质疑时，这位已被浇了几桶冷水的吹嘘、撒谎者仍用一如既往的口吻对《壹周刊》记者说：“我是做大事的人，这些指责都无相干。” 《壹周刊》的报道说，一名香港小股民，在一年前“阳光公司”这样玩“配股”时就上了当，以每股29港分买了吴杨的“集资”股票，现在跌到仅每股6港分，而无法脱手。他痛悔说，“当时传媒的股票炒到那麽高，（吴杨的）公司又说出书、搞光碟等，结果套去了我手里的钱，现在毫无希望了。”阳光公司过去两年亏损了两亿港币，但据年度报表，吴征杨澜通过“董事”的年薪就拿了约6百万。真是吭了小股民，肥了大吴征。 当时看到吴征夫妇要收购《成报》的消息，以为这就好像一个患了重病的人，靠吃补药补品而虚胖起来，他故意当众做出一个马弓步、挥手冲拳，表示自己雄风仍在。但通过《壹周刊》的报道才明白，原来这个做出马弓步的家伙，绝不是仅仅摆姿势、挥手冲拳、自我满足，而是“挥手”要钱；把周围不明真相的小老百姓的钱拿到手後，就“收姿缩拳”，溜之大吉了。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行骗吗？！ 而且吴征还有胆继续撒谎。当《壹周刊》的记者向他指出，哥大国际关系学院办公室已答复，杨澜从来不是该校的“校董”，仅是院长顾问团成员，而且是“义务性质”时，吴征虽然表示“我们现在也不再译为‘校董’，而叫‘顾问’了。”但他仍狡辩说：“在学院的层面上，叫Advisor，在大学的层面叫Trustee，功能一样。”还是一样的呢！可以想见，在过去这近一年里，吴杨跟他们的员工、周围的人们是怎样狡辩他们被质疑的问题的。 有人说，吴杨已经是“落水狗”了，就别再打了。但吴征、杨澜的这种明摆著行骗、套钱的行为根本就不是“落水狗”发出求救声，而是还“站在岸边”一面抖著身上的水，一面叫著向众人示威。 既然杨澜不久前还做出“毛主席铲土植树”状供拍照、以“向山西筑路大军赠书”供宣传、以在“王府井书店签名”供崇拜，做出“我绝对没有落水”的姿态；吴征也仍然一边用编造的“购买、兼并”套钱，一边潇洒地宣称“我是做大事的人”，做出什麽批评都与我“无相干”的企业流氓状，那麽对鲁迅所说的那种应该痛打的东西，该怎麽办呢？ 2002年10月24日 |
| 吴征和杨斌的九大相似之处 2002-10-22 |
| 在调查采访杨斌的“传奇”时，总是不期然地想起“巴灵顿博士”吴征，因为这两位中国知名的“富豪”不仅长得有点像，都有元首（圆首）的身躯和气派，而且在编造学历、吹嘘经历、空手套白狼的发财术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粗略比较一下，至少有下列九点：
第一，都是编造学历： 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已成了一个欺世盗名的典故，杨斌大概和吴征并不相识，但好像是“吴博士”亲手教出来的学生，也是用编造的海外学历来唬人。 杨斌说他是公派到荷兰莱顿大学攻读军事战略专业的留学生。但韩国记者查询了莱顿大学，该校说“莱顿大学从来没有一位出生於1963年、姓杨的人在这里上过学。” 杨斌说他是莱顿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Tony Saich的学生，但一位曾和这位同在一个学校的荷兰女士对韩国记者说，这位教授目前在哈佛教书，“我问过Tony，他说认识杨斌，但杨不是他的学生。” 在“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网页上列出的“杨斌主席”的英文简历是：“educated in the Netherlands”（在荷兰受过教育）。按中文的字面意思，至少指在荷兰上过学。但知情人说，杨斌在荷兰根本没有上过学。这麽笼统地说在荷兰受到教育，就是要唬人。如果真的毕业於荷兰哪所大学，以杨斌那样善於吹嘘的人，早就会大写特说了。 顺便说一下，杨斌公司网页列出的四位领导人英文简历中，除了杨斌有荷兰受过教育的“学历”之外，只有另一位“科研副总”谷祝平有学历：“visiting professor in US”（美国的访问教授）。美国的大学有几百所，到底是哪个大学的访问教授？这种模糊手法和杨斌的一样，也是唬人的。 第二，都是用骗术哄抬自己公司股票，坑害股民： 吴征的“第一桶金”除了在圣路易士卖保险欺诈中国留学生赚了二、三十万美元之外，主要是靠在香港和中国文化部属下音像公司合资成新公司，吹嘘说要发行“聪明盒”，通过有线电视网的点播系统，打败录音录像的盗版世界；经过媒体宣传炒作，吴征公司的一毛多港币的股票当年就暴涨了100多倍，在炒到4点6港元时，吴征全部脱手，大赚了一笔。但至今四、五年过去了，吴征的所谓“聪明盒”，除了保证他自己聪明地成为“暴发户”之外，再也没人提起过，也从来没有存在过，只是唬了那些把积蓄都亏进去的小股民。 杨斌的公司在香港上市情形大同小异，中国“证监会”通过查账发现，杨斌公司将过去四年收入不足一亿元的营运资产，虚报为21亿，然後把他的公司在香港上市，股票最高时炒到价值46亿。杨斌在不告诉公众的情况下，悄悄把他手里的公司股票两次就抛出八千多万股。虽然没有像吴征那样“全部脱手”，但也把那些用三块多美元买了他公司的股票，现在股票仅值五美分的股民吭苦了。他自己则成了“中国二富”。 第三，都是玩贷款，套钱： 吴征和杨澜的“阳光公司”几乎总是在进行并购、贷款、融资，在私下里做见不得阳光的“买卖”和交易。但不管怎麽做，目的只是一个，那就是从中国的官方银行，国营性质的公司往他们自己手里套钱。吴征在接受北京《中国企业家》杂志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说，“我们的购并从来都是为了资本炒作而购并。”说白了，不是为了企业经营，而是通过并购来“炒”到钱。 杨斌也是这样，他的公司主要资产都是从中国官方银行贷款“套”出来的。仅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就贷了几个亿，今年第一季度香港一家中资银行一次就贷给他一亿六千万元。 吴征、杨澜和杨斌们成为“中国富翁”，他们的钱是从股民和官方银行那里套来的；他们的“富”建立在吭了百姓和国家的基础上。 第四，都是和高官勾结，合夥“贪赃”： 吴征真正赚到的第一桶金，是通过原中国广电部长、现文化部长孙家正得到的。杨斌在沈阳办花卉公司发迹，靠的是辽宁省副省长杨新华，沈阳市委书记徐文才，以及後来被判死刑的巨额贪污犯、原沈阳市长慕绥新等。正是通过这些“看不见的手”，杨斌从沈阳和辽宁省拿到农业用地（改做房地产，盖荷兰村），大量低息贷款，以及进口温室大棚的回扣等。 第五，都是安达信公司做的假账： 有人说，美国的《福布斯》杂害死了人，牟其中、刘晓庆、杨澜、杨斌等这些被抓、被调查、被人骂的虚名“富豪”都是这家杂志选出来的。美国的《福布斯》杂志的中国版看来确实有问题，因为它列出的“中国富豪”都是美国“安达信”上海分公司调查评出的。这家公司现在已因做假账而臭名昭著於世界。杨斌的“欧亚农业集团”也是由安达信公司做的账。 第六，都是在百慕大注的册： 我在“刘晓庆之後该是杨澜了”一文曾提到，吴征持美国护照，中国政府似乎管不了这位“美国人”；他在香港经商，美国政府也似乎管不到这个地盘；而香港商管机构似乎也拿“吴博士”没办法，因为他和杨澜的公司是在大西洋上三不管的小岛“百慕大”注的册。坑害股民的美国“环球电讯”（总裁温尼克Garry Winnick）也是在百慕大注的册，温尼克一开始就准备骗术败漏，卷（抛售股票）款溜之大吉。 杨斌公司的网页显示，他的欧亚农业集团公司，也是在百慕大注的册。而且杨斌比吴征、温尼克还“狡兔三窟”，人家把主公司设在了毛里求斯，网页上这个公司连个位址、电话等任何资讯都没给，让全世界都“摸不到头脑”。整个一个“神耍”。 第七，都是编造在海外的“成功”： 在杨澜的《凭海临风》中，吴征是美国的富商巨贾，一会儿是加州海边的别墅，一会儿是佛罗里达州的豪宅，其实这都是无中生有。实际上吴征除了卖保险从留学生手里赚了点钱之外，在美国没有其他大的成功，他在圣路易士办的两家公司，都被密苏里州商务局取缔，因为没提交年度财务、税务报告，连几十美元的执照税都没交。 杨斌也是这样，编造在海外的“传奇”，说在荷兰创业成功，回国带了“五千万美元”。但荷兰的知情人指出，这完全不符合基本常识和实情。 第八，都是找媒体吹捧，靠报纸造势： 吴征杨澜能够“发”起来，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通过媒体的吹捧，造势。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提到，如果注意中国的报纸宣传，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中国女人像杨澜那样得到官方媒体的比歌颂江青还谄媚的报道。虽然还不清楚到底哪些歌颂报道是杨澜吴徵用“有偿新闻”买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媒体“哄抬身价”，一是壮了吴征杨澜的胆子；二是给了那些当官的一个确信，以为吴杨真的做出了“业绩”，更容易批给他们贷款；三是胡弄了小老百姓，使他们掏腰包，买他们公司的股票。 杨斌也是这样，自己掏钱请中央电视台拍摄组到荷兰为他录制“杨斌成功在荷兰”的电视新闻。中国大陆那些大小报刊上的“杨斌传奇”不知有多少都是这样“传”起来的。 中国的媒体是当今世界最腐败的媒体，不要说“有偿新闻”成为普遍、正常现象，一个编造经历（冒充哥大校董）、吹牛撒谎、谄媚慕绥新等大贪官的杨澜，竟被《北京青年》编辑部列入《可能影响二十一世纪中国的100个青年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彭波，王林主编），而且书中称杨澜可能是“中国的法拉奇”。这太污辱法拉奇了，因为杨澜正是法拉奇的反面。法拉奇以严厉批评监督著称，而杨澜是吹完自己捧别人。自称“媒体人”的杨澜吴征怎麽可能监督杨斌，他们本身就是杨斌。由吴征杨澜来“监督”杨斌，这就是中国媒体的现实！ 第九，都是“豪爽”、敢吹，能说会道： 熟悉吴征的人说，吴征的外号是“大兴”（上海话指好吹嘘），“吴征这人见面熟，称兄道弟，会拉关系；胆大，敢骗。”“有人想骗没有胆，有人有胆不会骗。吴征则是那种又敢骗、又会骗的人。” 熟悉杨斌的人说，杨斌的外号是“大炮”，指他好信口开河，敢睁眼撒弥天大谎，也是既敢骗，又有骗的能力。荷兰熟悉杨斌的人说，杨斌从好几个中国留学生那里借去了钱，这个几百，那个几千，然後就“泥牛入海无消息”。西班牙老华侨朱光在杨斌的“能说会道”下，卖掉了餐馆，连同积蓄一起，投给了杨斌的公司，最後血本全无。 吴征、杨斌，还有已倒台的“中国富豪”牟其中、刘晓庆、赖昌星等，都“豪爽、仗义”；有口气大、什麽都敢干的劲头儿；有风风火火，叱吒风云，上天入地的折腾劲儿。他们的“豪爽”都体现在大胆行贿，大方送礼。当然“大方”，因为那都是轻而易举套来的钱。 他们是那个制度的产物，而更是那个制度给了他们吹牛、撒谎、欺骗、钻营、暴发的机会，使他们成为中国“首骗”“二骗”，全都能进入中国骗子的“排行榜”。如果没有那麽一个腐败至极的制度，他们的骗术不至於从中国走向世界。吴征杨澜这对“老吴杨”，吴征杨斌这对“新吴杨”，或许有机会进入中国辞海，给後人解释“中国特色的资本家”是怎样发迹起来的。 |
| 吕秀莲简直昏了头 2002-10-20 |
| 多维网27日转载了台湾一条消息，说“吕秀莲对车臣武装份子表达同情之意”。我一开始怀疑这条消息的准确性，但找到消息出处，才发现这条消息不仅是真的，而且吕秀莲本人的话更令人吃惊地超出想像。
据台北“东森新闻网”27日报道：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在参加一项集会时表示同情车臣游击队，认为他们有庄严的一面，不完全是恐怖活动。吕秀莲说∶“我觉得车游事件，我们要公道的讲，不能谴责这些人，因为在这次车游事件中，也有很多车臣妇女参与，她们是因为自己的丈夫与孩子在俄罗斯镇压车臣独立的战争中被杀害，且本身也受到凌辱，不得以才站起来对抗。” 这篇报道还说：“吕秀莲表示，她认为这次的车游事件是车臣人民为了对抗强势的外力侵入才采取的行动，行动本身是‘庄严悲壮’的，也反映出战争残酷的本质。” 吕秀莲这番荒唐的讲话至少有下述三点严重错误： 第一，站在了人类文明和国际社会的对立面： 车臣人用绑架和杀害平民的方式来谋求政治目的，被国际舆论一致定性是“恐怖主义”。即使穆斯林社会，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对这种做法公开表示同情，更没有支持；甚至连伊拉克的萨达姆都不同意这麽干；即使车臣的“总统”都一再声称，占领莫斯科剧场的人和他们“没有关系”，虽然恐怖份子表示是受车臣总统指挥的。恐怕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只有台湾的“副总统”对恐怖份子的暴行给予公开的“同情”，还居然把这种绑架平民做人质的凶残行为称为“庄严悲壮”。吕秀莲这种无视人类文明、人类基本常识的言论简直令人震惊地不可思议。 第二，与台湾政府的反恐政策严重冲突： 九一一事件发生後，陈水扁政府曾通过决议，支持全球反恐。不久前台湾还公开表示支持美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吕秀莲作为“副总统”，从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来说，至少应该和其政府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现在她居然公开“同情”用绑架和杀害平民的手段来谋取政治目的、完完全全的恐怖主义行为，到底是她想暗示台湾政府表里不一，还是表示她和台湾政府的观点背道而驰？ 第三，“知识人”的无知和弱智： 吕秀莲不是从阿里山来的农妇，她在哈佛大学获得过学位。即使不以政府官员身份，仅从她是个受到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角度，她的这番讲话也是完全不可原谅的无知和弱智。 首先，在俄国政府没有公布这些恐怖份子的身份和背景资料之前，吕秀莲就得出她们的“丈夫与孩子在俄罗斯镇压车臣独立的战争中被杀害，且本身也受到凌辱，不得以才站起来对抗”的结论。台湾怎麽可能有这些恐怖份子的“独家情报”？这显然是吕秀莲把媒体上猜测的东西当作了事实。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怎麽可以这样随意信口开河？ 其次，吕秀莲强调这些恐怖份子“失去丈夫和孩子”，且不说这是不是事实（到底这些人的丈夫是平民还是恐怖份子？如果死了，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目前根本没有准确资讯），即使从女性和孩子角度，那750多名人质中，有多少是女性和儿童？她们受到的死亡恐吓，孩子受到的可能影响一生的心灵创伤，还有那些被无辜地枪杀的女性人质，怎麽都不在吕秀莲“强调”的范围？ 任何一个人身上绑了炸药要杀死平民的时候，他们就和女性、儿童这些概念毫无关系，和人的概念毫无关系，他们只是魔鬼和畜生。美国刚抓获的连环杀手之一是个17岁的少年，但美国司法部门已经决定将把他当成年人起诉。当他可以用子弹把平民的头颅炸开花的一瞬间，人和魔鬼的概念就区分开了。 车臣冲突已近十年，有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俄国军队在镇压车臣独立的行动中导致平民的死亡，以及滥用暴力的行为当然应该受到谴责（西方社会，包括美国一直在谴责），但俄国的军事行动（他们并非刻意找平民去杀害！）绝不可以成为车臣施行恐怖主义的理由，更不能使他们的残忍变成“庄严悲壮”。 CNN报道说，人质中一名20岁的俄国姑娘，因使用手机欲与家人通话，就被恐怖份子一枪打死了。俄国Interfax新闻社的女记者车雅克（Olga Chernyak）是人质之一，她被解救後对《纽约时报》说，恐怖份子做出通牒，说如果凌晨6点克里姆林宫不答应他们的条件，就开始杀人质。但他们在凌晨2点就开始杀人，把一男一女两个人质枪杀了，这位记者亲眼看到，子弹“是从那个男的眼睛打进去的”。 吕秀莲说，这是“车臣人民为了对抗强势的外力侵入才采取的行动”。但据《纽约时报》27日的报道，这些恐怖份子，有的来自也门，有的来自沙特阿拉伯。被解救的人质回忆说，那些女游击队员，在杀人前用阿拉伯语高喊“光荣属於阿拉！”领导这些“妇女”的恐怖份子头子说，他们“想死的渴望比这些人质想活的愿望还强烈”。 那位俄国女记者还回忆说，在恐怖份子开始杀人质之後，那些女恐怖份子们，迅速坐到了剧场座位上，手里握著通过电线连著阳台和柱子上爆炸物的控制器，表情“相当幸福”。如果俄国不是使用催眠气体这种“特殊手段”，恐怕这七百多人质，还有抢救人员等，都会被这种没有任何“底限”的畜生们炸死。28日FOX电视台在莫斯科的采访一位刚刚脱险的人质，他说，如果不是靠特殊手段处理恐怖份子，“他们会杀死所有的人质。”难道如此残忍、邪恶的行为是“庄严悲壮的”？吕秀莲从哈佛获得的是什麽教育？ 台湾媒体说，吕秀莲“虔诚笃信佛教”。而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不杀生。这麽多无辜的生命被恐怖份子夺去了（那些被煤气熏死的人们当然完全归罪於恐怖份子！），吕秀莲还说这种屠杀“有庄严的一面”，那“不庄严”是什麽？！ 车臣恐怖份子使用这种手段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95年，他们就劫持了俄国南部一家医院，把1,000多名病人（！）当作人质，杀害了129名人质！最後叶尔钦下令停止俄军在车臣的行动，双方对话谈判。 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列文（Anatol Lieven）在莫斯科人质事件还没有解决之前在《纽约时报》上评论说，“这是车臣人玩的同样策略，不过这次是在莫斯科。上次车臣分离份子用这种策略获得喘息机会，重组了武装。” 著有《在车臣战争前线采访的女记者》（Chienne de Guerre: A Woman Reporter Behind Lines of the War in Chechnya）一书的法国记者尼瓦达（Anne Nivat）对《纽约时报》说，“我认为这绝对是911事件的新的表现方式，用自杀方式来获得巨大的冲击力。” 哈佛大学研究恐怖主义的讲师史东（Jessica Stern）评论说，“车臣对於盖\达组织来说，现在已成为非常重要的象征。车臣问题不仅将国际化，而且将成为伊斯兰恐怖份子的磁石。” 这些专家学者评论莫斯科人质事件，都是从“是非”看问题，而不是像吕秀莲那样只看到表面的所谓“强弱”。因为“弱”绝不就等於有理、合法或具道德性。例如，当全副武装的大批警察追捕一名强奸犯时，不能因为这名罪犯没有武器，和强大的警方力量对比是“弱者”，人们就要给予同情。那个参与枪杀了十名美国平民的阻击手才17岁，和他枪杀的那些成人相比，他是青少年；和动用了全部力量的警方相比，他是绝对的“弱者”（还是非法移民）。但在美国这个言论最自由的国家，有任何人从他是“弱者”的角度来给予同情吗？滥杀无辜的行为不管出於什麽目的，什麽原因，都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道理可讲。 吕秀莲讲话的根本性、原则性的错误在於，她认同了“只要目的高尚，就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最荒唐的、给人类带来最沉重灾难的逻辑。911事件、巴勒斯坦自杀炸弹、印尼大爆炸、这次莫斯科人质事件，所有的恐怖份子用的都是同样的逻辑。如果这种逻辑被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可声称自己的目的是高尚的，然後可以“不择手段”，包括使用生化武器，原子武器，大规模杀害平民，那麽这个世界就会成为地狱，整个人类文明就不复存在。 我从来都认为台湾人民有自决（包括独立）的权利，但绝不认为统、独问题是一个多麽重要的终极目标，无论统一还是独立，每一个具体生命活得好才是目的，所以我坚决反对中共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我也曾对车臣人民要求独立的愿望相当同情，支持国际社会对俄国的谴责。但现在车臣的分离主义者正在把车臣变成塔列班的阿富汗，面对这种情形，俄国只有像美国对阿战争一样，以泰山压顶的气势，铲除由车臣“总统”支持的恐怖组织。和疯狂的行为是没法用理性沟通的！对邪恶绝不可以手软；对邪恶的同情就是邪恶的同谋！ 台湾当然没有人用恐怖主义来谋求独立，但吕秀莲的逻辑却是非常令人恐怖的，而且这种逻辑在台湾知识界居然很可怕地很有市场（从《中国时报》登的几篇吕秀莲式的评论就可以看出）。但如果这种逻辑在台湾被认可和接受的话，它只能对吕秀莲的政治诉求起到完全相反的效果。 |
| 杨斌的“骗局”走向世界 2002-10-18 |
| 之一：杨斌在荷兰有什麽“传奇”？
中朝两国最近在进行“冷门比赛”：一向闭关锁国的北韩，突然宣布办特区，并任命了一个中国人杨斌做“特首”；但杨特首刚上任，一向宣称和朝鲜有“牢不可破的友谊”的中国，竟把这位（自称）金正日的“干儿子”给拘留关押了。这些“冷门”，成了海外中、英、韩文等媒体的报道“热门”。 在杨斌被金正日任命为儿子和特首之前，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去年把杨斌评为“中国第二富”。他当了特首之後，媒体报道说，他是香港上市的荷兰“欧亚集团”的董事长，早年留学荷兰，在那里曾参加民运，由此获得政治庇护加入荷兰籍，後来经商成功，成为有“几千万美元的富豪”，然後回国发展，成为13亿中国人中第二个最有钱的阔老，身价9亿美元；他是一个传奇人物。 杨斌的“传奇”都“奇”在哪里？关於中国的部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已正式宣布，杨斌涉嫌参与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正接受拘留审查。香港媒体报道说，这些违法活动至少包括上千万元的欠税、违法建地、拖欠工程款，还可能有上市公司做假账，欺骗股民等。 杨斌在荷兰的传奇都是些什麽内容呢？近日记者采访了在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美国等熟悉杨斌的人，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民运战友，有的曾和他一起共事，其中还有最了解杨斌、在荷兰带两个儿子的杨斌妻子潘朝荣。他们说的杨斌，和媒体上的“传奇”故事有很大的出入—— 现居荷兰的杨斌老友、担任民运组织“中国民联阵欧洲联盟主席”的张英说，杨斌是南京人，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从中国持合法护照来的荷兰；杨斌曾担任过民运组织“民联阵”荷兰分部主席。这位近日联络了一些其他民运组织发表声明声援杨斌的活跃人士证实，杨斌是通过参加民运而向荷兰政府申请“政治庇护”获准而成为荷兰公民的，同时杨斌还持有“欧洲公民证”（荷兰为欧盟15国成员，凡荷兰公民自然获得欧盟身份证）。 对於杨斌为什麽参加海外民运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位相当了解杨斌底细、和他在荷兰从事过民运活动、现在欧洲某国开商店、不愿公布名字的经理说，杨斌参加民运就是想用它申请政治庇护，获得在荷兰的“身份”。这位经理说，杨斌在南京时，认识了一个到那里留学的荷兰人，通过那个人的关系，1989年来荷兰旅游，持的是观光签证。 这位经理透露说，六四事件发生後，杨斌在荷兰侨界做报告，说他是“从天安门广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但很快有人指出，在六四事件发生之前一个月，在荷兰的莱顿市就看到了杨斌，他怎麽可能是“从死人堆里爬到荷兰的呢”？这位经理愤愤地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看清了杨斌，他是个骗子。” 这位经理还说，杨斌刚到荷兰时，说他是南京大学的。但问他南京大学前身是什麽，他都不知道；後来又说他是部队的。“这个人什麽都敢说，什麽都敢干。当时我就骂他，不要欺骗我们的智商。他是随口撒谎，对亲戚朋友都说假话，连他自己都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只这位经理，很多熟悉杨斌的人都认为这位“杨特首”当年在荷兰就好吹吹唬唬。一位现仍在荷兰经商的人士回忆说，六四事件之後，台湾“陆委会”的人来荷兰召开座谈会，提到解放军可能打台湾时，被称为“荷兰三大骗”之一的一位民运人士王某站起来说，他是“总参”的（即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他的情报，解放军打台湾的可能有28％。杨斌（也被人称为三大骗之一）随即发言，说他是解放军“海军情报部”的，根据他的情报，这个机率要“调低”，打台湾只有25％。这位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说，这听起来像笑话，但这两个人真的这麽一板正经地说到具体个位数。 杨斌原来在海军情报部工作吗？张英说，“他和我说过，他是南海舰队的；现在报纸又说他是北海舰队的了。我也搞不清他到底是哪个舰队的了。” 媒体公布的杨斌年龄是现年39岁，那麽13年前杨斌来荷兰时才26岁，以中国的政治军事制度，一个26岁的年轻人就会进入海军情报部，还知道什麽时候打台湾的“情报”？而且媒体报道说，他是孤儿，并不是什麽高干子弟。荷兰一位知情人说，杨斌在中国并没有上过大学，只从南京的中学毕业，他的妻子潘朝荣是他高中的同班同学。 那麽杨斌怎麽当上的民联阵荷兰分部主席？一位现居荷兰、熟悉杨斌的民运圈人士说，选举时，“杨斌带来17条枪就当上了”。面对记者的困惑，这位人士解释说，杨斌从难民营带来17个中国人，坐在会议室後排，成为他的“选举部队”。 之二：杨斌“传奇”的破绽 虽然人们对杨斌早年参加民运的动机看法不同，但有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庇护一批准，拿到荷兰籍，杨斌就马上回中国了。在美国，政治庇护批准後需等一年才可申请绿卡（永久居住权），获得绿卡後需再等五年才能入籍成为公民。而荷兰真是“福利国家”，据杨斌在荷兰的朋友张英介绍说，在荷兰，只要政治庇护一批准，就可立即入籍成为公民。 虽然荷兰和美国在入籍的政策上有这麽大的不同，但在政治庇护批准的标准上却是相同的：都以“回到母国後有受到迫害的恐惧”作为主要条件。按照这种法律条文，像杨斌这样政治庇护一批准就立即回到了他在申请材料上强调的要迫害他的母国中国大陆，他的政治庇护身份会被取消，因为这两者明显是冲突的，“鱼翅和熊掌不可兼得”。但荷兰是欧洲最慷慨地接纳难民的国家之一（那位呼吁严肃对待非法移民的荷兰政治新星福图恩，刚参加竞选，就被极左派环保份子枪杀了），也像美国一样，几乎从来不严肃地按照这种逻辑执法，因此就为这些利用政治庇护拿身份的“玩家”杨斌们开了方便之门。 张英证实说，杨斌由於持有效中国护照到荷兰，申请政治庇护相当困难，申请了四、五年，才於1993年底批准，1994年加入荷兰籍，随後杨斌就“回国发展了”，过去三年没有回来过荷兰。 对民运圈的情况比较了解的一位人士说，海外民运参加者大致有两部份，主要是留学生和华侨，他们比较富於理想精神；另一部份是想通过民运办政治庇护的经济难民。他说，这些偷渡的中国难民，有的竟连李鹏是谁都不知道，那些拉难民搞民运的人，要对这些难民“辅导”很久。这位人士感叹地说，“我们的民运，不能变成难民运动，我们和杨斌走的是两条路。但杨斌说，你们搞民运的是共产党，我们做你们的共青团。他硬往一起拉，而且民运圈里确实有些和杨斌一样的人，喜欢拉帮结伙。” 前“民阵”总部主席、原北京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曾和杨斌打过交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到杨斌当上“中国二富”，又成了新义州特首，“我感叹自己看人的眼光不成了，对杨斌看走眼了。” 荷兰的民运界活跃人士张英说，杨斌最後一次参加民运重要会议是1993年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的那个合并会，他俩一起坐飞机来的美国。张英还说，杨斌被安排和当时的“民联”联委会主任徐邦泰住一个房间。 这场想把民阵、民联两个海外最大民运组织合并的会议最後开成了“分裂会”，合并成的新组织“民联阵”不被原来两个组织的很多人承认，结果出现三个组织。徐邦泰出任民联阵主席之後，杨斌当上了民联阵荷兰分部主席。合并会失败的导火索之一是“假代表案”，主角就是杨斌和张英。张英说，杨斌和徐邦泰在会场上批准他为“荷兰代表”的，但会上另一派认为这是“作弊”。後来杨斌还专门为此写了文章，为张英的代表资格辩护，该文收在《中国民联盟员通讯》上。 一位民运人士回忆说，杨斌回大陆做生意之後几年，突然有一次出现在他们在荷兰的民运会议上，“穿的西装领带，肚子也大了，称他和中共领馆关系很好，可以做桥梁，做两边的联络人。而且口气很大，开口就是，你们这个会要多少钱，10万够不够？” 这位人士说，当时我们感到杨斌的出现很唐突，他又那麽强调和中共领馆关系好；而且那种说要出钱的口气，也不可信，因此没有搭理他。 现居纽约的另一民运组织“民联阵自民党”秘书长林樵清回忆说，1997年底在纽约召开的“民联阵”和“自民党”合并会议，杨斌还从北京飞来参加，他在会议大厅外见到了杨斌，然後大家一起吃的饭。“当时杨斌还没有像现在那麽胖，开完会他就飞回北京了。当时对他专程来参加这个会，我们是绝对打问号的。有人说，杨斌给了徐邦泰五千或一万美元。” 97年在纽约的这次“合并会”像93年的华盛顿合并会一样，也是开成了分裂会，因为会议结果出乎徐邦泰的意料，他在竞选中败给了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王策。但王策当选“民联阵自民党”主席後，徐邦泰等人不交出机关刊物《中国之春》，另找人开电话会议，然後“电话投票”，不仅恢复了原来的民联阵，自己又“当选”主席。被冷落在纽约的王策一气之下回到中国从事地下民运，结果被逮捕判了三年。 到底杨斌给没给徐邦泰一万美元？徐邦泰对此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儿”。现居旧金山的民联阵主席、《中国之春》社长汪岷，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这个事“不好说”。但他证实，“杨斌给《中国之春》捐过很多钱。”到底有多少？汪岷说，“没有征得杨斌同意，数目我不好讲。” 但在“杨斌捐款”期间担任《中国之春》董事长、现在洛杉矶编辑《中国事务》杂的伍凡对此说法表示吃惊，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杨斌给《中国之春》捐款，更不要说“捐过很多钱”。“当时《中国之春》经费那样紧张，如果杨斌有捐款，我这位民联阵理事长也应该知道，会用在杂的救急上。” 和杨斌见过三、四次，还曾在荷兰杨斌的家里住过一夜的伍凡说，杨斌的家很穷，住的是荷兰政府的房子。“那个时候没有感觉他有这种本事”。“真感到杨斌有钱了是1997年底在纽约的民运会议见到他那次，他从北京直接飞来，参加会的民运人士三、四十人到餐馆吃饭，杨斌说他全包了，但他出的全部餐费也就四百美元。” 在记者采访过的人中，对杨斌持正面评价的除了荷兰的张英，就是旧金山的现任民联阵主席汪岷，他说，“杨斌这个人比较豪爽，风格有点像高干子弟大大咧咧，但讲江湖义气，可以合作做事情。”并对杨斌怎麽赚到的“第一桶金”还知道一些底细。当问到杨斌在国内到底是做什麽的时，见过杨斌五、六次，和杨斌很有些私人交情的汪岷说，“他说是炮兵学院的。” 26岁到荷兰的杨斌，在中国时的“经历”越说越“丰富”了：“六四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南京大学的、南海舰队的、北海舰队的、海军情报部的，现在又加上个“炮兵学院的”。这些经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还是全部是假的？ 当记者采访杨斌的妻子（现居荷兰）潘朝荣，向她核实杨斌经历时，这位一口一个“杨总”的“富豪”妻子说：“我不回答，我们有隐私权。”然後斩钉截铁地说：“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 之三：杨斌在荷兰发财了吗？ 杨斌被金正日任命为新义州特首後，香港的媒体报道说，这位“中国二富”曾在香港入股仪式上宣称，他在荷兰经商成功，“带五千万美元回的中国”。杨斌在荷兰真的这麽“成功”吗？他的“第一桶金”是怎麽赚的呢？ 现居旧金山的民运组织“民联阵”主席、杨斌的老友汪岷说，“杨斌的第一桶金是在匈牙利赚的，做的是转手货物，从那个前社会主义国家运到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 《纽约时报》10月13日报道杨斌等中国“富豪”的专题文章却说，杨斌的“第一桶金”是在波兰做纺织品生意赚的，但没有说到底赚了多少。 前民运刊物《中国之春》董事长、现居洛杉矶的伍凡曾於1992年在杨斌的荷兰莱顿的家里住过一夜，他说那时杨斌已在波兰做纺织品生意，杨斌还给了他在波兰的电话。第二年，杨斌带著奥地利的一对华人“银行家”夫妇来洛杉矶，想找门路做生意。伍凡回忆，杨斌和那位“银行家”好像都不怎麽有钱，因为他们住的是很一般的旅馆，“而且吃两顿餐馆都是我掏的钱。” 曾和杨斌共过事、知道他底细的一位在法国经商的华人说，“做大生意都是杨斌自己瞎吹的，杨斌在荷兰根本就没有做过什麽生意。”另一位荷兰的企业家说，杨斌的钱百分之七、八十是“窝里端”，在中国通过贷款、套款弄的。 这位在荷兰经商多年，对当地情况相当了解的企业家说，香港媒体说，杨斌在阿姆斯特丹有房地产、餐馆、跨国公司等，这些都根本不存在。“我们在这里太清楚了，这都是唬外边人的。杨斌是这种人，他可以指著鹿特丹（荷兰一个大城市）正修建的一座大厦说，这是我的。我们只是笑笑。没人和杨斌较真儿，因为他就是这麽能吹的人。杨斌的钱肯定不是从荷兰带回去的。” 现在荷兰当地一家美国印刷机公司工作的陈平先生，也和杨斌打过交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杨斌回国做生意之後，他曾两次去过杨斌在莱顿的家，“他的家里也没有什麽两样，在几层楼上，而且不是那麽富裕，跟穷人家一样，一看就知道，家里人正在吃面条。他太太自己带两个孩子，一直住在荷兰。”陈平说，杨斌获得A卡（在荷兰，政治庇护是A卡，战争难民为B卡）後，租了房子，五、六百荷兰盾，相当280美元左右。 另一位对杨斌家里情况很熟悉的知情人说，“杨斌夫妇在荷兰有了两个孩子，现已一个十岁，一个八岁，都是杨斌太太一个人带大的，他们家没有请褓姆，也没有请佣人。杨太太对朋友抱怨说，带两个孩子太累了。”记者在采访杨斌太太时，她也说自己带两个孩子。一个号称“有9亿美元”资产的“中国第二富”会让妻子一边自己带两个孩子，一边还得自己洗衣服做饭，感觉“太累了”而家里不请一个褓姆或佣人？。 陈平回忆说，他最後一次见到杨斌是1996年，杨斌带大陆的人来荷兰，曾找他让帮忙开车。“我没干，因为他要我开自己的车，每天才给100块（相当50美元），如果他租来的车还可以，他太算计了。”对於杨斌在荷兰有“几千万美元”之说，陈平说，“从没有听说过。问问当年给杨斌开车的杜绍东等了解情况的人，谁都清楚。” 正在发表声明声援杨斌的荷兰“中国民联阵欧洲联盟主席”张英，是杨斌的老朋友，1992年他过生日，杨斌曾到他家下厨烧菜庆贺。杨斌成了“中国二富”和“特首”之後，那盘杨斌炒菜的录像带，自然别有欣赏价值了。张英在谈到这些往事时，仍津津乐道，“杨斌烧一手好菜。”当记者追问，根据他和杨斌的接触，到底杨斌是不是在荷兰经商成功有了“几千万美元”时，这位一向说杨斌“好话”的人士不假思索地回答，“那都是媒体瞎吹的，我没有看出他发了那麽多。” 张英还透露，当年杨斌对他说，你们搞民运，我经商，来以商养运。“但他从没有给我们捐过一分钱。政治庇护获准，拿到荷兰公民身份就回国了。” 到底杨斌在荷兰发财了没有？张英肯定地说，在荷兰莱顿市，有一座“杨斌大厦”，有好几十层。记者问他去过吗？他回答说，一次做车路过，朋友指一座高楼说，这是“杨斌大厦”。 张英还说，由於杨斌经商成功，荷兰女皇准备向他“授勋”。但由於杨斌突然被捕，再加上女皇的丈夫逝世，只好推迟了。当记者问他这个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说是朋友从当地荷兰文报纸看到告诉他的。 上面提到的那位在荷兰经商多年的企业家对这类说法肯定地说：荷兰绝没有什麽“杨斌大厦”，如果真有，荷兰华人企业家这麽个小圈子一定会知道的；这都是杨斌自己瞎吹的。他举例说，杨斌的手下人曾说，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块地属於杨斌，正在开发。但这些人一定是不会荷兰文，不看报纸，因为这块地怎麽开发，归那个公司做，在荷兰的金融大报《电讯报》（相当於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早就详细报道、讨论过。他们只是唬那些无知的人。对於圈内人来说，简直是在看笑话。 记者在采访杨斌的太太潘朝荣，问她到底有没有杨斌大厦时，她承认没有杨斌大厦，说杨斌的公司叫“兰屋”，“是平房，占地面积很大，是一片皇宫式的建筑。但我们不是跟人家合资，是独资的，雇了一些荷兰人。” 对於“授勋”的说法，这位企业家说，这也是绝不可能的，他每天看报，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消息。而且荷兰女皇每年授勋一次，今年的早就授过了。陈平先生也说，他也从没有在报上看到有这样的消息，不要说当地荷兰文报纸，连当地华人报纸《唐人街》等也从没有过。如果真有这种事，作为“华人之光”，起码当地华人报刊早就渲染报道了。陈平先生的妻子是荷兰人，更经常看报，并由於嫁了中国人丈夫，对华人的新闻更加关心，也说不仅荷兰报纸没有这种消息，连对杨斌和他的公司也从没有报道。 当记者采访杨斌的太太潘朝荣，向她核实，杨斌到底在荷兰有没有“几千万美元”，会几门外语，有没有女皇要授勋这些事时，这位“富豪”夫人支吾搪塞，不做正面回答，只是说，“我只是带两个儿子，不管他们公司的事。”还对她和丈夫两地长年分居的现状解释说，“距离产生美。”但事实上，对杨斌的事杨夫人是相当参与的，她曾专程飞到平壤，出席了杨斌领取“新义州特首”委任状仪式，那张经过媒体传遍世界的平壤任命特首仪式的大照片，在杨斌後面站著的那位东方女性，就是潘朝荣。 之四：杨斌的“传奇”是花钱买的？ 在杨斌这位“中国二富”被任命为“特首”，随後被警方抓起来之前，海外好像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杨斌”这个名字。记者采访到的在荷兰当地经商的华人，没有谁知道杨斌在荷兰的“成功”，觉得所谓杨斌带“五千万美元回中国”的“传奇”不像是真的。 一位在荷兰居住多年的华人经理说，如果杨斌在荷兰真的这麽成功，别说带回中国五千万，就是一千万美元，这种“移民成功的故事”也早会上了这个仅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国家的报纸；而当地报纸从来都没有报道过杨斌的“成功”。 杨斌的“传奇”好像最早是从中国大陆“传”起来的。早在1997年底，一位记者就在纽约看到一本中国出版的杂，封面是杨斌，里面大幅报道杨斌的“发财”故事。 在巴黎开餐馆的一位华人老板说，几年前，杨斌曾自己掏钱，请北京“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到荷兰拍“杨斌成功在荷兰”，那个摄制组拍片後到巴黎，曾到他的餐馆，使他有机会了解内情并看了“毛片”（没剪辑的原片）。这位曾在荷兰留学的老板对杨斌很熟悉，他对记者说，看到“毛片”中有杨斌对荷兰员工训话的画面，差点笑出来，“这完全是造假。杨斌直到回中国时，还不会荷兰语，更不会英文，他怎麽给那些不懂中文的荷兰人训话的呢？” 这位老板还透露，这个片子最後中央电视台可能没有播出，因为摄制组的人也对杨斌的“成功”有了怀疑。例如杨斌不让电视台的人到他的公司去拍摄，理由是“公司正放假”。这位了解杨斌底细的餐馆老板说，杨斌那时候在荷兰还没有公司，他让这些人去拍什麽？他的公司永远“放假”。“中央电视台的人说，这次拍摄的全部花费都是杨斌出的，他们很高兴出来旅游一趟。” 另一位在比利时经营古董的华人也对此同感，他说，杨斌在香港对媒体说，他会荷兰文、英文、比利时文，这通通是瞎吹。这位对杨斌有一定了解的人士说，杨斌在荷兰没有上学读书，根本不会荷兰文，更不会英文。至於杨斌说“会比利时文”更是笑话，因为比利时南部说荷兰语，北部说法语，这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比利时文”；这是杨斌想当然地胡吹。 这位人士说的是事实，据《2002年世界概况手册》比利时部份，比利时人60％说荷兰语，40％说法语，不到1％说德语，荷兰语和法语都是官方语言，这个自1830年从荷兰独立出来的只有三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小国从来就没有再造一种自己的“比利时文”。 一位在荷兰经商多年，对当地政治时事和经济状况十分关心的企业家说，他几乎每天都读荷兰的金融大报《电讯报》等主要报纸，别说报上从没有过关於杨斌经商成功的报道，即使杨斌被金正日任命为“特首”，荷兰的报纸也都没报道；直到杨斌被中国警方抓起来，荷兰驻华使馆官员前往中国外交部查询交涉，荷兰的报纸电视才简短报道了一下；报道说，荷兰使馆官员要求前往探视杨斌，并还说要弄清杨斌到底是不是荷兰籍。这位企业家说，荷兰驻中国大使馆负责外交和经济事务的官员，对杨斌根本不熟悉，连他是不是荷兰公民都不清楚，至少说明杨斌所谓在荷兰经商成功带回中国“五千万美元”等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这位企业家说，在杨斌这次被抓之前，荷兰报纸过去多年中仅提到过杨斌一次，是在去年六、七月的时候，荷兰政府女经济部长带领一个商业代表团（随团企业家中有两位华人）到中国访问，荷兰左派大报《人民日报》（Volks Krant）报道说，在中国投资的荷兰公民杨斌到了北京，去见女部长，说如果荷兰要投资，他愿提供帮助，然後带著女部长去了沈阳，看了荷兰村等。该报道说，荷兰女部长对此人（指杨斌）表示怀疑，认为在中国经济秩序不稳的情况下，他这麽快致富不可靠。那些随行的荷兰企业家也没人对杨斌有兴趣。该报道结尾处引述一位荷兰人的话说，不管杨斌是怎麽致富的，人家在荷兰一无所有，回到中国这麽快致富，也是一个能人了。 这位企业家至今还保留著这份报道，他说，整篇报道的调子对杨斌是负面的，而且这是他在荷兰报纸上看到的对杨斌的唯一报道。 对於杨斌到底在荷兰有没有“几千万美元”，这位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经理对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荷兰的税率很高，个人所得税是60％，企业税率更高，加上各种其他税，高达80％。如果杨斌真的缴税後带回中国五千万美元，那麽就是说，他的公司得赚到二亿五千万美元以上。一般公司能赚到利润10％就不错了，那麽杨斌公司的营运额得是25亿美元，才能赚到二亿五。而25亿美元是个多大的数字？这位对中荷经贸相当熟悉的内行人士说，如果荷兰全部港口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船队都是杨斌的，也没有这麽大的营运额。因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集装箱的货物才是二、三万美元，25亿这个数目，得一万个集装箱。 这位企业家感慨地说，如果杨斌缴税後剩下五千万美元，那麽就是说他向荷兰政府上交了二亿美元的税，这是天文数字！别说二个亿，就是一千万美元，也得上荷兰金融大报《电讯报》的头版，一个移民能在这麽短的时间内在荷兰做出这麽大的贡献，这简直是大新闻。 这位人士分析说，“如果杨斌没有向荷兰缴税，直接把利润五千万带回中国，那麽他回荷兰是要坐牢的。”“退一步讲，如果杨斌只是赚了五千万美元，那麽按商业常规，也要有五亿美元的营运额。”而杨斌在政治庇护获准後就入籍，当年就“回中国发展了”，在这之前，他没做什麽生意。从常识角度，也几乎没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内赚到“五千万美元”。另一位熟悉杨斌的人士说，所谓杨斌在荷兰成为几千万美元富翁的“传奇”，更像是一个“神话”，只不过里面没有迷人的部份，更多是大话、谎话。 听到这麽多对“传奇”的质疑之後，记者拨通了杨斌太太的电话，想从最了解杨斌的人那里核实一下。在荷兰家里带两个儿子的杨太太对记者的“核实”不予回答，她说，“我不管杨斌的事，对他们公司的事，我都不签字。”同时还反问记者，“你知道葛优（电影演员）吗？”“葛优有句话说的好，说我是艺术家，我也不会怎样；说我是戏子，我也不在乎，我还是我。”然後用很高的嗓门说，“你们愿意怎麽写就怎麽写，我们不在乎！” 之五：杨斌在中国“奇”在哪里？ 杨斌从荷兰带回中国“五千万美元”的说法似乎经不起推敲。如果杨斌“空手”回的国，那麽他的“9亿美元”是怎麽“套”来的，他在中国的“传奇”是怎麽“奇”起来的呢？ 在西班牙的的知情人士说，在海外比较了解杨斌在中国做花卉生意“发迹”内幕的是在马德里的老华侨朱光。朱光早在八十年代初，一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创办《中国之春》时，就参与争取中国民主的运动。六四事件後更出於对天安门屠杀的愤怒而直接投身过民运，在马德里创办了“民阵”西班牙分部并当选主席，还是民阵总部的常务理事等。但几年前他在杨斌的劝说下，认为可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农业发展，卖掉了马德里的餐馆，受杨斌邀请出任了“欧亚农业集团公司”副总裁。知情人透露说，朱光把卖掉餐馆的几十万美元都投进了杨斌的公司，杨斌承诺给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但後来两人合作“不愉快”而分手。 由於朱光是海外最了解杨斌公司内情的关键人物之一，因此最近各路记者都在“追找”朱光，据说他躲到巴黎，以避开围追的电话和采访。记者几年前去西班牙参加会议时曾和朱光有过交往，但也是找了一个星期，才最後和他联系上。但朱光先生显然有难隐之情，他说，对杨斌公司的内幕“暂时保持沉默，不便表态。”“等以後再说。” 但记者仍设法从其他知情人那里获得了一些朱光和杨斌合作的“不愉快”内幕： 朱光担任“欧亚集团”副总裁近三年，但原来说好的30万年薪，到了时候杨斌不付，说把工资作为朱光在公司的“股份”。朱光不同意这样做，要求杨斌兑现承诺，但杨斌一直拖著不付薪水。由於朱光有几十万投资在公司里面，又无法退出，只好断断续续干了两年多，最後杨斌仍是不付工资，再加上朱光通过做杨斌助手，了解了杨斌做生意的手段；由於理念不同、做事方式不同等各种原因，最後朱光在一年前离开了杨斌的公司，他卖掉餐馆投进去的几十万美元也没有拿出来。知情人说，《福布斯》说杨斌有“9亿美元”，但还要赖掉说好的给朱光的“区区30万美元”的年薪，让这位为他干了好几年的老华侨亏进了全部的积蓄，真是“太黑了”。 知情人还表示，杨斌从荷兰回到中国後，名片上印的是“荷兰花卉公司总裁”。通过他在从事民运时结交的原中国国务院体改所的一位自称是赵紫阳顾问的朋友关系，和辽宁省农业厅果蚕处处长孙守有搭上了关系。中国的行政部门也做生意，果蚕处挂的另一个牌子是“辽宁省花卉公司”。孙守有既是处长，又是经理。 杨斌的“私人公司”和孙守有的“国有公司”是怎麽合作的呢？知情人说，他们合伙做花卉生意，赔了算孙的公家公司，赚了算杨斌的，私下杨斌和孙守有有分成。例如辽宁省花卉公司从杨斌的公司进口百合花的种球，进口价每个10元，卖出才2元，不仅不赚，每个还赔了8元。孙守有和杨斌的合作“亲密”到什麽程度呢？孙守有从官职退休後，出任了杨斌在沈阳的花卉公司的副经理，公开是一家人了。 知情人说，杨斌在沈阳建立了“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他和孙守有搭上关系只是他成为“中国二富”的“初级阶段”，通过孙的关系，杨斌结识了辽宁省副省长杨新华，以及後来担任沈阳市委书记的辽宁省委常委徐文才；然後杨斌又攀上了辽宁省长薄熙来，副总理李岚清。 从农业厅长升迁到副省长职位的杨新华主管辽宁全省的农业，在他的关照下，杨斌获得了三千多亩农业用地，但他用这些地建了荷兰村，盖高级住宅，做了房地产生意。在省长薄熙来等官员的支持下，杨斌从大连、沈阳和辽宁省政府获得低价批地和低息贷款。 知情人说，在副省长杨新华的批准和主持下，辽宁省在四台子建了花卉基地，指定由杨斌从荷兰引进“温室大棚”，全部计算机控制的这套花卉设备花费了三千万人民币。“大棚”建成後，仅运行费就达七百万元，而每年产值还不到三百万，最後以一百万元租给个人，这个钱数还不够还购买设备的贷款利息。这些钱全部都是辽宁省赔的。公家虽然赔了钱，但在整个营运过程中，杨斌和辽宁省各级官员们的分成却谁也不少拿。 辽宁省委常委徐文才出任沈阳市委书记时，沈阳市长是後来因巨额贪污受贿被判了死刑的慕绥新。知情人透露，在徐文才、慕绥新的支持和指定下，也是由杨斌从荷兰为沈阳市引进了“温室大棚”，沈阳市计划委员会农业处投资了1,500万人民币。知情人说，杨斌不仅拿引进费和回扣，还通过合资，又大赚了一笔。农业处的处长看到这个生意不妙，担心将来受牵连，辞职另谋出路。 在这场杨斌和高官的“合伙生意”中，杨斌发了，那些当官的也“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杨新华的儿子现在沈阳市开有高级大饭店。徐文才在慕绥新“出事”之後，虽然不再当沈阳市委书记，但仍安然无恙，没人清查他和杨斌、慕绥新等在一起，到底发了多少。 知情人说，广东省长叶选平（叶剑英的儿子）到辽宁访问期间，曾带著50多个中共中央委员到杨斌的公司“视察”，当时杨斌不在，是“副总裁”朱光接待的。杨斌的公司网罗了很多高干子弟和“名人”，像军阀冯玉祥的儿子等，都在杨斌的公司。 在中国那种经济制度下，杨斌能在短短几年之内“暴发”九亿美元，成为“中国二富”，和他借著莫须有的外国“富豪”身份，攀上各层官场，最後终於挂上高层“关系”是分不开的。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在杨斌被拘留後报道说，沈阳的消息来源指出，杨斌从来不掩饰他和中国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中包括副总理李岚清和党内新星、辽宁省长薄熙来。 10月13日《纽约时报》记者发自上海的报道杨斌等“富豪”的文章中也说，“杨斌和那些有权势的绑在一起，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岚清，以及金融家索罗斯（George Soros）。” 香港亲北京的《文汇报》报道说，杨斌的公司仅向中国政府开办的“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贷的两笔款，总数就有“数亿元人民币”。 香港《星岛日报》10月9日报道说，杨斌的“欧亚农业集团”今年首季在香港获得的一笔高达近一亿六千万人民币、为期50个月的贷款，也是来自大陆背景的“中资银行”。 一位在荷兰从事中荷贸易的人士说：杨斌的“财”可以说都是从中国政府身上发的，手法是和官员“合作”，通过贷款套出钱，然後给那些官员分享“回扣”。中国的贪官们需要找杨斌这样的代理人，因为杨斌有外国护照，出事可溜之大吉，而且杨斌又敢干，敢贿，“仗义”。现在出事的中国富豪，多是这种人，像赖昌星、牟其中等，都是“豪爽”地拿公家的钱“送礼”。 那位对杨斌在沈阳的“套钱”内幕有相当了解的知情人说，“杨斌贪得无厌，我当时看到《福布斯》一吹，就觉得杨斌完了。杨斌的黑幕大著呢，现在媒体上说的都是表面的，等事情都调查出来，很多中共官员得因为杨斌坐牢，有的得被杀头。” 之六：杨斌“神话”的破碎 杨斌在荷兰发财的故事是个虚假的“传奇”，那麽他在中国的“神话”有实在的内容吗？从最近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的有限报道上，也可以看出，杨斌在中国的“神话”还真有些内容，不过好像都是负面的。 从这些报道来看，杨斌的公司在中国大陆开展的项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沈阳的“荷兰村”；另一个是石家庄等地的花卉生产基地。但这两个支撑起“杨斌传奇”的大气球，现在都出现了“破绽”。 广东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南方周末》报道说，杨斌以农业开发为名，从沈阳获得三千三百亩土地；但从事的却是房地产开发，建了“荷兰村”，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属於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北京《国际金融报》报道说，杨斌的“欧亚农业集团”公司在石家庄的投资运营严重作假，实际每亩收入不超过20万元人民币，根本不是招股书所说的390万元。 《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文章说，杨斌的公司公布，2000年度花卉销售收入10亿人民币；但根据从一个花卉基地的调查，这个数字是假的，被夸大了18点5倍！ 中国“证监会”怀疑杨斌的公司将过去四年收入不足一亿元的营运资产，虚报为21亿，然後把他的公司在香港上市，集资六点八亿元，市值最高时达46亿元。 9月19日，在北朝鲜宣布要建立新义州特区那天，杨斌的公司在香港被“证监会”宣布停牌，香港媒体说，原因是杨斌的公司没有提交和通告该公司主要人事变动的资料。 10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香港上市的杨斌任董事长的“欧亚农业集团”的股票价值，过去三个月以来，从每股2点85港币，一路下泻，贬值了85％，现在每股三角八分港币，约五美分。 《纽约时报》的报道分析说，杨斌公司的股票所以能一度升到2点85港币，主要原因是，该公司宣称，他们在中国大陆的花卉生产和销售去年营运额达到11亿人民币，获纯利润6,300万美元。但中国大陆媒体说，中国有关部门怀疑这个数字有水份，杨斌公司涉嫌做假账，欺骗股民。仅从前年的申报数字中，就查出杨斌公司夸大利润近19倍。 《纽约时报》的文章还披露，杨斌和香港“证监会”发生了冲突，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他的公司股票波动後，杨斌大量出售自己手里的公司股票，而没有全部告之公众。”香港媒体随後更详细地报道说，杨斌仅在9月26日和27日两天，就先後售出自己手里的八千一百多万股“欧亚农业集团”的股票，总计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近5%。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杨斌所以和金正日拉关系，出任“特首”，主要是想通过“改变身份”成为北朝鲜的“官员”来躲避或减轻中国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的对他欠税漏税等不法行为的追查。该报说，杨斌在被金正日任命为“特首”之後的沈阳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我现在的角色已经不只是一个商人了”，“我也是一个国际外交家和政治领导人”。但就在这场记者会结束後几个小时，中国警方就将杨斌拘留关押。 最近北京《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去沈阳采访到的情况似证实《纽约时报》的这个推断，该周刊说，沈阳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处处长郑德日披露，实际上杨斌的公司在去年三月就出现“麻烦”，因为杨斌变更土地用途（做房地产）没有向该局申报和补交手续。而正是去年三月，沈阳市长慕绥新和副市长马向东巨额受贿的「慕马案」被查获，因而杨斌失去了重要的官场靠山。早在去年四月五日，沈阳市国土局就和杨斌公司“中止了合同”，杨斌公司後来在荷兰村的经营，按照这位国土局处长的说法，是“非法”的。这位处长对这家周刊记者说，当时对杨斌公司的处理意见是，“中止合同、不办手续、查处问题”。 杨斌找出很多办法来摆脱危机，最後想出和金正日搭关系，当“特首”这一招。《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说，10月3日杨斌在沈阳召开的那场“记者会”之前三天，便衣警察就已进入荷兰村，并对参加的记者明确表示，这个“新闻发布会非法”。对此状况当然知情的杨斌，还是决定按期开这个记者会，以“特首”身份讲话，想孤注一掷，用北朝鲜“政治领导人”的身份来扭转危机，最後一搏。但中国警方显然没有在乎他的“国际外交家”身份，在记者会次日清晨把他关押审查了。 熟悉杨斌的一位圈内人透露，杨斌想到北韩当“特首”，还和他的一位“哥们儿”有关。据说他这位“铁哥们”曾到越南，自称是“赵紫阳的助手”而当上了“越南政府经济改革顾问”。这哥俩儿的“计划”是：在越南、北韩都被贫穷所困，非常羡慕、意欲模仿中国的经济改革之际，一个“掌”越南，一个“进”北韩，携手创造“国际传奇”。 但越南比北韩开放，信息也比金正日灵通，因此那位“越南顾问”没当多久，就行情下跌而离开了越南。因此他更鼓动杨斌“进入”北朝鲜。知情人说，杨斌在要创建“新义州特区”的记者会上一口一个“东北亚”把记者蒙的够呛，这种词汇都是从那位“越南顾问”那儿“批发”来的。因为“东南亚”经济早已腾飞，所以杨斌要创造“东北亚”新奇迹。 那麽到底杨斌和那位深居简出、神秘兮兮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日怎麽拉上关系的呢？记者在采访杨斌太太潘朝荣时曾特意问到这一点，杨太太说，“我们和金正日建立关系，靠的是爱心。杨斌处事、做生意只有两个字：爱心。不管别人怎麽说，我们向北韩投资，不求回报，只是爱心，爱这个国家。” 当记者提到有报道说杨斌给了金正日2,000万美元一事时，杨太太对此不置可否地反问说，“人家那麽大的国家会在乎这点钱吗？” 有人认出在平壤的特首任命仪式上杨斌背後站著的那位东方女性就是潘朝荣，对此这位“特首夫人”快人快语地说，“是我。”潘朝荣是在平壤的特首仪式之前两天从荷兰飞到澳门，在那里转机飞到平壤的。杨太太轻松地说，“我都没说我是杨斌太太，就在澳门拿到去朝鲜的签证，很容易的。”然後她滔滔不绝地谈起在平壤呆了一个星期的感受，如数家珍般地罗列朝鲜的哪条河有几里宽，河水如何清澈，平壤的空气如何清新等等，反正是“山清水秀”，样样都好；并说“新义州是朝鲜的香格里拉，不像你们外界想像的那样。” 记者听她的一番描述，感到北朝鲜简直是到处莺歌燕舞的“东北亚的瑞士”了，於是忍不住反问了杨太太一句，“你不知道北韩是个专制的国家吗？”杨太太急迫地回答，“哎呀，你是不是从大陆出来的？中国原来不也是这样吗，不是变化了嘛，北韩已开始变化了。” 当记者问她对金正日的印象如何时，杨太太说，“我没有见到金正日，因为那个仪式他没有来，等以後正式典礼的时候会见到金正日。” 关於杨斌的案子会有怎样结局，这位杨太太相当乐观，她说，“我们像岳飞一样，是精忠报国，相信政府，相信国家会正确处理。”而且信心满满地透露说，“我们已交了欠税，杨斌的事很快就会结束。” 但荷兰一位知情人说，潘朝荣过去10年多来一直带著孩子住在荷兰，没跟杨斌去中国，原因是，潘朝荣曾向朋友透露，“杨斌好折腾，早晚得出事，我们不回去受他的连累。不管他怎麽折腾，不要影响两个孩子的成长。” 在采访过程中，这位做妻子的，从来没有称呼杨斌为“老杨”或“杨斌”，而是一口一个“杨总”。采访要结束时，这位特首太太可能错把记者当成了那些常恭维、吹捧他们的“有偿记者”，扯著嗓门说，“不要宣传我们，要多宣传宣传杨总！”。 2002年10月11-18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
| 杨斌和金正日合演闹剧 2002-10-07 |
| 被北韩任命的新义州特首杨斌，还没正式走马上任，就被中国警方关押。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种戏剧化的外交例子。平壤和北京对此到底会怎样“交易”还有待观察，但各种迹象显示，即使杨斌不被“调查”，金正日想办一个北朝鲜的“深圳”的设想也几乎是无法操作的；它更像是这个喜欢拍电影的北韩独裁者编导的一出闹剧。这从以下几点就可以看出：
第一，深圳连接全球经济自由度最高的香港。 中国在深圳成功地办了第一个经济特区，除了开放政策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和香港只有一桥之隔，而香港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条件：600万中国人；实行了百年以上的资本主义；全球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之一。据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2000年发表的“世界经济自由排行榜”，前四名是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美国。正是香港向深圳的大量投资、把它当作“来料加工”基地，才给了深圳特区的立足提供了支点。 但新义州对面是中国丹东市，丹东完全没有香港那些条件，两者的经济地位可谓天壤之别。当年邓小平决定建特区，如果不是选了深圳，而是内地的兰州、乌鲁木齐或丹东等，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即使北京给了特殊的经济政策，但没有像深圳和香港接壤那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很难吸引外资，尤其是在最初的阶段。因此金正日想把新义州建成“深圳”，幻想成份大，可操作性低。 第二，深圳集中了全国的财力。 深圳建特区前仅是个几百人的小渔村，到处是泥塘。现在成为拥有600万人口、高楼大厦几可与纽约一比的现代化都市。但深圳最初的基本建设（水电、平整土地、建居民楼和办公大厦等）都是中国政府倾国家之力来投资的。当时中国主要省市都在深圳设了“办事处”，如同各省在深圳的“大使馆”，负责投资项目，拓展内地经贸，深圳成为中国连结世界经济的窗口。 但新义州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北韩今天处於严重经济困境，不仅缺乏财力向特区投资，而且金正日的想法是从特区捞钱，想打“短平快”，根本没有长期的经济开放政策和设想。 今天世界上多数国家都在致力发展经济，融入全球化；并不是谁说办“特区”，资本家就向那里蜂拥的时代。例如非洲48个国家，42个实行了多党选举并走市场经济，但西方资本家去投资的仍有限。北韩有什麽特殊的地方超过了非洲和其他亚洲国家？它的特殊性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有个全球罕见的政治动物：神秘兮兮、神经兮兮的“世袭皇帝”金正日。他会吸引全球资本家吗？ 第三，深圳吸引了全国人才。 深圳能有今天，还在於它吸引了全国各省市的人才。深圳初办时，来自北京、上海的人最多，而这两个城市是中国教育水平、人才比例最高的都市。而深圳建特区之时，正值中国恢复高考後入学的前几届大学生刚刚毕业，他们中许多人以及很多有创业精神的年轻人都想到深圳这个开放之地一博。而新义州能从整个北朝鲜集中人才吗？在火柴盒式的共产密封统治下，在极度贫穷的折磨之下，北韩是否真的有什麽人才都非常令人质疑。 第四，深圳的“特首”具管理经验和能力。 深圳的开创者中有一批具实干精神、开放意识的管理者。像首任市长梁湘（六四後遭李鹏整肃忧郁而死）等，在调入深圳之前都在政府机构长期磨练过，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行政能力；而杨斌既没有在任何大小城市管理的经验，也不是在大公司逐级升迁获得今天的职务，而且还不是朝鲜人，拥有荷兰的护照。如果新义州特区出现问题，杨斌随时都可以溜之大吉。而中国的梁湘们，不仅没有外国护照，还作为党和政府的官员，出了事情必须承担责任。 第五，邓小平和金正日理念、气质都不同。 深圳特区初办不久，就有人告状到北京，说深圳除了挂五星红旗，其他都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了。1984年邓小平去深圳视察，但没给一句评语就离开，去了广州，其气势比清朝皇帝乾隆下江南还威严，以至大小官员谁也不敢问邓小平到底怎麽个想法；他们当然十分紧张，因为邓小平的印象和结论不仅决定著他们的仕途，更决定著特区的命运。机智的副市长邹尔康想出一个办法，派人去广州请邓小平给特区题词，因为从题词中就可以揣测“邓大人”的想法。可想而知，邓小平在宣纸前挥毫运笔之际，梁湘、邹尔康们的紧张。邓小平题词之後，深圳市委大院等都放鞭炮祝贺，因为他写的是“深圳的发展经验证明我们办特区的想法是正确的。”题词被制成巨匾，挂在市委大楼正厅，被称为“镇妖匾”，邓力群等左将们不敢再妖魔化深圳了。 邓小平办经济特区，是他重视经济的理念和务实的个人气质的结果。六十年代初他就和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倾向私有化。他的“白猫黑猫论”也表现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毛泽东却动不动就“奇”想连篇，夜不能寐，让全国的所有政治经济政策都随他的诗人浪漫情怀而上天入地。金正日的气质明显更像毛泽东，浪漫奇想有余，务实扎实根本没有。金正日身上也有毛式文人细胞，他不写诗，但喜欢拍电影。据西方媒体报道，他还喜欢看美国的NBA，但他可能是最奇特的球迷，因为他不是著迷乔丹、奥尼尔的高超球技，而是著迷场上啦啦队美国女孩子那种热情奔放、活力四射的劲头儿（北韩人的活力，都被他自己的残酷统治给窒息了）。仅从金正日找杨斌这种咋咋呼呼的暴发户做“特首”，又不和中国方面事先沟通的做法，就可看出金正日公子哥式的任性和随意。他的办新义州特区的设想，以及任命杨斌为特首之举等，都更像在拍电影，“虚构”场景。 但为什麽金正日要编导这样一出“闹剧”？《华尔街日报》最近在题为“（北韩）政权垂死的阵痛”的社论中说，因为金正日已走投无路，只要能弄到钱，缓解北韩的困境，苟延他的政权，他什麽都会尝试。最近汉城媒体揭露出，当年南韩总统金大中访问平壤的所谓“破冰之旅”就是通过贿赂金正日“买”来的。当时金大中把四亿美元的政府资金通过一家亲北韩的公司转给了金正日。在金大中动身访平壤前，北韩曾宣布推迟24小时，世界媒体曾惊讶和推测，北韩可能变挂；现在才清楚，北韩推迟的原因，是由於那笔四亿美元还没转到金正日手上，因金大中政府为掩人耳目，通过私人公司多次转账，这笔款在路上走的时间比预计的长了。金正日收到这笔款後才同意金大中来访。於是南韩政府用四亿美元给金大中买来了所谓“外交突破”和一个“诺贝尔和平奖”桂冠，100万美元的个人奖金，而南韩人民几乎什麽也没有得到。 现在金正日又开始和日本政府玩这一手了，不仅邀请小泉首相访问平壤，还公开承认北韩当年绑架日本国民。而小泉也像金大中一样，宣布是“外交突破”， 但事实是，金正日又得一笔赚钱的买卖，这次东京不是秘密贿赂，而是公开承诺要给北韩100亿美元的贷款。 那麽杨斌到底是怎麽回事？据媒体报道，他在被中国警方关押之前曾透露，他给了金正日二千万美元。但他到底总共给了多少钱，外人还暂不得知；目前人们可以看到的是，金正日导演的这出闹剧，失去了杨斌这个“主角”，连“闹”的戏剧性都没有了，变成了独裁者的一出尴尬的哑剧。 |
| 董建华“颠覆”自由 2002-10-03 |
| 最近香港成了西方各大报纸的新闻，因为特区政府准备把“颠覆”北京中央政府的罪名列入香港基本法，由此引起了当地报刊和民众的抗议，认为这是要扼杀香港人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西方大报，像英国的《金融时报》、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不仅都给予重点报道，这三家重量级的大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社论。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香港回归中国时，北京政府曾承诺“一国两制”，香港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不变。现在加上这麽一条“颠覆罪”法律，等於是要一国一制，以法律方式要求香港人按照北京的政治意识形态标准说法办事，今後香港再举行纪念六四遇难者的集会等，就可能被定性为“颠覆罪”。因此该报社论题目是“香港自毁承诺”。 《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五年前香港回归时，有乐观者认为，香港的政治自由之风会吹向大陆，影响中国。但令人悲哀的是，这种预测错了；情形正相反，是中共的专制之风吹进香港。香港特首董建华不仅是北京一手安排，而且任职一届後，在毫无建树、民意低落的情况下，又在北京的扶植下再次连任。现在董建华们又要通过“颠覆┅┅中央政府”的法律，那麽今後香港的法论功等民间团体和其他政治异议组织，也可能被镇压。香港的自由正在被蚕食。这篇题为“香港的禁令”的社论结尾说，“对於民主正在蓬勃发展的台湾来说，看到香港这一切，很难想像他们还会对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严肃看待。” 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论开篇就悲凉地比喻说，“把一只青蛙扔进烧沸的水中，它会蹦跳出来；但如果把它轻轻地放在凉水中，然後慢慢添柴加温，它会在不知觉中被煮死。香港是不是这只放在北京水锅里的青蛙？如果是，那麽颠覆罪条款，就标著香港的水温又上升到一个刻度。” 这篇社论回顾说，香港回归之际，应是这个社会最可能动荡的时刻，但那时都没制定“颠覆”罪；现在香港已平稳回归五年，而且目前没有任何紧急情况，根本没有必要制定这种法律。而且什麽叫“颠覆”？在自由的社会，所有公民都有“颠覆”（使用和平手段）政府的基本权利，它叫“反对派”。这篇题为“香港正被慢慢煮死”的社论结尾说：每几个月，香港的“水温”就好像上升一些。 虽然有香港自由派报刊的强烈谴责，有香港市民的游行抗议，有西方舆论的尖锐批评，但董建华们有北京专制政权的支持，“颠覆罪”很可能最後被正式列入法律执行。它将再一次向世人证明，所谓“一国两制”从一开始就是假的，骗人的。不要说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实行两种制度（今天联合国其他190国也都没有）；香港回归後五年的现实已证明，所谓“一国两制”，只是共产党冠冕堂皇地用专制蚕食自由的幌子和借口。而且今天中南海的江泽民们这麽干，说明他们连邓小平的那点强人自信和伪装能力都没有，要赤裸裸地实行专制。 “颠覆罪”条款将成为专制者剥夺香港人民基本权利的政治信号，也是香港特首个人历史的又一个耻辱标。董建华在北京独裁者的支持下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不会逃脱历史的审判：他犯的才是颠覆罪：“颠覆”香港的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10月3日） |
| 台湾经费和民运腐败 2002-09-30 |
| 台湾到底给了海外民运多少钱，一直是个谜。最近报上披露说，过去20年，台湾给了纽约的民运刊物《北京之春》800万美元（平均每年40万）；并报道说，台湾方面已决定停止拨款，而导致这家杂志要关门。我看到这些报道後第一个反应是，台湾方面早就应该停止这种黑箱作业，而这家杂志早就应该关门。理由主要有两个：
第一，黑箱作业，导致民运腐败。 《北京之春》的前身是《中国之春》，20多年前由一批中国异议者在纽约创办。过去这些年中，这本杂志曾多次发生内斗，多次把官司打到美国的法庭。在1993年那次官司中最後“庭外和解”，《中国之春》的原班人马让出了杂志名称，但没有让出台湾给钱的渠道，在纽约办了现在的《北京之春》。《中国之春》则由另一伙人在旧金山继续办。 两家杂志都靠台湾方面的资金运作，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到底拿了多少钱，外界根本不知情。据内部人透露，台湾方面只单线和《北京之春》的个别人联系；对《中国之春》也只是定期向它的账户拨款。款项的来源完全是秘密渠道，两本刊物的当事人都讳莫如深。海外民运需要台湾方面的资金援助，既不是什麽见不得人的行为，也是任人皆知的事情，即使出於某些原因不向社会公布，那麽起码民运团体内部应有监督机构吧？但这一点可能都没有。谁拿到钱谁就是内斗的赢家，还会理其他组织吗？别的组织不满吗，你连告都找不到门，所以他们才对钱的来源讳莫如深。 在过去这些年来，一些民运内部的朋友提供了相当一些有关民运腐败的材料，我起码拿到了三个民运团体的部份财务报告，其中显示滥用公款的情形严重到令人吃惊。但我无数次犹豫，最後都没有写，考虑到民运的艰难和形象。 但1999年《世界日报》刊出了《中国之春》社长涉嫌贪污十几万台湾捐款的丑闻。我手里有这位社长夫妇使用《中春》公司信用卡购买东西的收据等资料，其中显示，他们在Home Deport，Macy's，Target，Costco等等这些家用商店买东西的单据都报销了。还有收据显示，大量用公款到餐馆吃喝，仅1997年一月份，就吃掉516美元。据《中春》董事长的查账报告，仅三年累计的不清账目就高达20多万美元。 另一个前华盛顿民运基金会负责人，三年时间，他个人花销的旅差费、电话费、礼品费、吃喝费等，就达3万5千美元。 在正式走账的财务报告中都能有那麽多的问题，而根本不列入财务报告的“小金库”的账则更可以像自己钱包里的钱一样自由使用了。而“保密”制度就为“小金库”开了最方便的绿灯。 比如说，上述那位华盛顿民运基金会领导人曾被委托向北京一个研究计划转送4万5千美元的资金，几年後，那位在北京负责这个项目的人来到美国，说他们仅拿得2万7千美元。这中间的1万8千美元被谁“截留”了？当那位基金会领导人被问到此事时，他才说，他自己做主，把其中一部份款项用於其他大陆民运了，但不提供具体给了大陆哪些人的名单，理由是大陆民运要“保密”。 《北京之春》的账目怎麽样？从《中国之春》揭露出来的那些严重问题来看，只要不公开，不透明，就不可能有清白。连《北京之春》主要负责人拿多少工资都是“最高机密”，在《北春》做一般编辑的都不知情。这有什麽可机密的？在《北春》还是《中春》的时候，在一次内部会上，曾有人往他们的领导人身上泼了鸡蛋汤，抗议他不清查杂的“小金库”，滥用公款。 “小金库”的存在往往是贪污腐败的一个标志。当年刘宾雁写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中的黑龙江大贪污犯王守信，就是因为小金库被发现而查出巨额贪污。北京市长陈希同被查出大量贪污，也是被查到小金库。所谓“小金库”，就是不列入正式账目的资金。在美国，由於在银行开账号很方便，多开一个账号设立“小金库”更不是难事。一旦有查账的事情发生，拿出主账，不说出有小金库这个账号，於是小金库的资金就成了主要领导者的囊中物，可随意支配。《中国之春》社长的小金库里的8万8千美元，最後查账只追回2万，其余6万多不知去向。 几年前，华盛顿一个民运人权基金会发生账目争执，也主要由於它的领导人把一笔5万美元的捐款另立帐号，私设了小金库。我曾采访过该基金会的美国会计，获得一些账目单据等。但这笔账最後没有下文，因为那位对小金库提出质疑的美国会计随後就被“解雇”了。 虽然早已知道《北京之春》是从台湾获得经费，但报纸公布出的数字仍是令人吃惊，因它不是小数目，800万美元，可以做多少事啊！然而《北京之春》至今连个办公室都没有剩下。原来《北春》在皇后区租的那套办公室，当年如果买下来只需几万美元，只是800万的百分之一。但民运领袖们根本就不做这种长远打算。光《中春》《北春》几次内斗花的电话费，恐怕也超过了这笔买房钱。像哈佛大学等把得到的捐款部份投资，为了学校的长远发展；流亡的西藏人也用捐款早就在曼哈顿中城买了房子（现在的西藏之家，房价已翻了几十倍），还有的把部份捐款用於办公司等，用钱滚钱，作为长远的资金。但《北京之春》现在除了几台电脑，几把桌椅，什麽都没有剩下。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同样的道理，哪里有黑箱作业，哪里就一定会有猫腻。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它的反对者，都是如此。因为谁的人品都是靠不住的，必须依靠制度的保障。没有透明的、有效监督的制度，反抗腐败者最後也一定成为腐败的一部份。 第二，公有制作业，制造低劣产品。 已经有许多关注民运的人抱怨，《北京之春》怎麽办的连个共产党的刊物都不如？在编辑、设计、装潢等等方面，都是粗制滥造，给人以强烈印象：编辑人员敷衍了事，根本没有敬业心。在有了市场竞争之後，连中国大陆的报刊都在努力提高质量，争取读者。虽有共产党对内容的限制，但在编辑方面，则相当追究专业化和市场效果。而《北春》则是千篇一律，“十年一律”，闭著眼都可以把文章塞进原封不动的框框里，真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 不要说和美国或台湾的杂志比较，仅把香港的政论刊物《开放》和《北春》放在一起，就一目了然：哪家刊物的编辑下了功夫。人家的封面、内文、标题等，包括编排、字号、内文上哪些话需用黑体标出等，都可看出编辑的用心、匠心和敬业心。 《北京之春》为什麽不可以学学其他刊物？它学不了，因为它们的性质不同，人家是私有制，是自己掏钱办的，当然会在珍惜每一个铜板的同时，付出最大的心血，当作一份事业，一个企业来办。因为它要面对的是市场，是竞争，是消费者无情的“选择”。而《北京之春》是台湾财政包干式的公款来办，质量没有任何人检查，印了多少本，卖出去多少本根本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样有钱拿。 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私有企业不一定全都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制；而公有制一定失败。仅从海外华人办的各种报刊来看，无论是传统报刊，还是网络媒体，只要是内容丰富，吸引读者，有竞争力的，一定是私营企业。而靠各种基金会和公款资助的，则明显缺乏竞争力。一位私营媒体的编辑对我说，他除了睡觉，其他时间全都在工作，连吃饭时都在工作。像《北春》那种旱涝保收，10点上班，2点就走人的大锅饭，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都吃不著了。 有人说，不能拿《北春》和其他投放市场的刊物比较，因为这是一本民运机关刊物。且不说自从近10年前两大民运组织合并失败之後，这本刊物就不再是哪个民运组织所属的机关刊物，而是公家钱、个人掌控；即使民运圈子里的人对它的质量也都摇头。以最近几期刊物为例，里面很多文章都是从网上抄过来的。在互联网上已广为流传过的东西再用平面媒体印刷出来，哪有这样办杂志的，这不是“八路军胡弄共产党”吗？不对，应该是“民运领袖胡弄国民党”。 台湾停止这种黑箱作业的资金，可以减少海外某些民运领袖的腐败机会，不再鼓励他们在私有制的美国，过公有制的瘾，吃台湾纳税人的大锅饭。 台湾方面当然应该支持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但应该透明化，不应继续那种单线秘密联系、钱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应成立公开的基金会，向所有海外民运组织开放，大家可以自由竞争申请。台湾的资金应该是资助项目，而不是资助个人或对某个组织财政包干；应定期审核，加强监督机制。 台湾的钱停了，《北京之春》现在开始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拿钱了，但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就有长进的希望了吗？只要公有制大锅饭的性质不变，它的质量不会变。 2002年9月30日（载《多维网》） |
| 面对生命，看出文明和邪恶 2002-09-19 |
| 震惊全球的911事件一周年那天，美国举行了隆重的追思活动，其中在纽约举行的活动最令我感动的是宣读遇难者名单，在世贸大厦有2,800多人遇难，这份长长的名单，足足念了148分钟！美国有30多家电视台现场转播了这个念名单的场面。911遇难者中有6％是亚洲人，宣读的名单中不断出现中国人的名字。
当天的《纽约时报》还用近七个整版，刊出了能找到的2,700多名丧生者的照片以及全部三千多遇难者的名字。这个念名单的决定和画面，再次显示了美国人对每一个具体生命的重视。那个名字和电视上同时播出的死者的照片，再次提醒人们那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就那样在一个晴朗的早晨被夺走，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美国人对生命的重视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他们把二战、朝鲜战争、越战中阵亡的所有官兵名字都一个个查出来，刻在了一处处纪念碑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上，就刻著密密麻麻的全部越战阵亡的官兵的名字和出生地等资讯。 其实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明，是古代还是现代文明，核心都是“人”，而对生命的态度最能表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美国人重视每一个具体生命的态度，体现著西方文明的价值取向。 在911大灾难周年活动刚结束之际，从中国传来新的灾难消息，南京有几十人食物中毒死亡，几百人受伤。据中国官方宣布，这个恶性事件个人行为造成；但从海外各种报道来看，中国政府在整个事件发生过程中，仍是草菅人命。据报道，在事发清晨五点，医生们已根据收治的四十多名中毒者都是吃了同一家早餐店的食物而提出查封那家店铺，但迟到八点多，警方才采取行动。整整拖了三个多小时！在这三小时180分钟中，即使按每分钟卖给2个顾客的保守推算，就又有360人吃了有毒早点。而且中国媒体至今仍被当局控制不许深入报道这个914大灾难，至今没有公布一个清楚的名单。 同样的中国人的生命，丧生在世贸大厦，名字要被在全世界聚光的媒体面前宣读，照片被刊登，并得到几十万或上百万美元的抚恤金，而且美国国会正在准备通过议案，所有911遇难的外国人家属，如申请，都给予美国公民身份；而南京中毒事件中的那些遇难者，在政府封锁新闻中，无声无息、像“蚂蚁”一样从这个世界永远地消失了。 也同样发生在这个星期，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对来访的日本首相承认，平壤政权曾在七、八十年代从日本和欧洲绑架了12名日本人，这些人被用於北韩的军事情报语言项目。而且其中8人已死亡（占三分之二）。 这些被绑架的日本人，有13岁的女孩子，从放学回家的路上被抓走；有一对20岁的青年男女，到海边的图书馆前约会，结果那里仅剩下他们的自行车，永远再没有音信；有酒吧的女侍，在送孩子去幼儿园之後的路上失踪；有小旅店的警卫、中学生，还有到日内瓦和西班牙旅游的日本青年┅┅这些人今天也就是四、五十岁的年龄，但多数却都已经死亡，包括那个当年才13岁的女孩子。他们究竟是怎麽死的？现在仅剩下4个人还幸存，其中有那对在图书馆前约会的20岁的情侣，他们被绑架到北朝鲜後，在那里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已是50岁的人了，大半生在囚禁和人质状态中渡过。 到别人国家的土地上绑架人家的国民，来作为自己军队的情报翻译，永远地扣押和折磨，当作人质和奴隶，而这是一个被称为国家、至今被中共政府视为“亲密战友”的北朝鲜当局干的。美国总统布什把北韩政权定性为“邪恶轴心”，中共政府还抗议，但如此黑社会绑票、抢匪般的政权不是邪恶轴心是什麽！ 人类反对共产主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摧残生命，践踏人的自由和尊严。从中共草菅人命和北朝鲜的绑架平民，都可再次看出共产世界的恐怖。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9月19日） |
| 911式灾难会不会再发生？ 2002-09-10 |
| 明天就是911事件一周年了，仅仅一年，探究911事件的书和文章已不计其数，在纽约的各个书店里，这类书摆\满了书架；据《出版家周刊》的统计，包括画册在内，有150种之多！有怀念遇难亲人的，有描述消防员等英雄的，有挖掘情报失败原因的，有强调美国价值的，题材多种多样，而且很多书都热卖。
在上星期天《纽约时报》畅销榜（非虚构类）上的15本书中，10本和911有关：在93航班领导乘客反抗恐怖份子的那位英雄的遗孀\写的《我们动手吧》登上畅销榜第一名，第二名是福克斯电视主播汉尼悌（Sean Hannity）强烈抨击左派的专著《让自由回响》。保守派政评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同样内容的书《诽谤：左派对美国右翼的谎言》排在第四名（曾居榜首八个多星期）。该书列出780个注释，用事实证明美国左派媒体长期以来对民众的误导。 在这些关於911的书中，美国学者丹尼．派普斯（Daniel Pipes）的专著《好战的伊斯兰进入美国》（Militant Islam Reaches America）相当受到好评，《纽约时报》的书评认为这本书宏观地分析了恐怖主义产生的由来，提出了独特见解。 1981年从哈佛获博士学位的派普斯已写过12本关於伊斯兰的书，早在1995年他就发出警告：伊斯兰主义（Islamism）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一样，是对人类新的威胁。伊斯兰主义的那种宗教狂热、那种排斥一切、独尊一元的意识形态，那种反西方、反理性的偏执、那种蔑视生命献身未来的煽动，那种强调平等、以集体消灭个人、通过暴力改变世界的乌托邦等，和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派普斯强调，自由世界必须像对待纳粹和共产党那样，来击败伊斯兰主义这种邪恶的势力。 但派普斯的警告没有被重视，即使在他发出呼吁的两年前世贸大厦已被炸了一次，六人丧生，一千多人伤残。美国，尤其是左派的克林顿政府，从来没有把它当做一场战争。而克林顿之前的卡特左派政府，更是荒唐，当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Andrew Young）竟夸赞支持恐怖主义的伊朗宗教狂人霍梅尼是“一种圣人”（some kind of saint）。 而美国的左派知识界，就像当年对纳粹和共产主义兴起时那种绥靖、同情态度一样，不仅缺乏警惕，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还推波助澜。派普斯在书中详细列举了左派知识份子误导民众的理论和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辩解。 例如对於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左派们强调，只要我们美国不把他们当作敌人，他们就不会把我们当作敌人。派普斯感叹地说，当年在纳粹和共产主义兴起时，西方左派精英们同样是持这种论调，英国的张伯伦们把波兰拱手让给了纳粹，认为这样希特勒就不会“把我们当作敌人”。而法国以左派作家萨特、西蒙波娃等为首的知识精英们更是主张要和共产主义“和平共处”，萨特本人还到巴黎市中心演讲，歌颂共产苏联和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 西方左派们还强调，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主要是贫穷所致，而经济全球化则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别。所以，解决之道是美国必须停止推动经济全球化，而向那些国家提供更多金钱、物资援助，帮助那里的社会均贫富、实现平等。 派普斯反驳说，伊斯兰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并不是贫穷的产物，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那样的产油富国，照样有大量的伊斯兰原教旨份子。而且没有经济全球化，没有市场经济，穆斯林国家绝不会变得富有。伊斯兰主义就像共产主义一样，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投入多少经济援助可以解决的，而是首先要摧毁保护暴力狂热意识形态的专制制度，就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先决条件是共产政权被铲除一样。除了派普斯之外，近年来已经有多位西方和穆斯林学者指出，伊斯兰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 对於那些把美国的对外政策说成是伊斯兰主义兴起原因的左派学者，派普斯反驳说，共产主义运动难道是由於美国的对外政策才兴起的吗？伊斯兰原教旨的兴起，不是因为美国做了什麽，而是因为以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存在，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伊斯兰主义的没有出路，没有未来；照出了他们的焦虑、绝望。他们不是遵循正确的道路做自身的改革，而是把一切都归罪於外部，归罪於西方，把攻击西方作为他们愚弄和欺骗穆斯林世界的口实。 派普斯还特别反驳了哈佛的左派教授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说，他认为西方文明和伊斯兰主义的冲突，就像当年和共产主义的冲突一样，根本就不是文化冲突。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世界并不是一回事，而是那些狂热的伊斯兰原教旨份子劫持了伊斯兰教、劫持了穆斯林世界，那些真正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们，就像被奴役的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受害者。西方世界应该联合那些温和、真正的伊斯兰信徒，来击败这股邪恶的伊斯兰原教旨运动。 但派普斯的“振聋发聩”并不能解决左派知识份子的执迷不悟。即使911之後，美国左派作家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还在《纽约客》撰文，把世贸被炸、三千多无辜者遇难，和美国十年前抗击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相提并论，表示性质是一回事；桑塔格的最疯狂的左派同志、宣称越南是“正义和自由的榜样”的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在911後出版的书仍在把全球的灾难都归罪於美国。而那位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政绩最糟的总统吉米．卡特，上周四还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为伊拉克辩护。虽然该报中间偏左，但也实在忍受不了这位前左派总统的智力迟钝，在上周六以罕见的方式反驳卡特，把三封抨击卡特的读者来信作为“社论”发表。其中一位读者尖锐地写道，谄媚几乎世界上每个独裁者的卡特住嘴吧。 左派这种对邪恶麻木、绥靖以及纵容的历史可谓非常久远。二十世纪人类两场最大的灾难——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都和左派的乌托邦幻想有直接的关系。自二、三十年代以来，在西方知识界，认为纳粹和苏联的制度是“高尚的尝试（noble experiments）”的声音占主导地位。学术界、新闻界和好莱坞的左派们，几乎成了苏联共产党的强大外围。 上个月纽约大学举办了胡克（Sidney Hook）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念这位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曾担任纽约大学哲学系主任）。三十年代，年轻的胡克就是在美国学术界这种亲苏、亲共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左派氛围中，成了激进的左派，宣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把世界从种种邪恶中拯救出来”。後来由於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要求胡克做间谍，在大学收集先进科技情报给苏联，才引起胡克的警惕和醒悟；後来在认清了共产主义的实质之後，他像写出《1984》和《动物农场》的乔治．奥威尔一样，从一个左派转变成了坚定的右派以及共产主义的掘墓人。 醒悟後的胡克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今天世界上自由的最大威胁。”结果胡克在美国以及西方学术界一直受到左派的围攻。不仅像胡克这种著名哲学家，主张彻底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等一直到八十年代都受到学术界的排斥。而普通的学者，只要是坚定地推崇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崇尚个人主义高於集体主义、捍卫人类独立思考价值的右翼学者，在学术界得到晋升的机会非常小。而右派作家不仅很难得到文学奖项，更会遭到文学评论界的围攻。 胡克在1989年中国天安门屠杀那年去世了，他终於看到了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失败。胡克留下一句名言，也是他从左派转到右派的人生总结：西方社会的左派们是“人类自由的掘墓人”。胡克的话说出了一个尖锐的事实，今天，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土崩瓦解、大势已去；但共产主义的根基，那种左派的均贫富、依赖大政府包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幻想，反富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以多元文化为由诋毁个人主义高於集体主义的西方主体文明价值等，都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遥相呼应，有内在的密切联结。 911事件，以三千人生命的代价给了美国左派一次重创，像桑塔格、乔姆斯基、简．芳达（好莱坞演员）等极左派，不像反越战时那麽春风得意了。但这种状况能持续多久？最近以畅销小说《海洋公园的皇帝》而引人注目的耶鲁法学院教授斯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在九月八日《纽约时报》言论版说，“但愿得到上帝的帮助，阻止我们滑回到原来的状态。” 但是人类那乌托邦幻想的部份会因为911而消失吗？人类能从此开始认识邪恶的本质麽？当年左派们不去谴责制造邪恶的苏联帝国，却嘲笑指出苏联是邪恶帝国的里根。今天同样，左派们不去谴责制造邪恶的伊斯兰独裁国家，却抗议指出邪恶轴心的布什。 派普斯在书中总结说，这次西方能否击败伊斯兰主义，主要并不在於这股邪恶势力有多强大，而在於自由世界有否足够的智慧，认识邪恶，有强势的声音和力量。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崛起、蔓延，都不是由於它们本身多麽强大，而是自由世界的人们不肯行动。在911的废墟上，建筑什麽样的高楼大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灾难之後，矗立起认识邪恶的智慧和勇气，它才是人类自由和安全的保障。 人类在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後，击败了纳粹和共产主义；自由世界的力量最终也一定会击败伊斯兰主义。但今天西方左派和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模一样的表现预示著，人类这次要付出多大代价，仍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未知数。 2002年9月10日 |
| 911事件对美国媒体的冲击 2002-09-05 |
| 911事件即将一周年，人们都说它改变了美国，仅对新闻界来说，它也像地震，对媒体造成强烈的冲击。概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小报化倾向有煞车作用： 在专制国家，政府以拥有媒体的方式控制新闻，但在崇尚市场经济的美国，媒体主要受消费市场中读者口味的无声“控制”，它迫使一些媒体为迎合大众，而向新闻娱乐化、小报化倾斜。英文媒体评论界使用的“小报”（tabloid），是指品味低，哗众取宠，不严肃的媒体，它以报道明星名流隐私及娱乐为主，像在超级市场出售的《星报》、《问询报》等，都是典型的小报。即使声称是严肃媒体的《今日美国报》这样发行最大的日报（210万份），也由於影视和体育等娱乐新闻比重过大，而被新闻评论者视为小报，或娱乐报。连老牌的《时代》周刊近年也有娱乐化倾向。据新闻评论专业杂《容汇》（Brill’s Content）1998年1月引述的统计，1977年时，国际事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占21.2％，而到1997年，则下降到只有5.8％；娱乐性报道作“封面故事”，1977年仅占7.7％，而1997年则上升到15.4％。从这20年《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变化，可以看到大众口味对媒体的影响作用。 虽然新闻学院的教授们强调，报纸不仅是向大众提供他们想知道的，而且更应该提供他们应该知道的，即强调媒体的提升大众口味的专业责任，但美国媒体的小报化倾向仍越来越明显，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美国人更不太关心世界大事；同时国内政治没有大危机，人们对严肃的新闻缺乏兴趣。据统计，1977年，有77.6％的美国成人每天看报；而199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58.7％。 九一一事件刺激了更多民众关心美国之外的世界和国际政治。这种民情的改变，等於是给媒体的小报化踩了一下煞车，刊载严肃新闻的报纸销量上升。 第二，左派媒体受到打击： 美国一直是右翼共和党、左派民主党轮流执政，媒体基本也是这两种理念的反映者。美国目前有1509家日报，主要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两大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以及三大全国电视台，基本都是左派主导的媒体；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标准周刊》、《国家评论》，以及各州的地方报纸，多是偏右的保守派报刊。在有线电视中，两大台CNN和FOX，一左一右激烈竞争。 九一一事件使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左派媒体遭到打击，右翼报纸的销量大幅增高。据今年四月统计，保守派报纸《纽约邮报》过去半年销量增加了16％，达到日销56万多份（《纽约时报》日销约80万份，星期天150万份），跻身全美第10大日报。在有线电视领域，建立了22年的左派旗舰CNN，其国内收视率大幅下降，而创办了才六年的右翼电视FOX的收视率今年初则超过了CNN，尤其是它的主要政治评论节目，收视率竟是CNN的一倍以上。 美国女律师、保守派政治评论家安．库尔特（Ann Coulter）在911後由於严词谴责伊斯兰主义，而被《国家评论》杂志解雇。但她随後出版了抨击左派媒体的著作《诽谤：左派对美国右翼的谎言》，以780个注释来证明左派报纸电视等如何歪曲保守派，结果不仅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而且在非虚构类居第一名已八个星期，成为亚马逊网络书店、《出版家周刊》等公认最受读者欢迎的书之一。 第三，媒体向重视国家安全倾斜： 国家安全和新闻自由的平衡历来是新闻界争论的话题，九一一事件则提供了向国家安全倾斜的机会。因此在美国媒体中提出“见到拉登是采访还是先报警”的争论，以前媒体遇到这种情况，强调新闻采访和大众知情权第一，现在则基本倾向“先报警”抓获拉登，保证人民安全第一。 虽然911事件对美国媒体有很大的冲击，出现上述的变化，但美国媒体分成左、右两派相互平衡，并共同作为第四权监督政府权力的根本职能等都没有改变。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9月5日） |
| 美国媒体被谁控制？ 2002-09-03 |
| 自从人类有了报纸等之後，大众传媒就一直伴随著被控制的命运，而且控制的方式多种多样。那麽在美国是谁在控制著媒体？是政府，法规，财团，新闻专业人士，还是大众口味？这里我们从下面六个方面进行概略的考察：
第一，政府对媒体的控制： 从新闻历史来看，对媒体的最严厉控制来自於政府，而最利害的手段是政府直接拥有全部报纸、广播、电视等。什麽东西只要是属於自己的，那就最有条件控制和支配。在前苏联，包括《真理报》、《消息报》等所有报纸、电视、电台等都是政府出资办的，属於政府的财产，编辑记者属於领取政府工资的政府工作人员，从制度上成为政府的一部份。从某个角度说，报纸应该反映出钱的老板的理念和意志。但苏联的问题是，政府禁止其他任何人办报，在垄断报业的同时，等於消灭了报业市场而形成了舆论垄断。 但美国的政府没有这麽幸运，它在二百多年前建立时，就面对一个私有制的社会，当时的各种报纸属於不同的团体和商人，是私有企业的一部份，政府就像无法把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一样，也无法把报纸国营化。当一种东西不是自己拥有的，想进行控制就不是那麽容易了。 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描述他的观察说：美国是从欧洲来的移民和异教徒在一片荒芜广袤的土地上建立的新国家，那里没有民族英雄、没有强人、贵族和像欧洲那样盘根错节的上层建筑，因此，想建立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有化国家，在那片土地上无法操作。托克维尔在他的书里欣喜地写到，即使在被视为非常落後的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他们在全体还过著裸体生活的时候就出了一份报纸。我还把这份独特的报纸带回法国几份。”（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84页）而那是1831年，比中国的918事变，还早100年。 而且从美国开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那句论述报纸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名言（在报纸和政府之间，我认可选择有报纸而无政府，而不是有政府无报纸），也可看出美国的建国之父们不仅没有想把报纸收回国有的意思，而且对报纸独立性的意义有相当深刻的认识。 第二，法律对媒体的限制： 但美国政府仍是尝试对报纸进行控制，主要的手段是通过立法，限制新闻自由。例如关於诽谤的法律，关於间谍的法律等，都使记者的行为受限。在美国历史上，记者被以诽谤、间谍或泄密等罪名告上法庭的不乏其例。看美国早期的新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报纸争新闻自由和政府想控制媒体的搏斗史。 在当今世界，在不是政府以拥有报纸的方式来控制媒体的地方，基本都是政府企图利用法律来限制新闻自由。美国的这种情况得到里程碑般的改变，主要在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两个著名新闻案例。 中国是条文法，而美国主要是案例法，以法院对具体案子的审理为今後同类案例提供司法原则和判案标准。七十年代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了两起对美国新闻和言论自由影响深远的案例，一个是阿拉巴马州警察局长告《纽约时报》诽谤案，另一个是美国国防部告《纽约时报》泄密案。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结果，都是有利於新闻自由，并限制了政府机构的权力。 在裁决上述诽谤案时，最高法院首次提出了判决诽谤成立的“三原则”：原告如果是政府官员或公众人物（一般平民不受这个限制），必须提出这三种证据，1，报纸的报道与事实不符；2，对当事人名誉构成损害；3，报纸有“事实恶意”，即报社事先就知道不是事实，或不加核实而有意陷害、诋毁当事人。显然即使当事人能够提出前两种证据，第三种也极为（！）困难，因为怎麽来证明报纸事先就有预谋？ 同时更重要的是，後来最高法院还裁决，举证责任在原告，而不是被告。这是一项巨大的有利於新闻媒体的决定，因为如果某人告报纸，说媒体诽谤他参加了文革大批判组写过整人文章，那麽要由原告提出他没有参加的证据，而不是由报纸出示他参加过的证据。因为谁负责举证，谁更困难。如果法院要求作为被告的媒体来做举证这个最困难的部份，那就加大了媒体的责任以及媒体被判有错的可能。 对上述泄密案的判决也是完全有利於新闻自由。最高法院在审理五角大楼状告《纽约时报》刊登越战文件是“泄密”一案时，最高法院也是首次提出泄密案成立的“三原则”：不管报纸刊登的是从哪里获得的机密，报纸都有权利（和权力）向公众提供这种信息；只有这种机密造成“1，立即的；2，重大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时，才可考虑裁决为泄密。 政府利用法律限制新闻自由的两种主要方式就是“诽谤”和“泄密”，当最高法院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原则精神进行了有利於新闻自由的阐述和判决之後，美国的报纸等媒体就等於获得了巨大的自由空间。从此之後，美国政府想管制新闻的余地更加缩小，几乎无计可施了。而且想再利用法律限制媒体也更加困难。 第三，财团对媒体的掌控： 因此今天人们批评美国，很少有人指责美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而多是强调美国是大财团办媒体，报纸等要服从大财团的利益和意志等，言外之意，美国的报纸仍不是独立的，而是被少数富人控制和支配。 从某个角度来说，这种说法可以成立，因为当美国是个私有制的国家，报纸不属於政府所有，那麽它只能被私人所有，而当个体的商人发展成大的财团公司，那麽它拥有的报纸等媒体，自然就是属於财团所有，被私有企业掌控。 但美国的媒体即使被财团控制，它们也是被各种不同的财团控制，仅华尔街列出的大公司就有五百家。不同的财团由於拥有者的政治理念不同，导致不同财团拥有的媒体的理念和倾向不同，因而形成媒体的不同声音。而像前苏联的媒体全部被国家拥有，国家其实等於一个大财团，那麽它发出的是一个财团的声音，反映的是一个财团的理念，它是一元的；而西方多种财团办的报纸发出的是不同的声音，是多元的，给读者听众提供了不同的信息和观点。 而且美国财团的拥有者也不是少数的个人，主要是因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购买股票，从而成为公司的股东和拥有者之一。据今年初的统计数字，51％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一定的股票。那些大公司的老板，只是持有最大股份，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也就是百分之十几而已。因而大公司的老板必须考虑持公司多数股份的其他人的利益。 在美国，虽然有数不清的财团，但其政治理念并没有数不清。就像美国政府主要由两大政党轮流执政一样，财团主要也是两种政治倾向：左派和右派。两大派别的主要分歧体现在经济领域，左派强调大政府、高福利、向富人多征税（然後通过福利制度再分给穷人），重视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调节管理作用，其基本理念是强调社会平等。右派则强调小政府、大社会，减税，削减福利，强调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重市场经济，其基本哲学是强调自由（竞争），在竞争中获得相对的平等，重视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财富的平等。经济以外的主要区别是，在对外政策上，右派更多强调自己国家的利益，左派强调人权外交；右派更重视军事，主张强大国防，左派则强调裁军。 美国建立两百多年来，基本由这样两种理念的政党轮流执政（体现右翼理念的保守派共和党，和反映左派观点的自由派民主党）。左派民主党更多代表的是人类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憧憬，它的主要基础是大专院校的教授、学生、知识份子、好莱坞，以及穷人。右翼共和党则更多代表的是一种现实主义和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它的主要基础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富人和商界。这也是前者更多强调平等和政府干预经济（分配财富给穷人，均贫富），後者更多强调自由（竞争）和市场调节（削减福利、逼迫穷人劳作致富）的原因之一。 美国的报纸等媒体，基本也是这两种理念的反映者、传播者和两种不同群体的代表者。美国目前有1509家日报，主要大报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芝加哥论坛报》等，两大周刊《时代》和《新闻周刊》，以及三大全国电视台，基本都是左派主导的媒体，它们的读者自然以上述左派群体为压倒多数；而《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标准周刊》、《国家评论》，以及各州的主要地方报纸，基本是偏右的保守派报刊，读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商界和专业人士，以及强调个人自由意志和完全市场经济的知识份子。在有线电视中，两大台CNN和FOX，是一左一右，相互激烈竞争。 在全国性报纸和电视上，左派媒体占绝对优势。美国新闻评论界的专业杂《容汇》（Brill’s Content）2000年3月号刊出一份对822名美国民众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57％的民众认为，媒体比他们更左，20％认为比他们保守，只有17％认为和他们理念正相同。四年前一项问卷结果是，有五成的美国编辑记者认为自己是左派，二成是右派，三成是独立派。 但在广播电台上，则是右派的声音绝对占上风。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绝大多数是保守派，而且听众数量惊人（美国人均拥有车辆世界第一，开车途中听广播非常普遍）。《纽约时报》畅销榜的书（虚构和非虚构类都算上），也经常是内容偏右的居多。两种理念的媒体的对抗和平衡，构成了美国大众传播领域的基本历史，而且好像会一直这麽相互对峙下去。 由於美国政府和媒体都有左右两大派，所以上述两个政党不管哪个上台执政，都会有一种和它的政治理念相对立的媒体，自然地成为它的严厉的监督者和批评者。比如，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右翼媒体则更多是左派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者；而现在共和党籍的小布什总统执政，左派媒体则用放大镜挑布什政府的毛病。 不仅在美国，在民主政治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例如英、法、德、意等国，都是左右两种理念的政党轮流执政，而这些国家的主要报纸，也是按照这两种理念而分野。如英国的《卫报》、法国的《解放报》等就是左派报纸；英国的老牌报纸《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金融时报》，法国的《费加罗报》、德国的《世界报》等，都是右派报纸。连实行了民主政治半个多世纪的日本的主要大报也基本形成了这种趋势，比如《每日新闻》、《朝日新闻》偏左，而《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则右倾。 除了西方比较强调的三权分立政治架构，媒体要成为监督政府和权力者的“第四权”之外，这种两党两种理念、媒体分为两派两种倾向的政治现实，也导致美国政府无法影响全部媒体，尤其是和这届政府的政治理念不同的那种媒体力量。 第四，专业管理人员对媒体的导向： 美国的大财团拥有者倾向於把企业交给专业者、专门家来办，而不是自己的家族直接管理，近年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以《历史的终结和最後的人》这本专著而引人注目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随後出的第二本著作是《信任》，在该书中他以港台的家族企业和美国企业相比较，结论是专业人才管理的企业比家族企业具有更大的商业竞争优势。 美国的报纸、电视、电台等媒体，作为企业的一部份，由於是专业人才管理，更多依赖的是专业知识和本行业的专业规范，而不是财团拥有者的意识形态。这也是促使美国媒体更走向专业化的原因之一。 第五，新闻记者对媒体的影响： 另一个制约美国媒体走向的重要因素，是编辑记者的专业训练和理想精神。在美国，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的起薪，和所有其他行业本科生比较，起薪是最低的。据2000年的统计，他们第一年的平均工资才是年薪一万八，而金融业、律师、中学教师等，包括纽约的公共汽车司机等，起薪都达三万美元以上。新闻毕业生起薪过低的主要原因是想做记者的人太多，市场以降薪来调节。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想做记者的人，多不是把它作为赚钱之道，而是作为实现一种理念的渠道和机会。 另外美国媒体的编辑记者，多是从市县地方报纸一点点做起，逐步被选到大报，以新闻工作能力升迁。美国根本没有所谓“通讯员”投稿制度，而且报纸杂的新闻报道基本都不接受外稿，而由自己的采编人员撰写，以保持负责任的、真实度更强的专业化报道。这种媒体的主体力量（新闻人员）更加专业化、更具理想精神的条件，也是美国媒体趋向专业化、注重客观真实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六，大众口味对媒体的左右： 从市场角度来说，报纸等媒体也是商品，要被消费者选择。只要产品进入市场，就存在一个竞争、争夺消费者的问题，而市场的基本规律是优胜劣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逼迫作为商品形式出现的报纸等媒体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种市场竞争和读者口味的要求，自然地决定著媒体无法成为政府的喉舌，因为做这种选择，就等於在市场竞争中选择自杀。 美国媒体现在存在的问题，正是这种来自大众口味的无声“控制”。一些媒体为了迎合大众，而有把新闻娱乐化，走向“小报”的倾向。英文媒体评论界使用的“小报”（tabloid），是指品味低，哗众取宠，不严肃的大众媒体。在美国超级市场出售的像《星报》、《问询报》等，都是典型的小报，以报道和挖掘明星和名流隐私为主，读者对象是家庭主妇。另外还有一些报纸，虽然声称是严肃媒体，但娱乐性新闻占的比重较大，也被新闻评论者视为小报，或娱乐报。例如美国印数最大的全国性日报《今日美国报》（USA Today，发行210万份），就由於影视和体育等娱乐新闻比重过大，而被新闻院校的教授基本视为娱乐报。 即使传统的严肃媒体，例如老牌的《时代》周刊近年也向娱乐化倾斜。据上述《容汇》1998年1月引述的统计数字，在1977年时，国际事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占21.2％；而到1997年，则下降到只有5.8％。而娱乐性报道作“封面故事”，1977年仅占7.7％，而1997年则上升到15.4％。从这20年《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变化，可以看到大众口味对媒体的影响作用。 但美国的主要大报，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则没太受到这种大众口味的影响，不仅因为它们都是精英们看的报纸，也在於编辑人员坚持新闻原则和理念。例如五年前英王妃戴安娜车祸遇难时，《纽约时报》的总编辑事後说，他咬了咬牙，才决定把这个全世界主要报纸都放在头版显著夸张处理的新闻，只放在了该报第一版下角的位置。他说，按严肃新闻的价值，它都不能上第一版。 每年颁发标美国最高新闻荣誉“普利策奖”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们刚入学，院长就强调，报纸不仅是向大众提供他们想知道的，而且更应该提供他们应该知道的，即强调媒体的提升大众口味的专业责任。但虽然新闻院校都这麽强调，但美国媒体的小报化倾向仍越来越明显，主要原因是冷战结束，美国人认为没有了外忧，更不太关心世界大事。而美国的政治永远是两党轮流执政，没有政变、骚乱、大危机，生活平稳，使人们对政治越来越冷淡，大众更倾向关心娱乐和享受，对严肃的新闻缺乏兴趣。据上述《容汇》1999年5月号刊载的一项数字：1977年，有77.6％的美国成人每天看报；而1997年这个数字下降到只有58.7％。这一点不仅在美国，在英国等欧洲国家更为严重（英国媒体的小报化倾向超过美国，法国则比英国还严重）。因此，不论是左派还是右翼的报纸等，现在都有为了争取读者，向大众化、世俗化口味妥协让步的趋势。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相当大地冲击了一下美国媒体，刺激了更多民众关心美国之外的世界，关心威胁到美国本土安全的穆斯林世界和国际政治。这种民情的改变，等於是给媒体的小报化踩了一下煞车，刊载严肃新闻的媒体销量上升。同时，也给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左派媒体一个重大打击，右翼报纸的销量大幅增高。据今年四月统计，右翼报纸《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过去半年销量增加了16％，达到日销56万多份，跻身全美第10大日报。在有线电视领域，建立了22年的左派旗舰CNN，其国内收视率大幅下降，而创办了才六年的右翼电视福克斯（FOX）的收视率今年初则超过了CNN，尤其是它的主要政治评论节目，收视率竟是CNN的一倍以上。 911事件也同时给政府控制媒体提供了机会，政府更加强调国家安全，要求新闻媒体把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往的新闻自由。国家安全和新闻自由的平衡历来是个难题，这次九一一事件则提供了向国家安全倾斜的机会。因此在美国媒体中提出“见到拉登是采访还是先报警”的争论，以前媒体遇到这种情况，强调新闻采访和大众知情权第一，现在则基本倾向“先报警”抓获拉登，保证人民安全第一。 但911事件到底对美国媒体有多大多远的冲击波，美国媒体的小报倾向能在多大程度和多长时间内被踩煞车；美国政府强调国家安全第一对媒体的自由度有多大影响，都是未知数。但可知的是，不管发生怎样的变化，美国的媒体分成左、右两派相互平衡制约，并共同作为第四权监督政府权力的根本职能都不会变化，前景仍是，美国媒体受多元因素控制，又相对非常独立。 2002年9月3日於纽约 |
| 中国精神病院里的政治犯 2002-09-01 |
| 共产苏联曾把异议人士关进精神病院“治疗”，今天已不是秘密。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耶夫的那本《谁是疯子？》就曾详细揭示了这种迫害过程。当年苏联在国际舆论压力下，被迫退出“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终止以精神病名义迫害异议人士的做法後，才被允许重新加入。
近年不断有报道说，中国政府在“学”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异议人士。1992年在天安门广场打出“平反六四”横幅的王万星，就被关进精神病院，至今已经10年了。他妻子说丈夫根本没有精神病。但医生诊断王万星是“偏执狂”。根据精神病治疗手册，患这种病的人如对社会构成危害，要终身监禁。 王万星到底有没有精神病？他的情况是个别的，还是有某种代表性？在“世界精神病学协会”8月底於日本横滨举行三年一度的世界大会之前，美国“人权观察”和荷兰“国际基金会”联合发表了一份长达289页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在九十年代，中国因政治原因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人，有3,000多。由於该报告是以中国官方精神病学刊物中的数字和案例做的推算，因而引起国际舆论的重视。 虽然人们仍可质疑这个推算数字的准确性，但以我本人在中国的精神病院工作的经验，以及具体了解到的“病例”，可以证明这种问题是存在的。 我在上大学前，曾在黑龙江省精神病院工作了6年半。大约1972年左右，省公安厅给我们医院送来一个“台湾特务”，说要进行司法鉴定。出於好奇，我去特护房间看了这个“病人”；结果相当失望，因为想像中的间谍都是精明强干，或者像007那样潇洒睿智，但我眼前却是一个脸色苍白，身材瘦小的17岁男孩。 通过主治医生得知，这个少年是在当地克山县火车站发现的，他说和“阿姐”在一个地下室长大，阿姐不断向台湾发报。公安人员按他说的地址，各处找了两年，用掉几万经费，也没找到那个发报的“阿姐”；後来怀疑他可能有精神病胡说，因此送来鉴定。 当时医院使用了特别的鉴定方法，用药物把这个“病人”的血糖降到最低点，即临近死亡边缘，意识能力丧失，然後公安人员模仿他阿姐的口气，向他要联络暗号和地址。中国曾红极一时的革命小说《红岩》中就有这样的情节，国民党特务给中共《挺进报》主编成岗使用这种药物，在他意识丧失之际，套出了他上级的联络地址，结果使重庆的中共工委书记许云峰被捕。 这种鉴定法的坏处是，病人身体不仅受很大损害，而且一旦血糖降低时间过长，或抢救不及时，就有生命危险。医生们对这个“台湾特务”这样侦测了两次，都没有套出需要的口供。最後一次，由於抢救失效，这个少年死了。 今天回想起来，这个少年不可能是什麽台湾特务，他可能就是一个夸大妄想型的精神病患者，那些阿姐的情节，是他的臆想。从常识角度，国民党的特务在克山那样的小县城能发什麽报，那个县城既不在边疆，更无任何军事设施，这个农业县在全省出名，主要是因为出了“克山病”（一种因水质导致的大骨节症）。 《红岩》是小说，那里是国民党残酷对付共产党人；而我目睹的是真实，共产党把虚幻抓到的“台湾特务”真治死了。历史真成是一幕讽刺剧。 第二次遇到类似病例，是在1986年。当时黑龙江省伊春市有个叫王福绵的工人，不断上访告状，揭发伊春市委书记王斐贪赃枉法，以及包庇他的儿子“王小三”胡作非为。王小三被当地人称为“王衙内”。结果王福绵被以“侮辱诽谤罪”判了三年。王福绵不服，服刑了两年多还在监狱大喊，“只要老子活著出去，就到北京去告你们这些贪官污吏”。刑满释放後，王福绵果然去了北京，不仅向中央信访局递了材料，还带著他的朝鲜族妻子李华生一起，找到当时写了不少揭发冤案等报告文学的《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的家里，向他面诉了冤情。 但就在刘宾雁所住的《人民日报》宿舍大院旁边，从千里之外开来的伊春市公安局的4辆小车，已埋伏在四周。王福绵从刘家一出来，就被塞进警车，拉回了伊春。 这时伊春市委书记王斐已被提升为“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权力更大了。王斐们决定不再判王福绵徒刑，因为刑满释放，他还会去上告。他们指控王福绵有“偏执狂”。偏执狂是精神病中最难治的一种，如果对社会构成危害，需要终生关在精神病院。 伊春市公安局从我工作过的那家医院请去了三位医生，给王福绵做司法鉴定。三位医生被好吃好喝招待後，仅和王福绵谈了一个多小时的话，然後就按照伊春公安局的意见，把王福绵“确诊”为“偏执狂”。 刘宾雁对此相当愤怒，因为王福绵是在他家门口被抓走的。他争取了两年，最後《人民日报》领导同意调查这个案子。他带了两名青年记者，去了黑龙江。但黑龙江省委推诿说，查不到王福绵在哪所精神病院。我当时已在《深圳青年报》工作，正好当时回家乡看父母，於是刘宾雁托我利用原来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关系，查王福绵的下落。 经过原来的同事提供的线索，最後查到王福绵被关在哈尔滨市郊外50公里的“黑龙江省公安厅精神病管制院”。於是 去那里，这是我第一次到这所特殊医院，它不仅地处荒郊野外，四外不见人烟，而且有高墙、铁丝网，门是铁门，和监狱差不多。医生、护士都内穿公安制服，外套白大褂。 这家医院的副院长，是从我原来工作的医院调来的，通过他的关系，我见到了王福绵，但护士一直在场。虽然谈话仅有十几分钟，但我没有感觉王福绵逻辑思维有问题。最後握别时，我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把一个小纸条和一点钱塞到他手里，他一下子就明白是怎麽回事，机警地把东西攥进手里，护士一点也没发现。仅从这一个动作，也使我感到王福绵脑子是好使的。我在纸条上告诉他，刘宾雁已来调查他的案子。 後来还是通过那位副院长的关系，刘宾雁和他的两名助手一起到这家医院采访了王福绵。刘宾雁後来在他的《自传》中写道，“院长和病房的医生经过一年多的观察，都觉得王福绵不像有精神病的人。我们和王长谈，把他的话录了音，觉得他神智清醒，逻辑能力很强，毫无病态。” 为了了解王福棉被鉴定为精神病的过程，我和刘宾雁又坐了一夜火车，专程去了黑龙江省精神病院，找到那三位给王福绵鉴定的医生。其中两名资深医生认为王福绵仅有人格障碍，但那位年轻的医生坚持认为是偏执狂。说来也巧，这位年轻医生原来是给马看病的兽医，两年前改行做了精神科医生。最後伊春公安局觉得“偏执狂”这个病名比较合适，於是王福绵就被和七个真正的疯子关在了一个病房。 刘宾雁返回北京後，把王福绵的冤情写成报告递交了胡耀邦和胡启立；还没等有下文，就开始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刘宾雁被开除党籍，胡耀邦被迫辞职，我也因签发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而遭撤职反省，报社被关闭。後来我把王福绵的冤案写成文章，用笔名发在了香港《百姓》杂上。 在临来美国之前，我在深圳收到王福绵的一封信，得知他最後屈服了。因为没有人再能救他，为了不被当作偏执狂关在疯人院一辈子，他认罪了，同意了公安厅的一切说法，并在省公安厅草拟的四条保证上签了字：出院後不上诉不上告；不乱说乱动；不和刘宾雁等坏人联系交往；遵纪守法、永不翻案。签字後，他被送回家乡。他信中说，不再和他们斗了，要做点小生意。 其实王福绵有一点还是幸运的，那就是他在精神病院时，吃的不是真药。正常人多年吃那种治疗精神病的药，最後也得吃成痴呆。那位我认识的副院长经过我们做工作，最後同意只给王福绵吃假药。当年医院为鉴别假病人（如上山下乡青年为了返城），制作了一种假药，它和真药氯丙秦一模一样，但里面是淀粉。今天用真药，明天派假药，然後让病人谈感觉，那些装病的人，几次就说出了破绽。 当年轰动中国的日本电影《追捕》中就有这样的情节，高仓健饰演的那个遭到陷害的杜丘，被关进精神病院强迫吃药。但护士一走，他立即把药想法呕出来，不然的话，他最後就会像室友横路靖二那样，在药物作用下，变成痴呆，让他从楼上跳下去，他就会纵身自杀。 从黑龙江省公安厅最後释放王福绵的方式可以看出，公安人员并不认为他是偏执狂，因为让精神病人签署那种“保证”，不合逻辑和常识。它只能证明公安机构是把王福绵当作正常人对待的，只是在利用精神病院来惩罚异议者。 王万星的情况也类似，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王的妻子“为了使丈夫早日回家，她只好在明知丈夫没有病的情况下，违心地接受当局的数十条苛刻条件和安排，而当局却又一再食言。”“最近有关部门又向她表示，要放王万星回家，但依然附带诸多条件。”如果王万星真的是严重的偏执狂病人，按医学规定不能被“安排”回家，更不应该由公安部门出面安排。这一切都令人质疑背後可能有其他非医学的因素。 近年中国虽开放改革，但在精神医学领域，却有倒退的变化。一是精神病患者大量增加，但得不到及时治疗。据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去年4月透露，目前中国约有各类精神病人1,600万（相当於一个荷兰），但全国住院床位很少，绝大多数得不到住院治疗；二是海外不断有报道说，中国政府把异议人士、法论功学员、工人领袖等关进精神病院“治疗”。 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精神病学助教庐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当局把精神正常的法轮功学员关进精神病院，强迫用药，长期关押，还用电休克的方式来强迫他们放弃信仰。”“人权观察”的报告说，“在过去一年半中，大约600名法轮功成员被关进精神病院，其中三人已经死亡。” 因此，中国政府如果想“避嫌”，减轻在这方面遭到的国际舆论批评，起码应进行这几项改革： 第一，放弃中国的精神病鉴定标准，采用国际精神病专业公认的统一标准。王福绵被“诊断”为精神病时，中国的“偏执狂”司法鉴定标准是：“一种罕见的精神病人，自信力强，主观武断，刚愎自用。多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较高，精明能干，但看问题片面，不接受批评；对现象主观臆测，牵强附会；其妄想有一定现实性，内容并不荒谬。早期易被视为正常人，不过思想偏激而已。” 按照这样的标准，今天在海外的几十万名中国留学生，大概有相当一部份可以被定义为偏执狂，因为很多人的政治见解和中国政府不同（看问题片面），相当坚持自己的看法（自信力强，不接受批评），而且学历较高（多具一定文化水平，智力较高，精明能干）等等。 中国医学界应该像对待肺结核、阑尾炎、脑瘤等所有人类疾病一样，对精神病采用国际医学界公认的统一诊断标准，而杜绝任何可能被政治和司法利用的定义，放弃有“中国特色的标准”。 第二，改革由公安部门主办精神病院的制度。不仅当年王福绵被关在公安厅办的“精神病管制院”，今天王万星也是被关在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安康医院”。这种做法不仅混淆了医学和司法，并给公安机构用精神病院惩罚政治异议者提供了方便。同时也是自相矛盾：如果犯人被确诊有精神病，就不应该作为刑事犯关押，而应交给地方精神病专科医院治疗；而如果没有精神病，就应该关进真正的监狱服刑。由公安部门主办“监狱式的精神病院”，本身就为违法提供了可能。 在西方，犯人被确定有精神病，可以不承担司法责任，送交纯医学的精神病院治疗。前美国总统里根就曾被精神病患者白打了一枪。最近美国最高法院还做出裁决，有精神残障（还不是精神病）的人，不可被处死刑。 第三，放弃由公安部门出面组织“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惯例，而交由地方精神病院的医生独立进行。王福绵被鉴定是偏执狂，是由伊春公安局出面找的医生。王万星也是由北京公安局出面组织的司法鉴定。虽然鉴定小组多由精神病学专家组成，但由公安部门出面组织和领导，容易使鉴定过程和结论被司法机关的想法影响（或左右）。而“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1996年就宣布禁止会员基於政治需要而诊治“精神病患者”。 第四，对於像王福绵、王万星等有政治背景、具有争议的、被海外媒体报道的案例，中国政府如果真的相信自己不是出於政治原因，应该允许“国际精神病学协会”的专家给这些“病人”进行独立的医学鉴定和会诊。对癌症、心脏病等疑难病症，中国的医院可以请外国医生和专家会诊，对精神病也应该这样做，以此来证明中国当局对一些精神病人的诊断背後没有政治等其他因素。 除了在医学方面的改革之外，当然更根本的是，中国需要司法独立，才可能使公安机构滥用权力把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的行为受到法律追究和惩罚。同时更需要媒体的公开报道，披露这样的冤案，引起舆论关注和监督。不久前，《南方周末》就公开报道了黑龙江省农民黄淑荣因上访反映当地的干部问题，被以“影响稳定”为由，多次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後来有20多名精神科医生给这名“病人”做出了“连轻微精神病都不是”的司法鉴定，参与鉴定的主要医生都是原来我所在的那所医院的同事，他们坚持医生的职业道德，做出了和当局希望不同的鉴定结论。 没有像王福绵、王万星那样在精神病院被关押过的人，没有在精神病院工作过的人，很难真正地体会和了解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常年和真正的疯子关在一个房间里的痛苦，它比蹲真正的监狱还令人恐怖。 中国“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分会”是“世界精神病学协会”的会员，所以国际医学组织像对待前苏联那样，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可以迫使它在这个方面进行改革，放出那些“王福绵、王万星”们，并杜绝把正常人当疯子的残忍现象。同时提醒国际舆论重视这个问题，让自由世界人们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那个最黑暗的角落┅┅ （载《争鸣》2002年9月号） |
| 新西兰“吴征”被逮捕遣送 2002-09-01 |
| 当美国公民、香港“阳光电视”执行长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假学位被揭穿10个月後仍逍遥法外之际，加拿大公民、新西兰“毛利电视”执行长约翰．戴维（John Davy）却因用网络大学的假学位欺骗公众而遭解职，并被逮捕判刑，上周三在服刑13个星期後被警方遣回渥太华，而成为新西兰各大英文报纸的焦点新闻。
据《新西兰先驱报》（New Zealand Herald）8月29日的报道，新西兰政府下属的“毛利电视”（Maori Television）今年初招聘执行官（CEO），加拿大的约翰．戴维前来应聘，这位51岁的男子以他令人艳羡的“简历”而吸引了招聘委员会：香港两家投资公司的顾问，曾在加拿大政府安全委员会工作，并於1976年就从美国“丹佛州立大学阿士兰商学院获企管硕士”（MBA was "from the Ashland School of Business at Denver State University granted in June 1976"）。结果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应聘者，就像当年来自美国的吴征靠一纸造假简历当上了亚视营运总裁一样，也顺利地当上了毛利电视的营运总裁。 戴维上任之後，正在春风得意做他的CEO时，《新西兰先驱报》的记者对他的学位和经历产生了怀疑，因为这位记者从美国的大学系统中查不到“丹佛州立大学”；仅查到“丹佛大学”和“克罗拉多大学”，但两校下面都没有“阿士兰商学院”。《丹佛邮报》一位编辑对查询者说，他在丹佛生活了一辈子，从没有听说过有这麽个“丹佛州立大学”。 《新西兰先驱报》记者最後从网站http://cooldegree.com查到了“丹佛州立大学”，它是一所专门出售假文凭的网络大学，网页上明码标价，一个企管硕士学位159美元，还有双学位，以及“博士学位”等，都只要付钱就“交货”，而且保证“学位证书”绝对逼真。 戴维的简历还写著，他在1986年曾在“加拿大政府安全委员会”做过机密度很高的工作。但经《新西兰先驱报》查询，加拿大该机构对外发言人安德鲁．普恩（Andrew Poon）说，该委员会从七十年代至今的所有档案纪录中都没有约翰．戴维这个人。 4月2日，在戴维当上了CEO七个星期之後，《新西兰先驱报》报道了他们的调查结果。这位“加拿大公民”戴维绝对没有“美国公民”吴征那麽幸运，他在当晚五点钟就被毛利电视公司解雇了。随後又受到警方调查；最後以欺诈罪被逮捕。 戴维被判处9个月徒刑，後来经上诉，减为6个月。在蹲监狱的时候，这位前“CEO”被安排在食堂擦地、做三明治等工作。由於表现努力；又深深忏悔自己的欺骗罪行，结果他被从宽发落，在蹲了13个星期（超过一半刑期）之後，被提前释放，由两名便衣警察把他押回其家乡加拿大渥太华，全部费用8500美元，戴维承诺说，将来他有经济能力时会偿还这笔钱。 据新西兰报纸报道，戴维被押送前往奥克兰国际机场的路上表示，他非常後悔学历造假，他说，在蹲监狱的时候，使他有时间强迫自己“从不同角度回顾人生”。当被问到他从这件事上得到了什麽教训时，戴维说，“得到了很多，它使你有时间回顾自己的人生，回顾自己到底做了什麽，做的这些事情不仅影响了自己，而且影响了自己的家人和其他人。从某个意义上说，我感到幸福，因为我从这件事中得到了教训，在新的人生中，会走在一条更好的路上。” 戴维的妻子在菲律宾居住，他计划很快赶去菲律宾和家人团聚，开始新的人生。 戴维的假学历事件被揭露後，尤其是他因此遭逮捕判刑，使其他“简历”有水份的人胆战心惊。《新西兰先驱报》说，成千的专业人士担心他们水份简历被调查发现。一位担任新西兰电视会计主任的人说，他的简历中也有水份，说自己曾在某大公司工作过，其实只是几天。美国人事谘询公司HireRight在2001年做的一项调查显示，34％的求职简历中有一定的水份，尤其是到亚洲工作的美国人的简历，因为亚洲国家对西方的学历更加尊崇。而这些美国人用水份简历到亚洲国家去赚大钱，获高职务。 戴维的假学历事件和吴征的“巴灵顿博士”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都是网络大学，戴维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是假大学、假学位；吴征也是清清楚楚巴灵顿是野鸡大学，其学位不被承认，从一开始就像戴维一样，抱著骗人的心理。 第二，戴维从美国网络大学买了“学位”，绝不用这个学位在美国或加拿大找工作，他去了崇拜美国学历的岛国新西兰，以为那里都是土著，他可以神耍；吴征也没有用“巴灵顿博士”在美国找工作，而是去了更崇拜美国学历的香港，以为那里都是土帽，他可用“洋人”身份和洋学位出神入画。但两个人最後都玩过了头，露出马脚。 第三，加拿大和美国接壤，这加拿大公民和美国公民玩学历的方式也有联结性：都是胆大心“粗”，敢撒弥天大谎。出售文凭的“丹佛州立大学”设有全世界都可以通过网络查到的“文凭商店”网页，这加拿大公民就敢买、敢用，以为加拿大就是“大家拿”，什麽都不怕；而巴灵顿大学也是设有网页，上面清楚地展示没设博士学位，它的招生资料也介绍说建校以来有多少人获得硕士和学士学位，根本就没提到有一个人获得博士学位，吴征就敢编织他有“巴灵顿博士”学位，但迄今被揭露已有10个多月了，就是拿不出这个博士学位证书来。 第四，戴维在前往新西兰担任电视营运作总裁之前，在加拿大已有过案底，他办的公司因涉嫌欺诈破产。吴征在前往香港担任亚视营运总裁之前，在美国也有过案底，他在圣路易斯卖保险涉嫌欺诈被告上法庭，後来担任中美总商会执行长时，也差点被商会会长告到法庭，後来用钱私了；他在圣路易斯办的公司因不交税而被当地商业局吊销了执照。 第五，《新西兰先驱报》记者在调查戴维的假学历时，毛利电视的上级机构开始时完全不配合，该电视的上级主管官员竟对记者说，我只能向我应该汇报的上级谈戴维的学历问题，不能跟你们讲；毫不负责任。而且戴维本人更是敢拿出他的假文凭原件，相当理直气壮。吴征也是不仅绝不回答网民的质疑，还设警察网站，向质疑者递交律师威胁信。而吴征担任共同主席的新浪网，更是装聋作哑，数次悄悄改动自己网页上的吴征简历，却没有给过任何解释，更不向网民股民道歉，也是毫不负责任。 但毕竟新西兰是个有自由媒体、有法制的国家，在舆论压力下，毛利电视不仅解雇了戴维，而且他遭到判刑入狱的惩罚。如果吴征是北京“中央电视台”的什麽主管之类，他的假巴灵顿学位事件，恐怕也早就会被追究，绝不会至今还当他的CEO。北京大学处理抄袭的王铭铭，就说明在强大舆论面前，造假者的上级部门为了自己的名誉，也不得不处理当事者。 但吴征所服务的新浪网（新浪是阳光公司的最大股东，成为吴征的老板），迄今没有对这个“巴灵顿” 假博士做任何惩处，这主要责任在於新浪网高层的姜丰年、茅道林们，不仅不处理吴征的造假行为，还公开庇护吴征。 新西兰警方现在正在调查雇用戴维的过程中有没有违法行为，以及为什麽让这麽个骗子得逞。而新浪网的负责人却把自己和欺世盗名者绑在一起。但只要吴征杨澜不出来认错道歉，新浪网不正式处理和表态，就一直会有网民、股民、记者盯著吴杨和新浪，最後的结局只能是新浪做吴杨的陪葬品。 2002年9月1日 （作者附记：新西兰的Oliver lee先生通过多维网转来戴维事件的最初信息，使作者注意到这个案例，特此致谢！） |
| 陈小平打什麽官司？ 2002-08-25 |
| 哈佛法学院中国学者陈小平因护照被拒延期而向中国人大提出宪法诉讼，引起媒体关注。因此觉得有必要谈谈中国的法律问题，以及陈小平提出这个诉讼的意义。
政治学和宪法学专家，谈到西方民主制度时，常在民主之前加上“宪政”两字，主要是强调“宪法政治”。所谓宪法政治，简单说有两个条件：第一是人民制宪，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制定法律（通过法案），政府在宪法内运作；第二是设立宪法法院，来解释宪法（释宪），裁决违宪投诉。人们常说的西方民主制度是三权分立，就是指行政（政府）、立法（国会）、释宪（最高法院）这三者的权力是分开的，并互相制约，不可一头独大。 中国大陆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建立健全了很多具体的法律，结束了毛时代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向法制转型，前所未有地制订了破产法、个人著作权法等很多经济和其他领域的法规，包括在刑法中取消了“反革命罪”等，都显示出在改变人治上有了一定的进步。但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仍不是法制国家，主要因为中国仍没有实行宪法政治。 第一，中国的宪法不是由人民制定的。中国迄今已制定过4部宪法；改动过三次；全部加起来，等於宪法变动过七次。如果以1949年中共建政算起，50多年来平均每七年宪法就变动一次。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这麽频繁地改动宪法（美国建国二百年来只有一部宪法，仅是增加了一些修正案）。但不管中国改宪多少次，立法的所有“全国人大代表”都不是经过人民真正选举产生的，因而中国的宪法不是人民立宪。今天西方的宪政民主，是建立在法国学者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英国先贤洛克《政府论》等“主权在民”的宪政原则基础上的；而中国现行宪法的总纲仍规定：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是“一个党，一种意识形态”；主权在党、在统治者。 当年苏联的“宪法”被俄国人自己都视为一钱不值，就是因为它像今天中国的共产宪法一样不是经过人民制定的。而苏联解体後，俄国通过的新宪法所以被人们重视和尊重，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俄国真正选举产生的国会议员制定而通过的，体现的是人民制宪精神。 第二，中国迄今没有宪法法院来阐释宪法、接受违宪投诉，裁决违宪案例。有了人民制宪仅是宪政民主的第一步，另一个关键点是谁来解释宪法，裁决违宪。西方民主国家都建立有宪法法院，由宪法法院解释宪法，并裁决违宪案例；而且一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解释），政府（包括总统）和国会都得服从。 例如在美国，七十年代初“水门事件”时，独立检察官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涉案的录音带，被白宫以总统特权拒绝，由此产生宪政危机。最後是由专管解释宪法和监督违宪的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要求尼克森交出录音带；此举导致尼克松辞职下台。像近年的克林顿性丑闻案，独立检察官要传讯柯林顿的助手，白宫也是以总统特权为由拒绝。最後仍是由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作出一致裁决：总统助手必须出庭，否则是违宪；在宝拉．琼斯女士状告克林顿性骚扰一案时，白宫以克林顿公务繁忙无法出庭为由，要求等总统任期结束後再审理此案。仍是由九名大法官全票作出裁决：总统在职期间，也必须为民事诉讼出庭。前年美国总统选举出现纠纷，仍是通过最高法院裁决，才获得解决。 中国迄今为止一直是，皇帝金口玉牙，说啥是啥。而美国是那九个大法官说话，就是最终裁决。但美国三权分立的奥妙在於：九个人虽有这麽大的权力，但他们只可以释宪，却不可制宪和修宪，由此和国会及政府的权力保持制衡。 美国宪法和中国宪法的另外不同是，美国宪法的主要出发点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一章的九个部份详细规定了众议员、参议员、总统的产生和替代办法，以及他们的权限和任职时间长短等；而中国的宪法却规定共产党是领导者，限制（剥夺）老百姓的权利，而且共产党是永远的领导者和核心，根本没有权限和时间限制；中国的宪法还具体规定中国人要信仰什麽、坚持什麽。这种宪法以教训的口吻蔑视公众的意愿，把人民当作宪法限制的对象， 不是人民制宪，没有宪法法院，因此中国的宪法本质上是一张废纸。中国的法律实质是：共产党既是立法者（国会），又是释宪者（宪法法院），同时又是执法者（政府）。西方是三权分立，三种权力互相制衡；中国则是法官、检察官、警察三种职能和角色都是一个人。因而有人说，江泽民的嘴就是法律，什麽“以法治国”都是骗人的。 中国学者陈小平的护照被毫无理由地拒绝延期，等於变相吊销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身份，因为中国公民出国後，护照是主要（也是唯一）的国籍证明。研究法律的学者受到这种蛮不讲“法”（也不讲理）的做法对待，其强烈反应是可以想见的，但我觉得他向“全国人大”诉讼中国政府（驻外使馆），会是泥牛入海，不会有任何下文。因为中国的最高法院根本就不是宪政民主制度下那种负责释宪、裁决违宪诉讼的宪法法院，而是共产党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份。把共产零件当成理性的人来认真看待，实在是太抬举他们了。 但陈小平的诉讼仍有相当的意义，那就是通过媒体报道，再次让人们看到中国政府驻外使馆的专横、粗暴，再次让世人关注中国那种“和尚打伞”的现实。 另外一个意义是，它可以再次凸显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现状。对陈小平诉讼的报道，全部是海外自由媒体；而中国2000多家报纸及电视电台、一万家杂志、15个报业集团，没有一个报道这宗诉讼违宪的重要案件，但却对什麽纽约华人因车罚单和警察冲突、华人夫妇争孩子监护权这种平常的民事纠纷大报特报。为什麽？因为陈小平告的是中国政府（驻外使馆），中国的官方媒体谁敢得罪当权者？而报道那些华人的民事纠纷，则可借机骂一顿美国，向江泽民政府（和官方意识形态）献媚。 西方的宪政民主不仅有三权分立，还有被誉为“第四权”的新闻自由和新闻监督。正是这四根大柱子，支撑起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大厦；而中国现在连一根“柱子”都没有，只是专制的威虎山，仍是江泽民等现代座山雕们在“金口玉牙”。陈小平向“全国人大”投诉，从某种意义上说，等於是向座山雕投诉小炉匠，他恐怕没有“杨子荣”那般运气。在那一张废纸般的中国宪法上，谁也画不出“新美的图画”。 2002年8月25日 |
| 非洲的民主照出中国的丑陋 2002-08-21 |
| 对中共要召开十六大决定江泽民的接班人，人们猜测纷纷，因为共产党仍是黑箱作业，实行你民我主式的“共产民主”。在人类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照照欧洲、美洲，以至非洲民主进程的“镜子”，更让人清楚地看出中国政治惨不忍睹的丑陋。
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化，欧洲现已增至44国；欧洲不仅成了所有国家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的洲际大陆，而且原东欧共产国家，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以及俄国等，都已进行了第二次选举。宪政民主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只有进行了第二次选举，民主才是真实而趋向稳定的。 美洲也发生了巨大变化：35个美洲国家，现在除了古巴之外，34个实行了多党选举，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等过去曾常年内战的国家，现已都实行了选举，结束了混乱，连海地都已进行了三次全国大选。墨西哥前年结束了“宪政革命党”71年的一党执政後，反对派上台，使美洲大陆的民主跨入新阶段。如果卡斯特罗下台，美洲将步欧洲的後尘，成为全球第二个全部国家都实行民选的洲际大陆。 撒哈拉48国有42国多党选举 最近十年，全球令人瞩目的民主变化还有非洲。在大漠孤烟直的闭塞之地，民主之风仍然劲吹。据《纽约时报》（六月二日）引述“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撒哈拉次大陆的48个非洲国家，现在有42个进行了多党自由选举。仅在过去两年中，就有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加纳、马里等四国和平地转移了权力，反对党通过选举获得执政权。 据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巴坎（Joel D. Barkan）在《哈佛国际评论》（HIR）今年夏季号发表的论文，非洲的“第一次解放浪潮”发生在1957到1964年间，有40个新独立的国家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制度。但不久就发生了哈佛教授亨廷顿所说的“逆转浪潮”，半打儿上校和一队坦克的军事政变，成为撒哈拉的政治常态。到六十年代中期，全部非洲国家中有一半的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六十年代中，非洲仅有四个国家（塞内加尔、毛里求斯、冈比亚、博茨瓦纳）保持了多党选举制度。 非洲的第二次民主浪潮首先从非洲中南部的小国贝宁开始，1991年，贝宁率先结束了独裁统治，实行了多党选举。同年马拉危和赞比亚跟进。四年後，成千上万的坦桑尼亚人也涌向投票箱，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结束了该国独立後34年来一党垄断的历史。中国人印象中那些很落後的国家，像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刚果，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马拉维、乌干达、马达加斯加等等，都在九十年代相继实行了多党选举。 “非洲独立後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据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教授布拉顿（Michael Bratton）的研究统计，从1990到1994年，非洲有29个国家举行了54场全国选举，其中半数以上被西方观察家评判为“自由而公平”。在这些选举中，有11位在任的总统被选下台，三位总统主动放弃参选连任。布拉顿把自从九十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联帝国崩溃开始的非洲民主变化称为“第二次独立”（第一次独立於殖民，第二次独立於专制）。 今年五月，塞拉利昂的人民兴高彩烈地涌上街头投票，结束了这个国家自九十年代以来的内战。同是这个月，被1998年军事政变大伤元气的非洲南部的小国莱索托，人民通过选票和平地建立了新的国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马里等四国的长期执政的领导人，都宣布不再寻求连选连任，主动放权，更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 目前有三个国家（南非、尼日利亚、塞内加尔）成为非洲的民主发言人。南非不仅是非洲大国，而且结束白人种族政府後，民主政体一直稳定。尼日利亚结束了军人政权後，成为非洲的民主样板之一。而最值得赞赏的是塞内加尔，这个在今年足球世界杯中，首场比赛淘汰了上届冠军法国队的国家，从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两年前击败执政的诗人总统森格尔之後而当选的韦德（Abdoulaye Wade），不仅是一位民主制度的热情捍卫者，更是一位非洲领导人中少见的坚定反对社会主义、强力主张市场经济的总统。这位今年76岁的经济学家，原是该国达喀尔大学的经济和法学院的院长。七十年代开始参选，2000年是他第四次参选，并赢得胜利。他在今年四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非洲不仅应走向民主，更应该走向市场经济；靠外援不能使非洲摆脱贫困。他特别强调欧洲、美洲、日本，以及台湾、南韩、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都是靠市场经济，而不是外援，成为富有的国家，他说，“非洲独立後走了一条错误的道路”。 “民主是比任何什厶都好的东西” 南非、加纳、美国的几十名专家学者自1999到2001年曾对12个非洲国家的21,387人进行了三年追踪民意调查，最近做出的报告显示，认为民主制度会提供人的基本需要、给每个人提供教育机会的各占89％；认为民主制度能够提供工作机会的占87％；认为可以使人自由地批评政府的、可以提供定期选举的各占85％和84％；认为可以实行多党选举、可缩小贫富差别的各占72％和70％。这个报告再次证明了非洲人民对民主的渴望和支持。 据世界银行最近的报告，撒哈拉次大陆的非洲国家，年人均收入仅474美元（中国2000年已达855美元）。但即使这样的经济水平，48个国家中有42个实行了多党选举。可见历来被中国人视为落後的非洲人，其实比中国人更清楚、更智慧地选择了有投票、选举等基本政治权利的制度。正如刚当选不久的马里总统图雷尔（A. T. Toure）所说，“我不能说民主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这是我们迄今能看到的比任何什麽都好的东西。” 2002年8月12日於纽约（《开放》2002年9月号） |
| 刘晓庆之後该是杨澜了 2002-08-20 |
| 刘晓庆被关进了监狱，杨澜又被揭出卷入希望工程的糊涂账，涉嫌非法套用捐款，不能不给人一种杨澜要步刘晓庆後尘的感觉，因为这两位中国“名女人”有不少共性：都是不遗馀力、不择手段捞名利，用欺诈手段成为暴发户；而且两者都出奇地热衷招摇，并都因为虚张声势的招摇而被已经名誉扫地的“安达信”公司列到了“富比士”的中国富人榜上。中国只有这麽两个“名女人”上榜，一对儿不清不白却拼命往身上涂彩虹的做秀高手。
虽然有人批评说，中国偷漏税的大人物有的是，现在抓刘晓庆是打苍蝇不打老虎（当然是实情），但苍蝇虽小，却有特别令人讨厌的一面，刘晓庆就是这种中国特色的“苍蝇”，大概不咬人，但恶心人。 刘晓庆的令人讨厌之处，国内已有报纸登出“刘晓庆的八大恶心”，近日《南方周末》的“大话刘晓庆”也说了不少；但有一件事好像国内的媒体没提到，那是前些年我在美国的华文报纸上看到的：报道说旧金山一个“爱国”华侨组织要授予刘晓庆最杰出艺术家称号；国内记者就此采访刘晓庆，这位“最杰出”竟说，美国早就应该给我奖了，现在这个奖美国给的太晚了；同时还宣布，克林顿总统会亲自给她授奖。 当时看到这个报道，就感到恶心。稍有点自尊，也不会说什麽“奖给的太晚了、早就该给我了”这种虚无狂妄的蠢话；稍有点常识，也不会说什麽克林顿会亲自颁奖的傻话。美国总统连好莱坞的奥斯卡奖都不出席，怎麽可能要给一个在美国及西方影视界毫无名气的刘晓庆亲自颁奖？ 还没等到刘晓庆来美国领奖，报上又有了新闻：那个要颁给刘晓庆“最杰出奖”的“爱国”华侨团体头目因犯罪被逮捕了，那个奖也因此取消。报道说，那个要颁奖的华人组织，实际上只是当地几个有了点钱的商贩，要凑起来做个秀，而所谓克林顿来颁奖，完全是编造的。 刘晓庆的名言是“做名女人难”。天下比刘晓庆有名的女人大概比她见过的苍蝇蚊子还多，但有几个令人讨厌到她这种地步的呢？台湾的许晓丹大概算一个，美国的麦当娜也算一个，但都没落到下狱的地步。刘晓庆的那个名言应该换成“做招摇过市的名女人难”。 虽然刘晓庆有很多令人“恶心”的花边新闻，但和另一个中国名女人杨澜比较，还有她实在的一面，毕竟人家当年在中国出名，靠的是自己演了几部说得过去的电影，靠那些演出奠定了名人基础。而杨澜在中央电视台时，并不是靠自己的节目成功，而是靠和名人赵忠祥、姜昆配戏出名；从美国回去後，则和她的“巴灵顿博士”丈夫吴征一起，靠吹嘘夸大经历学历而获得虚名，欺骗网民股民，炒热他们公司的股票价值，成为暴发户。 这次杨澜被揭出卷入希望工程的“糊涂账”，但杨澜自己可是一点也不“糊涂”：她对外多次自我宣传打广告，号称把自己《凭海临风》的稿费等十几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然後被中国大小报纸歌颂赞美，一个关心中国穷苦地区孩子教育、乐善好施的女菩萨形象跃然纸上；但第二天（第二天！），杨澜就从希望工程的项目主管手里拿到了20万元的所谓“工作经费”，实际上是她的捐款全部拿回来了（还多拿了几万）。不仅有赚，从此吴征的简历上还多了个头衔：希望工程高级顾问；杨澜则成了“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理事”。 吴杨的这种手法在他们夫妇的暴发过程中曾一再使用，屡次得手： 杨澜在美国仅学习了两年，从哥大关系学院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在美获得学位的中国人可谓成千上万，但杨澜却把这个学历的功能发挥到出神入画的地步，最後竟被夸张到“哥大校董”。杨澜的这个假头衔，和吴征的“希望工程”高级顾问一样，也是用“捐款”换来的。杨澜以校友身份，向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捐款，於是得到了被杨澜夸张成“哥大校董”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顾问团成员”的头衔。 有传闻说中国某部级高官的儿子到哥大读书，是吴征杨澜通过捐助哥大的方式给出的学费。虽然哥大尚未透露吴杨的捐款到底给了哪个中国学生（但表示如果杨澜真有问题，最後追究的话，哥大可能合作），但杨澜夫妇和原中国广电部长、现文化部长孙家正的关系相当不一般则是事实。当年吴征在美国圣路易士市办“美中总商会”时，就和当时担任广电部长的孙家正建立了私人关系，孙家正来华盛顿时，曾由吴征陪同。而美国的几家大公司，正是看到吴征有中国广电部长的後门，才找吴征合作。最早上当的是时代华纳音乐集团公司老板，他後来在纽约起诉吴征，说在上海合资公司首年投资的100万美元被吴征贪污了30万。吴征在该期间在上海淀山湖的威尼斯花园买了别墅。 吴征在美国走麦城之後，回到香港谋出路，在那里赚到的“第一桶金”就来自孙家正的帮助。当年他在香港注册的“凯威国际公司”，通过孙家正的关系与中国文化部属下最大的音像出版发行企业“中录总社”合资建了“天地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吴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征向媒体吹嘘他的公司将靠发行“聪明盒”，通过有线电视网的点播系统，打败录音录像的盗版世界。经过媒体宣传炒作，凯威公司的一毛多港币的股票当年就暴涨了100多倍，在炒到4点6港元时，吴征全部脱手，大赚了一笔。他的“聪明盒”在保证了他一个人的“聪明”发挥之後，就全部甩手仍掉了。比“环球电讯”的温尼克还聪明，他才只甩了30%。可以说没有孙家正，就没有吴征在香港的这“第一桶金”。 在这场炒做暴发事件中，孙家正得到多少好处，外人暂时还无法得知。一位知情人证实说，“吴征去北京时，经常请广电部长。”孙家正离开广电部转任文化部长之後，对杨澜更是特别关照。据中国《新闻晨报》去年九月的报道，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做出决定，批准“杨澜工作室”拍摄的系列节目向所有中国驻外使领馆提供。因使领馆的文化参赞多是文化部派出，因此杨澜的节目几乎获得了对外推荐的垄断权。中国的邦交国最近已达到165个，如果每个中国驻外使领馆买一套杨澜的系列节目，杨澜的收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如果杨澜吴征捐助哥大的款项真的给了什麽部长的孩子，你看这笔钱的“利润”有多大，比杨澜“捐”给希望工程的“回扣”还多。 吴征的钱也从不白花，靠给“国际艾美奖”送了五万美元，就得到了什麽“美国国家科学艺术学院之互动电视国际论坛主席，美国电视科学艺术学院国际理事会成员”等头衔。然後又靠这些头衔和嘘夸的“艾美奖”，来骗取在中国的名声，又靠这些虚名赚回五十万、五百万、五千万。这文化部投资的“聪明盒” 真“聪明”呵！ 如果注意中国的报纸宣传，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中国女人像杨澜那样得到官方媒体的比歌颂江青还谄媚的报道，什麽“阳光老总杨澜：从邻家女孩到全能女人”；“外表柔弱的‘全能女人’杨澜”；“杨澜：打造跨媒体航母”；“杨澜与吴征：睿智、魅力、财富集於一身”┅┅ 这些赞美都怎麽来的？国内的记者朋友说，现在报纸上只要是往死了捧的文章，几乎都是“有偿新闻”，记者是收到钱才写的；写文章的记者经常比拉广告的工商记者还赚钱。我在圣路易士调查吴征保险案时，一位在上海办了公司的前中国留学生说，那里的一家报纸记者给他的公司写了篇歌颂性报道，要了他三千块钱。现在流亡美国的前《人民日报》负责“侨乡之声”版面的编辑吴学灿曾撰文说，有人要出一笔钱给他，常年包这个版面，他没干。那麽关於杨澜的那些报道，有多少是用炒股票发起来的腰包钱换来的？ 除了在报纸上拼命打“品牌”，“阳光公司董事会主席”杨澜做“主席秀”更是乐而忘疲：今年4月7日，“杨主席”在县长等官员的簇拥下到北京怀柔县“参加植树活动”，做出当年“毛主席带头铲土植树”状，供拍照用。6月22日“杨主席”在当地副省长、交通厅长的陪同下到山西太原给筑路工人赠送《杨澜访谈录》，慰问“建筑大军”，可惜修路工们大概连杨澜采访的馀秋雨、陈逸飞、还有慕绥新们都是哪国人也不清楚。这类“亲自植树啊”、“看望筑路工人啊”等政治表演性活动，本来都是江青、江泽民等政治动物们的专利，现在“杨主席”也挤进去占一“席”之地了。 杨澜像刘晓庆这麽能折腾，她不担心有一天做刘晓庆的“室友”吗？但恐怕不会那麽快，因为杨澜吴征目前正处於“三不管”状态： 第一，像光大集团公司总裁朱小华涉嫌贪污被抓回北京审理，因他是政府派出来的官员，出了事北京当局得管；但吴征杨澜不是中国政府派出香港的，是私人公司老板。而且吴征早就持美国护照，人家在复旦拿“博士”，也因为是美国人而获得优待，不必考试和上课。杨澜几年前就拿了绿卡（吴征曾骗中国人说杨澜连绿卡都没拿），现在即使不持美国护照，在中国也是受到特殊关照的，因为她只算半个中国人。谁都知道中国政府对“整个儿”的中国人下手最狠。刘晓庆错就错在招摇了半天，却还是整个儿一个中国人，也没嫁个不持中国护照的丈夫。 第二，虽然吴杨是1点5个美国公民，但美国政府好像也管不著，因为人家是在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地盘上做生意。美国政府能做的，就是取缔吴征在密苏里州注册的“博纳公司”，因为他从未提交年度财务、税务报告，连执照税都没交。再加上近来美国大公司们的漏洞都补不过来，好像暂时还轮不到查在外国开苍蝇蚊子公司的美国公民的税务。 第三，虽然吴杨在香港开公司，但香港政府也好像管不著，因为人家是在百慕大注的册。百慕大在大西洋的岛屿上，属於谁也不管的地方。像美国最近破产的“环球电讯”就是在百慕大注册的。在百慕大注册的公司，好像事先就想玩名堂，不然跑那麽偏僻的地方注册多不方便。 吴征在圣路易士卖保险被中国留学生指控後，曾给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写信，诬告那些中国学生要“玩过这个制度”。但吴征最後输了官司。今天，杨澜吴征似乎所向披靡、百战百胜，中国、美国、香港三个地方的政府好像都管不著他们。但他们真的能永远“玩过两国三个制度”吗？曾经那麽不可一世的刘晓庆镗锒下狱了，这好像给那些“玩家”传递出一种不祥之兆┅┅ 2002年8月20日 |
| 人类什麽时候能长记性？ ——写在911灾难一周年 2002-08-20 |
| 最近曾陪外地来的朋友去看世贸大厦遗址，虽然我已去过几次，但每次去，都非常感伤。911已近一年，但遗址周围，仍有事发後几个星期内放置的各种纪念物品：寻找亲人的照片、世贸倒塌时尘土覆盖的帽子、衬衫等，还有来自美国各州、以及世界各地送来的悼念条幅，花环等；观望台四周的木板墙上密密麻麻地写著世界各地来的参观者留下的简短感言。近三千个生命在不到两小时之内永远地消失了。三千，闭上眼睛想一想，那是多麽大的一群人！
对911事件，流传著各种解释，包括从数字宿命角度的分析。《纽约时报》杂8月11日的文章中，还特别引用一种数字宿命说：9月11日这天本身，就传递了某种特别信号，譬如911这三个数加起来，是11；而当时第一架撞击世贸的飞机航班号是11；事发那天是当年第254天，三个数字加起来，也是11；而且阿富汗（Afghanistan）、纽约市（New York City）和小布什总统的名字（George W. Bush）都是11个英文字母，两座世贸大厦，造型上也像11┅┅ 当然，这篇文章最後说，虽然还可找出很多11，但它仍是巧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某种偶然性。但仔细追究911事件，可以清楚地发现，无论有多少偶然，其中的必然因素早就存在。这些因素不是貌似有理的死的数字和字母，而是自恃聪明的活生生的人本身。对邪恶的认识不清晰、不强烈，导致不进行应有的防范，更没有事先铲除邪恶的果敢行动。 在人类近在眼前的历史上，就有过多少次这种惨痛教训：二战之初，虽然以丘吉尔为首的许多人意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摧毁纳粹；但英国首相张伯伦硬是和希特勒签署了慕尼黑条约，以为拱手牺牲波兰，纳粹就会满足止步；结果是纳粹不仅绝没有止步，而且横扫了欧洲。而类似的情形早就发生过：当年俄国沙皇也是拒听警告，和拿破仑签约放弃波兰，认为有了一纸和约，拿破仑就不会进攻俄国，结果得到了和後来纳粹攻击英法的同样结果。日本偷袭珍珠港也同样：事发前有各种警告，情报系统有人清楚地对白宫表明日本会袭击，要求必须采取行动，但高层决策者就是不肯相信，结果二千多官兵的生命在几十分钟内消失了。 这次911事件也是同样，发生前，不是没有迹象；恐怖份子已经明火执仗地袭击了美国多次：泛美航空103客机被炸，259名乘客全部遇难；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被炸，224人遇难；停泊在也门附近的美国军舰被炸，17名官兵殉职；而世贸大厦本身，已被炸了一次，6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 面对恐怖份子一次又一次成功的尝试，美国的左派克林顿政府，没有把它看作是一场必须打的战争，没有把对付恐怖主义的任务交给五角大楼；而居然把这些当做一般刑事犯罪，交给了地方法院，进行旷日持久的诉讼审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说，“我们不是缺乏情报，而是缺乏想像力。”但美国人并不是都没有想像力，畅销书作家克兰西（Tom Clancy）早就在他的小说中警告了恐怖份子类似的袭击；好莱坞在事件前夕拍出了恐怖份子使用民航飞机撞世贸大厦的电影（由於不愿刺激美国人的感伤情绪，该电影至今没公演）；好莱坞的一位著名男演员在事发前几星期，在一架美国飞机的头等舱中遇到了4个行为异常的阿拉伯人，这位影星怀疑他们要劫机，立即反映给驾驶舱，并第二天报告了美国航空管理局，但竟没有下文。911後公布的劫机犯照片中，其中4人正是他曾“检举”的那几个阿拉伯青年，那次飞行是一次演习。 人类的不长记性是惊人的。即使在911发生之後，在美国要以战争方式摧毁在阿富汗的塔列班政权之际，仍有几千美国人在华盛顿、几万法国人在巴黎示威，以和平的名义，反对美国的军事行动。最近，围绕是否要军事解决伊拉克问题，又是不少反对的声音，尤其是在欧洲；在美国强大的军事保护伞之下，那里的无数人早已忘记了纳粹用炮火和鲜血给过他们的教训。它再次反映出人类对邪恶的无知、轻信，以及永远被教训、却永不长记性的愚蠢。 要不要军事解决伊拉克，关键在於两点，第一是伊拉克是否拥有生化和核子武器。在最近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几年前逃到美国的伊拉克核武专家哈马萨（Khidr Hamzah）作证说，根据他了解的伊拉克核武研制进度，巴格达在两年内会拥有至少三枚核弹头。据联合国1999年的报告，伊拉克储存有大量生化武器；美国中情局的最新报告说，伊拉克储存有2,650加仑的炭疽病菌。 第二，伊拉克的生化和核武会是否被用来袭击美国，危及世界安全。前美国中情局长伍尔西（Jim Woolsey）早就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说，据捷克情报当局的档案，911事件前夕，伊拉克情报官员曾和劫机撞毁世贸的恐怖份子头目在布拉格见面密谈；伊拉克还曾多次派军事人员到阿富汗和塔列班人员会晤。而且伊拉克曾使用过生化武器，杀害自己的人民（一次就杀死了五千人）；今天伊拉克支持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并为每个所谓“烈士”家属提供三万美元的奖赏，更是人所周知。 如果不铲除巴格达政权，人类的下一次灾难就不会再是三千人和两座世贸大厦，而有极大的可能是被核子或生化武器在瞬间泯掉几万、几十万生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今天还有谁相信可以使用自杀炸弹、可以用民航飞机撞民用建筑的恐怖份子有生命意识吗？对於没有生命意识的动物来说，三千、三万和三十万又有什麽区别呢？ 但令人悲观的是，人类的历史，一直是不断重复昨日错误的历史；人们对善良的一厢情愿，一直在抹掉人民对邪恶的记忆。从慕尼黑、珍珠港、到911，一路都是如此。911事件一周年要到了，届时会有隆重的纪念，但这教训会永远抛锚到人类记忆的深处吗？奥斯威辛的幸存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塞尔曾说，你不记住，就得被杀第二次。 （载《开放》2002年9月号） |
| 何新早就“自杀” 了 2002-08-14 |
|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何新自杀”的新闻，有点惊讶，原来何新最後居然还有“要脸儿”的那麽一次。这自杀一下子改变了一点我对他的印象，增加了一份同情心。
後来又看到何新“辟谣”说自己还活著，没自杀。我第一个感觉是自己太过早地浪费同情心了。第二个感觉是，他真失算，还不如一直不作声，保持一个完整的自杀形象；既然他早就进行了精神、灵魂的自杀，现在出来声明一下那个“植物人”还活著呢，不仅毫无意义，还失掉了一些人因他的“自我消灭”而对他产生的同情心。 何新首次给我留下印象的“自杀”是在10年前，源自日本经济学家矢吹晋。这位矢先生比较亲中国政府，常去北京，和那些有些头衔、被官方认可的所谓学者们见面。他活该倒楣的是也见了“何新”。 矢教授後来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说，他去北京和何新匆匆见了一面，随便聊了聊；但返回日本不久，就看到中国官方《北京周报》刊出长篇的“何新、矢吹晋对谈录”，文中以何新“对谈”的口气，大谈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世界如何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发展等。这位矢教授矢口否认有这麽个“对谈”，他说当时只是简单地聊了几句，何新既没提出要采访，更没有说过要“对谈”，这完全是凭空捏造！ 矢大教授的恼火可想而知，但他毕竟是个知识人，做事不能像中国何那样，他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常识做。於是他耐著性子、忍著怒火，起草了一封信给《北京周报》，说明原委，要求解释并更正。可《北京周报》绝不和日本人周旋，乾脆不予回音。矢吹晋的“恼火”还没有吹尽，中国最大的党报《人民日报》又全文转载了这篇约一个整版的“对谈”，唯一的修改是把矢吹晋的名字换成了“日本经济学家S教授”。从没有遇到过这种“待遇”的日本教授愤怒已极，因此在东京召开了记者会，强烈抗议何新和中国新闻界的流氓行为。 矢吹晋的愤怒完全可以理解，他被何新耍了一次流氓，又被中共媒体强奸了两次。从《人民日报》在转载时把矢吹晋的名字隐去，说明《北京周报》不仅接到了矢教授的投诉信，而且《人民日报》也知道了这个内情。但为什麽党报们还这麽流氓呢？ 实际上不论《北京周报》还是《人民日报》都不大可能要预谋“陷害”矢教授，因为他是亲北京政权的“外国友人、学者”。最大的可能是出於报纸宣传功能的需要，不得不“牺牲”一下日本友人，谁叫你做友人了，现在中国的流行语是“杀生宰熟”，专捡身边距离近的开刀。 何新和党报合夥做这件事，目的就是要抬高这篇“对谈”的权威性。因为“对谈”内容多为共产党对当今世界的意识形态解释。当然，党完全可以把它作为“社论”或“本报评论员文章”发表，党报经常是这什麽干的，但当时刚刚经过六四屠杀两年多，党的喉舌们也感到有点舌苔厚重，口腔味道太浓，他们的话人们不愿听。在这种时刻，有这麽一篇和外国友人的全面、坚定、肆无忌惮地维护共产党专制理论的“对谈”，对於《人民日报》的上甘岭们，这等於雷阵雨了。 这份“对谈”显然比党报直接发社论有更多“优越性”∶一是何新官衔是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名字好象挺学术的，不像在天安门广场上端刺刀捅学生的那些大兵；从这种“学者”嘴里说出，可以证明中国学术界还是有人坚定支援共产党的；况且何新不是和解放军大兵论杀人，而是和日本知名经济学教授论专制，给人的“启示”是，连日本都有教授重视何大学者，这样党的理论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得到“回响”，而且走向了“世界”。 矢教授在记者会上说，他曾一连给《人民日报》写了三封信，说明真相，要求更正和道歉。但这家党报连为了礼貌回封信都没做。其实《人民日报》的做法也可以理解，它回信说什麽呢，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能装聋作哑。矢吹晋没有说他给何新写过信，在他那里，何新的行为无异於“自杀”，有必要和“死人”说话吗？ 在中国人里，坚定维护共产理论的人物一直不少，但像乔木啊、立群啊，虽然拼命往左边挤，但毕竟“始终如一”，坚持僵化，选择继续做“恐龙”，让拍《朱罗纪公园》的斯皮尔伯格也没办法，总不能把人家当作外星人，送到外星球上吧。但即使乔木和立群们也没有胆量编造一篇和外国友人的“对谈”，然後拿到《人民日报》上发表，而且是在矢教授还没死的情况下。 何新的这次“自杀”在《北京周报》和《人民日报》圈内是任人皆知的；矢教授的信（前後4封）也有很多人看到了。虽然党报利用了何大学者一把，但何新就像阿拉法特手下那些恐怖组织派出的自杀炸弹烈士似的，炸一把自己也死了。 到底何新是不知道“自杀炸弹”这种事儿玩不得，代价太大，要把自己赔进去；还是何大学者“知识越多越反动”，就不怕玩邪的；为了党国命运，哪怕丢了灵魂、当“植物人”也在所不惜呢？ 既然何新已经出来辟谣，说自己还没自杀，那我就劝他以後也想开点吧，即使中国的天再翻个个儿，也不必再寻短见了；因为何新早已“自杀”，从我听到矢吹晋在东京开的那个“葬礼”，就在心里为他下葬了。安息吧。阿门！ （载《大纪元网》2002年8月14日） |
| 南韩女总理的“巴灵顿学位” 2002-08-12 |
| 南韩在不到一个月内换了3个总理，政坛成了“走马灯”。金大中提名的首位女性总理、梨花女子大学校长张裳，被国会投票否决後，现在又提名了报业大王张大焕为代总理。
针对张裳的被国会否决，金大中抱怨说，这是因为韩国有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国会拒绝张裳，使韩国失去一次克服男子沙文主义的机会”。 政客们好说谎，已是人类政治史中普遍现象。这次金大中又证明了一次：因为张裳被拒，根本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而是因为她有三项丑闻，其中之一是她的学历造假，有个像吴征的“巴灵顿博士”那样的水份学位。 62岁的张裳被金大中提名为总理後，国际媒体报道说，这将是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理，并夸赞张裳的高学历：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和吴征一样，也是“哲学博士”），台湾中央社、英国BBC等，都是这样报道的。但这不怪新闻媒体，报纸援引的是金大中政府公布的张裳学历。 但韩国反对党提出质疑，指出张裳没有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最後在国会听证会上，张裳承认，她不是“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博士，而是从“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获得的博士。 这两所大学虽然都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镇，但却是两所完全不同的大学，而且在美国大学排行榜上更有天壤之别：普林斯顿大学不仅是全美屈指可数的常春藤大学，而且是和哈佛、耶鲁等齐名的国际知名学府，而普林斯顿神学院只是美国一所老牌教会学校而已。 张裳对这个“假学历”的解释是，她的梨花女子大学的手下人写错了。但实情是，韩国政府正式公布她的个人简历之後，各大报都刊登了，按常理，她不会看不到，也不会不看一眼，但她从来没有“更正”这个假学历，如果反对党不提出质疑，她可能就像吴征似的，一直 “博士”下去。张裳不久前曾率团到北京大学参加学术活动，当时中国报纸上也是介绍她是“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可见她这种“假简历”曾四处散发，绝非手下人偶然失误。 张裳怎厶\有这厶\大的胆子？其实天下学历、经历敢造假的人都是“假”胆包天。吴征的“巴灵顿博士”是假的，杨澜的哥大校董是假的，但他们继续在中国做“媒体巨人”，不仅不道歉，还更嚣张地大张旗鼓签名售书，向所有叫真儿的人示威。反正在中国是越无耻，越有人气，越能撑下去。但南韩毕竟已是一个有新闻自由、多党选举的社会，在国会质疑下，张裳不得不承认错误，她的“总理梦”也在否决声中破碎了。 但南韩对名人造假的处理没有像美国这样严厉。两个月前，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桑德拉．鲍尔文（Sandra Baldwin）因假博士学历被揭出导致下台。和张裳一样也是62岁的女名人鲍尔文，她的“博士”也不是没有一点谱，她27岁时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读完了博士课程，也写了博士论文初稿，後因家务太重，没有进行论文答辩。但後来在学历中就写上了“博士”。 虽然鲍尔文在美国奥委会干了长达23年，主席、副主席就做了6年，并成功\地组织了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但就这厶\一个35年前的学历不实事情，她就被舆论严厉批评，被迫辞职下台。而韩国的张裳要幸运得多，她只是没有当上“总理”，但这样伪造学历的人，照样回去当她的梨花女子大学校长，“教育”下一代去了。 张裳被国会否决，对金大中来说，可谓祸不单行，因为他正在为三个儿子都涉嫌行贿等不法行为（其中2个已遭逮捕）而焦头烂额。三个孩子都涉嫌犯罪，这在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中并不多见。而金大中1997年所以能当上总统，“反贪肃贿”是他的主要竞选口号，相当得人心。现在他的这个口号已成了自我嘲讽，因为他自家就是贪赃枉法的老窝之一。 金大中的另一个政治滑铁卢是最近的地方和国会席位选举：6月份南韩全国16个地区的省市长选举，反对党“大国家党”席卷了汉城等11个地区，获压倒性胜利；而金大中领导的执政党只赢得4个地区。 《纽约时报》8月9日报道说，近日南韩国会13个空缺席位的选举，反对党赢得11个，金大中的党仅获2席，从而反对党成为国会多数党。 这些选举结果透出的政治信号是：南韩人民已厌倦了金大中和他的“新千年民主党”，除了金大中儿子贪污行贿，更主要的是因为金大中对共产北韩实行的带绥靖色彩的“阳光政策”毫无成效，北朝鲜巡逻艇最近闯入南韩水域，向南韩军舰开火，造成南韩19人伤亡，举国震惊，更使人们质疑金大中的阳光政策是一厢情愿、一团漆黑。 作为左派首领，金大中上台後就提出旨在和共产党和解的“阳光政策”。金大中并亲自到平壤访问，被国际媒体报道为“破冰之旅”，金大中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从金大中访问北韩至今，南北韩关系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北朝鲜连答应的允许\南韩人民到北韩和失散的亲人团聚这样最低程度的要求也没有完全兑现。南韩只是冤大头地一直按照原来的协议向北朝鲜供能源及粮食援助，而这些援助绝大部份被北韩统治阶层及军方使用，而根本没有用於极为需要的老百姓手中。 金大中对共产党不仅心存浪漫幻想，而且刻意迎合讨好；他虽然上台前是“持不同政见者、民权领袖”，但他掌权後，却禁止中国异议人士入境南韩，拒绝给达赖喇嘛到汉城讲经的签证，以此阿谀北京独裁者。 金大中在外交上也有麻烦，韩国和美国的关系现在是貌合神离。布什政府对金大中的左倾政策不感兴趣，而且金大中曾公开反对美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反对美国退出和苏联签署的“反导弹条约”。 今年12月19日南韩将举行总统改选，按照韩国宪法，金大中不可参选，金大中的党推出了人权律师卢武铉做总统候选人，来和在野党候选人李宏昌对决。今年66岁的李会昌曾任最高法院法官和总理，并在5年前和金大中竞争过总统，以很少的票数失败。这次他再次出马，在上述金大中政府的焦头烂额局面下，胜算很大。目前民调显示，李宏昌领先卢武铉14个百分点 如果金大中的左派政府被结束，右翼反对党“大国家党”获胜，汉城的内外政策将会有很大变化。李宏昌已公开表示，如果他当选，将会放弃“阳光政策”，对共产北韩不再有幻想；支持美国部署导弹防御，加强韩美关系。另一个“变化”是，李会昌不可能提名像张裳那样学历造假的人当总理，起码在韩国高层杜绝“吴征”。 2002年8月12日 |
| 中国报纸为了市场不顾人命 2002-08-01 |
| 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75周年，中国官方报纸上，又是一片欢呼歌颂这支共产党军队的声音，并渲染解放军具有攻打台湾的军事力量等。
在近年中国大陆报纸上，武力攻打台湾几乎成了口头禅，有时被渲染到似乎战争一触即发的程度。《人民日报》办的《环球时报》竟刊登过什麽解放军的导弹可以打到台湾哪个人的办公桌上；还有的报纸渲染72小时拿下台湾，用超限战摧毁台湾所有重要措施，有的乾脆声称要用导弹扫平台湾┅┅ 那些报纸真的相信解放军具有那厶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国老百姓对打台湾（中断目前的经济发展）真有那厶大劲头？有民意调查数字吗？那些编辑记者们真的都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了解内情的人说，实情远不至於那厶严重。但为什麽要煽情、夸张、渲染一场独裁政体对民主制度的战争——那将导致海峡两岸无数中国人生命丧失的巨大灾难？据了解国内媒体作业的内行人士说，这些官方媒体的出发点并不是意识形态（虽然它符合意识形态口径），而主要是为了煽情、抢市场，利用耸人听闻的报道来吸引读者，卖报纸、获利润，这些才是真正的目的和初衷。 只要为了报纸能卖钱，只要为了媒体获利润，只要为了新闻有市场，就可以放弃媒体的责任，就可以不考虑可能的生命损失，就可以不顾基本的良知——中国大陆的媒体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正走一条危险的道路。 而美国媒体则和中国媒体形成鲜明的对比。说来也巧合，就在解放军庆祝75周年这天，美国主流媒体也在报道和讨论战争：要不要使用武力解决伊拉克的萨达姆．候塞因政权问题。就在这一天，对外交政策有很大决定权的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开始举行为期三天的听证会，专门听取专家学者对伊拉克政策的意见。由於布什政府和五角大楼都倾向於使用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这个听证会特别宣布，不许布什政府和国防部的人参加。 美国国会之所以就此召开听证会，主要是由於《纽约时报》不久前曾独家披露出美国国防部武力攻打伊拉克的军事方案。独立的《纽约时报》刊登这份军事方案，不是像中国大陆媒体那样渲染战争，而是对这个动武的方案提出质疑，认为五角大楼的任何对伊拉克方案，必须要经过美国人民的公开讨论，不可黑箱作业，自行决定；而且特别指出，军事打击伊拉克的理由是否成立，伊拉克拥有核武的证据是否充分，都必须经专家和公众讨论。 民主党籍的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拜登和共和党籍的国会领袖鲁卡31日在《纽约时报》联合发表文章说，举行这个听证会，主要有三项目标，一是弄清伊拉克到底对美国是否构成威胁，证据在哪里？二是美国应采取什麽措施才是合适的，是否可通过外交和其他手段解决？三是如对伊拉克动武，美国怎样保证战後伊拉克不陷入混乱？ 以美国的强大军力和全球唯一超强的国力，军事解决伊拉克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民主的美国打独裁政权的伊拉克，目的显而易见不是要无辜损失两国人民的生命，而恰恰是为了保护生命，因为伊拉克的生化武器不仅会造成美国人民的生命损失，而且他们已经首先用来杀死自己的人民。 但就这样一项决策，从去年911事件至今，10个月过去了，美国人仍在谨慎地评估，公开地听证辩论。虽然《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NBC台近日联合做的民意调查显示，54％的美国人支持军事解决萨达姆政权，哪怕必须动用20万美军。美国政界、军方和学术界也是支持打伊拉克的声音占上风，但美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在报道国会听证会时都传递支持这项听证的立场，表示像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这样重大的事情，必须经过公众讨论。而美国各大电视台的新闻讨论节目，无论是请政治、军事专家，还是新闻专职评论员，也全都是反映两边的意见，给支持和反对的声音同样的时间段。 但在中国官方媒体上，像解放军攻打台湾这样可能导致几成千上万中国人死亡的重大军事行动，却像谈一项儿童游戏那样轻松和肆意。它既表现出中国某些新闻从业者也和中共领导人一样，毫不看重生命，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媒体距离专业化、成为真正负责的大众公器，仍有遥远的路。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8月1日） |
| 江泽民会选择用鸡蛋碰石头吗？ 2002-07-30 |
| 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75周年；两周前，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中国军力评估报告”，对这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共产党军队进行了分析，引起各方瞩目。
五角大楼的报告说，中国已有350枚短程导弹，瞄准台湾；还有20多枚可携带核子弹头的长程州际导弹，可射达美国洛杉矶等西部本土。中国近年从俄国进口先进战机、驱逐舰和潜艇等，其军费开支不是公开的200亿，实际已达650亿美元。中国军力不仅对台海安全，对美国在东亚驻军，包括对美国本土都已构成威胁。 对於中国军力的评估，西方的军事专家一直有分歧。但这份报告显然将加强鹰派学者的观点。例如美国和欧洲的军事专家一直认为北京隐瞒了实际军费数量，斯德哥尔摩的“国际和平研究所”（IPRI）早就指出，中国自90年代以来，其实际军费开支比它公开宣布的多70-80％。这次美国军方的正式报告，等於佐证了这种判断。 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虽然遭到北京官方的反驳，认为是鼓吹“中国威胁论”，但这份报告的内容仍可能给解放军一定的“鼓舞”，好像他们真的要成为“军事巨人”；尤其是那些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人，很可以把多了几枚导弹，当作自己个人地位提升的感觉标，而增加那种要武力“解放台湾”、反美反西方的民族狂热。 但五角大楼的这份报告，重点进行的是“纵向比较”，把解放军的实力和它的过去相比，指出其军力增长的变化；而不是把解放军和美军进行“横向比较”， 指出它的差距。因为只要横向比较，很容易可看出中美两国军力的鸿沟。在这种实力背景下，如果中南海领导人决定武力攻台，和美国开战，结局一定是惨败，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巨大损失。 如果把解放军实力和美军横向比较，至少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巨大差距： 第一，在导弹数量上。解放军虽有350枚中短程导弹和20多枚长程导弹，但据“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部主任季北慈（Bates Gill）与人合写的《中国的空虚军力》（《国家利益》1999年夏季号）的论文，美国有导弹10,000枚，其中6,000多枚可射达中国大陆，是中国可射对方本土导弹数量的300倍。中国的20多枚核武导弹，对美国没有致命性的战略威胁，因无法承受美国这样庞大数量导弹的报复性第二次战略打击。更不要说美国正在研制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第二，在军队实力上。中国虽有285万军队（美国是125万，俄国148万），但200万是陆军。对外作战主要依赖先进的海、空军。人所周知，美国有6个航空母舰群，中国连一艘航母都没有；在空军上，季北慈的文章说，中国除几十架“第四代”战斗机以外，只有几百架第三代战机，其余全是60年代甚至更老的型号。而美军3,000多架战机全部都是“第四代”。刚卸职的美军太平洋部队司令布莱尔评估说，中国军力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比美国落後几十年，在许\多方面甚至无法和当年越战时的美军相比。 第三，在军事开支上。美国2003财政年度军事预算是3,790亿美元，是中国公开宣称的200亿美元的近19倍。即使按五角大楼所说的650亿，仍是美国的六分之一，但却要维持是美国两倍以上的军队。季北慈说，美国目前拥有的现代军事装备价值一万亿美元，而解放军的装备远在一千亿美元以下，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 第四，在武器研制上。据《纽约时报》（2000年6月30日）刊载的数字，中国在1997年武器出口占全球第七名，为22亿美元。但当年居首的美国武器出口是534亿美元（是中国的24倍以上），第二位的俄国为146亿美元（是中国的6倍多）。当年中国武器出口排在荷兰（土地面积不到4万平方公里，人口一千五百万）之後。 近年中国的武器出口越来越困难，因为连沙特阿拉伯、缅甸那样的落後国家，也开始对中国军火缺乏兴趣，他们要美英法德的先进武器。近来人们从报道中得知，中国也开始不断从外国（主要是俄国）进口飞机、军舰。但一个国家靠进口武器能成为军事大国吗？更别提在境外的进攻性战争中占有战略优势。中国人熟悉的电影《甲午风云》就是例子，清朝军舰的进口鱼雷是沙子灌的，最後在危机时刻只好用自杀性撞击来和日舰同归於尽，但不幸中了对方的鱼雷而成为悲歌。另一个原因是，进口武器花销太大，一架以色列预警机要价10亿美元，中国全年军费开支仅够买20架。而美国的隐型战斗机，一架造价就是20亿美元，中国更是进口不起。当江泽民的“总统座机”都得从美国进口，可以想见中国的航空技术能力。 第五，在兵员运输能力上。後勤和兵员运输是对外用兵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美国可以在距本土7,000英里之外的阿富汗打赢战争；但据上述季北慈的文章，目前解放军连把20万部队从陆地运到蒙古或越南的能力都没有。解放军全部海陆两用舰艇的运载能力是1万5千人，加上空军可运6千人。季北慈感叹，这样的运输能力，解放军不要说和美军做战，和台湾军队交手都难以胜算，因为台湾有25万正规军，160万後备队。渡海攻占海滩需要的军力是一比四。按照这个比例，对付台湾的185万军人，需要近一千万军队，但全部大陆军队才285万，而每次运兵能力才2万多。 第六，在军事人才上。中国的军队主要由农民组成。随著商业大潮，赚钱机会增多，脑子稍微灵一点的农民也不愿当兵了。解放军的主要人员，可以说是由13亿中国人中素质最差的人组成。今天的战争，已不是义和团时代，靠什厶\刀枪不入、人多势众；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早已成远古恐龙。今天打的是先进武器、高科技和军事人才。仅以美国空军为例，据《解放军报》（1999年8月4日）报道，曾到美国研习的中国国防大学科索沃课研组成员金一南撰文说，1998年美国空军军官约74,000人，其中博士7,037人、硕士34,000多人、学士31,000多人、学士以下1,200多人，美国空军已成为一支以硕士为主的军队。 第七，在军事结盟上。解放军在全球没有一个真正的军事盟友。而西方有“北约”，两年前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後，已达19个成员。现有9个国家在申请加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瓦克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立陶宛三国。今夏北约将在布拉格召开高峰会，如果9国全部被接受，北约将扩展到28国，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实力强大的军事集团。在亚洲，美日结有军事联盟。日本军费开支约500亿美元，其海空军先进程度都超过解放军。美国还正在谋求和日本、菲律宾、南韩、澳大利亚形成“亚洲小北约”。此外美国和印度的军事关系空前强化，印度国防部长公开宣称“中国是潜在的头号敌人”。美日联手在前，美印联手在後，大有前後夹击制约解放军的战略态势。 第八，在经济实力上。战争不仅是打军事，更是打经济，拼实力。虽然按照中国官方数字，从1979年到去年，22年来平均每年经济成长率达9.2％（去年为7.3％），但就像一个运动员跳高一样，如果起点非常低（开始仅能跳半米），他的弹跳升值速度并不具有多大意义。衡量一个国家贫富的最重要数字是人均收入。季北慈的文章说，中国不仅仍属第三世界，人均收入才仅是西方的十分之一；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还在伊朗、南斯拉夫及波斯湾战争前的伊拉克等国之後。 “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L）主任西格尔（Gerald Segal）在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1999年9-10月号）发表的文章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3.5％，人均收入全球排第81位（联合国有192个成员），排在格鲁吉亚、巴布几内亚之後；而人均同等购买力，用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衡量，中国排107位，夹在阿尔巴尼亚和纳米比亚两个小国之间。科索沃战争，美国轰炸南斯拉夫78天，扔了600多枚导弹。一枚巡斧导弹100万美元，这种扔钱般的战争中国根本打不起。 因此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邰培德（Patrick E. Tyler）卸职後撰写的那本观察中国的著作《伟大的长城：六位（美国）总统和中国》说，中国没有想像的那厶\军力强大，它还没有能力威胁美国；中国内部问题太多，仅人口增长一项就是巨大压力。今後30年，中国将增加4亿人，人口达16亿。中国领导人必须解决16亿人温饱。这位在北京近距离观察了中国五年多的美国记者说，“当年苏联的崩溃，就是其领导人决定把钱投到制造武器，而不是制造犁杖上”；中国领导人如不吸取教训，只能是大傻瓜。 但人类总有一些“大傻瓜”，有时还获得了大权。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连日本军方高层都有人认为是自杀，但东条英机们则认为毁掉在夏威夷的舰队就会使美国恐惧，不敢再对抗日本。事实恰恰相反，美国第二天就对日宣战，把东条英机的日本帝国送进了坟墓。21世纪的第一个“大傻瓜”本．拉登，认为炸毁纽约世贸大厦，美国人就会被吓住，但结果正相反，美国正式向恐怖主义开战，把庇护拉登的塔列班政权从地球上铲除了。 今天江泽民会不会做“大傻瓜”？仅从上面八个领域的简单实力对比，就可清楚看出，如果解放军在台海发动战争，和美国开战，结果只能是在把海峡两岸中国人的生命作为陪葬品的同时，寻求“自杀”。按正常人的思维，江泽民不会这厶\做。但有时独裁者的想法、做法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厶\江泽民会选择“自杀”吗？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迈可．史温（Michael Swaine）最近撰文说：“没有谁知道中国的内部底线，实际上，连北京领导人自己也可能不知道。” 2002年7月30日 |
| 阿拉法特的四面楚歌 2002-07-25 |
| 自从美国总统布什发表了中东问题讲话，发出不再接受阿拉法特的信号之後，巴勒斯坦内部已出现一波又一波的反阿拉法特的声音，阿拉法特正走向四面楚歌的境地。
今年3月以来巴以冲突加剧，尤其是阿拉法特暗中支持他手下的恐怖主义组织（阿克萨烈士旅等）使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事件越来越多，导致美国政府终於下了决心，不再接受阿拉法特。布什总统六月底的讲话呼吁巴勒斯坦人民选择新的负责任的领导人，停止恐怖主义，然後可以获得美国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 在压力下，阿拉法特已同意在明年初举行大选。由此巴勒斯坦民间开始出现新的组党运动。一些温和派政治人物在组建“巴勒斯坦民族倡议”新党，主张走“介於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原教旨派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海外的巴勒斯坦组织也於最近在安曼宣布成立了“巴勒斯坦民族团结运动”，建议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采纳邦联体制，并在约旦一家周刊发表声明，公开指责阿拉法特“最近十年间不仅使我们的人民蒙受耻辱，还压迫我们的人民”。声明认为“阿拉法特的领导已经不具有效力”。 除了海外，巴勒斯坦内部的反对声浪对阿拉法特的权力构成更大的威胁。阿拉法特直接领导的核心组织“法塔赫”的主要成员阿巴斯．扎奇最近在美国《新闻周刊》上撰文公开批评阿拉法特，指责阿拉法特是巴勒斯坦权力腐败的根源∶“阿拉法特走到哪儿，哪儿就有非法、腐败和不稳定”。 巴解领袖纷纷抢夺公款 巴解另一位核心成员哈德不久前接受《耶路撒冷邮报》采访时说∶“阿拉法特除了考虑他个人的在位问题之外，我不相信他还会想别的事情。等到他消失的时候，人们就会像谈论毛泽东那样谈论他的罪行以及他带来的灾难。” 阿拉伯语周刊主笔安德鲁斯最近撰文批评阿拉法特的妻子苏哈生活奢侈，在巴黎过著排场阔绰的生活。 《华盛顿时报》最近引述在约旦出版的阿拉伯报纸说，阿拉法特刚刚把500万美元的公款悄悄转给了住在巴黎豪华公寓的妻子名下。巴解组织的第二号权力人物马箴（Abu Mazen）把巴解组织基金的7,000万美元通过他在海湾国家做生意的富翁弟弟转到了欧洲的银行，存到个人名下。该报分析说，巴解主要领导人纷纷把公款转到海外银行个人名下，显示阿拉法特的统治可能要崩溃。 阿拉法特从1969年出任巴解主席，至今已连续当了33年。在这期间，美国有了七位10届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以色列也选举产生了至少七位总理（梅厄夫人，沙米尔，拉宾，佩瑞斯，内塔尼亚胡，巴拉克，沙龙等，沙龙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後第29任总理）。 民主选举和领导人的更换，意味著内外政策必须服从民意做出改变和调整。但巴勒斯坦是“永远的阿拉法特”，“永远的一种政策”。事实已证明，在这种单一政策下，中东问题没有解决的可能。 三分之二巴人不支持阿拉法特 布什总统呼吁巴勒斯坦人民选择新的领袖的政策，得到国际上相当广泛的反响和支持。捷克总理齐曼最近语出惊人地将阿拉法特比喻为希特勒，他说∶“只要任何人支持恐怖主义、任何人视恐怖主义为一种合法性的工具、任何人利用恐怖主义而造成无辜民众的死亡，在我眼中他就是恐怖分子。”而且这位东欧国家的领导人特别强调支持美国和以色列不接受阿拉法特的政策，他说∶“你不能与那些为了政治目的而杀害平民的人进行协商。” 巴勒斯坦人民也厌倦了阿拉法特。《纽约时报》最近引述了“巴勒斯坦政策和民调研究中心”（PCPSR）主任希卡克（Khalil Shikaki）上个月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阿拉法特的民众支持率已降到只有35％；91％的巴勒斯坦人要求巴解政府全面改革；95％的人希望阿拉法特手下的所有部长都被撤职；83％的人认为腐败是存在的。 当然，阿拉法特离开，并不能保证困难重重的中东问题就能解决，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契机，一种可能性，使新的、理性的、负责任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有出头的机会。 （载香港《动向》月刊2002年8月号） |
| 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吗？ 2002-07-23 |
| 中国人可以用充斥谎言的假学历、假履历赢得社会地位和金钱利益，美国人也可以用谎言打赢官司。两星期以前轰动美国的“忠诚誓言”一案的起诉者、加州的急诊室医生、业余法律爱好者牛道就用谎言打赢了一场引起全美国争论的官司。
宣称他和女儿都是无神论者的牛道，说女儿在公立学校被迫要求听其他人念含有“在上帝之下”字眼的《忠诚誓言》，身心受到伤害。他在位於加州的联邦第九巡回法庭上赢了这场引起全国反弹的官司，但最近媒体揭出：牛道打官司的依据是谎言。 首先，牛道的女儿根本不是无神论者，她一直是基督徒。牛道女儿的母亲班宁（Sandra Banning）上周一（7月15日）和其律师一起在福克斯（Fox）电视台亮相，证实她和女儿都是基督徒。稍早，这母女俩所在教会的牧师史密斯（Chuck Smith）已经向媒体公布她们都是基督徒的信息。 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牛道从来没有和他女儿的母亲结过婚，也不是女儿的法律监护人。女儿和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既是女孩的监护人，也是孩子是否有宗教信仰的主要指导者。班宁女士在福克斯电视台表示，她女儿对“在上帝之下”的说法一点都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她说，就在牛道打赢官司的当天，女儿得到消息後，先是感到很难为情，然後安慰母亲说，“没有关系，我照样可以说‘在上帝之下’。” 其次，牛道的女儿不仅一直在学校跟同学们一起宣誓，而且也从未有过她不宣誓而老师硬让她在旁边观看的事情。 母女俩曾经恳求牛道不要起诉，但牛道後来对福克斯、CNN等多家媒体说，“这是对我更重要的事，而不是对她（指女儿）。”他不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公然用谎言起诉；同时，他的起诉不仅不是为了女儿的身心健康，反而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完全不顾对女儿的伤害。 牛道原住佛罗里达州，最早是想起诉政府，要把“In God We Trust”从美国钱币上拿掉，但发现起诉学校的《忠诚誓言》赢的机会比较大，所以当女儿和她母亲一起搬到加州後（他早已和女孩的母亲分手），他也随後跟了过去，就是为了要利用女儿打官司。他清楚地知道女儿信教，并去教堂。CBS上周二的法律评论表示，“牛道的整个案子是一个骗局。” 他之所以能骗成，是因为他在法律文件中没有提到过女儿的名字，也从未让女儿的照片在媒体亮相，人们并不知道他的女儿是谁。所以，并不存在早先媒体所报道的，牛道的小女儿在父亲打赢官司、遭到全国谴责後不得不躲起来一事。女孩的母亲在电视上表示，女儿上三年级了，上星期还很高兴地和同学们一起宣誓“在上帝之下”。 另外有中文评论文章说，牛道接到了“大量死亡恐吓”，不知消息来源出自哪里。我查到的英文媒体只报道说，牛道表示曾收到过死亡恐吓。但“收到过”（也只是这个并没有诚信的人自己说的）和毫无出处的“大量死亡恐吓”毕竟相差甚远。 据CNN报道，第九巡回法庭被广泛认为是最自由派的巡回法庭，很多法官都是民主党籍的总统任命的。据CBS报道，在第九巡回法庭所在地的加州，在公共学校宣讲伊斯兰教都是受到保护的。显然，不允许\说“在上帝之下”才是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和宗教自由。所以，现在班宁母女俩正通过法律渠道改变这一判决。 且不说牛道打这个官司是否真的是为了“政教分离”，即使他的确是为了某个高尚的目标，那厶\是否可以用谎言来达到某种“高尚”或“正确”的目的？换句话说，可否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 相信来自共产国家的人对“为了目标而不择手段”的做法最深有体会。共产党为了让人们进入“共产天堂”，不惜用棍棒 ，用屠刀杀，只要目的是“崇高的”、“美好的”，於是任何手段的使用都是理直气壮的了。在这种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过程中，任何人性情怀、任何道德底线、任何人类共同的价值准则都可以被破坏。 这种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行为，轻的可以是为了吹捧或者诋毁某个人、某件事而编造故事；再重一点就像牛道这样用自己女儿的身心健康做抵押来制造谎言；更严重和恐怖的是以“正义、崇高”的名义摧残、消灭生命。小事可以不择手段的话，只要有机会，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择手段，因为那种思维逻辑和生活哲学是同样的。 从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到共产主义革命的千百万人头落地，到今天塔列班、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故意杀害平民的暴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会把人类推向多厶\罪恶的深渊。在那些暴行的进行过程中，哪一个不是高举著“最正义”、“最崇高”、“最美好”的旗帜？ 在牛道这个案子中，且不说他这种以谎言做打官司依据的不择手段做法应遭到谴责之外，他的“希望美国政教分离”一说也颇为荒唐，因为美国自建国以来从来都是政教分离的国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说，当年最早来到这个新大陆，建立起美国的人们都是基督教的清教徒们，他们最有条件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但他们不仅没有把政教合一，而且当托克维尔向那些神职人员们谘询，到底是什厶\促使了宗教在美国的影响力的时候，他们“都把宗教能在美国发挥和平统治的作用归功\於政教分离。”“我吃惊地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担任公职。我没有见到一个担任行政职务的神职人员，我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里也没有见到他们的代表。” 要知道，这是托克维尔160多年前纪录下来的。美国人不仅早在建国之初就清楚地明白了政教分离的精神在美国民主政治中的意义，而且两百多年来从没有违背过这个原则。因为他们从最早、最根本上就明白了，基督教之所以能在美国如此深入人心，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恰恰在於它没有和政治权力联合在一起。任何政府都会引起人民的不满，而宗教只要分享政府的物质权力，人民对政府的不满就会随之转到宗教头上。所以政教合一的政权即使从宗教的角度来说也是短视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能是短暂的，并且也只有靠暴君的暴力才能维持住。 而美国是一个真正由人民主宰的国家，这次对加州两名法官的判决，参议院99票对0票反对。100名参议员中唯一没有投票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议员，被称为右派旗舰的赫姆斯（Jesse Helms）。他因刚刚做完心脏手术，尚未恢复，所以没能投票。而他的那一票是毫无任何疑问必定跟那99票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美国参议院百分之百不支持法官的判决。 这一百名参议员是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来到国会代表他们的利益的，议员们代表的就是美国的民意。美国的法律早就做出过规定，保护少数人沉默、不念誓言的权利；多数人不可以剥夺少数人的权利，不要求“少数必须服从多数”。但少数人更不能强迫多数人服从他们的意志。强迫多数人服从少数人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暴政，这在民主国家更是行不通的。 也许\有人会说，那厶\在伊朗、伊拉克等阿拉伯独裁国家，民意都赞成现存的政教合一的统治，西方是否应该尊重？绝对不应该！因为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自由选举、没有司法独立的地方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民意！民众从来都是独裁者和维护独裁统治逻辑的知识份子的牺牲品。 2002年7月23日 |
| 阿拉伯世界为何落後 2002-07-21 |
| 自从911事件发生以来，世界上的焦点新闻有两个，一个是美国领衔的全球军事反恐；另一个是巴勒斯坦人用自杀炸弹屠杀以色列平民加剧。这两件事都和阿拉伯世界有直接的关系。袭击美国的19名恐怖主义份子，其中有15名国籍是沙特．阿拉伯。因而有人总结说，现在人类的冲突，基本是先进的西方文明和落後的阿拉伯文化的冲突。
阿拉伯国家，以至穆斯林世界，从来不接受这种结论。但最近由一批阿拉伯学者在联合国支持下、经过一年时间研究撰写的“2002年阿拉伯发展报告”（AHDR）为上述说法提供了事实根据。 这份报告展示，阿拉伯世界处於全世界最落後的状态，其自由空间不仅远远少於欧洲、亚洲、美洲，甚至少於撒哈拉大沙漠的非洲国家。阿拉伯联盟的22个国家，没有一个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不仅所有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力，而且对女性的迫害是骇人听闻的，不仅阿拉规定男人可以有四个妻子，而且至今女性开车都要被判刑。 ●22个阿拉伯国家产值少於西班牙 虽然阿拉伯国家生产石油，但它的经济水平却相当低。22个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的平均人均收入，现在才是南韩的一半。全部22个阿拉伯联盟成员的国民生产总值（GDP）还没有西班牙一个国家多。 阿拉伯联盟国家共有二亿八千万人口，四分之一是文盲；文盲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在阿拉伯国家举行的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阿拉伯青年想移民。但这样的地方，却人口增长最快，按目前速度，到2020年时，将增加到四亿六千万，几乎要翻一番。 在文化方面，阿拉伯国家更是封闭。据这份报告，全部阿拉伯世界一年翻译的外国书才约三百本，这个数量才是希腊这个小国的年翻译量的五分之一。 到底是什麽原因导致这种状态？不久前被暗杀的荷兰政治家福图恩曾大胆地直言：“伊斯兰文化是落後的，伊斯兰教和荷兰的自由传统不相容。伊斯兰教跟基督教和犹太教相比，在价值观和现代性标准上来说，是一种未经启蒙过程的文化。”连这份阿拉伯学者撰写的报告也承认，阿拉伯世界“令人伤心地缺乏三项必要的东西∶自由、知识和女性的权利。” 正是因为阿拉伯世界如此落後，阿拉伯文化如此落伍，因此才有了半个世纪流血冲突的巴以冲突，它表面上看是围绕土地，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的冲突，所属於西方文明的以色列，和阿拉伯落後文化的冲突。 ●让我们不要降低到他们的水平 第一次对这个问题有这种认知，是在十多年前看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一书中对以色列总理梅厄夫人的采访录，梅厄介绍说，当以色列士兵和侵略他们的埃及军队打仗回来，他们把自己反扣在房间里痛哭，他们痛悔自己在战场上不得不开枪，杀死了人。他们看重生命，即使是敌人的生命。 虽然以色列军队也在武装冲突中导致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但这和刻意地用自杀炸弹杀平民完全是两种性质。今天巴勒斯坦人使用自杀炸弹有意杀害以色列平民，不仅不把对方老百姓的生命当作人命来看待，连自己的生命也不珍惜。而且那些留著大子、有著四个老婆的阿拉伯男人们，竟让十几岁的巴勒斯坦少女去自杀和他杀，这难道不是连兽性都不如吗？ 西方文明和阿拉伯文化的冲突从巴以两方的葬礼也可看出。巴勒斯坦人抬棺游行，戴著面具的男人手持冲锋枪向天上扫射，那种狂热、复仇的气愤，几乎要从电视画面喷溅出来。 而以色列平民被自杀炸弹有意谋杀，以色列人只是静静地在墓地举行葬礼，没有复仇的集会，更没有挥舞枪枝，煽动狂热和仇恨。一位儿子被自杀炸弹杀害的以色列人父亲在葬礼上说的是，“让我们永远不要降低到他们的水平。” ●对生命的重视是文明的标 区分文明程度的不同，其中一个关键性的指标是看其对待生命的态度。最近看到一篇报道，更加强烈感觉西方文明对生命的重视。7月20日《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继续在老挝、越南、柬埔寨搜寻越战时美军阵亡士兵的尸骨。越战已过去30年了，但美国人还在极为认真地、年复一年地寻找每个士兵的尸骨和残骸，即使是一颗牙齿，一块碎骨。 美国在和越南、老挝恢复外交关系时，把寻找越战美军士兵尸骨作为政策第一优先。每年投入的资金高达四千万美元，在夏威夷有十个搜寻大队，派到这几个国家寻找。在那条当年河内向南越的越共提供武器的著名“胡志明小道”上，美国寻找大队的人员，用筛子过滤那些被猜测可能埋有尸骨的山土。上个星期，找到了被列为失踪人员的第733个美军士兵的牙齿（还有175人没有找到尸骨），被送到夏威夷被称为全球最大的尸骨鉴定试验室查核。 原来美国人曾出价购买越南人手里的美军阵亡士兵尸骨。但听说美国人这麽重视尸骨，越南人竟纷纷自行寻找，或挖墓盗骨，然後和美方讨价还价。一包尸骨叫价到一千到五千美元不等。而美国人买回尸骨後发现，大部份骨头是越南人的，还有动物骨头掺在其中。 美方向越南政府交涉，河内当局也觉得难堪，於是下令突击搜查窝藏尸骨者，仅在西贡的七个家庭，就搜出一千多包。经检验，这三千一百块骨头，除22块之外，都是越南人的尸骨。而且经夏威夷的尸骨鉴定中心查验，从越南买回的真正美军阵亡者的尸骨，并不是刚刚从地下挖出，而是在地上保存了多年。 後来美国放弃了购买阵亡士兵尸骨的计划，因为越这样找，越难以找到，更多的尸骨都被越南人提前盗走，待价而沽。这些事情经报道後，让那些视生命至上的美国人目瞪口呆，而那些阵亡军人家属更是欲哭无泪。 西方世界对生命的重视是当今任何其他文化都远远不可比拟的。而阿拉伯世界在这点上连他们自己的学者都不敢恭维。对生命的重视，首先是对自己生命的重视，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自杀式屠杀则是用最残忍的手段谋杀人类文明。 （载《开放》2002年8月号） |
| 结束共产专制後的波兰 2002-07-18 |
| 如果你去欧洲，问哪个国家首脑最亲美，答案不是美国的最亲密盟友英国的首相布莱尔，也不是那位名言为“不管美国主张什厶我都赞成，即使还不知道美国要说什厶”的意大利右翼总理贝卢斯科尼，而是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这位亲美派总统前天抵华盛顿，被人称为将和布什总统度“三天蜜月”。
前天晚上布什总统为这位波兰元首举行了隆重的国宴和欢迎仪式，今天（18日）布什将陪同这位“波兰知己”一起乘坐空军一号总统座机前往密西根州。在昨天的午宴上，国务卿鲍尔称赞波兰是欧洲捍卫自由的重要力量；布什和波兰总统会谈後发表的联合公报说，美国和波兰有“深厚友谊”，是“紧密盟友”。 《华盛顿时报》报道说，这位波兰总统不仅完全同意美国的全球反恐政策，并且使用的语言都和布什一样，也是用“邪恶”来指那些共产政权和中东的流氓国家。 布什总统如此隆重接待波兰总统，不仅因为他是欧洲国家中最支持美国强势外交政策的领袖，更因为波兰是东欧最早挑战共产专制，并成功地走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样板。 克瓦希涅夫斯基在6年前击败波兰首位民选总统、前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而当选总统。由於克瓦希涅夫斯基是前共产党人，当时人们对他还有些担心。1996年我曾到波兰采访，回到美国後曾撰文介绍说，波兰不会倒退，因为克瓦希涅夫斯基在竞选时就宣称：“共产主义时代已经死亡并被埋葬。”曾为前波兰国防部长做助理的普拉塔斯（Arkadiusz Protas）在华沙对我说，虽然前共产党人当选上了波兰总统，但他的政见和瓦文萨几乎一样。 波兰第二大报《Rzeczpospolita》总编辑卢卡西维奇（Maciej Lukasiewicz）昨天在《华盛顿邮报》撰文说，在开始的时候他也有点担忧，毕竟克瓦希涅夫斯基是前共产党人，而且竞选时是“民主左翼联盟”的候选人。但6年过去了，这位波兰大报总编说，“在波兰从共产主义向公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没有谁比克瓦希涅夫斯基这位现任总统扮演的角色更大。他现在是波兰最受欢迎的政治家。” 在这位亲美派总统领导下， 1999年波兰和捷克、匈牙利一起加入北约（北约扩为19个成员）；根据目前的进度，专家预测，波兰将会在2004年加入欧盟，从而完全融入欧洲，成为西方的一员。 除了走向民主，融入欧洲，波兰的经济改革也是世界出名的，尤其在中国知识人中间曾引起争议，因为他们在俄国之前率先使用了“震荡疗法”，即把国营企业一次性卖给私人，一次到位地私有化。当时为波兰的这种改革做顾问的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赛克斯曾形象地比喻说，这就像一个人跨越壕沟，只有运足力气一大步冲过去，如果用两小步，一定会掉在沟里。 波兰的震荡疗法，如同快刀斩乱麻，或像动大手术割去癌瘤，虽然短期剧痛而衰弱，但恢复过来，才有健康的前景。普拉塔斯在华沙接受我采访时说，“震荡疗法”给波兰经济带来活力，波兰多数企业迅速实现了私有化，经济一直稳步成长，1995年的经济成长率达到6.5％，使波兰成为东欧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昨天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介绍说，12年前的波兰，70％的产品是国有企业生产的，现在正好反过来了，70％以上的产品来自私营企业；在1990年时，波兰的主要出口是向东欧市场，现在波兰70％以上的经贸是和欧盟市场；波兰现有200万中小企业；外国投资达500亿美元。 除了政治民主和经济私有化，波兰更令人瞩目的是新闻自由的扩大，言论自由的保障。当年我在华沙中心火车站的报亭，就看到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被摆在显著位置。当地的记者朋友告诉我，这本书的波兰文出版後竟登上了波兰全国畅销书榜的榜首。 最让波兰新闻界自豪的是，他们有一张被誉为“波兰的《纽约时报》”的严肃报纸《新闻报》（Gazeta），并是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该报的总部大楼，副总编辑培斯维奇（Piotr Pacewicz）告诉我，《新闻报》周日发行50万份，周末达70万份。在只有3,700万人口的波兰，能达到这个发行量是令人惊奇的。鼎鼎大名的《纽约时报》周日发行量才80多万份，周末约150多万份。 《新闻报》的波兰文全名是《Gazeta Wyborcza》，意思是《选举期间的新闻》。培斯维奇向我解释说，因为这张报纸是在1989年6月波兰全国大选期间正式公开发行的。在这之前，它是一张地下周报，1982年由10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份子创办，秘密发行。现在《新闻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和主要编辑记者都是前持不同政见者，是当年办地下报纸的主力。 波兰知识份子不是像中国自由派知识人那样，绞尽脑汁在体制内和当局打“擦边球”，而且站到共产党对立面，像当年抵抗纳粹一样从事地下反抗运动。这一点我在采访华沙的“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时更有感触。该基金会的干事考兹埃特（Adam Koziet）向我介绍说，在共产党执政时，这个基金会就在地下成立，20名发起人中有记者，医生，法官、物理学家，法学教授，还有当年反抗纳粹的英雄等，基金会成员90％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向国际社会揭露共产波兰的黑暗，谴责当局践踏人权。在共产党倒台後，这个基金会才由地下转入公开。 当我提到中国流亡者中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天安门屠杀推动了东欧的剧变时，考兹埃特对此没有正面回答，他说，1989年“六四”那天，正好是波兰全国大选，波兰人第一次享受投票选举的时刻，却听到北京正在屠杀，心情极为痛苦和感慨。“那天有几千人投票後去了中国领馆前示威抗议。”不言而喻，在中国人还不相信共产党会屠杀的时候，波兰人民已经开始用选票埋葬共产党了。原因就是这样简单：在中国知识份子先是感激涕零邓小平的改革，继而千呼万唤胡耀邦、赵紫阳时，波兰知识份子们却在用地下报刊和地下组织传播从根本上结束共产党统治的声音。 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另一个令人瞩目的举动是，他将使用否决权，来捍卫波兰的新闻自由。由於左翼议员在国会是多数，尤其是波兰左派总理米勒（Leszek Miller）一直想限制《新闻报》媒体集团的发展和扩大，因为它不仅发行量大，倡言改革和西方化，而且这家媒体集团准备购买电视台。米勒和他的左派国会同志提出议案，禁止报纸集团同时拥有电视台。克瓦希涅夫斯基已公开表示，如果国会通过这个议案，他将使用总统否决权。 波兰左派总理的另一个举动是，对独立的波兰“货币政策委员会”设限，而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波兰“国家银行”行长，并是把波兰经济带出公有制的“震荡疗法”的设计师。波兰第二大报《Rzeczpospolita》的总编辑卢卡西维奇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说，“对於这些不民主的行为，唯一有效的路障，将是克瓦希涅夫斯基总统的否决权。而他已公开宣布，准备这样做。”这位报人在文中感叹说，克瓦希涅夫斯基的这些行动，“不仅是站起来反对他以前的共产同志，而且在为波兰做出关键性的选择。” 当年在波兰采访国防部长助理普拉塔斯时，我曾让他比较一下“先政改、後经改”的“波兰模式”和中国的“先经济改革，以後政治改革”模式的利弊，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波兰的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们的民主政治不仅稳定，经济也稳步成长，人民享受著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普拉塔斯最後的结论是，“我无法评价中国模式，因为它还谈不上是一个模式，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进行政治改革。而且经济改革并不意味著自动的政治改革。” 正是由於对共产主义制度之恶劣的深刻体验和理解，波兰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才比任何其他没有经过共产社会的西方国家首脑更加亲美，因为他清楚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才是目前人类的历史和经验已经证明的最可行的道路。 2002年7月18日於纽约 |
| 吴征连“巴灵顿博士”都没有 2002-07-16 |
| 《中国青年报》昨日再次发表了其连线记者对陈琳经历造假的追踪报道，其认真负责精神颇为令人钦佩，国内报纸对调查性报道的重视是走向严肃媒体的重要开始。陈琳的“博士事件”吵到今天，当事人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只要把自己的学位证书等资讯扫描到网上，提供详细的核实渠道，就会迅速消除人们对学位真假的质疑。陈琳不仅故弄玄虚，而且对进行调查的记者们态度生硬、蛮横，结果导致人们更怀疑他的学历，更迫使记者们追查出他编造经历，吹嘘夸大的另一面。
前一段被广泛质疑的吴征杨澜的学历、经历造假事件也是同样，如果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诚实的，把自己的学位证书（如果真有的话）放到网上，并提供核实渠道，也很快就会真相大白，人们也许不会一连几个月议论纷纷，揪住不放。 但吴征杨澜的问题是，对人们最质疑的“巴灵顿博士”，不仅是一个不被任何教育部门承认的学位，而且吴征连这个大学的博士证书都拿不出来。吴征在接受《北京青年报》（去年十二月三日）采访中说，他们 “要我把美国的文凭和复旦大学的文凭及论文都拿出来看看，其实我的论文都出了书了。”吴征明显回避了“拿出学位证书”这一问题，用“我的论文都出了书”来搪塞。但那位采访的记者还真追问了一句，“那你何不将文凭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吴征信心满满地答复“当然可以！” 但他能拿得出来麽？直到那次接受采访的第37天之後，杨澜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才提供了吴征的所谓五个学位的证书资料。今年1月10日《南方周末》刊出的题为“杨澜：我们没有骗过任何人”的一个整版的采访、报道中，附上了吴征的学位证书资料，该报还特别在证书下面注明：“杨澜吴征提供的五个学位的证书复印件”。 有了这些“证书”之後，人们对吴征学历的质疑，集中在批评他不该用这种不被中美两国教育部承认的学位来欺世盗名，等於承认吴征是有巴灵顿博士的，因此有人写文章说，吴征是真学位，假博士，意思是那个博士学位证书是真的，但那个学位不被承认，实质上是假博士。 我在核实吴征的学历时，始终对吴征是否有这个巴灵顿博士学位是质疑的，因为多次给巴灵顿大学打电话核实，他们每次都拒绝回答和证实吴征到底有没有在那里获得博士学位，并对他们这所网络大学是否曾设立过博士学位躲躲闪闪，不予证实。一所大学是否设立过博士学位，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不应是保密的事情，但巴灵顿大学始终未置可否。 另外，在美国，要核实某位学生的学历，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按照资讯公开法以及惯例，大学的学生记录办公室都予提供或证实，包括入学年月及毕业时间等。记者在核实吴征简历中提到的另外两所美国大学的学位时，这些学校全部都给予了详细回答。顺便说一句，前一段有人对回国遭到扣押的杨建利的两个博士学位提出质疑，我曾给柏克莱和哈佛打了两个电话，马上就得到杨建利从这两所大学都获得了博士学位的详细资讯。 在调查吴征的“巴灵顿博士”时，更令我质疑的是：自称该校“学生事务副主管”的马克．史密斯（Mark Smith）表示，吴征曾跟他们联系过，说要查核他的学位，必须经过他本人同意，要直接找吴征拿授权。按照常识，如果吴征真有这个博士学位，不仅不应怕别人来核实，反而应该欢迎，尤其是在他的学位广受质疑的情况下；如果他跟学校联系，应该促使校方帮助澄清才对，而不是要求学校阻挠调查。 由於吴征本人不提供巴灵顿学位证书，巴灵顿大学又坚持说吴征要求必须经过他授权，因此记者始终无法拿到准确的资讯，只能听任吴征有“巴灵顿博士”一说了，虽然心里仍有很大的问号。 因此当《南方周末》刊出吴征提供的五个学位的证书复印件时，觉得吴征杨澜终於做了一件早就应该做的事，不是用全球缉拿“造谣者”，而是以正常的方式来回应人们的质疑了。 但《南方周末》在该报网页上刊出的吴征杨澜提供的五个学位证书复印件相当模糊，几乎难以辨认其中的英文字母到底是什麽。我反复在电脑网页上看证书上的字迹，但无论怎样仔细辨认，绝大部份仍看不清楚，尤其是巴灵顿那张所谓证书，最後居然看到头晕，躺倒了一个下午。 後来托国内的朋友寄来这份《南方周末》，又专门去买了放大镜，仔细考究吴征的五个学位证书，这回基本看清楚了：吴征又骗人了，五个所谓学位证书中，实际上只有三个是真的，缺吴征简历中说的毕业於法语系的“法国萨伏大学”的学位证书，和“巴灵顿博士”的证书。 在这五个所谓学位证书中，有两个根本不是证书，一个是一份奖状，是巴灵顿大学颁发给吴征的“悉尼．罗斯奖”（The Sidney Rose Award）；另一个则是一封信，根本不是学位证书。信的内容用最大号的放大镜也很难辨认，依稀可以看出一句，好像是说祝贺吴征获奖。 那麽这个“悉尼．罗斯奖”是怎麽回事？从巴灵顿大学索要到的招生资料（2001-2002 Catalog）介绍说，这个奖是以一位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82岁时才决心上学，先是读完中学，然後入学巴灵顿，86岁时获得巴灵顿大学毕业文凭的美国老人的名字命名的，获得这个奖的人可以得到巴灵顿的一定奖学金。 从这份招生资料中的“该校历史”介绍看出，这所1994年正式招生的网络大学仅设有学士和硕士学位，没有说设立过博士学位。按照常识，如果一所大学曾设过博士学位，它会写在该校历史介绍中，因为这是给学校增加光彩的事情。另一个常识是，网络大学不可能设立博士学位，因为网络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都难以被社会承认，哪个招工单位会重视或承认网络大学颁发的“博士”学位。除了抱有想唬人的目的，否则谁会去读网络大学的“博士”？这也是如今网络大学普遍都不设立博士学位的原因之一。 巴灵顿大学的招生材料还介绍说，该网络大学建立以来，有多少人获得了硕士学位，多少人获得了学士学位，但没有提到有多少人获得过“博士学位”。按照常理，如果这个网络大学设立过博士学位，总不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获得“博士”吧。唯一的可能解释，就是它根本没有设立过。 吴征杨澜都从美国的大学获得过学位，并都会英文，他们夫妇绝不会弄不明白信件和奖状上面的英文字，更不会不清楚它不是学位证书，因为这两者的区别是一目了然的。 在吴征的学历被海内外华人媒体和网民广泛、强烈质疑的情况下，如果他的证书丢失了，按照惯例，可以从学校补来证书，这麽一点小麻烦可以改变吴征遭到质疑的“大形象”，这个账以吴征杨澜的智慧当然是会算的。但为什麽在这麽关键的时刻，吴征杨澜不仅不拿出真正的学位证书，反而用信件和奖状来冒充？ 後来国内一位朋友和《南方周末》采访杨澜的记者联系，询问这位记者是否亲眼看到过吴征五个学位证书的原件，得到的答复是，吴征提供的五个学位证书是通过电脑e-mail给《南方周末》的，他不仅根本没有看到过原件，对电脑传过来的版本也看不清楚。 如果《南方周末》的记者懂英文，或留心看这五个证书，会马上识破吴征杨澜提供的所谓“证书”是骗人的，别说英文内容，信件奖状和学位证书的格式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当今被揭露的中国人造假中，我还没见到过有谁比吴征杨澜更大胆，在被媒体揭出学历、经历一连串造假、被网民股民强烈、广泛质疑之後，还敢公然用假学位证书欺骗、耍弄《南方周末》这样的大报和海内外读者。 《中国青年报》记者追踪出陈琳的经历造假，那麽这家中国的大报，似应追问一下远比陈琳更是“公众人物”、更被网民和股民质疑的吴征一件事，要他拿出巴灵顿的博士学位证书。《中国青年报》曾报道歌颂过杨澜，更有责任对吴征杨澜夫妇的学历经历的严重造假，像追踪调查陈琳一样，给读者一个交代。 2002年7月16日於纽约 |
| 新疆的“焚书坑儒” 2002-07-10 |
| “新疆正在进行一场小型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烧书，迫害知识份子。”前中共新疆自治区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知名维吾尔族学者库尔班．外力（Wali Kurban）在华盛顿他的办公室对我说。他拿出一份今年5月20日新疆《喀什日报》，上面报道说，中共当局於5月14日一次烧毁了维语书籍730种，其中包括《匈奴简史》（128本），维族《手工艺手册》（3200册），以及维吾尔族的古代文学书籍等。当局对烧书的解释是，要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防止新疆动乱和分裂。
这些书籍是不是真的在宣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鼓动疆独？对这个问题库尔班．外力相当有发言权，因为这些被焚烧的书籍，很多都是经过当年他领导的“新疆古籍整理办公室”修订出版的。 今年50岁出头的库尔班．外力是维族知名的古籍学专家。他曾就读北京大学，是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的“五大弟子”之一。从北大毕业後，他返回新疆从事古籍整理工作。他说，像这次被焚烧的《手工艺手册》，是他根据当年的手抄本整理出来的。“这种书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像中国明清时代的《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古书一样，是关於维族人早期手工艺方面的故事，只不过有些伊斯兰教传统仪式等内容而已。而《匈奴简史》，从书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是一种历史书籍。” 当年在担任古籍整理办公室主任时，库尔班．外力就因强调维吾尔语古籍和文化而遭到整肃，迫使他离开家园，来到美国，现在华盛顿的一家电台维语部任职。 新疆的“烧书”让人不期然地想起中国古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近代毛泽东的文革大规模烧书、迫害知识人。这种“烧书”行为，是典型的思想专制，是想从根基上摧毁言论自由。 书籍只是文字的汇集，想法的表述而已，它不是行动。从言论自由的原则，即使对待异端学说，也只能用另一种思想去挑战，而不可用“废黜百家”、禁止其他想法出版流通来保持某种理论的“独尊”。这就是为什麽美国的先贤们从建国时就确立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原则，要形成“言论的自由市场”，让各种想法、言论像商品一样，都有上柜台、进商场的机会，让消费者自由选择，最後优胜劣败。美国的先贤们所以这样构想，不仅是强调人与生俱来、谁也不可剥夺的言论自由这种天赋人权；而且笃信，只要人们有自由选择（想法和理论）的机会，一定会像商品市场购物那样，在多次选择之後，最後是选择（和肯定）那些高质量的，淘汰那些劣质的。最终一种价值的确立，是民众选择的共识，而不是权力者独尊的结果。而只有经过民众选择而确立的“高质量”想法或思想所支撑的社会，才会真正稳定；而只有经过民众自由选择而认同的价值，才可能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价值。 新疆正在发生的“小型文革”不仅表现在烧书上，还包括禁止维族人在自己的家园使用自己的语言教学。据英国BBC记者采访新疆大学校长得到的证实，这所新疆最高学府已决定从今年9月1日开始，取消维语教学，全部改为汉语授课。 中共军队1950年进入新疆前，汉人在当地仅有5％，现已激增到42％。1,700万新疆人口中，98％为汉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占240万人（他们抢占了最好的水源、草源以及主要城市近郊）。但即使这样，维吾尔族人仍占多数，维语仍是当地主要的方言；而且新疆大学过去50多年来一直允许学生在汉语和维语中选择。现在做出这样的决定，等於要从基础上摧毁维吾尔族文化和历史。 焚书坑儒的秦始皇王朝仅存在了1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大规模烧书迫害知识人的毛泽东的文革，也只有10年就无法再继续下去。共产党今天在新疆烧书迫害维族知识份子，只能像秦始皇和毛泽东一样，在增加罪恶记录的同时，缩短共产王朝的寿命。因为这种从根基上摧毁维吾尔文化和历史的做法，只能激起当地人更强烈的反弹和反抗。如果将来新疆真的出现动乱，黑手就是共产党。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7月10日） |
| 为何必须要阿拉法特下台 2002-06-25 |
| 6月24日下午，布希总统终於发表了一再推迟的关於中东问题的重要讲话，其调子令人惊讶，因为对阿拉法特态度强硬，呼吁巴勒斯坦人民选择新的领导人，明显要这位当了33年巴解主席的强人下台。
布希讲话对巴勒斯坦提出的条件是：停止恐怖活动；选择新的领导人；制止贪污腐败，在联合国监督下，重组巴解安全部队，在今後三年内建立巴勒斯坦国。 布希对以色列提出的条件是：从约旦河西岸撤军；停止在该区域建筑居民点；恢复1967年“六日战争”前的边界线。 布希对阿拉法特采取这样强硬的立场，主要原因在於，阿拉法特过去33年来担任巴解主席的历史已经证明，他的目的从本质上是要摧毁以色列。他不仅无法成为未来巴勒斯坦国的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现在更成为中东和平的主要障碍。这从简略回顾阿拉法特的历史就可清楚地看到： 其一，阿拉法特个人专权时间太长。从1969年出任巴解主席，一当就是33年，从无真正的选举。当今世界只有古巴的卡斯特罗有这麽“幸运”，从1959年建立共产政权，至今已当了43年“领袖”。 阿拉法特独揽大权这33年中，美国有了7位10届总统（尼克森，福特，卡特，雷根，老布希，克林顿，小布希）；以色列也选举产生了至少7位总理（梅厄夫人，沙米尔，拉宾，佩瑞斯，内塔尼亚胡，巴拉克，沙龙等，沙龙是1948年以色列建国後第29任总理）。 民主选举和领导人的更换，意味著内外政策必须服从民意做出改变和调整。但巴勒斯坦是“永远的阿拉法特”，“永远的一种政策”。事实已证明，在这种单一政策下，中东问题没有解决的可能。 其二，阿拉法特本质上是恐怖份子。这位巴解主席在1988年才宣布放弃恐怖主义，在这之前从事了长达20年类似拉登那种恐怖活动。前罗马尼亚共产政权负责情报的官员佩斯巴（Ion Mihai Pacepa）今年1月16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我知道阿拉法特是被克格勃支援後从没有改变的恐怖份子”的文章，以他和阿拉法特打交道的亲身经历，揭示了阿拉法特的手下人如何在苏联克格勃支持下，绑架和杀害3名美国外交官、谋杀了11名参加慕尼克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的内幕。佩斯巴回忆说，1973年5月，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和阿拉法特共进晚餐，阿拉法特说到高兴处，炫耀说，那些行动（指绑架杀害美国外交官和以色列运动员）我们干得“非常小心”。 当时苏联克格勃头子把阿拉法特称为“忠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并通过佩斯巴之手，把阿拉法特和他的助手通过罗马尼亚转送到苏联培训。当时苏联指示齐奥塞斯库，把卡扎菲的利比亚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作为两个主要支持对象。齐奥塞斯库还为阿拉法特在布加勒斯特修了别墅。 其三，奥斯陆协议後阿拉法特仍支持恐怖活动。1993年巴以双方在挪威首都签署了“奥斯陆协议”，以军撤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该地由阿拉法特自治政府管辖。後来在美国戴维营，以色列左派总理巴拉克对阿拉法特提出的方案90％都予以同意。但这两个机会都被阿拉法特葬送了。他获得对巴勒斯坦主要区域的自治权後，仍是默许、以至暗中支持哈玛斯、阿克萨烈士旅（隶属阿拉法特直接领导的法塔赫组织）等恐怖组织屠杀以色列平民。 据今年6月9日《纽约时报》刊登的资讯，阿拉法特对他的追随者演讲时，誓言要摧毁以色列，呼吁“一百万烈士向耶路撒冷进军！”在阿拉法特管辖的区域，一些公园和街道的名字，是由恐怖组织头子的名字命名的。 过去几个月的自杀炸弹事件中，那些所谓的“烈士”刚死二、三个小时，他（她）们的大照片海报就一片一片地出现在巴勒斯坦城市的建筑物上；因为阿拉法特的自治政府早就印制好了。而阿拉法特和他的助手多次公开赞美那些所谓“烈士”，阿拉法特亲自去慰问“烈士”家属。伊拉克给每个“烈士”家属一万美元，後来追加到二万五，目前价码是每户三万。这些“奖金”都是通过阿拉法特的自治政府转交的。 阿拉法特自治政府的电视、报纸、电台、教堂等，每天都在煽动反犹，要“消灭以色列”。阿拉法特到幼儿园视察，竟对孩子们说，“放下玩具，拿起武器”。“灌输仇恨”成了巴勒斯坦的基本教育形式和目标。否则人们无法理解一个17岁的巴勒斯坦女中学生，竟用自杀炸弹炸死一个与她同岁的以色列女孩。 6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说，布希所以对阿拉法特的态度如此强硬，因为美国政府已有证据阿拉法特支持恐怖份子。而今年初被以色列查获的一船从伊朗偷运给巴勒斯坦的多达50吨的武器弹药，已被查实是阿拉法特自治政府的财政部长签署干的，船长也交代是巴解政府组织的。 其四，巴解自治政府非常腐败。在阿拉法特控制的报纸电视上，几乎看不到谈论经济，探讨市场，因为它的资金都是阿拉伯独裁国家提供的，每年几百亿美元。在巴勒斯坦，没有独立的媒体，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真正的议会，外来的资金都是由阿拉法特和他的亲信掌控。贪污腐败成为巴解政府的主要标之一。在阿拉法特鼓励17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子去自杀和他杀时，他的金发碧眼的外国妻子带著他的宝贝女儿却住在巴黎的豪华别墅里（并在那里呼吁别人家的孩子去“献身”）。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玛斯．弗瑞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他的获全国图书奖的专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中指出，“巴解自治政府各级都是腐败的。”例如1994年，美国两家电话公司AT&T和MCI都宣称和巴解政府签署了通讯合同，发生了争执。最後发现，巴解政府下面有两套通讯部，两套内政部，两套安全部门，什麽都是两套。阿拉法特让两派互相斗，他在上面驾驭。佛瑞德曼感叹说，“阿拉法特不仅是不民主的，而且是反民主的。” 其五，巴勒斯坦人民厌倦了阿拉法特。6月9日《纽约时报》引述了“巴勒斯坦政策和民调研究中心”（PCPSR）主任希卡克（Khalil Shikaki）5月份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阿拉法特的民众支持率已降到只有35％；91％的巴勒斯坦人要求巴解政府全面改革；95％的人希望阿拉法特手下的所有部长都被撤职；83％的人认为腐败是存在的。 仅从这简略的五个原因来看，阿拉法特就不配继续做巴勒斯坦领导人。当然，阿拉法特离开，并不能保证困难重重的中东问题就能解决，但至少可以提供一个契机，一种可能性。 《纽约时报》6月23日引述以色列的民调显示，即使经过这麽多自杀炸弹袭击，仅上周就有33名以色列人（其中很多是中学生）在公共汽车上被巴勒斯坦人的自杀炸弹杀害，但仍有49％的以色列民众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反对的占43％），47％主张更多通过外交手段和巴解政府谈判，而不是使用武力，来解决中东问题（不同意的占34％）。 弗瑞德曼在他的书中引述的九十年代的民调数字是：在以色列人中，主张无条件立即退还巴勒斯坦土地的占5％，主张永久占领的占20％，主张有条件退回土地的占75％。这个条件就是巴勒斯坦人不威胁他们的安全，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这10年前後进行的民调都证明，多数以色列人愿意用土地换和平，现在关键是阿拉法特必须停止支持恐怖主义，让上述那75％（有条件）和5％（无条件）加起来那80％的大多数人有安全感，以色列才会放心地像当年退回给埃及和约旦土地一样，用土地换取真正的和平。因此，要想中东问题得到解决，要想巴勒斯坦建国，要想结束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要走的第一步是结束阿拉法特的个人专权，使新的、理性的、负责任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有出头的机会。 2002年6月26日（原载多维网） |
| 撒切尔主义响彻欧洲 2002-06-22 |
| 3月26日《华尔街日报》为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因病谢绝讲坛、从此不再公开演讲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撒切尔的声音”。该社论评价说，虽然今年76岁的撒切尔夫人最近因发生几次小的中风後，听从医生决定不再登台演讲，但“撒切尔主义已经响彻欧洲”
撒切尔夫人从1979到90年担任英国首相12年。在此期间，这位保守党领袖和当时的美国共和党籍总统里根联手，进行了一场经济革命，强调并实施充分私有化、市场化，降低税收，削减福利，减少经济规定，限制政府权力，实现小政府，大社会。其核心价值和本质特征是把自由看得比平等更重要。在自由中获得机会的平等；而不是像左派政府那样强调政府干预经济、扩大福利、强行高税收，用劫富济贫的方法追求财富的平等。 ●私有化：人类共同的理想 信仰里根和撒切尔主义的现任美国总统布什6月10日在华盛顿招待国际民主联盟政党领导人宴会讲话时，对这种价值概括说，“在对平等和社会福利的追求中，把自由放在首位的经济体制所取得的成就，超过因强化政府权力而窒息经济自由的体制。这是历史的记录。民主资本家对自由、公正、富有同情心的社会的设想激起了世界的向往。自由的市场、民主的政府和自由的社会并非美国观念，并非欧洲或西方观念，而是人类共同的理想。” 过去几年来，这种“人类共同的理想”通过“经济全球化”走向整个世界，尤其是响彻欧洲大陆。1998年时，有15个成员的欧盟，只有西班牙、爱尔兰两个国家是主张充分私有化的右翼政党执政，其他几乎都是倾向福利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府。而到今年底，整个欧盟剩下的左派政府恐怕只有瑞典、比利时、希腊，其他12个欧盟成员都将是倾向撒切尔主义的右翼政党执政： 强烈亲美的意大利右翼领袖贝卢斯科尼（名言：不管美国主张什麽我都赞成，即使还不知道美国要说什麽）去年5月击败了执政五年的左派政党出任总理，罗马首先向右转；4个月後挪威跟进，左翼政党被击败交出权力；去年底，丹麦的左翼社会民主党被淘汰出局；今年春，葡萄牙的右翼政党击败了执政的左派社会党；5月，荷兰国会大选，公开宣称”伊斯兰教和荷兰自由传统不相容”的政治新星福图恩虽然在选前被暗杀，但他创建仅90天的右翼政党仍胜出，席位竟超过执政的左派工党而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和得票最多的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一起，构成了荷兰稳固的右翼政府，从而结束执政8年的左派工党内阁。6月初的爱尔兰选举，更是一面倒，主张自由经济的政党获得压倒性胜利。 ●法国左派一败涂地 欧洲最令人瞩目的是被称为“左派大本营”的法国最近的四场大选（总统和国会选举各两场），每一场都是希拉克领导的右翼共和联盟获胜，从而结束了法国长期左右共治（左派社会党获国会多数席位而出任总理，右派候选人当选总统）的政治格局（也是僵局），法国多年来首次实现总统和总理都是右派的局面。 虽然巴黎的左派媒体，如《解放报》、《世界报》等，极力渲染这场选举是勒庞为代表的极右派的失败，因希拉克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获82％的选票，但《华尔街日报》说，只看法国的左派报纸和电视，根本无法了解法兰西社会究竟在发生什麽。法国的四场选举，结果明显是主张并实施高福利、高税收、大政府，并把工作时间缩短为每周35小时的左派社会党的“滑铁卢”。那位当年设计35小时工作制的社会党议员，这次被选民报复性地选掉。 目前整个欧盟中的主要国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挪威、丹麦、芬兰、爱尔兰、奥地利、卢森堡）都是右翼执政，成为撒切尔主义的信奉者。 6月下旬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说，在整个欧洲大陆，政治人物都感觉到必须表态∶支持还是反对撒切尔主义。而欧洲左派们的主要口号就是反撒切尔主义。准备大罢工的西班牙工会，抨击该国右翼首相执行的是“撒切尔的最反动政策”。法国的左派社会党指责右翼总统希拉克“仿效撒切尔”。连比利时的左派首相也被贴上“幼儿撒切尔”（baby Thatcher）的标签。 而在意大利，右翼总理贝卢斯科尼和他的内阁成员们则公开表示“崇拜撒切尔”。被暗杀的荷兰右翼政治家福图恩曾多次说过，要“借用撒切尔的手提包来对付欧盟”。 ●英国最性感的女人 连远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更有大批撒切尔的崇拜者。《华尔街日报》的印度裔专栏作家、极为崇拜撒切尔的瓦拉达拉金（Tunku Varadarajan）在今年1月的专栏文章中引述说，伦敦的文学杂《Erotic Review》曾向读者发问卷，选全球过去一千年中最性感的女人。结果撒切尔不仅入榜，且名列第四（第一是玛丽莲．梦露，第二和第三也都是电影演员）。瓦拉达拉金说，这绝不是从生理角度，而是英国男人们认为决然领导并打赢福克兰群岛战役（1982年和阿根廷交战）、果敢坚定推行自由化经济的撒切尔，以其独特的气质吸引并征服了他们。 在去年8月的英国保守党会议上，特邀与会的撒切尔在演讲时又语出惊人，她说，包括纳粹在内的“欧洲的所有问题都出自欧洲大陆本身，而所有的解决方案都来自英语世界。”意指讲英语的美英两国的原本资本主义模式才是欧洲的药方。这种自由经济的理念，使撒切尔强烈反对“欧盟”这种方式。她认为欧盟是“社会福利政策的试验品”，“共产党人和左派在尝试利用欧盟来引进社会主义”。撒切尔在今年四月出版的新书《治国方略》中甚至说，欧盟“根本无法变革”，建立欧盟“可能是当代最大的一个愚蠢举动”。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最後画龙点睛：“可能这位铁娘子至今仍冷淡欧洲，站在门外，但欧洲却一步步走向了她。” （载《开放》2002年7月号） |
| 核潜艇下沉，普京声望上升 2002-06-20 |
| 6月19日，俄国正式公布了前年八月核潜艇沉没、造成一百多俄国官兵丧生事件的调查报告，结论是，该事件是由於潜艇内舱鱼雷爆炸，是俄军内部的技术事故。
当年发生潜艇事件时，俄国军方隐瞒消息，想敷衍了事；後来又放出风声说，可能是美国军舰把它撞沉，或美军暗中发射鱼雷导致。但由於俄国有了相当的新闻自由，独立於政府的报纸上不仅有对该事件的追踪报导，而且还有对军方和普京总统的严厉批评以至谴责。俄国著名政治周刊《Itogi》资深记者葛森（Masha Gessen）还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俄国人不能忍受苏联时代制造的所谓最好潜艇，更不能忍受苏联共产时代喂养大的‘高级官僚’普京。”通过独立的调查和追踪采访，俄国报纸指出，责任在俄国军方，而不是什麽捕风捉影的美国军舰撞击。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共产苏联时代，在那种一统化、封闭性的政治环境，苏联军方说什麽，就是什麽；共产党的意愿就是最终的定论。不仅对这场悲剧负有责任的将军们不会受到追究，党还可以用操纵的媒体把它定论为美国军舰所为，变成一场反美反西方的宣传。 这个事件让人不期然地想到去年春天发生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中国媒体一面倒附合军方和政府的说法，谴责美国侦察机有意撞毁了中国战机。但一个是机体巨大、速度缓慢的侦察机，一个是机身小、速度快，灵活度大的战斗机，两者之间在偌大的天空中相撞，到底谁更应负有责任，显然有很可质疑之处。但中国的媒体不被允许独立报道和评论，更不要说像俄国媒体那样去独自调查，中国的二千多家报纸，谁也不敢对军方和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说一个“不”字。所以结果和俄国的潜艇事件正相反，中国的将军们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公开调查追究，反而把这场悲剧变成了一个反美排外的意识形态宣传。 当时受到俄国报纸严厉批评嘲骂的普京，没有去追究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俄国记者，而是老老实实接受批评，实事求是地调查这个事件，最後把俄国国防部高层官员数人撤职查办。 核潜艇事件的处理方式，再次凸显了普京的现实主义领导作风的一面。而正是这种现实主义，使普京选择亲西方，向美国和北约倾斜，要融入欧洲，而不是追求“多极化”和美国及西方文明抗衡。 普京的这种政策，得到民众的支持。美国民间研究机构“亚洲发展局”最近发表的俄国问题专家史维索娃（Lilia Shevtsova）的论文“普京领导下的政治形势和经济自由：障碍，陷阱和机会”中引述俄国的全国民意调查数字显示： 2000年，普京的民众支援率从来没有低於65％，即使在核潜艇事故发生期间。2001年，普京的民众支持率上升到70到74％。 普京在总统大选时是以52％选票击败对手，但去年底，普京的民众支持率上升到历史最高点，达到80％（不支持率仅为18％）。 对於普京的亲西方政策，多数俄国人给予支持。67％的人认为俄国加入七大工业国成为“G8”非常重要。仅有5％的人主张俄国和美国对抗。今年初进行的民调显示，68％的俄国人把美国视为温和慈善的力量（benevolent power）。 正是这种民意的支持，给了普京更大的信心和权力深入改革，今天（6月20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说，上个月普京向国会提交的“土地私有化法案”已被通过，从1917年列宁革命建立的“集体农庄”将被根除。俄国人终於可以自己拥有土地，可以自由地购买和出售土地。 俄国人评价说，原来认为普京是“人们期待有所成绩的总统”，现在则是“已经取得真正成就的总统”。 这些数字和现象再次证明，俄国结束共产党统治之後，经过十多年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共产党时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为普京走彼得大帝的“全盘西化”道路，实行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同时也在为俄国的国力提升，一个民主自由强大的俄罗斯的崛起，建构基础。 |
| 互联网上匿名造谣被判刑 2002-06-13 |
| 互联网的出现，为信息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流通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进一步扩大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但同时这种人人可上网，人人可匿名发表言论的环境，以及有些网站缺乏管理，也为某些恶意个人攻击、造谣诽谤和病态心理发泄等提供了机会，使有的网站变成了劣质言论的垃圾站。
怎样对付新科技时代的这种言论自由的“代价”？在一向强调和保护言论自由的美国也是一个难题。但从最近的一个案例以及司法部颁布的新规定来看，美国正在对此采取法律措施，其中一个重要改变就是给予联邦调查局（FBI）更大的权力，使它可以进入互联网，检索互联网和其他公共信息，以监控恐怖份子的活动。而在这之前，FBI的权力相当受到限制，它被规定仅允许搜集和其所调查的案件有直接关联的信息。 美国的这项新规定意味著，在互联网上胡说八道、编织不实消息、造谣惑众等，将受到美国执法机构的监控和调查，并可能因此吃官司，蹲监狱。 6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一家实验室工作人员哈勒尔（Kenneth Harrell）用假名在互联网上编造恐吓性言论，结果被FBI探员抓获，这位匿名造谣者上周被判处6个月的徒刑，并罚款5,000美元。 今年31岁的美国人哈勒尔是纽约皇后区一家公司的工人，在911事件发生後第二天晚上7点23分，他用“Alik Aman”这个阿拉伯人的假名，在ESPN体育网站的自由论坛上写了一段话，说他要炸世界杯棒球大赛，杀死六万人；并模仿阿拉伯人口气说，“我们的活儿还没有干完，你们美国人早晚会受到应得的报应。” 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最早发现这段话是在德克萨斯州的电脑上，於是进行跟踪调查，一度还真查到了一个在美国居住的真名为Alik Aman的阿拉伯人。但最後通过电脑IP（电脑识别号码），查到了这个“信息”发自纽约皇后区的一台电脑，於是抓获了哈勒尔。 哈勒尔马上承认是他干的。今年3月1日哈勒尔认罪，并为此道歉，告诉法官说，他没有想伤害任何人，“我仅仅是想开一个玩笑。” 美国政府检察官在曼哈顿联邦法庭提出，应该把哈勒尔判处最高的四年刑罚，理由是，在互联网上用假名写这样“恶性的欺骗”使公众造成恐慌，而且使用阿拉伯人的假名，性质更为恶劣。 但哈勒尔的辩护律师则强调，哈勒尔确实不是真想炸世界杯棒球大赛，只是“危言耸听”，制造恶作剧，不是真的要杀人。同时律师还特别指出，哈勒尔有严重的口吃，和外界交流非常困难，这种“生理残障”导致的“焦虑感”也是他上网编造这种恶性信息的原因之一。因此这位律师请求法官给予“具有同情心的判决”。 最後法官发了善心，考虑到哈勒尔只是恶作剧，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生命损害，而且确实有严重口吃，因此从宽发落，仅按这类案件的最低标准判刑6个月，并且是在哈勒尔家里执行，而不用蹲监狱。从6月5日开始，这位在互联网上造谣惑众者就开始了在自家“蹲监”半年的生涯。为了他一时的得意，付出丢工作、遭罚款，并被判刑的巨大人生代价，他後悔莫及。 哈勒尔的案例再次说明，言论自由不是没有底线，任何一种自由都必须伴随相应的责任；不负责任的任何自由都会带来灾难，言论并不例外。那些利用互联网恶意造谣、恶性欺骗的人，将可能受到执法机构的监控和法律的制裁。以为使用匿名就可无法无天的时代，可能很快要结束了。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6月13日） |
| 中国要不要再学一次俄国 2002-06-10 |
| 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俄国到底向哪个方向倾斜，几乎构成了近代俄罗斯的全部政治历史。
17和18世纪之际的俄国最伟大的沙皇彼得大帝曾力主向西方倾斜，他主张全盘西化，走欧洲式的富民强国之路。彼得大帝曾亲自到西欧国家实地考察，然後运用他的帝王权力，强行改革，那些拒绝穿西装的官员竟要被革职，甚至杀头。（中国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中国人也有一场要脑袋还是要“辫子”的改革和选择，也有一次向西方倾斜的机会，但很快被日本侵略和共产党暴力建政打断了。） 但彼得大帝的梦想被沙皇帝制自身的腐败，以及後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变成了恶梦，共产党掌握权力竟长达70多年，把俄国建筑成“古拉格”和奥维尔笔下的“动物农场”。 从彼得大帝致力西化至今，200年过去了，俄国又开始了新一轮“西化”，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作为样板，要融入欧洲。但这次不是新的沙皇在主导，而是俄国人选举产生的总统普京，在领导俄罗斯继续彼得大帝的梦想。 最近这种“融入”有两个标：一是俄国和北约联手，成立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常设机构。当年俄国是北约主要敌人“华沙条约组织”的领导者；而今天，不仅敌对消失，而且结成军事联盟。英国外交大臣史卓对此评价说，“这是冷战的葬礼”。 另一个标是，俄国和冷战时最大对手美国握手言和，成为战略夥伴。美国总统布什两周前访问俄国，和普京签署“削减战略核武条约”，把美俄的蜜月期推向高潮。布什把它称为“美俄关系进入新时代”。 普京为什麽要继续彼得大帝的梦想？简单地说，这是因为俄国精英们终於认知到，这是可能使俄国成为真正世界强国的唯一道路。 从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要改革共产党开始，俄国人就开始认识到，列宁式的乌托邦失败了，它不仅没有使俄国真正强大，而且人的权利被剥夺，俄国人成为共产制度的奴隶。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了俄罗斯的火车头必须驶离《1984》的车站，他曾有一句明言：“行程已开始，火车驶离站台”。虽然戈尔巴乔夫仍不是很清楚终点站在哪里，但他要寻求“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而不是《动物农场》的兽道主义。 正是戈尔巴乔夫启动了“火车”，才给了叶尔钦机会“扳动”道岔，使俄罗斯完全驶离共产制度，开向容忍、多元、自由、民主的方向。 但叶尔钦身上有著强烈的“北极熊式”的民族主义血液，而且那种“俄罗斯大国地位和形象”的惯性，也使他无法摆脱俄罗斯仍要和美国平分天下的霸主心态，虽然现实是俄罗斯已今非昔比，地位完全下降。因而叶尔钦时代的俄国外交战略，和北京一样，也是主张世界“多极化”，并试图通过和中共建立“战略夥伴关系”来潜在抗衡美国，使西方承认俄国是世界“一极”的地位。 普京上台後，则展现出不同的领袖风格，他经过克格勃的严格训练，纪律性强，不浪漫，非常务实。他开始时提出“欧亚并重”：向欧洲融入，向亚洲拓展，并仍追求凸显俄国大国地位的“多极化”外交政策。 但很快莫斯科的精英们就发现，这种“多极化”外交是行不通的。因为俄国已不是原来的“大苏联”，它过去缺乏本钱和西方对抗，现在则是完全没有。卡特政府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在《外交事务》季刊发表长文指出，俄罗斯正处於十字路口，向哪个方向选择，对俄国的前途，以及世界战略格局都有重大影响。 普京去年正式访问美国之後，莫斯科似乎已做出选择，要走彼得大帝的道路，向西方倾斜，以欧洲为样板，改革俄罗斯。 从美国部署导弹防御问题上，可看出克里姆林宫现实外交的端倪。俄国先是强烈反对，并和中共联手在联合国通过决议杯葛美国，但转眼间普京一百八十度转弯，默许美国单方面退出（不是修改）原来和俄国签署的“弹道导弹条约”。北京被冷落。 这次普京又进一步，要向美国部署导弹防御提供技术，和华盛顿共同研制，等於再次把中共抛弃，因为美俄如联合部署导弹防御，中共现有的20枚长程导弹，将完全失去战略威慑作用（美俄核武数量占全球90％）。 俄国做出这样向西方倾斜的选择，还和莫斯科精英对和中共关系的重新认识有关。虽然俄国是中共武器的最大销售者，但“莫斯科卡内基中心”副所长、中国问题专家塔林指出，由於俄国国力衰弱，中国则上升，越来越多的俄国精英对中共保持警惕，判断北京是潜在敌人。他们评估说，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是以最後中共获利、俄国损失为代价和结果的。 另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莫斯科决策层的主要智囊们，视自己为欧洲人，他们是以自己是欧洲人这种心态来看待亚洲及与中共的关系。 莫斯科的精英们已痛苦地认知，现在的俄国仅是个二流国家；同时他们又智慧地前瞻到，只有通过和美国及西方的合作，而不是对抗，才能获得使俄国重新崛起的经济援助，及政治环境。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白尔夫国际事务和科学中心主任阿利森教授（G. Allison）最近在民间研究机构“尼克森中心”研讨会上所说，“虽然俄内部仍有极端民族主义份子，但从整体看，美国能够谨慎处理和俄国的关系，俄罗斯民众已基本接受了美国是世界唯一超强的这种新的世界格局。” 经过十年多的新闻开放和言论自由，现在俄国民意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据美国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麦克法尔（Michael McFaul）於5月20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中的数字，2000年俄国全国性民意调查结果是，60％的人认为，对於俄国人来说，民主是非常好、非常公平的制度（只有24％说不好）；87％的俄国人认为通过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是非常重要的；近80的人反对军方主导国家；绝大多数人认为，宁可要更多的自由，也不要那麽多秩序。 布什访问莫斯科之前恶补俄国课，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布什夫人最喜欢的俄国作家），但前苏共领袖赫鲁晓夫的孙女、现在曼哈顿“新大学”（NSU）担任教授的尼娜．赫鲁晓夫（Nina L. Khrushcheva）评论说，“布什应该读纳博科夫的书，因为它代表著未来在哪里，而不是过去。”《纽约时报》则对此评论说，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普京是个民族主义者；但普京也像纳博科夫一样，知道俄国缺少什麽，西方能提供什麽。 尼娜．赫鲁晓夫则描述和断言：“俄国更向西方倾斜，西方也更接受俄罗斯。”戈尔巴乔夫说的那个“行程已开始，火车驶离站台”的方向已完全确定了。 |
| 共产党的“伪造多数” 2002-06-06 |
| 在六四事件13周年那天晚上，我和加州一位华人在一家电台就六四屠杀问题进行辩论。加州那位华人说，洛杉矶一家中文网站曾做过调查，当地80％以上的华人认为“六四”时中共使用武力是必要的。我当即就对这种说法质疑，问那个网站是在多少受访者中、以什麽方式做的调查？对方没有回答。
美国华人对六四持什麽看法？我没有全面调查的数字，但当年却在洛杉矶亲身经历了当时成千上万的华人走上街头，抗议六四屠杀，呼喊“打倒共产党”口号的场面，那是一个群情激昂、天人共愤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大陆的中国人怎厶样？我没有、也无法进行全面的调查，但从北京当局每到“六四”就严加防范、如临大敌的劲头可以推测出，人民没有忘记。如果人们都不在乎了，政府为什麽还要这厶提心吊胆地防范？ 《华尔街日报》六月四日的社论题目是“世界杯的恐惧”，其中提到中共当局密切监视各地大学生对足球赛的反应，担心恰好在六四那天举行的中国队和哥斯黎大的比赛结果，会刺激学生市民涌上街头重提六四。 而中共本身，从它对六四的定性已五次改口来看，它不仅在乎，而且相当显得理亏。中共最初把六四定为“反革命暴乱”，然後降级为“动乱”，後来称为“事件”，不久又改口说是“一场风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这一次比一次降级说明什麽？说明共产党本身对这“那件事”也无法理直气壮。不要说对六四遇难的学生市民的名单13年（！）来都不公布，就连他们当年称赞的镇压学生的“共和国卫士”的士兵名单也不敢公布，由此可见这个政权对六四屠杀心虚到何种地步。 有人说，不管怎样，中国大陆没有多少人公开悼念六四遇难者。但这绝不能说明人们忘记了六四，而明显是政治高压和社会条件限制的结果。西方大众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尔纽曼曾以“沉默螺旋”的理论来解释极权社会的“伪造多数”现象。她认为，在没有新闻自由的地方，那些拥有自己想法的人们，由於没有表达渠道，再加上他们担心冒犯官方媒体上的“多数人”意见，结果每个人都这厶想，都保持沉默，就把事实上他们的多数“沉默螺旋”成“少数”；而官方报纸上不断渲染的那个“党和人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的“人民”就好像真的成了“多数”，由此官方报纸的“伪造多数”得以成功：那些事实上的少数人，通过他们垄断的媒体渲染、伪造成了“多数”。 当处於无权者地位的人想挑战这个“伪造的多数”时，政府就动用武力，把那些试图打破沉默螺旋的人们送进“古拉格”。专制社会就是这样靠两种方式统治：“伪造多数”的意识形态；古拉格式的武力镇压。 “大屠杀”使人们看清了什麽是“共产党”。 今天，直拨电话、传真机、互联网等的出现，给打破沉默螺旋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共产党的伪造多数越来越困难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再也无法回到原来那样，如同挤出的牙膏无法再挤回去。因而西方新闻学者埃利胡．恺兹说，“剧烈的革命之所以产生，往往并不是由於人们的观点态度本身发生了什麽改变，而是因为人们对别人的观点态度的了解发生了剧变。从这个意思上说，信息交流可以解放人。” 六四事件的直接结果之一，它使千百万处於沉默螺旋中的中国人一下子知道了别人的想法，知道了他们是真正的“多数”！正是这种共享的信息，在解放人的同时，决定著那个伪造多数政权的垮台。而今天人们需要的是机会，像俄国、东欧国家人民的那种机会，在展示多数人声音的同时，结束那个少数人专制的统治。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6月6日） |
| 六四，共产党输了──写在六四屠杀13周年 2002-06-03 |
| 六四屠杀後几天、几个月内，无数人认为，在世界的聚光灯下向平民开枪的政权一定会很快垮台。但是，13年过去了，中共不仅没有垮，中国的经济还在继续发展，并加入世贸，去年更获得了奥运会主办权。
与此同时，当年主导八九民运的领袖们星光逐年暗淡；国内的任何民运“星火”都被严酷镇压，看不到“燎原”的可能；海外民运又被自身的问题所困。於是，亲共人士更理直气壮：还是得靠共产党领导中国；反共人士则悲哀：如此下去，共产党岂不是没时候垮台了。尤其是在海外的反共华人们，眼看著越来越多的前大陆中国人庆祝“十．一”（89年哪里有？有的只是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欢迎出访的江泽民、胡锦涛，甚至李鹏，於是对中国的现状悲愤，对中国的民主未来悲观。 但是，“六四”共产党真的赢了吗？这13年来共产党真的越来越强大吗？中国的民主未来真的遥遥无期吗？不，绝不是！ 在六四屠杀的第二天，西方主要大报全都发表社论，谴责那场杀害平民的暴行。台湾曾把那些社论结集出版了《对共産中国北京屠杀的全球反应》一书，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来自《多伦多太阳报》：“中国的军队和强硬派可能赢了天安门广场上的战役，但他们在人民心中输了一场战争。” 这13年来，中国发生的所有变化都在印证这句预言，无论表面上它是多麽红火、繁荣。共产党用暴力夺回了天安门广场，但它输了人心；它的失败，从那个血腥的夜晚就不是悄然地，而是明显地开始了：人民对共产党的看法发生了永远无法再逆转的“质”的变化。 在六四屠杀前，太多的中国人对共产党抱有幻想，没有比学生跪著请愿更形象地表明这种幻想了。今天还有人荒唐地赞美那种下跪，但是即使面对英国和美国这种民主政府，甘地和马丁．路德金也没有下跪。对那种完全放弃人的尊严、向独裁者下跪乞求的行为，屠杀就是独裁者给予的最直接、最清楚的回答。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从来都是昂著头，站著争取来的，而绝不是垂首跪著乞求来的。 在六四屠杀前，绝大多数人不相信共产党真会残忍到直接杀平民。即使军队兵临城下，多数人仍认为共产党不会下令开枪，军人可能强行把学生架走，或用催泪弹驱逐。屠杀前几小时，在广场绝食的人和纽约通越洋电话时还强调，军队顶多使用橡皮子弹。但解放军的子弹却把人的心、肺炸开了花。 真子弹才使人们看清了邪恶的真面目。人类无数的邪恶在发生之前都是：要麽根本没有被想到，要麽被认为“耸人听闻”，所以才有了发生之後的“难以置信”。纳粹在进攻法国之前的一个星期，巴黎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希特勒真会攻占法国，许多人还在开party，悠闲地观望别国的战事，至到炸弹落到头顶上。这才导致美国以牺牲9,000士兵的代价登上诺曼第，解放法国。911更以3,000平民的生命代价让世界明白了一次什麽叫恐怖主义。但许多人至今仍不相信恐怖份子如果有能力就会使用核武器。 看不清邪恶，你下一步的发现就是脑袋不在肩膀上了。人类致命的弱点就是非得走到被用鲜血教育那一步。所以前美国衆议员，以坚定反共著称的周以德（Walter Judd，已去世）当时在华盛顿的演讲语惊四座，“六四屠杀是长期以来发生在中国最鼓舞人心的事情之一”，面对听衆的惊愕，他说，中共“已经把自己暴露到即使最盲目的人都能看到他们是野蛮人的地步。” 六四，共产党的彻底失败就从它的开枪开始。一位逃出来的学生领袖曾感慨地对我说，下次再有机会，目标绝对是淫除共产党政权，绝不会再有幻想。这种认识的本质性的转变，绝不仅仅发生在天安门学生身上。它发生在无数中国人心中，那屠杀的一夜开始了共产党自杀的一刻。13年来，虽然表面上人人都在热心赚钱，中国经济也在热热闹闹地往前走，又加入世贸，又要主办奥运会。似乎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个强大的中国正在腾飞。 但这就是共産社会的“秘密”，它的真正变化不是在表面上，而是在人心里。虽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目前是共产党建政後最高的；但人们对共产党的不满，在心里对它的否定，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准。中国民衆对共产党统治的不满远比89年时更强烈，更广泛。美国“布鲁克斯研究所”上周发表研究员耶普（Ray Yep）的论文“保持中国农村的稳定：挑战和因应”中引述统计说，仅在1993年，就有6,230起农民抗议事件发生，在军民冲突中有8,200多人伤亡。在1996年冬到97年春，中国有9个省的36个乡镇发生骚乱，有38万农民参加。前中共人大委员长万里曾对此说，他下乡视察时问一个农民，现在乡下人需要什麽，得到的回答是，“需要陈胜吴广”。 不久前和一位来访的在大陆时熟悉的大学教授交谈，他本来属於谨小慎微、保守型的，即使私下也不直接批评共产党。现在则开口、闭口用“共产党专制政权”等辞汇，虽然他还要返回中国。这位70多岁、受了一辈子官方教育的共产党员教授，口气中不仅对共产党充满蔑视，其对共産主义本质的清晰认识远超过我们海外的许多年轻华侨们。 近来由於给“美国之音”做电视评论节目，我有机会直接听到从中国大陆打过来的电话，很多观衆、听衆对中共的批评完全是口无遮拦，而且非常自然地使用“中共”这种字眼，比海外的许多人还大胆。即使对江泽民、朱熔基和胡锦涛，也敢直呼其名地嘲讽。连对台湾、西藏、新疆等敏感问题，也敢提出不同於北京当局的看法。这在89年的时候是不可想像的。 从苏联、东欧共産国家的例子来看，正是这种人心的变化，导致那些政权的“突然”垮台。实际上这个“崩溃”的过程早就在发生，只不过突发事件的刺激使它找到一个爆发点。有70多年历史的苏共帝国，竟在72小时内，在没有任何大规模反对派组织运作的情况下，轰然倒塌、一败涂地。这根本不是当时振臂一呼的叶利钦手里有“魔杖”，而是苏联人民心中早就积蕴的不满有了爆发机会。但美国的成百上千的“苏联问题专家”，竟没有一个人预测到苏共帝国会在三天内结束。 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教授费正清，面对六四屠杀更是困惑不解地说，“中国确实是独特的，深不可测的。”为什麽这些研究共産主义的西方专家们总是在惊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总是看那些共産社会的表面现象，而忽视或看不到那个社会人心发生的变化，那个社会真正涌动的潜流。 今天在中国，即使是共産社会的最大受益者“高干子弟们”都对这个政府没有信心，他们要把巧取豪夺到的钱以最快速度转移到西方的银行存起来。据中共财政部办公厅“积极财政政策”课题组的报告显示，中国大陆1997年“外逃资本”364亿美元；1998年是386亿。据中国经济学者樊纲的研究，2000年中国大陆外逃资本达480亿美元，比外商对中国实际投资的407亿美元还多。 中国大陆的民衆储蓄率已成为全球之冠，把收入的一半以上全部存入银行。中国老百姓为什麽不敢消费？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信心，他们要把钱存起来，一旦出现危机，有点“救命钱”。据报载，连邓小平的女儿分娩前也急著赶到美国，要把孩子生成美国公民。连中国最高独裁者的儿女都对这个政权的前景如此不看好，要为将来安排“後路”，可想而知那些普通的老百姓。 在共産社会，由於没有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反抗运动往往难以産生；所以“突发事件”扮演重要角色：它起到了新闻传播的群体沟通作用，同时又具有调动民衆情绪的鼓动作用。所以中国的两次大规模抗议运动，都由突发事件引起：一个是周恩来去世後的四五天安门运动；另一个就是胡耀邦去世後的八九民运。这两次运动已预示突发事件在中国这种政治制度中的特殊作用。 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多倾向认为，对共産国家政治的预测如同天气预报，往往难以准确，因为铁幕世界总是黑箱作业。但在铁幕的平静下面，隐藏著民心变化而积蕴的岩浆。突然事件则往往起到刺激火山爆发、淹没整个专制政权的效果。表面“强大”的苏联在三天之内就崩溃，接著整个东欧的变化都证明共産世界这一特点。任何一个突发点，都可能把共产党的统治突然结束。下次再有我们今天完全无法预测的“突发事件”的时候，运动的主体很可能就是那几千万涌向城市的农民盲流、下岗人员、大庆油田的工人、法轮功信徒，还有曾经幻想，现已幻灭的学生、教授们。 共产党的统治历来靠两条腿：意识形态和暴力。今天共产党在北韩和古巴之所以还能稳当地统治，这两个条件都还存在。但在中国，六四後共産主义意识形态全面崩溃。单靠暴力这一条腿往前蹦，中共不仅步履艰难，更危机四伏。 无论中共政府和许多中国知识份子怎麽强调中国的所谓“特殊国情”，但中国人是人类的一部份，眼前的泡沫金钱利益绝不可能永久地浇灭中国人心中对自由的渴望，对成为文明世界一员的向往。 海外反对共産主义的人们不必悲哀，无论多少人举著滴血的五星红旗去欢迎李鹏，中国的民主进程和这些人的“民意”毫无关系。以台湾的例子来看，当年海外台湾人投给国民党的票是绝对压倒多数，但民进党赢了。在海外享受著民主、自由，独立於独裁统治之外、不必面对随时随地的难受、却可以随时飞回美国、飞回欧洲的人们，自然有资本对邪恶有潇洒的宽容之心。但那些生活在那个制度之下、每天目睹各种腐败、亲身体验著制度造成的巨大不公平的中国人却不能！ 谁说中国人不想拥有我们今天在海外的这份自由，这份尊严，这份对明天的日子确信的安全感？这份渴望就是岩浆，它从中共屠杀开始酝酿，爆发是必然的。从六四那一刻起，共产党每一天都在输掉这场和人民较量的“战争”。所以，人们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应该充满信心。 2002年6月3日 |
| 美国奥委会主席假学历和吴征“博士” 2002-05-25 |
| 今天（25日）美国主要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波士顿环球报》都在体育版头版刊出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桑德拉．鲍尔文（Sandra Baldwin）因假学历被揭出而辞职的消息。《纽约时报》甚至把这条消息放在了报纸的头版，然後转体育版内页，显示对这个丑闻的重视。读这些报道，让人不期然地想到同样学历造假的吴征“博士”和杨澜“校董”。
今年62岁的鲍尔文女士在2000年被选为美国奥委会主席（任期4年），是美国奥运历史上首位女性主席。她成功地组织了2002年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并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她的事业正一帆风顺；但因为她简历中的学历与事实不符被记者发现，她承认“犯了错误”，并愿意“为我自己的过错承担一切责任”而於昨天正式提交辞呈。 鲍尔文的简历上说，她1962年毕业於科罗拉多大学并获得学士学位，1967年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得美国文学博士学位。 但几周前鲍尔文到她的母校科罗拉多大学演讲後，一位学生记者采访了她，想写篇人物特写给该校的《校友杂》，在核实鲍尔文的学历时发现，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并没有鲍尔文获得博士学位的记录。 当鲍尔文被那位采访者问到这一点後，鲍尔文承认说，她简历中的学历“是不准确的”，她读完了博士课程，但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中国古语说“知耻近乎勇”，鲍尔文虽然出於虚荣等原因在简历中写上了“博士”，但当丑闻被揭出，她没有狡辩，而是老老实实承认了错误，并立即辞职，表现出一种对自己的错误敢於负责的“大丈夫精神”。 鲍尔文的假学历和被中文媒体揭露的“吴征博士”比较，实在小很多。据上述媒体报道，鲍尔文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获得了学士、硕士学位，然後读完了全部博士课程，也写了博士论文初稿。报道说，她双亲中的最後一位去世後，她只得返回家乡科罗拉多州照顾自家的农场，并想多和家人在一起，那时她已有了两个孩子。在当时找工作的简历中，她写上了博士学位，认为以後会找出时间修改并完成论文，而获得博士学位。这一切发生在35年前，当时她27岁。 鲍尔文在科罗拉多教了11年英文，然後投入房地产业。後来由於她的儿子喜欢游泳，吸引她关注并参与了美国的奥运事业。她从1985年就出任美国奥委会委员（当了17年）。她担任过在全美游泳协会主席、全美射击协会主席，後来出任全美奥委会财务总管4年，然後被选为副主席（4年）、主席。 她辞职後，被媒体普遍预测会接替她的奥委会副主席鲍尔．乔治（Paul George）说，“这对她来说是最艰难的时刻，我的心和桑德拉在一起。过去25年来，她对美国的体育事业贡献很大。” 鲍尔文在美国体育界几十年的工作中，没有出现重大疏漏。但现在，仅因为她35年前的学历有不实，就得辞去了这个被称为“美国体育沙皇”的总管位置；而且是马上认错，立即辞职——23日那个要写她人物特写的记者问道鲍尔文的学历问题（当时她在马来西亚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国际奥委会主席描述说，看到鲍尔文突然落泪，他关切地问：“出了什麽事？我能帮你什麽？”她回答说，“没有。有些事我必须回去面对。”她立即飞回美国。第二天就承认犯了“终生遗憾”的错误，并马上递交辞呈，而且辞职立即生效。 除了她本人这种勇於认错、立即辞职的负责行动之外，美国奥委会成员的态度也相当引人注目。在昨天23名美国奥委会成员和鲍尔文一起参加的电话会议上，没有一个委员包庇、或劝说鲍尔文留任。虽然好多委员都对鲍尔文30年来对美国体育事业的贡献高度评价。而且美国（就我看到的四家大报）的报道，也没有一篇为鲍尔文说话，全是用“丑闻”来描述整个事件。 在过去6个月中，这已是美国发生的第三起体育界名人因为学历经历造假而辞职的事件。去年12月，刚被任命5天的Nortre Dame棒球队教练乔治．欧利里（George O’Leary）被人发现其简历有假（没有从纽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马上辞职了。本月初，美国女子NBA科罗拉多州球队教练科伦（Tom Collen）被揭出学历不实，也是立即辞职。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对美联社记者说，鲍尔文的辞职，是做得“最有尊俨的事情”。美国奥委会执行长沃德说，“她对自己简历的错误和行动承担全部的责任。她做了她认为对自己、对美国奥委会、对奥林匹克运动都是最好的事情。” 美国媒体的报道，（学生）记者的追踪，以及鲍尔文迅速认错，马上辞职，都再次显示了美国社会注重诚信、不容造假的社会风气；正向的价值占上风，是个重尊严、要脸面的社会。 而在中国人的世界，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和杨澜的“哥大校董”明明是有意骗人，其学历经历造假的程度、内容的“丰富”都远比鲍尔文严重得多，但在被媒体揭示出6个多月之後，吴杨至今死活不认错，更不向大众做一个字的道歉。不仅吴征继续担任“教育”公众的大众媒体的负责人，而且近日看到报道说，“杨校董”今天（25号）再次到北京王府井书店隆重地举行“签名”卖书仪式，和读者“见面”，继续挺著胸膛做中国媒体的明星，向公众示威。中国、美国真是两个世界。 5月25日纽约 |
| 美俄联手，江泽民被边缘化 2002-05-23 |
| 美国总统布什首次访问俄国，和普京签署“削减核武条约”，被美国主要大报（社论）都评价为对美国安全、美俄关系、全球和平具正面意义（《洛杉矶时报》社论说，美俄核武数量占全球90％）。
老布什总统在任时，曾与俄国签署了战略核武条约，该谈判前後用了10年；而这次美俄条约，谈判仅用了6个月。上个条约700页，这次条约仅3页。为什麽这次这样快速而简单？主要在於美俄双方有共识，感到符合各自国家利益。对於俄国来说，主要由於： 在军事上，俄国缺乏资金维持庞大核武。俄国经济正处於转型期，缺乏军费支撑现有的约6千枚核弹头。去年俄国军费才是美国的三十分之一强。 在经济上，通过和美国及西方合作，俄国可获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和经援，有助俄国摆\脱经济过渡期的困难。 在外交和安全上，通过和美国这个唯一超强、及欧盟、北约的合作，可以凸显俄国在全球事务决策上的重要角色和地位；通过签约共同反恐怖主义，更促使美俄战略联手 布什提出和俄国共同削减核武後，普京的回应是，通过条约确定下来，而且要对下届美国政府具约束力。布什答应了普京的要求，等於是普京赢分。因此这个条约被视为普京现实外交的一个胜利，《华尔街日报》社论题目是“给普京先生的礼物”。 对於美国来说，这次与俄国签约，也是布什总统的外交胜利，因为该条约使华盛顿获得战略利益。 布什上台後，就提出调整国防政策，削减核弹头数量，而且不以俄国是否同步削减为条件。布什所以提出这样的国防政策调整，主要就是根据俄国的政治制度变化，认为冷战完全结束，俄国导弹不再对美国构成威胁。因而布什曾半开玩笑地说，他对俄国的导弹比对英国的还放心。现在通过和俄国签约，等於莫斯科跟进削减，正中美国下怀。 美国在谈判初期就提出，削减下来的核弹头不予销毁，而是储存起来。俄国不同意这个方案，认为以美国雄厚的军费和技术实力，可以很快重新部署削减而储存起来的核子导弹，而俄国则缺乏军费和技术迅速重新部署。但这次美俄条约规定，双方都可灵活处理（可存可毁），等於实现了五角大楼原来的设想。 而且根据该条约，只要到截止期的2012年时美俄各自核弹头减到1,700（俄国自定最低限是1,500）到2,200之间就算履行了条约。在这期间，美俄双方都可根据各自安全需要而增减弹头。这正是美国军方所寻求的“灵活性”，以便对付流氓国家核武一旦迅速增长而出现的安全危机。 美国通过签署这个条约，等於为部署全国飞弹防御系统清除了障碍，不再有俄国反对杯葛之忧；同时，削减大量核武节省下巨额经费，可投入研制导弹防御项目之中。 因而“莫斯科卡耐基基金会”的安全专家皮卡耶（A. Pikayev）说，“这个条约使美国获得行动上的完全自由”。美国民间研究机构“尼克松中心”总裁赛米斯（D. Simes）则风趣地评价，“布什政府获得了大蛋糕，然後慢慢吃吧。” 俄国向美国倾斜，在全球战略格局上，首先将受到冲击的是江泽民政权。911之前，中共致力“联俄抗美”，不仅和俄国签署“友好条约”（把当年沙皇从清朝抢夺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接近现中国面积的十分之一，完全合法和合理化），还筹建了囊括俄国和中亚国家在内的“上海组织”这一区域性集团。 但中共这种意在制衡美国的外交出击，将会随著美俄真正联手而削弱。“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建立，等於进一步确定了俄国和西方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共的联俄抗美的前景更加暗淡。 科索沃战争时，中共跟著俄国反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後来俄国单独和美国沟和，并和美军一起进驻科索沃，江泽民被冷落。去年中共又跟随俄国在联合国通过议案，杯葛美国部署导弹防御；但现在美俄签约，等於莫斯科正式同意美国建构导弹防御，中共再次被抛弃。美俄联手，使江泽民政权在国际上被边缘化。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核武削减条款规定，在条约到期之前，美俄都可根据自己的安全需要增减核武。对於亚太安全来说，如果中共的长程核导数量增加到对美国具威胁时，美国可单方面增加核武数量，只要到2012年时达到规定的削减数量就算遵守了该条约。这意味著今後10年中，如果台海出现危机，中共对台动武，美国可单方面增加核武，或把削减储存的核弹头重新部署成“待射状态”，都不算违反这个条约。这样就给了美国巨大的军事灵活性，对中共可能的台海军事扩张，以及对美国的核威慑等，仍构成实质性的遏阻和破解。 虽然美俄之间仍有分歧，两国利益今後还会有摩擦，但布什首次访俄，两国签约，以及俄国和北约合作（俄不再反对北约东扩）等，都传递出清晰的信号，俄国终於选择融入西方。正如普京最近的自我定位所说，“融入西方是俄国唯一的选择”。 |
| 伊斯兰信徒为何要杀法拉奇 2002-05-22 |
| 著名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在沉默了十多年之後，最近又成了西方媒体上的新闻，这次不是由於她对权力人物的进攻性采访，而是她本人遭到“攻击”：意大利的穆斯林团体给她发信，扬言杀掉她，因为她写了批评伊斯兰教和阿拉法特的文章。
《华尔街日报》4月28日就此发表了题为“意大利的拉什迪”的社论，把法拉奇列为遭霍梅尼下令追杀的英国小说家拉什迪之後，第二个因文章观点而生命受到威胁的西方作家；并对这种勇敢地站出来谴责自杀炸弹和恐怖主义的行为赞誉说，“欧洲的良知有了名字：法拉奇”。 法拉奇在七、八十年代曾采访过霍梅尼、邓小平、武元甲、阿拉法特、巴列维、基辛格、卡扎菲等很多国家元首和权势名人，由此集结成书的《采访历史》（Interview with History）现在仍是美国主要新闻学院学生的必读书之一。 1930年在佛罗伦萨出生的法拉奇在写过九本书和大量采访文章之後，从新闻界退休隐居，近年常住曼哈顿。她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几乎足不出户。许多人都要求过采访她，但她一律拒绝，闭门做自己的研究。 911世贸大厦被炸时，她正住在曼哈顿中城公寓，目睹了双星子大厦的轰塌。在极度的震惊和愤怒中，她打破十多年的绝对沉默，为此专门写了两篇文章、一本书，强烈谴责恐怖份子，毫不妥协地捍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 ●伊斯兰原教旨将毁掉整个世界 第一篇题为“愤怒和自豪”的长文，在去年9月29日的意大利报纸《Corriere della Sera》上占了整整四个版面。法拉奇以她多次采访穆斯林首脑、和对伊斯兰社会实地考察的经验，毫不客气地抨击了伊斯兰文化中的种种丑陋，尤其是对那些有四个老婆的大子穆斯林男人的劣行，更是淋漓尽致地痛斥。 法拉奇的文章充满了对美国的尊崇，她说，美国是一个宽容、慷慨的社会，对自己的公民和外来者都给予尊敬。“美国有几百万穆斯林人，当阿富汗的那些穆罕默德们来美国探望他们的叔叔舅舅时，要去飞行学校学开757飞机，没有人会说不可以。”恐怖份子之所以袭击美国，就是因为美国是强壮、富有、力量、现代、多族裔、自由的象徵。 法拉奇在文章中说，早在20年前她就指出，狂暴、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宗教和文化，将成为西方文明和国际社会的主要威胁；如果人类掉以轻心，它将会毁掉整个世界。 ●“用自杀炸弹杀我，是不是太浪费了” 她在今年4月12日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反犹在欧洲”中，强烈谴责巴勒斯坦自杀炸弹，并批评欧洲对这种有意杀害平民的暴行保持沉默。她毫不客气地批评曾采访过的巴解主席：“很多意大利和欧洲人把阿拉法特当成绅士，但这个什麽也不是的家伙从沙特阿拉伯的王子们那里拿钱，做墨索里尼那样的宣传，却梦想著进入历史成为巴勒斯坦人的乔治．华盛顿。这个语法很差的可鄙家伙，在接受我采访时，结结巴巴说不成完整的句子，无法进行准确的对话；还把唾沫星子喷到我脸上嚎叫说，我们的文化比你们西方高级，我们发明了阿拉伯数字。”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虽然我们不是百分之百同意法拉奇的文字，但她说的大部份是事实；而且她有权利说她想说的。那些恐吓要杀她的伊斯兰组织实在是找错了对象，因为法拉奇可不像容易被吓住。┅┅这位今年72岁的老记者见过真正的混世魔王，例如毛泽东和阿拉法特。这位老人说，用自杀炸弹来杀我？天哪，那是不是太浪费了。” ●权力像一剂春药，谁沾谁发疯 法拉奇是一位传奇般的记者，她以对独裁者和权势人物尖锐地提问、尖刻地批评而出名。她那本《采访历史》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滚石》杂则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连《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怎这麽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那些自我吹嘘的家伙们在左右著世界。” 法拉奇的《采访历史》所以被学习新闻的人作为教科书，不仅它体现新闻采访技巧和专业训练，而且该书放射出一种罕见的精神力量：挑战权力，拒绝谄媚。 法拉奇在该书前言中说，“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聪明，有远见，有韧力，他们只不过更能钻营，更有野心而已。”通过对权力者的采访，法拉奇更发现权力对人的腐蚀。权力像一剂春药，谁沾谁发疯；权力使人腐败、骄横、愚蛮、迷狂。因而法拉奇厌恶权力，她说：“我认为权力是不人道的、令人痛恨的现象。” 正因为对权力持这种看法，法拉奇在采访那些名人时，不仅毫无很多其他记者那种谄媚、奉承、巴结，而是尖锐地提问，刨根问底地追击，毫不客气地挖掘，然後毫不留情地把权势者的丑陋全部写出来。以讲计谋、玩权术，老奸巨滑闻名世界的政客基辛格曾说，他“一生中做的最蠢的事”是接受法拉奇采访。 法拉奇在采访後记中说，基辛格“像鳗鱼那样来回滑动，躲避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像岩石和癌症”那样僵硬、顽固而不可改变。但法拉奇用她特有的进攻性提问，也把尼克松的智囊国务卿逼问得颇为招架不住。 ●基辛格自当“马戏团小丑” 法拉奇的这篇采访发表後，引起美国政坛一场小地震，因基辛格说他“像西部牛仔，独自骑马，英雄打天下”，好像白宫不是尼克松当总统，而是基辛格当家。这种喧宾夺主引起尼克松愤怒，不再接基辛格的电话，吓得基辛格又赔不是，又要求举行国会听证会，指控法拉奇歪曲了他的原话。法拉奇给美英几家大报和电视台发去信，要公布全部录音记录，因基辛格说的每个字都在录音带上；并在书中讽刺地说，基辛格这种说法，简直是不把自己当一个绅士，而是当“马戏团小丑”，让人恶心。 法拉奇在1980年8月访问了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第一个提问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是不是还要挂在那里？”後来追问邓，“你们说文革灾难是四人帮造成的，可中国人却举起五个手指头，那第五个是不是指毛泽东？”同时还问这位刚刚获得权力的中国领导人什麽时候退休。 法拉奇对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夫人的采访，由於追问出该国和孟加拉国的关系等问题，导致原来两国要签署的条约被迫推迟，几乎流产。由此可见法拉奇当年的政治访问有多大的威力。 在对布托夫人的访问後记中法拉奇说，“很多人对权力有很大的胃口，很敏感的鼻子，但却闻不到权力散发出的腐臭味道。他们对权力的排山倒海的追逐热情远超过对爱。”而在这些权力者的国家，“自由、民主和政治反对派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地位和意义，并经常被饥饿、不公正和羞辱取代。” 法拉奇那种挑战性提问，常常刺激得独裁者想杀掉她。霍梅尼在法拉奇采访後曾召集会议，研究是否干掉法拉奇。後来第二次法拉奇到伊朗采访，一下飞机就被逮捕，幸亏被一位当地翻译和美国上校救出。法拉奇在墨西哥采访内战时，曾身中数弹，被认为死亡拖进了太平间才得以逃生。 ●挑战权力，拒绝谄媚 这种独特的采访经历，和她特有的蔑视权力的采访风格和精神，使她对专制、暴虐深深地痛恨。她在《采访历史》的前言中说，“人类尊严的最美丽的纪念碑，不是雕像，不是旗帜，而是希腊伯罗奔尼撒岛山坡树上刻印著的三个希腊字母“oxi”（英文No）。在纳粹占领期间，那些渴望自由的人们把它刻印在那里。纳粹上校们用石灰涂盖了一次又一次，但经过雨水和阳光，那三个字母倔强地、不可磨灭地、奇迹般地又闪耀在那里。30多年了，它仍在那里。” 法拉奇在前言的结尾处说，读者在翻开《采访历史》时，“应该在脑海中记住那三个涂盖不住、倔强地、不可阻止、无法磨灭的希腊山坡树上的字母。” 而作为新闻记者，以及任何要从事新闻写作的人，恐怕不仅在读法拉奇的书的时候，而是一生中一直记住那三个字母，永远对权势者说No：挑战权力，拒绝谄媚！ 在这次美国遭攻击後，法拉奇强调西方对穆斯林极端狂热份子对人类文明的摧毁力重视不够。她认为穆斯林恐怖份子绝不仅仅是对著美国，他们是与整个西方文明价值为敌。她强调跟整个伊斯兰世界恐怖份子的战役必须打，因为“如果美国垮了，欧洲就垮了，整个西方就垮了”。这个观点和去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保尔几乎完全一样。奈保尔说，“美国不可以倒下，美国绝不可以失败。如果美国垮了，我们的整个世界就垮了。这不仅是美国受到威胁，这是整个世界经济、我所赖以生存和写作的文明世界受到威胁。” 正是因为法拉奇和奈保尔对伊斯兰极端份子的直言抨击，惹来了恐怖份子的仇恨。但他们这种声言要用谋杀的方式对待言论的，只能更清楚地证明法拉奇和奈保尔对他们那个世界判断的正确性。 （载《开放》2002年6月号） |
| 美国人玩命要出名 2002-05-22 |
| 经过911恐怖的纽约人，又要受一次小的“惊吓”，一个美国青年在曼哈顿中城90尺高的圆柱上连续站立35小时，不吃不喝不睡，无安全保护装置，然後从柱上跳到地面。美国ABC电视台22日晚10时现场直播这一惊险场面：最後结果他是玩命者找死、还是功夫绝顶的英雄？
今年29岁的戴维．布莱恩（David Blaine）是世界出名的“敢玩邪的”的冒险表演大师。他曾在沙滩上被“活埋”4天；在棺材里躺过7个昼夜；在冰柜中站立63小时。 这次他要“向死亡挑战”，选在曼哈顿中城的市图书馆後面的布赖恩特公园（Bryant Park），树立一个高90尺（约10层楼高）的圆柱，圆柱半径仅22英寸（1尺5），然後站立在柱子上面，从21日中午12点，一直站到22日晚上10点45分，长达两天一夜。 在布莱恩站到圆柱上5小时後，我昨天特地赶去观看这位要创造记录的“大胆者”。公园里几乎站满了观看者，人们仰望这位不是“伟大领袖”的“高高在上者”。无数台摄影机、照相机、以及惊讶的眼神，在定格著这个纽约的新景观。 但布莱恩却显得相当轻松，不时向人群和记者们挥挥手，做出“伟大舵手状”。 但如果仔细想想那个高90尺、宽一尺半的圆柱，就令人惊恐。因为平常人即使站在10层楼顶向下看，都可能会有眩晕感，即使走在平稳的100尺高的桥面向下俯瞰，也会有一定的恐惧。但这是站在仅22英寸宽的圆柱上，没有任何依靠，没有安全保护装置，只要站不稳，每秒钟就有一头扎下来摔死的危险。但这不是坚持一秒钟，而是连续站立2,100分钟，12万6千秒！每一个瞬间，他都要保持绝对的镇静、绝对的身体平衡、绝对的心理稳定、绝对的不能打瞌睡┅┅仰望著他，我不期然地像起那几个从世贸大厦90多层高楼上往下跳的绝望者，真让人不寒而栗。 而且在这35小时中，他不能进食，不能喝水，没有任何可靠一下、坐一会儿的装置，而且不能上厕所（他身上插了导尿管）。为此他两天前就停止进食，等於连续4天“绝食”；还要迎风破“雨”、纹风不动两天一夜，简直不可思议。 纽约的气温在21日夜间降到47度（摄氏零上9度），还有阵阵冷风。曼哈顿街头到处悬挂的美国国旗在夜风下哗哗飘动，而布莱恩不仅只穿了件单夹克，而且更艰难的是要对付飕飕的风。中国俗语说“高处不胜寒”，其实更是高处不胜“风”。在一个孤零零的90尺高柱子上，风更显得强劲。在这种情况下身体能保持平衡，长时间稳定站立，需要绝对的功夫，超人的毅力。因此，如果布莱恩能够坚持到预定的22日晚10点45分，他就将创造奇迹，因为全世界从没有人这厶做过（连尝试都没有）。 布莱恩坚持到那个最後的时刻，仍不算赢。他要从90尺高的圆柱上直跳到地面。而且地面不放置传统的充气垫子，而是仅放一些空纸箱子。在经过连续35小时的固定站立、4天不进食的身体状况下，他的双腿是否有力气支撑撞击地面那一瞬间，将是这场“冒险秀”的最关键一刻。布莱恩的朋友和训练师布朗（Bob Brown）说，如果他的腿落地姿势不对，“他不是摔瘫痪，就是当场死亡。”要记住，他是从10层楼的高度往下跳！ 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ABC台将在22日晚10时（美东时间）现场播出这最後“关键”的一刻，并且是长达一小时的题为“戴维．布莱恩的眩晕”（David Blaine’s Vertigo）的黄金时段节目。 周围的观看者有人认为他是个“傻冒”，有人认为他为了出名不要命了。但更有人欣赏他这份挑战者的精神和勇气。 布莱恩是“找死”吗？这位出生在布鲁克林区的纽约青年，从小就喜欢“冒险” 和魔术。早在1999年他就“成名”，因他在大街上表演“身体腾空”，被ABC电视等媒体报道。扑克牌“魔术”更是他的拿手戏。他曾在《纽约时报》记者於身旁眼睁睁盯著的情况下，把一个流浪汉手里的一块钱变成了100美元。流浪汉惊呼“啊，上帝！”後来在车上记者看到，流浪汉那破旧的一块美元在布莱恩自己的钱包里。这位“破了财”的魔术师说，“少了99元，但帮了一个流浪者，也值了。” 他後来的“创举”是让人把他活埋在沙子里，足足憋了4天4夜。那些铲沙子埋他的都是名人，第一个动铲的是纽约房地产大亨川普。他是布莱恩的崇拜者，这次“高空站立”，川普曾力主布莱恩到他的大厦门口进行，因为他希望川普大厦随布莱恩“出名”。但最後选在著名第五大道和42街交叉处的市图书馆後面的公园，因为世贸大厦没了之後，这个地方几乎就成了曼哈顿的心脏地带，行人游客最多。 布莱恩在曼哈顿哈德逊河中一个棺材里连躺7天7夜（不吃不喝）那次“壮举”也曾轰动。後来（2000年11月）他在曼哈顿中城ABC电视台的门口的一个装有6吨冰的冷柜中赤裸上身连续站立63小时（也是不进食，但通过细管输进氧气，并喝水），有10万人观看，造成交通堵塞。 ABC电视台曾为此制作了一小时的“黄金时段特别报道”节目“冻结的时间”，该台“美国早晨好”节目著名主持人戴安娜．索耶随後采访了布莱恩。这位冰中“勇士”被从冷柜中“救”出来时，已不能讲话，直接被救护车拉走。三天後布莱恩才能走路，当时脚脖子已冻肿。 那次冰中站立，布莱恩就破了记录，因为在此之前，有人曾在冰柜中连续躺过57小时。而布莱恩是固定站立，更艰难，而且时间是63小时。当年美国《人物》（People）杂志把布莱恩选入“2000年全球25名最有刺激性的人物”。布莱恩对索耶说，他後来难以坚持时，就想像自己是被关押的战俘，坚持要活下去。 布莱恩的母亲和祖母都是吉普赛人。他母亲10年前因患癌症去世。布莱恩最感激的是他母亲，因为他想做什厶，充满自由感的母亲都赞成支持。布莱恩的胳膊上刻著最有想像力的现代派画家之一达利（Dali）的作品“虎”。他在自由的家庭气氛中，塑造了想像力和冒险精神。而纽约这个世界上最自由的大都市，给了他更大的想像空间，使他的“冒险表演”有实现的可能。纽约地铁那些自由表演的艺术家、街头的卖艺玩耍者、以及自由女神像对面公园的那些玩滑板的孩子们，是纽约、以至整个美国自由精神的大写意。它使我想起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话，“纽约人比风还自由”。 布莱恩的“冒险”不是找死，他经过刻苦的自我训练。《纽约时报》记者曾评价说，布莱恩是最有自控能力的人。他曾在自己曼哈顿的公寓里练习在圆柱上长时间站立，然後又到拉斯维加斯赌场附近的大荒漠中，在90尺高柱上一站就是17小时。而且还专门到隧道口的迎风处练习高空站立不被风击倒。 布莱恩现在已成为美国的名人。著名歌星迈可．杰克逊是他的朋友和崇拜者，还有克林顿夫妇。《纽约时报》记者观察到，在采访他时，总是有无数的电话、无数的人，包括名人们要找他，当然还有那些漂亮的女性追随者们。布莱恩说，他只有躺在密封的棺材里、锁在冰柜里，以及站到90尺高的孤零零的柱子上时，才感到清静。终於没有了电话、名人朋友和漂亮的女人了；只剩下他自己，还有要战胜的恐惧和死亡。 在22日晚10时，那些不能亲自到曼哈顿观看这个“冒险者”表演的人，可以在ABC电视的特别报道上看到布莱恩站立35小时之後，从90尺高的圆柱上跳落地面的瞬间。这一跳，将决定他是摔成残废或送命，还是“溅出”冒险者的英雄记录。 2002年5月22日 |
| 荷兰：无法谋杀的民意 2002-05-16 |
| 14日荷兰国会大选，执政的左派工党失败，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赢得最多席位，从而使荷兰成为近来继挪威、丹麦、意大利、法国之後，又一个向右转的欧洲国家。
大选前9天，呼声最高的54岁的政治新星福图恩被暗杀。有些媒体在报道福图恩时，把他和法国极右派领袖勒庞相提并论，说他的崛起和勒庞一起代表“极右势力在欧洲抬头”。 但从荷兰这次大选结果，福图恩被暗杀後荷兰人民的反应，及媒体的深入报道都可看出，这种“标签”是不准确的。 先看大选结果，福图恩的政党获得的席位竟超过执政的工党，成为全国第二大党。工党是老牌政党，而且从1994年执政，至今已8年。而福图恩的政党，3个月前才成立。成立90多天的政党能在大选中赢得超过执政党的席位，在荷兰以及西方政治中都非常罕见。 福图恩被暗杀後，西方媒体对他的深入报道较多，从中也使人了解到，他是一个“综合性”政治人物，如《华盛顿邮报》所说，“左派、右派和中间派成份都有。”福图恩自己定位是“意大利的贝鲁斯科尼，美国的克林顿”，强调他是“改革者”。 在移民、打击犯罪上，他的观点比较接近右翼。他认为以荷兰的有限资源，无法再大量接受移民。目前1,600万人口的荷兰，外来移民已近10％，这个比例是西欧国家中最高的；而且移民主要来自索马里、苏丹及中东国家。大量非法移民进入，打破了这个欧洲传统国家的安全与平静，在福图恩的家乡，去年发生49起恶性杀人案，比例接近纽约，凶手和被害者都是移民。但福图恩不是一概反对移民，他认为暂停接受非法移民，可以让现有的移民有更好的就业和提高机会。他的党的副总裁就是移民，并且是个黑人；该党另一候选人是在摩洛哥出生的。 在经济问题上，他比较接近撒切尔主义，强调充分的市场经济。他曾宣称，一旦当选总理，将解除荷兰禁止动物皮毛工厂的规定。这可能是他遭到一个极端的保护动物组织人士枪杀的原因。 但在社会问题上，福图恩的想法比较倾向左翼。他强烈主张保护女性，支持妇女权利。他本人是公开的同性恋者，强烈捍卫同性恋者的权益，反对极右翼和伊斯兰教对同性恋者的不宽容和迫害。他曾和一位当地穆斯林领袖激烈辩论，因为那位伊斯兰信徒把同性恋者称为“猪”。福图恩对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大胆批评是出名的，他公开说“伊斯兰文化是落後的，伊斯兰教和荷兰的自由传统不相容”，可能就和穆斯林世界对同性恋者的迫害有关。 有人评价说，福图恩不是右派，不是左派，他是个“敢说者”。在荷兰政界，多年来政客们为了获得选票和权力，总是迎合流行的舆论，而不敢公开出来挑战现存问题。而福图恩不是老牌政客，他原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并为报纸写专栏。因为看到荷兰社会问题严重，公开出来批评并组织政党，决心通过参政来改变现状。 他被暗杀後，无论左派右派都表示哀悼。几千民众自发地排长队为他送葬。荷兰媒体报道说，福图恩葬礼之隆重，民众反应之强烈，在荷兰历史上仅有国王去世才能相比，其规模仅次於对戴安娜之死的悼念。 福图恩虽被暗杀，但他的党成为荷兰第二大党，和得票最多的右翼基督教民主联盟一起，将构成荷兰稳固的右翼政府，从而结束执政8年的左派工党内阁。荷兰是欧洲最自由化的国家，毒品、妓女、安乐死都合法。但在左派工党执政之前，右翼政党执政了77年，比前苏联共产党执政时间还长。 福图恩像荷兰政治一样多样而复杂，因而CNN在报道福图恩的专题文章中，说他“色彩缤纷”，报道的题目是“福图恩：一个多面而复杂的人”。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5月16日） |
| 谁是美国最愚蠢的总统？ 2002-05-14 |
| 美国前总统卡特12日抵哈瓦那，成为1959年卡斯特罗“革命”之後，首次访问古巴的美国重要人物。
对双“卡”会面，美国媒体以及迈阿密的古巴流亡社区议论纷纷。以卡斯特罗的专制本性、卡特以往的愚笨表现，这次古巴之行，除了使一心想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位美国前总统有了政治秀机会，同时给那个苟延的共产政权增添合法性之外，不会有什厶真正的成果。1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卡特到了古巴，又能怎样”为题评价说，“绝大多数美国的古巴问题专家都认为，卡特访古，不会改变美国和古巴的任何实质性关系。” 美国民间研究机构“传统基金会”研究员、拉美问题专家约翰逊（Stephen Johnson）发表文章指出，现在是沉沦的卡斯特罗政权内政、外交最困难的时刻：去年，古巴对到期的5亿美元贷款耍赖不还。今年3月，荷兰政府在靠近海牙的水面拦截并没收了一艘古巴货轮，以抵偿欠荷兰的部份贷款。911事件之後，古巴岛国的旅馆，三分之一的房间关闭了，因为没有游客。 在外交方面，卡斯特罗的日子更难过。4月19日不仅联合国人权会议连续11年来第10次通过谴责古巴人权案，而且提案国竟是拉美国家乌拉圭。53国的人权委员会有11个拉美国家，7个投票谴责了古巴（古巴和委内瑞拉投反对票，另两国弃权）。 作为共产古巴的难兄难弟，中共看到势头不妙，临时动议要求搁置谴责古巴人权案，结果被以24对23票击败。 美国由於去年被秘密投票“投”出人权委员会，因此今年无法提案谴责古巴，但由乌拉圭提出，使卡斯特罗无法像以往那样对古巴人解释说是美国“霸权”。 所以气恼的卡斯特罗宣布古巴和乌拉圭断交，并向支持这个提案的墨西哥总统福克斯发难，公布他俩的私人电话记录，进行报复。 在内部稳定上，目前也是古巴最动荡的时刻，最近有11,020名古巴人联署公开信，要求卡斯特罗兑现古巴现行宪法，扩大自由。 因而约翰逊说，卡斯特罗这个时候主动邀请卡特，是耍“小伎俩”，想增加这个摇摇欲坠的共产政权的合法性；而卡特是个理想的“上当者”。 卡特在政治上的糊涂是出名的。据约翰逊的文章，在卡特当总统时，竟然夸赞南斯拉夫的共产领袖铁托是“一个崇尚人权的男子汉”。 1989年巴拿马的独裁者诺瑞加在选举中大量欺骗、贿票，前往监督的卡特则说“大选正常”。 美国政论家鲁迪（Christopher Ruddy）13日在网络刊物《NewsMax》发表文章“卡特的灾难记录”指出，1979年伊朗发生霍梅尼革命推翻亲西方的巴列维政府时，卡特竟通过五角大楼通知伊朗的150名高级军官，不要反抗，要合作。巴列维的将军们听从了卡特的“意见”，结果霍梅尼掌权後，第一批处决的就是这些军官；然後建立了最反美反西方的宗教专制政权。 据《时代》周刊1994年10月3日报道，伊拉克侵占科威特，美国领导全球34国联军准备打击萨达姆政权之际，卡特却给法国总统密特朗、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写信，请求法国中国利用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投票杯葛美国的军事行动。在舆论批评下，卡特後来也承认，“这事可能做的不合适。” 1990年底，海地结束专制，首次民选总统，牧师阿里斯蒂德以近90％的高票当选；但第二年就被军事政变推翻。在3年军政权统治下，1,000多平民被杀害，平均每天杀一个。在内外舆论压力下，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决定派军干预。但在美军攻击前几小时，卡特自告奋勇，前去海地“调解”，结果那些政变“将军们”带著细软和打手，前往了拉美其他国家，卡特保证他们永不受追究和惩罚。 一千多被杀害的无辜生命，就算白死了；而卡特成了“和平使者”，为争获诺奖又增了一个资本。反正那个“诺贝尔和平奖”的名单上已有北越杀人头目、纵容用自杀炸弹杀平民的阿拉法特、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执行者克拉克，还有权谋大师基辛格等，再多一个政客又何妨？ 卡特当总统时，就对卡斯特罗“情有独锺”，在哈瓦那建立办事处，准备两国复交，并反对美国对古巴的经济禁运政策。但对卡特的这种一相情愿，卡斯特罗的回报是，打开国门，让12万5千难民乘船涌向美国海岸，其中有从监狱中特意放出的杀人犯，以及精神病患者等。 因此约翰逊说，他要祈祷上帝，千万别让卡特在卡斯特罗面前谴责美国的禁运政策，为了他的疯狂幻想，而谄媚那个独裁者。 老布什总统的拉美政策顾问、前驻巴拿马大使布里格斯（Briggs）也发表文章毫不客气地说，“卡特的古巴之行，完全是浪费时间。”并指出卡特访问古巴，只能使卡斯特罗这样的孤家寡人感到鼓舞，甚至自我陶醉和膨胀；在国际社会几乎都不理卡斯特罗的时候，等於给这个独裁者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连卡斯特罗的私生女费尔南德斯（Alina Fernández）也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国际台抨击哈瓦那政权，谴责她的父亲毁了古巴。这位1993年出逃的总统私生女说，“卡斯特罗正是我逃往美国的原因，很多古巴流亡者和我一样。” 今年75岁的卡斯特罗，从1959年发动革命建立了专制政权，至今已当了43年“伟大领袖”，从无选举（在此期间美国有过10位总统）；全球除了卡斯特罗，另一个领袖年头最长的是阿拉法特，从1969年当巴解主席，至今当了33年，也是从无真正的选举。 但卡特这次古巴行，也不会一点收获没有，卡斯特罗总要给他一点“面子”，允许他各处走走，在哈瓦那大学做20分钟演讲，和“异议人士”见见面，可能去“检查”古巴的生化武器工厂，反正共产党在玩装饰、“安排”这种事情上有绝对的本事。 但美国对古巴的禁运政策不会因为卡特访古而改变。13日《迈阿密先驱报》披露，布什总统计划在5月20日对古巴的新政策发表演讲，知情人说，内容是要对古巴的持不同政见者和迈阿密的反卡斯特罗团体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对哈瓦那的立场更强硬。 卡特抵达哈瓦那时，亲自到机场迎侯的卡斯特罗把他称为“尊贵的陛下”。5月12日《纽约时报》报道说，卡斯特罗以前就赞美卡特说，“我认为他是一个有道德的、高雅的、非常有宗教感的男子。”受到独裁者这样的评价，不知对卡特是增分，还是嘲讽。 但今年77岁的卡特可能不会在乎。反正在美国政客中不乏这类人：有婚礼，要当新娘；有葬礼，要当尸体。只要被人们注意、出了风头，就算“赢”了。 2002年5月13日 |
| 记者用了民族主义毒品之後 2002-05-09 |
| 《纽约时报》的中东问题专家弗里德曼（T. Friedman）最近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说，在阿拉伯国家，那些不是国营的、不属於政府控制的独立报纸、电视等，在报道和评论巴以冲突问题上，不仅像国营媒体一样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反美反西方，而且很多时候比国营媒体更能煽情，更过份。例如，不久前沙特阿拉伯的一家独立大报竟有声有色地报道说，以色列人过节时，要杀阿拉伯孩子，吃他们的肉。
《纽约时报》另一名专栏作家、前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 Kristof）则在发自也门的文章中说，当地的独立报纸竟大幅报道说，911世贸大厦被炸是布什政府和犹太人合谋干的，然後嫁祸给伊斯兰世界。 为什厶独立的媒体，反而比政府控制的媒体更要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反美反西方？一个原因是，专制国家的国营媒体毕竟要受到政府外交政策的限制，像沙特出於要和美国保持关系的国家利益考虑，政府就会有时限制国营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和煽情。 但他们的独立媒体，在没有政府限制的情况下，却受到编辑记者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毒品的作用，主动去迎合伊斯兰世界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因为它是一件既不惹政府的意识形态的麻烦、潜在地传播权力者的话语系统、又满足伊斯兰社会排外排西方的极端宗教情绪，两边讨好（迎合），两边获利的事情。只是牺牲了新闻的本质规定性：客观、真实、专业责任。 由於这种媒体不是政府控制的，因而这种煽情的民族主义宣传，比官方媒体更具欺骗性、腐蚀性和破坏性。 无独有偶，在中国的媒体上，也有类似的现象。在遇到和民族、国家有关的重大事件时，那些平时被视为比较开放的报纸，则表现得比《人民日报》等党报更能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更蔑视新闻专业化原则。 例如在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中美军机相撞事件时，中国媒体不仅全是一个声音，而且那些平时被称誉为比较开放的报纸，在渲 民族主义情绪时，分贝比新华社还高。 《羊城晚报》和《北京青年报》是中国一南一北被称为比较开放的两家报纸，但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次日（5月9日）的《羊城晚报》的头版通栏大标题是“炸我领馆，就是炸中国；中国人民愤怒了！”《北京青年报》的通栏大标题则是“震惊，愤怒，抗议！”那份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比党报等纯喉舌更强烈，更对民众有迷惑性。 新闻的基本常识是要用事实说话（不可用形容词），向民众提供客观信息，而不是渲染情绪的主观意念。例如，《纽约时报》在报道世贸大厦被炸这样重大的事件时，911次日的头版通栏标题也仅是两行粗体字：“美国被攻击；在惊恐的一日被劫持的飞机摧毁世贸并撞击五角大楼”。根本没有《羊城晚报》上那种“炸我世贸，就是炸美国，美国人民愤怒了”那种不提供事实，而完全主观导向的煽情大标题。 在1996年那次世贸被炸时，《纽约时报》也是仅用通栏两行标题：“世贸中心被击中，怀疑是炸弹；五人丧生，上千人逃出冒浓烟的大厦”，完全是报导事实，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更没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中国媒体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和媒体长期处於政府控制之下，编辑记者缺乏真正新闻专业教育和训练有直接的关系，因而才一碰上“民族主义”这个毒品，就立刻迷乱，狂热，连提供新闻这个基本要素都忘了。 专制独裁政府用意识形态压迫新闻记者，而民族主义情绪则是记者们自我沉沦的毒品。所以，专制国家的新闻媒体和专业化的新闻媒体之间实在是隔著遥遥的鸿沟。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5月9日） |
| “右派”为何在欧洲崛起 2002-05-08 |
| 4年前，在15个成员的欧盟，只有西班牙、爱尔兰是右翼政党执政，其他几乎都是倾向福利社会主义的左派政府。但这次法国大选透出的信息展示：到今年底，整个欧盟剩下的左派政府恐怕只有瑞典、比利时和希腊，其他12个欧盟国家都将是右翼政党执政。欧盟为何发生“地震”，整个欧洲大陆向“右”转？
欧洲在过去4年，简直像发生“政治雪崩”，左派政府纷纷垮台：今年3月，在葡萄牙，右翼社民党和人民党联手击败了执政的左派社会党；去年11月，在丹麦，左翼社会民主党被淘汰出局；去年9月，在挪威，左翼政党被击败交出权力；去年5月，在意大利，右翼商业大亨贝卢斯科尼击败了执政5年（换了4届内阁、3个总理）的左派政党而出任总理。 本月15日荷兰国会将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公开宣称“伊斯兰教和荷兰自由传统不相容”的福泰领导的右翼政党将会胜出。虽然他在6日被暗杀，但这种用政治谋杀来封住别人的嘴、压制政见的暴行，更会刺激选民把票投给右翼政党。 今年9月的德国大选更为引人注目，执政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将会输给右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9月全国大选前唯一的地方性（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右翼大获全胜；极左派“绿党”连最低要求的5％选票的一半都没达到，输得相当惨。 法国总统希拉克以82％的选票击败极右派候选人勒庞，是世人早就预料的事，人们惊讶的是极右派能够史无前例地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从而使大选在右翼和极右派之间进行，居然没有了左派的份儿。 包括欧洲、美国在内的左派媒体，只是渲染“极右派崛起、反移民”，而淡化、或刻意不报道和传递左派全球性失败的背後根本性原因。 在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获17％的勒庞被千“报”所指。但勒庞领导的极右政党早就在法国存在：1995年（法国总统一届7年，比美国多3年）那次总统大选中，勒庞的极右党就获得15％选票；更上一次选举，获得13％。14年间，极右派选票才增加了4个百分点，因此问题的关键并不是法国“极右派崛起”（第二轮选举它连20％都没达到），而是左派总理和他的政党的失败，左翼的社会福利主义思想和政策正在被法国人民淘汰。连英国《经济学人》最近的文章也指出，在欧洲，包括中欧和东欧，“没有任何极端右翼已经有了巩固的势力，或者形成了对民主构成危险的结合。” 对于欧洲向右转，美国右翼旗舰《华尔街日报》发表社论表示，答案是两个字：欧元。认为是欧盟实行统一货币之後，导致经济更加混乱和困难；因为欧盟15个成员，经济水平高低不同，各国经济政策不同，通货膨胀和失业率都不一样，但却硬性要求使用一种货币，汇率等不和本国经济一起变化，显然对其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主张“充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在她今年4月出版的新书《治国方略》（Statecraft: Strategies for a Changing World）中说，建立欧元“可能是当代最大的一个愚蠢举动” 。 但《华尔街日报》的答案还仅是触及一个点，其深层原因在于欧洲植根于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福利社会主义左翼经济思想：更多的政府控制，更多的国有化，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平均主义。 法国是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典型之一：其资产国有化比例为西方7大工业国之最，占24％以上（美国低于15％；英国低于20％）；法国的税率为54％，再加上10％社会安全税，高达64％，企业和个人收入的一多半被政府强行收去（美国在布什减税政策实行後最高税率为36％）。 法国人的福利是世界闻名的，付薪假期长达6、7个星期，遭解雇，可获60％以上工资，甚至长达五年。任何人去世都可从政府得到安葬费6,000多美元。高福利、高税收带来的是企业外移，造成高失业率。现在法国失业率为9％（德国是8％；瑞典是7％；美国上周末达到6％，人们已惊呼）。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左派总理（第一轮被淘汰的）若斯潘却在1998年决定把工作时间从每周39小时减到35小时，等于法国工业每周减少4小时的产值，使法国企业在国际上更缺乏竞争力。法国企业家抱怨说，“这等于全球企业百米赛跑，法国要穿脱鞋，我们没个赢。” 意大利右翼能够胜出，也和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左派候选人强调政府控制和高福利，要加税；而右翼的贝鲁斯科尼则主张把意大利现有最高等级的43％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减到33％，削掉10个百分点。 德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政府已经感到大势不妙，因而也提出减税，说到2005年，把个人所得税从目前的51％减到42；公司税从50减到40。但该党的增税历史已很难让选民相信这新的承诺。 提出“第三条道路”的欧洲左派经济学家、伦敦政经学院院长纪登斯最近到台湾访问，被当地媒体几乎捧上了天。但所谓在右翼和左派经济理论中走“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左派政党体面地向右派政党的理念靠拢，不得不做的让步，也要减税，限制政府规模和福利，提高企业竞争活力等，更多注重自由，而不是强求平等。左派政党提出第三条道路，如同中共提出“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一样，实际上是婉转表达不得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西方国家的右派政党，就从来没有提出“第三道路”，而是一直坚持本来的道路──市场化和自由化。 除了欧洲的变化之外，美洲、澳洲和亚洲等也出现这种“向右转”的趋势。在美洲，福克斯领导的右翼政党前年结束了墨西哥长达71年的左翼革命党政权。在澳洲，霍华德的右翼政府在去年的大选中再次获胜。在日本，强调经济改革的小泉出任了首相，决定对国营的包括储蓄在内的邮局系统开刀。印度右翼人民党几年前结束了尼赫鲁家族左派政党长达45年的执政後而组阁，至今稳定。连普宁的俄国政府，也已决定把税收降低到13％，成为欧洲国家中除了爱尔兰（公司税12.5％）之後最低的。而英国的布莱尔工党，虽然是左翼，但已在“第三条道路”上走了很远，“远”到被人称为“披著工党外衣的保守党（撒切尔所属的右翼政党）”。 欧洲、以至全球这种经济向右转的大趋势再次证明，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哈耶克的《通向农奴之路》，以及八十年代英国撒切尔和美国里根联手倡导和实行的充分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大社会，低税收，限制福利──重自由而非平等，在自由中寻得相对平等的经济思想和社会理念，更走向世界。 |
| 《饿鬼》作者声音被扼杀 2002-05-02 |
| 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本周一以“不服从中国版编辑王向伟”的理由解雇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站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看到这个消息，实在为他感到不平，因为贝克尔是一位相当优秀的新闻记者，他被解职，使我们又失去一个传播中国内部真实消息的声音。
据报道，贝克尔表示，他被解雇是由於他曾报怨《南华早报》在中国报导方面有意淡化和回避尖锐问题，怕得罪中共当局。两年以前，《南华早报》中国版编辑林和立由於报导方针和该报亲北京的大股东郭鹤年发生冲突而辞职。而这次要求贝克尔“服从”的该报中国版编辑王向伟，以前是中共英文喉舌《中国日报》的编辑，可想而知这位前共产党报纸编辑和一位西方独立记者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新闻价值判断分歧和矛盾。 我本人并不认识贝克尔，但通过读他写的新闻调查，感到心理上和他很近。尤其是他那本写中国六十年代初“大饥荒”死亡事件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1996年在伦敦出版），其背景资料之翔实，实地采访之认真，文字和叙述之严谨，细节之深入，都给人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一部令中国记者汗颜的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本352页的专著，是第一本关於那场大饥荒死亡数字的英文调查报告。 哈佛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共产主义的贫穷》作者、研究共产制度的专家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在《纽约时报．书评》（1997年2月16日）著文对《饿鬼》高度评价，说“通过这本有力量和重要的书，贝克尔开始了填补中国现代历史中那空白的一页，对死者来说，是令人恐怖的证据，对生者来说，是对我们良知的挑战。” 贝克尔原是英国《卫报》驻北京记者，後来到《南华早报》，至解雇时已在该报工作了7年，驻北京超过10年。据《饿鬼》前言介绍，贝克尔驻北京期间，曾前往中国多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一些中共有关文件，对六十年代初死於饥饿人数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和研究，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 贝克尔的书揭示，仅河南省就有780万人饿死，该省信阳地区死亡率高达50%。其他四个严重的省份，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仅这五个省份就有2,140万人死亡。整个中国当时饿死人数超过4千万！ 贝克尔通过实地采访调查发现，这场所谓天灾实际上完全是“人祸”：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喊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从而导致大规模死亡， 写出这样优秀新闻专业著作的记者被解雇，绝不会是因为新闻报道专业水平的原因。香港浸会大学学者杜耀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分析说，从97年香港回归之前，香港媒体就已经开始在中国报导方面有所收敛；《南华早报》的股东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生意。 为了生意牺牲真实的报道，为了利润解雇优秀的记者，为了亲中共而损害新闻自由，这是罩在香港新闻界头上越来越厚密的阴影。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5月2日） |
| “中国长城”姚明光环盖过胡锦涛 2002-05-02 |
| 虽然“王储”胡锦涛30日在华盛顿展开旋风外交，一个下午和傍晚见了美国财政部长、商业部长、国务卿、国会两党领袖，另加16名联邦参议员，但次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对此却没有一个字的报道。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两家颇有影响力的报纸，却不约而同地大篇幅报道了另一个中国人：被誉为“中国长城”的篮球明星姚明抵达芝加哥，准备接受美国全国篮球联盟NBA的选拔。
《纽约时报》在体育版头版就姚明刊发了该报体育评论家乔治．维奇（George Vecsey）的专论，以及该报权威体育记者迈克．怀斯（Mike Wise）的人物特写，并配发了两张这位中国球星的照片。《华盛顿邮报》则就姚明抵美发了一篇900多字的消息，并在该报电子版报头的显著位置刊出姚明弹跳投蓝的照片。 美国主流媒体为何这样青睐姚明？首先是因为他有高超的球艺，可观的发展潜能，而且可能成为NBA今年选拔赛的第一名种子。《基督教科学箴言报》4月23日的体育分析预测，保守地说姚明也会在前三名。曾前往上海观看姚明打球的迈阿密热浪队主教练芬德（David Pfund）也肯定地说，“姚一定是前三名首选。” 而且两家美国大报都报道说，如果姚明被第一个挑选，他在NBA的薪水（三年合同）将是1,200万美元，差不多是一个亿人民币，等於每天挣1万1千美元。这还不算另外几百万美元的广告和奖金等收入。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刚出笼的条例，要求姚明把在NBA打球的一半薪水（和奖金）上缴国家，这些美国报纸为姚明打抱不平，认为中国政府的规定等於乘机敲诈勒索，做法如同黑社会。 NBA现有51名外籍球员，去年王治郅加盟达拉斯小牛队，成为首位受聘到NBA打球的中国球员（也是首位亚洲球员）；今年上半年第二个中国球员巴特尔加盟丹佛掘金队。但姚明被认为在球艺、素质等方面都超过王治郅、巴特尔。上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文章赞誉说，今年才22岁、身高7尺5寸、穿18号球鞋的姚明，“是少见的集敏捷性、灵活度、智慧、可突然起跳投射於一身的球星。他不仅是篮坛看重的对象，而且将成为主导NBA的力量。” 前NBA犹他爵士队前锋贝努瓦（David Benoit）评价说，姚明“绝对是个新型的球员，经过NBA的训练和实战，他将会给巨无霸奥尼尔带来麻烦。”在刚结束的中国东方男篮决赛中，姚明领衔的上海大沙鱼队获得冠军。姚明在整个东方男篮赛中平均每场得32点4分，19个篮板，命中率高达72％。 《纽约时报》的特写说，上海出生的姚明，9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体校学习打球，他的父母都是篮球运动员，身高都在六尺以上。他14岁的时候，就已“鹤立鸡群”，父母只好把家里的门框子拆掉，以免他的头撞上。他父亲姚志源（译音Yao Zhiyuan）对记者说，“他是个普通的孩子，天生是那块料。” 姚明在1997年加盟上海大沙鱼队，他的弹跳力，速度和少见的灵活性，使他进入国际篮球界的“雷达屏幕”。纽约尼克斯队总经理莱登曾两次专程到上海观看姚明打球，该队教练切尼和主力队员阿兰．休斯顿一起到上海考察姚明球艺。休斯顿说，姚明的球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休斯顿曾建议姚明练习投三分球，但姚明的回答是，你们尤因（P. Ewing）就不投三分球。 特写介绍说，姚明会说一点英文，酷爱电脑游戏，有时候他邀记者到他的房间，但不是接受采访，而是和他在索尼游戏机上竞赛。他的朋友说，“其实姚明小时候并不喜欢篮球，家长硬逼著他干这行。他相当聪明，如果干别的，也照样成功。”前NBA球员贝努瓦说，“他是特殊的孩子，在球场上，我没看到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 虽然姚明的垫子上有篮球巨星乔丹的头像，但他心目中的篮球偶像却是前NBA名将巴克利（Charles Barkley）。他毫不掩饰地说，“我对巴克利著迷，即使巴克利从没有赢过冠军，他也绝不会放弃去争取。我也非常喜欢他的灌蓝。” 当记者问谁是他心目中的“中国英雄”时，他说是诸葛亮，因为“诸葛亮用的不是军力，而是智慧。” 虽然NBA早就看中一些中国球员，但北京方面一直不放人。第一个突破是王治郅。他在1999年被NBA以第二号种子选中。去年在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王治郅作为达拉斯小牛队球员出场参赛。当时虽有十几名美国军人被扣在海南，但王治郅一出场，就受到全场近两万美国观众的起立欢呼、致意。这就是美国人，他们把体育和政治完全分开，一码是一码。 王治郅签了两年合同，年薪是40万美元（他在国内打球年薪是4万美元，加盟NBA等於增了10倍）。但姚明的年薪是400万美元，等於王治郅的10倍——相当於中国4,500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但姚明走向世界、走向亿万富翁之路，却被“中国篮球管理中心”的规定罩上了阴影。前年希腊一个球员被NBA凤凰城队选中，但由於和原希腊球队的合同纠纷，本来是前10名被选拔，结果退到第25名，差点功亏一篑。 姚明本人非常希望到NBA打球，他父母也期待这一天。《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姚明的母亲表示，“由於我们国家那段特殊历史环境（指文革），我们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现在，不是儿子已经够了加入NBA的条件，而是“姚明的发展需要加入NBA”。 上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中国的体育记者和评论家，以及上海的球迷们也这样盼望。中国球迷们曾喊出“姚明属於世界！”来表达他们支持姚明加盟NBA的愿望。 但就在姚明赴美前夕，中国篮球管理中心公布了新的条例，按照这个规定，姚明要加盟NBA，得过五关斩六将：要经过上海东方俱乐部、上海体育局、中国篮管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代理姚明及东方俱乐部业务的经纪人——这五个部门都同意批准。 而且姚明的薪水和奖金，30％要上缴中国篮球管理中心，10％上缴国家体育总局，10％上缴上海市体育局。其余的50％，还要拨出相当部份给姚明原来的球队、教练、队友、“及相关有功人员”，当然还有经纪人。剩下的部份还得打税。 《纽约时报》体育评论家乔治．维奇气愤地说，这就像早期的好莱坞，把演员当成自己的私产；也像黑社会的拳击赛，拳手的命运都掌握在黑道老大手里。 上海大沙鱼队副经理对此解释说，“中国运动员和美国不一样，他们都是在国家体校受的训练，而美国运动员是自由的”。意思是政府出资，就得补偿。但在中国，除了官办的国家体校，根本就不允许私人办训练学校、私人组织球队、私人举行大型比赛等，运动员哪里有别的选择呢？国家把一切都垄断了之後，宣称你就是我培养的，你就得出培养费。 而且据《上海晨报》报道，姚明从小打球，主要是靠他的篮球名手的父母手把手教出来的。退一步讲，即使要“补偿”，数额也应该比较合理，而像现在这样“狮子张大口”，一下子就把薪水收缴50％以上（据《纽约时报》报导，还将包括姚明在美的广告收入），这绝不是合理补偿，而简直就像“打土豪分天地”，趁火打劫！ 如果说姚明的队友嫉妒，患了红眼病，还可以理解，但这是堂堂中国政府机构做出的规定。胡锦涛在纽约对侨界人士讲话时说中国大陆去年外汇存底达2,122亿美元，但这厶有钱的政府，还要动心思、玩花样侵吞一个运动员的汗水钱，真是黑社会。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在当今中国那种政治环境下，姚明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接受“规定”的安排。《上海晨报》引述姚明的话说，“我已经承受过很多挫折，再增加一个，也打不倒我。” 但NBA球员工会执行主任比利．亨特（Billy Hunter）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中国政府和一个经纪人有什厶不同？它只能按规定拿经纪人那份4％。”同时他表示不会承认中国政府机构的任何文字协议，不会把姚明的薪水的50％直接拨给中国政府方面，而是全部交给姚明本人。“他要把钱给别人，由他自己决定。” 5月2日《纽约时报》再次报道姚明，说他在芝加哥做了球艺表演之後，发表了五个段落的书面声明：“很多年以前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NBA球队比赛那刻，加盟NBA就是我的梦想。今天我几乎要碰到那个梦想，言语无法表达我的喜悦。”该报道说，谦逊的姚明在声明中感谢所有的人，并计划请所有的媒体记者去晚宴，并幽默地说“把我的形象写的不好的记者得自己掏钱。” 《纽约时报》曾报道说，去年2米15的王治郅首场代表小牛队出赛的那场球，中国大陆有10家电视台现场转播，多达三亿中国人观看；而2米25的姚明加盟NBA，可想而知中国、以至世界球迷的兴奋。 姚明在美国的光环之所以盖过胡锦涛，因为胡是一个人钦定，强加给中国人的；而姚明是靠自己的球艺，被千千万万的球迷发自内心喜爱和推崇的，他才代表中国，是真正的巨人。 2002年5月2日 |
| 萨哈罗夫：中国知识人的一面镜子 2002-05-01 |
| 他是“人类的良心”。1975年挪威颁发萨哈罗夫“诺贝尔和平奖”时这样评价。
“不论在俄国还是整个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希望与精神的灯塔。”美国总统布什在这位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诞辰80周年纪念会上这样总结。 说来也巧，萨哈罗夫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那年诞生，在天安门六四屠杀那年去世。今年5月21日，是萨哈罗夫诞生81周年纪念日。 4月初，美国小说家、俄国文学翻译与评论家理查德．劳里（Richard Lourie）出版了被称为西方第一部英文专著的《萨哈罗夫传》（Andrei Sakharov: A Biography）。作为一个中国人，从这部传记自然想到同样经历共产制度的中国知识份子们。萨哈罗夫对真实的追求，对专制的反抗，对自由的确信，对尊严的捍卫，都给中国知识人提供了一面清晰的镜子。具体说，有这样五点： ●“人比概念更重要” 第一，发现真实的智慧。英国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知识份子》（Intellectuals）一书（曾上《纽约时报》畅销榜；中译本1999年由江苏出版社出版後曾登上中国的畅销榜）主要揭示了西方左派知识份子理论脱离实践的幼稚病，对马克思、卢梭、雪莱、易卜生、海明威、罗素、萨特等进行了尖刻的批评。全书的最後一句话是，“任何时候我们必须首先记住知识份子经常忘记的东西：人比概念更重要，必须把人放在第一位，一切专制主义中最坏的就是残酷的思想专制。” 约翰逊所以用这句话为这本在英美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争议的书“画龙点睛”，就是要强调，那些西方左派知识份子们，总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而不顾现实，尤其是不顾人本身。约翰逊在书中举出像萨特在巴黎歌颂斯大林，泰南（Kenneth Tynan，英国戏剧家）在海德公园组织支持卡斯特罗的集会等，强调这些左派知识份子为了他们的理论而根本不顾在共产统治下人民被践踏的真实。 约翰逊在书的最後一章“理性的逃亡”中以奥维尔为例说，这位以《动物农场》和《1984》揭示了共产世界本质的伟大思想家，原来也是一个左派，他在西班牙内战时前往支持共和军，但在那里的经验，和他原来信仰的理论发生了冲突。奥维尔的伟大之处在於，他服从现实经验（真实），放弃了曾信仰的左派理论，并最终用文字为共产主义掘墓。约翰逊在书中感叹说，“奥维尔总是把经验放在理论的前面”，“同意识形态上的正确性这种抽象概念相比，具体的人更重要。” 如果在自由世界的西方知识份子都极难放弃意识形态、而看重现实（真实）的话，那麽在共产铁幕世界，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更加困难了。萨哈罗夫发现真实的过程就更有特别意义。 ●“人不能同时坐两把椅子” 萨哈罗夫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知识份子家庭，他没有在社会底层成长的经验，也并不了解多少普通人的艰辛。作为莫斯科大学物理专业的高材生，他很快就被选拔到共产党的核子研究计划。1948年，27岁的萨哈罗夫被安排到研制核子氢弹的代号为“阿扎玛斯16号”的秘密项目中，这个项目由斯大林的亲信、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主管。在这个远离城市的秘密试验地，这位後来被誉为“俄国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可以享受党的高级干部的特权生活，他在自传中对那段生活描述说，“我们听音乐，谈论人生的意义和人类的前途。”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我感到伟大人物丧失的影响，我想到的是他的人道主义。” 但三件现实中的“经验”使萨哈罗夫对共产理论产生了怀疑以至最後的扬弃。第一件是一位同事悄悄告诉他，这个秘密试验场是由政治犯修筑的，这些政治犯曾暴动，但斯大林的亲信贝利亚领军队来镇压，把他们全部处决了。第二件事是萨哈罗夫亲眼看到一队队的犯人在这个试验地做苦力。第三件事是他的氢弹试验导致很多平民死亡和伤残；其中一次试验之前，他判断会有一万人因此伤亡。他给赫鲁晓夫打了电话说，“这种试验毫无意义，它只是毫无理由地杀人。”这位当时的苏共一把手说他会下令推迟试验，但第二天核试验照样进行了。 萨哈罗夫为此哭了一场。他在自传中说，“这件事之後，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决定和周围决裂，我知道再跟他们（指共产党官员们）讲是没有意义的。”萨哈罗夫认识到，作为真正科学家追求的是同情（关爱）、自由、真实（compassion, freedom, truth），但它和共产政权追求的核武与扩军无法共存。萨哈罗夫说，“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训：你不能同时坐在两把椅子上。” 於是萨哈罗夫像奥维尔等所有先驱般的优秀知识份子一样，当发现他们原来所信仰的“理论”和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现实发生冲突时，当意识形态和人本身（价值）发生矛盾时，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真实和人本身这一边，而不是像中国有些知识份子那样，总是要在共产主义理论中寻求它的“合理性部份”，来改革或重新解释共产主义。萨哈罗夫作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当他发现了真实之後，他不是再强调共产主义的“经”是好的，只不过那些歪嘴的和尚（共产领袖们）念错了，而是把“和尚”和“经”一起扬弃，从共产寺庙走向人的世界。 ●灵魂拷打：沉默还是反抗 第二，有勇气反抗。发现了真实，是不是要说出来，进行反抗，这是对共产世界的知识份子的灵魂拷打。正像吉拉斯所观察的，共产党是拥有全部特权的新阶级，反抗，就意味著无穷尽的惩罚，反抗者除了灵魂之外其他都会丧失，就像索尔仁尼琴所说，面包、煤气、莫斯科的户口，以至自由和生命。 萨哈罗夫选择了反抗。1964年，他联合了另外24名俄国知名艺术家和知识份子写信给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警告”他不要恢复斯大林的名誉。这封公开信的最显眼之处是“警告”，而不是像中国有些知识份子那样，去“请求”当局做什麽。这两者有性质上的根本不同：“警告”，是发出独立（於政府）的知识份子的声音；而“请求”就是臣民的“进谏”。 1968年，萨哈罗夫把一篇题为“进步的反射，共存和知识份子的自由”的文章偷送到美国，发表在《纽约时报》上。这篇文章被研究者称为“苏联极权制度的判决书”，它呼吁建立一个没有共产教条的民主、多元、人道的社会。据美国的“萨哈罗夫基金会”网页（http://www.wdn.com/asf）介绍，这篇文章在第二年底就在全球复印、流传有一千八百万份。 索尔仁尼琴当时激动地评价说，“在苏联那成堆成堆的腐败、重私利、毫无原则的知识份子中”，萨哈罗夫的出现是“一个奇迹”。 但萨哈罗夫立刻为此付出代价，他被从核子研究机构开除了。党报开始批判诋毁他，包括一些物理学家在内的俄国知识人，也纷纷指责他是叛徒，是“犹大”，是“西方在苏联试验室中的老鼠”。 赫鲁晓夫指责他“把鼻子伸向不该去的地方”；秘密警察头子安德罗波夫把他定性为“第一号公开的敌人”。1980年，萨哈罗夫和他妻子被押解到距莫斯科250英里的高尔基城，那个城市不对外国人开放，他们夫妇被要求不得离开这里，被监视居住、与世隔绝了6年。 萨哈罗夫曾两次绝食抗议，克格勃们把他送进医院，强行灌食。还有报道说，秘密警察给他用了改变脑子（思维）的药物。萨哈罗夫坚持撰写“自传”，要把他的经历和发现告诉世界。但他不得不把1,000多页的自传主要内容重复写了三遍，因为前两次都被克格勃“偷”去了。 ●喊出“皇帝光著身子” 萨哈罗夫就像那个著名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一样，勇敢地站出来指出“共产皇帝赤身裸体”。虽然他是孤军作战，但正像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指出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抗争“产生於这样的层次，即人的良知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上的力量不是用跟随者、选民和士兵的数量多少来计算的，因为它是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人权的渴望的层次上。”当他们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一真实时，表面上看是“孤独的”，与周围的人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这个信息播种到人们渴望真实的心灵深处，使人们有了重新审视“皇帝新衣”的视角。因此当一旦有机会时，人民行动的诉求就会是在结束整个“皇帝新衣”制度这样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唤和拥戴另一个穿上一点衣服的好皇帝。 因此哈维尔高度赞赏那些最早喊出“皇帝光著身子”，“单枪匹马、没有士兵的将军们”在“当时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从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动。”因为正是这种勇气和智慧的辐射，促使了人民的觉醒。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原苏联和东欧人民才不是像中国知识人那样在共产党中寻找“胡耀邦”“赵紫阳”，而是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天子呼来不上船” 第三，不当共产党改革派领袖的智囊和忠臣，做独立知识份子。1986年底，在高尔基城被封闭了六年的萨哈罗夫家里突然来了一批人，给他家安装了电话。第二天，第一个电话铃响後，萨哈罗夫发现对方是戈尔巴乔夫，这位提倡“新思维”的共产党领袖邀请他们夫妇搬回莫斯科。 萨哈罗夫回到莫斯科後，投入更积极的人权和政治活动中，当选为国会议员。在国会开幕时，戈尔巴乔夫安排他第一个发言。萨哈罗夫没有配合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新思维的目的是延长共产主义的寿命），而是在国会提出，要结束共产党的专制制度。连戈尔巴乔夫都不得不回击他的批评。 邓小平也曾为一大批知识份子恢复名誉，把他们放在人大、政协等高位上。但这些文人们几乎百分之百地感谢皇恩。绝不再批评权力者，更不挑战制度。 萨哈罗夫的原则是，不做奸臣，也不做“忠臣”，就是“不做臣民”，坚持他所认识到的真理。 ●警惕权力梦的腐蚀 第四，不以谋求权力为目标。虽然萨哈罗夫被推选为国会议员，但在他奋斗的过程中从来都不是以谋求权力为目的。哈维尔後来也当选了捷克总统，但这也不是他早期的追求。因为只要追求权力，就往往会在策略和私利面前放弃原则。正因为哈维尔一直没有以谋求权力为目的，强调原则和理想主义，所以才能在後来有了权力之後，没有做出为政治策略而牺牲原则的事情。而南非的曼德拉，在反抗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後期就憧憬著当首届黑人总统。这种权力梦腐蚀了这位民权领袖，所以在他当了总统之後，就做出了为了政治利益而牺牲原则的事，例如和台湾断交，和中共握手，甚至去拥抱利比亚的独裁者卡扎菲，丧失了他早期所推崇和强调的原则。 ●自由的价值高於民族 第五，超越国家和民族，视自由为最高原则。1979年，当苏军进入阿富汗时，萨哈罗夫公开出来谴责这是侵略。在当时苏联知识界和民众都对苏军的行动持强烈、近乎狂热的爱国主义立场时，萨哈罗夫在这片“爱国者”的汪洋大海中，像一叶孤舟，独力而倔强地站在“人”的立场为阿富汗讲话。在萨哈罗夫的人生字典中，自由高於民族，个体（价值）大於国家。或者说真理大於爱国。 在这一点上，他和吉拉斯非常相似。在波斯尼亚闹独立，准备从南斯拉夫分离出去时，虽然吉拉斯是塞尔维亚人，但他同情波斯尼亚人民，认为他们有独立的权利，并严词批评塞尔维亚领袖和他们对波斯尼亚的侵略。 萨哈罗夫和吉拉斯的这一共同点也给中国知识人重要的启示。很多中国知识人，能够反对共产主义，但一遇到和国家、民族有关的问题，马上就在民族主义这副毒品和春药的作用下，狂迷、狂热，和中南海一个调子。在他们看来，土地、边界、国家、民族这些概念比人的自由、尊严、生命、选择更重要。而恰恰是这种视国家高於一切的思维，才导致很多人把中共混同於中国，使共产党得以继续愚弄和专制人民。 在天安门学生运动被血腥镇压的那年12月，萨哈罗夫拟就了民主俄国的第一部宪法草案，几天之後，他就因心脏病发作，在睡梦中去世。但就从这一年开始，苏联、东欧的共产政权一个接一个被人民推翻，迈向他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曾憧憬的那种民主、多元、宽容、人道的社会。 今天，共产政权被俄国人民埋葬了，但世界会永远记住和怀念萨哈罗夫这位曾为共产主义掘墓的伟大先驱。 （载香港《争鸣》月刊2002年5月号） |
| 欧洲为什麽讨厌以色列 2002-04-27 |
| 巴以冲突升级之後，欧洲舆论和美国有不同，多谴责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26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媒体托拉斯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翰默（Charles Krauthammer）题为“欧洲和‘那些（犹太）人’”（Europe and 'Those People'）的文章，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克劳翰默说，法国简直忍不住它对美国的蔑视，因为唯一超强的美国踏著铁靴在世界到处找邪恶者。但就这样的法国，却选出了欧洲法西斯主义的“转世”勒庞，使这个极右派击败了社会党总理，进入了法兰西第五共和的总统选举的第二轮。 但是即使发生这样的变化，也不会使法国知识份子们教训美国人简单化的行为有所自敛。所谓“简单化”，就是因为美国人把道德力量看得高於现实政治；注重发展军力；敢於指出“邪恶轴心”；可能最使他们不能忍受的是，美国坚持原则，支持以色列。 法国驻英国大使最近在一次晚宴上谈到以色列时说，“那个狗屁小国┅┅为什麽我们要为他们冒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他把犹太人蔑视地称为“那些人”，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宴会的英国主人毫不介意说出这样的事情，而且这种对犹太人的蔑视在伦敦上流圈子里相当普遍。 现在欧洲的“大街上”和这种上流圈子相呼应：在法国，犹太教堂被纵火焚烧，犹太青少年被殴打；在比利时，两座犹太人教堂被炸弹袭击，第三座被子弹扫射；在柏林，警察建议犹太人为了自身安全不要继续戴他们那种犹太小圆顶帽。 这位美国作家感叹说，“在欧洲，只要你是犹太人就不会很安全了。事情怎麽会变成这样？” 答案并不是很困难发现，因为“反犹主义”曾塑造了欧洲的历史。怪诞的不是今天的反犹，也包括过去半个世纪反犹的停止。由於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这样人类耻辱的悲剧曾发生，使反犹主义在过去半个世纪被关在了瓶子里；现在，那种赎罪感过去了，那个“妖怪”又从瓶子里出来。 这次，它更加复杂了，它不是简单地仇恨犹太人。犹太人可以被容忍，进而被接受了，但犹太人必须懂得他们的位置——只要他们没有力量，谦恭地，老老实实地。当犹太人想站起来，拒绝接受受害主义，尤其是建立以色列国，他们就不被容忍了。尤其是以色列人还有军力，他们居然拒绝忍受在七天之内有七次自杀炸弹攻击，而且进行了反击。因此犹太人在欧洲媒体上被妖魔化了，就像三十年代时那样。 法国是现代反犹的先锋派（vanguard），他们可以容忍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但不能容忍他们作为历史的组成部份。在35年前的“六日战争”时，戴高乐就切断了对以色列的支持，谴责它竟敢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後来他又贬损犹太人“是精英集团，自我感觉好，有统治欲”。 所谓“自我感觉好”就是犹太人拒绝顺从，这是35年前以色列的真正罪名；今天仍是以色列的“犯罪”。以色列最近三个星期的自卫反击，更刺激欧洲同样的反应，虽然他们不像戴高乐那样坦率说出来。 现在联合国选择了三个人去杰宁检查以色列的军事反恐後果，其中两个是欧洲人。这两个欧洲人中有一个是萨马如卡（Cornelio Sommaruga），他是前“国际红十字会”主席。在他当主席的12年期间，这个地球上唯一被拒绝加入国际红十字会的国家是以色列。他的理由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就不行，“如果我们让大卫王的盾牌进来，为什麽我们不接受纳粹的标？” 这位美国著名评论家在文章结尾时说，这个人就将坐在评断以色列的法官位置。马克思曾说，历史不断重复自己，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但这次马克思又错了，这第二次仍是悲剧。 （载《多维网》20002年4月） |
| 中东的三个领袖都瞎了眼 2002-04-26 |
| 沙乌地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昨日抵美，和布什总统在德州农场商讨中东危机。但由於沙乌地阿拉伯和恐怖份子的关系，许多美国民众对沙特这个「盟国」 缺少好感，对阿卜杜拉来访，以及他曾提出的中东和平方案，没有热情。布什总统和他「晤谈」了两个小时，也观点各异，没有什麽大结果。
美国的中东问题专家、本月初以评论中东和恐怖主义问题获得「普利策评论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前天专栏中预测说，阿卜杜拉来访根本不会解决问题，因为中东的三个领袖——阿卜杜拉、沙龙、阿拉法特都有眼疾：阿卜杜拉根本不看过去；沙龙看不清将来；阿拉法特不顾现在。 弗里里德曼说，阿卜杜拉又是提出中东和平方案，又是来美国访问，但他的盲点是：睁眼看不到刚过去的问题：911袭击美国的19名恐怖份子，其中15名是沙乌地阿拉伯公民。但沙乌地阿拉伯对此毫不承担任何责任；更别说解决这个国家产生这麽多狂热反美、反西方恐怖份子的基础：那些煽动极端伊斯兰狂热的宗教学校，那些为恐怖份子提供资金的穆斯林组织等。 弗里德曼特别举了中国的例子和沙乌地阿拉伯比较，他说在中国，过去16月来最畅销的书是《哈佛女孩刘一婷》（译音），卖了110万册。中国的父母们最关心的是孩子的教育。由於这本书大成功，由此刺激出很多仿制品，如怎样进哥大、剑桥、牛津等多达15种。但在同一个星期，沙乌地阿拉伯驻英国的大使、阿拉伯世界著名诗人阿尔戈塞比却写了一首诗歌颂巴勒斯坦那个用自杀炸弹炸以色列商场的18岁少女，赞美她「以自己的死为真主的教导增光」。 这位美国专栏作家感叹地说，督促孩子进入哈佛的书成为畅销书的社会，最後一定会建立自己的哈佛；而鼓励孩子送死、赞美用自杀炸弹炸商场的阿拉伯领袖，只能建一个除了石油之外什麽都不会有的社会。 沙龙的瞎眼在於，他只知道谈论怎样摧毁巴勒斯坦自杀炸弹恐怖份子，但他对明天没有任何计划。连一些以色列人也对弗里德曼抱怨说，沙龙除了知道使用铁拳，没有计划，没有远见。沙龙被三个东西迷到瘫痪：清除掉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内建立屯垦区；认为如果让步，就会被巴勒斯坦人视为软弱，将来更难达成现实的解决方案。 阿拉法特的瞎眼是，他只愿谈论「昨天」，巴勒斯坦人遭受了怎样的痛苦；或者愿意谈论「明天」，巴勒斯坦国的旗帜有一天在耶路撒冷上空飘扬；但对现在毫无计划，没有计划使他的人民做出历史性的妥协，没有计划建立民主的政体，没有计划去摧毁那些用自杀炸弹杀害平民的恐怖主义组织，来与以色列达成和平。 美国总统布什在这样三个瞎眼领袖中间斡旋，不把自己弄得白内障就不错了。这是阿卜杜拉911後第二次来美，上次他向纽约捐献一千万美元，但随後就把911和美国的中东政策挂钩，大谈「如果」「但是」。当时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立即退回了捐款，说这种「如果、但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正是问题的一部份」。 阿卜杜拉如果真的想解决中东问题，首先得从自己的国家开始。因为恐怖主义如此嚣张，和沙乌地阿拉伯有很大关系。拉登是沙乌地阿拉伯人，恐怖袭击美国的19名恐怖份子中15人是沙特国籍，哈玛斯等恐怖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沙乌地阿拉伯、伊拉克和伊朗。 伊拉克副总理阿孜兹（Aziz）在自杀炸弹升级之後宣布，对每个用自杀炸弹杀害平民的巴勒斯坦「烈士」奖励25,000美元（原来是一万美元）。沙乌地阿拉伯国营电视台在不久前举行的为「烈士」捐款大型晚会上，捐到一亿三千万美元（加上政府的捐献）。昨晚美国福克斯电视台引述了沙乌地阿拉伯的教课书，上面有「不可相信犹太人，不可和犹太人交友」等排犹仇外的宣教文字。一位伊拉克异议人士说，在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报纸上，「几乎每天都是911」（意即对美国的攻击）。 昨天《纽约时报》就阿卜杜拉访美发表题为「王储和总统」的社论指出，沙乌地阿拉伯根本没有民主，人权状况也非常糟糕。6年前因国王哥哥中风不能理事之後而掌权的王储阿卜杜拉，以及王公贵族们掌握著这个国家的所有权力，这个「权力集团」大约由5,000名王子和公主组成。沙特的外交部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几乎只要带个「长」字的官都被这些「王子们」包了。 弗里里德曼曾在美国公共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中说，他到沙特采访时，开车迷了路，他跟随一辆汽车想问路，可那辆车拼命躲他，好不容易才追上，结果发现那个司机是女扮男装。在沙乌地阿拉伯，女性开车违法，要蹲监狱，更没有选举权等基本人权。阿拉伯的男人们可以依法有四个老婆，但女性一旦有外遇则要遭「荣誉处决」（honor killing），即不经法庭，丈夫和家族成员可私设刑堂杀死。不仅在沙乌地阿拉伯，很多穆斯林国家也是这样，据今年三月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年会资料，1999年在巴基斯坦就有1,000多名女性这样被丈夫私刑处决。 沙乌地阿拉伯的5,000名王公贵族们花天酒地，脑满肠肥，反正地下有的是石油，手上又有绝对的权力。而作为世界唯一超强的美国也得买他们的账，正如《纽约时报》社论所说，美国必须和它保持盟国关系，因为它是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又是美国武器的最大买家。当然，谁也不想它成为「伊朗第二」。 阿卜杜拉从贝鲁特到德州，到处宣称他是「和平使者」、「问题」的解决者。但沙乌地阿拉伯如果真想帮助解决中东问题，首先得从解决自己的问题做起，因为那个社会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份」。 2002年4月26日於纽约 |
| 被贫穷致残的中国人 2002-04-22 |
| 《纽约时报》4月11日在都市版首页登了一篇报道，说来自上海的退休物理学教授徐飞（音译）由於在自己的一房一厅里积攒太多的东西而被房东告到法庭，法官下令他必须在这个星期内把一半东西搬走，否则会被要求搬离这栋由政府资助的老人公寓。
报道说，“他有17个旅行箱、15把折叠椅、13个挂表、7个电扇、6把扫帚┅┅”房东起诉的原因是这样拥挤不仅容易引起火灾，也影响他本人逃离。房东的律师说，在法官下令前，“他房间的每一点空间都被塞满了东西，房里只有14英寸宽的过道。他大概有30个旅行箱，几部电脑，多余的打字机，还有瘦小的徐根本不能穿的大皮夹克等等。” 当被问道他为什厶要攒这厶多他本人用不了的东西时，他说要留给将从上海移民来的儿子。他对法官要求他扔掉一半东西十分不满，说他在上海的时候非常贫穷，他对自己积攒的每一件东西都有感情，法官这样下令让他对美国失望（前几天又有报道说他对此判决要上诉）。他说，“在共产中国，公民权利受限制，他们管你生几个孩子，但不管你堆积多少东西。我以为这里是自由的国家。” 看完这篇报道，我先是忍俊不禁，但随後就被一阵心酸所取代。71岁的徐教授正是我父亲那一代人的年龄，他们一生都在贫困中挣扎。共产主义给中国带来的赤贫给无数人留下了永久性的心理创伤。即使在今天生活条件有了相当的改善、贫穷的恶魔已经不在头上盘旋的时候，他们仍然无法改变一生养成的极端节约、过渡苛刻生活、积攒一切下辈子可能用得著的废品的习惯。 当年我在国内的时候，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父亲总是悄悄地捡回我扔到垃圾箱里的东西。即使就在几年前，妻子回国看望我父母，他们都住在中国最富裕的深圳，生活条件都很不错了，但父亲仍是不断地捡起妻子扔到垃圾袋里的东西。无论怎厶跟他们强调那些都是没用的东西，很便宜就可以买到新的，但他们仍固执地保留一切废品；即使儿女们给了他们足够养老的钱，但他们仍然偏执地过份节俭，令人头痛地苛刻自己的生活。 这种被美国人称为“萧条年代心理症”（Depression-era mentality）的现象岂止仅存在於我们的父辈，即使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留下了不浅的痕迹。 十多年前刚出国时，在香港听到大陆人捡家俱用品、在超级商场买喂狗的食品吃得津津有味；路过东京停留了10天，听留学生们说冰箱、电饭煲、电视机什厶都不需要买，捡的都用不完，他们甚至想送给我带到美国；来到美国後更是刚住进一个公寓的第二天就真在门口捡到一个20寸的完好电视。那些东西的确是美国人的垃圾，但对於历经赤贫、靠著“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精神食粮”熬过来的中国人来说，看著那些“垃圾”被扔掉，的确很难不产生一种本能的心疼感。 对於中国人攒垃圾的故事，最初的时候总是感叹美国的富有、美国人的浪费，後来则开始感叹中国人的病态节俭，为那些无法医治的“萧条年代心理症”而悲哀。共产社会的赤贫，导致几代人在历尽生活的艰辛之後，在有了物资条件的时候都无法真正轻松、潇洒地去享用了。这难道不是一种由於贫穷而导致的心理致残现象吗？ 我自己也每每感到这种“萧条年代心理症”，经常被妻子笑话“过於节俭”，诸如总是把印刷纸用完正面再用反面，而看到广告促销印刷纸又总觉得便宜，於是一箱一箱地买，结果好几箱纸堆在家里，仍无法改变正面用完反面用的习惯。妻子虽笑我过於节俭，但她也无法避免“萧条年代心理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她就喜欢笔和本，一进STAPLES就说美国的笔记本实在太便宜了，念念不忘小时候笔记本总是正面用完反面用，总舍不得用新笔记本，於是从STAPLE搬一、二十本回家。而每次从网上订购文具之类，又捎带订几打便宜得无法不让人动心的笔记本和各种各样她自己宣称很好用的圆珠笔。但由於现在写东西都用电脑，很少能用到笔和本，结果我们家攒的笔记本、圆珠笔大概五年、十年也用不完，但她仍在固执地堆积著那些笔和本。没有纸、没有笔和本的年月真把人伤著了。 徐老先生的废物堆积可能令美国人觉得荒唐，令新一代中国人觉得可笑，但殊不知，这废物堆积的背後是和贫困挣扎、搏斗的无数细节的堆积。这种心理致残现象大概是很难挽回了，但愿人们能因为这种现象而记住那个政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罪孽。 （载《大纪元网》2002年4月22日） |
| 中共媒体的阴阳脸 2002-04-21 |
| 中国人的命值不值钱？在中国大陆媒体上，有不同的算法。在中共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时三名中国人丧生，中国大小报纸，铺天盖地地报道，满“纸”悲愤地声讨，几乎全国群情激昂。但最近巴勒斯坦人用自杀炸弹袭击以色列菜市场时，有两名中国民工被炸死，另两名中国人胳膊腿被炸断，但中国的大小报纸却和上次做法完全不同，既不详细报道，更没有谴责声讨的评论，全国几乎鸦雀无声。
同样是中国人在海外被炸死，同样是生命的损失，中国媒体，中国百姓，尤其是中国的政府，完全是两种态度，两个面孔。 对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三名中国人丧生，南斯拉夫没有任何表示，更没有任何赔偿。但这次对中国人在以色列无辜丧生，以色列政府立即向中国道歉，认为它没有保护好在这个国家的中国人的安全；并按照他们对自己公民的方法，赔偿每个中国遇难者30万美元。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怎麽做的呢？事发两天之後，直到中国记者去采访询问，巴勒斯坦驻北京大使才表态，但说这是“个人行为”，意思是他们巴解自治政府对中国人两死两伤根本不管，毫无责任；当然更不会给任何赔偿。 这自杀炸弹是“个人行为”吗？事发之後，阿拉法特的巴解组织下属的“法塔赫烈士旅”就公开宣称这次炸死中国人的自杀袭击是他们干的。而且阿拉法特的妻子随後在法国向报界宣称，如果她有儿子，也这麽干，用自杀炸弹炸老百姓，杀害平民，以实现巴勒斯坦人的政治目标（她说这番话时住在巴黎的豪华别墅，而且她根本没有儿子，仅有一个女儿）。 中国人的东方脸不再是“免杀证” 对於上次驻南使馆被炸，中国和美国有严重分歧，美国强调是“误炸”，中国政府硬是让全中国人民相信美国就是刻意攻击（不知中共宣传工具怎麽解释这次美国在阿富汗误炸四名加拿大军人的事件）。但这次有中国人丧生的自杀炸弹事件，明显不是误炸，而是有意杀害那里的平民。因为如果是在战场上，在街头武装冲突中，可以说子弹不长眼睛，有时会伤及无辜；但这次巴勒斯坦人炸以色列的菜市场，不是像北约从几百里外发射导弹，而是大活人身上绑著炸弹，亲临那个地方——在事先研究确定这个地点、当事人又在那里转悠观察了之後，才引爆的炸弹。派遣自杀炸弹者的组织非常明确要炸的是菜市场，自杀炸弹者更清清楚楚地知道周围全是来买菜的老百姓。而且从中国人两死两伤来看，菜市场当时至少有四个以上的中国人。按照後来报道该事件的新华社记者的说法，恐怖份子不会炸中国人，因为中国人那张东方脸和当地人明显不同。这次事件说明巴勒斯坦自杀炸弹者是明明白白地知道周围有中国人（而且清楚地知道这些中国人不是军人，是绝对的平民），但仍是毫无顾忌地下了毒手。 对於美国人一直强调是误炸（并立即道歉、多次道歉，并最後赔偿）导致的中国人生命损失，中国的媒体争先恐後地报道、渲染，似乎中国人真的看重生命价值了；但对於这次明明是有意炸死中国人的谋杀行为，中国的媒体却毫不做声，好像这件事没发生一样。这种对比太强烈、反差太大了。它再次证明，中国的媒体仍完全是意识形态主导新闻处理；政府的旨意绝对高於真实，高於新闻常识和记者的良知。 70％美国人认为责任在阿拉法特 在西方国家，左、右翼的报纸虽然对巴以冲突看法不同，观察角度不一样，但基本上仍都相当注重新闻平衡，既报道巴勒斯坦人恐怖攻击造成以色列平民的死亡，也报道沙龙军队进行反击，造成巴勒斯坦人的伤亡。绝没有像中国报纸这样，即使本国同胞被有意炸死也根本不予详细报道和评论。 自从巴勒斯坦人频繁使用自杀炸弹之後，西方不论是左派还是右翼的媒体，尽管对巴以冲突立场有严重分歧，但在这一点上却相当一致，那就是非常明确地谴责这种有意杀害平民的谋杀行为。例如在美国，被称为右翼旗舰的《华尔街日报》和《标准周刊》（Weekly Standard）都多次发表文章严厉抨击这种用自杀炸弹滥杀无辜；左派报纸像《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自杀炸弹的癌症”，谴责这种对平民的谋杀。最近美国福克斯（Fox）电视台做的民调显示，近70％的美国人认为目前的巴以冲突升级责任在阿拉法特，20％认为在以色列。由此可见美国民众对自杀炸弹这种行为的厌恶和谴责。 自杀炸弹：疯狂之中暗藏可耻的怯懦 在这次巴以冲突中，欧洲的舆论和美国有所不同，很多欧盟左翼政府都比较倾向批评以色列沙龙政府，同情巴勒斯坦人。其中法国表现最突出，因为巴黎向来要和美国作点对，以“证明”法兰西在世界的“重要地位”没有陨落。法国的《解放报》一向被称为是欧洲的左派旗舰（还有英国的《卫报》），但即使这家经常嘲笑、挖苦和批评美国的欧洲大报，最近也发表社论“伊斯兰和恐怖主义”，严厉抨击自杀炸弹行为，指出，“事实上，这是一种蒙昧的、不可接受的、令人作呕的罪恶行径，疯狂之中暗藏著可耻的怯懦。”该报并进而批评整个阿拉伯世界对杀戮平民的自杀式袭击存在著一种集体暧昧，甚至为这种蒙昧的、不可接受的、令人作呕的疯狂“殉道”行为大唱死亡赞歌，把古老的部落式袭击视为一个民族的“最高圣战”，而不反省这种教唆青年人去自杀（和他杀）其实包含了道德沦丧。 什麽是“恐怖主义”？它的本质和特征是通过有意的、尽量大规模杀害平民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目标。如果今天这种自杀炸弹方式（在所谓崇高目的下）被允许，被合理化，那麽像911劫持民航飞机撞毁世贸大厦，导致三千多平民死亡都可以得到“合理”解释了，因为两者都是一种逻辑，一种思维，一种（生命）价值观。那麽就等於承认，只要自认为目的高尚，就可以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那麽结果会怎样？这个世界就会没有了规矩、没有了原则，没有了限制——不虐待战俘，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不攻击红十字会救护人员，不使用毒气、生化武器，不随便扔原子弹等等，都没有了基础。那真是到了世界的末日。 庆幸的是，文明世界的成员对自杀炸弹都发出谴责和抗议的声音。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除了马来西亚和波士尼亚）对此的沉默或支持，毕竟还有个民族和宗教原因（虽然也是完全不可原谅的！），但中国政府及媒体的沉默，包括对中国人也被炸死炸伤都不做声，则再一次证明，只要是共产党政权，只要是意识形态御用媒体，永远在重大问题上选择站在人类文明的对立面。 2002年4月21日於纽约（《开放》2002年5月号） |
| 南斯拉夫的江青 2002-04-18 |
| 中国俗语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警示世事沧桑，变数无穷。仅仅几年前还桀骜不驯、不可一世的南斯拉夫强人总统米洛舍维奇，现在不仅被他自己国家的人民选下台，而且被送到海牙国际战争罪法庭。
虽然在海牙法庭上米洛舍维奇戏剧般地刻意表现他的“不驯”──拒绝接受（和自己找）律师，拒绝面朝法官，拒绝戴耳听机（法庭只得安装了扩音喇叭来翻译法官的话），但目前到庭证人提供的大量见证，已证实米洛舍维奇利用权力在波斯尼亚、克罗地亚、科索沃等地犯下了种族清洗罪，杀害了20万人。 这是二战纽伦堡法庭之後，国际社会首次审判一位前国家领导人，它预示著像乌干达总统阿明（Idi Amin）那种犯下反人道罪（杀害了30万人）但仍逍遥法外（一直住在沙地阿拉伯）的时代可能结束了。 贝尔格莱德的“红妖精” 米洛舍维奇怎麽会走到这种地步？从目前媒体已披露出的资料来看，不仅绝对权力导致他绝对腐败，而且他身边的那个“最亲近的女人”是仅次于权力这剂春药之後另一个令他狂迷狂妄、胡作非为的原因。这个女人就是被南斯拉夫民众称为“红妖精”的前第一夫人米佳娜．米克维奇（Mirjana Mirkovic），贝尔格莱德的中国人把她称为“南斯拉夫的江青”。在南斯拉夫，人们恨她比恨米洛舍维奇还强烈。 《纽约时报》杂志不久前在海牙法庭开审米洛舍维奇之际刊载了长篇故事，报道这位“红妖精”怎样和“红强人”一起，给波斯尼亚、给科索沃，给南斯拉夫，以及给他们自己的家庭带来的悲剧。 米洛舍维奇和米佳娜是青梅竹马，他们志同道合，都对政治充满兴趣。米佳娜那种战斗性和出人头地的劲头，可能来自遗传，她母亲曾是纳粹占领时代的抵抗战士，後来被德国人抓获拷打，出卖了很多“同志”後被纳粹处决。米佳娜从小就模仿母亲穿戴，要做个“革命者”。 但她的童年是孤独而困惑的，父亲再娶後抛弃了她，把她寄放到小姨那里，成了“孤儿”。後来她的颇有姿色的小姨成了南斯拉夫“伟大领袖”铁托的情妇，她得以上了最好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後来的头饺是“社会学教授”。 米洛舍维奇在共产党内的权力角斗中，他的妻子一直是个最关键、最得力的助手。米佳娜为丈夫起草了很多政治发言稿，并怂恿米洛舍维奇谋取权力。1987年，米佳娜鼓励米洛舍维奇背叛他的最亲密朋友和政治导师、当时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负责人伊万．史丹姆波利克（Ivan Stambolic），通过玩民族主义这张牌，在政治局会议上伊万被赶下了台，米洛舍维奇取而代之，成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一把手。 2000年8月，在南斯拉夫反对派想让党内元老伊万出山竞选，来对抗米洛舍维奇时，伊万突然被暗杀了。米洛舍维奇的儿子後来对人暗示，他和母亲密谋干掉了伊万，但由于迄今连伊万的尸体都找不到，南斯拉夫当局还无法起诉米佳娜母子。 这位“第一夫人”向来火气暴躁，敢想敢干。1999年4月，当北约轰炸南斯拉夫之际，贝尔格莱德著名的报纸编辑库路维嘉（Slavko Curuvija）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第一夫人过于“干政”，结果第二天就在家门口被人乱枪打死。不要说没人去破案，1,000多编辑、记者和学人等出席他的下葬仪式，没有任何人敢公开讲话，谁都清楚“红妖精”心狠手毒，惹不起。 米氏家族贪污了100亿 在米洛舍维奇当总统风光的时候，南斯拉夫真正的“红太阳”是米佳娜，现在南斯拉夫人谈起这对强人夫妻，还都说米洛舍维奇得了“气（妻）管炎”。米佳娜曾自己组建了名为“南斯拉夫左派”（JUL）的政党。但这个党主要不是从事政治，而是洗钱。党部大楼就是“洗”出来的，“南斯拉夫左派党”党魁从国家银行贷款225万美元买了这栋大楼後，以不到贷款一半的价格“卖”给了米佳娜，条件是银行免掉了他的全部贷款，由党来担负，实际上在米洛舍维奇家族的运作下，所有款项都免了。 现在担任塞尔维亚公共税务署署长的拉多维奇（Alexander Radovic）对《纽约时报》记者说，米佳娜周围有一大帮政治和商界朋友，谁要出口“批文”、谁需贷款，谁要房子，只要去找第一夫人，都能解决。 这位税务总管说，米洛舍维奇在1978到83年期间，还是南斯拉夫最大的一家国营银行的总管。他下令的很多“贷款”最後都有去无回，没有了下文。尤其是对波斯尼亚、科索沃战争期间，以购买军火等名义拨出的巨额款项，很多都没有了踪影。拉多维奇估计米洛舍维奇家族可能从南斯拉夫国库总共偷走了100亿美元！南斯拉夫全部人口才一千万（比台湾少一半多），米洛舍维奇家族贪污的100亿，平摊到南斯拉夫人身上，等于每人1,000美元。而在米洛舍维奇统治下，南斯拉夫人的工资每月仅70美元，比米氏上台前的80年代末少了一半。《纽约时报》报道说，米洛舍维奇下台後，瑞士和塞浦路斯的银行冻结了他的一些账户。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米洛舍维奇家族的管钱人是南斯拉夫的著名富豪之一卡瑞奇（Bogoljub Karic），他于今年初在贝尔格莱德被判刑，因为他试图把3,000万美元非法挪到国外。卡瑞奇有私人飞机，米佳娜曾在90年代用他的飞机到外国旅游。这位自称“社会学家”的第一夫人出版过多本“著作”，并被翻译成25种文字，都是卡瑞奇出钱找的出版社和翻译，南斯拉夫的学者说，米佳娜的书烂到没法读的地步。 米洛舍维奇的儿子最恨学校，连中学都没毕业，但卡瑞奇干脆自己出钱在贝尔格莱德办了所大学（不是巴灵顿网络大学），给总统儿子颁发了“学位”。 米洛舍维奇在1987年当上共产党一把手後，就搬进了豪华别墅。90年代中期时，米洛舍维奇已穿3,000美元的西服，戴2万美元的手表。在科索沃战争爆发前两天，他又买了第二套豪华别墅。 在米洛舍维奇下台之前，仅米佳娜的个人美容师就从南斯拉夫国家银行获得22万5千美元的报酬。 《纽约时报》记者描述说，去年冬天在贝尔格莱德采访到米佳娜时，这位今年已60岁的前第一夫人，穿著黑色裙子和毛线衫，每个手腕都戴著硕大的金手镯，额头是中学生式的刘海儿齐刷刷地垂到眉毛处，头发染得像煤矿物一样油黑，一个早已过了更年期的女人，却尝试发出小女孩那种尖细、甜甜的声调。 红色王子的腥红传奇 米洛舍维奇夫妇的两个孩子，现在都官司缠身。今年27岁的儿子马科（Marko）在南斯拉夫是臭名昭著的，他拥有20辆豪华轿车。他母亲的富豪朋友们纷纷给他资金做“生意”，主要是走私香烟、酒等。《纽约时报》记者说，马科最忙和最成匝的是两件事：创造钱和敌人。正在缉拿马科的南斯拉夫警方说，这位前总统公子是该国最富有的黑帮头子，多起街头帮派枪击事件都和他有关。 马科在南斯拉夫家喻户晓，不仅由于他富有，还因为他在酒吧随意打人，看谁不顺眼就一顿拳打脚踢。他的妻子是南斯拉夫的美女，隆了乳房，还扩注成厚嘴唇。马科还拥有一个面包生产店，一个电台，还有一个以美国性感歌星麦当娜命名的夜总会，是整个巴尔干半岛规模最大的，此外还有一个康复疗养中心。 马科像他的母亲一样脾气暴躁，盛气凌人。当媒体报道说他的儿子生下来健康程度在9级（最高10级）时，他竟给这个报道的记者发去电子信威胁说，“我儿子的健康指数绝对是10级，而不是9级。我的朋友都要找你算账，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找到你，你就会一辈子坐轮椅了。”第二天，马科又气势汹汹地赶去那家报社，腰别著手枪，带一群保镖。恰巧那个记者那天休息，马科威胁说要把见到的编辑记者都打断胳膊和腿。 马科被警方通缉，是因为他威胁把他的理发师用电锯割碎，扔到河里去。他的理发师从麦当娜夜总会辞职後，参加了反对米洛舍维奇的街头游行，马科听到後，派他的保镖找到这个理发师，连踢带打，用枪托砸，然後把他拖到马科面前，马科拿出一个小型旋转电锯，在这个理发师的头上开动电锯，喊叫说，“你这个叛徒，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後一个我用电锯割碎扔到河里的败类。”这位22岁的理发师後来对《纽约时报》记者说，马科用电锯在他头上旋转了几秒钟才罢休。然後马科手下的人又开始揍他，把他打得半死後，扔到了他家门口的道边上。 在电锯案开审之前，马科就逃了，反正他有的是钱。去年12月《贝尔格莱德日报》报道说，马科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马提（Almaty）正在修建豪宅和夜总会，其规模如同墨西哥哈仙达宫殿，夜总会规模好像他在贝尔格莱德的“麦当娜”再现。 “一手拿枪一手带孩子太复杂” 米洛舍维奇的女儿马蕊佳（Marija）今年36岁，曾和一位长她13岁的外交官结婚，但很快这位总统女儿就宣布“当外交官的老婆最没劲”，然後就离了婚，和她的保镖“罗曼蒂克”起来。但这位总统女儿最喜欢的不是男人，而是手枪。她在去美容店修发时，经常向其他女人炫耀她的手枪。还曾在一家夜总会掏出手枪挥舞，说要惩罚她的负心男朋友。去年她开枪打死了她的一位前男友的狗，她对贝尔格莱德的一家杂志说，因为那条狗烦扰了她的狗。她还对贝尔格莱德一家报纸说，“我带手枪好几年了，带枪使我显得很潇洒。我不会去想什麽结婚呵，孩子呵，你想想看，一手拿枪，另一手带著个孩子，那有多复杂。” 在米洛舍维奇被逮捕的那个晚上，马蕊佳喝了她父亲留下的烈酒，然後开车去监狱看父亲，在途中射了5枪，当时她带了3支手枪。去年12月开庭聆讯时，法官问马蕊佳为什麽开枪，她回答说“因为不高兴”。她上法庭时穿的是紧身黑色裤子，黑色高跟鞋，红色皮夹克，一头长长的黑发散垂在後背的红夹克上，她手里还拿著一个鲜红的皮革钱包，并带著她的保镖。她对法官说，“有人高兴时放枪，当然就有人不高兴时开枪。” 马蕊佳对她的父母并不感冒，认为他们太政治化，太热衷党派。她说自己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人。她在正与南斯拉夫闹独立的黑山共和国的一处被极端塞尔维亚人控制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她对记者说，南斯拉夫已经被犹太人、吉普赛人，以及土耳其人变成了“集中营”。《纽约时报》记者不无调侃地说，马蕊佳尽管嗜好烈酒、枪、男人和毒品，反感她的祖国家园，她的父母，但她至少是米洛舍维奇家族比较理性的成员，因为她没有逃，接受法庭审理。去年4月，她的开枪案被撤销，塞尔维亚内务部长说，就这麽个事儿不应把她关到监狱里。 “小狗”“小猫”，一对儿动物 丈夫在海牙法庭被审判，儿子逃到哈萨克斯坦躲官司，女儿去了黑山居住不归，米佳娜现在孤零零地住在总统别墅（当时米洛舍维奇放弃反抗同意被逮捕的一个条件，就是他的家人继续住总统别墅），和那个生下来健康指数9级的孙子，以及那个隆乳扩唇的儿媳妇住在一起。 米佳娜对《纽约时报》说，这一切都是政治迫害导致的，她和丈夫都是爱国者，她儿子是有商业头脑的人才。当《纽约时报》记者提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种族屠杀导致20万丧生，80万阿尔巴尼亚裔人被驱赶出科索沃时，这位前总统夫人回答说，“米洛舍维奇过去做的，就是你们美国总统布什现在做的，打击恐怖主义份子。这是他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责任，他必须这样做。布什应该纠正克林顿政府的错误，支持我丈夫继续反恐。如果布什呼吁我丈夫获释，那将是一个不错的姿态。” 在米洛舍维奇被逮捕关押在贝尔格莱德中央监狱的3个月里，米佳娜每天去看望丈夫，并组织了几场声援她丈夫的街头示威。监狱长观察到，米佳娜从来都把米洛舍维奇叫“小狗”（puppy），她丈夫则称呼妻子为“小猫”（kitten），两个都过了60岁的人，见面还滚成一团，“小猫”啃吻“小狗”的膝搜，简直真成了“一对儿动物”。 “现在他们夫妇已狗屁不是” 《纽约时报》记者感叹说，米佳娜是巴尔干半岛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女人，她设计了米洛舍维奇的政治生涯，是他获得权力的总导演，他们夫妻俩联手，把南斯拉夫政府变成了一个“犯罪公司”。米佳娜出的最後一个政治主意是提前10个月举行全国总统选举，因为这对强人夫妇控制的南斯拉夫国营媒体的“民意调查”是，绝大多数民众支持米洛舍维奇第三次连任。结果米佳娜这次出了“馊主意”，连米洛舍维奇自己也承认他和反对派总统候选人票数都没有过半。对于选举结果，米佳娜解释说，“这是美国CIA和南斯拉夫卖国贼的阴谋”。 米佳娜现在也受到法庭传讯，因为她涉嫌滥用权力为褓姆获得公寓。和米佳娜过去那些黑箱作业中的事情相比，这实在是个小儿科。但即使这项罪名成立，这位昔日耀武扬威的第一夫人，也将会被判处5年徒刑。塞尔维亚的税务官员预测说，还会有很多指控和审判在等著米佳娜，她的日子将会比米洛舍维奇难受，因为米洛舍维奇将会关在欧洲的现代化监狱，那里有电视，健身房等，而米佳娜将会在南斯拉夫的条件差很多的监狱渡过，而且越来越多的南斯拉夫人厌恶以至憎恨这个“红妖精”，包括关押她的监狱中的那些犯人。 贝尔格莱德街头上的行人对《纽约时报》记者说，“现在他们夫妇已狗屁不是。”可能这是法庭审判之前，南斯拉夫人民的判决词。 （《动向》2002年4月号） |
| 亲共反美的美洲总统下台 2002-04-16 |
| 委内瑞拉发生军事政变，总统查韦斯下台。在非洲，时常有半打上校发动政变，建立军政府；但在走向民主的美洲大陆，这种事情则比较罕见。但对这次委内瑞拉政变，美国至今没有谴责，欧盟也沉默，整个世界好像没发生这件事一样。主要原因是这个变化大快人心！
美洲共有35个国家，除共产古巴之外，其他34个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民选制度。美国的後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安全与稳定。但近年来委内瑞拉开始和美国作对，主要由於1999年查韦斯当选总统後，对内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对外挑战美国，反美反西方。 今天查韦斯下台，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首先是委内瑞拉经济恶化，民怨沸腾。查韦斯上台後，以保护穷人、平等为由，把大量私有企业收归国有，这种公有化政策引起该国经济波动，在查韦斯执政三年来，失业率达12.1％，平均物价上涨30-50％，查韦斯上台时承诺的社会平等不仅毫无踪影，而且所有人生活水平下降，天怨人怒。 其次是和商界关系恶化。查韦斯的国有化政策直接导致和企业界的冲突，尤其是石油“减产保价”措施，更引起商界反对，该国工会组织、企业家团体联手发起全国大罢工，使全国商业、交通等都陷入瘫痪。在这种形势下，查韦斯不是缓和矛盾，而是一意孤行，把该国最大石油公司的领导人撤职，换成他自己的亲信，此举更引起商界，包括该公司工人的强烈不满，导致15万人上街示威。 第三是和军队关系破裂。查韦斯对民众不满采取的不是安抚，而是镇压政策，由此造成连锁反应，在过去几个月中，很多军官也参加到抗议示威中，结果这些军官遭查韦斯解职，这更引起军方不满。虽然查韦斯也是行伍出身，但他在1992年曾发动未遂政变，在军中口碑并不好。尤其查韦斯的反美政策，更使军方难以接受，因委内瑞拉军方和五角大楼向来关系不错。 第四是和美国关系僵持。查韦斯实行反美的对外政策，减少对美国的石油供应，提高价格；支持哥伦比亚走私毒品游击队，杯葛美国在美洲打击毒品政策，同时禁止美国反毒军机在委内瑞拉过境停留。查韦斯是第一个於海湾战争之後前往巴格达拥抱萨达姆．候赛因的外国领导人，并是卡斯特罗的好友，和古巴独裁者一唱一和攻击美国；即使对九一一惨剧和遇难者，查韦斯也竟敢挖苦、嘲讽。 委内瑞拉的宪政危机已有很长时间，民众游行示威也发生多起，军方反查韦斯的声浪也相当高涨，但为什麽现在军队出面结束了查韦斯的政治生命？不久前《纽约时报》还报道说，该国军方人士认为，虽然他们对查韦斯的内外政策极为反感，但军队必须保持国家化，不参与政治，更不能发动政变，使军队在该国民主化过程中留下污点。但当15万市民涌上街头，包围总统府要求总统斯下台时，查韦斯竟下令阻击手登上楼顶向人群开枪，导致几十人死亡。军队看到这种情况才忍无可忍，决定干预，迫使查韦斯下台。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到委内瑞拉军方的这种表现非常感慨，13年前在天安门广场有比委内瑞拉更大规模的人民情愿示威，结果军队选择的是支持独裁者，用坦克机枪镇压人民，屠杀学生。而委内瑞拉军队选择的是结束威权者，保护人民。而且军方并不谋求权力建立军政府，而是马上推举商界领袖任临时总统，然後全国举行大选。 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约翰逊（Stephen Johnson）在查韦斯下台次日发表的文章，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委内瑞拉不是一小部份人发动军事政变，而是人民大众抛弃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这个政府把委内瑞拉引向经济崩溃，并和流氓国家如伊拉克、古巴发展亲密关系，同时把委内瑞拉从自由和经济机会的轨道上拉向倒退，而自由和经济机会是委内瑞拉人发自内心向往和追求的。” （载《大纪元网》2002年4月14日） |
| 吴征在纽约被控盗用30万美元—追踪吴征第一桶金补遗 2002-04-16 |
| 我在《追踪“吴征的第一桶金”之七》中曾写道，吴征和“时代华纳”的合作在不到一年内就失败，然後他又和前华纳音乐集团的总裁莫咖多（Robert Morgado）合作，也在不到一年内失败。虽然记者得到资讯他和莫咖多最後相当不愉快分手，但由於莫咖多不肯接受采访，记者又没有检索到有关报道，所以对他们分手内情不是十分清晰。最近有读者提供了当年有关吴征和莫咖多分手的报道，所以根据该报道，就我前面的文章做一个补遗。
吴征和莫咖多的合作是从1996年上半年开始的，但根据1998年5月4日的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他们自1996年11月起就开始了一场长达18个月的官司。 由於莫咖多和吴征的合作不顺利，他从和吴征的合资公司里撤资。吴征首先起诉莫咖多，他告莫咖多撕毁对合资公司投资的合约，并秘密和其他人建立了和他竞争的同类公司。他还告莫咖多偷了一个无价之宝的中国明朝的艺术品。 但是，莫咖多在纽约最高法院反告了吴征。他第一告吴征从他的公司Maroley Communications的投资中盗用了30万美元做个人用途；第二告吴征吹嘘了他本人的工作经历，夸大他自己的能力以及公司在中国赢利的前景；第三告吴征恐吓可能到法庭作证的证人——莫咖多的新合作夥伴张红（音译），说吴征恐吓要杀了张女士，并毁掉她的生意，除非她不参与这场官司，并停止和莫咖多合作。 该报道说，吴征否认盗用投资款项和进行人身恐吓，说该指控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纽约最高法院法官驳回了吴征对莫咖多起诉中的毁约、诽谤和偷窃等指控。但接受了吴征就莫咖多失信的上诉。 遗憾的是，《南华早报》这篇报道并不到家，对很多重要的资讯没有交代。比如，文章指出莫咖多在吴征起诉後两个星期内归还了明朝的艺术品。那麽莫咖多是怎麽得到的这个明朝的艺术品？吴征又是怎麽知道的这个艺术品的来龙去脉？这个艺术品和吴征到底是什麽关系？写该报道的记者采访了吴征，很奇怪他为什麽没有向吴征提出这个问题。 另一个没有交代的资讯是，既然纽约法院驳回了吴征对莫咖多起诉的全部主要内容，那麽莫咖多对吴征起诉的结果是什麽？ 另外，我在《追踪“吴征的第一桶金”之七》中曾写道，“上海友伴公司是由吴征和福建电视台成立的合资公司，这件事（吴征的合作者之一，前尼尔森亚太总裁）波拉萧克并不知情。”这个说法来自记者对波拉萧克本人的采访。但是，根据《南华早报》1995年3月10日的报道，波拉萧克不仅知道吴征和福建电视台的合资，而且他直接参与了和福建电视台的合资。这说明波拉萧克并没有对记者说实话。 另外，波拉萧克清楚地告诉了记者他知道吴征和莫咖多分手极不愉快，并读过有关报道，但就是不肯告诉记者他所知道的内情。这里面明显有问题。 在记者对吴征杨澜事件的采访中，除了莫咖多没有回话以外，其中有两个人没有完全回答有关他们所知道的吴征的问题，一个是吴征在大都会保险公司的经理克利姆波，一个是波拉萧克。克利姆波和吴征一起被大都会解雇之後，参加了吴征主持的美中总商会，管财务，後分手。波拉萧克和吴征合作不到一年後，竟然也“离开”了著名的尼尔森公司的亚太总经理位置，也和吴征一起做事，然後也是分手。回首他们两人分别对记者问题的回答，很难不让人感到他们和吴征的合作都有蹊跷之处。否则为什麽要含糊其辞，或者不说实话呢？ 纵观吴征的经商历程，在他参与的每一档生意中几乎都伴随著官司：在密苏里被中国留学生告上法庭；在美中总商会，会长陈耀东因财务问题要起诉他，後他出钱摆平；在友伴公司被该公司中国总经理於小丽告到上海法庭，法庭裁决吴征赔款；和时代华纳合作被两家侦探公司追查；和莫咖多合作後官司打到纽约最高法院。在香港，据报道说“天地数码”也曾要起诉吴征。一路都有官司伴随的经商历程大概倒也是“开了什麽先河”吧？不知道吴征的下一场官司是和四通？还是和新浪？ 2002年4月16日於纽约 |
| 弗里德曼为何三次获普利策奖 2002-04-15 |
| 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一位重要报人，著名的新闻学府、座落在纽约曼哈顿北端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就是以普利策基金创办的，在这个新闻学院门口，至今还矗立著普利策的全身铜像。
美国有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新闻学府，一个是密苏里新闻学院，它设立博士学位，主要培养理论及研究人才；美国很多新闻学教授就出於这个学府。另一个就是哥大新闻学院，它仅设新闻硕士学位（近年刚开始和哥大文理学院联合招收传播学博士生），主要培养实干家，美国很多大报记者，都是这个学院的毕业生。由於哥大新闻学院和普利策奖均由普利策基金创办，所以每年四月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颁发这个在美国新闻界享有最高权威的普利策奖。 获今年评论奖的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48岁的托马斯．弗里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这是他第三次获得这项荣誉。 美国现有1,500多家日报，上万家杂，几十万新闻从业人员，可谓人才济济，天外有天，能获得一个普利策奖已属幸运，获得两次已经少见，像前《纽约时报》老牌专栏作家、并在哥大和哈佛两家法学院担任客座教授讲授宪法第一修正案（关於新闻和言论自由）、今年74岁的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才得过两次。 弗里德曼1954年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首府明尼安那波利斯，先在一家小报做任记者，因文笔好，後被《纽约时报》挖去，派驻黎巴嫩做采访主任，专事报道中东问题。弗里德曼反应快，文字生动，吸引力强，他前两次获得普利策奖（1983和1988），都是因为出色地报道了中东问题。他成了这方面的专家，1989年他撰写的有关中东问题的专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不仅成为研究中东问题的必读书之一，而且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在这部作品中，他用新闻记者的简洁、通俗、清晰的语言介绍了中东问题的来龙去脉。其背景资料介绍之清晰、实地采访内容之丰富、深入浅出的推理之令人信服，都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新闻教材，难怪这部作品获得了1989年的全美图书奖。它非常值得任何关注中东问题、尤其是新闻记者阅读。 在新科技红火的九十年代後期，他被从中东调回纽约，派去专门报道华尔街股票市场，结果使他进入经济领域。1999年他写新科技经济的专著《名牌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一出版就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书中名牌车体现新科技，橄榄树代表阻碍全球化的落後村落，主要论证了新科技的伟大前景，以及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该书除了保持他前一部作品的丰富的第一手采访资料、文字清晰、简洁等风格之外，更增加了风趣幽默，把复杂的经济问题用浅显的例子讲明，不仅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读物，同样也是一本很好的新闻教课书。读者会在阅读时经常为他的聪明和妙笔而每每拍案叫绝。在经济越来越左右世界局势的今天，经济知识的空白往往会导致对其他问题看法的偏颇，弗里德曼这部作品可以作为新闻记者和普通读者了解新经济和其对世界影响的入门读物。它绝不乏味。 今天巴以冲突加剧，弗里德曼作为中东问题专家，每次从中东回来，都被美国公共电视台（PBS）邀去做一个电视评论。他在911之後写的专栏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关於反恐和中东问题。所以他的专栏成为新闻界、学界和一般读者最为关注的观点之一。他的分析多建立在第一手采访资料之上，以事实和道理服人，所以他的多数观点同时被左派民主党和右翼共和党所接受。他的确是应该获得今年普利策评论奖的第一人选。普利策奖董事会表示，弗里德曼获奖，因为他关於反恐和中东问题的评论“是建立在大量新闻报道基础上，具有清晰的视野”。 弗里德曼对中东问题的主要看法简单说有两个：一是他认为以色列应该还给巴勒斯坦人土地；巴勒斯坦应该承认以色列的存在权利，双方和平共存。他认为现在巴以双方都越了“线”：以色列右翼强硬派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筑屯垦区，想永远占领这些土地，越过了联合国划分的边界线；巴勒斯坦人则长期不给以色列人安全感，使他们不敢撤军；最近又使用自杀炸弹等恐怖主义手段，越过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他的另一个观点是，巴勒斯坦人没有产生真正的领袖，从1969年就出任巴解主席（迄今已当了33年，从无真正的选举）的阿拉法特没有政治远见，本质上仍是个游击队长，这是中东问题处於僵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以两本报道新闻为主的作品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获全国图书奖、并三次获得普利策奖，在美国还没听说有第二个人。这当然是由於他的智慧和勤奋，但更由於美国的新闻自由制度，他可以口无遮拦，怎麽写，怎麽说，怎麽评论，都没有任何麻烦。中国俗语说“放胆文章拼命酒”，就是指只有在最尽兴的状态才能喝成酒中仙，才能写出美妙的文章。这个“放胆”的基础就是自由，而“美是自由的象徵”。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4月11日） |
| 《泰坦尼克号》：永恒的纪念碑（4之4） 2002-04-14 |
| 那些“飞进天堂大门”的灵魂，就有造船师安德鲁斯。在最後的时刻，有人看到安德鲁斯一直站在房舱的大厅，注视著一幅题字是“通向新世界的门槛”的壁画，毫不关心脚下汹涌的海水正拾级而上。对於他的下落，人们没有异议，都认为他是随著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到了海底。安德鲁斯死後，他的朋友们和敬仰他这种精神力量的人们，在英国为他修建了一座纪念馆，名字为：“托玛斯．安德鲁斯纪念馆”。
但对另一个“飞进天堂大门”的灵魂，一副默多克，却有很多的说法。後来从大西洋海面找到的328具尸体，都没有默多克。很多人都说一副默多克自杀了，而且回忆得栩栩如生。服务员托玛斯．韦德门说：为了阻止那些发疯似地要冲进给妇女儿童用的救生艇的三等舱乘客们，默多克“开枪打死了一个冲上来的乘客。我没有看到这个场面，但是有三个人看到了，然後默多克开枪打死了自己。” 所有找到的300多具尸体中，也没有船长史密斯。船员德雷斯说，他看到“泰坦尼克号”船头向下剧烈倾斜时，史密斯就从甲板上跌落到海里，“我看见他又游回到这条沉没的大船，我一直看著他随著这条船沉了下去。”报务员布赖德说，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时刻，史密斯船长对船员们喊道：“孩子们，做一个真正的英国人！”然後就跳进大海。不管怎样的版本，主题都是一样的，史密斯选择了死亡，与船同在。在他的家乡英国利希弗尔德镇，人们为纪念他，塑造了一座和他真人一样大小的雕像。 八名音乐家至死演奏的精神感动了全世界，在那样危急的生死关头，他们用激昂轻快的爵士音乐，给人们以希望；用深沉悠远的宗教圣歌给人们以慰藉；用超越各种肤色、国籍和种族的音符，给所有的乘客以灵魂的安宁。 当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的尸体在大西洋上发现、运回到英国他的家乡科尔恩镇安葬时，这条消息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成千上万的人自愿来为他送葬。人们在他的家乡公园，立起了一座哈特利的铜像，座落在一块大理石上。这座铜像，是用来自全英国的捐款建造的。 在“泰坦尼克号”启航的南安普敦港，人们修建了两座纪念物，一个是街中心喷水池，象徵那些水手永远地给予；另一个是壮观的花岗岩纪念碑，上边有青铜刻制的轮船工程师群像，座落在南安普敦市的东部公园里。英国的另一个城市利物浦，也在市中心喷水池旁竖立了一个石柱，纪念那些遇难的轮船工程师。 在“泰坦尼克号”建成下水的英国贝尔法斯特港，人们为纪念那些遇难的船员，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雕像：两个美人鱼在大海上举著遇难者。在英国的戈德明镇，一座著名的修道院里，立著一块石板，上面刻著“泰坦尼克号”遇难的报务长杰克．菲力浦斯的英勇故事。 在纽约曼哈顿百老汇街和西106街的交叉口，“梅西百货公司”的职员们，为公司的创办人、遇难的斯特劳斯夫妇建造了一座纪念碑；在华盛顿，建造了一个大理石喷泉，纪念总统武官巴特少校，美国总统塔夫脱亲自为这个纪念物剪彩。 当“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被救回到纽约时，当时美国总统夫人内莉．塔夫脱提议，每个妇女捐赠一美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那些挽救了妇女和儿童的高尚男子们建造一座纪念碑。总统夫人率先捐出了一美元，她说：“我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感谢那些有著武侠精神的男子。我确信，每一个美国女性也有能力给予这样的小小捐赠。” 25,000名妇女跟随总统夫人捐赠了一美元，随後由著名雕塑家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怀特尼设计制作了“纪念泰坦尼克号遇难船员”的雕像，竖立在首都华盛顿的巴尔地摩公园里。雕像的底座有9米高，上面是一个6米高的古典雕塑男士，裸露著上半身，双手形成一个十字架。下面的题词是：“献给泰坦尼克号的勇敢男人，他们牺牲了自己，挽救了妇女和儿童。”落款是：全美妇女协会。 当时美国女性还没有和男人一样有选举权，因此“泰坦尼克号”事件极大地刺激了女权运动。报上为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到底男人和女人是不是平等，到底男人和女人谁更勇敢。有的女权主义者疾呼：“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女性乘客失去了她们争取公平选举权的机会，她们没有证明自己和男子一样勇敢。” 但另一位作家珍妮特．伯瑞在《纽约晚报》上撰文，这样定义女人的勇敢：“在泰坦尼克号的最後时刻，男人的勇敢是，为救那些他们根本不认识的女性和儿童，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对於女人来说，当她们的侍从吓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惊恐地缩在小艇里时，她们却有勇气看著心爱的人，站在正要沉没的大船甲板上。对於她们来说，英雄主义是：宁可看到心爱的人有尊严地死，也不愿看到他们屈辱地逃生。” 但也有人提出，如果男女平等，就不应该是男人都去死，女人都可以获救。男人也有权利上救生艇，没有屈辱和高贵之分。由於把救生艇给了女人，很多对这个世界非常有贡献、并将继续奉献社会，推动社会繁荣的男人，却被留在船上，等待死亡。这些男子中，有亿万富翁阿斯德，银行世家古根海姆，商界钜子斯特劳斯，资深报人斯特德，炮兵少校巴特，著名工程师罗布林等，他们都视死如归，把他们在救生艇里的位置让出来，这些位置或许就被来自欧洲的脚穿木鞋、头戴方巾、目不识丁、身无分文的农家妇女占去了。这些知名的、有创造性的男人，和那些没有接受过教育、对世界极少贡献的农妇相比，谁更应该上救生艇？谁对这个世界更有价值？ 但这样的想法被更多的人反对，人们认为，美国《独立宣言》阐述得非常清楚，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金钱、才华和对社会的重大贡献，都不能决定生命就比别人更重要。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历史的事实是，那些“重要人物们”用他们的生命为人类留下的精神财富，远远、远远地超过了他们曾经给人类创造的物资财富；如果用价值来比的话，他们的死所带来的价值远超过了生；而这笔财富是永远的、不朽的！ “泰坦尼克号”沉没距今已整整90年，在世界各地，人们一座座地修建纪念碑。而好莱坞的导演卡梅隆则修建了最宏大、豪华的一座，把它用高科技修在了电影银幕上：有彩色画面、喷发现代立体音响的《泰坦尼克号》巨船，从好莱坞启航，驶向欧洲，驶向非洲，驶向亚洲和几乎世界的每一个电影院，驶向了千千万万观众的心里，它是一座流动的纪念碑，流向永恒和永不沉没┅┅ 2002年4月14日於纽约 |
| 永不沉没的人性辉煌（4之3） 2002-04-13 |
| “泰坦尼克号”的名字取自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泰坦”。泰坦向代表神秘自然力量的宙斯神挑战，结果失败，被打入了比大西洋底还深多少倍的十八层地狱。因而有人说，“泰坦尼克号”这个名字不吉利，开始就预示了悲剧结局。
但这艘巨轮和神话中的泰坦不同的是，它沉没海底的只是那些铁板、铆钉和人的肉体，它的灵魂没有被征服。或者说，“泰坦尼克号”和1,500多条生命沉下去了，但人的精神，一种不可战胜的人类文明，仍然存在，而且“永不会沉没”。 八位音乐家在最後的时刻一直沉著平静地演奏乐曲，那飞翔的音符，体现了至死不向自然界的凶恶低头的人类尊严和高贵。正如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写到的：人，不是生来就可以被打败的。你可以打败他的肉体，但征服不了他的灵魂。那些追逐的鲨鱼可以把那个老渔夫船上拖著的那条大鱼啃噬得只剩下骨头，但啃噬不掉这个水手不可战胜的精神，这是人的灵魂和意志熔铸的火焰，整个大海也无法把它熄灭。 直到90年後的今天，人们还是惊叹，那些“泰坦尼克号”的乐手和船员，在面对即将灭顶的海水，面对汹涌而至的死亡，怎麽能有那麽巨大的勇气，不奔不逃，坚守职责；怎麽能有那样高尚的人道情操，把救生艇让给孩子和妇女，把最後的时刻留给自己。事後的统计，船员有76％遇难，这个死亡比例超过了船上头等舱、二等舱和三等舱所有房舱的乘客死亡比例。船员在船上，比乘客更有条件逃生，但他们却把机会给了别人，把无望留给了自己。而且不是一个船员、两个水手这样做，而是全部900多名船员、服务员、烧火员以至厨师都是这样选择的；这麽大的一个群体，能做到如此这般，今天看来，像那条巨船神秘地沉下去一样，这种永远高扬水面的人的精神，简直是个奇迹！ 据後来的调查，当时只有六号和二号救生艇，有船员跳了进去，但马上被那里负责的官员发现，叫他们出来，他们没说什麽，服从命令回到甲板上。 《永不沉没》一书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对此感叹道：“这是因为他们生下来就被教育这样的理想：责任比其他的考虑更重要，责任和纪律性是同义词，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前的几小时中，这种责任和纪律的理想，被证明是难以被侵蚀的最有力量的气质。” 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消防员法尔曼．卡维尔在感到自己可能离开得早了一点的时候，又回到四号锅炉室，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锅炉工困在那里；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信号员罗恩一直在甲板上发射信号弹，摇动摩斯信号灯，不管它看起来多麽没有希望；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被分配到救生艇做划浆员的锅炉工亨明，把这个机会给了别人，自己留在甲板上，到最後的时刻还在放卸帆布小艇；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报务员菲力浦斯和布赖德在报务室坚守到最後一分钟，船长史密斯告诉他们可以弃船了，他们仍然不走，继续敲击键盘，敲击著生命终结的秒数，发送电讯和最後的希望；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总工程师贝尔和全部的工程师一直埋头苦干在机房，即使知道他们已没有时间登上甲板，失去任何逃生的机会；正是这种责任的意识，使乐队领班亨利．哈特利和其他的乐手演奏著轻快的爵士乐和庄严的宗教圣歌“上帝和我们同在”，直到海水把他们的生命和歌声一起带到大西洋底┅┅ 这一切，仅仅用一句“勇敢”是无法全部解释的。西谚曾说，“即使一个英雄在绝境也会变成懦夫。”但“泰坦尼克号”却把无数普通人变成了英雄！责任意识举起了人的价值、人的高贵、人的美丽。 当“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回到纽约时，大家讨论谁生还、谁遇难了，由於幸存的女人孩子远比男人多，人们都认为是海上规则“妇孺优先”这一神话的胜利。但泰坦尼克号所属的“白星轮船公司”对媒体表示：没有所谓的“海上规则”要求男人们做出那麽大的牺牲，他们那麽做了只能说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关照，这不管在陆地还是在海上都是一样的。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不是任何规章制度、航海规矩可以要求达到的。他们坚守住的是古老却永远年轻的人类价值。 “绅士，体面，男子汉”，这是那个时代的男人崇尚的标准。当67岁的头等舱乘客、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伊西多．斯特劳斯被人劝说“保证没人会反对像您这样大年纪的人上救生艇”时，这位老人毫不犹豫地回答：“在别的男人没有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会上。” 当兜里揣著2,000多美元现金兑换支票的世界首富之一、亿万富翁约翰．雅各．阿斯德问负责救生艇的官员，他可否陪同正怀著身孕的妻子上艇，那个船员说了一句“妇孺先上”之後，他就像一个真正的绅士一样，回到甲板，安静地坐在那里，直到轮船沉没，船上倒下的大烟囱把他砸进大西洋中。 当知道自己没有获救的机会时，世界著名的管道大亨本杰明．古根海姆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他说：“我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纸条写著：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生，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船上第三号最高管理者、造船师安德鲁斯，毫无逃生的意念，他在最後的时刻，还痛悔地对一个女服务员说：“孩子，我没有给你造一条不会沉没的船。”虽然他并不是设计师，沉船并不是他的责任。但面对那麽多妇女儿童和船员要随著“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具有拯救责任的男子汉，他无法再活下去，他要用生命这样巨大的代价，表达他的痛悔，他的尊严，他的负责到底的人道情怀。 同样体现了男子汉精神的有船长史密斯，一副默多克以及许许多多的官员、水手，普通的员工，以及服务员┅┅对於这麽大的群体都能如此纪律分明，坚守岗位，富於自我牺牲精神，《永不沉没》的作者丹尼．阿兰巴特勒分析说，很大的原因是船上的领导者临危不“逃”，以身作则，这种表帅作用产生了号召力，使人们跟从、效仿那些做了正确、高贵、美好事情的真正男子汉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自己也成为正确、高贵、美好的一部分。 “泰坦尼克号”沉没了，但一个箴言航行到整个世界：“男人永远是女人的保护者。”人们根据“泰坦尼克号”上船员的表现，确信“这世界是更美好的。”美国诗人查尔斯．汉森．汤恩用诗句抒发了这种情感： 浩翰无边的大海， 不要梦想，你拥有了他们—— 那些为了孩子和女性的安全， 牺牲了自己生命的勇敢的男人。 他们仍然属於我们， 属於我们活著的一群。 你嫉妒地把他们紧锁在海底， 但锁不住他们飞扬的精神—— 他们的灵魂正遨游在世界， 一直飞进天堂的大门┅┅ |
| “泰坦尼克热”之谜（4之2） 2002-04-12 |
| 距今90年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当时引起轰动，而且随著时间推移，世人仍对此牵肠挂肚、心神迷往，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过。为什麽会如此？因为它是20世纪最大的海难，有一千多人丧生？但想想也不尽然。在人类历史上，灾难太多了。仅仅20世纪，就有两次世界大战，这些战争使几千万人死亡。20世纪後半叶，有中国的唐山大地震，30万人一夜之间就从地球上消失了。几年前的日本神户大地震，5,000多人丧生，几十万人无家可归。
但这些死亡，这些灾难，为什麽没有引起人们像对“泰坦尼克号”那般的关注？总结起来，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泰坦尼克号是人类建造的最大的可移动物。她是人类掌握现代科技、充满信心进入20世纪的象徵。当时的各种造船数据都表明，这是一艘绝不可能沉没的巨轮，被称为“上帝也无法叫它下坠”的“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但是她谜一样地在两个多小时内就沉入大西洋底；而且沉没後，70多年人们都找不到她究竟沉睡在哪里。她的沉没，她的无影无踪，都充满了神秘性，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和想像力。 第二，她的巨大和豪华，即使今天也没有任何豪华客轮可以和她相比。她的排水量达65,000吨，长度270米，有半里多地那麽长；高度相当於11层大楼。仅船身上的大烟囱的高度，就有两个天安门城楼那样高。 “泰坦尼克号”上的设备和装璜，在豪华程度上可与帝王的宫殿相比。她的最豪华的房间，连接私人专用甲板，一晚收费高达4,350美元。这是当年的钱！如果折合成2001年的价值，它相当於9万美元。即使在今天旅馆业，一个房间要价每晚4,000美元以上的也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船的甲板上修了“巴黎大道”，连接到餐厅。大道旁边的摆设，给人一种真的走在两边是咖啡馆的法国大街上的感觉。船上还设有健身的体育馆，里面有游泳池。这是人类第一次在船上修建了这种设施。船上还有网球场、长满四季常青植物的拱台亭榭、镶嵌著瓷砖并带有桑拿浴的土耳其浴室。 船上有冷冻设备，可以保藏冰冻矿泉水；植物园可以提供鲜花；美容室有从自来水管道自动流出的洗发液，使头发速乾的吹风器；洗相室的显影和暗房设备，可以使乘客们把在海上拍的照片不用到岸就洗出观赏；船上还修建了配有现代医疗设备的医院和手术室；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图书馆、阅览室、吸烟室、聊天室和写作室等。 船上还装上了电梯，这是人类第一艘有电梯的轮船，以当时的年代，不管在哪里，电梯都让人惊奇，它是最新潮、最现代的标。船上还有电话和无线电发报系统，这些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 泰坦尼克号仅酒杯就带了2,000个，还有2,000瓶啤酒，20顿新鲜水果，1,200磅果酱，6,000磅新鲜奶油，15,000瓶矿泉水等各种食物，船上居然还带了奶牛，以便人们能喝到新鲜牛奶！ 今天，在全世界的水域上，都无法找到这样豪华装璜、收费昂贵的轮船了。即使飞机上有头等舱和经济舱之分，实际上差别很小，只不过头等舱宽敞一些，坐的舒服一点而已。当代的飞机、轮船和火车，已再也没有像当年的“泰坦尼克号”那样给大富豪们摆阔的机会了。那样昂贵的房间只属於记忆和想像。 第三，由於是首航，又是第一艘巨轮，有钱人争相先“乘”为快，船上高度集中了当时的大富豪和各界名流。乘客们上船时，船上准备了乘客名单，人们争相传阅，在上面寻找那些名人和富豪的名字。他们中有总统的武官、钢铁大王、船王、铁路大亨、石油巨头等，而且侍从上百，美女如云。夜总会不仅豪华，且通宵达旦，由欧洲一流的音乐家伴奏。 今天，任何一架飞机、一辆火车、一艘轮船，都不可能再有这种机会能把世界巨贾名人集中到一起，因为没有任何人类制造的装置能把人吸引到那种程度。 当年“泰坦尼克号”上名人云集，几乎像在开一个“世纪聚会”，这本身就引起人们强烈的好奇。“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的337名乘客中，57个百万富翁占了头等舱人数的六分之一。 今天，一个戴安娜王妃车祸身亡，全球关注，人们在英国皇宫前为戴安娜献的鲜花，重量总计达一万吨。而当年的“泰坦尼克号”巨轮上，等於是戴安娜那类人的大聚会。它好像今天电脑钜子盖次、股票大师巴费特、房地产大亨川普、可口可乐总裁、麦当劳董事长，再加上篮球飞人乔丹、好莱坞性感女星莎朗．斯通、歌坛巨星迈可．杰可逊等这样一些名人集中乘坐在一条船上，可想而知这条船的引人瞩目。如果载著这样一些名人的巨轮沉没了，恐怕整个21世纪人们都会谈论它，因为它永远搔动著人类好奇心的痒处。 英国查尔斯王子的情人卡蜜拉，对“泰坦尼克号”沉没引起的震撼评论说：这如同有多达一半的好莱坞电影明星们同时乘坐一架飞机，结果这架飞机撞在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纪念碑上。 第四，泰坦尼克号巨轮撞上了冰山，即将沉没之际，人性的美德和丑陋，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面前显露无遗，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成为船难中的绝对主体： 船长史密斯作为船上的最高指挥者，最早知道船将沉没，最有条件逃生，但他只说了一声“我跟船走”，一直站在船舵旁，直到汹涌的海水涌进驾驶舱，把他和“泰坦尼克号”一起卷入海底。海上的牧师也不逃生，在众人惊慌恐惧，尖叫逃命的大混乱中，沉著镇定，给人们朗诵《圣经》。最让人感动的是船上的乐队，不仅不逃，还一直演奏“上帝和你同在”的乐曲。在那死神逼近，船裂人亡的巨大灾难面前，那悲凉激越的提琴声，展现了人在死亡面前的尊严！ 在生死关头，船员们表现了弘大的人道情怀：把救生艇让给女性和孩子，使705人获救，而900名船员中有687人像船长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泰坦尼克号上，做了真正的男子汉！ 还有女性死活不上救生艇，生生死死一定要和丈夫在一起。据统计，在一等舱的144名女性中，有3人选择不上救生艇，她们和丈夫一起坐在甲板的椅子上，手挽手渡过了生命的最後时刻，真正永远不分离！ 今天人们更加怀念“泰坦尼克号”，因为她代表了那个维多利亚时代人类遵奉的美好价值和人道信念。这些永恒的人类价值，今天不仅没有过时，反而随著高科技高速度的现代化社会的到来而显得更加缺乏、更加宝贵。 第五，它是对人类的狂妄发出的警告。人类进入18世纪以来，随著蒸汽机的发明，无线电的使用和其他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人类无所不能，所向无敌，可以挑战自然界的一切。“泰坦尼克号”可以说是上帝给人类的警告，告诫人不可太狂妄。和好莱坞的另一部全球卖座的电影《侏罗纪公园》表达的主题一样，人类不能太自以为是，以为可以造出恐龙，复制世界，结果最後大难临头，灾祸无穷。 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比“泰坦尼克号”沉没的20世纪初更加拥有高科技，人类成功地登上了月球，制造了原子弹、航空母舰和超音速飞机，还发明了传真机、无线电话、电脑，更有了电子邮件、国际互联网。但“泰坦尼克号”永远是一个警告，人类不能忘乎所以，以为“人定胜天”，挑战宇宙的一切。人类必须谦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自然和生态环境亦不可肆无忌惮地破坏。过於狂妄，上帝就会给你准备“冰山”，让你尝尝“泰坦尼克号”的命运。 “泰坦尼克号”意味著，傲慢会葬送所有的“绝对不会”。正是因为有这些原因，再加上好莱坞电影的大制作，“泰坦尼克号”才在人们敏感的神经上又戳了一下，於是全球兴奋与缅怀。 描绘“泰坦尼克号”始末的《不可沉没》一书的美国作家丹尼．阿兰巴特勒（D.A.Butler）说：“泰坦尼克号已成为当今世界第三个最被人所知的名字，它的知名度仅排在上帝和可口可乐後面。” 现在连那些“泰坦尼克号”的幸存者也成了名人。虽然他们中很多当时只是很小的孩子，对“泰坦尼克号”沉船毫无记忆。但每一个“幸存者”去世，《纽约时报》都会在“讣告版”发消息，通常这是社会名流才能得到的荣耀。 中国人说：死心塌地的爱是无价之宝。美国人说：纯洁的爱情具有伟大的力量。《泰坦尼克号》导演卡梅隆说：经不住死亡考验的爱情，绝不是真正的爱情。电影《泰坦尼克号》用一个单纯的故事和历史的真实，再现了人性的辉煌，人们对爱情永不沉没的追求。这其实是人类最古老、最简单的“谜”。 |
| 泰坦尼克号重建再次起航——纪念海难90周年（4之1） 2002-04-11 |
| 整整90年前（1912年4月14日）的今天，人类建造的第一艘时速最快（每小时43公里）的巨轮“泰坦尼克号”（Titanic，港台译为“铁达尼号”）在驶往美国途中，在大西洋撞冰山沉没，船上2,208人，仅有705人获救，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海难。
“泰坦尼克号”是当时人类制造的第一个豪华巨轮，被称为“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首航时她装载了6,000吨燃料，3,435袋邮件，900吨行李，还有大量珠宝首饰，船舱中还有一件无价之宝：波斯诗人莪默伽耶的《鲁拜集》原稿。 据史料记载，乘客中有知名戏剧制作家、美国总统的侍从武官、费城电车大亨、国际管道公司总裁、钢铁业巨子、传记作家、神学家、名画家、雕塑家、电影明星、国际知名服装设计家，以及美国亿万富翁阿斯德，全球最大的梅西百货公司创办人施特劳斯等。一等舱的337名乘客中，仅百万富翁就有57位。 当时《纽约时报》曾刊出一等舱乘客的名单，可见世人的关注。船上富豪们的总资产高达5亿美元，折合成2001年的价值等於120亿美元（中国的军费开支去年才是170亿美元，可想而知当年这条船上有多少财富），因此引起世界媒体报道，全球瞩目。但航行4天後，在大西洋上撞了冰山，2小时40分钟後沉没海底，1,503人遇难。 这场巨大的海难当年在全世界的震惊程度，几乎不亚於911纽约世贸大厦被撞毁。美国、加拿大和全部欧洲的主要城市都有市民丧生，全球一片哀悼、悲痛。美国、英国的所有旗杆都降了半旗。美国总统塔夫脱和英皇乔治互致唁电，德皇也发了唁电。除了圣诞节，从没有关过门的世界最大的“梅西百货商场”（至今座落曼哈顿第六大道）也闭门休业，悼念它的创办人斯特劳斯夫妇遇难。纽约最大剧院之一的“哈里斯剧院”也停止演出，追思遇难的著名戏剧制作人哈里斯先生。 1997年，沉入海底的“泰坦尼克号”被好莱坞“打捞”了出来，制作成历史上最昂贵电影《泰坦尼克号》（2亿美元成本）。她仿佛是那艘豪华巨轮重新腾跃水面，载著传奇的故事，爱情的震撼，人性的辉煌，在高科技和大手笔的双浆滑动下，叱吒风云，雄姿万里，风靡美国，穿越大西洋，驶入英国、法国、德国，又开进穆斯林世界，驶入香港、台湾、中国大陆┅┅“泰坦尼克号”狂飙席卷了整个世界，创造了迄今为止全球电影业的最高票房价值：收入18亿美元。 《泰坦尼克号》电影乘风破浪，在全球范围掀起了“波浪”。各种领域，各种生意，都想“搭乘”《泰坦尼克号》。50年代出版的“泰坦尼克号”的书和小册子，当时不到1美元，现在则升值到40至50美元。沉船事件时的一张手写“幸存者名单”，现在拍卖会上以5,000美元售出，而且没有人知道谁写的这个名单，为什厶写它。美国的商店里，到处都有“泰坦尼克号”字样的皮带、钥匙链、恤衫和复制的“泰坦尼克号”小模型出售。四种关於泰坦尼克号的书，同时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 更有疯狂的美国人会花25美元购买号称是“泰坦尼克号”巨轮残存的煤块，或花95美元买一件电影《泰坦尼克号》中使用过的道具救生衣，而且1,000多件救生衣全部销售一空。电影里的道具救生艇，一艘叫价25,000美元，美国一家名叫彼德曼的邮购公司已卖出6艘。 在《泰坦尼克号》上演前，美国经营北大西洋轮船客运的公司都提心吊胆，担心人们因为看了这样沉船的电影，而不敢乘坐轮船穿越大西洋了。加州的世界旅游公司的老板汤姆．杰克逊说：“我们听说要演这个电影，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担心乘客都让它给吓跑了。” 但出乎这些轮船公司老板意料的是，这部电影不仅没有把乘客吓跑，反而为轮船公司招来了更多的乘客。电影放映後，多数在大西洋上经营客运的轮船公司，乘客量都大幅增加，船票售出率上升了15%。原来乘客大多是50岁以上的人，现在一下子来了很多年轻人，有一些学生成群结队坐轮船来体验“泰坦尼克号”的浪漫。更有新婚夫妇来坐船度蜜月。 轮船公司现在担心的是，他们的客轮远没有“泰坦尼克号”豪华。但轮船公司的经理们都保证，他们船的救生艇可比“泰坦尼克号”多，每个乘客都有位置。因为这些看完电影来乘船的青年人，上船的第一件事是查看救生艇够不够。让这些青年乘客比较失望的是，他们要像电影中的杰克和露丝一样到船头桅杆那里，体验一下随船“飞翔”的滋味，但所有轮船的这个地点都不许乘客进入，怕有危险。 轮船公司看到乘客大幅度上升，马上增加客轮。大西洋客运上增加了八艘轮船，其中最大的一艘是“辉煌王子号”——有17层甲板，比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还高9米，能够装载2,600乘客，比“泰坦尼克号”乘客量还大，而且造价是“泰坦尼克号”的60倍，达到四亿五千万美元。 洛杉矶的一个富豪，看到“泰坦尼克号”这厶有诱惑力，灵机一动，投资5亿美元再造一艘和“泰坦尼克号”一模一样的巨轮，在泰坦尼克号沉没大西洋90周年的今年，将从纽约出发，驶往欧洲，通航在当年的航线，一个房间每晚收费1,000美元。 雄伟的巨轮“泰坦尼克号”再次出现在波涛翻滚的大西洋上，载著90年前的传奇，载著人类向大自然挑战的永不沉没的信念，载著新一代男男女女对昨日的好奇、对爱情的渴望、对人性辉煌的憧憬┅┅ |
| 泰坦尼克号和百岁富豪女 2002-03-30 |
| 住在纽约曼哈顿公园大道的阿斯特女士（Brook Astor）今天100岁，百岁寿星在美国并不稀奇，但今天（3月30日）《纽约时报》却在都市版头条位置并转内页近整版，大篇幅报导了这位寿星的故事，因为阿斯特女士不仅长命百岁，而且有名，有钱，有善心，并和90年前撞沉在大西洋的“泰坦尼克号”（Titanic）有传奇般的联系——
50多岁时，阿斯特女士的亿万富翁丈夫文森特．阿斯特（Vincent Astor）去世，留下了大笔财产，在过去40多年间，她用这笔财产运作“文森特．阿斯特基金会”，资助纽约的各种社会项目，总共经过她捐助的款项达到1亿9千5百万美元，其中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得到3千万美元，大都会艺术博博物馆得到2千5百万美元，获得资助的还有无家可归者等扶贫项目。《纽约时报》说在阿斯特女士身上体现著上一代人的三种优质的综合：出生於好的家庭，得到好的教养，具有好的心肠；并把她称誉为“纽约社会的守护人”。 纽约市公共图书馆馆长Paul LeClerc说，“像她这样的慈善家，在今天的社会已经不多见了。”阿斯特女士说，她从不捐钱给任何一个她没有去亲眼看过的地方和项目。而她的几乎每一项重要捐献，都带动其他慈善家也解囊相助。她成为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纽约慈善事业的带头人和象徵。虽然已经100岁了，她还涂指甲，抹红嘴唇，带项链耳环，穿亮丽的衣服，家里挂著中国的风情画。她说，她不想让人感到她被锁在高龄里。 今天晚上，纽约市有100位名人在公园大道阿斯特的公寓给这位百岁老人祝寿。《纽约时报》刊出了祝寿者的部份名单，他们被称为“纽约的精华”，包括美国年薪最高的女电视主持人芭波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以及作家、诗人、慈善家，当然少不了“洛克菲勒们”。 两天前，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已经为阿斯特女士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祝寿会，有100位图书馆员参加。图书馆长说，这是阿斯特的主意；她以前也这样庆祝过生日。近百岁的阿斯特不仅讲了话，还和很多图书馆员交谈，最後和他们一起唱歌，跳了几圈老旧的雏鸡舞。 1998年好莱坞推出巨片《泰坦尼克号》时，阿斯特女士就曾被瞩目了一阵子，因为她的财富，她得以进行慈善事业的基础和条件，都和1912年4月14日撞沉在大西洋的巨轮上的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就是当时“泰坦尼克号”上的57名百万富翁之一约翰．雅各．阿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 当年阿斯德四世虽只有47岁，但他已建立了庞大的商贸、地产帝国。年轻的阿斯德从哈佛毕业後，就拥有了这样的发明专利：涡轮机，自行车脚闸和粉碎机的振动器。阿斯德多才多艺，他还著有人类在土星和木星上生活的科幻小说。在美国和西班牙战争时，他还自己掏钱建立了一个军团，为美国而战，因此他也被称为“阿斯德上校”。 阿斯德当时已有资产8千7百多万美元，加上他那些发明专利，身价达一亿美元以上，是“泰坦尼克号”上唯一的亿万富翁，也是全世界最富的人之一，他的资产，可以建造11艘“泰坦尼克号”巨轮。 阿斯德当时刚和第二任妻子结婚不久，妻子马德琳才18岁，正怀著五个月身孕。所以阿斯特夫妇带了十多名佣人、护士和侍从。住在一个晚上4,350美元的全船最贵的特等舱里。即使今天，这也是一个天价。1995年联合国庆祝成立50周年时，各国领袖摆阔，纷纷在纽约住最贵的旅馆，结果沃道夫大厦的最高层（四房的套间）一晚要六千美元，被克林顿包了下来。而1912年的4,350美元，差不多相当今天的8万美元。 据史家的撰述，在“泰坦尼克号”要沉没之际，阿斯德搀扶著马德琳到了四号救生艇旁边，对船员解释说，他妻子身体很弱，可不可以和她一起上艇照顾一下。船员回答说：“不行，先生，除非所有女士都先上了艇，否则不许男子上。”阿斯德没有多说一句话，脱下手套抛给了妻子，然後就退到甲板上，目送著五个月身孕的年轻妻子上了小艇。当小艇飘飘悠悠地向远方划走时，他站在甲板上，点燃了一支雪茄。 幸存的船上理发师奥古斯特．韦科曼後来回忆，当时他曾和阿斯德先生在甲板上呆了一会儿，他们聊的都是只有在理发椅上才谈的小事情。临别时，韦科曼问阿斯德：“你是不是介意我和你握个手？”阿斯德说：“我很高兴。”这是乘客们听到的这个亿万富翁的最後一句话。在平时，小市民难以有和这样赫赫大名的亿万富翁握一下手的机会，可见他的身价和气派。 “泰坦尼克号”船长史密斯和几乎所有船上的富豪都有著很好的个人关系，很多也是他的好朋友，包括阿斯德。但阿斯德根本没有去找史密斯船长走走“後门”，通融一下，让他上艇。如果他去找船长，也有充份的理由，他的妻子正怀著五个月的身孕。但阿斯德没有这样做，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到应该这样做，那是一个没有“後门”观念的时代，是一个讲究君子风度，做真正男人的时代。 “泰坦尼克号”上另一个财富仅次於阿斯特的是美国“梅西百货公司”创始人斯特劳斯，他和妻子也在这条船上。发生海难90年後的今天，“梅西百货公司”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百货公司，座落在纽约曼哈顿第六大道上。 斯特劳斯夫妇也是自己带了十几个侍从和服务生，以备船上的服务员不够用，或不方便。可想而知他们富有的程度和气派。“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之後，斯特劳斯夫人几乎上了八号救生艇，但脚刚要踩到艇边，她突然改变了主意，又回来和斯特劳斯先生在一起，说“这麽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她把自己在艇里的位置给了一个年轻的女佣，还把自己的毛皮大衣也甩给了这个女佣，说“我再也用不著它了！” 当有人向67岁的斯特劳斯先生提出，“我保险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小艇┅┅”斯特劳斯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走之前上救生艇。”然後挽著63岁的太太艾达的手臂，一对老夫妇蹒姗地走到甲板的藤椅坐下，像一对鸳鸯一样安祥地栖息在那里，静静地等待著最後的时刻。 在纽约市布朗区，现在还矗立著人们当年为斯特劳斯夫妇修建的纪念碑，上面刻著这样的文字：“无论多少海水都不能满足和淹没爱”（Many waters cannot quench love, neither can the floods drown it.）当年在曼哈顿著名的“卡耐基音乐厅”举行的纪念斯特劳斯晚会，有6,000多人出席。 人们常说“有钱能使鬼推磨”。但在“泰坦尼克号”上，在即将船沉人亡的生死关头，“钱”并没有“推磨”，更没有人用它买上救生艇的特权。“泰坦尼克号”上两个最有钱的人，斯特劳斯先生是“在别的男人没上船之前，我绝不上。”阿斯德只是问了一句“可不可以陪有身孕的太太”，被拒绝後，就一直留在船上，直至轮船沉没。他们都是船长史密斯的好友，但他们都没有去通融关系，寻求特权。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他们开口，史密斯船长一句话，他们两对夫妇都可能上救生艇，因为在一副默多克指挥的七号救生艇，没有任何原因，还准许了很多男士上了救生艇。而史密斯船长也没有因为和许多富豪是朋友，而给他们上救生艇开绿灯。在船上的警报发出之前，史密斯就把船要沉没的消息告诉了阿斯德，後来又告诉了船上其他几位富翁朋友，但却没有帮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逃生，更没有利用权力让他的富豪朋友先上救生艇。 几天之後，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那段大西洋海面上，人们发现了约翰．雅各．阿斯德的尸体，浑身都是煤烟，而且已被砸扁了。人们猜测可能他被船上倒下的大烟囱砸著了。在他的上衣兜里，还揣著2,500美元现金兑现支票。 这2,500美元，对於船员来说是天文数字，当时船上一个水手的月薪还不到20美元。但阿斯德没有用这些钱去贿赂任何船员以上艇逃生。而即使他那麽做，大概也不会有水手接受。那是一个廉洁而敬业的时代，人们崇尚的是精神和道德。 电影《泰坦尼克号》所以风靡美国、欧洲，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部电影形象地再现了当年的人类文明：世界第一艘最大的巨轮沉没了，但人类的美德、人道情操、人性的善良却没有沉没，它在这场世纪大灾难中放射了光芒！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文明，在今天的高科技的现代社会，这种文明价值更显得宝贵，因为它更加缺乏。因此，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观众，才在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银幕下一起感叹，一起缅怀，一起向往那个时代，那个文明的梦想。 约翰．雅各．阿斯特在“泰坦尼克号”上遇难後，他的长子文森特．阿斯特继承了他的主要财产，文森特．阿斯特的妻子就是今天《纽约时报》大篇幅报道的百岁老寿星阿斯特女士。 阿斯特女士100岁生日所以被人看重，被媒体重点报道，不仅是由於她的富有、慈善，也因为她和“泰坦尼克号”有这段传奇般的联系。阿斯特女士近50年的慈善行为，让人想起“泰坦尼克号”那个时代，那些伟大的男人，伟大的女性，那些海水永远淹不灭、永不沉没的人性辉煌。 2002年3月30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
| 美国和中国比赛打假：世界级假天才被揭穿 2002-03-29 |
| 在中国海内外媒体近来密集刊登打假报导和评论——伪造牛津学习成绩的吴杨被披露，新浪网共同主席吴征的假学历被揭穿，阳光卫视总裁杨澜冒充哥大校董、伪造哥大成绩、编造美国三大台邀做主持人被揭露，北大教授王铭铭抄袭被查处之际，美国媒体似乎也不甘示弱，《纽约时报》2日在头版刊出长篇调查报导「天才儿童？母亲承认她假造成绩」（Boy Genius? Mother Says She Faked Tests），揭露今年9岁、曾轰动全美、被评为“世界级天才”的贾斯廷．查普曼（Justin Chapman）的IQ成绩等都是他母亲伪造的。
这篇由该报记者古德（Erica Goode）发自丹佛的报导说，贾斯廷曾被认为是全世界最顶尖的小天才，6岁的时候，他的IQ测验是298以上，是全美同龄孩子中最高的；他的SAT成绩达到令人惊讶的800；他3岁时候的各项测验都打破记录。由於如此天才，贾斯廷5岁的时候就入学网络函授学校（比新浪网主席吴征入学网络大学巴灵顿的年纪要早很多），6岁就成为大学生，就读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大学。 负责测试贾斯廷的丹佛“智商发展中心”主任、精神分析学家琳达．西尔佛曼博士（Linda Silverman）说，“贾斯廷是超天才，他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美国人为出了个世界级小天才兴奋不已。纽约州长帕塔基接见了6岁的贾斯廷，英国BBC为贾斯廷制作了专题记录片。贾斯廷在他的单身母亲伊丽莎白．查普曼的呵护下，在全美巡回做报告，参加记者会、研讨会、天才榜样会，把那些望子成龙的母亲们羡慕死了，也把美国的媒体忙坏了。6岁的贾斯廷头戴中学毕业帽、手捧高中毕业证书的照片，出现在电视、报纸上，也是电台节目的热门话题┅┅ 然而到了去年，贾斯廷8岁的时候，出现了“不祥之兆”。学校老师反映说，贾斯廷脾气越来越大、越来越坏，并把学校的墙壁踢坏，还对一个学校社工说，他想死，不愿再多活一天。 去年11月，贾斯廷对他母亲说，他想换一个人生，不做“贾斯廷”。当他母亲在儿子的床边发现Matrin的药瓶子後，惊恐的伊丽莎白把儿子送到了附近的“儿童躁动症矫正中心”。贾斯廷说他仅吃了一片药。 伊丽莎白母子所住的纽约州Broomfield镇的人道救援部已把贾斯廷短期监护，并对他的母亲提出“忽视渎职”（neglect）的指控。法庭文件显示，该镇人道救援部指控伊丽莎白过於干预儿子的生活，同时又没有给予足够的关照，例如，给贾斯廷安排非常紧张的全国演讲、会议、记者会的日程，密集的旅行，使贾斯廷身心疲惫。 贾斯廷现在已被人道救援部安排到一个其他家庭短期收养，对伊丽莎白的“忽视渎职”的起诉审理，法庭将在三月中旬开庭。 在医院期间，美国有关专家对贾斯廷做了IQ测验，结果显示仅有“平均水平”。 在一些报纸提出质疑，以及新的IQ结果面前，这位今年29岁的单身母亲对《纽约时报》记者承认，贾斯廷的很多天才成绩都是她伪造的： 伊丽莎白说，贾斯廷从来没有做过SAT测试，是她扫描了一份成绩单，然後交给前邻居家的孩子输入电脑，打上了贾斯廷的名字。 在贾斯廷3岁时候做的那个测验，伊丽莎白承认，13道题中贾斯廷仅做了2道，其他都是她填的。 对於曾作为贾斯廷重要天才证据的史丹福Binet测试成绩，伊丽莎白说，她从罗彻斯特大学图书馆找到一份这种测试题及答案的复印件，拿回让他儿子背下来的。在儿子去参加测试时，伊丽莎白还叮嘱，“考试的时候，不要全按背下来的正确答案写，填错它一两个。” 在“天才儿童”的骗局被揭穿之後，不像中国最大门户网站共同主席吴征，更不像阳光卫视总裁杨澜，伊丽莎白低头认错，她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知道自己做了错事。”“我只是太爱自己的孩子。”但这位母亲仍坚持说，贾斯廷还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孩子。 贾斯廷所以在学校期间表现烦躁、并进而想自杀，不想要“贾斯廷”这个名字，主要因为他随著年纪增长，开始知道他的天才儿童之说不是那麽回事儿。他清楚地知道他是通过事先背记那些考题答案获得的惊人高分数。他对自己的母亲说，“欺骗这件事要把我折磨疯了。” 但很长时间内，天才儿童的造假并没有被学校发现，因为贾斯廷的作业、考试等，全部是他母亲坚持通过电子信的方式，在家里完成的。如同吴征当年从巴灵顿函授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所有考试都是在自家电脑上进行的，根本没有去学校，更没有“很多是从麻省和哈佛出来的教授”在旁边监督。 伊丽莎白居住地的警察局在上个星期五表示，该局正在立案侦察这位造假母亲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这位强调太爱自己的孩子的母亲现在正在全力以赴把贾斯廷从镇当局安排的短期收养家庭中要回来。上星期，伊丽莎白去那里看望了儿子，她告诉了贾斯廷她造假的所有事，并请求他原谅。伊丽莎白告诉记者说，他儿子拥抱了她，说“我理解。” （载《多维网》2002年3月） |
| 奥斯卡：黑色夜晚，黑人翻身 2002-03-28 |
| 虽然历年的奥斯卡颁奖都是美国人的一大娱乐节目，但近年却收视率下降。主要原因是没有好电影，每年在矬子里面拔大个，没有真正巨人的吸引力。虽然今年的奥斯卡仍是些二、三流的电影在竞争，但昨晚的颁奖典礼却创造了历史，首次成为真正黑色的夜晚——典礼由黑人女演员主持，男、女最佳主角同时为黑人所得，终身成就奖则是黑白平分天下。
好莱坞主导全球一半以上的电影市场，而奥斯卡建立74年以来，有72次颁奖都是白人演员囊括最佳男主角；仅有这次获得“终身成就奖”的黑人明星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在1963年打破记录，这次登泽尔·华盛顿是有史以来第二个非裔演员获得这份殊荣。 而黑人最佳女主角，在昨晚之前则是一片空白；即使黑人最佳女配角，历史以来也仅有两次，一次是1939年《飘》中的黑人女管家，另一次是这次主持奥斯卡颁奖晚会的琥碧戈柏於12年前在《第六感生死恋》中扮演女巫师。这次投身好莱坞才15年、今年33岁的黑人女星海莉．贝里（Halle Berry）所以上台领奖时泣不成声，因为从台下到台上，这几十步，黑人女性走了近百年！ 海莉．贝里获奖，出乎很多影评家的意料。因为《纽约时报》在颁奖前刊出的预测，美国三大权威影评家一致认为《卧室》中的女主角扮演者一定会赢。只有《纽约时报》影评家A. O. Scott在 “应该得奖者”中提到贝里。结果让他一语成真。 海莉．贝里前年曾获得金球奖，这次称后虽让人吃惊，但她那种认真、内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人生态度和艺术追求，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影响。在昨晚颁奖时，美国三大电视之一的CBS台正好播出贝里参与演出的反恐怖主义的电影“行政决定”（Executive Decision），她饰演空姐，其精湛的演技为她走到昨晚的舞台奠定了一个台阶。在颁奖前被媒体相当渲染的性感女性尼可．基德 （Nicole Kidman）虽然事先被著名影评家Elvis Mitchell评为“应该得最佳女主角奖”，但却名落孙山。 登泽尔·华盛顿是当今好莱坞最出色的黑人影星。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演出是在黑人导演Spike Lee主导的电影《Malcolm X》中扮演美国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黑人宗教领袖Malcolm X的一生，从开始参加极端伊斯兰教，到最後醒悟、放弃暴力、并和腐败的教主进行抗衡，遭到暗杀的故事。华盛顿的精湛演出，活灵活现出那位黑人领袖的心灵成长。有影评家甚至说，要想了解黑人的历史，这部电影不可不看。但Malcolm X是美国历史上相当有争议的人物，不知是否由於这个原因，华盛顿当年不仅没有获奖，连最佳男主角都没有被提名。去年华盛顿也被提名，但落选。这次华盛顿终於如愿以偿，他在领奖台上对当晚获得终身成就奖的另一个黑人男星西德尼·波蒂埃说，“我以你为榜样，追求了40年，今天，我们在同一个晚上获奖。我将继续步你的脚印，除此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做什麽。” 得一个奥斯卡不是那麽容易的事。这次得奖人中，获得“最佳原始音乐奖”的纽曼（Randy Newman）曾被提名过16次，今年才梦想成真。 这次奥斯卡颁奖，事先相当紧张，主要由於没有一流电影，因而人们猜测纷纭，而且游说评委活动比往年更严重。有的影片还倍遭非议，主要的目标对准最佳影片呼声较高的《美丽心灵》，说这部影片的男主角有过“反犹”言论和被删节的同性恋行为等。言内之意，就是“美丽心灵”有污点，不能得奖。《美丽心灵》是根据一个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传记作品改编，写一位精神分裂的数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故事。该剧导演强调，这位数学家有过反犹的话，是在他精神分裂状况下说的，不是在正常思维下要反犹。也许评委们刻意强调艺术和政治分开，结果《美丽心灵》同时获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个最重要的奖项。 奥斯卡的评奖方式比诺贝尔文学奖等要公平，因为它不像瑞典那样，永远由那厶几个终身不变的老头子来决定，而是由全美国5,000多名评委投票。这些评委包括好莱坞历次获奖的演员、知名的电影评论家、各大报报道影视的重要记 者，以及其他艺术家等。由於评委人员庞大，要想作弊比较困难，而且要想游说，也难以全部买断。每次奥斯卡颁奖晚会结束後，字幕上都说明，全部计票由哪个独立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当然不是由安达信做的！），在开封之前，连主办奥斯卡的艺术学院也不知情。 这次奥斯卡与往年不同的是，使用了新场地柯达剧场。也许由於新场地可以使用新科技，颁奖会上出现悬空表演等新花样。主持人说，“今年的安全措施比你们的脸绷得还紧张”。这次奥斯卡另一项打破记录的是时间长度，达到4小时21分钟，比2000年长了12分钟。但由於去掉了以往冗长、单调的歌星演唱，增加了空中杂技式具紧张气氛的表演，再加上对领奖人的时间不再催命似地压缩和要求，似乎更显得轻松、可以忍受。 晚会中间，全场为911遇难者默哀一分钟，并特地穿插了以纽约被背景拍摄的电影片断。以拍摄知识份子题材知名的纽约导演伍迪．艾伦则被邀上台发言。这位说话似乎有点口吃的大导演，把它变成了一场精彩的小表演：他说接到奥斯卡委员会的电话很惊讶，因为今年任何项目的提名中都没有他（他曾被提名20次，获奖2次），“可能是要把我以前得的奥斯卡小金人收回去；也可能是为没有任何奖项提到我而向我道歉；或者是因为前一段我向一个流浪汉捐了五毛钱，而要向我颁发人道救援奖”。逗得全场哄堂大笑。 这次的颁奖晚会主持人琥碧戈柏自从《第六感生死恋》获最佳女配角一举成名後，这已是她连续第四年主持这个全球有10亿观众的颁奖典礼。它再次显示好莱坞刻意凸显黑人、尤其是女性的理想主义倾向。琥碧戈柏不是靠脸蛋的演员，而是靠内在本事。她的主持风格就显露出这一点：自然而自信，而且自控能力很强。并且由於她是黑人，可以不顾好莱坞风行的左派的“政治正确”，时而开开黑人的玩笑。例如她上来就说，今年的奥斯卡，事先就互涂污点，大摔黑泥，结果得到提名的都是“黑”人。她上场时打扮成孔雀开屏、头带羽毛，是曼哈顿42街那种花里胡哨的俗艳大杂烩，凸显出好莱坞的迎合大众娱乐的一面；晚会结束离场时，则要观众看她的背影，後背写著纽约警察和消防队员的英文缩写，又表现了好莱坞严肃、追求正义的一面。两个面孔，一个好莱坞，这就是奥斯卡。 （载《多维网》2002年3月） |
| 吴征杨澜阻吓网络媒体揭丑闻 2002-03-27 |
| 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共同主席吴征和他的妻子、阳光卫视总裁杨澜在学历经历上弄虚作假行为在互联网和海内外媒体上披露後，吴杨在继设“警察”网址、威胁要求国内转载多维文章的媒体道歉、发律师信给海外媒体等一系列恶劣行为之後，记者最近从国内得到可靠消息，吴征杨澜还给中国最大的IT专业网站“天极网”（ChinaByte）发了律师信，威胁阻止刊登评论他们夫妇不实学历经历的文章，甚至阻止刊发“对阳光卫视不利的经济消息”；并还通过北京有关机构，向外省的发表过对他们不利报导的网络媒体发出威胁信，阻止他们继续刊登这类文章。
成立两年多、有70多名员工的“天极网公司”是全球报导网络企业的最大中文专业网站，也是中国大陆网络媒体中最迅速、集中报导信息科技（IT）的权威性电子垂直门户，上月初获得《电脑报》2001年度IT类编辑选择奖。该网络媒体曾经多次报导阳光卫视、新浪网，以及商业合作等消息。在吴征学历最初在互联网上被提出质疑时，该网也及时做了报导评论 2001年11月30日，天极网发表了署名Bonnie、题为“质疑吴征学历事件，做为上市公司股民需要知情权”的新闻分析，指出“新浪是媒体，阳光也是媒体，作为媒体，也许更为清楚公众最想要的是知情权。”对於网民对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学位的质疑，这篇评论文章明显是站在网民和股民立场，提出“吴征此次担任新浪董事长，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身为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其历史的不详之处、可疑之处如果引起质疑，特别是对那些采用合法言语的质疑最好还是要给出回答，辅之证据。┅┅但如果情况不实，则需要承担美国股民集体诉讼的後果。”该文的结论是，“适当的质疑正象防腐剂，会有效地遏止不良事件的发生。” 国内消息来源说，天极网发表这篇文章之後，吴征杨澜派了阳光卫视公司公关部一位副经理前往总部在北京的天极网公司交涉，指责天极网发表这种质疑吴征学历的文章是不负责任的，并声言阳光卫视将通过法律解决，向天极网递交律师信。这位女公关副经理还说，“安全局正在做调查”，言外之意，好像这事和国家安全有关。 撰写这篇文章的天极网记者听到吴征杨澜要向他们公司送律师信後比较紧张，因为吴征杨澜不仅是中国的名人，而且财大气粗。他们这个刚成立两年的公司在法庭上以财力打官司，肯定不是吴杨的对手。因此曾一度想再写一篇正面报导吴杨的文章“平衡一下”。但天极网公司执行总裁黎和生没有在吴征杨澜的威胁下低头。因此记者的平衡文章也就没有写。 这件事还没有完，天极网又刊出一篇转发香港媒体的报导，指出，截止2001年9月31日的阳光卫视年度财政报告显示，杨澜的公司亏损严重，数额高达三千七百多万港币。但吴征担任共同主席的“新浪网”刊出的消息却是，杨澜的阳光卫视年度财政报告证实“该公司获利五百万”。天极网的报导引述业界专家的分析指出，新浪网这种报导是误导，因为这种算法是把阳光卫视的全部烂账都扣出了，根本没有计算在内。 消息人士说，天极网在发出这篇报导之後，收到了吴征杨澜委托的律师所送来的带有恐吓内容的信，要求天极网立即停止刊发这类文章，否则要承担一切後果等等。但像吴征杨澜雇用美国律师所向多维社送交律师威胁信一样，也是送後就没有了下文。 在天极网和其他中国网络媒体纷纷报导、转载质疑吴征杨澜的文章之後，吴征杨澜还通过关系，用北京有关网络管理机构的名义，向几个省的刊登质疑吴征杨澜学历经历的网络媒体发出威胁函，说“你们这样做是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管理规定”。 这位消息灵通人士说，从国内报纸刊物和媒体网络继续刊登有关吴征杨澜学历经历造假的报导和评论文章来看，吴杨的这种威胁术好像没有起到根本性的阻吓作用。而且迄今中国政府也没有介入此事。反而随著全国人大政协开会，很多代表提出假文凭假学历问题，连新华社都为此发表了报导评论呼吁打假，吴征杨澜更难以阻止对他们造假行为的公开报导。他们打压、威胁媒体的做法，只能引起公愤。一位收到北京机构发出这种警告信的网络媒体负责人在把这封信传真给多维社的附言中说，“吴征杨澜他们太无耻了。” （载《多维网》2002年3月） |
| 奈保尔，乔伊斯，普鲁斯特——奈保尔评介（6之6） 2002-03-25 |
| 奈保尔年轻的时候深受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影响；他喜欢的作家包括普鲁斯特、巴尔扎克、毛姆、托尔斯泰、福楼拜、托马斯．曼等。他讨厌简．奥斯丁，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等。为了生存，奈保尔曾经给一个文学杂志写书评，所以，在大约有五年多的时间里，他读了许多当代小说，感觉很糟，总是尖刻批评，甚至说“自由的一个定义是，一个人有不读新书的自由。”
除了新书，即使对某些经典和文豪的作品，奈保尔也常有微词。虽然他曾很欣赏普鲁斯特，年轻时也曾说过喜欢乔伊斯，但去年11月他到纽约签新书时对《纽约时报》记者表示，他并不为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没有得到诺贝尔奖而遗憾，认为他们对世界不够关心。他对乔伊斯的批评曾被广为报道和引用，他说：“我没法读乔伊斯。他是个快要瞎了的作家，我理解不了快瞎了的人写的东西（乔伊斯晚年眼睛动过几次重大手术，几乎失明。他蒙著一只眼睛的照片很著名。在这里奈保尔幽默地表示，乔伊斯根本看不见别的世界），他就知道写都柏林和他自己的反叛、天主教的罪过。他对世界不感兴趣┅┅他的作品没有普世意义┅┅他的想像力太差，无聊地记录他周围那些琐碎事。” 其实，乔伊斯和奈保尔恰恰代表了两个不同世界的不同文学表达内容、不同文学表现形式，二者的产生完全取决於两个人的不同社会生存背景。 从形式上来讲，乔伊斯尝试各种不同的文体、注重语言技巧、玩味复杂词汇、故意追求晦涩，自己声称要让专家们就他要表达的意思研究几个世纪。他用非传统的写作手法开始了20世纪的文学。奈保尔则用传统表现形式，文字也简单、直朴、冷峻，几乎从不用大长句子，正好和乔伊斯等经常单纯追求文字的俏丽相反。 但奈保尔并不是不在乎文字的使用，他同样对遣词造句非常精心，只不过是追求另一种风格罢了。当然，明显地，和追求文字本身的美丽相比，奈保尔更重视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乔伊斯的一页纸可以让读者来回琢磨好多遍，玩味文字本身就可以是读书的目的；而奈保尔的作品则是过目明了，没有装腔作势，没有装饰和点缀，也没有什厶值得玩味的。但他们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故事性不强、情节不紧凑、人物形象不够吸引人。一个偏重文学技巧，一个偏重社会内容，所以这两类作家虽都属於评论家们的骄子，但都不会有多少大众读者。 从内容上来讲，乔伊斯是典型的纯西方作家的代表，他的眼睛的确不太好使，他看见的东西太少，太身边化；但是他的“心”却功能强大，他心灵的感觉不仅敏感，也更强烈，一个典型的艺术家。比较起来，奈保尔的确眼睛远比乔伊斯明亮，他看见了太多的丑陋，但残酷的现实经历经验多少把他的心磨上了一层老茧。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除了他们本身性格、气质的巨大差别之外，他们不同的社会生活背景可能起了更决定性的作用。 乔伊斯所接触、了解的世界平静、秩序、文明；虽然他也一直穷困不堪，甚至一直都比奈保尔更贫穷，作品也多年被禁，但外在的社会对作家本身没有多少干预，更远远不能完全主导、左右作家的生命和思考，所以他完全有可能、有余地躲进自己的世界，去开拓、浇灌自己心灵的园地。在乔伊斯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眼睛瞎一点无关紧要，正好可以孕育更丰富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更适合文学发展、文人成长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为什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产生了人类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文学。 而奈保尔所接触、了解的社会（虽然他18岁以後住在英国，但他看世界的角度已经完全取决於他的第三世界成长的背景）则可以完全左右、控制一个人的命运；个人的生命全部陷入和社会生存环境的战斗中，而在这种战斗中，个人永远是失败者。那是一个碾碎个人的社会，在那种社会里，哪里还有发展个人心灵的余地？即使奈保尔的文学，也是靠在西方文明的土壤里才成长起来。第三世界、或从第三世界来到西方的作家，能够清晰地描述第三世界，再有深刻的思想认识（换句话说，能有眼睛和头脑），就已经十二分难能可贵，就已经屈指可数。 在奈保尔的小说里，社会的存在超过了个人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小说里你清楚地看到周围的社会，感觉到周围的社会，但他的人物形象却不够清晰。除了《比斯瓦斯的房子》以外，奈保尔的小说差不多都有这种倾向。即使有很浓厚自传色彩的、用第一人称写的《抵达之迷》（The Enigma of Arrival），也给读者一种无论如何也走不进他心里的感觉，或者说，你和书中的主人公一样看见了他周围的世界，觉得离他周围的世界很近，但却总觉得离这个一直跟你说话的主人公有距离。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而从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作品中，读者几乎感觉不到什厶社会存在，除了周围的邻居、朋友，你甚至怀疑他们有没有社会。人、人、人，他们的作品里人的存在几乎把社会的存在挤没了。读者读出的是充满血肉、人心、人性的人。同样，这种情形难道不也正是西方社会的写照吗？人的存在大於社会的存在，人是清晰的、完整的，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独立的人。 “心”力不够则是共产主义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作家的普遍缺陷，这是悲惨的命运的缺陷。野蛮的文化摧残心、病态的社会践踏心、专制的制度扼杀心。在社会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个人是那厶渺小，他从来都不清晰、不完整、不独立、不有血有肉；他随时都可以被社会吞没，他的命运完全被社会左右。所以，只要第三世界独裁当道，吃人的文化主导，那里就绝对不可能出现乔伊斯、普鲁斯特、纳博科夫式的作家；个人的命运无法从社会生存环境的命运中逃脱出去，人都被吃没了，怎厶产生人的文学？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作家的作品中，尽管都有心理活动，尽管都在想，但就是感觉离“心”遥远。这或许是由於生你、养你的那个社会太残酷，你接触到的一切都太残酷，你从一开始和社会交往就开始堆积心灵的老茧，而不是去哺育一种温柔的情怀，不是你不想，而是你没有可能。 我个人认为，西方的文学世界（二战以前的）是一个第三世界作家几乎无法企及的艺术象牙塔，那从塔心里散发、流露出的闪亮的人性光芒是在黑暗中挣扎的第三世界作家感叹而望尘莫及的。不知道当心灵被黑暗和邪恶致残之後，得靠什厶才能修补？我甚至怀疑制度和社会对人的心灵的致残是永久性的、致命的。 由於世界不同，所以才有了这些不同的作家。我非常欣赏奈保尔的思想，但对他关於乔伊斯的微词却十二分不能苟同。当然奈保尔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他既有欣赏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一面，又有对他们不以为然的一面；另外他年轻时的作品和观点和後期也有所不同。由於今天有一个巨大的第三世界，我们必须有奈保尔（必须！），但我更渴望这世界上没有第三世界，於是人们只需要乔伊斯、普鲁斯特之类的作家就够了。而事实上，奈保尔的努力正是推动第三世界往产生普鲁斯特的方向挪动。 除了政治上的亲西方资本主义（不是西方社会主义！）之外，奈保尔作品的另一个最大优点是引起你对全世界的兴趣，使人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以前总感觉中国人苦难深重，中国人的事情还管不过来、写不过来，哪儿还顾得上去了解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但读几本奈保尔，就产生强烈的想去中东、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看看的愿望，就会渴望了解那里人民的生存状况。在第三世界仍占著大部份地球的时候，人们的确更需要奈保尔式的作家；而只有当黑暗、邪恶和残酷减少了之後，才有可能再产生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式的作家。 无论如何，奈保尔是幸运的，在他所热烈推崇的西方社会里孕育了他的第三世界文学。 2001年11月初稿，2002年3月修改（原载《民主中国》2002年4、5、7月号） |
| 奈保尔，鲁迅，昆德拉——奈保尔评介（6之5） 2002-03-24 |
| 由於第三世界的成长背景，奈保尔的作品里充满了社会内容，充满了愤世嫉俗，充满了责任意识。如果说昆德拉是描写共产主义社会的代表作家的话，那厶奈保尔就是描写第三世界的代表作家。
西方评论家经常把奈保尔和康拉德类比，不仅由於他们都写了殖民地，他们的文字风格有相近之处，更由於他们的作品都对人性的野蛮之处流露出强烈的悲观情绪，他们都明显地推崇西方文明。奈保尔本人也非常推崇康拉德，并在他最好的作品里模仿了康拉德。 康拉德17岁离开了出生、成长的波兰，他的文学建立在远离了家乡之後，奈保尔18岁离开了出生、成长的千里达，他的文学也建立在远离了生长地和祖籍印度之後。但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他们成年以後看世界的角度。他们虽然成年以後都选择居住英国，用英语写作，但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国家，同时也正因为没有国家而了解更多的国家。 对於中文读者来说，如果把奈保尔比做第三世界的鲁迅可能更容易理解他是哪种作家。和鲁迅一样，奈保尔对社会的阴暗总是忍无可忍，他说“两个半球的黑暗之处成了我写作的主体。”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感觉非常强烈的人，“我对事物的反应总是过於强烈，但正是出於这种对於事物的强烈反应我才写作。当我对事情没多少感觉的时候，就写不出什厶东西来。”“如果一个人对事情没有强烈感觉，大概就不应该去写作。”情绪的表达一直主导著奈保尔的写作，这大概也是他和鲁迅的共性之一。 鲁迅苛刻、挑剔、对事情的态度绝不中庸。奈保尔也是观点鲜明，绝不站在中间灰色地带，同意他主张的人极为欣赏，反对他的人则恨之入骨。他的毫不“含蓄”的思想观点、惹怒众人的实况描述、刻薄不饶人的评论，都使他成为当代最有争议性的英语作家之一。曾是他的好友，现在则是对头的美国作家Paul Theroux在《维迪拉爵士的阴影》（Sir Vidia’s Shadow）一书中说：“他有很鲜明的观点，有很强的个性，杂志编辑们喜欢这种作家。”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格兰（Jim Hoagland）评论说，“奈保尔的本性和他作为作家的责任就是去刺激、激怒别人。”《纽约时报》记者问奈保尔是否对关於他而引起的争议感到疲惫，他说，“一点儿都没有。能惹起这种敌意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作家不能惹起敌意，他就死了。” 鲁迅在愚蛮、酸腐、顽固的中国文坛一直是孤军作战，奈保尔在西方知识界的左派大潮和第三世界文化人的反西方浪潮中也是逆流而上。但是奈保尔比鲁迅幸运得多，毕竟他生活在一个自己所赞美的文明社会、文化价值中；而鲁迅则生活在一个他痛斥的文化和社会中，其艰难和悲愤可想而知。奈保尔说，“一个作家只能被他所认可的那个文化、那个社会和那个国家所接受和承认。” 鲁迅对中国文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痛恨到用“吃人”来形容。奈保尔则乾脆认为第三世界（主要是指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等）没文化。奈保尔和鲁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指责大众的愚昧和野蛮。但这种对大众的指责似乎尚有值得探讨之处，因为制度是统治者控制的，文化是知识人创造和发展的，而大众只不过是制度和文化的双重牺牲品罢了。而大众这倒霉的牺牲品，在专制制度下不是奴仆就是暴民。 奈保尔对官方作家和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群体的批评也是他遭到攻击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甚至痛骂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绝种了或毫无功能，他说，“西方这种社会不产生群体狂热，而群体狂热是知识份子堕落或绝种的结果。” 读到如此精辟的论断，不能不使人想起在中国发生的近在眼前的群体狂热：北约误炸中国领馆後的举国疯狂，王伟事件的群情激昂，美国遭袭击後渲 仇恨的网民┅┅ 而在美国，在遭到历史上最严重的残忍攻击、在三千无辜生命瞬间被谋杀之後，他们震惊，他们悲愤，他们支持美军去抓获恐怖份子，但却没有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举行声势浩大、群情激昂的集会声讨穆斯林人、烧毁拉登头像。他们只是默默地悼念死者、深情地高歌“上帝保佑美国”、然後坚定地举起星条旗，举起正义的力量、举起自由的价值、举起西方的文化、举起人类的文明。 再看第三世界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在沙特阿拉伯、在印度尼西亚、在埃及、在阿富汗、在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疯狂的集会怒吼、烧美国国旗、烧布什、布莱尔模型此起彼伏。然後呢？狂热之後一片空白，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为什厶价值而狂热，只有渲泄仇恨。在愤怒声讨美国、把一切都怪罪西方之後，他们自己的社会照样贫穷、照样落後，照样一团乱糟。面对这种现状，不是他们的知识份子堕落或绝种，又是什厶呢？当然，或许可以理解的一点是，独裁政权太残酷，把任何真正知识份子的种子都斩绝了。 如果把奈保尔和昆德拉相比，两人也有相近之处，虽然他们後来都到了西方，但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都是抨击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熟悉的那个社会。他们都急於在作品中表达对社会的看法，经常直接议论。虽然这种做法并不是文学的高明之处，但在狄更斯，甚至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也偶然可以见到。而奈保尔比昆德拉的高明之处在於他的议论总是非常自然地由书中的人物叙述、表达出来，如果不是特别留意，并不容易察觉到；昆德拉则总是由作者直接跳出来议论，经常显得很突兀。 奈保尔和昆德拉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结构和内容上的散乱。昆德拉的作品主要是小说，但读起来却很难有是在看小说的感觉，你得很有理性地把它们作为一种了解共产主义的教课书才能读下去。读奈保尔的小说和纪实作品也有同样感觉，你也得很有理性地把它们作为了解第三世界的教科书去读。奈保尔的几本主要小说，像《比斯瓦斯的房子》和《河湾》等，其文学色彩和质量远超过昆德拉的小说，但奈保尔的纪实作品则写得很不到家，背景材料交代差，过於拘泥自己的旅行日志，而不是逐渐地、层层深入地介绍这些国家；很多不著边际、并不能说明什厶问题的的琐碎细节也没有删掉。他自己间或的议论经常很精彩，可惜被夹杂在他旅途匆忙的脚印中，读者如不十分留意就被闪过去了。 但奈保尔、昆德拉和鲁迅这三位作家的一个类似特点是，他们的思想价值超过他们的文学价值。人们需要昆德拉去更深刻地了解、抨击共产主义社会；人们需要奈保尔去了解（共产社会以外的）第三世界、去抨击那个世界的黑暗；中国人也需要鲁迅去更深入地认清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弊端。 对於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来说，从受害者的角度写抨击压迫者的作品并不需要多少智慧，有原始的情感就够了，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但是能审视自身、本民族的问题则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 西方产生了这厶多西方的批评者恰恰是西方的骄傲，西方民主制度的骄傲，西方文化的骄傲。而东方产生了这厶多独裁政权的维护者正是东方专制制度和非人文化的耻辱。 而奈保尔，这个第三世界独裁制度和落後文化的抨击者，才真正是东方、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的骄傲。 （未完待续） |
| 奈保尔抨击伊斯兰——奈保尔评介（6之4） 2002-03-23 |
| 奈保尔最引起西方争议、更惹怒穆斯林世界的是他两次去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这四个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後所写的两部游记：1981年出版的《在信仰者中间》（Among the Believers）和1998年出版的《难以置信》（Beyond Belief）。
奈保尔在1979年和1995年分别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去上述四个国家旅游、考察。他和各种普通人交谈，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他尝试去理解为什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那些原本不是穆斯林国家的印度次大陆地区发展那厶迅猛。虽然奈保尔的作品完全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松散的游记式的纪实作品，他的确发现了几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如果其他研究伊斯兰教的著作中没有这些内容的话，那就是奈保尔的独特发现了，仔细归纳起来大概有下列这几条： 首先，奈保尔指出，伊斯兰教的解释者似乎更提倡君主和百姓平等的概念（很像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什厶很多低等级的、贫穷的印度教人在没有被强迫的情况下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国家历来也都是贫穷落後的，所以伊斯兰教显得颇有号召力和吸引力。当然，均贫富、求平等的乌托邦幻想不仅在穷人中，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在印度的等级社会中，即使在富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相当有市场的。 在奈保尔1979年旅行时，正是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刚刚成功，他亲身体验了那种到处充满革命气息的景象。到处是示威、游行，报纸上全是套话。当时在伊朗有两个革命在同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和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霍梅尼同时反对左翼共产主义和右翼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只有穷人基础，却没有宗教基础；所以既有穷人，又有宗教的霍梅尼成功了。但两种革命打的主要旗号都是相同的：均贫富、求平等的乌托邦境界，纯粹被信仰统治的社会。 其次，奈保尔发现在过去这几十年来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都有被西方殖民的历史，因此伊斯兰教非常容易地被他们的领导人用作对抗西方文化、西方价值的武器。所以，伊斯兰教在刺激、煽动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伊斯兰教要求皈依者抹掉他们过去的历史。因为伊斯兰教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宗教，所以如果你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穆斯林（所有伊斯兰教徒统称穆斯林），那厶你就是一个皈依者。而作为皈依者的马来西亚人、巴基斯坦人、印度尼西亚人和伊朗人，他们都不是原本的穆斯林人。为了使皈依者表现完全的对阿拉伯的忠诚，最终只认阿拉伯，所以伊斯兰教要求皈依者抹去过去祖先的历史。“几乎所有我们这些次大陆穆斯林人都给自己编织出一个阿拉伯祖先出来，”一个被奈保尔采访的人告诉他。 这些皈依者往往比阿拉伯人更极端，更狂热，更容易走向原教旨主义。《纽约时报》记者在911恐怖份子袭击美国後问奈保尔，“在你曾采访过的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和伊朗都有拉登的支持者，你是否吃惊？”他回答：“不吃惊。因为他们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坦白地说，这些不是阿拉伯人。这些皈依者最神经质的一部份是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忠诚。就像法国人说的，奴仆必须表现得比国王更支持君主制。” 对於那些皈依者来说，伊斯兰教其实只是一个引进的宗教，但这个宗教则切断了他们自己国家的传统，导致他们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他们的历史从阿拉伯开始，好像在伊斯兰教进入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历史。以前的一切都被抹掉了。” 所以，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在进行一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战争、和现代社会形式的战争，同时也和当地人民的传统精神发生战争。他说法国人在五百年的罗马统治後仍然可以找回自己的历史，自己祖先的传统。但是伊斯兰教则使信仰者抹去祖先的历史、忘记传统，最後脑中只留下阿拉伯文化，使他们除了伊斯兰教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回归的传统。所以他说，“伊斯兰是人类迄今最不妥协的、最危险的帝国主义。” 第四，“原教旨主义者希望人们都是纯洁透明的，整个儿一个空空的接受器皿，等著宗教往里面倒。”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奈保尔说，“这是不可能的，人永远不可能空白到那种地步。”由於现实无法达到宗教所要求的纯洁度，所以，在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奈保尔感觉到有一种既虚无主义，又神经质的东西。他对伊斯兰教让人们自愿地成为“虚无”非常不能容忍。他说，“伊斯兰的帝国主义是非常具摧毁性的，因为它想要的是人的头脑。”这真让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不寒而栗，因为共产主义要的也是人的头脑。两者做的都很成功。 第五，在《难以置信》里，奈保尔写到，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并没有真正解决穆斯林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也无法回避周围现实生活和宗教冲突的困境。那些宗教的利用者们自己的革命一次次地失败，他们许多似是而非的胡话一次次地破产。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的缺陷是从它的根源上来的，这种缺陷在伊斯兰的历史上一直就有：对於它本身提出的政治问题，它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它只提供信仰，只提供预言。所以穆斯林人在一步一步退到古老的原教旨教义中寻求解释和解决办法的同时，开始把愤怒转向西方。 在《在信仰者中间》一书中，奈保尔写道：“处於中世纪状态中的（中东）人被石油和金钱惊醒了，他们在感觉到力量的同时感觉到威胁，同时意识到正在被一个巨大的文明包围。他们感觉到不能左右那个文明，应该拒绝那个文明，但同时他们又感觉到对那个文明（科技）的依赖。” 奈保尔描述到：他们自然地使用电话联系，理所当然地享受著电视，却从没想过这些都是西方文明创造的东西。他们使用西方文明发明创造的现代化设备，用英语出版科技、建筑杂志，用西方建筑学设计伊斯兰城市规划，甚至用西方语言攻击西方。他们感觉到被强大的西方文明包围著，无法左右，必须拒绝。在伊朗的书店里，共产社会接受和推崇的文学，像萧洛霍夫、斯坦贝克、杰克．伦敦等作家的作品，以及英文的马列著作都被醒目地陈列。和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抵抗西方成为支撑穆斯林独裁者的最有力支柱。宗教更把穆斯林人对西方的愤怒神圣化了，使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等各个方面都对西方愤怒。伊斯兰教的解释者告诉他们，伊斯兰是纯洁的、完美的，必须抵抗腐朽、堕落的西方。但是，奈保尔不无讽刺地写道，那些穆斯林人只要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信仰的土地”逃到“金钱的土地”。 在巴基斯坦他目睹了政府的腐败，疯狂的信徒们对自己的国家毫无信心。奈保尔说，巴基斯坦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制造了“伊斯兰世界的核武器”。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宗教国家”的缩影——“一个只产生皈依者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里到处是头脑简单的恶棍，最容易被摧毁，最容易被左右。” 在印尼，奈保尔看到苏哈托利用伊斯兰教扩大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创造一种使非穆斯林人恐惧的社会环境。奈保尔强烈抨击印尼的知识份子，他采访的著名印尼知识份子对印尼前景的想法和梁启超、毛泽东相同，那就是必须得先塑造“新人”，然後才能发展社会、发展民主。毛泽东是通过共产主义塑“新人”，印尼则通过伊斯兰塑“新人”。这些印尼知识份子们也似乎明白了，必须和权势联合起来才能成事，所以他们一方面为政府的意识形态服务，一方面要去西方学习。奈保尔说这些印尼知识份子虽然在科技现代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同时更是苏哈托独裁政府的帮凶。 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的问题是一个比其他任何第三世界的问题都更严重的问题。”他於《在信仰者中间》写道：“伊斯兰的狂热是一种被神圣化了的狂热，对信仰的狂热，政治狂热。在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地见到敏感的男人们，他们随时都酝酿著恐怖骚乱。”“穆斯林人的主要‘感情’就是狂热和仇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靠仇恨喂养的。”他们强调死亡、流血、报复。奈保尔认为西方长期对独裁的穆斯林世界的容忍迟早要给文明世界带来灾难。 奈保尔对穆斯林世界如此尖刻的批评不仅惹怒穆斯林世界，在西方也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而遭到攻击。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奈保尔政治观点的人，都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奈保尔长期被诺贝尔奖提名，但一直没有得到，除了他对於非洲第三世界的观点之外，主要是由於他关於伊斯兰教的作品和言论。 难怪《华尔街日报》社论认为这次把诺贝尔文学奖给奈保尔是“瑞典文学院自1981年以来最勇敢的一次决定。”“或许可以称作是一个文明的庆典，一个挑战。”美国报业托拉斯专栏作家戈林柏格（Paul Greenberg）则在《华盛顿时报》写道：“911後，‘政治正确’”剩下的最後一点根基也随著纽约世贸大厦倒塌了。看来‘政治正确’也不是永远的┅┅连瑞典文学院居然都从它习惯的昏庸状态中醒来，把奖给了政治最不正确的作家奈保尔。”“他不仅仅是能够看到和感觉到，更能够勇敢地记录他看到和感觉到的。这才是更艰难的。”“如果奈保尔的作品有什厶倡导的话，那就是文明，具体地说是西方文明。”“奈保尔获奖是在令人忧郁的大潮中一个令人欣悦的意外。也许，911以後，居然连知识份子也智慧了起来。” 《时代》周刊则说，“奈保尔是对世界上的病态政府、贫困、混乱地方的最刻薄批评者，同时他也是西方文明的最优雅的赞美者。” （未完待续） |
| 奈保尔不替母国印度遮丑——奈保尔评介（6之3） 2002-03-22 |
| 在英国居住了12年以後，30岁的奈保尔第一次去了祖先的家乡印度。他虽然既不是在印度出生，又从没有在印度居住过，但由於典型的印度移民家庭环境的影响，再加上他一直对千里达的反感，奈保尔一直对祖先的家乡有一种幻觉、向往。但第一趟返乡使他自幼建立起来的对印度的梦想破灭。印度的贫穷、落後和原始令他沮丧万分，他感觉自己和印度之间的距离简直无法逾越，认为“这是一个不应该有的旅行，它把我撕成两半。”回到伦敦後三个月陷入无法写作的失语状，然後他把自己的见闻、感受、想法写成了关於印度的第一本书：《黑暗的地方》（An Area of Darkness）。
在随後的20多年里，他又几次回印度，写出另外两本关於印度的书：《印度：一个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和《印度：数不清的反叛》(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构成关於印度的纪实三部曲。 印度自1947年从英国殖民地独立以来，一直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她为什厶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贫穷落後？这不仅是第三世界关注的问题，也成为中国这种国家的独裁者和一些知识份子认为人口众多的国家不适合实行民主制度的理由。 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不是理论作品，所以不可能系统、有条理地回答这个问题。作为纪实作品，他写得也比较零散、零乱，按自己的旅行日程、所见人物为序。但耐心的读者从他对所见所闻的细腻观察、感觉、描写，和散见於字里行间的毫不掩饰的尖刻批评中，起码可以感觉到两个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幻想害苦了印度。人所共知，甘地和尼赫鲁是两个印度最有名、对印度影响最大的人。作为著名的民权领袖，甘地不仅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同时满脑子乌托邦幻想。虽然他在印度独立的第二年就被暗杀，但他的想法、他的巨大影响至今在印度仍深入人心。奈保尔认为“甘地没受过多少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个思想家。他的理念今天毫无意义。” 甘地的弟子、领导印度走向独立的尼赫鲁也是充满社会主义思想。自1947年印度独立一直到1964年去世，尼赫鲁做了17年印度总理。他领导的国大党在经济方面一直实行社会主义式的国有制。尼赫鲁去世後，自1966年到1977年，1980年到1984年，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作为印度总理，也延续这种社会主义式的、以国有为主的经济制度。由於普通的印度平民深受等级制度之害，他们渴望平等，渴望乌托邦社会。在印度，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共产主义者是相当不乏其人的。同时由於长期是殖民地，印度从政府到知识份子一直都有著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西方、对资本主义都相当有敌意。这些都导致印度一直是苏联的盟友。 奈保尔对尼赫鲁家族对印度的长期统治倒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尼赫鲁家族对独立後一片混乱的印度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甘地夫人执政期间，印度已经开始往工业化方向发展。奈保尔认为印度在後尼赫鲁时代更空虚、漂浮，“他们靠口号统治。”他自己拒绝把印度罗曼蒂克化，拒绝承认一般印度知识份子为印度的贫穷落後所找的理由（英国殖民）。“为什厶印度那厶容易就被外来进攻打垮了？我们必须寻找内部原因。仅仅去谴责外部原因是不够的。这一直是我的观点。我们必须检讨自己，检查我们自身的弱点。” 奈保尔的作品更多表现了导致印度落後的第二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印度落後的等级文化，以及严重的宗教种族冲突。 印度人曾对独立後的美妙前景充满幻想，但独立时的振奋、荣耀和欢庆迅速被贫穷、等级隔离、宗教冲突等代替，印度不仅成为一团乱糟，也成了屠宰场，由於部落种族争斗、巴基斯坦穆斯林教和印度的红都教等的战斗，导致50多万人丧生。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印度独立後走向真正民主的道路十分艰难。 奈保尔认为印度历史上最糟糕的是伊斯兰教的进入，伊斯兰教在印度的发展简直扭曲了印度的历史，毁掉了传统的印度文明。虽然他认为印度教的等级制度是野蛮的，但伊斯兰教，还有包含了伊斯兰和印度教两种内容的锡克教（Sikh），则给印度带来灾难，造成印度人的精神混乱，区域争夺和宗教种族混战。他认为伊斯兰教在印度造成的破坏远大於英国的殖民；野蛮之所以弥漫印度，因为它和宗教连在一起。由於伊斯兰教像共产主义一样强调人人平等，信徒之间都是兄弟，所以它对印度教里面低等级的人很有吸引力。虽然许多年对伊斯兰的信仰根本没有改变那些穷人的困境，但印度人对糟糕的现状却有相当的忍耐力，他们慢慢地等待、指望著政府能给他们带来公平。 除了抨击印度的文化和种族、宗教冲突导致印度落後之外，奈保尔尤其强烈地批评印度的知识界。他说，“印度作家们不知道为什厶他们的国家会是那厶一团乱糟。他们不懂印度为什厶会那厶贫穷，他们不明白为什厶十七、十八世纪的旅游者把印度描写的那厶优雅。他们极其容易地把今天的一切糟糕全怪罪於英国（的殖民）。”“他们应该问一下，到底谁制造了这些废墟？为什厶会有这些废墟？” 他甚至说，“在很长的时间里，事实上有好几个世纪，印度根本就没有知识份子，根本不值一提。”他认为印度知识份子和西方左派不仅不清楚印度贫穷的根本原因，甚至美化印度的贫穷。“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印度人今天活在一个不清楚自己历史的现状中，所以他们不知道今天这一团乱糟到底是怎厶来的┅┅印度人自己无法走出殖民地的阴影。”所以，印度的落後并不是民主造成的，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在那样一个多语言、多种族、多宗教战乱中，印度的糟糕程度只能更加严重。 但奈保尔在走访了伊朗、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四个穆斯林国家之後得出的结论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度是这里面最好的国家。911之後，奈保尔曾再次表示印度的穆斯林群体是最不具暴力倾向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也曾高度赞扬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印度的穆斯林人。 向世界说出印度丑陋的真实，自然不能使奈保尔得到印度的宠爱。他书中那愤怒的态度和嘲讽的口气也让印度文化人无法接受。印度人可以在自己的报纸上谴责他们政府的低效率和腐败行为，他们对政府的批评很多甚至比奈保尔更强烈，但是，民族主义情绪非常严重的印度知识界也像中国人一样奉行“家丑不可外扬”的不成文规矩。他们认为，像奈保尔这种了解内部情况的“外人”把印度的丑陋之处张扬出去，会更增加西方对印度的偏见。所以印度知识份子指责奈保尔背叛了印度，背叛了印度人对他的友好和热情。印度知名诗人伊扎基尔（Nissim Ezekiel）气得乾脆编了一本集子，专门攻击奈保尔的《黑暗的地方》。 奈保尔对一位在美国的印度裔作家表示，“我并不认为我是诋毁印度，我只是记录我的不开心┅┅事实上，那只是一次忧伤的经验。”他也不在乎作品在印度卖的不好，“我不是给印度人写作，他们是不读书的。我的书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有市场，而在原始的社会里是没有市场的。”“由於在我写的那些社会里根本就没有知识份子，所以，你一写，他们就愤怒。” 奈保尔对自己选择居住的英国当然也批评，诸如他批评英国的福利社会主义政策，批评总理布莱尔对低俗的大众文化的鼓励等，但他对自己生长的千里达和祖先的家乡印度都批评得更苛刻。 在印度三部曲的最後一部里，虽然印度仍是问题严重，但毕竟开始有希望。变化、创造开始取代沉闷。他认为印度知识界已经开始连蹦带跳地向四面八方舒展，而巴基斯坦，只知道宗教信仰，则越来越萎缩。自由的概念已经深入到印度的每一个地方，而这个概念二百年以前在印度是没有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和人道情怀都开始在印度深入人心，知识份子已经开始反省。（有意思的是，在奈保尔获得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後，我读到的几篇最强烈赞赏奈保尔“政治不正确”观点的文章竟全是印度人写的，一个《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一个纽约市立大学文学教授，一个印度作家。） 对於印度来说，奈保尔既是外来人，更是自己人，所以他对印度的观察既超过纯西方人，又超过印度人自己。虽然他没在印度生长、生活，但印度早已无可选择地成为他血肉的一部份，他在对印度的苛刻挑剔和严厉抨击中，更充满了对印度无法割舍的深情。他对印度真可谓：爱之深，痛之切。那种感觉大概在世界任何国家的流亡者中都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引起更强烈的共鸣。 （未完待续） |
| 给穆斯林世界带来希望 2002-03-22 |
| 布什把伊拉克、伊朗和北韩称为“邪恶轴心”，引起舆论波澜，三个当事国齐声回击，中共也跟著谴责美国，一向与美国总要作点对的法国，也指责美国这种说法“简单化”。
布什似乎不甘示弱，年初国情咨文提出邪恶轴心说之後，三月下旬又再次强调，必须抗衡这三个邪恶轴心，美国军事反恐的第二阶段，主要是制止大众毁灭性武器的扩散，而这三个国家是重点。 这三个国家到底是不是邪恶政权，其实不用美国政府来定义，更不需要中共和法国来指导世人，这三个国家自己的行为本身早就已定性。尤其是听听这三个国家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们怎麽说，就更清楚了。 共产北韩研制核武导弹是人所共知的，并曾试射核武导弹，穿越日本上空坠海。最近大批北韩人冲进北京的外国使馆要求庇护，人们用“脚”投票要逃亡，就是对这个政权性质的最好注解。 ●伊拉克人欢迎美军 伊拉克当年侵占科威特更是人所共知。外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政权是联合国191个成员中唯一曾使用生化武器杀人的国家，而且是对付自己的人民。1988年3月15日，伊拉克总统候赛因下令，对伊拉克的Halabja投放芥气等毒气，结果导致五千平民被毒死，一万多人伤残。今年3月15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纪念这个事件14周年的集会，悼念那些遇难者。 伊拉克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现在波士顿Brandeis大学任教的马基亚（Kanan Makiya）最近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上说，“伊拉克当然是个邪恶的国家，早就应该推翻候赛因政权”。他说，波斯湾战争那年，美军轰炸巴格达时，很多伊拉克人站到房顶上欢呼，等待美国军队来解放他们。但是，美军半途而废，让他们极为失望。他希望小布什这次不要重复他父亲的错误，能够在反恐第二阶段，军事打击巴格达，帮助伊拉克人民获得自由。 当电视台请来的美国专家强调说，候赛因政权如果被推翻，伊拉克会陷入混乱，从而导致那个地区更大的不稳定时，马克亚反驳说，伊拉克几百名知识份子早就签署了一份决议，一旦伊拉克结束候赛因专制，他们将采用日本式宪法，尤其是采用日本宪法第九条款，永不侵略，永不发展军力，使伊拉克像战後日本那样，成为一个和平的力量。 伊拉克的另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哈穆扎（Khidr Hamzah）是研制核武导弹的专家，他在几年前逃到美国後写了一本书《萨达姆的导弹制造者》（Saddam's Bombmaker）。最近在美国电视上谈到联合国核检人员返回伊拉克问题时，他直率地说，“这是根本没有用的。因为候赛因是隐藏核武的专家，伊拉克拥有很高级的监控系统，检查人员要到哪里，他们事先就知道，然後早把核武设备转移了。” ●美国国旗涌现德黑兰 伊朗的知识份子，对於德黑兰是不是邪恶轴心，已不是辩论的问题，而是如何推翻这个政权。今年2月下旬，《纽约时报》杂曾以伊朗持不同政见者挑战德黑兰政权为封面新闻，报道了他们的故事。 流亡美国的阿塔贝（Zia Atabay）原是伊朗著名摇滚歌星，但伊朗革命断送了他的艺术生涯，因为霍梅尼禁止一切摇滚乐。他曾流亡瑞典、西班牙、英国，最後落脚到洛杉矶。他妻子在当地开设了一间整容诊所，後来收入不错。於是这位歌星用这笔钱开办了伊朗语的电视台，向散居美国及欧洲的伊朗人提供娱乐节目，并接受观众打电话进来参加讨论（call-in）。 有一天，一位打电话进来的观众说，他是从伊朗打来的，这把阿塔贝等人吓了一跳，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能够播进伊朗。他们对这个电话是否真是从伊朗打来的有所怀疑，於是要了对方电话号码，再拨过去。阿塔贝拿起一个铅笔，问电话中的对方，他手里拿的是什麽，对方说“是铅笔”。阿塔贝又拿起一个苹果，还没有等他发问，对方就说，“是个苹果！”阿塔贝对《纽约时报》记者描述说，在那一瞬间，他和同事们眼睛都湿润了，“我们的电视进入国内了！” 阿塔贝的电视节目是通过法国在伊朗的一家电视频道播进去的。异议人士办电视的消息在伊朗不胫而走，伊朗人纷纷去买电视机，去买收看无线频道的设备，为此有的借钱、卖房子，有的甚至卖自己的肾脏。 伊朗政府很快就发现了这个电视节目，於是进行了干扰，同时向那家法国电视施压，最後迫使它取消了电视频道。 阿塔贝原来仅是想办个娱乐节目，但伊朗政府的做法激怒了他，他决心和德黑兰打一场新闻媒体战。他把电视节目由娱乐改为了号召民众起来推翻德黑兰政权。他邀请了其他伊朗流亡者，有记者、评论家、诗人、教授等，制作了更多的节目，并找到更强有力的发射频道，使更多伊朗人收看到他们的节目。他们还把前伊朗国王巴列维现在美国的儿子小巴列维（Reza Pahlavi）找来做节目，向伊朗民众发表政治演说。 911事件之後，阿塔贝请来巴列维，在他的电视节目上向伊朗人喊话，号召伊朗人为表示对美国的支持，第二天到大街上，打出美国国旗。结果，第二天的德黑兰大街上，有几千名年轻的伊朗人举起美国国旗，成为一个引起全球媒体关注的新闻。《华尔街日报》去年11月5日就此做了专门报道。 一位旅居美国的前伊朗学者最近在美国公共电视台说，当伊朗政府喊著“美国人滚出去”的时候，伊朗人民说，“把我们也带走！” ●给铁幕世界一束希望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伊葛纳迪斯（David Ignatius）最近发自巴黎的文章写道，听到法国批评布什提出邪恶轴心是“简单化”，他想起了当年里根总统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时，法国等国家也是这样反应，认为美国总统说了“蠢话”。但当年他采访一个莫斯科的教授，那个教授对他说的话，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美国的总统敢向世界说出苏联的真实，你们有勇气说出我们真正的名字。”这位美国专栏作家感叹地说，他从此另眼看待里根。因为里根的话，给了仍在铁幕世界中的苏联及东欧国家人民以自由的希望。而正是这种希望，在不到十年之後，摧毁了所有欧洲的共产制度。今天布什定义邪恶轴心，也同样给了那些仍在专制社会中的人民以希望。 （载《开放》2002年4月号） |
| 奈保尔歧视非洲？——奈保尔评介（6之2） 2002-03-22 |
| 虽然自18岁以後奈保尔一直住在英国，但他的作品却主要是描写第三世界，具体地说是写非洲、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陆。再具体地说，大概除了中国，他把第三世界几乎全写到了。
1971年，奈保尔以《在放任的国家》（In A Free State）得到英国最高图书奖布克奖（这里之所以译成“放任的国家”而不是“自由的国家”是因为小说指的是一个刚独立、尚未建立起任何规矩的、混乱的非洲国家。而中文的“自由国家”通常指西方自由国家）。在这部由五个中短篇组成的作品集，奈保尔主要描写了个人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的困惑、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不相容性。《在放任的国家》是一个中篇小说，或叫短长篇。在这部作品里奈保尔通过一对欧洲男女在非洲某国的一次旅行经历，主要写了非洲从英国独立之後的失控。 1979年奈保尔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被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的经典作品《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这本书描述了一个印度後裔的穆斯林人在某个没有给具体名字的、刚刚独立的非洲国家的经历。这是他描写非洲後殖民地时代现实的最重要作品之一。 在这本书里，奈保尔用一个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印度後裔但在非洲谋生的小杂货店主的口吻、用平静的语调，说出了人们不想看到、不愿意承认、更不敢说出口的真实：殖民地独立之後，非洲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远超过殖民地期间。他们在挣脱了部落的枷锁或殖民地的规矩之後，却无法进入现代人的生活；社会没有秩序、毫不安顿；形成了一种上不著天、下不著地、既无规矩、更无法律的混乱局面。“丛林在自行运转著，人们无路可逃。”“丛林”（The bush）是奈保尔常用的代名词，表示非洲以及整个第三世界。 在那个社会里根本没有知识份子，军队是唯一的权力，在军队之上就是“强人”（Big Man） 总统。任何政策的决定都取决於这个“强人”的奇想。就像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状态。在那种世界，被压迫者经常会像压迫者一样邪恶；两者同样都被黑暗和恐惧征服；普通人没法有真正个人的事业，没有个人的成就，他们很容易被各种幻想和谎言左右。 同样像共产主义社会，“强人”根据他的统治需要，雇了一个白人学者重新改写历史。在这之前非洲的历史也全都是欧洲人写的，自然带著欧洲人的主观或偏见，但非洲人本身却没有写下自己的历史。奈保尔写道，如果欧洲人不把非洲的历史记录下来，他们的历史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人在乎过去，也没有人看重将来，他们只是活在当下。 奈保尔在这部书里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历史是在人类成就的基础上写的，没有成就也就没有历史。他暗示，非洲的历史是从欧洲人来了之後才开始有的。 《河湾》的男主角说：“逃离家庭、社会规定的生活不仅是一种渴望、需要，而是能幸存的唯一选择。”这不能不说是许多第三世界人民的共同命运。所以奈保尔说他自己没法在作品中充满浪漫情怀地美化第三世界，没法对那里的野蛮做合理的道德解释。那里到处充斥贪婪、嫉妒、野蛮、仇恨；黄种人恨褐色人，褐色人恨黑人，黑人恨白人，就这样循环著。这种仇恨似乎是正常的。奈保尔认为，“贫穷比任何现代机器都更把人非人化。” 对西方那些“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赞美第三世界的歌声，奈保尔在《河湾》中写道∶“你无法听下去那些关於人间不平的甜蜜歌声，除非你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能享受到正义；你不可能歌唱世界的末日，除非你感觉到是安全地呆在一个将一直存在下去的世界。” 奈保尔在另一部以拉丁美洲为背景的作品《游击队员》里，最刻薄地描述的是一个浅薄的左派英国女人。那个善良的白人女性，因为背後有另一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安全、富有等保护著，她根本对革命、对人要付出的代价、对那种社会的残酷毫不清楚。她对周围的荒诞完全没有感觉，她的感官系统失灵。当她在非人的第三世界过得不开心的时候，以为就可以轻松地飞回西方自由世界的保护伞下。但最後无知被邪恶吞噬，她自己被强暴之後屠杀。奈保尔对西方人的“天真”似持不原谅态度。 他表示，对於“原始森林”（指原始野蛮的社会）他没有西方人那种“温柔的情感”，因为西方人只是周末到“森林”里去野餐一顿；他们在西方自由通行证的保护下，轻松愉快地到非洲遛达一趟，见到和欣赏的是微风吹拂下的棕榈树和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美妙沙滩（就像西方人到北京上海见到的是高楼大厦、霓红灯闪烁，好一派现代化的美景）。 《河湾》的男主人说：“我很吃惊，欧洲和美国的报纸上居然对这里的屠杀有赞美声。当然，人们对他们不真正感兴趣的地方、他们不必去居住的地方总是愿意说些好话。”精辟、准确至极！ 西方左派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是平等的，都具有平等的价值，但他们自己却绝对不去和西方具有“平等价值”的第三国家居住。他们大可以在西方全方位的精神、物质保护下，躲在西方的象牙塔里赞美第三世界的迷人。事实是，一味地施舍廉价的同情绝不是真正的关心，对自己不必去居住的残酷地方的轻松、潇洒的赞美则不是无知就是可恶。如果有谁能真正放弃西方国家的护照，移居到第三世界国家居住，并热烈地赞美那里发生的一切，这才是值得佩服的；只有这种人才不是伪善。但还没听说过在西方有这种人，连加入阿富汗塔利班恐怖份子军队的美国人沃克尔（John Walker）都不肯放弃美国护照。 无论如何，世界上没有比躲在象牙塔里赞美“丛林”的人们更伪善的了。 奈保尔眼中的非洲是无法无天的相互残杀、独裁政权的野蛮统治、社会的贫穷落後。大概只有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在那种社会生活过、挣扎过，才能真正理解狄更斯的《荒凉山庄》里那句话：“去旅游是个美妙之地，去居住则是地狱”。 现在不少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当他们像西方人一样得到“自由通行证”的保护之後，也开始赞美那些他们不必回去居住、却可以自由自在地去旅游、更可以潇洒地离开的地方。自由给了他们赞美“丛林”的资本，也给了他们抨击西方的特权。这类就是令奈保尔非常生气的“那些享受著自由却不赞美自由的人”。 不少天真可爱的西方人对奈保尔的作品感叹∶“他写的多厶好呵，可是他为什厶不写写西方白人的缺点呢？”也有人讽刺“因为他是棕色皮肤的，所以他就有了骂有色人种的执照了。”那个以攻击西方文明、维护阿拉伯文化而著名的巴勒斯坦裔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又译萨伊德，Edward W. Said），则谩骂奈保尔是“白种人的黑鬼”（a white man's nigger）。可这个和巴勒斯坦的小孩子们一起向以色列哨所扔石头的赛义德自己却绝对不回到他的家乡阿拉伯第三世界去居住，死活呆在给他所有言论自由的美国。 绝大多数和奈保尔有同样想法的作家都缩著脖子不敢声张，而奈保尔则毫不顾忌地写（说）出自己鲜明的观点。作为一个有色人种，他的确有著同时指责第一和第三两个世界的特权，他也尽最大能量地使用了这个既没人主动给、也没人主动要、更挨第一、第三两个世界主流舆论骂的特权。 有记者问奈保尔，“为什厶非洲的作家们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好像没有你那厶深入的批评？”他回答到：“有的社会刺激、促成有深度的作品；而另一些社会则不能，因为那种社会提供的促使智慧扩展的空间太小，所以作家们很难深刻。”奈保尔认为那些住在原始、野蛮、黑暗社会的人经常没法清晰地看清他周遭的世界。 奈保尔曾对一位印度裔作家说，“拉丁美洲除了官方作家什厶都没有。”“官方作家是指他的观点对现存体制、政府、政权不构成任何威胁┅┅到处都是官方作家们，他们不冒犯任何人，就让拉丁美洲那厶一团乱糟，因为作家们不冒犯任何人。他们躲避了真实，所以混乱在继续著。” 《河湾》中写道：“每个人都放弃了一部份自己，去为他们的领导人服务。每个人都自愿地自我渺小去凸显他们领导人的伟大。” 当然，奈保尔并不是唯一的来自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批评者，自五、六十年代以来，已经有不少拉丁美洲、非洲和印度作家抨击第三世界的独裁专制、民族主义和腐败落後，像拉丁美洲的塞尔文（Sam Selvon）、拉明（George Lamming），非洲的阿基比（Chinua Achebe），印度的纳拉延（RK Narayan）和拉奥（Raja Rao）。但奈保尔则是其中最著名的。 奈保尔认为第三世界贫穷落後原因在於他们自己文化的糟糕、政治的独裁、政府的腐败、知识份子的愚昧、人民的野蛮。他对这样的第三世界充满悲观，所以当有人问他非洲的前景在哪里时，他说：“非洲没有前景”（当然这话是在二十多年前说的）。他之所以敢这厶大胆地说话是因为他没有像西方作家那样，带著昨日殖民者的歉意美化非洲和拉丁美洲。 他的作品不仅描述了非洲、印度、中东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在困境中挣扎的悲惨现状，更明确而尖刻地指出：虽然西方殖民对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人民带来了文化震荡，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但绝不成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落後、野蛮的理由。在殖民统治结束後，那些国家的情形更黑暗。而造成这种黑暗的原因完全在第三世界国家自己：军阀混战的独裁统治；迎合支持独裁者的文化人；缺乏人性的文化；被原始、野蛮包围的大众。他尤其愤怒地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失败归罪於别人，归罪於西方，而这正是他们的统治者所期望的。所以奈保尔认为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份子。 （未完待续） |
| 中国新闻自由度不如沙特阿拉伯 2002-03-21 |
| 布什总统首次访问北京，被美国主流媒体大幅报道，其中一个说法引起我的注意，该报道说，这次布什和江泽民的记者会以及布什到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国方面同意不加删节地全文播出，是中国的一个进步。
一个重要的外国元首来访，和中国领导人会谈後共同主持个记者会，然後到中国一所大学讲一番话，这厶个在西方习以为常的官式活动，中国政府能够同意不删节内容全文播出，就算是“一个进步”，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新闻状况落後到什厶程度！ 中国的官方报纸时常批评美国的新闻自由是假的，连清华大学新闻传播中心的主任李希光等研究新闻、教导学生如何写报道的教授们，也把美国媒体对中国黑暗面的批评说成是“妖魔化中国”。但像外国领导人来访开个记者会、到大学做个演讲，都要几经交涉才能使内容不删节全文播出，这种事难道也是美国等西方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这不明明是中国政府在自我妖魔化吗？这不是再次证明你不许信息自由流通，你恐惧人民听到和政府不同的声音吗？ 布什的记者会和演讲经过美国政府的压力和讨价还价可以全文播出，可是中国政府至今不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要报纸进入中国，甚至对他们报纸的网页都进行封锁。而中国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任何报纸都可以在美国自由流通和出售。中国政府为什厶恐惧中国人读到、听到外面的声音？没有什厶比不让人民听到外面的声音、不同的声音更能“自我妖魔化了”；没有什厶比害怕比较和鉴别的“新闻”更虚假的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是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之一，他写中东的书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榜。在911後，弗里德曼写了很多批评阿拉伯国家以及穆斯林激进份子的文章，而在批评沙特阿拉伯政府方面则尤为激烈。但他2月20日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访谈中介绍的一个情况令我既惊讶、又感慨：他说虽然他的专栏文章捍卫西方和美国价值，尖锐地批评沙特阿拉伯政府，但他不仅没有被沙特阿拉伯政府列出黑名单禁止进入该国采访旅行，而且沙特阿拉伯的主要报纸还设立转载他文章的栏目，全文翻译他的专栏文章。一位沙特阿拉伯人对他说，我恨透了你写的每一个字，但我们得让沙特阿拉伯人知道你的看法、我们需要外面的声音。 一个仍实行君主制、被很多中国人认为很落後的沙特阿拉伯，都在新闻自由度和自信心上超过自认为强大的中国。原驻北京采访主任，现已升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 ）经常写有关中国及亚洲的文章，中国政府敢允许它统治的任何一家报纸给他开个专栏，全文翻译转载他的文章吗？中国的媒体敢像沙特阿拉伯的报纸一样，也翻译刊载美国记者的文章，让中国读者也知道一点“外面的声音”吗？中国的新闻自由度竟然不如一个君主制王国，这还用别人来妖魔化吗？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2年3月） |
| 奈保尔的“政治不正确”——奈保尔评介（6之1） 2002-03-21 |
| 由於世界的政治和文化格局越来越明显地把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划分了开来，作家、知识份子也明显地大致分成了两大派：
一派强调第三世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西方列强历史上的侵略、殖民，现在的军事、文化霸权等。这派要求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对於独裁政权虽然也持批评态度，但不强硬，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强调第三世界文化背景的特殊性、独裁政权存在的原因和理由。 在西方文明社会的背景下，这种所谓站在第三世界角度、替受苦受难的人民说话的被称为“政治正确”派，或左派（这里且不谈民主国家内部的政治、政策问题）。西方这种左翼观点在知识份子中占主流，它和第三世界政府、知识份子的主流看法有相当多的共同点，那就是强调西方文明不适合东方、强调第三世界被欺压、西方霸权、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受歧视；要求西方“尊重”第三世界人民，不要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强加”给东方第三世界国家。 这种观点在西方媒体和高等院校自六、七十年代以来相当占主导地位（也或许是由於这种“替弱者、被压迫者说话”、“尊重第三世界国家文化”的立场更理直气壮、更占据道德高位，所以左派的声调更高，显得是多数），作为知识份子的一员，又最具有悲天悯人心肠、同情弱者的作家们自然更是持左翼观点的占绝大多数。像近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格拉斯、大江健三郎、莫里森和戈蒂默等都是相当典型的左派作家。在美国，替“苦难的人民”呼喊声音最高的作家大概得数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了。 西方的另一派观点是：导致第三世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的独裁政府、他们辅佐政府的知识份子、他们落後的文化。这一派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目前最先进的文明，它适合於全人类。这派对东方文化特殊论完全不买账，对第三世界独裁专制持强硬抨击态度。这种认为“西方文化先进”的观点，就等於说文化是有高低的，西方文明高於东方文明，或者说西方文明高於第三世界文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份子有一种先入之见，认为这种观点一定是主导西方舆论的主要观点。但事实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在西方被称为“政治不正确”派，也就是右派；这种“西方文明高於东方文明”的观点说出口就很难，赢得公开的掌声更难，在第三世界国家知识份子中就更被斥责包围。所以，西方右翼的观点无论在东、西方知识份子中都是少数派。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V. S. Naipaul）恰恰就是一个迎著“政治正确”的左派大潮而孤军奋战的典型右翼作家。在他目前已出版的二十多本小说和纪实作品中，在演讲、接受媒体采访中，他从不放弃机会表达对西方文明的热烈推崇，同时对东方、第三世界专制制度和落後的文化强烈抨击。在当今世界有影响的作家中，奈保尔是少见的对全球政治、文化冲突有宏观把握能力的作家。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左倾“政治正确”势力主导西方媒体和知识界的这几十年里，在作品和作者本人一直遭到左派谩骂的情况下，奈保尔孤独地坚持从另一个角度为改变第三世界的现状而呼吁。令西方左派伤脑筋、更令第三世界愤怒的是，奈保尔是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有色人种。 奈保尔1932年出生於加勒比海的小岛千里达（Trinidad，又译特利尼达），这个英国殖民地於1962年独立，目前人口约130丌，主要是黑人和印度裔，主要语言是英语。奈保尔虽然是印度後裔，但他的家族在十九世纪晚期就远 印度到千里达谋生，直到奈保尔30岁时才第一次到印度。奈保尔是千里达这个小岛产生的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第一个是1992年获奖的黑人作家沃考特（Derek Walcott）。 奈保尔自幼接受的都是英语教育，他的父亲酷爱文学，是个记者和作家，他写新闻稿，也写短篇小说。虽然父亲没有他那厶成功，却是他最初的良师。在奈保尔少年的时候，父亲就把自己写的故事大声念给他和兄妹听。在前年初出版的《读书和写作》（Reading and Writing: A Personal Account）一书中，奈保尔对父亲最初给他的影响充满感激，他本人因此在11岁时就立志从事写作。他的姐姐和弟弟也都受父亲影响而热爱文学，弟弟（Shiva Naipaul）在牛津大学主攻中国语言文学後也成为英国颇有成就的作家（1985年去世)。 未满18岁时，奈保尔得到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奖学金 开千里达（并表示永不回去）到牛津大学主修英文。他当时一心只想离开千里达，“如果让我一辈子都呆在千里达的话，我宁肯去死。那里太小了，那里的价值全错了。”在1996年的一个文学讲座上，当被问道“为什厶後来你没有回到千里达”时，奈保尔回答说：“我在那儿能干什厶？谁会出版你的书？谁会读它们？谁会评论它们？谁会买它们？谁会回报你所做的努力？” 但他对大学并不感兴趣，“我讨厌学位，讨厌大学里的那些观点。”后来他也一直对母校牛津不以为然，说它不过是个二流的地方学校。奈保尔对今天西方高校文科被左派意识形态主导的情形更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在接受采访和演讲中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 留学期间他和父亲通了很多信，父子俩相互鼓励对方的写作。这些信件前年被奈保尔的出版商编辑出版：《父子通信》（Between Father and Son : Family Letters）。在信中父亲不仅细致地指教儿子应该怎样努力，更为儿子能确立信心而鼓劲，他在信中写道∶“我毫不怀疑你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但奈保尔在充满自信的同时，也对自己表示过怀疑，在给姐姐的信中，他说，“我要厶能相当成功，要厶就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失败。”但父亲则永远对他充满信心，他写道∶“我确信无疑，如果你出生在英国，你一定已经是成名、富有、并被文人们捧著了。你还没有老到不象话的程度，肖伯纳成功的时候已经44岁了。你应该坚持写下去。” 奈保尔18岁在牛津念书期间写了第一部小说，主要是模仿英国讽刺幽默小说家沃(Evelyn Waugh)，但是这部写千里达的一个黑人想把自己变成国王的故事被出版社拒绝了。经过了一年多的沮丧之後，他又以个人经历写了第二部、第三部小说，仍未得到出版。 直到写出第四部小说，终於得到了出版社接受的通知，那年他才25岁。从这第一本出版的书中奈保尔得到的版税只有100英镑。随後的几年里，他又连续出版了两本书，但这三本以他的出生地为背景的书的出版，并没有使他成功到可以靠写书养活自己的程度，所以他还得靠给BBC的加勒比海部做记者、给文学杂志写书评为生。 1961年，在29岁的时候，奈保尔写出了他的第一本经典作品《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後来被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该书以他父亲为原型，描写了一个脆弱、敏感、热爱写作，却被生活磨难吞噬了的人生。“比斯瓦斯先生”童年时就住在一个拥挤、贫穷的大家庭，成年後又被强迫到一桩极不情愿的婚姻里，进入一个颓败的大家庭做长工式的过门女婿。他一直梦想有一栋自己的房子，带著妻儿离开这个颓废的家族。後来他得以给报社写稿，写短篇小说，儿子也露出写作才华。当他终於可以买一栋自己的房子时，却发现现实和他所期待的并不一样。贷款利息使他背负沉重的债务，而他又因心脏病被解雇。当留学回来的女儿找到工作承担起债务，比斯瓦斯可以继续他热爱的写作时，上帝却不给他机会了，那年他才46岁。赤贫贯穿著比斯瓦斯的一生。 这是一个想挣脱命运，最後终於失败的经历。作品无论从内容、表现手法和语言表达都明显流露著受狄更斯小说影响的痕迹。这是奈保尔的所有小说中最具传统小说色彩、可读性最强的一部作品，但读者自始至终都会充满凄凉和压抑感。第三世界的读者会从中体会到切肤之痛，但这部作品却最早并一直被西方推崇。 奈保尔认为自己是父亲的继续和完成，他後来写道：“父亲的创伤是别人无法表达的┅┅在一个生命的废墟上，父亲的梦想在我的身上继续著。” （未完待续） |
| 巴灵顿博士被新浪取消 2002-02-27 |
| 【多维新闻社9日电】吴征担任“共同主席”的新浪网2月8日刊出的吴征英文简历被再次改动，吴征“曾於1996年获得美国巴灵顿大学博士” 被删除，其他学位情况也做了删改，但新浪网对此没有给予任何解释。
吴征的学历水份问题在去年十一月就遭网友质疑，随後多维社发表了曹长青的“对吴征学历的六点质疑”，国内一些报纸进行转载。新浪网於去年12月初把吴征的英文简历全部从该网原刊出的董事会人员介绍中删除，没有做任何解释。 12月8日，新浪网恢复了吴征的英文简历，但做了删改，吴征担任美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董事等在美国有关机构担任职务的内容、以及吴征曾获得奖项等经历全部被删除。这个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对於董事会共同主席这种高层人员的简历的重大改动，仍是没有向股民、网民做一个字的解释。 吴征的学历引起最大争议的是“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经查巴灵顿大学是美国一所注册为盈利性商业公司开办的网络函授学校，而且没有得到美国教育部任何机构的认可。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学位受到网友广泛质疑後，吴征的太太、阳光四通公司副主席杨澜於今年1月10日《南方周末》刊出的访问中承认，吴征知道巴灵顿大学“是没有被教育部认可的”，但强调吴征是“本著学习的精神”读这个“博士学位”的，同时说吴征和“辅导老师”有“电话、传真的沟通”，并“写了半年”“博士论文”，“ 在1995年圣诞节的时候完成的┅┅” 杨澜的这番“解释”被网友更强烈地质疑，因为按照常识，把不被教育机构承认（中国教育部去年也做出决定，不予承认“国外函授学校颁发的学位”）的学位列入正式简历向公众刊出，显然有误导和 骗之嫌。 新浪网8日刊出的其“共同主席”吴征的英文简历，在学历部份（其他部份也有改动）有如下变动： 一、“吴征於1996年获得美国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被全部删除了。 二、“吴征1986年获得法国萨伏大学法语文学高级研究文凭”中的“文学”两个字被去掉了，同时还删去了“1986年”。 三、“吴征1989年从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获得工商管理金融学士学位” 中的“1989年”和“美国”被删除了。 四、“吴征於1993年从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中的“1993年”和“美国”被删掉了，增加了“国际事务（专业）”。 五、“吴征於2001年从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法学院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中的“2001年”被去掉了。 这已是新浪网在最近二个月内两次改动该公司共同主席的英文简历，但包括这次在内，都没有给予一个字的解释。新浪网上吴征专栏上的列出的中文简历，则至今没有改动，仍是“吴征从巴灵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6年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等。 （新浪网刊出的吴征英文简历几个版本的网址： 一、2月8日刊出的第三个版本：http://www.sina.com/corp/about/board.html#Wu 二、12月8日刊出的第二版版本：见下面多维社原来下载的原文 三、吴征出任新浪网共同主席後，新浪网最早刊出的吴征英文简历曾被美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PWC网站转存。多维社曾下载过这个版本的简历。但最近该网页上的吴征简历也做了改动，其中关於吴征的五个学历一段全部被删：http://www.pwcglobal.com/Extweb/industry.nsf/docid/E3D25350DF09787185256A9600741DB6 附：吴征英文简历的第二个版本： Bruno Zheng Wu, Co-Chairman, SINA.com Bruno Wu was the Founder, Executive Chairman & Group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for Sun Television Cybernetworks Holdings Ltd., a publicly listed company in Hong Kong that operates two satellite television channels & several television, video and broadband content distribution businesses in the greater China region. Sun TV obtained Forbes magazine global recognition of being one of the 300 Global Best Small Cap Companies and was the only one company from China to be amongst the top 20 in Oct 2000. Mr. Wu joined and served as the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f ATV, one of the two free-to-air networks in Hong Kong, from June 1998 until February 1999, when he departed to pursue his current business. During his tenure at ATV, Mr. Wu drastically improved ATV's performance that included both its rating and financial standings. In fact, his performance broke the rating record in Hong Kong television history for ATV. Mr. Wu has also been the Chairman of "Bruno Wu & Associates" / "Blue World Media Holding" - a media investment banking, investment & strategic consulting firm since 1991. "Bruno Wu & Associates" and "Blue World Media Holding" have served a number of multinational clients in the last eight years and engaged in several substantial media-related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r. Bruno Wu received his Diploma of Superior Studies in French Literatur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avoie, France in 1986.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 of Scienc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Finance from Culver-Stockton College in USA in 1989, his Master's degree from Washington University, USA in 1993 and Ph.D from Barrington University, USA in 1996. And a second Ph.D.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epartment of College of Law,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in 2001. Mr. Wu is also a guest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Shanghai University. |
| 当我的同行被谋杀 2002-02-24 |
| 当听到《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珀尔（Daniel Pearl）被杀害的消息後，无法相信和悲痛的心情迅速被愤怒代替了。野蛮、凶残、不可理喻┅┅人类制造的词汇已无法形容那种非人的行为。在人的范畴内，即使两军交战，都不斩来使；而珀尔连来使都不是，他只是一个信使，不是任何政府的信使，而是一个大众的信使，一个要把世界发生的事情告诉公众的记者。但他却不仅被绑架、恐吓，甚至被用割喉管、砍脑袋这种最残忍的方式杀害。
我不认识珀尔，在21日听到他被杀害的消息之前甚至没有读过一篇他写的报道，但对他被杀害的痛心不亚於失去一个老朋友，老同事，因为他是我的同行，是我的记者家庭中的一员。两天来，读了几十篇有关他的生平、家庭和遭绑架、谋杀过程的文章，以及他本人发自穆斯林世界的报道，久久无法从那种吞食了子弹般的沉重中摆脱出来。相信每一个记者、或做过记者的人都会为珀尔的死而产生一种失去亲人般的悲痛和对恐怖份子的强烈愤怒。这就是为什厶21日当晚美国三家主要有线电视新闻网CNN，FOX和CNBC都为珀尔做了专题节目，绝大多数参与讨论的都是记者，愤怒的情绪主导了屏幕；22日纽约的全部五家主要英文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邮报》、《新闻报》和《每日新闻》都为此发表了悲愤谴责的社论。 记者是报道新闻的，但当他用生命的代价成为头条新闻的时候，就不能不使所有的记者都倒抽一口冷气，再一次意识到记者工作的危险性。在这次美国对阿富汗的战争中，战场上牺牲的美国军人只有一个，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报道这场反恐战争的记者却死了10个！ 我没有过报道战争的幸运，但对记者要经常面临敌视情绪、甚至人身安危的情形却也多少有过一点体验。1999年我去科索沃边境报道出逃的难民，由於空中航线全部被北约军队控制，没有民用飞机可以进入科索沃，只有绕道从保加利亚坐仅能装10多个人的私人经营小飞机到和科索沃接壤的马其顿。 几经波折好不容易晚间到达马其顿首都，但出租车司机拉著我跑了两个多小时都找不到任何有空房间的旅馆，全部都被各国记者、民间援助团体、联合国救援机构等给占满了。最後半夜时分才找到一个塞尔维亚人开的家庭旅店。在和店老板父子的交谈中得知，他们都对科索沃人充满了深仇大恨，大有要把他们斩尽杀绝的气势，令人脊背冰凉。我稍微表示了一点对科索沃人民的同情，他们立刻充满敌意；我感觉如果再多说一句，他们即使不把我暴揍一顿，起码也得立刻把我 出去。 还有一次在土耳其，我进入了一个清真寺，想采访一些穆斯林人，拍几张照片，但恰巧赶上他们正在祈祷。一群人立刻围上来，要抢我的照相机，喊著“不许拍照！”然後吼著要求我必须和他们一起跪下祈祷。我根本不信阿拉，为什麽要跟他们祈祷？但那群人的敌意和仇视的目光几乎让人感觉：你要不跪下祈祷就有被打死的可能。 而记者们想做的恰恰是倾听他们的声音，代他们传递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无法发出的声音。珀尔和他同是新闻记者的妻子一直在做的努力是建筑两个文明之间沟通的桥梁，向西方传递穆斯林人的心声。珀尔两年前还从德黑兰报道伊朗音乐家和普通人的生活，从南斯拉夫报道塞尔维亚人（基督徒）对穆斯林人的屠杀等。在珀尔遭绑架後，《华尔街日报》执行总编辑说，“珀尔没有能力改变美国政府的政策，如果你们有什厶要说，我们的报纸可以刊登；丹尼可以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传递你们的话。” 只有沟通才能降低种族、宗教之间仇恨，而信息的传播是加强这种沟通的最有效的方式；信息的流通是保护人类文明社会的最文明的手段。正如纽约《每日新闻》社论所说：“记者不像警察和士兵那样举手宣誓保护社会，他们用给社会提供信息的方式来保护大众。” 自从1月23日珀尔被绑架後，世界各地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和用社论呼吁恐怖份子释放这个作为大众信使的记者。世界保护记者协会发出了呼吁书，除了美国许多著名记者（包括三大台晚间新闻主播）联署以外，更有许多阿拉伯世界的记者联名；巴基斯坦新闻协会也发出了呼吁，说伊斯兰不允许这种行为；《商业周刊》驻孟买主任呼吁全世界每一个记者关注丹尼的命运。正如1985年在黎巴嫩被绑架做人质、关押了六年多的前美联社记者安德森（Terry Anderson）所说：“当我们中的一员被有目的地绑架、威胁时，我们怎厶能不利用我们唯一的武器：媒体的聚光灯。”但恐怖份子无视这个聚光灯。 作为穆斯林人的拳王阿里出来呼吁，改信伊斯兰教、激烈为穆斯林世界呼吁的英国著名摇滚音乐家Yusuf Islam（原名Cat Stevens）出来呼吁，甚至成天咒骂美国的“全美伊斯兰联盟”（Nation of Islam）教主法拉坎（Louis Farrakhan）都发表了电视声明，请求他们放人。但恐怖份子们竟连发自穆斯林世界本身的声音都不肯听。 珀尔怀孕七个月的妻子一直在巴基斯坦呼吁，甚至要自己进去把丈夫换出来！但恐怖份子已经没有在人的范畴可以沟通的语言。 在珀尔被杀害後，美国的报纸、杂志和网上媒体发表了无数篇文章，但我读出的却是语言无法表达的愤怒。我读了在网上能找到的所有报纸的社论，一个强烈的感觉是，那些社论作者、编辑们全都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我本人也一样，自从21日晚上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想写篇文章，但这篇很短、且并不精彩的文章却是我写得最艰难的文章之一，甚至两个夜晚难以入眠，不知道这文章怎厶写。想痛斥一顿恐怖份子的无人性；想描述记者工作的艰辛（这虽然是个既要求脑力，又要求体力，还冒危险的工作，但很多美国记者的薪水都不如那些军人和警察）；想表述记者们多厶想传递那个发不出声音的世界的声音，多厶希望那些生活在铁幕中的人民利用这个心甘情愿的桥梁，去和另一个世界沟通┅┅但我不知道这文章该怎厶写，从没像现在这样理解那些说不出话来的编辑记者们。 在想像和分担美国记者们的悲愤的同时，我更被《华盛顿时报》的社论深深地感动了。大家都知道《华盛顿时报》持右派强硬观点，对恐怖份子、独裁者历来毫不妥协、更不留情。23日这篇社论对恐怖份子的谴责程度同样强烈，但文章的结尾却这样呼吁： “在这种行为遭到广泛谴责的同时，也带来了失望、绝望和犬儒主义。在某种程度上，那些野蛮的人们尝试刺激文明世界也采纳他们那种野蛮的行为。在许多人的心中和头脑里，那种诱惑是相当强烈的。但是，在珀尔被杀害後，全世界的政府不仅应该用更强硬的手段和恐怖主义战斗，更应该严格地遵守文明世界的原则。正是这一点，才把我们和他们区分了开来。” 两年多前，一个刚刚结婚的以色列军人，在蜜月中应召归队。由於他是新兵，对地形不熟悉，误入了巴勒斯坦领地，结果被在巴勒斯坦的警察局里挖了眼睛，打了半死之後从楼上仍出来，再被一群狂热的巴勒斯坦人践踏致死。在许多犹太人强烈要求用同样手段报复的时刻，那位被打死的犹太青年的父亲在儿子的葬礼上说：“让我们永远也不要把自己降低到他们的水准。” “正是这一点，才把我们和他们区分了开来。” 2002年2月24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
| 反美国免费 2002-02-23 |
| “世界经济论坛”会议在纽约曼哈顿召开，很多国家的媒体对此进行了报导，但有些报导明显有反美情绪，而且还主要出於西方国家的报纸。
例如法国大报《解放报》批评说，“这个会议等於把世界更美国化，而不是把美国欧洲化；美国更不会管世界上其他地方人们的看法了。不幸的是，这已成为事实。” 瑞士的报纸则对纽约市长布隆柏格建议下次论坛会议还在纽约召开刊登了大标题：“纽约瞧不起瑞士”，由此批评说，“美国人的机会主义无处不在┅┅即使在参加悼念911遇难者的仪式上还要谈钱。” 英国大报《卫报》则讽刺说，“为了这个会议的安全，纽约警方竟出动了一万两千名警察，实在是茶壶里的风暴，小题大做。” 更有意思的是阿根廷的报纸。阿根廷不久前出现严重经济危机，几周内换了五个总统。但阿根廷报纸却怪罪纽约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阿根廷最大的报纸《Clarin》说，“在阿根廷经济破产之际，那些参加论坛会议的大亨们、富人们，却住在每晚1200美元的房间，吃著昂贵的餐馆，而不管阿根廷人民的死活。” 在日本，东京大报《经济新闻》则发表社论抱怨说，“在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几乎没有谁来重视日本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日本好像已经从世界政治和经济领袖们政策制定的意识中被遗忘了。” 一个世界经济会议被选择在纽约召开，就引来国际媒体一片对美国的批评。为什厶很多媒体这麽热衷於嘲讽美国？ 因写出《魔鬼的诗篇》而被霍梅尼下令追杀的英国作家卢什迪近日在《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美国和反美国人”的文章，对此分析说，只要美国是个强大而富有的国家，就会遭到人妒恨，不受欢迎。 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是想转移他们国家内部的困境：所有阿拉伯都存在严重的腐败，高失业率，严酷镇压等问题，那里的人们用烧美国国旗、嘶喊反美口号，来发泄处於困境中的情绪，在这种发泄中来获得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感觉舒服一点。 卢什迪遗憾地说，在欧洲，也有很深的反美情绪。在他居住的伦敦，他听到没完没了的对美国的嘲讽，什麽美国人中心主义，自私，只看重自己的生命，美国人太肥胖了等等。 事实上，阿根廷经济破产，日本连续多年经济衰退，法国高失业率，阿拉伯世界的困境，怎麽能是美国的错？当然主要是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政策失误、他们自己国家领导人的无能，以及制度等问题造成的。但阿根廷、日本、以及法国的报纸，却都来骂美国，好像他们内部的一切错误、一切灾难都应该归罪於美国，美国成了别人的怒气、怨气、失败之气的出气筒。骂美国、反美成了一种时髦，反正骂美国是免费的，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还可以得到各自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民众的喝彩。 但是，如果骂美国能够解决这些国家内部问题，那当然可以更使劲地骂；然而事实是，不仅根本解决不了他们国家的问题，反而使事情更恶化，因为通过拿美国撒气，转移了人们对本国自身问题的关注，反而使问题得不到重视和及时的解决。 媒体的责任之一是报道事实，传播真相。如果用煽动反美来满足民族主义情绪，不仅是媒体的失职和滥用权力，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而且恰恰这种媒体本身已成为了问题的一部份。 （自由亚洲电台评论，200年2月7日） |
| 新浪为自保迫吴征辞职 2002-02-23 |
| 【多维新闻社24日电】多维社记者报道/新浪网董事会22日接受吴征“博士”辞去董事及联席主席两项职务，成为海内外媒体关注的新闻，北京《中国青年报》对此报道评论说，“吴征在最春风得意的时候，入主了新浪，其与夫人杨澜在资本市场上连续上演的‘帽子戏法’赢得了世人的艳羡。”但“作为一个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联席主席，如果公然造假，不仅影响自身，而且可能损及新浪的商誉。”因而北京企业界人士说，这个决定有利於恢复新浪的形象。因为吴征杨澜已成为业界的笑料。上海《解放日报》网页则刊出“吴征和新浪分手疑和假学历有关”的报道，援引中国互联网分析师吕伟钢的话分析说，吴征辞职可能与“假文凭”而引起新浪董事会成员的劝告有关。继国内媒体报道评论之後，巴黎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也予以新闻追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记者维克多4月23日采访了调查吴征杨澜造假事件的多维社特约记者曹长青先生，就吴征“辞职”一事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媒体的新闻角色等做了分析与评论。多维社获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授权，独家刊出这篇访问，以飨读者。 问：本台获悉，新浪董事会於22日正式宣布接受吴征的辞职。吴征涉嫌一系列欺诈行为，早已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定居美国的华人政治评论员曹长青先生曾写了很多文章披露吴征的欺诈行为。今天我们请曹先生就吴征辞职一事发表看法。你对这个事情有什麽评论？ 答：我觉得吴征离开新浪应该说是压力导致的，说为了更好地管理阳光文化公司明显是个保住面子的借口。因为从技术上来说，杨澜吴征夫妇是新浪的最大股东，作为最大股东却连一个董事都不占，这是不合常理的。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公司，如果是最大股东，至少会占个董事位置。吴杨夫妇现在什麽也不占，明显这後面有问题了。从另一个技术角度，阳光和新浪交换并股时，杨澜已把她拥有的近30％的阳光股份全部都给了新浪，她和吴征在阳光已经没有任何股份了，吴征现在却要去做阳光的总裁，这也不合业界规矩和逻辑。所以可以说目前吴征辞去新浪联席主席职务一事，显然是由於他的假学历等一系列问题遭到股民网民质疑後，引起了新浪的重视。新浪为了自保，不得不采取措施，压吴征辞职。 当初吴征是被当做“帅才”引入新浪的，新浪董事会主席姜丰年曾说，“吴征的到来，给了新浪董事会巨大的想像空间。”为什麽他这麽说呢，因为吴征给新浪出了个战略性主意，吴征曾说，“现在三大网站（新浪，搜狐，网易）就像三架平行起飞的飞机，必须有一架突然摆脱并肩飞的编队，做一个垂直升天的动作。所以我们当时的目的就是让新浪做这一架垂直起飞的飞机。”但姜丰年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想像空间”也太大了，“垂直升天”就一头栽下来了，跌的很惨。 新浪本来一直亏损，当时新浪大概本想借阳光的明亮来擦去亏损的雾气，但没有想到吴征进到董事会之後，带来的不是阳光，而是乌云，是晦气，吴征学历和经历不实的风波大浪，摇得新浪摇摇晃晃。新浪和吴征合作“垂直升天”，就像大家合伙吹起来一个大气球，极容易被一根针捅破；而这气球越大，它可能撞到的针就越多。 我想新浪董事会的人後来是清楚吴征学历有假的；如果不知道，他们怎麽会把新浪网上的吴征简历改了很多次呢？这个改动本身就说明你知道原来登的有假吗！正如昨天《中国青年报》所说的，“今年2月新浪科技发布的吴征简介中，去掉了那个令其‘蒙羞’的美国巴灵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头衔。”说明姜丰年们是知道怎麽回事的，因此才会压吴征辞职，因为新浪是个上市公司，必须有公众信誉，不得不看重舆论和民意。当然新浪也是有问题的，当初多次改动其网上刊登的吴征简历，从不做任何解释。这次又在赞扬吴征的同时把“吴主席”免职送走，而不向股民网民做真正的交待，是根本不负责任的。 问：曹先生，那麽你最近一个时期写的揭露文章是不是起了作用？ 答：舆论当然构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美国的多维新闻社对这个事件的连续报道和评论，对人们了解吴杨做假事件，构成舆论监督，是有相当作用的。虽然国内的报纸没有像多维社报道的那麽多，但前後我也看到有十几篇。毕竟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流通是很快的。你看杨澜被《中国妇女》杂选为“十大时代女性”之後，《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是一面倒的反对。这说明国内能上网的人，基本都相当了解吴杨造假事情。在吴征辞职离开新浪之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也评论说，吴征杨澜“在资本市场上连续上演‘帽子戏法’”就是指出吴杨玩戏法、欺骗世人。国内这个行业早就有人指出，吴征不是投资，而是“投机”。 问：这是不是说舆论监督对造假有制约作用？ 答：当然是。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舆论、批评的声音还是第二位的。首先是吴征本人的学历和经历到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即使舆论再大，他也不会倒的。今天即使一百家报社的一千个记者天天坐在那儿骂比尔．盖茨没有学历，从哈佛退学，你能骂倒他吗？骂不倒。因为盖茨的名和利是站立在微软大厦这个真实的业绩之上的。这个真实的业绩既利己，更不害股民。但吴征被批评後，现在“辞职”、开始退了倒了呢，因为吴杨大厦不是像盖茨那样建立在自己真实业绩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自我吹嘘、夸张造假、股票买空卖空的名人名牌效应这个沙滩上。 问：那麽曹先生，为什麽媒体和网上，包括您在内，对吴征杨澜的揭露能持续这厶长时间？ 答：第一个是维护诚信价值。杨澜吴征学历经历有假已是公认的事实，像吴征的巴灵顿博士学位，杨澜的美国三大台邀请当主持人，哥大校董等，现在都成了笑料。由於海外的中国人多生活在更注重诚信的社会，因而对吴杨造假更敏感、更重视，反应更强烈。而且由於吴杨的很多造假事情都是在海外发生的，也有一定条件调查揭露。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吴征杨澜造假事件被揭露出来之後，他们夫妇的反应实在太恶劣，骂网民是疯狗，建立警察网站，要全球缉拿批评他们的人，还压制媒体报道。他们夫妇这种极为恶劣的态度，更促使人们揭露批评他们。 无论在西方、美国还是中国，都有做假欺骗的事情，谁都可能有做错事的时候，但像北大的王铭铭，被揭露出来抄袭，最後向社会道歉。香港的李泽楷是念了三年史丹福大学而没有毕业被媒体报道成毕业而已，人家也马上出来道了歉。而吴征不仅经历中有严重吹嘘夸大，他那个巴灵顿学位是从一开始就准备欺骗社会，比李泽楷念正式学校没念完性质严重得多。跟吴征共过事的人，好多最後都和他打官司，因为他常吹牛撒谎骗人家。面对这厶多劣迹，这对夫妇不仅从不道歉，反而嚣张地骂批评他们的人，恐怕找不到态度比吴杨更恶劣的了。这种情况人们怎麽能容忍呢？吴征杨澜是办媒体的，本身造假就不可容忍；被揭示出来又是那样蛮横骄横、毫不认错，在这个方面，我看吴杨真是“开了先河”了。但从吴征被迫离开新浪来看，舆论还是有作用的，假的东西真不了，纸里早晚包不住火。 问：从这个事来看，今天有什麽教训我们可以吸取呢？ 答：人不是不可以“一日成名”、“一夜致富”，如果这个“成名、致富”的背後是由无数个辛勤努力的日日夜夜做基础的，这个业绩是真实的话，那厶这个名利的大厦才可能坚固，才不会因一点风雨而顷刻倒塌。拥有这种真实名利的人心里才会踏实。而吴征杨澜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股票价值增长不是根据公司的业绩，而是由於媒体的充气、吹捧。西方媒体的特点是挖丑闻的时候争先恐後，而中文媒体则是捧星、捧名人的时候蜂拥而上，所以在媒体这种众星捧月之下，杨澜“创造了商界神话”。 当然西方媒体也有乱捧、报道不实的现象，顺便我想提一句，杨澜之所以被捧起来，和西方媒体也有很大关系，把杨澜评为中国50位首富第38位的就是因安龙事件而信誉破产的安达信的上海分公司，是美国的《富比士》报道的。刘晓庆曾被称为“中国最富的女人”，也是《富比士》报道的。看来以後这个杂在中国的信誉也成问题了，安达信的信誉就别提了。这也是一个教训，不仅做一番事业的人要讲诚信，而且媒体本身也要注重专业化，否则乱捧名人，最後也会捧出麻烦。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
| 法国广播电台报道吴征杨澜造假事件 2002-02-21 |
| 多维社记者5日报道/杨澜被《中国妇女》杂评选为中国“十大时代女性”後引起包括《人民日报》所属“强国论坛”网民在内的海内外众多读者和网友的强烈质疑和批评，认为冒称哥大校董、假冒哥大成绩、并为吴征的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辩护的杨澜被选为“时代人物”，是倡导造假，颠倒诚信价值。继台湾第一大报《中国时报》就杨澜吴征造假事件发表专题评论，香港发行量第三的《太阳报》和中国官方通讯社中新社对网民的强烈反应给予报道之後，巴黎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也予以新闻追踪。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记者方华3月4日采访了调查吴征杨澜造假事件的多维社特约记者曹长青先生，就吴杨事件起因、以及中国媒体的报道和新闻角色等，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在得到法广授权後，多维社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问：大家从网上看到很多涉及到吴征杨澜事件的文章和争论等等。那麽这个事情是怎麽起来的？ 答：由於互联网上一系列自发的揭露吴征、杨澜的文章引起了海外读者的广泛关注。由於吴征是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的共同主席、杨澜曾担任中国申奥大使，并是阳光卫视的总裁，因此这个事件值得调查和报道。 问：迄今为止海外媒体对吴征杨澜的议论和批评已经有三个多月了，还在继续。那麽吴征杨澜事件到底为什麽会引起如此持久而广泛的关注？ 答：由於中国和国外的制度以及文化差异等，造成人们之间的很多误解，因此海外华人需要做的是促使资讯沟通，通过沟通，缩小这个差异和误解，尤其是减少缺乏了解造成的虚假等。但吴征杨澜恰恰是利用制度不同、文化差异造成的空档，利用国内人对海外情况不十分了解，制造虚假，欺骗国人。中国本来造假的事情就很多，造假在中国现在几乎是全民性的问题，吴征杨澜从美国留学回去，不去树正气，反而也去造假，等於是推波助澜了。 问：吴征在新浪网，杨澜在阳光卫视，这两个机构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造假只是反映出中国目前的风气，还是为了达到他们个人的某些目的？ 答：他们当然是有个人目的的。如果没有编造出那麽辉煌的学历经历，不制造名人效应，他们怎麽可能把他们的股票价值从几分钱港币，很快飙升到七毛多港币。他们夫妇回国时，不过几十万美元的资产，不到五年之内，一下子涨到一亿多美元了。 问：那麽吴征杨澜事件到底一个什麽样性质的问题？ 答：经过查核，吴杨的问题是个以不实的学历和经历获得商业利益的问题。吴杨夫妇的做法也是向中国的专业化挑战。中国改革开放，加入世贸，各方面向专业化转型，不再是赤脚医生，张铁生交白卷，不再用单一的政治标准，而是更注重专业能力、真才实学，因此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重视学历、文凭，这是好现象，是中国向专业化转型的标之一。但吴杨伪造学历、经历的做法，等於是向这个专业化转型挑战。如果假学历，不被教育机构认可的巴灵顿学位也被当做正式的学历，那麽海外学子们寒窗几载获得的真学位不就贬值了吗，中国古语有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就是形容这种攻读的辛苦、艰苦、刻苦。巴灵顿不用去读书，那不是几载寒窗，而是电脑速食！那学历学位的价值、意义又在哪里？ 谁都可能出错，犯错误。最关键的是对错误的态度，能不能认错，改错。认错改错的意义在於承认公认的正确的价值。就是中国俗语说的正气占上风。吴杨的学历经历造假不是仁者见仁的问题，而且事实在那摆著，什麽纽约时报头版、哥大校董、三大台邀请做主持人等等。巴灵顿白纸黑字写著不被教育机构承认，但吴征杨澜就是不认错，更不道歉，还把质疑他们的人骂为疯狗，设员警网站全球缉拿批评他们的人，送律师信恐吓，压制新闻媒体不让报道。 吴杨的做法也是对中国恢复诚信价值的挑战，是对人们约定俗成的正向价值的挑战。王铭铭抄袭，道了歉，赵薇穿日本军旗服被批道了歉，但吴杨怎麽做的，不仅不道歉，还这样理直气壮，被选上时代人物了。这就好比王铭铭被查出抄袭後，不仅不被处罚，还被提拔为北大副校长；赵薇不仅不道歉，反而主持全国春节联欢会了，成了全国广告团团长了，你这样的话，老百姓怎麽能咽下这口气呢，错误的价值占上风，哪有正气了呢。海外的股民网民为什麽这麽愤怒，因为你这样做让人们感到价值被颠倒了，这是他们问题的严重性。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国内的媒体应该扮演更大的角色，如果媒体监督的声音大起来，不再是恭维、谄媚那些公众人物，那些名人，而是发出监督的声音，批评的声音，构成一种舆论的话，就可能维护一个正向的价值、正气的价值。 问：从吴征杨澜被质疑之後，人们有这样感觉，吴征杨澜他们开始是用很强硬的口吻来对待他们的批评者的，使人们感到，当局好像是站在他们背後的。现在看，似乎中国政府没有介入这件事，也没有支援他们。 答：我不觉得中国政府在支持他们。但杨澜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试图把批评他们的人打成反动人士，往政治上拉。但从国内媒体来看，还是已经有很多家报道了吴征杨澜事件，像《北京青年报》、《光明日报》属下的《中华读书报》，上海的《新闻晨报》、《申江服务报》，《南方周末》等，都做了公开报道，以及《中国青年报》属下的《青年参考》、中新社、南方网、人民网等等等等。这些报道本身就说明吴征杨澜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而且我也不相信中国政府会支持吴征杨澜造假这种行为。因为吴征杨澜的事情不是政治取向问题，不是亲共、反共呵，而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造假的问题，就好像海盗呵，就像现在的恐怖份子什麽的东西，它是超越了一般的意识形态争论的，因此我不相信这种东西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更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援。例如最近《中国妇女》杂评选了杨澜为十大杰出时代人物，从《人民日报》强国论坛上的网民一面倒的反应来看，所有提出批评的网民都是谴责杨澜，而没有人批评其他九名当选者。而且几乎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替杨澜辩护。这就看出国内读者能够上网的，了解吴征杨澜事件真相的，是一个什麽样的想法，什麽样的倾向。 问：曹长青先生，你是一个独立的学者，也对国内媒体情况比较了解，你看过去人们常批评官方媒体存在一些问题，它还处於中宣部控制之下；但其他民间的有私营性质的一些媒体，也常出现假话。但这次这些小报却比较多刊登批评吴征杨澜的报道，你怎麽看待这种现象，怎麽看待这种新兴的民间因素的媒体，对他们是否要加强法制上的管理？ 答：从这次国内媒体对吴杨事件的报道来看，还是小报报道的比较多。小报是相对於党报而言的。像这次报道吴征杨澜事件，都是《北京青年报》、《中华读书报》、《南方周末》、《新闻晨报》等等，而大报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不报。这说明在新闻取舍上，小报更多注重的是市场，是读者的兴趣，市场的效果，而大报注重的是政府的意志和意识形态的标准。所以我们看，这个标准不一样，想法就不一样了。 但现在看，报道的是很不够的。如果吴征杨澜的事情要是发生在美国，新浪网是中国最大门户网站，差不多相当於“美国在线”AOL，那不得被媒体炒翻天，挖到底。像水门事件，克林顿性丑闻，以及今天的安龙公司事件，都被记者挖到底朝天的。因为挖掘丑闻、监督公众人物、监督官员，监督政府本身，是媒体的一个重要责任，所以媒体被称为三权分立之後的第四权、第四帝国。 而中国的新闻制度不一样，所以现在对吴杨的事报道的还是相当有限的，所以才导致他们至今不认错，更不道歉，如果在美国，他们早都会不得不认错道歉的。媒体构成的是什麽，是舆论嘛，在舆论面前，谁都不可挑战舆论的，舆论代表著的是民意的反映。 今天中国媒体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毕竟有了一些媒体的报道。但是由於中国新闻制度的问题，还没有那种完全独立意义上的媒体，还没有一个完全市场意义上的媒体，所以报道的还是很不够的，但是目前国内媒体的这个倾向，这个信号还是令人鼓舞的。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
| 吴杨踏上阳光之旅——追踪“吴征的第一桶金”之十 2002-02-20 |
| 在吴征从天地数码大获全胜的时候，却是杨澜在凤凰卫视最不开心的时候。这时杨澜在凤凰卫视已经工作了两年，实际的工作并不像媒体渲染得那麽“光彩照人”。《经济观察》报道，连杨澜自己都暗示她在凤凰卫视的经历并不愉快；《深圳商报》所属“深圳新闻网”报道，“杨澜显得缺乏新意，她主持的‘百年叱吒风云录’和‘杨澜工作室’两栏节目收视率并不理想。杨澜较为老式的主持风格让观众开始厌倦。”即使被杨澜采访过的香港作家蔡澜也对媒体表示：“作为主持人她还是不够尖锐，像采访余秋雨等一些自大没料的人就太过宽容。”
说杨澜不够尖锐其实也是对她的宽容，从《我问故我在》来看，杨澜采访的三大特点是：第一恭维所有名人，从不挑战任何人；第二跟名人随便聊天，弄不清楚采访目的是什麽；前两点导致了第三点：没内容，从看一篇忘一篇，到看一行忘一行；看完就纳闷，是那些名人们没内容？还是提问者的问题降低了回答者的智商？ 总看大同小异的名人奉承录，观众开始厌倦是自然的。在收视率降低的情况下，与其被要求离开，自然是辞职更能保住面子，况且，她和吴征对“杨澜品牌”已经有了更宏伟的规划。於是，在香港做了两年零三个月的电视主持人之後，杨澜於1999年10月份离开凤凰卫视。 当外界和媒体开始关注杨澜离开凤凰卫视後的下一步走向时，杨澜含蓄地表示工作太累了，要回家休息、相夫教子。但就像香港作家蔡澜所说的，“从聊天中，从她言谈间的反应、她对事务的感受看，我觉得她是个很有野心的女人。”有野心并不是坏事，关键是看她用什麽手段实现这个野心。手段是重要的，用什麽手段达到目的最能反映人的本质。任何时候的不择手段行为都只能带来灾难。 杨澜的下一步举动媒体已经有太多的报道，这里不再重复。用一句话简单概括那些媒体的报道就是：“2000年1月，杨澜动用约4,000万港币和高振顺合伙购买了良记（建筑公司）75%的控股权，3月改名为阳光文化网络有限公司。” 在这里读者最关心的，但媒体报道恰恰没有回答的是：杨澜到底哪里来的那麽多钱？“动用”4,000万港币是个莫名其妙的说法，怎麽个“动用”法？没有来源怎麽动用？这4,000万是杨澜钱包里的钱麽？人们通过几年来媒体对杨澜的所用的各种形容词，再加上他有个“美国富豪丈夫”的说法，就有个朦胧的感觉，她是很有钱的，那4,000万就是杨澜钱包里的钱。而杨澜本人则更确认了人们这种感觉。 据天极网综合国内报道消息，杨澜说，“我们投了差不多四千万港币，几乎是我们所有的资本。”她大概也乐见类似这种报道：“国内的人士可能要问，杨澜在收购时出资3,500多万港元，她有这麽多钱吗？其实，吴杨夫妇在天地数码和友利电讯两间公司的股票价值就不止两三亿了。所以，几千万对於他们来说，应该不算大问题。”有这麽回事吗？我们再看一遍吴征杨澜至收购良记为止的的资本积累经过： 吴征杨澜1997年时的资产不足50万美元；1998年5月，吴征就“投”了约4,000万港币（约500万美元）购买了亚视3%股权；且不说吴征这3%的亚视股权是真的还是虚的，是个很值得考察的问题，就算这笔钱是他自己贷款得到，那麽他也根本没有可能在一年多之後就把3%的亚视股权全部变成现款。况且银行贷款也不是吴征的钱，他是需要还银行的；而亚视的股价自98年起根本没有任何升值，如果吴征真的贷了4,000万港币，那麽付利息他正经得赔进去几十万。 1999年2月吴征又借了上千万港币投到天地数码（在Michael Spiessbach的帮助下，从日本东京—东芝投资银行驻香港的分支贷款），虽然天地数码让吴征发了一笔财，但他只有十多个百分点的股份，而天地数码由友利电讯、中国星和中录总社三家合资，注册资金才是3,500万港币。再说，吴征也没有可能在八个月之後全部变成可以动用的现款，更谈不上什麽两、三亿的价值。而且在天地数码之後，吴征还和高振顺一起投了一个叫“网集”的公司。即使吴征交叉用股权换股权，他在2000年1月就挪出4,000万港币的资产额也几乎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毕竟时间太短，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实际上，这次购买良记，他们又从1999年贷款给“天地数码”的日本东京—东芝投资银行驻香港的分行贷了一部份款项。但从吴征杨澜已经负债的数额，和他们可能冒的风险上来看不大可能再贷4,000万港币这麽大的数额。 在购买良记之前，杨澜和高振顺合伙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叫做Global Frequent（GF）的私人公司，目的是下一步一起往上市公司注入资金。良记的75%股权就是杨澜和高振顺拥有的这个GF公司花8,600万港元购买；而在GF这个公司里杨澜占55%股权，高振顺占45%股权。即使杨澜贷了3,500或4,000万港币，那麽在这个8,600万的花费里也不够一半，但她为什麽占的股权比高振顺高呢？ 记者就这个问题谘询了对投资比较了解的行家，他们分析，杨澜这55%股权里有一部份可能是从银行贷款，但另一部份有很大可能是靠名声做价，也就是说用名声换股权。因为在购买良记之前，大家都清楚是要建一个电视公司，那麽杨澜自然是这个借壳上市的电视公司的最重要品牌，任何人和她合作就是一本万利，杨澜的名声就是今後的股票价值。所以吴征杨澜不把“杨澜品牌”做价占股权恐怕不大可能。 听到这种分析，记者茅塞顿开，联想到八十年代中期在深圳曾经历过的一件类似情形。当年记者所在的《深圳青年报》一直是租用民政局大楼的房间办公。後来报社发展了想自己盖楼，可又没钱，这时候报社就想出了和别人合作盖楼的计划。由於那张报纸当年有了点名气，似乎很有发展前途，所以只要报社出面，就能从市政府拿到地皮。但光有地皮没钱盖楼也没用；这时正好另一公司有钱，但没有能力拿到地皮；於是两家成立了公司联合盖这栋大楼，公司的股份是各占50%，但实际上报社一分钱不出（地皮是政府批的，免费），盖楼的全部费用都由另一公司支付；楼盖好後两家各得一半。可惜後来楼刚打好地基开始盖第一层时，报社就被关闭，後来楼给了谁也不清楚了。 这就是一个空手白捡股份的例子。杨澜的相当一部份股份很可能就是空手靠“品牌”换的。杨澜对外表示自己有这份资产，实际上就可以起到两个作用：第一，让人们知道她是个很有钱的人；第二，掩饰她需要靠名声换股权。至於别人为什麽肯做这种交换，当然是相信“品牌”会变成股票价值。 高振顺对杨澜这块“宝”也的确没压错。高、杨收购良记完成後，在三个月内他们两分钱收购来的良记股票，价格达到了历史最高度的将近八毛港币，翻了近40番。这个时候，真正的货币价值就代替了杨澜那些虚的股份。所以，当良记在2000年5月改名为“阳光文化”的时候，杨澜就赤手空拳、靠一个光芒万丈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名声，在不到三个月内摇身成为一个真正拥有八亿多港元资产的公司的主席。这时候支撑起杨澜身价的就是那些实实在在打了八小时工，在媒体的鸣锣开道下，被“阳光”照耀著，去排长队买杨澜股票的成千上万的小股民们手里的真钱。 香港的股市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怎麽别人都没想出这个主意，而让杨澜“首创亚太地区传媒公司借壳上市的成功先河”了呢？在吴征去香港之前，香港就没有任何人比吴征更懂得资本交易市场的传媒界人士？大概是没有过像吴征杨澜这麽精心打造的“品牌”。吴征并不否认他在资本市场的成功是靠“她（杨澜）的品牌效益，或者说是我的品牌效益，我个人在香港也有香港的品牌效益。” 正因为吴征太清楚他和杨澜被媒体充气之後的品牌对他在资本交易中的作用，所以（天极网报道）“对於外界传言，高振顺对阳光的联盟与财力帮助，吴显得不以为然，还说不上谁帮谁呢。”的确，没有杨澜的名声，高振顺去收购良记，他怎麽可能使股票价格冲上云霄？高振顺在港经商几十年，直到和杨澜吴征合作後才名声大振。 等杨澜和高振顺的合作被广为报道，股价飞涨之後，吴征出场了。2000年7月，吴征从友利电讯和天地数码淡出，8月任阳光卫视执行主席。但为什麽一开始不是吴征出场，而是对商务和资本运作根本不懂行的杨澜开路呢？这里面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只有用杨澜的名声才可以把股价哄抬起来；第二，和在天地数码等以前的投资一样，股票都在杨澜名下，用吴征的话说，“我是美国身份，所以我做任何事情都要不断交税，杨澜交香港税和国内税就可以了。” 吴征杨澜再往下的走向读者就更清楚了，去年9月阳光和新浪交换股份，相互成为对方的最大股东；然後11月阳光文化和四通公司合并成为阳光四通公司；加上四通原有的新浪的股份，阳光四通就成了新浪的最大股东。阳光文化这麽频繁地又和新浪合并，又和四通合并，到底是为什麽？ 国内媒体说，新浪—阳光合作已经让人一头雾水，现在又出来了一个阳光—四通合作，这几家到底什麽关系？到底要干什麽？谁要主宰谁？有人担心“阳光—四通掏空新浪”，还有人提出“新浪谁说了算？”等话题。 其实，阳光—四通联手，虽然成为新浪的最大股东，但并无要主宰新浪的意思。虽然新浪以十万美元的年薪要求吴征每年有一半时间给他们做顾问，但吴征才没有兴趣去管理新浪呢。他当然希望新浪壮大，因为对阳光有好处。但吴征最关注的可不是新浪，也不是四通，而是阳光卫视。为什麽？ 阳光不仅是和新浪、四通交换了股权，在和新浪的交易之前，阳光文化还用换股方式收购了一家叫做Capital Channel的电视节目发行商的全部股权；去年底，在吴征学历事件已经引起关注之後，阳光文化又以换股的方式和北京京文唱片有限公司成立了香港京文国际多媒体有限公司；今年一月，阳光文化再以换股方式收购了一家台湾唱片公司。 公司之间的收购和兼并是要冒风险的，即使大公司收购小公司也都谨慎行事，有谁听说过一个刚刚成立一年多的小公司像阳光文化这麽频繁地和这麽多公司交换股份？奥妙就在这里！ 虽然阳光卫视开播到现在只有一年半，但它的名声早已超过成立了五年多的凤凰卫视，更上了《富比士》杂，有了“世界300最佳小型企业之一”，“大中国地区唯一一个入选‘20个未来之星’的企业”等等头衔。但是没有谁比吴征杨澜更清楚这阳光卫视的名声里面有多大水份，就像没有谁比他俩更清楚他们本人的名声里面有多大水份一样，所以，也没有人比他们俩更清楚，灿烂的阳光下有多少阴影。 正是由於对阳光卫视的绝对不自信，杨澜在去年九月把她在阳光卫视的近30％的股份全部出售给新浪。杨澜和新浪交换的，完全是属於自己名下的股份。这个交换和阳光公司其他股东完全没有关系。也就是说，如果阳光垮台、阳光的股票大跌的话，杨澜本人已经逃之夭夭，而阳光公司的其他大股东、小股民则会全部跌进去。 而新浪拿出来和阳光交换的股份则是新浪名下的，是大家的，而不是姜丰年或者茅道林个人名下的股份。这就是为什麽新浪的主要负责人进入了阳光卫视的管理层；而由於阳光拿出来和新浪交换的完全是杨澜个人名下的股份，所以只有吴征进入了新浪管理层。 杨澜把自己在阳光文化中的全部股份如数转给了新浪，脱身甩掉了这个她和丈夫一手创建的公司之後，据国内《数字财务杂》报道，“消息一经证实，立即在各界引起轩然大波，关於该交易的疑问一时充斥舆论。”天极网评论说：“杨澜选择全盘清空自己亲手创办的阳光卫视的股份，这种情况在创业者群体中是十分罕见的。”大概是因为很少有创业者像吴杨这麽心虚吧。 既然吴征杨澜自己甩掉了阳光文化的全部股票，那麽他们为什麽还要把阳光公司跟这个合并，跟那个联合呢？这是因为虽然他们自己对阳光没有信心，但他们却要尽最大努力保住阳光，不让阳光垮台。因为阳光卫视垮了，杨澜就垮了，而杨澜一垮，今後的圈钱之路就堵死了。今後无论杨澜个人的节目如何，只要阳光卫视站住脚，杨澜的名声和品牌就还有在资本运作中的效益。 吴征自己似乎并不掩饰他这些不是为了企业发展，而是为了资本炒作进行的购并，他曾在国内的几次谈话中说到，“实际上我们购并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购并从来都是为了资本操作购并而购并。”当然吴征也清楚，光靠虚的炒作，很快就会支撑不住，所以他说，“资本操作虚的当中一定有一个实的。”但他的那些大股东、小股民们，有几个知道吴征杨澜这一连串闪闪发光的企业并购里哪个是虚的呢？吴征杨澜在每一次这种几乎是空手进去的交易中，出来的时候都会有相当一部份变成了真正的现金。 正是由於对阳光卫视根本不自信，所以吴征杨澜必须得趁阳光卫视名声显赫的时候赶紧处理掉它。怎麽处理？就是用换股的方式让别的公司把阳光瓜分掉。阳光和多家联合之後，一损俱损，不仅大大减少了阳光文化自己创业的风险，而且，当阳光卫视有新浪、四通、Capital Channel等等公司支撑著的话，维持的时间就可以长一点，而在这个维持过程中，吴征又可以甩掉和赚进更多的股票。今年一月，天极网曾报道，吴杨正在跟迪斯尼旗下的ABC、DISCOVERY等国外传媒机构进行密切谈判，有可能甩卖阳光、新浪。 至此为止读者们可能清楚了为什麽吴征杨澜那麽精心地打造“吴征、杨澜”这两块品牌。他们靠品牌集资干事业本身或许并不错，吴征说：“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本人或一个好节目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频道品牌。”但关键是你这个品牌得是真的。如果打造这品牌的内容，什麽美国三大台主持人、哥大校董、巴灵顿博士等等，都是假的话，那这漂亮的吴杨大厦就不是建立在大理石上，而是在沙滩之上，谁能保证它哪天不倒塌呢？所以，最清楚其内涵的吴征杨澜恐惧得大厦还没完工，就赶紧往外甩。 在安龙事件中，主管人员清楚安龙大厦要倒塌，却一边欺骗股民和员工、一边大量抛售股票。这种缺德行为遭到美国媒体严厉抨击，并正在被追究法律责任。但安龙是由於没经营好，负责人发现问题先溜之大吉。从人性自私，很少有人能做雷锋的角度去考虑，多少有些可理解之处。 但另一个遭美国媒体痛斥的案例是“环球电讯”（Global Crossing）的创始人和总裁温尼克（Garry Winnick）则更不可原谅。他在18个月内靠吹嘘和拉拢政治名人等等，通过股市炒作给自己带来了60亿美元的资产，成为洛杉矶最富的人。《纽约邮报》的社论说：“比尔．盖次花了12年、温尼克在华尔街的老师花了22年才积累了他们的第一个10亿美元，而温尼克的60亿只花了18个月。”正因为温尼克从一开始就清楚他的公司之“虚”，所以一直在抛售自己公司的股票。到“环球电讯”的股票从最高90多块美元跌了99%，只剩一毛三，不仅类似老布什总统这种大股东栽进去了，小股民们则即使不跳楼，也倾家荡产的时候，温尼克已经潇洒拿著他这几年来悄悄抛股票换来的七亿多美元，隐退到他的豪华别墅里去了。 在环球电讯宣布破产之後，温尼克被美国媒体挖出，他在90年代初曾在华尔街股市欺诈，被审判定罪，坐了三年牢。当年就靠投机发财，出狱後正 上新科技股市的高潮，再次钻了空子，狠狠地敲了股民一笔。像温尼克这种做法也许目前还没有找到违法之处，但即使不违法，他也缺德。所以美国对这种缺德但尚未证实违法的事情，就靠媒体严厉制裁。 不知吴征杨澜在短短的二、三年内积累上亿美元资产的过程接近安龙，还是更像温尼克。一个无法不令人质疑之处是，如果吴征杨澜不是从开始的时候就想套钱，为什麽在事业上还没起步、没做什麽努力的时候马上就想溜之大吉？天极网报道说，“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吴征‘投资高手’的形象渐渐成了‘投机高手’”。 吴征杨澜的下一个目标是“融到二十个亿”，他们很有信心，大概是对大陆和香港的股民仍然有把握。《南方日报》说，“如今骗子满天飞，钱投出去收不回来，哭都来不及。”但只要有媒体吹捧，总会刺激不少人掏钱。 无论吴征多麽炫耀他一路资本征战的能耐，从新浪得到的800万美元现金才是他真正资本积累的“第一桶金”。现在吴征杨澜在上海开了名为“高峰俱乐部”（The Summit Club）的豪华餐馆，会员费5,000美元，开始挣他们的第二桶、第三桶金了。吴征多次表示海外华人们对他的追究是出於对他财富的嫉妒，可不知道海外有几个人现在想跟吴征杨澜交换一下位置。这里引用吴征自己的话来结束这组系列报道和评论：“资本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麽吴征杨澜那些用欺骗夸张堆砌的名气资本圈来的金钱资本，到底是能载舟，还是会覆舟呢？ 2002年1-3月（载《多维网》） |
| 吴征在香港翻云覆雨——追踪之九 2002-02-16 |
| 从被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邀请参与购买亚洲电视的股权，到做了八个月亚视的营运总裁，吴征虽然没有给亚视带来什厶起色，但对他个人来讲则是他从圣路易斯到香港这一路商场征战的唯一一场全盘皆赢的胜仗：他的履历里面终於有了第一个响亮的商业职务；有了“资本运作高手”的香港和大陆知名度；有了一笔小小的横财；真正见识、经历和学习了一次商业并购；更结识了两个後来促他走向亿万富翁之路的左右臂膀人物：美国商人Michael Spiessbach和香港商人高振顺。
Michael Spiessbach是一个美国律师，也曾是美国电视节目发行商。他一直喜欢亚洲文化，还在日本学习过空手道等，近年来跟亚洲电视市场交往频繁。1998年在亚视出售51%股权时，他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之一，进入亚视董事会。他不仅结识了吴征，更惊叹吴征的勃勃雄心。 在亚视工作期间，吴征还在一次朋友聚会上结识了香港友利电讯公司总裁高振顺。1951出生於福建的高振顺1961年到了香港，後来一路经商。友利电讯是一家生产、销售家庭电器的公司。高振顺虽然在香港商界和金融界征战了几十年，对在香港进行资本运作也颇为老道，但香港毕竟是个商业金融中心，数不尽的什厶大亨之类，所以高振顺的名字并不见经传。他一下子成为媒体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是在他和吴征杨澜合作之後。 吴征似乎清楚他不是一个可以稳稳当当坐下来营运一个企业的人，所以他经商的一路都是心不在焉地应付已经到手的生意，而筹划下一个更伟大目标才是他的动力和精力所在。和高振顺的相识用吴征的话来说是“我们一拍即合”。於是，在他还做著亚视营运总裁的时候，就开始了营运他自己的事业，开始了他在香港操（炒）作资本的“黄金岁月”。 吴征和高振顺联手开始做的“事业”就是後来被宣传得名声震天响的“买壳、借壳建立上市公司。”所谓买壳、借壳上市，就是通过购买相当数量的已经上市的公司的股票，从而获得对这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然後卖掉这家公司原来的业务，转而进行你自己想做的业务。为什厶要这样做呢？因为你想要办一个企业，但没有钱，想通过股市来集资；但是要想成为被股票市场所接受的公司，首先你得达到许多条件，诸如一定的资本量、三年的盈利报告等等。所以最捷径的办法是买一家已经上市的公司的控股权，有时只需要十几个百分点的股权，你就成了这家公司的最大股东，就可以做老板，愿意怎厶经营怎厶经营了。 这样说来不是很多没有能力自己上市的公司都可以借壳上市，没有很多资金的人也可以一下子成为上市公司的老板了吗？当然，但这里面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你有把握在把壳公司买下来、换进去你自己的业务内容之後股票会上涨。由於你买这个壳公司股票的时候只是想借这个公司上市，然後清理掉它原来的业务，所以这个壳越便宜越好，而只有长期亏损的公司股价才会低迷。如果你对自己以後要做的业务在股市的前景没有把握，那你买了一个亏本公司的一堆垃圾股票不就亏进去了厶？所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敢冒这个风险，或者说都有资格冒这个风险。 对借壳上市的公司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打品牌，要有品牌可打，因为你不是靠公司的实力和业绩被股票交易市场所接受的；要让股民们掏钱，唯一的路子是打品牌，打宣传战；让人们相信你的公司会“飞黄腾达”，买你公司的股票则“钱途无限”。 吴征从参与酝酿亚视并购的98年上半年，到“营运”亚视的98年下半年，整整一年，在香港媒体出尽风头，基本建立起了“吴征”品牌。正如上一篇文章所指出的，香港媒体之所以冷淡了拥有24.12%股权的亚视新任执行总裁封小平、亚视股权买卖的重要参与者、拥有近14%股权的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而独衷只有3%股权的吴征，除了他的“美国背景”和谣传中的“红色背景”之外，还主要是由於他是被媒体抛到空中的明星杨澜的丈夫。在吴征火箭般直冲云霄的过程中，杨澜出版了她香港版的《我问故我在》，其中津津乐道吴征在香港鹊起的名声。 深知名声、品牌在资本炒作中重要作用的吴征，此时已经清楚“吴征品牌”在弹丸之地的香港已经基本上树了起来，亚视已经完成了它把吴征推向媒体明星地位的历史使命。但亚视却不见真正的起色，而且问题、矛盾丛生，内部抱怨纷纷；吴征继续呆下去的话，不仅不能再增加明星的光彩，反而会暴露星光背後的阴影。所以在担任亚视营运总裁六个月之後，吴征一边向亚视提出辞呈，一边紧锣密鼓在香港和高振顺、Michael Spiessbach，在北京和文化部属下最大的音像出版发行企业“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简称中录总社）商讨建立合资公司的计划。对於吴征来说，建立合资公司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通过公司重组来进行资本炒作。 在尚未完全结束亚视工作的1999年1月份，吴征就在Michael Spiessbach的帮助下，靠他在亚视建立起来的名声和媒体地位，以杨澜的名义和高振顺、Michael Spiessbach联手从日本东京—东芝投资银行驻香港的分支贷款，购买了一个连年亏损的、生产和销售电脑的泰国上市公司“凯威国际”的控股权。因此，吴征得以在99年2月份一离开亚视，立刻成为凯威国际有限公司行政总裁。但是吴征在凯威国际的股份并不是在吴征名下，而是在杨澜名下，因为吴征是美国公民，他名下的股份必须向美国纳税，而只持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杨澜则不必。 凯威国际当然不是目的，它只是吴征真正计划的壳。吴征自“美中总商会”期间就和中国广电部长孙家正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此时孙家正已经转任文化部长，管辖面似乎更宽，吴征当然会抓紧一切时机利用这个他真正拥有的“红色背景”。在收购凯威国际股权的过程中，吴征穿梭与北京香港之间，迅速以凯威国际总裁的身份，与文化部属下最大的音像出版发行企业“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筹划合资建立的公司。此时的前亚视营运总裁、现凯威国际总裁、电视名人杨澜的丈夫吴征的举动已经颇引起香港和内地媒体的关注。 凯威国际和中录总社在文化部的关照下，1999年3月就在香港注册了资金为3,500万港元的合资公司，其中凯威国际占70％，中录总社30％；然後把凯威国际改名为“天地数码技术有限公司”，吴征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征声称，这个公司的使命是要靠发行“聪明盒”，通过有线电视网的点播系统，打败录音录像的盗版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有香港媒体跟踪吴征的行踪，在合资企业成立後，新一轮的媒体宣传炒作立刻紧紧地跟上了。一时间，吴征的天地数码的辉煌前景就直追李嘉诚儿子李楷泽的TOM.COM去了。 “天地数码”是吴征在媒体和资本这双向炒作中同时成功的第一次记录。吴征和高振顺99年1月以一毛多港币的价格购买的凯威国际股票，在炒作後的1999年内最高时暴涨了100多倍。由於友利电讯是天地数码的大股东之一，所以高振顺的友利电讯的股价也翻了好几番。股价暴涨，虚的吹捧就把手里的纸钱变成了黄金般真实的价值，吴征做资本家的日子这才真正开始了。 吴征真要用这集资来的钱去和盗版战斗吗？谁有精神谁去战斗吧。钱到手了就应该脱手了。吴征在股价达到4.6港元的的时候，把大量股票卖给了一个美国基金。接著在1999年6月（合资公司创立3个月之後），吴征又用自己在天地数码中的股份换了14%友利电讯的股份。这时吴征手里已经有了一部份可观的现金资本和友利电讯这个实在的企业的股份。 但就像亚视一样，天地数码至此为止值得吴征利用的价值也已经基本结束，所以在享受了股价暴涨的乐趣之後，吴征就开始悄然甩手退出了，迅速从天地数码的最大股东变成小股东。也就像在亚视一样，对吴征个人来讲，这是一次成功的运作，它继亚视之後，再一次使吴征在香港媒体大放异彩，他的资本运作高手的名声也真正建立了起来。 但对於天地数码来说呢？这里面的糟心、痛心之处，那些大小股东们就自己承担、自己兜著了。只有吴征最开心，“天地数码整个资本炒作，也是为了高先生和我共同圆一个梦。”据国内媒体报道，“吴征和天地数码也有可能发生诉讼。” 炒作天地数码的“成功”，不仅给吴征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新一轮资本运作高手的名声，更给他带来了自信。於是吴征又踌躇满志地开始酝酿他下一步更重量级的行动了。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
| 吴征圈钱的第一块跳板——追踪之八 2002-02-14 |
| 这组文章从这篇开始谈吴征杨澜在香港的经商、暴发过程。由於其中涉及当事人不肯透露的商业交换内幕，即使记者去香港调查，也很难得到那些交易的真实过程，再加上这个过程比较繁杂，所以为了使读者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吴征杨澜暴发的脉络，本文在事实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推测、分析和评论。凡是推测部份均会注明，这其中包括业内行家的推断。
在《凭海临风》的序言中，吴征表示由於杨澜固执要回中国发展，放弃了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做主持人的机会，“她说，不是自己的国家，再成功，心中不会满意的”，所以他无奈，只好又卖加州别墅，又卖佛罗里达的房子，随杨澜“报效祖国”去了。（一位读者查到了吴征自圣路易斯以来在美国曾有过的所有地址，传到我的信箱，发现其中没有一个是加州的，也没有一个是佛州的。） 杨澜也对《中国消费者报》记者说，“那段时间我先生为陪我回来，把自己的生意都丢掉了，把美国的房子也都卖了，应该是很大的决心，中国男人也很少有为老婆放弃自己事业的。” 但从吴征1994年（他还没有认识杨澜）在律师取证时就毫不含糊地表示要永久性地回到中国来看，从吴征在美国这一路挫折的从商经历来看，他早已决定回中国；或许是由於在美国的失败，或许是明白了，以他的做法和风格更适合、或者只有在中国发展。哪个决计在美国发展的人会去拿一个在美国没人承认的巴灵顿学位呢？ 至於杨澜，她比任何人都更知道《纽约时报》对她的报道，完全不是由於她在美国做出了什厶成绩，而是出於对所谓“中国的奥普拉．温芙瑞”之说的好奇，但这种对外国人猎奇的报道别说在美国社会，即使在华人圈中都没有引起丝毫反响，没有任何中文媒体关注。她和吴征结婚一事，还是他们自己把消息加照片送到中文报社，还要跟编辑们解释一番杨澜是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等等。受过这份委屈的人难道不清楚要想在美国寻回昨日风光有多厶难吗？ 中国正在经济发展的巨变中，机会多，空缺多，急需人才；这些足以构成海外华人回国发展的理直气壮的理由。但吴征杨澜硬是举起了“爱国主义”和“放弃美国优厚待遇”的旗帜，从回国的第一步起就没有想真诚地面对国人。汪洋大海毕竟阻断了许多信息，尽管这信息世界已经很发达。中国的百姓们在多少年来所接受的“爱国华侨”“放弃海外优厚待遇”这类思维惯性中，真诚地相信，并热烈地拥抱了吴征杨澜这个美丽的童话。信息不通和中国人对“成功神话”“ 一夜暴富”的异常崇拜，奠定了吴征杨澜後来圈钱成功的基础。 从迄今为止的调查来看，吴征自拿到本科学位到保险公司工作开始，到和美国人的一系列合作，他一直都很会给自己创造机会，但这些机会全部都在相当短暂的时间里以失败告终。1996年底和“华纳音乐集团”的前总裁莫咖多的合作失败後，吴征在美国经商的人际资源关系基本用光，杨澜可以成为三大台主持人之说也子虚乌有，所以，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钱途”只有在中国。 杨澜在美国念书期间，吴征和福建电视台合作的上海友伴公司曾在华纳音乐集团前总裁莫咖多的资助下制作《杨澜视线》，由上海东方电视台发行。据吴征杨澜对《纽约时报》和《富比士》杂说，这个节目发行到全国50多个省市。但由於不是吴征杨澜自己出资制作，他们能得到的分成明显有限；既然华纳和莫咖多跟吴征杨澜的合作都以失败告终，起码说明不是赚钱的生意。 所以，我在上篇文章中得出，以吴征杨澜在美国期间的正常收入，他们在1996年12月底回到中国的时候所拥有的财富，能有二、三十万美元算是不错的了，最多不会超过50万美元。 1997年7月起杨澜到凤凰卫视做主持人，1997年全年吴征没有正式职业，据吴征自己说，这时他开始去复旦读博士了。由於杨澜在凤凰卫视做的是普通话节目，在香港地区观众量有限，而在大陆能接收到凤凰卫视这个有线频道的地方也很少，所以真正能看到杨澜所主持的节目的观众并不多。但是杨澜到凤凰卫视後，通过媒体的放纵的渲染，使得她的名声远远大於她的节目。 但是，杨澜的名声再大，没有吴征的出场，她也毫无可能在几年之後就成为“中国最富的女人”。杨澜在凤凰卫视做主持人的最大收获并不是通过“杨澜工作室”等节目展示了她的“才华”，而是促成她的丈夫吴征和凤凰卫视的总裁刘长乐成为“好友”。而和刘长乐的相识则给吴征在後来几年的“暴发”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1951年出生的刘长乐1980年毕业於北京广播学院，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近十年，1988年移民新加坡。後来通过经营房地产和石油生意等赚钱起家，1996年在香港成立凤凰卫视。据《亚洲周刊》1998年的报道说，由於刘长乐有中国军方背景，所以凤凰卫视成为唯一被允许在大陆播放的非中国大陆频道。 在香港还有两家无线免费电视台，一个是“无线电视”，一个是“亚洲电视”；亚视虽居第二，但远远地被甩在後面，无线占了70%的香港市场。亚视多年来一直严重亏损，据《亚洲周刊》报道，亚视的前最大股东、年近80的林伯欣由於涉嫌贿赂台湾官员而官司缠身，所以在1998年同意出售51%股权（亚视当时不是上市公司，只有持股人肯卖，别人才能买）。 凤凰卫视的刘长乐对发展中文媒体业颇有雄心，据中文媒体报道，他有志做中国的CNN“特纳”，所以对亚视股权出售的机会很感兴趣。而此时吴征已经由於“帮助尼尔森并购、参与时代华纳投资”等不在正式履历上却被私下流传和香港媒体报道的“辉煌经历”、加上他超人的交际能力，赢得了刘长乐的赏识。於是刘长乐邀请吴征做购买亚视这51%股权的谘询顾问和参与者。 由於刘长乐已经是凤凰卫视的总裁，根据香港法律，为了防止市场垄断，刘长乐不可以拥有同类媒体的超过15%的股权。同时，香港政府虽然鼓励外资进入媒体，但必须以香港永久居民的资本为主，而刘长乐和吴征都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其他香港财团的加入才可能使这51%亚视股权的交换得到香港政府的批准。 於是刘长乐和吴征联合了香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卖下了这51%股权。这两个公司是以封小平为首的“龙维有限公司”（买下46%股权）和以黄保欣为首的“联旺有限公司”（买下5%股权）；其中刘长乐加入了封小平的财团，占了13.79%股权（低於法律规定的15%），吴征加入了黄保欣的财团，也分到了3%的股权。 封小平也是从大陆到香港，做房地产等生意起家，目前任亚视总裁。黄保欣也年近80，是香港机场管理局主席，属香港商界知名人物。这里面只有吴征没有真正经商发财背景。亚视在1998年的全部股价约值13.5亿港币，吴征占的3%股权，约4,000万港币，也就是说约500万美元。前面已经指出，吴征在1997年初回国的时候，他和杨澜的正常资产不会超过50万美元，即使杨澜做了一年凤凰卫视的主持人，他俩的资产也不可能一下子涨到有500万美元现金购买3%亚视股权的程度。那厶吴征靠什厶得到了3%股权？ 由於吴征杨澜的商业背景非常简单，所以对他们俩的资产做常识性的推断并不困难。据业内行家分析，吴征得到亚视这3%股权的途径可能主要有两种： 第一，通过银行贷款一部份。由於有其他财团担保，加上亚视是个已经成熟的企业，并不是靠吴征自己从头空手创业，而且新的财团明显以有中国官方背景的前中国大陆人为主（封小平、刘长乐），吴征“红色背景也很强”的传说已经在亚视酝酿交易的98年上半年开始流传，黄保欣又是著名亲北京人士；在这种情况下，亚视进入国内市场的机会增大，转亏为盈似乎很有希望，所以，尽管吴征本人并无资产垫底，从银行贷款也是有可能的。除了银行贷款一部份之外，另一部份则以吴征参与并购、拉外商投资、承诺以後公司管理工作等等而交换获得。 第二，吴征甚至可能一分钱都不贷，就“得到”这3%股权。凤凰卫视的刘长乐既然有志做中国的“特纳”，又肯出近两亿港币购买亚视股权，显然对亚视非常有兴趣；但碍於香港法律，刘长乐在不能拥有亚视超过15%股权的同时，他也不可以参与亚视的日常营运和节目制作的编辑决策。哪个投资媒体的人不想用自己的想法影响媒体呢？更何况刘长乐本人是前新闻从业人员，据国内媒体报道，他就凤凰卫视节目的编辑方针有一整套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否有可能联络财团的人以某种方式“借”给吴征3%股权？这样吴征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入董事会，替（或帮助）刘长乐营运亚视；否则拥有将近14%股权的刘长乐怎厶能放心把亚视交给既没有管理大公司经验、更没有新闻从业经验的吴征？ 无论上述推断与事实有多少出入，刘长乐对吴征能坐上亚视营运总裁的位置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明摆著的。这点吴征自己也承认，他在去年12月接受《中国企业家》杂采访时说：“如果当时不是他提供在亚视进行购并，并且在亚视担任总裁的话，我今天在香港就没有知名度。如果没有知名度的话，对我後来的购并都有影响。” 吴征这话倒是诚实的，香港亚视这一步奠定了他在以後短短几年内暴发的最重要基础。虽然拥有24.12%股权的封小平成为亚视的新任执行总裁（CEO），但香港媒体却格外青睐以3%股权当了营运总裁（COO）的吴征，一路热热闹闹地进行跟踪报道。他是杨澜的丈夫自然是受到媒体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的“美国背景”。 当时香港媒体一直传言亚视被亲北京的财团购买，日本的“电视文化研究所”（BCRI）报道此事的题目就是“亚视财政危机，卖给亲北京财团”。想要在香港这种特殊地方操纵媒体的人，一方面要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暗示商界：我跟北京官方有密切关系；与此同时，他又由於是大众媒体，必须避被北京操纵的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另一股不知哪儿放出的风，强调说吴征代表美国财团；於是香港媒体就开始造舆论，美国资金入股；这不仅意味著经济上有後盾，更意味著政治上有自由的风吹入。这对一个媒体的形象和赢得人心都只有好处。事实上，吴征加入的这个“联旺财团”除了黄保欣的2%，就只有吴征的3%，而吴征是个没有“真钱”的红色“美国人”。但吴征代表美国财团之说，却颇有媒体亮点，於是他在香港顿时声誉鹊起。 吴征也煞有介事、雄心勃勃。据《新经济导刊》报道，吴征走马上任之际决心∶第一，重建“亚视”内部良性管理运作机制；第二，与行业宿敌“无线”制作的节目展开较量；第三，也是最主要的目标，用六个月时间，达到收支平衡，三年後彻底实现扭亏为盈。 但是在主管亚视2000多人之前，吴征从未有过真正的管理经验。他参与过管理的最大公司是上海友伴，不到30人，而且他也不负责日常营运。所以吴征上任後不仅没有改善亚视的营运状况，而且很快就在人事处理和节目制作方面引起内部很大争议，於是在上任後不到半年的1998年11月他就提出辞职。 据1999年6月11日的《联合早报》报道∶“香港亚洲电视永远荣誉主席林百欣（他仍有16%以上的股权），去年出售亚视股权後一直不满亚视营运方法，状告亚视上层，揭露亚视的“糊涂账”，并指责说，董事酬金原本应是每年65万（港币），但吴征去年为什厶得到257万元。” 吴征离开亚视的管理位置是迟早的事情，基於下面这四个明显的原因，无论是管理亚视，还是今天管理阳光卫视，吴征都过於力不从心： 第一，吴征没有能力应付一个电视台复杂的人际关系。媒体的人事处理不像解雇建筑工人那厶简单，更何况亚视的人员来自两岸三地，情形更复杂。 第二，吴征没有任何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经验，平地起高楼的神话只能是不负责任的媒体瞎起哄的产物。 第三，吴征的风格是大而化之。他只适合出主意、煽动情绪、说服人；他是做经纪人的角色，而不是营运管理和具体操作的人。 第四，吴征想要的是亚视营运总裁的头衔，而不是这个头衔下所要做的具体事业。 1999年2月，在亚视工作了八个月之後，吴征正式离开亚视。但他之所以主动要离开，主要还并不是由於自知没有管理能力，而是“我主要是想做我自己的购并┅┅我进入亚视原来就只想干六个月。”不知他接受营运总裁职务时，是不是这厶跟刘长乐商定的，或跟亚视董事会这厶说定的？如果是的话，那厶他当年对外立下“三年後彻底实现扭亏为盈”的誓言是不是从开始就蓄意欺骗公众？在亚视八个月，吴征所要的和所得到的是令他发达的八个字头衔：亚洲电视营运总裁。 这八个月虽然没有给亚视的亏损、经营混乱带来任何转机，但吴征却给他自己的履历添上了耀眼的一笔。他由於做亚视营运总裁而被香港媒体称为“香港的风云人物”，但他们还是小看了吴征。吴征真正的风云时刻才刚刚开始酝酿┅┅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
| 吴征在美国走麦城——追踪之七 2002-02-12 |
| 吴征在圣路易斯“中美总商会”期间，利用工作之便结识的美国大公司管理人员中，其中一位是美国尼尔森公司（A.C.Nielson）亚洲和拉美部副总裁波拉萧克（Frank Polashock）。尼尔森是全球最大的电视、广告监测公司，吴征和波拉萧克是在一次商务会议上偶然相遇。由於当时尼尔森公司正欲进入中国市场，而吴征在波拉萧克面前所展示的在中国大陆的人脉关系迅速征服了这位美国商人，所以他在1993年底到1995年之间，也就是说吴征在中美总商会做执行经理期间，雇用了吴征给他做打入中国市场的顾问。
记者日前采访了早已离开了尼尔森、目前在新泽西一家公司任职的波拉萧克，他介绍说，当时尼尔森公司急於想做的，主要是促使中国的各个省的电视台接受他们作为独立机构进行收视率的测试。中国的电视台一直都是自己做收视率调查，这当然不能保证准确。通过中美总商会认识并雇用了吴征之後，波拉萧克多次被吴征带到中国见到不少部长级官员，以及很多个省电视台的负责人。 美国人当然也明白，要跟中国做生意，官方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对於中国的电视台来说，跟美国大公司尼尔森的可能合作自然也是相当有诱惑力的。 去年12月3日吴征对《北京青年报》说：“1993年，我开设了一家投资谘询公司，协助一家著名的传媒企业在亚太地区进行了一次很大的购并，并协助它进入亚太的市场，这次购并不但一夜之间建立了这个公司在亚太地区的存在，而且也完成了我资本积累的第一步。可以说是我的第一桶金。” 在与国内记者有据可查的几次谈话记录中，吴征曾经说道，这家“著名的传媒企业”就是指尼尔森公司。吴征说，“当时尼尔森想进入亚太市场。当时我们就采取了购并方式，使尼尔森成功购并了亚洲集团，1993年在香港，8,000多万，将近9,000多万的并购。”吴征再次表示他从尼尔森这次并购中获得了他的第一桶金，“利润大概有几十万美金”。 国内一位IT企业内的专业人士读到吴征上述说法後对记者表示，吴征是一个“没有MBA学位、没有干过媒体、也没有在投资银行干过多年的人，尼尔森能放心交给他做吗？还给了几十万美元的谘询费？不知道尼尔森看中他的什麽了？” 就这个问题记者询问了波拉萧克，他说当时雇用吴征只是给他做谘询顾问，介绍他认识中国的电视台，而不是做并购的顾问。他支付给吴征的是谘询费（consulting fee）。当问到吴征在尼尔森的那次亚太并购中扮演了什厶角色时，波拉萧克说，“那次并购和吴征没有任何关系，是我做的。” 那厶吴征有没有从购并中得到利润分成呢？波拉萧克毫不含糊地说，“没有。正像我所说的，吴征只是帮助介绍我认识中国的电视台，他只拿谘询费。” 那厶这个谘询费有没有几十万呢？波拉萧克说，“没有。”但他拒绝回答在他雇用吴征的一年多里付给了吴征多少谘询费，只是说绝对没有几十万。 就像通过中美总商会认识了波拉萧克一样，吴征在中美总商会的一年多里还认识了另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它就是美国“华纳音乐集团”（Warner Music Group, Inc.）的总裁莫咖多（Robert J. Morgado）。这家音乐集团隶属美国知名大公司“时代华纳”（Time Warner）。当时华纳也正期望能把他们的音乐节目打入中国市场，因为音乐毕竟没有多少政治内容，应该是最有希望首先进入中国市场的。 由於吴征以中美总商会的名义把中国广电部部长孙家正请到了美国，引见给了莫咖多和波拉萧克等人，还带这些美国大企业的管理人员到中国去拜见广电部副部长刘习良，以及中央电视台、各省电视台的台长等官方人员，他的活动能量也征服了莫咖多。於是由莫咖多主导，华纳音乐集团决定投资在中国建立一个合资企业，目的是通过这个合资企业，把华纳的音乐节目打入中国电视台的黄金节目时间段，同时把这些美国节目重新配上中国广告之後转发（syndicate）给中国各省市的电视台。 莫咖多曾任纽约州长的幕僚长，他所担任的“音乐集团总裁”是时代华纳的一个重要职位，1995年5月时代华纳内部发生地震，进行了几项重大人事变动，他被迫离开。《时代》周刊当时还曾以封面故事报道了时代华纳的那次人事变动。 在1994年认识吴征时，莫咖多在华纳音乐集团的地位还是相当有决定权的，所以在他的说服和决断下，时代华纳决定投资一个小型合资企业，拓展把华纳的音乐节目打入中国市场的事业。这是1995年初。 这时候，尼尔森在香港的购并也完成了，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据波拉萧克自己对记者表示，由於他的工作只是拓展新的业务，一旦建立起了地方分支，他的工作就完成了。在他正寻找下一个发展目标之际，得知时代华纳准备和吴征合作建立合资企业往中国发展，他觉得这是一个开始一项新事业的机会，所以他离开了尼尔森，加入了只有吴征一个人的“博纳（Bruno & Associates）谘询公司”。 不知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导致波拉萧克离开尼尔森这家著名的大公司。 吴征对国内媒体说，“当时我们（指他和波拉萧克）并购公司由我做大公司，他是小股东。”其实他们就是两个人，这个公司既没有钱、也没有实际投资，他们两人的关系也只是合作伙伴。据密苏里州商务局记录，吴征的“博纳（Bruno & Associates）谘询公司”1994年1月14日注册，到1995年8月31日就被州政府取缔，因为没有提交年度财务、税务报告，没有缴纳执照税等。 波拉萧克在接受记者采访中也清楚地说，他没有往吴征的“博纳谘询公司”投任何钱。他们两个人都在等时代华纳的钱，时代华纳也真投了，而且计划还不小。 在和波拉萧克合作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在1994到1995年期间，吴征和福建省电视台联合在上海成立了一家叫做“友伴”的合资公司，主要由福建省电视台投资。但友伴公司是由吴征和福建电视台成立的合资公司这件事波拉萧克并不知情。 时代华纳的资金在1995年投给了由吴征、波拉萧克、华纳音乐集团这三者联合成立的新公司。吴征和波拉萧克运作，华纳只出钱。具体制作广告片、转发电视节目等业务则通过上海友伴公司做。 友伴公司前驻中国总经理、目前在上海开公司的于小丽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中说，位於上海的友伴公司当时有20多人，除了是把华纳的音乐节目卖给中国各省的电视台以外，还制作配伴这些节目的广告，卖给中国的广告商。据《纽约时报》和《富比士》的报道，当时的《杨澜视线》也是由友伴公司制作。 据吴征和杨澜对这两家英文媒体的说法，《杨澜视线》发行到全中国50多个省市电视台。于小丽也表示当时业务开展得不错，比较成功。但是波拉萧克却说，他们的公司在中国根本就没有赚到任何钱。也就是说，友伴公司赚的钱并没有回到华纳投资的这个美国公司里。 时代华纳一开始的计划是在大约三年内投300万美金，但是後来投资并没有按原计划进行下去。首先，莫咖多的“华纳音乐集团”总裁位置被别人取代，他本人在1995年5月被迫离开了时代华纳。据《时代》周刊报道，主要是由於内部权力斗争；但时代华纳内部有人认为《时代》周刊的报道并不全面，还有其他隐情。波拉萧克也对《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持保留看法。 其次，华纳音乐集团本来希望把节目打入中国电视台的黄金节目时段，但中国政府没有批准。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定，黄金节目段必须播放中国本土制作的节目。由於不能进入黄金时间段，华纳自然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 第三，据曾在友伴公司工作过的人员透露，友伴的“账务一塌糊涂，连杨澜到上海来的洗发膏都拿到公司报销。”原友伴在上海的总经理于小丽也曾就账务问题和吴征发生严重冲突。她举了一个例子说，吴征的弟弟吴彬曾去北京参加一个由广电部举行的电视节，费用全部由主办单位负责。但吴彬却把这笔主办单位已经支付过的费用票据再拿到友伴报销。而吴彬并不是友伴公司的职工。于小丽说她清楚地知道那个活动的钱是已经付过的，所以她不同意报。 但是，报账之类的事情是金钱运作上的小事。时代华纳在第一年里往合资公司里投入了100多万美金，并被全部花掉。据波拉萧克的解释，这100多万主要用在了他和吴征来往中国、在中国办理注册的各种手续费、交往费，以及支付他和吴征的薪水等。据国内知情人透露，吴征这个期间在上海山湖的威尼斯花园买了别墅。 那厶吴征到底拿多少薪水，虽然波拉萧克不肯回答吴征薪水的具体数字，但在各种方法的追问之下，记者得出了大约六、七万的答案。如果吴征的薪水不到10万，那厶波拉萧克大概也不会比他高太多，那厶100多万美元在不到一年之内都花到那里去了，这其中有没有什厶玄机？记者没有答案。 前上海友伴的总经理于小丽由於账务问题和吴征发生严重纠纷；于小丽告到上海长宁区法院，最後吴征赔款，官司庭外和解。 总之，时代华纳1995年年中开始投资，在半年多之後的1996年初就停止了投资。也就是说，在和吴征合作了不到一年之後就退出了和约。除了上述几个原因之外，还有什厶其他原因？为什厶要请两家侦探公司调查吴征？记者也尚未得出答案。 华纳退出後，波拉萧克也退出了。而这时吴征的“博纳”公司也由於没有向州政府提交年度财务报告和税务情况而被密苏里州政府取缔。他的这个“博纳（Bruno & Associates）公司”从94年初成立到95年夏被取缔，只存在了20个月。但是吴征依然有救星。 莫咖多离开华纳音乐集团以後，自己开设了一家叫做Maroley Communications的公司，以向世界各地输出美国的音乐节目为主。他仍然对吴征有信心。尤其是在1995年底的时候，吴征已经和杨澜结婚，而杨澜是“中国的奥普拉．温芙瑞”之说，更增加了吴征的光环。所以，莫咖多决定由他的公司继续资助吴征杨澜。一边出资继续通过友伴把美国的音乐节目打进中国市场，一边投资《杨澜视线》。 但是莫咖多自1996年初给吴征在上海的友伴公司投资，结果也在不到一年内就停止了。然後莫咖多派人到上海另立山头，开了新的公司，出唱片，发行音乐节目等。到底吴征和莫咖多之间又发生了什厶问题？为什厶他也迅速退出了与吴征的合作？ 记者在过去的这几个星期里给莫咖多在纽约的总部打过几十个电话，得到的回答是，莫咖多正在进行为期四个月的休假。记者明确地对他的秘书讲明了是为了采访他和吴征合作的事情，但他一直没有给记者留下的电话号码回话，明显回避这个话题。据准确消息说，关於他和吴征合作失败的经过曾被美国报纸报道过，但记者目前尚未检索到。 波拉萧克显然对吴征与莫咖多的分手有所了解，但拒绝回答。同时也不肯回答为什厶他也退出了和吴征的继续合作，只是说他对华纳撤资、莫咖多加入的合作方式不感兴趣。但记者明显感觉到这里面还有其他难言之隐。另外，既然他对吴征和莫咖多分手的原因有所了解，而且这段事情是发生在他和吴征的合作结束以後，那厶为什厶不可以讲呢？什厶事情不可以讲就自然令人感觉蹊跷。 在莫咖多撤出後，福建省电视台也要撤资了，於是友伴公司全部卖给了福建省电视台。这是在1996年底和1997年初，也就是吴征杨澜刚刚正式回国的时候。 按理说，吴征曾经给尼尔森公司做过投资顾问，曾经和华纳音乐集团成立合资公司，还和莫咖多的Media Group合作，虽然这些合作都分别只有一年左右，但这些都是美国以至全球知名的大公司，资历明显地远比一个巴灵顿的“博士”要有份量的多，但在吴征的简历中却只字不提。不但吴征自己回避，波拉萧克和莫咖多也回避，这是为什厶呢？而吴征後来在亚视短短八个月的经历却被认真地记录在他的各种中英文简历中，并且被各种媒体报道显著地强调。 从记者所做的一系列调查来看，吴征在美国的8年多里，工作、从商的经历和“成绩”远远超过他在学校读书的经历和成绩，但这些实在的经历在他的简历中全部被一堆有水份的学历代替了。而他通过捐款等得到的什厶美国电视艺术学院董事等等没有实际内容的头衔也被一一罗列在了简历里，这又是为什厶呢？ 但不管怎样，虽然吴征在美国有过这些从商经历，但从他卖保险，到中美商会，到做谘询顾问，到在合资企业里做事，到他和杨澜1996年12月底回国的时候，他的正常收入除掉花销，能剩二、三十万美元算是不错的了，最多不会超过50万。所以，吴征在美国的所谓“第一桶金”实际上只有一个桶底儿而已，他的第一桶金，他的真正资本积累其实全部是在他回国以後。 就算他离开美国时有50万美元，那厶在他和杨澜回国後不到5年之内，却把这50万变成了500万、5,000万，最高时达到超过两个5,000万：一亿零两百万美元（据《富比士》杂）！那厶吴征杨澜这两个“小超人”（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被称为“小超人”，这里借用）是怎厶运作出了这厶巨额的财富呢？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
| 吴征涉嫌非法献金——追踪之六 2002-02-10 |
| 吴征在给美国机构写的信中曾指责那些起诉他的中国留学生们是“无神论者、红卫兵”，其实，在那群人当中，还真没有几个当年在中国的时候对无神论的共产党狂热到吴征那种程度：据吴征在上海华师大二附中的同班同学透露，吴征上中学时就宣誓成为共产党员了，他的同学们还为他的入党特地举行了主题班会。
当然，就像多数中国人都成了无神论者一样，“入党”也是那个社会的一个现象。但是中学生入党，则实在不多见。而吴征来到美国後，又迅速从一个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员成为了一个上帝的信徒、共产党的反对者和美国政治的积极参与者。 首先，他非常热衷地投入了美国共和党的竞选活动；对美国政治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知道，共和党远比民主党更反共。其次，据圣路易斯华人画家左映雪说，“我们这儿的很多人都知道，吴征去参加了台湾的双十国庆升旗仪式，在国民党的文化中心那儿进行的。” 当然，很多前共产党人觉醒後成为共产主义的反对者，但像吴征这样，180度来回转，拥抱了一阵子共产党的反对者，再回头拥抱共产党的则实属罕见。中国人来到美国，参加哪个党，热心哪种政治活动，都是个人的选择权利。但有意思的是，吴征却共产党、共和党、国民党，需要哪个时就热爱哪个。 但他这种政治上的客串，即使不给自己带来麻烦，也有可能给别人惹祸；或者是一腔热情，结果净帮倒忙，吴征在圣路易斯为共和党竞选捐款，结果导致他的“亲密朋友”涉嫌接受非法政治献金就是一个例子。 吴征88年来美国，91年就成立了“亚裔政治警觉会”（Asia Political Awareness Group）。在接受律师“取证”时吴征说，他的这个组织1992年为共和党办拉票集会，有400人参加；办筹款餐会，有140人与会。 吴征筹组“亚裔政治警觉会”後，主要参与了两场为当地共和党议员助选募款活动，一次是1992年10月17日在克莱登区的西点中学，为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Kit Bond、众议员Jim Talent等八名共和党籍议员连任助选。他当时的头衔是“圣路易斯青年共和党”（St. Louis Young Republicans）主席。另一次是1992年10月底在当地华人餐馆“京园”组办的捐款餐会，参加者多是当地华侨和大陆留学生；并在10月30日出版的当地华文周报《圣路易时报》刊登了一个整版的35人联名的助选广告，呼吁华人支持共和党籍总统连任，投票给老布什。 对於政治竞选的捐款，美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不是美国公民不可以捐款，而接受非美国公民的捐款即属於非法。这就是为什厶当年克林顿竞选时，高尔涉嫌接受中国军方通过洛杉矶的华人组织捐的款而遭追查。 吴征抵美後很快和美国人结婚，1992年时可能已入籍成为美国公民。但当年被吴征拉去参加捐款晚会、这35名联署者中，除吴征夫妻和当地一些老侨外，其他很多中国大陆留学生不仅不是美国公民，当时连绿卡都没有。 联署名单中的Francois Ho（何伟麟）在当地开珠宝店，他来自香港，早已入籍美国，并多年给共和党捐款。他的办公室墙上挂著老布什与他的合影，并收藏有共和党颁给他的各种奖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清楚地表示，不是美国公民，不可政治捐款，也不能参加政党助选活动。而登广告、参加捐款晚会都属助选活动。 记者在圣路易斯见到了刊登这版广告的报纸，其中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联名者表示，他当时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联名，他还说，“这个名单中的高桐、富继义、王志强等大陆留学生，当时绝对不可能是美国公民。” 记者电话采访了後来离开圣路易斯，现在康州一家德国药物公司做研究的富继义，这位当时来自中国东北的访问学者说，在什麽情况下参加的联署，因时间已久，记不清了。但记得当时他刚从J-1转成H-1工作签证，还没有绿卡。 吴征在圣路易斯的中餐馆“京园”组织的共和党募款餐会，参加者也有许多是连绿卡都没有的大陆留学生。吴征在律师取证时说，有140人参加了捐款会。据当时参加捐款会的一位华人说，每人认捐费是25到50美元不等，扣掉每人10元餐费後，都捐给了到会演讲的共和党议员Jim Talent。 何伟麟给记者看了他至今保留的一张捐款餐会照片，画面是Jim Talent、何伟麟、吴征前妻，以及李东等一些大陆留学生。李东说，他和太太都被吴征拉去参加捐款晚宴，每人捐了25 或30块钱。富继义也记得他和太太被吴征邀去捐款，每人交25元。 左映雪对记者说，毕业後在当地做律师的大陆留学生高桐曾给Jim Talent捐款，後来又收到这位议员的徵求政治捐款信，高桐回信说，他当时还没有绿卡，收入不稳定，不能再捐。高桐的信发出後，Jim Talent把他上次捐的钱退了回来。 由此可以看出，吴征组织的这些捐款活动中的非法献金部份，Jim Talent很可能不知情。今年Jim Talent已宣布要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竞选密苏里州的联邦参议员，而密苏里这个参议员席位是否被共和党籍的Jim Talent得到，对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最激烈的竞争就是参议院这一个席位，因为目前在众议院435席中，共和党以6票占多数，但在参议院100席中却以1票之差居少数（有一席是独立派），因而共和党誓言这次要把参院夺回来。届时主要战场有两个：一个是北卡州，以反共著称的前参院外委会主席、该州参议员赫姆斯已宣布不再谋求连任；前美国红十字会会长、2000年曾与小布什竞争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伊丽莎白．多尔（Elisabeth Dole）夫人已在该州注册，竞选这个席位。由於多尔夫人名气很大，加上该州属保守派领地，目前民调显示，她领先所有对手，现在布什总统又前去助选，所以如无意外，共和党保住北卡州这一票是不成问题的。 那厶争夺的焦点只有密苏里州。上次该州选参议员时，参选的民主党籍州长卡纳汉在投票前三周因飞机失事遇难。根据该州法律，投票前四星期不可更改选举人名单。结果已逝的卡纳汉竟当选，由他的遗孀出任了议员，规定二年後再选。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Jim Talent已宣布向这位遗孀议员挑战。这个席位鹿死谁手，将决定哪个党在参议院占多数，而多数党就可出任国会13个功能委员会主席的位置，对议案的通过关系重大。因此届时竞争之激烈、全美之瞩目，都可能是空前的。到时候如果出於党派斗争，Jim Talent被人揭出曾接受过中国留学生的非法献金，那吴征这个倒忙可就帮大了。而英文媒体是否会由於追踪Jim Talent涉嫌接受非法献金而扯出吴征也很难说。 吴征帮助共和党竞选，虽然可能只帮了倒忙，但对他自己的事业发展却起到了起死回生的重大作用。1993年11月，由於中国留学生对吴征的起诉等，大都会保险公司关闭了吴征所在的分公司。据圣路易斯的华人介绍，吴征的美国妻子也不告而辞。所以1993年底至1994年初的那一段时间是吴征在美国最晦气的日子。据知情者透露，1994年初，吴征曾去芝加哥找中国命相先生算卦，预测他的未来。这位算命先生给他的秘诀是：留八字，戴金丝边眼镜，日後就能发达。吴征遵守诺言，应验了算命先生的话。也就是在这次去芝加哥算命时，吴征在中文报纸上发现了巴灵顿大学的招生广告。 消息来源说，吴征离开保险公司後，迅速利用他在帮助共和党议员竞选时建立的关系，把原来由德克萨斯州的、来自台湾的姚李淑信女士建立的“中美总商会”（USA-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拿了过来。吴征请资深华裔商界人士陈耀东担任会长，请因保险分公司被关闭而和他一起丢了工作的经理克利姆波（Jim Klimpel）管财务，吴征自己做执行经理，在克莱登区Bonhomme街7777号大楼里租了一个房间。三人订了君子协议，都不拿工资，等赚到钱再分成。吴征还通过替共和党议员助选时认识的老布什总统在圣路易斯居住的弟弟，找到老布什的大哥Prescott S. Bush Jr.出任了中美总商会主席。 Prescott Bush经营谘询、能源等生意，再加上是前总统的至亲，在美国有很多商业关系。据了解内情的人说，老布什的哥哥给中美总商会做主席後，一些美国大公司如US West、AFLAC等，开始加入这个商会，会员费一万美元，商会就利用会员费运作。 一位对商会非常了解的知情人对记者说，吴征并不热心商会的发展，只是利用这个非盈利组织认识商界要人，做他自己的盈利生意。後来商会律师警告说，用非盈利机构从事盈利性商业活动是违反美国法律的，会出麻烦。於是吴征在1994年初在当地注册了自己的“博纳（Bruno Wu & Associates, Inc）公司”。但据密苏里州商务局记录，博纳公司在1995年8月底被州政府取缔，因为没有提交年度财务、税务报告，没有缴纳执照税等。 吴征真正打开商业局面不是在美国，而是在中国大陆。因为他带著老布什总统的哥哥去了上海、北京等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名字、当年在圣路易斯跟吴征很熟的华人对记者说，1994年夏天他在上海的时候，从东方电视台上突然看到吴征，在给布什总统的哥哥Prescott Bush做翻译，并说是组团回中国谈商务，後来听说和中央电视台签了一个什麽合同。“我当时非常惊讶，怎麽我们圣路易斯那个卖保险的吴征突然成了美国新闻代表团的成员，该团中有时代华纳等美国媒体的人┅┅1999年我在北京，又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到吴征成了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并是吴征博士，我当时的感觉是，中国又出了一个方鸿渐。北大丢人，北大蠢蛋！吴征在圣路易斯华大夜校部读硕士都找人替他到图书馆抄材料做作业，他怎麽可能一下子成了博士呢？” 虽然老布什总统的哥哥在美国商界有一定关系，但在美国并不是有决策影响力的人物。而他到了中国，则成了了不起的大人物。中国人对权势者亲属的想法和美国人不同，因为中国人以自己的政治环境、角度来想像美国的政治、美国政界人士亲属的作用。北韩的金正日就曾为克林顿的异父同母弟弟、三流音乐爱好者在平壤举办过巨大的音乐会，但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并没有因此有任何一点改变。同样，老布什的哥哥也不能在政治上或商务上像中国高层领导人的亲属那般有影响力。 吴征原保险公司的经理克利姆波曾以“中美总商会”财务经理身份和吴征一起去过北京，他不久前在圣路易斯对记者说，“我们见到了很多中国政府的部长，那些晚宴好极了！”知情人说，吴征正是利用中国政府对布什总统哥哥关系的重视，和中国广电部长孙家正拉上了关系。而美国的几家大公司，正是看到吴征有中国广电部长的关系，才找吴征合作，後来在上海开合资公司。 孙家正离开广电部之後当了文化部长，对杨澜情有独锺，给予特别好处。据中新网去年9月12日引述《新闻晨报》的报道说，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做出决定，批准“杨澜工作室”拍摄的系列节目向所有中国驻外使领馆提供。因使领馆的文化参赞多是文化部派出，因此杨澜的节目几乎获得了对外推荐的垄断权。 後来有传闻说中国某部级高官的儿子到哥大读书，是吴征杨澜给出的学费，是通过捐助哥大的方式给的。吴征杨澜捐款後，杨澜获得了哥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顾问团成员的头衔（後来夸张成哥大校董）。一笔捐款，好像一举两得。记者向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求证此事，该校表示按规定不能透露捐款到底给了哪个学生，只表示吴征杨澜的捐款是资助中国学生。 吴征在中美总商会期间，商会并没有捐到太多钱，据商会管理财务的克利姆波对记者说，总共可能有10多万美元。本文另一个消息来源也证实说，由於老布什的哥哥的努力，中美总商会捐到了一些钱，但吴征“用这笔钱回国琢磨他自己的生意去了。吴征虽然不拿工资，但他的所有花费都在商会报销。”另一位知情人士说，“商会成员的会员费交给了商会，但那些公司交的谘询费就是吴征的了。” 吴征的这种做法引起同样说好不拿工资的商会会长陈耀东的不满，克利姆波和後来管商会财务（也不拿工资）的何伟麟也相当不悦，因为他们都是白忙一场，成了吴征的“嫁衣裳”。消息透露说，最後陈耀东要起诉吴征，是吴征给陈耀东开了一笔钱才算勉强摆平。陈耀东现在上海做生意，仍对吴征相当有意见。 何伟麟在圣路易斯开的珠宝店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话里话外都有对吴征的微词，他说“我劝过Bruno，在商业上成功，要善待你的员工，他们才会给你卖命。可Bruno不接纳我的意见。”这位和吴征合作了一年多的珠宝商感叹地说，“干这行的要老实，要诚实，你cheat people（骗人）你就finished（完蛋了）。”据知情人透露，何伟麟不仅给商会捐了不少钱，而且大陆商界人士来圣路易斯，吴征都叫何伟麟出钱请吃饭，包括到圣路易斯东区红灯区看脱衣舞的费用。1995年吴征离开圣路易斯去了纽约，还自行决定把“中美总商会”也带走了，这更使何伟麟等人不满。最後在老布什总统的哥哥Prescott Bush出面下，才把商会从吴征手里要了回来，现总部设在芝加哥，何伟麟是副会长。 中美总商会在吴征主持後一年多，在1994年底的时候就不能自负盈亏。据了解内情的消息来源说，吴征连在7777号大楼里租的那一个房间的租金都赖账，和业主Steve闹僵了。另一位知情人证实说，“因为从会员那里拿来的钱都被吴征花光了，说是拿到中国开发业务去了。到中国请广电部长呵，请河北省长呵。还有请新华社的人到美国来，都是用的商会的钱。” 虽然1994年底吴征就离开了商会，但在1998年吴征参与香港亚视转股交易时，仍声称是“中美总商会”执行委员。然而该商会网页从头至尾（包括介绍历史中）都没有一个字提到吴征。 商会要支撑不住了，但这块政治和经济的跳板却把吴征弹向了另一个高度，所以他潇洒地挥别商会，踏上了新一轮实现他商业野心的东征“阳光之旅”┅┅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
| 吴征被美国侦探公司调查——追踪之五 2002-02-09 |
| 虽然吴征离开圣路易斯已七年多了，但那里仍有很多中国人对他记忆犹新，除了由於他当年推销保险、帮助竞选、被诉讼等等，还有不少其他引起争议的事情。吴征在接受律师“取证”时，除了谴责留学生以外，还指控了他的两任女秘书，王杰和黄妮幸。她们都是吴征所在的保险公司的人，怎厶会和吴征发生冲突呢？
据当地华人介绍，吴征在保险公司作销售经理时，曾雇用当时在圣路易斯一所大学读法律专业的大陆留学生赵小雪的妻子王杰做秘书。赵和吴征当时的美国妻子是同学；後来这对夫妇返回中国，据说赵小雪现在北京的美国Oracle公司做律师。 记者至今没有找到在北京的王杰，据在圣路易斯开办房地产公司的章沛说，他和王杰的丈夫赵小雪是四川大学外语系的同学，当年章沛是吴征的好友，就推荐了王杰到吴征那里做事。结果王杰在吴征那里做了不到三个月，就感觉干不下去了，说“吴征这个人好撒谎，不地道。”她发现吴征推销保险的方式有问题，不是为客户利益著想，只是想多拉客户拿回扣。 一位知情者对记者说，王杰辞职的另一个原因是，吴征向她提出，要她把工资的一半拿出来给他刚来美国的弟弟吴彬（现为阳光卫视的行政副总裁）。吴彬当年刚抵圣路易斯时，没有工作，吴征想用这种办法解决他弟弟的生活问题。王杰表示，“这太欺负人了。”她实在忍不下这口气，後来干脆不干了。 吴征（在律师取证）的说法是：王杰是推销保险实习生，在他手下培训了三个月，并不理想，但王杰把推销保险的困难说成是“公司产品设计有问题，推销员拿回扣太高，对保户不利。”吴征对律师说，他听到这些抱怨後，就去找分公司经理克利姆波（Jim Klimpel），提出解雇王杰，理由是“她不忠诚於我们的公司”。 那厶另外一个给吴征做过助手的黄妮幸又是怎厶回事呢？吴征在律师取证时说，黄妮幸（Leanna Wong）给他当助手时，常在办公时间做私活，打电话聊天，因而被他解雇。记者在圣路易斯见到黄妮幸时，她则持另一种说法。 今年38岁的黄妮幸出生在越南，16岁时随同父母从香港来到美国。她和父亲近十年前在圣路易斯市Clarkson广场开设了“湖南快餐店”，迄今已发展到拥有四家的连锁餐馆。黄妮幸是其中一家的老板。 在“湖南快餐店”里，记者约见到了黄妮幸。这位身材瘦削、说话直率的越南华侨，快人快语地讲起了她和吴征的纠纠葛葛。 当记者说明是采访吴征的事後，她的第一个反应是说，“Bruno is garbage”（吴征是垃圾）。记者在圣路易斯听到不少华人对吴征有负面评价，但像黄妮幸以这样的词句评价当今中国最大门户网站新浪网共同主席的，这还是第一个。 据黄妮幸说，她於1992年夏天在吴征的公司做了三、四个月就离开了，原因是与吴征无法合作。“他让我骗客人，让我说保险好。但他让我说的和纸上（指保险政策文件）的东西不一样。但他说，不用管，拉到客户就行。”黄妮幸回忆说，“我拉来的客户到办公室时，Bruno都是和他们单独谈，不让我知道内容。”有的客户後来知道真相後，对吴征相当不满，“台湾有个开餐馆的女老板说，Bruno不是人，他就是为了钱，他的嘴巴好，很会说。” “难道就因为这些事儿你就要把吴征说成是‘垃圾’吗？”记者问道。黄妮幸的老父亲David Wong在旁边抢著回答说，“Bruno不是一个好东西。”黄妮幸则著急地说，“他冒充是我的丈夫，你说可恶不可恶！”於是她讲起来这段经历： 黄妮幸准备和父亲一起开餐馆，他们看中了圣路易斯市Clarkson广场的“湖南快餐店”位置，认为会有经济效益。这所房子属於Capitol Land公司所有，於是黄妮幸就去找这家房产公司的经纪人Matt Pross申请租约。Matt Pross说等有了眉目，会给她电话。 黄妮幸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普拉斯的电话，後来她从这个房产公司的另一个经纪人Tim Hall那里得知，这个地点被吴征拿去了。 黄妮幸说，Tim Hall告诉她，他们公司的人曾给她工作的保险公司打电话找她，一位男士接的电话，问找黄妮幸有什厶事，当听到是一件关於餐馆租约的事情时，那位男士说，“我是Bruno Wu，是黄妮幸的丈夫，有什厶事你直接和我讲吧。”当得知是个抢手的商业地点後，吴征就以“黄妮幸的丈夫”名义，去和那家房产公司签约了。 黄妮幸回忆起这件事，仍然相当愤怒，她说，“Bruno简直坏透了！我那时还没有结婚，哪来的老公？而吴征当时是有美国老婆的。” 黄妮幸说，吴征抢去了那个快餐店的位置後，准备找个华人合作，因为他当时推销保险，无法分身开餐馆。但吴征原来预想的那位合作者对在这里开餐馆不感兴趣；吴征一直没有找到合伙人，最後放弃了这个地点。这样黄妮幸和她父亲才又获得这个地点。“湖南快餐点”确实是个较好的餐馆地点，迄今开了近十年，他们已发展出另外三家快餐店。 黄妮幸说，她亲眼看到了吴征签署的那份合同文件，Tim Hall来找她再重新签合同时，给她看了吴征签署的那份“租约”，因为很多条款吴征都和Capitol Land公司谈好了。黄妮幸说，“Bruno这个人很利害，他和Capitol Land谈下来的条件对我们都相当有利，所以我们就用他谈妥的条件，不用再费事，重签了份租约。这是Bruno给我们留下的一点好处。” 记者给Capitol Land房产公司打电话核实，但九年前处理此事的Tim Hall已离开这家公司，无法再找到；只是找到了该公司曾接待过吴征的另一位经纪人Matt Pross，他说近十年前的事已不太记得，但他没有听说这个餐馆地点被争抢的事，在该公司档案中也没有查到吴征签署的那份租约。 但黄妮幸对当年的事却记得相当清楚，她还说在大都会保险公司工作时，吴征让她多拉些越南华侨客户，并说每拉一个，给她50美元报酬。她在那里工作了三、四个月，拉了十多个客户，但最後吴征一分钱也没给她。在圣路易斯社区大学艺术系任教的左映雪也对记者说，吴征也曾托他帮助拉客户，说拉一个给他50美元，但他听过就算了，没有做这种事。 在纽约从事推销保险工作的一位朋友说，吴征的这种做法如果属实，是违法行为，因为根据美国保险法和其他法律，没有保险执照的人，都不可以获得推销保险的报酬，给50美元也属违法。在申请保险执照的过程中，对这方面有专门的法律培训。 记者在采访吴征杨澜事件中，联系到了不少熟悉他们俩的人。有些人不愿意谈，不想惹麻烦；有些人愿意谈，但不同意登出名字，不愿意卷入官司。由於吴征给多维新闻社和记者等都发出了带有恐吓内容的律师信，一旦打起官司，要他们跑到纽约来出庭作证，无论时间还是精力都很难吃得消。但黄妮幸这位越南华侨却与众不同，在采访结束时她主动说，“如果Bruno和你们打官司，我到纽约法庭去为你们作证！” 在圣路易斯，记者还采访到了曾和吴征交往很深，现在仍称吴征是朋友的何伟麟（Francis Ho）。这位1976年来自香港的商人现在圣路易斯最大的商业中心开珠宝店。吴征离开保险公司之後到“美中商会”做执行经理，何伟麟是兼职财务总管，和吴征共事了一年多。 “Bruno叫我大哥，我把他当做兄弟。”何伟麟说，吴征离开圣路易斯後，他们还一直保持联系。吴征和杨澜来圣路易斯时，他曾宴请他们。他去年到香港，还受到吴征夫妇的回请。何伟麟在他珠宝店的柜台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逢年过节通通电话，Bruno从香港打来，问问好，但前後不会超过十句话。” 但当记者向他核实吴征的一些情况时，这位说话慢条斯理的店老板总是微笑著拒绝，他说，“你已经调查了那厶多事儿、采访那厶多人了，吴征是什厶样的人，你已经很清楚了，我再说已没有必要了。”但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是香港人，讲情义；他叫我大哥，我就不能再说他什厶了。我说了会对他不利。他是什厶样的人，我是知道的。” 何伟麟和吴征有过很密切的关系，他曾和吴征一起去上海，到过吴征的家里。何伟麟回忆说，“我在上海见过吴征的父亲，他自己说是教授。”但这位吴征的“大哥”明显和吴征的处事哲学不同：“我不喜欢Bruno对待别人的方式，不同意他那样做Business（生意）。我劝了他，但他不接纳我的意见，我也就不多说什厶了。”何老板感叹地说，“如果我按照Bruno的方式做Business，早就是百万富翁了，但我不会那厶做。” 当记者问到，如果再有机会是否还会和吴征共事时，何伟麟是这样回答的，吴征所在的保险分公司经理克利姆波“因为吴征那件事丢了工作，妻子也离了婚，确确实实被吴征牵累很大。” 何伟麟接著说，克利姆波曾给他打过电话，说後来与吴征合作的美国商业伙伴“时代华纳”公司曾雇用私人侦探公司来圣路易斯调查吴征，找克利姆波谈话；并说也要找何伟麟，要他做做准备。何伟麟说他为此事谘询了自己的律师，律师说，“就说你知道吴征一些事情，但对他不是非常了解。”律师还让他“finish with him（结束和吴征的关系）。” 当记者向何伟麟要克利姆波的电话时，这位吴征的“大哥”说什厶也不肯给，只证实说，克利姆波还在圣路易斯。“我不会把他的电话给你的，你找到他也没有用，他不会告诉你关於吴征的事。如果他说，我就会说，我们共进退。” 到底有什厶事情严重到还要和另一位知情者订立“共进退”的同盟呢？在正常的情况下，有这种必要厶？ 从圣路易斯的电话簿上，查不到克利姆波的名字。以美国常规，居民电话号码自然会登在公共电话簿上，如果不想登，反而要付费。看来这位吴征原直接上司有意不想让人找到他。 但记者还是通过当地的“报税检索系统”查到了克利姆波家的地址，那天恰好是星期天，於是直奔他家。克利姆波不在，去了办公室。通过他妻子给的办公室地址，总算找到了这位吴征的原直接上司、身材高大得有点像NBA球员的克利姆波。他听到记者说明来意後说，“我只能给你五分钟。”明显不想多谈。记者首先开玩笑般地问他怎厶把名字从电话簿上拿了下来？他微笑著反问，“你不是已经找到我了吗？” 在问到吴征被中国留学生集体起诉这件事时，克利姆波说此事已庭外和解，不想再谈。在问到吴征是否因此被公司解雇时，这位吴征的上司回答：“没有。大都会在圣路易斯的11个分公司被关闭了10个，包括我们公司，所以吴征和我都离开了。但我们这个分公司是最棒的，吴征是最能干的。”当问到最棒的和最能干的为什厶没被留下呢？克利姆波没有回答。 克利姆波离开保险公司後，去了吴征做执行经理的“美中商会”管财务。记者问他为什厶要去美中商会呢？他说想换换工作口味，而且声称他是“义务”的，不拿薪水。但克利姆波现在则又回到了推销人寿保险的老本行。 当问到他怎样评价吴征这个人时，克利姆波不假思索地说，“Bruno是个非常非常有野心的人，非常能干，拉到很多客户，晚上还要到华大读书。” 当记者问道是否有“时代华纳公司”雇用私人侦探公司来调查吴征这回事时，克利姆波愣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说，确实有这回事，发生在几年前。问到底是哪一年时，他说记不清了。但记得是“时代华纳”从纽约和华盛顿雇用了两家私人侦探公司，“来了一帮人，问了我好几个小时。” “都问了些什厶问题呢？”面对追问，克利姆波只回答说，“Thousands of questions（很多问题）。”但却无论如何拒绝透露他们到底问了些什厶问题。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
| 吴征的诬告——追踪“吴征的第一桶金”之四 2002-02-07 |
| 和吴征今天在学历、艾美奖等诸多问题上无论如何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态度完全一样，当年被那麽多留学生指出在卖保险过程中有误导和欺骗之後，吴征在一封长达六页纸的信中也是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错误，而那些留学生们则是“投机者”、“撒谎者”、“不缴税者”、“文革红卫兵”，他们想“玩过这个制度”。
就海外华人目前对吴征杨澜的谴责，吴征对国内记者表示，人们主要是妒嫉他。他说海外华人的心态是：“我在哥伦比亚和哈佛读书，在哈佛混著，你倒好，读了一个远程教育的博士就可以赚这麽多钱了。”吴征很同情大家：“他们住在美国，离乡背井，很辛苦。”他希望海外华人们“想想陕北的农民，大家的心态就平衡了。” 吴征到底哪里来的如此良好的自我感觉，本文无意探讨。至於他究竟有没有那个克莱登“远程教育博士”、到底怎麽“赚这麽多钱”，大概也是以後的题目。这里想点出的只是吴征今天的“嫉妒论”倒是有他自己的传统的。 当年在圣路易士的时候，吴征就认为“嫉妒”是那些留学生告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那封丝毫不认错、反控留学生们的信中写道：“我拥有很好的生活，有好房子、好车。”“他们嫉妒我经济上的成功，对我想把他们美国化、把他们熔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努力不满。” 吴征那种居高临下的自我优越感也是有传统的：“我总是对他们说，他们从这个国家得到了巨大的益处，所以才这麽成功富裕。他们甚至好多年不缴税。我要求他们对美国忠诚并不过份，遗憾的是他们只忠诚他们自己。” 吴征在谴责那些留学生不忠诚於美国的同时，还抨击他们“不忠诚於朋友之间的友谊”。“即使徵求和保险毫无关系的事情的意见，这帮人也可以在半夜12点给我打电话。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只是以为我可以帮他们的忙，现在我意识到了，他们只是想占我的便宜。” 然後他借一个朋友的话说，“他们仍然是中国文革时的红卫兵，当时他们都是十多岁的孩子。”接著吴征给美国人介绍道：“红卫兵是高中生。中国的文革摧毁了道德标准，教给人们不信任。人们只忠诚自己。甚至丈夫向当局告妻子，父亲告儿子等都是常见的。他们是无神论文化的一部份。”“他们同样学到了谎言说一百遍就成了真的。” 那麽吴征自己呢，则是一个处处助人为乐的基督徒：“我几乎帮助了这些人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从章沛那儿买了两栋、卖了一栋房子┅┅我帮李东的妹妹进入一家大学┅┅我帮韩、叶夫妇搬家俱到他们的新房子┅┅我帮鲍、蒋夫妇带东西到中国，还通过我在美国参议院的朋友帮他们的家人来美国；我帮任、董夫妇延期护照；帮左、吴夫妇办理过期的签证┅┅我从做旅行社的王那里买所有的机票。在章沛夫妇因为太忙要把孩子送回中国的时候，我和妻子还提出要完全用我们自己的钱来抚养他们的孩子┅┅” 面对这麽一群忘恩负义的中国红卫兵，吴征向大都会保险公司提了两条要求，“第一，百分之百地支持我，因为我百分之百地维护了大都会的信誉┅┅（我们）甚至不应该有任何馀地去想一下和这些人达成某种协议，因为这是正义和原则┅┅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想退掉保险┅┅只是领头的人想得到免费保险，想在两年之後把钱拿回来，其他人不想被这个免费保险的机会拉下。这个案子里面只有两个领头的和11个随从的投机份子。” “第二，我强烈要求大都会从法律上追究这些撒谎者们的责任，或者用其他追究方法。我们必须做出强硬的全国性的反应，因为公司必须坚决支援和保护它的辛勤工作的亚裔美国人代理。” 这是一封下了很多功夫的信，它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对中国留学生的指控颇能自然地引起美国人对这些中国人下意识的反感。比如： 第一，不缴税。在美国，人们的收入都是需要向政府纳税的，但这批拥有博士、硕士学历的人（自然收入也应该不低）的中国人居然都不缴税，这怎麽可以呢？ 信中这句“他们甚至好多年不缴税”是个很误导的说法。在律师取证时，吴征在律师的追问下解释道：“由於中美协议，在获得绿卡之前中国公民在美国工作只要交一个地方的税。你如果交中国的税，就可以不必交美国的税。”吴征同时向律师表示，这些人其实是两边的税都不交。 事实是，如果持J-1、F-1签证，上学期间不能工作，奖学金部份免税，而J-2、F-2可以工作，但必须报税。吴征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这些留学生在工作以後、按法律规定要向美国报税时仍不报。但简单、笼统地指责这些人不报税，怎麽说都很容易给美国人一个糟糕的印象。 第二，撒谎。美国当然是一个诚信度远高於中国的地方，美国人接受谎言的承受力也远不如中国人。所以，当吴征指责中国留学生想用谎言获取免费保险的话，怎麽能不引起反感？ 第三，不忠诚於美国，不愿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虽然外国人谁也没有义务要忠於美国，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无论是祖辈还是新近来到美国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由於热爱美国的自由和个人发展机会，对美国充满一份感情。所以美国人自然对那些不缴税、拒绝忠於美国，不肯进入美国社会的人们产生反感。 第四，文革红卫兵，无神论者。不必说，中国的文革红卫兵在普通美国人心中就是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打砸抢的洪水猛兽。由於美国大多数人都有宗教信仰，所以信上帝的人，尤其是基督徒，几乎就等於是“好人”的代名词（所以像吴征这类急於宣称自己是“好人”的人，首先要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而无神论者，在不少美国人眼里就近乎是野蛮人的代名词。吴征当然清楚地知道，中国人成为无神论者是一个社会的产物，完全由不得个人的选择。但这种制度差别的空档不正是可以用来误导美国人的看法吗？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和吴征这封信有关，但在这封信中被吴征点名为两个领头告他的人，章沛和李东，在这封信之後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叫去问话，其中李东被问了两次，章沛一次。 至於吴征是否像他自己描述的那麽热情助人，记者无意去调查否认，但在圣路易士和华人们交谈中、和在律师的取证材料中发现，在强调别人的“坏”和描述自己的“好”中，吴征都有夸大误导的倾向。 比如，章沛说，“我只是随口说说孩子没人看，想送回中国。吴征也随口说，那送我们家帮你看。这种随便说说的话，在这信里就变成了他真的要免费给我们抚养孩子了。”而在律师取证中，吴征又强调他们夫妇曾出於善心决定“收养”章沛的孩子。章沛对记者说，我自己的孩子怎麽可能送给他们收养呢？ 再比如，吴征在这封信中和後来的律师取证材料中都表示，他通过和国会议员的关系帮助留学生延期护照和签证。左映雪说，“吴征说他促使了（老）布什签署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的行政保护令，那我们这些受那个行政保护令留下来的人不就都得感激他嘛。” 在律师的取证材料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吴征说他曾给国会议员写信帮助两个人办签证，但当律师追问时，他又表示只打过电话，没写信。吴征还说，天安门事件之後，有些中国学生必须留在美国，他认为领馆应宽容。由於他和芝加哥中国使馆总领事是朋友，所以去帮人延期护照。律师问：“他同意了？”吴征答：“是的。” 至於吴征和布什总统行政保护令的关系，吴征是这样对律师描述的：“我们都等著总统签发让所有中国学生留在美国的签证，而我幸运地参与了这一决策制定过程。因为我曾为布什的竞选服务，并和布什总统家保持非常近的关系。我曾经每星期跟一个负责这事情的布什的上层助理说，像左先生和他妻子这些都是好人，他们应该留在这个国家，以此促使总统签署命令。” 律师问：“那关於左先生的事情你成功了吗？”吴征答：“是的，但是那是一个总体的事情。我一直打电话吵他们说，请让中国学生留下来，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应该留在这个国家。如果他们留不下就会出现家庭问题。我一直和左先生保持联系，告诉他我在促使总统做什麽。” 吴征在律师取证时还表示他和老布什的三个兄弟是很好的朋友，也熟悉老布什总统本人。虽然记者无法核实吴征到底跟（老）布什家有多“近”的关系，但这里明显有个时间差的问题，因为吴征说，他是由於帮助老布什竞选，得以和布什的上层助理建立关系，促使老布什总统做出中国留学生可以变永久居留身份的行政命令。但据调查，吴征在圣路易士帮助老布什竞选是1992年10月的事，而因六四事件让中国学生可以留在美国的“总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2711）在1990年4月11日已做出，国会也在1992年10月通过了。再说，老布什在1992年11月竞选连任中败给了克林顿，所以在时间逻辑上根本不存在吴征往白宫打电话和老布什联系的问题。而老布什1988年选总统的时候，吴征刚到美国，还在加州念书打工。 吴征在律师取证时还说，他和密苏里州的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熟悉，尤其联邦众议员Jim Talent是他的好朋友。圣路易士的留学生们也说，吴征总说Jim Talent是他的“dear friend”，但是留学生的律师金布雷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那位众议员时，问他是否熟悉Bruno Wu，他说根本不认识。 当地好几个留学生还表示，吴征到中餐馆时，常说他岳父是密苏里州卫生厅长，但却从没听他当时的妻子说过她父亲是卫生厅长。以中国人的心理，卫生厅长就有来检查卫生的可能，所以别得罪。在当地开珠宝店的何伟麟说，“你们不能把吴征怎样，他在中国有很强的官方背景。”那麽这位香港商人从哪里得出那个当年二十多岁卖保险的年轻人“有中国官方背景”这种感觉呢？ 如果那些留学生们真的都承蒙有如此“中美两国官方背景”、神通广大的吴征的帮助，他们还能联合起来告吴征的话，从常理推断，吴征应该不至於像他自己描述的那般丝毫错误都没有吧？ 在圣路易士记者了解到，那些被吴征说成是“投机者”、“撒谎者”、“不缴税者”和“文革红卫兵”的人们基本上都事业有成，进入了美国社会，过著稳定的生活，似乎没有谁想“玩过这个制度”。章沛开的房地产公司有十多个雇员，在当地生意颇红火；左映雪是进入圣路易士最高级画廊和美国著名画家Jasper Johns一起开画展的华人画家，并在大学任教；裘小龙用英文写的侦探小说前一段获得了国际侦探小说大奖。其他人有的在华盛顿大学，有的已经离开了圣路易士，但多数都在美国的各研究机构工作。十多年前吴征刚开始卖保险的时候，那些留学生们也刚刚从学校毕业，开始工作。他们成了吴征第一笔生意的来源。 1992年4月吴征为了鼓动当时在圣路易士公平保险公司做事的倪镳加盟到他的公司，把倪镳约到其办公室，拿出他自己制作的年度收入图表，送给了倪镳一份，劝他回去好好想想。倪镳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据熟悉他的人说，“当时以短篇小说《伤痕》出名的卢新华曾在老倪担任小说组长的文学社团”，来美後在华盛顿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倪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谢绝了吴征的邀请，但吴征制作的那份三页纸的收入图表，和其他档案资料在一起，竟没有被扔掉。据这份图表，吴征在卖保险的第一年（1991年）的实际收入是9万7千美元；第二年预计最少收入19万3，最多27万6千美元；第三年预估最低收入22万6，最高39万美元（第三年——1993年4月吴征被留学生投诉，当年11月份整个该分公司被撤销、关闭）。 在1994年取证的时候，律师问吴征：“是什麽促使你成为这个地区数一数二的推销员？你有没有得到更多的收入和奖金？”吴征清楚地回答：“没有。那只是我好胜。我是公司的头号推销员┅┅我每年卖超过200个保险。” 在这里，吴征明显地又对律师做了伪证，因为他不仅跟倪镳用图表证实他第一年的实际收入是九万七（他的年薪是三万一），而且据记者得到的可靠消息，吴征在国内接受采访时曾说（没被发表），他“第一年销售在公司就名列前茅，得了很多奖金。第一年工作收入就超过10万美元了。”他还说，那些留学生们“即使在医院工作也就是四万美金左右，所以我那个时候比他们高多了，我超过10万，大约是14万一年。” 吴征上述这番话是在去年12月中旬时说的，他大概已经忘了，在这之前一个多星期他还对《北京青年报》说，他的客户交的保费“都是交给公司的，而不是装入我个人的口袋”；大概他更不记得几年前曾对律师毫不含糊地回答过没有得到奖金。 但不管怎麽说，吴征的“第一桶金”的第一部份其实是从这些华人留学生们身上挣到的。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
| 吴征怎麽逃了官司——追踪之三 2002-02-05 |
| 在发现了吴征推销L95人寿保险过程中有严重误导，甚至欺骗行为之後，圣路易斯有13个中国留学生家庭的31人联名向大都会保险公司投诉了吴征。据吴征自己在给大都会保险公司的信中统计，这31人中的23个成年人中，其中17人拥有博士学位，除两人只有学士学位以外，全部都有硕士学位。
但无论他们有多高的学历，毕竟他们大多是八十年代末才来美国的中国人，当时对买人寿保险、投资等这类事务并不熟悉，因为在中国时大家都没有经历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推销员不诚实的话，自然最有空子可钻。而上述这组中国人明显有一个特点，他们都高学历，多是从学校到学校；由於住在华人不多的中部，所以他们这些多是从华盛顿大学得到学位的人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大家互通信息，互通有无，有事互相帮忙。这种情形在华人散居的地方是很自然的。 吴征以“见面熟”“会拉关系”等特点，很容易进入这个中国人的小圈子，而只要成功地说服这个圈子里的几个人，就足够赢得大家的信任。在中国人少的地方，“乡情”大概是最容易被利用的弱点之一，所以吴征的保险卖得很顺利。 在31名投诉者中，裘小龙被认为是当地中国学者中英语最好的人之一。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获英美文学硕士，在国内时曾翻译了不少英美现代诗。1989年来圣路易斯後，又从华盛顿大学获得比较文学博士。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学的是文学，当时又刚来圣路易斯不久，对美国人寿保险那些英文内容不是很熟悉。而且吴征来我家卖保险时，边介绍那些‘优惠条件’边哗哗地翻了几页那本保险政策文件。作为中国人的习惯，我们又不能让他在旁边坐著，自己一页一页地读那些文件，而且那种保险文件都是印制的，又是美国大公司，我们怎能想到这个上海同乡会误导我们呢？” 吴征在後来的律师取证中表示，他给每一个客户都一行一行地解释了保险文本，但左映雪的妻子说，“当时吴征到我们家，带著个手提电脑，说要解释给我们听，可又说忘记带连接线了。所以就口头给我们讲了一番。他第二次来我们家，又忘带连接线了。”左映雪说，“听他讲的，这简直是最好的一种保险，我们当然完全相信了吴征的解释。後来才发现在几个最重要的东西上被吴征骗了。” 在和吴征打完官司之後还在纽约见过吴征、杨澜的富继义也承认，“吴征和保险公司都有问题。” 现在还在继续打官司的李东则说，“吴征肯定有误导之嫌，这点绝对没错。”根据密苏里的法庭案件资料，在这宗还在继续进行的案子中，李东的指控中用的是欺诈（fraud）这个词，仍主要指控吴征四条：两位数回报；七年不必再交保费；一年以後可以取红利；贷款利息为1%。 那麽吴征和其他保险推销员到底有多大不同？记者打电话向大都会保险公司纽约分公司的几个代理询问，虽然他们提供的是和L95非常类似、但并不完全一样的保险，在几个重大问题上他们的回答都和保险公司提供的文本没有多少差别。比如，他们首先都清楚地表示，头两年内没有任何红利可动用。他们都说投资储蓄部份的利息保证最低有4%，但红利是没有保证的；记者问红利是否有可能是“零”，几个人虽然都回答几乎没有“零”的可能性，但都说这是不能保证有多少的，更不能保证两位数。对於投保者多少年以後就可以不必交保费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仍是不能保证，起码十多年，有人说12到18年，但没有人说十年以下。记者是从一个想买保险的客户角度，而不是作为新闻调查来打的这几个电话。 由此看来，并不是所有的保险经纪人都故意误导客户。那麽吴征为什麽要提供那些误导的信息呢？用吴征自己对律师的解释，他完全是从客户的利益著想，为他们好，认为L95是最适合那些留学生的保险，他想卖得多只是由於自己年轻好胜。吴征去年12月还对《北京青年报》说，他的客户交的保费“都是交给公司的，而不是装入我个人的口袋”。 他当时也是这样跟那些留学生们说的：他有很高的年收入，不拿回扣。不拿回扣这一条，就自然推掉了为了回扣而不顾客人利益拼命推销的嫌疑，於是更容易得到人们的信任。但事实是，吴征从他推销的保险费中，第一年拿55%的回扣，以後逐年递减。当然他最後的净收入没有这麽多，因为保险公司要扣掉他在公司的一些花销。 据纽约一位从事保险生意的朋友介绍，经纪人第一年拿55%的回扣是常规做法，虽然以後逐年递减，但只要这个人一直交保费投保，经纪人就一直可从中得到几个百分点的回扣，例如第二年16%，第三年11%，最後一直拿3%。正因为如此，经纪人才一定不可以误导投保人，要认真地建立起自己的信誉；只有信誉好客户才可能一直投保，你也才可能一直拿著回扣。 圣路易斯的留学生们认为，正是由於有这麽高的回扣，所以吴征才鼓动他们一家一家的大人、孩子们都买了L95保险。左映雪说，“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情况、经济收入各有不同，也应该买不同的保险才对。” 那些中国留学生在发现被误导後，开始并没有打官司，只是联名向大都会保险公司客户部投诉，表示他们买保险是受推销员误导，对他们买的L95这种保险的政策并不熟悉。但他们并没有打算把保金要回来，只是要求换一种保险。据投诉吴征的留学生表示，由於吴征跟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当地分公司经理讲了很多他们的坏话，导致保险公司不仅没有同意给他们换保险，分公司也乾脆不理他们的投诉了。 这些留学生们只好又写信向密苏里州政府的保险部投诉。州政府很重视，立刻要求大都会保险公司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大都会保险公司开始调查吴征的情况。於是吴征给大都会保险公司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纸、单行打字的信。在这封信中，吴征不仅没有承认他在任何地方有任何误导，反而指控了这些投诉者几项严重“罪名”，说他们“是一组聪明、专业的人们，他们尝试玩过这个制度（This is a group of smart, professional people who try to out-smart the system）。”吴征说这些留学生撒谎，想靠谎言白捡两年保险。他甚至要求大都会保险公司追究这些留学生的法律责任。 大都会保险公司把吴征和他的部门经理的信一起寄给了密苏里州保险部门，作为对这件事情的解释。吴征这封信写得很有“质量”，颇有能打动美国人之处。所以在收到吴征这封信之後，密苏里州保险部门就否决了那些学生们的投诉。他们给投诉者回信表示，你们之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保险问题，而是有其他纷争，这已经超过了我们的管理范围；你们要是再不满意，只能自己请律师了。 这时留学生们没有办法了，尤其是州政府转来吴征的信，其内容相当激怒了他们，於是决定上告，通过法律解决。据1994年1月圣路易斯巡回法庭的档案，当时的原告有学生学者及家属共36人。当地一个美国律师阿兰．金布雷尔（Allan Kimbrell）认为他们的案子一定能赢，所以接下来，不打赢不收费。在被起诉之後，大都会保险公司妥协，提出让步方案：退回全部保费，再加9%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大部份起诉的人接受了这个方案。 那位在纽约从事保险生意的朋友介绍说：一般和保险公司打官司不是那麽容易的，他们资金雄厚，雇用最好的律师，打赢不容易；尤其是和推销员之间发生口头涉嫌误导之事，没有记录和证据，难以说清楚。因为最後合同是和保险公司签署的，而且有10天的反悔期，如果认为保险政策文件和推销员说的不一样，有出入，或投保者不满意这个保险或任何原因，保险公司都全额退回保费，取消合同。而这些留学生不仅早过了10天期限，而且是在投保两年多後才投诉、要求退保的。但保险公司对这个案子之所以重视，愿意退款和解，明显是因为从逻辑和常理判断，30多个人都来投诉一个没有任何错误的推销员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而大都会雇用吴征本身，就不得不对吴征的错误负责任。 但对於这个和解方案，有七个留学生家庭不肯接受，坚持要打官司，同时告吴征和大都会保险公司，要讨回一个公道和说法。但律师金布雷尔在支持他们继续打这个官司的同时提出放弃告吴征，而只告大都会保险公司。 吴征对《北京青年报》说，当时人们之所以把他从被告中撤除改为只告保险公司，是由於双方律师沟通之後，认为是保险公司的产品有误导，而吴征只是推销这种本身有问题的产品而已。 但据告他的留学生们解释，律师之所以提出把吴征从被告中删除是因为，第一，吴征没有什麽钱，他输了就可以申请破产，所以留学生们即使赢了，也得不到实际利益的好处，只是得到一个说法而已。律师强调应该在讨说法的同时必须讨回实际利益。 第二，在取证中，律师了解道：吴征所在的整个分公司都被大都会保险公司关闭了，吴征卖掉了房子，妻子离婚走了，他说要搬到南加州，又说很快要回中国，而且可能永久性地住在香港。 吴征在圣路易斯注册的“博纳公司”（Bruno Wu & Associates）除了他自己，没有一个雇员。律师在“取证”时问今後怎样可以找到他，吴征说寄信给他的公司。律师说你公司只有你一个人，你要走了，怎麽能找到你呢？吴征回答，你只要把信寄到这个公司地址，会有人转的。律师问他在上海有公司吗，吴征回答说有；律师问他要地址，吴征说记不清楚了，以後通过他的律师给。金布雷尔不放心，问他在香港或中国的电话，他也说不记得，以後再告诉。 从取证材料中可以看出，原告的律师难掩对吴征可能跑回中国再也找不到了的担忧之情。那时候的吴征，绝不是今天中国最大门户网站的最大股东、更不是全中国知名的“公众人物”。如果他真“消失”在中国，谁也没有办法。 留学生们认为律师分析的有道理，最後同意从被告中撤掉吴征，只告大都会保险公司。但是其中一个人坚决不同意把吴征从被告中拿下来，他就是现在还在继续打官司的李东。但律师坚持，他也没有办法。根据圣路易斯巡回法庭的记录，最後是由七个留学生家庭的20人作为原告，告大都会保险公司。 该案排了三年之後，1996年在圣路易斯市东区法庭准备开庭。吴征也被从中国传回来，在圣路易斯的旅馆等待出庭。据左映雪回忆说，当天原告们从早晨就开始等待，一直等到下午。而被告的律师一直拿著手提电话一遍遍和纽约总部联系。直到正式开庭之前十几分钟，原告们都坐进了法庭，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律师放下了手提电话，要求和原告的律师紧急磋商，提出了大都会保险公司让步、和留学生们庭外和解的方案。 根据这个方案，不仅原告中国留学生的全部保费被退回，而且给予赔偿。根据保险公司和原告达成的协议，赔偿金额不可以公开。但有一点他们表示，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远远、远远多於吴征曾经承诺的两位数字的红利。” 留学生们的律师说，这是他当律师以来听到的最好的赔偿方案，劝这些中国学生一定要答应，并表示，如果他们接受这个方案，他愿意把自己应该得到的律师费从赔偿额的三分之一降到四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七个家庭中有六家同意了接受这个赔偿方案。但李东坚持不干，要求继续把官司打下去，通过法庭解决。由於李东没有同意，导致其他原告平均少得了四千多美元的赔偿费，因为保险公司的方案是，如果全部原告都撤诉，就给予最佳方案的赔偿金额；如果不是全部都撤诉，则退到次好的赔偿方案。 李东之所以坚持要把官司打下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定要讨个说法，因为吴征那封信对我们伤害实在是很大的。”所以在他新的起诉中，他不仅告大都会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吴征误导、欺骗，还告吴征诽谤。 圣路易斯的那些华人们谈起吴征这封信至今仍耿耿於怀，愤怒不已，那麽这封信到底在哪些地方伤害了他们？吴征的陈述到底有多少与事实不符？吴征的“第一桶金”里，到底有多少是从留学生们身上赚的？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
| “我们都被吴征耍了”——追踪之二 2002-02-03 |
| 追求走“捷径”打“短平快”，结果“小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经历，可能并不只是吴征在谋求学历方面的偶然现象，在经商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圣路易斯那段卖人寿保险被中国留学生告上法庭的经历，似乎也是这种打“短平快”捞金的典型。
吴征深知自己交往、夸张能力比较强这个“长处”，所以来美国後，很快就去从事推销工作。据律师对吴征的“取证”资料，吴征1988年8月抵达旧金山，一年後去圣路易斯，这期间除了在圣荷西城市学院注册学习了4个月外，其他时间非全职地为Good Buys和Sears等美国连锁商店做电子产品的推销员。 吴征从加州转到密苏里州之後，一边在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注册读书，一边参加“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培训。1990年12月念完本科课程，1991年1月即正式到圣路易斯的大都会保险分公司上班，头衔是“亚裔市场专员”，主要为这家美国保险公司开拓当地的华人市场。 吴征被圣路易斯当地的华人称为“天生的推销员”。一位来自中国东北的留学生的妻子说，吴征第一次到他们家推销保险，给她的感觉就是能说会道。例如吴征和他们一见面就说“他们都说我不像上海人，我最喜欢东北人。”这番话一下子拉近了感情距离。 圣路易斯的华人说，吴征在推销和涉世的老成上，远超过他当时25岁的年纪。1991年吴征开始推销人寿保险，生意相当不错。一位也做过保险销售、和吴征曾是朋友、但不愿公开姓名的当地华人对记者说，“吴征这人见面熟，称兄道弟，会拉关系；英文口语比一般人强；胆大，敢骗。”另一位曾和吴征共事、对吴征非常熟悉、现已离开圣路易斯的华人说，“有人想骗没有胆，有人有胆不会骗。吴征则是那种又敢骗、又会骗的人。” 说来也巧，吴征的保险公司所在区叫“克莱登”（Clayton）。钱锺书的小说《围城》中方鸿渐从国外买了个“克莱登”的文凭，由此“克莱登”这个词在中国成了假学位的代名词。现在不仅吴征的“巴灵顿博士”被和“克莱登”连在了一起，他的商业活动竟也有趣地连上了一个“克莱登”的名字。由於不少当年在华盛顿大学留学的中国人都住在这个大学附近的克莱登区，所以吴征的保险推销活动，基本上都是在“克莱登”进行的。那麽吴征那段在互联网上被议论了多时的涉嫌误导和欺诈的卖保险经历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据从事保险业务的朋友介绍和有关人寿保险的资料，记者发现人寿保险种类很多，内容也相当复杂；这里用几行字介绍只能挂一漏万。简单地说，一类只是生命保险，每月交保费，一旦死亡，保险公司根据你购买保险的等级，支付你的亲人一定数额的赔偿。买这类保险需要支付的保费（Premium）随投保人年龄的增长而递增，道理很简单，年龄越大越接近死亡。这类保险投进去的资金也不产生可以随时动用的现金价值，所以这类人寿保险相对比较偏宜。 另一类保险需要交的保费远高於上述保险，保险公司从你交的保费中扣除生命保险的基金之後，把其余大部份投入了股票市场。这是一种把生命保险和投资储蓄连在一起的保险，投保者从投资储蓄中获得的回报将随股票市场升降而浮动。在这类人寿保险中，由於相当一部份款项被用於投资，所以产生利息和红利（dividend）这种现金价值。在保险公司规定的若干时间之後，你可以动用由於投资而产生出来的这部份现金价值。 吴征在圣路易斯中国学生学者中推销的就是这後一类保险中的一种叫做为L95（Life Paid-Up at 95）的储蓄人寿保险。投保者每个月交固定保费（不随年龄增长而递增），投资储蓄的那一部份被放入了共同基金（Mutual Fund）。等投入共同基金的那一部份赚出的钱足够支付每月的保费时，投保人就不需要再交保费，在拥有一份生命保险的同时，在股票市场的那一部份还一直继续为你滚利。这其中还有一些红利、提款、贷款等方面可以免税的好处。如果你能活到95岁，那麽你投进去的钱连本带利全部都可以拿回来，等於说你免费白捡了一辈子生命保险，投资储蓄的钱还照样全都是你自己的。 记者在圣路易斯采访到的几名中国留学生表示，吴征在向他们推销这种保险时描绘的前景相当吸引人：每年可获得两位数的红利；投保人从第二年起就可以提取他们投进去的钱，就像提取存在银行里的钱一样，唯一不同的是保险公司雇用了相当有经验的金融专家来管理他们投进去的钱，因此获得的红利高；投保者七年後就不用再交保费，可以永远有生命保险；今後如果需要贷款，利息仅为1%等等。 在美国的一般银行存钱，在过去的十多年来，利息最高时也达不到两位数；贷款利息则当然都比存款利息高不少，而1%的贷款利息不就像没有利息一样吗。所以当吴征介绍出那麽优惠的条件，自然吸引了很多刚从中国来，对人寿保险、投资等等还相当陌生的留学生们。吴征还表示，有人寿保险的话，对留学生们今後买房子等都有好处，因为银行更愿意贷款给有人寿保险的人。他还说，这是最好的一种人寿保险，以前只允许美国人买，最近才刚刚对外国人开放。明显地，如果什麽东西只对一部份人开放，而不对另一部份人开放的话，那一定是有好处益处的，人们一听总有怕被漏下或 不上的感觉。这种说法的确是推销的高招之一。 所以吴征自1991年开始推销保险後，一直很顺利。1994年吴征在律师取证时表示自己是“超级销售员”，每年可以卖出200多个保险，在那个地区业绩排第一。直到“1993年4月出现了麻烦。”这个“麻烦”就是有31名中国学生学者及家属联名向“大都会保险公司客户部”写了投诉信，说吴征在卖保险时误导和欺骗，要求退回保费。 既然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寿保险项目，不仅很多中国人都买了，而且那些投诉者都买了两年左右了，怎麽还会发生投诉、要求退款的事情呢？ 吴征对《北京青年报》说，由於佛罗里达州的一项投诉保险公司案获胜，保险公司赔了钱，所以全美有很多客户开始效仿，包括投诉他的那些中国留学生。在1994年回答律师取证时，吴征则表示，由於美国中文报纸《世界日报》刊登了原载《理财杂志》（Money Magazine）的一篇指责大都会保险公司的文章，而这篇文章的中文翻译是夸张、不符合事实的，所以那些中国留学生们觉得他们也上当了；更主要是由於有几个留学生和他有个人恩怨，所以唆使大家集体投诉他。 但在圣路易斯，记者了解到的情形却和吴征的说法有相当大的不同。後来起诉吴征的当事人之一、现在圣路易斯社区大学艺术系任教的左映雪回忆说，1991年时，他们夫妻及当时才九岁的女儿都在吴征的热情鼓动下买了L95人寿保险，全家三口人的保费每月三百多美元。到1993年时，已连续交了近两年，但他们从没有怀疑过吴征描述的那些优惠条件，直到有一天┅┅ 左映雪的妻子在和一个美国女友闲谈时，那位美国人关切地问起左家是否买了人寿保险，当听到他们不仅买了，而且每月交三百多保费时，那个美国人很惊讶，说她自己家人的全部保险费才一百多元，於是自告奋勇说请她做律师的父亲帮助看看那份“保险政策文件”。老律师看过後说，文本上看不出什麽问题，但这种保险不适合像左映雪这样刚来美国不久的中国留学生，而且老头儿很不理解为什麽左家九岁的女儿竟也要买这种人寿保险。他说，如果孩子一旦真出现生命问题，警方首先会怀疑孩子的父母。意指为图谋保险金而害了孩子。这令左映雪非常吃惊，简直荒唐，他们怎麽可能对宝贝女儿┅┅那位老律师进而猜测说，很可能是保险推销员有问题，没有把保险讲清楚。 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之後，左映雪赶紧约了几个英语程度较好、并也买了同样这种保险的中国留学生用了两个周末的时间研读了那一本密密麻麻的保险政策文件，结果发现，大都会保险公司的政策和吴征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左映雪谈到这些往事仍有些激动，他说，“我们都被吴征耍了。” 保险公司的政策和吴征推销时的说法起码有下面这几条主要的不同： 第一，吴征说L95是一项最好的“投资储蓄保险”，红利保证有两位数（10%以上）。比如，他对左映雪说，买这种保险有17%的回报率；对另一个中国留学生章沛说，保险的回报率是15%。但大都会保险公司的文件上却是：公司只是保证红利不低於5.5%。 据 路易斯一位曾经做过保险的中国留学生说，吴征当时说可有两位数的回报，也不是全错，因为股票行情看涨时，确实有两位数的回报。但吴征没有向这些刚到美国不久的中国留学生说明的是，这种投资到股票市场的保费，回报有升有降，保险公司不能保证总是两位数，而只是保证不低於5.5 %而已。 第二，吴征说交七年保费之後就不用再交了，可终生获一份人寿保险，是根据股市一直看涨，每年都有差不多两位数的回报而推算出来的。而保险公司的文件上没有这样的条款。如果股市不连续七年看涨，投到股票市场的那部份保费没有赚出够支付生命保险的那部份金额的话，投保者就必须继续交保费。按照保险公司不低於5.5 %回报的数字来推算的话，投保人要交大约十三年之後才有可能不必再继续交保费；七年的说法则把这个时间缩短了几乎一半。 第三，吴征说客户第二年就可提取投进去的款项，但保险公司文件却清楚地表明，投保者在两年之内不可以提款，而两年之後也只能提取由投资储蓄的那一部份滚出的红利部份的现金价值，而且如果动用这部份款项算贷款，需要继续交保费的年头就会延长。投保者如果出现生命意外，保险公司当然会支付保险金额，但如果不出生命意外，投保者得活到95岁时才可取回全部保金。 第四，吴征说如果客户贷款，利息只有1%。而事实是，这种贷款的利息是在当年各个银行的平均利息之上，或者贷款当年你能从保险公司得到回报的利率基础之上，再加1%。而且贷款额度也只能限於你所拥有的“现金价值”的那一部份，而不是可以随便贷款。 上述那位介绍人寿保险情况、对吴征有相当了解的学者说，“这就是吴征的品质问题了。他如果不那麽夸大误导，直说买这种人寿保险，要等活到95岁才可拿回全部保金，中间提款算贷款，利率比银行平均利息高一个百分点，而且不是两位数的回报，保险公司仅负责到5.5%等，怎麽可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买他的保险呢？” 这种保险本身并不存在多少问题，它是许多人寿保险中的一种，有利有弊。投保者如果清楚地了解了它的政策，愿打愿挨都是投保者自己的决定。但问题是，这种保险适合收入高、有闲钱、生生死死都一直在美国的人，而不适合那些当时收入并不高，连绿卡都还没有的中国学生学者。尤其成为问题的是，即使那些留学生夫妇本著勤俭持家的中国人传统，苛刻自己的生活而买了这种保险，吴征也不应该引导他们给孩子也买同样的保险。 一个简单的道理，生命保险主要是家里挣钱的人为了防止自己生命发生意外、亲人陷入经济困难而买的保险。那麽小的孩子不仅根本不挣钱、死亡的可能性也较小、离需要用钱的时候也很遥远。虽然从小买保险有一定好处，比如保费可以固定、比成年以後买要低，不少美国人在孩子生下来之後就给他们买了人寿保险，但多是较富裕的家庭买，同时也没有必要和父母一样买那麽贵的同种类型的生命保险。 从华盛顿大学获得比较文学硕士，又从密苏里州立大学获得MBA、现在圣路易斯开房地产公司的章沛，是吴征在圣路易斯最早认识的中国留学生，他後来和吴征有很多交往，吴征前後有过的两套房子都是他帮助买的，而且吴征最早打入当地华人社会，他也帮了不少忙；吴征在律师“取证”中也说章沛曾是他的“哥儿们”，形同家人。但吴征在向章沛推销保险时，也误导说，保证有15%的回报。结果章沛和妻子及两个孩子（5岁和2岁）全家都买了吴征的保险。也许是被“朋友”欺骗更令人气愤，章沛後来积极参加了起诉吴征的活动，被吴征指责为背後组织留学生告他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从东北来到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富继义，也曾是吴征的朋友，和吴征在圣路易斯合开过公司，但也在吴征的误导下全家买了这种保险，包括妻子和两个孩子（4岁和10岁）。富继义後来也成为起诉吴征的原告之一。 现在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做研究的李东，也曾是吴征相当要好的朋友，但也在吴征的误导、劝说下全家（加妻子和2岁孩子）买了这种保险。後来知道真相，李东成了最激烈主张告吴征和大都会保险公司的留学生之一。李东对记者说，他的案子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律师在向吴征取证时曾详细地问了他到底受过什麽样的销售保险计划的训练。吴征表示，他在圣路易斯的教会学院读书时，就参加了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培训计划，接受了专业训练，并到芝加哥、纽约等地听讲座，正式获得了推销保险的执照。据纽约一位从事保险业的朋友介绍说，保险训练特别强调要对客户诚实，绝不可误导和欺诈。那麽吴征为什麽要在这麽多主要的政策上误导客户呢？ 一位和吴征打过多次交道，对他有相当了解，但不愿意公布名字的中国学者说，“吴征这个人做事没有长期打算。商业是靠build up（一点点建立）的，但吴征是捞，捞了就跑。其实吴征这个人水平一般，不太懂美国知识，只是敢骗，但骗术也不很高。”但为什麽那麽多拥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中国人都上当了呢？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
| 吴征的“伪证”——追踪“吴征的第一桶金”之一 2002-02-01 |
| 傍晚时分，当飞机降临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士上空时，从机窗俯瞰，这个有二百万人口（其中两万华人）、在美国历史上曾一度排名第六的大城市，闪烁著一片耀眼的灯光，像被上帝撒了一地金银，难怪新浪网的共同主席吴征对《北京青年报》说他在这里“完成了资本积累的第一步”、赚到了“第一桶金”。
吴征1988年来美，1997年去香港，这期间除在加州和纽约短期居住外，有五年是在圣路易士渡过。在圣路易士期间，吴征获得了他简历中罗列的“五个学位”中的两个；在为“大都会保险公司”（Metlife）做推销员时，因误导和欺骗被当地中国留学生告上法庭；吴征还曾组织“亚裔共和党协会”，涉嫌向共和党议员非法政治捐款；後又被指在非盈利机构“美中总商会”工作时从事个人的盈利商业活动。 这位在当今中国最大门户网站任共同主席、并夸口要为中国文化庙宇做钢筋的吴征，在圣路易士期间到底怎麽弄到了他的“第一桶金”，这“第一桶金”到底有多少？他为什麽被中国学生学者告上法庭，向共和党非法政治献金是怎麽回事？带著这些问号，记者受多维新闻社委托一月下旬专程到圣路易士市进行了采访调查。 美国是个法制的国家，凡是被告到法庭的案子，都有完整的记录。1993年有31名中国留学生及家属联名投诉当时任“大都会保险公司”圣路易士市一家分公司销售经理的吴征卖保险时误导和欺诈。根据圣路易士市巡回法庭记录，其中23名正式起诉“大都会保险公司”和吴征，被告的代理律师是安．芭克莉（Ann E. Buckley）；中国留学生的代理律师是阿兰．金布雷尔（Alan G. Kimbrell），案件编号是932-9607。 原告代理律师金布雷尔对被告吴征做的“取证”（Deposition of Zheng Bruno Wu）是了解吴征的学历、经历和该案的一份重要法律文件。这份长达154页的英文取证是於1994年9月15日和19日两次在吴征的公司办公室进行的。按照美国的惯例，律师取证时，被取证者要进行具有法律意义的宣誓；如果说谎，就属於做伪证，而“伪证”在美国是一项很重的罪。当年克林顿总统之所以遭到参众两院表决弹劾（众议院通过），并不是由於他和莱文斯基的性关系，而是因为他在接受律师取证时做了“伪证”；该取证原文被登在各大报上，取证过程还被电视台全国播放。 但是在这份取证档中，吴征对自己学历经历的说法和後来他担任新浪网共同主席之後公布的简历学历，以及他妻子杨澜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对此的说法等，都有多处不一致的地方。 第一，在被问到学历情况时，吴征说他的第一个学位是从法国萨伏大学获得的，是“一个相当於一般大学教育的学位”（I have an equivalent of general college education degree, University of Savoie, France.）。但在今年1月10日《南方周末》发表的采访中，杨澜说，吴征“从法国语言与文学进修学院毕业，他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拿到了学士文凭。” 第二，在被问到萨伏大学的专业时，吴征回答说他学的是“金融和法国文学”。 但在吴征後来列出的所有中文简历中，都是“毕业於萨伏大学法语系”；英文简历则是“获得法国文学高等研究文凭”，都没有提到曾在萨伏学过“金融”。从常理来说，很少有学生同时学金融和文学这两个相隔很远的专业。如果吴征打破常规，同时学了金融和文学，怎麽後来公开的简历中都“删掉了”他在其他学历中都很侧重的“金融”背景？ 第三，在被问到什麽时候去法国萨伏大学学习的，吴征回答说是“1984年”。但杨澜对《南方周末》说吴征“1986年就读於萨伏大学”。据和吴征“共属复旦七号楼的一个寝室和同一武术体育选修班”的同学潘天舒的文章，他和吴征都是1985年进入复旦的，“在1985至1986年与吴征在复旦外文系做过至少一年的同学”。而且杨澜也说吴征是在复旦学了一年之後去的法国。但吴征却对取证律师肯定地说他是“1984年去的法国”。吴征和杨澜到底谁在撒谎？一个中国人哪一年出国还有搞不清楚的？ 任何常理推断都可以得出，如果吴征1984年去了法国，他就不可能在1985年再被保送到复旦大学。那麽吴征是跟律师随口胡说他1984年去的法国吗？吴征是个精明人，他头脑从来都不糊涂，因为在这之前他告诉律师他1987年在法国得到了“一个相当於一般大学教育的学位”，而且是“用了三年时间”。那麽如果他在1986年才去法国，第二年就得到相当於大学教育的学位显然“太快”，而且也和“三年”的说法不吻合。於是吴征就断然跟律师说他1984年去了法国。至於宣誓吗？中国人举著手向上帝说的谎言多了，即使吴征这个“基督徒”做了一次伪证，又有谁在乎呢？ 所以，就吴征在法国所受教育这麽一个简单的经历，他就起码有三处涉嫌做伪证：第一，得到相当於大学教育的学位；第二，学了金融和文学；第三，去法国的时间。 除此之外，对於吴征怎样去的法国，美国《富比士》杂在2000年5月15日的报道中引述显然是吴征本人提供的资讯：“当法国总统密特朗1986年访问中国时，密特朗夫人帮助安排了吴征去法国学习。” 记者通过巴黎的朋友向法国萨伏大学查询，该校负责学生事务的Monique Clabier女士答覆说，她在该校工作多年，从没有听说有密特朗夫人安排中国学生吴征的事，如果有，她会知道，而且学生记录也会显示。萨伏大学在法国西南部，相当於中国的云南。那位熟悉法国情况的巴黎朋友说，如果密特朗夫人安排吴征到法国学习，应会安排在巴黎及附近的学校，不会安排到萨伏大学那样偏远的南方，而且那里有南方口音，不利学好标准的法语。 吴征在这个律师取证过程中一字未提到过他曾被密特朗夫人安排去法国一事。 在海外关於吴征的学历问题的讨论中，几次有人撰文指出吴征的学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商业成绩。这种观点的糊涂之处在於：第一，没有谁看重吴征的学历，人们追究的从来都不是他有没有学历，而是他是不是撒谎；第二，吴征为什麽那麽强调学历，恰恰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商业成绩。如果把吴征简历上的学历都删掉，他在海外的近十年就是一片空白，而靠这一片空白怎麽可能赢得国人的羡慕、崇拜，怎麽可能如此迅速地在国内“圈钱”成功，又怎麽可能成为中国三个著名学府北大、清华、上海大学的客座教授呢？ 关於吴征的学历，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吴征本人更重视，除了他那被人们议论了几个月的五个学历之外，在律师的取证材料中，他竟然还有一处关於学历的问题： 当律师问到吴征1988年抵达美国後做什麽时，吴征回答说，他在旧金山附近的圣荷西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读书一直到1990年初到圣路易士。记者看到这个说法之後，给圣荷西州立大学打去电话查询，该校学生记录办公室Lisa Beltrar小姐根本查不到吴征或Bruno Wu的记录。 後来记者看到吴征在说完圣荷西州立大学後又提了一句，说他读书的学校（缩写）是SJCC，但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缩写应为SJSU，而CC一般都是两年的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的缩写。因此记者再去查圣荷西那一带的社区学院，结果查到“圣荷西城市学院”（San Jose City College）缩写正好是SJCC。经向该校查询，学生记录办公室的Teresa Taiz小姐查到吴征於1988年秋季在该学院读过一个学期（4个月）。 一个社区学院，被说成是州立大学，而仅读一个学期，被说成是从1988年8月抵美到1990年1月到圣路易士这期间。 据吴征在取证材料中所说，他在1990年1月进入圣路易士市北部的教会学校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Culver-Stockton College），当年12月毕业获得“商业金融管理学士学位”。吴征在这份取证中还说，他在该校学习5个月之後，就开始参加“大都会保险公司”的培训项目，还去了美国南部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参加培训等。 其实是，无论吴征的简历（1989年毕业於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还是他宣誓後对律师取证时说的1990年进入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说法都与事实不符。经过再次向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查询，该校学生记录办公室Marjorie Ellrson小姐证实，吴征是在1989年8月从圣荷西转学到该校，不需要经过任何考试入学，因为他转过来46个学时；该校不是学分制，而是学时制，学满124个学时就可毕业。吴征的确在1990年12月念满了学时，1991年5月得到学士学位。 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是一个目前只有800多学生的教会学校，学校本身是得到美国教育机构认可的，但是Marjorie Ellrson小姐证实，吴征获得的那个“商业金融管理专业”并不在被认证的专业之列。她坦率地说，这是因为师资、课程等都还没有达到要求的水准。所以，吴征的这个一年多获得的学士头衔里的商业金融专业也是有水份的。 吴征对自己学历的重视和找捷径获学位的能力的确是令人刮目的。在《北京青年报》去年12月3日的专访中，吴征说，“1991年~1992年，我在圣路易士华盛顿大学（当年排名全美私立学校第十名，也是中部最好的大学）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时，曾经加入美国最大的金融保险公司之一担任销售经理， 勤工俭学以支付昂贵的学费。” 这段话给人的感觉是，吴征是在大学攻读学位的课馀勤工俭学，“以支付昂贵的学费”。但据“取证”材料，吴征从那个教会学院一毕业，立即就在1991年1月成为“大都会保险公司”的正式雇员，年薪是31,200美元。他是在全职卖保险的工作之馀，晚间去读学位的。吴征的原直接上司、大都会保险公司当地分公司的经理克利姆波（Jim Klimpel）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而且吴征就读的大学，并不是华盛顿大学本身，而是华盛顿大学附属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实为一个“夜校部”，是一个不同於华盛顿大学研究生本部的“非全日制晚间教育项目”（part time evening program）。而且它和华盛顿大学的研究生本部还有另外四个不同： 第一，它对国际学生入学没有托福和GRE等英语成绩要求，主要是为在职专业人士设计的课程；第二，它的学费比研究生本部要贵很多；第三，吴征简历中所说的“国际事务专业硕士学位”仅由这个夜校部颁发，华盛顿大学研究生本部并不设这个学位；第四，它的教学人员，除了有部份华盛顿大学的师资，还有不少社会人士兼课。而且这个“夜校部”的校舍是华盛顿大学校园内一座建筑的半地库（一楼是东亚图书馆）。 一位从华盛顿大学获得经济硕士学位、现在圣路易士一家金融公司做分析员的华人不平地说：虽然这个夜校部颁发的学位是被华大及美国教育机构承认的，但就像吴征把“法国语言进修学院”置换成“萨伏大学本部”一样，把“夜校部”置换成“华大研究生院”，已成为一种误导公众的模式。吴征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对华大当年在美国大学中排在前十名记忆那麽清楚，怎麽就忘记了他自己读的夜校部和华大排名的光环无关呢？ 这就像如果北京大学办了一个为在职人员进修的夜校部，只要交钱就可以读，学位北大也承认。於是北大夜校部的毕业生就出去宣称“我是全国最好的北大毕业的。”你也可以这麽说，但谁都知道它就不真是那麽回事儿。 吴征从法国萨伏大学的“数月学成”，到在加州圣荷西城市学院注册了四个月，然後一年半拿到学士学位、再一年半在卖保险的晚间业馀拿到硕士学位、再一年多“获得”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再不必上课，靠七万九千字获得复旦博士。吴征寻找捷径、慧眼识“快”获得学历的能力是无人能否认的。吴征当然也从他获得学历的捷径中学到了迅速“积累资本”的诀窍。 在取证时，原告的律师金布雷尔曾提醒吴征说，“你知道，你宣过誓的”。这位经常参加圣路易士基督教会活动的美国公民信誓旦旦地说，“我宣誓，面对上帝，我说的除了真实，没有别的。”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
| 北岛和自由背道而驰 2002-01-31 |
| 在美国要以军事手段解除伊拉克武装、西方舆论有分歧之际，一批被称为“左派学者”的中国人也连署了反战信。这封信迅速被阿拉伯半岛电视台（被称为拉登的御用媒体）播出，该台特意说明这是“来自中国人民的声音”。我不知道这封反战信到底在中国知识界有多大的代表性，但看到报道说，有好几位“署名者”已提出抗议，说他们的名字被盗用，他们根本没有参与签名（例如作家丁东、谢泳，山东师大教授王玮等十几人）。在这封反战信上署名的有诗人北岛，并没有看到他出来否认签名。如果北岛的名字不是被冒用的话，我一点也不惊讶，从北岛回国後的表现来看，他完全可能签这种名。
原名赵振开的北岛当年以组办非官方刊物《今天》，发表具反叛性的诗歌而闻名，以北岛当时写的“回答”为代表。他的名句是代著反抗激情的“我—不—相—信”。北岛的诗强调向往自由者要站起来，不要倒下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而挡住自由的风。这个时候的北岛，对追求艺术自由的一代中国青年是有代表性的。 当然，对北岛早期诗歌的艺术价值仍有争论，例如哈佛大学华裔教授李欧梵曾在给北岛诗集写的序中对《回答》这样评价：“我认为这苹是几句口号，而不是诗。┅┅这几个字的挑战─—甚至造反—─的表情十足，令人想起了‘反权威、反封建’的教条语境，但是纯以诗的立场来读—─至少从一个外界的旁观者而言—─就有点索然无味了。” ●北岛写出诗就先送到马悦然那儿 八十年代後期，北岛出国了，一直到几个月前返回中国，他在海外呆了十几年，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认为北岛出国後写的诗没有长进，“基本上重复原来的意象，新的发展很少。北岛没有前进，许多中国作家也都是这样重复自己。”（《开放》1999年3月号，茉莉访瓦格纳） 北岛的诗之所以连早期的反叛激情都没有了，很大原因在於他把创作目标定为“得诺贝尔奖”。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无瑞典文译本，几乎就成了是否能得到诺贝尔奖的先决条件。据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中唯一懂汉语的马悦然说，他翻译了北岛所有的诗，北岛只要写出诗，就先送到他那儿，让他译成瑞典文（而不是出版给中文读者看）。北岛曾对旅居美国的一位中国诗人说，写作时要注意使用那些方便汉学家翻译的意像。 北岛为获诺贝尔文学奖，曾住在瑞典游说。虽然马悦然一直把北岛列为推选首位，但有些评委就是不喜欢北岛。虽然北岛信心满满，“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说法任人皆知，我曾听他亲口说诺奖公布之前，总有一群记者等著采访他。结果没想到让高行健撞上了大运，北岛的诺奖梦破灭。 熟悉瑞典文学院作业的人都知道，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某国作家之後，一般在五年甚至十年内不会再给同一国家的作家，尤其是那种“诺贝尔照顾奖”。可想而知高行健得奖对北岛的打击。一位旅居瑞典的中国人当时还特意给在美国的北岛女友打电话，让她劝北岛要想开，别寻短见。 ●北岛的“悔过”深刻到什厶程度？ 得不到诺奖基本成了定局之後，十几年来一直以“异议中国诗人”身份在海外谋生的北岛决定回国了。当然，无论从怀念故土、和家人团聚等任何理由，北岛选择返回中国都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得不到奖马上就打道回国，不再做“回不了国的异议作家”的举动太招眼了点。北岛更招眼的行为是，他在回到中国再来美国後，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退出“中国人权”，不再担任这个经常批评中共人权记录组织的理事。北岛要回国、要退出这个组织都是他的权利；但他采取公开发表声明的方式，明显是要做给中共看；公开明确表示他和异议运动“划清界限”。 近年从各种报道和周围朋友的经验得知，所有被视为异议份子的人回国，几乎全都被中共当局要求写悔过书，还得表示不再从事异议活动等。流亡美国的异议人士、中国人权另一位理事郭罗基曾撰文说，他提出回国要求後，纽约中共领馆逼他写“认识”，他连写了三次，都被指为“不深刻”，最後他愤怒地不再写了。可想而知，北岛这位比郭罗基更高调地参与过异议活动的“中国人权”理事，起码会遭到类似郭罗基的待遇，只是人们不知道北岛的“悔过”深刻到了什厶程度，才获得了“通过”。 ●“狗熊所见略同” 北岛回到北京後，很快就采取了“徐刚模式”。六四屠杀後以“民运精英”身份逃亡法国的大陆诗人徐刚，後来得到中共“宽大处理”回国。他回到北京後，给《人民文学》写了长篇报告文学“梦巴黎”，把曾给他“政治庇护”、经济补助的法国描绘成一个充满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恶的黑暗世界，以此取悦中共当局。徐刚在文中说，他和法国流浪汉们一起聊天抨击法国。但知情者指出，徐刚直到回国时还不会一点法语，而法国土生土长的的流浪汉们怎厶会中文？这种“对话”本身就像编造的。 就徐刚等人以给中共写悔过信的方式而乞求政府宽大，得以回国的行为，我曾在美国《世界日报》发表题为“有尊严地回家”的长文抨击。构成难以置信的讽刺意味的是，北岛曾在电话里对我这篇文章高度赞赏，并跟我谈起他对靠写悔过书等回国行为的不齿。这是近十年前的事了。 今天，北岛在发表声明退出“中国人权”之前，是怎厶悔过才得到了中共的宽大，人们暂时还不清楚，但另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北岛和徐刚一样，回到北京不久，就在官方《读书》杂志（2002年5月号）发表了题为“纽约变奏”的文章抨击美国。纽约在北岛的眼里，“黑鸟盘旋，好一副末日景象”；第一次坐地铁，“我差点儿被尿骚味熏晕了过去”， 并借用别人的口说，“纽约变了，以前纽约人是不谈钱的，如今一切都是赤裸裸的。”“真正的纽约人拒绝温情，都是冷酷生活的证人。” 北岛在文中还引述一位所谓中国画家的话说，他和纽约流浪汉们游行抗议时，遭到纽约警察镇压，警方使用马队冲进游行队伍，“警察抡起警棍”欧打。我在纽约住了十几年，每天看《纽约时报》，还从来没见到警察可以使用马队冲进示威人群随意欧打践踏的新闻，因为如果警方敢这样做，不仅会导致示威者受伤或致死，会被大小报纸报道、抨击，而且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纽约在这位“诗人”笔下，完全是个地狱。北岛在文中每次引用不具名的出租司机的话，都是大骂美国。土耳其的司机说“他恨纽约，他咬牙切齿地说：纽约是地狱。”而对没有骂美国的塞尔维亚司机，北岛则描述说，“他两眼发直，脸上既焦虑又得意，准是有种深入敌後的感觉——直插美帝国主义的心脏。”纽约唯一让北岛感到满意的是，他遇到了原和他一起在北京办星星画展的一位画家，这位画家“有俩老婆，不久又生了俩闺女，年纪相差没几天。” 美国像法国等所有西方国家一样，当然有它的社会问题和黑暗面，但北岛和徐刚一样，悔过後回到北京，就写文章抨击曾给过他们资助、庇护的国家，显然不是一个客观评价哪个国家的问题，而明显是要做给中共当权者看，邀得独裁者欢心。据知情人披露，中共左将刘白羽当年接到徐刚的稿子後，临时把已编发的其他文稿撤下，换上徐刚的抨击法国之作，可见“狗熊所见略同”。目前已被左派掌控的《读书》杂这厶快地发表“回到党的怀抱”的北岛文章，当然也不是偶然的。 ●异议作家中“讨钱专业户” 北岛当年出国时强调，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张书桌”，他以“异议作家”的头衔，在很多欧洲国家和美国游走、游说。虽然十多年来从没写出什厶像样东西，却获得了十几个西方基金会和大学的经济资助，是海外异议作家中最大的“讨钱专业户”之一。北岛的成功讨钱、失败得奖，已经成为海外“异议作家”们的光辉榜样，人们隔三差五总能听到那些没有作品出产的“作家、诗人” 得到某某基金会的“写作基金”。 英国作家奈保尔曾蔑视地说：“那些基金会的钱是给那些二流者们、那些玩艺术的人们的。”“永远不要接受基金会的钱，它会毁了你。任何不是你自己挣来的钱都有绳索套住你┅┅文学基金、奖金或任何不劳而获的金钱都不能促使你创作出作品，只有真正的作家能。”福克纳则在更早就说过：“我从未听说由於接受了慷慨馈赠的金钱而写出佳作这种事儿。好的作家从不申请基金，他忙於写作，无暇顾及。”而以北岛为代表的所谓海外中国作家们大概清楚自己不是好的作家，所以只有把写“申请基金报告”作为他们的主要写作任务。 ●北岛和张艺谋都歌颂杀人魔王 北岛在回国时宣称，他厌倦了政治（大概没有了得诺奖的可能，再以异议诗人名义讨资助困难了）。北岛当然有权选择从事或放弃政治，但不可思议的是，北岛这样宣称之後不到几个月就和欧洲的左派作家们一起组团到巴勒斯坦慰问、支持阿拉法特。阿拉法特原是个恐怖份子，幕後主导过1972年在慕尼黑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等恐怖活动。到1988年阿拉法特宣布放弃恐怖主义时，他已从事了长达20年类似拉登那种恐怖活动。现在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中的“法塔赫烈士旅”，仍是公开的恐怖组织，曾多次派人用自杀炸弹谋杀以色列平民（包括当地中国民工）。阿拉法特从1969年出任巴解主席，至今已连续当了34年，独揽大权，从不进行民主选举。据《纽约邮报》报道，阿拉法特把大笔公款转到巴黎个人名下，涉嫌贪污四亿多美元，供他在法国的白人妻子挥霍（阿拉法特的妻女一直住在巴黎的豪华别墅里）。 对这样的独裁者，北岛却当著他的面恭维说，“自童年起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而北岛童年的时代，正是阿拉法特公开进行恐怖活动，杀害以色列运动员的时代。北岛这样谄媚阿拉法特，和张艺谋歌颂秦始皇一样，都是典型的价值颠倒，视个体生命如草芥，把杀人魔王当“英雄”。 北岛在去慰问支持阿拉法特时发表宣言说，“任何人都不能以国家、宗教或文化的名义屠杀无辜者。”这次又在他们的反战信中指控美国“滥杀平民”。美国什厶时候、在哪里“滥杀”平民了？！北岛们什厶时候谴责过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那种真正有意杀害平民的暴行？据《纽约时报》1月26日“侯赛因到底杀了多少人”中的数字，在波斯湾战争中，萨达姆军队杀害了1,000多科威特人。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可能多达20万伊拉克平民被杀害，仅在1998年萨达姆就使用生化武器一次毒死了5,000多库德人，怎厶没有看到北岛和他的反战伙伴们发出任何抗议的声音？ ●做权力者的宠物，博主人欢心 北岛等人在对待中国人民被屠杀和迫害上更是持双重标准。江泽民政权逮捕异议人士（迄今关押150多有名有姓的异议人士），镇压法论功（据《纽约时报》近日报道，有1,600多多法论功学员被关押，340多人被迫害致死），连北京师范大学年仅22岁的女学生刘荻在网络上发表几篇读书感想也遭北京公安局逮捕，至今关在狱中，面对这些暴行，这样野蛮的独裁政府，北岛和他的反战战友们怎厶不发出“任何人都不能以国家、宗教或文化的名义屠杀无辜者”的抗议之声？ 北岛们的反战信说穿了，就是因为它附合中共政权的意识形态，是变相向政府献媚而已，即大陆青年作家余杰所说的“宠物化”，做权力者的宠物，获得主人的欢心。 但北岛和签名信上那些从来都是官方学者的“何新们”不同，他早年开始写诗时，选择的是挑战文化专制、向往自由的道路；和当年那一代名声雀起的作家诗人们一样，并不是由於作品有多高的艺术价值（他们的作品今天已无人问津本身已说明问题），而是靠“异议”起家。但为什厶短短二十多年，北岛就和早年的追求“背道”而驰，在海外走了一大圈，最後回到党的怀抱，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这个答案恐怕得读者们自己寻找了。 （原载《开放》2003年3月号） |
| 布什主义：圣战和税战 2002-01-30 |
| 美国总统布什於29日晚首次在国会发表了国情咨文，50分钟的演讲，获得了70次掌声，被美国三大电视台邀请的评论专家一致认为是“非常成功”的演讲。
这位上台整整一年的共和党籍总统在演讲中首次阐述了“布什主义”，其主要内容也是这届政府的三项优先选择：国家的安全；本土的安全，经济的安全。 所谓国家的安全，就是美国将把反恐怖主义作为全球战略目标。布什说，直到几个月前一直占领著阿富汗的塔列班恐怖份子，现在“占领”的只是美军在古巴基地的监禁囚室。阿富汗人民被解放，对塔利班的战争已走向胜利。当晚演讲大厅受到最多掌声致意的客人是正在美国访问的阿富汗新政府的总理。 布什演讲中点了三个国家的名字：北韩、伊朗、伊拉克，并首次把它们暗喻成像二战德意日一样的“邪恶轴心”（以前克林顿政府称它们是流氓国家）。布什严词抨击了伊拉克发展生化武器，窝藏恐怖份子，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虽然布什没有明确表示第二阶段军事反恐是否要打击伊拉克，但口气显然较以往强硬。而且布什还明确表示，那些有恐怖份子基地的国家如果不动手（铲除），美国“将自己动手”。 在阐述“本土的安全”时，布什首次披露，从塔列班的基地，美国获得了恐怖份子制作的美国核武基地的图形，美国主要城市草图，以及公共水源资料等，它显示恐怖份子准备袭击这些目标。因此布什强调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仅仅是开始，并再次誓言要部署飞弹防御系统，确保美国本土的安全。 无论国家安全还是本土安全，都需要加强美国的国防力量。布什坚毅地表示，在保护美国的安全上，无论要出多少钱，都得花！布什在上周就表示，他将向国会提出增加军费480亿美元的方案，其中380亿用於更新武器，100亿用於下年度的反恐战争。布什演讲时说，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每月花费10亿美元。今年国会拨给反恐的专项军费已达170亿美元。 布什的方案如果获得国会批准，将使美国下个财政年度的军费开支上升到3,790亿美元，增幅为11.6%，将成为过去20年来最大的增长。美国的军费开支将成为中国去年公布的174亿美元年度军费的22倍，是俄国军费的近30倍；是中国现在全部外汇存底1,755亿美元的两倍多。 共和党理念之一是强大国防，据《纽约时报》1月27日公布的民意调查，在问到哪个政党能使美国的军事力量强大时，67%的美国人回答是共和党，18%的人说是民主党。在被问到哪个党更有能力做出对付恐怖份子的决定时，57%的受访者回答是共和党，15%的人说是民主党。 虽然民主党一向不热心强大国防，但在目前整个美国处於强烈支持军事反恐的舆论中，民主党将很难反对布什的增加军费方案。美国按两党平衡的惯例，在总统国会演讲之後，都有反对党的国会领袖发表电视讲话，阐述该党的政见。在布什演讲後，美国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了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格普哈特（Dick Gephard）的讲话。虽然是为了平衡共和党籍总统的演讲和观点，但这位民主党领袖也在讲话中开宗明义，以鲜明态度表示支持布什的军事反恐政策，只字没提反对布什大幅增加军费的计划。因此，虽然这将是自里根总统以来美国最大一次军费增长，但被国会通过的可能性非常大。 美国的军事反恐行动，还将由於北约的扩大和参与而更有实力。迄今成立了52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911後首次启用“集体防御法”，以一国遭攻击就是整个北约遭攻击的政策，军事支持美国。 北约在1999年成立50周年之际，吸收了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三个前共产国家，从而成为拥有19个成员的全球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布什总统去年6月在波兰的华沙大学演讲时明确表示，支持北约东扩，一直扩大到俄国的边境；并强调说，如果不允许原东欧共产国家加入北约，西方就会犯像二战结束时“雅尔塔条约”和二战初的“慕尼黑协议”一样的错误。 现在有9个国家在申请加入北约：斯洛文尼亚、斯洛瓦克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立陶宛三国。今夏北约将在布拉格召开高峰会议，因为捷克总统哈维尔最积极主张扩大北约。该高峰会将讨论吸收新成员以及支持美国军事反恐等问题。 美国参议员卢格（Richard G. Lugar）1月18日在布鲁塞尔演讲“北约在反恐战争中的角色”时预测，冷战结束後，北约由原来仅负责西部欧洲的安全，“升级”为负责整个欧洲大陆的安全；911事件发生後，由於恐怖份子是全球性的，因此北约将可能实现第二次“升级”，由担负欧洲大陆的安全，扩大到负责整个世界的安全。 布什的国情咨文用了一半时间阐述“经济的安全”，即如何复苏美国经济。布什誓言，美国能打败塔列班，美国也将“击败经济衰退”。布什虽然提出很多具体的方案，但其核心是减税。如果说这位美国第43届总统在打一场21世纪的战争，那厶将有两个战役：圣战和税战。在反恐“圣战”上，两党立场比较接近，再加上民意支持，布什的政策在这方面将不会受到什厶牵制。但在“税战”上，布什将面临一场艰难的战役，因为民主党在参议院（以一票优势）是多数党。 布什在上台之初就提出今後10年减税1点3兆美元的计划。当时预估美国今後10年的财政盈余是5点6兆。但由於经济陷入衰退，在加上911造成的损失（经济损失600亿美元，失去150万个工作机会，3,000多人丧生），预估的财政盈余大幅缩水，以当今的经济状况预算，将会减少到只有1点6兆美元。 但布什在讲演中坚持继续减税，他说，上次在国会演讲提到减税计划时，有共和党议员认为减幅太小，有民主党议员批评减幅太大，但去年底接到退税支票的美国人民说，“减幅恰到好处”。自布什政府实行减税计划之後，去年美国一般家庭都收到了约五、六百美元的退税支票。而进入今年，每个美国人退休基金的投资储蓄免税额从2,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等於每个人需缴税的收入总额可再减去1,000美元。布什政府的这些具体减税措施，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美国的税收原有5个等级：15%；28%；31%；36%；39.6%。根据不同收入，按不同等级缴税。例如，收入5万美元者，就得交28%的税。年收入28万以上的则要交最高等级的税。挣得越多，缴税越多。 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是1981年里根出任总统第一年大幅减税之後，20年来首次最大幅度的减税。其具体方案是，把5个税收等级都减缩、并简化为4个：10；15；25；33。这等於是不同收入的人，都获得减税（由於民主党强烈反对，最高等级的税收仅减到36，而非33）。 布什所代表的共和党理念是，小政府大社会，尽量缩小政府规模，减少经济规定，限制政府权力，降低税收和福利，经济充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这种经济理念来自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和哈耶克的《通向农奴之路》——主张政府不得干预经济，应由“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自然调解。减少税收来还富於民，让个人增加财富後，以水涨船高使国家强大。同时迫使政府削减庞大的福利，来改变养懒汉的制度。 减税就是在“反大政府”的同时“塑造大个人”；就是视个人权利重於政府的功能，视“自由”的价值高於“平等”。 由於民主党在参议院是多数党，再加上军事开支增高，经济处於衰退，到处都需要钱，因此布什在这种时刻再坚持减税，他的这场“税战”可能不会比“圣战”容易多少。 但由於军事反恐的胜利，布什的个人声望目前很高。CNN在布什演讲前公布的民调是：84%的美国人肯定布什的工作能力，否定者14%；当被问到谁有能力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时，62%的受访者说是布什，32%回答是民主党。也许布什可以乘这种民意之风，打赢他的“税战”。 （载《多维网》2002年1月30日） |
| 杨澜当选，中国堕落 2002-01-29 |
| 杨澜被《中国妇女》杂志选为“十大中国妇女时代人物”，如果骗子是“时代人物”那中国是什麽时代？
杨澜铁板钉钉的欺骗行为起码如下： 1，欺骗中国老百姓，说上了《纽约时报》头版。 2，欺骗中国老百姓，冒称是哥伦比亚大学校董。 3，欺骗中国老百姓，说美国三大电视台邀她去做主持人。 4，欺骗中国老百姓，说在哥伦比亚大学成绩是前百分之五。 5，欺骗中国老百姓，说创下了亚洲主持人进入美国主流媒体之先河。 杨澜铁板钉钉的恶行： 1，骂网友是“疯狗”、“懦夫”。 2，抵赖她和丈夫吴征的欺骗行为，说 “我们从来没有骗过任何人”。 3，到纽约告状，到北京告状。请律师楼发信威胁媒体。 4，包庇吴征，支持吴征的骗人学历，骗人经历。 5，打政治旗号，骂海外华人是“反动人士”。 赵薇穿日本军旗拍广告，挨骂後道歉。王铭铭抄袭，挨骂後低头认错。李泽楷学历不实，挨骂後反省。 只有吴征杨澜，欺骗、劣行最为严重。只有吴征杨澜，最坚决不认错。 杨澜不认错得到了光荣的奖赏：中国妇女的时代人物，中国女性的学习榜样！ 《中国妇女》杂志社长说杨澜帮助中国申奥，立下汗马功劳。可谁不知道，上次中国一票之差落选，这次非中国莫属。杨澜要是游说到了哪怕一张选票，也算她有“汗马功劳”，可她只是把别人写好的讲稿，操练了许多遍之後念了一遍，汗马功劳就归她了？大概只有那社长不知道，即使是哑巴去，这次奥运主办权也是中国的。 杨澜被《中国妇女》杂志选为“十大中国妇女时代人物”，如果骗子是“时代人物”那中国是什麽时代？——骗子的时代？ |
| 吴征杨澜的恶劣品行 2002-01-27 |
| 本来作为两家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国内名声颇响的公众人物、再加上三个大学的客座教授，吴征被媒体和大众指出学历等不实之处之後，他如果公开道歉、公开正式改正简历，或许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谅解。但吴征在《北京青年报》上不仅骂人、俨然一副没有丝毫错误的态度，他还和杨澜去国际艾美奖那里“恶人先告状”等。几次做法都超出常人预料。
本来他们故意把“国际艾美奖”和“艾美奖”混淆，误导大众，已经问题严重；被人指出之後，吴征又撒谎“两亿人”看到他在颁奖典礼上；在被人指出颁奖没有直播、没有两亿人看到後，实在已经是很理屈了，但他们居然能超出常人智商地想出用歪曲别人文章的做法，先告你贬低“国际艾美奖”，然後再让这个奖的负责人说你的报道有误，更进而有胆把电脑网页上的播放（webcast）说成电视台的“现场直播”和“实况转播”。这实在已经不仅仅是个虚荣、夸大的问题，而是品行问题。 再接著得知他们整了一堆我的“材料”状告到北京，对媒体施加压力，由於我个人的某些经历（下面举例说明），我对这种“告政治状”和用政治压媒体的做法很敏感，更愤怒。而这对六十年代才出生、并没有直接被政治漩涡的混水浇灌过、都在美国留过学、还从事媒体事业的人，居然也能想出、做出这种与时代、他们的年龄和经历都不符的事情。而杨澜更进而还会用“反动人士”这个近年来我父亲那辈的人都已经感觉陌生的词汇。至此我更清楚吴征杨澜的品行之恶劣在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实在是少见的。 仔细想来，吴征和杨澜的一系列谎言实在不只是小谎，而是胆大包天的弥天大谎。为什麽这麽说呢？虽然谁都有可能随口撒点儿小谎，但这种小谎第一是随口的、私下的，并不被认真地记录、铅印、发表，第二，这种小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证人能戳穿、或值得去戳穿的。撒小谎自然也是人类很难克服的恶习之一，但大小谎的程度不同，性质也不同。 先说关於学历的谎言。我们无论在哪儿上学都有很多同学，怎麽敢想像在学历上造假呢？如果我说在黑龙江大学得过硕士或博士学位，马上可以有一堆同学证明你根本没有。这不要命吗？吴征敢在北大网站上公布复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他怎麽就不怕别人问，你是复旦哪一级、哪个系的毕业生？你在华大哪一年拿到博士？就像吴征说他是“文科第一名”“唯一保送生”、“86年法语系毕业”一样，马上就有同学出来指出，你既不是“第一”，也不是“唯一”， 更不是法语系。敢对媒体撒这种一下子就可以被人戳穿的谎言，难道不是胆大包天吗？ 再说“国际艾美奖”，吴征杨澜清楚地知道，不仅他俩参加过这个颁奖典礼，香港的凤凰卫视、台湾的中华电视、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华人记者中都有人参加过“国际艾美奖”的颁奖典礼，对其规模清清楚楚。就有胆故意混淆它和美国艾美奖，并睁眼撒谎说“有两亿人看到”，他怎麽就一点儿也不担心，香港卫视或台湾华视的同行看到这种说法怎麽办？敢公开撒这种谎，难道不是胆大包天吗？ 再说杨澜的“全年级前百分之五”的成绩。她不是不知道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有很多中国学生，怎麽就敢在新浪网公开说她有这个根本不存在的成绩呢？是美国著名大学校董之类的说法是可以随便让媒体传播的吗？这难道不是胆大包天吗？ 对明明登在各种报纸、网站上的、阳光卫视登过的、新浪网上仍然登著的一模一样的吴征简历，杨澜硬是敢睁眼说“他从来没说过他1986年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我们在文凭上从来没有弄错时间，时间上的混淆是他们自己弄的。”“从我们正式发表的简历来说，都是没有错的”。难怪男性、女性中都有人撰文指杨澜“流氓”，反正我刚读到杨澜这些话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麽？”目瞪口呆。就算所有读者、网民都瞎了，阳光四通的雇员们总看过、记得他们自己网站上的内容吧？杨澜主席说这种话的时候，大概做好了准备，再也不面对自己公司的员工了。 有读者来信说，对於吴杨简历中的水份也别太苛刻了，我们在美国找过工作的人都知道，你不往简历里加点水份，吹著来，根本找不到工作呵。这个问题倒挺有意思，我想起有的朋友抱怨，在美国即使找个扫地的工作也得有经验，你就得编一段在中国扫过二十年地。 但这种在找工作时一定程度上的夸张，经常是可以理解的。连奥普拉．温芙瑞和《飘》的作者密切尔（Margaret Mitchell）都自己承认她们找工作的时候撒了谎，瞎编了一段自己根本没有过的经历，并没有人指责她们。这种瞎编和吴杨的不同是，你的确就是为了找个工作，除了那个雇用你的老板之外，你恨不得任何人都别看见你那份瞎编的简历。而且你也不敢编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经历，否则不三天就被解雇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相信也极少有人敢编学历。 而吴杨是把夸张和编造的资历通过媒体公开，完全是要从大众那里赢得一份他们根本不胜任的荣誉和这种荣誉所带来的利益。而且他们敢在成为全国瞩目的公众人物、重要上市公司负责人的时候仍坦坦然然地公布与事实不符的简历、经历，能不是胆大包天吗？而在媒体、网民如此追踪之下，用这麽恶劣的态度继续撒弥天大谎，不是严重的品行问题又是什麽？ 我在前面谈到对吴征杨澜去北京“告政治状”非常敏感和愤怒，因为我在黑龙江大学上学期间曾三次被别人背後“向组织上”告黑状，所以一直认为这种背後告状者是非常险恶的一类人。 第一次是我去牡丹江看望一个青年作家朋友，在旅馆房间里聊起了我们学校的文学社团，探讨哪些政治问题等等。房间里当时还有另一个旅客，在睡觉。我们交谈非常随便，对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提防。但我还没离开牡丹江，这个人就向当地公安部门检举了我们。结果我那位朋友被当局找去问话。他托了上边很“硬”的政治关系才算保我俩过关。 第二次是我利用假期去北京采访，回哈尔滨途中路过长春，去了吉林大学中文系看几个朋友，晚上就住在吉大中文系的宿舍。当时中文系77级的学生们都非常关心政治、国事；由於东北是边远地区，消息闭塞，大家对北京的任何“形势发展”都很感兴趣。我当时非常兴奋地跟他们讲在北京见到、听到的关於西单民主墙的情形、消息。但就这一顿胡侃，被他们宿舍里一个人悄悄地记录了下来，告到吉大党委，吉大党委转到吉林省公安厅，吉林省公安厅又转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再转到我们学校。我们中文系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位副主任私下告诉了我这一切。一个青年学生在学生宿舍一个晚上的随便聊天不仅被“告密”，而且被兴师动众到如此地步。这件事成为我毕业後被留校反省三个月的“罪状”之一。 毕业时，吉大中文系那个向党委告状的人被分到北京国安部。几个月前，当年听我胡侃的吉大中文系的一个朋友去欧洲旅游，电话中他告诉我，当年那个告状者现在已经是国安部重要官员，主管军方情报之类。 我第三次被告状是被黑龙江大学我宿舍的一个同学。由於我当时组织一个文学社团，他就一直偷偷地记录著我在宿舍说过的话，毕业时报告了“组织”。我在留校反省时被一遍遍要求回忆说过的话。我当时不是不想“交待”，可四年来在宿舍里随便说过的话怎麽可能记住？又是那位中文系副主任不仅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并帮助我“过关”，旁敲侧击说，“你是不是说过┅┅”“对，对，没错┅┅”之类。 事情真是无独有偶，“党和政府”是十分“慧眼识才”的，我同宿舍那个告状者也被分到了北京国安部。当时我的很多同学说，你可真成全了他，否则他只能被分到哪个小地方的一般单位，现在则去了北京的大机构了。他现在也应该爬到高位了吧。不知他和吉大的那位同行有没有交流过当年告我的心得。 从此之後，我对任何向那个政府告黑状的人，任何跟国安部有联系的人，无论是北京的，还是深圳的，都心怀戒心，另眼看待。我到海外多年以後，还有人理直气壮地声称手里有深圳安全局的关於我的材料，并十二分逼真地把所谓“材料内容”极为自然地写进了无处不虚构的“纪实文学”。我就理解不了，安全局的材料怎麽能到平民百姓的手里？而平民百姓跟安全局有联系是怎麽回事？ 这次吴征杨澜则把我在海外这些年发表的抨击共产党的文章、评论西藏等问题的文章搜集了一大本子，拿给了北京《光明日报》社领导和其下属的《中华读书报》，然後通过一位前中共宣传部门重要官员（现北京某大报总编辑，出於某种原因暂不点名），找了《光明日报》。吴征杨澜要求《中华读书报》对发表我的“对吴征的六点质疑”做出道歉。他们态度极为蛮横，但道歉的要求被报社拒绝。 除此之外，吴杨还通过和他们关系好的北京报刊，以向海外作者徵求稿件为名，了解海外的人写吴征杨澜的动机、个人通讯处、照片等资讯，以及有关吴征杨澜的尚未发表的材料等。一副神经兮兮，要缉拿谁归案的样子。 从国内越来越多的关於吴杨的报道可以看出，中国媒体今天已不是噤若寒蝉，更不会被吴征杨澜这种势力吓倒。吴征杨澜这种做法除了给自己留下劣迹之外，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影响媒体对他们的继续揭露。 我在美国住了十多年，巨大的思想和写作自由已经使我完全松弛了当年曾紧绷著的“阶级斗争”的弦。吴征杨澜的做法使我记起了往事、重温了被人整材料、告黑状的感觉。一次很好的“忆苦思甜”教育。 从吴征杨澜一次次胆大包天的弥天大谎，到一次次背後的“告黑状”，我越来越相信，这一对人在需要的时候，不仅可以正面睁著眼坦然地欺骗，更可以背後理直气壮地“险恶”，其品行的恶劣是相当有质量的。 （载《多维网》2002年1月27日） |
| 伊斯兰世界错在哪里 2002-01-22 |
| 三月，是春暖花开、赏心悦目的季节，但对尼日利亚的苏菲娅朵（Sufiyatu）来说，则是个恐惧的月份。因为这个月伊斯兰法庭将对她的“通奸案”做最後裁决，如果定罪，她将被处以“乱石打死”的刑罚。
《纽约时报》杂最近报道了苏菲娅朵的遭遇：今年35岁的苏菲娅朵是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北部索科托州乡下的一个农妇。她两年前和丈夫离了婚，因丈夫根本不管她和两个孩子。尼日利亚虽然刚刚庆祝了（从英国殖民地）独立四十周年，但苏菲娅朵所在的这个有三千人的村子，仍是茅草泥房，人们仍使用原始的井水，去年才开始建第一所学校。就像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所痛斥的，那些非洲的独裁者们，把那片土地弄得更糟糕。 苏菲娅朵说，村上一个六十岁的老头看上了她，并向她示好。在一次郊外偶遇时，那个老头强奸了她；後来又这样做了四次，於是苏菲娅朵怀孕了。不知被谁告发，警察来把苏菲娅朵带走了。那个老头开始时承认他和苏菲娅朵有性关系，苏菲娅朵也没有说出是强奸。但後来那个老头听说法庭会判决他必须和苏菲娅朵结婚、并要抚养那两个孩子时，就改口否认有这件事。於是索科托州的伊斯兰法庭判决，那个老头无罪（因没有证据），苏菲娅朵则犯了“通奸罪”（证据是“怀孕”），按伊斯兰教惯例，处以“石刑”（众人用乱石打死她），并确定了“刑期”，在苏菲娅朵的10个月的孩子断奶後执行。 苏菲娅朵一个大字都不识。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出资支持的尼日利亚保护女性协会给苏菲娅朵提供了律师，帮助苏菲娅朵向地区伊斯兰法庭提出上诉。她的案子将在三月中旬最後裁决。 ●通奸是仅次於污辱“阿拉”的重罪 在尼日利亚北部12个省中，有10个实行这种严厉的伊斯兰法。但更恐怖的是当地司法官员、专家和大学教授们，很多都支持石刑。 《纽约时报》记者曾为此采访了索科托州检察长阿利宇（Aliyu），这位司法官员说，在伊斯兰世界，最严重的“犯罪”是污辱阿拉，其次就是“通奸”。他说如果苏菲娅朵被裁决处以“石刑”，他将执行。他目前考虑的是怎样执行，是挖坑把人放进去，用石头砸死；还是把人绑在电线杆或树上施刑。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将有很多人仍石头，而且都是经过训练的，人数由伊斯兰法庭确定。他说如果法庭裁决他第一个向苏菲娅朵仍石头，他将感到“非常幸福”。在被问到用多大的石头时，他说不会太大，但也不能太小，然後举起拳头说，“这麽大吧”。这位检察长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两个小女儿正在他的脚边玩耍。 伊斯兰世界的知识份子怎麽看这个案子呢？索科托州府Dan Fodio大学法学院长赛义德（Sa'id）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如果法庭裁决他去仍石头，他不仅会毫不犹豫地去做，而且会感到“相当高兴”。“通奸损害穆斯林社会，我作为公民当然要执行法律，而且更是执行阿拉的意愿。” 赛义德是索科托州法律起草者之一，去年七月这个州一个年轻人因为偷了一只羊而被法庭判决砍去右手，执行的外科医生事先为那个年轻人打了麻醉药。这位法学教授说，苏菲娅朵怀孕这一条就是处以石刑的“足够证据”。 当记者提到这位教授办公室贴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时，赛义德理直气壮地说，对於酷刑要看用什麽标准衡量，谁来确定这个标准。“而且你们西方人必须明白这里的人民是不是把它视为酷刑和不人道。” 当被问到尼日利亚前政府的将军和高官们巨额贪污，怎麽没被处罚砍手或石刑，而偷一只羊却要处於这样残忍的刑罚时，这位法学院长说，按照伊斯兰法律，贪污并不严重；而偷羊这种事更严重。 尼日利亚人对这种伊斯兰法并不是没有异议，但多恐惧不敢说出。较开明的尼日利亚司法部长伊格（Bola Ige）去年因说石刑“严厉和残忍”，并承诺“这种事情在2002年的尼日利亚绝不会再发生”，竟在去年底被暗杀。 ●阿拉伯世界拒绝改革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彼得斯（Ruud Peters）是研究“石刑”的专家之一，他说这种刑罚不仅在尼日利亚北部省份，也发生在其他穆斯林社会，在巴基斯坦和利比亚竟被全国通用。但这种残忍的刑罚，至今没有受到穆斯林社会，至少是知识份子的强有力的批评和谴责，反而有很多的“赛义德”们在维护它，赞美它。 911事件後，关於伊斯兰的书在美国成为热门读物，最近又有一本分析伊斯兰世界《到底错在哪里》（What Went Wrong）的书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路易斯（Bernard Lewis）。路易斯的同行，也是历史学家的肯尼迪（Paul Kennedy）在最近的书评中说，在伊朗革命那天，他邀了路易斯等四个朋友共餐，但由於路易斯去接受一家电台采访而迟到了。当时路易斯在电台分析说，伊朗革命将意味著伊斯兰世界更大的封闭和宗教专制。但在普林斯顿校园，左派学生们在欢呼伊朗的革命性变化，路易斯的观点被视为肤浅、右翼和愚蠢。但肯尼迪感叹说，20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路易斯的预测是完全对的。 路易斯在他的新著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大约从十八世纪後叶起，以英、法、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走向一个新的世界：增加世俗、民主、工业化和宽容。後来俄国、印度及美洲也开始跟进。但伊斯兰世界却拒绝走这条路，他们的领导者和知识份子们面对西方的挑战，不是选择改革，而是寻求更加封闭，用石刑、砍手的严厉镇压，以及反美反西方的仇恨、激愤、受害者主义来维护和强化伊斯兰式的专制。但这一切都无法解决阿拉伯国家的问题。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伊斯兰世界错在拒绝改革（把一切问题都推给外部世界）。今天，到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改革的时刻。 （载《开放》2002年3月号） |
| 土耳其挑战亨廷顿 2002-01-22 |
| 前年去土耳其，路经安卡拉的一所大学时，看到学校门口停著一辆坦克，并有几十名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当时以为发生了什麽事件，马上想过去采访。但陪同的朋友说，什麽事也没有发生，在安卡拉等大城市，大学门口一直是有士兵把守的，为防范左派学生和宗教狂热份子冲出校园闹事。
这个安卡拉大学门口坦克士兵的画面，生动地体现了土耳其这个穆斯林宗教国家向世俗社会转型的艰难和成就。 911事件，再次凸显出阿拉伯国家和穆斯林社会的问题——所有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实行民主制度；全球的穆斯林国家，除了土耳其和孟加拉国，都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在美国领衔军事反恐之後，全部阿拉伯国家以及主要穆斯林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反美游行示威。 但有两个穆斯林社会例外，一个是印度——10亿多人口的印度有穆斯林教徒一点五亿，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社会之一，却没有发生任何一场支持拉登的反美示威；在这个最庞大的穆斯林群体里，更根本就没有恐怖份子活动。 另一个是土耳其。穆斯林人在印度虽然数量大，但毕竟是少数民族（信印度教的人占多数），但在土耳其，近六千万人口绝大部份人信仰伊斯兰教。清真寺在土耳其几乎像在伊朗那样遍布全国，宗教活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但在土耳其也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更没有听说那里有恐怖份子基地。 ●土耳其的奇迹 为什麽有三亿多穆斯林人的印度，主流社会是穆斯林人的土耳其，成了穆斯林社会的“例外”？最关键的因素是这两个国家实行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从宗教国家变成了世俗社会。印度从1948年独立以来，至今已进行了13次全国大选，一直实行民选议会政治；土耳其自1923年建立共和国以来，就实行“共和”制度，走亲西方的、世俗的、市场经济的民主道路。 土耳其是目前19个成员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唯一的穆斯林国家，并且不是像波兰、捷克、匈牙利那样近年才加入，而是在50多年前北约刚建立时就加入，成为西方自由世界的盟国，并在美军领衔的韩战中，派出了除美国之外最多的军队。在十年前的波斯湾战争时，土耳其坚定支持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这次对美国的阿富汗军事行动，土耳其通过法案，决定派军队参加；美国如果下一步军事打击伊拉克，和伊拉克接壤的土耳其仍将是关键性的美国军事盟友和战时基地。 土耳其为什麽走了这麽一条和其他阿拉伯及穆斯林国家不同的道路？这主要在於土耳其的独特历史，应归功於土耳其曾有一位杰出的领袖凯末尔．阿塔土克将军（Kemal Ataturk）。 十五世纪中期，康斯坦丁的拜占廷崩溃，奥斯曼帝国成为接替者，统治了土耳其及周边横跨欧美阿拉伯湾的区域。在二十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崩溃，青年军官阿塔土克领导了独立战争，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这位被土耳其人敬仰为国父的将军可以说是一位全盘西化者，他的主要理念是要把封闭、保守、政教合一、伊斯兰教化的土耳其变成一个世俗、开放、政教分离、西方化的民主社会。 他使用军事手段，关闭了伊斯兰宗教法庭，把教育从阿訇（伊斯兰教士）的手中夺回来；提倡女性权利，使用西方的日历，强行把政教分离，推行世俗化。在那样封闭的穆斯林社会，能够产生这样一位具有反叛、改革、追求西方文明价值的领袖，几乎是个奇迹。 ●谁是西方文明的敌人 在安卡拉的时候，我怀著深深的敬意去参观他的纪念馆，还在在那里买了一本研究他的专著《阿塔土克和军队》（Ataturk and the Military）。这位将军戎马一生，酷爱军事，但在他的纪念馆里，却找不到一张他穿军装的照片，更没有他穿过的将军服展览。全部我看到的照片绝大部份是西装领带，还有些土耳其传统服装。可见这位将军是多麽西化。纪念馆中还有一套他锻炼的设备，弹簧拉力起卧器，和现在的锻炼器差不多，只不过是木制的。锻炼器和他照片上高大结实的身材，都证实这位将军相当有纪律性，注重节制。 这位将军手下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土耳其军队强悍善战，在韩战中是出名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支军队成为把土耳其变成世俗社会的重要保证。军队在土耳其有相当独特的地位，待遇高，有自己的俱乐部和专项服务机构，而且媒体不可随便批评军队。同时该国有严格的法律，任何宣传极端伊斯兰宗教以及仇恨言论的，都将被治罪，军队并严厉打击伊斯兰原教旨组织和分裂活动。 1994年当选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长的厄尔多根（R.T.Erdogan）是一位比较狂热的伊斯兰教政治人物，他在公开演讲中反对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呼吁退出北约，并朗诵诗说：清真寺就是我们的军营，圆顶就是我们的头盔，经书是我们的刺刀，信仰者就是战士。全世界15亿穆斯林人，都在期待土耳其站起来开始反抗（西化）。土耳其军方毫不客气地逮捕了这位声望很高的市长，经审判，判处他十个月的刑期，终生不得从事政治（後来被赦免，目前他为土耳其“正义和发展党”党魁）。 也许人们会认为这种军事强权会走向独裁，但土耳其的将军们和巴基斯坦的穆沙拉夫不同，他们不是用军事政变建立军政府，而只是用军事力量保证民选政府不要落到狂热的伊斯兰宗教者手中。如果出现那种局面，军队就要出面干预。1997年，当热衷伊斯兰宗教的厄尔巴坎（Erbakan）总理要把土耳其拖向宗教社会的时候，土耳其军方出面干预，迫使他下台，使权力又回到温和派和世俗派手中。 哈佛大学学者亨廷顿（S. Huntington）曾提出，冷战结束後世界主要冲突将发生在西方和伊斯兰两种文明之间。911後这种说法似乎更被重视。但仅土耳其这个例子就已构成挑战：典型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却是美国亲密的盟友，不仅是北约成员，还在积极申请加入欧盟。土耳其的例子说明，向西方文明挑战的主要不是伊斯兰文化，仍是专制制度。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如果结束了专制，以土耳其为样板，走向开放、多元和民主，那麽它不仅不会和西方文明冲突，而且会成为世界多元色彩的一部份，使人类在异同中和平共存。 （载《开放》2002年2月号） |
| 巴灵顿和中国教授分肥（下） 2002-01-21 |
| 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今年89岁高龄的钱伟长是中国相当有地位的人物之一，在政界，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巴灵顿大学简报说钱伟长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有误，查人大副委员长名单，没有钱伟长），已属“国家领导人”之一；在学界，作为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大学於1994年由上海工业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和原上海大学等四所院校合并组成，下辖22个学院）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已属学界领导者之一。在政界和学界有这麽高地位的人，怎麽会去给一个在美国不被任何教育机构认可的巴灵顿大学做“中国顾问”？
巴灵顿大学的新闻简报没有解释“中国国家领导人之一”的钱伟长为什麽会给这所在美国几乎无人知晓的函授学校当顾问，但却提供了在获得了钱伟长等中国要人担任海外顾问之後，巴灵顿大学进入中国的速度增快，规模越来越大的消息。 1999年12月，巴灵顿大学校长罗伯特．贝廷格被邀请到了北京，和中国人民大学等签署了合办双学位的协议书。据巴灵顿大学的新闻简报，为了庆祝这些项目的签署和合作，罗伯特．贝廷格校长被邀请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里举行的特殊仪式”。赵立桐赞誉这位誓言“要把中国变成我们公司的巨大资金来源”的巴灵顿校长是致力“推动中国的教育事业”。 据网络教育公司的新闻简报，巴灵顿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了一个名为“新千禧年”的项目，通过人民大学，把巴灵顿大学拓展到全中国。该简报介绍说，“人民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个最大的学府，并在中国高校中学术地位排在前二十名之内。巴灵顿大学将通过人民大学把远程教育扩展到整个中国。” 该简报引述巴灵顿大学校长罗伯特．贝廷格的话说，“通过巴灵顿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合作协议，我们的网络教育公司准备今後两年进入中国的其他42所大学。” 在巴灵顿和中国人民大学签署了协议8个月後，美国《南佛罗里达商业报》报道说（2000年10月16日），“今年早些时候，巴灵顿大学和中国的33所大学签署了双学位协议。超过70万的学生在中国各省的大学就学，巴灵顿大学期待其中会有3－4%在两年内报名该双学位课程，每人费用4,000美元。” 据网络教育公司的新闻简报，在湖北省教委批准武汉巴灵顿学院成立之初，仅湖北电大就有34名学生选择入学巴灵顿大学。如以每人学费4,000美元计算，巴灵顿因此就收入了13万美元。如果巴灵顿大学按照它期待从中国各省的70万大学生中招收3－4%的学生（取中间值是二万五千人），仅学费一项就可收入高达一亿美元。在雅虎金融网上列出的该网络教育公司执行总裁、19岁时创办巴灵顿大学的斯蒂汾．贝廷格，现在年薪是25万美元。 巴灵顿大学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的多所大学，不仅由於有钱伟长这样的“重要人物”做“顾问”，还在於得到很多中国“教授”的帮助。在巴灵顿和湖北电大合办的“武汉巴灵顿学院”的教员名单上，列出了八名中国学者（名单附後）。 这八名列出的“武汉巴灵顿学院教授、副教授”是巴灵顿大学自行任命的，还是他们在中国学府获得的真正学术头衔，则不得而知。因为从他们刊出的简介来看，好几位“教授”还在大学读博士，没有毕业；有的仅在社会上一些团体担任职务，并无学历情况。 巴灵顿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巴灵顿（中国）工商管理培训项目”网页，则列出了25名中国学者作为巴灵顿的教师（详见附录）。 其中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李宝山、马月才、王立平、吴培良、赵锡军、何晓群、李金轩、王以华；清华大学的教授金占明； 副教授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维库、成栋、徐经长、李剑峰、李晓光、王化成、陆正飞、吴冠之、李先国、张金顺、朱福东、焦叔斌；南开大学的孙非；北京大学的王志伟；南京大学的陆正飞等。 这些中国学者，有的是博士生导师，有的是教研室主任，有的享受中国国务院政府专家待遇，可谓相当有学术成就和地位，怎麽会去给巴灵顿这样的大学做教师？ 而且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硕士生指导教授李宝山、马月才、吕政等还被列为“美国巴灵顿大学中国部学术委员会成员”。巴灵顿这样在美国根本不被任何教育机构认可、毫无学术地位的网络学校，居然在中国还有了“中国部学术委员会”，而且出任“学术委员”还是中国带博士生的真教授们。 以中国人大、北大等那些为巴灵顿担任教师的教授们的外语能力，难道看不懂巴灵顿大学网页上写著的“巴灵顿没有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认可”这句英文？而且他们担任教职的“巴灵顿（中国）工商管理培训项目”的网页上是有巴灵顿大学英文网址的，他们难道从没有去上面看一眼？或者看到了但就是要这麽做？ 据美国《南佛罗里达商业报》记者达根（Ed Duggan）报道文章，那位19岁创办巴灵顿大学的网络教育公司总裁斯蒂汾．贝廷格在2000年5月接受教育出版物《The Green Sheet Gazette》采访时说，“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教授都通过向学生推销（巴灵顿大学）学位项目而获得回扣，可获得学费的一半。”巴灵顿的学费是4,000美元，那麽中国的教授介绍一个学生就可获得2,000美元。而一个中国学生报名巴灵顿，注册费是700美元，再加上4,000学费，等於3万7千多人民币，约是一个普通中国工人两年的工资。 巴灵顿大学的简报没有说钱伟长、赵立桐等“中国顾问”是否得到、或得到多少报酬，这只有等待国内的记者同行们去调查了。 2月1日於纽约 附录： 一、武汉巴灵顿学院列出的中国教师名单和简介： 刁兆峰，武汉巴灵顿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在读博士，武汉市汉阳区政府咨询委员； 王基建，武汉巴灵顿学院副教授。 白玉，武汉巴灵顿学院工商管理系副主任，中国管理科学院湖北分院、湖北软科学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林根祥，武汉巴灵顿学院管理工程系副教授。 张友棠，硕士学位，武汉巴灵顿学院会计学系副教授，注册会计师。 张伟琳，武汉巴灵顿学院会计学系副教授，注册会计师。 王海斌，武汉巴灵顿学院副教授，市场营销教研室主任。 赵洪中，武汉巴灵顿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在读博士。 二、巴灵顿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合办的“巴灵顿（中国）工商管理培训项目”指定和认定的教师名单与简介： 李宝山：巴灵顿培训项目指定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巴灵顿大学中国部学术委员会成员。曾获国家教委国家级优秀奖，北京市爱国立功标兵奖。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待遇。 孙非：巴灵顿培训项目指定教师，南开大学国际企业管理系副教授。曾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堪萨斯大学访问，後在美国多实公司工作和研究。 马月才：巴灵顿培训项目指定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产业经济教研室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巴灵顿大学中国部学术委员会成员。 吕政：巴灵顿培训项目指定教师，经济学博士，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巴灵顿大学中国部学术委员会成员。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待遇的专家。 吴维库：巴灵顿培训项目指定教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教研室副教授。清华大学博士。曾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进修公司战略、竞争战略及领导学。 成栋：巴灵顿培训项目指定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营销系主任，副教授。西安统计学院兼职教授。 王立平：巴灵顿培训项目指定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曾在日本福岛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连锁商业问题。 王以华：巴灵顿培训项目指定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徐经长：巴灵顿培训项目指定教师，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国际会计教研室主任，博士、副教授。 李剑峰：巴灵顿培训项目指定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组织行为学博士，欧洲管理学院客座教授。美国管理学会、美国心理学会外籍会员。 李晓光：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王化成：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副主任，会计学博士，副教授。 陆正飞：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企业管理学博士，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吴冠之：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博士。 李先国：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经济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市场营销研究中心副主任。 吴培良：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管理学教授。北京现代企业会副理事长，兼任中管院企业发展与组织研究所所长。 张金顺：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博士。 王志伟：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科学》杂编委。 赵锡军：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金融系主任，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何晓群：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教授，数理统计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工会副主席。 朱福东：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和MBA研究生导师。 姜旭平：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金轩：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高校商业经济教学研究会长。 焦叔斌：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国际商务教研室副教授。 金占明：巴灵顿计划培训项目认证教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载《多维网》2002年1月） |
| 巴灵顿和中国教授分肥（上） 2002-01-20 |
| 在很多人对新浪网共同主席吴征的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提出质疑之後，吴征接受《中国企业家》杂采访时，却苹字不提他怎麽获得的这个“博士学位”，反而表示他听说巴灵顿大学的教授“有很多都是麻省理工和哈佛出来的”。言“内”之意，有哈佛、麻省理工教授的“大学”还有错吗？
巴灵顿大学有没有从麻省理工和哈佛出来的教授？别说在这所网络函授学校的网页上没列出任何从“哈佛、麻省理工出来的”的教授，甚至连一个不管从哪儿出来的教授都看不到。 打开美国正规大学的网页，一般都可以看到该校主要教员的名单，尤其是主要科目的教授还列出学历情况，例如从哪所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等。但在巴灵顿大学的网页上，根本没有这类介绍，不要说教授，连任何一个教师的名字都没有！ 巴灵顿大学是“网络教育公司”（Virtual Academics.com）下属的10个函授学校之一。该网络教育公司有雇员15人，其网页列出了11名雇员的简历，从中可以看出，全部这些雇员都不是教师，而只是公司管理人员，包括那名1991年创办巴灵顿大学的19岁美国青年斯蒂汾．贝廷格（Steven M. Bettinger），现是该网络公司总裁，今年30岁；他的父亲罗伯特．贝廷格（Robert K. Bettinger）是巴灵顿大学校长，今年64岁。 这11名管理人员中，仅有一个人拥有博士学位，是从前苏联分离出去的乌克兰的Kharkov大学获得的，是数学和电脑专业，现在负责公司的网页设计等。其他10名雇员中，有一人的名字前写著Dr.（博士），但简历中没有说明在哪里获得的博士，或是不是博士。另外9名雇员，全部都没有硕士学位，其中有几人获得过学士学位。巴灵顿大学校长罗伯特．贝廷格的简历只是说，他毕业於纽约的长岛大学（LIU），是函授教育专家。 巴灵顿大学印制的学校简介上写的是“校长罗伯特．贝廷格博士”，但在美国《南佛罗里达商业报》记者追问下，这位“校长博士”承认他没有博士学位。但在给该报记者的电子信中，该校说“罗伯特．贝廷格校长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得过硕士学位。”但那位美国记者查了该校在阿拉巴马州教育局注册的资料，上面并没有显示贝廷格校长有硕士学位。那位记者又问询了哥大学生记录办公室，答覆是，贝廷格曾在教育学院一个不授予学位的项目学习过，该校没有给他颁发过硕士学位。 雅虎金融网刊出的该网络教育公司的自我介绍说，巴灵顿大学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注册（没有说得到美国任何教育机构认可）。该介绍上仅提到一个外国的名字，即中国，强调巴灵顿大学已被中国的省级高教委员会认可。 为什麽在全球189个国家中，巴灵顿大学单单能够打入中国、得到中国省级教委的认可？经过记者调查，发现其中有几个关键性的中国人在中间穿针引线，给了巴灵顿相当重要的帮助。 第一个中国人是高从德。在该公司列出的11个雇员名单中，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Richard Congde Gao（译音高从德）。他的简历说，高从德“是该网络教育公司的副总裁，负责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络事务，并是加拿大温哥华的巴灵顿学院院长。”高从德的学历是，“从中国武汉的Huangzhou科技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美国学习过MBA，他的学术成就包括发表过东西，有发明专利和被认可的设计等。” 记者找到了现居温哥华的高从德，在电话采访中，首先请他证实吴征是否在巴灵顿大学获得过博士学位，但高从德对此不置可否，说不能提供这个资讯，并对巴灵顿大学是否设过博士学位也不予证实。“巴灵顿大学现在有多少注册的中国学生？”高从德说“这是学校的内部情况，不能公开。” 在问到他的名字Congde是哪两个汉字时，这位温哥华巴灵顿学院院长也不提供，并很警觉地反问，“你从哪里拿到我的名字？”对於他担任院长的温哥华巴灵顿学院，他回答说，“两年前就不办了。”并强调他现在不再负责巴灵顿大学进入中国的事务。当问他现在是谁负责时，高从德说“你自己去查吧”。 当记者指出“网络教育公司”的新闻简报提到他以巴灵顿大学的亚洲事务副总裁身份於1999年去了武汉，和湖北“电大”建立了“双学位”合作项目，并成立了湖北巴灵顿学院时，他承认有这麽回事。网络教育公司在雅虎金融网上的自我介绍上说的巴灵顿大学被中国一个省级高教委员会承认，就是指这个在武汉建立的巴灵顿学院，已被湖北省高等教育委员会批准并认可。 该网络教育公司2000年1月26日发布的“新闻简报”说，“湖北是中国最大的省份之一，有七千五百多万人口。巴灵顿大学和湖北电大达成了协议，网络教育公司将向湖北电大提供独特的远程教育，并建立了湖北巴灵顿学院，主要校园设在武汉——中国的第三大城市。” 该“新闻简报”还引述巴灵顿大学的“中国事务代表”高从德的话说，“我们正在寻找大型校舍，我们从1999年9月开课，这种合作项目获得积极回响，申请下学期入学的人增长了350%。”湖北电大学生只要申请入学巴灵顿学院，就可获得双学位，即巴灵顿和湖北电大两个学位。 该新闻简报还引述巴灵顿大学校长罗伯特．贝廷格的话说，“我们非常高兴巴灵顿大学进入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市场。” 记者看到高从德的简历上写的是毕业於武汉Huangzhou科技大学，感到很生疏，因为没有听说过武汉有这样一个译音为“黄州”的科技大学。几次问高从德Huangzhou是哪两个汉字，他都拒绝提供。 後来他打来电话说是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华中”怎麽会拼写成了“Huangzhou”？高从德解释说：“我的发音不准确，美国佬又听不好，所以他们写成了Huangzhou。”并反问道：“难道你怀疑我做假吗？如果我做假，怎麽会最後告诉你是华中理工大学？”但为什麽一开始那麽神秘呢？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既然是亚洲事务副总裁，有什麽值得躲躲藏藏的呢？ 高从德说他曾任院长的温哥华巴灵顿学院两年前就不办了，说明他在该网络教育公司至少已有两年以上。“难道你两年多来从来没有看一眼你们公司网页上你的简历，没有发现你的毕业学校名字拼写错了？”高从德犹豫了一下说，他从来没有看过网页上他的简历。 对於高从德简历上说他在美国学习过MBA，记者问他在哪所大学，获得过什麽学位？他回答说，在康乃尔大学学习过，但没有获得学位。并说他还在纽约的华人区法拉盛住过一段时间，但没有提供做什麽。 高从德虽然说他不再负责巴灵顿大学在中国的事务，但在巴灵顿大学中文网页上列出的中国学生报名地点是温哥华的地址，报名电话是他的电话，电子信地址是[email protected]。 但在记者采访高从德之後，巴灵顿大学的中文网页迅速消失了，仅有“Updating”字样，至今没有恢复（电子信地址也由Richard换成了webmaster）。而且“网络教育公司”列出的11名员工中，Richard Gao的名字也很快“消失”了，现在仅剩下了10个员工名字和简历。记者再给高从德打电话问“这是怎麽回事？”他非常不耐烦地回答：“我不能给予解释，我不再管这事，我这里有客人，你要怎麽写就怎麽写吧。”然後就挂断了电话。 帮助巴灵顿打入中国的另三个关键性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一个是北京“亚太文化和教育基金会”副主席赵立桐（译音Litong Zhao），另一个是自称孔子第72代後裔的孔令伟（译音Lingwei Kung）。 据主管巴灵顿大学的“网络教育公司”2000年2月15日的新闻简报，“本公司今天宣布，任命了三位著名的中国公民为（网络教育公司）国际顾问团成员┅┅一位是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博士。他现在还担任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盟副主席。钱先生拥有数学和物理学博士学位元，是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国家领导人。钱博士还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该简报介绍赵立桐说，“他是亚太文化教育基金会副主席，中国人口控制协会秘书长，中国医药基金会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前联合国人口基金项目主任。赵先生是人口统计经济学家、教育家、自动化控制公司的资深工程师。” 该简报介绍孔令伟说，“孔令伟博士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东方山投资公司主席，东方商务集团主席，教育家，经济学家，哲学家，作家，孔夫子的第72代後裔。” 该简报引述巴灵顿大学校长罗伯特．贝廷格的话说，“我们网络教育公司准备在中国的远程教育中扮演主要的角色，我们的外国顾问团成员通过他们在中国的专业经验和对中国教育市场的了解，将对巴灵顿大学在中国推行这一目标提供巨大的帮助。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外国顾问团成员的经验，我们有质量的项目，以及我们扩大的战略，在可见的将来，将把中国变成我们公司的巨大的资金来源。”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1月） |
| 杨澜吴征“没有骗过任何人”吗？ 2002-01-11 |
| 本来自1997年底听到“杨澜上了《纽约时报》头版”一说起，直到开始看到网上的质疑，我一直觉得这不过是一个“虚荣心”的问题。谁都多少有些虚荣心，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希望得到人们的肯定，好能开始一番自己的事业。我不仅没有认为吴征杨澜就是心地很坏的骗子，反而觉得他们都有一定的能力，即使不那麽夸张，也能做成一些事情，尽管远不会像现在这麽“成功”。
但随著对吴征杨澜事情的进一步了解，尤其是吴征杨澜在受到媒体和大众质疑後的一系列做法，则越来越改变了我最初的看法。吴征杨澜既然已经成了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排上名的富豪、上了美国《富比士》排行榜、成了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联席主席，那麽受到大众和媒体聚光灯的检验就是非常正常的了。 公众人物有很多机会对媒体讲话、影响大众、塑造自己的形象；能得到许多实际利益的好处；（像这种非政坛的公众人物）既可以得到权势的支持，还不会像政界人物那样由於权力斗争而垮台。如果再没有媒体的监督制约的话，那麽公众人物岂不是不可一世了吗？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没有监督制约的势力都只能导致灾难，无论是对大众还是对他们自己。 吴征杨澜自1997年回国後，一直都被媒体捧著，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批评。吴征杨澜没有创造什麽产品，且不说杨澜的电视采访实在是声势大，内容差，即使她的节目达到中国最高收视率，她也不至於在这麽短的时间内暴富到“当今中国最富的女人”的地步。虽然这些财富都是股票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公众人物的名人效应，凭什麽一个刚刚成立的、很难短期盈利、又极容易砸锅（一是由於传媒业本身的性质，二是由於受政府限制，自由竞争困难）的公司，股票价值会那麽飞涨？媒体效应不仅把吴征杨澜火箭般地推向“成功”之路，而且一面倒的吹捧赞美已经几乎改变了他们俩的本质。 从吴征在《北京青年报》上骂质疑他的人是“疯狗”，到他对多维新闻网邀请他回应的态度：“我无兴趣给予不配有的重视。”吴征的形象在我眼里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吹吹呼呼的小青年”。 从杨澜怒斥批评他们的人是“懦夫”，到她在《南方周末》（1月10日）上的狡辩，她在我眼里也早已不再只是“一个虚荣心强一点的女孩子”。 而吴征杨澜从到北京找权势威胁、压制媒体，到用歪曲别人文章内容的方式跟纽约“国际艾美奖”告状，到现在通过律师发威胁信，到面对这麽多人的这麽多质疑、指责不承认任何错误，反指别人“栽赃”，这两个人在我眼里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了。 虽然吴征杨澜的信是通过律师合法手段送达的，但这的确是一封恐吓信。有朋友谘询了美国律师，他也说“这是一封恐吓信（intimidation letter）”，“试图吓住作者，以至不再继续写他们。”这种恐吓有没有效果呢？应该说从一定程度上是有的。这几天来已经有许多朋友叮嘱我，今後写吴征杨澜的时候，在说法和用词上更要小心谨慎，千万别让他们抓住可以打官司的把柄。这些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们的善意叮嘱，使我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中国人“怕打官司”的心情。但官司如果必须打的话，对我和对关心这个事件的读者们都是一个学习美国法律的机会，更何况我对胜诉充满信心。 我在迄今为止发表的十多篇关於吴征杨澜的调查和评论文章中都还只是“质疑”他们的简历和说法，还从来没有用过“撒谎”的字眼。到不是因为担心吴杨可以用这个词跟我打诽谤官司，主要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他们属於夸大、吹嘘之类，虽说这也是撒谎或者叫欺骗，但总觉得这个词儿“重”了点；年轻人吹吹牛之类谁都干过点儿，成了大名被人指出固然汗颜，但道个歉，大家也就抬手过去了。但他俩的反应大家已经清楚了，而杨澜在《南方周末》上的谈话使我除了用“睁眼撒谎”，别无词汇可选择。 杨澜说：“他（吴征）从来没有说过他1986年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他是1986年就读於萨伏大学。他是1987年从法国语言与文学进修学院毕业┅┅我们在文凭上从来没有弄错时间，时间上的混淆是他们自己弄错的。他们是先弄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再来批判。他们列出了好多假靶子，不是我们阳光文化正式提供的，是根据其他的报纸或者网站摘抄的。这些报纸和网站呢，有个别地方弄错了，有以讹传讹，有记者想像的┅┅有时抄来抄去就抄错了。” 首先，且不说我找到的国内关於吴征简历的报道全部都是“1986年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1989年获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工商管理学士学位。”读者只需在新浪网的吴征正式简介中（至今如此），或搜寻“吴征”找到相关报道，就可以看出，关於吴征的简历全部都是同样的内容。正确的资讯可以相同，但记者“抄来抄去”竟然抄出了一模一样的错误时间？不仅把1987全都错成了1986，而且也把1991全都统一错成了1989。杨澜把读者们当幼儿园小朋友吗？ 其次，我再去找曾经下载过的“阳光文化正式提供”的“吴征博士”简历，但阳光网站不仅把“杨澜女士”的简历改了，更把“吴征博士”整个儿删掉了。我不禁哑然失笑。自吴征杨澜被质疑以来，这是第多少次改、删网上的内容了？ 我不禁想起奥威尔《动物农场》里的一段故事：动物农场里有七戒，其中包括：动物不可以住在屋里，不可以睡在床上；动物不可以杀害另一动物；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这七戒都清楚地用油漆写在墙上，大家每天都可以看到，记住。 但後来有的动物有了权势，他们不仅住在屋里、床上了；杀别的动物了；也跟其他动物不平等了。有些动物觉得不对劲儿，记起了墙上的七戒，就跑去看，一看发现，墙上七戒中的上述三戒已经变成了：动物不可以睡在“铺有床单”的床上；动物不可以“无辜”杀害另一动物；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高一等”。 有权势的动物硬是通过把墙上文字的涂改，就真的改变了那些动物们的记忆。但吴征杨澜的问题是，今天海内外那麽多人看过他俩的简历，不仅记忆在脑子里，还下载到电脑里。谁有能力把这一切在这麽短的时间里都涂抹掉呢？ 至於其他几项，她等於在全部肯定了质疑文章的正确性之後，不是矢口否认他们自己曾说过（写过！）的话，就是把错误统统推到记者或网站身上。既然这麽多错误怎麽在人们质疑之前一个都不改呢？另外还有许多问题杨澜根本没有回答，诸如： 1， 她在哥大是不是有“全年级最前面百分之五”的成绩？ 2，她上没上《纽约时报》头版？ 3，“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 这《凭海临风》序言中的话难道是吴征请“净出错”的记者写的？ 4，既然杨澜说吴征在九五年圣诞节时写了给巴灵顿大学的博士论文，吴征也说他的论文还得了奖，那麽请告诉大家去哪里找这篇论文？他既然还有辅导老师，并且有电话、传真沟通，那麽是否可以列出来让大家去核实？ 5，谁对《北京青年报》说的吴征是“当年唯一的保送生”和“名列文科第一”？ 吴征是否应回答一下写出“从忍俊不禁到忍无可忍”的复旦室友劳新兴，还有老同学潘天舒？吴征的两位老同学都文笔精彩且幽默，当年和他们成绩不相上下的吴征给杨澜的序言也（除了夸张之外）远超过杨澜的文章水准，他如果真诚地给老同学们回封信，恐怕比杨澜这麽硬矢口否认一切要强很多吧？ 有人说，在中国坑蒙拐骗的事儿太多了，远比吴征杨澜严重的行为根本数不清，现在揪住他们俩一些只是吹嘘、夸张的问题大做文章，是否太过份了？他们俩是否会成为中文媒体修理公众人物的牺牲品？ 吴杨事件也可能有些像前一段的赵薇事件。在中国一定有许多人对日本侵华史淡漠，或不关心、不在乎；而电影明星赵薇可能根本都不太懂这些事情，但她对“军旗事件”的满不在乎就使她自己成了这次“抵抗日本”情绪的“牺牲品”。赵薇的演艺生涯很可能就此断送了。也许会有人觉得可惜，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公众人物得到好处的时候是普通人的千百倍，那麽需要他们付出代价的时候，也不得不超过普通人。 国内无论有多少比吴征杨澜性质更严重的欺骗，但没人揭发、没人讨伐、没有追究机制，人们也就没有办法。而吴杨“倒楣”的是，由於他们的谎言多是关於海外的情形，所以碰上了海外华人这个“叫真儿”的群体对手。如果这次海外华人们一起揭开一个“传奇神话”的谜底，以此唤起国人的诚信意识、大众和媒体对公众人物的监督意识，这难道不能说是海外华人对中国的一次集体贡献吗？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维护了海外华人自己的信誉。 （载《多维网》2002年1月11日） |
| 吴征杨澜不要做懦夫 2002-01-10 |
| 一月四日下午，我正在家里写作，突然联结公寓楼外门铃的电话响了，一位女性的声音说，有重要信件要面交，问我住在公寓的哪一层。
一位白人女性核对了姓名之後，很郑重地递交了一封没有贴邮票的信。我还从来没有收到过如此“郑重”、需要“当面递交”的信件，多少觉得有点新奇。打开信一看，是纽约曼哈顿的“帕特森，贝尔纳普，韦布和泰勒律师事务所”（Patterson, Belknap, Webb & Tyler LLP）署名菲利普．弗洛伦兹（Philip R. Forlenza）的律师来的信，上面写著“面交并特快专递”给四人：多维新闻网何频、加拿大赵平波，我及我的妻子。 该律师信说，“我们是吴征博士、杨澜女士和阳光四通公司的律师。据我们所知，你们每个人分别、并且联手，参与了一场正在进行的破坏和损害吴博士和澜女士的个人名誉与专业信誉的运动，不正当地干预阳光四通集团的商务。” “我们在这里要求你们每一个人立即停止那种不正当的、可能被起诉的行为，其中包括发表或用其他方法传播，像在网上贴条子等，诽谤吴博士和澜女士的文章。┅┅你们这几个人要为所有的损失负全部的责任。┅┅其中包括要求赔偿因（你们）过去和将来的不当行为而造成的金钱损失。” 我这辈子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还从来没有收到过如此这般的恐吓信。而且是面交的。难道下次里面会装子弹不成？ 看了这封信，我首先想到的是吴征在密苏里期间因卖保险涉嫌诈骗、被中国留学生告上法庭时的做法。他当时不是到法庭上回答中国留学生们的诉讼，反而倒打一耙，背後秘密地给美国执法机构写告状信，指控这些中国留学生是把文革做法拿到美国，是美国制度的危害者等等。该信导致税务局突然抽查了几位中国留学生的财务情况，结果多数联名状告吴征涉嫌欺诈的中国留学生退出诉讼。这倒不是因为那些留学生的税务有问题（最後没有听说查出什厶问题），而是中国人刚来美国留学，不仅对美国的法律不熟悉，也由於中国那种生存背景，对官方心存畏惧。另外中国人怕惹麻烦，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打官司（他们得对吴征气愤到什厶程度才会想到联名去告），更不愿卷入和税务局有牵连的麻烦。 正是由於多数人退出了诉讼，才导致吴征躲过了一场本来应该被追究得更严重的官司（最後庭外和解）。吴征这种背後写信告状的做法，才真正是文革时整人最有效的办法。他居然在美国也成功了！ 这次吴征杨澜面对互联网上人们质疑的一系列反应，每一步都非常出乎我意料： 首先在去年11月30日，他们以阳光四通名义发出“严正谴责”的通告，虚张声势地宣称这是一场“有组织”的“造谣、诬陷”；并在新浪网设立以“警察”命名的网址，要“在全球范围内以法律手段追溯”“匿名”作者们，并“重奖”举报者。 接著吴征12月3日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除了坚持他在学历、艾美奖等事情上的夸大其词之外，指责质疑者们“恶意中伤”，用“下三流”的手段进行商业竞争，并谩骂网上的批评是“疯狗”。 我在多维新闻网发表的质疑文章12月12日被北京《中华读书报》转载之後，吴征杨澜马上向纽约的“国际艾美奖”告状，反指我歪曲这个奖。我在文中列出了“国际艾美奖”的网址、电话、地址，任何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亲自去核实。但吴征杨澜不仅有胆量在《中华读书报》回应我的文章中继续“国际艾美奖”有直播、有两亿人看到的谎言，同时反指我“造谣中伤”、“极为恶劣”。 与此同时，杨澜吴征在国内通过权势人物，并直接派人一边阻止媒体继续发表追踪质疑他们的文章，一边调查我的个人背景和这组文章与阳光新浪合并的关系等（我将专文另叙）。国内记者同行就吴征杨澜对媒体施加压力的背後行为表示“他们真的很无耻。”没想到同样作为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杨澜吴征，居然会去创造远比夸张学历、经历更严重的记录。 在不少人自12月初就真名真姓公开出来质疑和谴责吴征杨澜的夸大、不实言词之後，杨澜在12月19日还怒斥，“他们连名都不敢署，我只能叫他们是懦夫！”然後一本正经地对记者表示：“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线索了” 直到我收到了这封律师信才知道，原来杨澜这番大话的背後竟然连一点其他“线索”也没有，居然只有我们这几个明火执仗写、发文章的人。总得“抓”住一、二个“匿名者”，才能圆下来上面那句话的面子吧？ 但这就是吴征杨澜的做事风格，把大话说在前面，“震”住你们所有人，有了这个效果就行了，剩下的就不去管它了。他们用这种夸张的“媒体效应”在国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於是习惯性地延续这种做法。 这次动用纽约大律师事务所，又当面递交，又特快专递送律师信，到底是“大手笔”行动的前奏呢，还是又一轮夸张手法的“做戏”呢？他们一边在北京恐吓中国的媒体，一边在纽约恐吓美国的中文媒体，真拿出在“全球范围”追究的气势呢。 他们在这封信里不仅把发表文章的多维社负责人何频、写文章的赵平波和我连在一起，还把我妻子也加了上去，是不是实在找不到“大规模”的“有组织的”的“阴谋”了呢？我妻子有她自己繁忙的工作，从来没有就吴征杨澜事件发表过一个字；她的确帮助我进行了一些采访，她不愿署名并不是有任何担心和恐惧，而是因为在过去她协助我写作的许多文章中历来如此。但是吴征杨澜不仅在国内的报纸上特地注明她是我妻子，而且在这封发自律师的恐吓信上也要把我妻子带上。这到底是由於他们自己太愿意一起出头露面，也硬要把别人这厶拉上呢？还是恐吓：要把你们夫妻一起告？ 由於我连续写了这些关於吴征杨澜的文章，现在他们又把我妻子也加到恐吓信上，也许有人疑惑，是否我或者我妻子跟吴征杨澜有过什厶个人纠葛？事实是，虽然我妻子也读过哥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传媒与传播专业，但是杨澜入学的时候她已经去了新闻学院。无论我妻子和我本人都从来没有见过、也根本不认识杨澜和吴征，更不存在任何个人恩怨、商业竞争。我们都只和文字打交道，对任何商务都根本没有兴趣。吴征杨澜有征服从太阳到地球的商业野心，也不至於这厶树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假想敌。 本来我已经写腻了吴征杨澜，关於杨澜的几篇文章也在年底前基本写完，计划新年後告别越写越令人生厌的吴征杨澜，回到我去年11月底已写完只剩修改的一组关於我喜欢的作家奈保尔的评论。但吴征杨澜从国内到国外的做法，只能促使我在厌烦中继续尽量再多写几篇关於他们的文章，因为这件事本来只是一个媒体监督公众人物、上市公司高层领导人员信誉的问题；但现在吴征杨澜威胁国内国外媒体的做法，已经改变了问题的性质，把它变成一个利用权势和金钱干预和限制新闻自由的事件。我们是否再写、多维新闻网是否再发表，就成为一个是否要捍卫言论自由的问题。 吴征杨澜喜欢在做事之前先造声势，声势完了之後是不了了之，就像“警察”网址的“全球范围”缉拿。希望这次吴征杨澜不仅仅是造声势，而是敢於真正走向法庭，向法官解释那些他们不肯对读者、网友、股民回答的问题。 希望他们这次不只是恐吓和虚张声势，而是真正打一场“诽谤”官司。我曾花了几年时间学习和研究美国的“新闻诽谤官司”，还曾给受诽谤官司困扰的香港杂出谋划策，写长文分析诽谤官司赢输前景；也在美国发表过关於新闻诽谤案的文章，做了不少次空头理论家，却还从来没有过实践经验，对吴征杨澜可能提供的这次机会倒真的很感兴趣。 杨澜指批评她和吴征的人是“懦夫”，那厶希望他们这次给自己点儿面子，不要做懦夫！ （载《多维网》2002年1月8日） |
| 杨澜周励相似知多少？——追踪“杨澜传奇”之七（下） 2002-01-09 |
| 以前我一直有个印象，男人们喜欢自吹自擂，以显得我们重要。这次从杨澜和周励的书中我才发现，有些女性在这方面的才能不仅高於男性，而且更具“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周励的部份已是旧闻，我一直没法理解为什厶国内读者能风靡她那种近乎病态的自恋自夸，洪水般汹涌的虚荣心和见缝插针地对别人从生理到能力的贬损。当然，杨澜还是比周励含蓄不少的：
和吴征“是当年唯一的保送生┅┅列文科第一”“博士论文得了奖”一样，杨澜也是一直很优秀：“中学时代┅┅学习成绩又总是班上第一二名”“初中毕业时，我在年级里排到前几名，免试升入高中。进入高中，又成为学习尖子。在全区统一的高考模拟考试中，我的总分名列全区第一名┅┅正式高考时，我的总分在全北京市排入了前二十名，其中语文成绩几乎是满分。” 大学时，“我二十一岁┅┅每门功课都还学得不错，一直排在年级的前几名，特别是口语，几年中保持全优。大概有一定组织能力，人缘也不错┅┅得过最佳女主角的称号┅┅不少制片人和导演说：‘很难找到第二个杨澜。’” 美国留学时，“我在全年级的成绩排到前百分之五，最高的成绩是四分，我平均成绩是三点八。” 工作时，“《杨澜工作室》连续制作出一系列高质量、高品味、高水准的人物专访纪录片，深受国内及海外华人的关注和欢迎。”“《杨澜视线》┅┅赢得好几个第一：内地记者中，她第一个进入美国凤凰屋戒毒所深入采访，第一个亲身采访资深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10日） 另外，杨澜从“从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的说法也遍撒在杨澜简历、书和报道中。但据《凭海临风》里的描写，和杨澜一起应试的约有五十多人。就算还有十波其他应试者（已经很夸张了），也不过五百多人。当然，“从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说法也很难否认，反正国内的信息我们海外的人也没法去查。 再有，1996年的时候，杨澜是凭什厶资历被选入《大英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的呢？据杨澜自己的书，“英国剑桥名人录编辑部给我的父亲寄了表格，请他填写，作了三十五年教书匠的父亲却没有在上面落字。”一对父女同时被英国的名人录青睐，这在中国大概也是极少见的。 关於“杨澜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最年轻的校董”一说，已经被哥大学生学者联谊会在给杨澜的公开信中否定。由於有网友贴出文章说杨澜吴征可能给哥大捐了大约150万美元等，所以我在这里补充一点内容。 经过跟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校友办公室（Office of Alumni Relations）的里德尔小姐（Nancy Riedl）和戴尔先生（Rodrick Dial）查核，杨澜的确只是院长顾问团的成员。任何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学生只要关注该学院的事务，或在工作中做出一定成绩，就可以在院长的建议下成为这个顾问团的成员；是否向学院提供经济资助并不是成为顾问团成员的条件，但多数情况下，这些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对该学院有捐款。这只是一个荣誉职位，他们只是向院长提出一些有关教学或活动项目的建议。这个顾问团成员和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会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据戴尔先生介绍，杨澜对哥大国际关系学院工作的参与的确超过一般毕业生。去年院长安德森（Lisa Anderson）访问中国、学生事务教务长路易斯（Robin Lewis）访问香港的时候，都得到杨澜的多方关照，他们由杨澜陪同见到许多中国的各界人士，所以非常感激。杨澜（和“吴征博士”）的照片也几度登上学院的杂（SIPA News），成为在该杂曝光率最高的毕业生。 至於杨澜吴征给哥大关系学院的捐款则完全不是150万美元。虽然哥大由於受税务局要求的限制，不能给出杨澜吴征捐款的具体数额，但戴尔先生清楚地表示，杨澜吴征只赞助了一个学生。国际关系学院的学费一年约两万多美元，生活费低於学费。课程是两年，但第一年一般不给资助，多数学生靠贷款。从这个数字中读者应该可以基本推断出杨澜给哥大捐款的数额。 虽然杨澜并没有直接说过她是“哥伦比亚大学校董”，倒说过她是个顾问团成员，但她同时一点也没有否定 “杨澜成为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董”和随後一系列“哥大校董”的说法。这个句子的奥秘可能不在“校董”而在“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因为“顾问团成员”根本不是个正式的头衔或职位，没有人正经八百地冠上什厶“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这种定语。只有真正得到一个重要职位或取得重大成就才可能被人加这类定语，所以“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董”必是真正的校董位置无疑。而“有史以来最年轻”只有杨澜本人知道，总不能又是中国记者们编造吧。别说哥大不可能去记录历史上拥有过这个非正式职位的人都几岁，即使真有人知道杨澜是最年轻的，他们又是在什厶机会告诉中国媒体的呢？ 吴征杨澜做点什厶事都设法加上“第一”、“开先河”、“最年轻”之类拔高事情重要性的形容词。把这些东西都撒进简历或报导中，这人物一下子就非常了不起了。且不说目前为止他们这些“第一”之类不是假的，就是虚的，即使都是真的，照他们这种做法，恐怕每个留学生都能列出几个第一、开先河、最年轻、或最怎厶之类。如此下去中国人注定可以赢得牛皮吹破天的世界金牌。 作为传奇故事中的女超人，杨澜和周励在个人生活的重大事件上也颇有相似之处：杨澜和周励都在来美国一年多之後解除了国内的婚姻而改嫁他人。周励1985年夏来美，1986年底和麦克．伏赫勒结婚；杨澜1994年初来美，1995年10月和吴征结婚。在这里我丝毫无意评论人家的私生活（更何况她们俩的第二次婚姻都很幸福），只是列出她们相似的一个事实。应该说多数成功者都有比较美满的婚姻，因此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媒体也都最喜欢凸显这个事实，所以这里列出来应该不为过。 如果更耐心一点儿的话，关於杨澜和周励的相似之处还能找到不少，但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这篇文章的长度也超过了读者的耐心，所以再列最後一个相似之处： 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1992年8月在国内出版後引起轰动。一个月以後在纽约熟悉周励的华人们联合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指责周励伪造在美经历、无端贬损他人。随後几个月内，国内十几家报纸转载了纽约记者会上的内容。当时在上海的周励也开了记者会，发表了题为：“我控诉”的书面发言。在这篇散文诗式的“控诉”中，没有回答华人们指责的问题，用的是这类语言： “把金色的池堂搞混，只需倒一杯污泥即可。然而，水在流动，污泥总会被冲走┅┅”“曾经沧海难为水。坎坷、挫折、磨难，一切都经历过了。这点小小的风波，根本算不了什厶。”“太阳依然在照耀，鲜花仍然开遍大地，不管有多少丑恶的东西存在，生活仍然是美好的。” 杨澜吴征的不逊色大家已经熟悉，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们所用语言的相似：“你奔著目标往前走，突然有人从街道旁边一个黑咕隆咚的门里泼出一盆赃水，泼到你身上了，而且这个人还不敢露面。”“自古以来，邪终不压正”“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期望与你们携手共创和谐、美好之未来。” 当纽约的华人继续追究周励书中的不实之词时，周励通过纽约的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给几个主要指责她的人分别发了“警告信”，信中句子包括：“你恶意地散布关於麦克．伏赫勒博士的谣言┅┅你恶意地散布流言蜚语中伤周励┅┅你不断地制造恶意污蔑诽谤言论┅┅如果你不立即终止你的全部的诽谤中伤活动，我将代表他们对你进行民事起诉和惩罚性质起诉。” 但是，近十年过去了，周励到现在还没有起诉呢。 杨澜吴征也同样通过纽约律师发了同样内容的信：“你们┅┅制造诽谤吴博士和澜女士的言词┅┅要求你们立即停止那种不正当的、可能被起诉的行为┅┅你们要为所有其他共谋者的不正当行为负法律责任┅┅不放弃任何用法律或者其他手段追究的权利，其中包括要求赔偿因（你们）过去和将来的不当行为而造成的金钱损失。” 十多天过去了，杨澜吴征也还没有起诉呢。写的人还在写，写的人越来越多。 周励在造声势要起诉的同时，又“作为一个深深热爱自己的祖国和祖国人民的海外游子”揭发指责她的人“到美国後就参加了某个政治组织┅┅在纽约唐人街‘中华民国’小报上┅┅捏造事实”（周励的“我控诉”）；还有“同由台湾国民党支持的刊物《中国之春》勾结┅┅以攻击中国大陆为残延苟喘（这是什厶句子？）┅┅居然为《中国之春》写文章，搞翻译，从中拿到几个可怜的‘卖良心’钱。”（引自周励给政府有关人士信） 事实上，在谴责周励撒谎的人中，除了周励书中涉及的商人之外，还有和中国官方关系不错的作家、记者、编辑。有一位周励的朋友因会英语，曾被《中国之春》的一个编辑邀请帮助翻译点东西，但还没有做过。目前那位编辑和这位被邀请的人都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也有人指出：“六四期间，有多少人在烛光晚会中见到周励头绑白带，上书‘打倒中共，还我中华’┅┅ 现在摇身一变，又祭起爱国主义的招牌┅┅”（《美东时报》1993年4月17日） 杨澜的“海外反动人士”说法和吴征当年在密苏里给美国执法机构写信指控起诉他的留学生们是受共产党毒害的做法读者们也熟悉了。政治真是一张很好玩的牌。 他们的做法是不是雷同到近乎复制品的程度了？共产党也真是没有白培养周励、杨澜和吴征。在犯了众怒，成为孤家寡人的时候，他们都马上想到了谴责“反动人士”以谋求“组织上”的政治帮助。但即使在近十年前“党和政府”都没能帮上周励的忙，今天能帮上吴征和杨澜的忙吗？ 关於所谓“杨澜传奇”准备就此告一段落，因为“传奇”的神秘和美丽早已被杨澜自己的行为、语言和文字涂抹得丑陋不堪，无论再用彩笔或墨笔，谁都很难改变杨澜自己的手笔。 （载《多维网》2002年1月22日） |
| 杨澜周励相似知多少？——追踪“杨澜传奇”之七（上） 2002-01-08 |
| 我在“杨澜的英语能上电视吗”一文中谈到成年人学外语在口语上很难达到母语使用者的水准。後来有专门研究语言的英语教授纪杨楠根据学术研究资料、从语法和词汇量等角度更专业地撰文表明，青春期以後学外语（包括自幼学，但不生活在那个语言的社会环境中）不仅语法错误难以避免，言不达意的词汇局限也是常见的。但是，超人的语言天才还是有的，不信看下面的例子。
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周励写道：“我知道自己的打扮得体，轻粉淡妆，头发长而不散，提著公事包，一眼会给人一种舒适、信任的感觉，而我的英文又使人认为我是在美国多年的女商人，不会使人认为我才来美国两年！”“阿道尔先生┅┅突然问：‘你是在美国长大的嘛？’我说‘不，我来美国三年。’┅┅‘你是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个中国女子┅┅你很聪明。’” 在《凭海临风》中，杨澜写道：“他（吴征）学金融出身，却有特别的语言天赋。幼年时即随曾经是著名外交官的祖父学习法语。我曾背著他问一位法国友人：‘Bruno的法语究竟如何？’法国人回答说：‘如果闭著眼睛，我绝对相信他是正宗的巴黎人。’他的英语也非常道地，使我那从不轻易夸人的研究语言学的父亲不住地点头称赞。” 周励来美国之前“曾经抽空去过人民公园的英语角，在那里我发现，我在医学院学了五年的英语，几乎已是一片空白。英语角的青年们谈的政治、国际时势、电影艺术等，我几乎一句都听不懂。”然後，在35岁的时候，周励来美国了。在做褓姆、打餐馆、“做千万美元生意”的空余学英语，两、三年之後就被美国人问是否是在美国长大的了。 虽然善於夸赞的西方人经常会说：“你英语（或其他外语）说的非常好”或开玩笑“你说的比我还好”之类，但他们却不会认真地问你是否是母语使用者，因为成年以後的学外语者，不出三分钟，起码会在口音、语法或词汇使用这三方面中的一点露馅。而周励居然能在和美国富商从中国历史、中国瓷器聊到美国总统选举，聊了整个午餐之後被这个美国人认真地问是否是美国长大的，说明她在这三方面都没出破绽，能不是“语言天才”吗？ 吴征当然条件好，虽然是在中国长大，但自幼就跟祖父学了法语，後来又在复旦法语专业念了一年，然後去法国念了几个月语言学校，接著来美国呆了八、九年；他英语可以做杨澜的老师，经商“在美国已打下一片天下”，法语不仅一点儿也没忘，更进而能说“正宗巴黎人”的法语了。能不是“语言天才”吗？ 知识性错误还是夸大性误导？ 就像关於杨澜的报道说，杨澜的电视片合作者“曾数次获得普利策奖”一样，周励的商业夥伴则是“年度风云人物”。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周励写道：“一进公司，只见大厅内灯火辉煌，却不见一人，大理石的墙上，挂著一幅巨幅照片，那是《News week》新闻周刊的封面，封面上是一个美国商人的正面像，一行红字写著 The man of year（年度人物）。” 就像普利策奖不发给电视制片人一样，评选“年度风云人物”（Man of The Year；Person of The Year）的也不是《新闻周刊》，而是《时代》周刊；而且在这个入选名单中，也没有过一个被周励称为阿道尔的美国商人（周励写的是纪实，不是小说）。 当然，无论在写书或写文章中，谁都有可能出事实或知识性的错误。比方说，在我自己12月底写的一篇题为“再见，朱利安尼”的文章中，最後提到“他将被英国女皇授予‘爵士’头衔。他不再是朱利安尼市长，大概会被称为‘朱利安尼爵士’。”一位曾在英国居住过的读者来信指出，被封爵士头衔後，按英国规矩应把他的名字和头衔放在一起称呼，而不是姓；也就是说，朱利安尼应被称为“鲁迪（他的名字的昵称）爵士”而不是‘朱利安尼爵士’。这就是一个知识性的错误，我感谢那位读者给我这个知识，也借这个不太相关的机会纠正那个错误。 但是，关於杨澜的报道和周励的描写仅仅是知识性错误吗？ 杨澜和周励真是富翁吗？ 周励在《曼》书中说自己从40美元出国到四年内做千万美元的生意，但据知识出版社的《成功不在曼哈顿》，在做“千万美元”生意的时候，周励一家三口住的两房一厅不仅兼做公司办公室，还出租一间给房客住。 当然，很多大亨的节俭也是令普通人目瞪口呆的。杨澜的传奇中也有和周励颇为类似的例子。比如在《凭海临风》序言中吴征写道：“在认识我之前，杨澜已有过多次拍广告的邀请，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她却拒绝了。认识我以後，又有一次有人慷慨地提出愿意支付相当可观的广告酬金，她又拒绝了。” 据杨澜自己的文字，她1994年刚来美国在纽约大学读书时花275美元和别人合住一间房子。当然，那是别人帮忙找的住处。但到了1995年，她已经认识了吴征，在夏威夷看50美元一场的演唱会，她还因为票价太贵，咬咬牙才买了下来。一个对50美元票价都嫌贵、学费靠泰国商人资助的留学生竟会拒绝“开价竟高达百万港币”的拍广告邀请，这大概也是只有传奇人物才可能做出的壮举。开这麽高价的公司不会太多，杨澜一定会记得是哪一家吧？既然是在认识吴征以前，那一定是杨澜告诉吴征的，所以最好她能列出那个开百万港元高价的公司名字，让大家相信杨澜还是说真话的。後来那一次慷慨出“可观的广告酬金”的公司吴征杨澜也一定会记得吧，因为吴征说就一次嘛。 用吴征的话来说，杨澜不仅“连飞来的横财都不要”“她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这的确也是和放弃百万港元差不多的壮举，相信这两个“壮举”多数留学生都做不到，所以只能做凡夫俗子。 有网友指责吴征作为美国公民却声称“代表全体亚洲人”，而杨澜则拿著美国护照做中国的“申奥大使”。但既然吴征说杨澜“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说明她不仅不是美国公民，连美国绿卡都没要。那麽杨澜的“申奥大使”真当之无愧了？ 两条没眼的龙 杨澜和周励的书都把美国作为重要卖点，但两本书关於美国的描写却都是最可怜的一部份。周励书中主要描写的是她的童年少年、北大荒的下乡经历、蓝眼睛的男孩，然後是来美国以後去欧洲旅行的经历；杨澜书中主要描写的是她的童年少年、正大综艺的经历、黑眼睛的男孩，然後也是来美国以後去欧洲旅行的经历。她们俩画的龙，身子的每一段（除了顺序）都雷同（只是杨澜文笔和内容都是周励的学生），而美国则是这两条龙的眼睛，可惜点的不是龙眼。 去欧洲旅游、周游世界，无疑是不能自由出国的中国人的梦想之一，所以周励的“可以无忧无虑地去欧洲度假┅┅在瑞士，在托尔斯泰写了《琉森》的湖畔大饭店里，还打电话给纽约第五大道的总裁们，指挥调度著我和我先生麦克度假期间仍源源不断地从太平洋远航而来的集装箱┅┅每当我去欧洲或南美度假旅游，或者是当我回到自己的故乡，穿梭与神州大地之时，我的纽约曼哈顿客户的电话便会像接上热线似的通到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各个大宾馆我的床头┅┅”杨澜的“让我愉快轻松得几乎懒散”的希腊爱琴海、桑托林岛、“海边风景独好”的雅典、“热带风情”的夏威夷等四个整章的情节，自然最能引起国人羡慕，於是更增加了传奇故事中的“可望不可及”色彩。 这种令人心旷神怡欧洲之旅、美国优厚的高薪待遇、什麽眼睛的男孩，再加上周励的“曼哈顿中央公园边上拥有自己的寓所”，吴征的“我们先处理掉了在加州的海边别墅，後又卖了佛罗里达的房子”，这一切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现代版的成功神话”。 （载《多维网》2002年1月21日） |
| 杨澜和40美元的男孩——追踪“杨澜传奇”之六 2002-01-07 |
| 也许有的读者已经看腻了杨澜的故事，也许有的读者认为吴征还有更需要去调查和披露的问题，所以不值得继续在杨澜的“小事”上打圈子。的确，吴征的学历问题可能只是他问题中的一部份，其他方面的调查多维社和我都在继续进行中；也许以後的部份更“精彩”，但这需要花一些时间。在这期间偶尔有杨澜的故事填一下空（“传奇”中一般都有些令常人羡慕、佩服的“小”故事），权当看两场比赛间隙那蹦蹦跳跳上场的拉拉队吧。
杨澜在《凭海临风》里写道，她刚抵纽约的第一天，去机场接她的朋友们就“滔滔不绝”地跟她谈起在国内轰动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 “整个儿是蒙国内的人。”朋友们告诉杨澜。 “他们说得慷慨激昂，又极流畅，显然是已对不少人说过同样的内容。我听著有趣，知道他们在细节上太过认真了┅┅”杨澜写道。 也许正是因为杨澜当时（和写书的时候）都太过忽略了海外的人们对细节的认真，所以才有了她也被人们“滔滔不绝”地议论的今天。杨澜当时大概怎厶也弄不明白那些朋友们为什厶那厶“慷慨激昂”（她多厶应该好好了解一下！），但起码她得相信那些去机场接她的朋友们既没有和剧作者曹桂林有什厶个人恩怨，更没有和《北京人在纽约》剧组有商业竞争。他们“滔滔不绝”“慷慨激昂”的所有原因只是因为他们对海外的情形比较了解，对“整个儿是蒙国内的人”的事情愤不过，要较个真儿。海外的世界这厶大，什厶事儿做过份了总会撞到较真儿的人们。 94年我在《世界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的私生女是真是假”之後，有人告诉了我一些关於《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曹桂林的情形，希望我能写一写；还有人给我送来了一大纸袋关於《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作者周励的资料。但由於我当时忙於其他写作，再加上那两件事情都已经是“昨日的新闻”，所以我没有下功夫去调查写长文，只是把曹桂林和周励等内容合在一起，写了篇四千字左右的文章，发表在香港的《九十年代》杂上。 这次在了解吴征杨澜事件的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他们的不少做法居然和周励颇有相似之处，於是翻出了那一袋周励的资料，重读更觉得有趣，就因为有了这些“相似之处”的新发现。不信请看下面这些例子： 40美元的童话 在《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周励写道：“1985年8月21日，我从上海登上飞机时，身上只带著40美元。” 在《凭海临风》中，杨澜写道：“他（吴征）十九岁时只身去法国求学，兜里只揣著40美金┅┅” 我原来一直以为周励是带著50美元来美国的呢，一查，原来一分不差，她和吴征一模一样都是只带著40美元。这当然可能是千真万确的，那个年头嘛，或许当时只允许换40美元外币。他俩都从上海出境，带了一模一样多的钱出国也没有什厶奇怪，这个世界上巧事多著呢。 但为什厶都要强调40美元呢？周励要凸显的是，那些“长著一头金发、有著一双双碧蓝的、灰色的、棕色的眼睛的”“生於斯，长於斯，然而在美国这块自己的土地上，只能争到一个给别人当秘书、收听电话或者当售货员、替人跑腿等等廉价的打工饭碗”；“而我——一个在1985年夏天闯入美国自费留学的异乡女子，虽然举目无亲，曾给美国人的家庭做过褓姆，在中国餐馆端过盘子；却能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使那些天使般的美国姑娘羡慕不已的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 杨澜吴征要凸显的也同样：“他（吴征）没日没夜地在餐厅里打工，挣学费、生活费。”“凭自己的才干在美国创下一块天地┅┅”“我从替人打工，到替自己打工，到置身曼哈顿中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我毕竟在美国已打下一片天下，轻车熟路，好不自在。”（吴征序言） 周励以“从40美元到千万美元生意”的故事赢得的是：“一个女超人传奇的故事”“浪潮般的赞誉和推崇”。（《成功不在曼哈顿》，知识出版社1993年2月）“这样的成功之道┅┅有些人是擦著眼泪读完这部书的；很多读者（包括80多岁的老人）给出版社写来长信，诉说自己激动不已的心绪。”“不少影视机构意欲将《曼》书改编拍摄成电影、电视剧，其中包括谢晋这样的大牌导演和北京电视艺术制作中心这样的当红机构。”（《新闻出版报》1993年1月15日） 吴征以“从40美元到美国的一片天下”的故事赢得的是：“他曾为欧美数十家大型媒体机构、包括著名的美国电视设备公司Scientific Alanta担任顾问”（《新闻经济导刊》2001年10月26日），“在海外的华人圈里，吴征早就是一个名气颇响的年轻的华人实业家。”（《上海证券报》2001年11月17日）“受聘为北大、清华和上海大学客座教授”（吴征简历）。由於“吴征是那种商业素养和文化素养两者都具备的人”，（新浪财经2001年4月21日）杨澜自然也因嫁了如此有素养的富豪而备受国人羡慕。“幸运的杨澜拥有了成功者所拥有的一切┅┅”“杨澜的故事，似乎就是一个现代版的成功神话。”（《上海证券报》2001年11月17日） 两个40美元，表达同样的内容：从贫寒到巨富的“传奇”故事。 “蓝眼睛的欧洲男孩” 和“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 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中介绍她的德国丈夫迈克的一章题目是“蓝眼睛的欧洲男孩”。 杨澜的《凭海临风》中介绍她的美籍华人丈夫吴征的一章题目是“黑眼睛黑头发的男孩”。 我手头的周励资料中没有“蓝眼睛的欧洲男孩”这一章，仅凭当年在书店粗略扫过一眼的记忆，如有误，顶多拉下了“金头发”之类。为了核对记忆是否有误，我打电话给一位曾在大陆做过出版的朋友。 “哈哈┅┅没错，”她觉得我的发现好玩极了，笑著说，“你知道对许多没出过国的中国女孩子们来说，‘蓝眼睛的欧洲男孩’和‘黑眼睛黑头发的华侨男孩’是多厶迷人、多厶令充满罗曼蒂克幻想的女孩子们沉醉和想入非非吗？岂止写纪实作品的周励、杨澜知道，写小说的“美女作家”们也知道。这就是为什厶卫慧的《上海宝贝》里的男主角是‘蓝眼睛的欧洲男孩’，也是德国人呢；棉棉的《糖》里的男主角是‘黑眼睛黑头发的华侨男孩’， 嗯┅┅好像不是萨伏大学法语系毕业的，是英国长大的。瞧，她们的作品全都风靡中国了吧，聪明女性所见略同嘛。” 我还真不知道今天的中国男人居然在文学作品里都不被女孩子们追了，天哪，幸亏逃的早┅┅ 也许有的读者会认为我太拘泥细节了，但大家都读过几本小说，知道故事的编织主要靠细节。吴征的“密特朗夫人关照去法国”就是一个细节，可能是很随意表达的、很小的细节，但给读者的感觉则不必言喻了，否则为什厶《富比士》都引用，读者们也都记住了呢。 如果周励只说她的迈克是“一个德国人”，读者脑中可能反应出一个严肃、呆板、不苟言笑，甚至电影中的德国法西斯军官形象。而“蓝眼睛的欧洲男孩”则诱人想起西方罗曼史小说中那些潇洒、富有、浪漫的西方男子们。 如果杨澜只说她的吴征是“一个大陆留学生”，读者脑中可能反应出一个寒酸、木讷，在拥挤的小屋里、昏黄的灯光下苦读的书呆子（桌子上斜斜歪歪的电脑旁胡乱堆满了不只40本哈佛、麻省教授的天书）。而“黑头发黑眼睛的男孩”则或许能使不少女性想起当年那个曾风靡中国的、杨澜的好朋友费翔，或者《情人》电影中那个迷倒法国少女的年青华侨富商。 所以，你不得不恭维一下周励和杨澜在这种场合用词、用意的小细节呢。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1月） |
| 杨澜有进三大台的可能吗？——追踪“杨澜传奇”之五 2002-01-06 |
| 这篇文章是去年十二月底写完的，但在没有被发表出来之前，杨澜已经出来在《南方周末》（1月10日）矢口否认她曾经说过三大台或四大台邀请她做主持人。反正现在网上几分钟就可以查到的资料她都可以睁眼闭眼地否认，那麽几年前的报上（又没存在网上）的东西又何必在乎呢。再说，她以前根本没说过的话，现在也可以立刻制造出来嘛。
比方说，在上述《南方周末》的采访之前，从没见任何报道说她表示过，在“2000年那一班”这个节目中，她只是“中国部份的制片人”。但她现在忿忿不平地说，“我说我是中国部份的制片人，是根本不为过。”是不为过，可你以前没这麽说过呀！也没有任何国内报道说这部片子是关於中美高中生对比。但现在杨澜说，“这个片子就是关於中美两个班级的对比。说成是反映美国华人生活，是其他记者报道有误。”我似乎应该认真考虑一下，要不要起诉杨澜剽窃我文章中的话。 但不管怎麽说，她毕竟没敢否认吴征在《凭海临风》序言里写的她“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亚裔主持人”的说法，大概也没法说她没读过吴征序言；同时她也承认，“我只说过美国的主流电视台邀请我出任他们的记者或主持人。”所以我的这篇文章还不算太过时，除非今天杨澜再出来把上述这些话也都收回。 对於美国几大电视台或者整个主流媒体电视台是否邀请过杨澜做主持人，不是一个应该去调查、核实的问题，这几乎就像我不可能写封信去问布希，他是否曾经邀请过中国的外交部长做他的国务卿一样。 我在“追踪之四”的结尾处说，就算杨澜是语言天才，尽管只在美国呆了不到三年，她的英语口语就达到完全和美国人一样，或者比普通美国人说的还标准，那麽她是否有可能成为三大台，或其他美国主流电视台的主持人呢？ 和中国电视节目的播音员不同，美国电视台的主持人不是靠长相和声音获得主播位置，他们首先是记者，都是从记者开始一步步做起。成为优秀记者之後才一点点从地方小台往全国性大台挪动。电视台的主播们首先是记者（reporter），然後才是主持人（anchor）。我曾听过CBS晚间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的一场演讲，他从头至尾讲的都是自己做记者的经验和怎样做个好的记者。这位当年在德克萨斯州做地方台记者的拉瑟，因在报道甘乃迪被暗杀事件中表现优秀而获得全国名气，後被升到CBS全国网上。当被问道他认为自己是记者还是主持人时，他立刻回答，当然首先是记者。 这点杨澜也不陌生。她在《凭海临风》中写道：她曾问CBS资深主持人克朗恺特（杨澜对人名从不注释英文，也不知道她在说谁），“如果在‘主持人’和‘记者’这两个称谓中选择一个，您希望别人怎麽称呼您？”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记者。当然是记者。”杨澜本人也在她的书中、采访中、从哥大毕业後迄今为止的工作中、以及她在《我问故我在》这本采访录中对自己的定位都是“记者——主持人。” 这也就是说，杨澜也明白，要在美国电视台做主持人，首先得做个好记者。那麽在吴征说杨澜可以做美国“三大电视网亚裔主持人”的时候、杨澜说美国主流电视台邀请她“出任记者或主持人”的时候，是否知道美国人最熟悉的亚裔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宗毓华（Connie Chung）是经过了怎样一个艰难的过程才坐到了大电视台全国网的记者和主持人位置上？ 1946年出生在美国的宗毓华在大学里念的新闻专业，1969年就开始在首都华盛顿的一个地方小台做记者。两年以後进入CBS当地台做记者，曾报道1972年的水门事件。在CBS做了四年记者之後，她终於在1976年到CBS洛杉矶地方台做了新闻主播。在做了七年地方台主播、获得过洛杉矶的最佳新闻采访奖和两个艾美奖之後，才谋到了在NBC全国网做周六晚间新闻主播的位置，并主持一个清晨专题节目。1989年她跳到CBS全国网，主持周末新闻和专题节目。在做了23年从地方到全国电视台的记者、主持人之後，1993年5月当她终於升任晚间新闻的共同主播（和丹．拉瑟一起主持）时，据《纽约日报》（93年5月20日）报道说，“她从来没有想到这会发生在她的身上。”但宗毓华在两年後就被排挤掉。《纽约时报》（95年5月22日）的报道说，主要是她和拉瑟都想抢重大的新闻采访，而不甘只播报新闻。离开CBS後的宗毓华几经波折才得到了目前在ABC的20/20中共同主持人的位置。 从这个最成功的亚裔主播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竞争到一个大电视台主持人的位置是多麽困难，必须从地方小台的记者一步步做起。而杨澜由於比较顺利地得到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的位置，她和吴征就试图（也成功地）使中国老百姓相信，她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获得美国大电视台的主持人工作“拿一份优厚的待遇”（吴征说）。至於多“优厚”你们自己猜吧，反正中国人都有个感觉，那是个很高的价钱。 没错。芭芭拉．沃特斯（Barbara Walters）年薪一千万美元；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九百万；戴安．索耶（Diane Sawyer）七百万；丹．拉瑟七百万；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七百万；宗毓华在CBS和拉瑟一起主持晚间新闻时是一百七十万（当时拉瑟二百多万），做20/20的共同主持人已降到一百万；采访过江泽民的华莱士（Mike Wallace）三百万。而普通记者或制片助理只有二、三万的年薪（据《Brill’s Content》1999年5月号）。新闻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求职是全美所有行业里起薪最低的，平均只有一万七（据大约三、四年前的报道）。市场经济嘛，想做这一行的人太多，老板就拼命压低工资。 由於中美新闻体制的巨大差别，一般中国人并不了解美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经历，所以真诚地相信了杨澜吴征的说法，因而对杨澜崇拜倍至。在中国可以由於各种原因，学习成绩或人际关系等等，从学校直接到《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机构。 而在美国，如果做学者，有可能哈佛刚毕业就在哈佛谋了个教职；如果经商，可能耶鲁商学院刚毕业就进了华尔街最大的金融公司。但如果做记者，各大媒体则一般都不直接录用刚毕业的学生。因为记者是一个最容易“出错”的职业：丢三拉四，采访不到家、消息报道不准确、引言出了偏差、新闻平衡不够等等。只有在工作经验中一步步增加新闻敏感、报道经验，减少错误。所以大的媒体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共识，让那些记者们把错误出在地方报纸、地方电台，等他们成熟了，出错少了再到大媒体来。刚毕业的学生如果进入大媒体，基本上只能做不上镜、不署名、不直接采访报道的各种助理，这样往上晋升比从小媒体到大媒体更慢。 对於杨澜来说，即使她的英语说得和美国出生的人一样标准，即使她想认认真真地走从小媒体到大媒体的路，她也当不成美国三大台的主持人。这样说并无贬低杨澜的智慧和能力的意思；这只是由於她生长在中国，无论她在哥大怎麽“恶补”，关於美国这一课都不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可以补得过来的。 媒体是一个在时、空上都和现实社会太近的东西，所以它要求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必须非常熟悉这个社会和这个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像杨澜这个经历，你派她去报导美国主流社会的事情，诸如两党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之争等，她会茫然不知所措；如果说报导移民生活吧，任何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在移民社区长大的“小谭恩美”都会远比杨澜更熟悉。 我说杨澜对美国社会陌生并非想当然。且不说她在《凭海临风》中提到的非常有限的关於美国的部份，不仅肤浅到没法评论，而且仅限於什麽哥大留学生给孩子洗澡不小心碰坏了，孩子被员警带走了；中国女留学生和别人偷情，她丈夫开枪把她和情夫打了；美国老人多麽孤独之类。然後她用初中一年级女生的文笔和理解程度把这类事评论一番。 在总共只有七万八千字的《凭海临风》里面，关於美国的部份顶多占了五分之一，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主要是她个人的衣食住行经历。即使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了两年书，她仍是只要提到美国的事情就显得她离美国太遥远。 比如，她在一篇文章中劈头就说“理查得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这种“教授被开除”的说法实在是严重夸大。哥大新闻学院有很多各大媒体的编辑记者做合同教授，教得不好不被续签合同而已。她不知道在美国大学，尤其是新闻学院，开除教授得是多麽严重的事情！911事件後，一个被指控给恐怖份子提供援助的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授都不仅没被开除，还被保护了起来。 杨澜在另一个章节里为了证明美国社会太“自我封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国某部长1994年访美时，美国《时代》杂的董事长曾问他：‘请问你们中国的媒介什麽时候开放呀？’该部长回答说，‘中国的电视节目中有30%的节目是从世界各地引进的，而美国主流电视中有多少外国节目呢？到底哪个媒介更开放呢？’” 中国某部长这麽说话我一点儿都不奇怪，但声称在美国念了两年“新闻”的杨澜，居然一本正经很严肃地给中国人讲这个故事，她竟然连美国的媒体根本不存在“开放”的问题，人家是按“新闻价值”和“市场价值”取舍新闻，而中国是按“意识形态价值”取舍新闻这最基本常识都没弄清楚，她实在是连中国的记者都考不上。 中国电视节目中30%可以引进外国节目是被政府批准的，老百姓想看到更多，电视台也想播放更多，可政府不允许嘛。而美国媒体可以100%全播外国节目，谁管你呵？政府哪里管得著呵！但问题是，在美国外国节目没多少人看，即使只有5%外国节目也没什麽人看。没人管美国人看什麽，可他们对外国的东西不感兴趣，自己选择不看。如果你硬要播没有观众的外国节目，电视台不得关门吗？ 就这麽一个对美国媒体的基本常识都“不是多和少，而是有和无”的人，居然坦然地（通过她丈夫）告诉中国人，她放弃了“一份优厚的待遇”和美国三大电视网主持人的位置。而中国人（有多少亿？）居然都信了。 人们或许根本没有想像过，如果一个在北京大学读中文的二十多岁的外国人，中文说得极流利，但非中国出生、中国长大，有没有可能被中央电视台邀请做记者或主持人（除非瞪著稿子逐字念）？如果在节目过程中，观众忽然提到焦裕禄、董存瑞、庄则栋，或“文革馀孽”“海外反动人士”什麽的，这个外国人有可能都反应得过来吗？这每一个人名或词汇背後都有一段知识背景，对中国人来说是平常的事，是在那个社会生长自然而然知道的事，但对外国人来说，可能完全摸不著头脑，这主持怎麽当呵。 比方说我自己许多经历中的一个：我在哥大旁听课的时候，有一次学生们热烈地谈起了一个叫Joe DiMaggio 的人，那个熟悉劲头简直超过了对当时的总统克林顿；我猜这一定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所以没好意思问。後来又在报纸上也见到这个名字，而且一反新闻常规做法地没有给任何解释，说明是个任人皆知的名字，但由於当时还没有这麽方便的网上检索系统，所以我也没有去查，过了很长时间以後才偶然得知，他是美国五十年代最著名的棒球选手，玛丽莲．梦露的前夫，他的名字当年比今天的乔丹还响亮。 诸此之类，数不胜数。如果哪一天我回到中国，声称为了祖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在美国放弃了诸如《纽约时报》国际版主编的位置；别说让人家白纸黑字印出来，就只是跟一圈儿朋友吹牛，话一出口，也得先把自己吓出一身冷汗。倒不是那个位置上的人有什麽了不起，或许有不少事情你比他知道得还多，但你就不是这个背景成长的，做这个新闻主编就一点门也没有。 但吴征杨澜的话就胆大如上面这个例子，所以我才不得不就美国媒体多说了几句，希望能有哪怕几个国内读者读到，否则，如果下次有人说他们放弃了三大台的总裁位置，或者整个儿兼并了美国三大电视台，全国人民也会相信。吴征不是已经跟《北京青年报》说他要开始入股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了麽？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1月） |
| 杨澜的英语够上电视吗？——追寻“杨澜传奇”之四 2002-01-05 |
| 记不得具体都是哪些人了，反正印象中在国内媒体上对那些海外归国人士的报道中常常见到类似这样的句子：“某某放弃了海外的高薪待遇，选择返回家园，报效祖国”等等。虽然今天国内的人们未见得比海外华人更爱国，但大家还是对那些能“放弃国外优厚高薪待遇，回到祖国怀抱，报效国家”之类的举动充满纯朴的敬意。所以，如果回国的话，首先举起这块牌子，你就准能赢得第一阵掌声和喝彩声。这是你在国内成功的序幕。
之所以有“优厚待遇”可放弃，说明你在国外很成功，而用这种在“海外的成功”就足以引起那些难以迈出国门的同胞们的惊叹、羡慕和崇拜。有了这第一阵掌声、喝彩声、羡慕和崇拜，你就为自己下一步的成功奠定了一个漂亮的基础。 杨澜吴征回国後的做法就完全是遵循了这种媒体上传统的“爱国归国华侨”模式。关於杨澜放弃了有“优厚待遇”的美国电视台主持人工作而选择回国的说法，最初大概来自吴征为杨澜的第一本散文集《凭海临风》所写的序言。在这个序言中吴征写道：“对杨澜来讲，她也已经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亚裔主持人，拿一份优厚的待遇。但她却坚决不愿意。她说：不是自己的国家，再成功，心中不会满意的。於是，她连现成的绿卡也不拿。” 另外，最早开始批评杨澜的署名罗向真的文章中指出，在几年前上海《新民晚报》上的长篇采访中，杨澜吴征表示美国ABC、CBS、NBC和公共台PBS这美国四大电视网都曾邀请杨澜“加盟”，但被她拒绝了。我没有找到几年前的《新民晚报》，但基本上相信有这麽篇报道和这种说法，因为第一，它和吴征给杨澜书的序言很相似；第二，杨澜在1月10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指责别人“栽赃”时还说，“我只说过美国的主流电视台邀请我出任他们的记者或主持人。” 那麽以杨澜母语不是英语、26岁才第一次来美国、在美国只呆了三年左右，对美国社会根本不了解（从《凭海临风》可看出，杨澜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知识非常可怜）的现状，那麽她有没有可能“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亚裔主持人，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亚裔主持人”？ 杨澜吴征一直有做“第一”的雄心当然令人钦佩，诸如“大中华第一家历史文化主体频道”，“第一个亚裔国际艾美奖共同主席”，“第一个采访”某某某某，“创下亚洲主持人进入美国主流媒体之先河”，“首开亚太地区传媒公司借壳上市的成功先河”┅┅ 但杨澜“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亚裔主持人”却是张口就起码会被纽约的华人识破的谎言。且不说纽约当地几个主要（英文主流媒体）电视台都有亚裔面孔，起码曾在ABC纽约地方台做主播、现在纽约第11台做晚间新闻主播的董恺蒂（Kaity Tong）就不是在美国出生，而是五岁时来美国的华人；仅该台就有三位亚裔主持人。另外，美国的“亚美新闻协会”（Asian American Journalists Association）有1,700多会员，在美国各个电视台做主播的不下几十人（有兴趣的读者上aaja.org 或goldsea.com随便流览一下，就能找到不少），虽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美国出生，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杨澜做“第一个非美国出生”的亚裔主持人。 当然，反正无论怎麽说，国内的老百姓肯定是不知晓的，所以堂堂皇皇印在《凭海临风》开篇的，杨澜“可以成为第一个非美国出生，在三大电视网中一家任职的亚裔主持人”的说法，居然迄今为止在国内未受到公开的挑战。 做不成“第一”，那麽她有没有可能就做第100或第1000个亚裔主持人？ 首先，任人皆知电视节目主持人起码得能说准确无误的英语。在数万名中国留美学人中，像杨澜这种从国内英语专业毕业的人起码也得有几百甚至上千人吧？对於这些人来说，相信绝大部份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国内学的英语实在太有限，在美国适应了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後仍张口出错。通过刻苦努力，你可以读的远比美国人好，甚至写的也超过普通美国人；你表达时用的词汇可能美国人都没学过；你也可以口齿清晰，发音标准到超过美国南方人或口音重的黑人；但要完全杜绝口语中的语法错误，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相信不少人都有“张口出错，出口就发现错了”的体会。 当然，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无论你是经商、做律师、医生、在大学教书、甚至做印刷媒体的记者，都不需要说绝对准确无误的英语，能流利表达就足够了。但毫无疑问，对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却不可能容忍讲话中出语法错误，这种泼出去的水是没有改正机会的。美国的电视节目主播（无论是新闻还是娱乐节目）都绝不只是“瞪”著前面的银幕念稿子的播音员，而是随时能主持现场提问、并能在紧急情况下用话语控制、协调的“主持人”。 虽然我没有找到具体测试、研究的数字，但一般人的共识似乎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12岁左右（最高到15、6岁）以前来美国的人，其英语口语能力有可能达到像在美国出生的人一样。超出常人的语言天才自然有，但杨澜是不是？ 我们看看杨澜的外语经历：第一，虽然她父亲是英语老师，但她未见得自幼受到英语训练，因为据杨澜对《北京青年报》（2001年9月10日）表示，她上大学的时候还因听力不好、赶不上其他同学而沮丧。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她上大学时的英语水平不过是国内四年外语系的普通水平，这是个什麽水准相信许多念过外语专业的朋友都清楚。 第二，她大学毕业後就去中央电视台做中文节目主持人的工作，和英语毫无关系。哪个学外语的人都知道，只要不是母语，只要不用就忘（其实连母语都忘呢！）。她做了四年中文电视台的工作，即使没把在学校学的英语全还回去，起码忘了相当一部份。说你一点儿都没忘？但真正不应该忘记的是，在外语问题上，跟在海外成天和外语打交道的华人玩“超人”游戏是行不通的。 做了四年中文电台的工作之後，杨澜到美国念了二年半书。别说在美国念过书的人都知道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杨澜也在书里、采访中表示自己在哥大的学习是多麽紧张，用她的话说是“恶补”。那麽在那种紧张的生活情形下，她哪有可能去练什麽口语？顶多是课堂上、同学之间非常有限的交流而已。就这样一个过程的英语，她毕业後有能力做电视节目记者或主持人吗？ 也许这种推理太过主观，也许杨澜真的就是语言天才呢。但是我们看看杨澜自己的坦白吧： 在《凭海临风》的第227页，杨澜写道：“我只知道自己花几个钟头才能写好的英文信件，他（吴征）只用半个小时就能完成，而且，我不得不承认，其英文的流畅和准确在我之上。” 杨澜接著写道：“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在人民大会堂用英语主持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前，每一句台词都请他（还是吴征）帮我校正。” 迄今为止，相信多数读者对吴征的经历已经比较清楚，他的英文水准“好”到哪里也很容易设想。如果想像不出，可以到“国际艾美奖”网页听听吴征的一分零四十五秒钟讲话。顶多算说得过去而已。另外谁又知道为了“光荣地代表全体亚洲人”他花了多少准备的功夫呢？ 吴征毕竟在美国呆了近十年，他的英语在写和说上都超过杨澜是正常的。这同时也反过来证明，如果连吴征都能当杨澜的老师，那麽杨澜的英语水准离电视主持人差多远？如果在1995年的时候杨澜还需要吴征给她校正发音，那麽在1996年的时候就有“主流美国电视台”请她做主持人？ 她把精心准备、反复操练过的“申奥”讲词流利地宣讲一遍，“震”住绝大多数没有学过外语，对外语的深浅毫不知情的国人自然是很容易的；赢得从来都慷慨奉送赞美词的外国人也轻而易举，如果不是更容易的话；但是毕竟海外有太多外语经验丰富的华人┅┅ 如果就算杨澜是语言天才，尽管她只在美国呆了三年，但她的英语口语已经完全和美国出生的人一模一样，那麽她是否有可能成为三大电视台的主持人呢？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1月） |
| 杨澜 98 个字里多少错？——追寻“杨澜传奇”之三 2002-01-04 |
| 和吴征那以一堆学位和各种董事会成员罗列起来的简历稍有不同，杨澜那也颇为令人咋舌的简历中似乎多了些“工作成绩”；其中关於她在美国的“业绩”除了“曾被《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主要美国媒体大幅报道”之外，就是“ 1996 年夏天，杨澜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制片人莫利斯．莫米德共同制作导演了《 2000 年那一班》两小时纪录片，在哥伦比亚电视网晚上 7 点黄金档向全美播出，创下了亚洲主持人进入美国主流媒体之先河，并获评论界好评。”
这段话之所以为许多读者熟悉，因为它不仅写在杨澜的简历中，也遍撒在各种有关杨澜的报道中，只是有时稍有字句上的不同，像“她以亚洲著名女主持人身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知名度”，“在美国留学期间，杨澜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数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制片人莫利斯．莫米得共同制作导演了《 2000 年那一班》┅┅”“这部片子是以独立制作人的名义与哥伦比亚电视台合作的，反映美国华人社会的变化。此片的大受好评使杨澜具有了国际知名度，其中吴征功不可没。” 国内媒体对杨澜在海外的“成绩”毫不了解，所以几乎总是照搬杨澜简历和她自己的说法，这当然也是有情可原的。 那厶在上述短短的几段话中，有多少是事实呢？我们先谈她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合作。就这个问题已经有认真的网友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 48 小时”节目求证，并把结果公布到网上。那个求证完全属实。我在这里把那位没有署名的网友得到的信息和本文向CBS的“ 48 小时”再核实、谘询之後的内容加在一起概括如下： 第一，《 2000 年那一班》是一个共有 10 集的节目，除了杨澜参加的这一集是两个小时之外，其他每集一个小时；最早一集在 1996 年 9 月播出，最後一集在 2000 年 6 月播出。杨澜参与制作的并不是“两小时纪录片”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小部份，约 12 分钟。 第二，这套电视节目的内容是跟踪美国高中生从 1996 年入学到 2000 年毕业的课堂经历。杨澜的这 12 分钟是关於上海的高中生在学校的情形，为的是和美国的高中生活做个比较。该节目和“美国华人”的生活毫无关系。 第三，该节目制作人认为有一段中国高中生的内容，并把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美国的比较一下会很有意思，也会令美国人感到新奇，所以通过哥伦比亚大学找到杨澜来协助这部份内容的制作。杨澜是这 12 分钟内容的报道记者和制作者。但她并没有“共同制作导演了”整个两个小时的节目。 第四，这个两小时节目的唯一执行制片人（executive producer）是琳达．梅森（Linda Mason）。被杨澜称为和她“共同制作导演”节目的“著名制片人莫利斯．莫米得”应为“莫里斯．默拉德（Maurice Murad），他是CBS的资深制片人，他也参与了节目的制作。（本文的英文名中文译法均根据《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北京） 第五，杨澜参与的那一集节目在 1997 年 1 月 23日晚上 9 点至 11 点播出，属於美国黄金时间段的节目，但却不是杨澜所说的“晚上 7 点黄金挡”。 在上面引用的那一小段杨澜简历中，加上标点符号共 98 个字。但在这 98 个字中，我们再看一遍有多少与事实不符的内容： 第一，杨澜制作的 12 分钟节目被夸大了10倍，说成了有 120 分钟的“两小时节目”； 第二，她只是作为记者报道、制作了上海高中生的部份，但却被夸张成整个节目的“共同制作导演” 。 第三，该节目的唯一执行制片人是琳达．梅森。梅森曾多次获得艾美奖和其他有关电视节目的奖项。当然，默拉德不仅多次获得过艾美奖，更是资深制片人。 第四，明明是 9 点到 11 点播出的节目，为什厶一定要把它提前两个小时？（这令人无法不想起为什厶吴征一定要把大学毕业时间提前两年？） 第五，杨澜凭12分钟节目就“创下了亚洲主持人进入美国主流媒体之先河”吗？什厶叫“亚洲主持人”？是指亚洲人面孔？还是在亚洲的电视台主持过节目的人？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怎厶可能轮到杨澜“开先河”？无论是三大台还是CNN都早有亚洲面孔的主持人（这点我在後面的文章还会提及），PBS公共台更是用过无数亚洲人参与制作的节目；而在和商业金融有关的CNN金融网MSNBC，Bloomberg等台，则更是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亚洲人的报道片断。杨澜吴征真的是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还是说话的胆子太大？亦或是“无知者无畏”？ 第六，“获评论界好评”是虚话、空话。具体哪一家报纸、杂和电视台的评论？评的是 10 集的节目？两小时的节目？还是杨澜的 12 分钟？为了礼貌起见，我没有向CBS求证他们的节目是否得到好评。 除了杨澜的简历之外，上面引述的国内报道中还说该节目是“反映美国华人社会的变化”，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出自杨澜吴征，如果不是，那是国内媒体自己编出来的？反正在我能找到的所有关於杨澜吴征的报道中，从未见他们说过《 2000 年那一班》中他们参与制作的那一部份是反映上海中学生生活的。 国内报道还说杨澜凭《 2000 年那一班》“获得了广泛的国际知名度”。这世界上哪个人可以凭 12 分钟的报道（何况她还只是报道记者而不是被报道对象）就“获得广泛的国际知名度”？即使今天又有几个海外华人认为杨澜具有国际知名度呢？同样，这给杨澜打广告的话也可能并不是出自杨澜吴征之口，但国内的媒体到底是怎厶知道了一件并不存在的事情呢？ 在上面引述的国内报道中还有“杨澜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数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制片人莫利斯．莫米得共同制作导演了┅┅”的说法。他们大概只知道“普利策奖”的大名，却不知道普利策奖中根本就没有发给电视节目的奖。其中“新闻奖”部份只发给在报纸上刊登的报道和评论，连杂上的新闻作品都不包括。 由於想到莫里斯．默拉德也可能以前是报纸的记者（不少印刷媒体记者後转成电视媒体记者，或者同时跨越两边），所以谘询了CBS“ 48 小时”节目制片人琳达．梅森。她的回答是莫里斯．默拉德得到的是“艾美奖”，而不是普利策奖。 那厶，这“普利策奖”得主一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虽然美国“艾美奖”是美国电视的最高奖项，但明显地，“普利策奖”在中国具有更高的知名度，在新闻界也更具权威力量；於是有人就把这个奖“搬”到了杨澜的电视片“共同制作导演”头上。 在《新闻经济导刊》（ 2001 年 10 月 26 日）报道中还有这样的话：“他（吴征）与夫人杨澜合作，先後四次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节目，这些节目还被安排在黄金时段播出。” 在第三次谘询了CBS“ 48 小时”节目制片人梅森之後，得到的回答是，杨澜吴征给CBS做的节目总共只有这 12 分钟。CBS曾经希望通过一个著名记者把CBS的节目输入中国市场，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杨澜吴征能帮上忙，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 那厶，“先後四次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制作节目，这些节目还被安排在黄金时段播出”这条消息难道也是国内媒体毫无缘由地编造的？ 那厶，就这厶一个总共只在美国电视网上露了 12 分钟脸、关於这 12 分钟的 98 个字简历除了“1996 年夏天”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之外的其他信息都与事实有出入的杨澜，是否有可能成为美国三大电视网的主持人呢？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1月） |
| 杨澜上了《纽约时报》头版吗—追寻“杨澜传奇”之二 2002-01-03 |
| 记得在 1997 年底左右，听有一位刚从国内回到美国的朋友说，在一个书摊上翻了翻杨澜正在国内畅销的《凭海临风》，就感觉有些地方像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可也具体说不出到底哪儿像，只记得在该书前言中吴征写道，《纽约时报》记者就杨澜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这位朋友说，“我读过这篇文章，并没有多长，而且也只是在地方版或里面的一个什厶版。保证不在头版，又是唬国内老百姓。”
我也记得当时粗略扫过一眼这篇东西，没太在意，後来就随著旧报纸扔掉了。但我也敢肯定它不在头版，这不仅因为按照任何新闻常识杨澜在美国都不具头版的新闻价值（除非她取代江泽民成为国家主席），而且据《纽约时报》“内部情形”（Inside The New York Times）的报道，该报对头版消息的处理历来都是非常严谨的。而且恰巧当时《时代》周刊（ 1997 年9 月 29 日）有一篇介绍《纽约时报》编务的文章，文中说，即使英国王妃戴安娜的去世，《纽约时报》也只在头版给了并非粗体的一行标题和简短的报道，执行总编辑表示他还想处理得更低调。 戴安娜在美国是多厶大的名气，但除了她的死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她极少能上《纽约时报》头版。那厶（别说在 1996 年，即使今天也同样）毫不被美国人知晓的杨澜凭什厶、怎厶可能上《纽约时报》头版呢？ 但当时我也像那位朋友一样只是感叹一下“唬国内老百姓”而已，没再理会。这次为了准确，我从《纽约时报》上下载了这篇文章，文尾清楚地标明是在商业金融版。由於担心是否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这文章在头版发了一个豆腐块，然後转到商业金融版（因为在下载的文章中无法看出），所以核实了该文作者本人，现《纽约时报》驻香港记者马克．蓝德勒（Mark Landler），他说文章只是发在商业金融版的头版。 就这篇文章，吴征在《凭海临风》序言中写道：“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竟写了一篇篇幅极长的文章，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 《纽约时报》头版的份量和《纽约时报》商业金融版头版的份量有多大差别？如果说它几乎像“美国艾美奖”和“国际艾美奖”的差别也不算太过份。就哪一条消息、哪一个报道、哪一幅照片上头版，上头版几条，照片摆在什厶位置等等，《纽约时报》执行总编和各版主编一起每天和驻华盛顿、波士顿等主要城市的记者站开连线电话会议讨论商定。虽然我们读者每天读来很平常的报纸，但头版那些消息、报道和照片是否能反映当时的重大事件或有代表性的故事，都是经过主要编辑们相当认真的讨论才决定的。而上其他版面的报道则由各版编辑决定。 在哥伦比亚大学念了起码 21 个和新闻有关学分的杨澜，不至於不知道《纽约时报》头版和商业金融版头版在份量上的重大差别。相反，大概正因为心知肚明、非常清楚地知道这种差别，才可能做出完全和在艾美奖问题上一样的误导。 那厶这篇被吴征称为“篇幅极长的文章”到底有多长呢？《纽约时报》自己的统计是 1131 个字。不知道有多少中国读者可以把一千多字的报道定义为“篇幅极长”？ 在阳光卫视网站和许多媒体报道中的杨澜简历上，都有这句话：“在美期间，曾被《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主要美国媒体大幅报道。” 这里且不说《纽约时报》的 1131 个字和《新闻周刊》上的 820 字能不能被称为“大幅报道”？就说上面这句话的口气，明显会给国内人一种感觉，杨澜在美国做出了什厶突出成绩，所以才受到《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的“大幅”报道。 而事实上，有这两篇报道的过程不仅是简单的，也是吴征亲自导演的。在美国，有不少从大陆出来的华人雄心勃勃地想要把美国的电影、电视、音乐等输入中国，这当然是很有意义的事业，对美国商人也很有吸引力。吴征就以他要把美国的音乐、电视节目等引入中国的雄心征服了前华纳音乐集团主管莫咖多（Robert Morgado）。 莫咖多 1996 年自己开了Maroley Communications公司之後，开始往吴征刚创建不久的娱乐公司输入资金。 而吴征和号称“中国的奥普拉．温芙瑞”杨澜的联手，尤其是吴征表示他已经把“杨澜视线”发行到了中国 50 多个省市的电视台，覆盖了中国两亿电视观众的 80% ，自然是对美国人颇有吸引力的成绩；要知道，真正的奥普拉．温芙瑞也只不过有两千万观众，而大名鼎鼎的CNN的莱瑞．金（Larry King Live）节目才 100 多万人的收视率。美国人清楚两亿人和两千万人的差别，却不清楚这两者之间消费能量的差别，更不清楚两边新闻制度的巨大不同。杨澜总是在美国强调她的节目收视率是全国之冠，可是当年除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之外，中国人还有别的电台、节目可以选择吗？ 莫咖多由於职业关系熟悉在纽约专门报道媒体方面消息的《纽约时报》记者蓝德勒，於是吴征通过莫咖多打电话给蓝德勒。纽约虽然是世界媒体的中心，但也绝不是每天都有吸引人的消息和故事，在很多情况下记者们都在沉闷、无新意的消息中周旋。所以，一个有近两亿观众的中国媒体明星，又要把美国节目输入中国，从商业角度自然也是有报道价值的。 於是有了一顿午饭，有了一篇一千多字的报道。毫无疑问，这篇报道的产生，完全不是由於杨澜在美国做出了什厶成绩，而是由於她在中国的“成绩”——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中国的奥普拉．温芙瑞”、“有近两亿观众”的《杨澜视线》等等。 尽管不是登在《纽约时报》头版，但毕竟《纽约时报》是大报，商业金融版的报道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於是又有了《新闻周刊》的 820 字。虽然在《纽约时报》报道之後的确会有些媒体来找杨澜，但我不太相信吴征序言中所说的：“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之後一个月内，竟有 50 多个媒体单位要求采访杨澜，除了《新闻周刊》外，她一概谢绝。” 我之所以不相信这种说法主要基於两个原因：第一，杨澜是美国人毫不知晓的外国人，对她的报道只是国际事务报道中的一部份。在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人都会发现，一般美国人对国际事情的关注远低於中国人，他们更对当地消息感兴趣，这也是美国几乎没有全国性大报（除了影响并不大的《今日美国报》之外）的原因之一。在美国你根本找不出来 50 家像《纽约时报》那样给国际事务那厶多报道的媒体， 5 家都找不出来。人们对国际事务总体都兴趣不大，怎厶偏偏对杨澜独有情钟？当然，觉得杨澜的故事挺新奇，希望采访报道，（算上电视台等）有个 5 家、甚至 10 家也是有可能的，但是“ 50 多个媒体单位”？吴征杨澜最好能凭记忆列一个大致的名单，否则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我之所以不太相信这种说法的第二个原因是，既然杨澜吴征那厶看重美国媒体的报道，“曾被《纽约时报》、《新闻周刊》等主要美国媒体大幅报道”这件事不仅被吴征夸张地写进了《凭海临风》的序言，被杨澜正式列入简历，也遍撒在国内许多对杨澜的报道中（在新浪或其他网站检索“杨澜”可找到不少）。 既然这厶重视，那厶如果有更多家报道，像《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等，岂不是更壮观？吴征杨澜会拒绝吗？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1月） |
| 杨澜是“前百分之五”吗—追寻“杨澜传奇”之一 2002-01-02 |
| 迄今为止，通过媒体的介绍，以及熟悉吴征的人们提供的信息，吴征的经历已经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1966年出生於上海，1986年左右去了法国留学，靠在餐馆打工等挣学费、生活费。後来到了美国，在中部密苏里的一个学校拿到学士学位，然後继续在密苏里白天工作，晚间读书，1993年得到硕士学位。在密苏里的 ．路易斯做保险生意期间因涉嫌欺诈被中国留学生告上法庭；後在美东商会的工作被人指控渎职，於1994年离开密苏里；在密苏里期间和一位美国女子结婚、离婚。1995年在纽约结识并和杨澜结婚。1997年初和杨澜一起回国。
通过吴征在学历、艾美奖和商业事务上的某些做法和说法，人们也比较清楚了吴征属於哪一种类型的人。应该说，这是中国人并不陌生的一类人。有人为杨澜抱不平，认为一个清纯的女孩子被欺骗了。但是以杨澜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每门功课都还学得不错，一直排在年级的前几名”，又“在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凭海临风》，杨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12月版，吴征作序），并通过节目主持人的工作得到电视“金话筒奖”，起码说明她是个挺聪明、且有一定能力的女性；在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也使杨澜见多识广、结识过各种名流。简单地说“杨澜被欺骗”多少有些贬低杨澜的智慧。 其实，一般说来，女性对人直觉的判断力是超过男性的。当然，容易轻信也是女性的弱点之一。但是通过杨澜主持的节目、发表的散文、对媒体采访的回答等等，相信不少观众、读者都能得出一个她属於那类聪慧、机智的女性的结论。对於吴征那些明显有令人质疑之处的经历，和他善於夸张的做法，即使杨澜在和吴征交往的初期“被欺骗”，那厶在他们结婚六年多之後、在相互认为对方是自己最知心的朋友的情况下（据他们对媒体的谈话）、在他们感情之好人所共知的情况下，说她还继续“被欺骗”，恐怕不太合情理，也难以服人。杨澜和吴征之所以这厶“成功”地合作至今、相互欣赏，应该说起码与她性情里的某些东西和吴征相呼应、相吻合有关。如果留意的话，这点很容易从杨澜的一系列公开说法、做法上看出。 杨澜在美国时间很短，经历也很简单，所以写她也比写吴征要简单很多，因为不需要多少调查，只要熟悉一点美国这边的情况，再了解一些杨澜在国内公开发表的说法，对比一下，用常识分析一下就很清楚了。 杨澜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业 杨澜1994年初到美国留学，先是在纽约大学念电影专业，半年以後，以她在中央电视台做过主持人的资历，没有经过托福和GRE考试等正式申请程序，而是直接和教务主任（Dean）、专业指导教授等商谈之後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这点之所以不少当时在哥大念书的学生都知道，是因为杨澜还没正式入学，“一个中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中国的奥普拉．温芙瑞到这儿来上学了”的说法已经传开了，这大概和教务主任或某教授跟中国学生们谈起杨澜转入该校有关。当然，在美国，各行业的名人们由於特殊成绩直接被学校录取的例子比比皆是，杨澜的转入哥大也属正常现象。 众所周知，哥伦比亚大学是由各个学院组成的，杨澜进的是“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这里的中国人习惯把它称为“国际关系学院”。杨澜读的是国际关系学院里面的一个叫做“国际传媒与传播”（International Media & Communications）的专业（concentration）。由於解释这个科目实在有点太长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传媒与传播专业”，杨澜把它简称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应该不算什厶大错，只是凸显了一些“国际传媒”。由於杨澜回国後要做传媒工作，她强调一点在国外念的“国际传媒”也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凭海临风》中，这个“国际关系学院”变成了“国际传媒系”，这就明显不正确，或过於夸大了。如果是“传媒系”的话，那厶其科目就会绝大多数和传媒有关，况且杨澜还在书中说“学了两年新闻写作、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等一系列课程。”其实，在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要求的54个学分中，有30个是国际政治、经济、统计等必修课，和传媒毫无关系，而这30个学分一般是全日制学生一年的课程。“国际传媒与传播”专业要求21个学分，另外实习占3个学分；在这21个学分中有6个左右可以选哥大新闻学院的课。正因为这个专业所提供的新闻方面的课程有限，所以不少对新闻感兴趣的学生才在念了这个专业之後又去念了新闻学院。 由於哥大新闻学院在全美排第一、二名，在中国也很有名，杨澜又在她的书里描写了她在哥大新闻学院上课的情形，加上她随手写来的“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等等，所以杨澜说她念的“哥大国际传媒系”，这个或许是漫不经心、或许是有意无意的误导，就使人们自然地以为她念的是新闻学院（的“国际传媒系”之类），以至於有的网友写信到哥大新闻学院查询，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杨澜此人，所以该网友得出杨澜的哥大学历是假的结论。这当然是冤枉杨澜，但多少和杨澜本人的误导有关系。 杨澜这种“漫不经心”的误导还有这样的小例子，比如她在《凭海临风》中写道：“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两年中，给我帮助最大的是约翰逊教授。他是我所在的国际传媒系主任，又是我的个人指导教授。” 据和杨澜念了同样专业的朋友介绍，杨澜这里指的是哥大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媒与传播专业的主任约翰斯顿教授（Donald H. Johnston）。其实，所有选择“国际传媒与传播”的学生（每年大概有六、七十人）都是同一个专业指导教授，整个哥大国际关系学院都没有“个人指导教授”。约翰斯顿教授是所有念这个专业的学生都非常赞赏、推崇的大家集体的指导教授，把他说成是“国际传媒系主任”和自己的“个人指导教授”，非常自然地凸显了“我” 的优越。当然这似乎也只不过是夸张一点，不算什厶大事儿。 但是如果把什厶压根就没有的事情说成“有”，大概就不是什厶“小”事儿了。比如说，杨澜在去年4月22日新浪嘉宾聊天室与网友交谈，被问到在美国的学习情况时，她的回答中有这样的话：“我在全年级的成绩排到前百分之五，最高的成绩是四分，我平均成绩是三点八。”《女性月刊》（7月5日）（和好几篇曾登在阳光卫视网上“媒体眼中的杨澜”一栏中，现已被删掉，但在新浪网仍可查到的文章中）也报道说：“我在美国毕业的时候，成绩列在全年级最前面百分之五。当时那种成就感绝不亚於在国内的所谓名气。” 在纽约，哥大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国学生很多，问了几个，都说不知道有“最前面百分之几”这种排名法，也没有听说过“四分制”的GPA（Grade Point Average）式平均成绩计分法。该校自1982年起就实行ABCD式计分制。由於学生是凑满学分就毕业，有的念一年半，有的因学费等问题念三年或更长，这“全年级”是怎厶个算法？如果同年毕业的人都算同一个年级，可是这个学院有24个不同专业，学生选的课程都不一样，你选国际经济，他选国际金融，杨澜又选了国际传媒，那成绩排名又按什厶算？杨澜的“全年级”是指全学院？还是全专业？ 在谘询了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教务长办公室（Dean’s Office）之後，从助理琳达．琼斯（Linda Jones）小姐处得知，哥大国际关系学院不仅没有“最前面百分之几”（top 2% or top 5%）这种排列法，也没有GPA式计分法，而且认为给学生成绩排名次的做法和GPA式计分法不利於学生心理健康。 为了更准确起见，又给主管学生事务的教务长路易斯（Robin J. Lewis）发了电子信，得到的回答是：“国际关系学院不给学生排名次，也不公开任何学生的平均成绩或者在每个课目上的成绩。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在专业化方面的训练，而淡化学生对分数的竞争。” 那厶杨澜从哪里得出的“我在全年级的成绩排到前百分之五，最高的成绩是四分，我平均成绩是三点八”这个结果呢？如果是“无中生有”的话，那又是什厶性质的问题呢？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1月） |
| 民运人士，丢死人了！ 2002-01-01 |
| 已经有许多年了，我只是呆在家里读点书，写点文章，几乎不参加任何活动。这次由於王若望先生去世，为了表示对一位因反对共产主义而流亡海外、至死不能回家的老人的悼念，我参加了王先生的追悼会。没想到就这麽一次活动，立刻见到令人厌恶、以至愤怒的事情。
本来，一位老人去世了，如果你对这个人不以为然，你完全可以不参加他的悼念活动。如果出於礼貌、或什麽原因参加的话，也应该在生死的界限面前有点真诚。但实在令我吃惊的是，那些平时和王先生的理念、观点根本不同，不屑与他为伍，更毫不关心他的人，居然能坦然自如地上台发言，在给王若望冠上一堆“伟大”的政治桂冠的同时，演出一幕幕“真诚地”向王先生道歉的戏。我差点被他们的道歉感动了。 然而，他们道完歉就拉倒，他们的歉意随後就立刻随著王先生的遗体一起火化了，几个小时都没保持住，他们连瞥一眼王若望遗孀和子女的愿望都没有，更别说过问一句对他们的具体帮助。你如果仅出於礼貌参加，可以闭口不说话嘛。我不得不钦佩那些搞政治和准备从政的人们的表演能力。海外民运虽然连成功的影子还没见著呢，但周恩来式的未来政治家们倒实在不乏其人。 追悼会结束了，还没完全从对“玩政治”的人物们的厌恶中摆脱出来，又目睹了一幕丑陋。在大家都站在门口目送王先生灵车离去的时候，两个民运人士居然当众动手打起来了。这是一个老人的追悼会，一个庄重、肃穆的时刻，无论以往有多少是非恩怨，任何人的行为起码得看场合、识大局，有点做人的起码底线。但这两个民运人士不仅是自己动手打了起来，而且两边都是全家出动，当著送葬的众人的面，居然男男女女动手撕打起来。在场的不仅有新、老华侨，学生、学者，还有不少报社记者。这种行为真是丢死人了！一场本来已经算是很顺利的追悼活动，硬是在尾声的时候被抹上这麽一个败笔。 面对这种非常令人吃惊的场面，我下意识地上前硬是拉住其中一对夫妇，连拖带劝把他们带离现场。我明确对他们说，不管你们谁对谁错，都绝不可以在这种场合打架，这是一个老人的追悼会，你们简直昏了头了！你们有问题可以争论，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殡仪馆门口，不可以在送灵车的时候，不可以当著众人的面。你们有能耐的话，应该像西方人那样找个别的地方去决斗。现在追悼会结束了，你们最好能回家，这样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好容易把他们劝走了，道理都讲得很清楚了，但一会儿这对夫妇居然又回到了现场。而那边一家两代又男又女连呼带喊又要打┅┅ 我本来非常希望那件事就此结束了，最好没有任何人报道，我也就替他们遮丑，不再说话。但现在不仅报纸上、网上都登出来了，而且两边当事人又都出来强词夺理，谁也不为他们不分地点、场合、场景，不顾基本礼仪、脸面、底线的行为道歉。他们这场吵闹，根本不存在谁对，谁错，根本没有什麽特务问题，根本不在内容如何，而在这种形式本身是不能容忍的。海外可能的确有特务，但葬礼不是抓特务的时候。怎麽组织王先生追悼会、中共怎麽事先知道、知道多少都只能是一个猜测，并没有事实根据。我本人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关於王若望追悼会的筹备会议，但有人打著我旗号似乎要给某特务定论了，简直荒唐。 现在看到他们各自的申辩，我非常後悔当时去劝架，真应该让他们继续打下去，最後被警察带走，让法律来解决那些连追悼会都不懂得要尊重的人。 有人说他们俩这场打架只是个人行为，和民运没有关系；但他们一个是现任“中国民联”主席，一个是“人权呼声”组织负责人，并自称“某机构推举我竞选民联主席”。他们打完了，人们都在说是民运人士打架、闹场，能说是和民运没有关系吗？ 这件事再次使我感到，许多声称要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们，别说政治底线，连起码的做人底线都还没有学会。除了在葬礼上打，他们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也打。除了这种不分场合、当众打架的非成人行为之外，民运人士们缺乏基本做人底线的行为比比皆是，对此我本人也不无体会—— 我基本上只和文字打交道，以为深居简出，躲开人群就可以躲开一些令人恶心的事情，但并不是！他们作践不到你本人头上，就作践你的文章。我的许多文章都被民运人士们不是改了文字，就是改了内容，甚至改了（或增加了）观点之後在自己的网站或刊物上登出，并根本不注明原始出处。 在美国的这些年来，虽然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努力尝试学习我一直非常欣赏的美国专栏作家们的那种尖锐，但却在尽最大努力摆脱令人厌恶的共产语言。我是一个对文字本身非常重视、非常感兴趣的人，每一篇文章在发表之前都尽量在文字上仔细修理，经常为在发表之後才发现的不满意之处而沮丧。但你精心躲避的东西，却被别人随意（刻意、肆意）地硬加给你。比方说下面这类例子： “中共领导人”被改成“共产大头目”“中共党匪头目们”； “共产党”被改成“党匪们”； “支持专制政权”被改成“替共产吹喇叭”； “中国百姓”被改成“共产愚民”； “中国”被改成“党国” ； “共产党”被改成“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 ┅┅ 诸此之类，数不胜数。更有人把我的文章整段整段删头去尾，然後加进他们自己的观点，诸如对法轮功、对赖昌星案的评论等等。但迄今为止，我根本没有写过任何评论这些内容的文章。 而他们选择修改、转载的基本上都是我批评共产党的文章，吓得我简直不敢写这类文章了。你写一篇，他们给你改一篇。你的文章可以被涂改成比一具无头尸还难看的东西，但却把你的名字冠在那无头尸之上。 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民运人士编辑的民运刊物。我曾向他们提出抗议，他们回答是，“我们这是帮你润色，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可以署别人的名字。”这简直就是流氓口气。当我明确指出，你不经我的同意，转载我的文章，再署上别人的名字，这难道不是公然的剽窃吗？结果他们照样还这麽做，有的在文尾加上一句：“本刊编辑部润笔”，有的根本就不理你，照转、照删、照改、照添。 这种做法无论当年我在中国时，还是现在，在共产党管理下的官方刊物上都没有见过，起码是对我的文章。而那些口口声声反对独裁专制，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的人，他们自己的行为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连最基本的做人、做事底线都根本不管，有时比他们所反对的那个制度的做法还糟糕。 近年有了网络这个自由载体，有些人的做法就更恶劣，他们把一些丑陋、肮脏不堪的文字署上你的名字发表。有人说现在对民运人士们简直比对共产党还得罪不起了呢，他们可以一晚上贴上几十个谩骂、栽赃的条子。简直不可以想像，这些生活在如此文明国度的中国人怎麽可以阴暗、邪门到如此地步。 今天人们痛恨共产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於那种制度扭曲人性，没有法制。如果用共产主义的内容，打著民主自由的旗帜，去反对共产主义的概念，那麽这种反对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比他们反对的对象还糟糕。 （载《多维网》2002年1月1日） |
| 再见，朱利安尼！ 2001-12-31 |
| 今天（12月31日）午夜12点，在纽约的“时代广场”，将一如既往举行迎接新年的计秒落球狂欢。与往年唯一不同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城市”的市长交接仪式将在广场上同时举行：任职两届共8年的纽约第107届市长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将卸职，由布隆柏格（Michael Bloomberg）接任。但是纽约人迎接新市长的兴奋，显然低於对旧市长离任的怅然。《纽约时报》评论说，如果不是由於任期限制而无法再连任，以朱利安尼目前的巨大声望，如果他再竞选，无论对手是谁，他都一定获得压倒性胜利┅┅
然而在去年这个时候，朱利安尼的声望却降到了他担任市长以来的最低点：民众支持率只剩32%，主要是由於他的离婚风波。曾是电视台主持人和演员的妻子公开发布记者会谴责他；由於被查出患前列腺癌，他情绪不稳，对记者说话失控；他和病中一直照顾他的情人一起散步的照片被遍撒各种小报┅┅在纽约这个左派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大都市，一个共和党籍的右翼市长本来就被媒体的放大镜左右挑剔，出了花边新闻，就更难免成为被修理的绝佳对象。 911事件的突然发生，轰塌了作为纽约象徵的世贸大厦，但随後的滚滚浓烟和纽约人民在悲情中的奋斗却把纽约市长的声望推到了110层世贸大厦的顶端。朱利安尼面对危机所表现出的领导能力，勇气和个人气质受到美国媒体的一致高度评价，以至《时代》周刊馈赠本年度“风云人物”的媒体最高荣誉。这本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周刊说，朱利安尼的声望“月蚀”了以前纽约市最伟大的市长拉瓜迪亚（La Guardia曾领导纽约人渡过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以他命名）。 政治人物的个人气质和领导能力往往在遇到危机时才被检验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对纳粹绝不屈服的坚毅，凝聚了英国以及整个自由世界的领导力量，使他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之一。 丘吉尔是朱利安尼最推崇的政治家，八年前竞选纽约市长时，他就以丘吉尔的模式，引丘吉尔的格言。这次911灾难突然降临，这位曾被媒体称为“酷吏”的纽约市长更表现出丘吉尔式的精神、气质、能力—— 在世贸大厦被撞毁、两城市遭袭击、全国处於高度恐慌的危机时刻，作为美国三军统帅的布希总统（正在南方巡视）竟不敢飞回首都坐阵指挥。刚卸任不久前总统克林顿，事发时全部心思就是找宝贝女儿；其实雀尔喜当时在距离世贸大厦12条街以外的安全地方。 朱利安尼却是在第一时间赶到世贸大厦现场。据《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的封面故事介绍，在第二座世贸大厦被撞击时，朱利安尼不仅已经赶到现场，而且建起了营救中心，亲自坐阵指挥。而从第一座大厦被撞击到第二座大厦被撞之间的时间只有18分钟！ 这个“指挥中心”距世贸大厦近在咫尺。当第一座大厦倒塌时，朱利安尼的指挥中心的大厦也被灰烬覆盖，门窗通道全被从大厦飞来的瓦砾碎片堵住。朱利安尼等人试图从楼底地下室出去，结果那里的通道也被堵住。最後经过营救才脱险。 布希总统不仅不敢飞回华盛顿，而且也没有在危机突发、全国惊恐的第一时间发表全国电视直播讲话，而是在南方一个隐蔽的地方制作了讲话录音交媒体发表。 而朱利安尼却在媒体刚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出现在现场直播的萤幕上，以镇静的神态安抚纽约人民，用坚定口吻表示抵抗恐怖主义的信念、更用肺腑之音表达纽约市政府将尽全力营救失踪人员的决心┅┅这个形象、这份安慰、这线希望、这种信念是危难中的人们最需要的。在悠闲潇洒的日子里我们更愿意挑剔领导者和普通人同样的缺陷，在危难临头之际，我们更寻求领袖和百姓的不同素质。 《时代》周刊说，911当天朱利安尼连续工作了16个小时後於次日 晨才落脚到距世贸大厦废墟很近的一个朋友的公寓里，为了一旦出现危急情况好就近赶去处理。“他临睡前把满是泥土的靴子放在床边，以便出现紧急状况时能够一脚蹬上。还把电视整夜开著，以便知道最新情况。”在危急时刻朱利安尼依赖的不是FBI、CIA等政府情报机构，而是CNN等电视媒体。就像波斯湾战争时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所说，如果他得到消息说伊拉克发射了一枚飞弹，他会马上打开电视看CNN，了解它落到哪里，而不是等中情局官员的汇报。 在911的善後处理过程中，只要打开电视，总会看到朱利安尼的身影，在废墟现场、在记者发布会、在遇难的警察和消防队员的追悼仪式上。据《时代》周刊发表的数字，迄今为止，朱利安尼参加了近200场遇难人员的悼念仪式。而据福克斯电视12月初的报道，纽约州联邦参议员、前第一夫人希拉莉，总共才参加过两场遇难者追悼会，而且还在会上引起一片唏嘘、起哄声。 911事件距今110天，朱利安尼差不多等於平均每天参加两场追悼仪式，他的一位朋友说，“前列腺癌使朱利安尼正视了死亡，911事件使他面对了永恒。”巨大的个人和生存环境的突变，净化和升华了他对人生，生命和生活的理解。911一个月後一架刚起飞的客机在礁石路（Rockaway）坠毁，在处理完现场事宜後他第三次赶去那里参加葬礼。虽然当时他已疲倦至极，连眼睛都几乎睁不开，助手也劝他取消，但他仍执意前往。他说，市长必须到场讲几句话，表达哀思和安慰。 《时代》周刊描述说，“每次朱利安尼讲话，几百万人就感觉好一点，因为他的话里充满了悲痛和坚毅，鼓舞著纽约人民，进而激励整个美国。”连来访的法国总统席哈克都感叹说，“鲁迪（朱利安尼的昵称）就像礁石”（Rudy the Rock）。 朱利安尼在911後第一次入睡之前，还看了一会儿他推崇的政治领袖丘吉尔的传记，他最喜欢的是丘吉尔这句名言：我能给予的只有鲜血、苦干、眼泪和汗水（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丘吉尔传》的作者詹金斯（Jenkins）说，“朱利安尼的成功正是1940年夏天丘吉尔的成功，那就是他们能够创造出一种信念：我们最後一定会赢！” ●辉煌顶点下的巨大底座 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风云人物”，等於把朱利安尼推向了迄今为止声望的顶点。但这份辉煌有著巨大的底座。在朱利安尼担任市长的这8年中，纽约这个被人称为“天堂和地狱”的世界大都市，地狱的成份缩小了，天堂的部份则放射出更耀眼的光芒。 今年57岁的朱利安尼出生在一个很特别的家庭，有5个舅舅、叔叔是警察、消防队员，父亲因抢劫坐过一年半牢。1988年，担任纽约检察长、以严厉打击犯罪著称的朱利安尼首次竞选纽约市长，结果败给了丁勤时（David Dinkins）。但遗憾的是，纽约市在首位黑人市长的管理下，可谓一塌糊涂。《时代》周刊描述说，当时失业率和犯罪率像火箭般飞升；一百多万人领取救济金（纽约人口七百多万）；几乎所有公共场所都被颜料涂鸦；汽车被盗被撬是常事，很多车窗上都写著：No Radio（里面没有收音机设备。意指不要撬车）。纽约成了一个无法管理的城市。 当时的民调显示，三分之二以上的纽约人说，如果有条件，他们想搬离纽约。《财富》杂志评选的500家大公司，也在陆续搬迁到其他州。媒体哀叹说，这个别号“大苹果”的纽约，已经成为一苹正在腐烂的苹果。 1993年，朱利安尼第二次竞选纽约市长。尽管左派媒体（包括《纽约时报》）仍然发社论支持丁勤时，但朱利安尼顺利当选，因为纽约人民实在厌倦了那个软弱、毫无效率、官僚气十足的丁勤时政府。连左派媒体都不得不承认，丁勤时继承了纽约官场的传统：光说不做。 朱利安尼上任後誓言，要在纽约的每一个区（五个区），每一条街道和毒品贩卖、抢劫、凶杀、强奸、偷盗等所有类型的犯罪进行不妥协的战斗！他直率地对纽约居民说，如果你们要一个好好先生，那你们去找丁勤时。言外之意，不管人们怎样评价他，他也要大刀阔斧改变纽约，制止这只大苹果继续腐烂。 他不像丁勤时那样把大量时间花在和少数族裔的所谓领袖们无休止的商讨上，而是首先加强纽约市警察局。他破格提拔侦探克瑞克（Bernard Kerik）担任纽约市警察总监，这位和朱利安尼理念一致的警察总管说：“没人相信他有慈悲心┅┅有人认为他令人讨厌、傲慢，简直像动物。但你们知道吗，他能把纽约的事情做好。在把事情做好的同时，他更有巨大的慈悲心。老好先生解决不了纽约的问题。在朱利安尼的世界里，没有灰色地带，只有好和坏，对和错。这就是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坚持原则，在对与错之间不做任何调和。例如，911之後，沙乌地阿拉伯王子捐给纽约一千万美元。但後来这位王子把911和美国的中东政策挂钩，大谈“如果”“但是”。朱利安尼马上决定退回支票。他说，这种“如果、但是”不仅“使问题更糟”，而且“正是问题的一部份”。 朱利安尼的果敢、强悍、苦干，给纽约带来了惊人的变化。住在纽约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个被称为不可管理的城市，远比以前安全了，生活品质也大幅提高了。即使纽约以外的人，也可以从12月27日《华盛顿时报》引用的统计数字上读出这种变化——在朱利安尼任市长的这8年中，纽约的凶杀率下降了70%，强奸率下降了40%，抢劫率下降了68%。汽车被盗率少了74%，枪击受害者减少了71%。过去6年，纽约都被FBI连续评为美国最安全的大城市之一。 朱利安尼上任後，还提出“打破窗户”（Broken Windows，意指小事也要重视）的理论。即对那些妨碍社区生活的小型骚扰行为，诸如无证街头摊贩、出租车乱收费、街头涂鸦、42街的色情生意等，也要严格管理。 出租车收费被严格规范，街头无证摊贩遭取缔，即使那些街头卖画者也被要求申请执照，不可随便摆摊，影响交通。对投诉出租车乱收费的外国居住者，纽约市府通过特殊法案，如果愿来纽约出庭作证，纽约出飞机票。此举鼓励了投诉者来纽约出庭作证，不仅使那些违规司机受到惩罚，同时迫使开出租车者更认真守法，礼貌对待乘客。朱利安尼还做出决定，任何色情场所必须离开学校200米之外，并进行严格管理。结果42街那些销售色情录像带的店铺很多倒闭、或因租金昂贵而搬离；一些大型娱乐公司进入42街後，相当改变了那里的人文景观。 《时代》周刊感叹说，低犯罪率带来的是纽约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现在人们夜晚走在42街的“时代广场”，不再感到恐惧，而是家庭般的友好。 纽约是个“三多”城市：移民多，黑人多，穷人多。因而领取福利救济的人自然多。丁勤时任市长时，曾高达每七个纽约人就有一个靠福利金生活。 作为共和党籍市长，朱利安尼相当坚持传统价值和理念，那就是追求小政府、大社会，减税，削减福利，充分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 美国的两党在这方面理念不同。左翼民主党更多强调“平等”，通过增税再分配给穷人来均贫富，实现社会平等（发展到极点就是共产主义的大锅饭，最後大家一起受穷）。而共和党更多强调“自由”，即通过自由竞争、来使人们有更多创造、竞争和发财至富的机会。它注重机会均等，而不是财富均等。如果说民主党的方案是“分鱼”（把有产者的鱼通过徵税强行拿来再分给穷人），那麽共和党的方案是迫使穷人动手钓鱼，而不是躺在福利救济的沙滩上，永远不劳而获，吃（占）别人钓来的鱼。 在美国这个注重机会均等、自由而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除了特殊原因所致，当穷人绝不是光荣的事情。尤其是那些准备一辈子吃福利救济、就想不劳而获的人，实际上就是寄生虫。而民主党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就是鼓励寄生和繁殖，结果就像有人所说，民主党热爱穷人，结果制造出更多穷人。 在朱利安尼大刀阔斧削减福利的政策下，纽约市领取福利救济的人，比丁勤时政府时少了70万人（占三分之二）！ 但朱利安尼是温和的共和党人，或者说他相当体现布希总统强调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因为他不仅不反对移民，而且强调纽约的价值在於多元，在於来自全世界各种肤色、各个种族、各种背景的人在这个大熔炉里共存和贡献。他在几天前的卸职演说中引述美国先贤林肯的话说，各种移民进入美国，不在於财富多少，而在於是否认同美国的价值。仅在过去两年里，朱利安尼政府就帮助培训了25万名原来领取福利救济的人获得一定技术，找到了工作。 丁勤时卸任时，给纽约市留下的是23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朱利安尼今晚卸职时，将给纽约留下10亿美元的财政盈馀。《时代》周刊说，纽约市过去8年的经济成长，等於过去的30到35年！ 卸职後的朱利安尼马上有很多好事在等著他：明年2月，他将被英国女皇授予“爵士”头衔。他不再是朱利安尼市长，大概会被称为“朱利安尼爵士”；他与美国一家出版社签了三百万美元预付版税的著书合同；他的演讲费确定为六位数字；他将带领主要助手，开办一家谘询公司，他还是“boss”（老板）┅┅。 他不可能竞选纽约州长，因为他不会与同是共和党籍的现任州长帕塔基打选战；他可能几年後与克林顿夫人希拉莉争夺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完成那“不可能的任务”。但《时代》周刊预测说，朱利安尼的前景最可能是当美国总统。如果布希总统竞选第二任时钱尼因身体原因不能搭挡，那麽布希会选择在整个美国都声望如日中天的朱利安尼做副总统。到布希两届任满时，如果上帝保佑，朱利安尼竞选成功，他就将是2008年的美国总统！ 那时再见，鲁迪┅┅ 2001年12月31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
| 不回应“匿名攻击”不肯定“射暗箭”做法 2001-12-18 |
| 在海外十多年来，我发表了不少文章，大多数是评论，可能有时语言比较尖刻，因为评论是表达主观想法，毫无疑问，“雄辩”是评论文章取胜的关键之一。在我发表了一组关于吴征的调查报道文章之後，听到不少读者和编辑记者朋友说，曹长青这次文章的口气怎麽一反常态地温和？
事实是，关于吴征的问题，不是一个观点问题，我毫不想就任何观点和吴征争论。他的问题是说法与事实不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雄辩都不能比事实更服人；所以我耐心地去查核事实，心平气和地用事实说话。并列出了所有查核数据的出处，有异议的读者可以亲自再去核对。吴征说“谣言止于智者”， 但是，谣言更止于事实！ 今天，朋友传来一篇署名“正义先生”（Mr. Justice）的为吴征辩护的长篇文章，并说该文已在网上发表。我不知道该文是否是和吴征有关的人写的（我想应该不会，因为吴征曾义正辞严地谴责“匿名”），但它的口气和阳光四通公司发表的“严正谴责”颇有相似之处，那就是不用事实说话，不回答读者、网友和我文章中的六个质疑，而是用谩骂、恐吓来攻击所有质疑吴征的人，并指名道姓地指控了我一段。 我当然毫不怀疑这篇质量极差的匿名文章只能起到和那篇“严正谴责”同样的事与愿违的效果，我本来也不应该就这麽低劣的匿名文字发表任何言论，因为钗h年前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响应不署真名者（包括像真名，但我无法核实真人是谁）的文字挑战。所以钗h年来，无论在报纸、杂志或网上，对匿名、笔名反驳我的观点、辱骂我个人的文字，我一概表示了沉默。 因为我是真名真姓在明处，不能用响应“匿名攻击”来承认、肯定这种“射暗箭”的做法，为此我宁肯被辱骂，因为只有大家都来抵制和否认这种“暗箭”做法，才可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负责任的言论批评风气。这就是为什麽西方媒体极为强调使用真名，别说批评性的言论和调查性的新闻报道，即使读者来信都要求真名。如果媒体容酗H们不负责任地乱说的话，那麽公共平台就极容易成为公共厕所。大家只有负责任地发表言论，才是真正尊重和珍惜我们在美国所拥有的言论自由。 正因为网上匿名的东西不具公信力，所以我才对网上流传的关于吴征的种种说法做了核实，用真名发表了调查报道。我文章中的事实均有读者可以查核的出处。而网上任何无法核实的东西都不可以成为事实根据。 这篇文章还想用强调我本人的“政治异议”立场，把海内外众多读者秉承良知对吴征杨澜的质疑，变成海外“反共势力”对吴征的“陷害”，以此恐吓国内的人们继续调查、追究吴征的问题。对这种明显过于牵强的做法，任何人稍有常识也不会相信。 由于我是记者出身，尤其对调查性报道感兴趣，所以才放下手头已近完稿的一组书评，写了这组关于吴征的文章。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内国外都有人想利用政治立场问题来转移人们对事实的追究。 我在1994年曾经写过长篇调查报道，用事实指出“周恩来的私生女”一说是造假。该文发表在美国《世界日报》（1994年5月22日）的“世界周刊”头版头条，转4版整版，再转6版近半版。好像气势也不亚于这次在国内报纸的整版，于是声称周恩来私生女的人试图指控我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还说中共暗杀她的刺客已经到了旧金山。在我文章发表（不记得多长时间）之後，新华社也发表了长文指出“周恩来私生女”造假。 而我在《世界日报》几次发表长文批评海外民运、异议人士的某些做法之後，更被海外异议人士们联名状告到《世界日报》的母报——台北《联合报》社长、主编那里；虽无法说我亲共，但强调我批评民运人士。 共产党批评高行健，禁止他的书在国内出版，我则写了十五篇文章否定高行健的作品。由于国内报纸也转载了部份内容，于是海外又有人说我被共产党利用。 这次又有人想用“政治立场”不仅指控我，甚至恐吓转发我文章的国内报纸。这种做法不仅绝不会对我本人的写作有任何影响，相信也不会吓倒国内的同行们。 2001年12月18日（载多维网） |
| 由病危的王若望所想到的 2001-12-16 |
| （王若望先生去世二周年了，重刊此文，以表纪念。）
终日伏案写作，久疏了和朋友们的联系，忽然得到消息说王若望病重入院，生命垂危。怎麽可能呢？听说一个月前老头儿还在精精神神地打网球，两个多星期前还去机场接朋友┅┅ 赶紧给他夫人羊子打电话询问，电话那端是羊子泣不成声，近乎神经错乱的讲述。但她仍证实了王若望的病重。 十四日晚上和妻子一起匆匆赶到医院，病床上瘦得脱相的老人和一年多前见到时完全判若两人，羊子正在结结巴巴地用支离破碎的英语跟医生解释著什麽。妻子本能地去帮羊子翻译，我则走到病床握住王先生那枯瘦如柴的手。这世上真有枯瘦如柴的手！握住那双手的我有点发抖，禁不住一阵难过。 “长青——”王先生吃力但却清晰地叫到。看到老人不糊涂，我为之一振。 “王先生，你好吗？”我大声喊到，好像所有的老人都耳聋。 “很好！”老人试图像我一样喊，但明显地没有了底气。旁边羊子的妹妹提醒到，“老王的耳朵很好使。” 来之前从羊子那儿得知，王若望已经知道了他的全部病情：肺癌晚期，扩散到全身。放疗，化疗都已毫无意义。医院按常规已经放弃治疗，现在只是输液、输氧，减少病人去世前的痛苦。向负责王先生的一位中国医生和一位美国医生详细谘询之後，得到的结果是：王先生可能随时离开，甚至很难说能否坚持到下星期他在上海的子女赶到纽约。 911事件後，面对那麽多正当年华的生命，在那麽正常的环境下突然消失的现实，禁不住对人生的莫测感慨万千，极易伤感。这次在去看王先生的路上设想著人在临终前都会想些什麽┅┅既然王先生已经清楚他的病情，我也许不必忌讳┅┅但从哪儿问起呢？ “王先生，想上海吗？”我压低了声音问道。老人点点头，没有说话。 “想回去吗？”“我这个样子不能回去，等我病好了雄纠纠地回去。” 他的上海口音太重，又说得太吃力，让他重复了好几遍才在羊子的妹妹的帮助下听明白。都病成这个样子还嘴硬，我不禁感叹。老人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气、力不从心，他自嘲现在是“英雄气短”。 我为王先生不像我想像的那麽伤感而高兴。“还想什麽？”我有些轻松地问道。老人沈默了一下，闭上眼睛慢慢地吐出了“想孩子”，不再掩饰忧伤的神情，不再表现英雄气概（他的全部七个子女都在上海）。 这个走到生命尽头的84岁的老人，枯萎的脸上写满了那一代人的沧桑。作为一个喜欢舞文弄墨，写些短文、诗歌，更向往自由的年轻人，王若望早在30年代初就加入了共产党的左翼作家联盟。当感觉到共产党并不像期待的那样民主，刚提意见就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因批评毛泽东而入狱四年。毛死後王若望得到平反，担任了《上海文学》的副主编。1986年在《深圳青年报》上发表了题为“一党执政只能导致专横”的文章，1987年和刘宾雁、方励之一起被开除党籍，遭全国批判。1989年和学生们一起走向街头抗议政府屠杀，以72岁高龄再度被捕入狱。出狱後，家遭监视，和朋友们的联系被政府控制，1992年和妻子羊子一起来到美国。 有人认为王若望文学水平不高，思想水平有限。但是，王若望身上最难能可贵的是敢於直言、坚定反共的硬骨头精神。对於中国共产党这个杀害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独裁政权必须反，这个浅得不能再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数不清“有水平”、“高深”的中国“知识份子们”就根本不清楚，更没有胆量表达。“一党执政只能导致专横”的确是一个太浅显的道理，但是，在1986年的中国，敢於在官方报纸这样直言地喊出口，就是王若望令人肃然起敬的水平。 在全世界文明社会都把和独裁政权的斗争当做最基本、最简单、最清晰的目标的今天，只有在中国人里才有荒唐透顶的现象——“谁反共谁浅薄”。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最不缺的就是貌似深刻的“精明人”，尤其是“精明文人”。中国人里最少见的就是王若望这种“头脑简单”、敢说真话的硬骨头。也许，在中共垮台之後，中国需要一批思想更深刻的知识份子，为民主的中国添增厚实的基础。但是在独裁专制被民主制度代替之前，一切都无从谈起。所以，在中共没垮台之前，没有什麽比坚定反共更深刻、更难能可贵了！ 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汹涌澎湃的大潮下，在中共似乎没有像苏共那样三天垮台的现实面前，许多人悄然地撤出了反共立场，也有人为了能回国去和中共政府妥协、悔过。但王若望从未从他坚定的反共立场後退一步，直到去年还写文章抨击共产党。 谁都知道反对共产党是要付出代价的。王若望如果是一个“精明的”中国文人，以他的资历（1937年就担任中共陕西宝鸡地委书记），早已是中共高官，享受优厚的待遇。这个喜欢热闹的老人，即使不被“恭维著”、“捧著”，起码也能享受一个儿孙满堂、乐呵呵的晚年。但王若望夫妇来美後就不被允许回国。9年来，他们一直和别人合住一套房子，他俩用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屋，而其他几间房子在过去9年中已有几十个人搬进搬出。王若望来美的时候已经70多岁，已经不可能去打工学英语，所以一直靠他的妻子给别人看孩子维持生计。 更令人倍感伤心的是，这对一个80多岁，一个60多岁的夫妇居然没有医疗保险，因为他们获得绿卡的时间超过了美国政府後来规定的1996年的期限，所以没能获得免费的老年医疗保险，而他们自己又没钱买保险，所以，王先生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做身体检查，直到病成这样┅┅ “想上海、想孩子”，乡情、亲情！没有什麽比一个人在生命尽头的时候所想东西更真实了。在海外，无数人指责反共的人“不爱国”，但“国”是什麽？还有什麽比乡情、亲情更充实“国”的内容吗？我或许也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怎麽也弄不明白为什麽那麽多人就是不懂“中共独裁政权不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浅显的道理。 其实，所谓爱不爱中国，谁也不必指责谁，因为这根本不是个人理智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决定。我亲身的一段体验都令自己意想不到： 1997年我曾换了护照的名字回国做一个调查纪实，坐在久违的京哈列车上，望著那曾无数次从眼前闪过的、曾令我那麽漠然的东北大地，一股从未有过的、对土地的温情油然而升；当听到“各位旅客，锦州车站就要到了，在锦州下车的旅客请做好准备”这句那麽平常、那麽熟悉的广播时，竟然被感动得几乎涌出泪水。 在东北一个小镇的路边饭店，坐在油亮的木头长凳上吃了一顿羊肉包子就大蒜，那地道的家乡滋味至今难以忘怀。观望著满脸皱纹的农民老大爷掀起一笼笼热气腾腾的包子，目视著梳著长辫、腼腆地微笑著倒茶的农村姑娘，真是第一次体会到什麽是“父老乡亲”。在中国那些匆忙、艰辛、搏命的日子里，从未环顾一下、感觉一下什麽叫“父老乡亲”；眼前这纯朴、简单、再平常不过的中国场景居然那麽令人意想不到地动情。 当由於自己的失误被当局发现遭遣送出境的时候，那股痛心疾首的懊悔至今想来都无法排除——为什麽没有先回家看看父母，看看兄弟！前功尽弃，损失不知何时才能弥补。本想做完工作，回家好好享受一下和亲人团聚的快乐、和自己熟悉的一切拥抱的惬意┅┅ 在美国居住的这十多年里，我深知自己是多麽热爱美国的自由、美国的民主制度，但内心深处却感到中国那片土地更亲近；尽管美国是这麽富饶、美丽，美国的天空是这麽湛蓝，美国的空气是这麽清新，但中国那风沙弥漫、一片混沌的黄土地却是一段永远无法甩掉的恋情。 你留恋什麽？留恋的是那份熟悉、那份亲情、那份乡情；留恋的是你自己曾经留下的一段生命。中国是你血肉的一部份，中国是你命运的一部份，人是不可能胜天的，人是不可能改变命运的。我虽然早已厌倦了“祖国”“爱国”之类的空洞概念，但命运不容你不爱那片土地，无论怨恨有多麽深重。 我来美国的时候才30多岁，已经痛感无法摆脱的、和中国永远连在一起的命运。而王若望先生来美国时已经70多岁了，他的一生都是在中国渡过的，他对中国的乡情、亲情，他对中国的依恋、思念怎麽能不胜於我。他的命运更是中国，但他就要这样结束在美国了，再无法重温家乡的亲切，家乡的熟悉┅┅那些可以随时买张飞机票回国的人，对这些可能毫无感觉，但对於至死都不能回家的人来说，这是非常残酷的。 在人生尽头的时候，无论多麽“崇高、伟大”的事业都一定远不如亲情、乡情更揪心。所以，在文明的地方，即使监狱犯、死刑犯，在生死离别的时候也是被允许和亲人相见的，可是有多少在海外的中国人因为反对共产主义制度而在亲人去世的时候不被允许回国。就凭这一点，这个制度怎麽能不反！ 反对共产主义，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但我更想简单地说，它只不过是要一个能自由回家的权利，要一个在自己的熟悉的土地上、用自己熟悉的语言自由地说话的权利，要一个在自由说话之後不被投入监狱的权利，要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要一个在生命垂危的时候能和亲人见一面的权利┅┅ 王若望不是一个什麽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全部“英雄行为”不过是勇敢地说了几句共产党不愿意听的话、想追求一个民主的制度。仅仅是这样，他就被拒绝回到中国；他是第一个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都不被允许回家的中国流亡者，但愿他也是最後一个┅┅ 2001年12月16日深夜於纽约（载多维网） |
| 对吴征的六点质疑 2001-12-05 |
| 中国“新浪网”联席主席、“阳光卫视”执行主席吴征（英文名Bruno Wu）近几天成了以网络媒体为主的焦点新闻人物，很多人在网络论坛上对他的学历提出了置疑。虽然多数置疑都颇具说服力，但由於网络论坛上的文字是自由输入，作者又多不署真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报道和分析的新闻公信力。本文对吴征提出六点质疑，在参考了网络上提供的资讯的同时，主要根据以下四种被认可的媒体的资料（文尾附有这些资讯的来源和网址）：
1，《北京青年报》12月3日刊登的对吴征的采访； 2，美国《富比士》、《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对杨澜和吴征的报导； 3，吴征简历中提到的美国大学的网站资料； 4，新浪网和阳光卫视网站刊登的吴征的中、英文简历。 质疑之一： 吴征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我是恢复高考後第一批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免试保送复旦大学的学生，也是当年唯一的保送生，因为当时我的成绩在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中学中名列文科第一。” 这种说法令人疑问：首先，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後，获免入学考试、被保送上大学的几乎都是在数、理、化和英语竞赛中获得前几名的优秀生，这点许多人应该仍记忆犹新。当然这并不绝对排除有文科学生被保送的可能性，但如果吴征的确是“免试保送复旦大学的学生”，那麽吴征是哪一年被保送到复旦大学的？据“阳光卫视”网站2001年资料：“吴征博士，现年三十四岁”；据96年3月18日《纽约时报》报道，吴征当年29岁；据《富比士》报导，“吴征於1966年出生在上海”，那麽从时间上推算，中国恢复高考那年（1977）吴征才11岁。当然“恢复高考後第一批”并不等於“第一年”，那麽从1977年到1986年（因为86年以後吴征已经不在中国），吴征到底是在哪一年、几岁的时候被保送的？ 既然吴征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是当年（1977-1986年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二附中文科第一名，被保送到的学校是复旦大学，相信一定会有敬业的上海记者去这两个地方查到事情的真相。如果吴征说法属实，本文的第一个质疑即可消除。 质疑之二： 据新浪网和阳光卫视刊登的吴征简历，吴征“1986年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 但是，2000年5月15日《富比士》报道：“当法国总统密特朗1986年访问中国时，密特朗夫人帮助安排了吴征去法国学习。”该报道的上下文中清楚地显示，这个关於吴征的背景介绍来自吴征本人。那麽，第一，密特朗夫人为什麽要帮助吴征这个中国学生去法国学习？第二，即使密特朗夫人真的在1986年帮助了吴征去法国学习，那麽他是否有可能在同一年就“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 按中文的理解，毕业於法语系就是得到法语系学士学位的意思，入学的当年就毕业於法语系的说法明显不合常理。 质疑之三： 新浪网上的吴征中文简历说他“1989年获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Culver-Stockton College）工商管理学士学位”。经查“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密苏里州圣．路易士市北部的坎顿镇（Canton）。 这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如果吴征在法国已经得到了一个学士学位，那麽他是否还有必要再在美国念一个学士？如果吴征有志於从商，可以直接读商学院的硕士学位。根据吴征对《北京青年报》的说法，他在美国需要靠卖保险打工读书，从经济核算上来说，他是否值得再花钱、花时间读本科学位？按美国大学的常规，只要有被承认的本科学位（法国的本科学位当然得到美国大学的承认），就可以申请读硕士学位，而读硕士可自由选择专业。吴征所以需要在美国再拿一个学士学位，很可能是由於他在法国萨伏大学没有拿到学士学位。 如果吴征从法国萨伏大学拿到的不是学士学位，而是语言短期培训的结业证书，那麽所谓“毕业於法语系”明显是一种夸大性质的障眼法。 质疑之四： 新浪和阳光卫视网站的吴征简历说，吴征“1993年和1996年分别获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巴灵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那麽吴征到底有没有从巴灵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如果他真的有巴灵顿的博士学位，那麽那到底是一个什麽性质的博士？毫无疑问，这是最令读者和新浪网股民质疑的，当然他们已经从互联网上的资讯得到了基本的答案。这里用经过核实、调查後的资料给读者理一个较为清晰的线索。 从巴灵顿大学的英文网站得知，这是一个1991年成立的远程网络函授大学，该大学的英文介绍上也承认，该网络大学“没有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认可”、没有校址；仅设学士和硕士学位，没有博士学位。据美国《南佛罗里达商业报》（South Florida: The Business Journal）2000年10月16日的报导指出，巴灵顿大学是由一个亏损严重的网络公司所办，自称总部位於阿拉巴马州，但他们提供的地址却是一家文书服务公司。该校总裁罗伯特．贝廷格（Robert K. Bettinger）自称“博士”，但却从未获过博士学位。贝廷格也坦承那仅是周围人对他的尊称，表示下次印学校招生简介时去掉这个“博士”头衔。 吴征就该校是否有博士学位的问题对《北京青年报》说：“至於说，该校的网址上没有设博士学位的说法，我这里下载的中文网址是有的，而且我是6年前在那里上学，学校因为师资力量的原因调整学位的设置，原来设置的学位现在不设置了有什麽奇怪的呢！” 看到吴征的这种说法後，通过朋友给巴灵顿大学中文网站提供的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号码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Richard Gao”显然是中国人，用极为流利的中文回答说，他已收到“太多这种电话了”，但对该校以前是否有过博士学位，无论如何不肯回答，只是说“你去看我们的网站好了，网站都说了。”当指出网站上没有博士学位时，他说，“我没权管这事，你去问（学校）总部。”Richard Gao对网上质疑吴征学位的说法不仅相当了解，且十分愤怒。在为吴征辩护的同时，强烈指责那些对巴灵顿大学信誉提出质疑的网民。 一所大学是否设立过博士学位，是一个极为容易回答的问题，它是一个事实，不存在任何责任问题，但奇怪的是，巴灵顿大学负责招生的人却在反复追问下，仍拒绝回答。它只能让人对这所“大学”的可信度更产生怀疑。 经向巴灵顿大学总部电话核实，自称该校“学生事务副主管”（Vice President of Student Affairs）的马克．史密斯（Mark Smith）表示，该校在几年前的确曾设过博士学位，但现在取消了，理由是为了加强本科部的工作。这种说法可能是真的，但由於下列原因仍不得不对吴征获得该校“博士学位”表示质疑。 第一，由於在电话中忘记问这个自称“马克．史密斯”的人在该校的职务，於是在大约五分钟之後又打去第二通电话，一个说她叫“琳达”、是行政助理、但却不肯给出姓氏的女性，对要找的“马克．史密斯”明显不知所云，在解释这个电话的目的是询问该校是否有过博士学位事宜，并就此刚跟马克．史密斯通过电话之後，她做出了和史密斯同样的回答，但仍是不肯给她姓氏，并说马克．史密斯不在，先是留下姓名电话说要让史密斯回话，然後又让等候。过了一会儿，“马克．史密斯”出来解释他的职务。 在美国一般向一个部门询问事宜，被问对象会自然给出姓氏，尤其是在告知了是记者采访之後，因为名字多重复（叫马克、琳达的人在一个部门就可能有好几个），不和姓氏连在一起不能确认是谁。但这位“琳达”却无论如何不给姓氏多少令人疑惑。她一开始对“马克．史密斯”这个名字的陌生也令人感到蹊跷。 第二，当被问道是否可以证明Bruno Wu曾在该校得到博士学位一事时，史密斯回答说，这需要吴本人授权才可以告诉。但在电话询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纽约市立大学等学校时，他们都表示不需要本人授权，只要学校查到记录就可以给出该校毕业生所获的学位。想到或许阿拉巴马州有自己的法律，於是又致电阿拉巴马州立大学，该校行政办公室答复说，学生的学位元是公共资讯，无须本人授权就可以给。於是，再致电巴灵顿大学，这次一个连名带姓都不给的女性，不仅不给关於学校学位元的任何资讯，甚至连“马克．史密斯”是什麽职务也无论如何都不说。在强调其他美国大学、以及阿拉巴马州立大学都说这属於公共资讯，学校有责任提供时，她让等候，然後挂断了电话。以这个学校这麽鬼鬼祟祟的举动，更无法不令人感到这个 “需要本人授权”的吴征的学位是有问题的。 同时，所谓曾设“博士”学位说法的可信性也相当令人怀疑。当然，如果连该校总裁的“博士”头衔都是假的，那麽学校职员的回答又有多大可信度？另外，对於这个明显以赚钱为目的的学校（下面解释），是否有可能被人以钜款买下一种并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的空头说法，也难免被人列为一个质疑的角度。 第三，如果吴征的博士学位属实，为什麽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对吴征学历的质疑之後，在没有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新浪网把其联席主席吴征的英文简历内容删掉了？而新浪另一个联席主席和其他董事们的简历都在。（但新浪网上曾刊登的吴征英文简历已被美国一个大会计师事务所网站收录，读者仍然可以查到。） 为什麽近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也在不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把列为该中心“任课人员”的吴征简历中曾有过的（包括博士在内的）学位元元全部删除了，只留下他的商业头衔？（北大网站曾列出的吴征简历上有“复旦大学学士，美国华盛顿大学金融管理博士”的学位） 另外“阳光卫视”网站也在过去一个星期内大幅删掉了媒体对杨澜吴征报道的内容。如果吴征的学历堂堂正正，那麽像新浪和北大这种大机构的小动作岂不是在毁坏吴征博士的名誉和形象吗？如果这些删除都毫无缘由、毫无道理的话，吴征有可能不提出异议、甚至抗议吗？ 在互联网上出现了许多对吴征学位的质疑之後，吴征担任副主席的阳光四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新浪网发出“通告”，要“在全球范围之内以法律手段追溯”，并以新浪网名义设立名为“员警”的电子信地址（[email protected]），期望全球举报毁坏他名誉的人，并“将予以重奖”。那麽吴征首先应该缉拿、追究的是否应该是新浪网，然後是北大网？因为是新浪网首先删掉了说他有博士学位的英文简历，这等於是给“通告”中所指控的“造谣中伤”提供了第一个最有力的佐证。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站把吴征简历中的所有学历都删掉了，这难道不是给“造谣中伤”提供的第二个有力佐证吗？ 质疑之五 即使巴灵顿大学曾经设过“博士学位”，吴征也的确拿到那个博士学位，那麽这个网络大学的学位到底有没有实际内容和意义？ 巴灵顿大学是1991年在美国阿拉巴马州成立的网络教育公司（Virtual Academics.com）下属的一个学校。该网络教育公司的创始人是当时只有19岁的美国青年斯蒂汾．贝廷格（Steven M. Bettinger），现任该公司执行总裁。根据该公司自己网页上的资料，其主要业务是提供网络远程教育（Internet distance learning）服务，目前共有10个学校，其中巴灵顿大学是最主要的一个，也是由斯蒂汾．贝廷格创建的。 该校中文网站介绍说，申请该校“无需TOEFL或GRE成绩”“不需要入学考试”，“工作年资每满一年可抵免6学分”。硕士学位需36个学分，“以工作年资最高可抵20个学分”，剩下的16个学分仅需再上5门多课（一门课3个学分）就可修满而拿到硕士学位。 该校英文网站介绍说，外国学生的申请注册费为700美元（一般美国大学的申请费约在25到60美元之间），学士学位的学费是3,800美元，硕士学位4,000美元。 至於具体学习方法，记者仔细阅读了网上的中英文资料，仍只得出一个非常模糊的印象，就是在缴纳了注册费之後，该校会寄一定的材料。在过去的这几天里，记者曾给贝廷格本人和该网络教育公司的各个主管打去十几个电话，希望了解该校学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学习过程、该公司和巴灵顿大学最新的发展情形等。但是，他们不是拒绝回答，就是转到电话录音，在多次留话之後仍不回话。当记者做最後一次努力时，该网络教育公司位於佛罗里达总部一个不留姓名的男性表示，他们不对记者发表讲话。 巴灵顿大学为什麽这麽躲躲闪闪？大概和他们颁发的学位不被美国教育部认可有关。这点巴灵顿大学在自己的英文网站上也不得不承认：“巴灵顿没有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认可”。他们之所以得写上这麽一句，是因为阿拉巴马州教育局每年进行网上检查，如果不注明没有被认可，就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但该校中文网站（译为柏林顿大学）则可能由於没有懂中文的教育局人员去检查，所以他们就可以这样说，该校“是得到美国阿拉巴马州教育部门许可的”，它的学位被“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Schools）承认”。 就巴灵顿大学是否得到过阿拉巴马州教育部门认可一事，记者电话采访了阿拉巴马州教育局助理总监（Assistant State Superintendent of Education）艾迪．约翰逊博士（Dr. Eddie R. Johnson），他说“巴灵顿大学从阿拉巴马州申请的是营业执照，这种执照有效期为一年，学校需要每年申请延期。只要能证明他们符合阿拉巴马州的法律，他们的执照就会被续延。但巴灵顿大学并没有得到美国教育部机构的认可。” 阿拉巴马州高等教育委员会项目署（Interagency Programs of The Alabama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主任伊丽莎白．弗伦奇博士（Dr. Elizabeth French）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更详细地解释到：“他们（巴灵顿大学）既没有得到美国教育部的认可，也没有得到阿拉巴马州教育局的认可；他们拥有营业执照，并不等於他们得到认可。他们注册的是盈利的商业公司，通过提供教育服务，进行赚钱的商业活动，但是并没有得到教育机构的认可，因为没有学术监督他们提供的教学内容。” 当被问道一个不被教育机构认可的学校怎麽可以发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呢？弗伦奇博士介绍说，“（在美国）任何人都可以注册一个商业公司，然後提供教育服务。他们自己可以设置学位，你可以说自己是硕士、博士，也可以颁发各种学位，但没有人承认这些学位。” 记者开玩笑说，“那我不是也可以注册一个颁发博士学位的学校了吗？”弗伦奇博士认真地回答，“当然可以，并不需要得到认可就可以提供教育方面的服务。但是从巴灵顿这样的学校得到的学位不仅不被市场接受，在他们那里修的学分也不可以转到其他学校。”当记者指出也有一些在美国的学生选择巴灵顿大学的课程时，艾迪．约翰逊博士表示，“我不知道那些学生完成那些课程之後是干什麽用的。” 当被问道什麽是“不被市场接受”时，弗伦奇博士回答说，“不被市场接受就是，如果这个人申请我这个机构的工作，我们根本不会考虑，因为他的学位不是从一个被认可的教育机构得到的。进入这种学校想得学位的人不是冒险吗？” 是不是冒险呢？据该网络教育公司2001年10月2日发布的简报，到2001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为止，该公司的财政收入（revenues）是263万美元。 据12月7日雅虎金融网的资料，该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进行柜台交易，其股票价值去年高时曾达到每股3.15美元，但在过去52个星期来下降了73%，当日的股票价值是每股0.4美元。全部股票的市面价值（Market Cap）是430万美元。同样根据12月7日雅虎金融网的资料，这个拥有10个学校的网络教育公司总共只有15个雇员。这等於平均一个学校一个半人管理。 弗伦奇博士倒不见得了解这麽令人咋舌的具体内容，但她显然对网上大学的质量相当不满，她说，“这不仅是巴灵顿大学，网上学校多是欺骗。有各种各样不被认可的学校。” 当记者指出，采访这个网络教育公司得不到任何答覆时，弗伦奇博士说，“这本身就告诉你他们是怎麽回事儿了。如果你只跟这个学校联系，而不谘询更高的机构，你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资讯。” 艾迪．约翰逊博士则说，“如果他们不回答你寻求学校资讯的提问，你应该告诉、规劝在中国的学生，这个学校不是一个被美国的教育机构认可的学校，应该停止进入他们的课程；如果你想进入一个被认可的学校，那麽你选错了学校。” 至於巴灵顿大学中文网站上关於他们的学位“被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承认”一说，倒是事实。但这个“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是个什麽机构呢？ 据《南佛罗里达商业报》（South Florida: The Business Journal）2000年10月16日的报导，“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是一个1998年在佛罗里达州成立的盈利公司；更有意思的是，参与创建巴灵顿大学的该校总裁、自称“博士”的罗伯特．贝廷格（Robert K. Bettinger）本人就是这个公司的注册人之一。 《南佛罗里达商业报》的记者达根（Ed Duggan）按照“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在首都华盛顿的注册地址寻找，结果那个地址和电话是另外一个网络公司，他们从没有听说过这个“承认”巴灵顿大学的“国际机构”。当达根指出这一点时，巴灵顿大学的总裁罗伯特．贝廷格说，“那个办公室已经关闭了一段时间，现在搬到日内瓦去了。”当达根又指出，在日内瓦也找不到这个机构时，贝廷格“博士”又说，那个办公室也关闭了。但在他们的所有网页上继续给的是日内瓦的地址。 达根的报导最後指出，这个“国际大学及学校联合会”由於没有按规定提交年度报告和缴费而被州政府取消。但後来他们又在另一个州注册了。 巴灵顿是个什麽样的大学还可以从它的中文译名看出：在新浪网上的吴征中文简历上它被称为“巴灵顿大学”；但吴征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中称它为“巴林顿大学”；而该校中文网页上写的是“柏林顿大学”，同一个网页的“总裁致词”使用的是“白林顿大学”，而在有一批中国名牌大学的教授们开办的该大学在中国的工商项目培训基地的网页上使用的又是“百林顿”。“巴灵顿、巴林顿、柏林顿、白林顿、百林顿”，一个美国大学同时有五种中文称呼，其“正规”程度不言而喻。 中国教育部在最近也宣布，六种洋文凭不予认证，其中第五种就是“函授取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这样看来即使吴征“有博士学位”的说法属实，那麽拿到这个既不被美国教育部、也不被中国教育部认可的学校的学位，除了对不知情的国人有某种“效果”之外，不知它的真实价值和意义在哪里？ 对於吴征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巴灵顿大学的博士，大概人们的兴趣会越来越小了。其实，在高科技这麽发达的今天，只要吴徵用扫描机把他的学位证书扫到网上，早就把“造谣中伤”的嘴都给“扫”住了；何必兴师动众设立“员警”举报网站呢？ 质疑之六 在互联网上，人们对吴征提出的另一个质疑是关於“艾美奖”的问题。争议缘由是：11月9日新浪网刊登了一条题为“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的消息。当杨澜、吴征的事情在网上引起争论、成为话题之後，有人指出，吴征参加的不是第53届美国艾美奖，而是第29届国际艾美奖。随後新浪网把这条已经发过的消息题目换成了“吴征被选为第29届国际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 就这个小动作，“新语丝”网站主持人方舟子先生撰文指出：新浪网换了题目，却没换内容，通过检索系统查到的国内其他网站转载的新浪网的消息都仍是“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该文还列出了转载这条消息的国内网站。 经过网上核实，记者发现新浪网这个修改的确是事实；而且即使仅在新浪网检索，也能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读者如果进入“北京新浪网（www.sina.com），检索“艾美奖”，选择“新闻”项目；或检索“吴征”，选择“新闻标题”，就可以发现，在这两项检索下列出的文章标题都是“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大会共同主席”。但当点击进入该文章时，文章上面的标题则换成了“吴征被选为第29届国际艾美奖大会共同主席”。 那麽“美国艾美奖”和“国际艾美奖”的区别在哪里？区别到底有多大？“美国艾美奖”，不仅顾名思义，事实上也是只发给美国电视企业所制作的节目。即使美国艾美奖也有两个，一个是发给晚间黄金时段以娱乐为主的节目，在洛杉矶颁发；一个是发给白天时间播出的以新闻、社会内容为主的节目，在纽约颁发。 人们通常所说的“艾美奖”是指在洛杉矶颁发的晚间娱乐节目奖，这次由於美国遭恐怖袭击而两度推迟的、备受瞩目的第53届美国艾美奖就是这个晚间电视娱乐节目奖。这个颁奖大会之所以现场直播，不仅在美国，即使在全球也有很多观众，一是因为这些美国电视节目中有很多为世界观众熟悉的电影明星，像去年获奖的布鲁斯．威利斯；二是因为有这些明星上台表演或颁奖，像今年上台演唱的芭芭拉．史翠栅；三是因为许多美国电视剧在世界各地播放，美国以外相当数量的观众对那些被提名的节目并不陌生。所以这个“艾美奖”有时被比做“小奥斯卡奖”，但它的实况转播收视率仍不能和“奥斯卡颁奖大会”比拟。“奥斯卡奖”约有四分之一美国人收看，在全球大约有10亿观众。而“艾美奖”在美国只有约2千万观众（当然这在美国已是极高的收视率，最红的脱口秀女主持人奥普拉．温芙瑞的节目收视率最高时也是2千万左右），至於“美国艾美奖”在全球的收视率如何则没有找到相关报导。 那麽“国际艾美奖”又是怎麽一回事儿呢？这个奖是“美国艾美奖”下属的一个设在纽约的分支，发给美国以外的电视公司制作的、在美国以外的市场播放的电视节目。任何国家的电视公司或个人制作的节目，都可以寄来参选；英语节目参选费为350美元，非英语节目必须由参选者自配英文字幕，所以参选费降为300美元。 就“艾美奖”的争议，吴征对《北京青年报》说：“如果在21世纪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有人会去冒充艾美奖颁奖会的主席，他一定是全世界最笨的人。我现在都糊涂了，不知道究竟是我笨， 还是编造这样的谣言的人笨。谣言止於智者，我想在此再次告诉大家的是， 我不但光荣地代表全体亚洲人，出任了这次国际艾美奖颁奖典礼的主席，而且还在颁奖前发表了祝贺演说，好在全世界应该有两亿人看到了。” 那麽事实和吴征的说法是否有出入呢？本文采访助理上星期采访了“国际艾美奖”的技术顾问莱克瑞（Tristan Lecoere）先生，和市场及对外关系主任索伦森（M. J. Sorenson）女士。首先，吴征的确出席了这次来自全世界40多个国家、800多人参加的第29届“国际艾美奖”，并担任颁奖典礼的共同主席。有人指出吴征担任的只是晚宴共同主席，而不是颁奖典礼的主席。事实是，晚宴和颁奖典礼同时进行，是一回事儿，整个过程历时约一个半小时。第二，吴征的确在颁奖前发表了“祝贺演说”， 历时1分45秒。 索伦森女士说，在过去两年里吴征都是“国际艾美奖”的赞助者，他不仅是颁奖典礼的赞助者，也是在颁奖前两天举行的节目交流活动的赞助者。11月19日在纽约举行的“第29届国际艾美奖”共有6家赞助商，‘阳光新浪’是第二大赞助商。目前赞助“国际艾美奖”主要有4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7万5千美元；第二个等级是5万美元；第三个等级是2万5千美元；第四个等级是1万美元。赞助可以用现金，或用广告价值以及其他商业价值交换。今年的最高赞助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赞助了3万美元，其次是吴征，赞助了2万5千美元（吴征去年也赞助了2万5千美元）。香港的凤凰卫视前几年也曾赞助“国际艾美奖”，但今年由於缩减预算，没能赞助。索伦森女士十分感激凤凰卫视和阳光卫视对这项促进国际文化交流项目的支援。 据索伦森女士介绍，每年的颁奖主席都有两个人，一个来自美国电视界，一个来自外国。颁奖主席是一个非正式的荣誉，是一个提升、推销自己公司的机会。只要是董事会成员（吴征是该董事会90名董事之一），经委员会推荐，就可能成为颁奖典礼主席。 那麽新浪网的报导和吴征的说法到底在哪里和事实有出入呢？它的出入在於该颁奖典礼是否有现场“实况转播”；全球是否有“两亿多名电视观众”。 “我们这个（颁奖）仪式没有现场实况转播，”莱克瑞先生说。“我知道有些人有录像带，但不知道会不会在他们国家播放。以前有人的做法是，得到奖项的电视台会剪辑他们获奖的镜头，做成一个小节目，加上他们本国语言的评介，在他们的电视台播放。没有什麽人对现场直播感兴趣，如果哪个国家有被提名的项目，他们只想看到赢的场面，而不想看到输。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听说有哪个国家播出了这个节目。” 那麽这个颁奖仪式在美国有没有播出呢？“没有，”索伦森女士说。“由於美国人对参赛的外国节目不熟悉，所以颁奖仪式很难在美国播出。前几年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曾播出过部份内容，但今年的没有播出，我们还在跟他们谈。” 这麽说，这次“第29届国际艾美奖”的颁奖大会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外国都不仅没有“实况转播”，甚至连事後剪辑播放都没有？“当然我们不能肯定有没有参加晚宴的客人回去播放部份内容，”莱克瑞先生说。 那麽如果有的电视台感兴趣，想在他们国家播放，是否需要向“国际艾美奖”买版权？“他们支付复制录像带的费用就行了，”读者可以在国际艾美奖的网页上看（听）到这届颁奖典礼的实况。 这种情形和新浪网报导的“届时全球两亿多名电视观众将可以收看到电视实况转播”、吴征说的“好在全世界应该有两亿人看到了”不是差别太大了吗？也许新浪网和吴征不知道这个节目根本没有现场直播，後来也没有在美国播放？ “当然知道，”索伦森女士毫不含糊地说。“我们的赞助商当然知道这个节目没有实况转播。”的确，如果一个商人对自己出资赞助的项目、对自己公司能从中得到的好处不清楚是不符合常理的；尤其是有没有“电视实况转播”、是不是有“全世界两亿人”观看，其商业效应是有天壤之别的。 “美国艾美奖”和“国际艾美奖”的差别到底有多大？如果用国家大小来打个比方的话，就是“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差别。吴征这件事儿就好比当年一个美国青年去阿尔巴尼亚参加了一个活动，回到美国後，支持他的媒体就报导说，“这个青年去了全世界最大、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自己也这麽宣称。反正许多美国人也搞不清楚哪儿是哪儿，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是了。但那个去阿尔巴尼亚的青年自己心里可是清清楚楚地知道他去的那个地方有多“小”，人口有多“少”。 “国际艾美奖”是一个对促进国际电视文化交流很有意义的项目，尤其是对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电视业走向世界有益，本文不仅无贬损这个机构的意思，相反希望借此机会介绍一下这个机构，希望能有更多的团体和个人去参选。但吴征把这个奖的身价夸张千百倍，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这项活动，都不是一个好的促销方式。毕竟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人们迟早会知道真相；毕竟在让人们“恍然大悟”之後，下次就很难再买账了。 这次“国际艾美奖”不仅没有“实况转播”，据索伦森女士说，甚至没有任何一家中文电视台来正式报导！ 如果吴征真的“大事糊涂”，难道他“小事”也不清楚吗？他总不至於不记得和杨澜到底是飞去了洛杉矶参加典礼、还是飞到了纽约参加晚宴吧？总不至於把曼哈顿和好莱坞都弄混了吧？ 新浪网虽然後来把报导的标题改为“吴征被选为第29届国际艾美奖大会共同主席”，但文中的内容除了仍有上述“届时全球两亿多名电视观众将可以收看到电视实况转播”之外，还有“艾美奖是美国电视界荣誉最高的奖项，被誉为电视界的奥斯卡。今年的艾美奖颁奖晚会原定9月16日在洛杉矶的圣殿礼堂举行，但是由於9月11日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恐怖袭击事件，美国举国哀悼，因此主办方曾几度推迟典礼的举行。” 这段话的每一句都是指“美国艾美奖”。且不说吴征在晚宴致词中说他已经参加了三届“国际艾美奖”（每一次都是在纽约，怎麽可能把这次记成了洛杉矶的艾美奖呢？），作为大会的共同主席，这次他也早就应该收到通知告诉他去哪里开会吧？当然，吴征可以把责任全都推到报导这条消息的记者和发表这条消息的编辑身上。 那麽新浪网娱乐版的编辑到底是怎麽“编”发消息的呢：在11月9日报导“吴征被选为第53届艾美奖颁奖大会共同主席”，“吴征先生将首次以新浪网联合董事长的身份亮相於国际活动，并将为典礼致贺词，届时全球两亿多名电视观众将可以收看到电视实况转播”之前四天，新浪网在11月5日已经报导“53届美国艾美奖揭晓《白宫群英》夺得4项达奖”，并登出了获奖者的照片；随後在11月6、7、8三天均有关於“美国艾美奖”获奖作品的报导。这些报导在检索出来的文章题目中是在同一个页面上的！ 比较奇怪的是，那麽令吴征和新浪网骄傲的“有史以来出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亚洲人”吴征，在“光荣地代表全体亚洲人”出席完11月19日在纽约举行的“国际艾美奖”之後，却没有见到新浪网发任何消息。 由於新闻的时效性，记者在抢新闻时有误是难免的，像《纽约时报》这种大报都时常出错，并且几乎每天都在第二版登出2、3条或4、5条更正。记得当年金日成去世後，《纽约时报》在报导消息後几天，还登出一条更正说，前面报导过的制作金日成棺木的材料有误，正确的棺木材料应是什麽什麽，核实并更正如此小事令人感叹。 新闻应该有犯“诚实的错误”的空间，只要媒体发现报导有误，改正，读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原谅，否则新闻就很难做了。但吴征和新浪网到底是犯“诚实的错误”，还是有意误导？ 如果新浪网记者最早没有弄清楚吴征参加的到底是“美国艾美奖”还是“国际艾美奖”是可以原谅的。别说光“美国艾美奖”就有两个，加上这个“国际艾美奖”，近年又出了个“亚裔艾美奖”，全都是在美国。难怪把抢新闻的记者弄糊涂了。 如果新浪网的编辑在收到这条消息後，忘记了在过去四天来已经连续报导过好几条消息，说“53届美国艾美奖”已经发完了，仍然把记者“未来进行式”的稿子原样登出来了，也可以用“网络资讯爆炸，实在没空仔细看”的理由而得到一定谅解。但按照媒体的常识，在报导自己公司主管的消息时一般会加倍小心，这不仅是由於把自己老板的事儿报错了会惹麻烦，更重要的是会因损害该媒体本身的形象而受惩罚。 但新浪网的编辑在把“第53届艾美奖”换成“第29届国际艾美奖”的时候已经明显地知道了这条引起争议的报导的严重错误，不仅没有承认错误，而且在只改了个题目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原内容，这就是编辑在知道真相的情况下，仍继续误导读者，这就不属於读者可以原谅的“诚实的错误”了。 那麽吴征本人呢？如果说在这件事引起争议之前，他没有看到过这个报导，这也许是有可能的（尽管极小），但是，事情引起争论之後，吴征不大可能没有去看一下这个报导。而且就在吴征和杨澜的阳光网站上，到现在还登著题为“吴征获选艾美奖颁奖大会主席”的报导。虽然文中有国际艾美奖字样，但文尾的“艾美奖是美国电视界荣誉最高的奖项，被誉为‘电视届的奥斯卡奖’”仍明显是指“美国艾美奖”。 而且吴征本人在12月4日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反击对他的“形象谋杀”时仍理直气壮地说，“我想在此再次告诉大家的是，我不但光荣地代表全体亚洲人，出任了这次国际艾美奖颁奖典礼的主席，而且还在颁奖前发表了祝贺演说，好在全世界应该有两亿人看到了。” 虽然他这次在艾美奖前面加上了“国际”，但难道吴征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他亲自参加的“艾美奖”有多大规模？真的不知道它的播放实情？还是要继续维持他的严重夸张和误导的错误？ 根据最近了解到的情况，吴征的五个学位中，几乎每一个里面都多少有些水份。这里再回顾一下吴征的学历：“1986年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1989年获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工商管理学士学位，1993年和1996年分别获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後於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关系学院获第二个博士学位。” 1，对於“1986年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吴征的英文简历是“received his Diploma of Superior Studies in French Literatur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avoie, France”。对於这一说法，作者通过一位在法国读博士学位的朋友查看了这所大学的法语网站，他查询後回复的结果是：据其网页，该校没有“法语系”，只有一个为外国学生开的“法语教学中心”（INSTITUT SAVOISIEN D'ETUDES FRANCAISES POUR ETRANGERS）。吴征英文简历中所说的“Superior Studies in French Literature”，可能就是其中一个课程，只需二个学期即可结业。法语“Diplome superieur d'etudes francaises”的对应英文应该是Diploma for Advanced French Studies，即“法语高级班文凭”，说成是Superior Studies in French Literature（法国文学高等研究），是故意混淆视听。 作者又通过一位在法国做记者、也是懂法文的朋友给该校打了电话，该校学生办公室回答说，该校有来自81个国家的外国学生，几乎都是在该校“语言中心”学习语言和文化。关於吴征的学历资料学校可以给，但由於法国明年起使用欧元系统，所以电脑正在调整。到明年一月即可以查到。 这位对法国教育相当了解的记者朋友说，法语中的“高等文凭”如果不和具体学位连在一起，都指语言学习，一般4到12个月可以结业。有低、中、高级班等。而法语系则是“法国语言文学系”，基本上都是学文学的法国人在念。 所以，吴征的“毕业於法语系”明显给人一种他得到“法语系”学士学位的误导。 2，吴征的“1989年获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工商管理学士学位”。经向该校学生记录办公室核查，吴征的确从这个位於密苏里州圣路易士北部的教会学校获得工商管理学士学位。但不是1989年。据该校学生记录办公室行政助理凯莉．亨珍（Kelly Hentzen）小姐介绍，吴征是在1989年入学，1991年毕业，得到学士学位。虽然这是一个真实的学位，但吴征把入学时间改为毕业时间，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3，“1993年获得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经查，吴征读的是这所大学附属学校“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专为在职人员设计的晚间课程。该学院网页的招生条件显示，入学并不要求托福和GRE成绩。一位不愿公布名字、也是从这个学院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向记者证实，当年这个学院入学就是不需英语考试成绩。其所学内容也和全日制学生有所不同。当然，吴征从这个学校得到的是正式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 但是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页的“任课人员”中曾列出的吴征简历说他是“华盛顿大学金融管理博士”则严重有误。在媒体开始质疑吴征的学历之後，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把其网页上吴征简历中的所有学历都删除，仅保留其商界职务。该网页原来刊登的简历还说吴征是“复旦大学学士”，但在新浪网和阳光卫视等网页上刊出的吴征简历中都没有这一项，因此吴征是否有过“复旦大学学士”学位也令人怀疑。而按照常理，简历一般都是本人提供的。北大的是怎麽回事儿，只有期待国内记者同行了解了。 4，就吴征“1996年获美国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一说，前面已有长篇交待。再概括一次：巴灵顿大学是一所网络函授学校，其颁发的学位不被美国教育部的任何机构承认。而且该网络大学的中英文网页都显示没有设立博士学位。巴灵顿大学拒绝向记者证实吴征曾在该校获得过博士学位。 5，吴征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关系学院博士学位”。复旦大学学位办公室在接受上海《新闻晨报》记者查询时表示该校确曾授予吴征博士学位，而且不是“荣誉博士”。但《新闻晨报》的报道没有提供吴征是否像其他复旦大学博士生那样在校上课、并有学习成绩单等资料。 吴征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说，他的“博士论文”已出书。他说的出书是事实。这部题为《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国际传播战略》的博士论文共94页、7万9千字，由《解放军报》下属的“长征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 记者通过雅虎网检索了中国的11家大型书店网站，除一家之外，其他都显示没有收入吴征的这本书。有这本书的网站上显示的吴征的这本书，没有作者名字，也没有出版时间，更无内容介绍，并说“暂无封面”。即使在出版这本书的“长征出版社”网站，也没有显示有这本书。 到目前为止记者还没有找到该书，但从网上发表的该书全部5章的题目来看，明显地充满了大而空的概念：第一章：国际传播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有机构成和显示；第二章：国际传播对象的重心转移：打入重点国家的主流社会；第三章：国际传播的观念转移∶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第四章：学会传播产品的包装；第五章：国际传播，先从强化自身开始（各章下的小标题见文尾附注）。 当然，在没有读书的情况下，这只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觉，既不是客观判断，也不能证明什麽。但是，即使吴征的论文写得很不错，如果他只通过一本不到100页的书就获得正式博士学位，这对其他那些通过正式考试入学、在校园苦读几年，还要经过各门课程的考试及论文来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复旦大学网页上刊出了吴征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的5名成员：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国良、桑玉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田中青、夏立平。相信国内会有记者同行去采访、了解吴征论文的水准，以及他在复旦读书的情形。许多名人获得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这在全世界都是常见的现象。但吴征从复旦获得的是正式博士学位。作为中国著名学府的复旦大学，应该不会不对自己学校的声誉负责吧？ 也许吴征有其他特殊的研究才能和著作？但新浪网上刊登的“新浪和阳光高层领导简介”说，今年1月出版的复旦论文是“吴先生第一本书”。而新浪网上开设的“吴征专栏”里迄今也只有4篇文章┅┅ 吴征和杨澜靠什麽成功？ 在关於吴征的争论文字中，虽然明显地多数都对吴征在“学历”上的“水份” 和小动作表示反感，但也有人指出，学历在一个人的成功中并不重要，吴征今天“傲人”的成绩已经证明了他的“能耐”，何必再追究他的学历如何如何呢？那些质疑吴征的人是不是妒嫉人家的成功？中国人总是不能用正常心态欣赏别人的成功。吴征本人还扔出了一个漂亮的句子“疯狗咬我一口，我还能咬疯狗吗？”他还指出，由於这次对他和杨澜的“攻击”“规模很大┅┅跨内地、香港、美国”，所以一定是“有组织的行为”。 那麽这些质疑吴征的人是不是由於妒嫉他俩的成功而像疯狗一样“咬”他们？吴征的学历问题值不值得讨论？这次这麽广泛的讨论背後是“谁”指使的？ 毫无疑问，历史上有无数没有学历而做出优异成绩的人们。别说成功的企业家大多数都不是靠学校成绩好（school smart），而是靠有经商灵性（street smart），就连很多大学问家都根本没有任何学位。反过来说，有一堆学位的人也未见得就“智力过人”“学问深奥”。有一位耶鲁的读者来信说，拿一个“长春藤”大学的学位并不困难，并不能说明什麽。我有一个朋友甚至说，“我从中国的名牌大学读到美国的名牌大学，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大学教授们有多笨，就别提那些学生了！”这当然可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普遍意义来说，当然还是在学校念书多的人知识多一些，所以人们一般都接受学位给人带来的“身价”。 吴征和杨澜作为“海外归国学人”，在短短的几年内创立了自己的电视公司、成为“最大华人门户网络”的最大股东之一，这的确是极为“傲人”的成绩。任何人做出惊人成绩，就自然地不仅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更成为人们效仿的“榜样”。虽然中国人一听“榜样”，就想起令人反感的雷锋，但榜样并不错，只要他是真的。来到美国才发现，美国的榜样（role model）不仅比中国多多了，而且比中国更提倡。任何人在一个什麽小的社区里做出点儿什麽贡献，人们就称他为“榜样”，就提倡向他学习。做出大的贡献的就更成为榜样，像篮球明星乔丹，不仅人们把他当作榜样，他自己也时刻意识到自己是榜样，言行都很谨慎，尽量不损害榜样的形象。 在美国的另一个发现是，名人传记多如牛毛。是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崇拜名人吗？未见得。大概只是因为在一个机会比较多的国家，人们比较容易出成绩；去模仿成功人士，自己成功的机会也很大。中国人在受了几十年毫无机会的压抑下，现在终於有了可以自己创业成功的机会，那种人人都渴望成功的动力、燃烧力是在其他国家很难见到的，这也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之一。这也是为什麽杨澜、吴征的成功令无数的中国人羡慕。虽然还没听说有杨澜吴征传记出现，但读到不少关於他俩的、充满赞誉的报道。那麽杨澜吴征模式的“成功”是不是应该成为中国人，尤其是“海外归国学人”学习的榜样？人们可不可以滥用名不副实的“海外学位”和“成功”换取在国内的信誉？ 微软总裁比尔．盖茨不需要通过学位元元来炫耀他的成功，因为他的业绩清楚地摆在全世界。而对那些本身能力不足、成绩不够的人来说，则要靠“学位的价值” 来提高“自身的价值”。吴征之所以要堆砌一大堆海外学位头衔，就是因为他在海外根本没有做出什麽突出成绩，於是学位成了他唯一可炫耀的资本。在国内的报道中见到不少这类的话：“事实上，在海外的华人圈里，吴征早就是一个名气颇响的年轻华人实业家┅┅”、“吴征先生，你在海外已经做得很出色了，但在内地知道你的人挺少的┅┅”。 吴征在1996年底和杨澜一起回国之前，在海外根本没有任何“出色”的企业成绩，他在海外华人圈里毫无名气是一个不需要核查的事实（名气大小还用查实吗），吴征也不见得有使他在海外“名气颇响”的华文媒体对他“成功业绩”的报道。所以吴征不得不用一堆“学术”头衔来证明他的成功。事实上，不是质疑吴征的人们看重吴征的学历，而是吴征本人比任何人都看重他的“学历”。在阳光卫视网站的高层管理阶层人员名单上，除了“杨澜女士”之外，其他都是“某某先生”，只有吴征是“吴征博士”。所以杨澜也对媒体骄傲地表示丈夫有两个博士学位；媒体也乐於讨好地称吴征为“双料博士”。 而吴征如果没有那麽一大堆学历、以及借助杨澜同样水份很大的“海外成功” 效应，他在中国商界有可能在短短的五年内达到今天如此这般的“成功”吗？当吴征的成功是以这些学历为重要基础时，如果这个“基础”有水份，那麽这个“成功”模式当然就是值得质疑和讨论的。同时，吴征是两个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尤其是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的新浪网的最大股东之一，股民们毫无疑问地应该、也有权利质疑公司主要领导人的信誉。 学历实在是太死的东西，如果它们都能被吴征如此大胆地“活用”的话，那麽那些本身就很“活”的商业活动岂不是更可以被“神耍”了吗？人们怎麽可能不对他在商业活动上的信誉也产生质疑呢？在中国已经加入世贸，一切商业活动都越来越走向正规的情况下，不靠真实敬业的精神，哪天不栽个大跟头，把新浪网和阳光卫视的股民们带著一起跌一跤吗？ 这次就吴征的问题引起这麽广泛的争议、近乎一致的谴责，用吴征的话说“跨内地、香港、美国”，那麽这场讨论的背後有没有指使者？的确有。但这个指使者不是哪一个人，而是每一个人心里的道德底线所引起的共鸣或反应。 当然，这个世界上恐怕很少有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从未撒过谎，尤其是被谎言喂大、又恰恰自尊心和虚荣心都堪称世界之冠的中国人，谁都有可能随口夸张点儿自我“英雄业绩”，这既可以理解，也没人去深究。更何况这世界上还有一种“白色谎言”，在不少情况下是必要的，甚至有益的。 对从海外归国的“学子们”来说，以中国人“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传统，不仅他们自己不愿意表现出“灰头土脸”的样子，国内的人也不愿意接受所谓“在海外创业艰辛”的说法。他们更乐於听到和相信的是：“兜里揣著50美元到美国闯天下，5年後50元变成了5千万”模式的童话故事。所以大家回到国内跟亲戚朋友吹几句，也实在可以理解。但什麽事儿都有个底线，一旦超过底线，麻烦就大了，尤其作为正式个人档案公开发表出去的东西，一旦有误，就可能被指为谎言，而这可绝对不是“白色的谎言”。 在过去这些年来，在内因和外因的结合下，在海内外资讯不够流通的天赐良机下，不少“海外游子”的谎言游戏玩的得心应手。我们有过跟国人玩的“周励的故事”、“爱国基因的故事”；跟海外华人玩的“周恩来私生女的故事”；跟西方洋人玩的“《灵山》的故事”等等。 但通过夸大在国内的某种成绩，引起了西方的一点兴趣，又用西方效应震憾了中国，再用因膨胀的西方效应带来的资本重新让西方刮目，於是两边全胜的赢家，好像还没有谁超过吴征杨澜。但读者们认为他们会是最後的赢家吗？ 2001年12月4 -11日於纽约 作者附记： 这场关於吴征的争论，应该说最早是由互联网上一篇署名“罗向真”的质疑杨澜等人的文章引起。虽然现在国内外许多文章的目标转到了问题更明显的吴征身上，但读者们还是没有忘记杨澜，对她在美国到底拿的什麽学位、做出了什麽傲人的成绩有所质疑。协助本文采访的朋友恰巧就从杨澜所说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毕业（同一个专业指导教授），也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毕业，所以对这两个学校的异同很清楚，并对杨澜在美国的“成功”有所了解，所以本文作者将尽快把关於杨澜的资讯提供给读者。 注：本文提到的相关网址等资料如下，基本上按文章提到的前後顺序排列（正如本文开篇所说，主要资讯和网址最初多是从互联网上人们对吴征的质疑文章中获得，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吴征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http://www.chinasuntv.com/gb/press/press.htm 2，阳光卫视上吴征中文简历：http://www.chinasuntv.com/gb/super.htm 3，《纽约时报》报道杨澜提到吴征的文章（检索Yang Lan）：http://search.nytimes.com/search 4，《富比士》报导吴征1986年抵法国：http://www.forbes.com/global/2000/0515/0310058a_2.html 5，新浪网上的吴征中文简历：http://tech.sina.com.cn/65605.shtml 6，吴征简历中提到的大学网址： A，法国萨伏大学：http://www.univ-savoie.fr/ B，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http://www.culver.edu/ C，华盛顿大学：http://www.wustl.edu/ D，巴灵顿大学英文网址：http://www.barrington.edu/ 巴灵顿大学中文网址：http://www.barrington-chinese.net/ E，复旦大学：http://www.fudan.edu.cn/default_1.htm 7，美国《南佛罗里达商业报》对主办巴灵顿大学的网络教育公司报导：http://southflorida.bcentral.com/southflorida/stories/2000/10/16/story2.html 8，《南佛罗里达商业报》对巴灵顿大学的报导： http://southflorida.bcentral.com/southflorida/stories/2000/10/30/story3.html 9，巴灵顿大学南亚部负责人“Richard Congde Gao”的电话：604-760-8608 10，巴灵顿大学自称学生事务副主管Mark Smith的电话：334-471-9977 11，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网页上的吴征简历：http://ccer.pku.edu.cn/fellowship/fellowship0200.htm 12，“阳光四通”设“员警”电子信址（[email protected]）的“通告”：http://www.chinasuntv.com/gb/press/press.htm 13，新浪网上吴征（被删节）的英文简历：http://www.sina.com/corp/about/board.html 14，被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网站收录的新浪网上原来刊登的吴征英文简历：http://www.pwcglobal.com/Extweb/industry.nsf/docid/E3D25350DF09787185256A9600741DB6 15，主办巴灵顿大学的网络教育公司网页：http://www.virtualacademics.com/ 16，网络教育公司执行总裁Mr. Steven M. Bettinger的电话：561- 994-4446 17，巴灵顿大学总裁Mr. Robert K. Bettinger的电话：561- 994-4446 18，阿拉巴马州教育局助理总监Dr. Eddie R. Johnson的电话：334-242-9960 19，阿拉巴马州高等教委项目署Dr. Elizabeth French的电话：334-242-1998 20，网络教育公司财政收入新闻简报：http://www.virtualacademics.com/press_release.html 21，雅虎金融网上“网络教育公司”股票（VADC）和雇员资料：http://quote.yahoo.com 22，百林顿（中国）工商管理培训基地网页：http://www.barrington.net.cn/homepage/10/01.html 23，新浪网上吴征主持29届国际艾美奖题文不符的报导：http://ent.sina.com.cn/v/2001-11-09/63175.html 24，新浪网上吴征主持53届艾美奖的原始报导标题：http://surf.sina.com.cn/cgi-bin/news/searchnews.cgi?sk=%B0%AC+%C3%C0+%BD%B1 25，新浪网在报导吴征将主持53届艾美奖之前4天已报导53届艾美奖揭晓： http://ent.sina.com.cn/v/2001-11-05/62718.html 26，吴征的“阳光卫视”是第29届国际艾美奖第二大赞助商：http://www.iemmys.tv/sponsor.html 27，“国际艾美奖”网址：http://www.iemmys.tv/ 28，“美国艾美奖”网址：http://www.emmys.tv/ 29，阳光网站到现在还登著“吴征获选艾美奖颁奖大会主席”的报导：http://www.chinasuntv.com/gb/press/news/n27.htm 30，法国萨伏大学“法语教学中心”网址： http://www.univ-savoie.fr/formations/duniversite/etrange.html 31，华盛顿大学“大学学院”招生标准：http://artsci.wustl.edu/~ucollege/Programs/iap/iaapplic.html 32，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吴征简历：http://ccer.pku.edu.cn/fellowship/fellowship0200.htm 33，复旦大学授予吴征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成员：http://www.dip.fudan.edu.cn/new/news/old/defense_phd.htm 34，新浪网“新浪和阳光高层领导简介”上的“吴先生第一本书”： http://tech.sina.com.cn/i/c/2001-09-25/85898.shtml 35，新浪网吴征专栏仅4篇文章： http://tech.sina.com.cn/focus/wuzheng.shtml 36，出版吴征博士论文的《解放军报》下属“长征出版社” ： http://www.pladaily.com.cn/item/czcbs/index.htm 37，吴征的博士论文目录： 第一章 国际传播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有机构成和显示 第一节 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最大无形资产 第二节 国际传播是外交的组成部分 第三节 後冷战时代更凸现国际传播的紧迫性 第四节 中国形象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塑造 第二章 国际传播对象的重心转移∶打入重点国家的主流社会 第一节 边缘上的中国国际传播 第二节 国际传播必须打入各国主流社会 第三节 继续重视海外华人的传播 第三章 国际传播的观念转移∶传播一个真实的中国 第一节 “一个不断进步著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节 传播中国形象的四条原则 第三节 世界传媒发展趋势与中国现状的冲突 第四章 学会传播产品的包装 第一节 重视品牌效应 第二节 “借鸡生蛋” 第三节 学习新的传播艺术 第四节 多渠道 多途径 第五节 收缩战线 形成拳头 第五章 国际传播，先从强化自身开始 第一节 中国传媒业的发展 第二节 中国传媒业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 加快传播产业改革步伐 第四节 鼓励媒体走向世界 结论 （载多维网） |
| 普京和江泽民，不比不知道 2001-12-01 |
| 俄国总统普京十月中旬首次访美，成为美俄，以及世界媒体上的重要新闻，因为911事件发生之後，俄国表现出一面倒向美国，坚定支持反恐，并有和美国联手建立世界新架构的趋势。
在美国看到普京的举止，不期然地把他和江泽民比较，一比才感到，虽然俄国以前是共产国家，普京是前克格勃官员，但普京和江泽民有相当大的不同。 第一个不同是活力上。普京访美时，给人的感觉是精力充沛，精明强干。普京会柔道，也许是这种特殊的体能训练，使他没有像很多国家元首那样吃得更加「圆首」、大肚皮，而是保持相当好的体型和精神状态。更重要的原因是，普京今年才49岁，一个领导俄罗斯那样一个大国的领袖还不到50！ 而江泽民今年已75岁，完全是老年人了。普京和今年55岁的布什同台讲话，谈笑风生，从年纪和活力上，都是一代人的感觉。而江泽民比布什大20岁，比普京大26岁，整整差了一代！ 而被江泽民指定为接班人的胡锦涛，已59岁，比普京整整大10岁，还被中南海的老人们称为「小胡」呢。 不久前「小胡」访问欧洲五国，好像中南海已决定为胡接班造舆论，但中共那种政治体制，从林彪、胡耀邦到赵紫阳，接班人都「没有好下场」。59岁的胡锦涛虽被西方称为「王储」，但他在中国那种黑箱作业的政坛上前景如何，仍是未知数。 ●专制者不敢接受自由提问 第二个不同是讲话水平上。普京在抵美前夕在莫斯科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ABC）「20/20」节目女主持人芭波拉．沃特斯的电视访问。作为美国电视业中资格最老、薪水最高的女主播，沃特斯竟逐个问题看稿子提问，连一个问题也背不下来，显得既无新闻专业化，又有点紧张。但普京却手里没有任何稿子，对答如流，侃侃而谈。 普京在德州期间，无论是和布什同台接受中学生提问，还是在记者会接受采访，都是不拿讲稿，随口而谈。而且普京还破天荒地到纽约的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直播间，通过电波，和美国公众直接对话45分钟，回答听众的各种问题。此举特别赢得美国人的好感，觉得这位前共产国家的领导人，有点西方派头，敢於「走到群众中间」，不怕提问。 对共产主义现象有相当研究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在《不可承受生命之轻》中指出，「极权统治的真正死敌就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题就像一把刀，会划破舞台上的景幕，让我们看到藏在後面的东西。」专制者从来都不敢直接接受民众的自由提问。普京敢於这麽做，就是因为俄国走向了民主，不怕让人们「看到藏在後面的东西」。 而同样是大国领导人，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接受英文媒体访问，一定要求对方事先提出问题，准备答案後再进行；即使接受纽约一个地方中文电视台的采访（还是亲北京的），他都是事先准备好了答案，因为这个采访在播出时，谁都看得出江泽民一直低头盯著台上的花瓶後面，在念讲稿，而不是自然地抬头回答问题。 江泽民八月份在北戴河接受《纽约时报》发行人舒 伯格一行的采访时，仍然要求对方事先把问题写来，拟好答案後才进行。在去年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60分钟」主持人华莱士采访时，江泽民好像有些离稿发挥，但一发挥就出错，竟在反驳华莱士说「中国没有民主」时说「你们对中国的描述简直比天方夜谭还离奇。我们有人大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中委会有政治局，政治局有常委，我本人是政治局常委。」 「人大」怎麽会选举中共中央委员呢？中共中央委员产生於党代会，而「人大」是「选举」政府行政部门领导人的。江泽民竟连「人大」和「党代会」的区别这些常识都弄不清楚，这番「人大选举中共中央委员」的解释恰恰是中国根本就没有民主的绝妙自白。 ●江泽民造新词「拉秋」 第三个不同是说英语上。沃特斯在采访普京结尾时特意提到，普京已学习了几个月的英文，请普京用英语对美国观众说几句话。普京用相当流利、发音也较标准的英语说了「对我来说，这是困难的。我愿意借这个机会向美国人民表达美好的祝愿」（大意）。 在访问美国期间，会说相当程度英文的普京，却没有一次在讲话中穿插英文，而是从始到终讲俄语。但江泽民在访问美国时动不动就来几句英文。江泽民喜欢英文和西方文化并没错，但他说英文，总给人有卖弄的感觉，而且不分场合地点，随口就来几个洋文，由於发音不准确，经常让人不知所云，有时成为笑料。 例如去年三月，江泽民在香港接受记者提问，当一个记者问台湾是否为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时，江泽民用中文回答时夹了一个英文词：「这个问题恐怕要做一个『拉秋』了」。「拉秋」是什麽意思，在场的港台记者集思广益，都弄不明白。那时还没有发生九一一，否则人们会以後江泽民在谈拉登的弟弟。 最後记者们搜索枯肠，才弄明白「拉秋」原来是英文「Lecture」（演讲）之意。但比较接近的中文发音应该是「来克彻」，而不应是「拉秋」，可见江泽民的英文发音太蹩脚。因此有西方评论家调侃江泽民是「四话」干部：「大话、空话、谎话，再加上错误百出的外国话」。 ●中共领袖仰漂死海 第四是注意形象上不同。普京这次访美，除了和布什密集会谈，去电台和听众直接对话，就是参观纽约世贸大厦废墟，行程紧凑，毫无游玩。但江泽民访美，安排了很多游览，包括在夏威夷跳呼啦舞、游泳，在纽约弹琴。而且在去以色列访问时，被西方媒体拍到仅穿游泳裤仰面漂在「死海」上的江泽民——那企鹅般鼓涨的肚皮，再加上漂在死海上，给人相当不好的联想。但他自己可能还很得意这副刊登在西方各大报的「死海上的中国领袖」照片呢。 江泽民这种随心所「至」的老小孩劲头，在全球国家领导人中也属「稀有动物」。哈佛大学一位亲北京的教授去拜见江泽民，正在谈中美关系等重要问题时，突然江泽民心血来潮，要为美国客人们弹琴唱歌，结果唱的是美国少男少女们热衷的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歌「我的心永在」。75岁的老人，唱出小姑娘的缠绵，他一定很得意自己的「全才」。 ●布什从江泽民眼里看不到灵魂 第五是给人信任感不同。普京在接受沃特斯采访被问道对911感想时，说他有「负罪感」（guilty），因为俄国没有事先收集到有效的情报来通知美国，以避免这一灾难。在今年五月布什和普京首次见面後，布什就描述说，从普京的眼神里可以看到他的灵魂，这个人可以信赖。911後，第一个给布什打电话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外国元首就是普京，俄国对美国全球反恐坚定支持。美国媒体目前称布什和普京的关系已变成了「同志」。 但布什在上海和江泽民首次会晤後，就没有这种感觉。江泽民虽然也表示支持美国反恐，但附加很多条件：要经过联合国，不要伤及平民等等。美国专家分析说，江泽民支持美国反恐表现得相当勉强，不情愿。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怎麽可能对江泽民建立信任。 ●中国政治：演员支配观众 当然，普京和江泽民的表现都有相当成份的政治「做秀」。即使是这样，为什麽普京「演」的漂亮？关键是俄国已经走向了民主，普京是通过选举上台的，他不努力获得人民的支持，下次选举就可能被淘汰。普京的这场「演出」不管落幕、开幕，对他演出水平的评价，对他政治命运的主宰，是台下的观众，是观众手里攥著的选票。他不得不谦恭，不得不卖力，不得不举止得体，不得不看重民意和舆论反应。 而中国则不同，江泽民虽然也是台上的主角，但他的演出如何，他是否具有演出能力，评价权和决定权都不在台下观众手里，而且观众席敢有不是赞美、恭维、谄媚的不同声音，观众就会被驱逐出场、甚至逮捕判刑。 除了选举之外，俄国已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媒体。去年八月俄国发生潜艇事故时，莫斯科著名政治周刊《Itogi》发表了很多批评普京的评论。而在中国，无论江泽民怎样迫害异议人士，怎样镇压法轮功、怎样在出国时出丑，怎样卖弄英文「拉秋」，整个中国媒体都不敢、也无法提出批评，更谈不上制约。 对普京来说，是台下的观众在决定他的命运，而对江泽民来说，是他决定台下人的命运，这就是当今中国和俄国最明显的不同，也是普京和江泽民之间最大的不同。 （载香港《争鸣》月刊2001年12月号） |
| 阿拉法特是不是恐怖份子？ 2001-11-22 |
| 911事件後，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更加激化，自杀炸弹导致几十名以色列平民遇难；沙龙政府出动飞机轰炸巴解控制区进行报复。
导致巴以冲突的宗教文化缘由虽然深远，但目前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因素：一是阿拉伯国家不让以色列在那个区域生存、想把它赶出去，以色列人没有安全感；二是实行民选制度的以色列和个人独裁统治的巴解政府无法真正和平相处。 一般人都看到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土地，但却很少去深究为什麽造成这种局面。人所共知，以色列人长期没有家园，流离世界，二战中被纳粹杀害了六百万。它最後建立国家，是经过联合国决议（1947年）批准的（该决议也批准巴勒斯坦人建国）。因此不管人们是否喜欢”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在这块土地“复国”具有国际法理性。 但就在以色列建国次日，周边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伊拉克等五个国家以及巴勒斯坦游击队联手进攻以色列，不让它生存。当时仅这五个阿拉伯国家就有一亿多人口，而以色列仅有三百万人，而且刚宣布建国，还没有正规的军队。这是一场完全以大欺小、持强凌弱的战争。如果不是以色列人同仇敌忾打败了侵犯者，以色列今天就不会存在。 1967年，这五个阿拉伯国家准备再次联手侵犯以色列之际，以色列先发制人，和上次一样，打败了总军力远大於它的阿拉伯五国。 正是在这两次战争中，以色列乘胜占领了埃及、约旦以及巴勒斯坦人的一些土地（埃及和约旦也乘机占领了一些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反正它没建国）。 因此，以色列占领土地，不是有意外侵，而是在打败侵略战争中的副产品，它是五个阿拉伯国家两次蓄意侵略造成的。 但以色列并不是占领了土地就一直不还。当埃及、约旦後来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并保证不再侵略以色列；当以色列人有了安全感之後，就把土地还给了埃及和约旦。今天以色列人之所以不退还巴勒斯坦的土地，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阿拉法特不像前埃及总统萨达特那样真心地承认以色列的存在，不再威胁以色列的安全。 ●阿拉法特默许哈玛斯恐怖谋杀 阿拉法特原来是个恐怖份子，幕後主导过1972年在慕尼黑杀害11名以色列运动员等恐怖活动。资料片显示，当年阿拉法特听到以色列运动员被杀害的消息後兴高彩烈，和最近公布的录像带中拉登听到纽约世贸大厦被炸毁、几千平民被杀害後那种高兴的情绪一模一样。 阿拉法特1969年出任巴解主席，到1988年宣布放弃恐怖主义，从事了长达20年类似拉登那种恐怖主义的活动。後来虽然阿拉法特放弃恐怖主义，但他仍经常默许哈玛斯等恐怖组织的活动，以此和以色列讨价还价，获得谈判桌上的优势。以色列最平静的一年是1994年，因为那年阿拉法特把哈玛斯头目们抓进了监狱（因前一年巴以达成奥斯陆协议）。而最近恐怖谋杀以色列平民的哈玛斯头目们，都是阿拉法特後来又放出来的。而且据《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引用的民调数字，80％的巴勒斯坦人支持用自杀炸弹杀害以色列平民的恐怖活动。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玛斯．弗瑞德曼（Thomas L. Friedman）原是该报驻中东采访主任，以报导巴以冲突两次获普利策奖。他的专著《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From Beirut to Jerusalem）现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被视为了解巴以冲突的重要著作之一。据该书资料：以色列人中，主张无条件立即退还巴勒斯坦土地的占5％，主张永久占领的占20％，主张有条件退回土地的占75％——如果巴勒斯坦人不威胁他们的安全，承认以色列的存在。 佛瑞德曼说，无论是以色列总理，还是阿拉法特，关键的问题都是怎样让这“沉默的大多数”有安全感。而阿拉法特默许哈玛斯使用恐怖手段谋杀以色列平民，根本无法争取这个多数，而在以色列，由於是民选政府，任何一届领导人都必须倾听这个“多数”的声音。 ●阿拉法特是齐奥赛斯库的好朋友 巴以冲突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不同。以色列建国後一直实行民选制度，迄今已有过五、六届总理。这种制度导致任何人出任领导人，制定内外政策都必须听从民意，否则就可能被选下台。但阿拉法特从1969年出任巴解主席，至今已连续当了32年！阿拉法特的政策不被民意制约，只被意识形态左右。佛瑞德曼在书中说，“阿拉法特不仅是不民主的，而且是反民主的，巴解自治政府各级都是腐败的。”他举例说，1994年，美国两家竞争很激烈的电话公司AT&T和MCI都宣称和巴解政府签署了通讯服务合同，最後发现，巴解政府下面有两套通讯部，两套内政部，两套安全部门，什麽都是两套。阿拉法特让两派互相斗，他在上面驾驭，其手法和毛泽东一样。 阿拉法特最得意的时候是冷战期间，1975年，联合国以72票对35票（35票弃权）通过决议，谴责说“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那时苏联和东欧共产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形成多数，孤立以色列。阿拉法特最好的朋友是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他为阿拉法特在布加勒斯特建了专门别墅。 但苏联解体、东欧共产国家全部垮台之後，1991年12月联合国以111票对12票（13票弃权）的绝对压倒优势通过决议，取消了上次谴责以色列的决议。原共产国家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立陶宛三国等，全部都改变立场，站在了以色列这一边。投票中支持阿拉法特的共产国家仅有古巴、北韩、越南。 最近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的封面报导说，“现在是阿拉法特最背运、最弱的时候”。弗瑞德曼则说，阿拉法特的问题是，拿仅值20万元的房子叫价500万，因为有共产国家和第三世界给他壮胆。 但今天，阿拉法特曾全力支持、寄予厚望的伊拉克在波斯湾战争被击败，阿富汗塔列班政权又被铲除，再加上俄国和东欧国家不再从意识形态角度支持他，连江泽民都去以色列访问，采现实外交——这种国际格局的变化，也许能迫使阿拉法特不再依赖哈玛斯，不再叫价500万，回到现实中来，给解决巴以冲突提供一个机会。 （载《开放》2002年1月号） |
| 俄国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最好的状态 2001-11-22 |
| 从911後俄国全力支持美国反恐，以及这次普京到美国访问，俄美建立更密切的关系，都显示俄国已经做出了选择——要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莫斯科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主观愿望；二是现实所迫。
从愿望来说，俄国已走向民主，并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这两个主要诉求都促使俄罗斯精英集团希望俄国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和美国、欧盟发展更密切的关系，促进俄国经济发展和国力提升。 从现实考虑，苏联解体後，俄国的世界地位已大幅下降，想和美国争霸，已完全没有当年那种实力。例如，俄国军费开支在1999年是50亿美元，而当年美国军费开支的60分之一。去年俄国军费有较大增长，但还不到200亿美元，也仅是美国的15分之一。而经济上两国差距更大，据今年7月14日《纽约时报》报导，美国去年国民生产总值是99630亿美元，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的两倍多，是排名第六的中国的九倍。仅一个纽约都市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就是整个俄国全国产值的一点七倍。由此可见美俄两国经济、军事差别有大大，因此俄国可以选择的余地已相当有限。 俄国和中国走了不同的道路，先进行政治改革，然後经济改革（中国是进行经济改革，但迄今仍没进行政治改革）。当时叶尔钦聘请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赛克斯（Jeffrey D. Sachs）做经改顾问，对俄国国营经济进行大手术（一次性私有化），被称为“震动疗法”。赛克斯的理论是，把国营企业一次性私有化，如同要跳过一个壕沟，分两步跳，一定会掉到沟里，只有使足力气，一次冲跃过去才可能成央C从俄国今天的经济状况来说，俄罗斯经济可谓经过震荡後，“轻舟已过万重山”，趋向稳定和发展。 据2001年11月12日《华尔街日报》社论“俄国的复兴”现在俄国的卢布价值稳定，外汇存底增加到385亿美元，财政开支不仅获得平衡，而且还有了盈余。在过去两年中，俄国偿还了所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0亿美元中的100亿，并表示不再需要新的援助。在全球经济衰退，连美国也经济滞缓之际，俄国的经济去年达到增长8%（和中国相同），今年预计会达到6%。因此《华尔街日报》社论赞赏说，现在俄国的状况，可能是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最好的。 普京在今年初实行个人所得税大幅削减政策，从最高等级的30%削减到13%。结果今年头7个月，俄国政府收上来的税却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0%。普京决定明年对企业所得税进行削减，从最高等级的35%减到24%。上个月，俄国决定把非农业土地提交市场，进行私有化。 减税、充分私有化，是美国共和党、英国保守党等西方传统政治力量的主要经济政策。但刚刚解脱了共产专制的俄国，却走得这麽快，这麽果敢，令西方经济学家吃惊，因此他们建议说，应该请普京到美国国会，给那些主张增税的左派民主党议员们做“报告”。 庞大、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是经济的毒瘤，俄国敢于用震荡疗法做了大手术，摘除了癌症细胞，虽然虚弱了一阵子，但恢复元气之後，不仅是健康人，而且将会充满活力和後劲儿。 2001年11月22日于纽约（载《大纪元网》） |
| 穆斯林知识份子开始反省 2001-11-21 |
| 911事件後，关於伊斯兰的书一下子在美国成为抢手货，大书店都把这类书设立专架，放在显眼位置。很多美国人想了解为什麽穆斯林世界产生恐怖份子，为什麽伊斯兰宗教中有那麽强烈的反美仇恨。
布什政府在进行阿富汗战争时，特别强调恐怖份子和伊斯兰教“没关”，美国军事反恐不是“十字军东征”，而是打击挑战人类文明的一小部份邪恶。 在美国知识界，几乎没人对布什的这种说法提出异议，但却有穆斯林知识份子公开批评布什说恐怖份子和伊斯兰教没关是“粉饰”（过错）（whitewash）。 在巴黎编辑《国际政治》专刊的伊朗作家和记者塔俄瑞（Amir Taheri）最近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题目就是“对911恐怖袭击伊斯兰难逃责怪”。他批评布什的这种说法，“不仅使穆斯林人不去批评性地回顾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宗教，而且会为将来酝酿更多狂热性幻想提供了秘诀。” ●穆斯林媒体充斥911袭击 塔俄瑞回顾说，在1993年，被吊销了沙特阿拉伯护照的本．拉登却在原教旨主义政权苏丹那里获得热烈欢迎，随後，拉登在“国际原教旨主义大会”上成为明星，被选为“最高议会”成员，负责向全世界传播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并允许他自称为“回教教主”，可以颁布宗教法。 後来在美国压力下，拉登被迫离开苏丹，去了巴基斯坦，在那里他受到几乎全部伊斯兰党派的欢迎。然後他去了阿富汗，得到要“建立最真正的伊斯兰教政府”的塔列班的推崇。 全部阿拉伯国家，都是专制统治；全世界所有的穆斯林国家，除了土耳其和孟加拉国，没有一个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全球近年的30起重大骚乱冲突，有28起发生在穆斯林社会。全球三分之二的政治犯被关押在穆斯林国家，全球80%的处决发生在穆斯林国家。在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教科书上，都是煽动仇恨和狂热。在穆斯林国家的媒体上，“每天都可以看到911恐怖袭击的文字方式”，在穆斯林国家的电子网络、报纸社论上，铺天盖地是仇恨西方的情绪，即使在西方的清真寺里，也充斥反美的煽动宣教。 塔俄瑞的结论是，“今天的穆斯林世界充满了固执、偏见、狂热、虚伪和完全的无知。正是这种土壤滋养出拉登那样的罪犯。结果最主要的受害者是穆斯林人自己。”如果说拉登和伊斯兰教没有关系，需要巨大飞跃的想像力。” ●阿拉伯知识份子的失败 和这位伊朗作家相呼应的是伊拉克作家马克亚（Kanan Makiya），他最近在美国媒体托拉斯联网上发表文章说，伊斯兰文化的失败，主要是穆斯林知识份子的失败，穆斯林社会的所谓”进步”知识份子——作家、教授、艺术家和记者们，组成各种各样的反美团体：阿拉伯社会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反帝国主义，反犹太主义等等。他们把穆斯林社会的贫穷、落後、灾难、困境都归罪於外部大小两个“魔鬼”（美国和以色列），而不去检讨和批评造成这一切的真正原因——本国的专制制度和伊斯兰文化宗教的弊端。这些知识份子对本国统治者的批评反而是抱怨这些独裁者们反美不够强硬，不够有效。 马克亚著有两部在西方受到好评的书：《恐惧的共和国：现代伊拉克的政治》；《残忍和沉默：战争，专制》。这位作家指出，穆斯林国家的这些“进步”知识份子的反美，不仅不能扩大穆斯林社会的公民自由，反而只能强化伊斯兰教的狂热和穆斯林国家的专制者。他认为，穆斯林社会现已到了万丈悬崖边上，要想拉回来，必须打一场真正的“圣战”，上前线的不应是美国人，而应是所有清醒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来拯救自己的灵魂。 马克亚深入分析说，穆斯林知识份子一向把自己的社会渲染成是“受害者”（victomhood），受西方、美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害”，以这种受害者的心态来煽动民众的排外反西方情绪、极端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等，原教旨主义就是在这种“受害者”复仇心理下滋养起来的，它充满悲愤和悲痛，狂躁和狂热。 ●群体狂热是知识份子绝种的结果 这种把自己打扮成西方霸权的“受害者”，然後煽动反美排外狂热，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转移、掩盖本国专制统治的黑暗、贫穷和落後，不仅是穆斯林国家专制者和愚昧的知识份子的最爱，而且也是共产国家的一贯做法。 在毛时代，中国动不动几十万人的反帝反美大游行——狂热的口号，激情的海洋，就是在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渲 出对专制的默认和支持。即使最近，中国仍在发生这种“群体狂热”：北约误炸中国领馆後的举国疯狂、王伟事件的群情激昂、美国遭袭击後渲 仇恨的网民等等。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曾尖刻指出，“西方这种社会不产生群体狂热，而群体狂热是知识份子堕落或绝种的结果。” 从某种意义上说，911事件促成穆斯林社会一些知识份子的醒悟，重新思考伊斯兰文化和宗教问题。在最近卡塔尔国（Qatar）的电视辩论中，科威特的自由派政治学者嘎布拉（Shafeeq Gahbra）就反驳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辩论对手说，“我们不能把什麽都怪罪於外部和西方，黎巴嫩内战不是美国制造的，伊朗和伊拉克的战争不是美国制造的，本．拉登也不是美国制造的。我们需要从内部找原因，不能永远抱怨其他人。” 埃及的电影批评家法瑞德（Samir Farid）最近在伦敦的阿拉伯报纸上撰文感叹：“几乎全部的阿拉伯报纸，尤其是埃及媒体上的社论和评论，读了都让我感到羞耻┅┅那些穆斯林国家的专制军事政权，已经进入了知识精英的血管里，他们看不到它正在摧毁自己。一个怎样晦暗的前景在等待这个阿拉伯地区啊！” 虽然穆斯林世界这种觉醒的声音仍是极少数，而且都是在西方媒体发出的，但这毕竟是阿拉伯世界希望的开始。西方知识界相当珍惜这种觉醒的声音，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佛瑞德门（Thomas Friedman）所说： “布什应该告诉我们的阿拉伯盟友，在反恐战争中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基地或军队，只需要你们开放社会，让那些不同的声音发表出来。由我们来管拉登，你们来管拉登主义。” （载《开放》2001年12月号） |
| 美国制约中共的秘密武器：印度 2001-11-16 |
| 布什政府上台後，美国相当注重和印度发展战略关系，因为美国的全球战略要从欧洲转向亚洲，把中共视为潜在的对手和可能的敌人，因而美国需要印度从中共後方来牵制北京，从而形成美日联盟在前面，美印联盟在後面，前後夹击制约中共的战略局面。这种大的全球战略目标，导致美国相当注重和印度发展关系。
但911事件突然发生，整个改变了美国的战略布局，美国已把反恐怖主义列为全球重心。由於阿富汗战争，美国需要印度的对手巴基斯坦的支持，因此美国在与印、巴两国关系发展中，相当注重平衡。而且有战略家预测，由於911事件，美国的战略重心转为全球反恐，印度在美国对外政策份量及战略地位上，可能都会下降，或者至少不像以往那样被重视。 ●20年後印度将成强国 但12月初美国知名的民间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就印度和美国关系问题召开了研讨会，该项研讨会是这个研究中心进行了一年之久的美印关系研究的一个总结。会议的结论是，美国由於在阿富汗战争中需要巴基斯坦的支持，因此会在短时期内不得不在印巴两国保持外交平衡，但阿富汗战争打赢之後，美国出於全球战略考量，仍将会恢复注重与印度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因为美国今後将会更加重视南亚和中亚，因此更会看重印度在这个区域发挥的作用，以及与美国合作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即使美国目前把反恐作为战略重点，仍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和印度发展战略关系的既定政策。 美国和印度关系今後将会更加趋向密切的另一个因素是，印度的经济在迅速发展，过去近10年都在6-7％的速度增长，作为推行全球化、市场化的美国，印度的大市场是理想的投资和发展双边经贸的对象。而印度显然仍会继续其经济开放政策，把发展经济、提升国力作为重要的国策，因此在这个领域美印将会有比较大的合作余地。除了印度在过去十年连续经济成长（其成长速度是过去半个世纪的两倍），印度并是一个核子国家，「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专家安德森（Walter Andersen）预测，印度日益增加的经济实力，再加上核武能力，在今後20年，这个国家将成为亚洲以至全球舞台上的强国。 ●印度转型，迈向开放 今後十年影响印度的主要因素有五个：人口，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安全环境。这些将决定印度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在人口上，印度过去十年有明显的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的趋势。据印度人口普查局预估，到2010零年，印度人口将达11亿8千万。现在，印度的城市人口占四分之一，但到2011年，将会增长到32％。 在政治转型上，尽管社会主义理想已不再是印度人的流行看法，但现在执政的人民党（BJP）仍没有把势力扩展到全国各地。因此，今後几年之内，仍将是人民党和其他地方政党建立联合政府，因此地方性政党今後仍将在印度政治中扮演极为重要角色。 在经济转型上，印度经济从1991年以来是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印度的信息科技的发展，为美印关系发展提供了相当推动力。 在对外政策转型上，美国正成为印度关键性的区域外合作伙伴，尤其经济关系和投资，将更加强美国和印度的双边关系。而且在美国的印度人，将成为美印关系加强的一个重要纽带，这些印度人相当有效地游说了美国国会。印度和美国都在南亚、中亚以至中东（进口石油）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印度和美国都对中共的崛起和军事扩张保持警觉。 ●印度中共，潜在对抗 冷战结束後，印度和中共的关系改变的很小。1962年双方有过边境战争，被打败的印度从此对中共充满警惕，尤其中共的军事发展，让新德里更没有安全感。虽然双方都想改善关系，但印度和中共都是国力提升的国家这一事实，导致两国无法摆脱潜在的竞争关系。美国的战略家认为，北京现在已开始调整对印度的政策，看到印度的经济崛起和拥有核武，北京不再试图孤立印度，而是试图和印度打交道，改善关系。目前北京和新德里的关系比较模糊，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制造危机的火花。改变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在於，如果印度研制出可以打击整个中国大陆的长程飞弹，以及西藏问题发生变化，中印关系就有严重恶化的可能。 在美国今後致力於全球反恐的战略形势下，华盛顿没有更多的精力，或者说没有像以前没有反恐时那样多的战略需要来主要关注和制约中共在亚洲的扩张。因此在这种时刻更会重视印度在亚太区域安全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印度致力发展海军和空军，以及航空母舰、长程飞弹等，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制约中共的军力。这对美国全球军事反恐之际，解除中共乘机在亚太区域军事扩张或挑起事端是一个潜在的无声遏阻，因此美国更会在这这种时刻看重印度的作用。只不过因为美国目前需要巴基斯坦的支持（打击阿富汗塔列班），以及不愿意公开刺激北京，因此美印的合作，将会采取低调进行。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德上个月访问印度，和印度国防部长索南德斯会谈，强调加强两国的军事关系，就是美印试图加强军事关系的迹象之一。而12月初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又前往印度进行正式访问，更是美印加强安保关系的信号。美印两国在军事、经济这两个方面加强合作，虽然没有针对第三国的公开说法，但它明显将对北京构成一定的压力，迫使中共在东亚地区包括台海在内，都难以采取进攻性的政策，从而使亚太区域保持目前的稳定与安全。 （载《争鸣》2001年12月号） |
| 见到拉登采访还是报警？ 2001-11-12 |
| 美国新闻界最近曾讨论一个难题﹕如果见到恐怖份子头子本．拉登，是采访，抓住这个独家新闻，还是向国防部或中央情报局报警，抓住拉登。从新闻独立性、新闻价值角度，当然记者想采访全球都关注的新闻人物拉登，可以想象，任何电视播出独家采访拉登的画面，都会是吸引人的新闻。
但从国家利益和人的生命安全角度，如果见到拉登不报警，不抓住他，那么他就有可能再发起恐怖袭击，使更多无辜的平民遭杀害。 见到拉登是采访还是报警，基本反映了美国媒体在新闻专业和国家安全之间难以平衡的两难选择。 我曾就此问过一位华文媒体的负责人，问他怎么选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马上报警，抓获拉登。他解释说，这是人命关天的时刻，虽然记者想抓大新闻的心理可以理解，但记者首先得是一个人，想到无辜者的生命正受到恐怖袭击的威胁。他举例说，如果记者见到一个人落水，旁边没有别的人，记者在此刻不是先抓新闻，而是应该先救人，视人的生命第一。 虽然这位华人记者的想法可能基本体现了媒体对生命的理解，但在美国，仍有相当多的新闻人员强调，即使在目前这种敏感的反恐战争时刻，新闻的本质仍是向大众提供独立的信息，做监督政府、制约权力者的三权分立后的第四权，仍是要保持独立性，不能在巨大的爱国主义情绪中，成为某种情绪的宣传工具。 几天前，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就此问题播出了密苏里新闻学院女教授奥弗霍尔泽（Geniva Overholser）和前联邦参议员辛普森（Alan Simpson）的电视辩论。新闻学教授强调，美国媒体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独立于政府，在目前报导美军对阿战争中，不能为塔列班做宣传，但也要避免为五角大楼做宣传。言外之意，不管美国打击塔列班的军事行动多么具正义性，媒体仍要保持独立——独立的报导，独立的评价，包括对美国军方的批评。 参议员则强调，媒体独立当然是毫无疑问的，但在目前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时刻，媒体是否应该把国家利益和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见到拉登，先报警抓获他，而不是先想到新闻报导，抓独家消息。密苏里的新闻教授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强调，对战争的哪一方，新闻都不能做它的宣传。 美国媒体目前围绕“见到拉登是采访还是报警”的争论显示，一方面媒体看重人的生命和安全，同时又相当注重新闻的独立性和专业性；既要报警、抓获拉登，但同时也不能因为全国处于爱国主义情绪中，媒体就成为一种情绪或政府政策的宣传工具。 前者强调报警抓拉登，是记者作为一个人所应具有的人性和道德责任；后者强调独立报导，是一个人作为记者应保持的新闻专业意识，两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两者的兼顾和平衡，却是一个很不容易把握的难题。 CBS电视台“60分钟”节目主持人、去年曾采访江泽民的华莱士和ABC电视台主播詹宁斯在1989年时曾被问道，如果他们见到一队敌军时，是采访，还是向美军报警，两人的回答都是“采访”。对这种回答新闻界同行虽有批评的声音，但呼应声寥寥。 今天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美国媒体或记者敢说“见到拉登”先“采访”，因为怕受到惩罚。ABC电视公司总裁韦斯廷（David Westin）不久前在哥大新闻学院和学生座谈，在被问道“恐怖份子把五角大楼作为攻击目标是否合理（legitimate）”时回答﹕“我们不应该替美国公众判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作为一个记者，我深深感到，我不应有什么立场。”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几千名美国人抗议。随后韦斯廷道歉说，“从任何意义上，攻击五角大楼的行为都是犯罪，完全没有正当理由可讲。我错了。” 韦斯廷为什么要道歉？这不仅因为五角大楼虽是军方机构，但里面多是文职人员，尤其撞击它的是被劫民航飞机，上面的乘客全是平民。对这种谋杀，无论怎么强调媒体独立，“没有立场”都不仅不可能，也很难被接受。这就是为什么全美国有90%的人要求韦斯廷辞职（美国在网民调），认为他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胜任主管一个全国性媒体。 在韦斯廷之前，已经有ABC电视的“政治不正确”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马尔(Bill Maher)因说美军在两千哩以外往阿富汗扔飞弹是胆小鬼，在听众抗议、广告商撤广告的情况下被迫道歉。而《国家评论》（NR）的女专栏作家寇特尔（Ann Coulter）则由于写了“我们应该进攻他们（伊斯兰）的国家，干掉他们的领导人，把那里的人变成基督徒”而遭到解雇。 有人据此做出结论说，美国式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已受到了限制；也有人认为，新闻和言论自由应该是没有底线的，言论必须是绝对自由的。 新闻和言论应不应该有绝对自由？应不应该没有任何底线？不应该！道理很简单﹕第一，任何一种自由都必须伴随相应的责任；不负责任的任何自由都会带来灾难，言论并不例外。第二，在媒体发表言论是一种权力，任何没有监督制约的绝对权力都更会带来灾难，作为第四权的媒体同样必须有制约它的力量。正如我在上一篇“言论自由有没有底线”的评论中所指出的那样，言论和新闻自由要有“道德底线”，不能超过民众的“情感承受力”。问题的关键不是应不应该有底线，而是谁来决定这个“底线”，是政府和法律，还是新闻界和民间？ 从美国目前发生的新闻和言论受到制约的现象来看，这个制约并不是来自美国政府。当然，任何政府都倾向于控制新闻，但能否控制住才是独裁政权和民主政府的区别。布什政府在911之后向媒体提出“建议”（包括建议电视不要播发拉登的讲话录像全文，因为讲话里可能有对各地恐怖份子的暗语指示）。但所谓“建议”，就不是“命令”或“规定”，对它可听可不听。 布什政府即使下行政命令也难以奏效，因为美国的媒体几乎都是私营的，不隶属于政府，媒体可以到法院告政府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该案主要是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而从以往的案例可以看出，媒体和政府打这种官司，政府总是输的。 在美国这样的民主宪政制度下，布什政府要想管住媒体，唯一的办法是制定法律。而宪法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等于把这条路堵死了。因此，在美国，政府想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几乎是无计可施（如果它想的话）。五角大楼现在能做的就是不给媒体更多战场消息，现已有26家媒体联名抗议。 今天人们说哪里在扼杀新闻和言论自由，主要是指用政府、政权的力量扼杀言论自由。而像美国目前这种来自新闻界本身的批评，来自民间的抗议，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否则当一种“自由”不伴随“责任”又没有任何制约力量的话，即使言论也可能变成无法无天的“极权”。 由于“道德底线”和民众“情感承受力”既不是由政府行政规定，也不是由法律来定义，而是新闻批评界的一种提法，因此它只有和具体事件连到一起时才能体现出涵义。例如，对911恐怖袭击，如果有媒体说那些平民该死，就是严重超过了道德底线。如果记者说见到拉登不报警，采访第一，也超过了民众“情感承受能力”。这就是为什么ABC总裁说他对恐怖袭击“没有立场”，全美90%的人要求他辞职。 同样，如果面对日本军队在南京的大屠杀，当时一个中国报纸的主编说对这个事件没看法，他只管报道，恐怕他的报纸得被愤怒的中国民众杯葛得无法办下去，就因为这种冷血超过了人的情感承受力。 新闻界虽然强调“客观、中立”，但实际上绝对的客观和中立是不存在的，因为新闻是人采访的，只要是人，对事情就有自己的观点、看法和情感；而这些观点、看法和情感里，自然包含道德因素。例如，几年前日本右翼组织想在《纽约时报》做广告，说南京大屠杀被夸大，但被《纽约时报》拒绝。虽然该报并不负有对广告内容核实的责任，广告又是报纸的重要经济来源，但该报坚持道德底线不可越过。 所谓保护言论自由，是指不应因言论而治罪，叫警察把发表言论者抓起来。言论，即使是错误的言论，不受欢迎的言论，也不可以用法律制裁，而应通过批评、谴责、辩论——让更多的言论流通，（通过民众的选择）来淘汰那些错误的言论。换句话说，言论只能通过言论来解决，而不可用行政命令和法律制裁。 1992年，纽约市立大学（CUNY）“非裔研究系”主任杰佛里斯教授（Leonard Jeffries）因在校外演讲时发表歧视犹太人的言论，被校方撤去主任一职（但仍保留教授职务）。杰佛里斯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告了校方，说他是以言获罪。这个案子打了两年，结果教授胜诉，获赔40万美元。法院裁决说，杰佛里斯的言论有种族歧视，但校方不应用行政措施来惩罚言论。但《纽约时报》就此发表社论支持大学撤销杰佛里斯的主任职务，认为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人不适合做行政领导；但如果学校撤销他的教授职务则是错误的。 这位黑人主任虽然胜诉，但却遭到了另外方式的惩罚，很多学生拒绝听他的课。这个教授不能指责学生不选他的课是限制他的言论自由。自由是相对的，你有权说和教授身份不相符的话，学生也有权不选你的课。这里潜在地有对言论的制约关系。 这也像几年前在加州发生的越南录像带店风波一样。店老板非要坚持在店里挂胡志明像（法律不可禁止他挂），而那个社区的越南人曾深受越共迫害，对此行为杯葛抗议，最后大家都不去那个店租录像带，使那个热爱独裁者的店老板生意做不下去。 这种游戏规则就像儿童玩的一种“象鼠棋”——大象吃狮子，狮吃虎，虎吃狼……依此降项类推，最后是猫吃鼠。而这种棋能够玩下去，就是因为最小的鼠竟可以吃大象，构成“权力平衡”。这种游戏规则表明，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任何一种权力都不可以是绝对的，不受任何制约的（包括无冕之王）。任何一种自由都必须伴随责任。 在中国那种专制社会，当然首先应该要求新闻和言论自由；同时也不可以放弃对新闻专业化和责任的强调。而在美国这种民主、法律制度比较完善、有着高度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社会，恐怕更要注重媒体的责任和自律。 前《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最近撰文回忆他推动中国建立“新闻法”迄今没有成功的经历。胡绩伟谋求新闻立法，是为了扩大新闻自由。但在美国，从来就没有新闻法，但美国却成为全球新闻和言论自由程度最高的国家。 虽然美国没有任何限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法律，但最高法院裁决泄密和诽谤案时确立的原则，仍对新闻和言论自由度有某种程度的制约。我在“言论自由有没有底线”一文中曾介绍了最高法院确定泄密案胜诉的“三原则”——报导造成“1立即的；2重大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和损失。”虽然原告（多是政府机构）相当困难拿出这样的“三证据”，但仍不能说绝对没有可能。这三条原则的确立，本身仍是对新闻和言论的一定制约，因为毕竟有明确的标准（虽然相当严格）。而且在美国近年的新闻官司上，就有最高法院根据这三原则裁决媒体“泄密”不可出版。 1979年，美国《进步》（Progressive）月刊准备刊登长篇独家报导，内容是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和程序等秘密。美国政府告到联邦法院，要求禁止这期刊物出版。联邦法院裁决，媒体如果发表这种报导将会造成“立即的、重大的和不可挽回的损失”，因此下令禁止这期刊物出版。 人所共知，对言论最严重的惩罚不是出版后制裁，而是事先查禁，不让所报导、评论的东西问世。从最高法院的这次裁决可以看出，即使自由到美国媒体的这种程度，新闻和言论自由仍是有底线的，没有绝对的自由。 最高法院裁决诽谤案时确立的标准，同样有这种作用。虽然对政府公职人员（后来扩大到公众人物）确立了告媒体诽谤可以胜诉的三原则（原告必须同时提供﹕1报导失实；2当事人名誉受损；3媒体有故意诬陷当事人的动机的证据——事实恶意或故意疏忽），使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极为困难打赢诽谤官司，但这种条款的明确提出，仍是给新闻和言论带来一定的限制，毕竟有了规定，就有是否逾越的问题存在。 而且最高法院确立的这三原则，仅适用于公职人员，包括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公众人物（名人），但并不适用普通人。普通人和媒体打诽谤官司，并不受这三原则限制，只要提出前两项——报导失实；当事人名誉受损，官司就可以成立，并可能打赢。 公职人员和名人在一个社会毕竟占少数，而绝大多数是普通人，因此这条诽谤案的判案原则，显然对媒体是相当的限制。因为证明报导失实和当事人名誉受损并不是非常困难的事。 即使是对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虽然他们极为困难打赢诽谤官司，难以拿出媒体有事实恶意的证据，但如果他们能够拿出前两项证据（报导失实和当事人名誉受损），即使败诉，仍在相当程度上给媒体形象（真实客观）造成伤害，由此也对媒体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度形成一定的制约。 例如，现任以色列总理沙龙（A. Sharon）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曾告美国《时代》周刊诽谤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时代》周刊报导说，沙龙纵容部下在黎巴嫩屠杀平民。沙龙告《时代》周刊诽谤，索赔5千万美元。沙龙在法庭提出了确凿的“报导失实”和他的“名誉受损”的“证据”；但由于无法拿出《时代》周刊有事先诬陷诽谤他的“事实恶意”的证据，最后败诉。 虽然沙龙输了官司，没有获得赔偿，但由于该案为全球新闻界关注，追踪报导，沙龙拿出了前两个证据——报导失实、当事人名誉受损，而使《时代》周刊的新闻专业性和公正性受到损害。沙龙虽输了官司，但赢了形象；而《时代》周刊则赢了官司，输了信誉。 1995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精神分析学家马森（J. M. Masson）告《纽约人》杂志女记者马尔科姆（J. Malcolm）诽谤一案也是这样（马森告女记者在报导他的文章中有五处严重失实而构成诽谤，索赔100万美元），最后法庭裁决，马森提出的“报导失实”和“当事人名誉受损”都成立，但没有拿出记者有“事实恶意”的证据，因此败诉。但由于前两项成立，女记者被媒体批评界称为“新闻事业的失败”而信誉严重受损。 1994年我曾采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斯（Anthony Lewis）。作为研究新闻自由的专家，路易斯同时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两家法学院讲授 “宪法第一修正案”。他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都是因为报道新闻诽谤案。路易斯还曾出版两本研究新闻自由的专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和《迪德龙的胜诉》（Gideon’s Trumpet）。 即使是路易斯这样在美国被公认为捍卫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旗手性人物和权威，在接受我采访时仍指出，对不认真核查事实、报导失实的媒体应给予某种惩罚，“我并不介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惩罚报纸的错误，诸如小额罚款；或不赔款，由法院裁决报道失实，以挽回当事人的名誉损失。”路易斯虽赞成法院对失实报道给予小额罚款，但他坚决反对用巨额赔偿来威胁报纸的生存，使他们不敢再报导官员和名人的丑闻，不愿刊登调查性新闻。 路易斯最捍卫言论自由，同时又对失实报道最严厉批评；他最主张新闻自由（政府不可设限），同时又最强调新闻自律（新闻真实和媒体专业化），认为这两项缺一不可。 我们在谈到沙龙告《时代》周刊一案时，他非常高兴沙龙败诉，认为不可用巨额索赔迫使媒体关门，但同时路易斯也严词批评《时代》周刊报导失实，没有严肃、认真、专业化地对待新闻。 路易斯认为，新闻不受任何限制，“会带来一些劣质的报纸，像《明星报》（Star）、《问询报》（Enquire）等”（指在美国超级市场出售的以名人花边新闻为主的小报）。新闻在强调自由的同时，必须有责任意识。自由和责任两者不可分割。 路易斯的这种强调是有道理的。看看海外中文网络论坛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不伴随责任的“绝对言论自由”是怎么回事——几乎全是匿名、很多文字都是谩骂、诋毁、诽谤，而且有的极其恶毒、下流。为什么有些中国人的论坛网站几乎成了没人管的公共厕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绝对言论自由，没有责任相伴随，几乎都是用匿名输入，根本不顾任何底线；二是缺乏严肃、专业化的网络管理。结果很多网络论坛就真的像缺乏清理的公厕一样，任那些毫无公德的人随处大小便，把论坛变成了臭不可闻的茅坑。结果不是促进信息交流，而是给邪恶、阴暗心理的蔓延和传染提供了条件。 但美国正在审理一个网络论坛被告案，其结果可能为制约中文网络论坛这种公厕现象提供一个法律根据﹕《今日美国报》报导（USA Today, 9.19），8月30日，伊利诺伊州43岁的诺厄（Saad Noah）起诉“美国在线”（AOL）的聊天论坛未能有效制止仇恨言论，因该论坛几次出现“阿拉该死”“所有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是恐怖份子”的匿名言论。 该案令人注目之处是，原告不是告那些匿名作者，而是告论坛主管（管理不严）。如果该案打赢，那些中文网络论坛同样可能被人告到法院而导致关门或罚款。因为凡是注册开办网络论坛者，都有定期缴费记录及其它数据在网络公司手中，法院和联邦调查局比较容易查到。 “美国在线”踫到这个官司后，立即加强了对网络聊天室的严格管理，因为一旦罚款，不仅经济受损，其形象和信誉也将遭到损害。美国另一家大型网络公司“雅虎”则再次宣布网络聊天室禁止骚扰性、仇恨性言论，并对每条帖子审核。这种官司其实就是在提醒媒体，在享受自由的时候，更要想到新闻的责任，想到言论的道德底线，想到两者的平衡。英国人曾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没有任何法律和道德责任约束的绝对言论自由，也是绝对的灾难。中文网络论坛上的乌烟瘴气和暗箭文化就是一个证明。 美国虽然是个相当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的国家，但最高法院在阐述被保护的言论范围时也明确指出﹕“只要不属于淫乱、泄恨、挑衅、鼓动犯罪或商业广告等有限类型，言论就受到第一修正案的切实保护。”这清楚地表明属于上述定义内的言论并不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从美国媒体目前对言论自由的讨论可以看出﹕对政府，要强调不可对言论和新闻设限，要保证新闻和言论获得最大的自由；对新闻界自身，则强调新闻的责任和言论的底线。这两个层次既不可混淆，更不可替代。对两个层次的同时强调和重视，才可能营造出健康的新闻和言论环境。 2001年11月12日于纽约（载多维网） |
| 新闻分析: 纽约市长选举为何爆冷门 2001-11-07 |
| 21岁就参选议员，在政坛摸打近20年的民主党老政客格林（Mark Green）败选，而根本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共和党籍候选人、富翁商人彭博（Michael Bloomberg）脱颖而出，以50%对47%的选票战胜对手，在昨晚半夜时分的胜选集会上被现任市长朱利安尼引荐为，将领导“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
格林曾被称为“纽约人的最爱”，在民意调查中，一路领先。投票前两星期，他还领先彭博16个百分点。而彭博在昨晚的当选感言中说，他在参选前曾咨询周围的朋友，没人回答说“能成”，劝他别自取其“败”。 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反差？因为纽约是民主党的大本营，这个拥有800万人口的城市有三多﹕移民多，黑人多，穷人多。民主党强调“平等”，把中产阶级和富人的钱通过“高税收”变为“国有”，然后通过“高福利”制度分发给“三多”。“三多”自然支持民主党，因为对穷人来说，当然福利越多越好。有“三多”的地方，几乎都成为民主党的地盘。近年加州、纽约州这些沿海区域，都成为民主党的票源。再加上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的西裔移民激增，这两个州也不再是共和党的后方，去年总统大选在佛州发生选票纠纷，就是因为佛州移民增多，两党势均力敌，几乎不分上下。依赖“三多”，民主党大有以东西海岸包围内地、城市包围农村的态势，主导美国政治版图。 这就是为什么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败选的高尔却以压倒优势赢得了全部纽约州33张、加州54张选举人票（仅这两州就占全部538张选举人票的近六分之一）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毫无任何政绩（曾在克林顿当选后主持医疗制度改革，但完全失败）、选前根本不是纽约居民的前第一夫人喜莱莉能够高票当选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赢得94%黑人选票，75%西裔选票的原因。 在这样的民主党“胜地”，在反富倾向最明显的纽约市，共和党籍，又是亿万富翁的彭博为什么能够“反潮流”成功？ 第一，他自掏腰包参选，拿出五千万美元做广告（对手格林拿出一千万，但不是自己的钱），成为纽约历史上最昂贵的市长选举。 第二，他人气很旺。凌晨一时他发表当选感言时说，他当选的“秘密武器”不是五千万美元，而是他有5,000个义工。更重要的是他得到现任市长朱利安尼的鼎力支持。911事件使朱利安尼成为纽约以至整个美国的英雄，平民小百姓，往往愿意听“英雄”的。因此彭博在发表当选感言之前，和朱利安尼挽手高举，深表感谢。 第三，他不能说，但能干。格林昨夜发表败选演说，20分钟讲话没看讲稿，滔滔不绝，相当有口才。但生意人彭博的当选感言却显得笨拙，几乎每说两句话，就得看讲稿。但这就可能是纽约人的选择，不要能说的，要能干的。今年59岁的彭博于1966年从哈佛商学院拿到MBA后移居纽约，投身华尔街股票公司“索罗门兄弟”（Salomon Brothers），年薪才9 千美元，但他在该公司干了15年，赚了一千万美元。1981年他和几个朋友在一个小房间里创办了自己的“彭博公司”（Bloomberg L.P），专门提供商业信息，后来发展到“彭博商业电台”、电视台及报刊等媒体帝国，目前他有总资产40亿美元，员工8,000人，在全球126个国家有生意和办事处。纽约人可能就是看重了这一点，要一个更懂经济、更懂管理的人来重建911后的纽约，而不要能说会道的政坛油条了。 第四，共和党团结一致，民主党阵前分裂。在初选时，共和党仅两人竞争，彭博胜出。但民主党有九人争夺提名人，九损具伤。彭博得到从州长到市长所有共和党籍重要人物的一致支持。但民主党阵前分裂，在投票前一天，黑人领袖夏普顿（Al Sharpton）和以黑人为主的布朗克斯区（Bronx）民主党领袖都表示不支持格林，从而影响黑人选票。格林虽然最后仍获得70%的黑人选票（彭博仅获25%），但黑人投票率才是20%多，多数黑人都没有去投票。在130万选民投票中，彭博仅赢了对手不到4万张票，是险胜，如果没有民主党内部分裂，就可能没有彭博“梦想成真”。 第五，彭博虽是共和党籍，但他去年10月之前，都是民主党籍。他被今天出版的《华盛顿邮报》称为“慈善家、温和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在纽约这样的“三多”之地，右翼共和党没有当选的可能。现任市长朱利安尼就是一个出名的温和派共和党，彭博和朱利安尼一样，也主张照顾“三多”的利益。这种温和立场被共和党所容忍，被民主党选民所接受，因此成全了彭博。再加上民主党籍的前纽约市长郭德华（Ed Koch）、民主党籍的前纽约州长卡瑞（Hugh Carey），不为同是民主党的格林站台，而公开出面支持彭博，这也是为什么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注册选民比例为五比一的纽约市，共和党人当选了市长。 由于纽约当任市长、州长都是共和党籍，因此彭博出任市长，可以更加顺利交接，更有利于纽约市从州政府获得经济援助。而且彭博参选时就宣布，他当选后还要朱利安尼再干三个月，把世贸大厦的善后工作做完。尤其是彭博管理大公司的商贸经验，将更有利于受到严重创伤的纽约经济复苏，让纽约这个全美排在迪斯尼乐园所在城市之后最吸引全球游客的大都会城市，再次成为最引诱世界的“天堂和地狱”。 彭博在结束当选感言时说，“现在不是分民主党、共和党的时刻，我们现在都是纽约人！你们信任了我，我不会让你们失望！”800万纽约人希望如此，拭目以待…… 2001年11月7日（载多维网） |
| 我差点被当成恐怖份子 2001-10-26 |
| 由於给电视和电台做评论，近年多次坐飞机从纽约去华盛顿DC，每每令人感叹现代科技给人们带来的方便：通过电脑定票，在机场只要出示一下证件，就可直接登机。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几家航空公司都开设有短程穿梭飞机（shuttle），每小时一班，不管定票是哪班，想坐哪趟都可以，极为方便；而且仅在飞机起飞前十几分钟赶到，就可以坐上，安全检查也是简便迅速。
华盛顿的主要机场“雷根机场”因离白宫太近，关闭了近一个月，最近才开放。昨晚，是我在911事件後第一次坐飞机去华盛顿，参加美国之音的一个电视节目。 虽然事先已有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有想到机场检查是那麽严格，昔日的方便大受限制。我随身仅带了一个手提包，但被放射机扫描後，又被手工检查，连指甲刀也被掰开查看，见到洗漱用具里一个小金属耳勺，检查员竟去请示上司，好像那是定时针。那位上司好像知道那是什麽东西，撇了一下嘴，我才算终於被确定不是恐怖份子，通过了安检。 我坐的“美国航空”（US Air），晚上七点这趟飞机，平常几乎总是满员，很多住在华盛顿但在纽约工作的人，都是这样乘飞机通勤，因空中飞行才45分钟，加上起降等，才1个多小时。很多电台、电视（总部大多在纽约）的工作人员每天就这样乘飞机往返纽约华盛顿之间。 但这次我上了飞机一看，乘客稀稀拉拉，顶多坐满了一半。也许是赶机场太匆忙，没有来得及做好全方位准备，飞机起飞不久，就想去卫生间。我像往常一样，悠闲地站起来┅┅，突然一个空姐、一个穿驾驶员服的男性，从过道两头包抄赶过来，很生硬地对我说：“按规定你不可以这样站起来，除非处於紧急状态！” 我一开始不知道发生了什麽事，因飞机在晚间飞行，机内灯光很暗，我又磕睡过一会儿，有点懵里懵登，後来马上醒悟到，他们在怀疑我是恐怖份子，赶紧解释，我确实处於“紧急状态”，必须去厕所。 空姐犹豫了一下说，好吧，但要快去快回。听了她的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飞机上的人要是拉肚子，就倒死霉了，那准是拉登像孙悟空那样钻到肚子里搞破坏了，让空姐怀疑你一次次跑卫生间，可能要在里面准备劫机。 好在昨晚我肚子里没有拉登，因此仅被空姐怀疑了一次。当我走出卫生间时发现，那个身穿驾驶服的男子竟还坐在门口守著，然後一路“目送”著我返回座位（後来他是否有一直盯著，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不敢再回头，怕他更怀疑）。 和往常很不一样的是，雷根机场大厅里空空荡荡，愈显出那面高悬的美国国旗的巨大，而星条旗旁边牌子上的标语：“欢迎你回来！”更给人一阵纠心的感慨。 今天中午从华盛顿回来时，机上乘客人数更是惨不忍睹，我查了一下，总共才27个人。我问空姐，飞机有多少座位，她可能感觉到我的意思，往日的微笑不见了，而是苦笑著说：146个——乘客不到五分之一。明显地，这趟飞行大概连本都捞不回来。 在美国之音做完节目，主持人问我，是坐飞机回纽约吗？谁都明白这份关心中的意思。在定票前，妻子建议坐火车，但最後我决定坐飞机，因为恐怖份子的目的就是要打乱人们的生活方式，对恐怖袭击的回答，就是拒绝被“打乱”。 我跟那位主持人说，如果真的碰上劫机，我一定得反抗。可上了飞机一看，不要说仅27个人，其中老头老太太就占了6个，还有11名女性。那些男乘客，几乎都不像能反抗的样子，没有一个像战士。 今天，人类进入高科技、充分专业化的时代，一个编导出星球大战的导演，可能根本不会使用枪枝。让飞机上我们这些太普通的人起来反抗那些专门受到训练的亡命徒，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虽然誓言反抗，但根本没有李小龙那种功夫，仅是去健身房拉举过那些机器而已。 “6．4”屠杀那年在洛杉矶办报时，因收到恐吓电话，当地“射击俱乐部”的一位朋友曾送我一把手枪，让我放在枕头底下，以防万一。可我除了在大学军训时开过一次枪（还是闭著眼睛扣动板机的，因近视看不清靶子），再没摸过枪，根本不知道怎麽用，很快把它还给了主人。 看著飞机上那安祥、平静、极为普通的20多个乘客，我心里一阵难过，那被恐怖份子劫持的四架飞机上那些乘客就是这样的普通人，那麽无辜，遇难时又那麽无助┅┅就那样从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 911之後，有人在谴责恐怖份子的同时，用“但是”、“如果”来联系美国的中东政策。但看著这架飞机上那些普通人，那些女性、老人和孩子，更让人感到，那些强调“但是”“如果”的人实际上在一个非常错误的思维轨道——那种对平民的有意屠杀，任何理由都不能作为解释、更不能原谅！它和美国的中东政策、西东政策都不可以挂钩！即使是天大的道理，用阿拉、拉登、和拉什麽的名义，都绝不可以！ 美国一直奉行不和劫持人质的恐怖份子谈判的政策，就是认为，如果谈判、让步，使人质获释，那麽那些恐怖份子又会抓新的人质，等於承认劫持人质行为的可行性。 这就是为什麽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决定退回沙乌地阿拉伯王子给911遇难者的一千万美元捐款，因为这个王子把911和美国的中东政策挂钩，大谈“如果”“但是”。朱利安尼在退支票时说，这种“如果、但是”不仅“使问题更糟”，而且“正是问题的一部份”。 在从机场回家的路上，出租车司机Dadou很健谈，他赞美今天晴空万里的纽约深秋“太美了”，但同时说他的心情“很坏”，因为他从早五点开工，已经干了7个小时，才挣到50美金，因客人太少。 他说911 前，他主要在世贸大厦附近载客，每天可净赚120到150美元。而今天，他还没把该缴公司的租车费75美元赚够。 这位六年前来纽约的司机说，他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摩洛哥人，他在巴黎出生、长大，虽然他夸欧洲的“生活质量高” ，但更强调美国这里“机会多，赚钱多”；他深爱纽约，恨死恐怖份子了。临别时，他喃喃地自语“客人会回来的”。他是自语，也在某种意义上传递纽约人的信念！ 2001年10月26日下午於纽约（载多维网） |
| 张学良糊涂死了——假英雄、假将军、假基督徒 2001-10-24 |
| 谈中国近代史，离不开国共两党；而研究国共两党史，离不开西安事变，因它是两党关系的转折点；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活到101岁，就是不肯说出事变内幕，直到10月14日去世，把他知道的秘密带进了坟墓。
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今65年中，海内外出版了很多关於这一事件的书籍，截止1991年底，仅中国大陆就已出版了23种；另外还有张学良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谈话。但海峡两岸对张学良的评价却像黑、白那样两极：大陆把他誉为“民族英雄”，台湾定他为“历史罪人”（解除党禁报禁後，台湾已有不同声音）。 到底怎样给张学良盖棺论定？要回答它，就必须弄清楚七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日本侵占东三省，张学良为什麽不抵抗？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第三，张学良为什麽发动兵谏？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什麽後果？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第一，张学良为什麽在东北不抵抗？ 1991年5月，在张学良被软禁50多年後首次获准来美国那次，在东北同乡会的安排下，我和李勇、徐松林、刘宾雁等八个东北人在纽约以老乡的名义去看望了他。在长达150多分钟的聚谈中，张学良有意无意地解释了很多问题。 对於日本入侵东三省，东北军不予抵抗，世间广泛流传是因为蒋介石曾有一手谕给张学良，不让其抵抗。我问张学良“到底有没有这个手谕呢？”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藉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後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後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於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汪精卫虽然後来成为汉奸，但在918事变时，他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後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於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沈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後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後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後”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於水火，贻误国家。 虽然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澄清，当时没有蒋介石“不予抵抗”的一纸手谕，但从整个抗战背景来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蒋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於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错，它可以为国民政府保存一定军事实力，以後从长计议。因此可以说，东北不抵抗是张、蒋两人的共识。史学家争论到底是张不抵抗，还是蒋下手谕，并无实质意义。 ●第二，蒋介石为何不同意“抗日”？ 东北失守之後，蒋介石为什麽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最後激发出西安事变？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麽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後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 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产党军队仅是敌後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340万人，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於两个考量：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共产党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红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後患无穷（後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产党，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於有了眉目，他怎麽让它功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 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 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後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在西安事变前一年，蒋介石还坚持“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後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但蒋介石为什麽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918”之後，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当时日本政府向“国联”（国际联盟）提出的对华五项条款，其中主要有“有效保护日本臣民在满洲之一切和平业务，尊重日本在满洲之条约利益”，日本“尊重中国土地之保全”。虽然这种条款是完全不合理的，但中国仍有可能和日本周旋，拖延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的时间，以积蓄自己的力量，从长计议。因此如果作为当时中国领袖的蒋介石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於告诉日本人，中国正卧薪尝胆，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日本占领东三省後，中国人慷慨激昂，誓言抗日，尤其是大学生和小知识份子们，更是游行示威。在高喊“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文化背景下，很容易热血沸腾，难以听进去理性的声音。 当时中国知识界对此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胡适和他的弟子傅斯年等人，胡适发表“华北保存的重要”一文，主张“停战谋和”，指出以中国之国情“不足以对日言战”；“战则必大败，而和则未必大乱”。胡适後来还提出，“日本倘能自华撤兵停战，中国不惜承认满洲国”。胡适为文解释说，当年比利时曾被德国占领，法国割两省给普鲁士，都是由於实力悬殊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後来有实力又收回。 但胡适的见解不仅无法成为主流声音，而且被指责为“汉奸”“卖国贼”。胡适当年曾感慨：中国有古训“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应该再加一条“时髦不能跟”。胡适和汪精卫的本质不同是，一旦所有谋和手段失败，日本进攻全中国，胡适则坚决主张全民血战，直至最後一寸土，最後一个人。这也是後来他为什麽打破不做官的自律，在蒋介石的几次恳请後同意到美国做“中国大使”争取美国援助的原因之一。 ●第三，张学良为什麽发动兵谏？ 热河失守後，全国舆论沸腾，责骂政府无能、不抗日。据大陆作家王朝柱的《张学良和蒋介石》一书（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93年出版）中引用的张学良秘书王卓然当年的日记，热河失守後，蒋介石曾和张学良密谈，蒋说，现在全国群情沸腾，我们两人（指蒋张）同乘一条小船，现在风浪太大，必须下去一人，否则船沈；将来局势平稳，下船的人再上来。张学良表示：“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失守┅┅这次热河失守，我更是责无旁贷。愿引咎辞职。”随後张学良下野，去欧洲“考察”。 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连他的弟弟都因此被人羞辱。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曾任解放军海军参谋长，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打死。据1996年6月1日上海《文汇读书周刊》发表的刘永路整理张学思档案发现的材料，918後张学思的内衣曾被同学用墨汁涂写“不抵抗将军之弟”，张学思感到羞辱难忍，闯进张学良所在的北平顺承王府，拿著那件内衣，面责大哥为什麽不抗日。本来是张、蒋的共识——为避免扩大事端而不抵抗，最後责任落在张学良一个人身上。张学良的痛苦、压力可想而知。 但在这种情况下，从欧洲考察回来後，张学良不仅没有被派去抗日，反而被委任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负责攻打红军。张学良本想通过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污名，现在不仅无法实现，而且东北军和红军交手两次，两次大败，张的两个师被歼灭。蒋介石不但不给兵员补充，还把两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这使张学良疑心，蒋可能在一箭双雕：剿匪成功，红军被消灭；不成功的话，东北军被削弱，而蒋的中央军则保全实力，因此更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抵触。 张学良是在父亲被暗杀後匆促继承父业，成为东北军最高长官。他从小不爱读书，喜欢的是毒品、女人，他的知识水平，可能都不如那些上街游行空喊抗日的学生，更谈不上对中国当时的国情认知到胡适那种水平；而且他对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根本不知情（後来看到蒋的日记醒悟，说明原来他并不了解蒋不仅要抗日，有周密国防计划，而且还要重用他）。 除此之外，张学良还有一个隐秘的动机，那就是利用兵谏逼蒋抗日之後，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不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与蒋分庭抗礼。 事变之後张向蒋提出的条件，不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还有成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张学良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是因为他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秘密接触谈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主、西北军和红军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军，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据大陆新公布的史料，张学良在首次和周恩来密谈时，就给了“见面礼”两万大洋和20万法币，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间的规矩做的，显示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性质根本缺乏了解，他把红军当成西北军一样的地方武装；而周恩来对张学良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地推崇，也使张学良产生红军和西北军都要推举他为“西北王”的幻想。 张学良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当时东北军有近20万部队，西北军3万人，再加上经过长征剩下的2万红军，这支25万人的“西北联军”是蒋介石难以对付的。因此纽约州罗彻斯特理工大学中国历史教授朱永德在提交给西安的“西安事变60周年研讨会”论文中就置疑说，“张学良事先真的仍准备一旦蒋答应终止内战一同抗日就会将蒋释放？从今日的资料来看，当时的计划是在组织西北联军，发动西北大联合，筹划西北抗日联合政府。” 但张学良即使有这样的认知局限和隐秘动机，如果没有另两个条件，西安事变也不会发生：一个是他权倾一时。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而当年底就被晋升为陆军少将（全世界哪有这麽个军事升级法的）。发动西安事变那年张学良才36岁，就已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是除了蒋之外，全中国最高军事领袖；另一个是他的东北人性格，在纽约见到张学良聚谈那次，他描述自己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这样的知识水平，这麽大的军权，又加上这样的鲁莽性格，不出西安事变才怪了。 ●第四，西安事变造成什麽後果？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东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於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 日本历史学家松本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台湾新潮社1992年版）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这一事实，史学家几乎没有异议；那麽关键是人们怎麽看待共产党和红军的幸存，和後来获得政权。如果认为最後坐大并至今掌权的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认为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专制、灾难和痛苦，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 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後来抗战爆发，共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幸存机会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在事变第二天，胡适就曾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中国通”费正清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写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 西安事变的第二个後果是，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於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结果是，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於尽。 “战事既开之後，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後，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 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於整个抗战过程。 ●第五，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中国两千年历史，从没有过这种方式的兵谏。兵谏等同於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 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後果做事的人。在捉蒋前的师军长会议上，他宣布要动手，众人无语，只有王以哲军长问“捉了之後怎麽办？”张学良回答，先捉了再说。这麽大的事怎麽可以先捉了再说？而在张决定陪蒋返南京时，部下劝阻，他又是先送他回去再说。天底下像张学良这样糊涂透顶、又获得这麽高军政领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中国一绝。 著有《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湾作家郭冠英是张学良的崇拜者，和张“往来甚密”。但他也表示，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楣’┅┅ 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6年12月29日） 但说张学良做事全无计划也不尽客观，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秘密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据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张学良曾认真的要求加入共产党，如今共产国际否决他入党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见张与共产党之间所有之关系已非寻常。”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後，张学良“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是赞扬和无尽的军事援助。”这位在论文中一口一个“毛主席、周总理”的中国历史教授也承认，当时张学良认为捉蒋、联合红军，苏联就会高兴，给予军援。 但完全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苏联竟闻讯大怒，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已证实的史料是，事发第四天，苏共给陕北发去电报，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国记者斯诺的《红色中国散记》中也说，宋庆龄曾告诉斯诺，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大陆公布的当时代表共产国际的苏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苹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 毛泽东们本已准备在延安搭台子公审蒋介石，但迫於苏共压力，只得派周恩来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最後释放蒋，也是在众叛亲离，除了杨虎城之外没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选择。 在纽约那次聚谈时，当提到周恩来，张学良仍夸周是“大政治家”，“说话简洁，反应迅速，非常机敏。我们在一起谈事情，三言两语就能谈清楚。”但他也抱怨说，当初周恩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後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其实关键不是周“头头是道”是“大政治家”，而是张学良“头头无道”是“小土匪头”，别人怎麽说，他就随著往哪边走，全无自己头脑。张学良在聚谈时也承认，他是东北的“白帽子”（过去东北赶大车的人都戴白毡帽），这是东北土话，相当於北京话“二百五”，广东话“漆线”。 西安事变後蒋介石评价张学良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张学良在纽约聚谈时则评价蒋介石“有大略无雄才”。当年之所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这也和蒋介石“没有雄才”相当有关。 东北不抵抗是蒋、张共识，由张一个人担负“不抵抗将军”污名，蒋不但不予安慰，还派悲壮地唱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东北军去剿共，损兵折将又不补充，怎能不让张学良不满生疑。张学良几次向蒋提出抗日，蒋从不透露他的长远抗战计划（不告诉别人，起码该告诉一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吧），还像对儿女一样训斥他“等我死了你再抗日！”“你给我好好读书！”当手下特务告知西安可能有变让蒋尽快离开时，蒋竟自信满满地说“他敢！”连宋美龄後来都批评丈夫“不知安抚，刺激生变”。 而且蒋介石既然认为张学良“误了我的大事”，但回到南京後竟愚蠢地遵守在枪口下同意改变“让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口头承诺（没有文字），承认红军为国民政府部队，授予番号，颁发军饷，宁可大事被误。在他明确认定共产党是“匪”的情况下，再按被匪枪口威逼之下的承诺去做，就根本不是值得称赞的“君子”，而是“傻子”。如果说张学良是“二百五”，那麽蒋介石这种刚愎自用、同样“大事糊涂”就是“二百六”，这样的正、副司令主导下的国民党怎麽可能不丢失大陆？ ●第六，张学良为何近一生被囚禁？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抵达南京後，受到军法审判，以“劫持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第二年张学良就获特赦，随後被长期“管束”，实则幽禁，直到蒋家父子去世、李登辉担任总统时才获得完全的自由。 西安事变，不仅使蒋介石丧失颜面，还有政府高官及蒋的几乎全部卫士被打死。从蒋介石的角度，这种行为显然於国民政府之法律、於中国文化之伦理、於长官下属关系之情理，都完全不容。因而当时军法审判张学良，获得国人支持。傅斯年等知识份子当时还提出“对张惩处极刑”。 但蒋介石为人话诟的是，他不是使用法律手段，而是使用“私刑”，特赦後一直不释放，终生软禁张学良。如果蒋介石认为张学良触犯法律构成死罪或终生坐监罪，应该当时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而不应以家法代替国法，视法律为儿戏。 有人替蒋介石辩护说，当时如果释放张学良，他和东北军就可能成为共产党的力量；而在去了台湾之後给张学良自由，他就可能像李宗仁那样寻机投共，成为攻击和统战台湾的力量。但这些辩护仍是侧重策略层面，而不是以法律为准绳；而且都是以假设的可能来剥夺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已无罪的人的自由。 蒋介石处置杨虎城的方式更是用私刑，秘密逮捕後，不予审判，长期关押，最後撤离大陆时在狱中把杨虎城和他的幼儿杨拯中处决。而且杨的秘书宋绮云全家也是关押多年後被处决，即使宋的孩子（大陆《红岩》一书中“小萝卜头”的原型）也被杀死。如果说杨及秘书是共产党人该处决（也应通过法律审判），但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有什麽罪？这完全是封建皇帝那种“满门抄斩”的做法。 有意思的是，张学良到死都不怪罪蒋介石长期软禁他。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说，“我几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如果我是蒋介石，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因为应该杀的是我。” 张学良接著还提到，他父亲张作霖曾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於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40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张学良获得自由来到美国定居後，北京政府多次捎话邀请他回大陆看看。在纽约聚谈时，张学良透露说，他在台湾的一个侄女去大陆，曾见到张学良的东北“讲武堂”同学吕正操，吕捎话邀请张学良回大陆探亲访友。吕曾担任中共将领和铁道部长，文革中，吕和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一起被打成“东北帮”首领关在一起。吕对张学良的侄女说，当时他为保命过关，什麽都交待，让承认什麽就承认什麽；但张学思拒不认罪，反而高呼冤枉，结果遭红卫兵痛打，越打他越喊，最後因斥骂红卫兵被活活打死。 张学良还透露说，在北京办亚运会时，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特地邀请他在台湾的那个侄女等家人赴北京，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坐在贵宾席。会後杨尚昆亲自接见了他的侄女，并捎话给张学良，只要他愿回大陆看看，他可派专机到台北接他。 张学良在透露这些内情後说：依我本愿，很想回大陆去看看，主要是想看看东北乡亲，给父亲扫扫墓；但我最怕卷入争执纠缠之中。我已远离政治，唯一的愿望是大家把我的名字忘却，只当一个普通的小小百姓，从此不再有政治纠缠，不再有记者踏破门槛，不再有任何采访，求闲云之清静，达野鹤之超脱。因此他给自己起的新名号是“闲云野鹤”。 张学良的老同学吕正操後来还专程飞来纽约，面劝张学良回大陆，但张仍是至死也没有回去他曾说过“想极了”的家乡，而死在海外。 张学良为什麽选择不回去？从纽约聚谈的印象，以及张学良的其他谈话可以感到，张学良对当年那种劫持蒋介石的方式已痛悔，他多次说自己“鲁莽冲动”即是委婉表达後悔之意。在纽约时还明确说他发动西安事变是“闯了大祸”，自己是“罪人”。他清楚共产党感激的正是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得以幸存最後掌了天下。如果他回到大陆，共产党当他的面捧他为“大功臣”，他会很尴尬；但如果他真实道来对发动西安事变的悔恨，也会使中共下不了台。与其双方尴尬，不如暂时避开，这可能就是张学良一再说等政治不再纠缠时再回大陆的真实心理。但中国人的事情，什麽时候会没有政治纠缠呢？ ●第七，张学良怎样看待中国那段历史？ 《张学良侧写》作者郭冠英说，“张学良这个人，大陆把他捧得太高，台湾又把他贬得太低。”台湾把张学良贬为“千古罪人”，主要是指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最後坐大。但没有西安事变，是否共产党一定在中国消失？从蒋介石的刚愎自用，独裁本性，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很难下这种绝对判断。 但大陆把张学良捧为“抗日民族英雄”则完全是从政治而不是事实出发。因为连张学良本人看了蒋的日记也明白了，蒋介石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史学家许倬云曾对此评论说，“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所以提出“延迟五年”就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实在是孤军血战，牺牲太大，八年抗战中国军人阵亡300万，平民丧生1,000万。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导致中国被迫仓促提前全面抗日，对中国人、中华民族，都有害而无利。表面看张学良好像是“爱国”，但其实是害国。 ●张学良是“假英雄” 当然，以张学良的学识和认知能力，当时他完全没有可能预见到共产党後来会建立那样残忍、专制的政权，不要说张学良这样没有什麽知识的人，那些大名鼎鼎的知识份子们，不是也有很多都选择追随共产党了吗？ 关键的是今天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对当年他发动西安事变使红军幸存对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责任的认识。虽然不能说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就是由於西安事变，但毕竟它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而在中共统治下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因迫害和饥饿丧生。但张学良对这些都无动於衷，更无任何忏悔表示。 1994年张学良在接受陆铿采访时还斩钉截铁地说，对於西安事变“我愿负全部责任，而且从不後悔。”（香港《百姓》半月刊1994年5月1日） 在纽约聚谈那次，张学良仍表示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错的，他的联共抗日才是对的。如果蒋当年没有采纳张的意见，张以自己的政见没有得到机会实行而批蒋还有逻辑可言；但事实是蒋已被迫实行了张的主张，联了共也抗了日，结果不仅红军幸存，共产党还最後坐大，至今涂炭大陆生灵。张从哪里得出他的“联共抗日”是对的结论呢？他总不至於希望见到共产党坐大吧？但这就是张学良的“可爱之处”， 一生“大事糊涂”，糊涂死了！因此台湾作家柏杨断言：“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陆铿撰文说张学良“对得起中国，对不起自己”。但事实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除了共产党人之外，没有谁比张学良更对不起中国了！ ●张学良是“假将军” 自张学良继承父业，就被称为“少帅”。中国方块字这种象形联想，使人想到英姿勃发、统帅千军万马打胜仗的将军。但事实上张学良是个“假将军”。他的崇拜者郭冠英在文章中也承认，“918之前他又打毒针又好女色，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坏透了。” 这个公子哥是因父亲被暗杀而获掌东北军权的。他曾指挥东北军五个旅团和苏俄军队交手，结果全军覆灭；他指挥东北军陕北剿共，直罗镇、榆林两战，张的两个精锐师两万多人被红军全歼；他指挥热河保卫战“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他每天总要打上百支毒剂；而这种毒剂，假如给不吸毒的普通人一次注射10支，即使不死，至少也要重病一场┅┅有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竟把下达的军令公文随便揣在大衣口袋，忘了发出去。他自己说，当时散在前线的各个部队，他连其位置都搞不清楚，还谈什麽指挥作战！”（毕万富：“从新发现的史料谈张学良的抗日主张”四之二，美国《世界日报》1996年1月16日） 《纽约时报》在张学良去世後刊发的长篇讣告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虽然有20万东北军，但他沉迷於毒品和女色，是个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当时义大利驻中国公使的妻子）打情骂俏等社交活动。 ●张学良是“假基督徒” 1955年，张学良在宋美龄的劝导下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实他是个“假基督徒”。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之一是忏悔，但张学良对做过的错事却从无真正的忏悔。 多次采访过张学良的郭冠英说：“其实张学良从未忏悔，他当然不好大声说他做对了，他只好说‘做了就做了，没什麽忏悔的问题’┅┅ ”（引文同上） 在纽约聚谈中，当《东方新闻报》主编李勇提到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丧生数量远超过抗日战争时，张学良的回答竟是，“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当我提到刚过去不久的“6．4”屠杀时，张学良竟说，“电视我没看，对这事不太清楚。┅┅什麽事不能只听一方的。”对“6．4”这个世界已经定论的事情，张学良竟是这样的看法，天底下哪有这种没心、没肺、没灵魂的基督徒？ 蒋介石软禁了张学良半个多世纪，固然是违法和不人道的，但是和无数因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而遭迫害致死的国民党人相比，张学良实在是过著潇洒的天堂般的日子。他不仅不需要像黄维、杜聿明们那样去做体力劳动、不需要受人身污辱、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更没有任何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担忧，在软禁的头三年里还有一妻一妾轮流陪伴（如果不是由於夫人于凤至因病赴美的话，这种日子大概起码可以维持到张信“基督”的六十年代）。 不知道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在张学良平静的日子里，即使他从未思考过其他中国人的命运，他是否想过有多少国民党将领、士兵的家庭被台湾海峡隔了半个世纪，撑过各种磨难熬过来的幸存者们，重逢相见的时候已是面目皆非了。而他的赵四小姐，虽然青春不再，但仍然是那个在身边照料左右、那个熟悉的她。 即使张学良全然不在意其他留在大陆的国民党人的命运，他怎麽也应该记起他的亲弟弟吧？我想起在78或79年的时候在大陆曾读到过一篇回忆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思的文章，文中说，张学思在文革中被关押、拷打，生命垂危的时候，想念东北食物，希望狱方能给他吃一点东北的苞米（玉米）楂子和土豆，但就这麽一点小小的要求竟然在他临死的时候也被拒绝了。 张学良说“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不知这该杀的人里面包不包括张学思？如果他对八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没有感觉的话，对自己的亲弟弟遭如此非人折磨，并被活活打死也毫无感觉吗？ 在张学良所谓“传奇”的一生里，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和关注的。但在张学良恢复自由来美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在被记者重复追问“您和赵四小姐这段深刻的爱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吗？”“您觉得她怎麽好？”这些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时，他的回答竟是：“当年她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我这些年也实在不容易。”原来赵四（不是三陪小姐）只不过是个“专陪小姐”而已。 这还不够，他还在91岁高龄时对东北同乡祖炳民说：赵四小姐赵一荻对他最好，将一生都奉献给他，但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 据最近台湾《中国时报》电子版“张学良和他的四个女人”一文，这四个女人是：他的母亲、蒋夫人宋美龄、於凤至和赵一荻。明显地，那个“在纽约的女人”指宋美龄。像张学良这种无知、鲁莽、玩腻了“小姐”的土匪头子，崇拜受过美国教育，又表现出雍容高雅的宋美龄倒不足为奇；但蒋夫人是否像媒体渲染的那样“关照”张学良则是另一回事儿了。张学良首次来美国在纽约呆了几个月，连我们这种毫不沾边的小老乡都见了，怎麽就没有媒体报导说他见了一直住在纽约、近在咫尺的宋美龄呢？应该不是他不想见“最爱的女人”吧？而且在他死後宋美龄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 陆铿曾对我说，赵一荻告诉他：她感谢蒋先生，因为没有蒋先生的“管束”，张学良的身体早被“掏”空了。张学良即使到了晚年，仍是“性”趣盎然，逢人就炫耀他的好性本色。 男人好色是天性，既不是奇闻，更不是英雄之举。但跟到处炫耀好色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女人真是天下最不幸的女人（当然张学良也有情可原，他活到一百岁，除了好色，没有任何其他值得炫耀的东西）。没想到陪伴了张学良73个年头（其中35年没名份）的赵一荻女士竟这麽可怜，他从张学良那里得到的评价只不过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他玩了一辈子，最後人家最爱的还是别的女人。 张学良在晚年热衷什麽？1994年2月一群华人在夏威夷同张学良聚会时，张自我总结说：“我已经93岁了，我这一生有三爱：爱打麻将；爱说笑话；爱唱老歌。只要有得玩，我就不累。”这就是被中国人视为“民族英雄”的张学良——全然一个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气、最糊涂、最没灵魂的那种。从1936年到2001年，65年的生命在推麻将中推掉了，活到超过一百岁，什麽人生道理也没活明白，真是白活了！ 惟有那首张学良给无数人题了无数遍的打油诗，倒可能是他一生唯一“明白”的自我画像： 自古英雄多好色， 未必好色尽英雄； 我虽并非英雄汉， 惟有好色似英雄。 2001年10月24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
| 张学良害了中国 2001-10-20 |
|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动者张学良以101岁高龄於2001年10月14日在夏威夷去世，表面看似乎给西安事变终於划上了一个历史性的句号，但事实上再次引起中国人对西安事变和张学良的评价与争论。
对张学良去世，海峡两岸及海外的舆论相当不同，中国「热」，台湾比较而言「冷」，海外是「不冷不热」。 中国的「热」体现在媒体报导和舆论一面倒歌颂张学良，把他称为「伟大的爱国者」，「抗日民族英雄」，从张学良的出生地东北，到北京，很多地方都举行追悼会、追思会和研讨会等。但台湾媒体的评价各种声音都有，但对张学良负面评价较多，有的乾脆指张学良是「历史罪人」。海外华人媒体则有褒有贬，由於不同政治倾向而异。 中国大陆这种一面倒歌颂张学良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连对毛泽东中共当局都要三七开了，怎麽可能有一个百分之百正确的「张圣人」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中国大陆没有新闻和言论自由，由於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批评以至否定张学良的声音无法发出来而已。 台湾在蒋介石当政时期，对张学良的评价和今天大陆差不多，也是一面倒，但是完全否定，认为由於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才导致中共最後坐大，国民党被迫退居台湾。但台湾自1988年解除党禁报禁之後，13年来舆情发生巨大变化，不要说对张学良，对蒋介石都可以重新评价，任意批评，甚至辱骂；对毛泽东却可以自由歌颂。在去年毛泽东诞生周年日，台湾还有几十人聚会为毛祝寿，不要说没有政府和法律禁止，连民众都见怪不怪，可见台湾今天的言论已自由到何种地步。在观点可以自由交锋、历史资讯不受政府控制，新闻和言论相当自由的环境下，最後台湾媒体舆论仍是对张学良负面评价较多，这种评价应该说才比较接近历史真实。 ●中共为何把张学良视为「大功臣」 今天，人们对张学良评价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西安事变到底对中国产生了什麽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果是正面的，张学良就值得肯定；如果是负面的，张学良就应该否定。 西安事变主要有两个後果，一是蒋介石停止了剿共，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第二个是促使中国提前全面抗日。 第一个後果很明显，中国共产党当时领导的红军得到了喘息和幸存的机会，并利用抗日得到发展，为後来打败国民党、获得中国大陆的政权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1935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後，被迫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东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0万人，红军处於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万军队。 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後来抗战爆发，共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幸存机会已是史学家公认的事实。被称为研究中国问题「专家之中的专家」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分析说：「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 ●共产党坐大，八千万中国人丧生 日本历史学家松本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台湾新潮社1992年版）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无论是中国的共产党，还是台湾的国民党，都对松本一男的这种评价没有本质性不同意见，因此共产党称张学良是「恩人」，救了中共；国民党骂张学良是「罪人」，害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 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这一事实，史学家也几乎没有异议，那麽关键就看人们怎麽看待共产党和红军的幸存，和後来获得政权。如果认为最後坐大并至今掌权的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认为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专制、灾难和痛苦，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 共产党给中国人到底带来了什麽？不要说那些具体的屠杀，那些恐怖的政治运动，那至今仍发生的涂炭生灵，仅以西方学者研究推算出的数字——从中共建政至今，因饥饿和迫害而丧生的中国人可能高达八千万（相当於今天十个香港的总人口！对这个数字我在《争鸣》七月号发表的「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有详细出处），就可以看出这个当年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和红军给中国人带来的是什麽！ ●蒋介石为什麽不抗日 西安事变的第二个後果是促使了中国提前全面抗日。那麽张学良促成了这一点对不对？这是评价张学良的另一个关键点。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回答，在918事变日本占领了东三省之後，当时的中国领袖蒋介石为什麽不同意张学良要抗日的主张？ 从常识和逻辑来说，当时连一般老百姓都无法容忍日本侵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怎麽可能就不准备抗日呢？从蒋介石的一生可以看出，尽管他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後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 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产党军队仅是敌後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三百四十万人，共产党军队伤亡六十一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张学良糊涂死了 既然蒋介石准备抗日，那麽当时为什麽不同意张学良抗日，而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蒋介石制订这种政策主要出於两个考虑：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最大不同之处是，蒋对共产党的本性有相当的了解，深知如果不铲除红军，它会利用抗日之机得以发展而後患无穷（後来的历史正是这样演变的！）。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被软禁50年後首次获准来美国那次，在东北同乡会的安排下，我和李勇、徐松林、刘宾雁等八个东北人以老乡的名义去看望了他。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聚谈中，张学良还是坚持说蒋介石当年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错的，他的联共抗日才是对的。但显见的逻辑是，如果蒋当年没有采纳张的意见，张以自己的政见没有得到机会实行而批蒋还有逻辑可言；但事实是蒋已被迫实行了张的主张，联了共也抗了日，结果不仅红军幸存，共产党还最後坐大，至今涂炭大陆生灵。张从哪里得出他的「联共抗日」是对的结论呢？ 而且张学良当年以「兵谏」方式（绑架蒋介石，打死政府多名官员和蒋的卫兵）来改变国家领导人的国策，这也是中国两千年历史所罕见的。兵谏等同於军事政变，而政变不是取而代之，就是使最高领袖成为傀儡，因为无论从常识或逻辑上，在武力威逼下即使被捉者改变政见，一旦重获权力，绝不可能接受这种方式。但张学良就是这样一个不按逻辑，不遵常识，不想後果做事的人。天底下像张学良这样糊涂透顶、又获得这麽高军政领袖地位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也是中国一绝。 ●仓促提前抗日，对日本有利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 但蒋介石为什麽不把他的想法告诉群情激昂要求抗日的中国民众呢？「九一八事变」之後，日本内部对是否攻占整个中国也有分歧，蒋介石如果公开这种战略部署，等於刺激日本鹰派提前全面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 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人则是巨大的灾难——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由於被迫仓促地提前全面抗日，中国只能用当时刚结束军阀混战、百废待兴的那个农业社会的国力，来抗击准备已久、并相当现代化的日本帝国。 ●「无论统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结果是，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於尽。「战事既开之後，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即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後，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於整个抗战过程。 史学家许倬云对此评论说，「当时中国在选择抗日的时机上还是太急了一点，假如能再延迟五年，情况很可能完全不一样。」这位毕业於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博士所以提出「延迟五年」，就是因为1941年珍珠港事件导致美国对日宣战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实在是孤军血战，牺牲太大，八年抗战中国军人阵亡300万，平民丧生1,000万。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明显的後果是两个：一是给了共产党和红军喘息幸存的机会，结果它最後坐大，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二是导致中国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被迫仓促提前全面抗日，使中国人付出更大的牺牲。这两个後果无论对中国人还是中华民族，都是绝无好处，只有害处。表面看张学良好像是「爱国」，但其实是害了中国，吭苦了中国人！因此台湾作家柏杨断言：「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载香港《争鸣》月刊2001年11月号） |
| 张学良是东北的「白帽子」 2001-10-18 |
| 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以101岁高龄过世，引发人们对他盖棺论定。其中很多论者都指出张学良当年以劫持蒋介石的方式，改变了当时国民政府先清剿共产党军队、安定内部，然後再全力抗日的既定政策，给了仅剩下两万人的陕北红军以喘息和幸存机会，最後共产党坐大，给中国人带来无尽的灾难。
但客观地说，这样「论定」刚「盖棺」的张学良也不是很公允，因为以张学良那种不读书、土匪出身的经历和学识，当时他完全没有可能预见到共产党後来会建立那样残忍、专制的政权。 据大陆公布的史料，当时张学良首次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秘密会谈时，就给了「见面礼」两万大洋和20万法币，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间的规矩做的，显示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性质根本缺乏了解，他把红军当成西北军一样的地方武装。别说张学良这样没有什麽知识的人，那些大名鼎鼎的知识份子们，不是也有很多都选择追随共产党了吗？ 实际上人们评价张学良的不是当年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而是今天他怎麽看待西安事变使红军幸存对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责任的认识，对共产主义在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认识。因为在中共坐大後，据西方专家的研究推算，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因迫害和饥饿丧生。 但从张学良接受各种媒体采访，包括接受历史学者唐德刚等人的访谈录音带，以及1991年笔者和刘宾雁、徐松林等东北老乡以及纽约《纽约新闻报》总编辑李勇等在纽约见到张学良的近三个小时的谈话都显示，张学良对这些「责任」、「灾难」以及几千万中国人在共产统治下丧生，全都无动於衷，更无任何忏悔表示。 ●对弟弟被红卫兵打死毫无感觉 虽然张学良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他认为自己劫持蒋介石是「鲁莽」，是「捅娄子」，是「胆大妄为」，包括说自己是「罪人」，但仅仅是对这种「劫持」方式；而对自己主张的「联共抗日」，仍坚持是对的，并至死都认为和蒋介石「政见不同」。正是这种认知，使他绝不可能对那次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进行真正的反省和忏悔。 张学良到台湾後，在宋美龄的劝导下皈依了天主教。基督教义之一是忏悔，但张学良对做过的错事却从无真正的忏悔。 写出《张学良侧写》一书的台湾作家郭冠英曾是张学良的崇拜者，这位和张学良「往来甚密」的作者曾说：「其实张学良从未忏悔，他当然不好大声说他做对了，他只好说『做了就做了，没什麽忏悔的问题』┅┅ 」 在我们一批东北老乡在纽约见到张学良聚谈那次，当《东方新闻报》总编辑李勇提到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丧生数量远超过抗日战争时，张学良的回答竟是，「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当我提到刚过去不久的「六四」屠杀时，张学良竟说，「电视我没看，对这事不太清楚。┅┅什麽事不能只听一方的。」对「六四」这个世界已经定论的事情，而且当时有那麽多无辜学生和市民被屠杀，张学良竟是这样的看法，这是一种什麽样的「基督徒」？ 蒋介石软禁了张学良半个多世纪，固然是违法和不人道的，但是和无数因大陆落入共产党手中而遭迫害致死的国民党人相比，张学良实在是过著潇洒的天堂般的日子。他不仅不需要像黄维、杜聿明们那样去做体力劳动、不需要受人身污辱、不需要接受思想改造，更没有任何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担忧，在软禁的头三年里还有一妻一妾轮流陪伴（如果不是由於夫人于凤至因病赴美的话，这种日子大概起码可以维持到张信「基督」的六十年代）。 不知道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在张学良平静的日子里，即使他从未思考过其他中国人的命运，他是否想过有多少国民党将领、士兵的家庭被台湾海峡隔了半个世纪，撑过各种磨难熬过来的幸存者们，重逢相见的时候已是面目皆非了。 即使张学良全然不在意其他中国人的命运，他怎麽也应该记起他的亲弟弟吧？我记得当年在大陆曾读过一篇回忆张学良弟弟张学思的文章，文中说，张学思在文革中被关押、拷打，生命垂危的时候，想念东北食物，希望狱方能给他吃一点东北的苞米（玉米）楂子和土豆，但就这麽一点小小的要求竟然在他临死的时候也被拒绝了。 张学良说「哪个政府为维持政权总是要杀些人的」，不知这该杀的人里面包不包括张学思？如果他对八千万中国人的死亡没有感觉的话，对自己的亲弟弟遭如此非人折磨，并被活活打死也毫无感觉吗？ 但事实上张学良真的是没有「感觉」。在纽约聚谈时，当李勇提问：「你的弟弟张学思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这件事你知不知道？」张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张学思与他的好友吕正操在一起，後来吕正操来美国与我见面，告诉我整件事的经过。当然张学思比较激动暴躁，跟斗争他的红卫兵干了起来，结果被红卫兵打死。吕正操比较温和，所以保住了性命，这只能怪张学思自己不好！」 不知道张学思在九泉之下听到他曾「敬仰」的哥哥这样评论他的惨死（活活被打死）会有什麽「感觉」。真的像张学良所怪罪的是他自己「不好」，还是认为共产党「不好」，还是他哥哥「不好」。 ●「最爱的女人在纽约」 在张学良所谓「传奇」的一生里，他和赵四小姐的「爱情」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和关注的。但在张学良恢复自由来美後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在被记者重复追问「您和赵四小姐这段深刻的爱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吗？」「您觉得她怎麽好？」这些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时，他的回答竟是：「当年她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我这些年也实在不容易。」原来赵四小姐只不过是个「专陪小姐」而已。 这还不够，他还在91岁高龄时对东北同乡祖炳民说：赵四小姐赵一荻对他最好，将一生都奉献给他，但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 据最近台湾《中时电子报》「张学良和他的四个女人」一文，这四个女人是：他的母亲、蒋夫人宋美龄、於凤至和赵一荻。明显地，那个「在纽约的女人」指宋美龄。像张学良这种无知、鲁莽、玩腻了「小姐」的土匪头子，崇拜受过美国教育，又表现出雍容高雅的宋美龄倒不足为奇；但蒋夫人是否像媒体渲染的那样「关照」张学良则是另一回事儿了。张学良首次来美国在纽约呆了几个月，连我们这种毫不沾边的小老乡都见了，怎麽就没有媒体报导说他见了一直住在纽约、近在咫尺的宋美龄呢？应该不是他不想见「最爱的女人」吧？而且在他死後宋美龄也没有任何公开的表示。 没想到陪伴了张学良73个年头（其中35年没名份）的赵一荻女士竟这麽可怜，他从张学良那里得到的评价只不过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他玩了一辈子，最後人家最爱的还是别的女人。 ●《纽约时报》：张是个「花花公子」 自张学良继承父业，就被称为「少帅」。中国方块字这种象形联想，使人想到英姿勃发、统帅千军万马打胜仗的将军。但事实上张学良并不是一个真将军。 张学良从他的军阀父亲张作霖的所谓军事学校「讲武堂」一毕业，就被任命为旅长，那年他才19岁，还仅是个大孩子；而在当年底就被他父亲「提升」为陆军少将（全世界哪有这麽个军事升级法的）。 由於他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他一下子接班成了「东北王」，下辖30万东北军，俨然就成了「少帅」。 当时蒋介石为统一中国，打败军阀，需要拥有30万东北军的张学良支持，因此当张学良「易帜」拥戴蒋介石的中央後，蒋给了他一个「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这是蒋为了拉拢这个军阀的策略。这些头衔和名称由此一直给後人一个张学良是真正将军的印象。 但实际上张学良一生没有领军打过什麽真正的胜仗。在他父亲死後，张学良曾指挥东北军五个旅团和苏俄军队交手，结果全军覆灭；张学良指挥东北军陕北剿共，直罗镇、榆林两战，张的两个精锐师两万多人被红军全歼；据在美国的学者毕万富的研究资料，张学良在1933年指挥热河保卫战中，更毫没有将军的样子——「张学良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他每天总要打上百支毒剂；而这种毒剂，假如给不吸毒的普通人一次注射十支，即使不死，至少也要重病一场┅┅有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他竟把下达的军令公文随便揣在大衣口袋，忘了发出去。他自己说，当时散在前线的各个部队，他连其位置都搞不清楚，还谈什麽指挥作战！」 他的崇拜者郭冠英在文章中也承认，「918之前他又打毒针又好女色，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坏透了。」 连《纽约时报》在张学良去世後刊发的长篇讣告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虽然有20万东北军，但他沉迷於毒品和女色，是个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当时义大利驻中国公使的妻子）打情骂俏等社交活动。 ●「人家让我捅一个捅娄子，我一定捅俩」 张学良在获得完全自由後，选择到美国夏威夷居住。但他没有像西方那些历史人物那样，到了晚年，把自己的经历和所知写下来，以回忆录或任何形式，帮助後人增加对历史的认知（尤其是中国人这种复杂的历史），和对人生经验教训的总结，同时也是对历史负责。 那麽张学良在获得完全自由，来到美国之後的最後岁月都在干什麽呢？多次见过张学良，被称为「忘年交」的郭冠英描述说，「现在他在夏威夷，讲讲黄色笑话自娱，做做例行礼拜养神，唱唱旧戏提神，一副终老的样子┅┅」张学良「是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楣』┅┅ 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 」 1994月2月，一群华人在夏威夷同张学良聚会时，张自我总结说：「我已经93岁了，我这一生有三爱：爱打麻将；爱说笑话；爱唱老歌。只要有得玩，我就不累。」这就是被中国人视为「民族英雄」的张学良——全然一个市井村夫，而且是活得最俗气、最糊涂、最没灵魂的那种。从1936年到2001年，65年的生命在黄色笑话、旧戏和麻将中讲掉了、唱掉了、推掉了，活到超过一百岁，什麽人生道理也没活明白。 在纽约见到张学良聚谈那次，他描述自己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很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我正是这种性格，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他也承认自己是东北的「白帽子」（过去东北赶大车的人都戴白毡帽），这是东北土话，相当於北京话「二百五」，广东话「漆线」。 很多东北人以张学良为荣，把他当成「英雄」。可这样的「白帽子」，怎麽能是东北人的光荣？ （载香港《动向》月刊2001年11月号） |
| 最佳时机的诺贝尔文学奖 2001-10-16 |
| 和去年的诺贝尔奖给了中文作者，结果使几乎所有中国人（就别提全世界了！）都跌破眼镜的结果正好相反，今年的诺贝尔奖给了英语作家奈保尔（V. S. Naipaul），则在英文世界完全没有人吃惊，文学界早就清楚，这是迟早一定发生的事，因为奈保尔早在70年代就开始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一直被连续提名了近30年。目前活着的作家中，只有他和索尔．贝娄有两部作品被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难怪奈保尔被称为“活着的最伟大的英语作家之一。”
既然早就成名、早被提名、在1971年就得到了英国最高图书奖“布克奖”（The Booker Prize）、在以后的30年里更是得到了英国的全部主要图书奖和英美的主要终身文学成就奖的奈保尔，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得到诺贝尔奖呢？这显然与人们心知肚明的他的“政治不正确”的观点有关 。 这个来自前英国殖民地（50年代到牛津大学求学后一直留在英国）、棕色皮肤的印度后裔，不仅不是像西方主流舆论那样赞美第三世界多么美妙、前景多么乐观，而是在他的小说、游记和各种体裁的文章中向西方展示了前殖民地们独立之后军阀混战、独裁专制、贫困落后和原始野蛮的图画。 他曾在牛津大学的演讲中毫不掩饰对自己的出生地千里达（Trinidad，又译特利尼达，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130万人口的岛国）和其它“原始野蛮”社会的蔑视，他说那些“野蛮人”只能让那些西方高等学府的研究人员感兴趣，因为他们可以“面对残酷的现状做充满同情心的研究”。 和西方左派那种要“尊重”第三世界的“不同价值观”、西方价值未必适合东方及第三世界的观点完全不同，奈保尔热烈地推崇西方文明，强调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它“适合于所有人（fits all men）”。 奈保尔对宗教也颇有微辞，他认为“宗教是人类的疾病，它阻止人们的想象、思考和创造新经验的欲望。”如此刻薄、大胆的批评令不少人咋舌，西方左派和极右派都不满。他尤其对伊斯兰教批评严厉，甚至说“没有比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更帝国主义的了。” 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成员之一威斯博格（ Per Wastberg）在奈保尔获奖后对路透社记者表示：“如果你纵观奈保尔全部作品的调子，（你会发现）他对所有宗教都持非常批评的态度。”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格兰（Jim Hoagland）在前天的专栏中说，奈保尔曾经警告说，西方生活在虚假的安全中，没有对掩藏在伊斯兰外衣里的充满仇恨的极端份子的侵略性和进攻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奈保尔说那些极端份子们“把美国和英国的友善与开放当作英美的软弱，并利用。”911美国被攻击后，奈保尔对《华盛顿邮报》说，“希望美国最终不会因此而后退，这个世界太依靠美国了。” 霍格兰高度赞扬奈保尔敢于揭示第三世界野蛮落后的真实，因为“在漫长的时间里，非洲人、阿拉伯人、亚洲人、拉丁美洲人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人，都被西方和他们自己国家的知识分子庇护和美化了起来，他们太虚弱、太骄傲、太敏感、太怎么怎么……人们无法直率地告诉他们真实——他们文化的失败、他们领导人的盗窃国家、他们被复仇支撑起来的原教旨主义的危险……” 霍格兰说“奈保尔的本性，和他作为作家的责任就是去刺激、激怒别人。” 那么他的这次得奖大概也会起码激怒两种人：西方左派和穆斯林极端份子。 由于奈保尔那毫不掩饰的政治观点显然右倾，所以他自然不会在左派势力占压倒优势的瑞典文学院受宠。对于奈保尔屡被提名却一直落选，媒体早有议论，几年前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就曾报道，说诺贝尔奖委员会对奈保尔“是否能代表加勒比海的作家”持保留看法。 在1999年德国左派作家格拉斯得奖后，《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言论，指责瑞典文学院越来越走联合国式的平均主义，给奖不按文学成就高低，而是配额制、平均发放，照顾第三世界、少数族裔、女性；对于西方作家则尤其青睐“政治正确”的左倾作家。该文悲叹1976年获奖的索尔．贝娄是最后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右派作家。 难怪这次《华尔街日报》为此特地发表题为“我们的康拉德” 的社论（由于奈保尔的作品多是写前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所以文学界经常把他和康拉德相比），为终于有一位不是左派的作家获奖而鼓掌。该社论甚至毫不客气地点名指出奈保尔的文学成就远高于近年得奖的莫里森（Toni Morrison），格拉斯（Gunter Grass）和戈蒂默（Nadine Gordimer）。当然《华尔街日报》点出的只是他们熟悉的西方作家，而没有指出同样是左派，文学成就远低于格拉斯的大江健三郎，更没有答理那个连左右都没分清、玩世不恭、犬儒主义“一条虫”的高行健，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中国的马戏团高行健到底是怎么和诺贝尔文学奖发生关系的。 今年初我就高行健得奖一事采访瑞典文学院士马悦然时，曾追问他为什么奈保尔没有得奖？虽然许多年他一直都在最后只剩下五、六个候选人的短名单上。马悦然表示，“世界上好的作家有几百个，奈保尔是一个。”在把奈保尔列到几百之一的同时，马悦然又强调“文学价值是唯一的标准”，去年把奖给高行健是根据文学成就，言“内”之意就是奈保尔的文学成就不如高行健。 且不说奈保尔的作品早已赢得英语文学界公认（得到了英国的全部主要图书奖和英美的主要终身文学成就奖，多部作品被列为当代经典英文作品）；而高行健的作品至今，在得到文学最高奖一年多之后，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他的私人好友用文字表示了他们和高行健同样水准以外，在中文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好评。即使马悦然仅读过奈保尔在牛津读书期间写给他父亲的信，他就应该明白，奈保尔在未满18岁的时候对人生、社会、文学的认识，就已远远、远远超过高行健60岁时对上述一切的认识。天哪，幸亏世界已经忘记了高行健，否则他会给中国人招来多少蔑视的眼光！ 我之所以又提到高行健，不是有意和他过不去，而是因为这世界上的事情太巧合，奈保尔在对人生、文学、政治、社会等等方面都正好是高行健的反面，太值得比较一下了。 高行健的写作是“随意，避免费脑子思索。”奈保尔则说他的写作“非常艰苦”； 高行健津津乐道地在仅有的两本所谓的小说里把不可登大雅之堂的生理词汇用到极尽所能，并对媒体表示他就是要写性。而奈保尔则表示，“我痛恨读描写性的东西，不喜欢写关于性……绝对不用四个字母的词（four letter word，指脏话），描写关于亲密场面时用到顶的词是裸体（nude）。” 高行健对社会的残酷现状平静地“冷眼观察”，而奈保尔则“反应过于强烈”。 高行健愤怒声讨政治文学，重复了一万遍他不谈政治，和政治没关系。奈保尔则不仅几乎所有作品中都有大量对社会的看法，对独裁专制、落后文化、野蛮社会的批评。他更完全不忌讳对媒体谈政治，而且明确表示就是要通过写作寻求人间的正义。他说“写关于邪恶的事情，就是要在写的过程中追求正义。给人们一个确认，正义是可以追求到的，邪恶是不会被忘记的。” 从文学成就本身，他们的对比则更简单，不是优劣之分，而是一个假的（中国马戏耍得很成功，可惜连绝大多数洋人也明白那只是马戏而已），一个是真的。 如果瑞典文学院今年再给一个次劣的作家，或许会淡化去年的颁奖给中国和世界文学界带来的耻辱，但今年给了货真价实的奈保尔，则更凸显出去年的荒唐。尽管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总想利用瑞典最后一点可以向世界炫耀的权力，做些出格的决定，让世界吃惊一下，但还没有胆量把文学奖的荣誉给败坏贻尽。 或许是由于去年的荒唐遭到太多非议，今年则遵循传统，选了文学界早已料到的奈保尔。也或许是由于911伊斯兰恐怖份子炸毁了纽约世贸大厦，瑞典文学院忽然醒悟奈保尔对宗教极端份子的抨击是正确的。但他们对奈保尔的评价却硬是往左倾政治上拉，或者是对这位作家误读。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说要表彰奈保尔“对那些别人已经忘记了的被压迫者的历史的记忆”。该说法遭到《华尔街日报》毫不客气的抨击。因为“被忘记的历史”明显是指今天已经不再发生的事情，而奈保尔的作品在批评殖民历史的同时，更强烈地抨击今天正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屠杀、腐败和独裁制度所造成的贫穷落后，以及帮助了这种现状生存的西方幻想主义者们。 如果瑞典文学院刻意误读则是可恶；如果他们真正误读，那人们总算揭开了他们为什么去年会选出高行健这个谜。 但上帝原谅他们，在全世界正开始一场和恐怖份子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争的今天，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了奈保尔则不能不说是一个恰到好处、最佳时机的选择。 2001年10月16日于纽约（载多维网） |
| 奈保尔：孤军作战，写出真实 2001-10-11 |
| 人类自有文学以来，绝大多数作品都是用文学追求人类的正义、正向价值。在人类文学最辉煌的18、19世纪，虽然文学作品大多都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描写上流社会的生活（无产阶级不识字，当然谈不上文学），但对人性的追求仍是文学作品的绝对主旋律。到了19世纪中後期，出现了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等描写下层人民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抨击的都是作家自己生存的那个社会的不平现象，所以基本不存在种族差异、文化冲突等问题。
20世纪前期，除了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一批阳春白雪作家以外，出现了康拉德、福斯特等描写殖民地生活的西方作家。到二战以後，随著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出现了第三世界的作家，多是描写种族压迫、歧视等。同时西方也出现关注前殖民地生存状况，以及西方的黑人等少数族裔生活的作家。 ●西方的左派和右派互不相让 由於世界的政治和文化格局越来越明显地把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划分了开来，作家、知识份子也明显地大致分成了两大派： 一派强调第三世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西方列强历史上的侵略、殖民，和现在的军事、文化霸权等。这派要求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对於独裁政权虽然也持批评态度，但不强硬，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强调其存在的理由。 在西方这种文明社会背景下，这种站在所谓受苦受难的第三世界一边的被称为“政治正确”派，或左派（这里且不谈民主国家内部的政治）。西方这种左翼观点和第三世界政府、知识份子的主流观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强调西方文明不适合东方、强调第三世界被欺压，西方霸权，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受歧视等。 由於这种观点在西方占有很大的市场，所以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戈蒂默（Nadine Gordimer）这一黑一白两个完全站在黑人立场谴责白人种族歧视的“政治绝对正确”的女性作家，早就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她们作品的质量相当受非议。 西方的另一派观点是：导致第三世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他们的独裁政府、他们辅佐政府的知识份子、他们落後的文化。这一派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目前最先进的文明，它适合於全人类。这派对东方文化特殊论完全不买账。这种观点在西方被称为“政治不正确”派，也就是右派。所以，简单笼统的区分就是：亲西方的，属於右翼；反西方、或主要批评、指责西方的是左翼。 由於西方媒体和高等院校自六、七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左派占主导地位，加上左派占据“替弱者、被压迫者说话”、 “尊重第三世界国家文化”这些道德高位，所以左派的声音一直是压倒右派的。而右派强调西方文化先进，就等於说文化是有高低的；这种明显“政治不正确”的观点说出口就很难，赢得公开的掌声更难，在第三世界国家知识份子中就更被斥责包围。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奈保尔成名 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V. S. Naipaul）恰恰就是一个迎著“政治正确”的左派大潮而孤军奋战的典型右翼作家。在他出版的20多本小说、非小说作品中，在演讲、媒体采访中，他从不放弃机会表达对西方文明的热烈推崇；对东方、第三世界文化的蔑视和强烈抨击。令西方左派伤脑筋、更令第三世界愤怒的是，奈保尔是个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有色人种。 奈保尔1932年出生於加勒比海的小岛千里达（Trinidad，又译特利尼达），这个英国殖民地於1962年独立，目前人口约130丌，主要语言是英语。奈保尔虽然是印度後裔，但他的家族从其祖父起就远 印度到千里达谋生，直到奈保尔30岁时才第一次到印度。 奈保尔自幼接受的是英语教育，他父亲是个记者，酷爱文学。受父亲影响奈保尔很小就立志当作家。未满18岁时，奈保尔得到牛津大学的奖学金 开千里达（并表示永不回去）到英国留学。25岁的时候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四年後出版了後来被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的《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该书以他父亲为原型，描写一个充满雄心，却被生活磨难吞噬了的人生。“在一个生命的废墟上，父亲的梦想在我的身上继续著”，奈保尔後来写道。 1971年，奈保尔以《在一个自由的国家》（In A Free State）得到英国最高图书奖布克奖。1979年奈保尔出版了第二本被选入“20世纪最佳英文小说”的经典作品《河湾》（A Bend in The River）。在这两部作品里（前一部由五个中短篇小说组成）奈保尔都主要描写了个人在面对外来文化时的困惑、非洲从英国独立之後的失控、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和不相容性。 ●不替母国印度护丑 在英国居住了12年以後，奈保尔第一次去了祖先的家乡印度，但那趟返乡使他自幼对印度的梦想破灭。印度的贫穷、落後和野蛮令他沮丧万分，回到伦敦後三个月陷入无法写作的失语状，然後他写出了关於印度的第一本书：《黑暗地带》（An Area of Darkness）。在随後的20多年里，他又几度回印度，写出另外两本关於印度的书：《印度：受伤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和《印度：数不清的反叛》(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构成关於印度的纪实三部曲。 这三部曲描述了印度从英国独立之後走向民主道路的艰难。前两部写印度人对独立後的美妙前景曾充满幻想，但独立时的振奋、荣耀和欢庆迅速被贫穷、等级隔离、宗教冲突等代替，印度不仅成为一团乱糟，也成了屠宰场，由於部落种族争斗，50万人丧生，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主国家。最後一部里的印度仍是问题严重，但毕竟开始有希望。 民族主义情绪非常严重的印度知识界自然强烈抨击这三部曲。但奈保尔根本不在乎，他曾表示“我不是给印度人写作，他们是不读书的。我的书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国家有市场，而在原始的社会里是没有市场的。”在得到诺贝尔奖的第二天，他在伦敦的一个文学会议上表示，40年前印度人还没有智慧到能看懂他的书，但现在已经进步到有人看了。 ●“没有比阿拉伯文化更帝国主义的了” 奈保尔最引起西方争议、更惹怒穆斯林世界的是他两次去印尼、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这四个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後所写的两部游记：1981年的《在信仰者中间》（Among the Believers）和1998年的《信仰的尽头》(Beyond Belief)。 奈保尔尝试去理解为什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那些地区发展那麽迅猛。他发现在过去这几十年来变成伊斯兰信徒的人都有被殖民的历史，所以伊斯兰教被他们的领导人用作对抗西方文化、西方价值的武器。他分析了伊斯兰教在刺激、煽动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他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在进行一场和西方的战争，同时也和当地人民的传统精神发生战争。他说法国人在五百年的罗马统治後仍然可以找回自己的历史，自己祖先的传统。但是伊斯兰教则使信仰者抹去祖先的历史、忘记传统，最後脑中只留下阿拉伯文化，使他们除了伊斯兰教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回归的传统。他甚至说“没有比阿拉伯文化更帝国主义的了”。 在《信仰的尽头》里，奈保尔还写了穆斯林人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其实无法回避和解决周围现实生活与宗教冲突的问题。这部书名暗指穆斯林人在走向原教旨主义的同时，正离开真正意义上的信仰。他还强烈抨击印尼的知识份子，说他们虽然在科技现代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同时更是苏哈托独裁政府的帮凶。 除了他的作品以外，奈保尔更在他的许多演讲、接受采访中激愤地谴责那些享受著西方的一切自由却赞美第三世界独裁国家的西方极左份子们。他从来都观点鲜明，绝不站在中间灰色地带，所以同意他主张的人极为欣赏，反对他的人则恨之入骨。 对那些“饱汉不知饿汉饥”的赞美第三世界的声音，奈保尔说∶“你无法听下去那些关於人间不平的甜蜜歌声，除非你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能享受到正义；你不可能歌唱世界的末日，除非你感觉到是安全地呆在一个将一直存在下去的世界。” 对於西方那些赞美“原始森林”（指原始野蛮的社会）的人，他表示自己没有西方人那种“温柔的情感”，因为他们只是周末到“森林”里去野餐一顿。奈保尔在这里表达的很像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所说那种“去旅游是个美妙之地，去居住则是地狱。” 轻松愉快的西方人到非洲遛达一趟，见到和欣赏的是微风吹拂下的棕榈树和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美妙沙滩（就像西方人到北京上海见到的是高楼大厦、霓红灯闪烁，好一派现代化的美景）；但奈保尔见到的却是无法无天的相互残杀、独裁政权的野蛮统治、社会的贫穷落後。 ●“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份子” 他的作品用清晰透明的语言（奈保尔追求的风格）不仅描述了非洲、印度、中东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在困境中挣扎的悲惨现状，更明确而尖刻地指出：虽然西方对非洲、拉丁美洲等的殖民统治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化震荡，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但绝不成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落後、野蛮的理由。在殖民统治结束後，那些国家的情形更黑暗。而造成这种黑暗的原因完全在第三世界国家自己：军阀混战的独裁统治；迎合支持独裁者的文化人；缺乏人性的文化；被原始、野蛮包围的大众。他尤其愤怒地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化人们从来都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失败归罪於别人，归罪於西方，而这正是他们的统治者所期望的。所以奈保尔认为第三世界几乎没有知识份子。 不少天真可爱的西方人感叹∶“他写的多厶好呵，可是他为什厶不写写西方白人的缺点呢？”也有人讽刺“因为他是棕色皮肤的，所以他就有了骂有色人种的执照了。”那个以攻击西方文明、维护阿拉伯文化而著名的赛义德（Edward W. Said）则谩骂奈保尔是“白种人的黑鬼”（a white man's nigger）。可那个和巴勒斯坦的小痞子们一起向以色列哨所扔石头的赛义德自己却绝对不回到阿拉伯世界去居住，死活呆在给他所有言论自由的美国。 在当今世界有影响的作家中，奈保尔是少见的具有丰富的世界知识、对全球政治、文化冲突有宏观把握的作家。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左倾“政治正确”势力主导西方媒体和知识界的这几十年里，在作品遭到左派谩骂而损失读者的情况下，奈保尔孤独地坚持从另一个角度为改变第三世界的现状而呼吁。 奈保尔的这次获奖无论对西方和东方的知识份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虽然西方右派许多年来已经不在乎、甚至蔑视诺贝尔文学奖了，但左派和第三世界是非常重视的。把它给了奈保尔，就是肯定、奖励了敢说出第三世界真实的勇气，它无法不对那些被动听的词汇、美丽的幻想封闭住的头脑们构成冲击。 （载《开放》2001年11月号） |
| 世上竟有这么不要脸的中国人 2001-10-08 |
| 我发现自从昨天美国对塔利班政权开战以来，中国人居然前所未有地突然爆发出热烈的“人道情怀”，从江泽民和布什的通话，中共对外发言人的讲话，到新华社、人民日报的口径，到为世贸大厦倒塌、五千多平民丧生而欢呼的中国网民，一夜之间忽然都对阿富汗平民的生命充满了“无比的关怀”，扯着嗓子喊美国不可以伤害平民。
避免伤害平民是文明世界的共识，并早已是美国的历来做法。但中共这个文明世界之外的专制政权和独裁者江泽民，以及那些为五千多平民丧生而欢呼的中国网民们，今天来喊不要伤害平民则不仅是对无故丧生的平民们的侮辱，更是人类登峰造极的不要脸！ 从中共49年建政到随后的10年内，在没有任何战争的情况下，有90万到400万中国人因各种运动而非正常死亡，他们是不是平民？ 从59年到63年，在没有任何战争的情况下，共产党饿死了3,000万到4,000万中国人，他们是不是平民？ 从66年到80年，在没有任何战争的情况下，共产党整死了210万到400万中国人，他们是不是平民？ 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在没有任何战争的情况下，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共产党杀害了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他们是不是平民？ 今天，在没有任何战争的情况下，共产党关押、屠杀了多少中国的法轮功信徒，他们是不是平民？ 即使宾．拉登有脸喊“不要杀害平民”，江泽民和中共政府也没有脸，因为拉登还没有杀害穆斯林人，而中共政权则杀了可能多达8,000万中国人！ （以上数字全部出自中外学者的调查研究专著，我在“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一文中对数字的出处有详细介绍，见《争鸣》2001年7月号） 美国对根本不是自己政府杀死的5,000多个受害者家庭提供巨额抚恤金（已基本决定每家100万美元）；在轰炸塔利班的战机还没有飞回来的时候，美国就已经把人道援助的食品和药物撒向了阿拉伯难民（顺便提一句，在二战中，当日本侵略者往中国人民头上扔炸弹的时候，是美国的飞机往中国的土地上扔食品、药物、巧克力！而中共50年的反美宣传对此从来一字不提）。 中共政府别说对它至今都毫不认错的六四屠杀，即使对它已经承认是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反右、文革中的死亡有过任何形式的赔偿吗？别说赔偿，中国的拉登之一，手上还滴着平民鲜血的李鹏就坐在江泽民身边。中国人这50多年来，什么时候听共产党说过“不杀平民”这种话？在共产党的字典中有过具体的“平民”吗？中共政府不是庇护恐怖分子、残害自己人民的塔利班又是什么？一个全部历史都是用平民的鲜血写成的政权，今天居然有脸喊不要杀害平民！ 当上万名科索沃平民被种族屠杀时，不仅中共从没喊“不要杀平民”，而且李鹏亲自给米洛舍维奇送去一亿美元，鼎力支持那个杀人的政权。还有新华社的邵云环们每天都在为杀平民的政权发出喝彩声。 同样，那些为世贸大厦倒塌、五千多平民丧生而欢呼的网上暗箭恐怖份子们，在他们的掌声、欢呼声还震耳欲聋的情况下，今天他们居然有脸喊不要杀害平民！ 如果这种政府和这些人“不要杀害平民”的呼吁是真的，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假的？！ 我不仅从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一群人，就像911不可想象一样，我也从来没有想象过世界上居然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一群人！ 2001年10月8日于纽约（载《大纪元网》） |
| 言论自由有没有底线？ 2001-10-04 |
| 911事件後，美国有的报纸和电台由於评论失当而受到了惩罚，它是否意味著在目前强烈的悲愤和爱国情绪中，美国式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受到了威胁？
在全球191个国家中，美国应该说是言论和新闻最自由的国家，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私营体制。美国媒体除了像“美国之音”等非常特殊的电台之外，其他基本都是民营的。例如美国现有的1509家日报，都不被政府拥有，而是属於不同的私人报业集团。传播业的共识是：私营才可能独立，独立才可能客观。最近布希政府撤销了“美国之音”台长的职务（因为该台是由政府提供资金、其台长位置——像中央情报局长和联邦调查局长一样——是属於由总统内阁任命的职务），但布希政府没有权力撤销任何一个私营媒体的发行人和编辑记者的职务。美国媒体的私营性质，为新闻和言论自由提供了体制上的条件。 第二，宪法保障。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主要条款就是“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新闻自由。”这条法案使国会无法通过任何损害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法律。中国俗语说“无法无天”，没有“法”，就是没边的自由，最大的自由。美国宪法极具权威性和稳定性，美国建国225年来，除了增加一些修正案，宪法正文从没改动过。而修改宪法，需要联邦的参众两院和50个州各自的参众两院四分之三多数议员通过，而这种要求是极为困难达到的。（在过去的50年里，中国大陆的宪法改了7次；台湾的宪法从90年代以来改了6次）。 第三，判例法保护。由於媒体是私营的，所以政府无法用行政命令来干预报导或评论，而只有像个人一样通过告到法院的方式来限制、或制裁媒体。最通常的是告媒体 密，或诽谤。但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 密案”和“诽谤案”时确立的判案原则，都有利於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美国的法律和中国不同，它主要不是靠“成文法”，而是“案例法”，即用判案时确立的原则作为以後同类案子的审理标准。 对於政府来说，它最容易告媒体的是“ 密”。美国最高法院於1972年裁决“美国国防部告《纽约时报》 密”案中，确定了三原则：原告必须提出，媒体报导给国家安全带来了“1，立即的；2，明显的；3，不可挽回的危险。”这个判决意味著，媒体获得国家机密，并把它发表，并不构成 密罪，而是要造成那三条後果，才可以定罪。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媒体对於所谓国家秘密的报导都很难被证明带来上述三种後果。因此，当年美国国防部的控告失败。这三条原则从此保护了媒体报导不受政府以 密理由限制。 对於个人来说，他们最容易告媒体的是“诽谤”。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阿拉巴马州的警察局长“沙利文（L.B.Sullivan）告《纽约时报》诽谤”案时，确立了政府公职人员告媒体诽谤可以胜诉的“三原则” ：原告必须同时（！）提供三种“证据”∶第一，报道内容失实；第二，当事人名誉被损害；第三，媒体在报道前有“真实的恶意”和“故意疏忽”，即媒体在明知报导内容是假的、不实的而故意刊出。当事人即使能拿出前两个证据，却极为困难拿出第三个——媒体事先就有诽谤诬陷当事人的动机的证据。在这样的标准下，官员状告媒体诽谤案几乎无法打赢。後来最高法院又把这三原则延伸到“公众人物”，而且“公众人物”的定义范围相当大，例如一个小镇上经常参与公益活动的退休员警告媒体“诽谤”，结果法庭以他的名字上过两次社区小报，确定他为“公众人物”，结果因他无法提出上述三种证据而败诉。还有一个女歌星的丈夫告“诽谤”败诉，也因为他由於妻子的缘故上过报纸，被确定为“公众人物”。 为什麽“公众人物”就该遭“诽谤”而无法打赢诽谤官司？因为“公众人物”本身就拥有对媒体讲话的机会，这是一种权力，对权力人物就必须有制约。 近年来，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度、南非等国家，都开始采用美国审理“诽谤案”的三原则，包括台湾，也历史性地在1999年审理国民党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刘泰英告香港《亚洲周刊》和该刊特约记者陈婉莹诽谤一案时，援引这样的判案原则，裁决诽谤罪名不成立。 美国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保护新闻自由的方法，那就是最高法院提出的“举证责任在原告”的原则。而这一原则，迄今为止只有美国采用。 举证责任在哪一方，对於诽谤案来说极为重要。例如前台湾新党总统候选人李敖告中学时的同学刘泰英“诽谤”，因刘泰英说，李敖上中学时好花钱，还喜欢追女孩子。按台湾的法律，被告刘泰英必须拿出李敖确实有过这种行为的证据，这点刘泰英显然很困难做到，因中学时代已是近半个世纪前了，即使有人仍记得，也不见得愿意出来作证，卷到官司里。而按照美国的判案原则，这个举证责任在原告，也就是说，必须由李敖提出他中学时没有乱花钱，没有喜欢追女孩子的证据。而李敖提出这样的证据就更不容易（因为证明做过什麽事还有可能，而要证明没做过什麽事极为困难）。因此，如果李敖（作为原告）在美国打这种官司一定会败诉。美国所以确立这样的判案原则，就是不要让政府官员、名人轻易打赢诽谤官司，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 911事件之後，虽然美国有专栏作家和脱口秀主持人由於言论不当而遭到惩罚，但上述美国的这三种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基石都没有任何变化。因此并不存在美国式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受到威胁的问题。那麽最近媒体受惩罚的事件，是属於哪种性质的问题？ 美国三大电视之一ABC晚间脱口秀节目“政治不正确”的主持人比尔．马哈尔(Bill Maher)在评论911事件时说，劫机撞毁世贸大楼的恐怖份子不是胆小鬼，而从两千英里外向阿富汗恐怖份子基地扔飞弹的美国才是胆小鬼。这种评论立即遭到电视观众的抗议，这个节目的主要广告商撤了广告，转播ABC电视的很多地方电视台决定不再转播这个节目。马哈尔随後几次公开道歉，表示评论失当，并把道歉声明发表在他节目的网站上。 《德克萨斯太阳报》（The Texas City Sun）的专栏作家汤姆．卡廷（Tom Gutting），在评论911事件时说布希总统当时“在美国上空打转，像个做了恶梦而受惊吓的孩子，在床上寻求妈妈的保护。”该报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和电话抗议，广告商撤广告，导致报纸发行人在该报头版发表书面道歉，并立刻解雇了这名专栏作家。俄勒冈州《每日信使报》（The Daily Courier）的专栏作家丹．戈士瑞（Dan Guthrie）也由於批评布希总统在911当天“躲在内布拉斯加”“是令人羞愧的”而遭解雇，该报同样登出了向读者道歉的声明。 但同样是严厉批评了布希总统在911当天没有立即返回白宫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沙费尔（William Safire）和多德（Maureen Dowd）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而且沙费尔连写了两篇，文字远比上述那两位专栏作家的批评更刻薄。 《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女专栏作家安．寇特尔（Ann Coulter）则由於在专栏里写了“我们应该进攻他们（伊斯兰）的国家，干掉他们的领导人，把那里的人变成基督徒”而遭解雇。《国家评论》的主编为此发表了长篇文章，指出这是寇特尔最糟糕的的言论，过了底线，令人厌恶，简直到了垃圾的地步，这是一个写作者的失败。 以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原则，电视节目主持人和专栏作家当然有权评论美国和总统，在他们平时的节目和评论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修理美国总统、各界要人或批评美国的各种政策。在美国媒体的言论中，批评的声音占了约九成，不仅根本不会因此受到来自政府或法律方面的惩罚，也受到读者和观（听）众的欢迎。但像寇特尔那种极端言论在正常情况下，在公开的媒体上几乎是见不到的。 美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机制，有一个最大的制约力量，那就是民意——通过市场效应来制约媒体，使这个力量最大的第四权也不可以滥用权力。因为如果由於媒体的报道或评论失当而遭到广告商撤广告，或民众退报的话，电视节目或报纸就无法办下去；一旦关门，则发出任何声音、行使任何权力的机会就都没有了。这正是民意对新闻的一种监督方式，或者叫市场对媒体的制约。 总社曾在纽约的华文报纸《中报》的倒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9年时美国的华文报纸主要是两家争雄：现仍出版的《世界日报》，和北京资助的《中报》。当时《中报》的发行量已超过《世界日报》。但“64”屠杀发生後，在全球媒体都谴责中共屠夫的时刻，《中报》的社论却是支持“邓李杨”，结果广告商纷纷撤了广告，读者也拒买这家报纸，导致《中报》连月严重亏损，最後破产关门。《中报》的倒闭，不是因为美国没有言论自由，更不是因为美国政府限制新闻自由，而是民意通过市场效应制约（惩罚）的结果。 这次上述几家报刊的专栏作家遭解雇、电视主持人频频道歉，都不是来自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和压力，更不是来自法律规定，而完全是来自市场机制的制约。市场的背後是民意，实际上是民意在制约媒体不得犯规，要求它在重大事件时，和人类良知、人的基本情感保持在一个轨道上。 而美国之音代理台长被撤职一事，则是另一类问题。美国之音和其他美国独立的媒体性质不完全一样，它是美国政府出资支持的电台。按美国法律规定，美国之音不得在美国国内播放，因为它在对外政策上反映的是美国政府的观点，如果对内播放，则有政府对民众进行宣传之嫌。虽然在新闻取舍和新闻价值判断上，美国之音坚持和其他独立媒体一样的原则，但由於该台是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所以它的责任是向全世界报道美国人的声音、美国社会和美国的价值。尤其是它的社论、言论按要求不得和美国政府的现行对外政策相冲突，例如，布希政府对古巴实行经济制裁政策，美国之音的社论就不可宣传取消这种制裁。 在911事件发生後，3,000平民被谋杀，全美国处於极为悲痛、敏感的时刻，尤其是在布希总统国会演讲已誓言绝不和塔列班谈判，并准备军事打击这个支持恐怖份子的邪恶政权之际，美国之音要播出对塔列班政权头子的采访，从新闻处理上来看应该谨慎。而且国务院得知要播出这个访问时表示了反对意见，但该台代理台长仍执意播出，这无论从新闻价值判断上，还是从该台的所属关系上都表现出不明智。英国BBC引述专家评论说，那个播出的访问，毫无新意，是塔列班政权头子在他控制的阿富汗电台上每天都说的陈词滥调。昨天《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社论指出，布希政府决定撤销美国之音代理台长的职务，正是为了让美国之音真正发出美国的声音，同时批评这个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电台，911後多次播出对恐怖组织头子的采访，而不对这些恐怖份子做背景介绍，使美国之音近乎成了恐怖份子的传声筒。这会给阿拉伯世界的听众造成困惑，到底美国的意图是什麽？ 那麽按照这种逻辑，中国政府对它下属的新闻媒体的管制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没错，中国政府的确有权管制它出资的媒体，但它根本性的错误不是它管理自己属下的媒体，而是它完全禁止任何其他人办私营的媒体，垄断了中国的全部新闻业，这就和美国政府完全不同了。美国政府不仅完全不干预任何公民自由办报、办电台，而且美国政府的声音在法律的严格限制下，不允许在美国播出，以免影响美国民众的思维。而中国政府和阿拉伯世界的独裁政权一样，在不允许任何其他私营媒体存在、自由发出声音的情况下，用完全在政府控制下的整个媒体机器向国人宣传政府的旨意，这就性质完全不同了。 美国媒体有非常清晰的左、右翼之分，但遇到新闻自由被限制的事情，左、右翼总是打破理念分歧，团结一致，捍卫新闻自由。在台湾审理刘泰英告《亚洲周刊》和陈婉莹诽谤一案中，美国左派的《纽约时报》和右翼的《华尔街日报》等十多家著名报业公司及“保护记者协会”还组成“法庭之友”，并连署了“答辩书”，为亚裔记者仗义执言。但这次对美国之音代理台长被撤职、ABC晚间脱口秀节目被广告商杯葛、几个专栏作家被解雇等事件，除了有报导和评论以外，尚没有任何一家美国媒体出面正式抗议。而且一向最强烈支持新闻自由的美国“保护记者协会”主席对此发表看法说，“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它说明，言论和新闻自由并不是完全没有底线的，当越过道德底线和人类情感的承受能力时，就会有制约和惩罚的机制。 2001年10月4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
| “为了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 2001-09-30 |
| 美国正在调兵遣将，准备军事打击恐怖份子。但仗还没打，就出现了反战的声音（虽然是少数人），在美国一百多所大学，都有示威抗议；昨天，在华盛顿有几千名来自各地的示威者和警方发生冲突（11人被捕），他们高举“要和平不要战争”的牌子，反对美国军事打击塔列班政权和拉登，要求使用外交手段解决恐怖主义问题。这些反战者的理由是，911已经死了那麽多人，再为此开战，会有更多的生命损失，尤其是可能导致很多平民丧生。
“反战者”的这种诉求表面上看挺高尚，很看重生命，颇有人道情怀，更热爱和平，但实际上这种不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不分文明和邪恶，一味盲目地反对一切战争，结果不仅会导致更多平民死亡，更多灾难；而且等于给邪恶开了绿灯，使和平更没有保障。“农夫和蛇”式的愚蠢，不仅害己，也害别人。 按照“反战者”这种逻辑，第二次大战时美国、英国、俄国、中国等都不应以军事手段反击德国纳粹和日本帝国，因为战争导致大量军民的死亡。人类为抵抗纳粹和日本军国确实付出了惨重代价，据美国二战研究资料，俄国有1,300万军人、700万平民死亡；中国有300万军人、1,000万平民丧生；日本有170万军人、38万平民死亡。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中国是整个二战中平民死亡最多的国家，不仅超过俄国，而且是日本平民死亡人数的近27倍！ 如果人类在二战中不采取军事手段抵抗，结果会是怎麽样呢？可能至今全世界都是纳粹和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全球60亿人都成了亡国奴。中国人习惯说“8年抗战”，这8年里中国就有1,000万平民遇难，那麽如果中国人以及美、英、俄都不使用战争手段抵抗，日本再继续占领奴役中国人8年，就可能再有1,000万中国平民丧生（这还不算军人的牺牲）。 我曾在采访一位主张非暴力的佛教领袖时问道“如果你生活在二次大战期间，面对纳粹和日本军国的屠杀，你怎麽办？”他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我跑。”我追问“纳粹和日本人有坦克、战车┅┅”他说“我跑的快。”显然这位佛教领袖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好用开玩笑的方式躲过。像这位佛教领袖这种一概反对所有战争的做法起码有四个误区第一，混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性质区别；第二，放弃了人类面对邪恶的自卫权利；第三，在自己逃跑的行为中，放弃了保护弱者、女性和儿童的责任；第四，这种放弃抵抗，将只能导致邪恶更大范围地蔓延，更多的无辜者丧生，使人类陷入更沉重的灾难。而这一切结果都和这种以非暴力来避免更多生命损失的人道愿望背道而驰。 美国即将进行的用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的行为就是人类面对邪恶而进行的正义自卫。如果今天不去摧毁拉登的训练基地，不去根除他的上万名狂热的恐怖主义信徒，明天拉登们可能就不是劫飞机，而是劫持新疆和西伯利亚的导弹发射场，向纽约，或是伦敦、巴黎、柏林发射核子武器，把几百万生命连同城市一起从地球上永远地抹掉。上周《华盛顿时报》报导，拉登手下的人已经尝试通过俄国的黑社会组织谋求得到核武器和生物武器。从这次恐怖份子以民航飞机和平民作为飞弹进行袭击来看，只要他们能够达到谋杀人类的目的，什麽手段都会使用，问题只是他们能劫持到什麽样的武器。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基本逻辑。 如果对这麽残忍地大规模谋杀平民的邪恶势力都不使用军事手段铲除，那麽人类还要保持军力、发展武器干什麽？！那些反对使用战争手段，而要求用外交手段解决恐怖份子问题的反战者，实在是弱智到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的程度如果这些人能用劫持民航飞机、撞毁有几万平民在里面工作的世贸大厦的方式，那麽还有什麽人类的规矩、原则和道理可以被他们认同？ 如果今天美国不使用军事手段打击并根除这些恐怖份子，摧毁他们的训练基地，那麽邪恶势力就会以为这种恐怖屠杀奏效，明天就可能袭击更多的城市。那些举行反战游行的美国大学，都可能是恐怖份子袭击的对象。当那些校园连同反战者们一起被恐怖份子的炸弹从地球上抹掉时，那些反战者在另一个世界再後悔也来不及了。 在这次国会投票决定使用战争手段对付恐怖份子时，参议院以98对0，众议院以420对1的绝对多数通过。唯一投反对票的黑人女议员笆波拉李（Barbara Lee）不仅这次反战，在美国出兵波斯尼亚、科索沃等议案中，她都是投的反对票。这种现象在美国的历史上已经有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也是仅有一名女性议员投票反对美国参与，结果在随後的选举中，她就被选民淘汰。後来她东山再起，结果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後国会表决是否对日宣战时，又是她一个人投了反对票。这次选民没有原谅她，不仅在後来的选举中把她选下了台，而且她永远没有再获得足够的选票返回政坛，永远地失去了炫耀愚蠢的机会。 战争当然会有伤亡，也可能有平民的损失，但正义的战争有时不得不以一定数量的军人和平民的伤亡，来换取大多数平民的生命保障与长久和平。且不说以西方的文化背景，仅以美国是民选政府以及有严密的新闻监督，美军也会在战争中注意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这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时就可以看出，美国用100万美元的飞弹，打那些几万美元且几乎没有行人的桥梁，就是为了避免平民伤亡。即使轰炸南斯拉夫政府的大楼等，也是选择夜间楼空的时候进行，并事先在白天发出警告。 即使从二战时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这个极端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以少数人的牺牲而换取更多人幸存的道理。据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美国人民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一书，美国当年向日本投原子弹之前两天，曾派飞机向广岛空投了72万张传单，警告这个城市将遭原子弹攻击而毁掉，呼吁人们离开。 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不仅不是没有考虑平民的伤亡，而恰恰是为了避免更多平民和双方军人的伤亡。根据美军攻占冲绳一战双方死亡人数推算（美军阵亡12,520，日军死亡18,500），如果这样打到东京，美国将牺牲100万人，日本将丧生1,000万到3,000万人之间，因为日本本土有235万正规军，400万海空军後勤人员，和2,800万後备民兵。当美军和这麽庞大的日军决战，除了双方军人以外，自然会有非常庞大数量的平民伤亡。而至今仍被反战者们谴责、诅咒的美国在日本扔的两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共是15万2千人。 同时，日本晚一天投降，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就会有更多的军民死亡。如果仅计算平民的话，以美国方面统计的“中国在二战中平民丧生1,000万”（北京军事科学院发表的数字为，军民共伤亡2,100万）的保守数字来看，中国人八年抗日战争的三千多天中，平均每天也约有3,500名平民死亡，这就是说，如果美国不投掷原子弹，逐个岛屿地和日军争夺，日本晚投降6个月的话，那麽别说美军和日军的死亡，仅中国一个国家，就会再有60万平民被杀害，这个数字不仅是因原子弹丧生的日本人的4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中国平民比日本平民更加无辜——美国之所以选择广岛，因为它是日本第二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和军工基地，而且当地民众相当狂热地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向外侵略。 既进行正义的战争，又完全不伤害到平民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这两者经常是无法两全的，最理想的状态从来都是最不可能实现的状态。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乌托邦只是给人类带来更大灾难的幻想。如果什麽都想全得的话，其结果就只能是全部失掉。 美国为尽快结束战争，减少更多军人和平民的死亡而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一事，一直成为反战者和左派们反对任何性质战争的理由之一。美军在越战中就是被对邪恶根本不了解的左派们，包括狂热的大学生、左派媒体和好莱坞牵制而无法打胜的。後来当上了美国第一夫人、现在又利用丈夫的名声而当上了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的喜莱莉，当年就是狂热反战的左派之一。她当年带领学生上街高喊“F---尼克松”的口号；她崇拜的精神领袖，并准备毕业去实习的加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是越共领导人的好友和座上客。好莱坞的著名女星、後来做了一阵CNN总裁泰特．特纳妻子的简．方达，当年竟跑到河内和越共一起手持机枪对天空的模拟美国飞机射击。 这种左派狂热我来到美国後也亲眼看到。波斯湾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目睹哥大上千名学生高喊著“要和平不要战争”，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百老汇大街。这些狂热的学生们，根本不懂什麽是正义战争，什麽是邪恶，就是一味反对所有的军事行动。那种不可阻挡的狂热劲头，似乎是邪恶用多少次残忍、多少次屠杀、多少次血腥，都无法使他们醒悟（难道非得杀到他们自己头上？）。可笑的是，在波斯湾战争打胜後，这些“雄纠纠们”却又若无其事地去欢呼美国的胜利了。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庆祝成立50周年时，西班牙总统致词说“为了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今天，人类又一次到了这种时刻，为了和平，为了更多平民的生命得以保障，必须进行正义的战争，使用一切军事手段，根除恐怖份子！ 2001年9月30日于纽约（载多维网） |
| 打一场摧毁专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2001-09-22 |
| 这次恐怖份子对平民的大规模谋杀，再次提醒美国人和文明世界，必须对恐怖主义进行全球性反击，从根本上摧毁它，根绝它。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必须进行整体性的观念改变，对全球战略做出重大调整，领导文明世界打一场摧毁专制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一，必须明确战争性质。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穆斯林原教旨主义份子就开始了对美国和西方文明的“圣战”。其第一次重大攻击是1988年以行李炸弹炸毁了美国泛美航空103客机，259名乘客全部遇难（飞机坠毁导致地面11人死亡）；第二次重大攻击是1993年炸世贸大厦，6人丧生，1,000多人伤残；第三次重大攻击是1998年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大使馆，224人遇难（200人是当地平民）；第四次是去年在也门袭击美国军舰，17名官兵丧生；仅从1990到1999年，因恐怖份子袭击而丧生的就达2,527人；这次世贸大厦被毁、五角大楼被炸，可能多达近7,000人死亡。 美国，尤其是左派的克林顿政府，面对这种恐怖攻击，根本没有把它当做是一场必须反击的战争，而是当做刑事犯罪，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和法院处理。即使在美国驻外使馆被炸之後，克林顿也仅下令对阿富汗境内的恐怖份子训练基地发射了几枚飞弹，用100万美元一枚的战斧飞弹，来打10美元一个的帐篷，不仅浪费纳税人的钱，而且完全没有效果。直到这次世贸大厦被毁，美国人才醒悟到这是一场战争。 第二，必须使用战争手段： 确定了战争性质，就必须使用战争应该用的军事手段，从过去的绥靖政策中吸取教训。炸毁美国泛美航空客机的两名恐怖主义份子，早已被查明隶属利比亚军事情报部，但卡扎菲政权窝藏这两人拒不交出。由於美国政府把它视为刑事犯罪，而不是战争，因此根本没有采取真正的军事手段，仅是施加外交和经济压力，迫使利比亚交人。该案一直拖了12年，去年卡扎菲才提出有条件交人——既不交给泛美客机所属的美国，也不交给飞机坠毁地的英国，而是交给第三国审理。结果，谋杀了259名乘客的两名恐怖份子，一名仅被判无期徒刑（要用文明世界纳税人的钱一直养活到他自然死亡），另一名竟被释放。 1993年炸世贸大厦的主犯被抓获後，纽约法院对该案马拉松地审理了多年，最後判处该主犯245年累积徒刑；炸毁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使馆、导致224人丧生的四名主犯被抓获後，也是被判无期徒刑。 这些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恐怖主义份子不仅要用美国人的纳税钱一直养活他们到死，而且这些案件的审理花费巨大。仅炸毁美国驻外使馆的四名凶犯的审理，美国联邦政府就花费了700多万美元。据《纽约时报》7月31日的报导，联邦政府给这四个凶犯请的律师费用（每小时125美元）就高达400多万美元，仅法庭口译和文件翻译费就用了140万美元。 今天，美国确定这是一场战争，就必须使用战争手段，把对付恐怖份子的任务交给五角大楼，而不是交给法院；把它作为军事行动交给参谋长联席会议，而不是作为刑事犯罪，交给联邦调查局。 第三，必须摧毁恐怖组织的整个系统： 这次美国被袭击後，很多白宫要员誓言缉拿幕後主谋、藏匿在阿富汗的宾．拉登。但1941年珍珠港被袭击後，罗斯福总统却没有誓言把日本海军、空军司令缉拿归案，而是对整个日本宣战，全面打击日本的军国系统，直至把这个“系统”完全摧毁。从此不仅消除了袭击美国的可能，而且使日本转型为民主国家和美国的盟友。正如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最近撰文所说，只有像当年对待日本军国一样，连根拔除产生袭击的“系统”，才可能杜绝再被袭击。“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研究员卡甘（Robert Kagan）则认为，美国这次只有像打击纳粹德国、反击日本军国、冷战时抵抗苏联帝国那样严肃地看待、全面地参战，才会赢得这场战争。 第四，发挥民意和国会支持的优势： 伊拉克侵占科威特，邓小平下令“对越反击战”，都是独裁者一句话就可以进行。但由於美国是民主国家，总统要对外宣战，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而民主程序总是既缓慢又充满争议。二战时，珍珠港被偷袭後，国会才授权罗斯福总统对日宣战。今天，面对美国本土受到如此袭击，众议院以420比1、参议院以98比0的绝对压倒多数授权总统采取战争手段、使用任何武器打击恐怖份子。布希总统还获得了民意的强度支持，据9月17日《今日美国报》发表的该报和CNN及盖洛普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88%的美国人支持对恐怖份子打一场战争；即使为打仗要增税和徵兵，支援率也分别为84%和77%；即使这场仗要牺牲地面部队1,000人以上、持续多年，支持率仍高达65%以上。布希总统20日在国会发表讲话当晚《华尔街日报》和ABC电视台做的民调显示，高达91%的民众支持布希以战争手段全面打击恐怖主义的强硬政策。自二战以来，从没有任何美国总统获得国会和民意两方面如此坚定的支持。 第五，利用军事优势： 仗还没打，就有杞人忧天，恐吓说阿富汗将成为第二个越南，一个拉登被击毙，十个、一百个拉登站起来。阿富汗和拉登真的有这麽大的实力吗？阿富汗人口和台湾差不多，但却是亚洲最贫穷落後的国家，没有电视（拥有电视者被回教法庭判为犯罪），几乎没有电话，零星有些电台。70%是文盲，平均寿命低於46岁。全国14,000英里的所谓道路，不到10%有硬土路面，其他都是需要整修的烂路。塔列班政权的全部民兵似的军队还不到45,000人，使用的是80年代苏军撤离时扔下的陈旧、破烂武器。这样的军队不要说抵抗世界唯一超强，就是亚洲的任何国家都可以轻易地击败它。 而所谓一个拉登被击毙，千百个拉登站起来，更是耸人听闻。怎麽当年二战时一个希特勒被铲除，没有十个希特勒站起来？一个东条英机倒下去，没有一百个西条东机再出现？拉登们所以存在，就像希特勒和东条英机们曾存在一样，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有多麽强大，而是文明世界没有清楚地意识到邪恶的严重性，更没有对邪恶及时、坚定地采取行动。希特勒的“强大”，就是因为人类有太多的张伯伦，太少的丘吉尔！ 且不说巴基斯坦、乌兹别克等国家都同意美国使用他们的军事基地，即使没有这些援助，美国也有军事力量摧毁塔列班和拉登们。华盛顿“国防资讯中心”（CDI）军事研究员、前美国海军少将贝克（Stephen J. Baker）近日撰文介绍美国战力说，美国这次打击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将主要由总部在迈阿密的中央战区负责、美军欧洲战区协助，仅这两个战区，就有六个航空母舰群（不包括已在印度洋及附近海域巡弋的34艘美军驱逐舰、巡洋舰等），航母所属及附近部署的战机和轰炸机有400多架，其中B-2轰炸机可连续飞行31小时不用加油（即可从纽约飞到上海再返回）。B-52新型轰炸机能够连飞8,800英里，并可携带空中发射的飞弹，美国现有85架这种轰炸机处於战备状态。从航母上发射的战斧飞弹，射程1,000英里以上，海湾战争的检验是，这种飞弹命中率为85%，可打击小到20尺体积的目标。仅两个战区就拥有900枚这种飞弹。 此外，美国在地中海地区有7艘可以发射战斧飞弹的驱逐舰战斗群；还有100多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分布在土耳其、沙乌地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 这次美国的军事行动将会大量使用特种部队和伞兵，据贝克介绍，美国各兵种现有各类特种部队600多支，包括海军的海豹突击队（Navy SEAL Teams），第75别动队（75th Ranger Regiment），第82空中特警队（82nd Airborne Troops）等，专门训练为从事游击战，两栖登陆，定点打击等，是美军中最训练有素的对付恐怖份子的精锐。 以这样的军事悬殊，根本就不是杀鸡用牛刀，而是用战斧斩蚂蚁。即使全部阿拉伯世界的独裁国家加起来也不是美国的对手。海湾战争前伊拉克的独裁者候赛因狂言要让美国士兵“血流成河”，但结果他的50万大军被只有100小时的地面战就打得落花流水。 第六，摧毁专制政权： 据最新一期《时代周刊》介绍，宾．拉登的父亲和沙乌地阿拉伯建国之父有私交，因而获得经商特权而发了财，其总资产达50亿美元。老拉登有4个妻子，52个子女，去世後遗产主要分给了20个儿子，那时宾．拉登13岁，分到了8,000万美元，从此小拉登成为阿拉伯世界的大富豪。 虽然宾．拉登把8千万遗产通过生意滚成了2亿5千万美元，但拉登组织恐怖主义活动花费巨大，他在阿富汗可能就有5,000名追随者，在全球60多个国家有分支组织，还要购买大量武器弹药。按照他的组织和活动规模，他的2亿半美元在过去十年中早该花光了，但拉登总有花不完的钱，显然很可能来自其他渠道。 拉登曾多年在苏丹居住（苏丹近年一直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势力掌控），1996年苏丹在美国压力下让拉登离开。拉登乘坐包机，带著他的3个妻子和50个保镖去了阿富汗，不久就成了塔列班政权的座上客。一位原苏丹官员在美国作证说，拉登在苏丹的恐怖份子训练基地，费用几乎都是由苏丹神学政权提供；而伊拉克、利比亚、伊朗等穆斯林世界的独裁政权，也暗中向拉登提供资金，利用他组织恐怖袭击活动，打击西方国家。 《纽约时报》精通中东问题的专栏作家弗瑞德曼（Thomas Friedman）分析说，穆斯林独裁国家所以支持拉登，最主要的原因是，恐惧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进入阿拉伯世界，动摇他们的独裁统治；另一个是用支援恐怖主义组织，来换取他们保证不在这些国家惹是生非，制造麻烦，其目的仍是保持这些专制政权不受威胁。 因此，美国要想真正根除恐怖份子活动，必须把窝藏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的国家，同恐怖主义组织相等看待，使用战争手段，实施军事打击。布希总统20日在国会的演讲已向这些国家发出“最後通牒”：“站在我们这一边，或者遭到和恐怖主义份子一样的命运。” 有人强调，美国的这种新型敌人是无形的，根本没法对付。但事实上主要的恐怖主义组织都是有形的，而且有名有地点：“哈玛斯”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管辖地，“圣战”在埃及和黎巴嫩，“解放阵线”在叙利亚。另外在苏丹有恐怖份子训练基地，伊拉克、利比亚、伊朗也都暗中支持恐怖主义组织。美国必须有决心、敢於和这些窝藏支持恐怖主义的专制国家打一场全面的战争，因为只要这些穆斯林独裁政权不垮台，恐怖主义份子就有庇护之地，恐怖活动就不会有完结。 这一点可以从土耳其的变化看出来。1999年我曾到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采访了两个多星期，更加直感到土耳其的独特之处。虽然土耳其也是穆斯林国家，清真寺每天5次呼吁人们去祈祷，大街上可以看到黑纱蒙面的女性，但土耳其却是一个相当亲西方的国家，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实行西方式的民主选举制度，并有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我不懂阿拉伯文，但从当地的英文报纸《土耳其时报》（Turkey Times）上，不仅读不出反美情绪，而是从那熟悉的英文字母中读出了共同的人类文明。在这种民主制度下，不要说绝无可能有政权力量支持恐怖主义组织，而且土耳其政府向来以严厉打击恐怖活动著称。土耳其不仅不是反美或恐怖主义活动的庇护地，恰恰相反，这个穆斯林国家过去50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重要盟友——土耳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个成员中唯一的穆斯林国家，并且早在50年代就加入。韩战时，抗击北韩和中共军队的联合国军，除了美国之外，土耳其的兵力最多，超过英、法、澳、加等国。 土耳其的变化证明，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不是穆斯林宗教，不是阿拉伯文化，而主要是专制制度，是这种大邪恶在背後支持那些拉登小邪恶、在前台的邪恶，目标是攻击民主制度和人类文明，以保持专制制度在阿拉伯国家的继续统治。恐怖主义份子为什麽多出在中东地区？主要原因就是那个区域基本掌握在专制政权手中。 今天，联合国191个成员国中，三分之二以上是民选政府：在欧洲，全部的共产党政权都已垮台，使欧洲成为全部国家都实行民选制度的洲际大陆；在有35个国家的美洲大陆，除了共产古巴之外，其他全部34个国家都相继实行了民主选举；在有48个国家的南部非洲，27个国家实现了多党选举政治，包括中国人一向视为极为贫穷落後的坦桑尼亚、赞比亚、马拉威等；在亚洲，菲律宾、南韩、台湾、印尼、东帝汶的民主进程令世界瞩目。但是在中东阿拉伯世界，除了埃及实行了一定程度的民主选举，和比较开明、倾向西方的约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之外，其他国家基本上被敌视美国和西方文明的独裁者劫持。尤其是伊拉克、伊朗，和北非的利比亚联手，成为恐怖份子的井冈山和威虎山。美国和文明社会要想根除恐怖主义组织，必须下决心，炸毁这些威虎山，摧毁座山雕，才可能根除那些小炉匠和小拉登们。 第七，坚持美国有军事自卫权利： 美国还没有对塔列班开战，中共就进行杯葛，强调一切战争行为要经联合国决议批准。而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当年伊拉克侵占科威特，美国率全球36国军队打击伊拉克之际，中国就是百般阻挠，最後看大势已去，投了弃权票。後来美国率领北约军事干预南斯拉夫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时没有经过联合国，主要原因是中共及俄国坚决反对，根本没有通过决议的可能。 这次恐怖份子攻击美国本土，造成大规模平民死亡，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权进行自卫并回击，向那些恐怖组织和窝藏支持它们的国家开战，而不需要经联合国决议，更不需经中共那种专制国家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没有联合国，当然也谈不上经联合国批准，美国等盟军不仅照样参战，并打败了德日意轴心国。 另外，联合国已越来越成为专制国家联手杯葛正义行为的国际场所。不久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竟秘密投票“选”掉了美国在这个组织中的席位，而由全球人权记录最恶劣的苏丹等国家递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索尔仁尼琴在197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书面领奖词中就指出，“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联合国也变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员国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暴力强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像中共、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缅甸、越南，苏丹等专制国家，人权记录极为恶劣，但它们照样有“一国一票”，且很多时候形成“多数”，把联合国变成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流氓俱乐部。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个花销庞大、效率低下、官僚腐败严重的国际机构除了每年花掉几十亿人民的纳税钱、满足西方左派的国际大政府幻想、以及每年那些权力者们聚集开个大Party（吃得更加“圆首”）之外，没有什麽实质性的作用。 美国应该利用现在没有了苏联共产帝国的牵制，又是世界唯一超强的机会，凝聚一切可能的力量，打一场摧毁专制、根除恐怖主义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历史正给予美国和文明世界的领袖们以机会，关键的不是美国有没有能力，而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战胜法西斯的丘吉尔、罗斯福，有没有抗衡共产主义的里根、撒切尔！我们拭目以待。 2001年9月22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
| God Bless America 2001-09-19 |
| The Taipei Times
Wednesday, September 19th, 2001 For more than a decade, taking friends from China to visit the World Trade Center had been a matter of particular pride to me as a New Yorker. Whenever I flew back to New York on a bright sunny day, the sight of the twin towers prompted a sigh of relief: I'm finally home. Whenever I drove back from New Jersey on a dark rainy night, the bright lights of the twin towers showed me the way home. Naturally, the two giant buildings had become part of my -- and every New Yorker's and American's -- emotional property. As a rule, we took them for granted, just as we do most of our valuables. But when they collapsed and broke into pieces, so did my heart. It was horrific to see two airplanes ram into the towers, and all the more so to watch the bodies and body parts being recovered from the hellish ashes and debris. The black smoke that shrouds the sky of Manhattan will one day disperse and the beautiful, symbolic twin sisters of America will proudly stand up again some day, just as the mayor of New York has vowed. But the thousands of innocent and once robust lives will never come back to breathe the clear air of New York, to see the blue sky of America and to enjoy the sigh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anguish and grief in my heart is beyond words. I do not dare to imagine what I would feel if my wife, who works in Manhattan, had been buried in the debris, but I could not hold back my tears when watching weeping husbands and wives desperately seek glimmers of hope in the search for their loved ones. No, this is not a conflict between nations, ethnic groups, religions and cultures. It is purely and simply an act of evil perpetrated against all humanity. No man with the slightest sense of humanity could carry out such an atrocity. Did the Muslim hijackers hate Americans so much that they willingly took their own lives to murder thousands of them? Obviously not. The fact is that the hijackers themselves had been hijacked and poisoned by their vicious leaders. Exactly like the innocent humans who were hijacked in the attacks, some Muslims -- along with Islam and Islamic culture -- have been hijacked by evil dictatorships in the Arab world and used as weapons against democratic systems that originated in the West and are now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Some blame US policies toward the Middle East for provoking the barbarity. Some even take perverse pleasure in the tragedy, saying it was a consequence of America's interference in world affairs. I wonder whether people who believe this have ever asked themselves a simple question: Would those dictators love the US if she did not spend her own money and sacrifice her own sons' lives to protect world peace? No. Certainly not. They would hate the US all the same. This is not a war between Muslims and Christians, but a war between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The very existence of America -- a strong and healthy democracy that exposes weak and sick dictatorships like a mirror -- is enough for the world's tyrants to hate and fear. They fear that the powerful influence of the US political system might lead their people to want American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d that that it might eventually topple their regimes. This is why Osama bin Laden, and terrorist groups like Hamas and Islamic Jihad are given sanctuary and support by several dictatorial regime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between Palestinians and Israelis are certainly not the only problem, and the war against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will not end until all the world's thuggish regimes are eliminated. America will always be a target of dictators' attacks as long as she holds the banner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Yes, a country as free and open as the US is vulnerable to faceless enemies; and yes, the US should be more cautious, but hidden arrows are difficult to guard against, as the Chinese say. Indeed, the US has no option but to turn from the defensive to the offensive. I've never seen the US suffer this much grief and I've never seen the US as united as it is now -- I've also never been as moved by the worldwide support for America. From Paris to Beijing I hear people declare they are Ameri-cans. What do they mean by "Americans?" They are not American citizens, but they stand by the US' victims, they stand its values, and they stand by its spirit. Now I see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displayed everywhere in New York, in shop windows, on people's front doors, on roofs of buildings and on passing cars. In my mind's eye, I see American flags waving in Normandy, the Philippines, South Korea, Haiti, Kuwait and Kosovo. This flag led peace-loving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o defeat the Nazis, to win World War II and the Cold War. This flag gives a hope to dissident voices in China. This flag shields democratic Taiwan from a dictatorship's military attack. This flag brings the prospect of a free and democratic world of tomorrow. How horrible the world would be if, instead of America, the Soviet Union were the lone superpower of the world today. As a Chinese I appreciate America's efforts to protect the peace of the world and to spread the value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As an American, I am proud of what the US has achieved and want my country to contribute more to a safer and freer world of tomorrow. I see that promise in those waving flags. I used to hate the aircraft noise that constantly droned above my apartment, which is not far from John F. Kennedy Airport. But when I first heard that familiar whir after two days of silence following those deadly crashes, I sprang to the window and looked up to the slowly-moving and arrogantly-roaring civilian aircraft. It brought tears to my eyes. How wonderful a normal life is! Cao Chang-ching is a New York-based writer and journalist. |
| 美国和墨西哥结盟 2001-09-18 |
| 9月5日墨西哥总统福克斯到美国访问，受到布什政府和国会的高规格接待。各种迹象显示，美墨关系，正向美国和英国那种紧密关系的方向发展，墨西哥有可能成为「美洲的英国」。
自布什上任之後，已有近20位外国元首访美，包括美国的主要盟友英国的首相布莱尔，以及加拿大总理克里靖，德国总理，日本首相等，但布什政府都没有设国宴招待。这次美国以「国宴」招待福克斯，可见美墨关系之特殊。 在布什去年11月当选总统、还没就职时，福克斯就前来美国访问，和布什这位未来的总统进行会晤。这次等於是福克斯第二次在美国和布什会晤。在所有的外国元首中，迄今为止只有福克斯两次在美国和布什会晤，可见布什和福克斯的关系非同一般。 福克斯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了演讲，这也是布什上任後首次有外国元首在美国国会演讲。在国会演讲历来被视为是一份殊荣，不仅显示美国政府对来访者的高度重视，也表达出美国最高立法机构国会对来访者的特别敬意。它显示美国朝野对福克斯情有独锺。 向来在国际舞台不是什麽大角色的墨西哥今天为什麽被美国如此看重？深究起来，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是政治原因。墨西哥虽是美国除加拿大外最大的邻国，但长期以来美墨关系并不和睦，主要在於墨西哥於福克斯上台之前，一直是一党执政。去年七月，福克斯在总统大选中击败了执政党候选人，结束了墨西哥「宪政革命党」长达71年执政的历史。美国朝野对墨西哥发生的这种政治变化都相当振奋，并用对福克斯的高规格接待，表达对这种变化的支持和赞赏。 ●二是理念原因。福克斯曾在美国可口可乐公司的北美总部做过总裁，相当亲美，并重视自由经济。他上台後，执行了一条和布什的共和党比较接近的重经济、促改革的路线，并重视和美国发展亲密关系。福克斯的这种右翼理念和亲美立场，深得美国，尤其是布什总统的青睐。 ●三是经济原因。布什上台後，和克林顿政府不同的是，布什政府相当重视美洲国家（克林顿较重视非洲），重视美国後院的经济发展。布什宣誓就职总统後给外国领导人打的第一通电话是给福克斯，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墨西哥，可见布什政府对这个重要邻国的重视。布什的第二次出访是到加拿大魁北克参加北美34国（除古巴外）首脑参加的「北美经济高峰会议」，显示布什政府重视美洲，并试图扩大美国和拉美国家的经济联结。 在老布什担任总统时，美国就和加拿大、墨西哥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现在，美国希望通过墨西哥作为中间桥梁，联结巴西等国家，扩大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可以成为美国和其他拉美国家自由贸易的中枢，进一步扩大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目前墨西哥已是美国第二大贸易出口伙伴，可见墨国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四是安全原因。去年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曾到拉美地区访问，连续访问了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六个国家，显示中共意图把战略触角伸延到美国的後院。布什政府这样重视拉美地区，有抵消和遏阻北京向美国的後院扩展势力范围的战略意图。美国加强和墨西哥的关系，可以通过墨西哥这个美洲大国在该区域的影响力，间接地为美国的战略意图服务，同时可以遏阻美洲这个区域中对美国有敌视的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影响。 ●五是选民原因。布什这次当选总统，相当惊险，全国普选票比败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高尔少了50多万张。从投票比例来看，少数族裔多支持民主党。这种趋势将相当威胁共和党今後进入白宫的机会。目前美国东西海岸的两大州纽约和加州都已成为民主党的地盘，在近年的几次大选中，都是民主党获胜。主要原因是这两个州少数族裔多，穷人多，他们多支持倾向福利政策的民主党候选人。美国的大州中，比较支持共和党的主要是德克萨斯州。但这个州的墨西哥移民越来越多（因它和墨西哥接壤）。而且据美国最近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拉美裔移民已占美国全部人口的12％强，总数已超过美国黑人。如果共和党不采取拉拢墨西哥等西裔移民的措施，这个族裔继续倒向民主党的话，那麽不仅德州将「不保」，而且共和党将来在美国政治竞选中将会越来越处於劣势，这对共和党是相当大的威胁。因此，布什重视和墨西哥的关系，重视亲美的福克斯，就是意在通过这种关系来争取墨裔选民。这次布什在欢迎福克斯的仪式上说了好几句西班牙语，包括提出要给在美国的350万非法墨西哥人调整身份等，都有这种拉拢墨裔移民、争取选票的潜在因素。 上述这些原因都意味著今後美国会更重视墨西哥，美墨关系将会有较大发展。福克斯这次访美，标美墨关系可望成为战略伙伴关系，墨西哥有可能成为获得「美洲的英国」那样的地位，成为美国在美洲、进而在全球的重要盟国。 美墨成为紧密联盟，不仅可以促进两国的经济，以及美洲地区的稳定，还可以起到遏阻中共势力在该地区渗透的作用。这样不仅减少美国对「後院」的後顾之忧，而且还可以保障台湾和美洲的邦交国的关系稳定，因为中共在该地区渗透的能力被制约。全部美洲34个国家，现在除了共产古巴外，已全部实行了民主选举制度，这种政治环境，已为该地区拒绝中共势力渗透，促进以美国政治影响力为首，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为经济核心（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民主自由力量的扩大，提供了相当的条件和乐观的前景。 （载香港《争鸣》月刊2001年10月号） |
| 让民主自由的价值霸权世界 2001-09-18 |
| 70年前的今天，日本军队侵入东北，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9．18”成为中国人做亡国奴的开始，但它更是日本军国主义灭亡的开始。
一个星期前的今天，恐怖份子袭击了美国，残杀了三千多无辜的生命——“9．11”成为恐怖主义向人类文明宣战的开始，但它注定将是这种邪恶被终结的开始。 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被炸毁的电视画面传遍世界之后，面对如此残忍、恐怖的袭击、谋杀，全球人类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但在一片震惊、愤怒和悲痛中，只有两个群体里有幸灾乐祸的声音。一个是阿拉伯群体，除了电视曾播出他们欢呼的画面之外，在他们的计算机网络上也出现了许多喝彩的言论。对此一位美籍阿拉伯人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并强烈抨击。 另一个群体就是中国人，无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华人的网站上都有幸灾乐祸的言论，而且比例相当不小，认为这是美国霸权主义的报应。中国官方最近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98%的中国民众都对美国的受难者表示同情，但同时有80%的民众认为美国是霸权主义。也就是说，只有18%的中国民众在不谴责美国霸权主义的基础上，完全同情美国人。这么大比例的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认知是从那里来的？毫无疑问是中共媒体多年来宣传、洗脑、毒化的结果。 美国到底是不是霸权主义？对美国历史的简单回顾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从建国到现在225年来，不仅不是一个施行霸权主义的国家，而恰恰是和平的维护者、自由的捍卫者、民主的传播者。霸权，主要是指对土地的霸占，扩大自己的国家，建立殖民地。最近在南非闭幕的联合国反种族歧视大会上，非洲国家和欧洲国家发生了冲突，因为非洲国家要求当年侵占他们土地、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欧洲国家道歉和赔偿；但没有国家向美国提出这种要求，因为美国不仅没有占领过非洲的土地，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过殖民地。 美国从英国独立出来以后迅速成为了世界强国，它没有能力霸占土地、建立殖民地吗？当然完全有。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就已有足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起码去霸占她自己所在的美洲大陆的任何一块土地，任何国家都不是美国的对手，但美国没有那么做。美国的一些土地扩张都是通过花钱购买实现的，像从墨西哥购买得克萨斯州，从俄国购买阿拉斯加州等，而不是用军事占领的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美国更成为了和平、自由的捍卫者和保护者。二战已经人所共知是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邪恶，在欧洲和亚洲屠杀了几千万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是美国的参战才扭转了战局。美国投入了1,224万部队（正好是今天美军数量的10倍），投资了3,410亿美元（其中包括给中国国民政府抗击日本侵略的援助50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大？日本在整个二战期间的损失（包括被原子弹毁掉的广岛、长崎）才是5,620亿美元。除了巨大的财力，美国人更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近41万将士在二战中阵亡，100多万人伤残。没有美国的参战、没有美国人的巨大牺牲，欧洲的那场战争不知要延续多少年，是不是能打败希特勒都很难说，因为德国制造原子弹的速度仅比美国晚了几个月。 而在亚洲战场，虽然中国人顽强抗日，但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军力，如果没有美国对日本宣战，中国那场抗日战争不知还要再持续多少年；是美国打败了日本，才使中国附带地成为了战胜国。 二战中美国的军队遍及英、法、德、意、奥等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印度、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越南等等，为什么今天没有任何人指责美国是军事霸权主义？因为遭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践踏的人民清楚，美国是为保卫世界的和平、捍卫人类的自由和尊严而战。 二战后，美国同样是建立联合国、维持世界秩序的主体力量。接着就发生了韩战。西方的历史资料早已证实，韩战完全是由于北韩首先违反联合国协议，侵犯南韩。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通过决议制止北韩的侵略。谁都清楚，这支和北韩（及中共军队）战斗的联合国部队绝大部份是美军。美国在韩战中牺牲了3万7千多官兵才保住今天的南韩（英、法、澳、加、土耳其等其它参战的联合国部队总共才阵亡2千多人），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整个朝鲜半岛上的人民在过去的50年就会全部生活在今天北韩的状况中。还有谁比经历过共产专制的中国人更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韩战以后，冷战开始。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抗衡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如果没有以美国为主的全力遏阻，苏联华沙条约组织的共产帝国就有可能蔓延到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人类都有可能进入奥维尔笔下的“1984”和“动物农场”的世界，也就是苏联和共产中国的世界。那会是一个人们无路、无处可逃的世界。 美国为了抵抗共产主义的蔓延，参加了越战，牺牲了五万多人。但最终结局美国根本不是被越共打败的，美国可以击败精锐的德国纳粹，和武士道士气的日本军国，怎么可能打不败土匪民兵组织起来的越共？！这场越战美国完全是被国内和西方那些对共产邪恶毫不了解、充满浪漫情怀、盲目反战的左派份子们打败的。 如果没有美国的全力抵抗，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正是美国的存在，美国强大的自由力量的存在，才使冷战以自由世界的胜利而结束，致使现在共产国家只剩下中国、北韩、古巴、越南等，而且毫无疑问地大势已去。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强国，于是有人指责美国到处插手国际事务，是霸权主义。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干预的主要国际事务，哪一个是霸权行为﹕ 第一个是1989年的巴拿马事件。美国的确是把巴拿马的领导人诺利加抓到美国，审判后关进了监狱。诺利加是个什么人？这个通过暗杀国防部长夺取了巴拿马军权的独裁者，把整个国家变成了走私毒品的大本营。在1989年的大选中，诺利加不仅不承认选举结果，还指使士兵当街殴打获胜者，逮捕反对党领导人，将其拷打致死后分尸。诺利加本人更在群众集会上挥舞大刀，展示他毫不在乎文明世界的反应。诺利加政权这种把国家变成毒品集团，残忍杀害异己，不仅危害美国和外围国家，本国人民也忍无可忍。美国政府是联合巴拿马内部的民主力量推翻了诺利加政权，从此使巴拿马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那些指责美国干预巴拿马内政的人，应该问问巴拿马人民怎么想，怎么看待这件事。任何对这件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巴拿马人民是多么欢迎美国的干预，多么感激美国的帮助。美国军队进入巴拿马的时候，人民是夹道欢呼的，而且今天仍然在感激，因为是美国改变了这个国家的进程。巴拿马这些年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是与那次美国的干预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在抓获了诺利加之后，并没有占领巴拿马，而是交给了巴拿马人民自己的政府。这种干预是霸权吗？ 巴拿马事件之后，最让中共等独裁国家指责美国干预内政的是1990年的海湾战争。这场战争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伊拉克在一夜之间就侵占了弱小的邻国科威特。如果这种情形被容忍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任何国际秩序都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得到联合国授权后，联合了36国部队，打败了伊拉克，把科威特还给了科威特人民。这个公认的正义行为得到了全世界，包括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称赞和欢迎。但对这个主持正义和公道的军事行动，中国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表决中却投了弃权票，这是中国的耻辱。如果没有美国的干预，今天科威特人民就会生活在伊拉克独裁专制的殖民统治下。 那些指责美国霸权的人民应该去问问科威特人民怎么想，怎么看美国的干预？如果美国是霸权，科威特人民应该是恐惧和仇恨的，就像面对德国纳粹的欧洲人，面对日本侵略者的亚洲人。但科威特民众在街头挥舞着美国国旗迎接美国士兵，感激他们赶走了侵略者。指挥海湾战争的老布什总统离职后到科威特访问，更受到科威特政府和人民的盛大欢迎。今天科威特人民仍对美国充满感激，建立了“科威特感激美国”网站（www.KuwaitThanksAmerica.org）, 首页是一对儿童，挥舞着科威特和美国国旗，文字是﹕科威特感激美国人民，为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明天。在这次美国遭袭击后，科威特马上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整版广告向受难者致哀，并表示坚决支持美国的反击行动。还有什么能比科威特人民的态度更能说明美国的军事干预是主持正义还是霸权？ 海湾战争之后，美国被指责干预内政的主要事件是海地事件。作为美洲35个国家中最贫穷的国家，海地在1988年终于实行了大选，结束了专制，走向民主。但民选政府不到半年就被军事政变推翻。1990年在国际监督下海地再次举行大选，牧师出身的阿瑞斯蒂高票当选总统，但他执政了不到一年也被军事政变推翻，他本人被迫流亡美国。军人政权掌权后就开始屠杀人民，三年内杀害了一千多人，平均每天杀一个。虽然美国国内有相当强烈的呼声要求克林顿政府干预，但他迟迟不肯出兵。当时美国各大报的专栏作家声嘶力竭地呼吁，甚至有一名前驻联合国的海地裔美国官员到白宫门口绝食，誓言只要美国不出兵，他就绝食到死。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总统不得不准备军事干预，但在军事攻击之前还特地派前总统卡特和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现国务卿）鲍威尔前去斡旋，希望能减少牺牲。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军事政变头目同意出走他国，海地恢复了民主政府。 如果有人认为这种军事干预是霸权的话，那么你去问问海地人民是怎么想，怎么看这种干预的。美国把海地交给民主政权以后，派去的两万名士兵几乎全部撤回了美国，剩下500名在那里维持秩序，因为海地政府和人民要求美军在那里作为一个象征的力量，促进这个国家的稳定和转型。即使这一小支美军也在去年一月全部撤回美国。和巴拿马人民一样，海地人民对美国的干预是欢呼和感激的，对于美军的撤出很不情愿。这种军事干预是霸权吗？ 海地事件后，是波斯尼亚事件。波斯尼亚原是南斯拉夫联盟的一部份，那里住的多是穆斯林人，由于他们有谋求独立的倾向，遭到信仰基督教的白人政府的镇压，在那里进行血腥的种族屠杀。面对这种情形，美国也是延误了很久才干预，毕竟事情发生在欧洲，在巴尔干半岛，离美国很远；除了克林顿政府上台后有很多内政等待处理之外，还有来自包括中共政权在内的，指责美国干预内政的国际压力，所以美国不想涉入这项事务。美国媒体要求干预的呼声相当高，例如《纽约时报》自由派专栏作家路易斯是最支持克林顿民主党上台的，但波斯尼亚战争期间他成天坐在那儿骂克林顿的不干预，我没有具体数过他到底写了多少篇专栏呼吁，感觉中三年多来他写了有上百篇。当时绝大多数专栏作家都强烈主张干预，以至于不主张干预的另一《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森绍在餐厅都受到同行的孤立和冷落。 如果以宗教和种族划线，美国应该支持基督教白人的南斯拉夫政权，但美国帮助的却是穆斯林人的波斯尼亚，因为是他们遭到种族屠杀。在美国牺牲自己的人力、财力进行干预下，南斯拉夫被迫和波斯尼亚签署协议，允许波斯尼亚独立。美国这次的干预也受到文明世界的高度赞誉，只有中国这种独裁国家在自己的媒体上进行污蔑性、歪曲事实的报导。 波斯尼亚事件之后，就是最受中国政府抨击的科索沃事件。而科索沃事件更是一个人类绝不可以容忍的种族屠杀事件。在科索沃的200万人口中80%是信仰穆斯林教的阿尔巴尼亚族裔，由于他们要求自治，南斯拉夫政权就采取种族清洗方式进行镇压，一万多人被屠杀，100多万被迫逃离到邻国成为难民。在人类经过了纳粹之后，再容忍南斯拉夫这种种族屠杀的话，那么人类所有的道德底线就会崩溃。 在国际舆论压力毫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美国才进行了军事干预。然而这样一次充满人道情怀的正义的军事干预，恰恰被中国政府完全歪曲，成了美国干预南斯拉夫内政、进行军事霸权的行为。那么我们看看南斯拉夫和科索沃人民是怎么反应的。今天，那个领导种族清洗的南斯拉夫总统米洛契维奇已经被南斯拉夫人民自己送上了国际法庭，而即使不送到国际法庭，他们自己也会审判他。从南斯拉夫本身的变化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的宣传是多么颠倒黑白，中国政府支持的南斯拉夫独裁者已经被自己的人民送上了法庭，我不知道中国政府是怎么向中国人民解释这个事实的。 再问问科索沃人民。1999年我曾到科索沃和马其顿边境的难民营采访，站在21世纪的门坎，看到那满山遍野的难民帐篷，看到无数一家老少仅仅是因为种族就被驱赶的情形，倾听科索沃人哭诉家人、邻居遭屠杀的经历，任何人都会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我在马其顿政府的记者采访登记录上，没有查到任何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记者的名字。今天当然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因美国误炸中共领馆而导致的生命损失，但同时也不能因此就否认中国驻南斯拉夫记者完全是共产党谎言机器的一部份这个事实。那个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往国内发回的全部报导都站在南斯拉夫政府的立场上，她的文章只要改一个署名，叫“米洛契维奇．邵”就完全可以在南斯拉夫的国家电台播出。如果他们稍微有一点记者的良知，有一点人性，就应该去看一看、听一听难民的声音；即使他们不能把难民的声音传给中国民众，起码他们能发表出来的文字不应该像中共政府一样充斥谎言，像米洛契维奇政权一样冷血。 在世界任何正义的行为中从来都没有共产中国的影子，这已经丢尽了一个自认大国的中国的脸面了；而歪曲并阻挠人道关怀的行为更是罪犯的同谋。中共为什么总是强烈诅咒美国的所谓干预内政，不就是担心在它用独裁专制的武力侵犯民主自由的台湾时美国干预吗？还有比这更明摆着的事实吗？ 美国这次出兵，是她所有军事干预中最伟大的一次，她完全是站在一个和自己的宗教、种族不同的被迫害的弱者一边，而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所以捷克总统哈维尔说，美国这次出兵是最具有人道色彩的一次。今天不仅科索沃人民感激美国，连南斯拉夫人民都感激美国促使他们加速了南斯拉夫的民主进程。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美国冷战后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军事干预都和二战时的性质完全一样，都是为了保卫和平，给当地人民带来民主、自由。她在所有军事干预后都没有占领任何土地，凭什么被指责为霸权呢？对这种维护世界和平，捍卫文明价值的行为，世人不仅不应该谴责，而应是高度赞美。如果这种正义的行为叫霸权，那么这种霸权越多越好，越广泛越好！ 今天，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二战时没有美国在欧、亚两个战场扮演最关键的角色，冷战中没有美国抵抗苏联共产帝国的蔓延，今天没有美国对世界各地邪恶的制约，这个世界会是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如果今天不是美国，而是苏联成为地球上的唯一超级强国，人类会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 在二战中，带着美国标志的士兵、坦克和飞机的出现，给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给沦陷中的法国人，给所有被侵略者奴役的国家的人民，带来多少兴奋和激动；美国星条旗飘扬的地方就是反法西斯胜利的地方、反日本军国主义胜利的地方。 今天，对巴拿马人民、对科威特人民、对波斯尼亚人民、对海地人民、对科索沃人民来说，美国代表着正义的伸张，自由的胜利。即使越南人，也对美国抵抗共产邪恶充满了感激，“ 9.11救援基金”目前为止收到的最大个人捐款支票是200万美元，来自一个越南人。今天，正是由于美国的存在，才使人感到世界有和平的保障；正是由于美国的存在，才使人对自由世界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这次美国被袭击，丧生人数超过美国历史上两次最大灾难（泰坦尼克号沉船和珍珠港事件）的总和。这是美国为保卫世界和平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深深地感激美国为捍卫人类的自由和尊严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牺牲；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为自己属于捍卫和传播自由价值的一部份而感到骄傲，更感到责任。 今天，我们看到星条旗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各地飘扬。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来说，这面旗帜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家象征，它代表着自由、尊严、文明的价值；人们举起这面旗帜，更支撑起这面旗帜所代表的价值。如果这是霸权，那么就应该让这种民主自由的价值霸权整个世界！ 2001年9月18日于纽约（载多维网） |
| 必将走向全球的文明 2001-09-17 |
| 来到美国13年来，只有两次非常动感情，整天整天地坐在电视机前，全部身心都被那些令人血液凝固的画面震慑了：一次是1989年的六四期间，再就是这次的「911事件」。由於这次灾难就发生在我所居住的纽约，所以除了电视画面和报纸、网络上爆炸般的信息之外，更直接感受了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在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惨剧之後所展现出的文明、人性和精神境界。就像布什总统所说的，你可以炸毁大厦，但却炸不毁美国的精神底座、文明基础。
9月11日，我从九点刚过就得到消息开始看电视，震惊、流泪、悲愤，在强烈的情感波动中一直看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看到脑子几乎麻木，分不清到底是真实还是在做梦。早晨起来清楚地意识到这一切都是真的，想到我和妻子都是O型血，应该去捐血。於是打开电视看看需要到哪里去捐，却听到电视上说因捐血人太多，医院的血袋全部用光，想捐的人需要等候。过了两天之後，觉得等的差不多了，我和妻子到附近的一家医院去捐血，还是被告知捐血者太多血袋用完了；马上开车到另一家医院，结果那里不仅需事先预约，捐血时还要排四到五个小时的队，还是因为要捐的人太多。这四到五个小时的排长队让我们决定再等几天，可几天之後又读到报上的通知，纽约血库收到的血液已经超过了需要，想要捐血的人要排到月底或下个月。妻子赶紧打电话预约，结果最快我们也已经被排到10月18日了。 除了希望捐血者太多之外，志愿帮助清理世贸大厦废墟的人也太多，以至纽约市长在电视上一再通告大家不要再来了，志愿者已严重过剩。而各大公司和市民捐献的成卡车的食品、衣服及救灾物品等已经多得堆到离纽约90英里的纽约上州仓库去了，管理人员甚至抱怨说，捐来的东西多到简直制造了另一场小灾难。 ●两种集会，两种文明 美国人民除了在灾难面前表现出人类巨大的同情心和援助之外，更表现出了面对邪恶时的理智和文明。在遭受了人类最残暴的恐怖主义攻击之後，全美国（这麽大的一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举行示威游行，或用“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复仇口号煽动对阿拉伯人的仇恨。据统计，美国共有六到七百万穆斯林人，三千多个清真寺，但没有任何报道说穆斯林人或清真寺遭围攻。 在一天之内3,000个无辜生命被谋杀的惨剧发生之後，我猜想在最初的震惊、愤怒和痛苦过後，各地一定会有些大型的集会，谴责恐怖主义份子、悼念受害者、同时给即将开始的战争造势。但十多天过去了，除了在电视上看到各地为受害者举行的小型烛光晚会，在教堂里举行悼念仪式，无论是在纽约、华盛顿还是美国其他城市都没有任何大型集会。 直到参加了我家所在的这个小社区举行的烛光晚会後，才更加明白美国人为什麽不举行大型抗议集会。我家住在离纽约两个机场都只有15分钟车路的地方，因此我们的公寓大楼里住了不少飞行员和空姐，我曾跟妻子开玩笑说，“哪天咱们这栋楼非飞起来不可。”在这次911事件中，四架被劫飞机上的31位飞行员和空姐全部遇难，虽然那里面没有我们楼里的飞行员和空姐，但我和妻子都感到了一种特别的悲痛和沉重。 9月19日晚，我们这个小区特地为遇难的飞行员和空姐举行了烛光悼念晚会。在通往肯尼迪机场的一条路边，在用卡车搭起的讲台下，我和妻子站在自动围聚来的大约300多人中，听著来自航空公司的演讲者流著眼泪一一念出遇难的飞行员和空姐的名字，既没有人煽情，也没有激昂的词句，只是表达伤痛和怀念，并强调不要用仇恨取代悲痛，要给予更多的爱与宽容。在纽约微寒的晚风中，人们手中的蜡烛不断地被吹灭，互不相识的人们传递著蜡烛、泪光，哽咽地和台上的演唱者一起唱那支美国人最熟悉和喜爱的「上帝保佑美国」。 这个聚会使我更意识到，只有这种小型聚会，才能抒发、分享和净化一种情感，而大型集会的那种规模和声势则容易导致群情激昂、激愤，最後刺激出不健康的群体复仇意识，煽动出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那种大型的集会和游行在共产社会以及穆斯林独裁国家是司空见惯的。 ●没有比美国人更爱国的群体 但这种并不是声势浩大的默默悼念，不等於美国人民畏惧、容忍谋杀无辜的残忍。高达90％的民众和几乎所有媒体的社论、专栏文章都言词坚定地支持小布什的战争决定；他们虽然不主张复仇，但强烈要求以正义的战争来缉拿恐怖份子首领、摧毁窝藏支持恐怖组织的独裁政权，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为此人们宁肯为增加军费而多付税，宁肯为此付出经济损失和生命的代价。在美国，我从没听到过任何爱国宣传；却也没见过任何一个比美国人更爱国的群体。 在战争来临之际，有人担心美国要如此阵势浩大地，像二次世界大战式地打仗，会不会滥伤太多的无辜。没有人能保证战争不伤害任何平民，但我们从美国人对生命的态度中，可以相信他们会怎样极力避免平民的伤亡。 从世贸大厦的废墟中找到的完整尸体非常少，多是身体的碎块（片），夹杂在很难分清的各种灰色残骸中。现在这些碎片、残物全部被运到曼哈顿对面的史泰登岛上，用大量人力和警犬分门别类地筛选、寻找、鉴别人体部份，然後放进冰箱。他们要对每一块人体做DNA化验，然後根据医疗资料确认身份，交给家属。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性！除此之外，他们还挑出任何个人物品，像一张身份证、一个小包，一张曾放在办公桌上的亲人相片等，让家属们来认领。 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觉美国是一个既勇敢坚强、又更充满人道情怀的国家；从没有比今天更坚定地相信，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精神价值一定会走向全世界，因为它迎合人类内心深处的呼唤。 （载《开放》2001年10月号） |
| 邪恶向人类文明宣战 2001-09-11 |
| 9月11日早晨9点刚过，我把送到门口的《纽约时报》拿进来，还没把关於纽约市长初选的相关报导看完，突然接到在曼哈顿工作的朋友打来的电话，电话那端在惊呼，「世贸大厦起火了！」几乎是本能的反应，我一把抓起电视遥控器，立即看到电视上是地处曼哈顿南端、美国第二高的两座双星子大楼世贸大厦在冒浓烟。我家住在皇后区，与曼哈顿遥遥相望，站在我家公寓大楼的顶部，可以看到那两幢冒著浓烟的大楼，因为它是曼哈顿最高的建筑，十分显眼。
看到那两个冒著浓烟的纽约最高的建筑，心都抽紧了。因为就在八年前，世贸大厦已被炸过一次，当时在纽约看到过那些被炸伤、炸死的人的悲惨画面（那次有六人遇难，一千多人受伤），今天，人类跨入了21世纪，悲惨的命运再次落到世贸大厦上。 最难以让人置信的是，这两座大厦竟在我的眼前、在全球电视观众的目睹下，一座、接著一座地倒塌，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 在第一座世贸大厦倒塌的瞬间，我惊呼一声，完全无法相信这是真的！连电视主播都惊呼「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纽约景观从此永远改变 当第二座大厦倒塌时，我已无法忍住泪水，不仅因为世贸大厦是纽约的标，是美国自由精神的象徵，是美国强大经济的体现，更重要的是，那里面正常情况下有四万多人办公，周围有无数的游客和观望者。大厦里面还有我认识的中国人和美国朋友！那不仅是大厦在轰塌，那是无数的生命在消失，在一瞬间，在我，和无数的美国人眼前，眼睁睁地，束手无策┅┅伴随这些生命的只有无法控制的眼泪，无法抑制的悲愤，无法表达的心灵的疼痛！ 在纽约居住十多年了，对世贸大厦可以说充满了感情。有朋友从中国国内来，总要陪他们去这两座110层、411米高的大厦顶部参观游览。因为它不仅是纽约最高的建筑，而且由於它和自由女神像隔著几百米的海水遥相对望，成为自由、强大的美国和人类文明的象徵。站在世贸大厦顶部不仅「一览众『楼』小」，而且俯视曼哈顿那鳞次栉比的楼群，可以真正感受到市场经济和自由精神下，美国人创造的经济奇迹和现代资本主义的蓬勃与生机。就在世贸大厦旁边，就是美国以至全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的华尔街股票市场。看完世贸大厦，再去看看股票市场、「华尔街」这条街，就可以基本感受到纽约作为一个经济中心、当代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的神韵。在整个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州的「迪士尼乐园」所在城市之外，纽约是全美国旅游者最多的城市，而世贸大厦更是游客的最爱之一。如今，就在眼前，它随著浓烟，随著巨大的轰然声，倒塌了，永远地消失了，纽约的景观从此永远地改变了┅┅ ●电视把人类联成情感整体 那四架被劫持的美国民航飞机，其中有好几位乘客在飞机被劫持後，用手提电话从飞机上给亲人打了最後的电话，报告飞机被劫持，在急剧下降，那些亲人听到这些最後的声音，会有怎样的震颤——那永远的亲情、那巨大的勇气，那人生的最後瞬间┅┅ 看到这一切，再一次痛感，邪恶永远都超过人类的想像。邪恶的程度永远都被善良的人们低估。这不是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哪个恐怖组织对美国的攻击，这是邪恶对人类文明的攻击，向国际社会的宣战！ 全球主要国家领导人都纷纷谴责这种攻击美国的恐怖份子行为，世界各地的民众都沉浸在一种沉重之中。穿越边境、国界的卫星电视画面，把全球的观众联结成一个整体，不仅是一个新闻的整体，而且是一个情感的整体。过去人类发生重大事件，人们到教堂去分担一个人类整体性的情感，今天，现代科技的电视画面，把人们集中在电视机前，形成一个规模更大，几乎是联结整个地球村的感情整体。 ●家乡的牵挂催人泪下 在世贸大厦倒塌不到一个小时，我接到了弟弟从深圳的街头打来美国的长途电话，他在大洋那头焦急地询问我和家人的安全，并告诉我说，中国的主要电视台都在转播美国被攻击的电视画面，他在太平洋彼岸，和我这个居住纽约的人共同目睹一个共同的电视画面，共同见证一个历史事件。听到弟弟说他在自家、父母家往美国打过很多次电话都没有打通，这次终於在街头的共用电话打通，和我联系上，我心里涌动著感激，感受著遥在天边的亲情，那份关心，那份挂念，那份心底的爱，几乎无法忍住泪水┅┅ 一天的时间内，收到很多朋友问讯平安的电话，多数从外国打来的电话都打不进来，因此他们发来了电子信，从德国、新加坡、日本、中国大陆的电子信竟「走」了四到十个小时不等，才到纽约我的电脑里。可见全球各地对纽约以及美国的关注，电子网络的巨大空间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塞车。 美国有三大电视台，再加上澳洲媒体大亨默道克所拥有的第四大电视台「福克斯台」等，在世贸大厦被飞机撞击後，除了一个电视台CBS有画面後，其他电视都没有了任何信号，因为那些电视台都是使用世贸大厦顶部的天线向外发射电波。纽约的电话，尤其是曼哈顿的电话，很多都中断，无法打通。这种和外界隔绝的封闭感觉，再加上目睹世贸大厦倒塌导致的曼哈顿南端一片黑蒙蒙蔓延的庞大烟海，真让人有末日来临的感觉。 ●美国精神的「底座」无法摧毁 但在这浓烟黑云的背後，有美国人民和美国这个国家的另一面—— 纽约消防人员和警察迅速赶到现场，不顾个人安危地进行抢救工作，但由於世贸大厦突然倒塌，导致二百多名抢救人员「失踪」，估计已全部遇难。 事发时正在佛罗里达州一所小学给学生读书的美国总统布什不仅迅速赶回华盛顿，并在一天之内发表了三次全国电视讲话。国会议员们，事发当晚集中在国会门前，齐声高唱美国国歌，振奋全国人心。 在纽约，事发後，前往医院献血的人立即排成了长队。当晚，纽约市全市各医院的血袋全部用尽，可见献血者之多。而前往要求担任志愿人员的纽约人更是多得不可胜数，纽约市长当晚就宣布志愿帮助人员已数量太多，无法再接受志愿人员报名。 纽约市以及整个美国，都表现得镇静、坚毅。全国各地很多教堂，包括纽约曼哈顿的教堂，都有人群在祈祷，展示美国人民的团结和坚毅。 正如美国总统布什在演讲时所说，这些攻击美国的「野蛮的胆小鬼们，他们可以炸毁世贸大厦的基础，但它炸不倒美国和美国社会的基础。」面对这样野蛮、残忍的袭击，美国这个国家再次展现出一个民主社会的强大生命力，展示出美国人民的承受力和向心力。 9月11日，将作为「911」——美国妇幼皆知的「紧急求救号码」和历史惨剧，而永远留在人类的记忆之中。 2001年9月11日夜於纽约（载《动向》2001年9月号） |
| 「乱世佳人」被整形，《飘》来官司 2001-08-19 |
| 美国小说《飘》（又译《乱世佳人》）1936年出版以来迷倒了全世界一代又一代女性读者，尤其是1939年好莱坞极为成功地把该小说搬上银幕後，书中的人物形象在美国更是家喻户晓。据美国《出版家周刊》报导，它是20世纪最畅销的小说，迄今每年在全世界仍卖出约十万册。由於该小说的巨大成功和那个令无数读者遗憾的男女主人公分手的结尾，导致许多读者给作者密切尔写信，希望她能再写个续集，但作者坚决地拒绝了。她去世以後，很多作家都跃跃欲试想写续集，但都由於版权等问题而被迫放弃。
八十年代後期，密切尔遗产管理委员会同意作家在一定条件限制下写《飘》的续集。於是华纳出版集团和密切尔家族达成协议後，在众多竞争的作家中，挑选了一位曾成功地写过畅销爱情小说的南方女作家以五百万美元预付款的价格请她写续。虽然这部以《郝思佳》（《飘》中女主角的名字）命名的续集质量完全无法和原著比拟，但由於原著的巨大名声，1991年出版後立刻跃上《纽约时报》畅销榜第一名。由於《飘》续集的成功，读者和出版社又期望续集的作者再写续，但续集作者也像原作者一样无论如何不肯写了。 ●再「飘」一次 最近一位哈佛毕业的黑人女作家完全以《飘》的地点和人物背景并以极相似的名字（《飘》是Gong With the Wind，这部新书则叫 The Wind Done Gone，译成中文也得叫《飘》或《飘逝》）写了一部以郝思佳家的黑奴为主角的小说。该书作者表示，写书的出发点不是商业利益，而是由於不满《飘》中对黑人带有种族歧视的描写，希望自己的书能改变读者对《飘》中黑人角色的偏见。但该书尚未正式出版，就被密切尔遗产委员会告上了法庭，认为该书不仅侵犯版权，并且破坏了版权拥有者制定的续写《飘》的几条主要限制，例如，「女主角郝思佳不能死；书中不可以有黑人白人通婚、通奸；不可以有同性恋」等。密切尔家族的起诉在地方法院获胜，作者败诉，该书不能正式出版。但作者告到中级法院获胜，中级法院以保护创作自由的理由允许该书出版，於是该书在最近几个星期也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密切尔家族正在研究是否继续上告最高法院。 这个《飘》的模仿本（parody，因为它不是续集）能登上畅销榜，既不是由於写的精彩，也不是借《飘》的名声，而完全是由於这场被各大媒体跟踪报导的官司。小说虽然上了畅销榜，但却遭到评论界和大众的一致抨击，认为写的极为糟糕。该书主人公是郝思佳的父亲和他的黑人家奴通奸生的黑白混血女儿，她成了《飘》的男主角白瑞德追求的对象；而郝思佳不仅死了，她所深爱的希礼则是个同性恋。书中的黑人形象不仅没有像作者期望的那样给读者好的印象，而是更加令人反感，因为他们在《飘》中虽然显得懒散、愚笨，但都心地非常善良。而这个模仿本中的黑人则心地邪恶，诡计多端地控制、左右他们的主人。所以有评论家认为，如果密切尔家族不告的话，这麽糟糕的书不仅根本不能畅销，而且很快会销声匿迹。 ●「亲爱的，我真的『很』在乎了」 以《纽约时报》老牌专栏作家沙费尔（W. Safire）为首强调保护作家财产权益、支持密切尔家族起诉的观点认为，由於模仿本直接使用了《飘》中的十几个人物，并在多处直接使用了原著的对话等，侵犯了版权法。美国国会1998年通过了一项决议，把版权期限延长到作者死後70年加上作品出版到作家去世之间的年头。比如《飘》是1936年出版，作者1949年去世，那麽《飘》的版权就是从1949年算起70年加上1936到1949之间的13年，总共83年，因此亚特兰大地方法院以《飘》的版权到2032年有效为由，判决模仿本侵权。 支持该书出版权利的评论家则强调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立法限制创作、表达自由），同时指出，在世界文学史中，不仅有众多的未授权的续集和模仿本出版，而且很多颇有艺术成就。这的确是一个事实，比如：《尤利西斯》就是从《奥德赛》中得到启示，而且完全以《奥》书的结构写的，尤利西斯就是《奥》书中主角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奥德赛》就没有《尤利西斯》；被选入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的《宽阔的撒咖索海》（Wide Sargasso Sea）完全用的是《简爱》里的人物和相当一部份场景；获得九九年普利策奖的《时刻》（The Hours）则是依据英国女作家吴尔夫的《黛洛维夫人》的人物、背景写的。1999年，一位意大利女作家用纳博科夫《洛丽塔》的女主角洛丽塔的口吻写了一部题为《洛的日记》的小说，被纳博科夫的儿子告上法庭，最後达成《洛的日记》5％的版税给纳博科夫版权拥有者的协议而庭外和解（该款项捐给了美国保护作者权益协会）。去年更有曾被纳博科夫称赞过的、得过两次普利策奖的美国著名作家厄普代克（Updake）写了一部《哈姆莱特》的前续，即莎士比亚那幕剧发生之前的哈姆莱特和他母亲的故事。还有其他已经相当有建树的作家摹拟、引用了奥斯汀、狄更斯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当然由於《奥德赛》、《简爱》、《哈姆莱特》等作品早已没有版权，加上他们的亲属已不在世，所以从没有人起诉以这些作品为基础的新的创作，同时出版界和评论界也没有从版权角度对模仿作品进行批评或讨论。 ●「漂亮的女人」可以模仿 在现代科技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下，今天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不利於艺术思考和想像力的倾向，於是大量模仿、续写前人的作品会出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飘》模仿本的判例会直接影响到今後对类似问题的看法和判定。虽然密切尔家族尚未告到最高法院，但以美国最高法院历来对和言论、表达自由有关案例的判定标准推断，如果密切尔家族上告，最後可能还会失败。因为美国法律虽然非常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但一旦这个产权和言论、创作自由发生冲突，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在多数情况下会倾向言论自由，而产权在这时就成为保护这个自由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例如几年前电影「漂亮的女人」（Pretty Woman）中的插曲被告抄袭五十年代的一首歌曲，虽然法院认为「漂亮的女人」中的插曲的确有模仿、类似成份，但仍判原告败诉，认为否则会不利於、或限制创作自由。 ●宁付枝节代价，保持主体价值 明显地，《飘》模仿本的作者如果目的只是要表达她对黑人的观点，她尽可以自己重新创作一本书，而没有必要借用别人创作的、已经在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场景和人物形象，然後加以扭曲、涂改。这本糟糕的书本身已经证明作者创作水平的低劣。但是否应该用法律手段阻止这种低劣的模仿作品出版？这个问题很像如何对待言论自由中的诽谤一样。虽然诽谤是非常恶劣的行为，被诽谤的人的身心都会受到伤害，但如果所有遭到诽谤的人（尤其是政治人物和名人）都告到法庭，并能打赢官司的话，这麽这种做法就极有可能限制了言论自由和信息的流通。所以，和保护言论自由这个巨大的益处相比，知名人士们（public figure）遭到的诽谤就成为一个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任何代价的付出都是既令人痛苦、又十分不甘愿的，但在没有完美选择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必须选择。 同样，如果那些经过艰辛努力而创作出优秀作品的艺术家，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拙劣地临摹、歪曲，自己精心塑造的人物被扭曲，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侵犯，当然会气愤。但是，如果法律完全禁止模拟、套用、演义前人作品的再创作的出版，那麽这种做法虽可能杜绝了低劣仿制品，但同时却更可能阻止了类似《尤利西斯》之类的优秀作品的出现。另外，人们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千差万别，无论高低、好坏都首先必须有出版的权利，而且艺术灵感的产生经常并不是无中生有，而因某种其他艺术作品的刺激引起，真正的艺术家可以在前人作品的刺激、启示下创作出全然一新的独特作品。像《尤利西斯》无论怎麽模拟《奥德赛》，它的内容已经完全是作者的原创；而《宽阔的撒咖索海》也和《简爱》内容大相径庭、完全是出自作者独立想像的作品。很难想像如果这类作品压根就被禁止出版，那麽人类会有多少重大的艺术损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保护艺术家创作自由的意义就远远大於某些知识产权被侵犯所受的损失。这个损失也是一个不得不付出的、无可奈何的代价。 （载《开放》2001年9月号） |
| Who are the protesters fighting for? 2001-07-27 |
| The Taipei Times
Friday, July 27th, 2001 Ever since their violent protest in Seattle two years ago, anti-globalization groups have followed world leaders to summit meetings around the globe, such as the meetings of the heads of the G8 and conferenc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IMF. The scale of such protests is getting broader and the tendency toward violence ever more severe. As in Sweden last month, demonstrators in Genoa, Italy, smashed windows, dismantled cars and assaulted police officers last weekend. It has become a predictable phenomenon: whenever and wherever there is such a meeting, it will be accompanied by the twin brothers of protest and violence. The police in the host countries have to erect barricades, deploy plainclothes officers and prepare teargas, as if facing a war. British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has condemned the protesters as performing clowns in an international circus. US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said, "They're condemning people to poverty." The principal reason for the protests is the claim that globalization will increase the inequaliti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among the world's rich and poor nations and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in each country. It sounds like the protesters are morally concerned about poor people and poor nations. They seem, however, to have purposely ignored the fact that it is free market economics and globalization that have lifted many poor nations from poverty and created job opportunities for poor people. History has proven that the two principal factors that can lead nations to economy prosperity are the protec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and free market competition. Equality is neither the ess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or its purpose. It is ridiculous to pursue absolute equality in terms of distribution of wealth, because, quite simply, the capabilities and contributions of each human being are different. A distribution system that claims to be based on people's needs not only is a utopian illusion, but is supposed to be realized under a communist-style, centralized, planned economy. The history of communism, however, has confirmed that under such distribution systems, not only are people deprived of freedom, but the inequality that develops in every aspect of people's lives is far greater than that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because distribution is totally in the hands of those with political power. These political powers form "a new class," as Milovan Djilas [Editor's note: A Yugoslavian communist turned leading dissident] has pointed out in his book of that name, that is more greedy, corrupt and cruel. They use the whole state apparatus to collect personal wealth and privilege. Soviet Russia, the PRC and all other communist countries are notorious examples. It is true that rich and poor and inequalities in distribution exist side by side in democratic capitalist countries, but people at least enjoy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it is such opportunities that make wealth and prosperity possible. There many examples of places that have few economic restrictions and are highly globalized and are among the wealthiest places in the world. According to the Washington-based public policy foundation, the Cato Institute, the world's freest economic regions are Hong Kong, Singapore, New Zealand and the US. Both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have very limited natural resources but dense populations, and their economic prosperity has almost entirely benefited from fewer restrictions, lower taxes and greater openness to world markets. Chris Patten, the last British governor of Hong Kong, used to be an economic leftist, advocating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in the economy. But by the time he left Hong Kong in 1997, he professed that the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had changed him, and that he had become convinced by the free economy. The example of the US may be more impressive, since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re cities and New Zealand is a small country. The US has less economic restrictions, lower taxes and a greater degree of openness than most industrialized European countries. As the number one economic power in the world, the US' GDP was US$9,963 billion last year, according to a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 of last week, quoting DRI-WEFA -- a newly formed economic forecasting company. That figure is double that of the second economic power, Japan, and is five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third economic power, Germany. The GDP of the New York metropolitan area was 1.7 times that of Russia, and Chicago alone produced more than the whole of Taiwan. In addition to emphasizing supposed inequaliti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apital, anti-globalization protesters also condemned harsh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As a result of their protests and campaign, many budding factories banked by Western entrepreneurs have been forced to shut down or have not been able to open at all. The protesters' argument is a regurgitation of Karl Marx's Das Kapital, in which he used outdated (obsolete even as Marx was writing the book) and single source information from some factories in their initial stage of accumulating capital. Marx concluded that the more wealth the capitalists accumulated, the poorer the workers and the harsher the working conditions would become. Therefore, Marx claimed, the poverty-stricken workers' revolution involving the overthrow of capitalis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m would be an unavoidable outcome for mankind.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however, has proven that working conditions and workers' welfare are greatly improved as capitalists accumulate wealth. Democracy also played a big role in reducing unfair or illegal practices. The armies of laborers from Third World countries who try every means possible to flee to industrialized Western countries are a conspicuous modern phenomenon, while the reverse scenario virtually never arises. Another glaring fact about these anti-globalization showcases is that most of the protesters come from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Many of them don't have to work but liv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privileged welfare systems. I wonder if they know or care that when factories are shut down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nobody provides bread for the destitute. Their only option is to become poorer, which is exactly the opposite of what the protesters want. It is true that working conditions in Third World countries are often far inferior to those in the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But compared to losing jobs and going hungry, it is better to work and make money and eventually lift oneself from poverty. This is why people from poor countries don't protest against globalization. They want jobs. They want to accumulate wealth through selling their products with the least amount of taxes and governmental restrictions possible. Adam Smith said in his classic work The Wealth of Nations that he had dreamed that, someday, all tariffs and taxes between nations would be eliminated, so that all goods could be traded freely, and accordingly, consumers would become the greatest beneficiaries by receiving the best goods at the lowest price. The encouraging trend of globalization today is the best way to move towards Smith's dream.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 日本知识界和谎言文化 2001-07-27 |
| 日本首相小泉最近表示他会在8月15日（二战日本投降日）去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洲国家的抗议。中共外长唐家璇在河内出席“东盟会议”会见日本记者时用日语高喊“停止那麽做！”，成为《读卖新闻》的头版大标题。《纽约时报》在报导时评论说，唐家璇那种教训孩子的语调，在日本朝野引起各种议论。
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所以遭到亚洲国家的抗议，因为那里供奉的阵亡军人，包括二战时屠杀韩国人、中国人等的战犯。据昨日《纽约时报》的报导，其中甲级战犯就有14人。 这次中共外长终於发出了“声音”，但仅仅是喊叫，却没有真正的行动。而同样是亚洲国家，虽然南韩比中国小很多，而且和日本还是盟国，但汉城却因此暂停了和日本的军事、文化合作，而且还警告东京，原定明年和日本共同主办的“世界杯足球大赛”，也可能因此改变。 为什麽日本对二战时日军侵略行为和战犯持这种态度？外部原因是，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国家压力不够。中国虽是亚洲大国，但北京政权对这个问题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有时仅仅是像唐家璇这样尖叫一声而已，而从不来“真格的”。江泽民政权把获得日本贷款和投资（以维持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看得比什麽原则、道义都重要，也难怪，中共政权本身更是不遵守人类文明规则。 内部原因不仅在於众所周知的日本政府，也在於日本知识界。同样是二战发动国，德国政府之所以能够道歉、赔偿，很大程度由於德国知识界对此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尊重历史和道义原则。 美国电影导演斯皮尔柏格（Steven Spielberg）以犹太人在二战中被屠杀为题材拍摄的“辛德勒的名单”，在德国法兰克福首映时，德国总统亲自去观看。《法兰克福汇报》的社论说，“斯皮尔柏格的电影感染和激动了整个德国。”一向对任何美国出品的东西都不予好评的德国《新闻周刊》，却称誉“辛德勒的名单是一流的艺术”。在德国首映式上，800来宾每人捐了100马克，建立一项叫做“拒绝遗忘”的基金。 而好莱坞拍摄的同样是关於二战的影片《珍珠港》，在日本首映时，效果和“辛德勒的名单”完全不同，别说日本媒体和知识界没有像德国报纸对待“辛德勒的名单”那样给予真诚的反应，更别奢谈日本首相去观看，捐款建立不要遗忘基金，而且去观看的日本观众，尤其是年轻人，（据《纽约时报》记者的现场采访报导）反应几乎都是愤愤不平，认为把日军偷袭珍珠港描绘成侵略，是不公平的。而美国的导演为了影片能在日本上演获利，已经把在日本放映的电影版本做了特别剪辑（跟在美国上演的版本不同），淡化了日军偷袭的色彩，突出了电影的爱情主题，广告更是突出爱情内容。 这部电影在日本得到青年人这种反应，主要归咎於日本的教育和媒体对历史的不正确的解释。日本最近发行的中学课本再次粉饰日本在二战中的罪行。而在这种教育和媒体的宣传中，知识份子扮演了主要角色。 《华尔街日报》最近刊出伦敦投资谘询公司“独立战略”的总裁罗彻（David Roche）的专论“日本必须抵抗它的谎言文化”，该文在预测日本的经济改革前景时强调，日本只有首先改变那种不敢面对真实的文化（包括二战侵略罪行），才可能有成功的改革。 而建立尊重历史、尊重真实的不说谎的文化，关键在於日本知识界。一个没有勇气认错、认罪的民族，不管它的经济发展到什麽地步都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 2001年7月27日於纽约 |
| 反全球化：世界性表演的马戏团小丑 2001-07-17 |
| 7月20日在意大利热那亚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召开之际，来自全球约五万人聚集到这个城市，示威抗议「经济全球化」，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在此之前的魁北克34国「北美高峰会议」，瑞典的「欧盟首脑会议」，西雅图的「世贸年会」，以及墨尔本、布拉格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都遇到这种「反全球化」的示威杯葛。这种抗议活动规模和声势越来越大，暴力倾向越来越严重。在瑞典的抗议活动中，示威者砸橱窗，抢商店，放火烧汽车，袭击警察。在意大利，警方逮捕了一名德国女性，因为她向意大利偷运石头块，用於示威中袭击警察。在会议开幕当天，就有一名示威者在和警察冲突中丧生。
近年的反对经济全球化运动已变成逢会（世界首脑或经济会议）必闹，逢闹必有暴力，弄得「会」不宁日，警方如临大敌——放路障，筑铁丝网，施放催泪弹，如同应付一场战争。英国首相布莱尔谴责说，这些示威者就像是「巡回世界表演的马戏团小丑」；美国总统布什则较客气，说他们的做法根本不能帮助穷人，只能适得其反。 反全球化的主要理由是：全球性市场经济带来了更大的不平等，劳工条件更加恶化。这种诉求粗略看上去好像很有道义精神，但仔细分析，尤其是联系具体的经济现实，就会发现它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 ●自由的价值大於平等 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它有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充分的私有制（私营才可能成功，公有已成为失败的代名词），另一个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平等，并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要素，因为财富和分配的绝对平等是做不到的——人的才能不同，贡献不一样，怎麽可能有分配上的平等，按「需」分配更是乌托邦的幻想。如果硬性要求分配上的平等，只能在计划经济的共产国家条件下实现。共产历史已经证明，在那种分配制度下，不仅人的自由被剥夺，而且产生了更严重的不平等，因为决定分配的集团利用手里的权力，形成了一个吉拉斯所定义的「新阶级」，它比资本家更贪婪，更腐败，更残酷，因为它还掌握著政治权力和国家机器。苏联帝国、红色中国和所有实行共产制度的国家，都是这种状况。 而保护私有财产、实行自由经济的地方，虽然存在著贫富不均，财富分配不同，但人们可以享受「机会的平等」，有自由发财至富的机会和可能。而越是对经济限制少、全球化的地方，经济越是活跃、繁荣，人们的生活越是富有。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去年发表的「世界经济自由排行榜」，前四名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和地区是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美国。香港和新加坡都是既无自然资源、又很拥挤的城市，也都不靠外援，之所以经济繁荣，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限制少，实行了充分的自由经济，全球化程度高。正是香港的「小政府」、「低税收」、经济活动限制少，金融和商业市场比其他国家更自由、更活跃，所以才促进了该地的繁荣。最後一位英国驻香港总督彭定康原来是个崇尚政府干预经济的左派，但他卸任时说，香港的经验改变了他，使他相信自由经济的力量。 美国在前四名中更有代表性，毕竟香港和新加坡仅是城市，而新西兰又很小。美国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的头号经济强国，最根本的经验之一就是美国一直实行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强调竞争、市场、全球化和机会的平等，而不是财富和分配的平等。据2001年7月14日《纽约时报》的报导，美国去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九万九千六百三十亿美元，是排名第二位的日本的两倍多，是排名第三的德国的五点三倍，是排名第六的中国的九倍；仅纽约一个都市地区去年的生产总值就是整个俄国的一点七倍，波士顿的生产总值就超过整个瑞典，一个芝加哥的生产总值就超过全台湾。 ●《资本论》是反全球化的鼻祖 反全球化者强调富国和穷国的不平等，第三世界国家新兴企业劳工条件差，违反人权，财富分配不公平等等，正是共产主义的理论鼻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重点论述的：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的剩馀价值，劳工条件恶劣，资本主义越发展，工人越贫困，最後在绝对贫困时，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全球走向共产主义。但迄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活生生地证明马克思的这些推理都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没有造成工人的绝对贫困，而且随著资本的增加，劳工条件不仅得到改善，而且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全部都比共产国家的工人更富有，福利条件也更好。 据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知识份子》（Intellectuals）一书（中国江苏出版社翻译出版时未做任何解释地把关於马克思的一章全部删掉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得出的理论是根据在当时早已过时的、资本主义发展最早期阶段的一些工厂劳工条件的统计数字，他不仅使用单一的资料来源，且断章取义，因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工人绝对贫困的错误结论。约翰逊引述西方研究马克思的著述说，马克思从没有去过任何一个工厂、矿山、米场等资本主义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他的《资本论》是一部典型的闭门造车的结果。 ●条件差也比失业强 今天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那些几近疯狂地反对全球化的人，恰恰绝大多数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来自第三世界）的左派和青年学生，（据美国媒体报导）他们中很多人根本不工作，完全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金生活。而他们所要求的分配公平，财富平等，所愤愤不平的所谓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劳工条件恶劣等问题，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所强调的。在这些反全球化者的抗议杯葛下，一些第三世界的新兴私有企业因达不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劳工条件，而被迫关闭、工人失业。而那些反全球化者，根本不去考虑的是，那些工人失业後，根本拿不到像他们在西方获得的失业福利金等待遇，而是完全断了生活来源，活得更加艰辛，这和那些反全球化者所期待的正好相反。 对於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人来说，认可工作条件差一些，也是有工作比没有好。所以很少有第三世界的工人加入这种反对经济全球化的抗议活动。 只有通过企业生产创造和积累财富，才能最终改善工人待遇。今天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资本家不是无限制、无穷尽地「剥削」工人，榨取剩馀价值，而是在积累资本的同时，尽可能地提高工人的福利，改善劳工条件。而且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不合理和不合法的资本家行为。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逃向第三世界和共产国家，而恰恰相反，第三世界的劳工们汹涌澎湃地逃往资本主义国家。 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第三世界的劳工们可以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且消费者更直接获益，因为只有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才会有产品价格下降，质量提高。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就憧憬人类有一天各国都完全取消关税，产品可以最大自由地交换和流通，使所有的消费者都获益。今天的全球化，就是向亚当．史密斯的理想在迈进。 （载《开放》2001年8月号） |
| 中俄签约，莫斯科渔利 2001-07-16 |
| 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7月16日在莫斯科和俄国总统普京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1950年斯大林和毛泽东签署《中苏友好条约》之後，50年来首次莫斯科和北京签署了这种条约。它标著俄国和中国关系已全部恢复正常，并基本解决了两国长期有争执的边界问题（仅有几个岛屿的主权有争议，没有最後解决）。
这个条约有效期20年，按规定，到期如果任何一方不退出，将自动延期五年。除了中共1961年和北朝鲜签署了类似条约之外，这是中国过去这些年来首次和外国签署这种条约。 中共媒体把这次中俄签约宣传为是中国取得的一项重大外交成就，是中俄联手对付美国的战略出击，并把它视为江泽民的重要政治遗产。 但仔细考察这项条约的内容，签约背景，以及俄国的战略目的、西方专家的反应，都可以看出，这只是中共利用控制的媒体胡弄无法自由获得信息的中国老百姓而已，这次签署的条约不仅实际作用很有限，而且通过签约，俄国人占了中国相当大的便宜。 ●套话空话，缺乏实质内容 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等西方大报引述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分析，都倾向於认为，这个条约缺乏实质性内容，只是说些套话，讲一些原则上怎样友好等等。这个条约和当年斯大林与毛泽东签署的条约的最大不同是，它没有军事结盟条款，显示俄国和中共还没有在军事结盟上达成一致看法，在这方面仍缺乏相互信任和共同战略利益。该条约仅承诺，任何一方的安全受威胁时，双方将进行磋商。因此西方评论家多认为它是表面文章大於实质作用。 这个条约在较抽象地承诺双方友好之外，还重点强调加强两国的经贸关系。但事实上俄国和中共的经济关系相当弱。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才是80亿美元，而去年中国和美国的双边贸易额高达1100亿美元。中俄双边贸易还不到中美贸易额的一个零头，差别太大。而且俄国和美国的双边贸易额也超过它和中国大陆的。因此克林顿政府时的「国家安全会议」中国问题顾问苏廷格（Robert Suettinger）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显而易见的智慧是，对俄国和中国来说，它们各自和美国的关系比他们之间的关系更重要。」 ●俄国利用军火渔利 这次中俄签约，得到最大实惠的是俄国方面。一是可以扩大对中共的武器销售，这是俄国通过条约获得的最实惠的回报。俄国在经济改革和转型过程中，急需外汇，而武器出口是俄国的主要外汇来源之一。中国在过去这些年来，已成为俄国武器的最大买家。据美国媒体报导，仅去年，两国就签署有价值15亿美元的军售合同，它相当於俄国军火出口的40％。今年预计俄国将向中国销售价值15亿美元的武器。俄国虽然向中国销售驱逐舰，苏凯战机，核动力潜艇等，但俄国同时也向和中国潜在对峙的印度提供大量武器，而且武器级别程度比销售给中国的更高级，而且俄国和印度早就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显示俄国更重视和信任印度。俄国同时向双方都提供大量武器，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 在中俄签约之前，俄国总统普京曾访问河内，在和越南总统陈德良举行会谈後表示∶「越南不仅需要保持现有的从俄国购买的武器，他们还需要最新式的武器」；「越南可以寄希望於从俄罗斯获得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其先进水平将「不低於其他国家」。同时宣布俄国和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莫斯科不仅提供给河内大批军火，而且通过和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使俄国更进入东南亚，和中共争夺势力范围。 据新华社今年初电讯，俄罗斯的黄金外汇储备从去年初的124亿美元增加到今年初的280亿美元，一年时间内增加了一点二四倍。显然俄国通过向中国的潜在对手印度、越南，以及中国同时销售大量武器，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收益。 ●夺取的中国领土被合法化 二是通过这个条约等於使以往俄国从中国夺去的全部领土都获得合法性。这个条约签署之後，俄国和中国之间，除了两个黑龙江上的岛屿的主权仍有分歧之外，全部领土分歧都予解决，实际上是北京放弃了以前清政府和毛时代所有的领土主权要求，俄国今後在和中国的领土纷争问题上可以一劳永逸。中国政府和官方媒体虽然宣称这项条约基本解决了中国和俄国长期存在的边界划分和领土纷争问题，但至今没有公布到底哪些领土通过这个条约正式划分给了俄国。但从这个条约的口气来看，等於是以往全部有争议的领土，除了剩下无足轻重的两个江心岛之外，全部都通过这个条约正式划分给了俄国。江泽民的外交成就实在是得来轻松——拱手相让土地，这是从清朝大吏李鸿章以来，卖国者都会做的。 三是可以增加俄国产品出口到中国。目前中俄贸易仅占中国全部对外贸易额的2％。俄国向中国的出口额度相当小，通过这个条约，俄国将会增加对北京的压力，迫使中共增加对俄国产品的进口。该条约签署後，俄国宣布要铺设石油管道，向中共出口石油，从而可以使俄国获得更多经济益处。 ●俄国人相当警惕中共 四是虽然俄国仍不信任北京，但通过和中共签约，可获得挑战美国战略地位的象徵意义，为俄国同美国的讨价还价增加筹码，尤其在和美国就飞弹防御和扩大北约这两个棘手问题的谈判上，获得更有利的地位。在科索沃事件时，俄国先是和中国站在一起，批评和谴责美国及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後来莫斯科和华盛顿单独沟和，俄军和北约部队一起进驻了科索沃（至今仍在那里驻扎维和），把北京冷落到一边。这次俄国虽然通过签约凸显它和中共联手抗衡美国的飞弹防御政策，但签约後第二天，俄国总统普京就公开表示，俄国没有意图联合中国杯葛美国的飞弹防御计划，并再次表示俄国愿意就这个问题和美国谈判沟通；并在和江泽民签约後的第四天，普京就在义大利和美国总统布殊举行第二次高峰会晤，就飞弹防御问题讨价还价，根本把江泽民和中共抛在了脑後。全球七大工业国加上俄国共同召开「G8」首脑会议，商讨世界局势，制定国际新秩序，而中共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却再次被冷落到一边。 西方专家多倾向於认为，俄国只是利用中共，而没有真正和北京联盟的战略意图。根本问题是，俄国不信任中共，不仅由於俄国走向了民主，有了新闻和言论自由，可以自由探讨俄国和中国的关系，了解两个国家在制度上、价值观上，以及战略利益上存在的巨大不同，而且俄国和中国过去近半个世纪的对立，使俄国民众，包括精英集团普遍对中共政权抱有警惕和戒备。 俄国也担心来自北京的地缘政治的压力，俄国的人口过去十年下降了10％，而中国仅在俄国边境的三个省，就有人口一亿二千万（相当於俄国全部人口）。而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提升，更使俄国人有相当的担忧感。据美国知名智库「蓝德公司」（Rand）发布的评估中俄实力的报告，「在未来十到二十年内，莫斯科担心中国力量日增，达到威胁俄国的程度，或许会超过它对美国军力持续不断的关注。」美国「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研究俄国问题的专家麦克法尔（Michael McFaul）分析说，俄国和中共签署的这个条约「实际上是技术上的，而不是战略上的。因为从长远来看，俄国人是知道的，中共将对他们构成更大的威胁。莫斯科和北京知道，他们各自和西方的联系，比它们之间的联系更重要。」 近年中国人大量进入俄国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将超过那里的俄国人口，也成为俄国担忧的问题之一。据俄罗斯联邦出入境部去年公布的数字，俄国境内有大约150万非法移民，其中三分之二是中国人。大多数非法中国居民以短期签证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出售中国的消费品，每年将超过60亿美元的收入带返中国。 ●北京获得虚的好处 对於俄国通过签约获得的益处北京方面是清楚的，但中共通过签约也会得相当的宣传利益。首先中共的目标不是领土是否被俄国永久获得等问题，而是通过（炫耀）两个大国签约联手，提高中共作为大国的形象和地位，巩固江泽民政权在中国的合法性地位。虽然中共和俄国相互不信任，签约对美国和西方社会并不具特殊重大意义，但中共可以利用控制的媒体，宣传和俄国签约的战略意义和外交成功，从而赢得大陆民众对江泽民政权的支持； 其次，通过签约，今後更容易获得俄国提供的高级武器，加快解放军的现代化进程，扩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使中共在亚太区域更具军事扩张的实力； 三是通过俄国在条约中明确支持中共对台湾的主权要求和强势政策，可以增加大陆民众、包括军方强硬派对使用武力统一台湾的支持；使大陆民众相信俄国是中共对台政策的支持者，由此强化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大对台湾的压力。 ●江泽民到俄国有「回家的感觉」 江泽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演讲时使用的是俄语。在演讲时，江泽民说，每到俄国访问，都有「回到家的感觉」。从江泽民这种「感觉」可以看出，中共最高领导人有相当浓厚的亲俄情结，在江泽民主导下的中国外交，今後将可能实行更加亲近俄国的政策。但俄国人会不会真的买这个账，则是未知数。 对於俄国和中国签约，美国政府的回应相当低调。主要是因为该条约没有军事条款，俄国和中共还没有军事结盟。以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没有到必须担忧的程度；另外，中国大陆和美国有巨额双边贸易，去年高达一千多亿美元。中共仍将经济建设为主要目标，因此北京会更看重和美国的贸易及中美关系。而俄国同样同美国有经济、安全等利害关系，需要美国及它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援助，而且在国际事务上也需要和美国的合作，来凸显俄国的大国地位。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此评论说，莫斯科和北京「希望人们这样看待他们」，但俄国和中共加强关系，对美国的利益没有真正的威胁，「我对此不担忧」。 （载《争鸣》2001年8月号） |
| 角色不清的“中国人权” 2001-07-15 |
| 这次北京申奥之际，在全球反对中共办奥运的并不是很强势的声音中，各个国家的人权团体占了最高的分贝，就我看到的信息，全部的西方人权组织都是反对中共办奥运的。这不仅仅是由于中共50多年的残酷统治，导致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而且就在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前的3个月，据“国际大赦”组织的报告，中共就处决了1781人，比全世界其它190个国家过去3年处决的总数还多30人。这还不说无法统计的被中共关押的政治犯、法轮功信徒，以及北京政权对新闻自由的扼杀，对网络信息和思想自由的严厉控制。而以关注中共恶劣人权状况为宗旨、并依此获得美国有关机构高额资助的、海外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其负责人却在一开始时支持中共办奥运，后来改为“中立”。这简直是一个荒唐的玩笑。
今年4月中旬，我在纽约大学参加一个西藏问题讨论会时，一位美国人权组织的负责人问我，为什么萧强（中国人权负责人之一）支持中共办奥运。她说刚跟萧强辩论过这个问题。随后听到异议人士中流传“中国人权”的立场是支持北京办奥运。后来看到“中国人权”另一位负责人索菲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人权”对北京办奥运态度中立。而“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过去这些年不止一次表示人权和政治无关，“中国人权”只关注人权，不管政治。 哪里的人权问题会和政治没有关系？尤其中共的人权问题，完全是政治制度问题，如果没有政治独裁，怎么会有上述那么严重的人权问题。当年刘青作为政治犯被关10多年监狱，难道是和政治无关的“人权”问题吗？ 在全球人权组织都在纷纷呼吁国际社会秉承良知，不要给那个杀人政权利用办奥运延长寿命的时刻，偏偏是最应该发出道义和正义声音的中国人的人权组织，却站在了世界人权组织的对立面。因为“中立”等于是默许（就像美国政府一样），尤其是中国人权这种特殊性质的组织，“中立”就近乎等于支持。虽然“中国人权”是美国资助的，但资助它的机构绝不会要求一个人权组织必须和政府立场保持一致。 全球的人权组织（除了中国人权！）为什么这次都反对中共办奥运？这是由这种组织的功能、它所扮演的角色规定的。这就像“国际大赦”组织一样，不管哪个国家，只要使用酷刑，滥用国家权力侵犯人权，都会给予批评、谴责和抗议。“国际大赦”组织对美国至今不废除死刑都是严厉批评的。这种性质的组织不可能支持人权记录极为恶劣的国家办奥运，也不会对此保持“中立”。“中立”从来都不可以是人权这种组织的立场，因为它不是一个要考虑各种政治利益和国家关系的政府，而是一个必须有鲜明的立场、清晰的态度，高举人类良知的旗帜、坚持人道原则的组织。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和它所承担的责任、确定的宗旨发生冲突，而导致严重角色混乱的荒唐。 “中国人权”的负责人几乎都是在这个有十多年历史的人权组织刚建立不久就开始在那工作的。他们在中国人权近十年的工作时间里，连人权组织所扮演的角色都没有搞清楚。很难想象这种状况会在其它人权组织里发生。 而中国海外人权组织的负责人居然也像中国国内独裁的中共领导人，也是从没有选举，也不需要职务考核。而是谁捡着了那个位置，就像江泽民捡着了一样，一做就是10年。江泽民都提出2002年他要卸任国家主席了，那么“中国人权” 是否也需要改革了？否则还怎么好意思指责江泽民独裁不放权？ 也许有人认为，“中国人权”不是一个政府，也不是一个类似民运组织的机构，而是一个公司性质，所以不需要选举，领导人可以一直做到底。但显而易见，“中国人权”不是由其负责人投资、入股的，也不是按商业公司机制运作的。它完全是美国有关机构为了关注和改善中国人权、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而全部资助的，在这种情况下，由几个人像自己投股的大公司老板那样一直做到底，显然是不合理的；他们的位置也不是像其它美国为推动人权、民主事业而设置的类似“美国之音”或“自由亚洲电台”等机构的职位那样，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专业职位（而且是通过专业考核得到的，也需要通过专业努力而保持住）。而“中国人权”的负责人既不需要考核进入，也不需要有竞争的努力而保持住位置。任何公司都受盈利亏损的制约，而“中国人权”则不仅永远旱涝保收，并且还掌控着对海内外中国人权资助的款项，而这种权力则完全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由于“中国人权”负责人曾较深地参与民运活动，因此其掌控下的资源分配，就很难避免成为政治权力和政治交易的一部份。 但由于海外的特殊环境，以及美国机构资助的背景，导致“中国人权”负责人的位置，就像邓小平、江泽民的位置一样，只要他自己不放，谁拿他也没有办法。由此看来，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倒台，“中国人权”负责人的位置就可以一直做到底。难怪他们能够潇洒地保持“中立”呢。 2001年7月15日于纽约（载《大参考》） |
| 邪恶、无知和民族主义的胜利——评中共办奥运 2001-07-13 |
| 一排中共最高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江泽民高举双臂像当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春风得意，他身边站着那个手上还滴着“64”鲜血的李鹏。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他们得意的时刻，因为申奥的胜利等于确定了今后7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这对于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已经倒台10年后的今天来说，不能不算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最后一个顽强的胜利。这个胜利是邪恶的胜利、无知的胜利、民族主义的胜利。
一，中共的大邪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小邪恶﹕ 在申奥问题上，中共领导集团是绝对比它所领导的人民头脑更清楚的，那就是主办奥运即使比办亚运会有更巨大的贪污、腐败、挥霍国库的（一定会发生的）现实，也一定要办，因为它对保住共产党在中国的最后统治有重大意义。中共办奥运，不是办体育，是办政治，利用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世界媒体聚光灯投向北京的机会，来凸显共产政权继续存活的能耐。让一个在过去50多年执政中就使多达可能八千万中国人因饥饿和迫害而丧生的邪恶政权来主办以自由精神为特征的奥运，是人类良知的再次沦丧。 而那些支持中共政权办奥运的国家中，很多都是小邪恶，如共产古巴、越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利比亚、伊朗、伊拉克等。它们从来都是联合起来抵抗西方文明。哪里有邪恶，哪里就有它们。中共这次获得办奥运，是大邪恶和小邪恶的一次联合胜利。 二，西方世界对共产制度邪恶的无知﹕ 当今世界一个无法不令人悲哀的现实是，共产政权在俄国和东欧的垮台，不仅没有帮助西方更加清醒地认清共产邪恶的本质，反而导致许多西方人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以“自由主义打败天下无敌手”来结论出人类反邪恶的“历史的终结”。一些西方人把中共办奥运竟比喻成当年汉城办奥运，认为可以促进社会开放、向民主转型。而显见的常识是，当年举办奥运时的南韩并不是共产政权；全世界至今全部的共产政权没有一个主动放弃权力，走向民主，包括东欧和原苏联的共产政权，无一例外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后建立的民主制度。期待通过办奥运，中共就会走向开放和民主，只能证明世人对共产党和独裁者本质的无知。而事实一定会让西方那些对共产中国充满浪漫情怀的人们像当年看到天安门屠杀一样跌破眼镜，他们只能被共产邪恶一次一次地再教育。 三，海内外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这次推动中共申奥的呼声中，一支重要力量是海内外华人。他们把北京办奥运看作是中国的荣耀，中国人的自豪。但明摆着的事实是，这是中共政权办奥运，是中共以监狱、屠杀的暴力来强行代表中国人、代表中国。而办奥运的明 显的、直接的结果就是延续这个强奸民意的政权的寿命。中国和中共从来就不是一回事！就凭中国的二千多家报纸、上万本杂志，没有一家能发出对申奥的不同声音这一点，中共就不配办奥运。但中共从来都清楚，它用严格控制的宣传工具灌输了50年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中国人是一支最有效的强心剂。无论那个政权在代表和强奸中国人的半个世纪中犯下过多少罪行，这支民族主义的强心剂都永远可以使它的民众亢奋起来，狂热地和他们的独裁统治者站在一起。在共产党的强大宣传下，海内外的中国人习惯了去关心国家是否强大，而不看重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是否生活得自由、有尊严。而当具体的个人没有自由、没有尊严的时候，无论怎么高喊国家强大、民族兴旺，都只能带来狂妄的虚幻。曾经横扫欧洲的德国，曾经以世界超强主宰冷战时国际舞台的苏联，不仅根本没有赢得世界的丝毫尊敬，更给人民带来不可弥补的巨大灾难。 2008年奥运会举办的时候，正是“64”屠杀近20年之际。当天安门广场彩旗飞扬、莺歌燕舞欢庆的时刻，那被共产邪恶埋葬的八千万冤魂，会发出怎样痛苦的呼喊！历史一次一次地告诉人们，对邪恶的麻木和容忍一定会得到残酷的报应。 2001年7月13日于纽约 |
| 审判米洛舍维奇 2001-06-30 |
| 前南斯拉夫强人米洛舍维奇被引渡到荷兰海牙国际法庭，被西方媒体普遍评价为是人类正义的一次胜利，因为米洛舍维奇执政时曾推行种族清洗政策，屠杀其它族裔，造成大规模的平民死亡。
在国际社会一片欢呼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尤其是中共媒体，刻意报导南斯拉夫内部对引渡的争议，说此举是“违宪”，黑山国反对，民众抗议，以及再次强调这是侵犯国家主权等等。北京官方媒体的这种图解，其实是刻意回避了基本事实﹕ 一，是否违宪﹕ 我没有看过南斯拉夫的宪法，但从常识角度推理，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都不大可能对是否应引渡自己国家的前元首到国际法庭接受审判设立条款，不要说南斯拉夫那样前共产国家（今天正向民主转型），即使西方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美国，它的宪法都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条款（一个字也没有）。道理很简单，这种宪法条款，在专制国家没有可能，在民主国家没有必要。如果南斯拉夫宪法没有这方面条款，它怎么来的“违宪”？ 做出引渡米洛舍维奇到海牙法庭决定的是南斯拉夫联盟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该国总理和内阁全部成员都同意）。对于“违宪”说，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理、著名民主派人士德金吉克（Zoran Djindjic）回答说，那些法官都是米洛舍维奇任命的，他们拿出的那部共产宪法“一文不值”。 如果今天大谈“违宪”的法官真的尊重宪法，那么为什么在米洛舍维奇推行种族清洗政策、完全取消科索沃自治地位时，没有一个站出来说米洛舍维奇违宪？1974年修订的南斯拉夫联邦宪法明文规定，给予科索沃自治地位（因200万人口的科索沃，90%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塞尔维亚人不到十分之一）。北京媒体对南斯拉夫的法官们今天怎么说进行大肆报导，但对真正内情却只字不提。 二，内部反对﹕ 中共媒体还强调报导说，“黑山国”如何反对引渡米洛舍维奇。但这与事实根本不符。 南斯拉夫联邦原来由6个共和国组成﹕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Montenegro，台湾译为蒙特尼哥罗），由于米洛舍维奇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导致前4个共和国相继脱离联邦而独立，现仅剩下塞尔维亚和黑山。但黑山共和国一向反对米洛舍维奇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在科索沃战争期间，黑山共和国总统杜卡诺维奇（Milo Djukanovic）多次谴责米洛舍维奇，并公开与北约合作。黑山共和国为走向独立，不仅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开设了独立国际航线，并准备发行自己的货币（原使用南斯拉夫货币）。去年9月南斯拉夫联邦大选时（米洛舍维奇败选），黑山国总统呼吁民众不要参加（当时很多反对米洛舍维奇的南斯拉夫民主派领袖劝说黑山国参加投票，因为黑山国多数民众厌恶米洛舍维奇，可以增加米氏被选下台的可能，但被黑山国拒绝，他们认为参加选举，就等于承认了他们属于“联邦”），结果75%的黑山共和国民众没有参加投票，虽然黑山国40%是塞尔维亚人。 在科索沃战争期间、米洛舍维奇掌握大权的时候，黑山国总统和总理都公开指责米洛舍维奇是战争罪犯；今年4月黑山共和国举行国会大选，主张独立派获得了国会77个席位的44席（联邦统一派获33席），按预定计划，今年7月13日，黑山将就独立问题举行“公民自决”。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黑山国怎么可能会反对引渡米洛舍维奇到海牙国际法庭？ 事实是﹕所谓“黑山”反对，并不是“黑山共和国”，而是在贝尔格莱德议会中那些硬是要代表“黑山国”的议员。虽然黑山共和国要脱离出去独立建国，但在贝尔格莱德，那些塞尔维亚议员，硬是组织了议会，代表黑山，由此维持南斯拉夫还有由两个共和国组成，仍是“联邦”。但那些代表“黑山国”的议会成员，根本不被黑山共和国承认，实际上更代表不了黑山国及那里的人民。在贝尔格莱德的所谓代表“黑山”的议员们，很像当年台湾成立的“福建省”“蒙藏委员会”一样，实际上仅是个并不具代表性的“虚”的机构。 中共媒体笼统地报导“黑山”反对（不说“黑山共和国”反对），实际上是误导舆论，制造假象。 三，民众抗议﹕ 中共媒体还特意强调，南斯拉夫有成千上万的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反对把米洛舍维奇引渡到海牙法庭，似乎南斯拉夫要再次爆发革命或骚乱。但实情是，上街抗议的人数并不多。据《纽约时报》、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的报导，示威人数仅有几千人。这几家媒体特别提到，在规模和人们的激情程度上，远都无法和去年南斯拉夫人民推翻米洛舍维奇统治时的示威运动相比。简单的逻辑是，如果多数民众支持米洛舍维奇，那么在去年9月米氏本人组织的总统大选中，他就不会输得那么惨，不仅被人民淘汰，随后又（在民意支持下）被民选政府逮捕。 南斯拉夫已走向民主，民众有了自由表达意见的机会。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不同的声音。刚刚结束米洛舍维奇统治才10个月的南斯拉夫，仍有民众迷恋过去的统治者（而且是善于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者），不足为奇。这是一个多元社会的正常现象。即使在已结束共产统治10多年的俄国，每到“十月革命”周年日，仍有不少俄国人上街举着斯大林的画像游行，怀念独裁者统治的时代。在已走向民主的台湾，近年还每年有一群人在毛泽东的生日那天办祝寿会。 四，经济压力结果﹕ 在中共媒体上，还特别强调这是西方经济施压的结果，暗示这是美国霸权的产物。当然，对于经过战争、百废待兴的南斯拉夫来说，经济方面的考虑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近13亿美元的贷款是个因素。但是，如果南斯拉夫没有走向民主、实行法制，正义的价值不可能占上风。如果仅仅说“经济压力”，那么今天美国等西方社会给古巴多少援助，它也不会把实行了50多年专制的独裁者卡斯特罗引渡到国际法庭；同样，国际社会怎样使用“经济压力”，北京也不会把“64屠杀”的责任者引渡到海牙。真正起作用的只能是民主制度，而绝不仅是经济压力。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新闻自由使越来越多的南斯拉夫人知道了真相。在米洛舍维奇统治时代，新闻媒体像今天中国大陆一样，被政府严厉控制。当年贝尔格莱德一家媒体的发行人公开在其报纸上刊出与米洛舍维奇不同的声音，结果这位发行人在大街上被公开刺杀，出席其葬礼的上千名南斯拉夫新闻界同行，谁也不敢批评米洛舍维奇。在当年南斯拉夫媒体上，全是西方和北约如何阴谋肢解南斯拉夫，全然没有一点关于米洛舍维奇推行种族清洗政策的报导。 今天，南斯拉夫的媒体有了自由，可以公开地报导当年那场战争的是与非，报导米洛舍维奇种族清洗政策的真相，报导塞尔维亚军队杀害其它族裔的细节——仅在波斯尼亚一个城市的屠杀，就有7千名穆斯林居民被杀害，在科索沃，至少有一万平民遇难…… 正是自由媒体带来的多元信息，使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人，包括塞尔维亚共和国领导人，了解到真实，知道了真相，才决定和真理、正义站在一起。这绝不仅仅是13亿美元援助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五，国际法庭﹕ 在中共媒体暗示是美国及北约阴谋才导致米洛舍维奇被引渡时，北京媒体完全回避了这样的事实﹕不是美国部队或北约绑架了米洛舍维奇，而是他自己的人民通过选举淘汰了他，然后是在他自己的人民的要求下，南斯拉夫民选政府下令逮捕了他，并准备审判他。这一切都是南斯拉夫多数人民的愿望和行动。 今天的争论焦点其实是﹕到底是在南斯拉夫审判米洛舍维奇，还是把他交到海牙国际法庭审判。实际上是怎样看待“国际法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成立了著名的“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主要罪责者，日本甲级战犯等进行了审判（其中判处了一些罪犯死刑）。近年联合国一直要求柬埔寨引渡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杀人集团主犯等，接受国际法庭审判（由于中共杯葛而至今受阻）。这些都说明，国际法庭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是执行国际法，人道法，保护人类基本价值的重要机构。 当年所以组成“纽伦堡国际法庭”，而不是由战后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已实行民主）国家自己来审判各自的战争罪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些罪犯不仅对本国人民犯罪，而且杀害了无数其它国家的平民，等于残害了整体人类及价值。 米洛舍维奇被引渡到海牙国际法庭，也有同样的原因，因为他不仅伤害了本族裔，而且杀害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其它国家（从南斯拉夫分离出的4个共和国，都已作为独立国家而成为联合国成员）族裔的平民，包括对科索沃人的种族清洗等。因此，米洛舍维奇已涉及到对其他国家、其它族裔人民的犯罪，属于国际社会应该关注、国际法庭应该审理的范畴。 当然，这种把前国家元首引渡到国际法庭审判是没有前例的，并不是因为没有这样罪行的首脑，而是阻力太多，难以成功。这次米洛舍维奇被引渡到国际法庭审判，不仅是近年人权和主权哪个价值更重要的论战中，人权的再次胜利，而且它将成为一种趋势，一个信号——一切利用政权力量（在主权的掩盖下）大规模侵犯人权、残害人民者，将越来越有可能被国际社会追究，被国际法庭审判。近年发生的前智利总统、军事强人皮诺克在退休后去英国看病时被拘留，“64屠杀”受害者及家属在纽约法庭状告中共高官李鹏是屠杀主犯等，都是这种趋势的一部份。 六，谁肢解了南斯拉夫﹕ 中共媒体不断宣称，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肢解了南斯拉夫，使这个原来有6个共和国的联邦，现在仅剩下了2个。 但事实是﹕南斯拉夫在铁托执政下，即使实行共产制度，但其下辖的6个共和国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强烈地要求独立，虽然这些共和国之间也没有真正的平等。但米洛舍维奇在80年代后期出任南斯拉夫联邦总统之后，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对抵制这种政策的穆斯林族裔等，进行军事镇压，实行种族清洗政策，才导致波斯尼亚、克罗地亚（经过种族屠杀战争之后）独立了出去，然后是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步其后尘。现在黑山共和国也要求独立，只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制（公开反对，并威胁取消经济援助），才至今没有宣布独立（黑山人口仅63万5千人，是塞尔维亚的17分之一，科索沃的三分之一）。 即使不是共和国、仅是南斯拉夫下辖一个省的科索沃，也是由于米洛舍维奇实行种族清洗政策，而导致那里的人民要求独立（现科索沃由北约部队进驻并管理，3年后全民公决，决定其前途）。去年11月，在联合国官员主持下，科索沃举行了大选，参选的19个政党，每个党都主张科索沃独立。虽然最后是温和派领袖鲁戈瓦（Ibrahim Rugova）领导的科索沃民主同盟（LDK）获胜，但鲁戈瓦当选感言是“科索沃民主联盟将利用这次胜利推动科索沃的独立进程。我请求巴黎、伦敦、柏林和华盛顿，承认科索沃的独立。” 南斯拉夫解体的过程再次证明，那些以大国沙文主义心态，推行以大欺小、残杀其它民族的种族主义者，最后的结局不仅无法保持住多民族的联邦，而且还会导致分裂，导致流血，导致无数平民丧生的悲剧，犯下反人道、反人性、反人类的罪行，而且其罪行早晚要受到追究，遭到审判。 2001年6月30日于纽约（载多维网） |
| 捐款支撑起文明 2001-06-22 |
| 去年初，我曾在纽约《世界日报》周刊发表过一篇谈美国捐献文化的文章，里面引述了我当时能够找到的资料——1996年及之前几年的美国人全年捐款数字1991年，美国人捐出1108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1243亿美元；到1996年，则上升到1507亿美元。今年5月24日《纽约时报》报导说，去年美国捐款数字增加到2030亿美元，比1999年增加了百分之三点二（1999年是1380亿美元）。
2000亿美元是个多大的数字？中国大陆去年外汇存底是1655亿美元（而且是全球第二，第一是日本）。这就是说，美国人仅仅一年捐出的钱，就比中国这样的大国过去几十年积攒的全部外汇还多。可见这个捐款额度是多麽大！（土耳其全年生产总值才是1500多亿美元） 美国人为什麽能够捐出这麽多的钱？首先它和美国的捐款抵税制度有直接关系在美国，捐给包括教会等慈善事业及所有非盈利（non-profit）组织的款项，就可以抵税（即把这个数额从个人年度总收入中减掉，不是从应该缴的税额中抵消）。这种捐款抵税制度，极大地刺激了公司和民众向各种慈善机构、非盈利组织捐款。这种制度的最大好处之一是，使美国更朝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发展，并提高效率，减少官僚主义，节省资源。因为什麽事只要和政府连到一起，一定产生官僚主义，连的越大，官僚气越严重。而民间组织，绝大多数都是目标清晰，有极为具体的关注重点，诸如环保、援助残障人、教育、少数族裔等等，种类繁多。由非盈利的民间团体去做，比政府做的会更有效率，更节省资源；并且还可以通过这种“大社会”来监督制约政府，实现政府权力均散到民间。 第二个原因是美国人的精神文明程度相当高。据统计，美国一年几千亿美元的捐款，百分之80是个人捐的，百分之70来自普通人。1998年8月10日《时代》周刊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道中了“六和彩”怎样花这笔钱时，百分之92的人回答，将与亲属和朋友分享（而不是独用），有百分之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份金额捐给慈善事业。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的美国捐款，既不是来自大富翁，也不是来自六和彩中奖者，而是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纽约时报》报导说，一位名为柏瑞德默（Pridmore）的美国女士，在25年前去Galapagos岛旅游回来之後，就一直定期每月捐5美元给「生态平衡基金」，她说「捐献是我和世界的联络渠道。」美国的绝大部份捐款都是这样的小额捐款累积起来的。以去年底公布的美国最新人口普查出的281421906名美国人计算，等于去年平均每个美国人捐出了731美元，平均每户捐出了2000美元，同时也等于平均每户把一年收入的百分之四捐了出来。 美国每年的捐款额度，平均每个美国人捐款的数量，都居全球189个国家之冠，它不仅标志著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程度，也是美国精神的具体体现。 2001年6月22日于纽约（载《大纪元网》） |
| 在魔鬼面前沉默，在君子面前咆哮 2001-06-18 |
| 最近美国处决炸毁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导致一百多人死亡的麦克维，引起欧洲舆论的强烈抗议。美国总统布什访欧时，所到之处，都遇到反对死刑、抗议美国处决麦克维的示威者。以法国《世界报》、英国《卫报》为代表的欧洲左派媒体，更是连篇累牍、众口一词地谴责美国仍实行死刑是「野蛮」「落後」「嗜血」。
这些街头示威、媒体抗议，实际上反映了欧洲和美国对死刑的不同认知、深层价值取向的不同，并再次显露出欧洲在死刑问题上对美国和中共实行双重标准。 美国最高法院曾短期废除死刑，但1976年又恢复死刑。从那以後到1999年，23年间被处决的死刑犯有389人。麦克维是恢复死刑之後由美国联邦政府（而不是具体哪个州）处决的第一个死刑犯。 对於是否废除死刑，美国内部也有争议。要求废除死刑者和那些欧洲示威者持同样的理由：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谁也没有权利结束他人的生命，包括杀人犯等，不管他们犯下何等严重的罪行——要博爱，实现高度的人道主义。但反对者认为，在强调博爱和人道的时候，更要从人道主义角度考虑那些受害者及家属，即更大群体的人道；同时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要有正义，恶性杀人等严重的犯罪，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不是要求废除死刑者所认为的「惩罚」和「报复」，而是实现社会公义和正义。 如果完全废除死刑，即使出现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这样的战犯，也不会再被处决，而由人民的纳税钱供养其一生。这样的设想难以让战争受害者，以及坚持社会公义和法制的人们接受。因为当人们强调希特勒等战犯的生命也是宝贵的时，更要想到的是那些遭到希特勒杀害的无辜者的生命的宝贵，那场战争对千百万家庭和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损害。二战後设立纽伦堡法庭审判和最後处决那些甲级战犯，不是仇恨心理下的报复行为，而是实现社会公理，维护人类在良知层次上的「法」与秩序。 布什总统在面对反对死刑者的示威抗议时解释说，民主意味著尊重多元，尊重多数人的选择——美国多数人民选择继续实行死刑制度，美国的法律是这样制定的。言外之意，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都要相互尊重各自国家的法律和多数人民的选择。 大西洋两岸围绕死刑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再次反映出美国和多数欧洲国家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分歧。美国实行比较现实主义的原本资本主义，而欧洲很多国家在追求乌托邦式的福利社会主义。欧盟15个国家，现在多数是社会主义政党执政，尤其法、德、瑞典等更为典型，强调「均贫富」「财富平等」「高福利」，结果造成经济发展滞缓，福利成为重负的养懒汉制度。废除死刑（从人道角度绝对尊重杀人犯的生命）如同「均贫富、高福利」这些乌托邦的口号一样，听起来动听，做起来困难。《纽约时报》最近报导说，法国监狱中关押的被判处无期徒刑（永不可保释）的罪犯，去年在监狱中自杀的人数超过美国50个州去年处决的人数。可想而知，在废除死刑的国家的监狱中那些一直要在监狱等到自然死亡者会有怎样的无聊、无望，它和死的区别又在哪里。如果从人道的角度，不知道哪一种方式更为人道（这和安乐死问题有些近似）。 死刑问题恐怕将一直是大西洋两岸，以及美国内部激烈争论的重要社会议题之一。但这次欧洲国家对美国处决麦克维的反应，实在让人感到欧洲在死刑问题上对美国和中共实行严重的双重标准。 美国联邦政府在过去38年来首次处决了一个罪犯，而且是杀害了100多人（包括几十名儿童）的极为残忍的罪犯。麦克维临死前接受采访还坚持说，他不知道大楼里有孩子，同时表示，即使知道有孩子，他也会做，那些孩子的死是必须付出的代价，毫无忏悔。对此欧洲主流媒体就要震天动地地报导、批评、谴责、挖苦和抗议美国政府，但对中共政权（不仅实行死刑，而且每年每月几乎每天都大批处决）却从没有这麽激烈反应过。 据「国际大赦」组织的报告，1995年，中国处决了2,190人（当年全球187个国家共有2,900人被处死，其中76％在中国）； 《纽约时报》最近报导说（6月19日）：根据中国官方报纸报导，1996年在中国有4,369人被判处死刑（平均每天约有一打）。全世界每年处死的人数加起来也不如中国一年处死的多。 据「国际大赦」的数字：1997年，中国枪毙了2,500余人；1998年处决了1,800余人。1999年为2,000余人——是全球其他国家总和的三倍。 加拿大《环球邮报》专栏作家马克士吉在最近的专栏中说，2000年中国处决了1,000多人，比全世界其他全部国家处决的人数总和还多。今年迄今为止，中国已处决了1,000多人，仅4月的前三个星期，即处决了801人；在4月20日一天内，处决了113人。 最近《纽约时报》报导中共滥用死刑问题时，特别提到因石家庄大爆炸案而被处决的河北女村民郝凤琴——她丈夫两年前病死，她带两个女儿，以手工方式做硝酸铵（卖给附近农民用於山里爆破采石）谋生。爆炸案主角靳如超谎称是附近农工，从她那里购得硝酸铵。对靳如超要炸楼毫无知情的郝凤琴，却被判处死刑，立即处决，并且是用向脑袋开枪的方式（靳如超等都是这种死法）。 对於中国以开枪射击方式处决这位并无直接罪行的乡下女性，以及在4月20日一天之内就处决了113人的事实，欧洲媒体不仅根本没有像对待美国处决麦克维这样强烈反应，而且几乎就没有什麽反应。更不要说从来没有在江泽民访问欧洲时，像这次示威抗议布什一样，提出死刑和大规模处决问题。而且法国总统席哈克还把江泽民请到他的乡下别墅，由席太太陪江主席跳舞。 欧洲国家如果真正崇尚人道情怀，厌恶死刑，那麽他们更应该抗议的是中共那种一天处决一百人的政权，而不是在魔鬼面前沉默，在君子面前歇斯底里。 （载《开放》2001年7月号） |
| 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 2001-06-08 |
| 1989年6月17日，六四屠杀後两个星期，我作为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编辑，受邀参加一个美国新闻界主办的讨论会，与会者有《洛杉矶时报》驻北京主任孟杰慕（James Mann，《大转向》一书作者），该报华裔记者卢晓娟、NBC电视台洛杉矶主播莫瑞生（Keith Morrison）和PBS电视制片人等。会上，大家对六四死亡人数衆说纷纭。孟杰慕强调，六四之际，他在北京很难证实新闻消息的可靠性，因为“传言满天飞”，并称他“一生听到的谣言，也没有在北京的那几天多。”
当时西方媒体几乎都说六四期间有几千人遇难——这些报导都是估计的数位，没有准确的消息来源和证实渠道。直至1996年12月12日美国《田纳西论坛报》（Tennessee Tribune）的社论还引述国际红十字会的估计说，一夜之间，至少有3,700人死亡 後来我比较留心看西方记者写的关於六四报导的回忆录，看他们怎样评估六四死亡人数。 1994年，《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他妻子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写的采访回忆录《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出版，该书第三章谈到中国被迫害致死的人数，对“六四”描绘说，在开枪几个小时之後，他俩曾到北京协和医院，但门口是警察守卫，最後一个同情学生的工人得知他们是记者，自告奋勇带路，通过医院隔壁一座建筑物的地下通道进入协和医院。他们看到成百中弹的受伤学生和市民躺满了病床和医院过道，在痛苦地呻吟、喊叫。後来他们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资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 1996年，加拿大最大报纸之一《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的记者黄明珍（Jan Wong）出版了她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其中第15章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在邓小平接见戒严部队的6月8日那天，她去了北京工人医院，看到那些神情恍惚的亲属们，在医院门口张贴的死者名单上寻找亲人的名字。由於医院不许记者进入，她在朋友帮助下从後门进入医院。该医院一位医生对黄明珍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四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她还写道，在6月4日 晨3点15分到3点23分之间，她数了有18辆平板车把死伤者送往医院。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作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Ekman）描绘说，他当晚在北京街头20分钟之内，看到6辆平板车，运载死伤者去医院。他说，一位合衆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後3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报告有321人死亡。 纪思道的书里说，在六四之夜开枪之後几个小时，他去协和医院，门口就有警察，因而无法进入。黄明珍的书里也写到，医生告诉她政府已经派人驻守医院，所有受伤者都有监护者。 所以，许多年以来，我一直以为天安门附近的所有医院从一开始就被军人或警察把守住了，所以外界很难察访到世界最关注的死亡人数。 但最近仔细读1999年纽约“中国人权”出版的六四遇难者家属证词，我惊讶地发现，这些遇难者家属，在六四之後，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还有长达30天地在北京各家医院寻找自己的亲人尸体，医院并没有禁止。而且多位遇难者家属都描述说，在屠杀之後几天之内，北京很多医院门口都张贴出死亡者名单，和受伤者名单。有些医院还提供死者照片，供家属查找辨认；不少医院也允许家属进入太平间寻找。 遇难的北京仪表职大学生吴向东的母亲徐珏在证词中说，她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看到每家医院门口都张贴有死伤者名单，各约400多人。最後在6 月5日下午5点多锺，看到复兴医院张贴出的第一批50名死者名单，第一个就是吴向东，然後在该医院的自行车棚里找到吴向东的尸体。 遇难的赵龙的母亲苏冰娴在证词中说，她们和亲属分头去北京各大医院寻找，在人民医院门口，看到有张贴出的140位死者名单。 遇难的北京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职员刘占民的家人回忆，他们在六四屠杀三天後，才在协和医院找到刘占民的尸体，编号为21，当时协和医院共有40具编了号的尸体照片。 遇难的北京石景山医院医生高原的家人回忆，他们直到6月11日才在复兴医院的自行棚里找到高原的尸体，已变形。 遇难的北京交大硕士研究生袁力的父亲袁可志在证词中说，他们在北京找了44家医院，找了半个月，直到6月19日在海军医院太平间才找到袁力的尸体。 遇难的北京707厂工人陈森林的家属说，他们找遍北京各大医院，直到7月4日，即六四过後一个月後，才找到，由於尸体已腐烂，是通过死者衣服及死者生前胃切除留下的伤疤才确认的。 黄明珍在回忆录也说， 6月8日她在北京医院门口看到有张贴的死亡者名单，但黄明珍作为记者，却没有去看和抄录这个名单，或至少记一下死亡人数。 从这些遇难者的家属证词来看，《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书中所说的在屠杀之後几个小时协和医院门口就有警察守卫，不许外人进入的说法未见得准确。因为从後来遇难者家属证词的描述来看，无论是屠杀之夜，以及随後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并没有警察守卫医院，不许外人进入的事情发生。 如果记者们能像死伤者家属一样去各大医院查询，是完全有机会抄录下或拍下死亡者名单的。虽然这样查到的名单仍不是全部（因为有一些成被戒严部队就地掩埋或被军车运走，但根据当时的天气及紧张情形推断，数量应不会超过在医院的），但起码对死亡人数能有一个具体的、接近真实的了解。如果医院得到不允许记者采访的指示，记者们也完全可以扮做遇难者家属寻找亲人，进行查询记录。 同时，从遇难者亲属的证词中，人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多数医生都是怀著极大的悲愤在抢救受伤者，对家属们充满同情（可以想象那些亲眼见到衆多死、伤者的医生们会是什麽心情！）。所以，通过遇难者家属的证词，我感觉在当时的情形下，调查是有可能的。至少把各个医院门口贴出的死亡名单抄（拍）下来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说像纪思道这样高鼻子的美国人难以扮演遇难者家属的话，他的妻子伍洁芳是华裔後代，长的一副中国面孔，仍是有机会随同寻找遇难亲人的家属一起进入医院寻访死亡人数。但根据纪思道的回忆录，他们仅去过一次协和医院，没有得到具体数位。书中也没有说他们去了其他医院。 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黄明珍也是华裔，不仅长相和中国普通人一模一样，而且当年为了追求毛泽东的革命理想，曾前往北京居住多年，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她如果去北京各家主要医院寻访，应该有可能得到大致死亡数位。 而且即使作为外国记者实在有困难去医院，他们在北京都雇有中国人助手，但上述两本书里都没有提到他们曾为此做过努力和尝试。 六四屠杀12年後，至今我还没有读到其他外国记者谈到他（她）们曾去北京各家医院查访死者数字。这样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关键的新闻，当时各国在北京的记者都没有做，这真是一种遗憾，说它是西方记者的集体失职，其实也不为过。 但在检讨西方记者的责任问题时，更应该提出来检讨的是中国记者，包括香港记者，台湾记者，尤其是北京的各大报记者，当年曾打著标语要新闻自由、有良知的记者，他们比外国记者更有便利条件去北京各大医院寻访死者人数。如果有一个记者能像遇难者家属那样查询北京44家医院，那麽他（她）会给世界提供一份多麽珍贵的资料。 但迄今为止，尚未读到任何中国记者描写的屠杀情形和对死亡人数的调查。十多年过去了，如果当时有中国记者做了这种重要的求证查访，这麽漫长的时间过去了，怎麽也会拿出（送到海外）他们的寻访结果。看来，可能性很小。中国的记者们做的可能还不如纪思道、伍洁芳和黄明珍，毕竟人家各去了一家医院┅┅ 而且十多年过去了，偌大个中国，13亿人的中国，只有丁子霖一个人在独力做这件死亡者名单的寻访调查，1994年，丁子霖发表了她撰写的《六四受难者名册》，有名有姓的遇难者有96名。1999年，丁子霖寻访到的死者名单增加到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名单。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却由丁子霖一个病弱的女性做了，这是丁子霖对中国人、对六四真相、对历史——最重要的贡献；同时这一事实也标著全球新闻记者的一个明显的失职。 2001年6月8日於纽约 |
| 不能饶恕中共法西斯 2001-06-03 |
| 1994年，丁子霖写出了《“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里面有她调查收集到的96名六四遇难者名单，包括姓名、年龄、遇难地点等详细资料。我曾为此写了一篇书评（在六四屠杀六周年那天发表在《世界日报》周刊），指出“丁子霖的名单”记载的是受害者，比记录幸存者的“辛德勒的名单”更珍贵，更沉重。
在这份名单中，只有两名死者的家属，即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段昌隆的父母段宏炳、周淑庄愿意公开与外界联系，而其他94名遇难者的家属，恐惧政府的迫害，连名字都不敢公布。 前年，丁子霖又发表了新的名单，比原来的长很多，遇难者人数达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在这份名单中，有24位遇难者的家属，不仅公开了姓名，还做了证词——对当时情况做了描述，对政府的残暴进行了控诉（《六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证词》，纽约《中国人权》1999年6月出版）。 读这份名单，读这些证词中滴血的细节，我不住地流泪，眼镜模糊一片，擦了一遍又一遍。虽然对六四已有很多资讯，但这些死者家属的“证词”是和具体的生命、有细节的死亡、军队的残暴连在一起，它无法不让人落泪、悲愤┅┅ 这些证词给我六个非常大的震撼，下面我引用那些遇难者家属自己的证词，请读者看一下，12年前在北京发生的是怎样一场天理不容的惨剧—— ●第一是死亡人数相当大。虽然丁子霖至今寻访到155名死难者，但正如她在文章中所说，“这仍然是冰山一角。”六四遇难者人数绝对不止这些。 遇难的北京仪表职大企管专业三年级学生吴向东的母亲徐珏在证词中说，为了找儿子尸体，“我们去了人民医院、儿童医院、阜外医院，每个医院门口都贴著死伤者的名单，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约400多人，大家都簇拥著寻找自己亲人的名字。” 遇难的北京交大硕士研究生袁力的父亲袁可志在证词中说，“在寻找袁力的半个月里，所到44座医院无一没有尸体，最多的是复兴医院，尸首堆积如山。我们从各个医院亲眼目睹的尸体至少在400具以上，而已经陆续给认领运走的还不知有多少具！” 遇难的21岁的赵龙的母亲苏冰娴在证词中说，“我们分头去各大医院寻找龙龙，在邮电医院，我们翻检过成堆的尸体；在人民医院，门口贴出了140位死者名单┅┅” 遇难的22岁的轧爱国的母亲张振霞在证词中说，“我去到海军医院，人家说只管查活著的，死了的就不管查┅┅我到水力医院、304医院、人民医院都去找了，特别是人民医院，那里尸体都没有地方放了，就用袋子装了放到车库里边，什麽样的惨状都有啊！” ●第二是军队使用自动连发的冲锋枪（可在短时间内大面积杀伤）向後撤或溃散的人群胡乱开枪，向住宅楼或行人随意扫射，才导致很多人死亡。名单中有12名遇难者都是身中多发子弹，被冲锋枪扫射致死。 遇难者袁力的父亲袁可志作证说，“有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人来访，讲述了当时情景。6月3日晚11时戒严部队先遣步行方阵自西向东行进，一跨过木樨地，一军官以单膝跪姿，用冲锋枪向马路中间及两侧盲目扫射，多少人应声而倒。”当时袁力“高举右臂，大声喊道‘我是清华研究生┅┅’话音未落，就倒在了黑暗之中┅┅” 遇难的赵龙的母亲苏冰娴作证说，“外面枪声大作，就像除夕夜密集的鞭炮声┅┅戒严部队手持冲锋枪，一路自西向东扫射，愤怒的人群喊著‘打倒法西斯！’┅┅我随著人群到了西单商场对面的西斜街路口，突然看到电话亭旁一辆三轮车上躺著一个被子弹击中的青年，肠子流出了体外。” 遇难时年仅19岁零4个月的高三学生叶伟航的母亲尹敏作证说，“我儿子身中三枪，枪伤部位左臂贯通伤、右胸及後脑部闭合伤。” 遇难的解放军总政干休所工作人员刘锦华的丈夫冯友祥作证说，“我与爱人锦华去我妹妹家取药，在回家途中，听到西边有枪声，随著枪声，我俩都倒在了血泊之中，我的大腿中了一枪，我爱人脑部中了一枪，一下就不省人事了。” 遇难的新疆建设兵团司令部物质局驻京办事处司机彭军的母亲刘淑琴作证说，“6月5日早上6点多钟，彭军从朝阳区东大桥的住处出门，准备去买早点，行至大桥斜街西口南边约15米的地方，遇戒严部队扫射，身中两弹┅┅” 遇难的和平门烤鸭店厨师戴伟的母亲刘秀臣在“证词”中说，“戴伟去前门和平烤鸭店上夜班，行至民族饭店西侧七路公共汽车站时，遇上戒严部队开枪，不幸中弹，子弹从背後射入，前胸穿出。” ●第三是使用了“炸子弹”。这些证词再次证明，戒严部队不仅使用冲锋枪扫射，而且大量使用了射入体内爆炸、国际上禁用的俗称“炸子”的“达姆弹”。 遇难的北京第一机床厂电器厂行政科副科长杨汝霆的妻子郭丽英作证说，“汝霆是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中弹的，他连中两弹，一颗射入肺部，一颗射断胳膊；射入肺部的子弹在背部出口处炸开。” 遇难的中国人大八九级新闻系本科生陈来顺的母亲张树森作证说，“邻居讲，外边解放军开枪打人了，陈来顺和他的同学不相信这是真的，以搞新闻摄影为自己事业的陈来顺背起书包与同学一起走出了校门，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西侧，正遇戒严部队开枪扫射。陈来顺没有逃开戒严部队的子弹，头部左侧中了‘炸子’┅┅ ” 遇难的中国贸易促进委员会专利部法律处职员杨明湖的妻子尤维洁作证说，“将近两点左右，从公安部大院冲出来的戒严部队向群众开枪，杨明湖中弹了，受伤部位在膀胱，膀胱被打成了几片，骨盆炸成一个大洞粉碎性骨折┅┅” 遇难的《中国体育报》编辑部计算机室职员杨燕声的妻子黄金平作证说，“一辆卡车的士兵向路边的群众开枪，人们都趴下了。这时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我受伤了！’燕声站起来，要去救那个人，狠毒的子弹向他射来，打中了他的肝部┅┅医生打开伤口，发现子弹在体内炸开了，这是中了炸子！” 遇难的北京叉车总厂生产技术科专职技术员邝敏的父亲邝涤清作证说，“据在医院看到邝敏尸体的人事後告诉我，子弹从背後射入，穿透肝部，从前面出来，入口小，出口很大，说明中的是炸子。” ●第四是士兵极为残忍，除了使用冲锋枪胡乱扫射，使用炸子，还使用刺刀戳戮。 遇难时不满21岁的中国人大工业经济管理系八六级学生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宋秀玲作证说，“国锋死得好惨啊！他後脑一枪，肩、肋骨、手臂都有枪伤，肚脐右下有七、八公分的刺刀创伤。可以断定，当时他连中几弹後还没有死，後来又用刺刀把他捅死的。他的两个手心里还有很深的刺刀痕，他一定是去夺刺刀时划伤的。我们见到他的遗体上半身血糊糊的，真是惨不忍睹。” 遇难的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作证说，“昌隆左侧心脏大动脉中弹，据判断，是由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击致死的。” 遇难的赵龙的母亲苏冰娴作证说，“在复兴医院的尸体大部份已被认领，剩下的一具尸体躺在冰柜里，腹部被刺刀捅烂了，眼睛还睁开著。” ●第五是射伤人後，不许医护人员救护，受伤者活活流血致死。 遇难时仅19岁的北京月坛中学高二学生王楠的母亲张先玲作证说，“王楠中弹後，戒严部队用枪威胁民众不准抬他，并将受重伤的王楠拖到马路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有一位老太太跪在地上求戒严部队允许人们把王楠抬去医院抢救，当兵的用枪托指著老太太说，‘他是暴徒，你再废话就毙了你！’┅┅ 後来有些医学院学生自发组成的救护队发现王楠，向戒严部队提出，他是一个中学生，伤重流血过多，必须送到医院抢救。一个戒严部队的士兵找来一位上校军官，看了学生证後，态度比较同情（据医生说此部队编号为51010），但面有难色地说，只能就地抢救，不能抬出去。 除了包扎、人口呼吸之外，救护队的学生们没有别的抢救手段和条件。王楠终于在 晨三点半身亡（ 晨一点多中弹，在路边流血二个多小时）。医生们看他已死，又请求将尸体运往医院，以便家人认领，士兵又找来一个年轻的尉级军官，此人态度恶劣，凶狠地说‘不许抬走，你们也赶快走开，否则也抓起来！’┅┅天亮後，戒严部队将长安街上的死者‘就地掩埋了’。 王楠和附近的遇难者被埋在天安门西侧北京28中学门口草坪的西头（因草坪被破坏，现在已改种荆树）。大约6月7日，因尸体埋得浅，又被大雨冲刷，死者衣服都露出来，且有臭味，因此学校报告了西城公安分局和卫生局共同把尸体挖出来┅┅” ●第六是死者家属的生活困境以及被当局刁难、折磨的程度远超过人们的想像。 遇难的北大化学系教师萧波的妻子刘天媛作证说，“萧波的遇难对我是晴天霹雳，当时我生下一对孪生子才70天，在悲痛震惊之下，奶水全无；不久查出双胞胎孩子中的老大有轻度脑瘫，四处求医，收效甚微，花费巨大。北京大学有关部门对我为孩子治病借住学校空房的请求不予理睬，并警告我不准带孩子在校内走动，有人问起时不能说孩子的父亲是萧波。我请求组织上给孩子治病的费用给予适当的补贴，也遭拒绝，甚至连我自己正常的转干（我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八七级大学毕业生）也因无人证明萧波是‘误伤’而不能办手续，一直拖延至今。这一切使我真是伤心至极。” 遇难的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作证说，“孩子被无辜枪杀，当权者对死者家属也不放松监控。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谓‘敏感’时期，当局常常找我们‘谈话’，还指派公安人员及便衣守候在我们的家门口监视我们，连我们去墓地也不放过，这使我们的心灵承受著极度悲伤又极度愤慨的双重压力。” 遇难的陈来顺的母亲张树森作证说，“我有四个孩子，但只有来顺一个上了大学，我们是省吃俭用供他上大学的，不想灾难落在我们头上。来顺被枪杀後，没有人（组织、领导）来关心慰问过我们，反而每当‘六四’、清明节、农历七月十五、农历十月初一等节日，便有人监视我们，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遇难的吴国锋的父母吴定富、宋秀玲作证说，“国锋遇难时差一个月满21岁，他的遇难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巨大灾难。爷爷奶奶想念孙子变成了半疯状态，常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父亲经不起这麽大的打击，肢体麻木，不能走路，失去了工作能力，每月只靠100多元病退的生活费度日；母亲因得知儿子遇难後跌倒在地，头部留下严重创伤，落下头痛後遗症┅┅” 遇难的杨汝霆的妻子郭丽英作证说，“我丈夫遇难时，孩子才11岁，上小学五年级；老公公年迈体弱患高血压，至今仍在医院治疗，生活的重担压得我患严重高血压和心脏病┅┅” 遇难的邝敏的父亲邝涤清作证说，“我32岁离婚，儿子成了我相依为命的独生子。他八七年结婚，尚未生儿育女，顷刻间一个三口之家，儿子死了，儿媳走了，人亡家破。如今留下我这个70岁的孤老头，收入低，且肺气肿缠身，风烛残年，一片茫然，往後的日子托付谁？” 遇难的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重型汽车铸造厂传动桥厂职工王志英的妻子作证说，“爱人死後，我一星期没有进食，整天哭泣不止，神情恍惚，有时夜里经常说梦话，喊他的名字，一个月消瘦了20斤。我的女儿当时只有7岁┅┅我的母亲昏死过去两次，我的婆婆更是悲痛万分，吃不下睡不安，半个月後，公公眼睛哭得看不见了，去医院做了手术，两年後因思念儿子过度悲痛离开了人间┅┅” 今年45岁的北京城建六公司油工齐志勇在六四之夜双腿同时中弹，做了高位截肢。他在证词中说，“7月16日由於伤口感染，进行了第二次高位截肢。由於天气炎热，左腿疼痛难熬，望著残肢真不知以後怎麽活。我们单位迟迟不肯交医药费┅┅单位无法安排我的工作，我提前办理了退职手续，每月发给我50元生活费和副食补贴。妻子因此跟我离婚，我一人带著7岁的孩子与老母亲一起生活。刚开始用双拐行走，十分不习惯，结果摔了一跤，把右胳膊摔骨折了，又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以後我在家门口摆了一个食品摊位，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遇难的孙辉的父母孙承康、於清作证说，“孩子母亲痛不欲生，眼睛哭瞎了，头发全白，怕看电视，怕听电视里的枪声，人衰老得不成样子。经常以泪洗面，经常住医院，每年花很多钱，全家经济变得十分紧张。┅┅我虽然刚强，但一年之内牙都掉光了。从此家里再没有欢乐气氛。孙辉遇难後，当局严格限制我们的行动，不准我出差，出远门必须经保卫部门批准，一言一行居委会都进行监视；孙辉的姐姐在他遇难的第二年毕业，当局规定只能回原籍，不准进机关，不准重用，不准调离，最後只好辞职。” “九五年我被提前退休，想到郑州女儿家养养病，可我们人还没到郑州，而郑州的派出所及女儿单位保卫部门已安排好监视我们的人员。由於我所在单位效益不好，养老金不能按时发放，老伴天天吃药打针，我只好在郑州租个房子，搞点小买卖，可是当局竟派人找到房东说我们是政治犯，房东吓的再不敢把房子租给我们了。失子之痛，精神上的压力，我活得比死还难受。┅┅如今我又年迈。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中国无我立足之地，处处受监视，无一点自由，我要大声疾呼世上有良知的人们支持我们讨回一个公道┅┅” 政府指挥下的军人屠杀无辜平民已经是天理不容的暴行，而政府对那些死难者的家属不仅不做任何道歉、抚恤、赔偿，居然百般刁难，使他们在承受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同时还要面对来自政府的政治压力。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如此泯灭了天良的政权？ 在六四的悲愤中，无数人在中国喊出了“打倒中共法西斯”的口号。但遗憾和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口号声居然越来越弱了，好像鲜血干了，记忆淡了，北京的那场法西斯大屠杀就像没发生一样！ 还有很多人天真地期盼和呼吁政府为“六四”平反。但要求政府“平反”，就是承认这个杀人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就等於承认这个政权仅是犯了一个错误，而不是犯罪。而事实是，这个屠杀了无数生命、罪恶累累的残暴政权早就把它存在的任何理由都杀掉了。中共政权所应得到的，只能是被推翻，被结束，被追究罪行，接受人民的审判——那迟早一定要来的审判！ 2001年6月3日於纽约 |
| 达赖喇嘛的失望和希望——写在中藏17条协议50周年 2001-05-23 |
| 达赖喇嘛第二次访问台湾之後，於五月下旬在美国连续访问了九个城市，并和布什总统正式进行了会晤。达赖喇嘛不仅受到布什政府特别的礼遇，而且更受到美国民众的热烈欢迎，仅在犹他州盐湖城，就有二万五千多名美国人自发地涌上街头欢迎这位佛教领袖。
自从去年三月台湾民进党执政後，虽然达赖喇嘛被一再邀请，但他一直推迟访台，据说是希望依此能为与北京的可能谈判创造好的气氛，但北京一直关门不谈。虽然几年前江泽民在北京和克林顿总统联合召开记者会时曾宣称，只要达赖喇嘛放弃独立，谈判的大门是敞开的，但至今北京拒绝和达赖喇嘛谈判，而达赖喇嘛自1973年开始，就放弃了寻求西藏独立，而仅要求西藏高度自治。 达赖喇嘛的台湾和美国之行，再次显示出达赖喇嘛对北京的失望，他不得不到国际社会中寻求道义支持。 克林顿总统执政八年期间，曾与达赖喇嘛见面五次，但每次都是以「偶遇」方式（在达赖喇嘛与副总统戈尔晤谈时，克林顿「路过」高尔办公室，顺便参加会面）。但布什总统在对中共采取强势政策之际，於5月23日在华盛顿正式和达赖喇嘛进行了会晤。 5月23日对於北京和西藏都是很特殊的日子，因为在整整50年前的这一天，西藏政府和北京中央政府签署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著名《17条协议》（协议有17个条款，简称为17条，於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署），中共官方媒体上正围绕「17条协议」大做文章，依此强调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 ●「17条」：「一国两制」的雏形 17条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西藏主权从此归中国（解放军进藏，国防、外交等由中央政府负责）；二是西藏高度自治（达赖喇嘛的政教领袖地位不变，西藏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等不变）。这个协议可以说是最早雏形的「一国两制」。 从签署这个协议的当事人回忆以及史料都可看出，这个协议并不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而是武力威逼下的产物。 当年到北京谈判的西藏五名代表，除阿沛．阿旺晋美外，现都已去世。阿沛在北京当了人大副委员长，很少谈及当年内情，去年十月他接受英文《亚洲周刊》访问谈到17条时，完全是中共腔调。 但当年西藏代表团中有一名翻译达拉．澎措扎西（P. T. Takla），1997年我在伦敦参加一个西藏会议时巧遇到他，通过采访得知当年一些内幕。 当时解放军已攻占西藏康区首府昌都，直逼拉萨，西藏政府不得不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藏人代表到北京就得知，中共事先已准备好协议，威逼他们签字。中共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後任中共统战部长）拍桌子威胁：「如果不签，我发一个电报，解放军就攻打拉萨。你们要和平还是要武力？」 即使这样，藏人代表还是据理力争，谈判断续进行了一个多月，最後双方同意在17条之外另拟一个「附件」，条款有藏军不改编，达赖喇嘛如逃到外国，任何时候回来都是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等。但中共违背承诺，没有把附件和17条一起发表。至今也没有公布这个附件。 澎措扎西还提供了两个细节：五名藏人代表在协议上盖的印章，是北京方面事先 刻好的；达赖喇嘛是在西藏从收音机中听到17条内容，事先并不知情。 ●中共为何没跟新疆内蒙签回归条约？ 虽然北京用17条获得了对西藏的主权，但这个协议本身说明，在此之前，西藏并不完全属於中国。如果西藏一直属於中国，北京中央政府有什麽必要和一直属於自己的区域签署「回归」协议？北京甚至都没有和新疆、内蒙签这种协议。它至少说明西藏的历史地位是特殊的。 西藏人同意签这个协议，除在大军压境下别无选择，还出於对共产党承诺西藏高度自治的幻想。在那个时代，不要说西藏人，就是中国人本身，有谁能想像共产党後来会那样邪恶！ 解放军进藏不久，就违背了17条中不改变西藏宗教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承诺，对西藏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激发了全西藏在1959年起义。起义遭到严酷镇压，达赖喇嘛和八万藏人逃到印度。 这段历史证实，即使对西藏人并不公平的「17条协议」，北京也没有遵守。今年是17条签署五十周年，北京又利用它宣传对西藏拥有主权，但中共至今不敢刊出17条的全部条款，因为它明确写有：不改变西藏的政治、文化、宗教结构，达赖喇嘛的领袖地位不变，甚至还写著「不拿藏人的一针一线」，但实际上共产党拿走了西藏的一切，对西藏实行殖民统治。这仅从五十年来西藏自治区最高领导人的组成就可看出，从第一届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国华，到後来的曾雍雅、任荣、阴法唐、伍精华、胡锦涛、陈奎元，及去年九月上任的郭金龙，全部八任领导人，没有一个是藏人。 ●中共是恶龙，西藏是小海豚 西藏人的处境，得到西方广泛的关注与同情。近年全球声援西藏人的声音相当高涨，不仅美英法德意等西方国家，连俄国、捷克、波兰等原东欧共产国家，还有智利、阿根廷这样的拉美国家，都有声援西藏人的各种组织。 不久前我参加了纽约大学（NYU）新闻系举办的西藏问题讨论会。会议的一个议题是，为什麽西方社会这样关注西藏问题。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9到25岁的美国人中，能够辨识一百多个国家国旗的占11％，能够辨识联合国旗帜的是零，但认得西藏雪山狮子旗的高达38％，可见西藏问题被美国社会关注的程度。与会的加州伯克莱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夏伟（Orville Schell）说，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地方像西藏这样引起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如此高度的关注和同情。他去年曾出版了专著《西藏透视》（Virtual Tibet）研究分析这种现象。 西藏问题所以被西方社会重视，因为西藏和中国之间有很多强烈的反差：中共依靠暴力统治西藏，而达赖喇嘛是当今世界非暴力哲学的主要倡导者；中共的形象如同李安的电影《藏龙卧虎》名字一样，如龙、虎般凶悍残暴，而弱小的藏民族像熊猫和海豚般无助又让人同情。再加上达赖喇嘛又是那样一位谦恭、和蔼、慈悲的佛教领袖，他那份自然和率真，当然也为他所努力的事业赢得了大量的支持者。 克林顿总统前年在纽约的史泰登岛接见一批获奖的中学生，第一个来和他握手的学生突然喊了一句「让西藏自由」（free Tibet），吓了他一跳，後来每个来和他握手的学生都说这句话。从美国的中学生到好莱坞，从纽约到莫斯科，从北美的阿根廷到南非，遍布全球的支持西藏的民间自发组织，和越来越强大的声援西藏的人性的声音，给一直对北京失望的达赖喇嘛带来希望┅┅ （载香港《动向》2001年6月号） |
| 蒙古草原的民主之风——总统大选後的蒙古 2001-05-21 |
| 5月28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举行了总统大选，现任总统巴嘎班帝（Bagabandi）再次当选，由此标著外蒙继续向民主改革的方向发展。
外蒙自1992年结束共产统治、制定了民主新宪法以来，这是第三次总统选举。该次选举，主要在现任总统、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候选人巴嘎班帝和民主党人、前任国会议长更其格道尔基（Gonchigdorj）之间进行。 今年51岁的巴嘎班帝这次当选连任，主要依赖三个条件： 一是巴嘎班帝个人政治资历较深：巴嘎班帝在1996年当选总统之前曾担任过国会议员、国会议长、人民革命党主席等职位。他的四年总统任期，被评价为「做得还不错」。 二是他的主要口号「政治稳定和为人民执政」，比较赢得中产阶级和一般大众的欢迎。在改革派（民主党组成的民主联盟）当政期间，由於实行较激烈的市场经济改革，造成经济严重波动。蒙古选民经历这一时期之後，大多希望经济不再动荡，更希望政局稳定——民主联盟政府後来陷於党派纷争，并被指控为腐败。 三是他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党在国会占有绝对多数，选民认为，如果总统来自国会多数党，工作效率会较高，而且政治较稳定。在去年的国会选举中，虽然更其格道尔基所属的民主党联合组成的「民主同盟」获得40％的选民支持，但由於实行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他们在国会仅获得二个席位。而现任总统巴嘎班迪领导的人民革命党获得了国会76席中的72席，占有压倒优势。巴嘎班迪的人民革命党还赢得了全部21个省的省长职务。 ●共产制度给外蒙留下恶果 外蒙在作为苏联的「卫星国」期间，不能发展自己的工业，只能按照莫斯科的计划经济，生产苏联指令的产品，因此造成外蒙经济极为畸形；而且由於外蒙是个完全内陆的国家，面积156六万平方公里，人口才240万（相当於台湾的十分之一强），畜牧业又成为唯一的经济形式，主要靠向东欧的其他共产国家提供牛羊肉，出口铜、羊毛，并接受苏联的补贴（占该国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而生存。 1991年苏联共产统治被结束，外蒙从苏联得到的补贴被结束，外蒙经济一下子陷入困境。而且东欧国家对外蒙的牛羊肉的需求也下降（东欧国家结束共产统治後，其经济也实行改革，不再直接需要外蒙的牛羊肉）。 在这种情况下，外蒙不得不进行经济改革，实行私营化。第一届民选政府把外蒙国有经营的2,400万牲畜分给了个人（每家30头），实行私营化。开始的发展很令人鼓舞，原来国营的2,400万牲畜，私营化後很快增加到3,200万头。而且私有企业的产值迅速占全部国民产值的70％。 但由於在共产统治下，外蒙经济已接近崩溃边缘；实行私营化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巨大的波动；再加上天灾——寒冷的冬天和夏季干旱接踵而至，造成大批牲畜死亡。全部3,200万牲畜，死掉了500万头，死亡率高达六分之一，牧民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畜牧业是蒙古经济的主要支柱，牧民的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三分之一。 目前外蒙经济处於相当严峻的状态：40％的人口生活在社会贫困线以下，30％的蒙古人失业。去年外蒙的经济成长仅是1.1％，远低於预期的3.5％。过去两年，外蒙的农业产品下降了15％到20％之间。国际上对外蒙一向出口的铜和羊毛产品的需求的下降，更加深了经济困境。 但刚当选的总统巴嘎班迪表示对经济仍有信心，承诺在他领导下，外蒙的经济会复苏，并将在二零零四年（他当选任满之际），达到年增长率6％。 新政府还宣称将继续三个目标：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人权，民主。当选总统巴嘎班迪并表示，虽然他的党在国会是绝对多数，并成为执政党，但外蒙绝不会回到苏联卫星国时代的一党统治制度。 ●在俄、中之间保持平衡 外蒙是夹在俄国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个内陆国家，而且由於外蒙过去和俄国的卫星国关系，以及和中国大陆有内蒙问题，又是当年从中国分离出来的历史背景，导致外蒙在两个大国之间，哪个大国也得罪不起，只能采取中间平衡政策，而无法完全倒向哪一边。 而俄国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也有意加强和外蒙的关系，争取它更靠拢自己。去年，俄国总统普京和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都分别访问了外蒙，显示莫斯科和北京对外蒙战略地位的重视。 虽然乌兰巴托想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保持平衡外交，但由於外蒙的外交政策是以国内经济发展为核心，因此它的外交会更倒向北京，而非莫斯科。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较快，从经济角度对外蒙的利益较大。而俄国本身也处於经济困境，能够对乌兰巴托的帮助较小。而且从经贸角度来说，中国的市场也远大於俄国，对乌兰巴托更具诱惑力。 由於存在内蒙问题，乌兰巴托更会在这个问题上保持谨慎，避免引起北京不满。虽然外蒙已结束共产统治，但乌兰巴托一直没有提出内蒙问题，更没有支持内蒙的蒙古人的要求民族自决的异议运动。对这个问题一向保持距离。 ●北京为何拉拢外蒙 巴嘎班迪当选後，江泽民迅速致电祝贺，并再次强调和乌兰巴托发展「友好关系」。北京拉拢外蒙主要出於几个战略考虑： 一是为了稳定内蒙，不使外蒙成为支持内蒙自决运动的外部基地。新疆和西藏，已成为北京头痛的主要问题之一。新疆和西藏的独立运动所以高涨，外部支持是个重要原因。新疆外部有很多穆斯林国家，包括土耳其新疆独立运动的支持。西藏外部则有总部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的支持。如果外蒙支持内蒙的独立运动，将会更增加北京的麻烦。因此，北京极力拉拢外蒙，防止类似情况发生。 二是和俄国之间保持缓冲地带。北京虽然近年和俄国改善了关系，并解决了领土纷争问题，签署了新的边境协议，但两国都是核武大国，再加上历史原因和潜在的竞争关系，两国无法建立亲密的盟友关系。因此，莫斯科和北京都希望拉住夹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外蒙，使它倾向於自己，以制约对方。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北京的愿望恐怕更为强烈。去年一月，中共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了外蒙，一次就提供了800万人民币的无偿军事援助，迟浩田还和外蒙国防部长会谈，双方决定扩大彼此军事关系。 三是减少腹背压力，以便武力攻台。由於中共大後方的印度近年迅速发展军力，并拥有核武，并有和北京在亚太一争高低的态势，因此，北京需要减轻腹背的压力，无法承受外蒙成为像印度那样具有潜在敌意的国家。尤其是中共有武力攻打台湾的战略目标，因此更希望外蒙等处於自己腹背的国家能够和北京保持较友好的关系，届时不成为牵制的力量。 ●达赖喇嘛将访问蒙古 达赖喇嘛计划今年八月访问外蒙。他原计划去年九月访问外蒙，但由於中共方面的抗议，最後乌兰巴托政府被迫以「技术原因」取消了达赖喇嘛的访问计划。 达赖喇嘛所以要访问外蒙，因为蒙古人和西藏人一向关系和睦，即使是成吉思汗建立庞大的蒙古帝国时期，占领了全部中国，但却没有直接统治西藏，而是交给他所崇拜、并拜为国师的藏人大喇嘛八思巴进行管理。蒙古人信仰佛教的非常多，今天外蒙仍如此。 按照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计划，达赖喇嘛在访问外蒙之前会先访问莫斯科和西伯利亚佛教徒聚集的Buryiat地区。 如果达赖喇嘛今年八月访问外蒙，这将是他第一次访问佛教为主的前共产党国家蒙古，势必会引起北京方面不满。但乌兰巴托方面解释说，达赖喇嘛将作为蒙古佛教主要寺庙的客人到访，是从宗教角度，而不是作为西藏流亡政府首脑的政治角度。 蒙古人一般较欢迎达赖喇嘛来访，他们把达赖喇嘛的访问看作政府抵抗南方邻国干涉的晴雨表，同时也把他看作提高佛教地位和抵抗美国教会势力的象徵。 乌兰巴托政府虽然今後可能倾向於和北京合作，但也会同时采取相当有距离的方式，而不会和北京走得太近。而且最近当选的外蒙总统明确表示，乌兰巴托政府将会谋求和所有的「邻国保持友好关系」，他提到俄国、北京，同时还特意提到日本。由此可见外蒙新政府将会采取更现实主义的政策，而不是意识形态式的。 （载香港《动向》月刊2001年6月号） |
| 经济全球化和右翼联盟 2001-05-18 |
| 意大利最近国会大选，执政五年的左派政府被结束，以强调经济改革著称的右翼媒体大亨贝鲁斯科尼出任了总理。在这之前，同样强调要大刀阔斧改革经济的小泉纯一郎当选为日本首相。去年底墨西哥结束71年的一党统治，强调自由经济的右翼候选人福克斯出任总统。而美国右翼共和党总统布什，则以大幅度减税、削减福利、推动经济全球化为旗帜。
美国、意大利、日本、墨西哥在近期都由右翼保守派出掌政府，不仅形成了右翼势力在全球的再次崛起，而且再次凸显了市场经济、小政府、减税和削减福利的理念在全球性的优势。 六月七日，英国将举行全国大选，虽然专家普遍预测左翼工党会获胜，布莱尔将连任，但由於工党过去这些年来已向右翼保守党靠拢，也主张削减福利，减税和小政府等，以至被人称为是「披著工党外衣的保守党」，因此，即使工党再次获胜，英国政府的经济理念也与欧洲其他左翼政府不同，而且英美一向是最亲密的盟友。 ●意大利的左右对决 五月中旬意大利的国会大选，实际上是一次左派和右派的对决。贝鲁斯科尼在1996年曾胜选出任总理，但其内阁仅生存了七个月，就因一极右政党退出联盟、无法组成多数派政府而垮台。左派组阁後，意大利政局不稳，五年中换了四届内阁、三任总理，而且经济滞缓，工会权力过大，导致企业外流。 左派候选人、前罗马市长鲁特利强调政府功能、注重福利，虽然也承认意大利税收太高，但他仅提出收入20,570美元之下的人才可减税。而右翼候选人贝鲁斯科尼则主张更彻底的市场经济，像美国总统布什一样，提出要大幅度减税，把意大利现有的最高等级的43％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减到33％，削掉10个百分点（布什提出把美国最高等级的税，从39％减到33％，削去6个百分点）。 在大选投票之前，法国《世界报》、英国《卫报》等欧洲左翼媒体全面攻击贝鲁斯科尼，刻意渲染他是媒体大亨，拥有三家电视台，三份日报、出版社以及房地产等。贝鲁斯科尼则反击说，他已有足够的钱，因此不会像左翼政治家那样贪用政府的钱；而且誓言要以管理自己庞大私营企业那样，改革政府，让它更有效率，让意大利人更富有。他的理念是，只有个人富有，才有国家的强盛。而让个人富有，就得减税，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实行更充分的市场经济，给竞争和机会提供可能。 贝鲁斯科尼的胜选说明意大利人民接受和相信自由经济的力量与理念。在欧洲，贝鲁斯科尼领导的右翼意大利政府将加入西班牙、爱尔兰、奥地利、卢森堡以及英国的自由经济阵营。这样在相当程度上将改变欧洲以法国、德国主导的欧盟的左翼倾向。 ●「第三条道路」是体面地认输 英国虽然是左翼工党执政，但由於工党近年向撒切尔夫人的市场经济理念妥协很多，并明确提出走「第三条道路」——放弃左派传统的大政府、重福利、高税收、企业国营化的社会主义政策，在传统左翼和撒切尔夫人的右翼保守主义之间，选择中间道路，但实际上是以「第三条道路」为托辞，向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经济方向做了让步。因此，布莱尔的工党政府过去四年来维持了撒切尔夫人当年奠基下的自由经济成果，英国经济是欧洲最好的之一，失业率为3.7％，低於美国（4.3％）。 在这种背景下，保守党获胜的可能性很小。保守党自从上次大选惨败之後，一直没有恢复元气，至今也没有推出有影响力的领袖。今年才40岁的保守党领袖黑格（William Hague）虽然年轻且充满活力，但他在民意测验中远落後於布莱尔（差约20个百分点）。 ●用企业方式管理政府 意大利当选总理贝鲁斯科尼有句名言：「不管美国是什麽立场，我都和美国站在一起，即使在知道美国的立场之前。」他特别推崇美国的自由市场理念和实践。而贝鲁斯科尼本人就是实践这种理念而大获成功的典型。他旗下的企业资产达125亿美元（为意大利创造了150万个就业机会），不仅是意大利最富有者之一，而且被《富比士》杂评为全球第14位富翁。他出任总理，显然将把企业化思维以及自由经济理念注入新政府的管理之中。 墨西哥总统福克斯曾多年担任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整个美洲地区的总裁。他曾说，在可口可乐公司工作期间，最恨的是和政府打交道，因为官僚部门对自由经济百般刁难。这种像贝鲁斯科尼一样企业管理的经历和右翼理念，都促使他更相信自由经济，更加亲美（当选後立即访问了美国，而布什总统上任後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墨西哥）。墨西哥和美国、加拿大已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日本新首相小泉纯一郎曾在四届内阁中担任过厚生大臣和邮政大臣，他深知日本国营化企业，尤其是囊括储蓄在内的庞大的国营邮局的弊端，因而提出邮政民营化、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口号。日本过去十年来经济滞缓，失业率攀高，金融系统处於危机边缘。由於雇员终身制度，导致日本经济无法灵活地调整，和美国比较，日本新一代的企业仅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小泉的充分市场经济、小政府的改革理念，给日本经济带来一线希望。 美国、墨西哥、日本、意大利以及英国发生的政情和经济变化再次证明，小政府、减税、削减福利，充分的市场经济，这些亚当．史密斯在《国富论》中提倡的自由经济理论，不仅是西方，也是包括墨西哥的美洲、日本的亚洲等全球所有国家无法回避的道路，正如前日本政府经济官员、现为著名「三菱公司」执行总裁Mokoto Kuroda对《纽约时报》记者所说：「全球经济都在走美国的道路，这是当今的大趋势。」 （载《开放》2001年6月号） |
| 联合国左派的幻想 2001-05-11 |
| 在全球最强调人权、近年不断提出议案谴责中共、古巴恶劣人权记录的美国，竟被「选」掉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席位，而由苏丹等臭名昭著的人权恶劣国家递补，这是联合国最大的丑剧之一。
美国众议院昨天（5月10日）以252对165票通过决议，推迟明年应缴付联合国的二亿四千四百万美元的经费，附加条件是：停止秘密投票；恢复美国的席位。 根据美国的两院制度，这个议案获得法律效用，还需要两关：参议院通过，总统签署。但参议院表示不会通过这样的议案，而布希政府明确宣称不会拖延缴费。因此，众议院的议案，仅是一个表示愤慨的象徵。 赞成这个议案的议员都是共和党籍，而民主党议员几乎全部反对。这种投票结果不仅再次反映出美国两党对联合国功能、作用的认知差别，而且体现出两党理念上的一些根本性不同。 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是美国民主党籍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等一手操办的，它反映了罗斯福为代表的民主党人的大政府、高福利、国家建构主义（nation building）、包办意识的哲学理念。 罗斯福在经济大萧条时出任总统，连当了三届12年多。罗斯福在实行新政时，为了强化政府干预功能，一度曾想把钢铁厂等企业收归国有，但被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为「违宪」才没有干成。以罗斯福为代表的美国民主党的基本构想是，通过政府的力量，机构的作用，来统筹设计和管理整个社会。联合国就是在这样的理念基础上创办的。 但联合国自成立这半个世纪中，机构越来越膨胀（现有189个成员国），但作用非常有限，官僚腐败却可和共产国家比丑。 索尔仁尼琴1970年在诺贝尔文学奖书面领奖词中说，“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联合国也变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员国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暴力强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像中国、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缅甸、越南，苏丹等专制国家，人权记录极为恶劣，但它们照样有「一国一票」，且很多时候形成“多数”， 把联合国变成反美、反西方、反文明的流氓俱乐部。 联合国下属的科教文组织（UNESCO），就是这样一个流氓中心。1984年，共和党籍总统雷根决定，美国退出科教文组织，随後英国和新加坡也退出。加拿大、日本、荷兰、瑞士和当时的西德也曾考虑退出。 据「传统基金会」（HF）研究员查费尔（Brett Schaefer）最近发表的报告，科教文组织重用亲属、滥用资金、官僚腐败的倾向根本没有改变。该组织中百分之40的人员都无法通过他们自己制定的资格条件，许多是通过人际关系，而不是通过资历进入该组织。大约有二千名顾问和特别顾问是该组织秘书处自己指定的，根本不在预算里面。仅上届秘书长卸任前就晋升了71人，新任命了27人。而在这被晋升的71人中居然有36人不符合该组织自己指定的条件。而这些不符合条件的晋升和任命在两年内需要花费1100万美元。 而且一旦美国要重新加入，这个组织勒索说，美国必须支付7450万美元重新加入费，还要每年支付该组织百分之25的预算。 在中共媒体上，经常嘲笑美国拖欠联合国经费，但却不报导真正原因——自联合国成立，美国就承担联合国全部预算的百分之33。联合国现有近200个成员国家，要美国一个国家承担三分之一费用，显然极不合理。美国国会提出把比例降低到百分之25，并要求联合国改革官僚机构，但未获积极回应。因此美国才拒缴每年百分之33的费用。 最近美国和联合国就此达成协议，把美国承担的费用降到百分之25，但它仍是四分之一；而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像美国一样具有否决权，但它承担的联合国经费少到不足百分之一，而且又是一个从没有经过人民选举产生的独裁政府（日本承担联合国费用的百分之20，德国是百分之10，而日、德都不是常任理事国。法、英各承担百分之5的经费，连荷兰还承担百分之1点63）。 一位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在联合国实习时惊讶地发现，“它和中国政府机构一模一样，官员上班就是看报、聊天、喝可乐（中国是喝茶）┅┅”而联合国官员性骚扰的报导不断出现在报纸上。 这样一个花销庞大、效率低下、官僚腐败严重的国际机构除了每年花掉上百亿人民的纳税钱，唯一的作用是满足西方左派的国际大政府幻想。 （原载《大纪元》2001年5月11日） |
| 为机会提供自由的跑道 2001-05-04 |
| 在中美军机相撞发生的那个星期，中国篮球国手王治郅加盟NBA，抵达美国。当王治郅代表达拉斯小牛队（Mavericks）出现在比赛场地时，美国观众的反应实在令我惊讶，竟然全场几万人起立为王治郅欢呼喝彩！
当时美国侦察机的24名机组人员正被扣在海南，王治郅不仅刚刚来自红色中国，而且恰恰是扣压美国机组人员的解放军所属的“八一队”球员。但这就是美国人——非常普通的美国人的水平，把政治和体育完全分开；从更深层的角度看，它体现的是美国的宽容、接纳、超越地域的一种文化。 后来小牛队对金州队（Golden State）的一场比赛更令我惊奇，小牛队出场的五名球员，竟然来自5个不同的国家﹕加拿大（后卫Steve Nash），德国（前锋Dirk Nowitzki），墨西哥（前锋Eduardo Najera），中国（中锋王治郅），美国（后卫Howard Eisley）。还有一名来自奈及利亚的球员因腿伤无法上场。这哪像美国一个州的篮球队，简直是代表联合国的“世界队”。 最近美国女子NBA选拔球员，第一名竟是选自澳大利亚，前13名被选中的球员，来自澳洲的就有3名。 这不仅由于NBA要走向世界，争取全球更多的观众，而且也相当体现经济的全球化趋势，打破地域，消除界限，不计肤色，给所有竞争者提供自由赛场——优胜劣败，让消费者享受最佳、最上乘、最优秀。 据去年的统计，300多名球员的NBA，有15％的球员不是美国人。仅仅用NBA要争取全球观众来解释是不够的，因为并没有走向全球的美国棒球联盟，有高达25.3％的球手不是出生在美国的50个州（《纽约时报》2001年4月24日体育版）。 棒球联盟中的日本球员铃木一郎（Ichiro Suzuki）是最受美国球迷喜爱的名手之一，最近在西雅图的比赛中，当铃木出场时，他的美国球迷们竟一排排脱光上身（身上用字母排出铃木的名字），并还挥舞日本国旗为铃木欢呼喝彩。令人难以想象，如果美国篮球巨星乔丹出现在北京体育馆的比赛场地，中国观众会挥舞美国星条旗欢呼喝彩。中国人头脑里装有太多的政治，太多的国家、民族等累人的概念，而美国的球迷是非常个人化地“迷”那个球，那个球手，而没有那么多的“公心杂念”。 1994年秋天，我曾在曼哈顿采访“纽约马拉松赛”。这个30年前由一名波兰移民工人创办的长跑比赛，每年在纽约举办，参加长跑的三万多人，来自世界各地——纽约的马拉松向所有国家来的参赛者开放，其中还有80岁的老太太。站在曼哈顿南端，看从史泰登岛的大桥上像潮水般曼延滚向纽约的三万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参赛者，似乎像看到美国的接纳、包容、宏大的文化在流动…… 那次采访我才得知，在过去20年来的纽约马拉松比赛中，从没有美国人进入过前三名，都是肯亚等非洲国家来的参赛者囊括金、银、铜牌。“波士顿马拉松”和纽约大同小异，在今年男子比赛中，肯亚选手自1990年以来首次失去金牌，被南韩的李葆驹（Lee Bong Ju）夺得，也是几十年来从没有美国人得过。 但这就是美国，它的场地向全世界开放，为所有的参赛者提供自由的跑道。这种热情、开放、容纳的自由竞争价值就是美国精神的一个组成部份。 2001年5月4日于纽约（载《大纪元网》） |
| 中国的选择：王伟还是王治郅 2001-04-28 |
| 在中美军机相撞、王伟丧生的那个星期，中国篮球名手王治郅受聘到NBA打球，抵达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瑞德门（Thomas Friedman）为此写了一篇专栏，题目是“两个王”（The Two Wangs），分析这两件事的巧合，和它背後所包含的意义。
美国媒体上同时报导的这两个“王”，确实很形象地代表了中国的两种选择：走王伟式的军事扩张，不按规矩出牌的封闭专制；还是像王治郅那样进入国际社会，在共同规则下和平竞赛。 中国政府最近锣鼓喧天，声势浩大，给至今尸首都找不到的王伟封上各种英雄称号，多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正如中共政权过去封的那些“伟人”一样，只要有自由的信息之风流动，那些“伟人”最後都现出“伪人”的本相，风乾成木乃伊。官方媒体上的“英雄”，在老百姓心里几乎都是狗熊。 但中国的另一个“王”——王治郅却受到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喜爱。据《纽约时报》报导，王治郅首场代表小牛队出赛的那场球，中国大陆有十家电视台现场转播，多达三亿中国人观看（等於每四个中国人就有一人看王治郅打的这场球！）据报导，25％的中国大陆青少年，都有一件NBA标的衣服。 美国《人物》（people）杂报导说，王治郅和小牛队签了两年合同，薪水是80万美元（相当於640万人民币，等於一个大陆工人300年的工资）。王治郅在国内已属最高薪阶层，年薪四万美元，但来美国打球，薪水暴涨了10倍。 王治郅不仅有了利，更有了名——被英文媒体报导，就等於进入世界。而且他还会在NBA中学到更多球艺，被（训）练成“大块头”，更具爆发力和（合理）冲撞力。小牛队教练尼尔森称赞这个来自“八一队”的中国球员前途无量，《今日美国报》认为王治郅身後蕴含一亿美元的价值。 弗瑞德门曾问NBA总裁史登（David Stern），王治郅抵美打球和王伟撞机这同一星期发生的两件事有何内在联系？史登犹豫了一下回答说：“中国篮球比赛没有不正当防御这个规则，NBA有。”言内之意，王治郅必须按照这个规矩打球，他不可再按解放军篮球队那一套。 王治郅的“选择”意味著，只要进入世界，和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惯例和共同的规则，进行和平的竞赛，不仅可以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员，提高中国的形象，而且通过守规矩的竞争获得成就，还能真正赢得世人的尊敬。 而“王伟”的选择，不仅引起四邻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与恐惧——面对一个扩军备战的专制大国，而且最後的归宿是坠向大海、自我毁灭。 有人渴望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当世界之“王”，但首先要选择的是哪一个“王”，王伟——报纸堆起的“伟人”，还是王治郅——2米15的真正巨人。 2001年4月28日於纽约（载《大纪元网》） |
| Tibetan tragedy began with a farce 2001-04-24 |
| The Taipei Times
Wednesday, April 25th, 2001 The Dalai Lama's second visit to Taiwan was an historic event that symbolizes the ties between Taiwan and Dharamsala. After the people of Taiwan elected their native son, Chen Shui-bian, as president, in March 2000, ending the KMT's 50-year rule over the country, the democratic Taiwanese government invited the Dalai Lama to visit.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postponed his visit many times, because, it was alleged, he did not want to provoke Beijing by visiting Taiwan. The Dalai Lama's concerns and precautions, however, were totally ignored by Beijing. Before heading for Taiwan, the Dalai Lama told the press that Beijing had shut the door to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and had not allowed his delegation to go to Beijing. This was interpreted as a show of his disappointment toward Beijing. In fact, the history of the Dalai Lama's dealings with Beijing is a history of disappointment and disillusionment, which began from the 17-Point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exactly half a century ago. It was that agreement that formalized Beijing'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The 17-Point Agreement was signed on May 23, 1951, and embodies two major principles: first, China has sovereignty over Tibet and is responsible for Tibet's national defense and diplomacy; second, Beijing guarantees the Tibetans' rights to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in the ethnic Tibetan region, and Beijing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Tibet's culture, religion or social systems. This agreement looks like the earliest formula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cheme employed by Beijing today. How could the Tibetans hand their sovereign rights over to the Chinese? Of the five Tibetan representatives who negotiated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signed the agreement half a century ago, four have already died. The only survivor, Ngabo Ngawang Jigme, however, has been a high official i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several decades and can only parrot the official Chinese view, just as he did in a rare interview with Asiaweek last October. In addition to the five Tibetan representatives, the Tibetan translator, P. T. Takla, also witnessed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agreement. Takla also passed away two years ago, but fortunately I had a chance to interview him during a conference in London in 1997 and gained some first-hand knowledge about the negotiations. Having studied Chinese in Nanjing in the 1930s and been educated at the KMT's Central Political School, whose chairman was Chang Kai-shek , Takla spoke fluent Chinese and remembered vividly the derivation of the 17-Point Agreement. "It was a result of force," said Takla. He recalled that, under attack by China's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led by Deng Xiaoping , the few thousand-strong, poorly-armed temporary Tibetan force was soon defeated by the end of 1950 and the Tibetan capital, Lhasa, was on the verge of falling into Chinese hands. The Tibetan govern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send a delegation to negotiate with the Chinese. Takla recalled that, upon arriving in Beijing, the Tibetan delegation, led by Ngabo Ngawang Jigme, proposed a resolution that contained four major points. First, the Tibetan government would recognize the new government in Beijing. Second, the PLA would return the Tibetan land it had occupied. Third, there should be no more than 100 people dispatched to Tibet from the new Chinese government. Fourth, no PLA army would be stationed in Tibet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of Tibet should be left for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o handle. In other words, the Tibetan government wished to keep the relationship it had with Chang Kai-shek's government from 1911 to 1949, under which Tibet belonged to China, but the Tibetans were in fact in charge of all their affairs,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But the Chinese representatives ignored the Tibetan delegation's proposal. Instead, they brought out an "agreement" they had drafted beforehand and required the Tibetan representatives to sign it. When the Tibetans refused, Li Weihan , the chief Chinese representative, banged the table and threatened them: "Make your own choice, peace or force." After about a month of on-and-off negotiations, the Tibetan delegation had no choice but to sign the document without asking the permission of the Tibetan government. Ngabo Ngawang Jigme and other Tibetan representatives decided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y believed that the Tibetan army could not resist an onslaught by Chinese troop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its attempting to do so would be worse than anything imaginable for the Tibetans. They signed the agreement as a matter of expediency for the sake of Tibet's safety. Although clearly aware that the agreement had not been approved by the Tibetan governme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pretended that they did not know and went ahead to comple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7-Point Agreement. They were anxious to formalize the agreement so that the Chinese army could enter Tibet with legitimacy, and thus avoid the condemna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ccording to Takla, the personal seals of the Tibetan representatives, which were applied to the agreement, were made by the Beijing authorities. Since the Tibetan delegation was obviously unhappy with the pact, both sides further implemented an appendix to the agreement. According to the appendix, "If The Dalai Lama does not consent to the Agreement and escapes to another country, his living expenses should be provided by the Tibetan government in Tibet; and whenever he comes back to Tibet, his position as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leader of the Tibetan people will not be changed." Despite the request of the Tibetan delegation, howeve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id not release the appendix along with the agreement, because they felt that it would invite ridicule from foreigners about China's internal affairs. Beijing has not released the appendix to this day. While legitimizing China's occupation of Tibet, the agreement also spells out the fact that before the agreement, Tibet did not fully belong to China, otherwise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force the Tibetans to sign any agreement. The Chinese army had taken Mongolia, East Turkestan and other provinces without any hesitation or agreement, and it could equally have swiftly taken over Tibet without much difficulty. But they did not do so and instead imposed an agreement. This, at least, means that even the Chinese did not believe that Tibet totally belonged to China and felt uncomfortable claiming sovereignty over Tibet, which is why they needed some sort of document to legitimize their occupation. Without a doubt, this 17-Point Agreement was imposed by force. The Dalai Lama and his government learned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 agreement only from radio broadcasts. With hindsight, one can easily conclude that with or without the agreement, Tibet's terrible situation would still be the same. Given the circumstances of half a century ago, however, the Tibetan delegation had at least two excuses for signing. First, facing an army that outnumbered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ibet, a bloody resistance was simply unthinkable. Second, the Tibetans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could not foresee how far the communists' evil would go, and naively believed that the tension at the time was only temporary, that eventually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ould very well be like the one they had with the KMT government, or with the Qing Dynasty. After all, the Tibetan people had managed their own affairs under such Chinese governments. It was certainly beyond the Tibetan people's imagination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not comply with the agreement that they themselves had impos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Chinese army entered Tib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roke the agreement -- which clearly stated that the Tibetan people would have the right to exercise autonomy in their region an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ould not alter the existing political system in Tibet -- and started full-scale socialization in Tibet. This of course enraged the Tibetan people and led to the 1959 uprising and the escape of the Dalai Lama and his 80,000 followers. What the Dalai Lama seeks today appears to be not much more than what is already stated in the 17-Point Agreement. Si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ever bothered to comply with an already signed agreement, it is no wonder that they will not enter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with the Dalai Lama. Obviously, such unscrupulousness can only generate anger and resentmen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ao Chang-Ching is a Chinese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www.taipeitimes.com |
| 民主才能降低独立诉求 2001-04-18 |
| 最近南斯拉夫联盟中的黑山共和国举行全国大选，本来选情专家认为由於米洛舍维奇下台，没有来自布尔格莱德的军事威胁，黑山选民要求独立的愿望会更加强烈，但选举结果却是主张独立的执政党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压倒多数，反而呈现「独立」和（和南斯拉夫）「统一」两派旗鼓相当、平分秋色的局面。
选举结果是：以现任总统杜卡诺维奇（Djukanovic）为首的「黑山独立联盟」获得％百分之四十二的选票，赢得国会77个席中的35席；反对派「维护南斯拉夫联盟」（主张统一）获得41％的选票，赢得33个席位；强烈主张独立的「自由联盟」获得7.65％的选票，获六个席位；两个阿尔巴尼亚裔政党赢得三个席位。 如果按统、独力量对比，主张独立派，在国会占57％；主张统一派占43％。统、独两派差距不是很大。 由於这次选举没有出现预期的独立派大胜一边倒的态势，而是统、独两大阵营旗鼓相当，支持独立的选民仅略高於50％，勉强过半数，远低於选情专家的预判，因而独立派的运作馀地受到了削弱。 ●美国反对黑山独立 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东欧项目主任布卡斯基（Janusz Bugajski）於黑山大选前夕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民意调查显示，55％的黑山人要求独立，如果对独立做了宣传後，比例将会达到65％。」 但这次大选结果显示，支持独立的比例远低於美国专家的判断。这次选举投票率高达81％，结果体现民意。它说明黑山的65万人民，对於选择独立还是留在南斯拉夫，陷入严重的分裂。 在竞选期间，杜卡诺维奇总统强烈宣称黑山应该脱离南斯拉夫，成为独立的国家，并准备在这次大幅度赢得大选後，利用该党在国会的多数地位，确定全民公决日期（六月底或七月十三日），然後修改宪法，正式宣布黑山独立。 但这次的选举结果使主张独立派相当受挫，杜卡诺维奇总统处於两难境地：他在竞选中多次强调黑山一定要独立，现在难以改口；而且由於他领导的政党在国会没有赢得过半数票，必须联合「自由联盟」才能组阁，因而不得不接受极力主张独立的「自由联盟」的条件，举行全民公决。但以这次选举结果来看，即使全民公决，主张独立者也可能勉强过半数，黑山据此走向独立，难以获得国际社会支持。 北约和欧盟一向不支持黑山独立。在黑山选举前夕，国际六国联络组（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曾发表公报，反对黑山脱离南斯拉夫而独立。在黑山大选後，美国和欧盟国家表态说，他们认为「民主的黑山应该留在民主的南斯拉夫里。」 在黑山独立问题上，美国的立场举足轻重，因为美国一直是它的主要经济援助者。据布卡斯基在美国国会的证词，1999年美国给了黑山2,600万美元援助；2000年增加到5,500万美元。2001年预计为8,900万美元。 美国已表示，如果黑山选择走向独立，美国将不再提供援助，这对经济滞缓的弱小的黑山将是巨大压力。 美国国会对黑山独立也持反对态度，认为「如果黑山不能证明它被军事力量强迫，它就没有权利单方面离开联邦。如果它举行全民公决，应该仅是一种意见征集，而不能据此宣称独立。」 美国和欧盟国家的主要担忧是，一旦黑山宣称独立，会在该区域产生连锁反应，刺激其他族裔的独立诉求。 ●民主和柔情软化独立诉求 在南斯拉夫强人米洛舍维奇当政期间，黑山人的独立情绪日益高涨。但现在为何有下降趋势？ 在米洛舍维奇当政时，黑山不敢走向独立，因为它只有65万人口，而南斯拉夫有1,000多万。如果贝尔格莱德使用武力，黑山无法招架。 米洛舍维奇下台後，贝尔格莱德明确宣布不会对黑山动武。在大选之前，南斯拉夫新总统库斯图尼科承诺，虽然他不赞成黑山走向独立，但他尊重黑山人民的选择。 南斯拉夫的这种软性诉求，恰恰成了黑山走向独立的阻力，它在相当程度上软化了黑山一部份民众的独立想法，或者说使中间派民众倾向留在南斯拉夫，毕竟南斯拉夫走向民主，开始善待黑山。 虽然这次黑山大选没有使独立派获得压倒优势，但它毕竟微弱过了半数，它将向贝尔格莱德发出强烈的信号，迫使贝尔格莱德进一步改善它和黑山的关系，给予这个加盟共和国更多的自治和平等权力。 南斯拉夫和黑山的关系演变给中国人两点启示： 第一，它令人想到台湾独立问题。一旦另一方不是以大压小、军事威胁，而是实行软性诉求，并改革自身，走向民主，将会在相当程度上软化那些独立派，尤其是争取到中间派民众，使独立的诉求更难以获得多数支持。 第二，中共当局一向指控美国支持台独，热衷於分裂其他国家。但美国对於黑山要求独立，恰恰持反对态度，并还联合欧洲国家，以政治施压，停止经援等手段阻止黑山从南斯拉夫联邦分离出去；还有当年美国曾热烈支持东、西德统一（统一後的德国更容易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都证明北京的这种指控是宣传——欺骗没有新闻自由、无法获得真实信息的中国大陆民众而已。 （载香港《动向》月刊2001年5月号） |
| 北京推行「金钱外交」——江泽民访拉美撒钱 2001-04-17 |
| 江泽民4月19日结束了对智利、阿根廷、委内瑞拉、乌拉圭、古巴、巴西等拉美六国长达两个多星期的访问。这是今年北京领导人首次访问拉美地区，显示北京企望把势力拓展到美国的後院。
从这次江泽民访问拉美六国的言行来看，北京有两组目的，对古巴和委内瑞拉，主要是加强和这两个与美国关系僵化的国家的关系，在美国後院制约华盛顿，或者说用此将来和美方讨价还价。 中共近年正在取代原苏联在古巴的地位，成为古巴的盟友。近期中共和古巴交往密切，并趋向军事合作。中共总参谋长傅全有三月底对达哈瓦那进行了军事访问，他是首次访古的中共最高军事首脑。傅全有同古巴军方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但协议内容秘而不宣。古巴长久与美国为敌，监视美军南方军事动态。中古加强军事合作，可能扩大交换军情。这次江泽民访问古巴，主要是就向古巴提供武器达成协议。中共官员曾宣称，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武器，为什麽我们不能向古巴提供武器？在美国军售台湾会议召开之前，中共的这种举动可能是向华盛顿放出信号，即北京将利用古巴制约美国对台售武。 ●委内瑞拉总统向美国挑战 江泽民这次访问的委内瑞拉，是拉美国家中，除古巴之外，和美国关系最不好的。由於委内瑞拉总统查维兹（Hugo Chavez）对美国采取挑衅行动，导致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近期相当恶化。 查维兹在1999年初当选总统後，采取了多项令美国难以忍受的对外政策，包括不顾美国禁令，向古巴提供石油；反对美国的「哥伦比亚反毒品计划」；并向哥伦比亚境内的反政府游击队提供援助；打破联合国的禁令，前往访问伊拉克；禁止任何美国反制毒品的飞机使用委内瑞拉的机场。 委内瑞拉是继加拿大、沙特．阿拉伯、墨西哥之後，美国第四大石油提供国，占美国石油总进口量的13％。查维兹最近决定，削减向美国出售的石油，并提高价格。 美国总统布什上任後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是墨西哥，其中就有谋求从墨西哥获得更多石油，以取代或降低对委内瑞拉石油的依赖，由此不再受查维兹以削减向美提供石油的威胁。江泽民这次访问委内瑞拉，主要目的是拉拢这个反美的国家，以形成抗衡美国的战略态势。 江泽民对其他四个拉美国家的访问，都意在使用经济投资等手段，进行拉拢。从陪同江泽民出访的官员都是外交和经济官员（副总理钱其琛，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可以看出，江泽民此行的主要目的在经济层面。 ●利用经济危机拉拢美洲穷国 阿根廷的经济目前正处於严重危机之中，它现有1500亿美元外债（相当於中共外汇总和），最近股市大跌，该国货币贬值的消息甚嚣尘上，失业率高达14.7％。阿根廷总统於三月底紧急动议启用新的经济部长Domingo Cavallo，给他「行政特权」，以图扭转经济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江泽民访问阿根廷，主要是想利用该国经济危机，北京提供经济合作和支持，来拉拢这个处於困境的国家。 智利不仅是拉美中经济较发达的国家，而且是南美洲第一个同北京建交的国家（1970年），也是世贸组织成员中第一个与北京结束双边谈判的拉美国家。因此北京很重视和智利发展双边关系，利用智利作为突破口，把中共势力拓展进南美洲。中国大陆现在已是智利第五大贸易伙伴，智利则已成为中共在拉美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逐年递增，2000年两国贸易超过20亿美元。 江泽民访问的乌拉圭和巴西两国，虽然其经济危机程度不像阿根廷那样严重，但也同病相怜。乌拉圭则一直是个经济发展落後的国家，急需援助。巴西虽然是拉美最大的经济体，但最近受到美国经济滑坡影响，经济发展也出现问题。 北京领导人在如此时刻访问这些国家，明显有利用这些国家经济滑坡，更需要中国大陆出口市场以及援助的状况，来拉拢和加强和这些国家的关系。通过这种经济关系，向拉美和台湾有邦交的国家传递信号，吸引和刺激这些国家和北京发展关系。 ●中共打压台湾国际空间 布什总统执政後，美国的拉美政策明显有改变，正在实行更加重视拉美国家的战略。布什首访的国家是墨西哥，第二次出访的是加拿大，4月20日到魁北克市参加北美34个国家首脑会议。布什在竞选时就声称，将重视拉美，改变克林顿把太多精力投入非洲的政策。 中共领导人访问拉美国家，等於是把触角伸入美国的後院，势必对美国与北京的关系造成影响。北京的战略意图是想一箭双雕，一方面，利用把触角伸入美国後院拉美地区，和美国争夺势力范围，制约美国；同时，也利用和这些拉美国家加强经济关系，来诱惑和吸引台湾在拉美的邦交国，潜在地挖台湾的墙脚。 江泽民这次访问的6个拉美国家，都与台湾在拉美的邦交国有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联系，北京可以通过这些国家暗中做台湾邦交国的工作，影响这些国家向北京倾斜。同时也期待依此抵消和减弱台湾总统陈水扁将在五月下旬对拉美国家的访问造成的影响。 江泽民在这次拉美之行中，到处宣讲两个理论：一个是「一个中国」原则，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另一个是世界多极化，反对美国霸权。但除了古巴和委内瑞拉两国之外，其他国家都没有附和江泽民的反美宏论。因为对於拉美国家而言，保持和美国的友好关系更显得重要，毕竟美国是世界超强，而且美国就在美洲，它的强大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以及政治影响力等，都不是北京可以比拟的。 ●美洲34国首脑聚会，孤立古巴 4月20日开幕的魁北克「美洲首脑高峰会议」，美洲35个国家，只有古巴没有受到邀请，其他34国首脑都与会，美国总统布什成为会议的主导人物之一。「第一届北美首脑高峰会议」於1994年在美国迈阿密召开，这是第三次会议。它标美国新政府相当重视美洲各国的经济联结和发展，侧重推行自由贸易。目前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建有「北美自由贸易区」，预计今年底将接纳智利。按照美国的战略，到2005年，将从阿拉斯加到阿根廷，把整个美洲（除古巴外）建成自由贸易区。整个美洲有人口8亿，届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联合体，使美国更有实力与欧洲共同体、以及日本等亚洲经济体进行竞争和抗衡。 在这种大背景下，江泽民到拉美国家访问许诺一些投资，撒些金钱，以为就可以打入美国的後院，和美国进行战略抗衡，实在是打错算盘。而且从这次美洲高峰会议，全部美洲国家除古巴外都被邀请，可见共产古巴在美洲的孤立状态。在全部美洲大陆35个国家中，除古巴之外，其他34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选举制度，走向了民主。在这种背景下中共领导人访问美洲孤儿古巴，和当了半个世纪「国家领导人」、从无选举、永不下台的独裁者卡斯特罗举杯拥抱，只能让美洲国家更看不起江泽民，把北京、哈瓦那等量齐观。 虽然江泽民拉美之行到处许诺、撒钱，但中共和34个拉美国家的年度贸易额才是120亿美元；而和美国一个国家的贸易额就达700多亿美元。北京舍大求小，从经济角度最後也得吃亏。江泽民喜欢四处出访、到处撒钱，最後倒霉的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中国民众不要说敢怒不敢言，由於没有新闻自由，对江泽民的拉美撒钱之行，完全不知情。结果中国人民的纳税钱，就被好大喜功的江泽民们在海外出游装阔老、天女散花了。 （载《争鸣》2001年5月号） |
| 中美军机相撞事件的四点事实 2001-04-16 |
| 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引起海内外中国人议论纷纷，但任何判断不能建立在民族主义情感上，而应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从目前中美双方公布的资料，人们不难看到这样四个基本事实：
第一，事件发生在国际领空。国际公认的领海（领空）为12海里。道理很简单，如果允许任何国家自行确定领海范围，那麽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公海了。虽然中国地图涵盖南沙群岛（对此越南和菲律宾等国有争议），但南沙群岛和海南岛之间的水域和领空不等於就属於中国。这就如同关岛是美国领土，但关岛和夏威夷之间的海域（领空）并不属於美国。 中美双方都认同军机相撞发生在距海南岛50多海里处，就等於承认它发生在国际领空。但中国媒体一直报导说事件发生在「中国海南岛附近领空」，是有意造成「美机侵犯了中国领空」的错觉，误导无法获得多元信息的大陆民众。 第二，飞机相撞很可能是由於中共飞行员违规飞行造成的意外。中国政府在事发後一直宣称是美机突然转向违反飞行惯例造成。美机组人员描述说，是中共战机在美机腹部左前方突然冒出，刮到美机螺旋桨而坠毁，同时导致美机鼻头被削掉；美机不仅没有突然转向，而且当时是在开启自动控速下平速缓行。 两种说辞都没有录像带等实质性的证据做佐证。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靠常识等因素做判断。北京的宣称在常识上令人质疑：美侦察机体积大速度慢，中共战机体积小速度快。如像北京宣称的那样是由於美机突然转向造成，那麽速度慢的飞机在转向时，速度快而体积小的战机应该更容易躲避。如果它躲避不及，只能说明它太靠近美机。在这麽大的天空（这个世界还有比“天”还大的空间吗？）平行飞行的两机相撞，只能说明有一方违反安全规则，过於贴近另一架飞机。 美国国防部展示中共战机过去多次极为贴近美机飞行的惊险照片，其中有中共飞行员隔著机窗展示电子信地址的照片，可想当时两机的距离有多近。美国去年底曾就中共飞行员这种违规行为向北京提出抗议，但未获回应。从过去多次发生的这种现象可以推断，这次事件完全可能是由於中共飞行员再次违规飞行造成。而中共没有拿出美国侦察机曾违反飞行安全规则的证据。 另外，中共的说法是来自一个战机飞行员。美机靠24名机组人员佐证。从常识角度，一人撒谎较易，多人同时撒谎较难（难以保证其中有人泄漏天机）；而且以美国这种天网恢恢般的媒体追踪，如果是美机机长撒谎，一旦将来被24人中某人戳穿，不仅其名誉扫地，而且还可能遭军法惩处；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以美国这种比较注重诚实的文化背景，以24人之众合谋编织一个谎言，可能性也较低。但在中国那种政治背景下，那名飞行员只要符合政治需要，他说的是否真实，当局不仅不大可能深入调查（媒体更没有机会和权力），而且还可能要求他“以政治需要为重”，如同中国的新闻一样，向来都是“事实服从政治”。从这几个角度判断，美方的说法比较可信。 第三，美国侦察机是在“紧急”情况下著陆海南机场，不是有意侵犯领土。按国际惯例，任何飞机由於受损或技术故障，要求“紧急著陆”，不仅不被认为侵犯领土，还多会得到帮助。据美机人员说，他们在飞往海南期间，曾发出近30个国际呼救信号。中国当局说他们没有听到过。按照常识，一架飞机受损到那种地步，不可能在谋求紧急著陆中不发出呼救信号；而以中国军方的监控能力，不可能对这麽多且频繁的呼救信号都未接听到。而且事件发生时，中国一架战机在现场，飞行员目睹到美机受损情况。这架中国战机还先於美机10分钟降落到同一机场，战机飞行员不可能不汇报目睹的情况（包括美机鼻头被削掉这样明显的受损标等）。 中国当局把美机“紧急著陆”寻求救援的行为说成“侵犯中国领空领土”，同时刻意不提国际惯例，显然是有意混淆是非。美国国防部长最近披露，几年前曾有中国民航飞机由於故障未经美方同意降落在美国机场，美方帮助飞机解除故障加满油後，立即让飞机及人员离开；当年还有苏联战机发生类似情况，虽然美苏处於冷战，但美方也像对待中国民航飞机一样做的处理。 中国古代都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说法，即两国处於交战状态，仍需共同遵守一些惯例。而且美国侦察机不是战斗机，没有携带飞弹，24名机组人员没有武器。中国当局把这样一架没有军事武装的飞机的紧急著陆说成“侵犯领土”，经不住常识的推敲。 第四，美国侦察监控中共军事情报，是为了保持亚太和平。中共当局唯一好像有道理的理由是，美机虽在国际领空，但却是在中国领空附近侦察中国的军事信息，北京无法忍受。 美方显然并不否认这是事实，美国侦察机的任务就是监控中共军事信息。但北京当局没有提及的是事情的原因——因为中共一直在福建沿海部署大量飞弹，在几年前曾发射飞弹威胁台湾，并公开宣称不放弃武力攻台，美国是为了制约解放军盲动而不得不监控中共军事信息。 有人说，美机虽在国际领空，却如同在公共过道监视别人家的行动一样让人无法忍受。但这种说法省略了这样的事实：这个“人家”一直在磨刀霍霍，扬言不放弃对邻居动武，有破坏社区安全的危险。今天恐怕包括中共在内都不会认为美军监控中共军事信息是要攻打中国大陆，它监视的目的任人皆知，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磨刀霍霍”的人家一旦对邻居动武，危害亚太区域安全。 如果美军的这种行动具有“国际警察”意味的话，那麽什麽人怕警察、恨警察呢，只有流氓、土匪，和一切恶霸。 （载《开放》2001年5月号） |
| “张良”伪造多数 2001-03-30 |
| 《天安门文件》编者“张良”在3月30日《纽约时报》言论版发表了“（主办）奥运能帮助改革”（The Olympics Can Help Reform）一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北京主办奥运，认为这对中共改革派有利，对中国改善人权环境有利。
在没有共产党“舆论一致”控制的自由世界，人们对事情发表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事。但该文的口气，给人久违的感觉，让人想到中共《人民日报》。因为通篇都不是以个人的口气在讲话，而是以群体或人民代言人的语气在宣称。 例如，该文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属于中国共产党内改革派集团┅┅我们改革派要求国际奥委会给予北京市主办2008年奥运会的权利。” “张良”是个假名，真人至今藏在面具之後。当一个人是否真实存在都无法令人置信时，再用假名发出呼吁，又有多少公信力？ 《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之所以被人置疑，和“张良”至今躲躲闪闪，不公开接受中文读者检验有直接关系。而且“张良”这个至今中文读者都不知道是何酗H也的一个假名，怎麽就能“代表”中共“改革派集团”了呢？谁授给了他这种权利？ 该文接著谈论是否应让北京主办奥运，“张良”说，“我们尊重不同的意见┅┅我们的立场的关键是┅┅”这不断出现的“我们”到底都是谁？“张良”本身都是一个假名字，这个“我们”中有几个是真的？ 在西方，人们写文章，出书，都是表达自己的个人意见。除了团体发言人对外表态时使用“我们”，几乎看不到哪个人一张嘴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立场” 这种语式倒是在《人民日报》上经常出现，不仅常有“我们认为”，还总要把“党和人民”连在一起使用，利用“我们”、“人民”在语义上给人的多数感，造成心理暗示，党和多数在一起——多数往往被认为正确。这种“我们”和“人民”的句式，就是传播心理学所说的潜移默化地“伪造多数”。 “张良”在文中多处使用这种“伪造多数”的语式，例如，他斩钉截铁地宣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明显地支持北京主办奥运┅┅人民认为，为什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不能最後有个主办世界比赛的机会？” 至今宣称仍是共产党人的“张良”在这一点上倒给人真实的感觉，那就是他的思维和语言仍是中共式的，像《人民日报》一样毫不羞椰a使用“人民认为”，还要宣称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张良”是怎麽知道“人民认为”的呢？又是怎样得出“绝大多数”这个数字的呢？是普查，抽样调查？他连中国都回不去，又是怎麽得出的这些“抽查”或“普查”呢？ 而且文中还唐突地宣称，“孤立中国既不需要也不会有效。”谁说要“孤立中国”了？难道有人指出中共专制政权没有资格主办以自由精神为标志的奥运就是要“孤立中国”？中共怎麽就等同了中国？这种指责同样是没有出处，和作者使用“人民认为”一样随便。 是不是由于“张良”编辑了太多的“中共天安门文件”，而习惯了轻车熟路地使用共产党的语言和思维了呢？ 三月三十日于纽约（原载大纪元） |
| 来自《动物农场》的外交官 2001-03-16 |
| 小布什才执政不到八个星期，中共就接连派出代表团——前驻美大使朱启祯、李道豫和前驻加拿大大使张文朴带队到华盛顿游说，阻止美国售台武器；18日将抵美的阵容由钱其琛带队，同样以阻止对台售武和建立与小布什政府的关系为主要目的。
朱启祯、李道豫、张文朴虽曾做过外交官，但他们在美国的举动却像清朝大臣李鸿章一样，既愚蠢，又无知，留下一堆笑料。 朱李张三人抵美後，不是去白宫和国会所在的政治中心华盛顿，而把首站选在德州休士顿，向美国前总统老布什请安，以中国人惯有的“走後门”思维，去疏通小布什总统的父亲，想通过父子关系，阻止美国售台武器。 三位在西方都做过大使的外交官，怎麽好像连美国政治的程式还没弄清楚：美国对外政策，像售台武器等，要经过白宫安全顾问等智囊团队研究评估，还要参考国会领袖的意见等很多因素才能做出，绝非父子可以私自定夺。 而且当年老布什当政时，正是他不睬中共反对，即使绰号老虎的中国朋友杨洁 （现驻美大使）亲自来美劝阻也毫无作用，向台湾出售了先进的F16战机。当年老布什自己当总统时，都下令售台武器，怎麽可能今天会不顾台湾防御需要的现实，来出面阻止儿子的公事？中共外交官把美国总统父子当做了北韩的金日成和金正日，看来他们在外当大使的那些年竟连常识都没有学到。 可以进入中国外交史成为一绝的是三位“大人”朝拜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莱斯的场面。据三月九日《华盛顿时报》报导，朱李张等三人拜会莱斯时，宾主寒喧後，莱斯以为北京的外交官们会按照常识和共识，就双方关心的对台军售、人权、贸易、美国的飞弹防御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但中方的一位前任大使竟突然拿出事前准备好的讲稿开始向莱斯宣读，一口气用这种文件宣读把法轮功声讨了20分钟。报导说，莱斯对北京官员的这番说教相当恼火，等对方念完讲稿後，就匆匆结束会晤，愤然离开。 如果不是媒体引述在场者的描绘，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这是中国堂堂外交官所为，因为谁也无法想象他们怎麽可以蠢到这种地步。 莱斯是美国总统制定对外政策的首席智囊，主持有副总统钱尼、国务卿鲍尔、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德、白宫幕僚长参加的“首席外交会议”，并在小布什竞选总统时就担任八人外交顾问团召集人，可谓真正的决策者。北京的外交官员有机会和她会晤，按照起码的政治和外交常识，应该尽量争取时间对重大问题交流看法，进行沟通。但李鸿章的隔代遗传们却大谈起法轮功，并用这种给人家宣读文件的方式，简直令人纳闷，这些“大人”们的脑袋里装的到底是脑浆，还是浆糊。 莱斯曾担任斯坦弗大学教务长，向以精明强干著称。她讲话从不拿讲稿，即使在去年八月费城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面对全美及世界媒体现场直播的聚光灯，也不拿讲稿，一气讲了近20分钟，并获得最多掌声。 可想而知，莱斯在心里会多麽蔑视这些穿著西装的“李鸿章们”。但莱斯真是有涵养并注重外交礼节的官员，能够忍受那些笨蛋在她面前一直念稿子。 中共外交官如果想阐述北京政府对法轮功的看法，可以留下一份资料，让人家慢慢自己看，怎麽可以当著对方的面几十分钟地宣读？ 在我的印象中，只有法官宣读判决书，或者中国的钦差大臣传达皇帝的圣旨才当面拿著稿子念。大陆当年的政治学习，也是一个人念，一屋子人听。而这样很少几个人近距离地面对面相坐的情况下，一个人念稿子，而且一念20分钟之久，还是在外交场合，这种举动不是发疯吗？ 朱李张在美加做过多年外交官，还是出国见过世面的；其他像胡锦涛那种从没去过欧洲和美国、加拿大的“接班人们”，不知更会蠢到何种地步。 中国是个很要脸面的国家，尤其是在和西方打交道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用各种美丽包装起任何糟糠之处；但朱李张这种外交官的举动，简直就是奥维尔《动物农场》里权力者的现实版，最蠢的猪，成为领导阶层。他们虽然西装领带，人模猪样，其实都是在荒唐可笑的制度里，“大‘猪’小‘猪’落玉盘”地争愚比蠢。 2001年3月16日於纽约（载《大纪元网） |
| 赛义德向西方文明扔石头 2001-03-16 |
| 3月10日《纽约时报》再次刊出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赛义德（Edward Said，港台译为萨伊德）弓步扬臂扔石头的大照片。该报几个月前首次刊登这张照片时，曾配文报导了这位知名的美籍巴勒斯坦裔学者去年七月在黎巴嫩休假时向边界的以色列哨所投掷石头的故事。
这张扔石头的照片可给赛义德教授带来不少麻烦。哥伦比亚大学两名教授投书校刊批评赛义德的行为「粗鲁、野蛮」、「不负责任」。美国「反诽谤全国联盟」主席写信给哥大校长，认为「哥大必须有所表示，扔石头的行为不能令人接受。这并不是建议校方取消他的停车位或终身教职，但应表示大学教授不可以这样做。」 哥大教务长代表校方为此发表了公开信，强调赛义德扔石头没有针对具体个人，也没人提起公诉，它是一种言论表达，这种自由权利不应受到惩罚。 在美国，即使烧国旗、三K党公开宣扬歧视黑人、表演脱衣舞等都作为一种特殊的言论表达，其权利和自由受到法律保护。赛义德扔块石头，表达他的愤怒或其他情绪，当然不会受到惩罚。 但是，赛义德还是为此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在道德和职业形象上。正如一个大学教授如果采取烧国旗的方式抗议，或者参加三K党游行，虽然这种言论自由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但他在知识人、学界以及舆论中，形象会严重受损。赛义德扔石头的举动，让人想起巴以冲突时那些向以色列军人扔石头、崇尚暴力的街头小青年，它和知识人应有的举止和形象很不相符。 这次《纽约时报》再次刊出赛义德扔石头的照片，是因为又有了新闻：奥地利的「弗洛伊德学会」曾邀请赛义德在今年五月到维也纳演讲，但看到扔石头的照片和报道後，该会很多成员表示，不能接受一个宣扬暴力、向犹太人扔石头的人来演讲。该学会18位成员（多是心理分析学家）的董事会投票表决，取消了对赛义德的邀请。 这就是西方社会特殊的平衡机制，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护个人的言论自由，包括传播明显是负面或有害的言论的自由；同时，社会又用其他方式惩罚愚蠢和错误的言论。 ●以反西方和政治激进扬名 赛义德在「扔石头」之前，就很知名，但名声并不是来自他在比较文学专业的成就（他在这方面并没有什麽重要著作），而是在政治文化学方面，尤其是他的激烈支持和参与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他在迄今哥大38年教职期间，曾连续14年任巴解流亡国会议员，并是巴解最高领导机构「民族委员会」成员，後来担任阿拉法特的顾问。1993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在奥斯陆达成和平协议，赛义德对此激烈反对，和阿拉法特绝交，骂阿拉法特等是「白人的奴隶」，没有和以色列寸土必争，没有把散落全球的巴勒斯坦人召集回来，建立大巴勒斯坦国。但赛义德自己却表示，无论巴勒斯坦建成什麽样的国家，他自己都绝不会回去。 赛义德的名气，还由於他的两本主要著作《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两本书被译成中文後，在中国大陆很受新左派青睐，官方刊物曾多次介绍赛义德的理论。因为在这两本书中，赛义德主要强调的是，西方话语是「主体」，是霸权，对东方的「客体」与「他者」实行文化殖民。这种理论不仅成为穆斯林世界反美的武器，也成为北京官方学者宣扬民族主义，抵制西方文明的理论根据。 赛义德指责西方「话语霸权」和「文化殖民」的理论有原则性的错误。所谓霸权和殖民，至少应有这样的特征：它强迫别人接受，以武力推行。但今天西方向全球传播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的文明价值，并不是用武力强加给穆斯林和东方世界，而是那里的人民在自愿地接受。人们所以乐於选择，正是因为它不仅属於西方，而是体现全人类的文明价值，和人的内在渴望是一致的。恰恰是这种看重人、尊重人、把人当做人的西方文明价值符合人的心底呼唤和渴求，它才不论在穆斯林国家还是中国的儒教社会都得到人民的欢迎。今天在北约唯一的穆斯林成员土耳其、以及东方的日本、南韩、台湾等地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包括选举、新闻自由、市场经济等等，哪一项都不是穆斯林传统和东方文化原有的价值，而是来自西方文明。 ●专制文化在「殖」本国的「民」 赛义德的理论如同他扔石头的举动一样，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不仅误导那些对西方文明缺乏认识的人，更由於他在美国大学的教授身份，而更煽动了民族主义份子的反西方狂热。 其实，正是美国这种保护教授扔石头、骂主流文明价值的言论自由环境和制度，赛义德才得以毫无後顾之忧地出书、演讲，发表耸人听闻的反西方言论。而如果没有这些挑战西方主流价值的理论，赛义德在本教学领域恐怕仅是一个默默无名的普通教授而已。 批评其他国家文化价值，是很容易的事情，还会得到本民族民族主义份子的喝彩。而不容易的却是，有勇气批评本国政府，批评本民族的文化糟粕。 无论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份子怎样激烈批评西方文化价值，都不会促进本民族的进步和文化价值的提升。今天，且不说多数穆斯林国家根本没有民主选举，没有新闻自由，女人必须蒙面，在沙特阿拉伯等国，女人还会因开汽车、驾驶摩托等而被判刑——看一个国家对待女性的态度，就可以基本了解其文化价值的优劣。 今天无论穆斯林国家还是中国大陆等东方国家，那里的人民根本不是在受西方文化霸权的殖民，而恰恰是本国专制者、本国落後文化在「殖」自己的「民」。作为巴勒斯坦裔学者，赛义德不去抨击穆斯林文化中那些摧残人性的野蛮和落後，反而谴责西方是话语霸权和文化殖民，这不仅不能帮助穆斯林文化和民族的提升，只能更导致人们在民族主义狂热中，忽略和不去改变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劣质部份。 （载《开放》2001年4月号） |
| 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 2001-03-16 |
| 由於军机相撞事件时中共的恶劣表现，越来越多的美国朝野人士认为，中共已取代原苏联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
事实上，美国新总统布什执政以来，华盛顿的军事布局，正在悄悄地把中共作为未来主要对手，其战略部署，以制约中共军事扩张为重心。美国新版《全面防务审查报告》将在最近问世，各种迹象显示，美国的战略重点将从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 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著名的鹰派，他出任五角大楼主管之後，首先任命了被称为未来战略「专家中的专家」马歇尔（Andrew Marshall）负责对整体美军实力和战略改造进行评估。 现已79岁、被称为美国最老资格的军事战略理论家马歇尔一向主张对美军进行全面改造，做重大的战略调整，包括停止发展大型航空母舰，减少短程战斗机的生产，而开始设计一种规模较小但对导弹攻击不至於那麽束手无策的新型航空母舰，指导空军把更多的资金用在发展远程轰炸机和先进的战斗机方面，以便迅速能从美国的关岛等军事基地飞抵台海附近作战。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负责这次美国军事战略评估的战略专家马歇尔都认为，因为中共的崛起和俄罗斯的相对衰落，太平洋是美国将来主要的军事行动地区。因此美国应该加强空中补给能力和远程运送军队能力。另外，导弹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可能使美国的盟友不容易进入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基地，这就要求美国在进行远距离军事行动时，有足够的能力承受一切变化。 据美国媒体报导，布什总统十分支持拉姆斯菲尔德的改革计划。拉姆斯菲尔德在四月中旬和不同军种的高级代表见面，向他们作了类似的简报。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防部的政策是维持欧洲的和平与阻吓俄罗斯，并准备有能力同时在全球两个区域打赢两场战争。但目前美国的新战略将不再谋求打两场战争，而是集中打一场，主要目标是中共。 布什总统提议的2002年度军事预算是3105亿美元，在拉姆斯菲尔德的军事审查报告完成之後，可能还会增加国防开支。 ●美国学界对战略重心转移的争论 对於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的重心转移，在美国学界和军事学者中间仍有相当的争论：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主任、前海军中将麦德伟（Adm. Michael McDevitt）认为，美国的战略重心应该转向亚洲，因为美国所面临的安全挑战，主要都在东亚地区。但目前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无论是国务院、国防部或参谋本部的幕僚群多年来研究处理欧洲事务的专家比处理亚洲事务的多很多，在决策圈中，他们似乎更了解欧洲而对亚洲生疏。 「美国新世纪中心」副主任唐纳理（Thomas Donnelly）认为，美国应制定一套东亚地区的安全体系，包括联盟系统的相互运作以及如何防卫台湾等都应列入规划。以前五角大楼有忽视中共对美国所构成的安全挑战甚至威胁的倾向。 「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伍尔泽（Larry Wortzel）认为，美台军方之间，至今既没有联合演习的操练，又缺乏足够的军事联结，一旦中共武力犯台，美台军事协防前景令人担忧。因此，美国的全球战略必须向亚洲转移，更注重中共的军事崛起和扩张。 原五角大厦战略专家、现「国际应用科学公司」战略评估中心的吉耶瑞（Paul Giarra）认为，协防台湾不仅是美国法律「台湾关系法」所规定，而且也已纳入美国的战略思考之中。美国的战略专家正在「思考」亚洲战略的重要性。 前国防部国际安全署中国科科长施瑞佛（Randy Schriver）认为，五角大楼不但准备有涉及台海冲突的行动计画，而且还进行年度检讨。国防部在发展战略思考方向上，正扮演建设性的角色。 但美国也有一些军事专家不愿意把北京作为美国「潜在的敌人」。前陆军部长办公室主任、军事战略专家董理查（Richard Dunn）认为，中共的未来还无法确定，美中若走向敌对关系，双方发生军事冲突将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悲剧。他认为应尽量让北京清楚，「中美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但如果北京要硬干，他们不可能赢。」 这种观点和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的观点比较接近，即对中共采取交往和围堵并重的「围和政策（congagement）」，既与北京保持交往，但也要对中共有所制约。 ●中共和印度的发展潜力引起美国重视 美国著名大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最近分析说，亚洲今後20年的发展将围绕以下五个国家∶中国、日本、印度、俄国、美国，他们都可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其中以中国和印度的潜在能力最值得重视。 北京正在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方面迅猛发展，将成为亚洲未来的心脏。随著北京的影响力扩大，它试图以武力统一台湾和占领南中国海的努力将会导致和美国关系恶化。美国中央情报局最近的报告说，「中国今後15年的发展将充满不可知因素。」北京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目标将很难实现，那些目标包括改革国有企业，清理并转换金融系统，减少一半政府雇员，对外国企业竞争开放市场等。 印度不仅具有处於萌芽时期的经济动力，并具有高技术力量，可能成为中国在亚洲最有力的竞争对手。目前印度的主要精力集中於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上，它可能在今後20年扩充海军。五角大楼战略家说，印度很可能像中国一样，扩大海军，最终控制印度洋。 ●战略重心转移，制约中共扩展 因此，五角大楼正在重新评估亚洲的军事变化，依此调整美国的整体战略和军力。美国现在由7000辆重型坦克、1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和数千架短程、高性能战斗机组成的军队主要是为了应付同苏联全面开战而设计的。现在面临全球战略向亚洲转移，美国势必得调整军力部署。按照马歇尔的理论，如果没有著陆地点，短程战斗机就不实用。同欧洲情况不同，美国在亚洲的空军基地数量少，相隔距 远。马歇尔领导的研究机构发表的报告说，「包括FA18、F22在内的计划中的战术飞机和联合作战战斗机都属於相对短程，在亚洲多数情况下将没有多大用途。」 同时，美国陆军的重型坦克，在北欧平原地区对付前苏联军队具有很大优势，但在亚洲很难派上用场。因此，美国的军事战略家都倾向於认为，美国在对F22战斗机、航空母舰等新式武器投入数十亿美元之前，应当首先重新考虑美国军事角色，加强在亚洲的海洋战略，优先发展海军和空军。为了对付未来可以摧毁类似航空母舰等非隐性目标的长程精确武器威胁，美国军舰和基地应当具有高精确度反导弹防御系统。 早在去年夏天，美国国防部就决定在关岛部署常规机载巡航导弹，从本土调防60多枚AGM86型空射巡航导弹至关岛，这是美国首次在其大陆以外部署这种先进导弹。 目前，美国在亚太区域驻军总数达17万人，装备有飞机800多架、舰艇19艘，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其中10万美军部署在80多个海外基地，除关岛外，还包括日本基地群、韩国基地群、澳州基地群、夏威夷基地群、阿拉斯加基地群和印度洋基地群。这些军事基地已达到点线结合、三线配置的态势。 此外，五角大楼所属的国防大学今年初经国会批准成立一个专门的「中国军事研究中心」。专家认为，这项由国会主导的行动代表美国保守派认为现有机构对中共军力有低估的倾向，因此决定另立新研究机构。这个新中心的任务是研究中共战略态势及发展，军事装备以及战略目标能力等，将结果告知国防部、国会等政府部门的决策者。 美国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战略部署，表明了它的军事战略重心正大幅度从欧洲转向亚洲。中共的军事扩张，今後将更会受到美国军力的制约。 （载《争鸣》2001年5月号）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五：真兽性对待假道德 2001-02-28 |
| 文学评论家主要是品评作品的艺术价值，而普通读者则主要通过书中的人物来寻求情感共鸣，感觉人性、人情，或得到知识启迪。虽然很少读者为了寻求道德形象高大的英雄去读书，但却会在他们随意的阅读中被书中人物那些闪烁人性的部份或瞬间所感动，对非人性的部份产生厌恶。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未见得读到过多少道德完美的英雄形象，但却读出了很多充满人性、或人性冲突的人，他们可能是作者欣赏的正面角色，也可能是被嘲讽的反面形象。像读者熟悉的《安娜．卡列尼娜》里的渥伦斯基，《复活》里的聂赫留朵夫。渥伦斯基勾引有夫之妇安娜，在她临产有死亡危险时，追悔自己的责任，企图自杀。安娜卧轨後，他痛苦万分，回到战场寻求一死。聂赫留朵夫诱奸并抛弃了卡秋莎，但多年後当卡秋莎因被控杀人罪要到西伯利亚服刑时，聂赫留朵夫痛悔自己当年的过错，竟然跟著卡秋莎到西伯利亚，要和她结婚。 这两个男人不是道德英雄，但读者却可以看到他们富有人性的一面，尤其是他们灵魂挣扎的一面。读者在那种人性的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每个人内心深处人性的一面总是战胜非人性的一面，但谁都会被哪怕是极为短暂的人性的闪光所感动和震憾，就因为读者是人，无论他曾怎样堕落，无论内心深处黑暗的部份怎样强大，就因为毕竟还是人，在人性闪光的一瞬间，感到和人的沟通，意识到自己是人类的一部份。读文学作品就是这样一种和人的沟通。 ●伪文学：有点像真的，但绝对是假的 在阅读和评论高行健作品的过程中，虽然我怎麽读怎麽觉得不是在和人沟通，但还是努力放下这个问题，以极大的耐心尝试从文学角度去评论（毕竟他拿了托尔斯泰都没得到的奖，不管真假，只能这麽做），但他的书越读越不对劲，越读越感觉自己从文学角度去评论的荒唐。因为一本书只要有几个下面这种粗劣的句子（更何况全书到处都是），就足以把其文学性和思想性全部坠落到完全不值一评的谷底： 「谁又高喊起理想，你便想又是个卖狗皮膏药的。」（《一个人的圣经》156页，下同）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比上帝还正确，还光荣，还伟大！永远正确！永远光荣！永远伟大！」（50页） 「再说到历史，譬如这‘文革’距今才三十多年，党代会的官方版本改来改去，从毛的‘九大’版本到邓小平的‘三中全会’版本每次大变样且不去说，何况现今又明令禁止不许追究。」（155页） 「马格丽特也不知如今怎样了，把你拖进泥坑，写这本屁书，」（186页） 「算了吧，这些屁话，但他正是为这些屁话而支撑下来。」（404页） 「‘人民胜利了！’天安门城楼上就是这样宣告的。可胜利的不是人民还是党，党又粉碎了一个反党集团，在毛死後不到一个月把寡妇江青逮捕了，人民又召集到天安门广场庆祝胜利，党永远正确！永远光荣！永远伟大！而永垂不朽的还是安祥躺进水晶棺里由人民瞻仰的毛泽东。」（396页）┅┅ 再加上「就趴在她厚硕的乳房上，汗淋淋又被精液涂抹得润滑的奶上哭」 （427页）之类的恶心，说这是文字垃圾实在是美化，还是高行健自己的概括更准确：它们根本只是文字排泄物。他对文字的不自律简直到了男人在野地里撒尿的程度。 也有人闭著眼睛硬说高行健的作品是「非政治化的个人文学」，我不能要求人家像我一样忍受翻阅两本上千页「排泄物」的酷刑，仅看上面的文字，或者仅去读一读《一个人的圣经》第53章（403页）那两千五百字，然後回答它是「非政治化」，还是「个人化」，还是「文学」？ 对高行健的伪文学，从文学角度怎麽评都是硬抬举他，在我抬举了他太多次以後，必须得谈一谈那种读他的书不是和人沟通的感觉。 ●高行健的字典里没有负疚 没人要求高行健的主人公必须是个「正人君子」，但他起码得是个人吧？像我你他一样，尽管卑微，但渴望那微弱的人性部份偶然闪出点光亮，让读者感觉一点人的共鸣。 但高行健自传体的「人」可以把赤条条的哑巴孩子扔在冰凉的山路上之後，永远不再想起，不再提起，从没在心里对自己发问过一次，那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会不会被冻死或被山里的动物拖走？更从没有过一丝一毫的负疚感，这个词在高行健的字典里就压根没有过。 在他的两本书也看不到这个「人」对亲人、朋友、同事有一份人间的情爱和关怀，对文革中的兽性有任何震惊、愤怒和思考。他对任何残酷都可以冷静地看一眼，然後不动声色地转身走开，真是名副其实的「冷文学」。 他的书里还写少年时代偷看母亲的裸体。我实在找不出语言评这种东西，想起那个同样曾住在巴黎的普鲁斯特在他的《追忆流逝的年华》开篇用十多页纸细腻地描写少年的他在临睡之前如何渴望母亲的一个吻，如何屏住呼吸倾听母亲走上楼来的脚步声。读到这种文字，痛感这真是人呵，这才叫人的文学！而高行健居然在只有四行的文字里就看到母亲的具体生理部位，还产生「萌动的欲望」（在世界文学中，即使写恋父、恋母情节的作品，有谁见过生理的东西大於心理的吗？）。 ●爱情和肉欲哪个简单？ 高行健笔下的男人「爱的只是他自己」，除了肉欲，任何情感、责任都不要。虽说男人在性面前难免荒唐，但那种毫无爱和承担责任欲望的男人天底下也少见。《教父》里那些黑手党徒们可以杀人，可以找妓女，但时刻不忘对妻儿的责任，否则男人存在的价值和男性的骄傲就荡然无存。连魔鬼都有人性闪光的瞬间，而高行健的男主角则一头扎进黑洞，再没见任何光亮，哪儿还谈什麽光明与黑暗的搏斗。 对有人指出他的作品写太多肉欲，不在乎感情，高行健在台湾回答：「谈爱情不能否认欲望的存在，承认人是一种动物，对爱情的许多迷惑就能看清些」，「欲望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根本说不清，但爱情的语言却很容易出口」。 首先高行健的两本书哪里谈过一丁点儿爱情？「他」对妻子都「只记得她的身体，此外都是陌生的」。到底是肉欲说不清还是爱情说不清？是肉欲简单还是爱情简单？恐怕哪个男人都会张口就说：当然肉欲简单，他可能很容易跟女人上床，却不可能随便就爱上哪个女人；男人的肉欲还需要被强调才有吗？如果爱的语言那麽容易说出，高行健怎麽在两本书的一千多页里就死活说不出口呢？明显地，那个从没爱过任何一个女人的男主角，不仅毫无爱的能力，连想像爱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就只能欲念横流。 有人说高行健不想装「正人君子」，只想真实地表现男人心理。可那种一心只想当雄性动物，死活不要做男人的心态到底是更接近男性的真实，还是更远离人的真实？男人是性动物，男人更是复杂动物，男人要都像种猪那麽简单，这世界还会像今天这麽绚丽多彩吗？还会有文学吗？ 高行健当然可以塑造各种人物，写种猪心态，但问题是，作者在肯定和津津乐道他的主人公那种只做雄性的动物价值观。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都描写了各种令人讨厌、恶心的人物形象，像于连、葛朗台等等。但作者对那些人物都是否定或讽刺的。即使贾平凹的《废都》，都不仅对那个作家男主角持嘲讽态度，而且认为那些卑琐的「废事」都是发生在注定或已经被抛弃的「废都」里。 ●毫无悔意的造反派 就像他的文字把文学粗劣化了一样，高行健笔下「知识份子」的人生态度把知识份子浅薄化、卑贱化和非人化了。主人公对他当造反派、参与迫害人的历史，不仅毫无任何深入思考，更根本没有忏悔的意识。 文革中，他记录下别人对他的批判，「有朝一日形势翻转，他也绝不饶人。几年来的政治运动翻云覆雨，人都变成革命的赌徒和无赖，输赢都是押宝，胜为豪杰，败为冤鬼。他迅速记笔记，尽可能一句不漏，不仅不掩饰他此刻期待的正是那有朝一日，也会以牙还牙。」 当年并不是人人都必须当造反派的。在红卫兵按著别人的脑袋批斗的时候，高行健的「他」「夹在人群中默默目睹了这番场面，心里选择了造反。」要「为生存一博和当一回英雄。」他不仅参与了造反，而且迅速当了造反派的头目，因为他感觉到了红袖章的力量。他不仅参与、主持过文革中的揪斗、抄家、大批判，更体验了那种「俨然成了失去控制的群众需要的领袖」味道。 但今天作者只是「冷眼观注他经历的那些事，你是你，他是他。」他是「一个和你不相关的人物」，作者要做的就是「从记忆中出来，别替他辩解或忏悔」。 ●巨大的灾难和崇高的美丽 在对高行健的这些文字做任何评价以前，请看《被吞没和被拯救的》（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一书中的一个小故事，读者自己来比较一下人和非人境界的不同。 犹太作家列维（Primo Levi）在这部纪实自传体作品中回忆到，当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工地上，炎热的夏天严重缺水，做苦役的囚犯们被乾渴折磨得痛苦不堪。列维意外地发现了一段两英寸长的水管，里面储著水。面对这一点点水，他当时有四个选择：马上一口气自己喝光它；留一点自己明天喝；和一个好朋友分享它；告诉小组里的所有人。他做了第三种选择，和好朋友趴在地上偷偷分享了这两寸长水管里的水。但在从工地回住处的路上，列维看到另一个同伴丹尼枯裂的嘴唇，血红的眼睛，立刻产生了负罪感。他和那个分享水的好友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人心里都明白，愧疚，希望没有任何人看到他们。但是丹尼曾瞥了一眼他们俩趴在地上的情形，猜测过他们在干什麽。 列维从此永远感觉没有和丹尼分享那点水的愧疚。离开集中营以後见到丹尼，在重逢的兄弟般亲密的拥抱中，他仍清楚地看见「那杯没有分享的、代价沉重的水」挡在他和丹尼之间。那种负罪感是「凝固的，沉重的，永远的」。要知道列维并不是抢了丹尼的水，只是没有把自己发现的和他分享，而且他已经和另外一个人分享了那一点点水。他并没有犯罪，却有如此强烈的负罪感，这是一种怎样的人性！ 作者接著写道「你是不是为自己代替另一个人的位置存活下来而感到羞愧？尤其是一个更慷慨的，更敏感的，更有用的，更智慧的，比你更配活著的？┅┅你无法阻止这些念头，你审视自己，你搜寻记忆┅┅你没有抢别人的位置，你没有打人，你没有偷别人的面包┅┅代替别人的位置活下来只是一种猜测。但这猜测吞噬著我们┅┅」 列维写到，那些幸存者们被从集中营解救出来以後，不仅没有欣喜、庆幸自己成功地活下来，却为那麽多人死了而自己活下来而感到沉重、感到愧疚。他本身是无辜者，是受害者，却对别人不能生还充满了负疚感，这是怎样一种境界！ 读到这儿真想痛哭一场，为人类曾有过如此巨大的灾难，为人类在如此的灾难面前展现出如此崇高的美丽。 ●没有主义的一条虫 我几乎无法再回头写关於高行健的作品——那亵渎人类、亵渎美丽的东西。对於高行健来说，哪里还有天方夜谭般遥远的无辜者的负疚感，他明明是罪恶的参与者，都丝毫没有负疚的感觉，更根本不想忏悔。正如瑞典评论家庐瑟松所说，他「从来没有一点同谋犯罪感在脑子里闪过」。 在文革那场灾难中，正是每一个人心中的高行健的主角那种「绝不饶人」、「以牙还牙」的小邪恶，「吴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式的小暴力，给毛泽东的大邪恶、大暴力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虽然在那个疯狂的年代谁都可能干过缺德的事儿，在人性荒漠的跋涉中，谁都可能有过荒唐，但很少有人敢说出来，更不敢炫耀，因为人们毕竟有羞耻感。知耻，就是在心里否定了那种行为的价值。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可以自愿坦白，那就是在你准备真正忏悔的时候。而当你毫无悔意地说出缺德和荒唐的经历，就根本不是坦诚和勇敢，而是没有是非，没有羞耻之心。 像高行健这样光说出当过造反派，参与过迫害人的历史，却没有负疚的感觉，根本不忏悔，就等於是说我曾杀人，我曾强奸，我曾欺辱无辜，做了就做了吧，那就是我的历史，又怎麽样呢？ 他不仅可以无动於衷地写下：「冷眼观注他经历的那些事，你是你，他是他」，他是「一个和你不相关的人物」， 今天还能若无其事、非常骄傲地说：「中国已成为过去，我现在的很多事情，已经都和中国无关。」更可以忘乎所以，大喊大叫地赞美在「女人洞穴的天堂里」「可真是美妙得没治了┅┅可真美妙得没治啦！这真美妙得没治啦！」 这是那种对爱和苦难都丝毫没有感觉、人性品质很低的共产畸形儿。他既不是人，也不是男人，更不是知识份子。当然，书里说得很清楚，他的主人公就想做一条虫，因为「一条虫或一根草是没有主义的」，也不必负任何责任的；他还「想成为一头狼回到自然中去流窜」。难怪读不出人性呢！ 本来中国几千年那种泯灭人性的文化已经把中国人吃了一半，五十年的共产党统治就把那剩下的一半中国人全吃没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躯壳里到底还有多少人的成份都很难说。共产主义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来太多非人的因素、兽性的成份，我们在从非人走向人的道路上每迈一步都极为艰难。中国人想做人都死活难做成呢，他却在那儿强调中国人的动物成份还不够。 ●纵容、玩味、炫耀原罪 有人故作高深地诠释高行健写的是「没有主义」的自然主义文学，且不说「没有主义」怎麽等於「自然主义」，也且不说高行健和马悦然都公开说这诺贝尔奖大师的作品不属於古今中外任何文学流派（那诠释者难免有自做多情之嫌），再且不说《灵山》里的那百分之八十腐烂、残缺的出土文物和《一个人的圣经》里到处喧嚣的共产锣鼓哪里有一丝一毫自然主义文学的味道，如果写性欲就是自然主义文学的话，纽约四十二街红灯区有全世界最伟大的自然主义文学。 有人说高行健的作品是迎合了西方，所以才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西方和高行健的双重误读。高行健不仅丝毫也没有迎合西方，而恰恰是用人类劣质的部份，用人类兽性的部份，向以西方基督文明为代表的人类文明挑战。 他以自由的名义，全方位地纵容无法无天，可以不要人性，可以毫无自律地涂抹文字，就连书名，他都无所忌讳地用了《一个人的圣经》，并在纽约对读者解释说，所以用这个书名是因为《圣经》讲的是原罪的故事，同他希望表达的一致。 但他没有解释的却是，《圣经》的核心内容是祈祷、忏悔和赎原罪，而高行健却用「圣经」的名字表达纵容、玩味、炫耀原罪，绝不对任何罪与恶做丝毫的忏悔。这个对人类任何真诚都不屑一顾、对任何制约人类的超然和神圣力量都没有感觉的排泄者，一面往他的「圣经」上撒精液，一面开心地大叫「这真美妙得没治啦！」他是不是疯了？ 除了那个既不懂东方、更不懂西方、鹿马不分的马悦然之外，西方哪里有人赏识高行健？ ●绝对享乐，「活在当下」 共产党推崇的「高大全」式的、无情无欲的英雄形象是虚伪的，那麽塑造完全相反的，「我只守护我自己」这种毫无人的情怀，绝顶自私，除了女人肉体什麽人生其他意义全都不要的的卑贱形象，就是真实了吗？高行健不外乎又是在走他最简单的反共捷径： 你极左，我就极右；你要共产主义的英雄形象，我就要没有主义的一条虫；你一心为公，我就一心为私；你说要牺牲今天为了明天的美好，我就绝对享乐今天，「活在当下」，绝不要明天；你要求对党忠诚，我就彻底犬儒主义，嘲笑一切信仰理念；你绝欲，我就纵欲；你清心寡欲的时候毫无内心争斗，天生一个崇高的英雄，我纵欲享乐的时候更轻松潇洒，天生一个浪荡的狗熊；你强调以文载道，宣传意识形态，我就以文泄欲，涂抹排泄物；你让我披一张人皮，像圣人一样装模作样，我就死活不要这张人皮了，就要做真狼！ 一句话，高行健就是要用真兽性对待共产党的假道德。难怪他没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美妙得没治了」的极乐境地，原来「你同我是一路货」。 高行健哪里是没有主义，他是典型的犬儒主义；高行健哪里是没有主张，他的主张非常强烈，那就是「绝不要做人！」就像他渴望做的那只狼一样，一面在自然里鼠串，一面呼嚎著他的不做人宣言。 无论中国文学贫乏到什麽程度，也不至於悲惨到拿这种做虫、做狼，而绝不做人的价值去填补她在世界文学中的空白！ （作者注：本组系列文章至此告一段落，感谢多维网刊出。2001年3月1日）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四：高行健得奖损害中国文学形象 2001-02-27 |
| 高行健得奖以来，尽管很少有人指出他作品的优秀之处，却有不少人认为不管怎么说中国人得了这个奖总是有好处。是有好处吗？事实上中国人的这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不能提高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中国人在世界的形象和促进中国文学发展，反而会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人形象起潜在的破坏作用。
有人指出，高行健得诺贝尔奖只是他个人的荣誉，和中国无关。没错，这个奖的确是给了他个人，但如果它真的和中国无关该多好，或者人们能就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归类，真把高行健当法国人该多好，省得他的作品丢中国人的脸，丢中国文学的脸。但遗憾的是，不仅媒体的报导都渲染他是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亚马逊网站也把他划归中国（布罗斯基就算美国的，有人该去抗议种族歧视），更重要的是人家高行健自己衣锦还乡，到香港台湾凯旋一番，在报上津津乐道体验“民族英雄的味道”。 也有中国人不以为然，“谁在乎那个破奖呵，我们根本不把它当回事儿。”且不说中国人怎么忘性这么大，瑞典不给奖的时候，就忿忿不平地抱怨人家“西方中心主义”不把中国文学当回事儿，文学界也嚷嚷好多年了“为什么不给中国人奖”。明摆著，中国人不仅很看重这个奖，也是非常崇拜获奖作品的。而现在瑞典文学院真把奖给了中国人，大家先是看傻了眼，然后就又好坏都不在乎了，破罐子破摔，愿谁得谁得。难道是因为中国犬儒主义者太多才让高行健给代表了？ 事实上，你不在乎又有什么用？世界在乎它，尽管人家不拿它当世界文学中的什么玩意儿，可一定拿它当中国文学中的精品。我在美国十多年，从没有见过任何一本从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文学作品受到《灵山》这般的重视，得到最重要报刊的评论，被放在书店最显赫的位置。所以无论谁承认不承认，谁愿意不愿意，《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都绝不仅仅是高行健的，而更是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水准为中国赢得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中国人如果沉默，就等于容忍一个赤身裸体的中国皇帝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中国的“服装业”有多么发达。 ● “读《灵山》是令人沮丧的经验” 本来不少西方人对中国文学还有些神秘感，觉得由于翻译不够，了解不多罢了。虽然以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为主翻译的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在英美世界从来没有过什么反响，但起码也没带来什么糟糕的印象，人家不关注你就是了。高行健的小说如果只是作为普通作品在西方出版，它们糟糕到什么程度，得到什么评论都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界没有多大影响。 但首位获诺贝尔奖的汉语作家创作的《灵山》，作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小说登上世界舞台，那意义就很不一样了。西方评论家从这部“中国最高水准”的作品里看出了什么呢？ 《时代》周刊（2000年12月11日，作者Paul Gray）在列举《灵山》英文版的累赘、重复、粗糙的翻译之后，举了几个令评论者茫然的书中故事和男女主人公各自的自相矛盾之处，说“读这种版本的《灵山》是令人沮丧的经验”。不仅一句褒扬的话也没给，还得出结论，“诺贝尔奖当然不可能是主要根据在这里展现出的东西得的。” 《纽约时报》（2000年12月18日，作者Richard Eder）也是首先抱怨翻译生硬（译文实在成了高行健作品糟糕的极好屏障），然后指出读者得靠自己再翻译解释高行健的自相矛盾：“作者又建议，又反对自己的建议；又暴露，又隐藏；又宣称、断言，又迷惑、糊涂。”“书中‘你’的所谓精神之旅中，其实很多是描写肉欲的，表现那个精明的、沙文主义的‘你’和那个既放荡又愁眉苦脸的‘她’”。 评论说，那些道听途说、民间传说等令人迷茫，人称混乱令人心烦。然后就这种旅行记录式的写法说，“（作者）和自己体裁的战争就像他和当代中国的战争一样。”认为高行健不仅根本不能驾驭这种写法，简直艰难到像打一场战争。这本书就像一个人“把一大堆未经过任何挑选装到兜子里的好坏都有的东西一古脑儿地倒出来。”“《灵山》的缺陷并不是它的晦涩，虽然书里有相当多晦涩内容，而是它巨大的模糊不清。” ● “《灵山》是一本文学混杂物” 《纽约时报书评》（2000年12月24日）发表了前驻中国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的评论。读这篇文章可以明显地感觉出，他很费劲地希望能从书里找出点什么好的情节，妙的句子，或深刻的哲学思考，好能把这书抬得有点像诺贝尔奖作品的样子，但无论如何找不到，只好列举作者怎么拿著作家协会会员证到偏僻小地方得到优惠，想像中遇到轻浮放荡的、哭哭啼啼的、又很想要性的女人们。 纪思道实在无法对书做出什么更好的解说，于是把英译者陈顺妍前言的主题重复一遍之后，自己去发挥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和自己喜欢的其他中国作家了。最后他不无嘲讽地引用《灵山》中的话概括这本书：“你把旅游笔记，道德随笔（陈顺妍把‘道听途说’译成‘道德随笔’了），个人感觉，笔记，备忘录，非理论性的讨论，不象寓言的寓言扔到一起，抄上一些民歌，加上一些你自己发明的传奇类的胡说八道，然后把它称作为小说！”“人已经讲了那许多废话，你不妨再讲一遍。” 澳洲《时代报》（2000年8月14日）上中国通贾佩琳（Linda Jaivin）的评论则用上面这番话开头：“你把旅游笔记、道德随笔……自己发明的传奇类的胡说八道，然后把它称作为小说！”她说《灵山》是一本文学混杂物，加上那种长达近两页的说教，读者不难判断高行健到底是展示、还是否定了他自己的说法。这位可以熟练阅读中英文，并在中国居住多年的女评论家指出，《灵山》里那些浅薄的议论不是使她发笑，就是让她打哈欠，还有一些令她不知所云。 《华盛顿邮报》（2001年2月22日，作者Linton Weeks）在综合报导高行健的美国之行和关于《灵山》时也引用了“你把旅游笔记、道德随笔……自己发明的传奇类的胡说八道，然后把它称作为小说！”这一段，可见他们都对此多么共鸣！ ● “只要你高兴，多么离题都行” 《华尔街日报》（2000年12月15日，作者Peter H essler）在一篇不到一千字的评论中，绝大部份用来介绍高行健的身份，解释书的散乱、没有名字的人称、熊猫抓掉人的生殖器，再抱怨几句翻译之差。 这位曾在中国居住并出版过他的中国经历的作者用明显嘲讽口气写道： “《灵山》擅长的一点是，他在这么大部头的作品中可以碰一下灾难，然后迅速走开。在中国的现实生活经验经常和这点相似，在那里，多数人经历了可怕的事情，但却很少去提它。” “如果说《灵山》里有政治观点的话，这点才是：你可以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那种巨大的开心。只要你高兴，用多少叙述者都行、多么离题都行、多少故事都行。” 德国的评论则更尖刻，被视为德国文学评论界教父的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在电视评论上说“这是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一项错误、丑闻。” 这些负面评论还仅仅是开始。《灵山》里由于还有些故弄玄虚的历史故事，西方人以为看不懂中国文化，话还说的客气点儿。等《一个人的圣经》英文版出来后，瞧著评论界怎么痛斥吧，如果人家还想搭理他的作品的话。 马悦然翻译的《一个人的圣经》瑞典文版已经出来，所以瑞典评论家庐瑟松（Peter Luthersson）在《瑞典日报》（2000年10月26日）指出，“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既没有写出一部交响诗，也没有写出一部精雕细刻、驾驭自如的杰作，更没有写出使我们能够想起普鲁斯特、布罗斯（Broch）或乔伊斯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从极端集体主义的同谋犯罪中，高走过一条漫长的道路，从而转向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信仰……仅仅盯著他自己的享受……至于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从来没有一点同谋犯罪感在脑子里闪过。” ● “没有被它们感动，没有得到智慧上的启示” 英文《台北时报》（2001年2月4日，作者Bradley Winterton）在高行健、马悦然访问台湾期间，刊登评高行健唯一译成英文的戏剧集《彼岸》的文章。这位作者明显熟悉西方戏剧。在介绍了西方现代戏剧的情形之后评论说：“表面上，它们（高行健的《彼岸》里收集的五个剧）很难读，很难懂，更难以想像排演。”接著主要评论了高行健两个剧： “（《生死界》）不能吸引住任何人的情感。对知识人来说，它可能是个智力测验；对一般观众，坦率地说，大概是个耐心测验。” “高对他的另一个剧解释说，它‘试图探讨一些传统的主题，像上帝和撒旦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善良和邪恶的关系，拯救和痛苦的关系，现代人对语言的关心和感知的关系，还有个人和他人的关系。’如此这般自信自负，和天真无知的混合简直令人说不出话来。该剧主要是夜晚的游荡者之间交流的城市俗语。剧的主要问题并不是那种超现实的高谈阔论，记忆和梦，今天已经没有人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是戏剧的唯一选择，问题是那些人物说的内容，它们永远是单调得没法让人记住。也许是翻译误了高。” “但总的来说，这些剧给人的印象是图解的、生硬的。它们没有品味，像被漂白过的，没有任何氛围，也几乎不尝试使人的感觉和想像力有惬意。” “高（行健）导演自己的剧也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即使是最好的戏剧也需要另外的敏感和独立的导演，才能创作出有魅力的演出。当然，也许其他导演被剧的内容的不可塑性吓跑了。” “也许高是个天才的艺术家，但由于什么原因，本评论者没有看出来。事实是，我发现这些戏剧几乎是不可读的。我没有被它们感动，没有得到智慧上的启示。为留下记录，（我在这里说）我对作者的小说《灵山》是同样的感觉，至少对陈顺妍的英译本是这样。” ● 让世界更瞧不起中国文学 这些评论还都只是客气地写出来，说出口的，还仅仅是我看到的。还不知有多少没说出口的轻蔑。 如今在西方有一种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共识，那就是尽量不批评第三世界或少数族裔（也就是說，非白種人）。言行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对糟糕之处，不吭声就是；要是有一点好的，可就迫不及待地往天上捧，这里面既有居高临下施舍的快感，还有政治正确的表现，当然也不乏真诚的赞赏，反正西方人在赠送褒扬词汇的时候总是非常慷慨的。就像也有人给了《灵山》几句空洞的赞扬，有意思的是，批评的内容具体，用实词；褒扬的部份抽象，用虚词。他们可以在批评西方人自己的时候用尽他们丰富的刻薄词汇，但对第三世界或少数族裔则谨小慎微，生怕不小心用错一个词，惹来一片抗议“帝国主义”的声讨。 在这种西方背景下，这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都受到上述这般掩饰不住的批评，可见西方并不是那么容易唬的，马悦然只是个罕见的异数。面对这种“最高水准”，世界只能增加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整体的蔑视，只是人家说不说出口而已。 （原载多维）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三：穿上新装就编织童话？ 2001-02-26 |
| 由于写评论高行健作品的文章，最近一段时间我对媒体上关于高行健的报导比较留心。每每惊讶的是，高行健说的一些话，听起来好像满有道理的，可他做的怎么总是在和自己的道理矛盾呢？尤其是西方媒体上对他在中国“被迫害经历”的说法，颇有点让人想问一句：是吗？ 高行健在自由世界自然应该尽享他的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但如果诺贝尔奖得主总是说一个道理，然后做些和自己的道理相反的事，未免让人觉得有点不是那么回事儿。不信请看：
● 自相矛盾之一： 在诺贝尔奖颁奖前，高行健对中、英文媒体都表示领奖时不谈政治，可他的领奖词《文学的理由》却充满了政治硝烟，通篇都用政治控诉的口吻，一面控诉政治干预文学，一面又声讨作家要当救世主。也不知他的主要目的到底是谴责政权，还是指责政治的受害者。无论他多么否认，仅用这篇领奖词他就把自己纳入了政治作家的范畴。 ● 自相矛盾之二： 高行健在领奖词以及多次对媒体的谈话中，都强调文学要超越政治，作家不是政治异议人士，但他到香港的访问，几乎就成了个政治秀。董建华是否接见成了媒体热点。从高行健后来在台湾的活动可以看出，如果董建华接见，他是一定乐意的；香港媒体从没提到高行健根本不想见董建华。可那个政治傀儡和文学有什么关系呢？只要高行健表示一句不屑于见董，他接见也不前往，恐怕香港媒体也不至于这么热衷于炒政治。 高行健在台湾更是不亦乐乎地往政治圈子里钻。今天和文化局官员会晤，明天参加台北市长的大宴，后天在总统府被“总统单独召见”。在中国人这充满政治的世界里，尤其是在海峡两岸无事不政治的情况下，谁都知道，那类会见是政治秀还是文化交流。他这种毫不避政治嫌的做法不仅令人惊讶，也难免让人觉得这个诺贝尔奖都得了的“大作家”，怎么有点像他的《灵山》在没获奖之前似的，五折出售了。和敏感政治人物们见面没什么错，但那就别一遍又一遍地声称什么“作家跟政治没关系”之类了。 ● 自相矛盾之三： 高行健在领奖词中强调写作是孤独者的事，他进行的是“冷文学”事业，并蔑视作品的商品化。但无论在香港还是台北，他都一副沉醉于各种聚光灯的神态，他的作品自然在媒体的大肆炒作下，一雪十年卖不动之耻。难怪台湾报纸上有人批评，“除了三场与文学有关的演讲之外，大部份时间社会大众只能看到高行健穿梭在台湾艺文界的茶叙、晚宴中。”他在台湾就像“过年放鞭炮似的一团混乱”，放完剩下一堆废纸，什么也没留下。 相比之下，那个并不声称“欣赏孤独”呀，“冷文学”呀，蔑视商业炒作啦等等的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同样是原共产国家的作家，几年前获诺贝尔奖之后，把钱全部捐给华沙的慈善事业之后就再也不肯在公众场合露面了。 ● 自相矛盾之四： 高行健不止一次地宣称：“中国已成为过去，我现在的很多事情，已经都和中国无关”，“我已经告别中国了。” 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固然精神可嘉，但他大概忘了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是因中国，而绝不是因为他个人的成就而得的奖；而且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在那个至今仍在专制统治下的国度里，他曾是造反派头目，作为罪恶的参与者而生存过，就这么毫不感到亏欠地说“告别”，他可真潇洒！ 即使他什么也不在乎，告别就告别吧，怎么又对台湾之行表示好似“荣归”返乡，更津津自我乐道当“民族英雄”的自豪呢？他和中国无关，是哪国的民族英雄呢？阿里山的？ ● 自相矛盾之五： 高行健从香港到台湾到美国，无数遍表示他的东西“只写给自己看”。在《一个人的圣经》中则更形象地说：“把你的经历诉诸文字，留下你生命的痕迹，也就如同射出的精液，亵渎这个世界岂不也给你带来快感？”“所以选择文学，也不过藉此排泄。” 高行健这种写作态度是他的个人私事，就像一个有怪僻的人排泄之后欣赏一番自己的排泄物，别人能说什么呢。可他怎么做的呢？书刚写完，直接把手稿送到了瑞典文学院士马悦然的书桌上，然后托这个找那个想法出版。有谁那么好意思地把自己的排泄物展示给世界以后，再矫情地说我就是排泄出来给自己欣赏的？ ● 自相矛盾之六： 高行健说他不是异议作家，同时又表示他是“政治逃亡作家”。《华盛顿邮报》（2001年2月22日）引述耶鲁大学当代中国文学教授Charles Laughlin的话，解释这两者的不同：“高行健不是你们可能称为的异议作家，他不想用自由去批评（中国）政府。”报导接著说：“他要把自由给自己。” 高行健还强调自己是流亡作家，写的是流亡文学。虽然以前在中文里“流亡”一词让人想到“流亡到西伯利亚”等没有自由，物质、精神都令人非常痛苦的地方，但今天“流亡”已经成为“流”到物质、精神世界都更丰富、尤其是自由得让高行健感到“美妙得没治了”的西方；更有成天喊“流亡”的作家可以三年二载自由出入北京，跟国人炫耀一下流亡之美。 “政治逃亡作家”也好，“流亡作家”也好，明显地是相对中国而言、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而且在西方强调这种受政治迫害的身份，等于镀上一层资历，那就尤其增加了承担某种道义责任的涵义。高行健既然认为自己已经告别了中国，超脱了政治，也不对中国承负任何道义责任，就应该心安理得地宣布他是法国作家，在他忘记中国的同时，帮助世界忘记，那些文字排泄物是“中国”的“逃亡、流亡作家”制造的。 ● 西方媒体上的中国异议英雄 在西方媒体上，高行健不仅和中国关系密切，更是政治异议英雄，有意思的是，那些报道不曾见诸中文媒体： “传言说高要被送到劳改营，所以他逃到了四川的山里花了五个月在乡间旅游，直到安全了才回到北京……（在旅途中）虽然他担心展示他的级别会引起注意，而遭羞辱或捕获，但他还是用他的作家协会会员证，在边远的镇上得到特殊优惠，像住宿、用车。他的赌注押得很正确，中国太大、太分散了，在小镇子上没有人意识到他不是一个了不起的访问者，而是一个潜在的可怕的反革命。”《纽约时报》2000年12月24日 “在制裁过程中，当传言说他要遭立即逮捕的时候，他离开了北京，花了近半年在四川的山里旅游……”《纽约时报》2000年12月18日 这种说法令人挠头，因为上述时间指的是1981年“反精神污染”期间。当时在中国的人都清楚，那次只是意识形态上的运动，并没有抓人。即使对进行全国批判的《苦恋》作者白桦也没有抓起来。而高行健的作品只是受到《文艺报》的批评，好像也不至于传言到要被逮捕或送劳改营的程度。而且如果当局真的要逮捕他，他还敢为了优惠而到处展示作家会员证？中国的政治恐怕在近20年后的今天都没松动到这种地步吧？ 那么《纽约时报》记者这种说法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它们取自《灵山》英文版前言。在这个前言中，高行健的英译者陈顺妍写到：“面对镇压的文化气氛和进入监狱农场的危险，高逃离了北京”“（清除精神污染后）他的作品被查禁，不能出版。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指他被查出得癌征）加上他要被送到臭名昭著的青海监狱农场的传言，他做了一个迅速的决定，马上逃离北京。” 那么陈顺妍又怎么得到的这些消息呢？她不仅翻译了《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尚未出版），也翻译了高行健的领奖词，在瑞典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前后照应，现在又是高行健美国之行的英文翻译，那么她对原作者的了解应该多是来自本人吧？ 在陈顺妍居住的澳大利亚，国家电台晚间节目（RN 5/07/00）在直接采访了高行健后说：“高是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份子之一，并被提名诺贝尔奖……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由于挑战毛统治下的文学艺术标志——社会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界引起重要争议，政府谴责了这部作品，高被监视居住（under surveillance）。 而下面这段话则出自马悦然的弟子、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多弼手笔：“1989年北京‘六四’屠杀之后，高行健写了剧作《逃亡》，该剧发表后，北京当局查封了他在北京的寓所，并把他开除中国共产党。1991年，高行健以反讽的口吻谈到这一决定：两年前天安门附近的屠杀之后，我在巴黎立即宣布退出中国共产党。”（瑞典《每日新闻报》2000年10月13日） 和马悦然一起邀请高行健到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灵山》：文学和玄学”，和高行健颇有些私交的罗多弼，又是从哪里得到高行健的家被查封、被开除党籍的说法呢？如果高行健否认“这一决定”的说法，罗多弼还会这样写吗？ 即使对那些天安门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们，也没见报导说谁家被查封了（由于离职单位强行收回住房的倒是有），怎么专去查封一九八七年就离开中国的高行健的家呢？至于他是否被开除党籍一事，据《亚洲周刊》（2000年12月20日）报道，2000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主持的官方作家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删除了曾是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刘宾雁和其他一些逃到海外的作家，但“高行健条目二百来字，仍称他是‘中共党员’”。 毫无疑问，中国的作家都是受到专制政府迫害的，高行健当年在国内由于尝试现代派创作，受到批判的事实已经足够证明那种迫害程度了。 作为第一个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获奖后，中共政府不允许他的作品在国内出版，按理说，应该受到海峡两岸、海内外中国作家一致联合的抗议，但在海内外作家的一片静悄悄中，西方媒体只好开始报道： “虽然他已经有14年没有在中国大陆居住，他的作品在那里自1985年起就被查禁，但高经常访问香港。”《纽约时报》2001年1月30日 “高在中国不是很出名，他的作品在1989年之后就被查禁。”《华盛顿邮报》2001年2月22日 于是人们很难确定，高行健的作品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遭查禁，那么西方报纸上这些说法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 西方媒体学高行健？ 西方媒体当然总喜欢顺水推舟，夸张点“中国异议份子”的形象。但这种夸张点儿来的做法不仅不是西方人的专利，他们也不如中国人用得含蓄，还需要向高行健学习，就像我已经引过的： “有朋友把《灵山》同法国已故的乔治．贝莱克的语言作某种类比，我不反对这种认同。他是一个天生的语言艺术家。” “有朋友说《灵山》展现了中国的另一种文化。这也正是我想作的一件事情。”（《灵山》：文学和玄学”1991年） “这书（《灵山》）在台湾和西方广为翻译和出版”（《为什么写作》1996年） 可据台湾联经出版社统计，在获奖前，《灵山》在过去五年卖了不到一千本（《台北时报》2001年2月8日）。高行健这次在纽约演讲也说，出版头两年，只卖了152本（《世界日报》2001年2月27日）。 法文版《灵山》至获奖前五年中只卖了6千本（《纽约时报》2000年11月21日）。但高行健却说，他们没想到（法文版）刚出版就在法国一炮而红（《世界日报》同上）。“一炮而红”的书五年才卖了6千本？ 而马悦然的瑞典文本则“在出版后完全没引起任何注意”（马悦然的信，《洛杉矶时报》2000年12月17日）。其他译本在高行健说“在台湾和西方广为翻译和出版”的1996年时根本没有。 ● 什么时候发“诺贝尔神童奖”？ 当然在没得诺贝尔奖前，这种说法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台湾也好，西方也好，实在对中国流亡作家们冷淡到不像话的程度了。但得奖以后那类有点“玄”的说法好像没必要了： 去年，高行健在巴黎对《纽约时报》（2000年11月21日）记者说，“我十岁的时候就写了第一本小说。它是一个历险故事。同时我也画画，在这之前我画油画，水墨画，写书法，什么都做。” 2月5日在台北新书发表会上，他好像把童年写小说的时间提前了，说在“七、八岁时就开始涂鸦，自己创作类似《鲁宾逊飘流记》的小说，并画了很多插图。”（中央社记者陈蓉报导） 2月22日，他在华盛顿国家记者俱乐部演讲时说，“从小就生活在艺文环境中，五岁上台演戏，八岁开始写日记，十一岁起画油画。”（《世界日报》记者林宝庆报导） 由于人们对他到底几岁写了第一本小说也像他作品何时开始被禁一样不清楚，再加上他又画画，（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童年好像还弹钢琴、拉小提琴、踢足球、又读了巴尔扎克，杰克．伦敦和海明威…… 所以等以后要发诺贝尔童年奖的时候，也不知道该给这个琴棋书画全能的神童发哪个奖呢？ （原载多维）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二：文学是挤奶还是排泄？ 2001-02-25 |
| 自从高行健得诺贝尔奖以来，人们听到他从诺贝尔领奖台，到香港，到台湾，到美国，一遍一遍地讲文学高於政治，政治不能干预文学。他这两个观点当然是对的，但由於他刻意地强调文学独立於政治之外，难免给人一种感觉，文学和政治就完全是两回事儿；尤其是在人们对共产党的政治文学深恶痛绝的情况下，高行健的高论，更给人一种印象：和政治无关的文学就是高等文学，就更阳春白雪；和政治有关的文学就是低等文学，或是带有党文化的文学。
这种看法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相当偏颇的，起码是把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共产党强调文学作品必须有革命思想性，那麽我们今天是否就要强调文学作品不可以、或不应该有思想性？ 第一，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不取决於它是否有政治色彩。 在蓝登书屋选出的二十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中，既有毫无政治色彩的《洛丽塔》，也有充满政治色彩、或挖苦资本主义社会、或谴责共产主义的作品。像《勇敢的新世界》，用科幻手法嘲讽没有个人、没有一切人性的新社会；《正午的黑暗》，描述史达林共产专制的邪恶；《1984》和《动物农场》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奥维尔愤怒谴责极权社会的寓言小说；《苏菲的选择》则是回忆纳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残酷。当然由於100本书的作者都是英美世界的，所以大部份作品是挖苦嘲讽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和事。虽然深浅不同，但带有政治色彩或思想性的作品远超过没有任何思想性的作品。道理很简单，作家都生活在充斥了各种政治色彩的社会里，并不是只有共产国家才有政治。人很难摆脱对周围社会的看法，作家又很难不把自己的想法（包括政治见解）融进作品中。 像索尔仁尼琴和昆德拉、哈维尔他们那种充满对共产主义谴责的文学作品，不仅让人们更具体、细腻地了解共产社会中人们的生存状况，更深化人们（包括我们这些来自共产社会的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虽然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并不是特别高，还有相当可提升的馀地，但这类作品远不是已经太多，而是太少！ 来美国这十多年里，我看到不少西方关於二十世纪人类灾难的资料，他们提到史达林的暴政、纳粹的浩劫和波尔布特的屠杀，居然极少提到中国的历次灾难，好像中国的情形好多了。这说明中国人拿出的文字东西太少了，无论是文学还是非文学作品都太少了，所以世界对中国曾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残酷太缺乏了解。 第二，文是否要载道？谁来决定载什麽道？ 谈到文学是应该面对还是回避现实问题，当然首先得谈“文”是否要载“道”。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文字既可以载个人的情感，也可以载人的观点；它既可以是忧伤故事，也可以是思想檄文。一句话，用文字载情，载道，载什麽都是可以的。问题的关键从来就不是文载不载道，而是谁来决定载的内容。 共产党的政治文学和昆德拉哈维尔这种政治文学的不同是，共产党的文学是它要求、强迫作家写的，强迫作家宣传它的意识形态；而昆德拉哈维尔是因自己内心的推动力而写的。所以，只要不是在政治、利益团体强迫要求下写的，只要不是受行政手段制约的，文字载什麽道都不仅是可以的，而且应该是像美国这样受到法律保护的。 第三，政治是高行健自己的影子。 其实高行健本人的文字，无论是他的政论文《为什麽写作》、《文学的理由》，还是所谓小说《一个人的圣经》都载了强烈的反对共产专制的道。 他的人物完全是在革命的滚滚洪流中，踉踉 ，怎麽看，人形人影都不清楚；他的议论更是在政治的巨大旋涡中，怎麽议，怎麽论，都怎麽又回到政治这个主题。令我费解的是，即使那些根本不宣称要回避政治的作家，也没有把这麽多政治学习材料堆进所谓小说里。而《灵山》里的政治也比《一个人的圣经》少很多，这两本书的读者几乎是眼睁睁地看著共产主义的旋涡把高行健给旋回去了。 像福楼拜、普鲁斯特那一类作家，即使多麽想把政治的东西弄到文学里也很难做到。因为他们的生活背景、生存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生命是逍遥於政治之外的，他们从来就活在几乎没受什麽外界干扰的自我的精神世界里，於是自然地写出了自己熟悉的生活和情感世界。 每个人都注定要受个人生存环境的影响，这是怎麽逃也很难逃掉的。我还没有看到过任何前共产国家出来的作家写出真正的纯文学作品。更何况高行健是在中年以後离开中国的，我们读到他在西方的生活除了上床这种像吃饭、睡觉一样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巴黎都得有的生理过程以外，他的脑子全在无处不政治的中国。所以，与其完全回避不了政治，给自己制造一堆自相矛盾的东西，还不如坦然、自然点，别对媒体说那种自己比索尔仁尼琴更超脱之类的让别人都替他脸红的话。 也有其他中国人像高行健一样对政治像遭蛇咬了一样，一听高行健的“没有主义”，立刻以为找到了“纯文学”的救星，一边对高行健推崇倍至，认为他那种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方向，一边大骂共产党的文艺宣传，连把无法回应的鲁迅也痛斥一番。 虽然这些人讨厌被政治污染的文学那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也应该先看清高行健明明是大写、特写政治的；而除了政治以外，就制造了一堆文字排泄物（高行健自己这麽说的）。他们想摆脱共产主义政治污泥的愿望很可贵，但也不至於急切到为了摆脱污泥就跳到排泄物中去。 高行健的东西不仅根本不是阳春白雪，而是粗俗到不堪忍受，这点我已经在多篇文章中评过。看他的东西是“酷刑”这种说法可不是我的发明。我劝周围朋友去读高行健的作品，都快把自己劝成祥林嫂了，可迄今为止没劝成一个去看《灵山》，除了那位最早看了书并劝我写评论的作家，谁都说不想遭那个罪；有人翻了《一个人的圣经》说忍受不了那份厌恶。连关心文学的评论家都忍受不了读高的作品之苦，其中一位看了我写评论高行健的文章，知道我皱著眉头读了几遍他的作品，竟然发来传真说：“你替我们受苦了”以示安慰，颇有点我曾为他们赴汤蹈火的味道。读高行健的东西能把人痛苦到如此地步也真是难得。 中国的伟大作家中，鲁迅的作品充满政治，但读鲁迅的文字从没有让人觉得痛苦，而是感到痛快。无论在文学态度上和文学价值上，高行健都是和鲁迅不能同日而语的。虽然鲁迅後期有左倾倾向，但他那种极为严肃认真的文学态度、深刻鲜明的思想观点、犀利而充满个性的语言和毫不妥协的精神都是一百一千个从头到脚充斥犬儒主义的高行健所完全无法比拟的。鲁迅呕心沥血，吃草挤奶般创作出的文字，不仅力透纸背出对中国文化准确、深刻的认识，也塑造出阿Q、孔乙己、华老栓等鲜活的中国人形象。而高行健那“什麽都有，又什麽都不是”（高行健语）的伪书不仅对中国文化一个字也没道明白，更没塑造出任何一个有点人影儿的形象。 我当然不认为谁都得走鲁迅的路，但那种以为高行健的文字排泄物可以对抗党文化，犬儒主义就是纯文学的观点，说的好听点儿是天真得“没治了”。 从另一方面说，是鲁迅那种吃草挤奶容易呢，还是高行健制造排泄物容易？严肃作家应该呼吁去挤奶，还是应该刺激去排泄？事实上奶是很难挤出来的，而排泄物则堵也堵不住。《上海宝贝》这类作品是在共产党要求下，还是在高行健的刺激下写出来的呢？这种排泄的自然现象，即使不去理它人家也会一堆一堆地排出的，而奶可不是想挤就能挤出来的，否则也不至於把有的中国人饥饿到一著急把排泄物当奶了，没仔细看一眼就捧著赞美。 当然我丝毫不反对任何对纯文学，或所谓个人文学的追求。我认为那种文学更难写好，难很多很多，尤其是对中了太多共产党的毒，个人还根本没站起来，无论从语言还是心灵上都尚处於残缺状态的中国人。越多的人去尝试，才可能有越多的人写出像样的东西。而任何中国人能写出有价值的纯文学作品，都是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我只是很担心高行健这种现象，没写出纯文学，却弄出一堆应该送到红灯区去的文字排泄物，不仅让中国读者从共产党的文字狱出来之後，还得忍受排泄物的酷刑，也让西方人笑话，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很要脸面的。 |
| Nobel translator taken to task 2001-02-17 |
| The man who has translated nearly all of Nobel Prize-winner Gao Xingjian's work, Goran Malmqvist, is put through his paces by one of the leading critics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Saturday, February 17th, 2001 It is highly unusual that four months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last year'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Gao Xingjian (高行健), the first Chinese ever to win the prize, has yet to be the subject of an in-depth Chinese-language review that thoroughly explains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values of his two novels on which the Nobel Prize is principally based. The prize generated worldwide criticism from Chinese authors and critics and raised arguments and doubts about the selection of last year's winner. Trying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ffair, I interviewed one of the key figures who helped place the Nobel crown on Gao's head; Goran Malmqvist (马悦然) . As Gao's most enthusiastic supporter, Malmqvist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into Swedish all of Gao's short stories, two novels and 14 of his 18 plays, a total of 95 percent of Gao's works. It is fair to say that Gao would not have won the Nobel without Malmqvist's support and translations. Malmqvist was born in 1924 and began to study Chinese in 1946, ac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Swedish Sinology, a book published in China and which was praised for its accuracy by Malmqvist himself. Malmqvist is an authority o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ichuan dialects. He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1980s and has campaigned for Chinese writers to win the Nobel ever since he was elected a memb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 in 1985. As Sweden's most prominent sinologist, Malmqvist has translated as many as 700 pieces of Chinese works into Swedish, most of them ancient classics. In recent years, Malmqvist has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ree Chinese writers, Gao Xingjian, Li Rui (李锐) and Bei Dao (北岛). He has translated three major works by Li Rui and all of Bei Dao's poetry. Last year's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s as much a triumph for Malmqvist as it is for Gao. Readers in Taiwan have heard much about Gao in the last two weeks. Learning Malmqvist's views on Gao's works, however, might be a fresh perspective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Gao's writing. Cao: Was a Chinese candidate considered for the Nobel prize this year because no Chinese-language writer had won the prize in its 100-year history? Was this a factor in giving the prize to Gao Xingjian? Malmqvist: It was certainly a consideration. C: Was Gao weighed for the prize purely in terms of literary merit? M: Yes. Literary merit was the sole criterion. C: If the evaluation was made in accordance with literary merit, where do you think Gao's works surpass those of V.S. Naipaul, Salman Rushdie and Philip Roth? Their works have been listed among the best 100 English-language novels. M: We don't worry about this. The 18 members (of the Swedish Academy) decide who wins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nd we do not listen to what others say. We don't care about this. No one can influence us. No matter who says Rushdie should get it, Roth should get it, Naipaul should get it, we simply don't listen! C: You translated Soul Mountain(灵山) into Swedish before the Chinese edition was published. Don't you think you should have listened to the opinions of Chinese critic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before concluding that it is "a work impossible to compare with anything but itself?" M: I don't care about other people's criticisms of Soul Mountain at all. I have my own critique. I don't listen to other people telling me how it should be. Besides, there were very few criticisms of Gao before he won the prize. C: Didn't you want to wait for opinions from critics in China before making a decision? M: Why should I wait? I didn't wait until other people said -- until a certain critic from China said Soul Mountain was a good novel and should be translated. I simply didn't listen to other people. I decided on my own. C: Some believe Soul Mountain is not a conventional novel and not a modernist novel. Then to what genre of novel do you think it belongs? M: It is not a conventional novel or a modernist one. It is a very special, unique novel -- a kind of novel that has never existed before. C: You said it is a special and unique kind of novel. Then how is it different from the world's existing literary schools? M: He is himself and he doesn't listen to other people. He writes for himself. C: Gao said Soul Mountain manifests three kinds of culture: Taoist and Buddhist culture, folk culture, and a culture of pure Eastern spirit represented by Laozi's (老子) and Zhuangzi's (庄子) philosophies, the metaphysical (玄学) philosophy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Zen. Do you believe it manifests these three cultures? Do you think one novel can manifest these three kinds of cultures which developed ove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in China? M: Certainly. He writes about a Chinese society not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Gao is very interested in the primal culture of the Chu (楚) state. C: But the Soul Mountain I read was all about folklore, hearsay and miscellaneous materials, without a system to express these three cultures. M: Without a system? Gao is not so interested in systematic narratives. But [the novel] contains many anecdotes about some ancient things, magic, Zen, and Buddhist things that he saw. He wrote about things that he encountered. C: Some believe One Man's Bible (一个人的圣经) is weak intellectually and Gao falls far short of Milan Kundera and Aleksandr Solzhenitsyn in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communism. Do you agree with such an evaluation? M: I don't agree. In my view, One Man's Bible is a confession. "He" in the book is the autho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think he wrote mercilessly, describing the three different roles he play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t was very, very candid. He despised the rebels; he despised the oppressed; he despised the onlookers. C: Do you believe Gao's views on communism in One Man's Bible are superior to those of Kundera and Solzhenitsyn? M: It's hard to say. But I admire Gao very much. He ... candidly and mercilessly introduced to the readers the roles he played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is very courageous -- truly courageous -- and very honest and sincere too. C: But some have pointed out that descriptio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One Man's Bible are rather shallow, and even inferior to works from the early 1980s abou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ke Dai Houying's (戴厚英) Oh! Human, Human! (人啊人), Zheng Yi's (郑义) Maple (枫) and Old Well (老井), and Gu Hua's (古华) Small Town Called Hibiscus (芙蓉镇), and so on. M: Those are all "scar" literature (伤痕文学). Gao's work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scar literature. The purpose of Gao's One Man's Bible is not to write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is purpose is to tell the readers the roles he played -- three different roles. It is not a hist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wrote about himself,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s a backdrop. C: Some believe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in One Man's Bible is limited to egocentric sexual freedom. Do you think this kind of understanding is identical to Western society's understanding of freedom? M: It's perhaps different because Westerners have not experience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Gao did. Our views of freedom may not be identical to Gao's. There may be some differences. C: Both in One Man's Bible and in Soul Mountain, all the female lead characters complain that the male protagonist only use their bodies, that he only wants sex but not emotion, much less love. The women I know who have read the book are all angry about Gao's contempt for women. You have probably seen Australian Sinologist Linda Jaivin's review of the English version of Soul Mountain. She thinks Gao simply looks down on women. How do you see this issue? M: I disagree. I disagree. C: Don't you think this is an evasion of responsibility toward women? M: It is. It is. C: Then i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toward humanity stressed by Kenzaburo Oe (大江健三郎) and Gunter Grass. It also appears to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idealistic spirit of the Nobel prize, doesn't it? M: We in the Swedish Academy have long ignored the idealistic direction stated by Alfred Nobel because we are not very clear what he said exactly. If he were an anarchist, then Gao would be a writer very much compatible with the idealistic direction. C: Both Oe and Grass put great emphasis on responsibility, but Gao is different. M: Gao is not willing to shoulder this responsibility. He writes for himself. He is not going to save society, save people. He lives for himself. As he said, he would rather come adrift and go adrift, leaving no traces. He is a person who lives and writes for the individual. C: Then do you agree to the claims that Gao evade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and an individual's ethical responsibility? M: This is his decision. This is his life style. C: Then as a reader and a member of the evaluation committee, how would you evaluate it? M: I cannot reject his kind of lifestyle. It is something he decides for himself. He wants to be so and he is so. C: You said the book is a confession. Do you believe there is indeed an awareness of penitence in the book? M: I believe so, even though Gao himself may disagree. C: You said One Man's Bible is a confession and the "he" in the book points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o you think this "he" is remorseful about the rebel's role he played in that episode? M: (pause) I believe he is, but Gao may disagree with my view. C: Can remorse be compatible with an evasion of responsibility? M: Gao wrote One Man's Bible and dispensed with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doesn't want to think about it anymore. He doesn't want to write about it anymore. He has resolved it, he has thrown it away. C: Some believe that the prose of One Man's Bible is extremely coarse. In China, such a novel certainly would have been rejected (by publishers). How do you answer to such an appraisal? M: I don't agree with such a view.... But when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heard the news (of Gao winning the prize), they said at once that the Swedish Academy had selected Gao Xingjian because he was French on the one hand and because the Academy was politically motivated on the other. The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came out and said, "We have at least 200 writers who are better than Gao." They simply haven't read his works and don't know what he writes about. C: But the people who raised the criticisms had read his works and they were also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ome have criticized that One Man's Bible is all descriptions of the mechanics of sex. Do you believe the book has any descriptions of sexual psychology? M: This is their view. I disagree. I let them have their view. C: Among the descriptions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sexes in One Man's Bible, which sections made a particularly deep impression on you? M: They didn't leave a deep impression. C: When you were interviewed by the Taiwan media, you said, "Gao understands women extremely well. His ability to deeply grasp human nature is very rare, not just among Chinese writers but also in the West." The American writer Henry James has many works describing women. Do you really think Gao's descriptions of women surpass his? M: I know. I'm not well read. However ... C: You feel that Western writers can't necessarily match Gao's descriptions of women. M: That's right. But I'm not a woman. (laughs) I'm guessing. C: The Guardian has written that Gao's play Bus Stop (车站) is an imitation of Samuel Beckett's Waiting for Godot. M: Of course he was influenced by Beckett. Gao's early plays, like Bus Stop, are obviously concerned with the same subject matter as Waiting for Godot. Gao himself acknowledges this. Gao's early plays were influenced by Western drama, but I believe in the future, Western drama will be influenced by Gao. This is a certainty. He makes use of three different personal pronouns -- I, you, and he -- to indicate a single person. This is a new technique, one that others haven't used before. I believe that in the future, Western playwrights will discover this is an extremely useful technique. C: You don't feel that he imitates others too much? For instance, the way Bus Stop imitated Waiting for Godot? M: No, no, no. Influence is not necessarily negative. Look at how Li Rui's (曈肌@ Tree in the Still Air (无风之树) and Cloudless Sky (万里无云) are somewhat similar to (William) Faulkner's works in style. This doesn't mean that Li was imitating Faulkner. He was just influenced by Faulkner. C: Some people say that Gao's play Fugitives (逃亡) imitated Jean-Paul Sartre's No Exit. M: I haven't read it. C: There is a passage in Soul Mountain with no punctuation. Some people say he was imitating Ulysses. M: No, no. Not at all. This is a kind of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monologue. It's something Gao began using long ago. C: You once said that you haven't read the works of Zhang Wei (张炜) and Zhang Chengzhi (张承志). Is that right? M: I believe I haven't. I've read a lot of things, but ah .... C: Have you read either of the two major works by Zheng Yi (郑义) -- Scarlet Memorial (红色纪念碑) and Holy Tree (神树) -- published after he went into exile in the US? M: I read his work about cannibalism (Scarlet Memorial). I haven't read Holy Tree. C: Have you read Notes of a Desolate Man (荒人手记) by the Taiwanese author Chu Tien-wen (朱天文)? M: I haven't read it. I'm not that familiar with Taiwanese fiction and drama. I'm more familiar with Taiwanese poetry. C: I don't want to evaluate these authors. Rather, I just want to ask how you dare conclude that Gao's Soul Mountain is a work "impossible to compare with anything but itself" if there are still quite a few works by fairly influential Chinese authors that you haven't read? How do you know that those works you haven't read are necessarily inferior to Gao's? M: (pause) Gao is the only one, the only one who writes short stories, novels, plays, has made excellent contributions to literary theory, extremely great contributions, and also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drama. He is the most versatile author writing in Chinese in the present era. No one writing in Chinese can compare with him because his work are all encompassing. C: Could it be said that Gao's prose also surpasses the above-mentioned authors? M: That's hard to say. I feel that Li Rui's prose, his language, and his style are superb. He can perfectly capture the language used by the poor peasants in Shanxi. C: Your frequent mention of Li Rui reminds me of the Xinshan (新山) literary symposium held in January of last year. At that symposium, Li Rui stated that Cao Xueqin (曹雪芹) was a greater writer than Shakespeare. Do you agree with this assessment of his? M: One is a playwright. The other is a novelist. It's hard to compare. Suppose. I were to ask you, do you like apples or spicy noodles? These things can't be compared. C: You once extolled the Shanxi author Cao Naiqian (曹乃谦) as a writer of genius. Why? M: His writings are very difficult to find. I have a few- mostly translations. He is a writer from Shanxi who works as a policeman in Taiyuan. In Shanxi Literature (山西文学) he published some extremely short pieces, just a few hundred words in length. He can completely depict a person's life, several people's lives, in just a few hundred words. C: Cao's works can be openly published in China. As pure literature, they don't run into political conflict with the authorities. In the past, you have expressed dissatisfaction with China's literary circles for not taking him seriously. Is it really possible that none of the literary critics in China are able to recognize his genius? M: This doesn't concern me. I don't care what China's critics think of Cao. I have my own point of view, and I think Cao is a writer of genius. C: Some people feel your choice of works and authors is relatively subjective. How do you treat this kind of appraisal? M: Of course it is subjective! Of course it is subjective! How could it be an objective point of view? C: And you don't pay any attention whatsoever to the opinions of the Chinese literary critics? Not even for reference? M: I don't care. They don't concern me. Their opinions don't influence me in the slightest. Why should I be influenced by them? If they say Gao is no good, Gao is an inferior writer, I let them have their point of view. But they won't influence me. C: The Los Angeles Times published an essay criticizing you. In the letter to the editor that you wrote in response to that essay, you said, "Soul Mountain, in my mind is the greatest novel of the 20th century." M: Yes. C:Doesn't this amount to saying that Cao's work surpasses the masterpieces of this century such as Joyce's Ulysses, Kafka's works, and Marcel Proust's In Search of Lost Time? M: I meant to speak of Chinese novels. C: But that quote clearly said, "the greatest novel of the 20th century." M: I think it should say, "the greatest Chinese novel of the 20th century." This may be my own mistake. C: You consider Gao's Soul Mountain to be,"the greatest Chinese novel of the century." Is it comparable then to the greatest novel of the century, Ulysses? M: No. They can't be compared. C: Could we say that Gao is nowhere near Joyce's equal? M: I wouldn't presume to say that. Their style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C: In the past, you primarily researched ancient Chinese and Chinese dialects. Then, in the early 1980s, you began to translate work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cient Chines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fields. Do you think you have been able to achieve an overall maste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M: No. C: Aren't you being too modest? M: No. Because my time is limited, and my energy is limited.... I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studying the works of a few contemporary Chinese authors, translating their pieces. People like Gao Xingjian, Li Rui, Bei Dao. C: Among the 18 members of the Swedish Academy, only you understand Chinese. Is that right? M: Yes. I'm the only one who understands Chinese. C: So in the process of evaluating and selecting Gao, your opinion wa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M: Naturally I reported to them quite a number of times - internal reports. I reported about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not just Gao Xingjian. I also gave quite a few reports about Gao's literary works. That's how it has been for the last few years. C: Do you consider Gao to be an original writer? M: He's an extremely original writer.... Every author is influenced by other authors. This is inevitable. It's also a good thing.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Translated by Ethan Harkness and Francis Huang www.taipeitimes.com |
| “少给我来克林顿” 2001-02-15 |
| 在克林顿性丑闻时，中国人曾编出一则幽默：丈夫对妻子说，今晚有工作应酬，要晚回来，妻子则回敬，“少给我来克林顿”。“克林顿”已成为狡黠和欺骗的同义词。
克林顿的外号是“猫王”（意为滑头），硬是靠他的狡黠，躲过了弹劾，当完了八年总统。但美国这个社会有它独特的惩治机制，它不仅有来自法律上、道德上的，还有一种是来自市场经济的无声惩罚。 按照惯例，美国卸任总统都会被各种大公司、大学等机构邀请演讲，经常是一场演讲报酬就在10万美元以上。卸任总统一年光靠演讲，就可有上百万美元的收入，比当总统挣得还多（美国从小布什这届开始把总统年薪提高一倍至40万美元）。 但刚卸职还不到一个月的克林顿，已经开始尝到经济惩罚的滋味，因为他第一次公开演讲，就被民众抵制，以演讲费谋生之路“出师未捷”。 2月10日《纽约时报》报导，华尔街投资银行公司“摩根史坦雷”（Morgan Stanley）邀请克林顿演讲，付给了克林顿10到15万的演讲费。但克林顿演讲之後，这个公司立即收到很多客户的抗议信，说克林顿的性丑闻在全世界羞辱了美国，不可原谅。如果“摩根史坦雷公司”对邀请克林顿一事不做出道歉，他们就撤出投资，转到其他公司。 “摩根史坦雷公司”董事长亲自给这些抗议者发了电子信，表示歉意，承认邀请克林顿演讲“明显是个错误”，“发出这个邀请考虑欠周”，并承诺再也不会邀请克林顿演讲。 这件事见报後，另一家已邀请克林顿演讲的大公司，担心引起客户反弹，丢掉生意，迅速撤销了邀请。克林顿的女发言人一脸天真地说，“我不理解为什麽美国人民对待克林顿和其他卸任总统不一样。” 《纽约时报》预测，其他大公司出於同样的考虑，可能都会撤销或根本就不邀请克林顿演讲，这位美国近代历史上最年轻的卸任总统不知道怎样打发那馀下的时光，而且来财之道也被堵住了。 美国社会利用经济手段制约名人，在很多领域都可以看到。例如，NBA的前篮板王是被称为“大虫”的罗德曼，但和其他球员比较，这位总是把头发染得五颜六色、并不断恶性犯规的大牌球星收入却很可怜。因为极少广告商请他做广告，而广告收入往往比薪水还多。NBA中收入最高之一的“飞人”乔丹，年薪三千万，但一年广告收入就有四千多万。因为他不仅球技精湛，而且个人脾性也好，观众都喜欢看到他的形象，广告商自然重金聘请。罗德曼虽然是篮板王，但由於球风太差，不仅广告做不成，最後竟遭NBA淘汰。 克林顿不仅在演讲费上受到“惩罚”，最近他想在曼哈顿卡耐基大厦租层办公室，也不顺利，因为那个大厦的管理公司也不满克林顿担任总统时的不检点行为，而故意大幅提高租金，让他租不成，最後克林顿只得跑到曼哈顿北端的“哈林”（Harlem）黑人区一所大厦租了办公室。 也许是克林顿来财之道越来越窄，太需要钞票，因此在最後一次使用总统赦免权时，竟赦免了声名狼籍的走私犯瑞奇（Marc Rich）。这事连时常偏袒克林顿的《纽约时报》也发表社论说“不可接受”，因为瑞奇的前妻向克林顿及民主党捐了三百多万美元，其中包括给克林顿将修建的图书馆45万，给总统打性丑闻官司费一万，给克林顿夫妇家俱费七千┅┅ 美国国会已授权FBI调查瑞奇的银行记录以及他和克林顿的关系，如果最後查实这些捐款来自瑞奇，克林顿将被追究刑事责任。那时候，这位曾愚蠢地夸奖独裁者江泽民像曼德拉一样是他钦佩的世界领袖、却又精明地逃过了弹劾的“猫王”，猫腻被逮住，中国人那句幽默就得加一句了：“少给我来克林顿，不然麻烦就大了。” 2001年2月15日（载《大纪元网》） |
| 朝拜高行健——媚俗的港台媒体 2001-02-10 |
| 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汉语作家高行健近日访问香港、台湾，当地华文报纸大幅报导，一时成为新闻焦点之一。
两地媒体的报导有个共同特点，基本都是从政治角度报导高行健之行。如果不知详情的人，仅从媒体上了解高行健，会以为他得的是“和平奖”。 例如，在香港媒体上，什么特首董建华为什么不接见高行健，哪些官方人物没出席高的演讲会等等。高行健得的是文学奖，和董建华是否接见有什么关系？和文学搭不上界的董建华接见了又怎么样？ 在高行健访问台湾时，更是如此——台湾两大报《联合报》、《中国时报》等更是一窝蜂地报导高行健获奖的政治意义，一面倒地寻找各种形容词赞美“大艺术家”高行健，像进行一场造神运动。 按道理，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汉语作家访问台湾，媒体首先应该去采访那些文学专门家，包括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当代文学教授等等，由他们阐释、评价、介绍高行健获奖作品到底艺术价值在哪里，引导读者深入了解他的书的文学价值。 但在台湾媒体上，恰恰不是这样，而是连篇累牍地报导高行健今天和台北市长马英九见面，明天受到陈水扁接见。而高行健和这些官员见面，不仅只能谈政治，而且其会见的政治意义也远大于文化交流。成天喊文学要脱离政治的高行健如此热衷会见各种政治人物，不能不给人一种精神分裂的感觉。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一个作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专业化的媒体首先要做的是介绍他（她）的作品，采访那些权威的文学评论家，对他的作品评头论足，包括批评，导引读者从文学角度理解和欣赏得奖者的作品。对于无法阅读高行健作品中文原文的美国媒体，都费尽心机地挖出了几篇从文学角度评《灵山》的文章。 今天在中共当局蛮横地禁止高行健的作品在大陆出版、中国文学评论界难以发出声音的情况下，港台媒体以及评论界更有责任从文学角度介绍、评价高行健的作品。 但台湾媒体上，人们看到的是，在台北文化局龙局长应台（借用台湾表达法）“一、二”的吆喝下，文人骚客一起向诺贝尔桂冠叩拜。别说台湾的评论界，连文学博士的文化局长也毫无羞色地向媒体透露，直到领高行健去朝拜“陈总统”之前，她还没看高行健的书，只是“昨晚临时看了一眼高行健的剧本《八月雪》”。 台湾媒体中，只有英文《台北时报》（Taipei Times）披露一些内情﹕高行健获奖前曾六次访台。该报引述高行健的作家朋友李昂的话说，去年高行健来台，为和当地文人交友拉关系，开出请客名单，打了20多个电话，结果只来了八个人。 这次高行健“衣锦还乡”开宴会，“台湾重量级的文人”几乎倾巢出动，“来了70多人”，当年那20人名单中没赴宴的几乎都来了，纷纷和高行健拥抱，似乎早就是挚友。《台北时报》说，“那种拥抱的热情劲，在台湾作家之间是少见的。” 《台北时报》还引述高行健的另一个朋友冯翊纲的话说，八年前高行健来台湾办画展，借宿在他家里，结果画几乎都没卖出去，只好背回巴黎。而今天，在台湾媒体上，高行健成了收藏家垂青的成功现代派画家。 该报还引述出版高行健主要作品的“联经出版”的统计说，《灵山》出版后五年中，卖了不到一千本，即全台湾平均一天也卖不出一本。两年前，“联经”把《灵山》列入处理品，五折减价，仍卖不出去。但在高行健获奖后至今仅四个月，《灵山》卖出了12万本。 《台北时报》的报导感叹说，这很大程度是由于台湾两大中文报纸《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新闻炒作，组办各种演讲会造势。高行健的消息几乎每天上两大报头版（这在美国媒体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顶多在艺术版出一两条消息）。当然了，出版了高行健两本小说的“联经”出版社是《联合报》旗下的企业，如此造势，自有丰厚经济利益的回报。 当一个社会的主流媒体热衷于盲目谄媚名流的时候，那个社会怎么可能不是一个媚俗泛滥的世界。 2001年2月10日（载《大纪元网》） |
| "Modern" Form Can't Hide Bad Prose 2001-02-02 |
| The Taipei Times
Friday, February 2nd, 2001 Chinese Literature should have taken great pride in having finally won its first Nobel Prize last year. However, instead of applauding, Chinese writers (both in and out of China) were at first shocked when the winner was announced, then hurried to get the only two novels by Gao Xingjian , which the Taiwan publisher rushed to reprint after initial print runs failed to inspire the public's imagination. Reading the two novels, Soul Mountain and One Man's Bible , which the Swedish Academy highly praised and principally based their award on, turned out to be not only a disappointing but also an insulting experience. Soul Mountain is by no means a novel, let alone a good one. I have read the reviews in both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media and found that no one has given a clear brief of the book. Nobody really can. For it is a horrendously heaped hodgepodge of travel notes combing chaotic choreography, superficial legends, sinister folklore, fragmentary historical events, random thoughts, hazy memories, artificial feelings, scrappy jottings, ethnic customs, fake fables, folk songs, parodies of ancient Chinese novels, trivial and totally irrelevant encounters, shallow political and literary comments, pseudo-philosophical accounts, and erotic fanatics with monotonous female characters. One has to admit that it is shrewd to use a modernist-like narrative that instead of giving names to the characters, uses "I," "you," "she" and "he." In this largely autobiographical book, "`I' travel in the real world," Gao explained in the book and in a lecture at Stockholm University in 1991. "`You' are an imagined `I' who wanders in a fantasized spiritual world, `She,' then is the derivative of the lonely You," he said. "The dissolution of `She' caused the alienation of `I,'" the author enigmatically rigmaroled in the lecture, "then emerges `He.'" "All this is better understood when not closely examined," wrote Richard Eder in a review in The New York Times. He is right, because neither Gao's eloquent lecture nor his characters can withstand any close examination. Occasionally (in two chapters toward the end), when the author becomes too eager to make comments about himself, his work or some phony philosophical thoughts, he finds it sounds awkward to use "I" or "You" as narrator, so he shifts to "He." After closing this 500-plus-page bogus book, one is guaranteed to remember no characters, no storyline, no details and no beautiful prose. And forget about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ne might expect from a modernist novel, for the book is almost entirely devoid of psychological probes. To sum it up, one will not grab anything at all from reading the book and will become more baffled than ever about anything Chinese. Readers will not feel in the least the philosophical approach Gao explained in his lectures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or parroted in the introduction, that Soul Mountain is about an individual's struggle between resisting collective forces and longing for community warmth. I can almost see how desperately some reviewers tried to find something philosophical, something beautiful or something quotable in the book, so they would be able to lift the Nobel-winning book up to a certain level. Unfortunately, finding nothing by the end, some went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So far, the translator, Mabel Lee, has taken most of the blame for the book's coarseness and obscurity. This writer certainly has no intention of glorifying Lee's translation, for mistakes and inaccuracies could easily be picked here and there throughout the book (well, if the whole book is nonsense, why can't a translator add a little more?). What must be pointed out is that Gao's original is as dreadful a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f not worse. Grammatical blunders and misused characters can be easily found in the Chinese text. Who said Gao is a Chinese language master? Only the Swedish Academy, certainly nobody Chinese. It would invite ridicule for any Chinese person to praise Gao. The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content, in his second novel, One Man's Bible, was reduced to such a level that many Chinese writers can find no other word but "trash" to describe it. The fact that Gao's books were consigned to oblivion immediately after they were released to bookstores here in Taiwan (before their author won the Nobel) was not because they were too avant-garde for the general reading public to understand, but because of their awful quality. The adulation around him now is for his crown and political purpose only. Nothing better describes what Soul Mountain is than Hans Andersen's fairy tale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This writer simply has to say out loud that the "Chinese emperor" is indeed naked! I certainly have not read all Gao's works, but I believe there could be no greater scandal than this one in the Nobel literature prize's history. With the generous intention of honoring Chinese writers, the Swedish Academy has instead played a big joke on international society and Chinese people everywhere.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will bitterly regret their blunder before they begin trying to select the next winner. Cao Chang-Ching is a dissident Chinese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一：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误读——访马悦然 2001-01-27 |
| （说明：采访于2001年1月25日用中文通过电话进行。本文根据90分钟录音整理，括号中的说明文字为采访者所加，对问答中过于口语化、重复部份和不太相关的内容做了删节，为了归类对问题顺序做了调整。）
● 一，关于诺贝尔奖给汉语作家： 问：这次诺贝尔奖给了高行建是因为他达到了获奖条件，还是因为汉语作家一个世纪都没得奖而有照顾因素？ 答：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用中文写的一个作家。 问：有没有因为百年来没有汉语作家得奖而考虑中国人的因素？ 答：那当然考虑到，当然考虑到。 问：有人说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作家没有得过奖有压力，是不是这样？ 答：没有没有没有，以前根本就没有有资格得奖的作者。也许有，但是他们的作品没有翻成外文，我们怎么能够评审呢。 问：高行健是流亡作家这点是不是考虑原因？ 答：一点也没有。 问：来自瑞典的消息说，这次高行健获奖，主要因为他的作品有法文译本，并说瑞典人很崇拜法文，和你的推荐和评价没有多大关系，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 答；这是完全乱说。我早就开始翻译他的作品了，我86年就开始翻译高行健的作品，差不多他所有的短篇小说，两个长篇小说，18个戏剧中的14部，我都翻成瑞典文。 问：那么还是主要由于你的推荐和评价，而不是法文译本？ 答：应该是。他们（法国的译本）是后来的，我翻译的《灵山》92年就出来了，他们的95年才出版。可以说我没有翻译他的作品，他就不会得奖了。 问：这次诺贝尔颁奖词好像出自你的手笔，是不是这样？ 答：不是，是常务秘书写的。 问：但你以前接受采访时说《一个人的圣经》写造反派、受害者和旁观者三种角色，这些话又几乎原样出现在颁奖词中。 答：这些就是我的，一个是瑞典学院的新闻报告，那是常务秘书写的，另外一个颁奖以前的发言是我，当然是我自己写的。 问：那么诺贝尔奖有没有“理想主义”色彩？ 答：理想倾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诺贝尔，他的遗嘱就说，文学奖，要赠予在文学界写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出色的作品的作家。但是理想倾向到底是什么，那就不好讲了。丹麦的一个学者，叫George Brandes，他是1972年去世的，他认为诺贝尔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解释诺贝尔所谓的理想倾向，说这个词来表达对宗教、君主制度和婚姻制度的一种批评性的态度。 问：你认为高行健作品有没有这种理想主义倾向呢？ 答：要是用一般的去解释，那当然是有的了。表示对宗教君主制度和婚姻制度的一种批评性态度，嘿嘿，那就是高行健了。但是对这个理想倾向，现在瑞典文学院就不大在乎，不大管这个了。 问：那么这次高行健得奖，完全是按文学价值衡量的？ 答：是，是。文学价值是唯一的标准。 问：如果完全是按照文学价值来评断的，那么你认为高的作品在哪些方面超过V.S. Naipaul（奈保尔）？他是活著的唯一有两部作品被选入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的英国作家。报上说他是入围的前几名…… 答：我知道这个作家，我告诉你，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世界冠军，我们不是选世界最好的作家，我们怎么能说高行健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作家呢？很多，有几百个，Naipaul 就是一个，李锐也是一个，有很多，好多个值得读的…… 问：那么Salman Rushdie（拉什迪）呢，他的Midnight’s Children也入选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你怎么把他和高行健比较？ 答：也不能比较，完全不同。Rushdie也是个非常好的作家。 问：还有美国作家Philip Roth（罗斯），他的Portnoy’s Complaint也入选百部最佳小说…… 答：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作家，但每年只有一个人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问：那就是说这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认为高行健的品，尤其《灵山》，要超过他们三个人的作品？ 答：不能这样讲，不能这么讲，那就意味我们认为高行健是文学世界冠军，不可能的，他不可能是个什么世界文学冠军，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我们瑞典文学院去年就认为，他应该得奖，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Naipual是个很好的作家，Rushdie是个很好的作家，他们为什么没有得奖？因为去年是高行健得的，就是这样的。 问：但这三位作家，他们都被公认…… 答：这个我们不管，包括18个院士，是我们决定谁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我们完全不听别的人说什么，这个我们不在乎，谁也不能影响我们。不管谁说Rushdie应该得到，Roth应该得到，Naipaul应该得到，我们根本不听，我们根本不听！世界上有很多人可以推荐候选人。 问：那你认为高行健是不是一个有原创性的作家？ 答：是非常有原创性的一个作家。 问：这个你主要从他的哪一种作品看出来的？ 答：从他所有的……尤其他的戏剧，特别强。 问：但有人认为他的戏剧有很强的模仿痕迹，甚至都像抄袭了…… 答：不是不是不是，每一个作家都会受别的作家的影响，这是免不了的，这也是一个好事。 ● 二，关于《灵山》： 问：《灵山》还没出中文版时，你已经把它译成瑞典文，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中国人评价这部作品前，你就认定它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作品，是不是这样？ 答：对，那就是，是这样。 问：那么《灵山》的哪些特点给了你这么大的信心？ 答：《灵山》是个非常，这个……（沉思片刻）非常complicated（复杂）的小说，有一个主要的……（沉思）哎，这部小说，整个的这个灵山是处理一个生存的困境，每个人，他所希望得到的是一种孤独，一个人向往孤独所提供的自由和独立，但同时，他也渴望他人、别人所能提供给他一种温情，友情和爱情，这是一种冲突。他一面需要的是孤独，孤独所他带来的自由和独立，一面是渴望和他人有一种关系，一种友情、感情和爱情的关系，虽然这种感情的关系，虽然能丰富他，同时也能威胁这个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这个冲突也许会变成一种权力斗争。主要的题目就是这个了。 问：可是我看了好几遍《灵山》，你说的这些在里面表现的好像不强烈，除了作者自己在几个章节里说了几次。 答：这个是主要的题目，真的是主要的题目。《灵山》里的“我”就是那个非常孤独、寂寞的人，他太孤独、太寂寞的时候，就需要发明一个“你”了。他需要一个人的感情，那个“你”就是他自己了。 问：那么你不觉得在认定它是“无与伦比的作品”之前应该听听海峡两岸中国评论界的意见吗？ 答：我完全不管别人对《灵山》的评论，我有我自己的评论，我不听别人告诉我怎么样。而且高行健得奖以前就没有什么评论。 问：当时你不想等一等听听海峡两岸中国评论界的意见再做决定吗？ 答：我为什么要等呢？我那个时候翻译《灵山》，已经翻译过高行健所写的短篇小说，如《我给老爷买鱼杆》。1986年开始翻译他的短篇小说，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值得翻译的作家。我不等到别人说、中国的什么评论家说高行健的《灵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应该翻，我根本就不听人家，我自己决定。 问：有人认为《灵山》既不是传统小说，也不是现代派小说，那么你认为它属于哪一类小说？ 答：（它）不是一个传统小说，也不是现代派小说，是一个特别的、很特殊的小说，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小说。 问：啊！（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答：真的，你不觉得是这样吗？ 问：你说它是很特别，很特殊的，从来没有过的小说，那么它和已存在的世界各种文学流派有什么区别？ 答：他是他自己，他也不听别人，他为他自己写。 问：它也不是现代派小说？ 答：《灵山》不像一般的在大陆出版的或者用中文写的一般的现代派小说。它太大了。 问：我对西方的现代派小说还稍微有一点熟悉，那么你说它和中文的现代派小说不同，那么它和西方的哪些现代派小说比较接近呢？ 答：这个，我，哎……（沉思）这个我不好说，我没有念过西方的和《灵山》有关系的现代小说，《灵山》是非常有创作性的一个小说。 问：高行健说他在《灵山》中表现了三种文化：道教与佛教文化；民间文化；以老庄哲学、魏晋玄学和禅学为代表的纯粹东方精神的文化。你认为它表现了这三种文化了吗？你认为在一本小说中有可能表现中国几千年的这三种文化吗？ 答：当然，他写的就是一个没有受过儒教影响的中国社会。高行健对原始的中国文化，楚国的原始的文化很感兴趣。 问：你说《灵山》受楚国文化影响，楚国文化的特点是什么，《灵山》怎样表现了它？ 答：有萨满，巫术崇拜，古老的巫术崇拜的，以及道家影响的文化。 问：你认为《灵山》是表现了这三种文化？ 答：就是，就是，原始文化的残迹很多。 问：但我看的《灵山》里都是写了一些民间传说、道听途说、零散的东西，没有一个系统来表现这三种文化？ 答：没有一个系统？高行健对系统的叙述是不太感兴趣的。但有很多anecdotes（轶事），他所见的那些老的，会搞巫术的，那些禅宗的，佛教的一些，他就写他所遇见的一些。 问：英文版《灵山》的前言说，《灵山》要表现的是，主人公在逃避群体的同时，又受不了个体的孤独。高行健自己在书中解释说，“灵山”是找不到的，人生的旅途是没有目的的，这好像就是这本书的主题。你认为到底哪个是它的主题？ 答：英文版我没看过。我已经说过，主题就是生存的困境。一个人就需要孤独，需要寂寞，保持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但又需要他人的感情，他人的爱，这就有冲突。就表现这个。灵山当然是没有，“他”永远找不到灵山，这是一个pilgrimage（朝圣），走向自己的心灵，得到的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了解。灵山找不到，灵山不在，但他自己在。 ● 三，关于《一个人的圣经》： 问：现在我们来谈谈高行健的第二本书，有人认为，《一个人的圣经》的思想性很低，高行健对文革以及共产主义的认识，远没有达到昆德拉和索尔仁尼琴的水平。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评价？ 答：这我不同意。据我看《灵山》比《一个人的圣经》好，高行健自己认为它俩是姐妹书。但是《一个人的圣经》是完全不同的。据我看，《一个人的圣经》是忏悔录，你知道，《一个人的圣经》有“你”有“他”，“你”就是作者在此地此刻，“他”就是作者在文革的时候。我觉得他写的毫不留情，表述了自己在文革中扮演的三个不同的角色，这是非常、非常坦白的，他蔑视造反派，也蔑视受迫害者，也蔑视旁观者。他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三种，他写得非常清楚。 问：你认为高行健在《一个人的圣经》中关于共产主义的哪些见解超过了昆德拉和索尔仁尼琴？ 答：哎（沉思），这个、这个就不好说了。但是我很佩服高行健，他的那种，他敢这样坦白的、毫不留情的，就给读者介绍了他自己文革时候所扮演的角色，这个是，他胆子很大，真的胆子很大，也是非常诚恳的，非常诚实的。 问：但有人指出，《一个人的圣经》对文革的描写和阐述相当肤浅，甚至低于80年代初大陆作家写的关于文革的作品，例如戴厚英的《人啊人》，郑义的《枫》，《老井》，古华的《芙蓉镇》等…… 答：那些都是伤痕文学，高行健的作品跟伤痕文学没有关系。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的目的不是写文革的历史，他的目的是要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告诉读者，三个不同的角色，不是一个什么文革的历史，他写他自己，把文革当个背景。 问：上面那些作品你是否读过？ 答：郑义的我没有念过，《老井》和《远村》都没有念过，其余的我念过。高行健的《一个人的圣经》是另外的，它不是伤痕文学。它是忏悔录。他不愿意写、但是非写不可的一部书。 问：有人认为，《一个人的圣经》对自由的理解仅仅是性自由，以自我为中心的性自由。你认为这种对自由的理解和西方社会对自由的理解是一致的吗？ 答：也许不同，因为西方人没有经过高行健所经过的文革，我们对自由的看法，可能是和高行健不一致，有些不同。有的人认为这个是太黄色了，肉情是爱。但他们没有懂得他的目的，我说过《一个人的圣经》是忏悔录，他写得很清楚，文革时候所做的事，他也描述了在国外，在流亡时候的生活方式，他对自己毫不留情地，很真诚地，就告诉读者，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问：《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这两本书中，所有女主角都抱怨男主人公仅仅是用她的身体，光要性，没有情，更没有爱。我周围一些看过这本书的女性，都对高行健对女性的做贱很愤怒。你可能看到澳大利亚汉学家Linda Jaivin（贾佩琳）对英文版《灵山》的书评，她认为高行健简直是蔑视女性。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我不同意，我不同意。但是（沉思……），我想《灵山》第63章这段话可以解释，（朗读该章中议论女性和婚姻的片断），“我不会去追求这么个天真的姑娘，或许也不会真爱一个女人。爱太沉重，我需要活得轻松，也想得到快乐，又不想担负责任，跟著没准又是婚姻，随后而来的烦腻和怨恨都太累人。我变得越来越淡漠，谁也不能再让我热血沸腾。只剩下些说不上来是好奇心的一点趣味，又不想去寻求结果。” 问：那你不觉得这是对女性逃避责任吗？ 答：就是，就是。 问：那这和大江健三郎，以及格拉斯强调人类责任有很大不同，而且似乎也和诺贝尔奖的理想主义精神不相符呵？ 答：我们瑞典文学院对诺贝尔所说的那个理想倾向早就不管了，因为我们不太清楚他到底说的是什么。要是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了，那高行健就是一个非常符合理想倾向的作家。 问：大江和格拉斯都很强调责任，这和高行健不同…… 答：高行健不愿意负担这个责任，他是为自己写，他不是去救社会、救人的，他是为自己生活，他自己说，他宁愿飘然地来，飘然地去，不留下痕迹。他就是为个人生活的，为个人写的一个人。 问：那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高行健逃避政治责任，也逃避个人道义责任…… 答：这个是他的决定。这是他的生活方式。 问：那你个人肯定他这种价值吗？ 答：我没有他的背景，这一方面我也许不能同意他的看法，但是这是他的看法，这是他的看法。 问：那你对他的这种看法是肯定还是否定呢？ 答：从他的方面来，就是肯定的。他愿意这样生活。 问：那么从你的方面呢，你作为一个读者和评委来说，你是肯定还是否定呢？ 答：我不能否定，我不能否定他的那种生活方式，那是他自己决定的，他就要这样的，他就这样的。 问：你认为这本书是忏悔录，你认为这本书里确实有忏悔意识？ 答：我相信有。高行健自己也许不同意。 问：高行健自己不同意？ 答：这个我不敢说，因为我不是高行健。 问：高行健自己说没有，是吗？ 答：他什么都没说。我认为《一个人的圣经》是忏悔录，这是我的看法。我没有问过高行健。 问：忏悔意识和逃避责任能统一吗？ 答：嗯……高行健写了《一个人的圣经》，他就把文革抛弃了，他再不愿意想到文革，他不愿意再写与文革有关系的事了，他已经把它解决了，就把它抛弃了。 问：中国大陆有些评论家做了些评论，你是否知道？ 答：我不知道。但一般的大陆评论家根本就没有念过他的作品。 问：有人认为，《一个人的圣经》文字极粗糙，在国内，这样的小说肯定要退稿。你怎么回答这种评价？ 答：这个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不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你知道，中国外交部，他们一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就说，嘿，这个高行健，一面是法国人，一面是有政治目的的瑞典文学院，选他获奖。作家协会就出来说，我们起码有二百个作家比高行健还好。他们根本就没念过他的作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写的什么。 问：但提出批评的人是读过作品，也是反对官方的。有人批评《一个人的圣经》中都是性生理描写，你认为里面有性心理描写吗？…… 答：这是他们的看法，这个我不同意，我让他们有他们的看法。作家协会他们能说有两百个作家比高行健好，这是他们的看法，我让他们有他们的看法。 问：那么《一个人的圣经》中关于男女之情的描写，哪些章节或情节给你留下了深刻印象呢？ 答：没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没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问：你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说，“高行健非常了解女性，仿佛是进入女性内心的心理状态，有对人性深入掌握的才能，不只是中国作家很少见，就是在西方也不一定有这种能力。”…… 答：你看过他90年代写的戏剧吗？《对话与反诘》、《生死界》、《夜游神》什么，这表示他懂得，能够进入女性的心理思想。我没有念过，西方的戏剧家和作家里头很少见那样的…… 问：Henry James（詹姆斯）有很多描写女性的作品，难道高行健对女性的描写超过他？ 答：谁？ 问；美国的作家Henry James…… 答：我知道，我知道，我念的不多，我读的不多。但是…… 问；你认为高行健对女性的描写，西方的作家也不见得有这种能力…… 答：就是。但我不是女性，（笑）我是猜想。 问：我读过西方一些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等，相当好，但感到高行健的作品对女性心理的描写，不是那么回事。你刚才都是说他的戏剧，《一个人的圣经》对女性也描写得那么好？ 答：我觉得《一个人的圣经》同样的，也是描写得非常好。 问：那么《灵山》里对女性的描写怎么样呢？ 答：《灵山》里的描写没有那么深刻，我想《一个人的圣经》比较深刻。 问：《一个人的圣经》里对男、女主角有比较深入的心理描写？ 答：我觉得有。 问：我还想问一下前面谈到的那个问题，你说《一个人的圣经》是忏悔录。书中“他”是指在文革中的经历，你觉得这个“他”对文革中做过造反派这个角色有很强烈的忏悔意识吗？ 答：（沉思……）我相信是有的，但是高行健自己也许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 ● 四，高行健的模仿问题： 问：英国《卫报》说高行健的《车站》是模仿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答：当然是受贝克特的影响，高行健早期的戏剧，像《车站》很显然的是跟《等待戈多》同样的题目，这高行健自己也承认。高行健早期的戏剧是受西方戏剧的影响，但我相信，将来西方的戏剧要受高行健戏剧的影响，这是肯定的。他运用三个不同的人称代词，我你他，表示一个人，这是一种新的技巧，这是别人没有用过的，我相信将来西方的戏剧作家会发现这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方法。 问：那你不认为他太模仿别人，像《车站》模仿《等待戈多》…… 答：不是，不是，不是，influence（影响）不一定是negative（负面）的。你看李锐写的《无风之树》跟《万里无云》，就是跟福克纳风格有点相近，但是它不意味李锐是模仿福克纳，只是受到福克纳的影响。 问：有人认为高行健的剧《逃亡》是模仿萨特的剧《间隔》？ 答：什么？ 问：萨特的剧《间隔》，英文是No Exit，法文是…我拼给你Huis Clos，。 答：我没有看过。 问：《灵山》有一段没有用标点符号，有人认为他是模仿《尤利西斯》…… 答：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是一种consciousness（意识），monologue（内心独白），这个是高行健早就引用的，你看他的《我给老爷买鱼杆》就有好几页没有标点符号，还有另外一个短篇小说叫《花豆》，一个50几岁的退休的人，他想他年轻时所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就是意识流，有好几页就没有标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也同样的，这可能是西方小说里最有名的意识流了。 问：那你认为高行健作品中意识流这种表现手法强烈吗？ 答：他有的作品里有，《灵山》有，他的短篇小说里有，《一个人的圣经》里不太多，但《一个人的圣经》里的梦跟想像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 五，高行健和其他中国作家比较： 问：你曾说没有读过中国大陆作家张炜、张承志的作品，是这样吗？ 答：我相信没有，因为我念的东西很多，但是，哎…… 问：大陆作家郑义流亡美国后出版的两部主要作品像《红色纪念碑》和《神树》你读过没有？ 答：我读过他写的关于吃人的那个，《神树》没看过。 问：台湾作家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你是否读过？ 答：我没有看过，我对台湾的小说和戏剧不太熟悉，对台湾的诗歌比较熟悉。 问：我不想评论这些作家，只是想说如果还有不少有一定影响的中国作家的作品你没有读过的话，怎么敢断定高行建的《灵山》就是“无与伦比”的作品了呢？什么能证明那些你没有读过的东西一定比高行建的差呢？ 答：嗯……（沉思15秒）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但是，有的……我觉得李锐，不知道你看见过我翻译的李锐的三部小说，他的《厚土》、《旧址》跟他的《无风之树》，我认为李锐是当代中国最好的小说家之一，他的风格，他的语言都是…… 问：我的问题是，高行健的作品在哪些方面超过了我上面提到那些作家，包括当前中国大陆比较活跃的作家，像莫言、余华、苏童、陈忠实、韩少功、王安忆、贾平凹等，他们的作品你是否熟悉？高行健的作品在那些方面超过他们？ 答：我都念过，莫言，李锐，贾平凹，刘恒，刘心武，我看的很多。王安忆的三恋我都念过。但高行健是唯一的，唯一的一面写短篇小说，写长篇小说，写戏剧，对文学理论有非常好的贡献，非常大的贡献，对中国戏剧也有很大的贡献，他是当代中国用中文写作的最全面的一个作家，没有一个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比得上他。因为他是一个全面的。 问：可不可以说高行健的文字也超过上述那些作家呢？ 答：那就不好说了，我认为李锐的文字，他的语言，他的风格是了不起的，他可以完全模仿那些山西的贫农所用的语言。 问：那么高行健和李锐在文字上谁更好一些？ 答：这个我不能回答，我非常喜欢他们两个的作品，但是不能说哪个第一，哪个第二。 问：你不断提到李锐，使我想起去年一月的新山文学座谈会上，李锐说曹雪芹是比莎士比亚更伟大的作家，你同意他这种说法吗？ 答：嗯……（沉思片刻）当然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作家，我觉得《西游记》就是世界文学一个很复杂的作品，《红楼梦》当然也是。 问：他说的是曹雪芹超过莎士比亚，这个你同意吗？ 答：嗯（沉思），一个是戏剧家，一个是写小说的，这个不好比较。假如我问你，你喜欢苹果，还是喜欢担担面，这个是不能比较的。 问：从文学成就和文学影响上，你看曹雪芹和莎士比亚能比较吗？ 答：莎士比亚跟曹雪芹两个都是伟大的作家，但是不好比较，莎士比亚后来的作家的影响就非常大了，曹雪芹的影响可能没他大，但也没有第二部《红楼梦》。 问：那么残雪的作品你是否熟悉？ 答：残雪我很喜欢，我很喜欢残雪的作品，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女作家，她是中国的卡夫卡。我很喜欢，也看过她的一些短篇，她很好。 问：那么残雪和高行健比，你觉得残雪在哪些方面不如高行健？ 答：（笑），哎，你喜欢苹果，还是喜欢担担面？不能比较，两个是特殊的，残雪是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女作家。 问：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那么残雪够不够得诺贝尔文学奖呢？ 答：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你知道我们对候选人不能，这个我们不能…… 问：你曾把山西的曹乃谦夸为“天才的作家”，为什么？ 答：他的东西非常不好找，我有一些，翻译的比较多，他是山西的一个作家，太原的一个警察，他在《山西文学》发表了一些非常很短的，几百个字，他可以用几百个字把一个人、几个人的生命完全就（写出）…… 问：曹乃谦的作品在大陆可以公开发表，又不是和当局政治冲突的纯文学作品，你曾批评中国文学评论界不重视他，但大陆都看不出来他是文学天才？ 答：这个我不管，我简直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对曹乃谦的看法，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 问：有人认为你在选择作品和作家时比较主观，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答：当然是主观的，当然是主观的！怎么是客观的看法呢？ 问：那么像中国文学评论界的意见你一点也不管，不参考？ 答：我不管！我不管他们的，我一点也不受他们看法的影响，我为什么要受他们的影响呢？要是他们说高行健不行，高行健是一个低等的作家，我让他们有这个看法，但他们不会影响我。 问：你曾说中文作家中有不亚于欧美那些最有名的作家，现在诺贝尔奖已经发完，几年之内不会再给中国人，那么你能不能说说哪些中国作家超过欧美最有名的作家。 答：这个我不能告诉你，但是我相信高行健得奖，就是给中文文学就开了一条路，开了一条往世界文学去的路了…… 问：还有哪些中国作家你认为已达到欧美那些最有名的作家的水平？ 答：有李锐，有莫言，有苏童，有刘恒，贾平凹，阿城，冯骥才，王蒙，张元力（据音调猜测），残雪，他们都是不亚于西方的最好的作家。还有，也不要忘记台湾呢，台湾的小说、戏剧我不太熟悉，但台湾的诗人很多，像洛夫呵，商禽呵…… 问：你有没有发表对《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的评论文章，我想找来看…… 答：就是在（香港）《明报》发表了一些，最近两个月之内，还有台湾的《联合文学》，我现在记不清楚了，但是不太多。 问：是长篇的还是短篇的？ 答：不长。查一下最近的《明报》我的文章。 问：是用中文写的吗？ 答：是用英文，他们翻成的中文。我最近在《明报》庆祝成立35年时做了一个报告，叫“瑞典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要发表在《明报》的二月号。 问：看到《洛杉矶时报》发表过一篇批评你的文章，你在回应这篇文章的“读者投书”（12月17日）中说，“Soul Mountain, to my mind the greatest novel of the 20th century”（我认为《灵山》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 答：是的。 问：这不等于说高行健的作品超过了本世纪的《尤利西斯》、卡夫卡，以及普鲁斯特的In Search of Lost Time（追忆似水年华）了吗？ 答：我要说的就是中国小说，这个我…… 问：可那段英文明明写的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 答：嗯……嗯……我看，应该说的是20世纪中国小说，这可能是我自己的错误…… 问：你把高行健的《灵山》看成“本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小说”，那么它和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尤利西斯》有没有可比较性呢？ 答：没有没有，不能比较。 问：可不可以说高行健远不如乔伊斯？ 答：这个我不敢说。他们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问：以前你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像《庄子》等的研究，直到79年去北京见到《今天》的一些诗人才开始涉入当代文学…… 答：不是79年，是81年。北岛跟《今天》派的诗人，我很欣赏他们的诗，所以81年开始翻译北岛、顾城、舒婷、杨炼、严力…… 问：什么时候开始翻译当代小说的呢？ 答：也是80年代。 问：这就是说从81年之后从古代汉语转到翻译当代中国文学？ 答：不一定，80年代初开始我对当代文学感兴趣，翻译他们的东西，但是我90年代翻译过整个的《西游记》，包括750首诗词，所以不仅是当代。八、九十年代，也翻译过古代的东西，汉代的诗呵。 问：你以前主要是研究古汉语、方言学，80年代初开始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古汉语和当代文学完全是两个学科。你是否认为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整体上把握的能力？ 答：什么？ 问：你是否感觉对中国当代文学有整体上把握的能力？ 答：没有没有，没有…… 问：你是不是太谦虚了？ 答：不不不不不，因为我的时间有限，我的力量也是有限制的，我对几个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下了很多功夫，翻译他们的东西，像高行健，李锐，北岛。北岛我翻译了他所写的诗，昨天就出版了他最后的一个我翻译的诗集，中文名字叫《开锁》（书名据音调猜测）。 问：据说北岛的不少作品也是在没出中文版之前你就翻译了…… 答：是的，是的。我的译文也带中文的，左边是中文，右边是我的瑞典文。我把北岛的诗，从72年写的诗，都翻译成瑞典文了。 ● 六，《灵山》译本的决定性作用： 问：你曾说瑞典文学院院士只有六、七、八这三个月集中读五、六个候选作家的作品，这么短的时间他们能读得过来吗？还是只读一些评论，尤其是你对高行健的评论？ 答：我们有夏天的功夫……但是你知道，有的候选人几年前就进入，我们以前都念过…… 问：但我光读几遍《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这两本书就差不多用了两个月，那些院士用三个月读五、六个人的全部作品，怎么能读得过来…… 答：什么？你说你用两个月来看《灵山》跟《一个人的圣经》？真的？我开始翻译以前，我就读过《灵山》好几次。你知道，我们瑞典文学院一位院士，他每天读三本书。 问：每天读三本书？那怎么能读下来呀？ 答：他是作家跟诗人，他从年轻的时候，他每天读三本书。我就没有那么多功夫读书了，差不多翻译的时候，每天要用八、九个小时专门搞翻译工作，就没有很多功夫读书。 问：那你每年都要参加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你没有时间读，怎么来判断呢？ 答：当然要读，每年的候选人的代表作，当然要读，这是我们的责任。 问：那些院士们是看了你译的高行健作品的瑞典本？ 答：是的，看了我的瑞典本。 问：他们看懂了吗？ 答：是的，他们看懂了。 问；他们全部都看懂了吗？ 答：我相信是这样，我没有问过他们，他们欣赏《灵山》。 问：那就是说，他们对《灵山》这样的作品，也是以一天三本这么快的速度读完的？ 答：嗯，嗯。他们有读书的习惯，他们读的快。 问：那些院士、评委们主要根据你的瑞典译本，而不是那个法文译本？ 答：他们有的是读我的译文，有的读了法文，但是英文的是后来的，英文的他们没有读。有的喜欢读法文，有的喜欢瑞典文…… 问：18名院士中只有你一个人懂中文，是不是？ 答：是的，只有我一个人懂中文。 问：那么评选高行健，你的意见是不是起很主要的作用？ 答：不不不，不是。我的译文，翻译本，起的作用很大，那当然是。 问：那你是不是要提出评价和解释呢？ 答：我当然给他们做了好些个报告，内部的报告，报告当代中国文学，不仅高行健。高行健的著作也做了好些个报告，最近几年，就是这样。 ● 七：关于高行健获奖词： 问：你认为高行健的领奖词写得怎么样，现在有不少人批评它水平太低…… 答：我觉得写得很好，我觉得写得很好！ 问：它怎么个好法呢？ 答：非常诚实的，他解释得很清楚，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作家，他为他自己写，他不管市场，也不管读者对他的作品的意见。他为自己写。 问：我看了他的演讲词，他对什么是文学，好像没有自己的见解，都是在重复、阐述别人已经说过的内容…… 答：这是真的吗？ 问：不知你是不是还记得斯德哥尔摩大学1996年请了一批中国作家到那里开会，包括大陆的余华、史铁生、格非等，高行健颁奖词中的那些话，比方说文学是没有国界的，史铁生在会上说过了；关于语言那些话，余华在会上也说过了。另外高行健说文学是personal matter（个人的事情），卡夫卡更早就说过了…… 答：高行健不是跟著人说的，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问：比如萨特在《为什么写作》中的意思，高行健在领奖词中也在重复。你真觉得他的演讲有新意？ 答：我觉得有的。 问：有人认为，高行健在领奖词中说的文学不是为政治服务已经过时，现在中国大陆已不是这样的情况了。 答：这个看法我不同意。中国党和政府，从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直到70年代末年，一直就压倒作家了。作家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79年刚刚轻松一点，但83年就来一个精神污染，就批朦胧诗了。87年又来运动了，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了。 问：你说的这个是对的，但这是从官方的方面，像高行健的得奖作品就在大陆不能出版，没有创作和出版自由，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我的意思是，从作家们的主观愿望来说，像余华，莫言，残雪等等，他们不是在写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也就是说作家本身已不再想做政治的工具了。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呢？ 答：这个我同意。 问：七、八十年代交替时，很多作家，像你当时刚刚到中国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在写个人的故事了，而不是在写像浩然那种《艳阳天》的东西…… 答：我不同意就说浩然就是个四人帮的走狗，他是个很好的作家，浩然写的《幼苗集》什么的，哎，那就很不错。50年代有个作家孙犁，他有点像我最佩服的沈从文那种风格了。浩然是一个，据我主观的看法，他是一个很好的作家。 问：我的意思是说，大陆作家主观上以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为目的的作品已很少，或者说几乎见不到了。从作家本身来说，已经很清楚认识到文学不是政治的工具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人认为高行健的领奖词是过时了。 答：但是高行健有一句话，他说，（朗诵：）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过这样和那样的主义，人的生存状态也大于对生存的论说与思辩。这个说的非常非常好，我觉得。 问：在给高行健的诺贝尔颁奖词中，列了贝克特、布莱希特等几个西方现代派剧作家的名字，并说高行健自己认为他属于这类作家。高行健是自己这样说的吗？ 答：他早就说了，他有一个好像是《我对戏剧的看法》，发表在80年代初年，说的很清楚，他从哪些西方戏剧家受到影响，这也不是一个坏事。 问：你一直很喜欢顾城，可顾城跟他的诗人朋友说，“马悦然是个很好的老头，但根本不懂文学。”你怎么回答这种说法呢？ 答：是顾城说的吗？这个我不相信。他在哪儿说的呢？ 问：他跟纽约的一个诗人朋友。 答：（沉思片刻）哎，这个我不相信，顾城原来是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到过瑞典两次，我原来和他非常熟。 问：高行健获奖后接受很多采访，就我看到的，他提到你的时候，都说你对中国文化很了解，但没有说过你对中国当代文学很了解，有很深的见解…… 答：他提到过，我念过，我自己念过，我自己念过他提到的这一点。 问：他的作品全是你翻译的，但对你的文学鉴赏，为什么没有一个评价呢？ 答：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得问他……我想这个采访得结束了…… 附记： 一，就采访中提到的顾城说“马悦然不懂文学”的问题，马悦然在后来的通讯中解释说：他曾给一位新西兰朋友（名字略去）写信表示自己对顾城某些诗的失望，说作为一个有才能的诗人，顾城创作出一些完全无法和读者沟通的诗，并例举顾城一首题为“男”的诗：“苹果/布/吃”，说顾城这首诗连胡说的魅力都没有。马悦然说，顾城显然从那位新西兰朋友那里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写来一封长信解释说，他已经得出结论，语言无法作为人类沟通的手段，所以，尝试写别人能懂的诗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二，就采访中提到的高行健没有说过马悦然有文学鉴赏能力的问题，马悦然在后来的通讯中解释说：我非常理解高行健为什么不愿意评价我对文学的鉴赏能力，他怎么说呢，难道能说，你看马悦然差不多翻译了我的所有作品，他多有文学品味？ （原载多维）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十：六个偶然编织了皇帝的新衣 2001-01-26 |
| 整整100年前，诺贝尔文学奖设立後第一次颁奖，就犯了一个无数文学爱好者不能原谅的错误——拒绝颁给当时活著的、全世界公认首屈一指的大文豪托尔斯泰。
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的1901年，托尔斯泰最著名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都早已出版，他也早已坐稳世界文坛泰斗的位置。在俄国，他的声望甚至远超过沙皇。但瑞典文学院却由於认定托尔斯泰在宗教方面的想法是“离经叛道”，而把首奖给了法国作家普利多姆（Sully-Prudhomme）。 当年托尔斯泰听到自己可能得到首届诺贝尔文学奖的传言时，还真眼巴巴等著那个奖，他的文学地位已经远不需要瑞典文学院的“承认”，他需要的是那笔当时约为10万卢布（合今天101万美元）的奖金。当时沙皇正迫害被认为是异教的杜科波尔教派，托尔斯泰正在筹款帮助那些受害者移民加拿大。为了这笔奖金的使用，他还专门给瑞典文学院写了信，希望瑞典直接把奖金捐给杜波科尔教那些难民。 最後得知奖没给他，托尔斯泰从自己的小说《复活》的连载版权税中预支了10万卢布帮助安顿那些被迫害的异教徒。因为这笔捐款，妻子索妮娅还和他大吵一架，埋怨托尔斯泰把这麽一大笔钱捐出去。 到1910年11月7日托尔斯泰去世，诺贝尔文学奖颁发了10届、给过11个作家（第三届是两人共用），但就是不给托尔斯泰（由於政治或者说宗教原因），可见它有一个多麽恶劣的开端！而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立百年之际，瑞典文学院又把这个奖给了一个平庸至极的作家高行健，使诺贝尔文学奖百年後再次蒙羞！ 是什麽导致瑞典文学院再次做出这麽大的错误判断？仔细研究，会发现它竟像“泰坦尼克号”（ 也译「铁达尼号」）中那个撞了冰山沉入海底的巨轮一样，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所致—— 第一，中国人百年缺席，诺贝尔评委会感到压力。 虽然在世界上非常出名的中国作家很少，但中国人历来很看重文学，也有悠久的文学史。然而，自诺贝尔文学奖设立後，近一个世纪和中国人无缘，它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并引发了一种“诺贝尔奖情绪”。 有人谴责西方人不懂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有人埋怨中文作品翻译不出去，也有人批评瑞典文学院是“西方中心主义”。当然也有很多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在反思自身。 中国人的这种“诺贝尔奖情绪”通过西方（尤其是瑞典）汉学家，传递到了诺贝尔奖委员会，对它形成了某种压力。传递资讯的汉学家们自然愿意推波助澜，因为汉语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以提高汉学家在西方的研究地位，使他们显得“重要”。 西方汉学家不仅数量很少，而且绝大多数是研究古汉语、古籍的。所谓汉学，主要是指对中国古典文学或汉文化的研究。由於汉学一直属於边远学科，所以汉学家像在夹缝中做研究。在德国的学者发表文章说，由於德文中的汉学“听起来和医学专科名词非常相似”，所以德国民众以为汉学是医学的某个专科。 无论中国人怎麽为自己深远的文化和悠久的文学史而自豪，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很低是一个事实。虽然听起来很刺耳。 瑞典文学院在1985年增选了汉学家马悦然为院士，有开始注意汉语文学的倾向，但离真正颁奖给中文作家似乎还很遥远。只是近年来有比较明显的照顾第三世界国家作家的倾向，加上听到来自中国的怨气，才开始认真考虑给中国作家。 正在撰写《1984》作者奥威尔传的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泰勒（DJ Taylor）就高行健获奖在《卫报》发表文章指出“在最後的选择中，文学价值从来都很少起作用┅┅瑞典文学院降格到采用由联合国引发的灵感——找出以前没有得过奖的、值得了解一下的国家和语种的代表，看看他们能不能做点什麽。” 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的几年里，一直都有中国人要得奖的传言，而且已经有人做了好几年的“准第一位华人诺贝尔奖得主”。这种没得奖就已气势如虹，“准得奖人”身份广为流传的情形，据我所知二战後只有对《鼠疫》的作者加缪和《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他们两位的气势完全来自本国、本语种文学评论界“横扫般的赞誉”，而汉语作家的“准得主”气势则完全来自瑞典文学院的个别人。 第二，瑞典文学院只靠专家评介了解中国文学。 瑞典文学院总共有18名院士，其中三人由於不满文学院的某些做法先後辞职。院士是终身制，辞职没有得到批准，於是三个位置就空著。所以现在只有15个人投票选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得票半数以上者当选。 据马悦然介绍，每年都有150到200个作家被推荐，经过几次讨论筛选，到五月底，被推荐名单上只剩下五、六个作家，这个名单被称为“短名单”。六、七、八三个月，院士们才开始看短名单上候选人的作品。短短三个月要读这些候选人的几十部作品，从时间上看，只能走马观花。虽然这短名单上有些作家的作品院士们上一年，或以前已经看过，但即使只读二、三个作家的作品，明显地，也不可能看得很细。 在采访马悦然时，我提到为了写几篇评论文章，看了几遍《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当然还看了高的其他作品等），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马悦然相当吃惊，他说有位院士同事，每天看三本书。我问那些院士们是不是用每天三本这样快的速度看《灵山》的，他含糊地回答：“嗯，嗯，他们有读书的习惯，他们读的快。” 虽然不可能每个院士都用每天三本书的速度读了《灵山》，但它起码说明院士们不可能仔细、认真地研究高行健这部“表现了三种中国文化的”、有“原创”人称表现手法的、“有两种不同哲学意义的”、不同於世界上任何流派的“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马悦然语，参见明天发表的我对马悦然的采访）。 从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可以看出，以前他们发给第三世界国家作家时，多数给了那些起码在本国或本语种内已经确立了相当文学地位的作家，像埃及的马哈福兹。而马尔克斯得奖时，已经属於世界范围的作家，《百年孤独》出版後立刻成为畅销书，风靡整个拉丁美洲。该书译成英文後，也赢得评论界一片赞誉。 所以，当瑞典文学院考虑那种作家们的时候，无论院士中是否有人懂得埃及或西班牙语、院士们是否了解埃及或拉丁美洲文学、院士们是否充分地阅读了候选人的作品等都无关紧要，因为候选人本国、本语种的评论界已经为瑞典文学院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参考资料。 那麽对於中国作家的作品怎麽去了解？由於“中国文学对多数西方读者仍是一个未知的领域”（《时代》周刊2000年12月11日），中国又没有世界知名的作家，这点显然是非常想颁奖给中国人的瑞典文学院的一个困境。当有人指出诺贝尔奖委员会不了解中国作家这一情形时，德国汉学家瓦格纳（Rudolf Wagner）说：“他们这些诺贝尔奖的成员基本上是请各方面的专家给他们介绍。在中文方面，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代表，就是马悦然先生。”（《开放》1999年3月号，茉莉访瓦格纳） 马悦然本人也丝毫不否认他在汉语作家得奖问题上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他强调首先是由於他对高行健作品的翻译和介绍影响了瑞典文学院。他翻译了高行健的全部小说和18部戏剧中的14部。同时“我当然给他们做了好些个报告，内部的报告，报告当代中国文学，不仅高行健。高行健的著作也做了好些个报告，最近几年，就是这样。” 在马悦然所做的这些努力之前，除了马森写的《灵山》前言和刘再复的《一个人的圣经》後记之外（据我尽最大能力所了解到的情形），在高行健得奖之前没有任何中国评论家对高行健的这两部主要作品做出评论。当然这里绝不排除还有我所没见到的其他中国人的评论。 前几年一直得奖呼声很高的北岛，也主要是由於马悦然的介绍，他把北岛自1972年以来写的全部诗翻译成了瑞典文。据说李锐也获诺贝尔奖提名，他有三部作品也被马悦然译成瑞典文。中国作家的作品有无瑞典文译本，几乎就成了是否能得到诺贝尔奖的先决条件。 在人口只有860多万（比香港多一点，不到台湾的一半）的瑞典，据马悦然说，能读中文的人只有不到100个（读到什麽程度更是很难说）。那麽在中文作品极少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情况下，即使诺贝尔奖评委们详细、认真地阅读已经译成瑞典文的中文作品，他们也没有办法和其他中文作品做横向比较。所以，要求他们的18名文学院士都能对中国文学有深入的了解既不合乎情理，也根本不可能做到。他们依赖专家了解中国文学的情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18个人里面就能有一个人懂中文已经应该是汉语文学的荣幸。 第三，语言学和古汉语专家对当代中国文学的挂一漏万。 出生於1924年的马悦然先生，1946年即开始学习汉语。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张静河专著《瑞典汉学史》里面有专章评介马悦然。从这本经马悦然亲阅并肯定其准确性的专著中得知，马悦然一直师从瑞典的汉学鼻祖高本汉，主要从事中国方言、古汉语和音韵学的研究，曾於1948年到四川住了两年，收集了33种方言，并对中国古籍《公羊传》、《谷梁传》、《春秋》、《左传》有专门研究，曾把这四本书中查到的2570个“其”字列成表格进行语意分析。 马悦然还对荀子、庄子、宋词等都有相当研究。他尤其是辛弃疾专家，曾统计出辛弃疾词中使用的曲牌达99种。对中国古籍如此深入、细致的研究，恐怕今天在中国也很少有人做到。 马悦然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热爱，以及研究成果，都是相当令人瞩目的。说马悦然今天在瑞典汉学界的地位等於当年费正清在美国汉学界的地位是毫不夸张的。 但是，语言学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同时古汉语和当代文学也是两个专业。林语堂认为：“照心理上的难度而言，学习古文与学习外文已相差无几。” 在中国，研究古汉语的学者是不评论当代文学的，也不参与各种当代文学奖的评判。已去世的北大教授王力是公认的中国古汉语权威之一，但从没听说王力主持评选当代中国优秀文学作品。 马悦然说：“80年代初开始我对当代文学感兴趣，翻译他们的东西，但是我90年代翻译过整个的《西游记》，包括750首诗词，所以不仅是当代。八、九十年代，也翻译过古代的东西，汉代的诗呵。” 据《瑞典汉学史》介绍，从1984年到1992年，马悦然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自1984年的200多种激增至700多种。这里面包括了上面提到的高行健的95%的作品、李锐三部小说和北岛的全部诗歌。做这麽大量的翻译工作，每年六、七、八三个月他还要读候选人的作品，参加讨论等，可想而知，他对中国当代文学总体的研究还能有多少精力。所以马悦然自己也承认他对很多当代作家的作品都没有读过，不能把握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只是对“几个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下了很多功夫，翻译他们的东西，像高行健，李锐，北岛。” 第四，翻译家不等於文学鉴赏家。 从上面的介绍读者可以看出，马悦然翻译中文作品的数量之大。但是勤奋的翻译家是否就是好的文学鉴赏家？是否就对什麽是文学有真正的了解？ 1996年，我在德国波鸿大学巧遇《尤利西斯》的中译者金堤，听他演讲翻译《尤利西斯》之难。後来特意买来金堤的译本和萧乾、文洁若译本上册。由於英文原文太难读，生词满篇都是，所以仅就某些片断将两个译文对照了原文，发现两个译本各有千秋：金堤在表达方式上更接近原文，萧乾的则更有文学味道，尤其是文字用得更雅气，显示了老一代人的语言修养。 但有很好的中外文修养，是否就表明对文学这门艺术很明白呢？前些年，就中国人为什麽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萧乾曾指出（据报载），西方的评委们根本不懂中国作品中的工农形象。这种说法实在显得外行。什麽叫工农形象？工人、农民就不是人吗？怎麽外国人写的人中国人就能懂，而中国人写的人外国人就不懂了呢？赛珍珠《大地》里的王龙简直土得每根汗毛都粘著安徽农田的土粒，但西方人不仅非常看懂了王龙是和他们一样的人，而且还爱上了他那个连话都不会说几句的农村妻子欧兰。那书真比中国人写的还“中国”，但1931年在美国出版後立刻成为畅销书，那时候，恐怕一大半美国人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中国在哪儿（今天又有多大不同也很难说）。 坦率地说，我在报上看到萧乾那番关於工农形象的高论时，根本不相信他能译好《尤利西斯》。但看了他的译文，不禁由衷地佩服这位80多岁开始翻译那部天书的老头。虽然他可能根本弄不清楚文学到底是什麽，但他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翻译家。 马悦然先生可能是个很好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家，但他的文学欣赏标准是否能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认同？为什麽高行健获奖前无论是大众还是评论界都根本没有人理会他的作品呢？即使在诺贝尔奖颁发後四个多月的今天，仍然没有一篇评论文章从文学的角度全面地给读者介绍《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的艺术价值？1，2，3，4，5，6┅┅说出个名堂来。 在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介绍马悦然的资料、媒体对他的采访和我本人的采访之後，我发现，马悦然关於《灵山》是“无与伦比”的“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的判断，建立在几乎没有和中外任何其他作品比较的基础上；换句话说，《灵山》是在没有比较对手的情况下“无与伦比”的；马悦然既不能把它和当代中文作品比，也不能把它跟西方文学作品比。 我问《灵山》到底是不是现代派，马悦然说：“《灵山》不像一般的在大陆出版的或者用中文写的一般的现代派小说。它太大了。” 那麽它是不是接近西方现代派呢？“这个我不好说，我没有念过西方的和《灵山》有关系的现代小说，《灵山》是非常有创作性的一个小说。” 马悦然的结论是：《灵山》“不是一个传统小说，也不是现代派小说，是一个特别的、很特殊的小说，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小说。” 所谓鉴赏，只有在和其他东西比较的时候才能谈到“好”或“坏”，这世界上没有一种东西是在没有比较的情况下就好或坏、美或丑的。 马悦然先生之所以不把《灵山》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其他作品比较，是因为他把精力都用在了翻译高行健、李锐和北岛，还没来得及阅读和醒悟即使三流的中文作品也比一部伪书要有价值。 马悦然先生之所以不把《灵山》和外国作品比较，是因为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他所热爱的汉语作品，还没来得及顾及和发现原来在他所居住的西方，即使文学园地的一颗沙粒也比他心目中“无与伦比”的“灵山”还大还闪亮，就别提那些珍珠了。 第五，主观武断导致马失前蹄。 世界上任何人都精力有限，能力有限。像高行健那种既能写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超任何流派”小说，又能画出震倒港台收藏界的“现代派抽象”画，还能讲出令出家人俯首合掌的“禅与人生”的“超人”毕竟罕见。马悦然不能同时成为东西方文学专家完全是正常的。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人和“超人”的不同。如果高行健在诺贝尔的讲坛上告诫全世界“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之前，先给马悦然耳语一下这句话，或许不会导致他的恩师用他一生汉学研究的声誉与代价换取一个高行健的诺贝尔桂冠。 由於战乱和革命等等原因，萧乾也未见得读过很多西方作品，也很难说有多高的文学鉴赏力，他之所以没露怯，因为他选择翻译在西方文学史上已经有定论的《尤利西斯》。 但马悦然在除了高行健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人鉴定的情况下，自己就断然认定 《灵山》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这多少有点太冒险。 当我问他：“《灵山》还没出中文版时，你已经把它译成瑞典文，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中国人评价这部作品前，你就认定它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作品，是不是这样？”他说：“对，那就是，是这样。” 我又问：“那麽你不觉得在认定它是‘无与伦比的作品’之前应该听听海峡两岸中国评论界的意见吗？”他说：“我完全不管别人对《灵山》的评论，我有我自己的评论，我不听别人告诉我怎麽样。┅┅我不等到别人说、中国的什麽评论家说高行健的《灵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应该翻，我根本就不听人家，我自己决定。” 不仅对高行健，对他偏爱的另一个中国诗人北岛，也是他的诗还没出中文版，马悦然就译成瑞典文先出版，似乎这些作品是专为瑞典文学院写的。 马悦然最近又“发现”一个“天才作家”——在山西太原做员警并发表过几个短篇小说的曹乃谦。我在采访时问马悦然：曹乃谦的作品在大陆可以公开发表，又不是和当局政治冲突的文学作品，你批评中国文学评论界不重视他，是不是他的作品还没有达到需要重视的程度呢？马悦然的回答是：“这个我不管，我简直不管中国大陆的评论家对曹乃谦的看法，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曹乃谦是个天才的作家。”那口气简直曹乃谦就是曹雪芹了。 今天中国大陆的文学现状，完全不像文革时那样封闭，那麽多评论家，那麽多读者，那麽多精通汉语者，都没有从曹乃谦的文字中看出他是“天才的作家”， 只有中文是第二语言（也可能是第三，因为他学中文之前学的是拉丁文），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不到20年的马悦然能够“独具慧眼”，不是主观到有点霸道了吗！ 另外，在中文里面“天才”和“无与伦比”这种词好像不是可以随便使用的。我仔细想了一下，从没听说过任何一位中国作家从中国评论家那里得到过这两顶桂冠，别说当代作家，连古人好像都没得过。 我不知道中国那些研究英美文学的、法国文学的、俄国文学的是否可以完全不顾人家本国、本语种评论界和读者的鉴赏，而自我发现那些国家的文学大师。如果中国有一个金额最高的“孔子奖”什麽的，就颁奖给自己认定的“法文、英文、俄文等20世纪最伟大小说”的话，是否会弄出笑话而让那些国家的文学界嘲笑呢？ 由於马悦然的极为自信，他可以（在台湾）说高行健“仿佛是进入女性的内在心理状态，发挥丰沛的想像力，这种对人性深入掌握的才能，不只是中国作家很少见，就是在西方吧，也不一定有这种能力。” 他还可以说：“我相信，将来西方的戏剧要受高行健戏剧的影响，这是肯定的。他运用三个不同的人称代词，我你他，表示一个人，这是一种新的技巧，这是别人没有用过的，我相信将来西方的戏剧作家会发现这是非常有用的一种方法。” 他也可以说，下列这些中国作家已达到或超过欧美那些最有名的作家的水平：“有李锐，有莫言，有苏童，有刘恒，贾平凹，阿城，冯骥才，王蒙，张元力（据音调猜测），残雪，他们都是不亚於西方的最好的作家。” 反正，我可不相信哪个中国的评论家有胆量说出上面这些话，什麽人最无畏呢？ 第六，中国流亡作家的“智慧”。 即使诺贝尔奖委员会就恰巧想分个名额给中国人，即使瑞典文学院就恰巧对中国文学一窍不通，即使挑选当代中文作品的人恰巧是古汉语专家，即使翻译高行健的人恰巧没弄清什麽是文学，即使决定中国人得奖命运的人恰巧极端主观，如果没有中国流亡作家的“智慧推动”，诺贝尔奖恐怕也很难创造出如此这般的奇迹。因为马悦然的主观是建立在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整个西方文学近乎空白的基础上（读者从我明天发表的采访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中国的流亡作家们可是牢记著毛泽东的教导，“一张白纸最容易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瑞典汉学史》中说，“当他（指马悦然）听高行健介绍自己正在写著一本体裁新颖的长篇小说《灵山》时，立即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结果，高行健的原著尚未出版，他已经根据小说手稿进行瑞典语的翻译了。”接著写道，“以四川为第二故乡的马悦然，大约深受作品中西南边陲神秘气氛感染和作者对生命终结意义深刻思索的吸引，对翻译这部作品产生了强烈兴趣┅┅” 从刘再复的《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和中国作家的缺席》一文中读者也可以看出，高行健的小说写完後，手稿不是送到了中文出版社，而是送到了马悦然的办公桌上。由於马悦然看不了那种手写体，由刘再复背回北京打的字。 如果说马悦然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整体上把握和鉴赏能力的话，为什麽他敢断然认定《灵山》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细心的读者对照高行健和马悦然前後对《灵山》的解释就可以发现，马悦然对《灵山》的“理解”，几乎都是从高行健那里“批发”来的，就像上面《瑞典汉学史》中所说，是“听高行健介绍”的。 我无法得知高行健到底具体怎样、以及多少次给马悦然讲解自己作品的“体裁新颖”和“对生命终结意义的深刻思索”，但从1991年高行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题目是“文学与玄学．关於《灵山》”）就可以看出，马悦然对《灵山》的那些高度评价，早已出现在高行健对作品的自我解说上： “有朋友把《灵山》同法国已故的乔治．贝莱克的语言作某种类比，我不反对这种认同。他是一个天生的语言艺术家。” “有朋友说《灵山》展现了中国的另一种文化。这也正是我想作的一件事情。” （我想不少人都有这种经验，当你想表达一个自己的观点，由於说“我认为”显得唐突傲慢，还会可能由於对方不同意你的观点而使双方都尴尬，於是婉转地说：“有人认为┅┅”这种“有人认为”用到自夸上的时候，好像也挺巧妙，但又太容易被人看出，所以未见得是别人可以借鉴的“原创”。） 高行健接著开始介绍“《灵山》中著意的（三种）文化”：“从原始巫术演变出来的道教和从印度传入再加以改造过的佛教┅┅”、“民间文化┅┅”、“纯东方精神，主要体现为以老庄的自然观哲学、魏晋玄学和脱离了宗教形态的禅学┅┅” 於是，马悦然就解释《灵山》表现了：“┅┅古老的巫术崇拜的，以及道家影响的文化┅┅他所见的那些老的，会搞巫术的，那些禅宗的，佛教的一些，他就写他所遇见的一些。” 高行健在《灵山》52章里极尽全力地表白：“我”在现实世界中旅行，由於太寂寞，於是想像出一个“你”来跟我对话，你不过是我的一个影子。 於是马悦又解释说，“《灵山》里的‘我’就是那个非常孤独、寂寞的人，他太孤独、太寂寞的时候，就需要发明一个‘你’了。他需要一个人的感情，那个‘你’就是他自己了。” 经过高行健自己的升华和诠释，他的两本书在马悦然的白纸上就写下了：一本是“朝圣之旅”，一本是“文革忏悔录”。 这麽一来，它们的确很像是充满了知识分子味道的诺贝尔奖得主的作品了。 （至於“朝圣”的旅途上把哑巴孩子扔在山道上而毫无悔意，在“忏悔录”里玩味逃避责任的绝对自私，等等精神分裂症状则顾不得管了。） 高行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里，讲完上述三种文化，再历数并稍加注释中国的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楚国文化，海岱文化，红山文化┅┅长江上游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黄河流域的仰绍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港文化┅┅还有八卦图的阴阳鱼图象、良港文化中的黑陶器盂，大溪文化中的红陶器，空心镂孔的陶球，人面石雕，青铜彝器，象牙驼，陶狗┅┅然後又是夏文化，《山海经》里的神话，古代巫书，越人，楚地，巴蜀，泰山┅┅ 如此令人眩晕的“文化们”怎麽能不震倒整个瑞典文学院，何况马悦然！ 马悦然熟悉的流亡作家里岂止高行健懂得怎麽赢得这位瑞典文学院士的佩服，顾城的戏也演得挺漂亮。据马悦然回忆，1988年，顾城被邀请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演讲，“已搭上火车了，我问他，你要讲什麽呀？他说，我不知道。到了学校，时间顶紧，就进了礼堂，他突然说，这样吧，就讲中国诗里的时间感好了。”顾城演讲後，马悦然评价说，“这是一个极难讲的题目，一般人恐怕得苦思几个礼拜，才能搞出了讲稿。顾城却随手拈来，一说两个小时，浑然天成。”然後称赞顾城是“会走路的诗”。（台湾《光华》1990年3月号） 读者相信顾城是真的吗？顾城并不是从事文学理论的，而且熟悉他的人也知道，他不是那种出口成章、善於诗论的人，不准备就一口气讲两个小时？ 顾城杀妻自缢後，他的朋友杨炼撰文回忆，顾城曾在几天之内杀了200多苹鸡。但随後去拜访的一位奥地利汉学家却认为他是不敢踩死一苹蚂蚁的小天使。杨炼问顾城“你把那些鸡脑袋藏到哪儿了？顾城说：‘那哪能让老外知道呀！’‘老外什麽时候能懂咱中国人呀！’”（《开放》94年2月号） 马悦然又什麽时候能懂他周围那些“流亡作家们”呢？这位有个纯中国名字的瑞典人，是中国人进入诺贝尔殿堂的敲门砖，是一道无法轻视、必须通过的唯一门槛。马悦然的妻子出生於中国，一位中国诗人就拜她为“乾妈”，马悦然自然就成了“乾爹”。 马悦然和某些其他汉学家之所以自信、自负到完全不把中国评论界和读者放在眼里的地步，并不是完全没有原因的。某些流亡作家把汉学家捧到天上，因为，汉学家可以邀请他们到欧美参加文学讨论会、写作计划、或当住校作家。而参加这次写作计划又成为下次当住校作家的资格。不少人许多年也拿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却几年、十几年地当各种住校作家，在海外享受专业作家待遇。当然这种待遇并不是容易得的，由於他们拿不出作品，全靠当年在国内得到的作家诗人头衔（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像高行健这种伪的），所以必须费尽心思地游说西方文学界和汉学界。在文学界没有作品，加上外文不好，不太容易唬；而和汉学界则不仅语言上能沟通，还互相有可利用之处：“中国流亡作家”靠汉学家吹捧才能拿到资助，而汉学家又通过捧起中国作家抬高自己的专业地位。在中国人不断恭维他们的这种误导中，有的汉学家越来越相信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理解能力远超过中国人自己。 马悦然的自负，在中国人的谄媚这种特殊条件下简直越发不可收拾，最後终於创造奇迹。今後他就更有理由蔑视中国评论界了，你们谁也不重视和评论高行健的作品，可他想让高行健得奖，高就得了。当年赵高“指鹿为马”，知道那是鹿；今天马悦然“指鹿为马” 认定鹿就是马，你们中国人也得跟著我认你们的鹿就是马，还得让这只鹿给所有的马“开辟了道路”。没错，港台已经万众欢呼这“马”真是骏马。大陆如果沈默，也等於默认“那就是马吧”，反正中国有“马首是瞻”的说法。 如果中国作家中能出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话，毫无疑问，一定是李锐的。在我的采访和台湾媒体的报导中，马悦然不断偏执地提到李锐，对他偏爱倍至。如果在马悦然活著的时候，中国人还有幸得第三个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定是北岛的。谁也没有必要再去做任何其他猜测。所以，有雄心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们，现在去打听马悦然的地址，去敲他的门好像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偶然在这个世界上所起的作用真可能超过了其他任何因素，中国人真倒死酶了，盼望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完全就像“泰坦尼克号”，首航就撞冰山，一头栽进大西洋，而且也是由於一系列偶然因素所致。 我曾反反复复琢磨那泰坦尼克号：如果观望员没有忘记带望远镜，早发现冰山就躲过去了；如果晚10秒发现冰山，泰坦尼克号迎面撞上冰山，只有部份船头破坏，储水箱不会有大问题，船不会沉；如果船上按人数配备了足够的救生艇，即使巨轮拦腰截断，也是有惊无险；如果不远处的加利福尼亚号不碰上那个该死的船长，即使这边救生艇不够，他们完全来得及赶到，全船人员仍会安然无恙┅┅这里面只要有一个因素不碰巧，就不会造成1503人死亡的大灾难——可这世界就是由巧合组成的！ 这高行健获奖事件也同样，上述的六个偶然，缺了哪个，结果都不会是这样——如果诺贝尔奖委员会不刻意照顾中国人；如果瑞典文学院熟悉中国文学；如果唯一懂中文的院士是真专家；如果评委稍有文学常识；如果马悦然不自负得出奇；如果中国作家不“聪明”得超人┅┅当然一定还有我没意识到的偶然在里面。 诺贝尔文学奖首奖时，没有颁给真大师托尔斯泰，设立百年时，又给了伪作家高行健，从错误开始，以耻辱结束，绝了。 |
| Bush's chance to confront China 2001-01-19 |
| The Taipei Times
Friday, January 19th, 2001 There will be many knotty foreign policy issues facing George W. Bush immediately after his inauguration tomorrow, among them his China policy. The newly revealed Tiananmen Papers, which swept the Western media two weeks ago, show the intense power struggles among China's top leaders, especially during a time of important decision making. Bush's father failed to persuade Deng Xiaoping (邓小平) to relinquish the use of force in Tiananmen Square 12 years ago when he was US president. It is debatable how effective his son will be should China's capricious dictators attempt other outrageous moves, such as military ac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or massive oppression of religious groups in China. The first irksome problem Clinton left for Bush to deal is the case of Zhang Hongbao (张宏堡), the founder of Zhonggong (中?, China Health Care and the Wisdom Enhancement Practice, who is now seeking political asylum in Guam. His case is to be heard at the Federal court in Hawaii today. Zhonggong is a religious group similar to Falun Gong in that it aims to improve people'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 group was founded in 1987, according to interviews with Zhang by World Journal, a Chinese language newspaper based in New York, and apparently had expanded to an organization of about 40 million members by 1990. Faced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this group,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began to fear its influence and decided to crack down on it in 1994. Zhang was forced to escape from China immediately. After six years of hiding in Thailand, Zhang entered Guam in January of last year, seeking political asylum. Another key member of Zhonggong who accompanied Zhang to Guam was granted political asylum shortly after the case was brought to court. However, sinc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indicted Zhang on criminal charges and have demanded the US extradite him, Zhang's case has come to a standstill. In September, the US immigration court in Hawaii granted Zhang "protection status," which is not political asylum but allows Zhang to live in the US. Immediately, the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Sun Yuxi (孫玉), made a strongly worded speech criticizing the US immigration court's decision "to let a criminal shake off justice and punish-ment." Beijing asked the US to "correct its mistakes and repatriate Zhang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threatened not to cooperate with the US on international indictments and not to extradite US criminals should Zhang be set free. Therefore, despite the court's decision to grant Zhang "protection status," the police in Guam are still holding him in prison, obviously following orders from Washington, which is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lthough the handling of this case may aff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new US justice department should comply with the ruling of the Immigration Court in Hawaii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should stand tough in dealing with its first case related to China. The nature of Zhonggong is very much similar to Falun Gong. Its members mainly consist of the old, the poor and the sick -- the weakest class in China.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 political pursuit to topple China's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either the teaching or the practice of qigong organizations. It is preposterous for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consider these kinds of organizations dangerous and to persecute them. Now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accused Zhang of committing rape in the early 1990s and have provided the US with testimonies from three women. However, only the surnames of the alleged victims were given and no home or work addresses were provided. Even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the women's whereabouts, such as cities or provinces, was not given. There are also no locations or specific times given for the alleged rapes. During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many newspapers contemptuously quoted a famous saying by Stalin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vote is not important, it is who counts the vote that matters. Likewise, the kind of evidence given in China is not important, it is who makes the decision about the evidence that matters. It is impossible for Zhang to receive a fair trial in China -- even if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ccusations have some foundation -- for it is well known that China has no independent justice system or free media. Party authorities will make decisions in any case that has the slightest political tinge, and the courts usually carry out a "quick trial and quick verdict" to punish somebody as a warning to all. Laws are made, explained and carried out by a single authority: the party. In addition to its pseudo-justice system, all of the 2,160 newspapers, hundreds of magazines, and TV and radio stations belong to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With no supervision by an independent media, it is inconceivable for any politically related case to be conducted in a reasonable manner. According to the Hong Kong media, among the more than 600 followers of Zhonggong that have already been arrested, none have been brought to public trial, let alone fair trial.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there is no doubt Zhang's case would be conducted like all the previous political cases. It would be dealt with inside the authorities' "black box." And like all the thousands or millions of political prisoners, Zhang would be silenced by the totalitarian machine. The manner of handling Zhang's case in the US will be Bush administration's first answer to China's threats and challenges. --------------------------------------------------------------------------------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 权力的魅力 2001-01-16 |
| 我来美国12年来，已经看过3次总统就职典礼，每次都很感慨，因为在中国时，从来没有看过国家领导人有这样公开的权力交接，更别说是经过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产生的。
美国的总统就职典礼向来隆重、庄严，当选总统要手抚《圣经》向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宣誓之後，才正式成为白宫的主人。 对待卸任总统的方式更令人注目。在新总统就职典礼结束之後，按照既定程式，卸任总统就在白宫後面的草坪被直升飞机立即接走，不可在华盛顿多呆一天，甚至几个小时都不可以。这样立即把卸任总统接走的方式似乎有点不近人情，但这就是美国政治的特色之一，一切按规矩办，服从政治游戏规则。 美国人不相信政治家的人品，而相信制度的制约和保障，强调对权力制衡。不管前总统有多少政绩，卸任後也要按规矩马上让他远离权力中心，以保证新总统不受前任的影响，掀开新的一页。 1992年克林顿击败布什当选总统，进行就职典礼之後，布什就是马上被直升飞机从白宫後院接走的。我当时在电视上看到，布什坐的直升飞机在华盛顿上空一直绕来绕去，攀旋了3圈，才最後离去。作为当了8年副总统、4年总统的布什，他对白宫这个权力中心的恋恋不舍可想而知。 在小布什就职前一天晚上，美国“20/20”分钟电视节目播出了雷根总统卸任离开白宫时的画面，他坐在离开首都的直升飞机上，向下面的白宫眺望，眼含无限眷恋。 克林顿这次没被直升飞机从後院接走，而是坐车到安德逊空军基地，从那里被送往他准备居住的纽约，因当天气候不好。他在安德逊机场的告别演说，以及送行典礼，时间长度上几乎和小布什的就职典礼差不多，可见克林顿也是相当不情愿离开他当了8年总统的权力中心。 没有政治游戏规则的制约，没有定期选举的制度，恐怕这些权力者们都会愿意继续当白宫——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房子的主人，活在被全球媒体瞩目的风光中。 这次大选纠纷结束时，戈尔公开认输被人赞为“有风度”，但实际他只能这麽做。在最高法院多数裁决後，他又能怎样？发动群众上街？上山打游击？在美国这种规矩谨严的宪政制度制约下，他别无选择，只能展示体面、风度和民主素养，这还可能为东山再起埋下“形象不错”的伏笔。除了不得不服从的民主制度之外，美国还有“第四权”——新闻聚光灯的“照耀”和监督。如果没有“风度”，下次的政治游戏，就更没有他的份了。 谨严的宪政制度，独立的新闻媒体，是美国的两支翅膀，使这个国家一直飞翔在和平、富有、自由的天空中┅┅ 2001年1月26日（载《大纪元网》）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九：时代错位的领奖词 2001-01-09 |
| 高行健的《灵山》由於杂乱到不成书的程度，很多人根本看不下去，所以也无法评论。而看了《一个人的圣经》之後，不少人则吃惊「怎麽烂到这种地步？」开始对高行健的水平表示怀疑。再读了高行健的诺贝尔领奖演说《文学的理由》，才终於明白了「无与伦比」的水准到底是多高。
《纽约时报》评论家埃德（Richard Eder）对高行健在《灵山》里使用的「我、你、他、她」这一堆人称评论说：「对这些你只有不仔细推敲，才明白一点；但当读者习惯了这些之後，又只能更心烦。」 其实高行健的东西，如果不能说全部都经不起推敲，起码我还没见到过哪一篇能经得起推敲。对高行健极为认真对待的、花10天功夫写出的，「向全世界发表的演说」，读者只要稍微认真留意一下，就至少可以发现下面几个刺眼的严重问题。 第一，高行健的时代错位： 在21世纪的今天，高行健站在诺贝尔的讲坛上，向全世界宣布：「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话本身有错吗？没错。可问题是高行健既没弄清楚他的听众、读者是谁，更忘记了他讲话的时间。别说在西方根本就不存在把文学当作「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这回事儿，即使在今天的中国，难道还有谁在「为党和社会主义利益」而进行文学创作吗？再别说今天，即使在20年前的中国，就出现了一大批描写文革残酷或知青艰辛等的文学作品，他们又是在为哪个政党、哪个阶级服务呢？中国作家们早就开始以行动，而不是宣言，来写个人的感受，个人的故事。而恰恰是时刻忘不了宣称文学要脱离政治的高行健，在他的作品里塞满了乾巴、空洞的政治事件。自80年代初以後，我在国内从未读过像高行健那种政治背景介绍般的「小说」，今天更是吃惊他写出政治档般的「诺贝尔领奖词」。他的不同只是把歌颂共产党变成控诉共产党，连文字都档般地只有骨头架子。 正像高行健在他1998年完稿的《一个人的圣经》里面非常严肃、认真、发现了新鲜真理般地告诉读者：共产党可真是糟糕透了，它硬要拖著我们「一起去过好日子」一样，现在他又庄重地告诉全世界：文学不应该成为政治工具。这话如果是在1966甚至1976年的中国说，都的确是令人刮目的。 虽然中国作家至今仍没有完全的创作自由，但毫无疑问，那种用文学为党、为政治服务的做法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尤其是从主观上，都已经是历史了。现在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其实恰恰是类似高行健的问题，那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艳阳天》式的为他人、为社会主义服务到《一个人的圣经》式的绝对自私和肉欲。末流通俗作家写出《上海宝贝》之类完全正常，但严肃作家们涌向「废都」和「丰乳肥臀」则不仅浅薄，更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在中国的政治大潮早已从「无私」地为党为人民，转向贪污腐败的绝对自私，文学从为共产主义理想呐喊，转到理想彻底幻灭、赤裸地玩味颓废的今天，高行健这番话听来实在恍如隔世。今天，如果哪个中国作家还说文学应该成为政党或政府的喉舌，不得让人嘲笑死吗？那麽反过来，高行健在诺贝尔的讲坛上反复告诫人们不要去当红卫兵难道不也很滑稽吗？ 中国早已过了讨论文学是否要为政治服务这个阶段，而应该探讨怎麽把严肃文学和通俗读物分开，少一本正经地在最高学府开一些「金庸文学讨论会」 之类。 当然，高行健向西方喊这些话还是可以得到同情的，因为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就像对《灵山》一样。 第二，高行健对中国文学落後的浅薄理解： 虽然毫无系统和层次，但高行健还是表达了中国文学落後的原因，那就是革命对文学的劫难。毫无疑问，20世纪的革命风暴一次又一次地荡涤了文学的自由精神。但是，没有谁比中国人更清楚，同是在共产专制下，俄国人写出了满不错的文学作品。而在18、19世纪的中国，封建专制对文学的压迫并没有超过俄国的沙皇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宗教势力，但中国在世界上根本拿不出普希金、狄更斯、福楼拜这麽响亮的名字。这说明，中国文学的落後，一定有其更深层的原因，仅仅归於政治实在还太表面。如果没有政治压迫就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了，那麽为什麽高行健本人到西方自由世界以後，反而越写越糟糕了呢？如果中国文字忘了怎麽用，造出一堆病句有情可原的话，那麽他的思想、艺术水平怎麽更从山坡滚落到谷底了呢？ 第三，领奖词结构零乱得近乎《灵山》水平：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试著看看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在举世瞩目的瑞典文学院做的演讲是否达到了你上中学时老师教给的写政论文的基本要求。 虽然我在评《灵山》一文中已经谈到高行健完全没有谋篇布局的构思能力，但对於那些咬牙切齿也读不下去《灵山》的读者，我怎麽写大概也难服人，但他这篇领奖词倒实在可以成为我的一个佐证。 高行健这篇绞尽10天的脑汁「创作」出来的文字真足以成为结构混乱、语无伦次的范文。首先，文章劈头就宣告：他是无神论者，「一个人不可以成为神，更别说代替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个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一个人说什麽都可以，但总不能太突兀，总要告诉读者你为什麽要这样说，尤其是当你使用宣告般的语言时。 在做了这番宣告之後，他开始痛斥「超人」，然後严肃地告诉大家那些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的真理：文学不是救世主，文学不是政治工具。继续说下去，真理多听几遍总没坏处。於是他开始声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劫难，继而谈语言之美妙。那麽大概是前面的真理讲完了？没有。隔了15个自然段之後，作者开始抄自己10年前写的关於「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作家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等高见，接著说写非功利文学作品的作家需要另谋生计等，然後笔锋一转，从文学突然一下子跳到人类文明史。读者已经经历过几次这样的跳跃，开始适应了，复习一下人类文明史也没坏处，好在前面的真理讲完了。没有！他刚讲了两段半文明的衰败之後，又记起了革命的坏处，同时也记起了他在30个自然段之前开篇就告诉过人们的警言：「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我不禁感叹高行健的见多识广，居然见过有如此雄心的作家。接下来，他开始讲文学是对自身的关注、文学的虚构呀、技巧呀，语言呀，我终於松了一口气，真理课这会儿可真上完了。绝对没有！又过了15个自然段後，作者再次提醒大家：「作家不是造物主，他既铲除不了这个世界，那怕这世界已如此陈旧。」（病句）这次，我开始做心理准备，听下一次宣言。果然没错，又翻过一页，作者再一次耐心地告诫读者：「作家不必自我膨胀为英雄或斗士┅」 我们再来看看他对语言的论述。作者在第12和第13个自然段谈到语言之美妙，隔了29个自然段之後又谈了两段语言；隔了三段之後，又感叹语言如此奇妙。他绝不把一个主题清楚地讲完之後，再转到下一个主题上，而是说了几句这个问题之後，突然想起另一个，於是讲下去，还没等讲完，又记起上一个，於是再回去，来来回回，对哪个问题都这样。我不相信高行健在领奖的时候还跟瑞典国王玩「现代派」。 再看看他关於什麽是文学的论述，则这儿一句，那儿两句，读者自己找吧，那真叫乱得「没治了！」希望有读者能仔细把每一个自然段读一读，看他到底有多少地方是上下文毫无联接或递进关系的，说了多少句「作者自己都不信服的作品也肯定打动不了读者」这类「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毛泽东式废话；加上「那怕是文学虚构，在写作态度严肃的作家手下，也照样以呈现人生的真实为前提，这也是古往今来那些不朽之作的生命力所在。」「作家要不屈从於市场的压力，不落到制作文化产品的起步以满足时兴的口味而写作的话，不得不自谋生路。」之类又废又病的话。 我实在禁不住纳闷，鲁迅写了祥林嫂没得奖，高行健当祥林嫂就愣得了，我完全同意高行健的人类文明衰败论。 第四，高行健对文学和语言的见解多是模仿（抄袭？）别人： 当祥林嫂也可以理解，只要他在说自己的话；高行健又不是政论专家，现代派小说家嘛，意识流式的表达应是被允许的，但是—— 高行健关於什麽是文学的议论，不是缺乏新意，而是完全没有新意，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不加掩饰的模仿或抄袭。其中主要观点，比如「作家通过写作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写作是作家对自身价值的确认」等，萨特在他的《什麽是文学》一书中全部都更清楚、具体、细致地长篇论述过了。萨特这本书最早就是在他和西蒙．波娃主编、高行健在大学就读到的《现代》杂志上连载的。当然，该书发表日期比高行健读大学的时期要早。 有意思的是，萨特在这本书里有一章题目叫做《为什麽写作》，而高行健为1996年在瑞典召开的题为「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的中国作家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题目一模一样，也是《为什麽写作》。而在这篇《文学的理由》里，高行健又引用了他的《为什麽写作》里的「文学原本超越政治」、「文学该是个人对生存环境的挑战」等观点。 更有意思的是，高行健在翻阅自己的文章的同时，发现作家研讨会之後结集出版的小册子里其他作家的观点也还不错，於是不妨也揉进这篇演讲中，反正代表汉语作家嘛。如果读者不信，请看下面这些句子像不像双胞胎： 高行健：「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 余华：「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 高行健：「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 史铁生：「文学是超越国境线的，超越种族的┅┅」 高行健：「语言乃人类文明的最上乘的结晶。」 格非：「语言被视为人类存在的菁华，作家则是运用语言创造奇迹的人。」 高行健：「作家其实承担不了创世主的角色，也别自我膨胀为基督┅┅文学则不过是对自身的关注。」 格非：「卡夫卡并不是因为要拯救人类才开始写作的。他所关注的始终是他个人的局限。」 当然英雄所见略同，正如马悦然所说：「高行健不是跟著人说的，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尤其是对真理之类。 其实，高行健如果不去下功夫复习萨特或认真关照其他汉语作家，他一定能省出点儿精力去发现他的诺贝尔奖前任格拉斯只不过讲了些个人故事，而莫里森才写了不到三千字。45分钟的要求只是最长限度，而不是最短。格拉斯和莫里森选择了做小学生和偷懒，而高行健则做了45分钟的真理大师，的确是辛苦。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八：瑞典这次看走了眼 2001-01-08 |
|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经常带有政治色彩，这一点既不是新闻也早已被文学界认可，尽管对此做法不无批评。例如仅在俄语作家中，就没有把奖发给公认的一流作家乔伊斯纳博科夫（《洛丽塔》作者）而给了二流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作者）和三流作家索尔仁尼琴（他当时还没有写出《古拉格群岛》）。
纳博科夫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逃离了俄国，后又移居美国，没有在共产苏联生活过，又是纯文学作家，对文学作品的思想性道德性不屑一顾，所以虽然他是具有原创性的作家，更是俄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大师，70年代时被认为是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但直到他去世，也没见到诺贝尔奖的影子。而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获奖时都生活在共产制度下，他们的作品带有明显反抗专制的色彩。 但诺贝尔奖这种高举道义责任旗帜的做法是得到世界各国作家们共识的，因为绝大多数作家都对人类的苦难充满同情，对反抗专制的同行表示赞赏；同时对人性的关怀是也绝大多数作家所追求的。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仍然是继承这个传统，同时有照顾第三世界、少数族裔或女性作家等的倾向，例如奖励了两位写反抗种族歧视的英语作家：南非女作家纳蒂．戈迪默和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虽然这两位也是不错的作家，但仅仅英语作家中就还有作品入选20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并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的奈保尔（VS Naipaul）、米勒（Norman Mailer）、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罗斯（Philip Roth）等没有得奖。 同样是基于这种精神，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和德国的格拉斯。他们两位都是极为入世的作家，不仅他们的作品坚决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强烈呼吁人类的道义责任，而且作者本人也不回避对政治活动的直接参与和议论（虽然格拉斯和大江的很多左派观点是非常荒唐的）。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都是在本国甚至世界（尤其是格拉斯的《铁皮鼓》）得到公认的。所以他们的获奖都不令本国作家和读者意外。 我不非议诺贝尔奖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和道义原则，如果说这种做法带有政治色彩，那也是无可指责的，因为许多文学作品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人们不能因为作品带有政治色彩就否认其文学价值。但同时我更认为文学奖首先必须把文学作品的质量作为评奖标准。如果作家的文学作品质量不高，那么无论他有多么高的道义原则和人道精神，都不应在文学奖的评选范畴，他可以去得诺贝尔和平奖，例如美国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他的反纳粹行动和作品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不是文学奖。 我同时更坚决反对为了照顾第三世界或少数族裔作家按配额给奖的做法，因为这不仅降低水准，损害诺贝尔奖的形象，更误导读者把获奖的二、三流作品当一流杰作认真研读。而且，那种不把诺贝尔奖给真正优秀的作家，却去做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的施舍，把奖金往各个国家分撒一点的做法，不仅根本不能提高第三世界国家作家的地位，反而让西方文学界更因这种照顾而反感。 对作品达到同样文学水准的作家，当然我赞同首先奖励受专制、种族以及各种人为压迫的作家，因为毫无疑问，在专制压迫下写作，无论在物质和精神条件方面都远无法和在自由世界的相比，他们需要付出加倍、几倍的努力和艰辛，有时还要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巨大代价。 正是基于对诺贝尔奖这种人道精神的理解，我曾撰文批评中国大陆的作家群体缺乏道义责任，对六四屠杀这么严重的暴行都沉默，起码缺乏人道情怀，这大概是中国作家和诺贝尔奖无缘的因素之一。 这次诺贝尔奖给高行健，除了他们就想要给一个中国作家这个因素以外，同样有这种道义精神的因素（无论他们是否承认），这点从选择他（被中共排斥的流亡作家）到颁奖词中对他的评价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高行健自己也在获奖致词中说这次奖是“给了不回避人类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的独立不移的文学”。 而诺贝尔奖委员会所没有料到的是，这次他们恰恰选错了人，无论是从文学角度（我已另文评述）还是从政治角度。因为如果鼓励“不回避人类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的文学，就不会鼓励“逃避责任”的文学，它们是矛盾的。 从高行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主人公就是要逃避两种责任：第一是道义责任，第二是个人责任。首先，主人公不断宣称，绝不要拯救全人类，个人能力极为渺小，千万不要给我背上那么伟大的责任，我只要自己逃跑。逃到哪里去呢？逃到女人的裤裆里，逃到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性爱”中。即使逃进这种性爱中，他又要躲避第二个责任，那就是个人责任，作为男人对那个或那些女人的责任。他对女人的全部态度就是“用”，用完赶快逃，什么责任也不要。如果他对一堆女人的责任负不起，起码得对一个女人负责任吧？不不，一个责任也不要，任何责任都不要负。 当然，任何责任都是沉重的，所谓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人类的责任，爱情的责任。人们在渴望负责任的同时又感到责任之沉重而背负不动，这正是人类历来，也将永远继续下去的一种挣扎，如同灵与肉的挣扎。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正因为有了这些挣扎，才在精神上更区别于其它动物；而知识份子又由于对这些挣扎的感觉更强烈，才又把自己从大众中区分出来。古往今来，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在描写这些挣扎。而高行健自传体作品的男主人公则一丝一毫内心的搏斗也没有，他轻松极了，需要努力的只是怎么才能“用”完赶快逃掉。 经过共产国家那种“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洗脑之后，对那种虚假的为他人利益而活着的宣称深恶痛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走向另一种绝对自私的极端则是一种最浅薄的表现，今天无数的中国人不都做了这样的选择吗？高行健这种选择哪里是在“创新”？ 美国《时代》周刊去年12月11日那期登了一小条关于“什么是你的梦想”的民意调查，其中高达百分之九十四的男性说他们的梦想是“帮助人类”。在美国，没人需要用虚伪的回答来表示自己“高尚”，因为这种民调都是无记名的。这说明绝对压倒多数的男性是渴望为人类做点什么的，这个“帮助人类”就是为人类负一点责任的精神。连普通的美国男性们都有这么强的责任意识，而声称关注“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汉语作家，却在他的获奖作品中肯定“逃避一切责任”的价值，那么即使不从文学角度（我另文评述），仅仅从道义角度来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这次是不是看走了眼？ （原载多维）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七“我你他她”，一塌糊涂—高行健作品的人称混乱 2001-01-07 |
| 原创性（originality）是天才艺术家的最重要标志。整整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迄今已颁给97名作家，从他们的主要作品来看，瑞典文学院相当重视这一点。
那麽高行健的作品是否有原创性？瑞典文学院士马悦然在接受我采访时肯定地回答，高行健“是非常有原创性的一个作家”。这点引起我很大的兴趣，马上追问：“这个你主要从他的哪一种作品看出来的？”马悦然回答：“从他所有的┅┅尤其他的戏剧，特别强。”并具体解释说，“他运用三个不同的人称代词，我你他，表示一个人，这是一种新的技巧，这是别人没有用过的┅┅” 《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这两部小说是高行健获奖的主要依据，两本书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用“我你她他”这种抽象人称代替，没有具体名字。这可能确如马悦然所说，是“新的技巧”，因为在这之前，起码我还从没有看过这样使用人称的文学作品。最能玩花样的乔伊斯也没这麽玩过；卡夫卡《城堡》中的“K”也完全是一个具体人名。 那麽为什麽现代派先驱作家都不敢尝试“我你他她”这种“新的技巧”，而让高行健给“原创”了呢？任何有点小说写作经验的人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种手法虽“新”，但有技术上的无法操作之处。 中外小说，几乎都是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述。使用抽象的第一人称“我”，给不给叙述者起名字都不会发生人称混乱，因为“我”只有一个。但如果使用第二或第三人称，那麽这个叙述者必须要有具体名字，如只用“你”、“他”或“她”，一定会和其它人物发生人称混乱，因为书中的其它人物虽有具体名字，但在大量的时候叙述者不得不用“你”或“他”来称谓。 这个问题只在一种情况下可能解决，那就是书中只有一个人物，比方说《鲁宾逊飘流记》，如果主人公在荒岛上一直没有遇到其它人，那麽把鲁宾逊称“他”还是“你”，都不至于发生人称混乱。但他後来还不能救那个土人，因为只要有第二个人，这“你”和“他”迟早要发生混乱。所以不仅鲁宾逊得有名字，并且作者马上得给这个新人起名“星期五”。这说明，只要主角不是我，只要有两个以上的人物，哪个人都得有名字，连猫和狗都必须有。 即使在没有第二个人物的情况下，还必须有另一个条件，“你”和“他”才可以作为叙述者使用，那就是主人公不能回忆或想象其它人物。哪个作家一定要故意给自己制造这麽多局限呢？ ● 人称混乱，不知所云 如果高行健的“尝试”解决了这个难题，当然属于“原创”。但在《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中，高行健不仅根本没有解决这个难题，而且由于他“大胆使用”抽象“我你她他”，导致人称混乱不堪，经常把作者自己都搅混了。 例如在主要人物都没有名字的《灵山》中，“我”和“你”平行地走两条旅行路线。“你”的旅途中有代表不同女人的“她”。而“她”又会谈到“她”的女伴，于是经常两个或多个“她”搅在一起，像“她总来找她说她的苦闷”（245页，台湾“联经文学”版，下同）；“她说她特别想躺在她怀里”（163页）等烦死人的绕口表达。 同时书中也出现无数不是主人公的他和你，虽然不细究也马马虎虎可以对付过去，但如果推敲的话则大多数都根本行不通。比如38章，明明是写“你”的一章，前面省略了主语，後面231页突然出现一句“他”，接下来又是“你”和“她”在谈话。 虽然中文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省略主语，但英文不可以，所以这章在英文版中那些省略主语的部份全成了“我”说什麽；上面那个突然冒出来的“他”变成“你”，後面接著都是“你”了。这种人称变化无论是在中文还是英文，都完全是一塌糊 C 高行健的人称混乱，要叫起真儿来，真能把人气死。就说典型混乱的78章吧，“你”不仅是“她”而且还是“我”。当“我”要跟“你”对话时，“你”就是“她”，当“她”要跟“我”对话时，“你”就又是“我”，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对此，作者一定又会高深地解释，“我”和“你”分身之後又走到一起了，一会儿又分开了。 这里到底哪个是“本尊”哪个是“分身”？是台湾分身术巫师宋七力剽窃高行健，还是高行健从巫师那儿得到灵感？反正他怎麽用怎麽是，就像他的画哪头朝上都对，怎麽看都是“现代派艺术。” ● 用鼻子吃面条 《一个人的圣经》中同样，主要人物没有名字，用“他”回忆在中国的经历；用“你”叙述在海外的生活。高行健在这本书里比在《灵山》的时候更困惑了，更是经常被“我你他她”弄得一塌糊 C因为使用“你”和“他”比使用“我”和“你”在技术上更加倍地无法处理。 例如在35章，主人公“你”竟在回忆文革的历史部份出现了，在“你”了几段之後变成了“他”；“他”了几段之後又变回“你”，为什麽变呢？高不是忘记了“他”是过去，“你”是今天，而是由于在“他”的篇章里出现了其它人，必须也用“他”来称谓，技术上没法办了，他就随心所欲地把人称换掉了。 46章本来是回忆历史，但却全篇用了“你”，回到了应该是“他”当年在农村生活的片断。也是由于“他”遇到了另外的他，在人称上没法办了。 47章也是回忆历史，应该用“他”才全书统一，但作者在第一节却用了“你”，第二节以後则变回“他”。这一章是回忆为躲避文革而到农村居住，作为乡下教员的“他”如何得到当地县委“陆书记”庇护的情景。“他”和陆书记在一起对话时，陆书记只能称“他”为“你”。而更荒唐的是（该章倒数第二节），陆书记和“他”谈了很多之後，作者突然写到，“他就这麽教导你”，陆书记成了“他”，那个全章一直使用的主人公“他”这时被改成了“你”。这不是作者疏忽，而完全是因为无法把它处理成“他就这麽教导他”，而不得不这样临时换人称，任自己矛盾混乱。 48章，仍然应是“他”的历史部份，但第一、二、三、四节却用的是“你”，第五节突然变成“他”。而在第四和第五节，明明是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却用了“你”和“他”两个不同的人称。这次可真是高行健自己被“你”“他”们弄胡狺F。 高行健两本小说的人称混乱基本都是这样。作者就像鸵鸟一样，一头埋起来，用自称的“现代派”遮掩了。 做从来没有过的事，可以是“新”，但绝不等同于“创新”。因为“创新”，至少要合理、成央B别人可以借鉴。而高行健的这种“新技巧”，连他自己的作品都完全不能“自圆其说”。 这就像大家都用嘴吃面条，有人硬是用鼻子把面条吸进去，结果呛的鼻涕一把，眼略@把，不仅他自己难受，别人也不能那麽做，这怎麽能是“创新”呢？ 这也像写文章，有人如果不是一行行地按逻辑写，而是打破行、节、页，用一个个字排列成弯曲的图案——他是与众不同，这种写法也从没有过，但人们能说他是“创新”吗？ ● 藏拙的障眼法 其实，只要细读高行健的作品就会发现，他用这种所谓的创新手法，其实完全是藏拙的一个障眼法。高行健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根本没有写传统小说那种塑造人物，构思情节和描写细节的能力。所以他直接去尝试现代派，但是，没有哪一种新的东西不是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牛顿都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没有传统文字基础的现代派一定是假的、伪的！ 高行健在对于自己到底属于哪类作家，哪个流派这个问题上，也像对他的人称使用一样，想怎麽说就怎麽说，怎麽说都有理。他一边指出布莱希特、贝克特等作家对他创作的意义，明显给人一种感觉他是那一类的作家，而且他自己不断在演讲中说《灵山》是按照他的《现代派小说技巧初探》的主张写出来的，可是当人们开始挑战高行健写作手法的时候，高行健本人和马悦然又都承认高什麽流派都不是了！什麽流派都不是，就不是个东西！ 当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北明问他的戏剧到底是什麽流派时，高行健回答：如果一定要定义我的作品，“到是有一个方法：它不是什麽？这是一个方法，一个排斥、排除的方法。它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个，最後大概就是它了。” 这是人话，还是鬼话？！ 当我问马悦然，有人认为《灵山》既不是传统小说，也不是现代派小说，那麽你认为它属于哪一类小说？马悦然说，“（它）不是一个传统小说，也不是现代派小说，是一个特别的、很特殊的小说，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小说。” 鹦鹉学高行健，瑞典文学院居然有这样的伪院士！靠玩弄洋人不懂的古汉语，不仅可以唬成个中国文学专家，还可以蒙上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当，西方左派这种照顾非主流文学的“政治正确”做法，不能骗了西方，更害死中国人了。 听到马悦然这样评价时，我当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原来高行健“创作”出了人类从未有过的文学表现形式，而且和古今中外所有的艺术流派都没有关系，天哪，他真是天才！所以今後我们谁也不要再称高行健是现代派或哪个派了，人家就是“高行健派”。他凭这麽“巨大的成就”得奖本身也一定是前无古人、後无来者的绝对“原创”。 （原载多维）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六：农夫式的性幻想——高行健小说的女性形象 2001-01-06 |
| 马悦然对台湾媒体说，在高行健的书里，“写作与性交是一体的”。我还第一次听到这种令人费解的惊人之语。怎麽个“一体”法？我看到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里的女性形象（中外都算上）全是从一个模子脱出来的，这大概和“一体”有点儿关系。
《一个人的圣经》中对西方女性的描写，还停留在中国男人通过宣传得来的先入之见：放荡，见男人就脱，未成年已经跟很多男人有过性经验，成年以後自然更不必说。虽然作者通过男主人公的口说，两个外国女人（马格丽特和茜尔薇）“全然不一样”，但读者读出的却是全然一样的两个女人，都有很多情夫，都非常放荡，同时又都想有个安稳的家。 中国女性，也完全是这种模式；除了放荡，就愿意跟男主人公谈性和他的其他女人。他总在说，“别谈这个，谈点别的”，然後他们又永远再回到性或他的其他女人这个话题。 谈完他的别的女人们，女主角就开始一遍遍地抱怨：男人不可能理解女人，男人不可能理解女人。你让一个女人表达一遍，读者就明白了，让所有的女人都说同样的话，有同样的性情，那你写一堆女人的意义又何在？高行健经常把上床和写小说混了，这到真应验了马悦然说的，在高行健的书里，“写作与性交是一体的”。 当然，由于写作和性交是一体的了，所以他的笔就随著“性幻想”浪荡： 在《灵山》里，一个县文化馆不到21岁的处女（在八十年代初比较闭塞的云南边陲），和这个北京来的作家刚认识一天，就主动把他的手往自己乳房上放。 一个女孩在舞厅和男主人公刚认识并一起跳舞时，就主动挑逗“你不会搂紧点？”并主动性暗示“爱太累得慌”，男的刚示意赞同，她又说：“你同我是一路货”。 她主动来到男主角“你”的住处，“眼楮里闪著挑战的目光”说，女人“也一样，需要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只剩下情欲。” 在《一个人的圣经》中，男主人公的艳福更好，岂止他遇到的外国女人都比麦当娜还风骚，连中国女人也不断投怀送抱。难怪马悦然都羡慕地向台湾媒体说，高行健“女朋友多极了。” 在这自传体的书中，“他”认识的那个18岁的军队女护士，主动来到“他”住处後，进了房间就说，“哥，你操我吧！” “他”的已婚的年轻同事“林”，不仅带他回自家卧床上做爱，还用自己丈夫的军人证带他到旅馆开房间，谎称“他”是丈夫。 “他”遇到的“萧萧”还是个中学生，这位红卫兵在白天造反之後，晚上乘天黑溜到“他”住的大院，敲他的房门，进来後不仅主动说“没有人看到我进来”，并一直看著已经躺在床上准备就寝的“他”赖著不走，直到“解开裤腰上的钮扣┅┅任他把手伸进去抚摸┅┅” 在文革武斗时，“他”和学生物的大学生“陪^”同时在码头边躲避子弹，刚认识不久，她就随他到小旅店以夫妻名义开房间，“他承认是他把她从处女变成个女人。” “他”在农村当老师，晚上停电时，他以前的学生孙惠蓉来到他房间轻声说“没有人看见我来。”┅┅ 别说以女性本身的特点，仅以中国当年那种政治文化环境，也难以让人相信她们会是这麽个“性”法，是不是高行健自己在一相情愿地性幻想？ 除了这些表面的主动以外，那些女人们就全都是空壳，什麽形象、性格也没有。她们到底是宝钗？黛玉？王熙凤还是潘金莲？她们岂止是没名字，根本就连人影儿、人型儿都没有。可瑞典文学院士居然说高行健作品的女性描写即使西方作家也难达到。说什麽呢？！高行健的东西比西方人写得好？马院士真是说的胆子和高行健写的胆子一样大！ 咱们就别好意思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也别回味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里那些令人心灵颤抖的女性心理描写，还是说中国人相当熟悉的昆德拉吧，他离诺贝尔奖提名前五、六名的“短名单”都还远著呢！可看看人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的那两个女性，特丽莎和萨宾娜：形象不同、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生活哲学不同、连使用的语言都不同。 特丽莎“像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 渗 豕蓿队 }来┅┅”这个清纯、真诚地对待生活和爱情的乡下姑娘，去见托马斯的时候腋下夹著《安娜．卡列尼娜》；她连睡觉都“抓著他，紧紧攥住他的手腕、手指或踝骨。”她哭的时候“紧紧抱著那颗树，好像不是一颗树，而是她失散多年的父亲。” 而“对萨宾娜来说，生活就意味著观看”。做爱的时候，“他们都沉醉于将解脱他们的背叛之中。弗兰茨骑著萨宾娜背叛了他的妻子，而萨宾娜骑著弗兰茨背叛了弗兰茨本人。”她对托马斯说，“我喜欢你的原因，是你毫不媚俗。在媚俗的王国里，你是个魔鬼。”“我的敌人是媚俗，不是共产主义！” 看看这些从捷克文译到英文，再从英文到被译者韩少它灾v认为不满意的中文，仍然无论从女人、到性、到爱情、到政治、到人生、到共产主义，哪一点儿都比高行健强千百倍！ 人家写的女性真让人觉得两个都棒，各有特色，哪个都想要。 可高行健笔下那些女人（再回头写高行健实在令人沮丧！）是哪个也记不住，更哪个也不想要。 他以为让那些女人说出几句男人在床上想听，其实女人死活也说不出口的话，就可以迷到男人了？就连翻译、推荐、并亲手把诺贝尔奖桂冠戴到高行健头上的马院士，当被我问道哪些关于男女的章节或情节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时候，也连连说：“没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没有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最高文学院的马院士都没留下印象，我们这些普通人士还能留下什麽呢？ 有人分析出高行健笔下的女性有不同的透射侧面，有侧面当然好，但她首先必须是立体的才可能有侧面。可高行健的女性角色全都只有平面，平得像床那麽平，平得只有在床上那一面，平得连床上那一面也只剩下白床单。我可绝对达不到能从平面上找出侧面的“艺术高度”。 当然了，他们是在很专业地描绘那件“新衣”的花纹左边是什麽线条，右边是什麽颜色。我哪儿有那种专业裁缝的本事？我只看见皇帝是光著屁股的，连衣服的影儿都还没见著呢，谈何花纹？ 生活和文学作品都告诉人们，无论是由于女性的生理因素导致，还是由于女人得到性太容易，“性”在她们心里的重量远无法和“爱”相比。对女人的爱欲怎麽写都不过份，但对女人的性欲则稍一夸张就显得荒唐。 当然了，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和当今的中国都有不少女权主义者在大肆渲染女人的“性渴望”，以示她们和传统女性的不同，男人们多希望那全都是真的！可如今连麦当娜和莎朗．史东都令男人们大为失望地结婚、找爱去了。 难怪高行健书里的女人们都一个劲儿絮絮叨叨地说，男人不可能理解女人。她们在替我证明那自传体的男主人公根本不懂她们。 高行健两本书里的女人们走到书末尾的时候就都走丢了，作者也记不得男主人公那一路的艳福了，而开始感叹哪里也找不到那种“自然而充分淫荡的女人”、“只同你此时此刻行鱼水之欢的女人”，于是只好诉诸于性幻想。 幻想中“他”的人生真是“美妙得没治了”：“在女人的股掌中，在那潮湿幽深的洞穴里，贪婪而不知恹足┅┅这才透彻了解什麽叫做生命，不必怜惜，不必节省，统统挥霍掉┅┅”（《一个人的圣经》427页） 我没看到高行健的《周末四重奏》，但据网上文章介绍，那里的性幻想就更“没治了”：一个赤裸的男人沉浸在被女人体液淹没的床上（天哪！）。它让人想起中国另一个老土作家贾平凹的《废都》，里面有个男人做的最销魂的梦是：把天下所有男人的生殖器都割了，只剩下他一个做种；而且还要把那些割下的生殖器扔到城墙下的壕沟里，埋起来，压住，怕它再回去┅┅ 高行健和贾平凹呵，你们这老农式的性幻想可把我们中国男人给“农”死了！ （原载多维） |
| 评高行健系列作品之五：高行健作品的艺术“丑” 2001-01-05 |
| 虽然高行健在诺贝尔领奖词中说：“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的审美是文学作品唯一不可免除的判断（首先我无法不怀疑这个句子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因为“审美”中的“审”已经是“判断”的意思，中文这麽表达是病句）┅┅这主观的审美判断（又病）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但在他作品中根本找不出“普遍可以认同的”审美标准。他的人物是艺术丑和道德丑的统一。我在这里仅举几个例子：
在《一个人的圣经》中，高行健的男主角“他”认识了一个17岁的热爱文学的少女军人，在她18岁的时候，她主动把身体献给了“他”。後来“他”得到国外邀请出国，心里清楚再也不会回来了。她也预感到他不会再回来。作者写道：“同她告别的那一夜，她委身於他时在他耳边连连说‘哥，你别回来了，别回来了’┅┅”在离开北京的时候，“他没有让她来机场送行，她说也请不了假。从她的军营即使乘早晨头班车进城，再转几次车到机场，在他起飞前赶到估计也来不及。”24页，“联经文学”版，下同。 但当海关正在检查“他”行李的时候，“他似乎听见了一声‘哥——’”；正通过海关，“他这时又听见长长的一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二楼汉白玉石的栏杆上伏著一个穿军大衣的身影，戴的军帽，却分辨不清面目。”“他希望伏在栏杆上那绿军装的身影不是她，转身继续朝登机口去┅┅他又听见一声分明绝望的尖叫，一声拖长的‘哥——’那就肯定是她。他却没有再回头，进入登机口。”25页 不知道哪个读者能从“他”如此这般的冷酷无情中读出美。 在同样是自传体的《灵山》中，男主角“我”在通往青藏高原的路上遇到一个漂亮女孩，“我大概也就是美的鉴赏者，见了这麽漂亮的姑娘，没法不动心，便提议道：‘我能给你拍张照片吗？’┅┅”在山风中费了挺大劲儿，“我”给她拍了照。“‘这照片你能寄给我吗？’她满怀期望。‘如果你留给我地址的话。’”她不仅给“我”留了地址，“我”後来还曾路过她家，但“我”就是没把照片寄给她。459页 对她的“满怀期望”，寄一张照片是多麽简单的事，而且“我”还承诺了。在中国那个年头（80年代初），很少人有相机，能有张自己的风景照并不是很容易的，对正是爱美年龄的女孩子来说，她自然更希望保留一个自己青春的镜头。 一件小事，女孩的美没留下，拍照人的丑有书作证。 《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里的男主人公对女人都是极感兴趣的，只有一处对一个女人用了他最大的劲儿贬低，因为那女人不漂亮，还可能有点同性恋倾向。 这是在《灵山》中，“我”拿著作家协会的会员证在旅途中寻求方便，在东海之滨的一个小城镇停留时，有一个单身女人听说“我”是作家，做了各种海鲜请“我”吃饭。她不漂亮，也已经过了女人最好的年龄，虽然“我”很“沮丧”，但有女人单独请吃饭“何乐而不为”，也许会发生点什麽事儿。 哪想到这女人在吃饭过程中给“我”讲了她的一个非常要好的女友的故事，那个女友因写怀念国民党父亲的日记被告发而入狱，後来逃跑被警卫开枪打死。这女友长得很漂亮，请“我”吃饭的这个女人简直就像是爱上了这女友，在她没有入狱前她俩经常住在一个被窝里，但她们都并不懂同性恋，只是要好。女友在狱中的时候，她多次去看探望，女友曾爱上一个男犯人，这女人非常伤心。现在女友冤死了，这女人请“我”吃海鲜只是希望“我”这个作家写写她女友的故事。她说得很动情，边说边流泪。但这时“我”已经烦透了，“我嫌恶这丑陋的女人，对她毫不同情。”“我宁愿用最大的恶意来想像她。”513页 在这里，“我”看见了那女人的丑，读者看见了“我”的丑。 以上是高行健的男主角对三个女人的故事，让我们再看看《灵山》里的另一个故事： 男主角“你”在一条山路上，看到一个赤条条的小男孩在哭泣，“你”问他怎麽回事儿，怎麽问也不说话，原来是个哑巴孩子。“你”抱著他走了一段路。“你拍拍他屁股，竟然睡著了。他扔在这山道上肯定已经有好一个时辰┅┅你端详他泪痕斑斑的小脸，睡得很熟，对你就这麽信赖，平时恐怕不曾得到过关怀。阳光从云层穿射出来，照在他脸上，他睫毛煽动，身子扭曲了一下，把脸埋进你怀里。一股温热打你心底涌出，你许久没有过这种柔情。”522页 这一小段是《灵山》全书中写得最美的一段。只有这一段。但接下来请看： “你”马上担心累赘或责任了，“你”害怕这孩子醒来，“你得乘他未醒扔回山道上，乘人还未发现，赶紧逃之夭夭。你把他放回路上。他滚动了一下，蜷曲小腿，双手抱住头脸，肯定感到土地冰凉，马上会醒来。你撒腿便跑，光天化日之下，像一个逃犯，你似乎听见背後在哭喊，再不敢回头。”522页 读到这儿，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路上刚好有个劫匪，把这“你”宰了！ “你”可以、也有权利躲开任何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对所有“你”“用”过的女人的责任，但把一个不会说话的赤条条的孩子扔在冰凉的山路上？而且恰恰是在“你”找佛、找庙、去朝圣的那一段路上？ 美在“你”的心里永远只有一个字“逃！”“你”想没想过那个赤条条的哑巴孩子可能冻死在冰凉的山路上？连“人”的概念都没有了，还能有美吗！ 高行健的身体逃出了中国，灵魂逃出了人类。 在每一部作品里都浅薄地借用一点儿存在主义哲学的高行健，再制造任何文字垃圾之前，先去好好念念你的鼻祖萨特是怎麽说的吧：“虽然文学是一回事，道德是另一回事，我们还是能在审美命令的深处觉察到道德命令。”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四：高行健的粗劣语言 2001-01-04 |
| 《灵山》没有塑造起人物、更缺乏故事和情节，对此连台湾成奶j学教授马森也在为《灵山》写的序中质疑说：“那麽一篇小说，既不企图反映社会和人生，又不专注于情节的建构和人物的塑造，还能剩下什麽呢？”
他认为《灵山》是散文式小说，担心读者无法读下去，因为“‘人物—情节’模式早已形成读者固定的审美经验”。他认为如果能把《灵山》读下去，起码要有两个条件：一是“诉求于读者审美经验的调整”；二是“看他语言的艺术是否能承托得起这巨大的篇幅所带来的重量”。也就是说，如果《灵山》能以精炼、诗意和创新的语言弥补人物和情节的不足，那麽也是有可能吸引读者把这长达560多页的散文看下去的。 ●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在西方作品中，的确有靠语言本身的力量就能支撑得起的长篇小说作品。比如在20世纪百部最佳英文小说中排第一名的《尤利西斯》和排第四名的《洛丽塔》都首先是以语言的优美而令作家同行惊叹佩服不已。虽然《尤利西斯》把现代派作品的“意识流”特色发展到顶峰，其艺术原创力为这部作品赢得了无可匹敌的文学地位，但其内容的艰涩、难懂的确令人怯步。然而，这部书对英文语言的应用成为钗h作家的教科书。有学者指出《尤利西斯》中用了三万多个英文词汇，其对人物行为、心理及对事物、景物的描写非常准确和细腻，所以乔伊斯作为20世纪语言大师的地位也是没人能撼动的。《洛丽塔》也是主要靠语言本身支撑起了它一流文学作品的地位。该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等都不十分出色，但它对语言的应用则令读者津津乐道。 高行健在他的诺贝尔奖领奖词中用了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讲语言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 1991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约七千字的演讲稿中也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谈论语言。我非常认同高行健对语言的重视，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可以想像糟糕的语言能堆砌起优秀的文学作品。我也绝不反对高行健试图对汉语进行“再创造”的努力，因为我同意他“这语言还有再创造的余地”的说法。但高行健的两部主要作品《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恰恰在语言上都很差。虽然《灵山》要比《一个人的圣经》强很多，偶然也有几个意境还不错的句子，但遗憾的是，高行健在书中对小说语言的使用和对汉语的“再创造”实在有很多不仅不成央A而是非常糟糕之处。 ● 议论不是小说语言 首先，书中时不时地出现政论文式的直接感叹，评价和议论，有时则整章都以论文的口气阐述作者某种观点。例如，书中的“你”到了绍兴，作者就“跳出来”感叹在该地出生的历史名人秋瑾、鲁迅、司马迁等。高行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中说“我害怕格言警句”，但《灵山》58章全章是类似格言警句的肤浅小哲理；66章全章谈死亡，70章拉出各朝代名人议论一番；第72章，则用不伦不类的文体讨论什麽是小说。 这种文字，说是有哲学意义吧，还没等读者琢磨，作者就像祥林嫂一样地告诉了；说是散文吧，抒情、哲理、文采都不够（起码占一条，也不会让人咬牙切齿都读不下去）；说是政论文吧，深度和逻辑又不够（读者不是不耐烦了，就是走神儿了）；再没有吸引人的故事、细节、人物、语言，这书就纯是写了不让人读的。 ● 病句和别扭表达 其次，高行健“再创造”出很多下面这类病句： “她说他还对她说他爱她”《灵山》209页，比较：她说他曾表示过爱她； “她说她去看她姑妈”《灵山》439页，比较：她说去看姑妈； “他问我有没有收到他寄给我的他的稿子”《灵山》422页，比较：他问我有没有收到他寄来的稿子； “我尽管疲劳不堪，无法入睡”《灵山》328页，比较：我尽管疲劳不堪，但却无法入睡； “下楼来街上的一些杂货铺和吃食店灯光通明”《灵山》470页，比较：下楼来，看到街上一些杂货铺和小吃店灯火通明； “装满木材的卡车连连掀著高音喇叭”《灵山》7页，怎麽个“掀”法？ “她说她用的就玩弄这词”《灵山》208页，真是玩弄，不知所云； “他坐在铺红台布的台上”《一个人的圣经》191页，比较：他坐在铺红布的台上； “小五子著的木屐来了”《一个人的圣经》132页，应为“穿著木屐的小五子来了”┅┅ “他大概还就是，困惑不已。”《一个人的圣经》197页； “狼狈也如同烦恼，人全都是自我”《灵山》382页，什麽意思？ “大吵大闹了不知多少几回，赶在领导作家协会的更高的党的领导对他下手批判之前”《一个人的圣经》22页。“多少几回”和两个“领导”都是重复； “一步失误，就会被咬得粉身碎骨”《一个人的圣经》110页，怎麽能“咬”得粉身碎骨？ 高行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时，说他反对把外文用法直接引入中文，但请看《灵山》中这类日本式和西式语法的中文： “在座的诸位，不知有谁亲眼见过的没有？”《灵山》400页； “她妈妈说，她亲生的妈妈还在世的时候，说狗身上有跳蚤”《灵山》138页。 病句和各种错字在这两本书里是挑不胜挑。如果不信，或不愿花四十几块钱买两本烂书的读者，可从网上下载高行健的诺贝尔领奖词《文学的理由》，通过他最高水准的演讲词里那些病句，读者不难想像他“随意”、避免“费脑筋思索”写出的其他作品能好在哪里。 就算《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里那些数不清“哪”“那”不分之处都是打字错误吧（这种错误，在电脑时代自然很容易发生），但高行健的领奖词里只有两次需使用“哪怕”之处都错用成“那怕”，怎麽打字员十多年来总是跟高行健作对？ ● 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贵在“妙”和“俏”，高行健玩的别说既没妙意，也无俏意，根本就是“没有意义”： “没有有，没有没有，没有有和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没有”《灵山》123页； “当我说我和你和她和他乃至于和他们的时候，只说我和你和她乃至于和她们和他们，而绝不说我们”《灵山》342页； “历史是谜语也可以读作：历史是谎言又可以读作：历史是废话┅┅ 又能读作：历史是面团┅┅进而也还能读作：历史是鬼打墙┅┅历史啊历史啊历史啊历史”《灵山》500页。 这种语言使我想起十多年前，在纽约一个朋友家里，听所谓现代派画家诗人马德升朗诵他的诗，全诗只有一个“操”字，用各种不同的口气，先是低吟，然後激越朗诵，最後声嘶力竭地嚎叫，总共长达几分钟。这大概是那些所谓“现代派”的顶峰了吧？ ● 垃圾无法译成金子 《纽约时报书评》引用了《灵山》里的一句话做其评论的结尾：“人已经讲了那钗h废话，你不妨再讲一遍”。《时代》周刊的评论直言“诺贝尔奖当然不可能是主要靠《灵山》得到的，”在抱怨译文别扭累赘的同时误以为高行健是中文语言大师。天真的美国人怎麽可以想像《灵山》原文的糟糕之处即使不比译文更多，起码一点儿也不少。 《灵山》的英译确实很差，别说表达生硬、粗浅，连准确都经常达不到，像把“道听途说”译成“道德说教的堆积”，把“人人都是自我”译成“全人类是由个人自我组成的”，“灵魂”有时译成“精神和鬼魂”。译者对“亩”、“里”和“海拔”不知道怎麽译，就直接用汉语拼音“mu”、“li”和“haiba”代替；“稀稀奇奇”就“译”成“xixiqiqi”，笔记小说就是“biji故事”，我才发现这汉语拼音急用的时候可真帮忙。 也难怪，哪个懂一丁点儿文学的人会花奶 云o种伪书？谁有本事把垃圾“翻译”成金子？译著的前言简直就是给高行健找工作的文字履历，然後把高行健自我吹嘘的“深奥”鹦鹉学舌一番。一个地道的“伪中国文学教授”。 周围朋友说，读了几页《灵山》，就再怎麽咬牙也读不下去了。的确，人们可以历尽千辛去淘金，但不会有耐心把街上的垃圾桶翻个遍。 按照常理，任何“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至少应是语言高手。但从《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的文字来看，作者对汉语的驾驭能力，有时连流畅通顺这个基本要求还没达到，谈发展汉语实在还太奢侈。 中共当局禁止高行健的作品在大陆出版，真是成全了他，否则众多读者，尤其是评论家，会很容易看出它是“劣质品”。 当有一天高行健的书终于可以在大陆出版，作为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汉语作品，他的书应该成为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书；《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这两部主要作品，可能还会被当作范文讲课，但这样的文字让教授们怎麽个讲法呢？可以想见那时的尴尬。 （原载多维）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三：高行健的拙劣模仿 2001-01-04 |
| 应该说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文学作品都是模仿前人或受前人影响而创作出来的。虽然“模仿”的艺术价值已经完全和原创无法比拟，但是精致、漂亮的模仿既是允许的，也是可以欣赏的，毕竟有原创能力的艺术家极少。
但我看到的高行健的几部作品，则不仅是模仿，而是把别人作品稀释化、表层化、浅薄化、庸俗化和粗劣化的模仿。高行健由于在大学里学的是法文专业，毕业后又在外文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到一些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六、七十年代根本不知道的东西。据他自己1996年接受香港《明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可以读到萨特主编的《新时代》（又译《现代》）。他喜欢写作，迅速把他从法文那里看到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哲学思考用在了自己的创作中。 在七、八十年代交替之际，对于在精神和情感上都已经饥饿至极的中国人来说，几乎任何不带文革火药味和共产党宣传说教味的作品都能把人感动得流泪；谁能拿出点外国式的东西则更令人耳目一新、佩服不已。在当时的中国谁能先所谓思想解放一点就是“前卫”。 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庐新华的《伤痕》等，当时能够轰动全国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再把这样的作品当成“文学杰作”就荒唐了。而高行健同类水准的作品（其实还差），在去年诺贝尔奖的公报里竟被称为“无与伦比的杰作”，这可真是无与伦比的荒唐。 我以前没看过高行健的作品，但就像许多在七、八十年代爱好文学的人一样，有一个很深的高行健是现代派作家的印象。但最近读了高行健的两本小说、两个剧本和一个短篇小说之后才发现，他不仅根本不是现代派作家，连做现代派的读者和模仿者都是极差的。 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他的《车站》是模仿《等待戈多》。但由于看过《逃亡》的人很少，所以还没有注意到它简直是萨特的《间隔》的翻版。虽然86年我在《深圳青年报》发表过读《间隔》的感想文章，但时间已久，具体情节已经模糊，《等待戈多》也只剩下一个哲学概念。为了不冤枉高行健，我重新找出这两部剧。但把这四部作品摆在一起来回翻阅，然后想想这《车站》和《逃亡》的作者居然和萨特、贝克特一样得了诺贝尔奖，那荒诞感真是萨特和贝克特加起来也表现不出来。 一般模仿的作品都仅仅是在表现手法上，而不能在故事内容上；如果想表达类似的哲学思考，那么也得在选择的题材和内容上有所变化，选择不同的角度。而高行健则是从内容，到形式，到哲学观点，甚至到细节都是模仿，他哪里是模仿，简直是抄袭！而且是拙劣到不成样子的抄袭。我发现很难讲清楚那种明显是抄袭，却又完全不能类比的荒唐现象，所以只能非常粗略地比照一下： 《等待戈多》是两个流浪汉在一棵树下等待一个身份神秘的叫戈多的人来给他俩指点人生方向。但他们俩并不知道他们等的时间和地点对不对，他们也都不认识戈多。一个男孩来告诉流浪汉，戈多今天不能来了，明晚来。但第二天晚上，男孩又来告诉他们戈多明天晚上来。 《车站》是一群人星期六下午在汽车站等车，可等一辆车来了开走了，再等一辆来了又开走了，每一次车来都给他们带来希望，但每一次车都开走了。他们就这么一直等了许多年。 《等待戈多》里的流浪汉在无聊等待过程中来了主仆两人，四个人在一起进行一些单调乏味的对话，流浪汉、主人、仆人之间分别有矛盾冲突。 《车站》里的人们也在不耐烦的等待过程中，说一些无聊的话，互相斗嘴，还差点儿打起来。 《等待戈多》里的那个主人的内心独白经常带哲理。 《车站》里有个戴眼镜的也说几句像似哲理的话。 《等待戈多》里有一个流浪汉几次不想等了要离开，但最后都决定留下。 《车站》里也有人要走，可又担心万一刚走，车就来了。 《等待戈多》里后来那个主人瞎了，搀扶主人的仆人摔倒了，也带倒了主人，流浪汉们去拉他们起来，表现人类必须互相帮助的美好。 《车站》里的人们等了很多年以后，下起雨和冰雹。那些曾互相争吵的人们也开始互相帮助，显示出人间的友爱。 《等待戈多》里最后两个流浪汉决定走了，但他们还没有真走的时候剧终了。 《车站》里人们最后也一致决定要走了，他们牵著手正要走，剧终了。 《等待戈多》里有些句子是一个流浪汉说一半，另一个流浪汉接过来讲完。 《车站》里最后也是几个人说的话加在一起构成完整句子。 《等待戈多》表现的一个主题是无望的等待，找不到活著的意义，又期待著什么。 《车站》也是表现无望的等待。 《等待戈多》里的人物以为等待戈多来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没意思，但时间就在这单调重复无聊中过去了。 《车站》里的人物等汽车来是最重要的，但许多年的生命就在这烦人的等待中过去了。 但这两部作品明显不同的是： 《等待戈多》有深入的内心独白，读者经常会无意识地停下来想一想。 《车站》全是表面支离破碎的短句子对话，读者恨不得快点翻过去。 《等待戈多》里可以明显地感觉出两个流浪汉之间、主仆之间虽然在说话，但却无法真正交流内心，那种无奈的人类困境。 《车站》里那堆人都在说一些过于世俗的、琐细的话（这是高行健作品的最大特色之一：把一切都庸俗化），读者不是感觉困境，而是感觉烦人。 据说《等待戈多》法文原文非常漂亮，语言是该剧除了哲学意义以外的另一大特色。贝克特的一大特点是对语言极为重视。而《车站》的语言则不仅毫无特色，而是“烂透了”。 《逃亡》是对《间隔》的浅薄图解 公平地说，《逃亡》要比《车站》强一些，或者说精炼不少、也多一点儿内容，但它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间隔》的浅薄图解和翻版。 《间隔》中主要有三个人物，两女一男，都因生前做恶死后来到地狱而无法出去。 《逃亡》中也有三个人物，两男一女，都因逃避天安门屠杀逃到一个仓库，也不敢出去。 《间隔》里的一男一女要做爱，烦另一个人，另一个人也烦他们。 《逃亡》里一模一样。 《间隔》里的男主人公想出去，又回来了。 《逃亡》里的年轻小伙子出去了，又回来了。 《间隔》里那两个女人争那个男人。 《逃亡》里那两个男人争那个女人。 《间隔》最后“三个人都一屁股坐倒在各自的座位上……” 《逃亡》最后“三人不动，静坐在污水又像是血水中。” 以上是这两部剧在形式上的相同。在形式上的不同是： 《间隔》里也有较长的独白，通过这些各自的独白读者（或观众）了解了三个人的过去。 和《车站》一样，《逃亡》里仍然只是小短句自己告诉别人自己是干什么的。高行健无论在小说还是话剧里，最差之一都是在表现人物内心上。他总是使用毫无内心活动的，表面的，浅层的人类交流方式，却又总是想表现他认为是很深刻的思想。 而在内容上，《间隔》表现的是三个人都怕别人知道自己活著时的罪恶，互相戒备。这三个人在互相烦死别人的同时又靠他人证实自己的存在，又不得不和别人呆在一起。最后发现活著时想像的地狱并不可怕，他人才是地狱。萨特在这里表现的是哲学意义。 《逃亡》则做了这样的政治图解：我要逃避政治压迫、国家的压迫、集体意志的压迫，人民和别人的压迫。这根本不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意义。 《间隔》最后“三个人都一屁股坐倒在各自的座位上……”“那就这样继续下去吧。”以后呢？明显地，一切还都是无可奈何的原样，还是在地狱里。这里不仅有“他人即地狱”的意思，更有“人无法逃开他人”的意思。如果他人是可以逃开的，那么这地狱也不那么可怕了。 而《逃亡》最后是“沉重的敲门声”“外面像是机枪在扫射”然后是“三人不动，静坐在污水又像是血水中。”由于高行健只写了政治的浅层意思，所以他没法说，政治压迫、国家压迫、集体压迫是逃不开的。那么下面怎么办呢？如果不被打死的话，三个人就各自逃开了。一男一女年轻人去了美国，中年男人就去法国了。于是不仅国家、政治、集体的压迫全逃开了，中年人还又有了各种新的女人，哪有什么躲不开的无奈，生活更美好嘛！ 自套现代派光环 高行健1991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据演讲稿）和几天前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据媒体报道，下同）时都说，由于一家出版社的编辑约他根据自己那本《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理论主张写一本书，所以他预支了几百块钱稿费，开始“认真地考虑写一本真正贯彻自己主张的小说。”他的成果就是《灵山》。且不说这样先有一种形式上的主张，然后照著主张去填内容多荒唐（难怪《灵山》零散、零乱、零碎到那种地步！），高行健的书还没写，就先被套上了现代派的光环，如今《灵山》这“现代派”的印象更是深入人心，不少读者也被吓得以为自己可能看不懂。 仔细追究，或者说要硬往里套的话，《灵山》里好像真有一点儿模仿《尤利西斯》的影子。虽然这样两部质量天壤之别的作品是完全不能拿来一起比较的，但由于高行健宣称《灵山》是现代派，再加上眼前的诺贝尔奖桂冠，于是《灵山》似乎就真成了中国的《尤利西斯》，亚马逊网站上已经有美国读者因为看不懂，就这么误认了，因此不得不对他那几点可能的模仿稍做评论。 我之所以说高行健模仿乔伊斯是基于这四点：第一，《尤利西斯》主要写了一个人的游荡，《灵山》也是写一个人的游历；第二，《尤利西斯》用了各种不同文体，高行健宣称他在《灵山》中把中国传统的“风物地理志、神话寓言、传奇史话、章回、笔记、杂录”等写法全部都运用了进去；第三，《尤利西斯》全书内容显得断裂，缺乏现实逻辑关系，《灵山》的内容则零乱无章；第四，《尤利西斯》最后一章全部没有标点符号，《灵山》快结尾处也有一段没用标点符号。 另外不知是否巧合，《尤利西斯》写了七年，高行健说《灵山》也写了七年。《尤利西斯》的主题是“可悲的现实，无望的未来”，而高行健在书中说其主题是找不到“灵山”的人生虚无。反正我看到的高行健的所有作品都是想要表现一个主题：人生追求的目标是空虚的，别谈什么责任，人生什么意义也没有，能及时行乐就及时行乐。但就这一个主题，他也是在哪部作品里都表现不出来，全靠他自己费很大劲儿一遍一遍地解释。网上有文章说，对他的话剧，他就是这么使劲儿给法国人解释。可人家贝克特不管全世界的评论家怎么追问，无论如何都不出来解释《等待戈多》的哲学意义。 对上面谈到的四点，这里稍微详细评述一下： 第一点：《尤利西斯》中的主人公小广告商布庐姆的所谓“游荡”，意不在物理距离的外在游荡，而是心理活动的内在流动，即现代派的“意识流”，因为全书情节仅发生在一天之内，布庐姆早晨出门到晚上回家就结束了。而《灵山》写的全部都是现实世界的外在游记，主人公走的都是物理距离，别说根本没有深层心理活动的意识流，连浅层的心理描写也几乎没有。所以说，同是写游荡，但内容有本质区别。 第二点：《尤利西斯》中有不同文体，但都是为了更典型地表达不同人物和场景的特点。例如，对艺术家斯蒂汾所想的内容，则用了非常诗意化、有敏感特色的文体。而在报社场景时，则用了报纸的标题语言。这种写法为的是加强不同人物和场景的独特性。而《灵山》中不是文体有不同，只是把中国不同文体曾装载过的故事杂乱地堆到一起，除了增加《灵山》的零乱之外，毫无艺术可言，更别说创新了。 第三点：《尤利西斯》粗看上去似乎缺乏现实逻辑，情节断裂，但其背后有人物心理活动的“意识流”流出的内在逻辑和联结。同时乔伊斯对书的情节和结构有精心、严谨的构思，前面埋下的伏笔，后面总有巧妙的回应，其匠心是公认的。 而《灵山》基本上没有心理描写，更谈何意识流？书里滚动的几乎全部都是外在的景物、道听途说和民俗故事等，它是作者几个月长途跋涉“物理距离”所经历的写实，而且是胡乱堆砌，当然不会有内在的逻辑和联系。而且到处是没头没尾的情节，更别谈任何伏笔和精巧安排了。 当然高行健根本不在乎精心安排这种愚笨的做法。在香港的演讲中，他说七年的创作过程是一贯“随意”，采取避免“费脑筋思索”的写作方式。靠不费脑筋思索的写法，就写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小说”，高行健的确是天才。而乔伊斯写那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英文小说，是一遍一遍写，一遍一遍作废，差点儿没累死。去年十二月，《尤利西斯》部份手稿在纽约拍卖，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纽约时报》（2000年12月12日艺术版）上看到手稿照片，可以想见他写的多么艰辛。 第四点：《尤利西斯》最后一章没用标点符号，但它描写的是小商人布庐姆的平庸俗气的妻子躺在床上所想的关于她的丈夫、情夫、邻居以及各种生活琐事。她想的内容粗鄙、浅薄，既不联贯，也没有逻辑，都是形象思维，所以即使不用标点，读者也能看明白。乔伊斯之所以这样写，除了想做个尝试之外，还主要由于女主人公是个歌剧演员，对她所想的内容不加标点符号可以增加文字的音乐感，但对这种尝试至今评论界仍有争议。 标点符号的重要作用是增加文字的条理性和思维的逻辑性，但《灵山》第72章尾部那不用标点符号的近500字，要表达的却正是需要条理和逻辑支撑的哲理与抽象思维，这就本末倒置，只能制造荒唐了。当然，这段文字有一点是符合逻辑的，那就是其内容和形式的荒唐达到了统一。 有人觉得我对《灵山》的批评太过份，一定是它还有些什么高明的地方我没看懂。怎么这《尤利西斯》从外文翻译成中文，都好像还能看懂一点儿，起码能感觉出它百分之一的好，居然还能从译文中看出不少意思美的句子。但这原汁原味的中文版《灵山》我这个学了近半个世纪中文的中国人就愣是一点儿也看不明白，连百分之一的好也看不出来了？到底是我的眼睛对汉语有色盲，还是这“中国皇帝”根本就没穿衣服呢？还是那些皇帝的臣民们生怕说出他看不见衣服是不称职呢？好在目前跟我说这话的人，一个都没看过《灵山》。 换个推理的角度说，如果《灵山》是一部“无与伦比”的伟大作品，那么为什么《一个人的圣经》烂到那种地步呢？一个伟大的作家不能水准相差那么远吧？当然有人会说，也有不少作家写了第一部很好的作品之后，再也写不出东西，或写不出好东西来了。但那种作品绝大多数都是作家在巨大的内心推动力下，写出的个人故事和心灵深处的感受，绝不是用套形式、写命题作文的方法编出来的。 而《灵山》是作者为了实现《现代派小说技巧》里面的主张，背著包到长江流域浪荡了几个月找题材，采编汇集出来的。这里面虽然也有亲身经历，但它和共产党当年要求作家到工厂、农村体验生活，然后写主题先行的作品有什么本质不同？这世界上哪有优秀的作品是这么写出来的？只有内心极为枯燥的人，才无论如何也不能从自己心里挖出泉水，所以只好跑到外面到处搜刮。 从我读过的高行健这几部主要作品来看，他可是一个毫无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写作者。连96年在瑞典开的那个“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研讨会，他都不带丝毫文采地挪了一段到《一个人的圣经》里。即使在截稿时间压力下赶出的新闻报道也应该比他写的漂亮。而那本书越往后看，越替作者在那儿硬凑篇幅累得慌。 比较了高行健这几个作品之后，我对高行健倒真有一点是佩服的，那就是马悦然说的“他胆子很大，他真的胆子很大！”他的大胆，从他画画上也可以看出。在网上看到高行健的前同事戴晴说，“他的开始画画，并在去国流亡的日子里靠它挣饭吃，也是出于偶然：他先是请人替他画几幅作礼品，后来想想何不自己画呢？”同事们挖苦他的话可真挺绝：“小高，你这画哪边朝上呀？”“人家的画都有画坏的时候，你比他们强多了，怎么画怎么是，一张废品没有。” 风水真是轮流转，港台那些当年不齿高行健水墨画的人，今天开始津津有味地赞美“大师”的“抽象派”画了。说到“抽象派”画，我又感叹高行健的聪明，人家就不给你玩“传统”，上来就玩儿“抽象派”，你们看不懂吧？ 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现在对中国人已经不是太新鲜和高深莫测的了，而唬西方人则更不容易（为什么能唬住马悦然？请看我后面的文章和对马悦然的采访）。所以人家高行健又聪明了一步，不再说“不去贩卖我在中国就已经由衷讨厌的所谓文化遗产”，而是开始玩“禅学”，“魏晋玄学”和“巫术”。这些东西可是在活著的中国大陆人里没有几个弄得明白的，或想去弄明白（除了巫婆之类），外国人更是一听就被“玄”懵了，“巫”住了。只是再也没有更高的奖了，否则高行健还能得。 坦率地说，在没有看过高行健作品之前，我对他还有几分敬意，凭脑子中他是现代派作家的印象，凭听说他在海外仍努力写，凭他好像不苟言语不张狂，凭他似乎不像有些人那样不正经写作却到处钻营，凭他懂点外语而猜测他大概中国人的毛病少一点…… 听到他得奖的消息，虽然当时我还没看过他的任何作品，也觉得既然瑞典一定要给中国人，给高行健也可能最合适，他一定受西方文学影响超过其他中国人，也许文革前读过些书，不像我们这辈人在正青春年华的时候被荒废了许多年，什么都读得不系统。我从不相信没读过书的人能写出好书。但看了高行健写的和写他的东西之后，我可真明白了，不管他多么恨死了那个制度，他都完完全全是个背后飘著红旗的中国人；他不仅在国内比我们荒废的还多，而且在海外这些年也全白过了。 得到诺贝尔奖固然是个极大的荣誉，荣誉的作用就是赢得别人的尊敬，但这荣誉又引来超强度的聚光灯，照到那些最该模糊的地方，照亮了难堪之后又破坏人们的尊敬，到底哪种结果更好呢？这大概是高行健下一步研究的禅学和玄学题目：福兮祸所伏？ （原载多维）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二：伪个人主义：《一个人的圣经》 2001-01-03 |
| 《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一样，也是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依据。这部作品里有相当多的内容表现了中共专制的残酷和文革的荒诞。但我读完这本书的感觉是，它的思想性很差，文学价值更低。
和《灵山》一样，《一个人的圣经》也是自传体作品，作者也没有给主人公起名字，而是用「他」回忆过去在中国的经历；用「你」描述今天对海外自由世界的体验。 作者称《一个人的圣经》为小说，但我认为这本书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份，也是用三种体裁来写的： 第一部份，「他」回忆过去，是未加整理的纪实材料堆积； 第二部份，「你」和「他」跟女人们的性爱，是末流色情小说； 第三部份，「你」和「他」对政治、文学和人生等的议论，是三流散文和不入流的政论文的杂交。 ● 「告诉」而不「展示」 作为经历过中共专制的幸存者和见证人，高行健来到海外後，用文字记录那个时代的苦难，揭露共产制度的残酷和对人性的泯灭，这种愿望和努力当然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我认为高行健选择「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实在颇显力不从心。 首先，「他」对在中国从小时候到中年为止的生活经历的描述，几乎全部都是外在的、笼统的、杂乱的资料式介绍。在小说中当然可以对必要的故事背景向读者交待，但背景毕竟只是背景，它主要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而不应是小说的主体内容。但在《一个人的圣经》中，这种对事件的概括式介绍，而不是对人物或情景的细节描写，成了书的主要内容。例如： 「一个剪裁得规规矩矩的新社会，崭新光亮，人人也都是光荣的劳动者，从赤脚种田的农民到澡堂里替人修脚茧子的，都纳入到各种单位里，全都组织起来为人民服务，干得出色便选为先进模范，见报表彰。」147页（台湾「联经文学」版，下同） 「新人也制造出来，一个完美的典型，一个小战士叫雷锋，无父无母的孤儿，在五星红旗下长大，不知道何为个人，舍己救人，送了性命。这寡欲的英雄初通文字，能写读《毛著》的心得，对党无限感激，情愿做颗擦拭得（zeng金呈）亮的螺丝钉，用来规范每一个公民，人人还非学不可。」147页 （上面这段短短的文字，就有两处明显错误：一是雷锋并非因「舍己救人，送了性命」，而是指挥倒车时被电线杆意外砸死；二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明显是重复，有「有父有母的孤儿吗？」） 「党一旦决定发动一场斗争，没有一个单位不斗得个你死我活，谁都怕给清理了。」「再比如学习，不是字典里说的掌握知识或学会某种技能，不，这专指肃清不符合党当时规定的思想┅┅‘五七干校’决非古今中外通常的学校，报名也好不报名也好，指定谁便非去不可，还不可以退学┅┅」154页 这种像是给外国人介绍中国背景材料的文字在书中比比皆是。我不记得托尔斯泰给我们介绍过19世纪中叶俄国的政治结构和上流社会的人事背景，但谁都可以读懂《安娜．卡列尼娜》；同时也丝毫感觉不到那个绝顶天才的大作家把读者当作小学生对待。 除了上述介绍背景资料式的文字以外，高行健对「他」个人的故事只有和前妻的那一段有点细节，其馀都写得极为粗线条。诸如他参加大批判会了，他和革命同志一起喊口号了，他被赶到农村去了等等（其中「他」偷看过母亲的裸体、母亲被淹死、伯父被批斗等，作者在《灵山》中都已写过，这次又炒冷饭）；再加上些这类叙述「他生来大概就是个造反派，只是没有明确的目的，没有宗旨，没有主义，不过出於自卫的本能，後来才明白那造反派也落在人的指挥棒下，已经晚了。」（217页）不管我怎麽仔细读，都不能在脑中塑起一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我边读边感叹，那革命的滚滚洪流可真把「他」淹得只剩下残缺的骨头架子了。 细节描写和心理刻划是文学的血肉，只靠骨头支架是撑不起「小说」的。即使是「纪实作品」，没有细节描写，也不能算是「文学」。同时，小说的大忌，是告诉读者什麽好，什麽坏，而不通过具体描写让读者自己感觉到事情的美好或悲惨。托尔斯泰曾说：我从不「告诉」（tell）只是「展示」（show）。而高行健的「小说」则正好相反。 ●粗劣的性描写 性爱描写历来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文学作品大都仅限於「性心理」描写，而写「性生理」为主的作品则只能沦落到与色情小说为伍了。即使色情小说，写得好的也能引起读者对人体美和性爱美的欣赏。而高行健对性爱描写的语言之粗劣、内容之缺乏想像力，几乎令人「思性怯步」。 书中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几乎仅限於乳房，而且文字简陋、重复得令人吃惊： 「他」童年时看到家里的女佣有「一双像梨样垂挂的大白奶」（35页）； 到了西方後遇到的德国情人则也是「一双像梨样垂挂的大奶直颤」（102页）； 而其他女人则是： 「一对大奶，白里透红」（14页）； 「背上的拉链一扯，便可撩开亲到她的奶」（77页）； 「她把你手从奶上挪开」（97页）； 「他的手伸了进去，在她尖挺的小奶上游移」（136页）； 「他手掌压迫的小奶下沿突起一道嫩红的伤痕」（228页）； 「发育了的一对小奶」（358页）； 「那少女纤细的身体，一对小奶」（411页）等等。 看来作者很衷情这「奶」字，这种非常生理化的字眼或许在床上挺性感，可写成文字怎麽看都觉得不如「乳房」美。当然可能色情小说的性感要比美感更重要。再说，高行健在未得诺贝尔奖之前以卖画为生，他对人体描绘的功夫一定都下在了画上。 至於男人对女人乳房的动作，高行健是这样描绘的： 「捂住她鼓胀的乳房」（31页）； 「握到她乳房，紧紧捏住」（97页）； 「握住紧紧的奶」（136页）；「握住了乳房」（228页）； 「他握住她乳房」（328页）； 「捏到结结实实的奶」（294页）┅┅ 乳房是可以被「捂、握、捏住」的吗？这里到底是用错了动词，还是做错了动作？ 至於男女性爱，高行健写得更令人目瞪口呆： 一个他一年前认识的18岁的军队女护士，进到他房间後马上就说，「哥，你操我吧！」（23页。这是一个热爱文学的女孩在八十年代初说的话。）於是，「他在地毯上操了她，翻来覆去，不，翻江倒海」（23页）；「那你就操我吧，像操你在中国的那些女人。」（87页，德国女人说）；「那一夜，你同她做爱凶猛。」（376页） 我几经犹豫把上面这些文字抄录下来，否则对没看过书的读者，实在没法说明白它是怎麽个糟糕法。谁都知道那个动词在英文里面是绝不可登大雅之堂的，虽然中文好像什麽规矩都没有，但就这麽搬上来了？面对这麽粗陋、粗劣的农夫式的性幻想描写，还能用文学评论来评吗？ ●三毛式的散文 《一个人的圣经》第三部份内容又可以分成两块：散文式的感叹和政论文式的评论。这些感叹和评论一部份夹杂在上述的回忆或性爱章节里，更多是整章专门感叹和议论。例如27、18、20、22、24、26、31、39、53、54、56章等。这麽多章节都是感叹和议论，这书怎麽还能称为小说？如果是优美或有哲理的散文，或是思想深刻的评论，倒也值得欣赏一番。但书中那些人生感悟之类的散文篇章，甚至低於台湾女作家三毛的水平，不信请比较： 高行健说：「你应该趋於平和，以平常心看待这世界，也包括你自己。世界原本如此，也还如此继续下去。一个人如此渺小，能做的无非是如此这般表述一番。」144页 三毛说：「在你的生活里，你就是自己的主宰，你是主角。对於别人的生活，我们充其量只是一份暗示，一份小小的启发，在某种情况下丰富了他人的生活┅┅」（《夏日烟愁》） 三毛把这类话作为散文写给少女们看，满说得过去的；但高行健一个大男人把这种东西当作小说或哲理写给成年人看，他真好意思。 ●对共产专制认识的浅薄 虽然高行健用文字揭露共产制度的努力非常难能可贵，但他对专制的认识相当肤浅，对自由的理解则更狭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我绝不认为高行健的小说必须有思想性，很多优秀的一流文学作品就完全没有思想性。但由於高行健自己在书里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议论政治、社会以及文学等，那读者就要品评那些议论是否有思想深度。 在揭露共产主义的文学作品中，昆德拉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作家之一。我以前一直认为他之所以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大概是由於他的小说中议论太多，给人一种明显的说教感。但昆德拉的议论中不仅有对共产主义的深刻、建树性的认识，还有不少人生哲理。 而高行健不仅没有对共产制度提出任何新的见解，即使对今天已经是常识或过时的观点，他还当作很新鲜的东西写在书里；有些认识则浅到无法评论的程度。例如： 「新社会的乌托邦也同那新人同样是神话。如今，你听见人感叹理想破灭了，心想还是破灭得好。谁又高喊起理想，你便想又是个卖狗皮膏药的。」 「你如今方才明白，倘若还有敌人的话，那就是也已寿终正寝的毛老人家在你心中留下的阴影。」156页 「您老是不是真相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那理想国？还是用来作个幌子┅┅老人家真是个伟大的战略家！把国人和世界上许多人都骗了┅┅你如今终於公然把这话说出，也就从毛的阴影里走出来了，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405—407页 今天还有几个人会出来展示这种浅薄呢？ 在第58章中，高行健用半童话式的方法，写一群人热烈地一起唱著歌奔向新社会，又在途中遭枪杀：「好日子在前头，好日子就要到来了！好日子还就是好，好日子永远永远在前头！┅┅迎接好日子去呀！为好日子战斗！为好日子去死也在所不惜！」432页 昆德拉那段精炼、准确、深刻的关於共产制度的论述早就任人皆知：共产党用棍棒把人们赶向天堂，但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建起了一座座坟墓。「罪恶的当局并非由犯罪份子，而是由热情份子组成，他们确认自己发现了通向天堂的唯一通道，为了坚决地捍卫这条通道，迫不得已处死许多人。」（《不可承受生命之轻》） 我在这里只是为了清楚起见，举一个例子比较而已。《一个人的圣经》中那些对共产主义的议论和认识大抵都是这种水平。我由衷地希望同是住在巴黎的昆德拉千万别看到高行建的书。 ●自由绝不仅仅是性自由 正因为高行健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这样肤浅，所以他对自由的理解就没法深刻。从《一个人的圣经》中读者可以看出，高行健的确是痛恨共产专制，他的主人公要做的就是赶紧逃。不仅逃离专制，也躲避所有做人的责任，包括道义责任，然後在西方享受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性爱」。 任何一个对西方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绝不是这种建立在绝对自私基础上的享乐主义。绝顶的自私不仅不是共产主义虚假公心的反面，而恰恰是共产文化滋养出来的恶果。经历了共产专制社会那种人生之後，作者得出的全部结论就是逃避和纵欲，这纯粹是一种「伪个人主义」。 性自由当然是很重要的自由，但绝不是自由的全部。在高行健的书里，完全没有一个曾被专制禁锢过的文化人，来到西方後对能接触到自由的资讯、读到人类一流头脑的思考、可以自由地思想和写作的那种巨大欣喜。书中主人公感觉到的全部自由就是生殖器的自由。他最沉醉的是「消失在女人的丰满润泽的大腿间」（427页），做「一颗精子，而且是一颗不孕的精子，只满足於在里面游动」（35页）；「是女人给你注入了生命，天堂在女人的洞穴里，不管是母亲还是婊子。」（143页）在这个「天堂」里，主人公禁不住用了三个排比句高喊「真是美妙得没治了┅」「真美妙得没治啦！」「真美妙得没治啦！」（426—427页）作者的「圣经」就是女人的子宫，人生的全部美妙和意义都在於此。 碾碎个人生命和灵魂的那个专制制度的本质是没有人性，而作者所推崇的「自由」同样没有人性。如果书中的女人们都在尽享和「他」的肉欲的话，那别人无可指责。但他两本书中所有女性的最大特点，恰恰是怨恨。无论作者把她们安排得多麽放荡，她们都是不断地抱怨「你」只是用「她」的身体，根本没有情；而「你」也毫不讳言，就是要「一种发 的快感，不包含任何道义」（428页），即使是对妻子，也「只记得她的身体，此外都是陌生的」（327页）。而且作者在两本书中都无数次强调，绝不要对任何女人负任何责任。 高行健完全可以写颓废，写堕落，赞美他所理解的自由，推崇他所主张的不负责任。但在这本书里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作者自己严重的自相矛盾。如果他在书里完全没有对共产主义进行强烈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谴责的话，那麽无论他怎麽纯粹地描写赤裸裸的性欲和不对任何女人负责任的德性，我都不会去评论。但当他一方面谴责一种对人性的泯灭，另一方面却津津乐道另一种对人性的压迫，这就是不能容忍的自相矛盾了。明显地，高行健没有懂得一个道理，你不可以在一本书里一边强烈地谴责一种不道德的东西，同时又炫耀另一种不道德的东西，因为你在谴责的同时剥夺了自己的权利。 那个政权强暴了你，你又强暴了那些女人，前者强暴了你的灵魂，你强暴了女人的意愿。在愤怒谴责专制制度强暴你的灵魂是没有人性的同时津津乐道自己对女人意愿的强暴。这就是《一个人的圣经》的全部。 |
| China's thorny Middle East policy 2001-01-02 |
| The Taipei Times
Tuesday, January 2nd, 2001 The China policy of US president- elect George W. Bush seems to be tougher than that of his predecessor, which has certainly raised concerns in China. The Chinese have wasted no time in adopting counteractive policies, and have hurried to strengthen their long-time alliance with enemies of the US, such as Iran and Iraq. On Dec. 22, a Beijing delegation led by Ismail Emet, former chairman of the Xinjiang Autonomous Zone, East Turkestan, visited Iraq, and the Iraqi President Saddam Hussein declared, while embracing his Chinese guests, that his country would establish a strateg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raq's official media also reported that leaders of Iraq and China had demonstrated their propensity to cooperate i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any other fields. Subsequently, spokesmen for China's foreign ministry said recently that the vice president of China, Hu Jintao would soon visit five countries: Iran, Syria, Jordan, Cyprus and Uganda. Beijing's sudden intimacy with Middle East countries is peculiar. The fact that it sends delegations to such US rivals during the transition stage between two US administrations clearly suggests an intention to send signals to the incoming US administration that Beijing is not afraid of a possible change in the US' China policy, especially regarding its policy toward the Taiwan Strait, and it will make alliances with Islamic countries like Iran and Iraq to counterbalance the US superpower.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China has adopted many strategies in the conduct of its foreign policy. First, it tried to strike up allegiances with European countries in order to have more cards to play with against the US; then it made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and finally President Jiang Zemin visited Israel for the first time, making an ostentatious move toward its new Middle East policy. China's new intention to cozy up to Muslim countries was made clear by having Ismail Emet, who is a man of Uighur nationality and has an Islamic background, to lead the delegation.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UN has imposed sanctions and embargoes against Iraq, China has still exported more than US$2 billion worth of goods to Iraq in the last four years, according to Iraq's secretary of commerce. And China is the third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behind Russia and France, to ignore the UN embargo and have its delegation fly directly to Baghdad. Beijing also has not forgotten to pay attention to Tehran and is preparing to dispatch Jiang Zemin's hand-picked successor, Hu Jintao, to visit Iran soon. In addition to Beijing's scheme to confront the US, there is another key reason for its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hips with Middle East countries: China will need greater oil supplies in the future and will be increasingly dependent on the Middle East's oil producing countries. Currently,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there are only 10 mobile telephones per thousand people in China, (as opposed to 30 per thousand in Egypt, 148 per thousand in Mexico, 552 per thousand in Japan and 770 per thousand in America), which means that there is still huge room for the growth of mobiles in China. In the light of it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bviously, China is preparing to increase its oil imports. China had been an oil exporting country before the 1990s, but in 1993 it began to import oil due to its rapid economic expansion and increase in automobile use. Of the 4.5 million barrels of oil currently used daily in China, 1.2 million barrels come from imports,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China will need to import 4 million barrels daily in 2010, and 7 million in 2020. Since three quarters of the imported oil comes from the Middle East, Beijing has to strengthen its relationship with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two major oil-producing countries, Iraq and Iran. But China will soon find that the consequences of developing strategic relationships with such countries will be difficult to deal with. First of all, it will be hard for China to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Iraq and Israel. After decades of hostility with Israel, China has sedulously tried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obtain from Israel high-tech military weapons, such as Phalcon AWACS aircraft, which it cannot acquire from European countries nor the US. Obviously, China's new ties with Iran and Iraq may very well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its nascent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Secondly, China's intimacy with Iran and Iraq may also raise complex feelings in the Xinjiang independence movement. It is ironic that Beijing should send Ismail Emet as its envoy to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Muslim countries, for Beijing has always severely suppressed Xinjiang's Muslim ethnic groups. It has been said that Iran has financed some pro-independence groups in Kazakhstan. Thirdly, China may eventually face new competition with the US. Currently, the US imports 10 million barrels of oil from the Middle East every day; it will not be easy to avoid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biggest countries by the time China needs to import seven million barrels of oil every day. Despite other political intricacies, it appears that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will become more complicated and variabl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oil competition in the future. Although China has a serious need for imported oil, it will not have the naval capability to protect its oil pipelines for at least five years, and currently only the US has such an ability. The dilemma for China will be that it wants to be close to Iran and Iraq to resist the U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needs US protection for its oil pipelines to be unimpeded. Meddling with two mutually antagonistic sides is not an easy game to play. If China's Middle East policy is to form an alliance with enemies of the US, it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it's worth risking the multi-billion-dollar trade surplus it generates from the US each year.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 评高行健作品系列之一：皇帝的新衣：《灵山》 2001-01-02 |
| 高行健获得中国人期盼已久的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按理说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但由於中共当局因高行健是流亡作家而在他获奖後禁止其作品在中国出版，导致中国作家和评论家难以看到和评论使他获奖的两部作品《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
《灵山》英文版去年12月在美国上市後，《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发表了三篇评论，但都比较肤浅，甚至没有一篇把作品梗概讲清楚，而首先介绍作品梗概是多数文学评论的习惯做法。美国评论家们忍不住抱怨英文翻译质量差。 和许多人一样，在听到高行健获奖的消息时，我没有看过《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但当时想这两部作品都是高行健离开中国之後写的，既然它们是获奖的主要依据，一定在艺术上有相当的建树，毕竟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建立百年来，首次颁给汉语作家。瑞典文学院虽然也有过失误，但他们的评判权威仍是公认的，所以我并没有急於去看高行健的作品。 後来有作家朋友看了这两本书，认为写得非常糟糕，并督促我看一下。於是我把这两部书买来。虽已有心理准备读两部令人失望的书，但没有想到的是，读这两本书的感觉远不止失望。 中文版《灵山》我认真读了两遍。第一遍几乎是以从未有过的耐心读到最後一页。而读第二遍的感觉则只有「愤怒」。这麽糟糕的一本书和诺贝尔文学奖连在一起的荒诞感，还从来没有过。 ●《灵山》的梗概 首先《灵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小说，换句话说，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更不是它的作者宣称的「现代派小说」。 《灵山》写的是一个作家在中国西南地区寻找「灵山」（最後没有找到）的经历。从高行健1991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所做的演讲，我们得知《灵山》是自传体作品。这部书的主要人物都没有名字，而是用「我」「你」「她」「他」来代替。至於这些人称所代表的意义，作者已在演讲和书的第52章中告诉了读者：「我」在现实世界中旅行，由於太寂寞，於是想像出一个「你」来跟我对话，「你」是「我」的化身，在想像中神游。「你」又制造出一个「她」来陪伴「你」。 「再随後，她之化解又导致我之异化为他之出现」，高行健在上述演讲中高深莫测地说。读者请绝不要费脑筋研究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你很快会发现这只是毫无逻辑的故弄玄虚。 书就沿著「我」和「你」的旅行这两条线索分别往下走。 「我」在旅游中，一路捡了些支离破碎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地、民谣，古迹文物介绍，道听途说等等，从几百年以前的到文革後的。然後把它们全部塞到「我」的各个章节里，成为书的最主要内容。例如： 羌族人念咒语施巫术（第2章），土匪抢女人的传闻（4章），巫婆算卦（14章），毒蛇怎麽可以咬死人（30章），苗寨祭师和一堆民歌（41章），文管所的文物介绍（51章），在神农架和一个科长闲聊，从野人、古猿人、元代红巾军到国民党土匪（57章）┅┅ 这些民俗传说全部都没头没尾，夹杂著三言两语作者遇到的人或事片断，这些占了「我」的游历章节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馀是「我」在旅途中的各种感想议论，从古到今，从生到死，但都非常浅薄。例如：「生命大抵是一团解不开的结，难道还有别的意义」；「我早已厌倦了这人世间所谓的斗争┅┅」等等。 在「你」的游荡章节里，可以分为三个部份： 一部份是和「你」同行的代表不同女人的「她」不断重复地讲最落俗套的那一类被别的男人勾引的经历。在没完没了地抱怨男人光要性没有情的同时，「她」自己又很放荡，主动要性, 於是两人做爱。然後「她」又自我沉重，寻死觅活。 另一部份是「你」给「她」无穷无尽地讲那些俗不可耐的乡下传闻。例如，巫婆的故事（13章），他太爷的太爷的太爷的故事（15章），乡下女人偷汉子的故事（31章），和尚庙的故事（36章），地主儿子和革委会女儿殉情的故事（38章）┅┅这些故事同样没头没尾、支离破碎到惊人地步。我毫不怀疑，即使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或者有精神障碍的女人，也无法忍受「你」讲的这些无聊至极的烂故事。 以上这两个部份占了「你」的游历章节的百分之八十，剩下的又是和「我」的那些章节里类似的见闻和浅薄的感叹。例如：「不要去摸索灵魂，不要去找寻因果，不要去搜索意义，全都在混沌之中。」「人就是这麽个东西，难缠而烦恼」等等。 ●垃圾堆起了《灵山》 无论高行健在演讲或在书中怎麽故弄玄虚「我」和「你」的不同，但读者读出的都是完全相似的旅途，只不过「你」中加了一个解性闷的「她」而已。其实在「我」中也有主动送上门来的女人（45章），所以即使这点区别，也小了很多。 作者表示「你」是「神游」，走的是精神之旅，而事实上「你」的旅途恰恰只有肉欲，除了一些肤浅的感叹之外，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探索，更没有心路历程。 除了「我」和「你」之外，「他」只在《灵山》的两个章节出现过。当作者担心读者不能容忍他的写作手法和不能读懂书的主题时，觉得必须在书中直接解释一番，同时又觉得用「我」和「你」不太妥当，於是用了「他」。一处是谈论《灵山》到底是不是小说（72章），另一处是全书接近尾声时告诉读者这灵山是找不到的（76章）。高行健所谓的「她之化解又导致我之异化为他之出现」，纯是文理不通的文字游戏。 事实上，如果把「我」「你」「他」三个人称全部用「我」取代，对其要表达的内容毫无影响，因为作者反反复复解释的「我你他」之不同、之演变，在书中是没有的。也许正因为没有，作者才急需解释；但不管怎麽解释，没有就是没有。如果把「我你他」全用「我」取代，唯一不同的是，那层故弄玄虚的雾气就不仅减弱，而是没有了。於是读者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雾气里究竟堆的是什麽。 概括起来，这个神秘的笼罩在雾气里面的《灵山》是由一大一小两堆垃圾堆起来的，百分之八十那一大堆是上述那些历史掌故、道听途说、民俗传说；百分之二十那一小堆是作者浅薄、且没有文采的泛泛议论与感叹。 ●废墟是模糊的 面对这麽两堆繁杂、繁琐、烦人的内容，我才明白上述那三位美国评论家为什麽没法写出《灵山》的梗概。因为英文版更是一团浆糊，不仅「我你他她」等人称在英文里多处混淆，无法分清谁是谁，而且那些支离破碎的民间传闻未加注释地变成英文後，简直就比梦呓还荒唐。 西方也有很多难读的作品，但即使被公认最难读之一的《尤利西斯》，它的故事梗概和人物结构等都不难概括。那麽为什麽《灵山》这麽难概括呢？我又反来复去翻阅这本书之後才恍然大悟：当你面对一栋高楼大厦，无论它是何种建筑风格，属於哪种艺术流派，有多麽复杂的结构，你都可以大致描绘出它的形象和基本特徵；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堆废墟，这儿是半堵残墙，那儿是几块破砖，残墙旁倒著散架的家俱，破砖下压著散发著酶烂之气的文物，那麽无论你怎样努力都很难把它勾画清楚。 但是为什麽人们不容易看清《灵山》是垃圾和废墟呢？作者的聪明就在这里：首先他不给人物起名字，用「我你他她」等人称变化给作品套上了「现代派」写作手法的光环，而由於很多读者对西方现代派不是很了解，就被他的「玄」给唬住了，以为这是现代派的抽象和深奥；其次，他给《灵山》解释出了「哲学」意境。而现在《灵山》则被耀眼的诺贝尔奖光环包围，更刺得人无法睁开眼睛看清楚。 ●伪现代派作品 那麽到底什麽是现代派？它并不是高深莫测到一般读者无法弄懂的程度。现代派小说主要涌现在20世纪初到中叶，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高行健提到的乔伊斯、托马斯．曼和卡夫卡等；後期则有同是剧作家也是小说家的布莱希特和贝克特等。现代派小说最明显的特徵是它的意识流表现手法，即著重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尤其是潜意识，而由於人的潜意识往往是零乱的，缺乏现实中的逻辑，所以意识流小说显得艰涩难懂。 但在上述现代派代表人物的作品中，除了乔伊斯和贝克特的某些作品之外，其他作家的都有传统小说所表现的鲜明的人物、清晰的故事情节等，只是对心理刻划的篇幅和深度超过传统小说，并明显地表现作者的哲学思考。其中托马斯．曼的作品几乎可以像读传统小说那样读；而布莱希特则是一位说故事高手，他主要写短篇，其作品的一大特色是结构严谨清晰；他强调不故作高深，并认为自己的作品首先是要有教育意义，其次是娱乐。 由於《灵山》中几乎没有任何细腻的心理刻划，里面没有意识的流动，却胡乱滚动著一堆和主人公脑子里想的东西完全没有关系的民俗、地、景物等外在事物，而那种深入到潜意识层次的心理、意识活动描写则连影子都没有（这点我在谈高行健的模仿一文中会继续探讨），所以说《灵山》根本就没有现代派作品表现手法上的最主要特色，他所用的人称变换，只是一个极为外在的障眼手法而已，根本没有实际内容。 至於现代派作品的另一大特色，哲学思考，《灵山》里也完全没有表现出来。至於那个所谓找不到「灵山」、「人生目的是虚无的」这一早被存在主义说烂了的「哲学意义」也是靠高行健硬解释出来的，而不是通过描述让读者自己得出这个结论。作者在第76章中用老者和「他」的对话直白地明示读者这灵山是找不到的。《灵山》的瑞典文翻译、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在接受我采访时解释的《灵山》主题是，主人公想逃避群体，但又受不了孤独，渴望人间温暖。英文版的前言（译者陈顺妍写的）也是这样解释的。而这点在书的内容里就更没有表现出来，唯一和这个主题接近的是，主人公需要有女人发泄性欲，却又深恐背上任何责任。马悦然还解释说，《灵山》还表现了高行健找不到灵山，但找到了他自己；可读者读出的《灵山》恰恰是他失去了自己，完全失去了自己。他发现了人生的目标其实是虚无的，没意义的，那麽怎麽办呢？任何办法也没有。除了找个女人及时行乐其他全没意思。 且不说「人生无意义」和「渴望与人交往，又无法忍受他人」这两个不同的哲学观点任人皆知是存在主义者早就说过了的，不是高行健的原创，即使模仿，就算高行健在书中表现出了他自己或马悦然或陈顺妍解释出的主题，他也是在非常皮毛地理解存在主义，或者说根本没有弄清存在主义强调的是什麽，因为他只「表现了」（他实在是什麽也没表现）或解释了存在主义的前半部。而存在主义的後半部，或者说存在主义的最重要内容，是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人在面对注定要死亡和失败的命运时，在奋斗过程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人和人之间的联结、承担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根本不是悲观消极的人生哲学，而恰恰相反，它主张积极乐观地去奋斗，去承担责任。而高行健要表达的却是人生皆无意义，最好逃开一切责任。 所以说，《灵山》无论从表现手法和所谓的哲学探讨上都不是现代派的或西方的，但他的现代派标签却似乎已经深入人心了。 诺贝尔奖委员会发布的公报里说，高行健把自己列入阿陶德、布莱希特、贝克特和坎托尔一类的作家里。其实高行健和他们之间除了都既写剧本又写小说这个表面的相似之外，唯一的联系大概就是高行健是他们作品的拙劣模仿者。 ●不是传统小说 《灵山》当然也不是传统小说，这点谁都看得出来，它简直是一部破碎到捡不起来的纪实杂烩。如果就这样把民间传说、掌故、地方、道听途说堆砌起来，用抽象人称穿插一下，就叫「小说」的话，任何有一定汉语写作能力的人都可以成为「作家」。以中国幅员之广阔，历史之悠久，地方之繁杂、民俗传说之多，这种书可以写出成千上万本！诺贝尔文学奖每个月都发给中国人，也会应「发」不暇。 一本小说糟之不能再糟就是要把一个国家上下几千年的历史都容纳进去。因为这是一个毫无可能做到的事，所以作者只能支离破碎地东一片瓦、西一块砖地拼凑这部所谓的小说。 当写一本书如果不必考虑整体构思，前後呼应，衔接，人物刻划，情节和细节描写等基本要求的时候，那麽这本书就应该很容易写。但读《灵山》却可以强烈感到高行健写作时的艰难，他说写了七年应该不是夸张，因为不是写切身感受的确很难。然而没有哪一部优秀文学作品不是靠心灵流出的鲜血才滴出美丽的。 ●「中国文化」成为卖点 高行健在用西方「现代派」唬住了中国人的同时，又用表现「中国文化」和「东方神秘主义」唬住了那些的确对中国缺乏了解的西方人。虽然高行健在瑞典召开的题为「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的中国作家研讨会的论文《为什麽写作》里说自己「不去贩卖我在中国就已经由衷讨厌的所谓文化遗产，」但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的题目却是「文学与玄学．关於《灵山》」，说他的作品是表现中国历史上的三种文化：道教与佛教文化；民间文化；以老庄哲学、魏晋玄学和禅学为代表的纯粹东方精神的文化。且不说这道教佛教文化怎麽和纯粹东方精神的文化是并列的，也且不细究上述到底是多少文化，就看看要在一本小说里表现中国几千年的三种文化是多麽荒唐、狂妄的想法，难道把各个朝代的传说民俗之类搬一点过来就是表现了那些文化吗？如果文化那麽容易表现的话，今天西方早就不会对中国那麽无知了。当然向西方兜售所谓的中国文化是最漂亮的卖点，在这点上高行健是绝对精明的。 高行健在《灵山》中既要表现中国的三种文化，又要表现「追求目标是无意义的」，还要表现「要逃避人群又渴望人间温暖」，在一本小说里表现三个完全不同的主题，连现代派的鼻祖，极尽创新努力的乔伊斯也没敢尝试过。高行健尝试了，什麽也没表现出来，但却得到了诺贝尔奖的首肯，不能不说是极为成功的尝试。 其实，没有什麽比「皇帝的新衣」更能准确地比喻《灵山》是什麽东西了。由於非常巧合的因素的「编织」，它成了足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丽服装」。 那麽这服装是怎麽编织成的呢（其实它还在继续被编织著）？读者在我後面的文章和采访中或许可略见一斑。我非常希望读者，尤其是关心文学的读者，先认真（耐心）地去读一读《灵山》，看它到底是一本多麽「无与伦比」的书，否则，瑞典文学院跟中国人开了这麽大一个玩笑，而中国人自己不去看这本用汉字写成的书，也跟著描述那衣服之漂亮，之新奇（已经有不少中国人开始炫耀他们看见了那件衣服有多麽美丽，证明他们的审美已经达到了诺贝尔评委水准），这玩笑可就开大了。 当然了，读者完全有理由怀疑我的判断，如果比尔．盖茨出於要表现和中国友好的愿望，慷慨地认定一个中国算盘为全世界最好的电脑之一，那麽谁要挑战盖茨的判断，都得先想想自己是不是傻瓜。 虽然这世界上总是发生一些完全超出人们想像的事情，但我绝对没料到今生今世可以见到一次「皇帝新衣」故事的绝顶美妙的体现。 人家丹麦当年举国欢呼安徒生，而今天香港、台湾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安徒生笔下那刚穿上「新装」的皇帝，我的天哪，以後谁还敢再写童话了？ |
| 为什麽诺贝尔文学奖给了高行健 2001-01-01 |
| 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经常带有政治色彩，这一点既不是新闻也早已被文学界认可，尽管对此做法不无批评。例如仅在俄语作家中，就没有把奖发给公认的一流作家纳博科夫（《洛丽塔》作者）而给了二流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作者）和三流作家索尔仁尼琴（他当时还没有写出《古拉格群岛》）。纳博科夫在十月革命胜利後逃离了俄国，後又移居美国，没有在共产苏联专制下生活过，又是纯文学作家，对文学作品的思想性道德性不屑一顾，所以虽然他是具有原创性的作家，更是俄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大师，七十年代时被认为是活著的最伟大的美国作家，但直到他去世，也没见到诺贝尔奖的影子。而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获奖时都生活在共产制度下，他们的作品带有明显反抗专制的色彩。
但诺贝尔奖这种高举道义责任旗帜的做法是得到世界各国作家们共识的，因为绝大多数作家都对人类的苦难充满同情，对反抗专制的同行表示赞赏，同时对人性的关怀是也绝大多数作家所追求的。 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仍然是继承这个传统，同时有照顾第三世界、少数族裔或女性作家等的倾向，例如奖励了两位写反抗种族歧视的英语作家：南非女作家纳蒂．戈迪默和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虽然这两位也是不错的作家，但仅仅英语作家中就还有作品入选20世纪百部最佳英语小说并早已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的奈保尔（VS Naipaul）、诺曼．米勒（Norman Mailer）、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等。 同样是基於这种精神，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日本的大江健三郎和德国的格拉斯。他们两位都是极为入世的作家，不仅他们的作品坚决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强烈呼吁人类的道义责任，而且作者本人也不回避对政治活动的直接参与和议论。当然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也都是在本国甚至世界（尤其是格拉斯的《铁皮鼓》）得到公认的。所以他们的获奖都不令本国作家和读者意外。 我不非议诺贝尔奖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和道义原则，如果说这种做法带有政治色彩，那也是无可指责的，因为多数文学作品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人们不能因为作品带有政治色彩就否认其文学价值。但同时我更认为文学奖首先必须把文学作品的质量作为评奖标准。如果作家的文学作品质量不高，那麽无论他有多麽高的道义原则和人道精神，都不应在文学奖的评选范畴，他可以去得诺贝尔和平奖，例如美国犹太作家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他的反纳粹行动和作品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对作品达到同样文学水准的作家，我非常赞同首先奖励受专制、种族以及各种人为压迫的作家，因为毫无疑问，在专制压迫下写作，无论在物质和精神条件方面都远无法和在自由世界的相比，他们需要付出加倍、几倍的努力和艰辛，有时还要付出自由，甚至生命的巨大代价。 正是基於对诺贝尔奖这种人道精神的理解，我曾撰文批评中国作家群体缺乏道义责任，对六四屠杀这麽严重的暴行都沉默，起码缺乏人道情怀，这大概是中国作家和诺贝尔奖无缘的因素之一。 这次诺贝尔奖给高行建同样是基於这种道义责任精神的出发点，这点从选择他（被中共排斥的流亡作家）到颁奖词中对他的评价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而诺贝尔奖委员会所没有料到的是，这次他们恰恰选错了人，无论是从文学角度还是从政治角度。代表高行建最高水平的两部作品《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都质量极低，几乎没有任何文学价值，这点我已另文评论。从政治角度来说，虽然高行建是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但他的作品恰恰不是像格拉斯和大江的作品那样强调人类的责任，男人的责任；而是完全逃避责任，无论是道义责任还是个人责任。 从高行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主人公就是要逃避两种责任：第一是道义责任，第二是个人责任。首先，主人公不断宣称，绝不要拯救全人类，个人能力极为渺小，千万不要给我背上那麽伟大的责任，我只要自己逃跑。逃到哪里去呢？逃到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性爱」中。即使逃进这种性爱中，他又要躲避第二个责任，那就是个人责任，作为男人对那个或那些女人的责任。他对女人的全部态度就是「用」，用完赶快逃，什麽责任也不要。如果他对一堆女人的责任负不起，起码得对一个女人负责任吧？不不，一个责任也不要，任何责任都不要负。 当然，任何责任都是沉重的，所谓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对人类的责任，爱情的责任。人们在渴望负责任的同时又感到责任之沉重而背负不动，这正是人类历来，也将永远继续下去的一种挣扎，如同灵与肉的挣扎。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正因为有了这些挣扎，才在精神上更区别於其他动物；而知识份子又由於对这些挣扎的感觉更强烈，才又把自己从大众中区分出来。而高行建自传体作品的男主人公则一丝一毫内心的搏斗也没有，他轻松极了，需要努力的只是怎麽才能「用」完赶快逃掉。 经过共产国家那种「为党，为国家，为人民」的洗脑之後，对那种虚假的为他人利益而活著的宣称深恶痛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走向另一种绝对自私的极端则是一种最浅薄的表现。 美国《时代》周刊2000年12月11日那期有个「什麽是你的梦想」的民意调查，其中57％的女性回答：「变得富有」；而高达94％的男性说他们的梦想是「帮助人类」。在美国，没人需要用虚伪的回答来表示自己「高尚」，因为这种民调都是无记名的，所以比较真实。这说明绝对压倒多数的男性是渴望为人类做点什麽的，这个「帮助人类」就是为人类负一点责任的精神。连普通的美国男性们都有这麽强的责任意识，而声称关注「人类普遍生存困境」的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却在他的获奖作品中肯定「逃避一切责任」的价值，那麽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这次是不是看走了眼？ （载香港《争鸣》月刊2001年2月号） |
| 美国媒体的政治幽默 2000-12-21 |
| 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训斥香港记者，曾是美国媒体上一条刺眼的新闻，让美国人大开眼界，因为在美国，无论什麽级别的政治人物，都不得不对媒体笑脸相应，唯恐得罪媒体遭到「修理」。美国政治人物所以怕媒体，是因为被「修理」，後形象遭损，下次选举老百姓就不投他的票。媒体的威力在於和民主选举连在一起。
这次美国大选，出现建国两百多年最严重的纠纷，从投票日算起，36天後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新总统才产生。 在大选和纠纷之间，美国的两党总统候选人，现任总统克林顿，以及其他权力人物，比以往更成为媒体嘲笑、挖苦和修理的对象。美国三大全国电视台各有一个晚间「脱口秀」节目，CBS台的大卫．雷德曼、NBC台的杰．雷诺和ABC台的比尔．马哈，三人主持的三台节目竞相开总统参选人和华盛顿权力人物的玩笑，其妙趣横生、令人开怀大笑的幽默，成为很多工作一整天的美国人就寝前的「轻松调剂」。 这种节目不仅具幽默感，而且特别紧扣当天的新闻，对於观众来说，等於一举两得，娱乐和新闻兼收并蓄。从这些极具讽刺意味的幽默中，读者可以看到美国是一个多麽言论自由的社会，权力者白天在政治舞台上冠冕堂皇、指点江山，晚上却成为娱乐幽默节目的「笑料」，媒体「修理」的对象，而且是天天「修理」，每晚嘲弄，由此构成了另一种「权力平衡」。 下面是这些「脱口秀」节目中的一些幽默片断： 讽刺民主党候选人戈尔： 「戈尔始终不认输，其实他也有自己的道理，他认为『怀孕票』（Pregnant Chad，指那种微微鼓起但没被扎穿的不合格选票）不仅应该有效，而且应该一票顶二，因为『怀孕』就是指两个生命嘛！」 「戈尔说，如果他当选，会公布新的军队法规：不问，不讲，不投票（Don’t ask, Don’t tell, Don’t vote!），免得军人的票都投给共和党。」（克林顿上台後为保护同性恋者权益，颁布了军队新法规：对同性恋行为，「当事人不说，上级不过问」） 「民调报告说，60％的选民认为戈尔应认输，戈尔听後马上说：我要『重新计算』那个数字。」 「克林顿总统抵达越南访问，希望找回在越战中失踪的二千美国士兵，戈尔听到後马上打电话对克林顿说，弄清楚那二千人是不是原籍佛州的民主党选民？如果是，快点查出他们的选票；如果是共和党人，就让他们永远做越南人吧！」 「戈尔猛烈批评佛州州务卿哈里斯女士，说她偏向小布什，连化妆都不会，眼睛化得太浓放不出电，脸上搽了太多粉像死人，嘴巴线条太硬没有亲切感┅┅说到这里，戈尔突然停下来说：我的上帝，我怎麽骂起自己了。」（讽刺戈尔参加总统辩论时化妆太浓，表情做作） 「戈尔化那麽浓的妆参加总统辩论会，最高兴的是克林顿，下次只要希拉莉在他身上闻到脂粉味，他会告诉她，那都是从戈尔那儿来的。」 「感恩节期间，小布什收到了很多来自各方的感恩祝福，戈尔听後马上说要「重查」一下，看里面是否有给他的被小布什占为己有了。」 大选纠纷结束，小布什当选总统。葬礼上，「戈尔竞选阵营」的棺材上放满鲜花，一男一女在最後送别，哀叹说，他是吃了太多没扎透洞而半悬著的选票小纸片而噎死了。」 讽刺小布什的幽默： 「据说男人比女人更喜欢选小布什为总统，而女人则更喜欢戈尔。这说明什麽？男人喜欢像他们的人，有过浪荡的日子，智商不高，就像你和我；而女人选总统就像选她们的情人一样，看谁能甜言蜜语，谁能取悦於她们。」 「新出炉的美国小姐来自夏威夷，小布什听後马上发表看法：瞧，我们美国人不是世界警察，我们很有包容心，我们都能容忍其他国家的女孩来作我们的美国小姐。」 「你们知道为什麽小布什在大选纠纷时躲在德州庄园不怎麽出面？他爸爸请了一帮家庭教师给他恶补国际常识课，尤其是让他背诵那些不太好发音的国家名，记住那些边角小国首脑的姓名等等，省得进了白宫再出丑。」 「看过戈尔和小布什之间的辩论，很多人认为小布什的智商并不低，你们知道怎麽回事吗？原来小布什略施年轻时在耶鲁大学考试时的小伎俩，偷看了戈尔的辩论提纲。」 「如果小布什和钱尼明年进白宫也好，一个忙著把所有的死刑犯送上电椅，没有时间搞绯闻；另一个心脏太弱，即使面对年轻貌美的实习生，也不敢正眼对视。」 「感恩节时，小布什州长在他的德州庄园烤肉款待亲朋好友，由於来人太多，肉显得不够，小布什说，那再执行几个死刑犯。」（讽刺德州处决死刑犯占全美一半） 嘲讽克林顿总统： 「佛州手工计票，发现有些废票的眼扎了一半，有的扎了两个眼，所以才搞得我们选不出总统，这种扎眼法让人想到克林顿（在莱文斯基性丑闻时的自我辩护）——我做了，我没有，我不知道我知道┅┅也许那里的选民都是克林顿式的人。」 「克林顿总统在爱尔兰访问时呼吁闹独立的『北爱』团结共处，并举一例说：我能和希拉莉的婚姻维持这麽长的时间表明，不管怎样貌合心离都是可以共同相处的。」 「对总统选战纠纷，克林顿最高兴，选不出总统，他就会继续当下去，况且希拉莉终於有了份称心的工作。克林顿告诉他的女人们，现在媒体不再注意我了，希拉莉高兴得也顾不上我了，我宣布，我是自由人！」 「克林顿总统感叹：今年真是不寻常，我的女人们都有不俗的成果，希拉莉当上参议员，陆文斯基白手起家成了百万富翁，琼斯上了《阁楼》杂封面，今年还没完呢，谁知道哪个小妞儿还会再造奇迹。」 「克林顿看著选情著急，他要帮戈尔一把，於是捱家捱户打电话，劝说选民投戈尔的票。当男人接电话时，他就把录音带放给他们听，如果是女人接电话，他会说：宝贝，你的声音让我全身颤抖，你穿什麽颜色的胸罩？」 「南加州的一个女性团体为了保护树林，在街上举行裸体游行。在中东参加和谈会议的克林顿总统听到这个消息，万分焦急，说他要马上赶回美国，亲眼处理这一重大事件。」 「白宫一再辟谣，说克林顿卸任後竞选纽约市长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可是，想想看，如果克林顿当上纽约市长，纽约会多麽繁荣——红灯区大开放，夜夜人潮滚滚，招来世界上所有风情万种的女人在时代广场每晚开盛大的Party，纽约会热闹死了！」 「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来纽约开联合国大会，克林顿在会场上和这个共产领袖握手寒喧，这个总叼著雪茄的古巴大子当场就警告克林顿：要把雪茄放在正地方。」 讽刺女国务卿奥布莱特： 「纽约一份报纸指责他们选出的新参议员希拉莉的穿著越来越紧，颜色也越来越鲜艳，与她的身份不太相称，这不公平，他们应该看看我们的国务卿奥布莱特女士，每次她到国外都是用又紧又短的套装裹著她滚圆的身体，你会为她捏把汗，不小心哪一堆肉就会漏出来，她最喜欢用这种装束去挑逗那些外国的首脑。」 讽刺美国两大政党： 「共和党是什麽样的党，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酒瓶子的白人的党；民主党呢，是想像力丰富具有同性恋倾向的党。」 嘲讽知名人物： 「戈尔律师团中有位曾为O. J. 辛普森涉嫌杀人案辩护的律师。已离开洛杉矶移居佛州的辛普森在迈阿密遇到这位当年帮过他大忙的律师时，不禁脱口而出：我好像最近没有杀人呵！」 「有记者问O.J.辛普森在佛罗里达有没有投票，他告诉记者这个机会当然不会错过，但奇怪的是，一刀对那个选票孔扎下去，并没有出血，这让他很扫兴。」 讽刺普通美国人： 「佛罗里达在重新手工查票，谁能相信他们的手，是他们的手扎错了洞，再用那双手去查票？」 「我们美国怎麽了？我们不是最强大的国家吗？我们不是最有力量的人吗？我们上太空、上月球、连人都能复制出来，怎麽同样的人，就被『蝴蝶型选票』上几行字给难住了，（大哭）天哪，我扎错了洞！」 （载《争鸣》2001年1月号） |
| 小布什的台海政策将走钢丝 2000-12-16 |
| 经过36天的大选纷争，美国新总统终於「千呼万唤始出来」。1月20日，小布什将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前宣誓就职美国43届总统。
美国实行的是「总统制」，新总统上任，要「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仅政府官员要整个大换马，而且内外政策也会有相当的变化。从小布什竞选时对外交政策的阐述，以及其外交顾问们的谈话，美国新政府的对外政策有明确的不同於克林顿的方向—— ●一是强调要「重新定义战争」，大幅增加军费（今後十年增加450亿美元），更新军备，提高战力，把军队的作用确定为「打仗」，而非人道救援、维和，以及克林顿—戈尔政府提倡的「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收缩美军在全球的分散性驻扎，集中兵力，使其具有同时打赢两场区域战争的能力。 ●二是强调「北约」的作用。去年北约增加了匈牙利、波兰、捷克三个国家，扩大到19个成员，今後将可能吸收保加利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乔治亚等更多前东欧国家，由此形成美国在欧洲的绝对战略优势，使俄国的战略回旋空间更小。 ●三是部署「全国飞弹防御系统」（NMD），并计划在亚洲盟国（可能包括台湾）建构「战区飞弹防御系统」（TMD）；这两项政策将导致美国和北京直接的利益冲突，因为中共视此为美国谋求单方绝对核武优势，遏阻解放军武力攻台。 ●四是视中共为「对手」。小布什明确提出，「我一定会重新确定和北京的关系。把战略伙伴改为竞争关系。」「「北京要知道，它若（对台）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会协助台湾自卫。」克林顿对台湾说了「三不」，向北京倾斜；而小布什的政策则有向台湾倾斜的迹象。 ●五是注重与盟国的关系，提出「放开日本的手脚」，扩大日本的军事作用，强调美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安全目标，日本军力承担的责任越多，对美国越有利；面对北京正在上升的军力，美日有必要建立更强大的军事联盟，遏阻中共。 小布什的全球战略布局是，在欧洲，扩大北约，形成美国为主导的军事集团，建立绝对的欧洲战略优势，制约俄国和其他区域不稳定因素；在亚洲，以美日军事联盟为核心，联合南韩、菲律宾、台湾建立类似北约的「准军事联盟」，制约中共，稳定亚洲。 美国学界对台海政策有较大争议，以「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为代表的智库主张新政府应沿用过去的「战略模糊」政策，即对中共武力犯台，不予明确表态，使中共无法判断美国是否军事干预而不敢妄动；同时也制约台湾不敢宣布独立。 以「兰德公司」（Rand）为代表的智囊机构则认为，下届政府应采取「战略清晰」政策，即应明确宣布，台湾不可单方面宣布独立，同时中共不可对台使用武力。这样可以防止中共由於对美国态度判断错误而对台盲动。 虽然这两种政策的核心都是保持台海现状，但「兰德公司」提出的策略更具主动性。「战略清晰」政策将会增加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摩擦，但小布什政府会注重在台海两岸之间保持外交平衡。「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政策建言报告就强调，在当今美国，很少有美国人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站来台湾一边，但也不认为宁可牺牲台湾来站在北京一边。该智库认为从美国利益出发，新政府应该采取平衡政策：「继续过去六届美国政府都实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加强和北京的关系；同时在区域与全球事务上和台湾保持友好与忠诚的关系。」也就是说，继续依赖过去几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四大支柱：和北京签署的三项公报，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 虽然「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政策建言报告主张实行「战略模糊」政策，但也同时警告说，美国和中共的交往，应该是「眼睛明亮的交往」，虽不是「围堵」，但也不能「傻乎乎地友好」，要保持一种警觉的、稳定的、平衡的政策。虽然该智库主张美国要继续实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提出对「一个中国」这个概念的解释要保持模糊。 从「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政策建言，到「兰德公司」的台海政策研究报告，其强调的重点都是主张美国新政府要实行战略平衡政策，最大限度地保持台海现状——北京不对台动武，台湾不宣布独立，不统不独，让时间来解决问题。 虽然小布什的台海政策比柯林顿显得强硬，华盛顿和北京潜在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但小布什政府的人权政策和经贸政策，都有助於缓解这种可能的紧张。 柯林顿—戈尔政府比较强调人权外交，以美军干预波士尼亚、海地、科索沃为标，实行「人权高於主权」的外交干预政策。但共和党的重要理念之一是强调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把自由经济看得高於人权干预。因此，小布什政府将会减少对中共和其他国家的人权批评和干预，由此减缓和这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摩擦。 同时，由於扩大双边贸易，尤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後，美中之间的经济联结与合作将会增加。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北京从和美国的双边贸易中获得巨额收入，199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点的700亿美元。在小布什任内，两国的双边贸易将更会扩大。这种经济合作将会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两国在台湾问题以及其他战略利益上的潜在冲突。 而且由於中国加入世贸之後，台湾也会马上入会，两岸在经济上也会增加相互依赖，从而缓解两岸之间，以及美国、中国、台湾之间的三角紧张关系。 虽然1999年台湾宣布了「两国论」，导致台海关系紧张，但两岸之间的经贸额仍达到250多亿美元。2000年虽然有陈水扁当选总统、民进党执政，两岸政治关系僵持的局面，但台商向大陆的投资仍在增加，最近著名台商王永庆之子宣布将在上海投资16亿3千万美元建立电脑配件工厂。虽然经济相互依赖不能解决两岸的政治僵局，但它将为两岸提供维持稳定与联结的纽带，并提醒、刺激双方走向合作，而非对抗。 小布什提出的台海政策，很像「兰德公司」的政策建言所提出的「围堵和交往并重」的「围和」政策，以及最近访问两岸的前美国驻北京大使罗德（Winston Lord）在美国《新闻周刊》发表的「走中间道路」（March to the Middle）中强调的「平衡」战略。实行这种政策如同「走钢丝」，需要高超的外交技巧，才能保持政策平衡。如果小布什采用这种政策，美、中、台之间的三角关系将更加复杂、微妙，更具戏剧性。 （载《争鸣》2001年1月号） |
| US voting system under attack 2000-11-28 |
| The Taipei Times
Tuesday, November 28th, 2000 The dispute over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s been the focus of world attention for the past three weeks. The media in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Cuba and Malaysia hurried to seize this opportunity to ridicule the American style of democracy, disparaging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Many Americans have also begun to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is indeed reflecting the democratic principle that one man one vote and the victory of majority votes win the election. According to a poll of November 20th's Time magazine, 63 percent of Americans support the abolishment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The newly elected New York senator, First Lady Hillary Clinton, went so far as to say that she would put the abolishment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her first agenda as senator. Should or should not the US eliminate the system, or at least make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making the result of popular vote the decision of the presidency? According to Robert M. Hardaway, law professor of Denver University and the author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and Constitution, there were more than 700 motions made over the past 200 years demanding a reform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all failed. For the system designed by the founding fathers has been considered befit the nature of the US. It abides by the majorities and also respects the minorities. Different from countries whose government power is centralized, the US is a federation of 50 individual states. Each has its own local government and laws. For example, patrol police of one state cannot cross the boundaries of another state on official business without an advance notification. Therefore, each state's rights and interest should be respected, and this Electoral vote system protects this nature. The concern of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s' design of this system was not to emphasize the pow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but rather to decentralize power, giving all states, big or small, equal capacity on the federal level. For example, California and Rhode Island each gets two seats in the Senate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opulation in California is about 60 times that of Rhode Island. As a matter of fact, equal rights and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was one of the conditions for many small states to join the Union.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is indeed in conformity with the principle of one man one vote and the winner of majority votes wins the election, only the unit of measurement is not individual voter but state. This majority may not be a national popular vote majority, but the majority of each individual state. This requires candidates to pay attention not only to big states, but every state in order to gain majority vote from each one of them. Therefore, this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not only suit the federalism nature of the US, but even more boldly embodies the democracy principle: complying with the majorities and respecting the minorities. This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is also like the basketball game, which winners are determined by number of games they win (electoral votes), not total scores they get (national popular votes). America's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is indeed a good example for the future design of China's constitution, for many China scholars have suggested, based on its huge size and enormous population, a federation system for a future democratic China. For instance, if future China adopts the system of national popular vote, all candidates would focus on winning several big provinces, such as Sichuan (四川) and Shandong(山东), each has a population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and never cares for the interests of small provinces like Ningxia(宁夏) or small districts like Hong Kong. This kind of system is not only unfair to small and rural places, but the stability of the federation may also be in jeopardy, for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small members of the federation will surely be neglected. Another advantage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is its swiftness of getting election result. The "winner-take-all electoral vote" practice can avoid prolonged county by county vote count, which will inevitably protract the delivery of a new president. The recounting of several counties in Florida may take several weeks to finish, then it must take months to recount votes in 50 states in a close national popular vote contest. Obviously, the longer the procedure, the more potential political pests. According to the studies of Professor Hardaway, that almost every election has produced a president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Day in the past 200 years, and this year's is among the few exceptions.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also can prevent the sprouting of splinter parties, hence guaranteeing the stability of federal system. Since "state" is the unit for calculation and the winner will take all electoral votes, there is only one winner in each state, no number two or number three, thus making small parties' effort fruitless. Government in countries like Germany, Italy or Japan, whose cabinet was formed by many parties, all face the crisis of being toppled in the wake of "no-confidence vote." The government of the largest democratic country India also collapsed last year due to the frivolousness of many small parties. So, they had to hold a national election ahead of schedule, and the Bharatiya Janata Party had to form an alliance of 24 small parties in order to form a new cabinet. Differently, there has always been the two big parties taking power in turns in the US, and never had small parties form an alliance to dissolve a cabinet. If a president was impeached or resigned or died, the vice president would succeed immediately, and there would be no need to hold a national election ahead of schedule, thus, guarantee the st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Despite the polls that show majority of Americans wanting a reform or removal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for the constitution to be actually amended. Contrary to the practice of Communist China who has released four constitutions, and further changed them seven times over the past 50 years, the Americans read their constitutions with reverence. In spite of several amendments, the Constitution has never been changed over the past 200 plus years. Hearing the raising request to abandon the Electoral College system, Professor Hardaway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Voice of America, this system has worked so effectively over the past 200 years, the Americans are really spoiled.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 共产主义和美国总统大选 2000-11-01 |
| 90岁的美国共产党总书记格斯．豪尔（Gus Hall）最近去世，成为美国媒体上一条显眼的新闻，《纽约时报》为此发表了「美国的布尔什维克」的专题社论，对这位自由世界的「列宁」进行「盖棺论定」。
21岁那年就到莫斯科的「列宁学院」受训的豪尔，1959年成为美国共产党总书记，一直到他咽气，还在信仰共产主义。他在晚年谴责戈尔巴乔夫和叶尔钦是「把船毁沉的水手」，称赞北朝鲜是「抗衡西方的最新奇迹」。《纽约时报》的社论说，豪尔的离世，标著一个时代的结束。 由於美国宪法保护结社和言论自由，共产党在美国一直合法存在，总部至今仍在纽约曼哈顿的一栋八层大楼里，仍出版自己的党报《世界人民周报》，并设有电脑网站，不仅宣传共产主义，还列有各州分部的联络信息，呼吁人们加入共产党。 豪尔担任美共总书记之後，曾四次角逐美国总统，1976年得票最多的那次，才是五万九千张。成员越来越少的美共，多年来一直靠苏联提供经费存活。美国作家葛若（D.Grarow）在专著中披露，「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苏联每年向美共提供一百万美元。」英国BBC网站曾报道说，「仅九十年代头七年，苏联就给了美共四千万美元。」 豪尔的去世，虽然标美共走近末路，但它并不意味著共产主义理念在西方死亡，因为支撑它的根基之一的「乌托邦」仍是相当多知识份子的理想。「乌托邦」（Utopia）这个词有两层意思：完美之地；但不存在。从十六世纪莫尔（Thomas More）写的《乌托邦》一书，到近代数不清的这类作品，显示人类，尤其是知识人对完美主义的幻想。更糟的是，乌托邦不仅作为「完美」被追求，而且被作为治疗「不完美」的药方，於是人类出现了共产主义大灾难。 ●追求完美，制造灾难 苏联解体後，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 Fukuyama）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曾引起很大反响。他指出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崩溃，证明自由主义打败天下无敌手，「历史已终结」。但实际上福山的结论过於乐观，他忽视了共产主义根基之一的「乌托邦」理念，在西方知识界仍有巨大的市场。 在欧盟15个成员国中，曾有11个是左派的社会福利政党执政；在被称为实行「原教旨资本主义」的美国，左翼的民主党仍有强大的声势，并在克林顿时执政两届八年。这些政党背後，都有人数众多的左翼知识份子支持。他们的基本理念仍在「乌托邦」的框架内，都是追求完美主义，想建立理想社会，强调平等，均贫富，实行高福利（不得不高税收），排斥市场经济，扩大国家功能，由政府统筹社会。 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政见，相当反映这种左派的乌托邦理念——要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包办学校，减免穷人税收，提高福利，提高最低工资，增税等。这种理念和共产主义有相通之处，美国共产党的电脑网站（http://www.cpusa.org）开篇就是呼吁共产党员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主张政府包办学校，一律免费；国家提供全民医疗保险，向富人和企业徵高税，反对市场经济，均贫富等。 这些口号和诉求听起来「动听」，看上去「悦目」，但实行起来，结果往往是灾难。因为均贫富的平等，就是「劫富济贫」，最後大家一起穷。如同法国一句著名幽默所言，「左派喜欢穷人，结果制造出更多穷人。」扩大政府职能和公有成份，不仅造成更严重的官僚主义，而且由政府包揽、设计社会，本身就带有极权主义色彩。当「均贫富」和「平等」成为一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时，人的财富不仅受到威胁，最後自由也会被剥夺。 当然，一个社会不能对穷人根本不管，人类应该有同情心。但这种「管」必须在相当的限制之内。因为「人之初」不是「性本善或恶」，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性本懒」，如果一味给穷人福利，等於仅给他鱼吃，而不迫使他去钓鱼，只能助长人的懒惰，结果这种「同情」，会导致他永远贫穷。同时，政府强行对那些勤奋劳作者高税收，然後将高福利分配给不劳而获者，这样既不公平，又造成经济发展滞缓。 ●乌托邦理念，媒体的主旋律 美国经济所以强盛，很重要的因素是右派共和党和右翼知识份子多年宣扬「反乌托邦」。共和党总统布希的主要口号，就是恢复「里根主义」，继续美国前总统里根的理念。「里根主义」有三个核心：反共产主义；反大政府；充分自由市场经济。其根本价值取向是，强调个人，强调自由，而不是像左派那样注重的是政府和平等。 但美国左派仍有相当大的势力。大学、好莱坞、主流媒体，是左派知识份子的三个大本营。在总统大选之际，美国最主要的四大电视台（CBS、ABC、NBC、 CNN），四家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以及两大新闻周刊（《时代》、《新闻周刊》），主旋律都是左派理念，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乌托邦的理想，那种诱惑人的完美境地，仍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知识份子。 不久前，纽约公共图书馆曾展出一个名为「乌托邦：西方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的展览，展出了约四百件关於乌托邦的书籍、电影、绘画等，其中有纳粹和苏共的乌托邦宣传。记者对此报道说，「乌托邦承诺给人们更完美的世界，结果是不可忍受的灾难┅┅就像《1984》和《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所描述的那样。」 虽然共产主义今天在全球已走到尾声，但乌托邦的幻想，仍像毒品一样吸引著无数知识份子，所以「历史」远没有「终结」，人类绝不可乐观。 （原载《开放》2000年11月号） |
| 索尔仁尼琴向权力献媚 2000-10-01 |
| 前苏联著名异议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最近接受俄罗斯RTR电视台采访时，称赞俄国总统普京「精神敏锐，理解神速，丝毫没有个人权力欲望」，在俄国知识界引起议论纷纷。
在俄核潜艇事件中普京表现出的冷酷、官僚气，受到包括俄罗斯媒体在内的国际舆论批评，在此时刻，曾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不仅没有批评普京，反而公开支持这位被俄国媒体称为「共产时代制造的官僚零件」的权力者，形成了前异议作家赞美前克格勃的滑稽局面。 1974年，索尔仁尼琴在被克格勃强行塞进飞机流放到外国时，普京则刚刚进入克格勃。正是克格勃以及它支撑的共产统治，剥夺了包括索尔仁尼琴在内的所有俄国人的自由，索尔仁尼琴在被驱逐之前已在西伯利亚集中营流放了八年。 索尔仁尼琴在西方过了20年流亡生活，被自由世界视为反抗共产主义的独胆英雄。不仅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且三年前还有美国作家出版《索尔仁尼琴：独力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的专著，极力赞美他。 至今回到俄国才仅仅六年，是什麽导致索尔仁尼琴这麽快和权力者走到一起，由异议作家变成了前克格勃的赞美者和拥护者？ 表面的原因是，索尔仁尼琴受不了权力的抚摸。据俄国媒体报道，在索尔仁尼琴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天晚上，普京曾偕妻子一起到索尔仁尼琴家里登门拜访，两人促膝畅谈。索尔仁尼琴的妻子娜塔莉娅说，普京登门拜访前，和他丈夫曾通过两三次电话，讨论俄罗斯国情。这次见面後，两人决定今後继续「交流」，今年81岁留著长子貌似「先知」的索尔仁尼琴俨然成了47岁的俄国年轻总统的「国师」。 索尔仁尼琴当年在克格勃的监禁、流放以致驱逐下没有屈服，现在却在前克格勃的垂青下，由异议作家变成了权力的歌颂者。俄国媒体对他们的见面对谈报道为「前异议作家和前克格勃握手言欢」。 索尔仁尼琴当年返回俄国时，曾公开宣布不要任何权力，不参加任何公职竞选，并曾拒绝当时俄国总统叶利钦颁发给他的勋章，以示与权力和媚俗隔绝。 为什麽索尔仁尼琴这次态度变了？他在电视访谈中自己解释说，因为他和普京之间有共同的想法，「我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相通的「点」是，都强调泛斯拉夫主义，强调「大俄国」；都批评北约和美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要和西方保持距离；都主张对车臣等分离势力进行镇压。 这种认知并不是索尔仁尼琴返回俄国後产生的，他在20年的流亡生活中一直如此。索尔仁尼琴被克格勃强行流放到海外，刚抵达美国时，就大骂美国文化颓废，诅咒资本主义腐朽堕落，使那些把他视为反抗共产主义英雄的美国欢迎者目瞪口呆。在美国生活的18年中，他拒绝学习英文，更不去观察和研究美国社会，以致他在返国之际在纽约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要儿子给他做英文翻译，而最令记者吃惊的是，他以仍拥有并使用「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护照而「自豪」，并掏出那本镰刀斧头旗的苏共护照炫耀。20年的流亡岁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苏联人」的身份。 从索尔仁尼琴流亡和回到俄国後的言行，都可以看出，他虽然被称为「异议作家」，但他所「异议」的，只是共产制度带来的灾难、残酷和痛苦；「异议」的是共产制度本身，而不是产生和维系那个制度的深层价值——视群体重於个体，视国家利益高於个人自由，以所谓民族利益对抗人类文明。 索尔仁尼琴今天所以和权力者走到一起，其根本原因是，他和支撑共产制度的深层价值从来没有真正的「异议」。他的根本理念仍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把自由作为终极目标的「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和列宁、斯大林以及克格勃们并没有本质上的「异议」。 索尔仁尼琴现象在共产国家的异议者中并不是孤立的。今天，不少中国流亡者虽然在反对共产专制上慷慨激昂，嫉恶如仇，但涉及台湾、西藏以及新疆等独立问题时，他们则和所反对的中共统治者几乎一个逻辑和思维，都是把国家、土地看得比人的自由、尊严更重要，更有人像普京与索尔仁尼琴那样，主张对要求独立者使用武力镇压。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说，在共产国家，「我很容易想像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两种角色调换一下的场面。」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两方的深层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只不过所处的地位与角色不同。 有些中国民运人士辩解说，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和北京官方观点比较接近，可以争取国内广大民众对「民运」的支持。在中国人还没有新闻和资讯自由的今天，也许很多中国的民众沉浸在视国家高於自由的「大中国」情绪中，但结束了共产专制的俄国则展现了另一个前景——主张「大俄国」、反西方的索尔仁尼琴，今天受到了整个俄国知识界的冷落，俄国媒体称他为一个「孤立的名人，他的政治见解几乎没有反响。」 索尔仁尼琴在俄国普通民众中的声望，比卢布贬值还快。他回国後主持的电视交谈节目，因收视率太低很快取消。他在1998年回国後写的第一本书，开机才印了五千本，还卖不出去。现在索尔仁尼琴只剩下一个知音，那就是统治者。前「异议作家」和前克格勃的「和解」，表明如果异议人士不是「异议」支撑共产主义的深层价值，仅仅「异议」那个制度本身，最後都得像索尔仁尼琴一样，20年流亡走了一圈，肉体和价值观又回到了「原地」。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10月号） |
| 美国大选「争」什麽——西方左右派的原则分歧 2000-09-01 |
| 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将在11月初投票。从两党在党代会上通过的党纲，可以看出美国两党的主要不同，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美国历史以来两大政党理念的根本区别，也反映了当今英、法、德等主要西方国家两大政党的基本分歧。
在民主制度比较成熟的美、英、法、德等国家，基本都是两大政党轮流执政。美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是工党和保守党；法国是社会党和共和联盟；德国是社会民主党和基督民主党。 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属於一种理念的政党，在国内政策上，都比较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重视社会福利，强调穷人利益，倾向於增加税收，以福利的方式把通过税收得来的财产再分配给穷人。其基本特征是强调社会平等；因而一般被称为左派政党。 而共和党、保守党、共和联盟、基督民主党，则属於另一种政见的党派，它们更多强调小政府，削减福利，减税，充分市场化、自由化，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其本质特征是把自由（竞争）看得比平等更重要。一般被称为右派政党。 ●企业百米赛跑，法国穿拖鞋 西方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左、右翼两种理念的政党相互竞争，轮流执政。左派政党的经济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和凯恩斯，前者追求社会平等和福利，後者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美国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使凯恩斯主义得以流行。当时美国左翼民主党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就是强调政府干预经济，进行宏观调节。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不谋而合，而走红西方。 左派政党几乎都热衷於国有化，政府干预经济，高税收和福利政策。这样政党主导下的国家多被称为「福利社会主义国家」。 法国是这种福利国家的典型之一，其资产国有化比例为西方七大工业国之最，占24％以上（美国低於15％，英国低於20）。法国的税率为54％，再加上10％的社会安全税，高达64％。企业和个人收入的一多半被政府强行收去。法国的税收已占国民产值的50％以上（美国低於三分之一）。 法国人的福利是世界闻名的，付薪假期长达六七个星期，遭解雇，可获60％工资，甚至长达五年。任何人去世都可从政府得到安葬费6,000多美元。有三个孩子，国家每月补助263美元。 这种国营和福利政策，产生灾难性後果。国营部门大多效率低下，亏损严重，仅法国铁路，一年就亏损几十亿美元。通膨指数和物价都比其他国家高很多。 法国的失业率也是欧洲最高之一，近年一直在9％左右。法国几年前又把工作时间从每周39减到35小时，使公司雪上加霜，等於工厂每周减少四小时的产值，使法国企业在国际上更缺乏竞争力。法国企业家抱怨说，「这等於全球企业百米赛跑，法国要穿脱鞋，我们没个赢。」 ●福利政策是劫富济贫 欧洲另一个较有代表性的福利国家是德国，个人所得税高达51％，税收占国民产值的45％，社会福利开支在七、八十年代就达到国民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产值的三分之一通过福利方式分配给了穷人）。德国的福利政策也带来严重後果，近年失业率也在欧洲最高之列，一直高达9％，经济发展滞缓。 ●政府只能是「守夜人」 西方国家右派政党的理念和左派完全不同，其经济理论基础是亚当．史密斯的《国富论》和哈耶克的《通向农奴之路》。这种经济哲学主张，政府不得干预经济，经济应由「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律自然调解。国家的职能仅是「守夜人」，保障契约权利，防御外敌入侵。这种经济学的核心口号是，「放松控制」，「自由市场」。 这种经济哲学的主要体现者是美国的共和党和英国的保守党。八十年代，英国保守党领袖撒切尔首相和美国共和党籍总统里根领导了一场被称为「金色紧身衣」（The Golden Straitjacket）的经济革命，即减少经济规定，限制政府权力，降低税收和福利，经济充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把权力从政府转向市场，实现小政府，大社会。 里根具体提出「滴水经济」，即只有让富人更富，财富增加之後滴下「油水」（扩大投资，开设更多工厂），滋润穷人（增加就业），才能改变失业与贫穷（左派的做法是，用高税收榨干富人的油水，最後穷人富人一起在枯萎中平等）。 撒切尔和里根的「金色紧身衣」经济革命，使英美两国经济充分私有化和市场化，福利和税收受到限制，企业增加了活力，个人随之富有。在欧洲，目前经济最好的是英国，失业率为欧洲最低之一。而且私有化程度也是欧洲最高的之一。 美国经济连续增长113个月，打破战後记录，成为建国二百年来持续最长的经济扩张期，主要是由於里根总统两任八年的经济革命，共和党的理念得到了相当的体现，才为这种经济成长奠定了基础。美国是全球私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国营成份降到历史最低的15％以下。铁路、航空、石油、矿山、金融、电讯等各种领域都实行了私有化，而且近年连监狱和消防都在进行私有化。美国有26个州的160所监狱交给私人公司管理，有三分之一的消防队已私营。充分的私有化和市场自由竞争，降低了价格，使消费者受惠。美国的物价（以收入为参照数）可能是全球最低的。 ●平等没实现，自由被剥夺 这次美国总统选举，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美国是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它实行什麽样的经济政策，由哪个党执政，对整个世界经济关系重大。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经济理念，基本是继承西方国家右派政党的传统，强调自由经济、减税和小政府。布什所代表的共和党理念是，要尽量控制政府的花销，控制政府的规模，减少税收，「把人民的钱，还给人民」。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反过来，首先个人富有，才结出国家富强这个果。 而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政策，则是继承左派政党的传统理念，要扩大政府开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福利，增加公立学校开支，并谋求政府包揽全民医疗保险等等。 左右派政党理念的根本不同主要体现为两点：在自由和平等之间更看重哪个价值；在政府权力和人民权利之间，视谁为根本。 美国民主党等左派政党，其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理念，和共产主义有共同之处。共产主义追求「大同世界」，消灭差别，均贫富，人人平等；并用暴力手段，劫（杀）富济贫，通过计划经济，强行社会「平等」。欧美左派政党虽在民主制度下采取的是和平手段，但仍是利用政府权力强行高税收和福利政策，把富人的财富「劫」来均给穷人。 高税收，就是劫富，因为富人穷人收税比例不同。例如在美国，最穷的人不仅不用交税，还能从国家得到退税补助；中产阶级则交15-28％的税；年收入28万以上的则要交39％的税。 高福利，就是济贫。通过这样的劫富济贫政策，好像社会更平等了，但结果是抑富养穷，最後大家平等地贫穷。共产国家就是这种左派理念的极端形式，政府包揽一切，管理一切，革了所有富人的命，最後除了统治者，所有人都成了穷人，经济停滞以致崩溃。不仅平等没有实现，自由更被剥夺。 美国共和党等右派政党强调小政府，就是更看重人民的权利。因为人们为了防范被他者侵犯，才同意组成政府，放弃了一部份自然法权。因此人为先，政府为後，人是根本，政府是衍生。政府功能必须尽量缩小，不能膨胀。尤其在经济领域，应由市场自然调节，政府干预越少越好。香港曾是全球最繁荣的地区，就是因为那里实行小政府和「放任经济政策」。香港总督彭定康曾说，他原推崇左派工党的福利和国有化政策，但在香港的经历，使他改信自由经济。 ●「第三条道路」是体面地投降 由於福利社会主义政策导致经济停滞，左派政党近年提出「第三条道路」，以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和英国工党首相布莱尔为代表，不再强调国有化、福利等，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右派政党的经济政策，注重市场，削减福利和税收。连德国的左派社会民主党政府，也决定到2005年，把个人所得税从51％减到42，公司税从50减到40。最迷信政府功能的法国左派社会党，也在考虑削减税收和福利。 「第三条道路」使很多左派政党获得执政机会，并被左派经济学者捧为新政策，新方向。但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左派政党体面地向右派政党的理念靠拢，不得不做的让步。左派政党提出第三条道路，如同中共提出「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一样，实际上是婉转表达不得不走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右派政党，就从来没有提出「第三道路」，而是一直坚持本来的道路——市场化和自由化。 ●知识份子乌托邦害人害己 西方国家左派政党所以至今不衰，不仅是由於所有国家都是穷人占多数，都喜欢高福利，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影响思潮的知识份子多是左派。例如，即使在基督教和共和党右翼势力很大的美国，新闻媒体中注册为左派民主党的记者仍达50％以上，注册右派共和党的仅为20％，其他30％为独立派。美国主流报纸，除金融大报《华尔街日报》以外，其他基本都是左派倾向。 知识份子的理想主义，使他们天生同情穷人，支持福利政策，并追求均贫富、人人平等的乌托邦。而且这种知识份子多不懂经济，也不愿去研究经济。福利社会主义，对知识份子有巨大的吸引力，使他们成为这种理念的支持者和宣扬者。 这在中国知识份子身上也体现得相当明显。近代中国知识人，依附国共两党的都算上，多是主张依靠政府力量，干预经济，以达国家强大。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著名经济机构「能源委员会」」，成员多是从伦敦左派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学院」留学回来的信仰社会主义的费边社成员，他们压制中国当时的私有企业，推行政府包揽经济的政策，其主要成员翁文灏和钱昌照等，最後都投靠了主张计划经济的共产党。共产党提出的平等观，最能吸引弱智的知识份子。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总统选战所体现的理念之争，将是今後所有民主国家要面对的问题。中国知识份子对这两种理念的了解和认识越深入，越能促使未来民主中国避免走左派均贫富的社会福利国家的弯路。 （原载《开放》2000年9月号） |
| 蔑视生命的共产软件 2000-08-20 |
| 8月12日，俄国北方舰队的核潜艇「库尔斯克号」在北欧巴伦支海演习时发生爆炸事故，沉入海底，艇上118名官兵全部遇难。
这一事件暴露出，俄国由於经济拮据，没有足够军费，军事能力正在急剧下降。俄国去年军费是50亿美元，却要维持120万军队和有3,500枚核武导弹的军事基地。而美国去年军费近3,000亿美元，是俄国军费的60倍，军队却比俄国仅多20万。 俄国和西方很多军事专家就这一事件指出，俄国海军以及整个军队素质底下，装备落後，作战能力相当有限。 英国国防部「冲突研究中心」研究员迪克（Charles Dick）指出，俄国军舰三分之二需要维修，大多停泊在港口，无法出海及演习。战机飞行员全年空训飞行时间仅20小时，而北约是200小时。由於政府拖欠薪水，近年官兵偷盗设备事件不断发生。「库尔斯克号」所属北方舰队的一些军官，三年前就曾因拆卸潜艇贵重装置卖到黑市而遭军法审判。而那些设备是潜艇安全操作的保障。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罗曼诺夫（A. Luomanov）指出，俄国的太平洋舰队「半年没有薪水，不能进行演习，最近十年几乎没增加一艘新军舰。仅今年上半年，就有八人因悲观绝望而自杀。」 俄国总统普京7月中旬访问北京时，和江泽民签署公报，要中俄联手，抗衡美国。但「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海事件暴露出的俄军困窘之状，证明俄国实在没有对抗美国的实力。 ●克里姆林宫里仍是「共产软件」 这次核潜艇事故也展示出，俄国虽然结束了共产专制，有了民主制度的「硬件」，但其领导人的思维状态和价值观念，仍停留在共产时代的「软件」状态。 事件发生时，俄国总统普京正在黑海别墅度假，面对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普京却仍有心境继续度假。直到事件发生第七天，在国际媒体纷纷批评普京冷血和官僚气的舆论压力下，他才返回莫斯科处理此事。 事发後，俄国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艇上官兵名字，海军官兵家属们不知道是否有自己的亲人在艇上，被惊恐、焦急和忧虑折磨了好几天，直到事发第六天，莫斯科一家报纸买通海军，才获得并发表了官兵名单。 那些遇难者家属，被政府集中到一起，送上最便宜的硬座火车，颠簸了两天，才赶到出事地点附近的城市，普京政府从没有想到要用飞机运送这些可怜的家属。 最受西方媒体批评的是，俄国竟拒绝西方国家提出的营救，并隐瞒实情，阻止媒体报导。美国在出事後第三天要求救援，被拒绝。俄国海军自己进行了长达七天的营救，竟连潜艇的盖子都打不开。最後接受英国和挪威的救援时，为了保守军事秘密，又让抵达出事地点的营救船苹推迟6小时救援。挪威仅用36小时就完成了俄国海军七天都没能做成的事。 没人知道，艇上到底有多少人是由於营救太晚而最後遇难。普京以及俄国政府这种做法，再次凸显了共产苏联时代那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荣誉」高於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它说明，俄国有了选举制度的「硬件」，但克里姆林宫里的「软件」仍是旧时代的。 ●历史上最伟大的营救潜艇行动 像「库尔斯克号」这样的恶性潜艇事故，本世纪仅发生两次。1939年5月23日美国潜艇「斯克拉思号」也曾发生同样的爆炸事故，沉落到新英格兰附近的北大西洋海底。59名艇上官兵，在爆炸时26人当场死亡，余下的33人被困在沉入250英尺海底的潜艇中。 美国政府的做法和今天的俄国政府完全不同。总统马上亲自指挥营救。61年前的科技和营救设备还相当有限，但美国几乎是全民全军献计献策，临时发明设计各种设备，一次次尝试进入海底和潜艇。 100多名美国记者每天报导营救进展情况，33条生命，牵动了整个美国。最後33名官兵全部被营救出来。美国作家马斯（Peter Maas）就此写了一本书《恐惧的时刻：历史上最伟大的潜艇营救行动》（目前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详细记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海底救援。在俄国潜艇「库尔斯克号」事件发生後，马斯曾在《纽约时报》撰写文章说，他的书名恐怕要改为「历史上伟大的潜艇营救行动之一」，不能称为「最伟大」，因为俄国的营救行动可能会「更伟大」。但最後看到俄国是这样的「营救」，他的书名不改了。 ●戈尔巴乔夫批评俄国「没有人道」 「库尔斯克号」潜艇是俄国最新式、最先进的核子动力潜艇。万幸的是，这次它没有携带核导弹，艇上的核子反应器也及时关闭了，否则北欧海域的核污染将贻害无穷。 1986年4月底，俄国切诺利尔地区曾发生一起严重的核电站爆炸燃烧事故，当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不仅不通知邻国，也不让俄国民众知道，後来还坚决拒绝西方国家提出的援救。由於俄国没有技术能力熄灭核燃烧，竟任其燃烧几天後直至熄灭。该次核事故对附近居民的健康，造成严重损害，核污染还扩散到邻国。 後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戈尔巴乔夫，最近公开批评普京在「库尔斯克号」遇难初期拒绝西方国家援救是不顾士兵死活，「没有人道」，似乎完全忘记了当年他自己是怎麽做的。 ●用活人做原子弹爆炸试验 戈尔巴乔夫所批评的俄国「没有人道」，其实正是苏联共产制度的本质特徵。几年前芬兰一家电影公司从苏联解体後的军事博物馆获得一部五十年代苏军用活人做原子弹爆炸试验的记录片，该片拍摄了1954年9月14日45,000名士兵在原子弹爆炸後马上冲进蘑菇红云中进行实战的景象。该演习是为了训练苏军在核爆後立即进入该区作战的能力。到底有多少士兵因此死亡，至今仍是谜，当地居民发现，原子弹演习後，火车运去了很多棺材。据知情者说，参加演习至今仍活著的人，至少有1,000人患有肺癌、骨癌、心脏病、皮肤病及失明等。 该记录片展示，这次核爆能量相当於二万吨TNT，规模接近美国当年扔到广岛的原子弹。在核爆附近200英里方圆，有106万居民，有的村庄距核爆中心仅20英里。而且参加演习的几万士兵，没有穿保护服，也没有戴防毒面具，直接冲进了华氏零上115度的核爆高温中。 一些当年参加演习的士兵，在苏联解体後，开始起诉俄国防部，要求医治他们因核辐射导致的疾病，并要求补偿。但这种案子至今还无一例胜诉。 ●共产制度喂大的高级官僚 「库尔斯克号」潜艇事故发生後，虽然军方仍然想隐瞒消息，敷衍了事，但毕竟俄国有了新闻自由，俄国报纸上不仅有对该事件的追踪报导，而且还有对军方和普京总统的严厉批评以至谴责。俄国著名政治周刊《Itogi》资深记者葛森（Masha Gessen）还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俄国人不能忍受苏联时代制造的所谓最好潜艇，更不能忍受苏联共产时代喂养大的『高级官僚』普京。」 「库尔斯克号」事件说明：俄国虽然有了民主制度的「硬件」，但其领导人仍缺乏把人的价值、人的生命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软件」。但要获得这种软件，先决条件是结束用活人做核武试验的制度，「硬件」的替换是「软件」更新的前提，前者不易，後者更难。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9月号） |
| 不能忘记，不能饶恕——中共建党80年杀人记录 2000-07-01 |
|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在共产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的今天，中共仍垄断著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权力。不少人期待这个党能够进行政治改革，把中国引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且不说在国际共产运动中，没有任何一个共产政权是主动放弃权力、放弃专制而走向民主的（东欧的全部共产政权，包括苏联，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後建立的民主政府）；且不说共产运动中是否会产生异数，中共是否有这种愿望和能力，仅以它建党80年来，尤其是在中国建政之後，以政权的力量杀害了可能多达8千万人这一事实，中共就绝对没有资格继续执政，而应接受历史的审判。
我不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也不是研究共产运动造成大众死亡的学者。只是作为中共专制下的一个幸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袅爸 U种书刊，把这些数据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众死亡的数字随手记了下来。 把这些数据综述在这里，一是通过这些数字（在中共建党80周年之际），促使那些对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砖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国人把各自了解到的中共杀人数字也写出来，零星资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杀人数字的总体图，有一天也像法国人写出那部揭示共产运动杀人记录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样，写出一部《中共黑皮书》。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随著内部清洗、外部残杀。30年代初镇压内部江西AB团（杀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风时枪杀作家王实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规模地杀害平民则是在它获得执政权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中，就有大批中国人被处决或迫害致死。 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书中的数字50年代初期，中国有二千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 前《纽约时报》驻北京采访主任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和伍洁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国觉醒了》（China Wakes）中说“据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提交的报告估算，从1948年到1955年，有400万人被处决。” 据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该报发表的调查性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连载）中的数字被杀“地主”为100万至400万之间；被杀“反革命”及对国民政府同情者为100万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肃反”，至少使几十万人丧生。 据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从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斗争造成100多万人异常死亡。”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香港《争鸣》杂志1996年10月号刊发了摘要）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两个阶段进行的“镇反”中，镇压了反革命份子157万6千1百多人，其中87万3千6百余人被判死刑。 该报告还说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千余人被牵连，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後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从上述数字推算，这个期间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起码在中共党史研究室报告提到的（合计）90万零2千人，到罗瑞卿估算的400万之间，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运动）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中的数字在“反右”中，共有55万2千9百73人被打成“右派”。至该书出版时，上述全部右派仅有96人没有“平反”。中共当局坚持“反右”是对的，仅承认“扩大化”了。如以96人没有平反来计算，那等于“扩大化”了5千7百倍！ 据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部门合编的报告“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201万3千3百余人被定为右派、右倾份子和右派边际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万2千7百多人被逮捕，有2万2千1百余人自杀，3千5百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 从这份中共报告可以看出，在反右运动中被迫害的人多达200余万，而且几乎全部是知识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国仅有500多万知识分子的比例来算，当时有40%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人数达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共当局把人口下降归于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跃进政策失败後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千万人。” 据原《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长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书中的数字“60年代初中国因饥饿死亡了2千7百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人数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J.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千7百万人死于饥饿。”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Jasper Becker）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60年代初死于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共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数据翔实，有很多首次公布的数据。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为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征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该书引述中国问题专家、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埃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沈戴维（David Shambaugh）的专著《怎样当上总理赵紫阳在省级工作的经历》（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说，1959年在广东省委负责农村工作的赵紫阳曾为此召开会议，认定粮荒是因为农民把粮食藏起来所致，因此赵发起“反藏粮运动”，派出工作组到乡下，按家按户、翻箱倒柜、挖地找藏粮。由此导致“大批地方干部被清洗，自杀，和被批判。”沈戴维在他的这本赵紫阳传中说，毛泽东听到有饿死人的消息时，不相信有粮荒，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阶级敌人破坏。1959年2月毛泽东收到赵紫阳从广东递交的认定农民藏粮导致饥荒的报告後，“十分高兴”，认为他的判断得到证实。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仅河南省就有780万人饿死，该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仅在西县镇（译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个村子由于饿死和逃走，成为空村，死亡人数达10万人。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该书提供的安徽省情况是“根据中国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字，当时安徽有3千3百万人，结果死于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千1百人饿死（该书还引用华人学者丁抒的专著《人祸》中的数字凤阳饿死9万人），孤儿达3千3百零4个（多数在10岁以下）。” 该书说“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共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2万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千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据凤阳县文件，当地一位名叫赵传居（译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队长，一个人就打死了30个农民。” 後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共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于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6万零2百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千4百零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中提到甘肃的数字是“甘肃省当时有1千2百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6千人饿死。据对这个省做过调查的原中共国务院体改所所长陈一谘的估算，该省饿死人数有120万。曾陪同汪锋到甘肃视察的中共官员钱英（译音Qian Ying）自传中的数字是甘肃饿死了130万人。”贝克尔在中国得到的其它资料显示，甘肃有300万人死于饥饿。 该书提到贵州省时说“当时该省有1千6百万人口，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遵义地区（中共长征时在此召开著名的遵义会议），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该书引述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的报告说“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万，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万，下降比例为0.91%。据中国人口统计学者彭子哲（译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饿死了900万人，仅在宜宾地区，就饿死了100万。”贝克尔自己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饿死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千1百40万人死亡。 据哈佛大学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国译为麦克法夸尔）的专著《文革史之31961到1966年的大灾难》（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数字“1958到1961年之间的饥荒，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饥荒，是人类的大灾难┅┅超过3千万人被饿死。”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导致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期，据估计造成了2千万到4千3百万人死亡。”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专著《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共高层官员。在谈到60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千万人饿死（後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千3百万到4千6百万之间。” 据金辉在上海大学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中的数字“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千零40万至4千3百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千3百19万，是迄今学者估算的最高数字，由于金辉的数字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後遭当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据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国的民主》中的数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300万干部被定错，30万被定罪（多数定为反革命）；该书引述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南斯拉夫记者所说——“当时有约一亿人受株连，占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 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上述调查报道中引述的数字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说文革死了100万人。 据上述索尔兹伯里的《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中的数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采访中共高干陈汉生时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煽动讲话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仅在北京东部，就有8万4千人被批斗，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陈汉生说，在文革十年中，有400万人被迫害致死。仅在广西，就有6万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兴县，1967年8月26日及随後几个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斗，22户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据前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报告中的数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 按照上述数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数在中共官方报告的（合计）210万人到陈汉生估算的400万人之间。。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杀中到底有多少人丧生，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布。上述纪思道和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谈到“六四”死亡人数时说，根据北京一些医生提供的信息，估算遇难者在400到800之间，几千人受伤。纪思道对此感叹说，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过整个19世纪中国政府所杀的抗议学生总数。纪思道书中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是约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丧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记者黄明珍（Jan Wong）的回忆录《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数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进入北京工人医院，那里的医生说，太平间里堆积至少100具尸体，医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柜，每个能装4具尸体，也都塞满了，但仍不够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国参议院就天安门屠杀举行听证会，在会上做证的前《时代》周刊驻北京采访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说一位合众国际社记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内，曾打电话给北京的几家医院询问死亡人数，最多一家医院说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国《田纳西论坛报》（Tennessee Tribune）的社论引述国际红十字会的估计说“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周报《绝密的说法》刊载了俄国著名东方问题专家达佛洛夫斯基谈“六四事件”的文章。达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为顾问陪同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该文说，“根据当时苏联情报部门的估计，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数约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已经具体调查到“六四受难者名单”有155名，还有65名伤残者名单（《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六四伤残者和死难者家属证词》，纽约“中国人权”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杀之後，不仅有立即的处决，而且每年像以往一样，中共都处决大批人，其处决的数量，过去几年每年都超过全球其它国家处决的人数总和—— “1995年，中国处决的人数达2千1百90人。当年全球187个国家共有2千9百人被处死，其中76%在中国。”（“国际大赦”组织的报告） “1996年，根据中国官方报纸的报导，有4千3百67人被判处死刑（平均每天约有一打）。全世界每年处死的人数加起来也不如中国一年处死的多。”（《纽约时报》2001年6月19日的报导） “1998年，中国处决了1千8百余人，其中包括政治犯。这个数字比世界上其它所有国家处决的总人数还要多。”（“国际大赦”组织的报告） “2000年，中国处决了1千多人，比全世界其它全部国家处决的人数总和还多。仅今年（迄今为止），中国已处决了1千多人，仅4月的前三个星期，即处决了801人；在4月20日一天内，处决了113人。”（加拿大《环球邮报》专栏作家马克士吉于今年6月15日发表在该报的文章） 虽然六四事件之後这十多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处决，或被迫害致死，没有总的数字，但仅从上述的处决人数，就可以略见一斑，这还不包括很难统计的近年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它身M异议人士等的数字。 六，对蒙古人的屠杀 内蒙古、西藏和新疆这三个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区，非正常死亡数字更被当局控制。近年则有一些数据出现，值得专项介绍。 据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央军委法制局局长图们（蒙古人，曾参与审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学者祝东力合写的《康生和“内人党”冤案》一书引用1980年11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的数字“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等冤案，有34万6千多人遭迫害，1万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该书举例说，“1969年内蒙古图克公社有2千9百61人，被打成内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严重伤残270人。”（该书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随後被当局查禁）。 据旅居纽约的蒙古学者清格尔图（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写的长达20页的研究报告《中共对蒙古人的大屠杀》（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The Asia Watch）的数字，文革中，内蒙古有5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字比上述中共官方数字高出三倍多。据清格尔图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统治下，有15万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对西藏人的屠杀 1959年，因中共强行对西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导致全西藏起义，起义遭严酷镇压。据前美国《新闻周刊》记者艾夫唐（John F.Avedon）1984年在伦敦出版的专著《雪域境外流亡记》（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游击队在伏击中缴获的西藏军区政治部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数字“1959年3月到10月间，解放军消灭了西藏叛乱份子8万7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该书中文版，但随後被当局查禁、收缴。） 据贝克尔《饿鬼》一书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说法1959年西藏人起义被镇压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个村子有800到1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狱中。该书说，当时西藏（不是中共後来划分的“西藏自治区”，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区——康区、卫藏、安多）的总人口约340万。班禅喇嘛所说的15%，就等于有51万人被逮捕，其中25万人死于狱中。 1959年藏人起义被镇压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饥荒，藏人在监狱中死亡比例很大。《饿鬼》一书有专章谈藏人在监狱中的死亡数字“甘肃省甘南县的一个寺庙，400名藏人僧侣被逮捕，仅100人幸存，其余都饿死在狱中；在关押藏人的监狱中，死亡率高达40-90%。”“在达赖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镇），至少50%的人被饿死。在有100万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万人死于饥饿。在四川的藏人，每5个藏人就有一个死于饥饿。在拉萨郊外的扎奇（Drapchi）监狱，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间，1万7千名被关押的藏人，有1万4千人被饿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记》说“据从甘肃省会兰州北部的劳改营中幸存的人回忆，该地关押的7万余藏人，只有一半幸存。甘肃的另一所监狱酒镇（译音Jiuzhen）关押的706名藏人，超过一半饿死。青海省会西宁北部10个小时车路的Vebou劳改营，关押的3万多藏人，其中1万4千人饿死。” 《饿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书的资料官方人口普查显示，从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从278万，下降到250万，下降率达10%。该书以同期内蒙人口从40万增加到197万（尽管也有饥荒死亡）的增长比例推算说，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应为340万。但1964年人口普查结果，西藏人口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下降到250万。这中间有90万人“失踪”。去掉1959年随达赖喇嘛逃亡到印度的10万藏人，那麽也有80万人“消失”。1961年班禅喇嘛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提到西藏人口时说当时有“300万”。即使按300万计算，也有50万人“失踪”，等于每6个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于镇压或饥饿。 达赖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死亡达120万，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万人死于饥饿，86万人死于迫害、枪杀。” 八，对新疆维族人的屠杀 1961年，新疆伊犁地区爆发了全民暴动。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东土民族中心”执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市该组织总部接受我采访时说，那场暴动起因是饥饿，“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6万人被饿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状态死的。”当几千名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宁市的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时，新疆军区司令王震下令开枪。至今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见证人说，大街上至少有几百具尸体。随後约有15到20万当地人逃离新疆、涌进苏联境内。 1997年2月，伊宁发生暴动。据“国际大赦”组织1999年4月发布的“新疆人权报告”当时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被关押了几个小时，一位後来逃到土耳其的伊宁市医院医生说，“其中有4人冻死，200多人冻伤。”该报告说，“从1997年1月至今，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枪决。这些被判死刑和枪决的，绝大部份是维吾尔人。”该报告还列出新疆监狱中关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详细个人资料）的名单。 据旅居德国慕尼黑的维族学者安瓦尔于1999年在澳门召开的“一国两制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自1990年以来，被中共处决以及迫害死于狱中的维族人等有700多人，被中共关押、收审的人数达56万人次。” 九，异常死亡人数可能多达8千万 在中共建政这50多年间，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于饥饿致死？据上述夏威夷大学教授拉梅尔199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血腥世纪：1900年以来的浩劫和大屠杀》（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泽东时代，中国共有4千5百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千7百万人死于“饥荒”，1千8百万人死于无产阶级专政。 据前述北京“朝华出版社”的《中国“左”祸》一书的数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发动的历次运动中被迫害以及因饥饿原因死亡的人数约5千万。”（该书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献史研究室等部门的原始资料。该书出版後即遭当局查禁）。 据纽约大学“瑞玛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朱迪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通向地狱的漫长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数字“在共产中国，可能有6千5百万人异常死亡。” 据前述法国学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编写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一书中的数字“中共建政後中国丧生的总人数，在4千4百50万到7千2百万人之间。” 据前述《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的长篇调查报道“毛时代的大众死亡”（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人数可能有8千万或更多。” 历史将审判中共 斯大林曾说，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万是个数字。没有比这句话更能代表共产党对生命和屠杀的看法了。 那种残酷的共产主义者，永远也不会把任何死亡数字和每一个具体的生命联在一起。8千万，是个多麽大的数字！它相当于近4个台湾，11个香港的人口；是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丧生人数的2倍半还多。虽然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概况，但它和实际死亡人数相差不会太悬殊。 除了那些永远消失的生命之外，还有多少人成为终生残废，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废了青春、年华。而那种残酷的洗脑和非人的环境，更使几乎所有（在过去50年里）在那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发展了兽性的部份。那种对灵魂的扭曲，对人性的摧残，更是永远无法用数字统计和衡量的。 面对这样一个罪恶累累的政党（且至今毫无任何悔意、更绝不向人民认罪、道歉，并且还在继续屠杀！），那些期望它还能改革从善的人们，简直是在做一个和共产主义同样的美梦。 对于8千万死者，历史永不会忘记；对于中共的暴行，人类绝不会饶恕！ （本文压缩後以图表形式载香港《争鸣》2001年7月号） |
| 台湾报业面对专业化的挑战 2000-05-18 |
| 台湾虽然在1988年才开始解除党禁报禁，但仅仅十多年，其新闻自由程度就已跻身亚洲前列，仅次於日本、菲律宾。在受《台北时报》邀请观摩台湾大选期间，我更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同时也发现，和成熟的西方媒体比较，台湾的新闻界还有相当的不足。
据1999年5月台北「世界新闻会议」的资料，台湾现有360家报纸，5778家杂，150家电台，5家电视台。以台湾现有的二千二百万人口计算，等於平均每六万人就拥有一种报纸，人均拥有报纸比例是中国的10倍。 而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报纸、电台绝大部份都是私营的。国民党仅拥有三张报纸，三家电视。台湾现有的三家大报《中国时报》、《联合报》和《自由时报》，都是私营的，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影响力已相当有限。台湾原有《联晚》、《中晚》、《自晚》等三家晚报，最近又增加了《劲报》；而随著电子网络《明日报》的创刊，台湾媒体间的竞争更为激烈。 台湾原有两家英文日报《中国邮报》（China Post）和《台湾时报》（Taiwan Times），去年六月《自由时报》报团又创办了《台北时报》（Taipei Times）。这家後起之秀被西方新闻评论界认为是台湾办得最好的英文报。 相比之下，拥有13亿人的中国，总共才有两家英文日报，而且第二家《上海日报》1999年10月才创刊。 在台湾看「中央电视台」 台湾不仅允许西方报纸在当地发行，而且《亚洲华尔街日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等英文报纸都在台北印刷，读者能马上得到外部信息。 在台湾旅馆里的有线电视上，能看到60多个频道。其中除了台湾本地的电视之外，还有美国三大电视台、有线新闻CNN，以及几家日语电视台，并且还能看到中国「中央电视台」。 新闻的常识是，媒体只有私营，才可能独立；只有独立，才可能客观真实与自由竞争，民众才会得到快速、多元和充足的资讯。台湾的媒体，已基本达到了这样的境地。 例如，中共总理朱熔基在大选前发表措辞强硬的讲话，台湾的观众和大陆的观众同时看到了北京「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 这次总统大选，权力能够和平转移，和台湾已拥有相当充足的新闻和言论自由有直接关系。正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保障了候选人的政见都得到报导和传播的机会。报刊上的各种评论，再加上不断公布的「民意调查」，使选民的声音得到表达。自由的媒体促进和保障了选举的真实与公平。 引进世界，扩大台湾 台湾的媒体虽然有这样的成就，但与新闻专业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媒体比较，仍有相当的距离。据我在大选前後的观察，感觉到有这样五个不足—— 第一，过於地方化。在台北如果仅仅看中文报纸，有和世界脱节的感觉，因为即使当地的大报，无论是新闻还是评论，都太局限於本土。虽然台湾报纸上也有国际新闻的报导，不仅篇幅小，而且数量太少。 美国的大报则比较重视国际新闻。《纽约时报》第一个部份永远是「国际」，第二部份才是美国国内，然後是本市、金融、艺术、体育等。例如对台湾的选举及影响，美国大报给予了相当多的篇幅报导和评论，在大选前後一个月内，仅我看到的就有23篇。 当然台湾媒体无法有美国报纸这样向很多国家派驻记者的实力，但在使用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稿上，也似乎没有非常重视。一些西方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稿，台湾的报纸往往只是摘要翻译一小部份，有时只是几百字。 俄国在三月也进行了总统大选，美国媒体也给予相当多篇幅的深入报导。但在台湾报纸上，虽也有对俄国选举的报导，但都是短小地摘译西方媒体的内容。台湾本来是岛国，如果主流媒体不对国际新闻充分报导，那麽对开阔人们的心胸与眼界，提升国民素质，绝对没有好处。 第二，缺乏深度报导。在美国的报纸上，经常有人物特写、事件系列报导，以及深入的调查性报导。例如最近《纽约时报》连续四天刊载了对突发性枪杀事件的系列深入报导，每篇长度都达一个整版以上。但在台湾的报纸上，几乎看不到类似报导。即使大选临近，三大报也都没有关於三位主要候选人的「人物特写」。在美国，大选之前，报纸一定会详细刊登主要候选人的经历、政见、包括家庭和个人成长过程的长篇特写。这几乎是专业化报纸必须做的事情。但在台湾，只有英文《台北时报》於大选前刊载了三篇报道总统候选人的人物特写，每篇一个整版。 新闻失衡，本末倒置 第三，缺乏新闻平衡。西方报纸相当注重「新闻平衡」，把它作为新闻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所谓新闻平衡，就是要兼顾两方面的意见，不能单单报导一家之词。尤其是这次台湾总统选举有三位政见不同的主要候选人，那麽在新闻报导中，媒体更应该注重客观和中立，不能偏向於某一方。 但在台湾，只要看一天的报纸，就会从新闻上看出这家报纸支持哪个候选人，因为新闻报导中的倾向性非常明显，有的几乎接近於「宣传」，而不是「新闻」。台湾三大报中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创办人原都是国民党中常委，这种历史背景导致这两家大报都倾向於有「大中国情结」的独立候选人宋楚瑜，其中《联合报》做的更明显，无论在它的新闻报导还是评论中，都让人一眼看出它的强烈倾向性。 在这三家大报中，《中国时报》较其他两家中立一些，但新闻平衡仍不被重视。例如在朱熔基对台发表强硬讲话次日，三大报都刊出三位主要总统候选人的反应，《中国时报》仅仅刊登了宋楚瑜和连战的大幅照片，却没有刊登陈水扁的。在大选只有两天就投票的关键时刻，如果是注重客观、专业化的媒体，绝不会出现这样新闻失衡的版面处理。 当然，任何报纸都绝对有它的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主要是表现在社论中，而不应该是新闻报导上。例如在美国，选举前夕，报纸会发表社论，公开支持某个候选人，指导选民投票。 但台湾的报纸却是本末倒置，直至选举日，三家大报都没有发表社论，明确呼吁选民投哪个候选人的票，但却在新闻报导中，清晰表达倾向性。这种完全违背新闻常识的做法，实在令人不可思议。 「豆腐块」腐蚀报纸 第四，缺乏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群体。美国的大报，都有固定的专栏作家，例如《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各有七、八个，每人每周在该报固定发表一至两篇专栏文章。这些大报的专栏作家，几乎都是批评政府和修理政治人物的好手，他们都各有固定的读者群。他们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托拉斯」被全国几百家报纸同时使用，所以他们的观点往往能鼓动风潮，牵动舆论。 但在台湾的大报上，几乎看不到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有的报纸设了专栏，篇幅限定在几百字，被称为「豆腐块」。其实几百字很难表达出较完整的观点。像《纽约时报》的专栏，长度都在一千字。而英文一千字译成中文是两千字。西方报纸专栏规定这样的字数，一定是因为它是表达出一个完整想法的起码长度。 我曾问过几位台湾报界的朋友，哪些人是台湾比较有影响的专栏作家，但答案都是「还没有」。这不是台湾没有人才，而是报纸的体制有问题。 台湾报纸上不是没有言论，但多数是自由投稿。有医生评论大选，也有商人谈政党轮替，还有股票高手探讨两岸关系。在西方专业化的报纸上，讨论哪种问题，必须由那个领域的专家来谈。在《纽约时报》言论版上，除了该报专栏作家，外稿作者几乎都是所探讨内容的专家，以及知名人士。其他人投稿，大多被处理为篇幅极小的「读者来信」摘发。 这种做法，就是把报纸言论「专业化」，以形成严肃而有份量的评论。而不是把报纸言论版办成「民主墙」，谁都可以往上贴。 一半不要脸和整个不要脸 第五，广告处理不当。在台湾的大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头版刊登广告，多是半个版。这在美国的大小报纸上都是看不到的。虽然广义上说报纸也是商品之一，但从事新闻的人，包括报纸创办者，多数的出发点和目的都不单单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理念。 报纸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供新闻，广告虽也是信息的一种，但它更是报纸生存的手段。它出现在头版，完全是不可容忍的喧宾夺主。因为报纸最珍贵的第一版，应该刊登最重要的新闻信息。头版是报纸抢读者的最重要的阵地，是报纸的脸面，如果在头版大幅刊登广告，等於宣示报纸老板蔑视新闻常识，「不要脸面」。但和香港的报纸比，台湾的报纸仅仅是不要半个脸，香港的多数报纸则是头版一个字新闻都没有，整版是广告，是整个的「不要脸」。 在大选期间，台湾的报纸上出现很多奇怪的竞选广告，上面是激情地主张支持哪个候选人，同时批评或调侃其他候选人，但落款是「关心国家的一群人」，或「沉默的大多数」等。这样的广告，在美国严肃的媒体上是无法刊登出来的，因为政治广告不允许匿名，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 例如，几年前《纽约时报》曾拒绝了一日本右翼团体要求刊登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整版广告，损失了八万美元的广告收入。该报认为，报纸不可以刊登明显违背事实的广告。它表明严肃的媒体，更看重的是新闻的专业化，以及所刊登信息的真实可信，包括广告内容。 新闻专业化的水准和民主制度的成熟程度有密切关系。在西方，民主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新闻专业化水准也越高。同时，新闻专业化程度越高，就更促进一个国家民主的成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在新生入学第一课中就阐述新闻的目的说，「新闻不仅是提供大众想知道的，更要提供大众应该知道的。新闻记者要承担教育公众（educate the public）的责任。」 台湾的新闻界只有更清晰地认识到并承担这个责任，才能促使台湾的民主走向成熟。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5月号） |
| 美国媒体的左派倾向 2000-05-17 |
| 虽然我曾在多篇文章中谈到美国媒体在享有很高的新闻自由的同时又很注重专业化，但美国媒体也有其存在的问题，左倾倾向就是最典型的一个。最近两个曾相当引起媒体关注的事件就充分表现出这一点：一个是对古巴男孩埃利昂事件的争论，另一个是越战结束25周年回顾。
六岁的埃利昂随母亲从古巴逃来美国，他母亲等九人在大海上遇难，埃利昂获救。埃利昂的父亲在卡斯特罗的支持下从古巴来美国要孩子，而在迈阿密收留埃利昂的亲属认为，这个孩子留在美国才有自由。 在双方僵持下，美国司法部派出全副武装人员，强行把埃利昂从他的迈阿密亲属家抢走，送给了他的父亲，并将这父子俩保护在华盛顿，等待美国联邦法庭对此案的裁决。 这个孩子应留在美国，还是随父亲回到共产古巴，在美国成为争论焦点。美国最主要的四家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今日美国报》的全部社论和绝大部份评论，以及美国两家主要政论杂《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的言论，都是以「家庭价值」为由，支持把孩子送给父亲，而刻意回避送回父亲，就是送回共产古巴这个事实。只有右翼报纸《华尔街日报》强调把孩子送回古巴，就是把孩子葬送给专制制度。 左派报纸基本上是体现美国两党中的民主党的理念，他们一向对共和党所主张的「家庭价值」持嘲讽态度，但这次却一反常态地强调起「家庭价值」，把「父子团聚」提到高於自由的地位。 ●没有自由，亲情只是奢望 仅以《纽约时报》为例，该报三位曾获普利策奖的专栏作家路易士（Anthony Lewis）、佛瑞德门（Thomas L. Friedman）、铎德（Maureen Dowd）都以相当激昂的文字指责迈阿密流亡社区的古巴人过份渲染卡斯特罗的暴政，是反共偏执狂，说他们利用孩子事件掀起新一轮反共浪潮，并一致呼吁必须把孩子交还给在古巴的父亲。 其他左派报纸的社论和评论等，多是上述观点的一再重复。这些观点全部回避了这样几个要害问题： 第一，是自由更重要，还是回到父母身边更重要。对这个问题，任何在共产暴政下生活过的人，都有不言而喻的回答。这就是为什麽迈阿密流亡社区的上百万古巴人一面倒地要求把孩子留在美国。因为他们当中无数人是离开了父母兄弟姐妹，冒著生命危险越海逃离了古巴。连卡斯特罗的两个姐姐，和他的私生女都逃到了自由的美国。埃利昂的爷爷一共有兄妹八人，其中五人陆续逃到了迈阿密，而他们年迈的父母仍留在古巴。 是古巴人没有亲情吗？埃利昂的父母已离婚，他母亲的男友曾经逃到了迈阿密，在安排妥当之後，又潜逃回古巴接埃利昂母子，结果被当局抓获，坐了半年多牢。获释之後，他马上又带著埃利昂母子、自己的父母、兄弟全家一起逃往美国，结果全部遇难。古巴人的亲情是和自由连在一起的，而那些生来就拥有了自由的美国人自然可以奢谈亲情了。 第二，到底是古巴流亡者太反共，还是美国人不了解共产主义到底是怎麽回事？ 左派媒体强调说，孩子的命运应该由父母决定。他们回避了埃利昂的母亲用生命为他的前途做了选择这个事实；更回避了孩子的父亲，像所有生活在共产古巴的人一样，连自己的命运都根本无法决定，必须由卡斯特罗主宰这个任人皆知的事实。 第三，为什麽有160万人的流亡美国的古巴人社区一面倒地要求孩子留在美国？ 如果那些左派媒体真正看重亲情，有同情心，为什麽不真诚地听一听这些古巴流亡者的声音，而不是一味地嘲讽和指责他们的反共情绪？面对成百上千的倾向於送埃利昂回古巴的报导和评论，迈阿密的流亡古巴人愤怒地说，「他们根本不懂共产主义，他们根本不想懂什麽是共产专制。」 《纽约时报》等左派媒体的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浪漫情怀有很长的历史。1959年卡斯特罗刚获得权力时，《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就曾在报导中热烈地夸赞卡斯特罗是「自由民主战士」，是「古巴的杰佛逊」。而自1959年至今美国已经换了九个总统，卡斯特罗却仍然做著古巴的「永久杰佛逊」。 後来卡斯特罗的专制本相暴露无遗，《纽约时报》仍发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穆尔（C. Wright Mills）的文章，大赞卡斯特罗的革命。最近该报又发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斯特罗的好友、《百年孤独》作者马尔克斯的文章，讽刺美国，强调埃利昂回到古巴，会更幸福，更没有恐惧。 ●是妖魔化还是浪漫化 有人把美国的右派和左派的分歧称为「反共」和「反—反共」之争。最近，美国媒体在回顾越战结束25周年时，这种争执再次浮现。 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媒体一面倒地认为，越战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是美国人和越南人之间的一场误会」。 美国前海军部长韦伯（James Webb）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感叹地说，正是左派主宰美国的媒体，煽动青年学生反战，再加上好莱坞的推波助澜，才导致美国在越战失败。左派媒体大力渲染战争的恐怖以及南越政府的腐败，但却对共产北越的大规模屠杀刻意回避。例如，仅在西贡沦陷後，就有200万南越人民逃亡他国，50万人被送进劳改营，其中五万被迫害致死。 当时好莱坞著名女星简．芳达站在河内共军坦克上手持机枪向空中美国飞机模拟射击的照片，成为左派媒体的抢手货（近年她曾为此举道歉）。 几年前中共新华社几名记者曾写《妖魔化中国的背後》一书，指责美国媒体抹黑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但其实美国主流媒体的真正问题，不仅不是妖魔化共产国家，而恰恰相反，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对共产主义有浪漫情怀，总是低估共产专制的邪恶本质，而一相情愿地期待和相信共产主义的美好一面。只有《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和《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少数几家报刊呼吁要认清共产主义的本质，坚持反共理念。但他们的声音在左派媒体的洪流面前实在显得太微弱。 如果说美国社会存在某种隐患的话，主流媒体的这种左倾倾向就是最令人担忧的一个。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6月号） |
| Has Chen already failed ‘one China’ test? 2000-05-05 |
| Too many people with conflicting agendas expect too much from Chen Shui-bian's inauguration speech; he can't satisfy everybody and has already hobbled himself by naively making two enormous blunders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Friday, May 5th, 2000 Beijing, Washington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are all looking forward to Chen Shui-bian's May 20 inauguration speech as if Chen may somehow magically satisfy everyone. The expectation itself is a dangerous sign, for Chen is not a magician and cannot conjure magic. It will be very hard to satisfy Beijing's "one China" demand. What exactly is the "one China" policy?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江潯@stated very clearly in Seattle in 1993: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that i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is a provinc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white paper China released in February further clarified that Beijing i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eat of the republic and that Taipei is only a local government. How, then, will Chen satisfy Beijing's "one China" policy? Chen Shui-bian's two blunders Chen has made two major mistakes prior to taking office. First, his campaign team spread a rumor during and after the election that Chen might be Taiwan's Nixon, meaning that the most hard-line person may be the one able to take the greatest steps in terms of compromise. This is a dangerous statement, if not a disgusting one. Nixon went to Beijing almost three decades ago holding in his hand a big gift; a seat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nd the sacrifice of Taiwan. "Opening the door to China," was indeed nothing more than opening the door to the UN and inviting the dictatorship in. Nixon paid the price of Taiwan in order to bargain with China. But does Chen have such a grand gift to offer Beijing? Even if he wanted to make such sacrifice in order to become Taiwan's Nixon, would Taiwan's voters agree to such a sacrifice? Almost all polls conducted since 1990 have shown more than 70 percent of Taiwanese oppose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 formula. What's more, research done by the Sino-Europe and Asia Institute in April of 1999 shows that 94 percent of Taiwan's population considers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 independent nation. Does Chen dare oppose such strong public sentiment in a country where he has been popularly elected? The second blunder Chen made was his repeated promises that he would take no steps toward enshrining President Lee Teng-hui's "two states" promulgation in Taiwan's Constitution; that he would not change the nation's name; and that there would be no referendum on independence. This furnishes Beijing with more room to fantasize. Chen has, in effect, made a full-fledged retreat even before his rival began pressuring him. What a generous invitation for Beijing to come up with greater threats and demands. The art of compromise dictates that both parties be willing to make concessions. Chen could well have offered such concessions later on had Beijing first made some themselves. Beijing hasn't had to compromise at all, but Chen has continued to soften his stance and show his weaknesses, leaving his supporters to wonder if he indeed has the ability to lead. "One China" and dragons are both imaginary Perhaps Chen hopes to use "soft words" to win Beijing's trust and eventually ease the tens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If so, it only shows how romantic Taiwan's new president is towards communism. If Beijing thought President Lee was pro-independence, then it is certainly convinced that Chen, who had once cried "long live Taiwan independence," wants the same. Therefore, no matter what "soft words" Chen is going to use in his inauguration speech, he will not win Beijing's confidence as long as he does not accept its "one China" principle. Trying to win Beijing's trust is both naive and politically suicidal. Therefore, without accepting Beijing's "one China" principle, no matter how Chen finagles his words, wrangling between the two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And if China and Taiwan are bound to bicker, why should Taiwan be in such a hurry to make concessions? Instead of anxiously trying to flatter Beijing, Chen should clearly state Taiwan's bottom line by sticking to President Lee's "two states" remarks. Lee's remark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s one between two equal states only pulls Taipei, Beijing and Washington back to reality following years of "one China" hallucination. The so-called "one China" principle is like the dragon so admired by the Chinese -- a completely imaginary creature. In reality, there are two Chinas; 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 "Republic of China." It was Nixon's political trickery that sacrificed Taiwan. It is an intolerable unfairness in today's world that Taiwan, a democracy and the 18th richest nation in the world, is excluded from the UN. And it is even more intolerable to have a bullying dictatorship dogging its every step towards a more democratic society. To change this humiliation situation, Taiwan must first cry out against this injustice. Indeed, it was only after Lee mentioned "two states" that Taiwan becam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media and a call for review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became a topic of discussion among pundits and the media in the US. If Chen himself does not stick to the "two-states" model, but hurries to extinguish the truth, how can Taiwan expect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the US, for its efforts to join the UN? Isn't it ironic that Taiwan's new president, whose campaign creed was to fight for more independence and dignity for Taiwan, is retreating from Lee's position to avoid the truth that Taiwan is a sovereign state? Important choices to make Some may argue that if Chen does not retreat from his previous position and say a few "soft words," it will provoke Beijing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aiwan. But a question remains as to just what actions will Beijing be able to take? Most Western military experts, such as Robert O'Neill, Bates Gill and Michael O'Hanlon, agree that the PRC hasn't the strength to invade Taiwan. Even David Shambaugh, the US expert and well-known Beijing sympathizer, also recently stated in The New York Times that China would be unable to attack Taiwan successfully. If Taiwan adheres to "two states," the only way Beijing can attack Taiwan is through a war of words, which can only generate more abhorrence of Beijing and more sympathy for Taipei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us causing the US to sell more advanced weapons to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e higher the decibel of Beijing's threats the more actual benefits Taipei gains from the US. Beijing will never stop strengthening its military until it is strong enough to successfully attack Taiwan. Taiwan's compromise may reduce the volume of Beijing's threats for the moment, but won't stop it from developing weapons and trying to bring Taiwan into the Chinese fold. Taiwan's concessions may have achieved a temporary false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but it may also have lost what it truly needs; advanced weapons from the US and the hope of becoming a UN member. For now, Taiwan's current situation of being an international orphan will only continue. It is doubtful that Chen is ready to sacrifice principle in exchange for a false sense of stability. If so, his strategy bodes ill for Taiwan's long-term interests and safety and will undoubtedly prevent him from being reelected. Chen has a wonderful opportunity to become a leader of principle. He also has a choice of becoming Taiwan's Nixon by playing shrewd political schemes. Whatever he chooses will not only affect his own political fate, but also the future of Taiwan.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 China's new diplomacy to contain Taiwan 2000-04-28 |
| Beijing is repositioning its foreign policy with an emphasis on securing arms deals and additional diplomatic support to shore up its effort to threaten Taiwan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Friday, April 28th, 2000 Jiang Zemin's sweeping state visits to Israel, Palestine, Turkey, Greece and South Africa this month may be China's most aggressive diplomatic activity of the first half of year 2000. From the countries Jiang has visited to the issues on his agenda, observers can clearly perceive that China is repositioning its foreign policy. First, Beijing is shifting from "forming alliances with Europe to resist the US," to "marginal diplomacy," for all the counties on Jiang's list are neither typical third world counties nor political heavyweights on the world stage, although they all have some characteristics that China i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Second, there has been a shift from "ideological diplomacy" to "realistic diplomacy."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eased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of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ideology, as shown by its establishing an economic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South Korea regardless of the reaction from North Korea. Moving away from China's long time position of supporting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Army and Arabic countries, Jiang's visit to Israel took China's "realistic foreign policy" to a new level. In addition to enhancing the two countries' economic cooperation, arms trade was obviously China's primary interest. Third, there is shift from a "one-way relationship" to a "balanced relationship." This new strategy has been clearly emphasized by Jiang's trip as shown by his adding Palestine to his itinerary after visiting Israel and traveling to Greece immediately after receiving medals in Turkey. Beijing is intentionally playing a balancing game between two adversaries in order to stimulate both to compete for its attention and thereby reap the spoils of the contest. Fourth, Beijing is shifting from "political diplomacy" to "economic diplomacy," using the lure of China's big market to reach military and economic agreements with Israel, Turkey and South Africa. Fifth, there is a shift from focusing on Europe and Asia to focusing on the Middle East. During the interval between his visit to Israel and Palestine, Jiang briefly visited Egypt and met with its president. Following the visit last year to Syria by Li Peng, the No. 3 man in China, and last February's visit to Kuwait and Iran by Foreign Minister Tang Jiaxuan, Jiang's stops in Israel, Palestine and Egypt once again shows China's intention to influence the Middle East in order to weaken US dominance in that area. For several decades, China tried to play a leader's role among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with strong support for Arab countries. It denounced Israel domestically and deliberately alienated Israel internationally with its firm declarations that Israel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US marionette. Not until 1991 did China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Israel.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eveloped rapidly.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Secretary Chi Haotian and Li Peng both paid visits to Israel last winter and the Commander in Chief of Israel army's paid a return visit to Beijing last January. Without a doubt, the arms trade is at the core of this recent intimacy between China and Israel. Beijing is well aware that only Israel can obtain advanced military technology from the US an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is a shrewd way to get US technology indirectly. According to the US press, Israel has proposed providing the Chinese army with four Phalcon AWACS aircrafts, which would give China a clear military advantage over Taiwan. Jiang's visit to Israel was precisely aimed at guaranteeing that China would get the technology without interference from the US. Despite discontent in the US Congress over Israel's arms deals with China, the US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a treaty that could restrict Israel's arms pacts with other countries. Israel also claims that the Phalcon sale to China does not involve American technology or the transfer of American-made equipment. Nevertheless, under pressure from the US , Israel finally compromised by agreeing to sell Beijing just one Phalcon aircraft and postponing the sale of the other three indefinitely.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the The New York Times, selling one Phalcon aircraft, would net Israel about US$230 million, while the total of its arms sales to Beijing would generate about US$2 billion, which is estimated to be one sixth of China's total military spending budget this year. As a nation which has always been oppressed by foreign forces, Israel's cooperation with China is an unforgivable sin -- the sale of its soul for profit. However, Israel may only be hurting itself, if someday China transfers these technologies it is buying to Israel's foes Iran or Iraq. In addition to producing large amounts of missiles of its own, Beijing has recently purchased a Russian-built Sovremenny-class destroyer, SU-30 jet fighters and Israel's Phalcon aircraft, which all shows that China's military focus has been shifting from defense to offense. Of course, its major target is Taiwan. This desire to improve its offensive capabilities also prompted Jiang's visit to Turkey. As the only Muslim country in NATO, Turkey has access to advanced NATO weapons;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Ankara will not only assist Beijing in reaching NATO's top military technology, but also help it to restrict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East Turkestan, the area the Chinese call Xinjiang. Despite China's severe oppression in East Turkestan, which is seen by the Turkish people as its "motherland," Turkish Prime Minister Bulent Ecevit, a well-known leftist communist sympathizer, awarded Jiang Turkey's highest honor. This is akin to Israel awarding Hitler a medal for his "final solution." Jiang's final stop on this trip was South Africa. After the end of apartheid, civil rights leader Nelson Mandela became president. Mandela spent 27 years in prison and his moral courage was respected worldwide. However, after achieving power, Mandela, who had called on Western countries to place sanction on South Africa's apartheid government and stressed that moral principles should be placed above economic interests when he was in prison, went to Libya to meet with dictator Muammar Qaddafi, sever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and recognized the Chinese dictatorship for economic purposes. What is more bitterly disappointing is that Mandela, who received Li Peng, called the butcher of Beijing for his role in the Tiananmen massacre, refused to meet with his fellow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the Tibetan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China is well aware of South Africa's economic problems and the weakness of South Africa's leaders. Jiang has tried to use his visit to South Africa to establish a sort of bridgehead in Africa in order to isolate Taiwan diplomatically; after all, most countries that have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are in Africa. Beijing will hold a forum on China-Africa cooperation in October to further strengthen its ties with African countries and diminish Taiwan's influence in that area. If China's diplomatic focus for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is "marginal countries," then its priority for the second half of the year will be African countries, with both focusing on the same goal: obtaining more advanced weapons to enhance its ability to threaten Taiwan and scraping together more countries to squeeze Taiwan's diplomatic room. Therefore, no mater what "soft words" Taiwan's new president uses in his inauguration speech, China will not be derailed from its course of isolating Taiwan diplomatically and menacing Taiwan militarily.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 李登辉的遗产——台湾为何「变天」 2000-04-21 |
| 在台湾执政了半个世纪的国民党败选了，被称为本地人代表的民进党获胜，人们惊呼台湾「变天」。
有人视这场大选是统独决战，独派占了上风。但这场选举的意义远远大於统独之争。民进党的胜利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或者说几乎是一场必然的胜利，只不过比人们预想的时间提前了。 在台湾选举前一个多星期，应《台北时报》（Taipei Times）邀请，我到台湾观选。通过两个星期近距离的观察，对於台湾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 ●国民党财大气粗 在去台湾之前，感觉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赢的机会较大，因为华人报纸不断报导国民党有庞大党产，竞选基金雄厚，而且在基层有密布的「脚桩」，即草根组织。一旦党机器完全运转起来，潜力巨大。 刚一到台北，所见所闻，仍是这种印象。例如，在台北桃园机场，一进机场大厅，在最显眼、可能也是最昂贵的广告位置，是国民党候选人连战的巨幅画像，然後是独立参选人宋楚瑜的竞选广告，几步之後，又是连战的巨幅广告。整个旅客进关走廊，没有一幅民进党候选人的竞选广告。 到了旅馆，打开电视，再翻开当地报纸，更感到国民党一定是大选赢家，因为铺天诮a都是连战的竞选广告。走到台北大街上，更感到国民党的咄咄气势，街头两侧，插满了连战的的竞选小旗，一片片，几乎成了旗墙。 虽然台湾有了相当程度的新闻自由，但国民党仍自己拥有三家日报，三家电视。而台湾的三家独立大报《中国日报》、《联合报》和《自由时报》，前两家由於「大中国情结」而在报导中明显地倾向独立候选人宋楚瑜，向来有台独倾向的《自由时报》，则因为报纸老板是连战的好友，而全力支持国民党。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竟没有得到任何一家大报的支持。 翻开当地报纸，今天是总商会表态支持国民党，明天是全国贸易联盟挺连战，几乎所有主要的工商团体都表态支持连战。从报纸到电视，从文宣到广告，整个的态势，国民党似乎胜卷在手。 ●「抓 」总是失败 但一走到民间，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和所坐的出租车司机聊天，发现多数司机都是支持陈水扁。晚上到各个候选人的造势晚会采访，更会发现不同。在宋楚瑜的造势晚会上，旗海翻滚，台湾特制的气体小喇叭响声连片，还有爆竹、焰火和横扫夜空的激光束，把竞选活动渲染得像是欢乐跌荡的嘉年盛会，竞选成了「竞乐」。 连战的造势晚会虽然也有这种气氛，但仔细观察，就发现有不同。在大选前一天的晚上，我同时赶去参加了三个主要候选人的造势晚会，在赶去连战的造势会场时，我不断催促司机快开，怕去晚了。赶到现场附近时，看到街上有很多离开会场的人群。可到现场一看，连战在讲话，晚会仅到中场。 连战的造势晚会很容易让人想起以前国民党在大陆内战时的「抓 」，只要稍加看管不严，临时「抓」来的人就会跑掉。虽然来参加连战造势大会的都举著各种团体和机构名称的牌子与旗帜，但下面的人马却是临时组织来的，不像宋楚瑜和陈水扁阵营那样，人们是由於强烈的理念而自愿参加的。 在陈水扁的造势晚会上，则有强烈的众志成城的气氛。即使到了晚上11点半，夹雨的冷风刺骨，仍很少有人离去，人们仍热情十足地不断喊口号，激情满怀地等待主讲人陈水扁从别的造势会场赶来。三个造势会场的气氛一比较，就让人感觉到哪个候选人有人气和民意。 陈水扁的当选，其实就是这种人气和民意的胜利。它是台湾政治环境变化的一种必然结局，有著深刻的历史缘源。 ●台湾人苦命 台湾人争取自己做主的历史很长。它曾被荷兰人占领，後来清朝统治了台湾。中日战争中清军被打败，清朝又把台湾割让了给日本，一割就是五十年。 在陈水扁的最後一场造势晚会上，他的搭挡吕秀莲在演讲时不无悲情地说，当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时，清朝大臣李鸿章秉告慈禧太後说，「台湾鸟不语、花不香、山不清、水不秀，弃之不足惜。」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台湾被中华民国接手。在共产党被打败的国民党军队退居台湾，从日本人手里接过了统治权。一场镇压台湾人的「二二八」大屠杀，叫台湾人领教了什麽叫血腥统治。 在蒋介石统治下，一直实行的是高压政策。蒋死後，像皇帝一样，把权位传给了儿子蒋经国。蒋经国曾做过台湾的总特务头子，接过权力後，轻车熟路地实行警特专制。 据大选次日出版的《台北时报》刊登的分析图表，外省人在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口中，目前仅占12.5％；本省人87.5％。但这12.5％的外省人，就一直统治了80％以上的本地人。一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时，才决定开放党禁报禁，启用一些本地人。 因为到蒋经国1988年去世时，国民党政权已迁台近40年。当年随国民党来台湾时40岁的人，到这个时候也近80岁了。外省人在台湾不仅越来越处於少数，而且第一代外省人也到了人生的晚期。 本省人数量比重越来越大，以及要求政治发言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导致蒋经国不得不进行一些改革。其中一项重大改变就是任命了台湾本地人李登辉为副总统。 当然，这是一种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式的权力私相授受。因此台湾过去有政治笑话说，当时蒋经国正在马桶上，外面有助手问到底定谁为副总统，蒋经国不耐烦地说「你等会，你等会」，外面的人听成了「李登辉，李登辉」，就宣布是李登辉了。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反映了台湾政治权力转移的非民主性。 有些喜欢蒋经国的人，总是就此赞美蒋经国如何开放，把权力交给了台湾本地人等等。但熟悉台湾政治内幕的人则不这样看。因为蒋经国选择李登辉做副总统，并不是意在把权力转移到本地人手中，而是因为看到本地人数量一天比一天大，对外省人统治日益不满的政情，而不得已做的政治平衡。选择李登辉，更多是为了政治装饰。 ●李登辉在台湾推行三化 例如，蒋经国虽然选择李登辉，但把党、政、军大权都部署在忠於国民党的外省人手中。党务，由党秘书长李焕掌控；军权则在国防部长郝柏村手中。据台湾报界朋友讲，当年李登辉虽然被选为副总统，但在蒋经国面前，他屁股只敢坐沙发的三分之一，极为谨慎。在蒋经国和其他人眼里，李登辉哪是什麽副总统，只是蒋经国的一个特别秘书而已。而且李登辉是学农业的博士，学这个专业的人，被视为最可能没有政治能力和野心，最容易被控制住。 但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了总统後，则一步步开始行使权力，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李登辉追求的是使台湾更快速走向民主化，目标是成为台湾的「民主先生」。在台湾大选揭晓第二天，曾在海峡两岸都做过大使的美国学者李洁明，在台北电视上评价李登辉的政治遗产时说，李登辉12年执政，实现了台湾的三化：本土化，民主化和现代化。 陈水扁赢得选举的次日，第一个举动是去民进党已逝元老黄信介的墓前致意。陈视黄信介为精神导师，认为是黄信介启迪他走上为台湾人命运抗争之路。 如果说黄信介是陈水扁的精神导师，那麽李登辉则可以说是陈水扁的「现实老师」。没有李登辉执政12年来的改革，就不会有今天民进党的执政，和陈水扁当选台湾总统的现实。正是李登辉的「三化」，为反对党有可能执政铺垫了道路。 台湾当地的朋友说，这「三化」说起来容易，但实际做的过程相当艰难。因为要实行本土化和民主化，就必须首先要把台湾的政治「现实化」，或者说「真实化」。而这首先涉及到中华民国的宪法。 ●桑叶地图和万年国代 按照蒋介石时代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不仅拥有包括大陆台湾在内的整个中国的主权，而且还包括外蒙古。 1989年底我第一次到台湾时，看到台湾的地图吓了一跳，因为它比中共绘制的地图领土还大。大陆的地图像个公鸡，而台湾的地图则像个大桑叶，因为包括了整个中国大陆版图，还加上外蒙古的土地。 看到台湾的「大地图」，真感到滑稽可笑，因为依据当时的政治环境，退居台湾岛屿的国民党，根本没有能力反攻大陆、重新占领整个中国，却要一板正经地把地图包括中国大陆，还要包括外蒙古。这样一个大地图庄严地悬挂在当政要地，更增加了它的滑稽性。 台湾政治的另一个怪胎是「万年国代」，即「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永远不改选，永远当政。「国民大会」是蒋介石政权在大陆时最後一次选举产生的。蒋政权退居台湾後，无法再改选。因为无法再找到那些代表云南、山东、黑龙江各个省份的「代表」，即使找到那些省份的人，也无法通过选举获得代表性。因此，只好硬挺著不改选，维持这个国民大会的「合法性」以及它所支撑的「中华民国」拥有中国主权的代表性。 李登辉做的第一步，就是要改革台湾这种不现实的滑稽的政治体制。但他的改革遇到巨大的阻力，因为这种本土化和民主化的努力，在具有大中国情怀的人看来，等於是在搞台独。最大的阻力来自党务和军方，而原行政院长李焕和国防部长郝柏村则成为了阻力的代表。 ●郝柏村代表台湾保守的势力 跟随蒋介石打天下的郝柏村虽然以反共著称，但他在大中国情怀上和毛泽东、邓小平没有本质区别。当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大选前夕中共发射飞弹威吓台湾，美国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前往台海附近向解放军示警时，郝柏村竟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说大陆和台湾是兄弟之争。 郝柏村所代表的，是这样一群中国人，宁可把台湾给共产党「统一」，也不能让台湾独立。这和台湾一些外省籍自由主义者主张的，宁可台湾独立，也不能台湾被共产党中国统一，形成两极价值。 一些批评者认为，李登辉作风独断，排除异己。但从台湾的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进程来看，李登辉不排除郝柏村这些保守势力，台湾的民主化就无法进行。 台湾《财讯》月刊创办人邱永汉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之一，他最近撰文说，「即使李登辉接任掌了国民党党主席，那时候他离实际的权力核心还是很遥远。当时台湾省主席是邱创焕，李登辉曾经为了某个人事问题打电话给邱创焕，但是没有用，後来是郝柏村打电话给邱创焕，才解决这个人事问题。那时候，连官场里的台湾人也瞧不起李登辉，更何况是外省籍人士。」 ●修改宪法，回到现实 1993年，李登辉获得了第一个重要的胜利，那就是修改了宪法。这次修宪对台湾来说是一次政治手术，把台湾从「大中国」的梦想中割了出来。去年李登辉宣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引起轩然大波，被北京批判为鼓吹「两国论」，分裂中国。其实，中共不是一叶障目，就是故作无知。因为在1993年的修宪中，台湾就正式放弃了对中国大陆的主权，中华民国从那时起，地图就不再包括中国大陆，更不包括外蒙古了，而是仅仅包括台澎金马四个岛群而已。 通过这次修宪，中华民国主权不再包含大陆，而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一些大中国情结者批判李登辉的修宪是搞「独台」，但实际上李登辉是把台湾的政治领向现实，不再生活在虚幻之中。 修宪，导致国民党内那些忠於大中国理念者无法再忍受，於是一些政治人物从国民党中出走，成立了「新党」。但这个曾一度被视为将导致台湾政治演出「三国演义」的政治集团，不久就显示出是「泡沫政党」，到这次大选推出一个从始到终都不是新党党员的流氓文人李敖作为「总统候选人」，显示出这个党不仅是泡沫，而且已是熄灭的泡沫。在台湾这样已经有相当的新闻和言论自由的地方，这个党所以被人民淘汰，就是因为它的出现和发展都不是符合民意潮流的。 ●废省导致和宋楚瑜的决裂 李登辉领导台湾政治走向真实的第二步是「废省」。中华民国自订下辖两个省：台湾省和福建省。台湾省，实际上管辖的就是除了台北、高雄外的台湾本岛，只不过为了支撑「中华民国」是代表包括大陆的全中国，而故意在台北市上叠床架屋，又建立了一个「台湾省」。而福建省更显得牵强，因为下面只有「金门、马祖」等几个小岛。当年访问台湾时，在电视上看到「福建省长」时，总有政治玩笑的感觉。 李登辉决定废除福建和台湾省，导致了他和原来的亲密助手宋楚瑜的矛盾，以致最後的决裂。宋楚瑜虽然当年鼎力支持李登辉，但他心底仍是一个「大中国主义者」。当李登辉决定废省时，他不可忍受了，因为不仅他理念中的「大中国」受到刺激，而且他的「台湾省长」职务也意味著取消了，他的权力直接受到削弱。 不知情者把李登辉和宋楚瑜的分裂说成是「权力之争」，实际上李登辉作为总统，不需要和一个省长争权力。他俩的根本分歧在理念上，这是一种无法修复、无法妥协的分歧。 ●走出「皇帝的新衣」 第三步是宣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直接挑战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共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要逼迫台湾成为中共统治下的一个省。李登辉的两国论，等於说出了台海两岸政治真实，因为所谓的「一个中国」今天是不存在的。「中国」这个政治概念，很象中国人崇拜的「龙」，纯粹是想像的产物。如同现实中根本没有「龙」这种动物一样，在海峡两岸，其实也根本没有「中国」。有的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这两个各自独立（至少）了五十年的不同国家。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国旗、国号、国歌、军队、货币、护照、政府、外交和符合一个国家存在的主要条件。 第四步，不再恐惧民进党赢得大选，而是著重在「政权和平转移」，建立多党轮流执政的真正民主制度。 有些人惊恐说「台湾变天了」，其实变的不是天，而是台湾的後威权制度，外省人的优越感和永久统治地位。在中国长达五千年的历史上，在中国专制文化的背景下，台湾第一次有了权力的和平转移，这简直是个奇迹。而这个奇迹，没有李登辉12年的呕心沥血，是没有可能这麽快发生的。 1991年，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在他论述全球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名文「民主第三波」中说，保守的儒家文化不是反民主，就是难以兼容民主。他不无悲哀地预测，台湾如果有了民主，也可能像日本的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那样，国民党一直掌权。但仅仅十年，台湾的总统大选就打破了亨廷顿的预测。 李登辉所促进的权力和平转移制度的真正意义在於，通过民进党的执政，台湾人今後就不会再恐惧反对党执政，不再恐惧没有国民党会怎麽办。而是习惯於多党轮流执政的民主体制，使台湾走向真正的民主与政治稳定。 正像陈水扁曾赢得台北市长一样，做不好，四年之後再被人民选掉。民进党也可能四年後在选举中失败，被国民党或者亲民党取代。民主就是你上我下，而不是我永远是民，你永远是主。一种制度的建立，其意义远远大於具体哪个党获胜。因此，《华尔街日报》社论说，国民党失败了，台湾的民主胜利了。李登辉成为「民主先生」。 ●李登辉不是藤森，是杰佛逊 《华尔街日报》所以这样高度评价李登辉，因为就在大选前一个多月，《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孟杰慕（James H. Mann）还在他的专栏中预言，李登辉可能制造台海局势紧张，然後宣布戒严，推迟大选，从而继续当总统。还有人猜测，李登辉可能会像秘鲁总统藤森那样，修改宪法，延长自己的总统任期。而且以国民党的庞大资产，控制情治单位的能力，在立法院的大党地位，以及李登辉在台湾的巨大威望，做这样的选择不是没有成左渐i能。 但李登辉的理念中没有藤森，而是华盛顿和杰佛逊。他的选择使孟杰慕等预言家跌破了眼楮，给台湾的历史刻下了一个里程碑。 蒋介石去世时，当时一千多万人口的台湾，有百万人抬棺、瞻仰。然而在今天，有几个人尊敬这位独裁者？李登辉如果不推动台湾的改革，他将会极尽荣耀地卸下党主席职务，绝不会像今天这样被人包围住宅逼迫辞职。但李登辉做这样选择，历史和未来的台湾人会给他真正的尊敬。 ●李登辉路线的核心是「跟随民意」 李登辉推动台湾的民主化、本土化和现代化，并不是当年那个农业博士有了神奇的力量，而是他有了权力後，跟随了民意。因此「李登辉路线」才能够实行，得到人民的拥护。 台湾的民意是什麽？这场总统选举再次显示了，台湾的民意就是，绝不接受中共的统治，不管是以「一国两制」，还是其他花言巧语的方式。不仅不接受，由於新闻自由带来的充足资讯，台湾人民对中国的专制统治深恶痛绝；而且对中共动不动以武力威胁，极为反感。 台湾的这种民意可以从过去几年的民意测验结果看出。自1990年之後，台湾行政院陆委会每个月委托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等不同部门做的民意调查显示，支持「一国两制」的比例最高一次才是9.9％，始终有70％的人反对。 1999年4月，中华欧亚学会做的调查结果是，94％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华民国是个国家，89％的民众不同意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下的一个省。 同年9月，在台湾宣示两国论後做的民意调查显示，65％的台湾民众赞成李登辉提出的「两岸是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对中共的一国两制，90％的民众表示反对，成为台湾历来民调的最高点。 四年前台湾第一次选总统，中共发射飞弹威吓；这次选总统，中共发射白皮书飞弹，文攻武吓。朱熔基在台湾大选前夕对台发表的恶狠狠的讲话，让台湾的统派都大倒胃口，更何况那些本省人。在台湾，朱熔基被称为「全世界最丑恶的男人」。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则是「全世界最愚蠢的男人」，而江泽民是最傻笑的男人。连中国人民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男人」统治，更何况一天都没被中共统治过的台湾人。 ●台湾人为何拒绝统一 因此，台湾的民意，不仅过去是，今後仍然会是拒绝北京的统一，拒绝共产党的专制制度。 而且不仅共产党的专制台湾人无法接受，外来政权的永久统治也无法忍受，这就是为什麽台湾人选择民进党的原因之一。 今天，12％的外省人统治80％的当地人的历史被结束了。今後无论改造後的国民党，还是刚刚组合的亲民党，要想在台湾政治中获得权力，就不得不抛弃「大中国心态」，扬弃外来者的优越感，做一个台湾人，而不是把台湾人当二等公民。 只要北京不放弃中共代表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只要不放弃对台湾文攻武吓，台湾只能和中国渐行渐远，一步步走向独立。而且，国民党当年撤退到台湾出生的本地人，现在也已经40多岁了。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认同意识越来越淡漠。而现在20到30岁的年轻人，更没有「中国情结」。他们把中国当作和美国、日本一样的「外国」。而中共的专制，以及对台湾的凶狠霸道，只能使台湾年轻一代，对中国更没有好感，最後连感觉都没有了。有什麽力量可以阻止或扭转这些年轻人的心态和认知？这就像提出有什麽力量阻止第一代外省人走向人生的晚期一样。 都说年轻人代表著未来。被称为「台湾之父」的李登辉等明智的领导人看到了这个未来，因此选择顺从了民意，把台湾带向了民主和富裕。 陈水扁，这个被称为「台湾的儿子」的本地人成为总统，台湾的政治权力得到了和平转移，标 著台湾向民主化和本土化又迈进了一大步。 （载洛杉矶《中国之春》杂 2000年5月号） |
| “一个中国”对陈水扁的挑战 2000-04-20 |
| 无论是北京、华盛顿还是台湾民众，都在等待陈水扁5月20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似乎陈的手里有灵丹妙药，可以让各方满意。
这种期待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陈水扁不是魔术师，他的手里变不出奇迹。至少北京就不会满意，因为陈水扁无法满足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 什麽是「一个中国原则」？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1993年底美国西雅图会议上对此说得很清楚：「中国只有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不久前北京公布的对台「白皮书」对此做了三条解释：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中共「一国两制」方案的核心是：北京是中央，台北是地方政府。陈水扁的就职演说有什麽「法宝」能满足北京的这种「对台底线」？ ●陈水扁的两个「败笔」 陈水扁还没有执政，就已经有了两个败笔。第一是扁阵营在大选期间放风说，陈水扁可能会是尼克松，意思是说，最右的人反而可能做出重大让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提法。当年尼克松是拎著牺牲台湾、让中共进入联合国当常任理事国这样重大「礼物」去的北京。所谓「打开」北京大门，毋宁说是打开联合国大门，请北京进来。 尼克松是以牺牲台湾利益为代价和中共做的妥协。今天陈水扁有这样重大的礼物送给北京吗？台湾能牺牲谁？只能牺牲自己。如果陈水扁本人愿意当尼克松，台湾的选民能答应吗？ 自1990年之後，台湾历次民意调查，反对「一国两制」的比例始终高达70％。1999年4月的调查结果是，94％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华民国是个国家，近九成人不赞成「一国两制」。在民主选举的社会条件下，这个民意陈水扁无法违背。陈可能会是尼克松这种提法，会使北京产生幻想。而一旦幻想破灭，後果会比以前更糟。 第二，陈水扁当选後，不断刻意宣称「三不」：两国论不入宪；不改国号；不就统独举行公决。这又会给北京提供幻想空间。因为对方还没怎麽施压，你这一方就一路後退。导致对方更迷信威吓，企盼你再让步。 所谓「妥协」，必须是双方都有让步的意愿。如果北京有这种迹象时，台湾再提出「三不」作为善意回应也不迟。现在北京丝毫没有让步，台北却一个劲地说「软话」，只能助长中共继续对台施压、以迫其更多让步的幻觉。 ●中国和龙，都是想像的产物 也许，陈水扁的用意是通过说「软话」，来获取北京的信任，缓和两岸关系。如果真是这样，只能说明这位台湾新总统对共产邪恶有浪漫情怀。 即使对国民党籍的总统，北京都认为「李登辉骨子里是台独」。对喊过「台独万岁」的民进党籍新总统，北京会认定陈水扁「骨子和肉里都是台独」。因此只要不接受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陈水扁无论用什麽样的「软性词汇」，都不可能获得北京的信任。而且想取得「邪恶」信任的想法，本身就是政治上的天真，最後也是政治自杀。 不接受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两岸翻脸是迟早的事，而且很可能就在总统就职演说之後。如果迟早要翻脸，台湾就没有必要不断说「软话」，单方面妥协。台湾应该做的是提出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应该是坚持「两国论」。李登辉提出两国论，等於把台海两岸关系从虚幻中恢复到真实。因为所谓「一个中国」，如同中国人喜欢的「龙」一样，完全是幻想的产物。现实中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中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 北京的「一个中国」说，只能导致台湾被动，国际空间被打压，更无法加入联合国。一个在全球193个国家中富有度排第18，外汇储备第三的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本身就极不公平。 要改变这种政治歧视，首先台湾自身要发出不平之声。事实上，正是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才使台湾问题成为国际媒体焦点，并得到积极回响；要求美国政府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才成为美国主流媒体和中国问题专家的一个议题。 陈水扁政府如果不继续坚持「两国论」的真实，自己先「熄火」，那麽又怎麽能期望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舆论支持台湾进入联合国的热情？ 一个以为台湾人民争取更多独立和尊严为主要竞选口号而当选的民进党籍的总统，却从李登辉的立场後退，刻意避免台湾是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事实，那麽这个新的「国家元首」不是太具讽刺意味了吗？ ●做邱吉尔还是做尼克松 有人认为，陈水扁刚刚当选，如果不向北京说「软话」，会导致北京发怒，对台采取行动。问题是，北京能采取什麽行动？不要说重量级的英美军事专家欧尼尔（Robert O'Neill）、季北慈（Bates Gill）和欧汉龙（Michael O'Hanlon）等都以大量事实指出，中共军力无法攻占台湾，而且最近连亲北京的著名美国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也撰文说中共没有犯台能力。 除了军事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危机环境，也使北京领导人无法对台动武。江泽民们现在只想「维持住统治」，全力幸存，而不是主动出击。北京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已经说明了一切。 如果台湾坚持「两国论」这一底线，中共只能再靠虚张声势的威胁，那麽国际社会就会更反感，台湾则会得到更多同情，更被国际舆论关注，同时促使美国对台提供神盾驱逐舰等高级武器。因为美国军售台湾是以中共威胁程度而定的。也就是说，中共威胁分贝越高，台湾从美国得到的具体利益和从国际社会得到的道义支持越大。 而对北京来说，不管台湾怎样做，它都会竭尽全力发展军力，直到有能力打台湾。而台湾的妥协虽然可能降低北京威吓台北的分贝，却绝不能阻止北京发展攻打台湾的武器和目标。 台湾的妥协，也许能获得暂时和虚假的台海稳定，却会失掉自身真正的利益：美国的先进武器，成为国际社会一员的可能，而继续目前这种国际孤儿的现状。连台湾发生地震都无法从联合国得到应有的援助，一旦有更大的灾难，台湾还能指望那个地震时只承诺十万美元的「大中国」吗？ 陈水扁面临的问题是，要不要用牺牲台湾人民的真实利益，来换取虚假、暂时的台海和平？陈水扁如果不能坚持「两国论」的底线，只顾眼前利益，不仅给台湾的安全和利益埋下危险的种子，而且会注定他四年以後的连选失败。 陈水扁有机会选择做像邱吉尔、里根、撒切尔那样重原则、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可以走尼克松、克林顿那些玩策略、只顾眼前小利而最终被历史抛弃的政客道路。这种选择，不仅决定他个人的得失，更关系到台湾的前途和命运。 （载台北《财讯》月刊2000年5月号） |
| 美国高收视率节目为何被迫取消 2000-04-01 |
|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Fox）名为「谁想和百万富翁结婚」的娱乐节目最近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停播取消，由此引发了关於新闻道德和责任的一场辩论。
澳洲媒体大亨梅铎旗下的「福克斯」电视台，是排在美国传统三大电视台ABC、NBC、CBS之後的第四大台。再加上有线电视台CNN，构成美国的五大电视台，相互竞争极为激烈。 「福克斯」电视台为了争夺观众，绞尽脑汁出新招，近年推出了「当你的宠物疯了时」、「全球最差的驾驶者」、「全球最吓人的警察录相带」、「全球被录下的最惊恐瞬间」等刺激性娱乐节目，虽都获得很高的收视率，但被评论界批评为没有品味，是「小报性节目」。英文媒体评论界使用的「小报」（tabloid）概念是指品味低，哗众取宠，不严肃的大众媒体。 该电视台在二月下旬推出的「谁想和百万富翁结婚」节目，收视率超过了其他所有电视的同类节目，观众达两千三百万，等於每11个美国就有一人观看。该节目内容是，在自愿报名的徵婚男女中，挑出一位百万富翁男子，五位女性，由这位富豪当场在首次见面的五位小姐中选新娘，选中後现场举行婚礼。白色婚纱飘逸的新娘，西装革履映照的富翁，简直成了当代男女的梦想联姻。全美有成千上万的女子报名参加这个电视节目，希望成为一夜致富的幸运之妻。 ●媒体犯规，谁来管制 这个节目虽然一炮打响，但却立即受到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大报以及其他电视台等严肃媒体的批评，认为这样的节目损害美国人的道德观，这不是爱情婚姻，是赤裸裸地和「金钱」结合。更有批评者尖刻地质问：这和在「红灯区」找妓女又有什麽两样？ 在新闻媒体的严厉批评下，连广告公司也不情愿向这个节目提供广告。而且这场一见钟「钱」的婚姻，蜜月第一天新娘和新郎就发生口角，两天後两人「分居」。随後媒体又挖出，富翁新郎隐瞒了曾殴打并威胁要杀死原女友的历史。 最後福克斯电视台总裁宣布，取消重播这个节目的原定计划，随後又宣布永远取消这个收视率高达二千三百万人的娱乐节目。该总裁并表示，要对福克斯电视节目做一次重新评定和检讨，以杜绝这类小报性的煽情节目。 福克斯的「谁想和百万富翁结婚」节目被取消，相当反映美国媒体的自律精神。在美国，媒体出现格调低下的节目，不是由某种机构下令禁止，更不是由政府决定是否取消，而是由新闻界的批评来制约。也就是说，媒体一旦「犯规」，不是由行政手段来制约或处罚，而是通过新闻批评来约束，由此形成一个比较健康的新闻环境。 而在中国和香港，则表现的是另外两极：中国所有媒体的行为完全被政府左右。香港则难有严肃媒体的立足之地，小报性新闻铺天盖地（无论电视还是报纸），新闻界的批评不仅软弱，而且毫不起作用。而广告界更不会像美国这样，有社会责任意识，对过份渲染暴力和低级的媒体，拒绝给予广告。因此，无论在大陆还是在香港，都不会有健康的新闻环境。 ●人咬狗才是新闻 美国新闻评论界的专业杂《容汇》（Brill’s Content）今年三月号刊出一份有关媒体的调查，相当反映美国媒体的现状。 这份在822名美国民众中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人们对媒体的小报倾向相当不满。有76％的回答说，全国性媒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於联邦预算、教育政策等信息，三分之二的人认为媒体过份热衷於报导像小肯尼迪飞机失事细节这样的新闻，只有18％的人认为这样的消息还不足。 虽然美国人强调知情权，但有高达91％的人认为，媒体不应用长焦镜头拍摄小肯尼迪飞机失事後其亲人在自家庭院中的悲伤场面，同时有82％的人回答，电视当时播放的小肯尼迪在机仓中的尸体，他们拒绝观看。而且有76％的人认为，死刑场面不可在电视上播放，而且表示播发他们也拒绝看。 美国的媒体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即强调反常的事情才具有新闻价值。因此，报纸上多是天灾人祸，对爆炸案、飞机失事、洪水、总统丑闻等铺天盖地、挖地三尺地报导。而对像克林顿夸赞美国各项成就的国会谘文，则轻描淡写。美国经济今年达到连续增长109个月，出现建国两百年来最繁荣景象，但媒体上却很少有「形势大好」的歌颂，反而多是将有「通货膨胀」的警告。由於媒体上多数是「坏消息」，以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感叹，他只有看体育版时「才感到人类的成就」。 ●媒体主要掌握在左派手里 60％接受调查的人认为，总体而言，全美国的实际情况比媒体上报导的好得多，媒体贬低了现实。另有近一半的人批评媒体挖掘新闻已过了头，有点走火入魔。 对克林顿性丑闻，56％持民主党理念的人认为，媒体追过了头，报导太多。而持同样看法的共和党民众则仅有48％。同项调查显示，对媒体满意的人，民主党观念的民众占58％，而共和党观念民众仅占35％。 这个数字显示，美国的媒体主要是掌握在左派（自由派）手里。两年前一项问卷结果是，有五成的美国编辑记者认为自己是自由派（liberal），二成是保守派（conservative），三成是独立派（independent）。这次的调查显示，47％的民众认为，媒体比他们更是左派，28％认为媒体比他们保守，只有16％认为媒体和他们理念正相同。 在美国的「左派」、「右派」之分中，有49％的民众相信，记者比他们「左」，这种看法在年纪大的民众中更明显，占58％；认为比他们「右」的仅占32％。有74％的共和党理念的民众认为媒体比他们「左」，只有7％的人认为媒体反映了他们的想法。这个数字显示美国媒体在整体上更倾向於民主党，是左派的代言人。 但在整体评价上，45.5％的民众对媒体感到满意；不满意的占44.6％。对记者是否也应像医生那样发放执照，50％的人不同意。它说明多数民众对自由媒体还是持肯定看法。 ●电子媒体对传统报刊的威胁 电脑网络新闻的出现，相当威胁电视和印刷等传统媒体的存在。美国是使用电脑网络人数最多的国家，这项对此问题的调查，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电子新闻和印刷媒体的竞争前景。 调查结果显示，全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人从电子网络上寻找特定新闻，而且由於年龄、教育程度和性别的不同而有区别：29岁之下的占45％；30到49岁的占40％；50岁以上的占27％；大学以上文凭者占46％；中学以下教育程度者占16％；男女比例是37对28。 调查者预言，随著中、老年人逐步获得电脑教育，以及教育程度高者数量增加，电子新闻将对传统新闻构成更大的冲击。 但美国的这项调查也显示，电子新闻并没有取代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的迹象。例如，在被问到如果总统被暗杀，你到哪里看新闻时，77％的人回答是电视（其中28％回答说会去看CNN）；8.7％说电台；3.6％看报纸；而回答会去看电子新闻的只有4.7％。 虽然美国几乎所有的知名报刊都已上网，但49.5％的人回答，他们还是从电视上获得新闻；从报纸上看新闻的占25.5％；电台和杂占16％；从电脑网络获得新闻的仅占4.9％。 但当问到「如果股市大跌一千点，你到哪里看新闻」时，说看电视的降到49.9％，电子网络新闻则上升到11.4％。而且对股票市场逐时变化，50％表示会从电脑网络上追踪。 因此调查者预言，电子新闻有相当大的潜力今後垄断消费品购买、股票交易等信息市场。尤其是在新一代年轻人中，24％的人回答「如果股市崩盘」，他们会首先看电子新闻，而说看CNN的居其次，占17％。 ●美国媒体的三个趋向 从美国的新闻调查可以看出三个趋向： 第一，美国的媒体基本被左派掌握，它相当接近民主党的「追求平等，照顾穷人，注重福利，强调政府功能，扩大政府权限」的理念，从而和强大的基督教教会势力（美国人相信有上帝的占91％），以及强调家庭价值、充分市场经济、削减福利、自由竞争等理念的共和党相抗衡，并有把美国经济拖向欧洲福利社会的倾向。 第二，虽然美国媒体持「人咬狗才是新闻」的价值观，注重报导坏消息，但多数美国人仍肯定媒体严密监督政府、对现实持批评态度的作用。 第三，虽然电子媒体对传统媒体构成挑战，但并没有取代迹象，只是在股票交易、消费品购买等服务性的商业领域显示优势，在重大政治新闻上，人们仍是看重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体。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4月号） |
| 陈水扁当选，民心所向 2000-03-21 |
| 当世界把镁光灯对准台湾新总统的时候，它不仅摄下了陈水扁胜利的微笑，更照亮了台湾的新纪元。
陈水扁的当选，不仅结束了国民党王朝在台湾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更有意义的是，在具有同样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民中，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权力交接。虽然四年前台湾已经进行了直选总统，但当选的李登辉还是当年蒋经国用「你办事，我方向」的方式亲手内定的延续。而这一次才是在没有任何权力私自相授的情形下，台湾人民一人一票选出总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权力和平转移。 四年前台湾第一次直选总统时，中共用飞弹恐吓，结果适得其反，台湾人民选择了北京最不喜欢的李登辉为总统。而这次中共毫不接受教训，又发布「白皮书」，用「三个如果」威吓；更有朱熔基在大选前两天，满脸凶相地对台湾发表充满威胁的讲话。於是中共再次得到了和它的企望相反的结果：勇敢的台湾人民再次高举选票，对北京说「不！」 在台湾的观察家们认为，正是北京的不断打压、威吓，才把台湾一步一步地打向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同时更加厌恶中共的现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南海的领导人才是最大的台独份子，正是他们用「你不复婚就杀死你」的威吓，才使对方决意和这种威胁者「一刀两断」。 陈水扁当选为台湾的新总统，起码有三个重要意义：首先，可以削弱甚至杜绝黑金政治。台湾的黑金政治是世界出名的，只有权力更迭，才能把黑金板结的结构上下翻抖，使「黑金」的尘土掉下去，使政府恢复清廉。 其次，陈水扁的当选不仅意味著台湾民主的走向成熟，也意味著台湾社会会有一些新的变革。当今世界，凡是独裁的，保守的政权都是打「稳定牌」，吓唬民众，如果他们不掌权，社会就不稳定，就有灾难。於是执政者永远当权。而事实是，像中国这个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国家，是世界上不稳定因素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民主国家，凡是新的领导人竞选都是强调改革、变革，只有不断变化，才会推动社会前进。陈水扁的当选，起码给台湾可能有的变革带来希望。 第三，海峡两岸多少年来一直紧抱不放的幻想气球是迟早要被戳破的。只有陈水扁当选，才能使北京减弱甚至丢掉对台湾的幻想，迫使北京回到现实中来，看清台湾的民意和人心所向。当中共清楚恐吓屡试不灵（还有反作用）的情况下，才可能和台湾进行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以大压小，以战逼和，才可能逐渐接受陈水扁政府和台湾事实独立的现状，恢复对话，从而使两岸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格局。 这次台湾大选吸引了全球媒体和许多观察家。作为《台北时报》的观选分析员，我有幸亲眼目睹了这次中国历史上首次权力的和平转移，许多感受是超出意料之外的。 初到台湾，仅看报纸和电视，真感觉国民党候选人连战当选的机会很大，因为铺天盖地全是国民党的选战广告。据当地媒体报导，国民党在广告上的花费是民进党的四倍，是独立候选人宋楚瑜的三倍以上。国民党被成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党，有两百亿美元的资产和庞大的宣传机器，包括三家日报，三家电视台等。 而对於陈水扁，除了英文《台北时报》倾向他以外，主流报纸没有一家支持他。三大报中，《联合报》和《中国时报》明显支持宋楚瑜，而被认为是台独报纸的《自由时报》则是倾向连战。重要电视台也是被宋、连势力左右。所以，从台湾的主流媒体上，根本看不出陈水扁有当选的可能。因为如果一个候选人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公开支持他，则无法形成舆论。在这种条件下，陈能胜选，几乎是创造奇迹。 这个选举结果说明，无论一个政党多麽富有，抛出多少钱做广告、买选票，无论媒体如何以「大中国情结」力推哪个候选人，都无法改变人民心中的愿望：那就是，第一，台湾人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和未来，他们绝不要看著任何强权的眼色活；第二，台湾人民要变化，多年独裁统治，如今更是黑金压顶的国民党应该交权了。第三，台湾人民实在到了该让自己的儿子当政的时候了。 置身在选民的洪流里，谁都会强烈地感觉到，任何巨额竞选经费、任何庞大的宣传机器、任何弃保理论，都不是胜选的关键。人心，只有真正赢得人心，才能赢得选票。看著那些虔诚的表情，兴奋的脸庞、听著他们发自肺腑的呼唤：「我们等了五十年了！」，真令人感动地落泪。 台湾的选举无疑向中共和大陆人民传递了清晰的信号：同是中国文化背景的台湾人民能够选举，为什麽中国人民不能？统治海峡两岸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两个当：国民党和共产党，其中一个已经被淘汰，另一个的寿命也屈指可数，没有哪个党可以永远当政。 （载香港《争鸣》月刊2000年4月号） |
| The significance of a Chen Shui-bian election victory 2000-03-20 |
| As Taiwan goes to the polls today, a New York-based political analyst argues that a Chen victory will best protect Taiwan's security and have a much greater significance than a victory by any other candidate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Saturday, March 18th, 2000 In the final sprint in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topic of which of the three candidates -- Chen Shui-bian, Lien Chan or James Soong -- will win became a heated topic of conversation and media speculation not only in Taiwan, but also in the US. Recent editions of The New York Times, The Los Angeles Times and Business Weekly gave more coverage and analysis to the DPP's Chen Shui-bian, which gave this observer a certain feeling: perhaps the KMT dynasty has finally come to an end. The US media gave Chen a lot of ink for two reasons: the American press believes that political parties should take turns holding power, and that no political party should stay in power forever and become a dynasty. Now the best way to end the KMT dynasty is to vote Chen into office, according to observers. There are four significant things to consider if Chen Shui-bian should win the election oday. First, it will cut down on the practice of "black gold" politics if not eliminate it completely. Taiwan's "black gold" politics is well known around the world. James Soong, the independen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who says he is "free from corruption" allegedly has more than US$8 million (equal to the US president's salary for 20 years) that he cannot explain. Obviously, he had the opportunity of sharing in ill-gotten gains because he had been a top official of the KMT, and he was found out only because he fell out with his former boss. Nobody knows how many other "James Soongs" there are in the KMT. What people do know is that, with billions of dollars in funds, the KMT is one of the richest parties in the world, and it has set aside more than US$60 million to play the vote-buying game,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in The New York Times. One of the major reasons that engendered the "black gold politics" is the KMT's prolonged rule in Taiwan. It has ruled the country for more than 50 years, and if one adds its period of power in China, its length of holding power surpasses tha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y party will become corrupt after such a long time of ruling, and only shifts of power can shake the stout constructions of "black gold politics." Second, a Chen victory will show how democracy in Taiwan has matured and indicate that changes in society are in store. As mentioned b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f the KMT is voted out of office today, it will be a victory for Taiwan's democracy. The change in political parties will show the world that Taiwan is moving in the direction of a mature democracy. Without a doubt, the more democratic that Taiwan society is, the more support it will wi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from the US. If Chen Shui-bian wins today, it will not only upgrade the country's democracy but also bring hope for a change in Taiwan. The major selling point of the KMT is that it wants to maintain the nation's "stability." Actually, the KMT slogan sounds very similar to the slogans uttered by tyrants in Beijing. An interesting phenomenon in world politics is that all the dictators and retrogressive political powers play the card of "stability" when they are in trouble, warning that there will be turmoil, disaster and war if they are not in power. Therefore,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them to stay in power -- and forever -- or so they say. In Western democracies, all parties emphasize "change" when it comes to election time. Because only "change" can push a society to make progress and push a government to become more efficient. Does change generate instability? Experiences in the West indicate just the opposite. The US is also having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is year. Both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parties say they want "changes." Leaders and candidates in the US call for changes and make changes all the times, and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changes, the shifting of power and the checks of balances of the government, the US is now the most prosperous and stable country in the world. In stark contrast, Beijing's leaders are the zealous advocates of "stability" and they stress "stability over everything." Ironically, China is one of the most unstable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even a spiritual group of the old, weak, sick and disabled are perceived as being able to knock the government down. It well explains how shaky Chinese society is. It is thus clear that elements of instability are lurking around when politicians emphasize "stability." Third, it will not worsen Taiw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if the voters of Taiwan elect Chen as president. Indeed, it will forc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accept the de facto independence of Taiwan. Just because Beijing believes that threats work, it incessantly uses them. When the people of Taiwan stand up and vote "no" to intimidators and put Chen in power, Beijing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consider negotiations under equal status -- state-to-state -- with the country, because almost all Western experts believe China simply has no military strength to actually carry out an attack on the island nation. As Stephen Yates, a senior fellow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in Washington, recently remarked, Beijing can only begin a serious dialogue with Taiwan when it truly understands military threats will not work. Fourth, the issue of independence and reunification will cease to be major issue in Taiwan's futur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f voters put the DDP in power now. Western scholars generally agree that China's military strength will be equal to that of Taiwan in about five years. Obviously, it will be less advantageous for the Taiwanese people if they wait for another four years to vote the DPP into office, because by then China may have the capacity to attack the country. At this point in history, there is the least risk -- and the best opportunity -- for voters to elect Chen now. Having no other tricks to play, Beijing simply would have to recognize the reality of Taiwan and deal with a Chen government. Gradually the issues of independence and reunification will become less and less significant and will not be big topics of debate in futur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Taiwan. Instead, other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policies will be the focus of candidates as they campaign across the nation. If voters choose Lien Chan today, will they be prepared to re-elect him and the KMT again in 2004 when China's military power becomes stronger? If so, not only will the KMT dynasty continue, but Beijing's belief in threats will be confirmed. The communist dictator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not only forbid their own citizens to choose their leaders, but even attempt to disallow the Taiwanese, a people who have never been ruled by the communists, to choose their own leaders freely. How overbearing these dictators are! Will the people of Taiwan resign themselves to such bullying now and again in 2004? If Chen wins today, then four or five years later, China will hardly find any reasons to attack Taiwan, even its military strength equals or surpasses that of Taiwa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not tolerate any Beijing offensive. Therefore, in this reporter's opinion, a Chen victory today will best protect Taiwan's security and have a much greater significance than a victory by any other candidate.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 The beginning of Taiwan's new era 2000-03-20 |
| The Taipei Times
Monday, March 20th, 2000 Using the ballot, the people of Taiwan cast out the 50-plus years of KMT control and voted for a new beginning for Taiwan. And for the first time in modern history, the Taiwanese have become masters of their own country. The election clearly shows that the Taiwanese do not surrender to threats -- neither those of the Communists nor of those of the Nationalists -- and they do not accept the so-calle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ormula. They have a high regard for their own dignity and their own sovereignty. The election shows that the Taiwanese are tired of the half-century-long one-party rule and fed up with "black gold." They want a fresh new leader, who has no bureaucratic baggage, to bring some real change and new hope to Taiwan's future. The election demonstrates the maturity of Taiwan's voters. The shift of power means the beginning of a real democracy. Although the three main candidates ran neck and neck, the result was not clear until election day and the campaign rallies always had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but there was no chaos or violence during the whole election process. The election also sends a clear signal to the people and leader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ait that if, under the same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Taiwanese can have a successful election, so can the Chinese. If the rule of one of the two strong parties that each governed a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for more than 50 years has reached to its end, the other will not survive too long. The greatest significance of the election is not which candidate won, but the victory of the Taiwan people's free will. They voted to decide their own fate and own future, and they voted to join the worldwide trend of democracy. Chen Shui-bian's win means an end to strongman politics. It will be good for producing a small government and big society in Taiwan and it will also help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native Taiwanese and mainlanders. Faced with the outcome of the election, Beijing will certainly use all its propaganda machinery to turn up its war threats to full volume to create a tensions across the Strait. No matter how Chen expresses his intention for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Beijing is simply convinced that Chen wants independence with every fiber of his being. However, like all of its previous wars of words against Taiwan and other democracies, China simply has to cool down and face the Chen government; what other tactic they can use? Carry out a real military attack on Taiwan? Well, when it comes to real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simply not as brave as those bold pro-reunification media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The Communists' history has proved countless times that, like all thugs, no matter how reckless they may appear, when weighing true gains and losses, they are the most realistic of all. Who will believe that dictators of Beijing will exchange real power for an illusion of controlling a people they have never ruled for a single day? Of all Beijing's top policies, stability is above and beyond everything. And nothing could shake China's stability harder than carrying out an abortive war against Taiwan. Faced with mountains of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the Communist Party simply doesn't dare to gamble on its own power for Taiwan. They are not in the dark over the fact that Taiwan is a raising democracy and China is simply surviving as a dictatorship. To keep breathing is lucky enough for Beijing's leaders; where is their strength to attack the free world? If the peaceful exercises of Falun Gong could scare them to death, they can have no doubt that a war would bury them. Therefore, after all the fu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accept Taiwan's reality and deal with the Chen government. Only then can a serious, equal negotiation begin -- and only after China treats Taiwan equally will reconciliation be possible. Cao Chang-ching is a New York based writer and journalist. He is a special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alyst for the Taipei Times. |
| US and India look at joint effort to contain Chinese 2000-03-20 |
| CLINTON IN ASIA: The first tour of the area by a US president in 22 years began yesterday and is expected to focus mainly on a new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By Cao Chang-ching（曹长青） SPECIAL TO THE TAIPEI TIMES, NEW YORK The Taipei Times Monday, March 20th, 2000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began his five-day visit of India yesterday, making it the first US presidential visit of south Asia in 22 years. Although Clinton will stop briefly in Pakistan and Bangladesh, New Delhi is top of his agenda. Despite the administration's claim that the purpose of this state visit is to mediate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and to persuade both countries to sign a treaty banning nuclear tests, its main focus, however, is to seek a new strategic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and expend U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influence in South Asia. A partnership of the world's two largest democracies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sian politics and military strategies, and a military alliance of US, Japan, India, Philippines, South Korea and Taiwan will contain China's military expansion and influence in Asia. Ever since its independence from British colonization in 1948, India had been hostile towards Western countries fo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and its economy closed until 1991. Both its politicians and intellectuals resisted the West. During the cold war, when Western countries allied against Communism, India took nonalignment policy but friendly to Soviet Union.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that caused the change of India's policy: First, over the Keshmir conflicts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the US mediated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clearly backed India, which won favorable impression from India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as well. Second, the US embarked an economic sanction against India because it had carried out five nuclear tests in 1998. New Delhi wishes to use this opportunity of Clinton's visit to explain its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and to seek US's removal of its economic sanctions. Third, India feels more and more military pressure from China. Hostility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has never ceased not only because the 1962 border war, which India lost, but also because China's long time military support, including nuclear technologies, to Pakistan. On the other hand, India's giving asylum to The Dalai Lama and his 100,000 followers irritated China as well. China has also stationed massive military forces in the India border, which causes uneasiness of India.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strengthen is own military power, India now contemplates the idea of making allies with the West, especially the US, against China. Fourth, India decided to develop its economy. Over the long period influence of Gandhi's socialist ideology and the 45 years of socialist practice of Nehru's Congress Party, India's state-owned sector weighted as heavy as those of communist countries. The Nehru dynasty brought India several decades of stagnating economy, which was described as an elephant. As a result, three quarters of the 1 billion Indians were peasants, the daily living expense of 52 percent of the people was under US$1, and half of the adults were illiterate,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s 1998 report. It was only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especially after the Congress Party lost its power to the Bharatiya Janata Party in 1993, India started to develop its economy. It needs the US as its trading partner and investment resource. From the US perspective, India poses as a huge emerging market.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the average growth of the Indian economy was 7 percent, and it can reach 10 percent if their economic reform were implemented, said US Treasury Secretary Lawrence Summers. In addition to its democratic nature, India is a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y, which is advantageous for it to catch the train of the "new economy." India is the only country in the world whose computer software exports increase 50-60 percent every year. There are about 300,000 Indian-Americans in California's Silicon Valley, who hold 40 percent of the high-tech jobs there and made US$60 billion collectively last year alone, which means an average of US$200,000 a year, according to the US press. Among those high-tech skilled personnel who received America's H-1B working visa, Indians account for 46 percent, ranging number one in rank, Chinese account for 10 percent, number two, and with five percent, Taiwanese are number five. These rich Indian-Americans, along with a total of 15 million overseas Indians, have already begun to pour money back to India. With a rapid growing economy, India also speeded up its military expansion and has already become a big regional military power: Its on ground force army is 1.6 million, the third largest after China and North Korea; its navy two fleets, a purchased aircraft carrier, and India is making its second aircraft carrier on its own. The ir force has 35 air force units with Russia Su-30 and France image 2000. India also has nuclear power, and the Agni 2 missile, which can carry nuclear warheads and was tested last May, can reach Beijing and Shanghai. Early this year, New Delhi announced a 28.2 percent increase in military spending, making it the largest single-year increase since its independence. The US obviously begins to realize the increasing value of making India an alliance in terms of counterbalance the growing power of China in Asia. The current ruling party, Bharatiya Janata, has always been tough on foreign policies. Its Defense Minister, George Fenandes, is well known for being a hawk, and an ardent supporter of The Dalai Lama. When I interviewed Fenandes in 1997 asking what would be their China policy if his party won the general election, he said they would be very tough, and would keep supporting the Dalai Lama. As a government official, he personally went to the border to receive the Dalai Lama when he escaped from China to India in 1959. A month after India's five nuclear tests, Fenandes declared publicly in a TV interview that China, not Pakistan, is India's "potential threat number 1." The New York Times remarked that there is no other country's defense minister has such courage to challenge the Red China. Facing China's increasing threat over Taiwan, having India on the US side is important, and a trilateral strategic alliance of US, Japan and India will mak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rder to contain China. |
| 台湾的新纪元 2000-03-19 |
| 台湾人民用选票结束了国民党50多年的统治，开创了台湾的新纪元，使台湾人民第一次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
这次选举表明，台湾人民绝不屈服於恐吓，无论是来自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台湾人民也不接受所谓的「一国二制」。他们更看重自己的尊严和平等的地位。 这次选举显示，台湾人民厌倦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一党统治，受够了黑金政治的困扰。他们要一个没有官僚包袱，没有黑金压顶，能够真正变革台湾社会，能够给台湾的将来带来新的希望的新的领导人。 这次选举证明，台湾的民主走向了成熟，权力的交换意味著真正的民主的开始。虽然这次选举三强鼎力，势均力敌，而且近几个月的竞选，尤其是选举逼近时的密集造势大会，动辄几万人，但整个选举过程平和，没有发生任何严重暴力事件、冲突和混乱，每个竞选人的主张、观点都得到充分表达。 这次选举也向海峡对岸的人民和领导人传递了清楚的信号，如果同是中国文化背景的台湾人民能够选举，那麽中国人民也一定能。统治两岸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两个党：共产党和国民党，其中一个已经被淘汰，另一个的寿命也屈指可数了。 这次选举重要的并不是谁当选，最重要的意义是台湾的民主胜利了，台湾人民的自由意愿胜利了，台湾人民用选票成为自己的主人，主宰自己的命运和将来。用选票加入了世界的民主潮流。 陈水扁当选表明台湾强势政府的结束。一个不是强人的总统更可能促进台湾走向小政府，大社会，更有利於族裔和解，抚平台湾的省籍裂痕。 面对这个选举结果，所有北京可能做的就是把对台湾军事威胁的分贝放大到极点，动用一切宣传机器恐吓台湾。虽然以陈水扁的政治智慧，他就职後不会选择刺激中共的政策，而是会向北京摇动橄榄枝，提出缓和与大陆的关系，强调和北京对话、合作，但北京不会相信，因为他们认定陈骨子里是要台独的。所以，在一段时间里，或至少在陈水扁5月22日就职之前这段时间，会动用一切威吓手段，在台海造成紧张空气。 但是就像北京以往对台湾和其他民主国家扔语言飞弹一样，在语言的狂轰乱炸之後，他们只能冷静下来，因为没有任何其他可以使用的手段。面对是否真要向台湾开战这个现实的时候，中共政府可没有海峡两岸那些亲大中国、渲染战争的媒体那麽勇往直前。 共产党的历史无数次地证明，就像所有的恶棍一样，面对真正的利益得失的时候，他们比任何人都实际。有谁相信北京会为了台湾这个它从来没有统治过的土地和人民而牺牲掉他们手里已有的权力呢？ 在中国所有的政策中，稳定是第一位的，是压倒一切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没有任何势力能比向台湾发动一场中国注定要失败的战争而更使北京不稳定的了。面对台湾本身超越解放军的军事实力，面对强大的美国对台湾的坚决保护，面对中国国内政治经济的的严重问题，中共怎麽敢拿自己的权力去赌台湾？中共不是不清楚，台湾是一个崭新的、冉冉上升的民主国家，而中共只是仅有的几个幸存的共产独裁专制之一。它已经没有了向自由世界进攻的气数，能够残喘已经是幸运。如果连以老弱病残为主的修心健身的团体法轮功都能把中共吓坏的话，那麽他们更不会怀疑，一场战争会把自己埋葬。 所以，在所有的恐吓、喧嚣之後，中共政府只有接受台湾的现实，接受台湾人民的选择。在无可奈何中不得不承认民进党执政的现实，不得不和陈水扁政府打交道。只有两岸都放弃半个世纪以来的幻觉，从真实和现实出发，才可能开始真正的谈判。在中国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尊重台湾的平等地位的情况下，两岸关系才可能缓和，台海局势才会更和平、稳定。 （载台北《自由时报》2000年3月19日） |
| 陈水扁当选的意义 2000-03-17 |
| 台湾大选进入倒时针阶段，三位主要总统候选人陈水扁、连战和宋楚瑜，到底谁能是赢家，不仅是全台湾的话题，也是美国媒体的报导重点。近日美国《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和《商业周刊》报导和评论台湾选情时，对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的竞选活动报导得比较多，并倾向於认为，近百年的国民党王朝这次要结束了。
美国主流媒体所以这样报导和评论，不仅因为台湾的选情给他们这种感觉，更因为从美国这样成熟的民主社会看问题，更倾向於认为，民主起码意味著政党轮替，不能一党永久执政，成为王朝。 而目前结束国民党王朝的最好方式，就是民进党候选人赢得这次总统大选。如果陈水扁获胜，起码有这样四个重要的意义： 第一，削弱直至杜绝台湾的黑金政治。 台湾的黑金政治是世界出名的。三位候选人中打「清廉牌」的独立参选人宋楚瑜，最後都被揭出有八百万美元（相当美国总统二十年薪水）来路不清的款项，而原因之一是宋楚瑜曾是国民党的高官，有分肥的机会。只是因为他和国民党闹翻，才被揭出老底。而在国民党中，还有多少「宋楚瑜」，没有谁知道。人们知道的是，国民党是全球最富有的党，党产有几百亿美元。据《纽约时报》的报导，这次竞选，国民党就拿出六千万美元买票。 台湾黑金政治的产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一党执政时间太久。仅仅在台湾，国民党就已掌权五十多年，如果加上大陆那段历史，使它成为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 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无法想像一个党会当政这样久。这种陈年老店，自然会导致盗鼠丛生，不仅会政治腐败，政府也绝不会有效率。 美国和其他任何成熟民主国家的经验是，只有实行多党政治，政党轮替，才可能减少以致杜绝黑金政治，提高政府效率和服务民众的品质。因为只有权力更迭，才能把被「黑金政治」的尘土板结的权力结构，有上下翻抖的机会，使「黑金」的尘土掉下去，政府恢复廉洁。 当然，民进党掌权了，不等於黑金政治就会销迹。但民进党如果也走黑金政治，那麽下次选举时人民再淘汰它。 第二，陈水扁当选，不仅意味著台湾的民主走向成熟，也给台湾的社会变革带来希望。 面对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之所以同情和支持台湾，不仅是台湾的经济繁荣，更因为台湾有了民主。 《华尔街日报》最近的评论说，如果这次选举国民党失败了，正意味著台湾民主的胜利。它说明台湾真正建立了轮流执政的健康的政治环境，说明台湾的民主开始走向成熟。 台湾会因此更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舆论和人民的支持。而台湾在对抗中国的威胁时，美国人民的支持起著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台湾越民主，安全系数越大。 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这次选战的主要口号是保持台湾的「稳定」。这和北京领导人的口号有点相像。当今世界，一个显著的政治现象是，凡是保守的或专制的政治势力，都是打「稳定牌」，吓唬民众，如果他们不掌权，社会就会不稳定，就要有混乱和灾难，由此使他们继续执政，永远当权。 而在西方民主国家，每当总统大选时，不论哪个党，都强调「变革」（change）。因为只有变革，社会才有进步，政府才能更高效。西方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竞选口号是「不变革」，固步自封，要原样、要稳定。 变革是否就会不稳定？西方国家的经验证明，恰恰是政治不断变革，才可能更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社会真正地稳定，并且减少执政党腐败的机会。 美国今年也在进行总统大选，所有竞选者的口号都是变革。美国这个几乎每年都在强调变革、进行变革的国家，恰恰成为了当今世界最稳定、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 相比之下，中国领导人是全世界最强调稳定，强调到「稳定压倒一切」的地步。但中国恰恰是全球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连一个老弱病残为主的练身团体法轮功的存在，都被视为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可见这个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有多大。 第三，陈水扁当选，不仅不能恶化台北和北京的关系，反而会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接受台湾的现实。 北京之所以不断对台湾军事威胁，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威胁能够产生作用。如果台湾人民用选票选择北京最不喜欢的人当总统，向中国说「不」，中国就真的拿台湾没有办法。因为几乎所有的西方军事专家都认为，中国目前没有武力攻打台湾的军事实力。 北京唯一能做的就是恐吓。但当这种手段不起作用，又没有其他手段解决台湾问题时，他们才可能坐下来，真正和台湾对等谈判。正如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叶望辉（Stephen J. Yates）强调的，北京只有真正明白用武力威吓手段无法屈服台湾人民时，它才可能和台湾对等谈判。 第四，多数西方军事专家都评估，五年之後，解放军在台海才可能对台湾具有海空优势。因此，现在是台湾人民选择民进党执政风险最小的时机。 如果陈水扁当选，以中国没有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北京就不得不和陈水扁政府打交道。随著这样的两岸格局的确立，渐渐地，北京就不得不承认台湾事实独立这个政治现实。这样，统独问题就会越来越淡化，就不会再成为今後台湾总统选举的最大问题。而台湾的其他重要的政治、经济政策，才会成为候选人更关注和致力於去努力的目标。 而如果台湾人民等四年之後，当中国军力超过台湾时，才选择民进党，明显地条件更不利。如果台湾人民今天选择连战，是否四年之後还准备再继续选择连战和国民党呢？如果那样，不仅会使国民党王朝继续存在，而且更使北京相信它武力威吓的作用。 北京的独裁者们不仅不让自己的人民选举领导人，甚至阻挠从未受过它领导的台湾人民自由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世界上有这麽霸道的吗？台湾人民要甘心一直容忍这种欺辱吗？ 如果这次陈水扁当选，四年之後，即使中国有武力攻台的能力，北京也更难以找到理由贸然攻打台湾，而国际社会则更不能容忍北京突然对台湾动武。所以陈水扁这次当选，对台湾的安全更起保护作用。 因此，台湾人民今天选择陈水扁，比选择任何一个其他候选人都更意义重大。 （载台北《自由时报》2000年3月17日） |
| Seven surefire ways of holding China in check 2000-03-11 |
| Whatever stance Beijing takes regarding Taiwan, the US has at least seven courses of action to hold China's actions in check, according to a political analyst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Saturday, March 11th, 2000 No matter how China maneuvers, threatening or pretending to be sweet -- as it has done recently -- it simply is at the end of its rope and will not be able to do anything to Taiwan regardless of whom the Taiwan people choose to be their next president on March 18. In addition to Taiwan's own strength, Washington has at least seven courses of action to hold Beijing's reckless actions in check: First, the US Congress will vote on whether or not to grant China a 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hip status after next Saturday's election in Taiwan. There certainly will be repercussions if Beijing takes any careless actions. Beijing, of course, is looking forward to passage of the bill in Congress, for it means a green light to enter the WTO. While it will hurt the US economy to some extent if Congress doesn't pass the bill, it definitely will be much more detrimental to the China side, since US-China trade has been increasingly favorable to China for the past decade. China's surplus was US$3 billion in 1990 and the figure jumped to US$70 billion last year, which is about 45 percent of China's total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Having a stagnant economy, as it has had for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China simply cannot afford to lose such huge profits. Even though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US business groups have given powerful support to the bill, opposition in Congress and labor organizations is by no means weak. More than half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members in Congress have already said they will vote against the bill. And the hundreds of organizations that successfully messed up the annual WTO meeting in Seattle last year have moved to Washington to protest Beijing's entrance into the WTO. Second, the Senate will vote on the Taiwan Security Enhancement Act (TSEA) after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TSEA means an expansion of US military relations with Taiwan. Despite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opposition and fear of damaging US-China relations, the House passed the bill by an overwhelming 341-70 vote last month. One sees Beijing's concerns about the Senate vote when Chinese National Defense Minister Chi Haotian (浩田) emphasized to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US Pacific forces, Admiral Blair, when he was visiting Beijing last month, that "China strongly disapproves of the passage of the TSEA in the US Congress." The Senate's decision to delay the vote until after Taiwan's election also comes out of concerns over Beijing's behavior. Although Clinton has made it clear that he was going to veto the bill, his term will end in less than 10 months, and it is possible for the next US president to sign the bill. Third, the US will also discuss whether or not to provide Taiwan with four Arleigh Burke class guided-missile destroyers. This will enable Taiwan to intercept People Liberation Army missiles at certain levels. Aga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opposes the sale, but the Pentagon and many members of Congress support it. This will be the main topic at the annual US-Taiwan arms sales meeting in April. Whether China will behave itself during the run-up to Taiwan's election on March 18 will pretty much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 US will provide Taiwan with those destroyers -- because the US always decides on its arm sales to Taiwan in accordance with Beijing's conduct. Fourth, calls for including Taiwan in the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System (TMD) in Washington have increased after China's latest paper missile threat. The augmentation of China's threats increases support for the TMD,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MD will put China's potential missile attacks in jeopardy. Fifth, as an obvious warning to Beijing, US warships have repeatedly visited Hong Kong recently, and one of its aircraft carriers has been hanging around in the Japan sea. In a recent book titled Preventive Defense, former US Defense Secretary William Perry said that the Pentagon had carefully calculated just how many aircraft carriers it should dispatch to the Taiwan Strait four years ago when China fired missiles to threaten Taiwan's fir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1996. Perry said that sending just one aircraft carrier might cause Beijing to underestimate Washington's seriousness, while sending scores of ships might look provocative. The Pentagon finally decided to dispatch two carriers to give Beijing a warning and allow it to save face. The current moves of warships and an aircraft carrier in Asian waters explains the same US strategy and determination. Sixth, forging an alliance with Japan against China. On his way to visit China a week after Beijing's release of its white paper, Admiral Blair stopped in Tokyo and met with Japan's defense minister. Blair explained clearly US opposition to the white paper.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US allies in Asia, Japan may join with US forces to contain any potential China's rash actions on Taiwan. Seventh, taking India as a possible ally. President Clinton will visit India for five days beginning on March 20. It will be the first US presidential visit to India in 22 years, and it will make some impact on Asia's military strategy. It is possible for India to form an alliance with the US against China. While directly confronting only Pakistan, India has always considered China its "No 1 adversary," not only because of an old border grudge between the two, but also because it is the strongest backer of Pakistan. Over the past seven years, India's economy grew 6 percent on average, and speedily augmented its military strength. It also successfully conducted five nuclear tests in 1998, and produced long-range missiles that can reach Beijing and Shanghai. Moreover, India stated recently that it would increase 28 percent of its military spending, making it the largest increase in half a century. Conclusion Faced with all these constraints, it is impossible for Beijing to take any actual action besides launching paper missiles. Therefore, as long as the Taiwanese people are not afraid of this kind of threat, the paper tiger's true face -- China -- will come out in the wash. The Chinese leaders' recently softened tune came only after Washington's strong opposition to the Feb. 21 white paper and the Taiwanese people's distinctive unyieldingness to threats. This show best explains the nature of all thugs: bully the weak and give in to the tough. Therefore, the people of Taiwan should understand clearly that both strength and justice are on their side.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 对北京说「不」 2000-03-01 |
| 中国发布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虽洋洋洒洒一万一千字，但除了和北京以往对台政策文件完全同样的共产腔调以外，唯一的变化是增加了一条：如果台湾无限期拖延和大陆统一，不排除对台动武。
北京此时发布白皮书主要有两个用意： 一是对美国使眼色，威吓华盛顿不要向台提供防御性武器。白皮书说得很清楚，警告美国不要挡在两岸统一的路上。 二是警告台湾选民，必须接受北京的「一国两制」方案，不要选择北京不喜欢的候选人。北京倾向於所谓独立候选人、满身黑金政治说不清的原国民党统派主将宋楚瑜。 美国朝野对北京白皮书的反应可谓同仇敌忾。无论是柯林顿政府、五角大楼，还是学界、主流媒体，更不要说群情激昂的国会，异口同声谴责北京。美国主要三家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的社论都认为，北京不仅是威胁台湾，也是挑战美国和民主价值。 英、法、日、加和澳洲的报纸一面倒批评白皮书。一位前白宫资深官员说，「白皮书显示，北京不仅误读了台湾现实，也误读了美国政治。」白皮书的效果，可能像中国四年前在台海飞弹演习一样，效果适得其反。 ●有猎人，不怕「狼来了」 现在的关键是台湾的反应。台湾「陆委会」已发表声明，反驳白皮书的观点，但显然是出於选战的考量，其调子很软，而且刻意回避了「两国论」。 台湾民众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如果台湾人民像四年前一样不被吓住，勇敢地对中国说「不」，北京会再次成为大输家。 人类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威吓从来不灵，尤其威吓者没有实力时。有些台湾人担心，总说「狼不会来」，一旦真的来了怎麽办？事实是，如果解放军真的是「狼」，那麽它面对的不是无知无能的孩子，而是至少有两个大小「猎人」：国军和美军。 西方研究两岸军事的专家几乎一致认为，国军在空、海领域都比解放军有优势。解放军运送兵力的能力现在只能每次约两万人，目前连把20多万军人从陆地上运到蒙古或越南的能力都没有。而台湾训练有素的陆军就有25万，而且海峡作战的常规比例是20比1。即一个台湾守兵可对付20名侵略者。 虽然北京从俄国购置了战机、驱逐舰等，但是人类军事史上没有哪个国家靠购买一、两件武器就可以成为军事强国，更没有可以成功地隔海作战的。而且中国刚刚购买的俄制驱逐舰是七十年代的产品，已经落伍。 西方军事专家普遍预测说，到2005年，解放军的军力才可能和国军达到战略平衡。但军力平衡了，胜负仍然是50对50，北京也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 ●解放军挑战成人 即使解放军军力在五年之後超过台湾，但它对台动武，还必须面对美国这个「大猎人」。美国虽然和北京有外交关系，但作为平衡物，国会在1979年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对协防台湾有明文规定。上次解放军在台海飞弹演习，美国就是根据「台湾关系法」派遣两组航空母舰群到台海附近，使演习草草收场，解放军视为羞辱。 且不说北京对台动武，导致大陆加入世贸等搁浅，和美国关系僵化等严重外交後果，仅从纯军事技术角度来说，北京也深知解放军和美军交手，如同幼儿院孩子挑战成人，唯一的收获是失败和羞辱。 研究中国军力的专家、美国智库「布鲁克斯基金会」（BI）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季北慈(Bates Gill) 发表在去年夏季号《国家利益》上的「中国的空虚军力」论文指出，虽然中国有25枚可携核子弹头的长程飞弹，但美国有8,000枚，是中国的300多倍，美国的全部导弹达10,000枚。 中国现在仍是第三世界国家，它的人均收入只是西方的十分之一；中国人目前的生活水准还在美国的宿敌伊朗、南斯拉夫及海湾风暴之前的伊拉克等国之後。 美国国会刚通过的2001年军费预算是3054亿美元，而中国的军费开支只不过12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5％，但却要支撑是美国两倍以上的军队。 美国的航空母舰有十艘，而中国正在考虑是否社会集资购买第一艘（中国的邻国对手印度正在建造第二艘航空母舰）。 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布莱尔表示，中国的军力在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比美国落後几十年，在许多方面甚至无法和当年越南战争时的美军相比，而他们在军事专业、士气和训练方面就更差， 刚刚结束五年采访任期的《纽约时报》驻北京主任泰勒（Patrick E. Tyler）在刚出版的《伟大的长城：六位美国总统和中国》中描述了他对中国军力的近距离观察：中国的空军和海军都相当落後，在今後的二十年中，虽然中共会加快武器更新，但中国的这种军事技术还停留在试验室中，缺少专家和必要的资源去变成现代军事强国。中国武力犯台，或封锁台湾海峡这种威胁被夸大了，并有误读。 这就是为什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都不敢武力攻打台湾的真正原因——中国没有军事实力。 ●对共产党有幻想是弱智 台湾有些总统候选人附和中国的「一国两制」，要取悦北京，企望用下跪、叩头来换取北京的善意回应。这不是出於对共产党的幻想，就是弱智。因为他们没有了解共产党的本性：他们从来都不看重原则、规矩，或共产党的理念，他们看重的只有一条：「实力」。当真具有实力时，他们就会动手；而决不取决於你顺从和磕头的程度。例如，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面对北京的要求不断妥协，甚至同意北京提出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不再寻求西藏独立；并且还在北京要求下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但所有的妥协都做了，北京却根本不和达赖喇嘛谈判。因为在中国和达赖喇嘛之间，北京认为他有军事实力，西藏在他手中。当实力在它手里时，你怎麽屈从它都没有意义。 ●对邪恶的乞求等於自杀 因此，面对中国白皮书的再次威胁，台湾应该做的是： 第一，认清共产党的本性，不要对它有幻想。任何对邪恶的幻想都会促使台湾自杀。 第二，增加台湾的军事实力，这是红色中国唯一懂得的语言。增加先进武器，包括部署飞弹防御系统（TMD），并且像连战曾说的，建立飞弹回击中国的能力。 第三，完善台湾的民主。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朝野对台湾的全面同情和支持，关键因素不是台湾的经济繁荣，更因为台湾走向了民主。在共产主义崩溃的今天，自由世界绝不会坐视唯一残存的红色中国吞掉民主、自由的台湾。科索沃战争已经确立西方国家的国际新秩序原则：人权大於主权。 第四，台湾人民说出自己的真正愿望。四年前面对解放军的飞弹，台湾人民用高票选出中共最不喜欢、最不希望当选的李登辉，勇敢地对中国说「不」。正是台湾人民表达了要决定自己命运的愿望，国际社会才给予积极回响。正像李登辉总统代表台湾两千万人民说出「两国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才更赢得了世界舆论，尤其是美国主流媒体的普遍支持。 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即将进行的总统选举，不仅它意味著民主制度的真正建立在於「第二次选举」，更在於台湾人民是否有勇气和智慧选择出更看重台湾主权独立的候选人为国家领导人。同时迎著中共的霸道，告诉他们：「台湾人民绝不屈服於威胁。」 （载台北《自由时报》2000年3月1日） |
| Speaking the language of power 2000-02-29 |
| Looking at its actual military threat and China's record in dealing with its weaker neighbors, acclaimed writer Cao Chang-ching sees any subservience to China's bullying as detrimental to Taiwan's interests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Tuesday, February 29th, 2000 China's white paper, The One-China Principle and the Taiwan Issue, though 11,000 words long, is little more than the platitudinous reiteration of the Communists' "Taiwan policy" -- with one new addition: China may now use force if Taiwan refuses indefinitely to pursue reunification. There are two major purposes in Beijing's release of this white paper: First, it wants to warn the US "not to stand in the way of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This is to threaten Washington over providing Taiwan with defensive weapons."Although China will rapidly replace its old weapons in the coming two decades, its military technology will remain at the experimental level and it still lacks the professionals and resources to turn itself into a modern military power." Second, it seeks to warn Taiwan's voters not to elect a candidate who may pursue the goal of a freer and more independent Taiwan. It demands that they elect their preferred candidate, James Soong, despite the fact he is mired in allegations of corruption, as a token of their acceptance of Beijing'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odel. This time the US response to Beijing's recklessness was overwhelming. One can feel the strong waves of resentment at every level of government: Congress, the Pentagon, the press and academia. They all sharply denounced Beijing's contemptible action. The editorials of four major US newspaper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New York Times,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he Los Angeles Times all stated that Beijing is not only threatening Taiwan, but also challenging the US and the value of democracy. The British, French, Japanese and Australian press also criticized Beijing. As a former senior White House officer pointed out: the white paper showed that Beijing not only misunderstood the situation in regard to Taiwan, but also misunderstood US politics. The effect of the white paper may very likely be the opposite of what Beijing hopes -- a repetition of the 1996 missile threat. Now the key point is, what should Taiwan's response to such treatment be. Although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has released a statement rejecting the white paper, its response is relatively low key, intentionally avoided the use of the "state-to-state" model. What will the reaction of Taiwanese be? If they "no" to China again as they did four years ago when they elected the candidate most disliked by Beijing, China will be the biggest loser in the showdown. History has proved countless times that threats rarely work, especially when the bully has no real power. Some in Taiwan worry that if you always say "the wolves will not come," what if they really come? The fact is that i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is truly an approaching wolf, then, it will face not a powerless child, but two mature hunters: Taiwan's army and the US army. Almost all Western military experts agree that Taiwan's military has both air and sea superiority. The PLA's currently is only capable of sending 20,000 troops to Taiwan in a single wave. On the other hand, Taiwan has 250,000 well-trained ground troops, and in a normal battle on the Taiwan Strait, one defender is worth 20 invaders. Although Beijing purchased fighter planes and warships, history has showed that no country could win a battle simply by purchasing one or two new weapons, let alone winning an amphibious war using the superannuated warships such as those it has recently purchased from Russia. Western analysts also say that the military power of PLA will not be a match for Taiwan's until 2005. Even then, the PLA's chance of winning is only fifty-fifty and has no assurance of seizing the island. Even after the PLA's strength surpasses that of Taiwan's military, it will still have to confront the US militar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clearly states that the US has a responsibility to defend Taiwan. The US government showed its determination by sending two warships to the strait four years ago when China fired missiles near Taiwan. Quite apart from the damage that the use of force would do to China's bid to join the WTO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if Beijing dares to use force, simply in terms of military power, Beijing is no match for the US. A confrontation would only invite defeat and shame.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last summer's National Interest by Bates Gill, director of the Southeast Institute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and an expert on China's military power, China has only 25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s that can carry a nuclear warhead, but the US has 8,000, or 300 times more than China. China i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a per capita income about one-tenth that of many western nations. China's military budget is around UNS$12 million, which is only 5 percent of the US budget of US$305.4 billion for 2001. And this sum has to feed an army twice the size of the US army. The US has 12 aircraft carriers, but China is pondering whether to raise funds for the purchase of its first. (China's neighbor and rival India has already begun to build its second aircraft carrier.)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US Pacific forces, Admiral Dennis Blair, declared that China's military power was several decades behind the US in almost every aspect. In his book The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the former Beijing bureau chief of The New York Times Patrick Tyler expressed his opinions of China's military strength. He said that both China's air force and navy were very backward. Although China will rapidly replace its old weapons in the coming two decades, its military technology will remain at the experimental level and it still lacks the professionals and resources to turn itself into a modern military power. The threats of blockading the Taiwan Strait have been exaggerated, he said. This explains why neither Mao Zedong nor Deng Xiaoping tried to take over Taiwan by force; they both understood that China lacked the military strength. Some of Taiwan's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echo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nonsense to please Beijing, hoping their obsequiousness will win a kinder response from the dictators. These candidates are either the victims of illusory Communist promises or suffer from fantasies of a Greater China. It shows their ignorance of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sts, who recognize only strength. The use of force is determined not by obedience but by power. Look at the case of Tibet: trying to bring Beijing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e Dalai Lama compromised with Beijing many times, and under pressure from Beijing even agreed to state that "Tibet is part of China," and also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Even after these concessions, Beijing still shows not the slightest inclination to negotiate with the Dalai Lama. Why? Because China has power and Tibet has none. Therefore, in the face of China's threats, Taiwan should react in the following way: First, cast away illusions regarding China and be clearly aware of the nature of the Communists. Any fantasies about this evil power is suicidal for Taiwan. Second, augment Taiwan's military strength and heighten its capacity to counterattack. This should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TMD. This is the only language that Beijing understands. Third, improve Taiwan's democratic system. The key reason for the overwhelming sympathy and support for Taiwa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from the US, is based on Taiwan's democracy as much as on its prosperous economy. The free world will definitely not allow Red China to swallow up a free and democratic Taiwan. The more mature Taiwan's democracy, the more support it will wi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our, speak as you feel. Four years ago, Taiwan faced up to China's intimidation by saying "no" and electing the candidate Beijing most disliked. It is exactly because Taiwanese expressed their will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that it won suppor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 want to see the second election mark a true beginning of democracy and we believe the people of Taiwan will have the courage and wisdom to choose a candidate with a high regard for Taiwan's dignity and independent status and who will confront China's bully by telling them: "The people of Taiwan will never yield to intimidation."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 The Cold War is just beginning for China 2000-01-20 |
| THE TAIPEI TIMES
Thursday, January 20th, 2000 Considering Taiwan and the US its two major enemies after the cold war, China has sent a huge number of intelligence agents to the two countries to collect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from nuclear nuances to high-tech secrets, according to reports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ates. Nicholas Eftimiades, an US intelligence officer with the Pentagon's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states in his book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that China has already become the largest spy exporting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the US and Taiwan are it primary destination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reporter John Fialka also claims in his book War by Other Means that the number of intelligence agents in the US sent out by the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MSS) of China has exceeded that of the KGB of the Soviet Union at the peak of the Cold War. A survey by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dustrial Security conducted in 1998 showed that 1,300 leading US companies ranked China as the number one foreign economic espionage threat. Eftimiades points out that China differ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the Eastern-bloc, who usually dispatch professional intelligence agents, in that it uses people in various professions and trades, conducting a kind of "people's war." This might not be very professional, but they operate in large numbers and have infiltrated many professions. Therefore, it is difficult for the US to use traditional counterintelligence methods to fight the new spy war with China. China certainly makes use of ethnic and linguistic similarities in the pursuit of its "people's spy war" in Taiwan. Macau has now become an ideal transit point for the MSS after its return to China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Of the 120,000 Macau residents who hold Portuguese passports (out of a total population of 400,000), 100,000 were mainland Chinese who only emigrated to Macau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current Taiwan law, people who hold Portuguese passports can stay in Taiwan for two weeks without a visa. Therefore, sending Portuguese passport holding Macanese to Taiwan on intelligence missions is very convenient for Beijing. Smuggling people into Taiwan could also be part of the operation. The MSS claimed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illegal Chinese immigrants living in other countries was around 500,000. However, that number is conservative, says Peter Kwong, a US expert on illegal Chinese immigrants, in his book Forbidden Workers. According to his study, about 100,000 Chinese are smuggled into Japan, Taiwan,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each year. It is possible that intelligence operatives are among this number. Ding Yu-jou (丁渝洲), the head of Taiwan's counterespionage mission, told Taiwan's congress recently that they were monitoring about two thousand Chinese secret agents currently working in Taiwan. Considering that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from China is between 50,000 to 70,000 (both legal and illegal), 2,000 is certainly a very large number. Another probable way of dispatching secret agents is by sending them as "visitors" to Taiwan and having them making friends with a variety of important people in order to siphon off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US press, both John Fialka and Edwin Fraumann, a FBI agent, stated that the MSS used Chinese students and visiting professors to conduct economic espionage activities in the US. The MSS has classified well-known Chinese-American scientists, US government officials, professors, editors and reporters of major newspapers into different sorts, and have sent "visitors" to contact these people, trying either to influence them or to get information from them. Similarly, many scholars in variety of delegations sent by China to Taiwan have the same mission. They not only collect information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establishing friendships, which are followed up with letters and telephone calls, faxes and e-mails. When the relationships mature, recruitment becomes the next step. According to a declassified US intelligence report, Beijing had recruited 150 spies from the 21st Century World Overseas Chinese Conference held in Taiwan in 1997.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aiwa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it has become more convenient for the MSS to recruit from those Taiwanese students who believe in the greater-China ideology. China is likely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ir repugnance for Taiwan independence to induce them to work for China. The MSS can also lure Taiwanese students to violate Chinese law and then threaten them with severe punishments if they do not work for the agency. The ideal candidates for MSS recruitment are people who already hold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aiwan, believe in the greater-China ideology, and who are discontented with the KMT's "special state-to-state relationship" formula. The KGB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American left during the Cold War because those people were disgruntled with the US system and could be easily won over to serve Soviet interests. Recently released KGB records show,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article "Cold War Without End" published Nov. 28, 1999, that leftist American reporter I. F. Stone was on the KGB's payroll throughout the 1950s. 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are officials, scientists in military and high-tech sectors and leading scholars in many professions who are irritated by the "special state-to-state" theory and favor reunification -- they are easy prey for the MSS. Thei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resentment towards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may push them into Beijing's arms. With the increased tension created by the threat of potential armed confront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it becomes imperative for China to steal political, military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from Taiwan. To do this, it must intensify its espionage efforts. A war without gunfire has already begun.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 给专制者按摩的弄臣——评金庸的新闻讲话 2000-01-20 |
| 朋友传来一篇香港《明报》创办人、通俗武侠小说作者金庸（查良镛）在浙江大学关於新闻的讲话（见《动向》一、二月合刊号）。生活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读到这种奇文，那种恍如隔世之感实在是太强烈了。
虽然金庸的讲话通篇毫无逻辑，且一半以上和新闻毫无关系，但有一个主题他是紧紧扣住了，非常简单：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好，资本主义「尤其是美国」坏。我自然不会再去探讨究竟是共产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这个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命题，只是想在谈关於新闻的问题之前，就金庸简单而清楚的结论，提两个同样简单的问题： 第一，既然共产国家好，资本主义国家坏，那麽为什麽「美好的」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政权都自己垮台，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中国也自己选择往资本主义方向走；而「丑陋的」美国资本主义却越来越繁荣强大，从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变成了唯一的超级强国了呢？ 今天联合国187个国家中的120多个实行民主选举和自由经济制度，是美国用核武器逼著他们这样选择的吗？今天全世界的大众都风靡的美国书籍、好莱坞电影是美国飞行员开著20亿美元一架的隐形战斗机空投的吗？各种肤色的孩子们都热衷的麦当劳、可口可乐是美国大兵用刺刀逼著他们往下咽的吗？今天人们争先恐後往以美国为大本营的电脑网络里钻，是美国用长程飞弹驱使的吗？ 如果人类花了一个世纪扬弃了美好而自愿选择了丑陋，那麽21世纪岂不会是更灾难的世纪了吗？ 第二，更简单的一个小问题：既然金庸这麽欣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那麽他本人为什麽不放弃香港居民身份，而领取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护照呢？应该怎麽评价那些硬说一个地方好，自己却要保持随时离开那个地方的权利的人呢？ ●自由人不能为监狱辩护 关於西方自由社会的传媒，金庸作出这样两个结论：第一，「资产阶级的传媒，也是为他们的阶级服务的」；第二，「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於老板不可」。 对於那些被剥夺了了解外部信息权利的人们来说，咋听起来，可能会觉得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任何对自由世界传媒有点了解的并能公平评判的人都会轻而易举地指出金庸的荒唐。 首先，西方的传媒既不以阶级划分，更不是党的工具。即使照金庸的新闻工作者「必须服从党的领导」的逻辑也无法操作。因为其一，任何自由社会都不像共产国家那样只有一个无产阶级；那麽多贫富不同的社会阶层，到底为哪个阶级服务？其二，所有民主国家都不止一个政党，那麽到底听哪个党的领导？ 西方的报纸，仅以美国为例，的确是有保守派倾向和自由派倾向的区分，正如共和党是保守派，民主党是自由派一样。但金庸刻意回避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倾向保守派的报纸，如《华尔街日报》、《华盛顿时报》，既不是按共和党的要求办的，更不是共和党的党报。同样，倾向自由派的报纸，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既不是按民主党的要求办的，更不是民主党的党报。他们之所以有倾向性是因为报纸老板的理念或者倾向共和党，或者倾向民主党。这种倾向性完全是自由意愿选择的。 并且西方报纸的这种倾向性也主要是体现在社论上。在新闻报道上，任何一家报纸都是极力强调新闻平衡的。虽然绝对的平衡是做不到的，因为所有记者本身都是有倾向性的人。 例如，在报道总统候选人竞选内容时，各报刊杂都给两党候选人大致相同的篇幅，电台则给大致同样长度的时间段。在科索沃战争时，美国公共电视台（PBS）请了南斯拉夫驻联合国大使发表他的观点，《纽约时报》也登了反对北约的南斯拉夫人的言论。在北约误炸中共领馆後，中共驻美国大使李肇星也被请到电视台发表观点。这还仅仅是我个人看到的。 自由世界的报纸都是私营的，只要是私营的，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老板，没有统一的老板，就没有统一的声音。任何不同的声音都可以发出来，这就是新闻自由。 而共产党是怎麽做的呢？它在剥夺了任何人办报的权利和机会的同时，强行成为所有媒体的唯一老板，要求所有编辑记者按它的理念写所有的文字，不服从者等待的只有惩罚。 当全中国的媒体在共产党的统一指挥下、统一口径批判李洪志的时候，别说他们从不给李洪志任何表达他的观点的机会，连任何对李洪志或法轮功表示同情的声音也完全发不出来。金庸对共产党报纸这种历来的做法又做何评价呢？ ●冤魂不会宽恕 金庸能够自由办《明报》并且做老板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得益於自由世界。他能够自由地骂资本主义而不受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惩罚，更是自由世界给他的保护。他如果真心崇拜共产党，首先应该把他在《明报》的所有股份奉送给共产党，因为私人办报本身就不符合他教导浙江新闻学院学生遵守的共产党的原则。一个声称信奉「忠於事实，公平评论」的人，一边教导别人做共产党社会的奴隶，一边自己在自由世界做老板，那麽他所忠於的究竟是哪个世界的真实？信奉的是哪个社会的公平？ 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有无数比金庸更有办报能力的人，但他们不仅办不成一张报纸，更被那个政权无声地从肉体到灵魂都吞噬、碾碎了。《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仅仅给党提点意见，文革中就被迫害至死；《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为共产党服务了一辈子，不仅文革中被拖到80岁老母床前批斗，几年前香港同业邀请他去一趟，都没被当局批准，至死也没如愿。 而金庸因为受到自由世界的保护，才不仅可以自由办报，自由写作，自由出入香港，到「英国、瑞士、加拿大、意大利、西德┅┅」等各国参加新闻会议，更可以在没有任何政治迫害的自由世界过名利双收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一切都因为他侥幸躲过了他今天强调的「必须服从」的那个共产党的领导。 得到了自由世界这麽大好处的金庸，今天不仅不为中国的新闻自由而呼吁，却赞美那个谋杀了无数新闻同行的暴政，他不担心有一天在另一个世界那些冤魂们拷打他的灵魂吗？ ●十万记者，一个老板 其次，金庸说，「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於老板不可」。在这里他又刻意地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自由世界绝不像共产社会那样只有一个老板，如果你亲共的金庸不喜欢我的言论或报道，把我开除《明报》，我可以去反共的《苹果日报》继续写我的报道、评论，发出我的声音，这就是新闻自由。 在任何一个自由的社会里都有无数家报纸、杂、电台，无数个的老板，只要是好的记者就会有人请他写。如果所有老板都不欣赏他，他还可以自己办报纸，自己做老板，还可以自由投稿。我曾在洛杉矶前後花了不到一小时就注册了一家报纸。这就是新闻自由。 而当年在深圳，我所在的报纸仅发表了一篇党的领袖个人不喜欢的文章，整个报社就被关闭。这还不算，我本人就被禁止再进入新闻界工作，连去大学教书也不可以。「六四」屠杀之後，当局整肃关闭了二百多家报纸，仅《人民日报》就有上百名编辑记者被撤职、调离，以至关进监狱，很多都被禁止再进入新闻界。中国两千家报纸，10多万编辑记者，都要面对共产党这个唯一老板的霸道，金庸应该怎样为它辩解呢？ ●金庸的真正资格 金庸难道不知道吗，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陆阔论新闻，并不是因为他在新闻领域有任何特别建树和研究；他的那些粗制滥造的供消遣的浅薄武侠小说更不使他有任何资格登上大学的讲坛。他所有的资格只有两个：第一，他可以用自由世界报人的身份，来表达那些连大陆的左王们都难以启齿的对共产党的谄媚，是使权力者感觉最舒服的弄臣；第二，他是从有新闻自由的地方来的，而且他还可以随时再回到自由；他本人的价值被拥有自由这个事实本身远远地放大了。如果金庸不是香港居民身份，而是服务於党直接领导下的大陆任何一家报纸，他今天在大陆的所有光环，所有共产党的利用价值就都没有了。连共产党都看重从自由世界来的人，而金庸却歌颂专制社会，这实在是把自己卖得太便宜了。 自由给了他自由办报、自由说话的权利和机会，自由给了他大陆人所无法获得的资格，他却用这种权利、机会和资格来诋毁自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无耻的文人吗？ ●时代错位的查良镛 看到金庸讲话中的这种文字，「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中国的政权十分巩固┅┅全国人民拥护，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我们传播媒介┅┅要遵从中央的统一指挥，各自尽力。」令人无法不产生一种时代错位的感觉，因为今天连中共《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也说不出这种文革语言了。 记得中共「德育家」曲啸、李燕杰十多年前在深圳蛇口演讲时，用类似这种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坏的儿歌语言时，立刻遭到听众嘲哄，并且被当地报纸和《人民日报》报道，令他们极为难堪。今天金庸居然有胆量还唱这种「儿歌」，也的确有勇气，他怎麽就不担心被浙江大学新闻系那些通过电脑网络分享自由世界新闻信息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嘲笑和蔑视呢？ 当然金庸这番讲话对他自己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给自己40年既平庸，更昏庸的新闻生涯写下了一个非常恰当的墓铭。 （载香港《争鸣》2000年2月号） |
| China forces the 17th Karmapa out 2000-01-11 |
|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Tuesday, January 11th, 2000 The escape of the 17th Karmapa, the 14-year-old Urgyen Trinley Dorje, from Tibet to India has certainly embarrassed Beijing a great deal, for he was not only the highest Living Buddha in Tibet, but also the only one recognized by both Beijing and the Dalai Lama. In the four major Tibetan Buddhist sects -- Gelug, Kagyud, Sakya and Nyingma -- the Dalai Lama and Panchen Lama are the top lamas of the Gelug. Karmapa is the highest leader of the Kagyud and in a certain sense, his seniority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Dalai Lama."The direct reason for the 17th Karmapa's escape,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followers who accompanied him to Dharmsala, was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ssigned two `tutors' -- one from Chamdo and one from Shigatse -- who were both lamas and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 to `supervise' the 14-year-old religious leader." The Kagyud was the first Tibetan sect to adopt the system of reincarnation and has reincarnated to the 17th generation. The current Dalai Lama is the 14th reincarnation and the Panchen Lama is the 11th. The 16th Karmapa also escaped from Tibet to India, after the failed 1959 Tibetan upris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Before he passed away in the US in 1981, he left a will stating that his reincarnation would be in Tibet. Beijing explained this as Tibetans' "hearts towards the motherland," and it was involved actively in the search of the reincarnation. In 1992, Beijing selected Urgyen Trinley Dorje as the 17th Karmapa and held a grand enthronement ceremony for him. Now the escape of this Living Buddha appears to be the culmination of waves of Tibetans fleeing from Lhasa to Dharmsala. According to the state-run Chinese media, the Tibetans have the freedom to worship, and the Chinese have reconstructed many monasteries in Tibet that were destroyed before or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eijing has also granted huge financial and material support to Tibet. So why then do Tibetans, especially monks and nuns, keep risking their lives to tramp over the Himalayas and escape to Dharmsala? I learned, during my visit to the refugee center in Dharmsala in the winter of 1997, that there were more than 10,000 monks and nuns, and about 8,000 children, who escaped to India between 1979 to 1997. Nobody knows how many others were swallowed by the ferocious snowstorms of the Himalayas. There has never been freedom of religion in Tibet since the communists took over. Before the Chinese occupation, according to the Tibetan government-in-exile, there were 592,000 monks and nuns among the 3.4 million Tibetans, or about 17.4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But in today's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s designated by the Chinese, there are only 46,000 monks and nuns among the 2.4 million Tibetans, accounting for just 1.9 percent of its population,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The New York Times. Nonetheless, in the free Tibetan society in India, monks and nuns account for around 13 percent of the Tibetan population of 110, 00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mposed a variety of restrictions over the conversion of monks and nuns, such as requiring parents to sign a contract guaranteeing that their children will support the Communist Party. One also has to be at least 18-years-old and have obtained permiss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o become a monk. It is still a crime for the Tibetans to hang the Dalai Lama's portrait in Tibet. The direct reason for the 17th Karmapa's escape,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followers who accompanied him to Dharmsala, was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ssigned two "tutors" -- one from Chamdo (倉都) and one from Shigatse (日喀则) -- who were both lamas and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 to "supervise" the 14-year-old religious leader. In Tib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trictly regulated monasteries -- ruling for example, that no monastery can have more than 1,000 monks -- for it believes "a lot of people getting together will cause trouble." Therefore, in the largest monastery in Lhasa, Drepung (哲蚌寺), there are only about 600 monks. In contrast, in the small Tibetan society in India, many monasteries have more than 1,000 monks. In Hunsur, a Tibetan settlement in southern India, I visited a temple where there were 2,200 monks, including more than 100 under the age of 15. In Chinese-ruled Tibet, no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formally study Buddhism in a monastery at such a young age. Tibetan monasteries in India have produced more than 1,000 Geshes (Buddhist masters) in recent years, but there is not a single qualified Geshe in occupied Tibet. The atheistic communists will never understand and respect Buddhism. In an Orwellian world where "two plus two equals five," they believe in nothing but power and oppression. The flight of the 17th Karmapa has proved once more that no matter how harsh the rule the Communists impose and how hard they try to manipulate things, they simply cannot eliminate the God that lives within the Tibetans' hearts. Cao Chang-Ching is a writer and journalist based in New York. |
| For China, a century of stagnant thinking 2000-01-01 |
|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often praised Western concepts such as democracy, but their failure to understand the basis of such ideas has led to impotent failure
By Cao Chang-Ching The Taipei Times Jan.1, 2000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ve become democracies this century but China, the most populous nation, remains a dictatorship, just as it was a hundred years ago. In the past century, several generation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fought for democracy. Unfortunately, they traveled a long and difficult path only to find themselves back where they started. In fact, modern Chinese now face a harsher state system than that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What went wrong for the Chinese on the road to democracy? Despite a number of other factors, I believe that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failure of democratic reform efforts by fostering three key concepts. First,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ve always emphasized that the masses in China are inferior and do not deserve democracy. Second, they have espoused a most singular slogan which is, to them, most righteous and justified, but in fact misleading: "Be patriotic and respect the power of the nation." Third, scholars have constantly resisted Western-style democracy, claiming it is unsuited to conditions in China. Through a brief review of opinions and propositions of the most open-minded and most distinguished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ose who have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sociopolitical thinking, one can clearly see how these concepts influence a great many Chinese. New Citizen: Prerequisite to Democracy Liang Qichao (梁启超), known for his sharp mind and trenchant pen, le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with Kang Youwei (康有为). His perception was that the desultory and undisciplined Chinese people did not deserve a democratic system. The only path China could take was to depend on centralized state power to invigorate the economy and vitalize education, he believed. Only after new citizens (新民) were cultivated, would it be possible to form a republic, so he advocate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or, perhaps more correctly, an "enlightened" dictatorship. Liang lived in Japan for 14 years and visited the US three times. But his impression of American-style democracy was negative: elections were too frequent and politicians were paying too much attention to voters' short-term interests. In addition, Chinese immigrants in America further intensified Liang's perception of the faulty traits of the Chinese: selfish, dissociative, dissemblers, indifferent to politics, and having a tendency to work against each other. He concluded that: "Were we now to resort to rule by this majority, it would be the same as committing national suicide. Chinese should forget about Rousseau and Washington and remember our own ancient, harsh but efficient Legalist (法家) tradition." Liang's opinion was shared by many of his contemporaries. Lu Xun (鲁迅), who also had a sharp, critical tongue for the masses, echoed Liang's sentiments and opposed a representative system of government. The best known advocate of complete Westernization, Hu Shih (胡适), also stated in the inaugural issue of Independent Review, a magazine he edited in 1932, that: "To advocate the natural rights of man in China now is not only pointless, but harmful." Intellectuals like Liang, Hu and Lu Xun were not opposing democracy. But obviously, they did not truly comprehend the foundations of democracy which Western thinkers ardently upheld. The "new citizen" hypothesis boldly disregarded the doctrine of natural rights -- that no ruler could use any pretext to deprive a person of intrinsic human rights, regardless of race, sex or level of education. Such rights can only be considered as a precondition to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the citizenry. The "new citizen" theory also ignored a crucial fact: if rulers take away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the people, it is nearly impossible for those rights to be returned, which is exactly w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China during the last 100 years. Though perhaps done unintentionally, intellectuals put themselves on the rulers' side by advocating the "new citizen" theory. This justifies the power of the dictator and eventually the "enlightened" dictator simply becomes a despot. Sun Yet-sun (孙中山), the man who led the overthrown of the Qing dynasty, put forward another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three stages of government development: military government (军政), civil dictatorship (训政) and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宪政). However, he was not explicit as to when and how a civil dictatorship could replace a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eventually be replaced by a democratic system. The result of Sun's theory is obvious: his successor,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exercised dictatorship till the end of his life, and then handed power to his son, exactly like an emperor. The fact that Taiwan has become a democracy is not because Chiang's "new citizen" concept eventually matured into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recognized as a democracy, quite the opposite. The fact is that the freedoms that people in Taiwan enjoy today are due to the constant resistance to the constrictive mentality of the Chiang regime. When Liang advocated the "new citizen" theor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illiteracy rate in China was 85 percent. Today the rate has dropped to 17 percent. But Chinese intellectuals still make the same claim: the Chinese people are intrinsically unqualified to deserve democracy. For a hundred years, dictators have used power, and intellectuals have used opinions and ideas to achieve the very same aim: to deprive people of their political rights. So those who were once powerless have gained absolutely nothing. Power to the Nation: the First and Foremost Goal After the overturn of the Qing dynasty, Chinese intellectuals turned their eyes to Western countries and sought new ide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of that period is Yan Fu (严复). Coming back to China from England, Yan devoted himself to introducing Western ideas and translated eight major Western works, such as T.H. Huxley's Evolution and Ethics, Adam Smith's The Wealth of Nations, John Mill's On Liberty and Montesquieu's The Spirit of the Law. Nevertheless, in contrast to Western thinkers, whose ultimate concern and goal has been to enhance the individual's rights and human freedoms, Yan's purpose of introducing these works was to urge China to become a strong nation. Yan's passion for empowering the nation struck a responsive chord in many well-known intellectuals of the time, such as Qian Ruisheng (钱瑞升), Ding Wengjiang (丁文江), and Jiang Tingfu (蒋廷黻). They all believed that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was a top priority. And they proposed implementation of a German-style dictatorship, assuming that only a highly-centralized state power could quickly build up a strong country. A good example of this vision was a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given on an elementary school exam: "The best system is: monarchy, democracy, dictatorship." And the correct answer was, not surprisingly, "dictatorship."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五四运动), there emerged a fresh batch of young and bright intellectuals, such as Chen Duxiu (陈独秀) and Hu Shih. They mercilessly castigated feudal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ampaigned for "science" and "democracy." But similarly, democracy was emphasized not as a means of empowering the people but of empowering the Chinese state. Consequently, demands for democracy were soon replaced by appeals for a dictatorship when they discovered that democracy was not effective in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As a matter of course, the vigorous and hopeful May 4th Movement, which held high the patriotic banner, failed completely. It did not save the country, and certainly did not liberate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Afterwards, communism, built up on collectivism and integrated perfectl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rought the notions of "empower the nation," and "the highest interest is that of the state" to their apotheosis. It completely annihilated individual values and individual freedoms. Human beings became complete servants and slaves of the state. The policy of sacrificing individual freedom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tate is still quite marketable today. Witness the ubiquity of the slogan "economic development first and individual freedom later." The motif of the 1989 Tiananmen movement was also "patriotism." This slogan had many times nipped Chinese democracy in the bud. History was clear: any movement would be doomed to fail if the departure point and ultimate concern was not individual freedom. Western-style democracy: unsuited to conditions in China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ries for democracy and Westernization were all inundated by a monstrous wave of nationalism and grandiloquent rhetoric about Eastern uniqueness or exceptionalism. So-called Westernization is, indeed, nothing more than building up a system that protects freedoms and human rights, and breeds a culture that respects and regards highly individual value. After all, Westernization is humanization. The claim that Chinese were not fit for Westernization is no different from saying that Chinese do not deserve to be human. Unfortunately, those who at times yearned for Westernization would be the first to raise doubts about the system whenever it appeared to conflict with the interests of the nation. Hu Shih was the sol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ry for Westernization, but even he wavered from time to time. Under pressure, he changed his notion of "complete Westernization (全盘西化)" to "full universalization (充分世界化)." He also once promoted the idea of "socialism to save China" after visiting collective farms i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20s. Culturally, Hu also wobbl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A victim of an arranged marriage, Hu published an English article in a Cornell University magazine entitled "Marriage Customs in China," which waxed at length about the advantages of parents arranging early marriages and reprimanded the Western style of love matches, saying it was "unbearable." During his second year in the US, Hu also prepared to write a book in English entitled In Defense of the Chinese Social System. Another similar example is the modern poet Xu Zhimo (徐志摩). While appearing to ardently cherish the West, Xu, while studying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lso rigorously defended the degraded status of women in feudal China in his Master's degree graduation thesis: "On Chinese Women's Status." He explained that concubines were not an insult to women, and Chinese women were always equal in standing to men. He even justified foot-binding, saying, "which is better? The Western custom of lacing a girdle to produce an unnaturally small waist or Chinese women's bound feet?" Apparently, discussions of East and West ceased completely in Mao's China. After Deng's open door policy, many Western works were either selectively reprinted or freshly introduced into China. Consequently, another wave of idolization of the West swept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in the middle 1980s. The "blue ocean civilization" once again became a fashionable topic for discussion. And once again, the yearning for Western democrac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were gradually replaced by talks on "Eastern character," "uniqu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nationalism." What has mad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ttitudes towards the West shift so easily from pro to con? I think the following reasons should be considered: First, Chinese intellectuals' longing for things Western was only a sense of perception, an impulse, not an acceptance out of a true heartfelt sense of understanding. Although this kind of response to feeling is easily teamed with enthusiasm, the tide of conviction -- which depends on 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 -- is easily swayed and a single setback can be enough to kill even the most ardent proponent of Westernization. Second, also due to the lack of true understanding of Western democracy, Chinese intellectuals tend to idealize the Western system. If they perceive that there is a flaw in the system, they recoil and try to find a way to back out, looking for a so-called "third way." Third, the Chinese tend to mix up the attitudes and actions of certain Westerners,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with the whole democratic system of the West and the civilized world as a whole. A typical example was the nationwide anti-America protest in China after NATO's accidental bombing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Yugoslavia. Even if the bombing was done on purpose, it was only an action of this one administration, and should not be looked upon as an indictment of the democratic West in its entirety. It is idiotic to oppose the whole Western system only because certain actions were unfavorabl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ut not, mark, the people). Fourth, once living in the West, Chinese intellectuals slowly end up being supporters of their Chinese cultural roots. Afraid of being looked down upon by Westerners, many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once sharply criticized Chinese culture in China turn to defend it after they have lived in the West. While endorsing Chinese culture, their resentment towards Western civilization grows stronger. Gradually defending Chinese culture transforms itself to defend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ifth, hardships that Chinese immigrants encountered in the West have also generated anti-Western sentiments. The obstacles of language became the biggest problem for Chinese intellectuals living in the West. The inability of entering Western intellectual society made them feel dejected and depressed. This further distanced them from the civilization they once adored. The last reason is that those who truly appreciated Western systems and were capable of presenting them to China did not utilize their energy to do so. For example, Hu Shih dissipated 20 years of his life annotating The Thirteen Confucian Classics, a treadmill many others could have worked better. Lu Xun, who taught Chinese not to pore over thread-bound Chinese books but to read only foreign books, also went on reviewing ancient Chinese studies in his later years. During the past hundred years, Chinese intellectuals seem to have been cursed by the mantras of "producing the new citizen,"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and "resisting the West." No matter how hard they struggle, the Chinese can only mark time and await the day that greater men throw off these useless pieces of cultural baggage. Cao Chang-Ching is a New York-based writer and journalist. |
| 美国的捐献文化 2000-01-01 |
| 进入二月，美国经济就达107个月持续发展，创造了建国二百年来从没有过的记录。而军事上，美国的超强地位举世公认，从「沙漠风暴」战役到科索沃战争，无往不胜。
到底是什麽力量使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强国？表面看，是繁荣的经济，和强大军力，但实际上，支撑它的是一种文明价值，或者说是一种美国精神在释放能量，它的核心是「自由」和「人道」。 只要细心观察美国社会，几乎每天都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的力量。例如，捐献，就是体现它的一个方面。 美国人的捐献几乎是天文数字，每年捐献的钱，相当於丹麦、挪威、沙特．阿拉伯这类国家的一年的生产总值。 1991年，美国人捐出1168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1243亿美元。到1996年，则上升到1507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当年土耳其的全年生产总值，并相当於中国的全部外汇存底。而这仅仅是美国人一年捐出的钱。 美国人的捐献像是在进行一场冠军赛，七十年代，数额最大的捐献来自「家庭用具公司（Home Depot）总裁，是1500万；到了八十年代，是商业大亨郎埃圳（Eugene Lang），捐出3000万；九十年代，CNN总裁特纳（Ted Turner）一鸣惊人，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他总共才有30亿美元资产，捐出了三分之一。 在20世纪结束前，美国的捐款冠军是微软总裁盖茨，他曾一次捐了20亿美元，把美国所有中学图书馆的电脑更新。 ●多数捐款来自普通人 初看到这些捐献报导时，我以为美国的千万捐款都是出自这些亿万富翁或名牌大公司，但我错了。据统计，美国一年千亿美元的捐款，80％是个人捐的，70％来自普通人。 在特纳宣布捐出10亿美元之後不久，83岁的黑人遗孀斯考特（I. Scott），走进旧金山市区她经常看病的医生办公室，递上1000美元的支票，捐给这个医生主持的「学生基金」。斯考特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等才是851美元，这1000美元，是她省吃俭用四年的积蓄。 1997年12月，美国中部的哈堤斯柏哥（Hattiesburg）镇经营洗衣店的麦卡提夫人（Oseola McCarty），把一生劳作积攒的15万美元捐给了南密西西比大学，建立了「黑人学生基金」。 在这之前一个月，新泽西州萨莫威力（Somervilie）镇的居民包叶尔（Eleanor Boyer）中了「六合彩」，金额达1100万美元。这位从没结婚的72岁老人，总是准时到教会，但这次她迟到了，教友以为她中了头奖，不会再来教会。但弥撒开始20分钟後她蹒姗走进教堂，解释说她的老旧汽车半路抛锚，送去车行修理。随後宣布，她把六和彩的奖金，一半捐给教会，另一半捐给当地救火志愿队和救急队。她连辆新车都没买。 两个星期前，纽约曼哈顿的一位厨师中了六和彩，金额创了记录，达一亿美元。这位厨师表示，他会把相当部份捐给他家附近的三家中学。报上说，他和妻子住在曼哈顿上区的公寓，月租是589美元。这个钱数在曼哈顿只能租到极简陋的公寓，可见他们相当不富有，但中了彩，仍想到公益事业。 1998年8月10日《时代》周刊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被问道中了「六和彩」怎样花这笔钱时，92％的人回答，将与亲属和朋友分享（而不是独用），有33％的人回答，要把大部份金额捐给慈善事业。 ●打破国界的捐赠 但绝大多数的美国捐款，既不是来自大富翁，也不是来自六和彩中奖者，而是来自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每月几元、几十元的固定小额捐款。 柏瑞德默小姐（Pridmore）每个月给一个环保组织捐五美元，她25年前去Galapagos岛旅游过，从那时起就一直定期捐款给「生态平衡基金」。她说「捐献是我和世界的联络渠道。」 碰上灾难性事件，美国人捐款更是踊跃。像几年前的俄克拉荷马州联邦大楼被炸事件发生时，加州矽谷的一位26岁的金融分析师葛洛斯捐出了他一年的薪水53,874元零8分，他所在的公司老板也捐出相同数额。全公司几乎人人捐款，金额达到100多万。全国各地捐款、物品和要求献血电话之多，使当地赈济机构无法承受。「美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捐款太多，以至游说捐款者把钱捐到其他项目上。 像特纳捐给联合国10亿美元一样，美国人并不是都把钱捐给自己国家，而是捐给了世界各地需要的人。海地的饥民，索马里的灾民，波士尼亚和科索沃的难民，还有台湾的地震，中国的洪水┅┅都是美国人捐赠的对象。去年春天，在我住的公寓大院里，就有为科索沃难民捐献物品的标牌，旁边堆著大小箱子的衣物、用品等。 以1996年为例，那一年平均每户美国人捐出了1017美元，等於平均每户把一年全部收入的2.1％捐了出来。 ●遗产不给子女，捐社会 纽约一位研究捐献的心理分析学家说，事实上，是否捐献，和人的经济条件没有必然关系，有的人富得流油，但就是一毛不拔。很多美国人捐献，因为他们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并认为很多事不应该由政府管，而是应该交给社会，实现大社会，小政府。 例如，美式教育就是一例。美国的主要名牌大学都是私营的，靠捐款运转。像哈佛、哥伦比亚、普林斯顿等长春藤名校，每年的预算都达几千万美元，绝大部份来自各界捐款，其中很大部份来自该校毕业的学生。这些私营大学的校长，一半以上的时间用於募捐，由於预算额度大，捐款额超过一百万的人，校长才能亲自接见。 中国人的观念是，人死了，财富要留给儿女、亲属，但美国人则有不同。1986年，居住波士顿的81岁的史坦利．纽伯格去世时，立下遗嘱，把全部560万美元的财产捐给美国政府。这位犹太老人当年为逃避纳粹来到美国。他的妻子已去世，有三名成年子女，但没有获得任何遗产。虽然对於年度预算高达一兆五千亿元的美国政府来说，500万美元只够政府维持运作两分钟，但纽伯格在遗嘱中说，「我感激能够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 1994年，89岁的著名出版家唐纳．米勒死後留下高达9000万美元的财产。在他的遗嘱中，除了留给妻子100万之外，全部捐给了慈善基金会。而对三名成年子女，则未留分文。他说，「我已栽培他们，他们目前的境遇都不错。」 正是这种无私的捐献精神，不仅使小政府、大社会的美国模式成为可能，而且支撑起让世人羡慕的精神文明。 ●联合国靠美国养活 中共政府的宣传上，总是谴责美国在世界各地推行霸权，但事实上美国每年向全球各地捐助大量金钱。仅从1992年到1998年，就捐助了巴尔干国家17亿美元，还有卢旺达、索马里、北伊拉克地区、海地等，捐助额高达31亿美元。 联合国仅1999年资助的国家就有13个，包括巴尔干国家、苏丹、索马里、安哥拉、阿富汗、刚果、乌干达、坦桑尼亚等，年度援助金达15亿美元，被援助人口达四千万。而联合国运作经费的三分之一来自美国。 中共的报纸总是指责美国拖欠应交联合国的分摊经费，但却从不报导为什麽美国拒绝交付。真实情况是，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美国一直在担负联合国所有花销的33％。而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就有五个。 美国国会提出把美国分摊的费用减到25％，并要求联合国改革庞大的官僚机构，但没有得到积极回响，这才导致美国国会拒绝批准柯林顿政府向联合国交费。即使减到四分之一，也是相当大的比重，因为毕竟联合国有187个成员国。凭什麽美国要担负三分之一的费用呢？当美国管事的时候，那些像中国一样不交钱的第三世界国家们就大喊大叫「美国霸权」，而故意遗忘美国向联合国交了多少钱，向全世界捐了多少钱。而实际上美国又占领了哪个国家呢？在世界任何地方需要援助的时候，北京从来都是鸦雀无声。当流氓国家做恶的时候，总是有中共的影子在後面。最近北京给臭名昭著的南斯拉夫种族清洗政权提供了一亿美元援助。 ●贡献时间：另一种捐献 美国人不仅捐献金钱，更捐献时间。义工，即提供义务服务，早已是美国一个普遍现象。例如，在1993年的「国际海岸清洁日」，全美有22万义工，在几千里海岸线和河边，清扫掉2400吨垃圾。1996年纽约「清洁日」，有7000名「义工」，在全市300个公园和公共设施清理垃圾。 1993年冬天，旧金山北部小镇帕塔鲁马（Petaluma）12岁的女孩克拉斯（Polly Klass）失踪，成为全美大新闻。那个小镇民众自发地成立了「寻找中心」，义务人员上千人。我看到报上的消息时，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是，这都是些家庭主妇等闲散人员，才有时间做「雷锋」。 很巧，正好那年的「感恩节」，我去那个小镇参加一个会议，在那里得知，这个小镇全部居民才4600人，而参加寻找小女孩的义工有1500多人，其中绝大部份不是家庭主妇，而有的是餐馆老板，把餐馆暂时停业；有的是公司职员，提前休了积攒的假期，还有工人，请了事假。他们印制了300万份「寻人启事」分发到全美各地的图书馆、加油站、旅馆，教会等公共场所；还建立电脑网站，通过全国联网查询；并几百人一组，在附近山里过筛式寻找。 1995年7月初，来美国康州麦迪逊镇参加「残障人运动会」的尼泊尔运动员马利（Mali）溺水失踪。当地有上千名居民，手拉手组成人墙，在海岸边水里进行过滤式筛找。 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国人知道尼泊尔这个喜马拉雅山下的小国，但美国人看重的是这个失踪者属於整体的「人类」。强烈的人类「同类意识」和「生命意识」，促使他们自发地去救人。 ●物质丰富，才能有精神文明 几年前「金色冒险号」运载的近300名中国人偷渡进美被捕获，大部份关押在宾州约克镇的监狱。当地的美国人社区，马上成立了营救这些偷渡者的组织，为他们募款请律师，捐赠衣物和中国食品（他们吃不惯监狱的美国饭），还定期到监狱里教他们学英文。我曾去监狱采访那些偷渡者，发现这些来自福建乡下的农民连中国话都表达不清，真得佩服那些美国人的耐心。 那些营救者还每周在监狱对面的马路边举办一次烛光祈祷会。我去采访的时候，正碰上他们在祈祷，当时气温起码有摄氏零下20多度，我这个黑龙江出生的东北人都很难坚持住，而祈祷者中还有70多岁的老夫妇。这个祈祷活动共坚持了182次，整整3年半，直到那些难民获释为至。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能够这样虔诚、持久地做一件无私利人的事。 中国人向来强调，中国物质贫乏，但精神富有。西方人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但事实证明，真正的精神文明一定建立在高度的物质文明基础上。今天，美国人向全世界的捐献更证明了这一点。 （注：文中事例和数字取自《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2月号） |
| 中国驻美大使李肇星再次出丑 1999-12-20 |
| 台湾总统大选在即，虽有人担心解放军采取威胁行动，但美国的很多「中国问题专家」都倾向於认为，中共可能会从四年前在台海举行飞弹演习的负面效果中吸取教训；而且解放军真的在台海盲动，美国方面仍会像上次一样，援引「台湾关系法」进行军事遏制。
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是对美国行政部门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一个平衡，意在协防台湾，阻止中共武力犯台。二十多年来，它成为台海局势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解放军所以不敢武力攻台，就是恐惧美军根据「台湾关系法」进行干预，而中共军力远无法和美军对抗。 自「两国论」公布後，中共对台文攻武吓，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则提出「台湾安全加强法案」（简称「台安法」），该法案意在强化原有的「台湾关系法」，加强美军和台湾军队的联结，增大协防台湾的力度。虽然「台安法」受到克林顿的反对，认为会损害美国和北京的关系，但该法案二月初在美国众议院却以341票对70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 虽然该法案还需要经过参议院表决，而且克林顿总统明确表示他会动用总统否决权，但众议院以如此多数票通过这个议案，显示出美国最高立法机构对保护民主台湾的决心，对穷兵黩武的中共的厌恶。 ●中共大使谩骂美议员导致外交风波 对「台安法」的票决结果，北京的气恼可想而知。但北京驻美外交官的反应则过了格，他们对美国议员进行人身攻击，震惊国会，在华盛顿外交界造成一场风波。 最早发难的是中共驻美大使馆公使刘晓明，他在使馆内召开记者会批评说，多数美国众议员对中国的了解只达到「小学程度」，即使是投票反对「台安法」的众议员，也只达「高中程度」。 刘晓明同时警告美国国会，如果这项法案获得通过，其後果将比1995年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那次更为严重。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杰西．赫姆斯（Jesse Helms）是「台安法」的提案人，针对刘晓明这番话，他致函中共驻美大使李肇星，指称刘晓明的话是「侮辱及威胁美国国会」，并要求李肇星澄清：李登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後，中共在台海飞弹演习威胁台湾，这次刘晓明的谈话是否意味一旦美国会通过「台安法」，中共就要「对台动武」。赫姆斯强调说，这项法案所以在国会获得普遍支持，正是因为中共加重对台军事威胁。 对於赫姆斯来函，李肇星回函挖苦说，「连小学生都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但很多从政者似乎不知道这个事实」，暗指赫姆斯连小学生都不如。最令人吃惊的是，李肇星竟直接贬损赫姆斯：「称台湾为『中华民国』，称台湾的领导人为『总统』，说你『无知』或『欠缺知识』，是给你面子了」。 而李肇星竟然有胆量把这样粗野、荒唐的回函以及赫姆斯来信一并交给了《华盛顿时报》公开发表，一下子在华盛顿外交界引起议论纷纷。 因为即使在冷战时期，原苏联等共产国家及美国的宿敌国家的外交官，也没有谁这样不顾外交礼节，直接攻击谩骂美国国会议员的，而且赫姆斯是重量级的议员，他一直担任权力很大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李肇星竟要求美国政治家像共产中国一样称台湾为中共统辖下的一个省。居然连外交的ABC都无视。不称李登辉为「总统」，难道要称呼李登辉为「台湾省长」？除了中共之外，全世界的政治家都称呼李登辉为「总统」，即使对根本不是民选出来的江泽民，都称为「总统」（President）。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 ●李大使水平相当「生产队长」 俗话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就是不管双方怎样交恶，总要有基本的外交礼节与底线，这是人类自古的规矩。即使在中共最敌视美国、意识形态最严重的时候，主管外交的周恩来虽然完全是毛泽东专制的执行者，但仍保持「君子风度」，在亚非会议上遇到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时，曾主动和对方握手，虽遭杜勒斯拒绝，但周的外交风度受到外交界和西方媒体的肯定。中共後来派驻联合国的大使、曾出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虽然始终是共产政府的代言人，但在外交场合也没忘记礼节和风度。在那个时代，中共的外交官都没有过像李肇星这样毫无外交水准的撒野行为。包括後来中共驻美大使韩叙，也在美国国会交结了很多朋友，被美国人称为「微笑韩」，绝无李肇星这样像红卫兵大使一样横冲直撞的农民举动。 且不论两国意识形态怎麽对抗，乔冠华、韩叙等中共外交官所以保持了外交礼节，不仅是由於个人修养和外交官的基本职业要求，还因为他们清楚，作为派驻美国的外交官，不是来和美国战斗，而是来进行沟通，缓和或加强两国的关系。而李肇星的行为，恰恰和这个目标背道而驰，给赫姆斯这样重要的国会领袖写那样没有外交礼节的公开信，只能更加降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国会议员以及民众中的形象。李肇星的行为，很像文革影片中的乡下「生产队长」，而完全不像一个职业外交官。 而美国驻北京大使普鲁赫，则和李肇星的做法完全不同。当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台安法」之後，中共外交部曾把他叫去「训话」，表达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但整个「训话」期间，美国大使只是静听，表示把中方意见转达给美国政府。设想如果普鲁赫是李肇星的水平，他也会指责中共外交部官员对美国的知识只是小学生，因为美国的制度是三权分立，政府不能决定国会投票做出怎样的表决。但普鲁赫所以一声不吭，就因为他作为外交官知道基本常识，他不是来北京和中国政府「战斗」「论理」，而是作为美国的代表，应遵照外交礼节倾听中方意见。 ●贬损女性国务卿遭耻笑 这次外交失礼事件并非李肇星第一次「肇事」，他到美国上任以来，不断出丑闻。例如他和美国国务卿奥布莱特一次同台演讲时，李肇星竟直接指责奥布莱特。奥布莱特不仅是美国国务卿，还是位女性，在美国特别强调尊敬女性，因此「李大使」的粗野行为受到听众蔑视。 李肇星到美国赴任时，奥布莱特曾亲自到机场接他，而「李大使」如此没有人情味，连一些中国留学生都看不下去，在网络上嘲骂李肇星是「肇事」的「克星」，「丢尽了中国人的脸」。 在北约误炸中共驻南斯拉夫使馆事件时，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曾播出对李肇星的采访。这场采访显示了中美新闻的不同，美国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中共驻美大使访谈，给李肇星一个机会向美国人民表达中古的观点，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被民众蓄意围砸，中国却没有任何一家媒体给予美国大使任何说话的机会。 但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中共的中国人，在电视上看到这场访谈，都无法不产生一种丢脸的感觉，因为李肇星在电视上根本不像个外交官，简直像个乡下恶霸，不仅强词夺理，而且表情气急败坏，不断用手指头指著美国电视主播嘶喊：你们美国要负责，你们要彻底调查┅┅。完全把美国的电视台视为美国政府。而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媒体完全不属於政府，更不是政府的喉舌。而李肇星手指著电视主播，用生硬的英文一口一个「你们美国」地指责，只能强化美国观众对中国人的负面印象，尤其是那种在电视上用手指头指著人家鼻子说话的凶相，在美国这种文明世界实在罕见。 李肇星作为驻美外交官应该懂得，有机会在电视上直接对美国民众说话，他要做的不是表现怎样富於红卫兵式的革命战斗性，做给北京领导人看；而是在表达北京政府观点的同时，表现得有外交官的修养和礼貌，以赢得美国民心，这才对中国政府有益。 ●北京大使素质不如伊拉克外交官 几年前海湾战争时，美国电视上曾多次播出对伊拉克驻联合国大使的采访，即使当时美国正在轰炸伊拉克，伊拉克的大使也完全没有像李肇星这样指著美国电视主播的鼻子大喊大骂，而是彬彬有礼地陈述伊拉克政府的观点，批评美国的海湾政策。因为作为外交官，伊拉克大使有基本常识，他在美国电视上不是要做给伊拉克总统萨达姆看，而是要做给美国观众看，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机会争取美国民众。 同样是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时，美国公共电视台采访了南斯拉夫驻联合国大使，以及南国外长。两位南国外交官虽然一直为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政策强词夺理地辩解，但从始至终都面带微笑，且语气平和，虽然电视主播的提问都非常尖刻，但他们都从没有中国「李大使」那种满脸阶级斗争。 ●李鸿章式外交官是新闻垄断的产物 清朝末年，李鸿章出洋考察，这位闭塞於文明世界之外的「李大人」竟然把他国外交官送的洋狗给煮食了，并告诉那位外交官说「味道不错」。时隔一个多世纪，从那片土地又出来一个「李大使」，其粗俗愚蛮，真成了「李大人」的隔世兄弟。 为什麽李肇星这种水准的人能够保持住外交官的位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如果他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外交官，出这样的丑事，早被媒体广为报导和批评，在舆论压力下，不是自己主动请辞，也会被撤职。 例如，几年前欧洲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长，仅仅在公开讲演中说错了一个词，就被媒体广泛报导，并批评他没有主管教育的资格，最後这位教育部长只得辞职。 美国前副总统丹．奎尔（布什任内）曾把「土豆」这个词拼写错了，结果成了媒体笑料，被提了不知有多少次。虽然奎尔也很有能力，但这个小事相当损害他的形象，以至这次他出来参选总统，很快就以退出告终。 无所不在的自由媒体的存在，导致西方国家不会有像李鸿章和李肇星这样粗俗的人来当外交官。而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像李肇星这样的「丑闻」不仅得不到公开报导和批评，更无法形成「公共舆论」压力。因此，「李大人」、「李大使」之类就可以一直理直气壮地、像涨红了脖子的公鸡一样到处「战斗」，丢人现眼。 据说中国外交部也在进行改革，把传统的意识形态外交改为「务实外交」。但不管怎样改革，应该首先「革」掉像李肇星这样丢中国人脸的「红卫兵」们，毕竟今天已是二十一世纪，「李鸿章式的外交」应该结束了。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2月号） |
| 革命和改良的「陷阱」 1999-12-19 |
| 当中国人迈进21世纪的时刻，带著希望，更带著惆怅，因为从辛亥革命至今，无数仁人志士探索、追求了一百年，最後中国仍是专制社会，而且在思想控制上比百年前的清王朝更严酷。
如此现状，是任何知识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却恰恰又是知识人错误导向的结果。这一点从中国近代出色的知识份子中很有代表性的梁启超和孙中山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出。 ●改良和革命都剥夺人的政治权利 梁启超在清朝晚期那样封闭腐败的统治下，能有智慧看到中国的问题，有勇气向皇帝「上书」陈词，力促中国维新变法，可谓近代中国知识人中的先知之一。後来他还曾在日本住了14年，三次到过美国，并游历过欧洲，对西方民主制度有过近距离的观察，一直疾呼中国走西方富国强民之路。 然而，梁启超认为以中国的国情，只能「渐进改良」，实行「君主立宪」，而不能通过革命改朝换代。梁启超看到的「国情」是：中国文盲多，民智未开。因此他提出，只能先实行君主立宪，提高教育，等塑造了「新民」後，再实行民主。 近百年後的今天，梁启超的「新民说」仍主导著相当数量的中国知识人对中国政治前途对看法：中国人素质差，实行民主就会天下大乱。 在「革命」带来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流血，并导致共产党残酷独裁的现状後，更促使知识人深思，也许中国走梁启超的「渐进改革」而不是走革命之路，对中国更有好处。 但实际上，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改良」和「革命」之争，都没有争到根本问题上。因为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没有把自由的价值明确地提出来，并作为改良或革命的目标。 孙中山主张以革命结束帝制，建立共和，但提出中国民主要经过三阶段，即首先是「军政」、「训政」，然後才能实行「宪政」民主。理由和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样，认为中国人「一团散沙」，素质差，不能实行全民选举；只能由军事强人、再到政治强人的威权统治，等中国人成为「新民」後，再实行宪政，还政於民。 而梁启超的「新民说」，则是直截了当地认为中国人还不具有选举——行使政治权利的能力和资格。 ●没有制度制约，权力者都会恋权专制 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孙中山的「三阶段论」都有根本性的错误： 第一，标准模糊。梁启超以善写政治抒情文著称，他在「新民说」和「少年之中国」两篇最著名的文章中，都是用文学的语言阐述「新民」，强调「民智未开」，但到底人发展到何种水平才能被称为「新民」，则没有具体、清晰的标准。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也是概念模糊，阶段之间的界限根本不明确，到哪一步为止，中国人才配「宪政」，毫无标准。所以，梁、孙两者的主张都在事实上给了统治者拒绝还政於民的理论基础，以还没有「新民」，或「宪政」阶段还没到，而继续君主式统治。 第二，认定权在统治者手中。即使梁启超的「新民」和孙中山的「军政、训政」标准清晰，这两种理论也存在严重问题，那就是，人民是否已成为「新民」，社会是否已达到该进入「宪政」的阶段，这种认定权和最後决定权都在统治者手中。毫无疑问，所有统治者都是绝不情愿放弃权力的，只要没有制度的约束，他们都不会主动放权。自然不必提毛泽东和邓小平，仅从孙中山的继承者蒋介石的统治就可以看出，蒋到死，都没有实行「宪政」，最後还像皇帝一样把权力传给儿子。 第三，「新民说」和「阶段论」都是剥夺人的「天赋人权」。西方思想家著眼的不是「新民」「旧民」，而是只要是人，就应享有政治权利，这种权利之所以被视为是「天赋」的、上帝给的、与生俱来的，就是强调它的绝对性，任何借口都不可以剥夺。无论博士还是文盲，在「天赋人权」的理论下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根本不存在等成了「新民」後才可投票选举的逻辑。 正是在这种天赋人权的理论下，不要说西方国家，即使在有十亿人口、文盲占百分之四十七的印度、美洲最穷的海地、犯罪率是美国五十倍的南非、结束波尔布特统治後的柬埔寨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民主选举。 这些世界上既贫穷，文盲率又高的国家的成功选举证明，没有「新民」，民主是可以操作的；不经过「军政、训政」，宪政是可以实行的。 ●人的政治权利不可剥夺 今天，当中国知识人重新探讨「改良」和「革命」之争，想重新确定两者的价值时，应该看到，梁启超们的「改良」和孙中山们的「革命」，都只是手段和形式的不同，而在价值取向上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两者的根本错误都是把社会稳定、国家强大作为优先选择，而忽视和牺牲了人的自由和人的政治权利这种更根本性的价值。 在这种价值取向下，无论是孙中山的革命，还是毛泽东的革命，都比梁启超的「改良」更可怕，因为「革命」成功了，但自由的价值并没有胜利。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是用一个新的「革命皇帝」取代了旧的「君主」，人的权利不仅仍被剥夺，而且整个社会还经过了大流血和大动荡。 因此，百年过去了，当中国今天再次面临「改良」或「革命」的选择时，首先应该清晰的是，「改良」和「革命」这两种手段的区别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以什麽样的价值为变革的根基。如果不以人的自由、人的天赋政治权利为根本出发点和目标，无论怎样的改良，怎样的革命，最後自由的价值都不会胜利。换言之，只要能尽快地使人民获得自由和政治权利，无论采取哪种手段都是可取的。 （载香港《开放》月刊2000年1月号） |
| 美国对中国的幻觉 1999-12-15 |
| 美国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们好像总是在惊讶，当苏联帝国崩溃时，成百上千的美国专家们，没有一个人预测到70年历史的共产政权会在三天内结束。
当天安门屠杀发生时，他们再次惊讶。《纽约邮报》的专栏作家科派崔克（Jeane Kirkpatrick）当时在他的报纸写到：「为什麽那麽多专家对那个那麽多人的国家的事情知道得那麽少？为什麽他们对天安门事件毫无预测？为什麽他们要惊讶？」（《New York Post》，June 12, 1989）美国的专家学者们无法理解，为什麽他们热爱的邓小平——两次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会在天安门广场杀害年轻的学生们。 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费正清面对「六四」更是困惑，叹息说，「中国确实是独特的，深不可测的。」 今天，当邓的接班人江泽民利用北约误炸中共使馆事件煽动反美示威，严厉镇压法轮功，他们又发出惊讶，《华盛顿邮报》的社论题目是「中国的真正面目」，该报专栏作家何格兰（Jim Hoagland）的专栏标题是「务实面对中国」，《华尔街日报》社论的标题是「中国的另一副面孔」。 这些标题反映出，他们无法理解为什麽朗诵林肯的演讲词、总是满脸堆笑的江泽民，真正的「脸孔」会是这样丑陋。 这太多的「惊讶」和「不解」背後，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美国政府对红色中国长期的浪漫、天真、一相情愿的幻觉。 这种幻觉有著长长的历史，我们无法在一篇短文中全面回顾，仅在这里摘引几个大的事件，看看美国政府是如何「幻觉」的—— ●调解国共两党，马歇尔的天真 在二战刚刚结束时，美国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将军去中国，八次上下庐山（蒋介石当时在山上避璁），劝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和谈，建立类似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这样的两党轮流执政的民主政府。马歇尔的调解当然失败了，因为共产主义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共产党会真正和其他政党分享权力，共产党人的梦想就是夺取权力，建立一党专制的乌托邦社会。 马歇尔和美国政府的调解努力显示，美国人根本人没有懂得共产主义。这种企望国共两党成为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那样的合作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幻想，像一个笑话。 ●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的神话 但美国人没有从马歇尔那里得到教训，於是就出现了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的神话。被「水门事件」钉在丑闻十字架上的尼克松，几年前去世时，被两党歌颂为曾取得外交成就，尤其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是，至今没有美国学者严肃地挑战尼克松打开了中国大门的神话。 1972年，尼克松和他的权谋家基辛格访问了中国，在那前一年，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叛逃坠机身亡。此後不久，中国就开始了批判林批孔运动。尼克松的访问对中国的清洗运动为主轴的政治局面，没有丝毫影响，对中共的内外政策，尤其是对内部的专制统治，毫无作用。它仅仅是增加了毛泽东的帝王自豪感和共产中国的合法性。尼克松的「打开中国大门」之说，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神话。 尼克松的访问，结果是使北京进入联合国，美国的老朋友台湾被取代。这个所谓的「打开大门」，实质上是尼克松所代表的美国政府向红色中国的「投降」，没有独裁者会拒绝敌人的投降的。尼克松把北京迎到联合国，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即使连要求北京放弃武力犯台的承诺都没有提出。北京成了联合国中「合法」的穿著「新衣」的「皇帝」。 严格地说，激进的文化大革命只有到了1976年毛泽东死亡才正式结束，而在这之前，中国的政策绝没有因为尼克松来「打开大门」有任何改变。那麽，尼克松的所谓「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实质成效在哪里？ 无论是在美国最新解密的资料，还是中共《人民日报》，都曾刊载了相同的故事，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见到年迈的毛时，尼克松一口一个「主席」，并谄媚地说「毛的思想改变了世界」。基辛格则向毛汇报，他在哈佛教书时，怎样要求学生读毛的书。那份低三下四，更助长了毛泽东的独裁和不可一世。因为连自由世界的领袖们都不仅前来朝拜，还要像周恩来们一样吹捧他。而尼克松的访问，最大的成果是，给了毛心理上的满足感，给了他的政权合法性，从而中国被统治得更加封闭和专制。 ●卡特的一相情愿 1978年卡特政府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成了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必然结局。在中美建交第二年，中国确实开始至今还在进行的经济开放改革。但这个至今已有20年的开放改革，并不是美国和北京建交促使的，而是中国内部自身政治、经济变化、中共超级领导人邓小平拥有绝对权力以及他的个人理念的混合结果。 邓的改革基於两个动机，一是挽救中国共产党。由於毛泽东的激进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经济处於崩溃边缘，而且旷日持久、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已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份子、共产党员、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感到厌倦。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开放经济，才可能避免当时有著十亿人口的中国的崩溃。邓小平在他後来的讲话中不止一次的强调，如果中国不进行开放改革，就会重蹈苏联垮台的覆辙，共产党就会在中国被结束。因此，邓的中心想法是通过开放经济，维持共产党和他本人的绝对权力和统治。 第二，中国的改革和邓小平的个人气质和理念有关。邓虽和毛一样都是经过长征的同时代共产党人，但邓不像毛那样充满革命浪漫情怀和激进的幻想。和诗人毛泽东相比，他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也是为什麽他被毛打倒过三次的原因之一，因为在毛的眼里，邓是个「走资派」。 正因为邓有这种特质，因此，当毛去世他获得权力後，就开始实行他的理念，即政治上保守主义，在经济上务实主义。由此开始了中国至今还没有结束的经济改革和政治保守的双轨制度，邓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的这种政治和经济变化，和尼克松「打开大门」以及後来卡特政府的「建交」都没有直接的重大关联。 尼克松和卡特虽然所属两个党，但有著共同的想法，即想通过讨好中国的统治者，对北京实行绥靖主义，来促使红色中国进入国际轨道，成为文明社会中的一员。1978年邓小平第一次访问美国时，他不仅被带上了牛仔帽，而且被带上了「伟大的改革者，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桂冠。 但让尼克松和卡特们跌破眼睛的是，邓小平给予西方这种期待的回报是，天安门屠杀。当机枪在北京长安街扫射学生的时刻，美国总统布什几次打电话给邓小平，试图说服他不要开枪杀人，但邓连电话都不接。布什把一个专制政权的首领当做了法制国家的领导人来看待，还试图说服，显示这位卡特的继任者仍是对共产党世界一头雾水。 ●克林顿的天真和愚蠢 克林顿时代则把这种「幻觉」推向了高峰。在天安门运动时，邓小平废黜了他亲手选定的第二个接班人赵紫阳，把一个留学苏联的工程师、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攫升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对於这种破格提拔，江泽民本人都感到惶恐。他在邓小平等元老面前的唯唯诺诺，使人们相信，他只是一个傀儡和政治过渡人物。当邓小平去世後，西方很多专家们猜测，这位来自地方的技术官僚会步当年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的後尘，在毛死後不久就被权力斗争的浪潮淹没。 但江泽民幸存了，而且越来越变成了邓小平第二，成为一个十足的独裁者。江泽民的权力稳固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克林顿邀请他到美国访问，为他在党内权力斗争造了势，使他严然像一个「世界舞台上的领袖」，而不是苟且於权力角斗机中的政治小丑。 江泽民「成功」地访问了美国，尤其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回访了北京之後，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曾刊出「民谣」：「毛主席统一了中国，邓小平领导开放改革，江泽民使我们和美国平起平坐。」它透露出，不仅中共党内的官僚们，连一般民众，也由於江泽民访问美国，和华盛顿改善了关系，而对这位原来被视为无能的过渡政治人物刮目相看了。克林顿试图和红色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绥靖政策，帮助了江泽民在党内斗争中获得优势，巩固个人权力。 克林顿在访问北京时，对台湾说了「三不」。这是自尼克松政府和中共政权接触以来，美国行政部门向北京的最严重的倾斜。它打破了连尼克松和基辛格等权谋政客还试图保留的在北京和台北之间的战略平衡——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通过「台湾关系法案」明确美国对台湾的协防责任，由此构成两岸政策的平衡。 正是克林顿政府对北京的一面倒的倾斜，导致台北提出「特殊两国论」，明确台海两岸的定位，而试图摆脱在北京和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的两面挤压下，国际生存空间缩小的艰难局面。 两国论在台海两岸以及美国都掀起轩然大波，并导致中共对台湾文攻武吓，它很大程度上是克林顿的一味讨好北京的政策导致的。 ●绥靖还是遏制 在美国，也有对克林顿的中国政策的批评，提出要遏制中共，否则自由世界可能会重复当年英国首相张伯伦对纳粹德国采取绥靖主义的恶果。但克林顿和他的政府有一个看起来很有力的理由自我辩护——如果对中共施压，中国就会倒退回闭关锁国的原来状态中，连目前的这点开放局面都无法保住。 但是，这个设想不是建立在事实上的。中南海领导人所以要在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主要的动力来自挽救中共政权不要步苏联的後尘，用经济改革和开放，提供民众的生活条件，来缓解社会冲突，降低人民的不满，如同缅甸民权领袖昂山素姬所说，「用提高生活水准来换取民众的沉默」，由此维系专制的继续和永存。 正由於中共领导人是以这样的动力来进行经济开放，因此无论国际社会如何施压，它都不会倒退到毛时代，因为以今天全球共产主义崩溃的大势所趋，中共领导人做那样的选择等於是自杀。 正是由於这样的原因，即使邓小平下令了「六四」屠杀，遭到国际社会经济制裁，邓政权最有机会、最有可能倒退到毛时代，但邓不仅没有那样做，反而用「南巡讲话」加强中国的开放政策。而今天同样是这样，即使发生中共驻南领馆被炸，中国发生反美示威，但江泽民仍然是选择和美国进行世贸谈判，继续经济开放改革政策，因为无论邓还是他的接班人都非常清楚，对於维持他们的统治权力来说，唯一的选择是继续开放政策，而不是倒退到毛时代。 现在的问题是，不清楚的是克林顿和他的政府，那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对共产主义的幻觉，在麻醉著美国一届届政府和决策者，使他们继续对红色中国做出错误判断，实行不切实际的政策。这种带有绥靖主义色彩的政策只能给予中国的独裁者们更多的信誉，合法性，推迟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结束。从半个世纪前的马歇尔将军到今天的柯林顿总统，事实证明，在这种幻觉下制订的对中国政策从来没有真正的效果。即使美国对北京不进行遏制，至少也应该采取「交往—遏制并用」的政策。 充满战争和共产主义瘟疫的血腥二十世纪就要结束了，但愿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天真浪漫情怀也随著这个世纪而结束。 （载《中国之春》2000年1月号） |
| Chinese literature faces a century of failure 1999-12-12 |
| Lu Xun once said: "I think there is nobody truly deserving the Nobel Prize in China. It would be better for Sweden to ignore us. It would only encourage Chinese egotism, causing them to believe they could really parallel those great foreign writers if yellow-skinned people were given preferential consideration. The result would not be good at all."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Sunday, December 12th, 1999 The chairman of the Nobel Committee handed the last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of the century to the German writer Gunter Grass on Friday, marking a period to the century's great literary works. Among all the messages it sends out, one quiet note heard probably not by many people but certainly by the Chinese: their authors are totally absent during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or. With one fifth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and a long and profound cultural and literary tradition, there might be more people who love and undertake the drudgery of writing in China than in an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So why has no Chinese author ever been honored with the award of the prize? Among the possible reasons, the following are worthy of consideration: Politics has corroded literature If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began this century, so did Chinese political literature. Beginning in the early 1920s, authors and scholars such as Hu Shi (胡适) advocate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tending to promote a literary revolution. This however quickly turned into a political movement intent on "sav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 Before long, the patriotic crusade was subsumed by the anti-Japanese war. Consequently, "oppose the Japanese and save the nation" became the slogan of most authors and the so-called "literature of national defense" (国防文学) became fashionable for a time. The civil war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ommunists, which immediately followed the anti-Japanese war, took the relay baton to dominate literature. Most authors were willingly involved in politicized writing. After the communists took over China, authors were not only totally deprived of their freedom of creativity, but were also remodeled to suit the Communist ideology. Those modern classics of China, such as The Tempest (暴风骤雨), The Red Flag (红旗谱) and A Tale of Youth (青春之歌), characterized China's literature of the last fifty years: they are social messages and literary propagators of communist ideology. Writers were required to be servants of the party and to subjugate art to politics. In this carefully policed intellectual atmosphere, authors gradually lost their individualism, humanity and sensibility. During the Mao era almost all literary works promoted revolutionary spirit instead of human values. Although the revolutionary character in Chinese writing has abated over the past 20 years, the long period of dominance of political "revolutionary " themes has stunted Chinese writers' ability to deal with the "foul rag and bone shop of the heart" which is, universally, the stuff of great literature. The Chinese writers themselves don't seem to understand this. The late author and translator of Ulysses, Xiao Qian (萧乾), complained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did not understand the heroic image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 young writer of the new generation, Wang Anyi (王安忆), commented on Zhang Ailing (张爱玲) recently saying she wrote only petty-bourgeois sentiment. It is peculiar that two well-known authors of two different generations seemed to be ignorant of the meaning and purpose of literature. If subjects of imaginary writing must be confined to certain social groups or display certain values, then literature has metamorphosed to politics. The bond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ut politics should not be the sole matter to blame for China's failure to wi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Otherwise why did five authors and poets from the former communist Soviet Union -- a system just as politicized and just as culturally policed -- receive the accolade? And why has Taiwan, with a population of 22 million and without communist rule, not produced a Nobel Laureate while Australia, with a smaller population, has? In fact, not only in the last 100 years but in the last 2,000 years China has failed to produce any great literary art that was recognized universally. Therefore, simply to blame communism is not enough; there must be more deep-rooted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Throughout the 2,00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culture preference has always put the concepts of country, nationality and collective thinking above the value of life, dignity and individual freedom. This kind of value preference conflicts with the essential quest of the art of literature: the meaning of living, the value of individual life, love, suffering and compassion, etc. When a culture's principal value is not focused on individual human beings, then there is no individual, and every person is simply part of an amorphous mass. It is hard to imagine that any literary work with individuality could emerge from a culture without individualism. Undeniably no universality is likely to be found in the suppression of individuality. Therefore, such a culture is doomed to be unable to produce unique literary characters that reflect part of the universal common condition. The lack of literary cultivation Most writers learn their craft by the reading of others. This necessitates both that they live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literature is obtainable and, in order to hone their skills, they need to see how others use their native language and address their cultural and social issues, they need access primarily to the classics of their own culture. Unfortunately, Chinese authors suffer from an inherent shortage of literature. Most classic Chinese works were written in classical Chinese (文言文), which could hardly benefit modern writers who neither read nor write in such language. Since classical Chinese is hugely different from today's modern language, the author Lin Yutang (林语堂) asserted: "Psychologically, learning classical Chinese is almost like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The only few readable, half-classical, half-modern language Chinese works, such as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红楼梦）,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三国演义) and All Men Are Brothers (水浒传), have proved to provide little literary nutrition to modern writers. For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the best of all, lacks any in-depth probing of human feelings despite its excellent description of characters and situations;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and All Men Are Brothers are merely popular fiction for the masses and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art of literature. Therefore, the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eritage is extremely scanty, both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While the Soviet Union might have shared China's bleak communist politics and forced adaptation of literature for socio-political goals, this did not stop the emergence of five Nobel Literature laureates. Without a doubt, the rich literary tradition of Russia was the reason for this. Russian authors inherited an abundant legacy from their great classical writers -- Pushkin, Gogol, Turgenev, Tolstoy, Dostoevsky, etc. Russia's literature is appreciated universally, but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acknowledged merely in China. One may occasionally see a copy of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in US bookstores, but nobody knows who Cao Xueqin (曹雪芹) is. This scanty heritage of literature has handicapp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uthors' humanity and sense of art. Besides their own culture heritage, another primary resource for writers is foreign literature. However,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western classics only began in this century. Not only was the quantity limited, the selection of literary works approved in communist China was mostly of second- or third-rate so called proletarian writer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Ulysses was published in China only in 1994, and Lolita 30 years after its original publication. Most of the 100 best English novels this century as selected by Random House have not yet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let alone the numerous great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y. Nevertheless, even if all of the great Western works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translations are but reflections in a tarnished mirror," as the French translator of Ulysses stated. Language is essential for authors such as Joyce and Nabokov. Unfortunately, one could see almost nothing at all of the masterful language usage of Ulysses and the beautiful prose style of Lolita from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In fact, no matter how the translators racked their brains, not even half of the original works' richness was brought out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Lack of knowledge of foreign languages is another defect of today's Chinese authors. Again, dissimilarly, most good Russian writers know at least one or two foreign languages. For example, all of the above mentioned Russian authors understood French. Doubtless, French literature is 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wining 12 Nobel Prizes for literature, far more than any other single country, is no accident). Imbibing directly the quintessence of France's splendid literature while utilizing their own rich resources, it is no wonder that Russia should have produced so many fine writers. Obviously, it is too hard for Chinese writers to produce great literary art when they can neither receive nourishment from their own cultural legacy nor acquire directly the cream of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history is too short Despite China's 2,000 years of cultural history, the language being used today is less than 100 years old. In today's China, few can appreciate the language that was used throughout China's history and was called by Lu Xun (鲁迅) "the dead language." Lin Yutang also commented, "Classical Chinese cannot express precise meanings. As a result, everything was said in generalities or in vague terms." Of all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oem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re generally agreed to be the finest flowering. However, since the rules for such poems were extremely strict, the poet Wen Yiduo (闻一多) described the writing of such poems as "dancing with shackles." And the shackles certainly crippled Chinese expression. The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egan only in the 1920s. Today, the use of classical Chinese has been almost totally abandoned, but the new vernacular has never had a chance to really develop, dogged as it has been by political struggles, trammeled as it has been by political ideology and sloganeering. When a language itself is still in a primitive stage of development, little good writing can emerge from it. It is not easy to point to any contemporary Chinese author whose prose style is truly beautiful. The phraseology of good writers such as Lu Xun was extraordinarily dreadful. The limitation of characters Although Chinese characters may help one's visual impression in a certain sense, the limitation on imagination and abstract thinking they impose is a greater deficiency. Compared with English, Chinese has some fatal flaws. It does not take a linguist to realize the differences; anyone with a high-school level ability in both languages could easily point out the impotency of the latter. For example, the lack of words to express abstract concepts leads to indefinite and imprecise expressions, the scarcity of verbs results in boring descriptions of human actions, the paucity of adjectives and adverbs contributes to dull narration in stories, the deficiency of synonyms makes explanations of any kind not only difficult but also repetitious. Besides all of these, loose grammar and floppy logical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encourage innumerable senseless compositions. No wonder Lin Yutang claimed "Chinese language was ruled by men and English by law." Based on this writer's own reading experience, the best distinction of th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of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s might be this: almost all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works, except poetry, are either more precise, or more beautiful, or more powerful than the original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ll, not almost,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English works are either more obscure, coarser or weaker than the originals. It certainly needs many books to discuss such a big subject as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ut at least, the above mentioned reasons can be seen as having something to do with Chinese authors' failure to win the Nobel Prize or any other degree of international appreciation. It was rumored in the 1930s that the Nobel Committee had considered awarding Lu Xun the prize, upon which Lu Xun wrote to a friend: "I think there is nobody truly deserving the Nobel Prize in China. It would be better for Sweden to ignore us. It would only encourage Chinese egotism, causing them to believe they could really parallel those great foreign writers if yellow-skinned people were given preferential considerations. The result would not be good at all." Nearly 70 years later, nothing has changed. Translated by Francis Huang www.taipeitimes.com |
| Taking the air out of US fantasies about China 1999-11-24 |
| China experts in the US have long fantasized about China, often in a naive and romantic way. The reality is much more telling and instructive, according to a seasoned China watcher in New York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Wednesday, November 24th, 1999 US experts on communism have emotions that run the gamut from surprise to stunned: hundreds of American specialists on the Soviets were shocked whe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llapsed; none of them had ever predicted that a seemingly powerful empire with 70-plus years of history would fall in only three days. They were astounded again in 1989 when a massacre took place in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New York Post columnist Jeane Kirkpatrick asked at the time: "Why did so many know so little about an event involving so many people? Why was it that so many experts failed to perceive the explosive atmosphere from which the demonstrations materialized... Why were they so surprised?" Those US China experts could not understand why Deng Xiaoping -- who was twice chosen as Time magazine's "Man of the Year" and on whom pundits placed "great expectations" for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and hopes for a prosperous Sino-US relationship -- would brazenly kill innocent students while 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on CNN. The expert of experts John King Fairbank sighed with bewilderment when he saw the massacre unfolding on TV: China was truly singular, too profound to be understood, he said. The Americans were stunned again when Deng's successor Jiang Zemin manipulated a nationwide anti-US demonstration after NATO's accidental bombing of the Chinese embassy in Yugoslavia and when Chinese authorities began a major crackdown on Falun Gong followers. My fellow Americans could not figure out why that smiling -- and seemingly soft teddy bear -- Jiang, who dined with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t a state dinner and quoted Abraham Lincoln on freedom and democracy to a US audience, could carry out such capricious actions. What was really behind those "surprises" and "shocks" was a certain naivete on the part of those China experts -- who remain somewhat romantic with their wishful fantasies about Beijing. It is impossible to review the long history of these kinds of American fantasies in a brief commentary, but let's take a glimpse. Marshall's ignorance: Mediation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CP Immediately after the end of WWII, the five star US general George Marshall visited China and climbed Lu Shan (庐山) eight times -- Lu Shan is the mountain where Chiang Kai-shek occupied the summit and Zhou Enlai stayed at the bottom waiting to negotiate with the KMT -- trying to persuade the two sides to establish a US-style government, and hoping the two parties could behave like the Republicans and the Democrats who ruled the US by turns. Marshall's mediation efforts were , of course, failure, for there has never been a Communist party,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Communism, that has been willing to share power with any other political group. The Communists' doctrine -- and they never denied it -- was to establish a Utopian society that is ruled by a one-party dictatorship. The efforts made by Marshall and the US administration showed in plain fact that either they did not understand what communism meant or they had turned a blind eye to what happened in the Soviet Union before WWII. The fairy tale of Nixon's `opening up' I do not know how much the Americans actually learned from Marshall's failure to convince the communists. More than a quarter of century later, the "fairy tale" of US President Richard Nixon's opening up of China's door played on the world stage. Although Nixon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and connected with the Watergate scandal, by the time of his death a couple of years ago, he was praised by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for his great foreign policy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in China. I have not yet seen any US scholars who have seriously challenged this take. The fact is that before and after the 1972 visit of Nixon and his savvy adviser Henry Kissinger, China had been spinning on its own trajectory, without even the slightest derailment. In 1971, Mao's hand-picked successor, Lin Biao (林彪), betrayed him and crashed while escaping to the Soviet Union. Immediately after Nixon's visit came another round of of "anti-Lin and anti-Confucius (批林批孔)" campaigns. Nixon's visit changed neither China's foreign policy nor its domestic practice; it merely added to the complacency of Mao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Communist regime. The only result of Nixon's visit was to rob Taiwan, a longtime US ally, of its seat at the UN. What Nixon really did was to surrender to Beijing. Would any dictator refuse to accept surrender, especially from such a powerful country as the US? Nixon welcomed China to the UN with few conditions, not even a promise from the communists to refrain from the use of armed forces to attack Taiwan. I doubt if there is anybody who lived in China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who consented to the statement that the door of China was opened up by Nixon. Frankly speaking, it was only the death of Mao that brought an end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began the tru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Recently released details of the Nixon-Kissinger China visit show that the pampering from leaders of the free world only gratified Mao's ego, legitimized his authority, and therefore further strengthened his dictatorship. Naive Carter and Bush The 1978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ties betwee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was the automatic outcome of Nixon's visit. It was true that follow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 China did begin a drive toward economic reform and gradually opened its doors to the outside world. However, this opening up was not the result of the normalization, but rather the consequence of China's inter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and above all, the decision of paramount leader Deng Xiaoping. There were two major reasons for Deng to take the route of developing the economy. First of all, it was his personal belief that economic prosperity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an empty ideology. Characteristically, unlike the utopian and whimsical Mao, Deng was less radical and romantic, but rather practical and pragmatic. He had a reputation, which began long before he assumed power, of "following the path of capitalism," for which he was purged three times by Mao. Therefore, it was Deng's personal willingness to develop the economy that prompted China's opening to outside world. This is the power of a dictator. Secondly, Deng sought to rescue the Communist Party through economic reform.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hinese economy wa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 most people, including intellectuals, party members and high level officials, were tired of the endless political chaos. Faced with an urgency for change, Deng believed that on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could save the CCP and his own absolute power in China. Therefore, the policy change in China and its consequent opening up to the world had almost nothing to do with Nixon's visit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S. Invited by US President Jimmy Carter, Deng Xiaoping visited the US in 1978 and was very well receiv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edia. Although Nixon and Carter belonged to two different parties, they both had the same wish: to push China into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by applying a policy of appeasement. So how did Deng Xiaoping respond to his Western friends' expectations? By cracking down on the embryonic stages of democratic discussions in Beijing immediately after coming back from the US in 1978 -- and then the1989 massacre in Tiananmen Square. During the Tiananmen crisis in 1989, US President George Bush tried to telephone Deng, hoping to persuade him to give up the idea of firing on the students, but Deng didn't even bother to pick up the phone. Bush thought he could talk a dictator into giving up killing: what a naive former ambassador to China! Clinton's feeble-mindedness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has boosted Americans' China fantasies to an all-time high. During the 1989 Tiananmen student movement, Deng dismissed the second of his hand-picked successors, Zhao Ziyang, and elevated Jiang Zemin, the much lesser-known mayor of Shanghai, to the top position of general secretary. Jiang himself also took the exceptional promotion with trepidation. His servility to Deng and other senior statesmen made people believe that he was only a puppet and a transitional figure. When Deng died, Western observers speculated that Jiang would soon follow in the footsteps of Mao's hand-picked successor Hua Guofeng (华国锋), who was soon inundated by a wave of political struggles after the death of Mao. However, Jiang not only survived but soon turned out to be a dictator that would last.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for the stabilization of Jiang's power; among them was the invitation from Clinton to visit the US, which enhanced his influence on party officials and his reputation among the masses. Instead of being a struggling political clown, the state visit to the US made Jiang look like a world leader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fter Jiang's "successful" visit to the US, especially after Clinton's visit to Beijing, the People's Daily opined: "Mao Zedong unified China, Deng Xiaoping reformed China and Jiang Zemin made the United Sates share power with China." It showed that after the exchange of visits, not only the party bureaucrats, but also ordinary Chinese people began to regard Jiang, whom they sneered at before, with special esteem. Clinton's making China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ppeasement policy only helped Jiang to strengthen his own power and strangle the true voices of the masses. President Clinton also yielded to China's pressure and spoke of the "three nos" to Taiwan. This marked the biggest move made by the US government in favor of China since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s contact with Beijing. This move relinquished the strategic balance between Beijing and Taipei, which Nixon and Kissinger struggled to maintain. It was Clinton's cuddling up to Beijing that caused Taiwan to claim that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 be put on a special "state-to-state" basis in order to extricate itself from Beijing and Washington's "one China" policy that was making Taiwan's already tiny room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shrink. Engagement or Containment Certainly there are criticisms of Clinton's China policy in America;some advocate a policy of containment, emphasizing that otherwise the free world may face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similar to the result of Chamberlain's appeasement policy with Nazi Germany.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defense was also seemingly reasonable: putting more pressure on China may force it to go back to isolation. However, this assumption was not made according to the reality of China. As I stated before, the Chinese leaders' motivation to open the door and reform the economy came from the fear of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USSR. They believe that a better material life can reduce social conflicts and diminish public complaints -- which is similar to the way Burma's dissident leader Aung San Suu Kyi characterized her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buy our silence with a better economy." Therefore, China would not go back to the Mao era no matter how much pressure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puts on it. Chinese dictators have been clear on this point: in the wave of the global collapse of communist societies, going back means committing suicide. When faced with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after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Deng Xiaoping had the best opportunity and the highest authority to go back to the Mao era. But not only did he not do so, he even further enlarged the opening door and accelerated the speed of reform. Today's situation is the same: even though there was an anti-US demonstration after the NATO bombing of the Chinese embassy, Jiang resumed negotiations on China's ticket to enter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Both Deng and his successor were sure at this point that the only way for them to stay in power was not to go back to the Mao era, but to continue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open door policy.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for any dictator anywhere in the world, staying in power is the first and foremost priority. Therefore, nothing can stop China's own drive towards the outside world. It is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and those China experts on Capitol Hill who are not clear about what kind of government and rulers they are dealing with.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US China experts and the White House have been hypnotized by their own fantasies about Communist China; they kept making wrong judgements and impractical policies. Those appeasement policies only gave dictators mor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and therefore helped them last longer. History has proved that policies made from fantasies about China -- from General Marshall half a century ago to President Clinton today -- have never been truly effective. Indeed, the only viable China policy should be "congagement," if not containment. Within weeks, the 20th century -- plagued by horrible wars and the ugly face of communism -- will be over. I only hope that the US fantasy about China will also end with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
| 中国知识份子的百年误区 1999-11-18 |
| 世界大战笼罩、共产主义瘟疫弥漫的血腥的20世纪就要结束了。当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高举民主的选票要迈进21世纪的时刻，中国，这个人口最众多的国家，这个当年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竟和本世纪开始的时候一样，仍是独裁专制的国家。
一百年来，中国知识份子在呐喊、奋斗中苦苦地追求、挣扎。几代人花了一百年，转了一个圈，不仅回到原地，更面对比清朝更独裁的统治，比清朝时更劣质的民众。中国人既没有获得自由，中国也没有真正强大。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知识份子一直强调大众劣质，不配民主。第二，中国知识份子一直在高喊那个貌似最有道理，喊起来最响亮、最理直气壮，但其实是最错误、最误导、最反动的口号：爱国主义，使中国强大。第三，中国知识份子一直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对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同从来都不坚定。中国一有和西方国家的利益冲突、中国人在西方社会稍遇生存逆境，都能引起那些曾响往西方的知识份子对民主制度的怀疑，对西方文明价值的否定。 仅从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最能代表中国文化人思想历程的那些著名知识份子的主张里，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三种倾向。 ●新民：民主的基础 和康有为一起参加戊戌变法，以思想敏锐、文字犀利、创办杂 、鼓动风潮，并以宏文“少年之中国”等而影响了一代人的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愚昧无知、一团散沙，这种民众素质，根本无法实行民主，只能靠中央集权，重振经济和教育，等培养出高质量的“新民”後再建立共和。所以他主张君主立宪的开明专制。 梁启超曾在日本住了14年，并三次访问美国。但美式民主给他的印象是，选举太频繁，太注重选民的短期利益。美国的华侨让他再次看到中国人的劣根性：自私、不团结，不问政，勾心斗角。他由此得出结论，这样的民族，没有实行民主制度的资格。他写道：“中国人该忘掉庐梭和华盛顿，应该记起自己古老严厉但有效的法家传统。”於是他和康有为一起更坚定地保皇。 “新民说”曾被广泛认同。对中国民众劣根性持深刻批判态度的鲁迅当然也呼应“新民说”，也认为中国人不可以实行民主，连“代议制”（国会制度）他都反对。 曾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想家胡适，在1932年他主编的《独立评论》的创刊词中也说， “目前在中国提倡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 梁启超们并不是不要民主，但以他为代表的（至今仍很有市场的）这种先在专制统治下塑造出“新民”，然後再走民主道路的理论，有两个根本的错误： 第一，它不承认天赋人权。西方思想家认为“人权”是“天赋”的，就是强调它的绝对性，强调对它的拥有和使用都是没有先决条件的，任何统治者都不可以用任何借口来剥夺这种权利。 人权的核心是政治选举权，它是不可以根据社会环境好坏而任意给予和收回的；它是属於每个人自己的，和贫富、种族、性别、学识等等都没有关系。从这个理论出发，才能产生民主选举的制度。天赋论表明，民主制度是没有先决条件的，在任何社会环境下都可以实行。 美国在二百多年前建国时，无论物质生活水准和大众的文化程度都并不比今天的中国高，但他们成它a开始了民主制度。 现在印度的文盲比例是47％，中国大陆是17％。印度的经济和物质生活也低於今天的中国，而印度的民主选举已经实行了半个世纪。 再看南非，白人至上者曾以种族低劣拒绝黑人的选举权力。今天南非的犯罪率仍是美国的50倍，每三分钟就有一个女性被强暴。南非的经济也远落後於今天的中国。但即使这样的社会条件，在种族歧视制度结束後，南非也成它a进行了多次全民选举。 第二，“新民论”无视了这样一个严重的事实：只要专制统治者可以收回人民的政治权利，他就可以永远不再把这种权利还给人民。历史从来都证明，没有任何专制者会主动把权利和权力还给人民。那时候再哭民主，就和这一百年一样，束手无策。 统治者用为民众谋温饱为由，剥夺人民的政治选举权来保持专制统治，理所当然符合他们的逻辑。但知识份子主张“新民说”，谋求在开明专制下进行改革，结果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统治者的一边，使专制有了继续存在的理论基础，结果“开明专制”一定变成永久的专制。 孙中山当年提出民主三阶段：“军政”、“训政”，成熟时才实行民主“宪政”。结果，他的国民党继承人蒋介石到死都实行专制的“军政”，最後把权力传给了儿子，和皇帝一模一样。台湾今天走向宪政，并不是由於蒋家父子的“军政” “训政”塑造了“新人”之後才产生的，而是人民反抗专制的结果。 梁启超倡导“新民说”时，文盲占中国人口的85％，今天，已降到了17％。中国的“精英们”还在以中国人多，素质差，拒绝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於是民众劣质，不配民主，成了专制者永远拥有权力的“灵丹妙药”。 但即使民众劣质，但小偷也不会选强盗做总统，大猩猩也会举起脚投和蔼的饲养员的票。在民主选举的制度下，人民可能选出极差的领导人，但人民更有权利、权力和能力再淘汰他们。选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选的权利和权力在人民手里。既不是毛泽东选华国锋、邓小平选江泽民，也不是蒋介石选蒋经国。 一百年来，统治者用权力，知识份子用理论和舆论，都在做同样的事：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於是无权者们永远无权。 ●强国：首要的目标 清王朝被推翻後，中国知识份子纷纷把眼光投向外国，寻求新的思想。这期间最重要的一个启蒙者是严复，他从英国学习归来，致力於介绍西方思想，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论自由》、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史密斯的《原富论》等八种主要的西方著作。严复介绍西方思想的目的是为了促使中国迅速强大。 西方思想家强调自由思想，是把人作为目的，人的自由作为终极目标。而国家强大只是在独立、自由、强大的个人基础上的副产品。奠定美国民主基础的《独立宣言》，没有一个字谈到要把美国建成强大的国家，全篇主要是谈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但美国却成了当今世界唯一最强大的国家。道理很简单，只有独立的个人，才会有独立的国家；只有自由而强大的个人，才可能结出繁荣而强大的国家这个「果”。 但在严复们那里，却是因果倒置，自由思想变成了手段，成了建立强大国家的权宜之计。因此他把《论自由》书名改成了《群己权界论》。 严复的强国论颇引起共鸣。当时一批著名知识份子都认为强国比民主更是当务之急。如钱瑞升、丁中江、蒋廷黻等，都主张在中国实行德国式的独裁统治，认为只有高度集权，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建成强国。当时小学考试有道选择题，“最好的制度是君主，民主，还是独裁？”正确的答案竟是“独裁”。 今天被海峡两岸政府都推崇的孙中山，当年倡导的“三民主义”，其核心内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民族主义），建立民国（民权主义），平均地权（民生主义）”，重点仍是国家强大，而不是个人权利和自由至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冒出一批像陈独秀这样既年轻又才华横溢的知识份子。他们对传统文化深刻批判、毫不留情。五四运动虽然喊出了“民主”和「科学”，但民主仍是作为强国的手段而被强调的。当他们发现民主效率低，不能迅速强国时，民主就被独裁的口号所代替了。所以，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既没有救了国，更没有救成人。 而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和国家大於个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把强国和国家至上的理论发展到了顶峰，彻底消灭了个人价值，人完全成了专制政权下的奴隶。 这种为了国家强大而先牺牲个人自由的思路，至今仍然像春药一样使钗h中国知识人兴奋。当今的“新权威主义”、某美学家提出的“先经济发展，後个人自由”等，都只不过是炒已经失败的前人的冷饭而已。而这种“强国第一”“稳定至上”，连“军政”“训政”的阶段都不设定的理论，到底还要让罪恶累累的共产党统治多久呢？中国到底要强大到什麽程度，中国人的素质到底要提高到什麽水平才配享受民主呢？ 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主旋律仍是“爱国主义”。这个诋毁个人主义的口号泯灭了无数次民主的萌芽。所以，无论是以前，还是今後，任何高举“爱国主义”大旗，而不以人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的运动都注定会失败。 ●西方制度：不符中国国情 在中国近代史上主张全盘西化的呼声，最终都被东方文化特色、民族主义等浪涛所淹没。所谓西化，主要指建立在尊重人的政治权利之上的民主制度，和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与东方的国家、集体至上相反，西方的这种制度和这种文化价值的取向，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所以说，西化就是人化。那些认为中国不适合西化的理论，就等於说中国人不配人化。 以胡适为代表的少数几个主张“全盘西化”，走英美道路的知识份子，也有时不够坚定。胡适提倡“全盘西化”，後来在压力下改为“充分世界化”。他曾去过一趟苏联，看到列宁斯大林的集体农庄後，回来就倡导社会主义救中国。在《独立评论》的发刊词中，胡适说，“短时期的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主政治的途径。”1926年胡适还宣称，“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後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胡适在1953年曾公开忏悔当年认同社会主义是“犯了错误”。） 从文化上，胡适也时有在中国和西方两面摇 卤“ C胡适在康乃尔大学求学时曾用英文写了《中国之婚俗》一文，投给校刊发表，内容竟是为中国的包办婚姻辩护。胡适本身就是父母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但他的文章却洋洋洒洒论述父母包办“早婚”的四大好处，并批评西方的自由恋爱是不堪忍受的习俗。 胡适抵美第二年，准备写一部英文书，书名拟为《为中国社会制度辩护》，目录已列好，包括“祖先崇拜”、“家族制度”、“婚姻”、“妇女地位”等十个章节。 曾经非常崇拜西方的新潮诗人徐志摩，来到美国後，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的题为《论中国妇女的地位》的硕士毕业论文，全篇是为封建社会中的中国女性地位辩护，说纳妾对妻子并不是侮辱，强调中国女人一直和男人平等，并为丑陋的“缠足”辩解说，“西方妇女流行的束腰又比中国的缠足好多少？” 与胡适、徐志摩这种对中国人骂中国文化，对西洋人捧中国文化的情形相反，精通英文的林语堂则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国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严厉批判，对中国人的“消极避世” “超脱老滑” “因循守旧”的习性毫不留情地嘲讽。但回到中国後，林语堂为国人演讲时，则把他在《中国人》中所鞭挞的东西大加赞扬。在《啼笑皆非》“时变篇”中，林语堂猛烈谴责西方“白种人”。 八十年代中期，由於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著作，一大批中青年知识份子又开始崇拜西方，响往蓝色海洋文明。但近年来，这种渴望西化的声音又开始被“东方特色”、“独特国情”和“民族主义”等口号取代。 为什麽一百年来中国知识份子总是这麽容易动摇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信心，对西方文化价值的认同？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对西方的响往只是感性的，冲动的，而不是经过深邃思考後，发自骨子里、流淌在血液里的认同。虽然这种感性的呐喊也可以充满激情，但由於对西方价值的根基把握的不全面，认识的不深刻，因而这种激情往往会潮起潮落，经受不起挫折。 第二，把西方民主制度完美化。一旦发现西方制度中的弊病，就开始回头，要寻求比西方民主制度更好的第三条道路。共产主义已经是人类追求完美的一个恶果。在没有完美的人的地球上要求建立完美的制度本身就是行不通的。西人早已说过，如果没有专制，民主就是最坏的制度。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钗h学者一直在批评现有民主制度中的弊病，也一直在寻找更好的制度。如果在西方这种信息可以自由流通、思想可以自由交流，并且已经实行比专制要好的制度里，专家们仍研究不出更好的社会制度的话，那麽在信息封闭，思想不可以交流的专制社会里，怎麽可能有人冥思出比现今西方制度更好的制度呢？即使苦思出来，也完全没有检验的可能，只能是闭门造车。 也就是说，当中国人还在赶牛车的时候，硬要强调汽车的弊病实在太多，他们一定要研制出既没有污染，又不出车祸，却比汽车更快的工具。且不说仅有赶牛技术的车夫，要研究汽车的弊病实在是强己所难，而汽车的弊端也只能在汽车里，在汽车的技术之上才可能研究明白。 中国人研究第三条更好道路的精神非常可嘉，但起码应该呼吁先让老百姓坐进能遮风挡雨的汽车里，这总比让民众们在牛背上硬挺著暴风骤雨，等待那个还没有影子的“第三条工具”要好。 第三，把西方某届政府、某个组织或某些人的行为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文化价值相混淆。印度知识份子也犯了这个毛病。由於印度当年曾被英国统治，就永远跳不出被殖民者的心态。他们除了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以外，其他方面一味反西方，拒不接受西方市场经济等文明价值。这是印度至今仍很落後的原因之一。 中国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反美浪潮。且不说领馆是被误炸，即使是被有意炸毁，那也只是美国这一届内阁的行为，既不是历届美国政府的行为，更不是全美国人的举动。它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西方文明价值都没有必然的关系。那种由於西方某届政府的某项政策对中国政府（还不是中国人民）不利就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否定西方文明价值的行为是一种弱智。 第五，来到西方就捍卫中国文化。很多当年在国内激烈抨击中国文化的人，来到西方也因不愿被西方人看低而捍卫起中国文化来。在捍卫中国文化的同时更生出对西方文明的抵触情绪。渐渐地，捍卫中国文化又和捍卫中国政府连在了一起。那种少数族裔的地位和边缘人的心态，导致他们盲目地单恋母国，最後连母国的专制统治者都一起认同了。 这种现象在华侨中体现更突出。就群体而言，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中国人比在美国的一些华侨更反美。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群体比这个在美国民主制度的保护下，享受著西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却强调中国人只配专制的群体更无耻。 第六，身在西方社会的人，由於自身所遇到的生存逆境而产生反西方情绪。首先，是歧视问题。世界上很少有哪个社会没有歧视。中国大城市的人对农村人、小地方人的歧视并不亚於白种人对其他族裔的歧视，而在美国的中国人对黑人的歧视远超过白人。即使歧视存在，也不是制度上的，更是遭到美国一致的道德谴责甚至法律制裁的。其次，由於语言缺陷带来生存困境，而导致痛恨西方。一个人不能流利地运用居住国的语言，自然找工作，谋生不易。这怎麽能是西方国家的错？没人请你到法国去，没人邀你到美国来，是你自己拼搏拿到护照，侥幸得到签证，又历尽千辛万苦获得绿卡。别人穿著铁底钉鞋在竞技场上赛跑，而且已经跑了好几圈，你拖著草鞋硬要挤进来比赛。赛不过就指责比赛不公平，却又不肯回到都穿草鞋，又和你在一个起点的人群里去比。所以这些人就只能一边难受，一边大骂西方。 第七，这是最遗憾的一条：那些发自内心热爱过西方文明，又有能力向中国介绍西方的知识份子们，却没有把精力用在研究西方制度、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思想上。 例如，胡适虽然一生绝大多数时期都相信只有西方文明能救中国，他死前的最後一次重要演讲仍主张全盘西化。但在晚年他却用了20年时间为中国古书《十三经》做注。很多人惋惜胡适这位思想家把生命耗费在这种其他匠人可以做的事情上，而没有去写更需要、更缺乏的传播西方思想的著作。 一直响往西方，教诲中国人不要读线装书，只读洋书的鲁迅，也没有拿出一本介绍西方思想的书。晚年他也像胡适一样，去整理国故。 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在“强调新民”，“高喊爱国”，和“抵制西方”这三个怪圈中循环。如果下一个世纪中国人还不能简 o三个怪圈的话，不管跋涉得多麽艰辛，都只能是原地踏步。 （载《争鸣》1999年12月号） |
| 百年新闻自由梦——中国新闻业远比美台港落後 1999-11-18 |
| 从名报人邵飘萍因报导新闻被北洋军阀杀害，到储安平在文革中被斗失踪，再到倍受中共摧残的徐铸成凄然而逝，中国的报人们过去百年追求新闻自由的历史，可谓充满血和泪。
追求，呐喊，奋斗，一百年过去了，今天中国不仅仍无新闻自由，而且比当年腐败的清王朝控制得更严厉——近年「世界无疆界记者协会」的报告，中国都被列为全球最没有新闻自由的前十名国家之一，而江泽民则被视为记者的敌人。据法国记者组织上个月的报告，自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以来，有40名中国新闻记者被逮捕，其中有10人仍在狱中。 中国的新闻业在世纪末的今天，不仅落後於西方和其他亚洲国家，甚至落後於本世纪初的自己。 第一，横向比较上，中国的报业落後於其他国家。 例如以美国的报纸为例，据1999年5月号美国新闻专业杂《Brill’s Content》公布的最新数字，美国每天出版的日报共有1509种。以美国目前两亿七千万人口的基数计算，等於每18万人拥有一张日报。 据北京「中国记协」1999年九月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有报纸2053家。而去掉其中的各类周报、旬报等，实际上日报种类和美国差不多，在1500种左右。但中国人口是13亿，是美国的五倍，那就等於说，中国人均拥有报纸种类的比例，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 如果和台湾比较，中国人均拥有报纸种类比例更低。台湾只有两千三百万人口，但报纸有360种，等於平均每六万人就拥有一种报纸。人均拥有报纸比例是中国的10倍。 而七百万人口的香港，则拥有报刊749种，等於每九千多人就拥有一份报刊，报刊密度居全球之冠。 这还仅仅是报纸种类，在发行数量上，中国的报纸更是无法和西方报纸相比。在美国，1500家日报中，多数报纸的发行量都超过10万份，主要大报的发行量都在百万份左右。如《纽约时报》，平时发行100万份，星期天发行160万份。美国的另一家大报《华盛顿邮报》平时发行80万份，星期天发行140万份。金融大报《华尔街日报》发行量达190万份。即使一些地方报纸，也都有很大的发行量，例如纽约的地方报纸《每日新闻报》，日发行量在80万份，它的竞争对手《纽约新闻报》也达到每日60万份。 而中国的报纸，虽然发行种类不算少，但很多报纸发行量很小。例如，全国性的大报《光明日报》，发行量只有20万份。而被称为大陆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虽然由於中宣部三令五申，强行要求各级党组织订阅，但发行量也只有100万份左右。而且据邮局的统计，95％是公款订阅。 第二，纵向比较，中国报业赶不上世纪初。 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後，中国的报纸曾进入一个黄金时期，报纸达到500多种。当时中国人口有四亿，文盲比例是85％，即能够识字看报的人仅有六千万，以这个数字计算，平均每12万人就拥有一种报纸。 今天中国文盲比例是17％，可以识字看报的人有10亿7千万。以现有的2053家报纸计算，平均每52万人拥有一种报纸。这个比例是近百年前中国人均拥有报纸的四分之一。 三十年代，张季鸾在上海办的《大公报》，曾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颁发的新闻奖，而在亚洲，只有日本的《读卖新闻》也得过这份殊荣。 两个月前，英文《上海日报》创刊，加上原有的《中国日报》，中国有了两家英文日报。但在三十年代，仅仅上海一个城市，就有四家英文报纸。当时民国时期的中国有英文报纸20多家，是今天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10倍。 据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的统计资料，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100年间，中国的英文报刊达96种之多。而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13亿人口的中国，才刚刚有了第二家英文日报，而第一家英文日报也是八十年代初才创刊的。 台湾虽只有两千多万人口，但却一直有两家英文日报，三个月前台湾又有了第三家英文日报《Taipei Times》。而且台湾不仅允许西方报纸在当地发行，而且《亚洲华尔街日报》、由《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合办的《国际先驱论坛报》等英文报纸还可以在台北当地印刷，使读者能更快得到外部信息。 而在中国，不要说至今不允许任何西方大报在当地印刷，还对西方出版物百般设限，禁止发行。美国《时代》杂获准在中国有外宾的宾馆出售，但稍有中国政府不喜欢的内容，不是杂被剪撕，就是当期杂被禁。例如一个月前有期《时代》杂刊载了对达赖喇嘛的采访，北京当局则将该期杂全部查禁。 第三，从内容上比，中国的报纸则是「假报纸」。 中国的报纸虽然也是以新闻纸形式印刷、发行，也是采用新闻报导的写作格式，但它没有新闻报纸的灵魂——独立性和真实性。虽然它的样子全部都像西方的报纸，但其实是一种「假报纸」，或者说是一种以报纸模样出现的宣传品。它很象美国的一种摔交角斗比赛，样子像在真打，真斗，拼摔得死去活来，但其实都是表演的，不是真格儿的。 在美国，报纸可以揭出「水门丑闻」导致总统下台；报纸还可详细报导总统的性丑闻，让他狼狈不堪。即使在台湾，今天报纸也可以骂李登辉，骂蒋介石，骂任何政府高官。 而中国的报纸，不要说批评政府领导人，连人权、制度、外交等众多领域都不许自由评论，更不要说敢为政府取缔的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当一种被称为「报纸」的出版物对政治、经济和制度等重大问题都不能独立发表意见，不能客观报导时，这样的出版物无法被称为现代意义上的「新闻纸」（newspaper）。 第四，中国的报纸越来越「小报化」。 目前中国的小报在种类和发行量上都占了三分之二市场，大有和党报分庭抗礼之势。这种现象既标报纸在争取新闻自由，同时也增加了「小报化」倾向——追求煽情，耸人听闻，以讹传讹，弄虚作假——在愚弄读者的同时，也败坏著记者的口味，形成双向腐蚀。 中国报纸中颇受读者欢迎的包括《羊城晚报》和《北京青年报》。但这两家被视为办得不错的报纸，仍表现出没有专业常识。例如，在中共驻南领馆被炸次日，这两家报纸都使用了新闻最忌讳的煽情语言。《羊城晚报》的头版通栏两行大标题是「炸我领馆，就是炸中国；中国人民愤怒了！」《北京青年报》的通栏大标题是「震惊，愤怒，抗议！」 新闻的基本常识是要用事实说话，不可以用形容词，更不可以使用狂热渲染情绪的通栏标题。例如，《纽约时报》几年前在报导纽约世贸大厦被炸事件时，使用的通栏两行大标题是「贸易中心被击中，怀疑是炸弹；五人丧生，上千人逃出冒浓烟的大厦」，完全是报导事实，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後来俄克拉荷马州政府大楼被炸，《纽约时报》的通栏三行大标题是「俄克拉荷马城发生汽车炸弹攻击；九层联邦大楼被毁；至少31人丧生，很多人失踪」。即使是面对肯尼迪总统被暗杀这样震惊整个美国以及世界的事件，《纽约时报》只是使用了这样的通栏三行大标题：「肯尼迪在达拉斯的车中被阻击手暗杀，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继任」。也是仅仅报导事实，没有任何煽情成份。 在100多年前，当「泰坦尼克号」巨轮在大西洋上沉没，导致1500多人丧生的惨剧发生时，《纽约时报》的通栏四行大标题也仅是：「新客轮泰坦尼克号撞了冰山；船身在半夜时分下沉；女人已上救生艇；零点27分接到最後一个电讯」。 这些都是多麽重大的新闻事件，但在专业化的报纸上却找不到任何情感化的语言。 西方和中国的报纸严格说来无法比较，因为一边是专业化的新闻报纸，一边是政府拥有、以宣传大於新闻为标准的「假报纸」。西方的报纸被称为三权分立之後的「第四权」，主要功能是批评政府，监督统治者。而中国的报纸是极权之後的「第二权」，宗旨是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为皇帝编织新衣。两者功能南辕北辙，不可同日而语。 共产统治不结束，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一百年前无数报人前赴後继追求的新闻自由梦，只有盼在下个世纪梦想成真。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12月号》 |
| 「诺贝尔文学奖」为何与中国无缘 1999-10-27 |
|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德国作家葛拉斯，它标志著诺贝尔奖设立的这头一个百年，中国作家整个缺席。
中国人有13亿，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强。而且中国号称文化大国，热爱文学并从事写作的人数恐怕也是全球之首，毕竟人口基数巨大。而且中国大陆的文学期刊之多，也是全球少见的。在美国，纯文学的杂极少，且多属学院派研究之用。那麽中国作家为什麽总是和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归纳起来，恐怕至少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政治侵蚀了文学。 中国人的文学太政治化。本来在辛亥革命之後，胡适等人发起的白话文运动，意在进行一场文学革命，但很快它就变成了争科学民主的救国图强运动。这场社会运动没进行多久，就爆发了抗日战争。抗日救国，成了大多数作家的兴奋点，在上海还出现了「国防文学」的提法。抗战刚结束，又是国共内战，文人们不仅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躲避的象牙之塔，而且大多数作家心甘情愿地投入政治化的写作中，为各自认为的真理服务。 共产党建政後，不仅取缔了作家的写作自由，而且还有目的地改造作家。至今仍在中国文坛被视为经典作品的《暴风骤雨》、《红旗谱》、《青春之歌》等，完全是按照共产党对现实的解释和需要写的，它代表著五十年中国大陆文学的总体特征：为中共意识形态做文字图解。这样一种思想垄断的政治氛围，使作家逐步丧失了个性、人性和作家应该独有的对人的敏感性。毛时代，几乎全部中国大陆的作品都是推崇没有人性的革命性。最近二十年这种革命性色彩虽然减弱，但这种作品的长期耳濡目染，消解了作家应有的那种真爱的能力、对痛苦的独特感受能力、以及对世界价值的认同能力。去世不久的萧乾曾对「诺贝尔文学奖」没有颁给中国人抱不平，说西方的评委们根本不懂中国作品中的工农形象。而新一代的作家王安忆最近谈到张爱玲时说，她写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殊不知，文学重点是写人的世界，人的内心世界，写哪些人根本不重要。当强调描写对象应是哪群人的时候，文学已经变成了政治。而在中国鼎鼎大名的新老作家，根本就没明白什麽是文学。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作家的束缚。 同样是在共产党统治下，苏联却有五个作家诗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且同是中国人的台湾，有两千多万人口，那里从来没有共产党的统治，但也没有任何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仅仅用共产党专制的原因来解释并不充分。 中国作家的作品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价值取向是把群体、国家等概念看做高於个人自由、尊严和生命。这样一种价值取向和文学艺术探讨的根本——个人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爱，悲悯，同情，生命，痛苦等是冲突的。当人的生命、尊严、自由等不是一种文化的主体价值时，每一个人都不是有个性的人，都只是人群中的一个。失去有个性的人，就没有个性文学。而在没有个性的同时，也就没有了人类的共性。恰恰只有独特、鲜明的个性，才能表达人类的共性。在这种「群体」压倒个人的文化中，产生表达出人类共性的个性文学是极为困难的。 ●第三，文学哺育不足。 真正的作家都有雄厚的读书基础，深受文化遗产的影响，而且首先是受到本国文学的熏陶。因为从心理距离上、文化认同上以及文字的没有障碍上，都自然地把本国的文学作品，作为最初的哺育。但中国作家在这方面是先天不足的，虽然中国文化遗产也可谓不浅，但主要是文言文，今天用白话文写作的人，如果没有文言的训练，是很难从中获得营养的，因为白话和文言之间，有相当大的语言距离。林语堂认为，「照心理上的难度而言，学习古文与学习外文已相差无几。」 中国近代被称为经典的可读的半文半白的小说，也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几部而已。而仅仅这几部其文学营养成份也是极为有限的。其中最好的《红楼梦》对人物、环境的刻划虽形象逼真，但缺乏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而《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之类至多只能算上大众通俗作品，离文学艺术遥远。所以说，中国的近代文学遗产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相当贫乏的。 苏联所以能出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深厚久远的俄罗斯文学传统有绝对的关系，他们从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家——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里、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等等（耀眼夺目，群星灿烂！）——那里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接受了丰厚的艺术遗产。人家的文学是世界公认的文学，而中国文学只是自认的文学。美国的书店里也偶见英文版的《红楼梦》，但没人知道曹雪芹是谁。 这样一种文化遗产的局限性，直接限制了中国作家最早的文学灵性的醒悟。而且中国人翻译西方文学名著，是本世纪才开始的，翻译得不仅太少，而且在中共统治下，大多选择的是西方二、三流的所谓描写无产阶级的作品。像被美国「蓝灯书屋」最近评出的本世纪一百部英文小说之首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1922年就出版了，但直到72年後的1994年才有了第一个中译本。被评为第四名的1958年出版的纳博科夫的《洛丽塔》，也是近30年後才译成中文。百部优秀英文小说中，有相当多至今仍没有中文译本。这还仅仅是本世纪的，而文学成就最夺目的十八、十九世纪的许多优秀作品，至今还没被翻译成中文。 中国作家的另一个先天不足是外语能力普遍很差，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尤其是当代的中青年作家。俄国作家则不同，多数都会一、两种外语。上述提到的俄国作家全部都会法语。就国家而言，法国文学是世界最优秀的文学，百年中「诺贝尔文学奖」法国得了十二个，遥居任何国家之上，这绝非偶然。俄国作家既从最优秀的法语文学中直接吸取营养，又有俄国自己丰厚的文学遗产的哺育，不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才怪呢。 像乔伊斯和纳博科夫的作品，都是以语言精美著称。而无论翻译者怎样绞尽脑汁，都无法用贫乏的汉语表达出哪怕是一半原来语言的丰富和精彩。所以，当中国作家在缺乏本国文学的营养，又无法直接汲取世界文学的丰富遗产情况下，要写出真正有份量的作品就是强人所难了。 ●第四，白话文历史太短。 中国虽说算得上是文化大国，有两千多年历史，但几千年历史都是文言文，被鲁迅称为「死文字」的历史。林语堂说，「文言是死的，根本不能表达一个确切的思想，结果总是泛泛而谈、模糊不清。」例如，文言的诗歌有严格的格律规范，五言和七律，不仅每行字尾要押韵，而且每行的每一个字都有平仄的精确要求。中国人写这种诗，有点像今天美国人做的那种「文字填空」，而且比它还难。贾岛感叹「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闻一多称之为「戴著脚镣跳舞」，可见辛苦至极。英法俄等文字的诗歌虽然也有押韵要求，但不那麽严格，更多注重的是情感的抒发，他们戴著脚镣跳舞，发展的是脚和腿；而中国文言诗，发展的是脚镣，脚和腿都磨成了残废。 胡适倡导白话文距今还不到一百年，今天的中国作家，没有文言文的训练，很难读懂古典文学作品。而今天美国的高中生读十六世纪的莎士比亚，都没有语言障碍，因为英语没有中国古汉语和现代汉语这麽大的区别。 当一种语言的历史还不到百年，它不仅难以积累深厚的文学遗产，连它本身的文字发展还处於初级阶段。这种语言的历史短暂性也是导致白话文学至今没有出现上乘之作的原因之一。 ●第五，汉语言文字本身的局限。 汉语作为象形文字，和英文、法语、俄语等拼音文字区别太大。虽说象形文字给人们带来视觉的联想，但它带来的抽象思维局限则更大。我不是语言学家，对语言没有专门的研究，但在读书时对中英文的不同有强烈的感觉，这种「不同」和文学写作有直接的关系。 其一，中文表达思想、情感、逻辑等抽象词汇远少於英文。英文是每一个有细微不同意义的抽象概念都有一个非常具体特指的词，非常个性化，正因为它具体而个性化，所以它才能非常准确地表达特定涵义。而中文的一个笼统的词概括一堆意思。 其二，中文表达人物行为的动词远少於英文。英文中对每一个细腻的人物动作，举手投足，眼神表情，都有非常具体的、专指该行为的词，又是非常个性化的。中文仍是一个词或字表达「这一类」的动作，而不是「这一个」动作。 其三，中文描写人物、事件的形容词和副词远少於英文。人物形象的鲜活，故事情节的生动，很大程度上靠形容词、副词。而这两种词汇的缺乏，只能产生乏味的文学。 其四，同义词少。文学是一种文字艺术，只有同义词多才能在行文中不断替换词汇，以避免在同一行、同一段里重复使用同一个词。明显地，因为没有准确的同义词，我已经在这一段文字里用了无数次「同一」。这种文字怎麽可能漂亮，不美的文字怎麽叫艺术？ 其五，中文语法过於简单，缺乏严格的逻辑要求。精通中英文的林语堂在三十年代就看出汉语的这种问题，因此他称汉语是「人治」的语言，英文是「法制」的语言。 不少中国人可能有这种经验，学点中文的外国人，即使可能只会说几句，但几乎没有语法错误。而中国人说外语，则总会出语法错误，这说明英文语法要求的严格。语法的严格加强了逻辑的严谨，意思表达的清晰。 中国文字靠上下文构成一种意境，没有时态，完成的事、过去的事都只加一个「了」字就算完了。对文学作品来说，时态的表达、表现方式，对人物的行为、什麽心境下的行为、什麽状态下的行为，有极大的不同。而时态没有了，这一切不同也就没有了，於是个性也没有了，丰富更没有了。 中国文学和文字是很大的题目，不是一篇短文甚至几本书可以说清楚的，但总体而言，作为象形文字，这种语言有先天的缺陷。再加上中国作家长期处於（大陆至今还处於这种状态）不利於发展人性、想像力、创造力的人文环境，所以，今後中国人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仍是渺茫，即使21世纪的哪一年给了，恐怕也是照顾的成份居多。 当年鲁迅说的话，对半个多世纪後的今天仍完全适用：「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11月号；英文载《Taipei Times》1999年12月12日） |
| 天山脚下的狼啸——新疆系列报导7之7 1999-10-26 |
| 中国人的图腾是龙，一种张牙舞爪、谁也没有看见过的想像的动物。但突厥人崇拜狼。据传说，当年突厥人被打败逃到深山里的时候，是喝狼奶才活下来的，从此突厥人视狼为救命恩人。在很多突厥人的家里或办公室，都可以看到墙上挂著狼皮，作为装饰品和图腾。
「很多中国人称呼我们维族人是狼娃子，」原乌鲁木齐市文联主席阿不克力木说，「他们觉得我们像狼一样凶悍，难以制服。」 也许正因为维吾尔人有狼的气质，他们一次次起来反抗中国人的统治。在三十和四十年代，新疆人就两次起义建立了自己的东土共和国，後来被当地中国军阀镇压。 1962年，伊犁地区爆发了全民暴动。起因是饥饿，当年不仅新疆，中国其他很多省份闹饥荒，它是毛泽东冒进的「大跃进政策」的直接後果。 「在新疆白城，当时就有六万人被饿死。」阿不克力木在他的伊斯坦布尔的家里说，「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状态死的。」 当几千名饥饿的民众聚集在伊宁市的伊犁州政府门外呼喊「要粮食」、「反对汉人移民新疆」时，新疆军区司令、中国将军王震下令开枪。 至今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一个见证人说，他看到大街上至少有几百具尸体。 公开杀人激怒了当地的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千上万的民众包围并砸毁了州政府办公室，然後集体大逃亡。 「包括维族人的新疆自治区军区副司令和副参谋长，以及厅长、州长、和公安局长，都逃走了。」研究这段历史的蒙古族专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访问学者巴赫在接受访问时说，「据北京估计的数字，有15到20万人逃出了新疆，涌进了苏联境内。」阿不克力木的估计数字是50到60万。 逃走的几十万新疆人在苏联境内建成七个军团，并成立了「东土民族解放委员会」，谋求在苏联人的帮助下解放家乡。它使北京感到非常紧张。 虽然後来新疆其他地区不断有维族人的反抗活动，但1997年2月，又是在伊宁，爆发了大规模示威。起因是当地维族人要举办「买西热普」（meshrep，新疆人传统的娱乐聚会），但是被当局拒绝。几个组织者到中共伊宁市委申诉，结果被逮捕。随後有几百名维族青年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但遭到大批解放军镇压，据国际大赦今年四月发布的「新疆人权报告」，当时有三到五千人被逮捕。有几百人在一个放了水的结冰足球场中被关押了几个小时，其中年轻的男人和女人还被强迫光脚在冰地上跑，一些孩子和妇女的脚、手被冻伤。 「那些被冻伤的孩子和妇女被释放後，医院不接受治疗。」一位後来逃到土耳其的伊宁市医院医生说，「其中有四人冻死，二百人冻伤。」 很多目击者说，在足球场门前，当时中国士兵曾放狼狗，咬一名维族青年，因为他尝试和士兵论理。 很多参加者被判处徒刑，有的被判处了死刑。夏木西丁（Shamseden）的32岁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由於国际人权组织的呼吁，这个五岁孩子的父亲，还没有被执行死刑，至今关押在狱中。夏木西丁在伊斯坦布尔接受采访时说，他和妻子都是伊宁市毛纺织厂的退休工人，不知道为什麽公安局发出通缉令也要抓他，说他是儿子的後台。结果他们被迫逃到土耳其。 据国际大赦的报告，从1997年1月至今，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枪决。这些被判死刑和枪决的，绝大部份是维吾尔人。 据各种信息来源，那些被关押者在监狱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拷打和虐待。「原《新疆日报》记者、70岁的维族学者尼加木丁．胡赛音（Nizamidin Yusayin），被关押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时，遭到拷打，」他的同事阿不克力木说，「因为他写过系列文章，揭示东土人独立的历史。因为拷打，他死在监狱里。」 一位前法院官员告诉国际大赦说，在新疆，90％被关押者在法庭上都告诉法官，他们在被警察关押时受到拷打逼供，但法官从来不管这些申诉。 据「东土民族中心」得到的报告，新疆监狱里的酷刑有很多种，包括用拳头或其他器具严重殴打，用脚踢，用电棍戳进喉咙，用绳子把狱犯悬吊起来，用火烤，或在冬天绑在室外冻，用狗咬，用竹签或针插进指甲，或把指甲拔掉。 国际大赦的报告不仅证实了上述酷刑存在，还说，一名维族政治犯告诉他们，他在喀什公安局关押期间，不仅受到了上述酷刑，审问者还把马鬃插进他的生殖器内，导致巨大疼痛。这种酷刑持续了20到30分钟，他的生殖器随後就肿了，流了很多血。当他的朋友付给警察五千元把他保释出来後，两个月内他一小便就流血，後来在医院治疗了六个月。 「中国当局指控我们是分离份子，是恐怖份子，但是他们杀我们的人民，拷打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国家恐怖主义。」维族作家阿不克力木愤怒地说，「我们已经忍无可忍，只有反抗。早晚在维吾尔人和中国人之间会有一场大流血。」 虽然没有人知道冲突会不会发生，什麽时候发生，但可以预测的是，一旦狼——突厥人，和龙——中国人搏斗，将会在两个民族中播下更深的仇恨。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25日） |
| 「北京的目的是汉化我们」——新疆系列报导7之6 1999-10-25 |
| 中国民谚说，「天高皇帝远」。北京确实很远，距离乌鲁木齐近2000英哩，但北京从来没有忘记新疆，一直把它紧紧地控制在手里。
自从1860年清朝军队占领了新疆之後，中国人就阶段性地、不间断地对维族人进行镇压。最大的受害者是维族知识份子，以及维族语言和文化。 1949年带著他的军队进入新疆的中国将军王震，成为新疆的「沙皇」。他对穆斯林文化一无所知，因为他近乎文盲，是位农民造反者和共产党人。他对新疆人，就像他在战场上对国民党军队一样，政策只有一个字「杀」。 「1953年，王震几乎把所有的老师都关进监狱，在他很短的统治时期，就杀了25万维族人。」新疆的土著作家阿不克力木说，「有点知识的维族人，只要对中国统治者有一点不满，就被定为『分裂份子』。1970年5月29日，30个著名的维族知识份子在乌鲁木齐郊外的洪桥被枪毙了。原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伊米诺夫，那一天也在他住的市医院高干病房203房间被秘密处决。」 每一次政治运动，维族知识份子都是被迫害对象。安卡拉的哈契泰大学讲师艾尔肯（Erkin Ekrem）说，「1976年的政治运动，就有三万人被投入监狱，其中大部分是维族知识份子。」他的父母是已退休的新疆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是经过那个时代的幸存者。 虽然今天中国的各个领域都比以前开放，但在新疆，维族学者还是不能出版独立研究东土历史的书。全部关於新疆历史的书几乎都是汉人写的，当局紧紧地控制著这个权力。就像乔治．奥维尔在《1984》中所说的，「谁控制著过去，谁就控制著现在。」 在天安门屠杀发生不久，中国当局把内地的70名教授叫到乌鲁木齐，组织会议批判新疆社会科学院维族历史学家和研究员土尔洪．阿力玛斯（Turgun Almas）的书《维吾尔》（The Uighurs），说这本书是抬高维族人，煽动分裂。 维族学者写维吾尔历史的书是很困难出版的，但阿力玛斯把他的《维吾尔历史》一书的名字去掉了「历史」两次，结果出版社以为是一般的书，才得以问世。批判阿力玛斯的会议不让他本人参加，更不要说有任何答辩的机会。而且那大部分都是汉人的70名教授，没有一个人提到，《维吾尔》一书的资料依据是中国历史学家写的《史记》和《新旧唐书》。阿力玛斯尽管已60多岁，但被关在家里监视居住，他的家人则受到警察骚扰。 批判阿力玛斯之後不久，新疆哈萨克族著名作家阿吉．库玛尔（Haji Kumar）被逮捕，罪名是「外国间谍」，但从来也没有公布证据。他的书也像阿力玛斯一样，全部被禁。 新疆大学的教授，并担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的土尔孙．库尔班（Tursun Kurban），也是因言获罪。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安排新疆各镇撰写地方，最後书稿集中到这位教授手里审校。他根据这些资料研究统计出，维吾尔人仅在新疆乡村（不包括城市）就有1350万。这和当局公布的全疆维族人只有720万的数字有很大出入。他激动地给自治区政府主席打去电话，告诉他的新发现。几天後他就被贬到校图书馆工作，因为他「发现」的维族人口数字高於当局公布的，被认为不利於新疆的稳定。 「不要说历史书，直到八十年代初，东土人都没有自己的音乐书，」阿不克力木激愤地说。後来新疆人就此告状到北京，要求有自己的音乐书，北京当局才勉强同意。後来阿不克力木主持编写了22本音乐书。 维吾尔人的历史与文化不仅和中国人的不一样，语言也完全不同。维语是拼音文字，有32个字母，前26个和英文的一样。但在1962年，北京强迫维族人放弃原来的文字，另编了一套新的维语书面文字。 「新维语中，很多词的发音，像『东方红，人民公社』等，竟都和汉语一模一样。等於完全汉化我们的语言，」阿不克力木说。「但到了八十年代初，中国当局又下令，废弃新维语，恢复原来的老维语。结果在这二十年改变语言期间学习的维族孩子，等於人为地被变成了文盲。」 据说中国当局所以又决定改回老维语，因为他们发现新维语和土耳其语非常接近，担心语言的接近会更使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有共同的突厥族意识，增加维吾尔人的分离倾向。但老维语是阿拉伯语系，北京仍是无法切断维族人和穆斯林文化的联结。 「北京总是想汉化我们，」安卡拉的「突厥历史学会」研究员、五年前从新疆出来的努尔阿妮亚说。「强迫维族人按照中国人的标准做事。」 《纽约时报》编辑马耶尔（Karl E. Meyer）在1995年曾随游览团到新疆旅游，导游领他们去和田市一个瓷器厂参观时，他发现墙上的标语都是汉语，而这个18万人的城市有96％是维吾尔族人。 在吐鲁番附近的火车站，他注意到几乎所有的指示都是汉语的，包括火车时刻表。这位旅游者感叹说，「对这里占多数的维族人来说，这是多麽不方便啊。」 马耶尔还了解到，「距离北京2100英哩的喀什，是中亚最大的沙漠中城市，结果几乎到了中午，这里仍是黑天的。旅馆的经理在早上八点摇铃叫接待工作人员，发现他还在大堂椅子里呼呼大睡。在这个20万人口中90％是维吾尔人的城市，人们如果安排会议或见面，都是事先说清楚是『地方时间』才能保证是在白天进行。」 这位《纽约时报》记者返回美国後，写了一篇题为「亚洲失落的世界」的「编辑手记」。文中感叹：「在中国的新疆，那种过去残存的殖民注意的风气，就像博物馆里的古钟的遗迹。」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25日） |
| 「新疆三光政策：吃光，抢光，分光」——新疆系列报导7之5 1999-10-24 |
| 新疆的面积是中国的六分之一，相当於44个台湾，地下有丰富的石油等资源。但据北京官方资料，今天中国的25个贫困县，有20个在新疆。
「共产党总说是我们的大救星，可是他们已统治了新疆半个世纪，还没有解决水、牧草和吃饭等基本问题。」「东土民族中心」执行主席阿不克力木说，「中国人在新疆实行掠夺资源的政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占了最好的地，最肥沃的牧场，最有利的战略位置，以及水源。同时还负责镇压当地人的分离运动。」 在五十年代初建立的几乎全部是汉人的240万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编制有11个师，180个团，驻扎在新疆每个主要城市附近。阿不克力木在《乌鲁木齐晚报》做记者时，一次曾到自治区政府信访处察看「群众来信」，六个月中来的五百多封信中，绝大部份都是当地维族人抱怨建设兵团强占了他们的土地、牧场或水源。 「美国人占了印地安人的土地，把它发展成一流的国家；英国人占了香港，把它建成繁荣的港口，但中国人占了东土，却以最快的速度消灭这个民族，把资源抢光，把那里变穷。」一位刚到达伊斯坦布尔三个星期的原乌鲁木齐维族教师说，「现在新疆失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把『下岗』叫『下维』，因为新疆人失业的多，而汉人不仅有工作，还大批从内地涌进。」 随著经济发展，新疆像内地一样，税收种类越来越多。据官方《新疆法制报》报导，新疆的各种杂税，加起来有37种，其中还有「天气预报税」，什麽时候下雪下雨也收税。 很多老一代的维族人，感叹现在新疆人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三十年代。新一代的维族人，现在伊斯坦布尔一所大学攻读食品学硕士的艾合买提（Ahemat），则抱怨他的家乡和田太穷了，「和田地区的人都要穷死了，全年人均收入才50美元。」 北京的中央政府也想改变那里的贫穷，开始接受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机构的贷款和援助。但很多款项都被北京以及新疆的层层官僚机构侵吞。 两个月前从乌鲁木齐到达伊斯坦布尔的阿以仙木，原是新疆自治区妇女联合会干部，她所在的城乡工作部负责外国的贷款和援助项目。她在接受采访时说，仅他们的这个处每年就掌管十至十五个外国援助项目，处长和她私下从这些项目中扣掉5％的「管理费」装进了自己腰包。 「仅加拿大对新疆的一个援助脱贫项目，每年就是30万人民币。」但她强调说，「我们吃的只是小头，其他部门更贪，胆子更大。」 毕业於北京农业大学、今年28岁的阿依仙木回忆，1997年，联合国经济开发署负责援助项目的三名官员到新疆考察，准备提供脱贫援助款。阿依仙木作为中国方面的官员负责接待他们，领他们参观了和田地区墨玉县萨依巴格乡的一户贫困家庭。 「三名联合国官员在那个牧民家里竟哭了起来，因为他们无法相信当地人竟贫困到如此地步。」穿著维族人传统服装的阿依仙木带著悲凉的语调说，「那家夫妻和五个孩子挤住在一个大土炕上，没有炕席，只有薄薄的一块布，七个人盖一个被子。全家人穷得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 联合国的官员当场决定援助这个乡，帮助它脱贫。「联合国的援助款是170万美元，但经过北京中央政府、新疆扶贫办、和田地区扶贫办和墨玉县扶贫办，到乡上时，已被层层扣留侵吞。而且都是巧立名目，」阿依仙木说，「例如，要先成立项目研究专家组，在新疆自治区一级，就有妇女事业专家，牧业专家、农业专家等近十人。每人每天工资是100元人民币。」阿依仙木就以「妇女专家」身份被抽调到这个专家组。她在「妇联」的基本工资是每月190元人民币，而她在「专家组」工作两天就收入200元。这个专家组「研究」了三个月。 170万美元的援助款到达墨玉县的萨依巴格乡时，只剩下了120万人民币。但这笔钱也没有用在当地穷人身上。墨玉县政府一个官员私下告诉阿依仙木，他们把这笔钱贷给了乡上的一个富裕农户，要他开办瓷器厂。结果这个瓷器厂开办不久就宣布破产了，钱也没有还给政府。有消息说，这是以「破产」的方式，乡里干部和那个「富裕户」合伙贪污了这笔钱。 「对这些事，中国政府并不是全不知情，但只要我们不反对政府，不搞『分裂』，腐败一些，没有什麽麻烦。」以探亲名义到达土耳其的阿依仙木说，「现在新疆经济这样落後，但当局不抓经济，口号是稳定第一，抓稳定，镇压东土人的分离运动。只要我们说错一句话，就是『民族分裂份子』。」 「现在新疆的干部，不论汉人，维族人，还是其他什麽民族，人人趁机贪污腐败，利用权力，往自己口袋里捞钱。」阿依仙木最後说，「他们私下的口号是『三光政策』：吃光，抢光，分光。」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24日） |
| When dragons fight with wolves (Part seven of seven) 1999-10-17 |
|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Sunday, October 17th, 1999 During a severe famine brought on by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a large number of Uighurs starved to death. When they protested against the policy that brought about the lack of food, the Chinese rulers answered with mass detentions and systematic torture The Chinese revere the dragon, an imaginary creature with sharp fangs and claws. Turkics worship wolves. Legend has it that the Turkic people survived on wolf milk years ago while taking refuge in the mountains after a defeat in battle. Thereafter, they thought of wolves as their saviors. Many Turkic people display wolf pelts on the walls of their homes and offices as decorations and nationalist symbols. "The Chinese call us wolves' babies (狼娃子)," said Abdulhekim, former Chairman of the Urumqi Writers Association, in his office in Istanbul. "They think we are as untamed and unruly as wolves." Perhaps it is this wolf-like quality that keeps Uighurs from giving in to Chinese rule.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Uighurs instigated two uprisings to establish their own republic, although both were crushed by local Chinese warlords. In the early 1960s, like many other Chinese provinces, a serious famine occurred in the large prefecture of Yili (伊犁) as a result of Mao Zedong's (毛泽东) Great Leap Forward (大跃进政策). Unlike the more docile people in China, the Uighurs revolted. "In Bay [Baicheng, 白城] in East Turkestan, as many as 60,000 people starved to death," said Abdulhekim in the headquarter of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Many of them died crawling on the ground." When several thousand starving Uighurs gathered outside the Yili local government building in Gulja (Yining, 伊宁) and shouted "We want food," and "Resist Han migration," Wang Zhen (王震), the Chinese commander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in Xinjiang, ordered his troops to open fire. No one knows how many protesters were killed. One witness said he saw several hundred bodies lying in the street. The killing enraged the Uighur, the Kazakh and other minority group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besieged and destroyed the local government office and then led a mass exodus from the prefecture. "Even top Uighur officials fled," says Bache, a visiting scholar of Uighur histo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including the deputy commander and the deputy chief of staff of the Xinjiang Military Command, the governor and the police commissioner." Beijing estimated that after the incident, 150,000 to 200,000 people left Xinjiang and swarmed into the Soviet Union. By Abdulhekim's estimation, the number is closer to 600,000. The Turkic exiles formed seven military legions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established an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Liberation Committee to free their homel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Soviets.This made Beijing nervous. Although resistance to the Chinese rulers continued in many areas in Xinjiang after that incident, the largest Uighur demonstration in Gulja didn't take place until February 1997. The protest began after Chinese authorities prohibited Uighurs from holding a meshrep (a traditional Turkic gathering for entertainment) and arrested organizers when they went to the city's Party Committee to complain. Following the arrests, several hundred young Uighurs held a rally on the streets. Much the same as all the previous protests, the rally was met with a large group of PLA troops. According to Amnesty International's Human Rights Report on Xinjiang released last April, 3,000 to 5,000 people were arrested and several hundred detained for hours in a soccer stadium flooded with freezing water and ice. Some of the young men and women were forced to run barefoot on the ice. Many children and women suffered severe frostbite. "The hospitals refused to treat injured women and children after they were released," said a physician from the Gulja Municipal Hospital who later escaped to Turkey. "In addition to the 200 who were injured, four froze to death." Witnesses said Chinese soldiers unleashed a wolfhound on a young Uighur man in front of the stadium entrance when he tried to negotiate with them. Many participants in the demonstration were imprisoned, and some sentenced to death. Retired Yining Textile Factory worker Shamseden's 33-year-old son was among those who received a death sentence. His execution has not yet been carried out thanks to appeals from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In an interview in Istanbul, Shamseden said he did not know why the police issued an arrest warrant against him on charges that he encouraged his son to protest. Shamesden escaped to Turkey with his wife under the pretext of making a pilgrimage to Saudi Arabia. Shamseden, 61, and his wife now live in a small room in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After the Gulja Inciden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conducted mass arrests of suspected separatists and imposed harsh penalties on them. According to the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210 people in Xinjiang have been sentenced to death since January 1997. Among them, 190 have been executed. Most of those who have been sentenced to death or already executed were Uighurs. Various sources indicate that those in prison are treated abominably.Urumqi police officers beat up 70-year-old Nizamidin Yusayin, a former Xinjiang Daily reporter who later died in prison. "He was tortured because he wrote a series of articles on the independent history of East Turkestan," said Abdulhekim, the old man's former co-worker. A former Xinjiang court official told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at 90 percent of the detainees told judges that they had been tortured into confessions during police detention. The judges turn a deaf ear to those complaints, the court official said. Reports from Xinjiang received by 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show that a variety of torture methods are used in Xinjiang prisons. They include severe beatings with fists or other objects, sticking electric cattle prods into prisoners' throats, hanging, burning, biting by dogs, tying detainees outside in cold weather, sticking needles and bamboo sticks under detainees' fingernails and pulling the fingernails out altogether. The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confirmed the use of these kinds of torture techniques. It also added testimony from one Uighur political prisoner whose interrogator repeatedly stuck strands of horse hair into his urethra. The torture continued for 25 or 30 minutes until the prisoner's penis was swollen and began to bleed. He was granted probation only after his friend bribed police with five thousand yuan. The prisoner said that for the following two months, he bled every time he urinated. He had to undergo six months of medical treatment, he sai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ccuse us of being separatists," Uighur writer Abdulhekim concluded with wrath, "but they're killing our people and beating our children. They are the ones practicing state terrorism. We have reached the end of our rope. The only thing we can do now is resist. Sooner or later blood will be shed between the Uighurs and the Chinese." If the wolves wage a holy war against the dragons, the hatred will surely spread. (This is the seventh part of a seven-part series by Cao Chang-Ching. ) |
| Vestiges of colonialism in East Turkestan (Part six of seven) 1999-10-16 |
|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Saturday, October 16th, 1999 When a New York Times editor visited Xinjiang in 1995, he was taken aback by the way in which Beijing runs the province, noting: `In Xinjiang, the ethos of colonialism past survives, like a relic in a museum bell jar' The heavens are high, and the emperor is far away" (天高皇帝远), goes an old Chinese proverb. In other words, one may do whatever one pleases without fear of interference if the rulers are far away. Beijing is far away, about 2,000 miles away from Urumqi, but it never forgets Xinjiang. Ever since the Qing dynasty occupied Xinjiang in 1860, the Chinese have periodically and continuously suppressed the Uighurs' resistance. Over the course of this oppression, Uighur intellectuals suffered the most, and the damage done to the Uighur language and culture is immense. Marching into Xinjiang with his army, the Chinese General Wang Zhen (王震) became "the Czar" of Xinjiang. A peasant revolutionary and half-illiterate, Wang had no respect whatsoever for Muslim culture. His policy in Xinjiang can be summed up into three words: kill, kill, kill. "Wang Zhen put almost every teacher behind bars," said Abdulhekim, a native Uighur writer. "During his short time of rule in Xinjiang, he killed 250,000 Uighurs. Any Uighur who had some education and some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Chinese rulers would be considered a `splittist.' On May 29, 1970, 30 Uighur intellectuals were executed in Hongqiao (洪桥) on the outskirts of Urumqi. Even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Xinjiang Autonomy Region, Iminov, was secretively murdered in the municipal hospital where he was being treated for an "illness." Uighur intellectuals have always been targets of persecution in all political movements. Ankara Hacettepe University Lecturer Erkin Ekrem explains: "During a political purge in 1976, as many as 30,000 people were sent to jail and most of them were Uighur intellectuals." Ekrem's parents are retired economic professors and both are survivors of the purge. Despite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opened up in many fields of study, Uighur scholars' independen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East Turkestan still cannot be published in China. Currently, most 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on the history of Xinjiang were written by Chinese. Beijing has never loosened its tight control over such publications. They certainly know exactly what George Orwell wrote in his famous novel 1984: "Whoever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present." Shortly after the 1989 Tiananmen Massacr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rganized a conference in Urumqi consisting of 70 history professors from colleges all over China, criticizing a book titled The Uighurs by the Uighur historian and researcher Turgun Almas. Government critics accused the book of glorifying the Uighurs and instigating splittism. Normally, any chance for Uighur scholars to publish books on Uighur history was slim.Almas' The Uighurs was published only after he was asked to eliminate the word "history" from the title. Almas was not even invited to the conference, nor was he given a chance to defend himself. Most of the 70 professors attending the conference were Chinese. However, nobody mentioned that the The Uighurs was based on two very well-known books, Historical Records (史记) and New and Old History of Tang (新旧唐书). Both books were written by Chinese historians. Though already in his 60s, Almas was put under house arrest, and his family members were accosted constantly by the police. Not long after criticizing Almas publicl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rested the well-known Kazak writer Haji Kumar and charged him with being a "foreign spy." However, no evidence of this charge was ever offered to the public. Furthermore, his books, like those of Almas, were banned. Likewise, Tursun Kurban, a professor of Xinjiang University and member of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was also found guilty of "outspokenness." In the early 1990s, the State Nationalities Affairs Commission organized a project to compile local chronicles of Xinjiang, and Kurban was put in charge of reviewing the final manuscript. Based on research and statistics, Kurban discovered that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government-released figure for the Uighur population -- 7.2 million -- the Uighur population in Xinjiang has reached 13.5 million in rural areas alone. Excited by this finding, Kurban made a telephone call to the chairman of the Autonomy Region, telling him the "interesting" news. Not long after, he was banished from his position to the school library. It was seen later that Kurban's "discovery" was detrimental to the stabilization of Xinjiang. "We did not have our own history books," said Abdulhekim indignantly. "Nor did we have books on our music until the early 1980s. It was only after we appealed to higher authorities in Beijing that the Chinese rulers reluctantly allowed us to write about our music." Later on, Abdulhekim led a group in compiling 22 books on Uighur music. The Uighur languag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Chinese. The Uighur language consists of 32 letters; the first 26 are the same as English letters. Nevertheless, in 1962, Beijing forced the Uighurs to abandon their original language and develop a new kind of Uighur language. "In the new language, many words are pronounced exactly like Chinese," said Abdulhekim. "Our language has also been sinicized. However, in early 1980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rdered us to abandon the new Uighur language and resume the use of the old one. The result is that people who learned only the new Uighur technically became illiterate."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seemed to have suddenly realized that the new Uighur language is much closer to Turkish, and might enhance the Uighur people's awareness of their Turk origin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ir tendency towards independence. Still, the old Uighur language is a branch of Arabic. Therefore, Beijing still could not cut off the Uighurs' ties to Muslim culture. "Beijing has long devoted itself to trying to sinicize us," said Nuraniye, researcher at the Turkish History Association in Ankara, who left Xinjiang five years ago. "They force the Uighurs to do everything in the Chinese way." While visiting a pottery factory in Hetian city in Xinjiang in 1995, New York Times editor Karl Meyer noticed that all posters on the walls were written in Chinese although 96 percent of the city's 180,000 residents were the Uighurs. In addition, in the train stations near Turpan (吐鲁番) almost all the signs were written in Chinese, including timetables for the trains, Meyer reported. "How inconvenient it must be for the majority of the Uighurs," Meyer said. What is even more vexing for the Uighurs is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made everyone living in China to use one time zone -- known as " Beijing Time." Meyer noted: "In Kashgar, 2,100 miles from Beijing, the absurd result is that the largest oasis city in Central Asia is dark almost until noon. Hotel patrons rising at 8am find desk clerks fast asleep in lobby chairs. To get around this, Kashgar's 200,000 people, 90 percent of whom are Uighur, specify `local time' to take account for local daylight time, when arranging meetings." Meyer added: "In Xinjiang, the ethos of colonialism past survives, like a relic in a museum bell jar." (This is the sixth part of a seven-part series by Cao Chang-Ching. ) |
| Three alls: “eat all, rob all and distribute all”(Part five of seven) 1999-10-15 |
|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October 15th, 1999 Twenty of the 25 poorest counties in China are in Xinjiang. Corruption is so rampant that even overseas aid can get whittled down to virtually nothing after the `experts' and bureaucrats are finished with it The area of Xinjiang is about one-sixth the size of China, or 44 times that of Taiwan. Xinjiang is also rich in oil and other natural resources. But today, 20 out of China's 25 poorest counties are in Xinjiang, according to official Chinese reports. "The communists have always said they are the saviors of China," said Abdulhekim,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However, after ruling Xinjiang for almost half a century, they're still unable to address the basic issues such as water, fodder and food. The Chinese are exercising a policy of resource exploitation in Xinjiang. The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 (XPCC,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controls the best land, the most fertile ranches, the best strategic positions and water resources. They are also in charge of suppressing local separatist activities." The XPCC was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1950s and its 2.4 million members are almost homogeneously of Han ancestry. The bulk of the army was divided into 11 divisions and 150 regiments, and stationed around almost all of Xinjiang's major cities. While working as a reporter for the Urumqi Evening News (乌鲁木齐晚报), Abdulhekim once had access to go over the petition letters from the public in the Autonomous Region's government office. Looking through the letters, he became aware that during a period of six months the government had received about 500 petitions and most of them were Uighurs' complaints about the expropriation of their land, ranches and water resources by the XPCC. "The Americans seized the land of the Indians and made it a first-class country," said a former Uighur teacher from Urumqi who had just arrived in Istanbul three weeks before. "The British occupied Hong Kong and turned it into a prosperous port city. But the Chinese took over Xinjiang, only to strip it of all resources, to impoverish the region, and to annihilate the ethnic groups." Unemployment rate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also rising in Xinjiang. "We call a layoff (下岗) an `Uighur-off' (下维) because while many ethnic Turkic people are losing their jobs, the Chinese are not only thriving but also swarming into Xinjiang."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ultifarious taxes and levies have become harsher and harsher everywhere in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in Xinjiang is worse.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Xinjiang Legal Daily (新疆法制报), there were 37 different kinds of taxes in Xinjiang, including a "weather forecast tax," that is, one has to pay a tax in order to get information about when it's going to rain or snow. The older-generation of the Uigurs lament that the living standard in Xinjiang is worse than that of the 1930s. The younger generation, like 28-year-old food sciences student Ahemat, complains about poverty in his home town. "People in Hetian (和田) live in terrible penury," said Ahemat, in Istanbul, where he studies. "The average per capita income there is only US$50." With a population of 1.4 million, Hetian is one of the poorest regions in Xinjiang. It is true tha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lso want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there and began to receive aid and loans from institutions lik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World Bank. However, according to insiders, a huge amount of funds has been embezzled by the many layers of bureaucracy in both Beijing and Xinjiang. Reports on corruption appear in newspapers everywhere every day in China. The problem, which is caused mainly by systematic failures, has been widespread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constant campaign to curb it. In the case of Xinjiang, it was said, "`The heaven is high and the emperor is far away' (天高皇帝远); there is no help for it." So, the officials in Xinjiang are emboldened to misappropriate funds in ways that are not necessarily opaque. Ayxem is a native Uighur who worked at the Xinjiang Uighur Autonomous Region Women's Union (新疆妇女联合会) before coming to Istanbul about two month ago. Her office handles 10 to 15 foreign aid programs every year. In an interview in Istanbul she said that she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pocketed a five percent management fee from each program on the sly. "A Canadian aid program alone provided 300,000 renminbi each year to help Xinjiang fight poverty," Ayxem explained, then emphasized, "but what we took was really chicken feed compared to what they ripped-off in the other departments. They are more greedy and daring." As a graduate of th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in Beijing, Ayxem was among the best educated among the cadres. Thus, when three UN officials in charge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came to Xinjiang on a survey mission in 1997, Ayxem was assigned as a Chines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to escort the UN officials to visit a needy family in Saybag village of Karabash County (Moyu 墨玉), in Hetian prefecture. "The UN officials could not help but shed tears when they saw the indigent family," Ayxem said in a sorrowful tone. "The level of poverty struck them as unbelievable. The couple and their five children all slept on one big brick bed. There was no mat, and a thin piece of cloth served as a sheet covering the bricks, and all seven people shared one blanket. The family was so poor that they could have only one meal per day." UN aid It was decided at once that the UN should provide aid to the area, and a fund of US$1.7 million was granted. Nevertheless, the money traveled a long route and was chipped away under all sorts of pretexts by all the bureaucracie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Beijing to "Poverty Assistance Offices" (扶贫办）in Xinjiang province, Hetian prefecture and Moyu County. When the aid finally reached Saybag village, US$1.7 million shriveled away to 1.2 million renminbi (about US$145,000). "Of course, one can always concoct various ingenious titles for padding the bill," said Ayxem. "For example, they have to set up a team of experts to do research.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alone, there were about 10 people, such as `women specialists,' `animal husbandry experts,' `farming experts,' and others. These experts' daily wage was 100 renminbi," that is half of Ayxem's monthly salary at the Women's Union. And the expert team "researched" for three whole months. Even what was left -- the US$145,000 -- was not applied to the needy families. A local Moyu County official told Ayxem privately that they had loaned the money to a rich local farmer to set up a ceramic factory. However, the factory went bankrupt soon afterwards, and the money was never returned to the government. Sources alleged that the county officials had teamed up with the rich farmer and embezzled the money in the guise of a bankruptc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re not totally unaware of the unscrupulousness, but they just turn a blind eye to it so long as the Uighurs do not oppose the government. "Compared to `splittism,' corruption is not a big problem," said Ayxem. "Suppressing the East Turkestan separatist movement is their first priority," Ayxem said. As it applies everywhere in China, "stability first," is als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p policy for Xinjiang. Obviously, other than the so-called "splittism," nothing seems critical to the current government's rule. "All Xinjiang's officials are corrupt, whether they're Han or Uighurs or other nationalities," Ayxem concluded. "Everybody seizes the opportunity and takes advantage of political power to pocket money." "The private slogan for the corrupters is a new `three-alls policy' (三光政策) : eat all, rob all and distribute all (烧光,抢光, 杀光)," borrowing from the phrase "burn all, kill all, loot all," once reportedly said by the Japanese invaders in China. (This is part five of a seven-part series by Cao Chang-Ching.) |
| 「活在堕胎刀和原子弹之间」——新疆系列报导7之4 1999-10-14 |
| 新疆虽然称为“自治区”，但事实上完全由汉人统治。虽然「自治区政府」主席是维族人，但他的级别和自治区其他五个机构的领导人——「人大」主任；「政协」主席；纪检会主任；新疆军区司令；生产建设兵团司令——是一样的。这六个部门的领导人都是「中国共产党新疆自治区委员会」的副书记，加上一名书记，这七个人组成新疆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决定重大事情时，「自治区政府」主席在七人委员会中只有一票；不仅其他六个机构的领导人大多是汉人，而且最终做决定的是「自治区党委书记」，他是新疆的「沙皇」。从中共四十年代底进入新疆时的将军王震，到後来「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宋环良，以及今天的王乐泉，都是汉人。
这样一种权力结构，使新疆人对汉人统治者的任何政策，都不能，也不敢说「不」。例如，和在内地一样，中共在新疆也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允许新疆人比汉人多生一个孩子，但新疆人仍然痛恨这个政策。因为新疆人的传统是喜欢有很多孩子。「东土民族中心」执行主席阿不克力木是全家十个孩子中的老八，他的在乌兹别克斯坦定居的大姐，也是有十个孩子。 「我有两个女儿，我想要个儿子，但当局说，你破坏计划生育，要罚款。」阿不克力木说，「我说认可罚款了，但领导说，还要开除党籍。我说认可开除党籍了，单位组织了对我的批判会，逼迫我改变态度。後来我妻子只好去堕胎，做过两次，差点丧了命。」 五年前阿不克力木到了伊斯坦布尔，才如愿以偿，有了第三个孩子，而且是他期望的儿子。维族人虽然可以比汉人多生一个孩子，但生育是有「指标」的，一对男女结婚之後，要等三年或四年，得到当局配给的生育指标後，才可以生孩子。「对於没有指标就生育的，当局一次罚款是三万元。对没有钱的牧民，要拆他们的房子，把牛拉走。」阿不克力木说他们「东土民族中心」经常收到从新疆转碾寄来的信件，讲维吾尔人被强迫堕胎的事。 有一封信说，在阿克苏地区土克苏县乌干乡，28岁的维族妻子尼亚杉木怀孕8个半月了，但当局说她没有「生育指标」，县里的计划生育主任哈力前木和三个民警，把她强行带到医院，剖腹堕了胎，把婴儿扔到了医院後院的一个大坑里。 尼亚杉木的丈夫在医院外等到天黑无人，到那个坑里想把孩子尸体拿回来，因为按照穆斯林风俗，必须埋葬。但他到达时，婴儿尸体已经被狗吃掉了。 尼亚杉木再次怀孕後，东躲西藏，怕被当局抓住。但当她快生产的一个晚上，不幸又被计划生育的干部抓获了。她被带到医院等待堕胎手术时，乘几个看管她的人去饭店吃饭时，她设法逃跑了。她在附近山上的墓地里藏身，後来在那里生下了她的女儿。 据「东土民族中心」获得的统计资料，仅1991年，尼亚杉木所在的土克苏县，就有846名维族女性被强行剖腹堕胎，因怀孕月份太大，其中很多人因此丧失了劳动能力或得了精神病，17人死亡。 同一年，在和田地区喀什县，当局派出计划生育干部432人，结果被抓获强行堕胎的有一万八千七百六十五人，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维族女性。 「除了北京有意用计划生育降低维族的人口外，在新疆进行的核试验，严重危害了当地人的健康。突厥人活在堕胎刀和原子弹之间。」「东土民族中心」主席贝肯说。 中国迄今进行的46次核试验，都是在新疆境内进行的。1995年8月17日在新疆罗布泊附近进行的原子弹试爆，据官方公布的资料，威力相当於当年广岛原子弹的十倍。 在新疆著名的第一淡水湖博斯腾湖附近的一个叫「马兰」的地方（地图上没有这个名字），是中国人的秘密核子基地。该基地距离附近蒙古人和维吾尔人居住区只有十公里。 在新疆出生、长大的蒙古族学者、现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的巴赫（Bache）说，他曾去过马兰那一带考察，发现核试验场附近的树皮和树叶都脱光了。当地医院院长告诉他，附近居民中毛发脱落和患皮肤病的特别多；血液病变的患者数量是其他地区的五到六倍；儿童、妇女患白血病、喉癌的人数直线上升；孕妇早产和畸形儿出生率也急剧增加。巴赫的两个弟弟都居住在这个地区，不久前突然患一种谁也说不清楚的病而相继死亡。 现在美国研究清除核污染的阿雷柏克（Ken Alibek），是八年前从俄国逃出来的，他原是「苏联原子弹细菌储存中心」专家。他在1992年发表的《生物危害》（Biohazard）一书中披露，当年戈巴契夫曾指示他们的研究所提出带细菌的原子弹计划。结果他们的研究发现，在新疆马兰的原子弹试爆场附近，出现了在非洲也没有过的两种艾滋细菌ebola和marburg。它说明中国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带细菌的原子弹试验。 八十年代开始的五年，新疆南部连续发生了流行病，很多人死亡。没有人知道到底这是什麽病，只好按年份排为「一号病」，「二号病」，最後乾脆称之为「无名病」。 「我们新疆的很多医生都被抽调到那个地区帮助治疗，」一位不愿公开名字，原在乌鲁木齐市医院工作、现在伊斯坦布尔的45岁的维族女医生说，「北京也调去了上千医生，赶到那里抢救。」她悲哀地说：「我们东土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病。」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4日） |
| Between the abortion knife and nuclear testing (Part four of seven) 1999-10-14 |
|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October 14th, 1999 Xinjiang is an autonomous region; it in fact is entirely ruled by the Han Chinese. Although the Chairman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is an Uighur, his rank is no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op officials in the other five administrative organs: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 th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ommission for Inspecting Discipline, Xinjiang Military Command and the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 All of the six top officials of the above organs are deputy secretaries of the Xinjiang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most of them are Han Chinese. The person who truly wields power is the secretary of the CCP, and the position of secretary has always been held by Han Chinese, from General Wang Zhen (王震) , who led the invasion of Xinjiang in the end of 1940s to later, Wang Enmao (王恩茂), Song Huanliang (宋环良) and today's Wang Lequan (王乐泉). When it comes to deciding major issues, the Uighur Chairman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 Government has only one vote in this seven-member committee, one secretary and six deputy secretaries. But the secretary makes all ultimate decisions and was called "the Czar" of Xinjiang. Under such a power structure, the Xinjiang Uighur officials are as silent as winter cicadas,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m to challenge the Chinese rulers and policies. For example, like everywhere in China,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lso mandates a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Xinjiang.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Uighur and other minorities are allowed to have one more child than the Han Chinese, the Uighur people still detest the practice since they have a tradition of large families. Abdulhekim, the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is the eighth child in a family of 10 children. His oldest sister, who lives in Uzbekistan, also has 10 children. "I have two daughters," said Abdulhekim, "and I want to have a son, but the authorities warned that I should be fined for violating the rules. I said okay, I'd rather pay the fine and have a son. But the cadres further threatened to expel me from the party. Again, I took it. Now the officials have organized a criticism meeting in my work unit and forced me to change my attitude. So, my wife had two abortions, which almost killed her." East Turkestan (Xinjiang) is shown in white. It was only after coming to Istanbul five years ago that Abdulhekim saw his dream come true to have a third child, a much-wanted son. Although the Uighur people can have two children instead of one as the Han Chinese are allowed, children must be born according to a government quota. Couples can have children only after receiving their quota. In many cases, newlywed couples have to wait three or four years before receiving their quota for a baby. For those who give birth without receiving their quota first, a fine of 30,000 renminbi is imposed. "If one is poor and unable to pay the fine," said Abdulhekim, "as is the case with many herdsmen, one's house will be torn apart and cows taken away."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often receives letters from Xinjiang telling stories about forced abortions. One letter describes what happened in Wugan township in Toksu County of the Aksu district: a 28-year-old Uighur woman named Niyasam was pregnant for 34 weeks, but the authorities reproached her for having no "quota for birth." Then three policemen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county's birth control office, Halichem, hauled her to the hospital and had doctors tperform a caesarean operation on her. Nobody knew whether the baby was alive or dead when it was taken away from the mother; the only thing Niyasam knew was that the baby's body was chucked into a big pit at the back of the hospital. Waiting outside the hospital, Niyasam's husband thought he could take the baby's body back when it got dark and bury it according to Muslim traditions. However, when he arrived at the pit, the baby's body had already been torn to bits by stray dogs. When Niyasam became pregnant again, she was terrified that she might be caught again. She was, a few days before the due date. But this time she managed to run away while the cadres were eating in her friend's restaurant. She hid in a cemetery at a nearby mountain, where she gave birth to a daughter.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cquired by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in Toksu County alone, 846 Uighur had forced abortions in 1991. Since many women were in an advanced stage of pregnancy, caesarean operations caused them to lose their health or mental stability. About 17 people died from the abortions.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the same year of 1991, in Kasgar County of the Khotan district, the authorities sent out 432 cadres to carry out the birth control policy. The result was 18,765 forced abortions, with more than more than 50 percent performed on Uighur women. "In addition to the intentional birth control policy that aimed at reducing the Uighur population," said Bekin, chairman of 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the nuclear testing in Xinjiang severely damages local people's health. Turkic people are living in the rift of the abortion knife and the atom bomb." China has conducted 46 nuclear tests so far, and all of them took place in Xinjiang. The nuclear test performed on Aug. 17, 1995 in Lopnur (罗布泊) was 10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Hiroshima bomb, according to a report. Not far from Xinjiang's famous freshwater lake Bostun, there is a place called Malan (马兰), which the Chinese use as a secret nuclear base. This base is only 10km away from a residential area where ethnic Uighurs and Mongolians live. Bache, a Mongolian who was born and raised in Xinjiang and is now a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told this reporter that he had traveled to Malan a couple of years ago and found that the bark and leaves of the trees near the nuclear testing areas had all fallen off. The director of the local hospital told him that many local residents suffered from hair loss and various skin diseases. The number of patients found having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their blood was five or six times that of the other area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women with leukemia and throat cancer was rising rapidly. The number of premature births and deformed babies also increased. Bache had two brothers living in that area, but not long ago the brothers died, one after another, of unknown illness. Biological weapons Doing research in the US on nuclear pollution, Ken Alibek is a Russian exile who left the USSR eight years ago when he was an expert at the "Soviet Union Nuclear Bacteriological Weapon Storage Center." He revealed in his book Biohazard in 1992 that Gorbachev had asked the center to prepare a proposal for developing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However, Alibek's research found two rare kind of bacteria, Ebola and Marburg, which doctors had never seen, even in Africa, not far from the Malan nuclear testing spot. This indicates that China began experimenting with bacteriological weapons as early as in the 1980s. During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1980s, epidemics occurred continuously in south Xinjiang and caused many deaths. Nobody knew the names of the epidemics, so they were identified as "No.1 disease," "No. 2 disease"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year the disease struck. In the end, people simply dubbed the epidemics "unknown illnesses." "We doctors in Xinjiang all took turns at participating in treating patients in that area," said a 45-year-old former Urumqi Hospital doctor who now lives in Istanbul and asked that her name not be revealed. "We had never had such epidemics in our East Turkestan history." (This is part four of a seven-part series by Cao Chang-Ching. ). |
| 「我们像熊猫，正濒临绝种」——新疆系列报导7之3 1999-10-13 |
| 在中国政府的报告和官方媒体上，新疆人被描述成和汉人关系和睦，过著幸福的生活。“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由於大量中国人被移入东土，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突厥世界研究基金会”主席土尔汉．亚兹干博士（Turan Yazgan）在伊斯坦布尔他的办公室里说，“所谓自治区只是纸上的东西，东土人完全被中国人统治，并被有系统地汉化。”
在共产党军队没有进入新疆之前，汉人在新疆人口中只占5％，但现在新疆的1700万人口中，汉人已占37％。在不到50年中，这样的人口比例变化是罕见的。 “1956年北京政府决定在新疆建立自治区时有文件规定，维族人应占93％，其他是汉、蒙和哈萨克等。”东土民族中心执行主席阿不克力木在他的伊斯坦布尔拥挤的办公室里一边打他的电脑，一边说，“现在维族人在新疆只占47％了，而且绝大多数被赶到了牧区和乡下。在新疆的伊宁、阿克苏、库尔勒、哈密、波罗、石河子和乌鲁木齐等八个大城市，汉人都占80％以上。在首府乌鲁木齐，东土人只有两条街。” 中国政府就像对西藏大量移入汉人一样，对新疆也实行同样的政策。大量汉人涌入新疆，不仅和新疆人争水、争地、争工作机会，还使新疆人强烈感到他们被中国人歧视。 五十年代初，在伊宁市的汉人不到10％，现在140万人口中汉人达100万。56岁的夏木西丁（Shamseden）是伊宁市毛纺织厂的退休工人，两年前他和妻子以到沙乌地．阿拉伯朝圣的机会逃到土耳其。 “1960年刚建厂时我就进厂，那年我才17岁。”夏木西丁在伊斯坦布尔的住处说，“当时规定厂里汉人只能占四分之一，维族人占四分之三。但後来就变了。”现在八千人的伊宁毛纺织厂里汉人有七成多，维族人不到三成。 “每到长薪、升职，都是汉人机会多，因为只有会写汉语，才算干得好，而维族人会汉语的不多。”这位在纺织厂干了33年的老人用汉语说，“我进厂就开始学汉语，但到现在还是不能读中文报纸。” 中国人在新疆成了特权阶层，掌握著各种机构的主要权力。刚从乌鲁木齐来到伊斯坦布尔两个月的原“新疆自治区妇女联合会”城乡工作部干部、28岁的阿依仙木说，“新疆妇联有64名干部，其中维族只有21人；妇联中的30个正副处长和处级调研员，都是汉人。” 在伊斯坦布尔的新疆流亡者社区，随便问一个人，都会听到他们被中国人歧视的故事。一位不愿名字公开，怕连累仍在新疆的亲人的原乌鲁木齐市电视台女记者说，“我们电视台有110名工作人员，其中只有9个是维族人，其他都是汉人。台长和书记都是汉人，而且是转业兵，不仅没学过新闻，文化水平都很低。台里75％以上的编辑记者是复员军人，大多是市府领导的孩子，都没有学过新闻。” 这位从新疆一所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维族姑娘感叹地说，“为维语节目写新闻稿，台长却要求我用汉语写，因为他不懂维语。等他审查通过後，再翻译成维语播出。电视台还有四个副台长，三个是汉人，只有一个是维族，但他连编发维语稿件的权力都没有。” 土耳其“突厥历史学会”中亚史研究员努尔阿妮亚（Nuraniye）博士出生在新疆喀什北边40公里的阿图什市，她在安卡拉的办公室里说，“我从小就感到受中国人的歧视，上小学时，我们东土孩子要到旁边汉人的学校去踢足球，打排球，因为只要他们的学校才有这些设备，而我们维族学校没有，只能搬石头自己建简陋的球场。” 曾在《乌鲁木齐晚报》做过记者的阿不克力木说，这种现象是普遍的。他1984年到喀什附近的农村采访时，看到一群维族孩子在树下上课，原因是他们的校舍榻了。而旁边有汉人兵团农三师某团的校舍，却不许他们用。阿不克力木问那位维族老师为什麽不筹款再盖学校，回答是没有土地，地都被兵团控制了。 1954年成立的“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的一个庞然怪物，这个介於集体农场和边疆驻军的组织有240万人，占新疆内汉人的三分之一。英国《经济学人》最近报导中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国中之国」，因为它拥有740万公顷土地，172座大型农场，344家企业，500间学校，200家医院，以及46个研究单位。另外它还有自己的公安系统和法院，而全新疆半数的劳改营据信掌控在它手里。 “兵团的人都是汉人，他们抢了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水，我们放牧的草，我们在自己的家园正变成少数，并成了二等公民。”由於做过记者，对兵团内幕十分了解的阿不克力木激愤地说。 正如已故的东土流亡领袖艾沙所说，“中国人在新疆的殖民统治，正使维吾尔人濒临绝种，就像熊猫一样。”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3日） |
| Uighurs a dying race under Chinese rule (part three of seven) 1999-10-13 |
|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October 13th, 1999 The Uighurs have always ha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Han Chinese and lived happily in the Autonomous Regi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clares and the official media reiterates. The actual situation is quite the opposite, said Turan Yazgan, chairman of the Turkic International Study Foundation, from his office in Istanbul. "Since so many Chinese have been emigrating to East Turkestan, called Xinjiang by the Chinese, ethnic confrontation is unprecedentedly tense. "The so-called autonomous region is only an empty notion. Indeed, Turkics are completely under Chinese control and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sinicized," he said. Before the communist forces entered Xinjiang, Han Chinese made up only five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there. Now, Han Chinese account for 37 percent of Xinjiang's population of 17 million. A population change like this within the space of fifty years is far from normal. "When Beijing decided to establish an autonomous region in Xinjiang in 1955, the official documents stated that the Uighurs should make up 93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and the rest might be the Han, Mongolian, Kazakh, etc," said Abdulhekim Iltrbir,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working on his computer in the center's crammed office in Istanbul. "Now, only 47 percent of Xinjiang's population is Uighur. What's more, most of them have been elbowed out to pastures or remote regions. In big cities like Gulja (Yining伊宁), Aksu (阿克苏), Korla (库尔勒), Kumul (Hami哈密), Bole (波罗), Kuytung (Shihezi石河子) and Urumqi (乌鲁木齐), 8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is Han. In Urumqi, the capital of Xinjiang, Uighurs take up only two streets." In a similar fashion to what it did in Tibe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located a great number of Han Chinese to Xinjiang. The influx of Chinese heightened tensions with ethnic Uighurs. The Chinese not only fought with locals over water, land and job opportunities, they also contributed to growing ethnic discrimination. In the early 1950s, the Han people accounted for less than 10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in Gulia (Yining伊宁). Of today's 1.4 million residents there, one million are Han. Sixty-one-year-old Shamseden, who like many Uighurs only uses one name, is a retired textile worker from Gulia. Using a pretext of taking a pilgrimage to Saudi Arabia, Shamseden escaped to Turkey with his wife two years ago. He began working at the textile factory just before it opened in 1960. "I was only 17 years old then. According to the original factory regulations, Han Chinese should take only 25 percent of the jobs and the remaining 75 percent were for Uighurs. But that was changed later," said Shamseden from his new residence in Istanbul. Today, the balance has swung drastically in the other direction. Of the 8,000 employees in the Yining Textile Factory, 70 percent are now Han and 30 percent are Uighur. Shamseden had worked in that factory for 33 years."Whenever it came to a pay raise or a promotion, the Hans always had advantages and better opportunities because performance is judged by one's ability in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Shaamseden said. "I began to learn Chinese right after entering the factory, but I still can't read Chinese newspapers." The Chinese have become a privileged class in Xinjiang and are in authority over all kind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Thirty-year-old Ayxem had left Urumqi only two months before talking to this reporter in Istanbul. Working as a local cadre for the Women's Union of the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WUXAR), Ayxem experienced endemic discrimination. "Of the 64 cadres in WUXAR, only 21 were Uighur. All 30 department heads and senior researchers were Han," she said. Speaking to anyone in the Xinjiang exile community in Istanbul, one hears stories of Chines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Uighurs. A reporter for Urumqi TV said, "There are 110 employees in our TV station, only nine are Uighur, the rest all Han. Both the director and the party secretary are Han. Like many top cadres in Xinjiang, they are veteran military officials who don't have much knowledge of journalism or education. Besides, 75 percent of the editors and reporters have the same backgrounds as their bosses, and most of them are the children of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none of them have ever studied journalism." The 28-year-old Uighur woman requested anonymity for fear retribution against her relatives living in Xinjiang. The reporter, who majored in journalism at Xinjiang University, said: "When writing news copy for Uighur-language programs, I was asked to write in Chinese for the director because he doesn't understand Uighur. "After passing the director's censor, the scripts then got translated into the Uighur language. "Among the four deputy directors, only one is Uighur, and this deputy has no authority to edit or issue Uighur-language news releases." Her experience is shared by many others. Now a researcher on Central Asian history at the East Turkestan History Society, Nuraniye was born in Artush, 40km north of Kasgar (喀什) in Xinjiang. "I learned about discrimination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said Nuraniye from her office in Ankara. "When I was in elementary school, we Uighur children had to go to an adjacent Chinese school to play soccer or volleyball because only the Chinese schools had those facilities. In our Uighur school, we students had to carry rocks to build our own playgrounds." "These are common situations," said Abdulhekim, a former reporter for the Urumqi Evening News. He recalled a scene he witnessed when covering stories in a village near Kasgar in 1984.A group of Uighur children were having lessons under a tree because their schoolhouse had collapsed. There was a Chinese school building nearby, but the Uighur kids were not allowed to use it. Abdulhekim asked their teacher why didn't they raise funds to rebuild the school. The reply: "No land." It was all under the control of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新疆生产建社兵团,XPCC).Established in 1954, XPCC is a giant machine in Xinjiang. A mix of collective farms and frontier station troops, the organization is composed of 2.4 million Han people -- one third of the autonomous region's Han population. A recent report in The Economist called the XPCC "a country inside a country" because it controls 7.4 million acres of land, 172 large farms, 344 enterprises, 500 schools, 200 hospitals and 46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addition, it has its own police and judicial system. Half of all labor camps in Xinjiang are believed to be under the corps' control. "All members of the corps are Han. They took our land, our jobs, our water and our pastures. We have become a minority and secondary citizens in our own homeland," Abdulhekim said. As the late East Turkestan leader in exile Isa Yusuf Alptekin once said, the situation in Xinjiang has "made the Uighurs like pandas: on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This is the third part of a seven-part series by Cao Chang-Ching, a long-time observer of ethnic movements in China. ) |
| “我们进行的是复国运动”——新疆系列报导7之2 1999-10-12 |
| 随著苏联帝国的解体，中亚有六个突厥语系国家获得独立，加上土耳其，目前联合国已有七个突厥语系国家，全球有突厥人近三千万。这种外部的变化，更加刺激了同属突厥语系的新疆维吾尔人的独立意识。
而新疆独特的历史，更是东土人要求独立的根据。“我们不是要求独立，而是要复国。”“东土民族中心”执行主席阿不克力木说，“因为历史上我们一直是个独立的国家，现在被中国人占领了。” 虽然中国政府绝不接受这种历史观，但中国人编写的历史书《唐书》记载的史实却接近阿不克力木的说法。有著几千年历史的新疆，也像中国一样，经历过升起、衰落。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突厥帝国兴起。後来维吾尔族人打垮了突厥帝国，建立了回纥帝国，《唐书》称之为九姓回纥，即由九个维族人部落组成一个帝国。回纥军队曾帮助唐朝皇帝平定“安史之乱”，东土人至今对此津津乐道，并因此为证，新疆历史上不仅是个独立的国家，并曾帮助过中国人。 经过不断的战争，十八世纪末清朝将领左宗棠率大军进疆，打败了维族人。1884年，即中英鸦片战争之後44年，清朝正式在西域设省，取名“新疆”，即新征服的疆土。 但新疆人的反抗不断。1937年，维族人在南疆起义，成立了“伊斯兰共和国”。但很快被後来成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农业部长的当地军阀盛世才镇压。1944年维族人在新疆北部再次起义，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 “我们的军队收复了除乌鲁木齐之外的所有新疆北部的土地。但共产党用欺骗的手段，解除了我们的武装。”当年曾参加和进攻新疆的共产党将军王震谈判的东土军队代表之一、今年89岁的巴拉提．阿吉（Berat Haci）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回忆说，“当时王震说，新疆是独立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要联手先打败国民党。将来你们要自治还是独立，我们都会同意。因为列宁主张民族自治，只要人口超过一百万，就可以自治或独立。我们是共产主义者，一定会执行列宁的这些指示。”东土军队在这种承诺下允许中共军队和平进疆。 五十年代中期，中共在新疆成立了自治区，随後对不满汉人统治的当地人进行镇压。“当时新疆分成十个区，其中八个区每个区抓了七万人，另两个区各抓了三万人。”阿吉回忆说。共产党的种族镇压政策，使维族人独立的梦想完全破灭。 今年35岁，在安卡拉的土耳其国立哈契泰大学历史系任讲师的艾尔肯博士（Erkin Ekrem）说，“在北疆成立的东土人民共和国所以被打垮，还因为当时东土政府的五位领袖都被谋杀了。” 九年前从新疆来到土耳其的艾尔肯是对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东土学者之一。他回忆说，当时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主席阿合买江、军队总司令德力力汉、副司令伊沙克白克、外交部长阿布都克里木等五人受邀去北京参加谈判，但中共要求他们经苏联的阿拉木图（现哈萨克斯坦首都）转机到北京。飞机从阿拉木图起飞不久就失事，五人全部遇难。艾尔肯说，“实际上这五位东土领袖是被斯大林抓到莫斯科杀害了。一位当时参与拷打这五个人的克格勃人员在苏联解体後於一家杂上发表过文章披露了这段秘密。这篇俄文文章被译成维文，很多人都看到了。根据这篇文章提到的线索，东土流亡者还特意前往莫斯科，找到了当时参与这个事件的一位前克里姆林宫医生。这位医生说，这五个人被关在原来沙皇的马厩里，在那里被处决。” 五位领袖遇难，激怒了维吾尔人。伊宁的东土共和国军炮兵团长热河曼诺夫下令，杀死所有当地的中国人。阿吉先生回忆说，“包括士兵和居民在内，中国人死了七千多。後来中共军队进来镇压，三天後把热河曼诺夫打死了，他手下的1200士兵也被打死或关押。” 对维吾尔人这样的经历，很多土耳其人，包括学者和政府官员，不仅同情，而视新疆是他们土耳其人的发源地，连土国政府的官员们都称呼新疆是他们的“祖国母亲”。他们认为後来西征到达土耳其的突厥人来自新疆，因此他们称呼新疆为东土耳其斯坦。 突厥族人的族裔意识，使东土人的处境深受突厥国家的同情。五位东土领袖遇难之後，另一名东土人领袖艾沙．尤舒夫．阿布泰金（Isa Yusuf Alptekin）逃到了土耳其。这位东土独立运动的发言人深受土耳其朝野尊敬。1995年，94岁的艾沙在伊斯坦布尔去世时，土耳其朝野政党领袖都出席了他的追悼会，参加吊唁的民众近百万。艾沙被葬在土耳其两位前总统的墓地旁边。土耳其政府还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一座艾沙纪念公园，并在园中树了一面东土旗帜。东土国旗和土耳其国旗都是一个月牙，只是底色不同，东土为蓝色，土国为红色。 对於土耳其人和东土人的关系，伊斯坦布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突厥世界研究基金会”主席土尔汉．亚兹干博士（Turan Yazgan）说，“我们土耳其人和维吾尔人是同种同祖，这不是我们划分的，这是真主的旨意。现在全世界有两个地区的突厥人还没有自由，一个是在伊朗北部，一个是中国的东土人。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2日） |
| The quest for an eighth Turkic nation (Part two of seven) 1999-10-12 |
|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October 12th, 1999 With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six Turkic-speaking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g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With a population of around 30 million worldwide, seven Turkic countries (including Turkey) have joined the UN so far. These changes have further stimulated the Xingjiang Uighur people's awareness for independence. Xinjiang's distinctive history provides a foundation for the East Turkestan people's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We are not seeking independence, but rather revival of our country," said Abdulhekim, the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We have always been an independent country historically, it is merely occupied by the Chinese now." "We Turks and the Uighur have the same ethnic ancestry. We did not delineate this ourselves, but Allah did; it is His will. There are two places in the world where the Turkic people still have no freedom. One is northern Iran, the other is East Turkestan.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help. " Turan Yazgan, a professor at Istanbul University and chairman of the Turkic World Research Foundation Despite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denial of this kind of historical viewpoint, accounts in a book recorded and edited by the Chinese, The Tangshu (唐书), closely correspond to Abdulhekim's claim. Like that of China, Xinjiang has a history of several thousand years of rise and fall. The Turkestan empire thrived during the epoch of China's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Later on, following a victory over the Turkestan empire, the Uighur people established the Uighur kingdom, which was referred to in the Tangshu as the Nine-kinfolk Uighur Kingdom, meaning that the empire was formed by nine Uighur tribes. It was said that the Uighur army once helped the Chinese emperor Tang suppress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 and Shih Tzu-ming (安史之乱), which the East Turkestan people remain proud of, and use as proof that Xinjiang was not only an independent country, but actually helped China. Nonetheless, after a long period of continuous wars, China's Ching Dynasty army, led by General Tso Chung-tang (左宗棠), conquered the Uighurs. In 1844, some 40 years after the Opium War, Ching rulers formally declared the occupied western region a province, naming it "Xinjiang," meaning "newly conquered territory." However, the people of Xinjiang never stopped revolt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In 1937, the Uighurs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an uprising in southern Xinjiang and establishing the "Islamic Republic." But it was quickly suppressed by the local Chinese warlord Sheng Shih-tsai (盛世才), who later became Minister of Agriculture in Chiang Kai-shek's (蒋介石) government. The unyielding Uighur people staged another rebellion in northern Xinjiang in 1944, this time establish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East Turkestan. "Our army recovered all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of Xinjiang except Urumqi," said Berat Haci, 89, who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negotiations with the communist Chinese general Wang Zhen (王震) who led an invasion of Xingjiang at the end of the 1940s. "Wang Zhen said Xinjiang w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but that we must work together with them then in order to defeat the KMT," Haci said during an interview in Istanbul. "In the future, they would allow us to have either autonomy or independence. He said, `Lenin advocated self-government' of all nations with a population of over one million. We are communists and we must follow Lenin's instructions." Believing such a promise, Turkestan troops consented to all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o enter Xinjiang peacefully. Soon after, in the mid-1950s, China established the so-called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and then began to suppress dissent among Uighur people there. "There were 10 districts in Xinjiang at that time, and they arrested 80,000 people in eight of the 10 districts and 30,000 in the other two," recalled Haci. The communists' racial oppression smashed the Uighur people's dream of independence, he said. "The assassination of the five top leade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East Turkestan prompted the fall of the Republic," said Erkin Ekrem, 35, a history lecturer at Hacettepe University in Ankara, who moved there from Xingjiang nine years ago. Erkin is one of the foremost scholars on this period of East Turkestan's history. He described a rarely-known incident during an interview with this reporter in Ankara. He said that among the five murdered East Turkestan leaders were Chairm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East Turkestan Akhmat Jan, Commander-in-Chief Delil Khan, Deputy Commander-in-chief Yiaskh Bakh and Foreign Minister Abdukahreem. They were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negotiations in Beijing, but required by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first fly to Alma-Ata (阿拉木图) in the Soviet Union (now the capital of Kazakhstan) and then transfer to a flight to Beijing from there.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plane crashed soon after taking off from Alma-Ata, killing all five. "The fact is that all five leaders were kidnapped by Stalin and murdered in Moscow," Erkin said. "One of the former KGB leaders who had taken part in the torture of the five leaders revealed this secret in an article published in a Russian magazine after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article was translated into Uighur, and many people have read it. Following the clues mentioned in that article, some East Turkestan exiles made a special trip to Moscow and found a former Kremlin doctor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at the time. That doctor said all five leaders were imprisoned in the Czar's old stable and killed there," Erkin said. The sudden death of the five top Turkestan leaders angered the Uighur people. The commander of an artillery regiment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in Yining, Rokhmannov, ordered a massacre of all local Han Chinese. "More than 7,000 Han Chinese were killed, both soldiers and civilians," recalled Haci. "Not long after that, the Chinese army marched in and Rokhmannov was killed within three days. Many of his soldiers were also either killed or imprisoned." In addition to their sympathy for the Uighur people's sufferings, many Turkish people, schola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like consider Xinjiang their own origin. Even some Turkish officials refer to Xinjiang as their "motherland" and believe that those who marched westward to Turkey originally came from Xingjiang. That is the reason they call Xingjiang East Turkestan. The suffering of the people of East Turkestan has generated sympathy in many Turkic nation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five top leaders, another well-known Turkestan leader, Isa Yusuf Alptekin, fled to Turkey. The East Turkest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had won wide respect from both the ruling and opposition parties in Turkey. When he died in 1995 in Istanbul at the age of 94, around a million Turkish people, from top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ordinary citizens, mourned his passing. Isa was buried next to the graves of two former presidents of Turkey. The Turkish government even built a memorial park for Isa in Istanbul, complete with an East Turkestan flag flying on park grounds. The flags of Turkey and East Turkestan have a similar design. Both sport a crescent moon in the middle.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flags is the background color -- red for Turkey and blue for East Turkestan. Conc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Turkish and the East Turkestan people, Turan Yazgan, a professor at Istanbul University and chairman of the Turkic World Research Foundation, said: "We Turks and the Uighur have the same ethnic ancestry. We did not delineate this ourselves, but Allah did; it is His will. There are two places in the world where the Turkic people still have no freedom. One is northern Iran, the other is East Turkestan.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help." (This is the second part of a seven-part series by Cao Chang-ching, a long-time observer of ethnic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China.) |
| “中共三点钟打台湾，我们四点就起义”——新疆独立运动系列报导7之1 1999-10-11 |
| 北京所以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出奇地激烈反对，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普遍认为，因为北京担心一旦中国的新疆、西藏和内蒙出现类似状况，美国等西方势力会以科索伏模式进行军事干预。
西藏、新疆和内蒙向来被视为是中国的“火药桶”，由於种族冲突严重，这些地区的骚乱几乎一触即发；在这三个地区中，种族问题最紧张的是新疆，产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远超过西藏和内蒙。 不要说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新疆千人以上规模的暴动已有11次；根据报导，仅去年下半年，就有新疆的叶城公安派出所被袭击；皮山军火库被抢劫；伊宁市和照苏县三处监狱同时被攻破，80名政治犯被劫走。今年2月，距库尔勒10公里的解放军3824部队所属的导弹基地被攻击，18辆军车被毁，21名中国士兵被击毙，6人受伤。 据1994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泛穆斯林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一书披露，当局正在调查的新疆“反革命”组织有60个。最近官方《新疆日报》引述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的话说，新疆的地下组织有68个。 “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执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该组织总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新疆境内的东土人民党就有六万多成员，其地下分支组织有178个。 阿不力克木称新疆为“东土耳其斯坦”（简称东土）。维族人认为新疆是中国人的称呼，本身就有侮辱突厥人的意味，因为新疆指新征服的疆土。 阿不力克木原是《乌鲁木齐晚报》编辑，这位出版了七本书的儿童文学作家後来曾担任乌鲁木齐市作家协会主席。五年前他离开新疆到达土耳其，成为海外最大的新疆独立组织“东土耳其民族中心”的领袖之一。他说，“维吾尔人多年来一直受到中国人的歧视，压迫，民族仇恨就像要烧到一百度的水，马上就要爆发。过去这些年来，东土人的反抗起义就有130多次；地下组织和境外的东土独立组织正在联手，争取东土人的自由和独立。” 去年底，分散在全球18个国家的40多个新疆独立组织领导人聚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经过三天的秘密会议，成立了具有流亡政府色彩的“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 今年73岁，当年以土耳其炮兵中尉身份参加过韩战的退役将军贝肯（Riza Bekin）被选为这个“中心”的主席。贝肯九岁时随父母离开新疆，曾担任过土耳其军级参谋长和代表北约驻阿富汗首席指挥官。他的职业军人背景使这个统一的新疆独立组织更有了领导东土人武力反抗中国人殖民统治的色彩。 虽然贝肯将军在他的办公室里一再宣称他的组织坚持非暴力原则，但他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新疆独立运动组织都赞成他的主张。他的助手阿不力克木说，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些新疆独立运动组织并没有参加他们的“民族中心”，因为他们主张用暴力手段对付中国人。 对於近年来在中国发生的公车爆炸、抢军火、劫监狱和攻击导弹基地，总部在哈萨克斯坦的东土独立组织“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阵线”资深领导人玉素普对记者说，这些都是他们干的。今年80岁的玉素普曾在四十年代於新疆成立的“东土耳其共和国”军队中当过军官，後来曾出任“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副馆长，1956年逃亡到苏联後，一直主张用暴力争取东土独立，并多次派遣敢死队到新疆组织起义。1994年，玉素普的组织和其他27个激进的新疆独立组织共同成立了一个名为“祖国的火花”的本部，统一指挥新疆内部的地下组织作战。 另一个主张用暴力争取东土独立的组织是“青年之家”。该组织的20多名成员在伊斯坦布尔和记者对话时纷纷强调，只有使用武力这种语言，中国当局才能听得懂。该组织被人称为是新疆人的“哈玛斯”，巴勒斯坦的“哈玛斯”组织以自杀方式暴力反抗著名。青年之家的副秘书长阿不都拉．库才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炸弹。”这个组织的成员、30岁的卡玛力．伊黎土耳克现在伊斯坦布尔一家旅行社做代理，他激愤地表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用命抵命，和中国人拼个你死我活。” 青年之家的两千成员，多为年轻人，而且很多都曾在土耳其军队服过役，具有实战经验。有的还能使用导弹，开军机，驾驶坦克。24岁的买买提．奴里说，“我们已经到了最後的时刻，只有拿起武器来干了，要有命用命，有枪用枪，有血用血。”目前在经商的40岁的买买提．图尔逊说，“不管中国政府对我们采取怎样残暴的手段，我们都不会屈服。我们正在做准备，等待机会，拿起武器反抗。” 每当中国和其他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时，都被新疆人认为是起义的机会。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时，新疆人曾在各处暴动。1968年中苏发生“珍宝岛”军事冲突时，新疆人再次起义。虽然两次大规模的起义都被镇压，但阿不力克木预测，如何中共武力攻打台湾，将是新疆人起义的机会。“那等於是一个信号，东土人会全民暴动，里应外合。中共三点钟打台湾，我们四点就起义。”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1日） |
| 「我们的目标是东土的独立」——访新疆独立运动领导人贝肯将军 1999-10-11 |
| 当这个只有一米六三高的瘦小老头儿站在你面前时，你无法相信他就是那个传奇式的人物——参加韩战的土耳其军队炮兵中尉，「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北约在阿富汗的指挥官，新疆独立运动的最高领导人贝肯（Riza Bekin）。
他的追随者都称他「将军」，但是这个慈祥、和蔼、戴著黑框眼镜的白发老人，却更像是一个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或者一个退休教授。 他的声音是柔软的，就像他的组织的政策，「我们的目标是东土的独立，但是我们用和平手段，反对暴力。」最近在「东土民族中心」的伊斯坦布尔总部的办公室，贝肯先生接受访问时说。 1926年他出生在新疆和田，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和父母一起逃到印度，然後到土耳其，开始了一生的流亡生活，因为他的舅舅是当时起义反抗中国人统治的东土领导人之一，起义被当地的中国军阀、後来担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农业部长的盛世才镇压。 贝肯是职业军人，他在七十年代末退休时，是由美英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组成的北约延伸组织「中央条约组织」的参谋总长，这个军事集团在伊朗何梅尼政变之後才取消。之後他又担任土耳其总理的内阁顾问九年。 正是这种资历，当来自全世界的40多个新疆流亡组织在安卡拉秘密聚会三天，决定联合成一个统一的新疆抵抗组织时，他成为唯一的候选人，被选为类似一个新疆流亡政府的「东土民族中心」的首任主席，成为流亡新疆人的领袖。 虽然东土抵抗组织的总部在伊斯坦布尔，但土耳其只有四万东土流亡者，绝大多数在哈萨克斯坦，据「东土民族中心」的估计，那里有150万。而且一些主张用武力对付中国人的新疆人组织，也大多在那里，他们并不听从贝肯的「中心」指挥。 身经沙场，职业军人出身的贝肯，也像刚刚当选以色列总理的前将军巴拉克（Ehud Barak）一样，特别热爱和平，希望用沟通谈判的手段解决种族冲突。「我们信奉民主、人权的价值，民族自决是世界的潮流，我们不愿意看到流血，不管是东土人，还是中国人。」 但是，新疆人的反抗运动可能正向他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1997年新疆伊宁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有近5000维吾尔人被逮捕；随後不断有中国军队被伏击，当地公安部门被击毁，监狱被劫，以及北京的公共汽车被炸等消息。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仅去年，就在喀什地区破获了两个制造炸药和军事训练的基地，并在边境截获了四辆向新疆偷运武器的卡车。中国政府展示的缴获的新疆独立组织成员使用的武器中，包括冲锋枪、钢笔手枪、遥控炸弹、手雷和体温炸弹等。 不论是在内部还是外部，新疆人使用暴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自从主张非暴力的东土流亡领袖艾沙——新疆人中的达赖喇嘛——1995年在伊斯坦布尔去世，实际上就没有谁能够制约住新疆人用武力反抗中国统治者的行动。 原苏联垮台後，分出好几个突厥人国家，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加上土耳其，联合国有了七个突厥族国家。突厥人的共同族裔意识空前强烈，来自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的「突厥世界大会」在过去十年就开过五次，「世界青年突厥大会」开过六次。 巴勒斯坦人和北爱尔兰人在争取独立上的成功也鼓舞了东土人的士气。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来一直坚持非暴力，最近又向北京让步，放弃西藏独立的要求，仅仅要求真正的自治，但仍遭到北京的拒绝。西藏人的失败，更使新疆人认为，对付独裁者和殖民统治者，只有使用武力这种语言，他们才听得懂。 「我反对任何暴力手段，但对东土人的武装反抗，我能理解，因为中共太残暴。这是正当防卫。」贝肯先生用流利的英语说，「他们不是为了独立而采取暴力手段，是为了摆脱死地、被杀，而被迫反抗。」 地处伊斯坦布尔市闹市区的「东土民族中心」有一个大院，里面有11个房间，它是土耳其议会通过法案，「借」给东土流亡者使用的，一直借到他们能返回家园。新疆的流亡者，经常到这里聊天，聚会，或者吃顿「中心」厨师做的地道的家乡拉面。他们把这里当做家。 「在伊斯坦布尔和乌鲁木齐来回做生意的四、五百东土商人带来各种信息，」73岁的贝肯一脸凄苦地说。「北京向东土大量移民，摧毁我们的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正面临灭绝的危机。」 当被问到面对信奉暴力的北京政权，坚持「非暴力政策」能不能运作时，这位老将军没有正面回答，强调中共不会长久，「12亿中国人也不会同意这样专制的政权长久存在下去。而且中共本身也在发生变化。」 在伊宁暴动发生之後几个月，北京驻土耳其大使姚匡义曾约他一起吃饭，席间邀请他回新疆看看。但却不能肯定他回去後能不能谈新疆问题。他没有同意。 「北京如果同意东土真正自治，我们会考虑，但北京必须接受我们最终独立这个目标，」他的口气像一个士兵。「东土人独立的愿望是谁也消灭不了的，我们的传统是说真话，不拐弯抹角。只有在真实的基础上，才能谈出实际的效果。」 东土独立运动虽然得到土耳其等突厥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但他的「中心」正试图迈出穆斯林国家这个圈子，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贝肯将军准备秋天到美国访问，和美国国会议员会晤。 他说如果有人邀请，他很愿意到台湾看看，「对我们来说，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哪个民族想独立，我们都支持。」贝肯对台湾总统李登辉的「七块论」很感兴趣，他说要找到《台湾的主张》这本书，把它翻译成维语。 当被问到如果有机会见到两岸的领导人他想说什麽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会告诉江泽民，停止在新疆的残暴统治。东土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之外的一部分。」对於他从没见过面的李登辉，他很有好感地说，「我会先问候他，希望台湾支持我们。台湾有在国际上被北京打压的痛苦，能体会我们的处境。」 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著东土和土耳其国旗，和土耳其之父阿塔土耳克将军的画像。76年前，阿塔土耳克在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他说这个画像传递出预言般的前兆，在共产中国崩溃的废墟上，一个独立的东土共和国将诞生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10月11日） |
| Fight for East Turkestan (Part one of seven) 1999-10-11 |
| Fight for East Turkestan
In the far western Chinese territory of Xinjiang, the Uigur people have waged a decades-long struggle to establish a republic of East Turkestan. In order to gain a first-h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this newspaper sent a long-time observer of the ethnic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China, New York-based writer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o the group's headquarters in Turkey. This week, we present his reports in a eight-part series,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Liberty Times Fighting to free another Chinese `province' (Part one of seven)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Monday, October 11th, 1999 Western China experts generally agree that Beijing's vehement opposition to the NATO bombing of Yugoslavia is due to its fears that the US and other Western powers might utilize a similar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China's Xinjiang, Tibet, and Inner Mongolia once problems occur in those areas. Tibet, Xinjiang, and Inner Mongolia have always been seen as China's powder kegs, within which disturbances may break out at any moment owing to grim ethnic conflicts. Among these three areas, the confrontation in Xinjiang is the most ferociou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violent conflicts is much greater than in Tibet and Inner Mongolia. In addition, there have been 11 uprisings against Chinese rule in Xinjiang since the communist Chinese took power in 1949. It was reported that in the last six months of 1998, there had been an attack on a police station in Kargilik (Yecheng, 叶城), a robbery at the arsenal in Guma (Pishan, 皮山) and an assault on three prisons in Gulja (Yining, 伊宁) and Mongol Khura (Zhaosu, 照苏), during which eighty political prisoners were taken away. During an attack on a missile base belonging to the 3824 detachment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PLA) last February, 18 military vehicles were destroyed, 21 soldiers killed and six wounded. According to the book Pan-Islamism and Pan-Turkism (泛穆斯林主义和泛突厥主义), published by the Xinjiang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新疆社会科学院) in 1994, there were 60 "anti-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authorities. The official Xinjiang Daily (新疆日报) recently quoted Wang Lequan (王乐泉),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as saying there were 68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s in the region. In an interview at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in Istanbul, Abdulhekim, the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anti-Chinese colonists organization, explained that the East Turkestan People's Party (东土耳其斯坦民族中心) alone has more than 60,000 members and 178 underground branches inside Xinjiang. Abdulhekim refers to Xinjiang as "East Turkestan," because people of Uygur nationality consider Xinjiang, the name used by the Chinese, an insult to the "Turkestanis." It means "newly conquered territory." The former editor of the Urumqi Evening News (乌鲁木齐晚报), and author of seven books for children, Abdulhekim later became the chairman of the Urumqi Writers' Association, an official Chinese organization. He left Urumqi for Turkey five years ago to become a leader of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the largest overseas organization attempting to secure independence for Xinjiang. "The Uygur people have suffered for years under Chinese discrimination and oppression," said Abdulhekim. "The ethnic hatred is like water boiled to 100 degrees and could explode at any moment.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130 uprising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Currently the underground organizations [inside Xinjiang] are working with outside groups to fight for th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of East Turkestan people," says Abdulhekim.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more than 40 leaders from groups in 18 countries that advocate the independence of Xinjiang gathered in Turkey's capital Ankara. After three days of secret meetings, they established 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which has the hint of a government in exile. Riza Berkin, 73, a retired Turkish army general who fought in the Korean War as a lieutenant in the UN forces, was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Center. Bekin left Xinjiang with his parents when he was nine, and later ascended to the position of commander-in-chief of NATO's armed forces in Afghanistan. His background as a career soldier seems to have highlighted the alliance's standpoint of using force to fight against Chinese colonial rule. Despite repeatedly insisting his organization has non-violent principles, Bekin admits that not all pro-independence organizations agree with his point of view. His assistant Abdulhekim explained that some groups based in Kazakhstan did not join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they believe only in using force to deal with the Chinese. Answering a question about recent bus explosions, robberies of arsenals, hijackings of prisons and missile base assaults in Xinjiang, Yusup, the 80-year-old senior leader of the East Turkestan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a group that refused to join the alliance, told a Hong Kong reporter that the activities were all done through his organization's orders. Yusup had been an officer in the East Turkestan Republican Army. After the Chinese took over, he held a position as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Xinjiang Autonomous Region Museum. Ever since his flight to the Soviet Union in 1957, using force to fight for Xinjiang's independence has become his cause. Joining with 27 other radical groups, Yusup's organization set up a headquarters named "The Sparks of Motherland," to command underground activities in Xinjiang. Another similar group is called "The Home of the Youth." Some 20-plus members of the group told this reporter in a meeting in Istanbul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understand only the language of force. The organization was called "Xinjiang's Hamas," reflecting the Palestinian Islamic fundamentalists notorious for suicide-bombings. "Everyone of us is a bomb," said the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Home of the Youth. Another member of the group, 30-year-old businessman Khamar Yilturk, indignantly expressed: "We have no choice, our lives are the only weapon we can use to put up a deadly fight with the Chinese." The Home of the Youth has more than 2,000 members, mostly young people, many of whom have undergone military service in Turkey and have experienced fighting real battles. Some were even able to launch missiles, fly military jets and operate tanks. "We have come to the most critical moment," said 20-year-old Mamat Noor, "that we have to bring up our own weapons. We'll use lives, guns and blood -- whatever there is to put into the fight." Mamat Tursunm, a 40-year-old businessman stressed the point: "We will not yield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no matter what brutal means they will take against us. We are preparing our fight and waiting for the chance to put up a good fight." The Xinjiang people consider China's periods of military conflict with other countries a good chance to start an uprising. During the Sino-Indian border war in 1962, the Xinjiang people rioted everywhere. During the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over the Zhenbao island, the Xinjiang people rebelled again. Abdulhekim predicts there would be another chance for the Xinjiang people to rebel if China used force to attack Taiwan. "That amounts to a signal that all the East Turkestan people will respond with riots. If China attacks Taiwan at four o'clock in the morning, we will have an uprising at 3." (This is the first part of a seven-part series by Cao Chang-Ching, a long-time observer of ethnic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China.) |
| `The General' looks to the world for help--Interview with General Riza Bekin 1999-10-09 |
| by Cao Chang-Ching 曹长青
The Taipei Times October 11th, 1999 Standing just 1.63 meters tall, one could hardly believe this 73-year-old amiable-looking gentleman is a legendary military figure: a first lieutenant in the Turkish artillery in the Korean War, Chief of Staff of the Center Treaty Organization, the head of the UN's mission in Afghanistan, and the organizer of the Xinjiang Independence movement. His followers call him "General," but his mild and benevolent countenance, framed by white hair and black-rimmed glasses, make him look more like the director of a library or a retired professor. "Our goal is the independence of East Turkestan," said "General" Riza Bekin, Chairman of 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from his office in Istanbul with a gentle, soft voice, reflecting his organization's policy. "But we advocate the use of non-violent and peaceful means." Born in Khotan (Hetian, 和田) in East Turkestan (called Xinjiang by the Chinese) in 1926, Bekin fled to India with his parents when he was nine years old. Later they moved to Turkey, to begin his life-long exile. His uncle was a leader in an East Turkestan uprising against Chinese rule, but the revolt was suppressed by the local Chinese warlord. Bekin was a professional soldier. By the time of his retirement in the late 1970s, he was the Chief of Staff in the Center Treaty Organization, an extension of NATO consisting of the US, Britain, Turkey, Iran, and Pakistan. The organization was disbanded only after Khomeni took power in Iran. He also served as cabinet advisor to the Turkish Prime Minister for nine years after leaving the CTO. When more than forty overseas East Turkestan exiled groups got together in Ankara in 1998 to form a united East Turkestan resistance organization, it was because of this qualification that Bekin became the only candidate to lead the group. He is the first person to be elected Chairman of 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a self-styled embryonic form of an East Turkestan government-in-exile, and becomes the top leader of the East Turkestan exiles. Although the headquarters of East Turkestan's resistance organizations are located in Istanbul, there are only 40, 000 East Turkestan exiles in Turkey. Most exiles are in Kazakhstan -- around 1.5 million, according to an estimate by 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Many of the groups that advocate the use of forc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independence settled in Kazakhstan, and they do not follow the direction of 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A veteran of the battlefield and a professional soldier, Bekin loves peace as much as does the newly elected prime minister of Israel, Ehud Barak. He advocates the use of peaceful means, such as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to settle ethnic conflicts. "We believe in the universal value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said Bekin, adding: "The world trend is toward self-determination. We don't want to see bloodshed, no matter whether it be Chinese or Turkic." Nevertheless, the Xinjiang resistance movement may gravitate towards the opposite of Bekin's wish. In 1997, a large-scale demonstration took place in Gulja (Yining, 伊宁), resulting in the arrest of nearly 5,000 Uigurs. Following the mass arrests, there were continuous reports of Chinese troops falling prey to ambushes, attacks on local police stations, hijacks of prisons and bus bombings in Beijing. According to official Chinese reports, the authorities uncovered two underground dynamite factories and military training bases in Kasgar (Kashi, 喀什), and seized four trucks smuggling weapons to Xinjiang. The confiscated weapons included machine-guns, pistols, remote-controlled explosives, anti-tank grenades and temperature-controlled bombs. Branded as "Xinjiang's Hamas," the Home of East Turkestan Youth, a radical group that remains committed to achieving the goal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the use of armed force, has some 2,000 members. Some of them have undergone training in using explosive devices in Afghanistan and other Islamic countries. Some have also served in the Turkish army, while others have gained front-line experience while fighting Kurdish guerillas. Like it or not, the tendency of using armed rebellion to resist Chinese rule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favorable among the East Turkestanis, both abroad and inside Xinjiang.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the exiled East Turkestan leader Isa Yusuf Alptekin -- who advocated non-violence and was delineated as the Turkic's Dalai Lama -- nobody has had the authority to prevent militant resistance against Chinese rule in Xinjiang.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everal Turkic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formerly in the USSR's domain have gained their independence, such as Kazakhstan, Uzbekistan, Kyrgyzstan, Turkmenistan and Tajikistan. With Turkey included, there are now seven Turkic countries in the UN. Racial awareness has reached an all-time high. There have been five "Turkic World Conferences" and six "Young Turkic World Conferences," which consisted of delegates from 34 countries over the last ten years. The successes of the Palestinians and the Irish, who use armed force to inch their way toward independence, also boosted the spirit of the East Turkestan activis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ibetans, whose spiritual leader the Dalai Lama has been advocating non-violence for more than 40 years -- and has given in to seek autonomy instead of independence -- received only the cold shoulder from Beijing. This failure also consolidated the Turkestani people's belief that the only language dictators and colonists understand is force. "I oppose any sort of violence," said Bekin in fluent English. "But I understand the motives behind East Turkestan people's militant actions, because communist China's rule is brutal. In many cases, the resistance is just self-defense." Located in the bustling business district of Istanbul, the Eastern Turkestan National Center occupies an 11-room compound that is "on loan" to the Turkic exiles by the Turkish government until they can go back their homeland freely. Having a feeling of homecoming, expatriates often come to the center for meetings, a chat, or just to eat a bowl of noodles. "Information brought back by the four or five hundred businessmen who travel back and forth from Istanbul to Urumqi indicates the huge amount of Chinese immigrants sent by the Beijing authority have been destroying our culture," said Bekin. "As a nationality, we are at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When asked whether non-violent methods would work facing a regime that recognizes only violent revolution, Bekin proffered no direct reply. He only said the communists would not hold onto power forever. "The 1.2 billion Chinese people will not allow this kind of dictatorship to survive any longer. Even the Communist Party itself is changing now," he said. Shortly after the unrest in Gulja, the Chinese ambassador to Turkey, Yao Kuangyi (姚匡义), invited Bekin to dinner and suggested he visit today's Xinjiang. However, the ambassador could not guarantee that Bekin would be able to discuss the issue of Xinjiang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on his visit, so he declined the invitation. "We would consider it seriously if Beijing consents to the true autonomy of Xinjiang," Bekin said. "But Beijing must acknowledge our ultimate goal of independence. It is our tradition to speak frankly and to the point. Meaningful result can only come from sincere and truthful negotiations." Although the cause for independence of East Turkestan has received wide support either openly or tacitly from Turkey and other Turkic countries, Bekin's organization is seeking support outside of Muslim circles, especially from western countries. Bekin is planning a trip to the US this fall to meet with members of Congress. He mentioned that he would be glad to visit Taiwan if invited. "Taiwan is a country in our eyes. We support every people's pursuit for independence," said Bekin. He is also interested in President Lee Teng-hui's (李登辉) "seven regions theory," which suggests that China would be better off if it disintegrated into seven regions. Bekin also wants to find a copy of Lee's book "With the People Always in my heart (台湾的主张)," and have it translated into Uighur. When asked what he would say to leader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e responded quickly and without hesitation: "I would tell Jiang Zemin (江泽民) that the brutal rule in Xinjiang must end. East Turkestan is not a part of China, but rather outside of China." Although he has never met President Lee, Bekin holds a favorable impression of him. "I would extend my greetings to him, and I would also ask his support. Bullied by Beij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I believe he'll understand our suffering." Like most East Turkestan people, his determination for independence is stronger than ever. On the wall of Bekin's office hang the flags of Turkey and East Turkestan, along with a portrait of Turkey's founding father, Ataturk, who established the Turkish Republic on the ru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76 years ago. Bekin says that the portrait delivers a message that an independent East Turkestan must reemerge on the wreckage of a communist China. (Cao Chang-ching is a New York-based writer and long-time observer of ethnic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China.) |
| 罪恶的五十年——「谁是新中国」会上演讲 1999-10-03 |
| 不知道各位看到中共国庆阅兵是什麽感觉，我的第一感觉是想到了纳粹。因为只有德国纳粹才这样热衷於在大街上展示武器方阵和军人大皮靴。据军事专家的研究，中国的长程飞弹约20枚，而美国有飞弹一万枚，是中共的400倍。但即使美国有这样强大的军力，但却不搞这种炫耀武力的大阅兵。现在全球做这种愚蠢阅兵的恐怕只有中共和北韩。
北京领导人所以执意愚蠢，是因为他们刻意要炫耀五十年统治的成就。但我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性等四个领域回顾一下，看看过去到底是什麽样的五十年—— 政治上：剥夺选举权和生存权 在政治上，五十年了，中国人仍然没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想获得权力，只能通过选票。美国明年要选举第43届总统。台湾明年三月要第二次全民直选总统。欧洲的全部国家，包括原共产国家，都实行了民主选举。美洲的35个国家，除了共产古巴，全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在撒哈拉大沙漠，南部非洲48个国家中一半以上实行了民主选举。而中国领导人的更迭，却是靠写个纸条「你办事我放心」。现在连纸条都不写了，只要拍拍肩膀，就是你了！ 有人辩解说，中国的国情不同，国家大，文盲多，无法实行选举。但中国再穷能穷过海地吗？这个加勒比海小国一半人是文盲，是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但海地早已进行了民主选举，明年将进行第三次总统大选。 更可以和中国大陆相比的是印度。印度自1948年建国，51年来一直实行民主选举制度，十月三日成功地进行了第13次全国大选。 我在1997年冬天曾到印度考察访问了一个月，更加感到印度和中国大陆的可比性。在人口上，两国差不多：印度在上个星期人口达到了10亿，和中国在20年前邓小平提出开放改革时人口差不多。在国土规模上，也旗鼓相当：印度也是大国，而且比中国大陆还复杂，它有七种主要的宗教，500种语言（官方语言就有17种）。在人的素质上，印度比中国大陆还落後：据9月19日《纽约时报》引述联合国的数字，印度的文盲比例是47％，中国是17％。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文盲比例上比印度少30个百分点。而且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穷人在印度。 印度在这种条件下仍是实行了民主选举制度，而且一直成功地选举了51年！那些强调中国太穷、文盲多不能实行民主选举的人，面对印度，怎麽解释？而且美国在二百年前建国时就实行了选举，其经济和各方面水平当时又会比今日中国大陆高到哪里？ 从可行性上说，印度、海地和其他非洲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不管国家怎样贫穷，人的素质怎样落後，政治选举都是可以操作的。从人的政治权利来说，不管以什麽借口，都不可剥夺人的选举权，如果人丧失了这种基本的政治权利，实际上只能是政治奴隶，根本不是现代人。 中国人的选举权不仅被剥夺，人的生存权也遭到践踏。据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共建政这五十年来，因迫害、枪杀、饥饿而死亡的中国人可能有八千万之多！这个数字等於四个台湾、12个香港、一个德国，美国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不仅毛时代杀，邓时代杀（保守的估计，六四屠杀也有一千人遇难。在六四屠杀两个月前，解放军对拉萨的和平游行民众开枪，四百多藏人遇难），江泽民时代仍是杀——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共在庆祝「国庆」前仅在南方就举行了57场公审大会，枪决了238人。台湾不久前遇到百年未见的天灾大地震，2200多人遇难。但中共人为地杀人，一次杀的人就相当於台湾地震遇难人数的十分之一。据「国际大赦」的统计数字，1997年，中国枪毙了2500人；1998年是2000人。中国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但枪毙的人数占全球处决人数的五分之三。而且一有运动，还要快抓快判快杀。在美国，一个死刑犯要上诉十几年，才最後执行。美国从1976年最高法院裁决恢复死刑至今这23年间，被处决的死刑犯有389人，还不够共产党一个季度杀的。 但中共的这些恶行，老百姓并不知道，因为大陆现有的2059家报纸，全部属於政府所有，所有的编辑记者都是领取政府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报纸的总编辑要以宣传高於新闻、意识形态大於事实的「党性原则」办报，以和政府保持一致。美国TNT电视频道今晚将播放乔治．奥维尔的《动物农场》改编的电影。这部写於1945年的寓言小说，简直像是为共产中国写的政治学脚本，中国领导人和《动物农场》中的猪领袖「拿破仑」一样，都是用暴力和谎言维持统治。北京国庆大游行的场面，简直就是《动物农场》中革命游行的翻版，也是用群众性大场面、旗帜的海洋、人群和焰火以及整齐划一的游行方阵，来制造一种「莺歌燕舞」的虚假。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字，相对於事实都是谎言，它既不代表「中华」和「人民」，也没有真正「共和」，更称不起是「国」，只是一个流氓政权。 经济上：横向纵向比较都落後 在经济上，有人说，由於邓小平这二十年的开放改革，现在人们毕竟比以前富了。但是建政50年中这後20年的政策如果是对的，那只能证明前30年是错的。50年中有30年、即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错的，还有什麽可庆祝的？应该做的是检讨。 而且这後20年的政策也不是全对。现在的经济政策被称为「松绑」，即原来绑得紧紧的，现在给你松开几扣。但仅仅松开几扣，中国人就爆发出这样的经济活力，如果全部松开，或者压根儿就不绑，中国人早就会自我发财致富了。这是人的本能，根本就不需要哪个伟大领袖来做设计师。 中共现行的经济「松绑」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仍是「绑」，只不过在松动的程度上有所变化。这从江泽民最近对国企改革的讲话可以看出，江泽民说，「中国绝不搞私有制」。什麽是「私有制」？无非是为了保证人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的发财致富的自由选择权利而设计的经济制度。从亚当．史密斯的《原富》，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所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都强调一点，就是拥有私有财产是天赋人权之一，绝对不可侵犯和剥夺。而中共领导人还在公开宣称继续剥夺中国人的这种天赋权利。 虽然中国的经济近年有所发展，但横向比，中国人的生活水准还相当落後。据美国著名智库「布鲁克斯基金会」研究员季北慈（Bates Gill）1999年8月的研究报告，中国人的人均收入还不到西方人的十分之一。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不如伊朗、南斯拉夫和海湾战争前的伊拉克。 而且从纵向比，中国大陆经济目前在全球所占比重远远低於两百年前。据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L）主任席格尔（Gerald Segal）最近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的「中国那麽重要吗」的文章中说，1800年，即鸦片战争爆发前40年时，中国经济占全球的33％（欧洲占28％，美国仅占0.8％）。但100年後，即1900年时，下降到6.2％。到了1997年，则降到3.5％。《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在1999年8月29日《纽约时报．书评》上的一篇文章中引用经济学家的研究说，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的人均收入还比不上宋朝。而宋朝是13世纪，是600年前。 这100年中国人在干什麽？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发表前五年的1900年5月25日，中国在一个老太婆的统治下，向所有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说「不」、宣战。1999年5月9日，几乎是整整100年之後，中共驻南领馆被误炸，中国在一个70多岁老头子的统治下，向全球所有先进国家说「不」，联合国讨论科索沃危机，安理会15个成员国，只有中国投了弃权票。一百年过去了，中国仍是专制统治，只是统治者由一个愚颟的老太婆变成了一个愚蠢的老头子，除了性别变化，别的都没变。 文化上：50年不出一个伟大作家 文化上，就更惨了，50年没有出一个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家、诗人、音乐家、哲学家，什麽「家」也不出。几天前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德国作家葛拉斯，意味著在诺贝尔奖建立的这头一百年中，中国人完全缺席，虽然中国人有13亿之多、占全球人口达五分之一强。亚洲其他国家，像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都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法国得过12个，美国9个，英国6个，俄国5个。中国人不要说诺贝尔文学奖，一百年来，任何类型的诺贝尔奖都没有人得过。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几个中国人，得奖时都已加入了美国籍。 不久前美国「蓝灯书屋」评选出本世纪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说，无论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等纯文学作品，还是奥维尔的政治寓言《1984》，可谓群星灿烂，几乎篇篇是精品。但不久前评出的本世纪一百部中国小说，除了鲁迅和沈从文的还可以看之外，多数都是惨不忍睹，居然还有《艳阳天》、《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尹县长》这类浅薄次劣的作品。和英文百部小说相比，中国哪还有文学？！ 为庆祝中共建政50周年，北京《光明日报》刊出了「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大多数都是《青春之歌》、《暴风骤雨》、《红灯记》和《红岩》之类。还有《共产党宣言》、《毛选》、《列宁选集》以及《江泽民十五大报告》。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要求，选择这些书还可以理解。但令人怎麽都想不明白的是，这50本「感动共和国」的书中还有《辞海》、《新华字典》和《新概念英语》。如果一个人整日捧著字典看，已经显得发傻，再被它感动，而且整个共和国都被感动，那不就是傻子国了吗？ 中国的作家们不是没有写出像样一些的作品，像沈从文的《边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曹禺的《雷雨》和钱钟书的《围城》等。但这些作品都是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写的。在共产党统治的50年中，这些作家没有一个人写出任何有点份量的作品。 当然他们什麽也写不出，因为这些被海峡两岸都视为文学大师的人们，面对「六四」屠杀这种暴行，一个字都不写。「六四」距今已经十年多了，无论是活著的巴金，还是去世不久的曹禺、冰心、钱钟书、萧乾，这些「大师们」没有一个人写过一篇文字，不要说谴责政府屠杀平民，连对遇难的年轻孩子说句悼念的话都没有。这就是中国文学大师们的「人性」水平。 而年轻一代的中国名作家们又怎麽样？最近大陆两家刊物评出17名所谓「文学大师候选」，包括王蒙、王朔、王安忆、贾平凹、梁晓声、韩少功等几乎所有大陆有点名气的中青年官方作家，这些人写作风格不同，但有一件事绝对相同，那就是所有人都对「六四」屠杀沉默，像他们所尊拜的文学前辈巴金等一样，10年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公开发表过任何文字谴责杀人者。 人性上：造假成风，精神堕落 在人性上，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令人惊心动魄。过去常说西方人物质丰富但精神空虚，中国人穷但精神充实。但今天看看，中国人充实的是什麽，是撒谎、欺骗和吹牛。人性堕落的标之一是造假。现在中国大陆造假成风。八十年代初我在深圳做记者时，就报导过工商局抓获的用杀虫剂「敌敌畏」配水制造「茅台酒」的地下工厂。後来在海外不断看到这类报导：上海有人用煤油炸油条，卖完这条街，跑别的区去卖。武汉的一个孩子不慎落水，母亲在岸边叫价，从200叫到1500元才有人下水救人。一家锁厂生产的5000把锁，一把钥匙全都能打开，都是假锁。 台湾一位女作家不久前从大陆回来写的游记记载，她亲眼看到推销烫伤药的人把八、九岁的孩子当众用烧红的烙铁烫，然後涂上「烫伤药」以示有效。看到那些被烫得嚎叫的孩子，吓得访客们纷纷揭囊，恳求不要烫孩子，药他们全买。 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来美国探亲，抱怨大陆的米中沙子太多，他的牙都咯坏了。据1995年6月7日《北京青年报》报导，吉林省伊通县粮库主任领人在废弃的军用飞机场上往粮食里掺沙子，2700吨玉米，掺了157吨沙子。当接到报告的公安人员来查问时，这位「人大」代表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家的粮食，我们愿意掺啥就掺啥，掺狗屎你们也管不著。」 不仅假酒、假烟、假药、假油条、假锁，还有假合同、假护照、假结婚、假学位，无所不假，甚至制造「假人」——冒充蒋介石的弟弟，张学良的遗腹子，周恩来的私生女，中共高官的子女┅┅现在乾脆更直接，制造假钱，据大陆《经济日报》的报导，从去年初到今年四月，16个月当中，当局破获的假人民币有1040万元。据说实际流通的假钱是这个数字的10倍，有一个亿。 面对如此汹涌澎湃的「假」，简直得怀疑中国人还有没有真的。在一个连真人都难找的国家，又去哪里挖掘人性呢？ 四恶政权：丑恶，凶恶，罪恶，邪恶 50年，中共把中国和中国人糟蹋到这等地步。这50年，是丑恶的50年，中共展示了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丑恶的一段历史。这50年，是凶恶的50年，中共以中国人为敌，以人类文明为敌，摧毁文化，泯灭人性。这50年，是罪恶的50年，中共在没有外敌侵略的和平时期，使八千万中国人无辜死亡。这50年，是邪恶的50年，中共以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为敌，以上帝为敌，成为无恶不作的群体撒旦。 对於这样的政权，还有人为它庆生，为它上街游行唱赞歌，这样的人不是傻子，就是疯子。这就像有人强奸了你的母亲、侮辱了你的姐妹，枪杀了你的父亲，你还要为这个人庆祝生日，这样的人等於是向世人展示，你不是人类的一部份，因为你没有人的感觉，人的思维，人的本质的规定性——人性。 再有不到100天人类就要进入21世纪了，在20世纪，共产政权没有在中国被结束，这是所有中国人的耻辱。因此，今天，不管下个世纪的路中国人要怎麽走，首先要做的是，结束这个政权。 （1999年10月3日在纽约「谁是新中国」演讲会上的发言；载《中国之春》杂1999年12月号） |
| 达赖喇嘛的魅力 1999-09-05 |
| 四万多人，如同无数细小的河流，从不同的街道，潺潺蜿蜒，汇入曼哈顿著名的「中央公园」，把酷署中的大草坪拥抱成一个热烈的海洋。但这次不是流行乐队表演，也不是杰克逊或玛丹娜等当红歌星演唱，而是一个佛教喇嘛讲「道德训练」。
在草坪上哈达般素白的帐篷高台上，当组织这次活动的好莱坞著名影星李察．吉尔（Richard Gere）出现时，女性们发出欢呼和尖叫，这位在「可爱的女人」（Pretty Womam）中饰演钟情富翁的男主角，仍对可爱的女人们有十足的魅力。 「我今天非常、非常荣幸地有机会介绍尊贵的达赖喇嘛┅┅」李察．吉尔的话还没有讲完，已经被掌声、欢呼声淹没了。把大草坪覆盖得如同一副泼墨画的四万人群，一下子站起，那春笋般投向春天的目光，齐刷刷地凝聚在高台上那位身著红色架裟、谦恭地、合手致佛教礼的喇嘛身上。 「达赖喇嘛在美国受欢迎的程度达到了历史顶峰，」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大报之一《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他简直成了好莱坞巨星，」另一家大报《华盛顿时报》感叹。此刻，美国三大电视台的录像机和几十部摄影记者的镜头，把大草坪的盛况定格、显影到整个世界。 据统计，在曼哈顿「中央公园」有如此规模听众的演讲，只有罗马教宗可以相比，而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教皇当然有众多信徒。而达赖喇嘛是佛教领袖，能有如此的感召力，被媒体评论家认为全凭「个人魅力」。 达赖喇嘛没有神奇功能 达赖喇嘛八月十二日抵达纽约当晚，由李察．吉尔及著名女星莎朗．史东共同主持的为西藏筹募晚宴（每人须捐750美元），有300多各界名流参加，其中有电影《昆敦》（Kundun，也译为「达赖喇嘛的一生」）的导演马丁·史柯西斯、好莱坞红星哈里逊·福特、名歌星柏顿、摇滚乐歌星史密斯、波普艺术家麦克斯、纽约的联邦参议员舒默等。随後三天达赖喇嘛在曼哈顿「灯塔剧院」举行的收费弘法，门票100美元，9000张入场券全部售光。 15日在「中央公园」的免费演讲，把达赖喇嘛这次纽约行推向高潮。在演讲中，这位六十四岁的佛教领袖用英文，并偶而用些藏文，诠释了佛家悲悯、容忍、非暴力哲学，以及人类平等观念。 「达赖喇嘛老了，他的英语也老了。」达赖喇嘛的幽默溅起全场大笑。他那著名的迸发式开怀大笑感染得每一个人都忘记了个人烦恼和周围的世俗世界。 当他讲到「「暴力已是过时的观念」，「容忍不是怯懦，是心灵的强大」，「超越狭隘，拥抱世界价值」，「穷人富人应该平等」时，每一个句子都引爆出热烈的掌声。这些非暴力哲学，和闪烁著社会主义色彩的理念，最能获得纽约——这个美国最自由化的都市居住者的共鸣。 虽然自1959年逃离西藏後，他40年来过著流亡生活，他的六百万西藏人民仍被中共殖民统治，但达赖喇嘛在一个半小时的演讲中，从没有抱怨和愤怒。有人感叹说，这要怎样的修炼才能达到这种心平气和的境界。 达赖喇嘛只有在回忆到他的半生颠沛时才说，「回顾过去，真是不容易的道路，但是佛教的同情、爱心和宽容，帮助了我调整心境。同情心和爱心是我生命的永远追求。」 达赖喇嘛坦诚地告诉听众，「我和你们一样，如果有人说达赖喇嘛有神性，那是错的」，「我没有神奇功能，如果你们谁发现有神奇功能，告诉我，我的颈背还疼呢。」 「他是最接近自然的人」 这是达赖喇嘛第13次访问纽约，第二次在「中央公园」公开演讲。1991年那次，听众有五千人。这次听众达到四万，等於八年翻了八番，平均每年增加一倍。有评论家认为，达赖喇嘛现在好像是超级影星，是在美国最受欢迎的名人之一。 但达赖喇嘛不是以他的名望和权势，而是以他的坦诚、谦恭、幽默和智慧，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崇拜者。而且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市民。 我住的公寓的维修工人拉蒙德是早年从南美国家来的移民，有一次偶然我和他提到达赖喇嘛，他一脸茫然，一无所知。最近遇到拉蒙德时，他兴奋地说，「我在CNN赖瑞．金的脱口秀节目上看到达赖喇嘛了，他说话很幽默，非常谦恭，而且说其他宗教的好话，我们全家一下子都喜欢上他了。」 无数的普通人，就是这样通过一个电视节目，一次演讲，就爱上了达赖喇嘛。在今天的时代，具有这种魅力的人是极少的。 「他和罗马教皇完全不一样，他丝毫没有架子，没有排场，没有那些权力者的尊贵傲气，他是最接近自然的人。」从「中央公园」听完达赖喇嘛的演讲後，住在曼哈顿中城的中国旅美画家张宏图感叹地说。 两本书登上《纽约时报》畅销榜 这位从世界屋脊走下来，被藏人视为观音菩萨转世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加措现在完全现代化了，八月十三日他接受「美国在线」（AOL）电脑网络的采访时很开心地说，「我很喜欢这个现代机器」（指电脑）。随後一个星期内，给他写信的网友就有25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感激他的演讲和他的书，帮助他们学会谦恭，重塑自信，对他人充满爱心，对明天充满希望。 达赖喇嘛的书《幸福的艺术》（The Art of Happiness）在《纽约时报》畅销榜已31个星期。他的另一本新著《千禧年的道德》（Ethics for the New Millenium）上个星期刚出版，就上了《纽约时报》畅销榜。在这份权威报纸的畅销榜上，16本非小说类精装书中达赖喇嘛的书就占了两本。在这个两亿六千万人口、90％信上帝，佛教徒只有10万人的基督国家，达赖喇嘛的两本书都能登上畅销榜，可见他的精神力量已经开始影响美国。 在「美国在线」网络上还有1250人谈论佛教和西藏前途。虽然达赖喇嘛已经放弃追求西藏独立，仅要求高度自治，但北京始终拒绝和他对话谈判。 但达赖喇嘛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乐观豁达的人之一，他说，和中国政府沟通不成，那就先和中国人民沟通。他向藏人提出，「和你们能发现的每一个中国人交朋友。」 达赖喇嘛每次来美国，不管日程如何紧张，都会抽出时间和中国知识份子以及异议人士会面交谈。这次他来纽约讲经，虽然繁忙劳累，仍抽出一个半小时，和20多名流亡中国知识份子、异议人士以及刚成立不久的「汉藏友好协会」的成员会面。 在交谈时，达赖喇嘛重申他的「中庸之道」。他说，「在中国人中，有人一提到西藏，就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藏人中，一提到西藏前途，就是西藏独立。这两种都是极端派，都不可取。只有「中间道路」才是可行的，就是不寻求独立，也不同意西藏现在被北京的统治方式，而是寻求西藏在中国之内高度的、真正的自治。」 出家人的天真 达赖喇嘛所以放弃西藏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为了挽救西藏文化和宗教，改变北京对西藏的汉化政策。正在纽约采访的香港《开放》杂主编金钟把他们杂社再版的《班禅喇嘛传》送给了达赖喇嘛（这本书在大陆出版後被禁），并对这本书概括说，「它写出了班禅喇嘛为了保护西藏文化失败的一生。」同时向达赖喇嘛请教，现在中共在西藏的「汉化政策」结果怎麽样？ 达赖喇嘛很感伤地回答说，「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刚刚从西藏逃到达兰萨拉的藏人告诉我，现在他们早餐已经不是青稞、酥茶，而是汉人的馒头、米粥了。连藏人学生打架骂人都是使用汉语了。」 虽然北京对达赖喇嘛一直关著大门，但达赖喇嘛仍是希望能和中南海领导人对话，他曾强调，只要是人，坐下来交谈，总会谈出感情和信任来。这既表现出达赖喇嘛作为僧侣，有著纯洁、善良、对他人信任的胸怀，也说明出家人的天真。 但正是这种天真、自然和诚实，把他修炼到返璞归真的境界。西藏两千年历史中，他是第一位走向世界的领袖。他从西藏高原一路风雪，走到印度平原一路泥泞，又走进世界舞台一片镁光灯中，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成为无数人发自内心尊敬和爱戴的人生启迪者。 当他用特有的身体前倾的谦恭方式，双手合一，在高台上兄长般地向几万听众说「再见，再见」时，他的话和那人群一起从「中央公园」向四面八方流动，流向工厂、田野和军营，流向电脑、电视和书店，流向记忆、感觉和心灵，在那里滋润出悲悯、慈爱和希望┅┅ （载美国《世界日报》1999年9月5日） |
| 中共没有能力攻占台湾 1999-07-23 |
| 由於两国论，中共又对台湾文攻武吓，扬言不惜武力对付台湾。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共「不惜」，它是否有军事能力达成目标？
在美国学界，一直有两大派观点，一派认为，中共军力正在迅速增长，并有扩张趋势，已对美国构成威胁。因此，美国应吸取当年对希特勒的德国采取绥靖主义政策的教训，及早对中共采取遏制（围堵）政策，制止它的军力发展和扩张。原《时代》周刊驻北京主任、现为《纽约时报》书评版编辑的白理博（Richard Bernstein）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曾与人合写了这方面的书，提出要围堵中共。包德甫的书出版不久，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与人合写了《伟大的城墙和空虚的城堡》（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一书，反驳包德甫那派的观点，认为中共没有想像的那麽军力强大，目前北京还没有能力威胁美国。因此美国的对北京政策应该是「交往」，而不是围堵。 这两种观点的分歧焦点是，对中共军力应做出如何评估。这次中共扬言在台海动武，再次引起美国学者的争论，到底北京有没有军事实力攻占台湾。 在北京对台文攻武吓，磨刀霍霍之际，美国有三名中国问题专家发表了长文，指出中共的军力是被夸大的，实际上北京没有能力攻占台湾，更构不成对美国的军事威胁。 中共发动对外战争，是不可操作的。 这三位中国通，一位是《纽约时报》资深记者邰培德（Patrick E. Tyler）。他在1993年被派到中国大陆，出任驻北京采访主任。在中国大陆五年的采访中，邰培德对这个共产帝国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和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大陆采访观察五年的总结——《伟大的长城：六位（美国）总统和中国》一书（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在九月出版。 在八月一日出版的《纽约时报》杂上，邰培德发表了「谁恐惧中国？」一文，以他对中国大陆军力的观察和研究，指出中共的军事能力目前不仅构不成对美国的威胁，而且北京也没有和美国对抗、进攻美国的战略意图；即使被外界广为报导的中共在沿海部署的威胁台湾的导弹等能力，也是被夸大的。 邰培德认为，一是大陆民众普遍没有对美国的憎恨。他在大陆采访发现，中国大众普遍对美国好感，并向往富有。二是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更多是担心被外来势力侵略，而不是向外扩张。三是中国当局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从中共既定目标，和民众的兴奋点，都可以得出结论，中共领导人想发动对外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既无民意基础，也是不可操作的。 中国洲际导弹30枚，美国有一万枚 邰培德还观察到，中国大陆内部问题太多，仅人口增长这一项，就给当局带来巨大压力。今後30年，中国大陆将增加四亿人，人口将达16亿。中国领导人必须为这16亿人解决温饱问题。因此邰培德说，「当年苏联的崩溃，就是其领导人决定把钱投到制造武器上，而不是制造犁杖上。中共领导人对此是清楚的，如果把钱都用在军事发展上，只能是傻瓜。」 邰培德曾采访过後来被中共关押的中共导弹设计专家华棣，他俩在史丹福大学畅谈了很多小时。邰培德说，华棣向他证实，中共的导弹部署不是「进攻型」的，而是遭到攻击後，後发制人。华棣说，毛泽东和他的继承者们从没有认真考虑过选择导弹攻击目标。毛所考虑的只是如有导弹袭击中国，中国必须给予反击。 除了中国的导弹部署是防御型的之外，邰培德认为，中国的武器更新还需要很长时间。邰培德引述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权威的中国军事专家的观点说，中共的现代军事技术还停留在试验室中，它目前还没有足够的专家和资源去变成军事强国。 例如，它的空军仍很落後，中共虽然长期研制超音速战斗机F—10，但无法解决技术问题而最後放弃了，代之以从俄国购买了一队SU—27战斗机。在可见的将来，中共不可能有B—2隐形轰炸机。 同时中共海军武力简陋。中共大多是陈旧的军舰，建造技术也是过时的。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中共虽然在1988年建成了第一艘装载战略导弹导弹的潜艇，但这个潜艇很少离开它的停泊地，只是偶尔开到距离中共海岸线很近的海域，在那里，中共的中程核导弹还不能射到美国本土，连关岛都打不到。而且更糟的是，这个潜艇的放射线还遗漏。 因此美国军事专家认为，中共的军事能力至少还得三十年的发展，才能现代化。而且还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即投入几百亿美元才可能实现。虽然中国已有近三十枚洲际导弹导弹，但美国总统手中控制的有一万枚，其中六千枚射程可抵中国。 虽然邰培德承认，北京对美国的真正威胁是武力犯台，或封锁台湾海峡，把美国拖入战争。但邰培德认为这种威胁实际上被夸大了，并有误读。以他的观察，虽然现在北京和台北都使用很刺激的语言，其实是为了使他们私下渠道的谈判获得杠杆。他认为美国不应把两岸政府的「语言」当真。 中国人生活水平落後於伊朗、伊拉克和南斯拉夫 另两名「中国通」是美国著名智库「布鲁克斯基金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季北慈(Bates Gill)和该基金会对外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欧汉龙(Michael O'Hanlon) ，他俩在美国《国家利益》杂（The National Interest）夏季号上发表了《中国的空虚军力》（China's Hollow Military ）的长篇论文，指出中共的军事能力和野心之间有巨大鸿沟。中共目前军力不仅远远落後於美国，根本没有和美军对抗的能力，连攻占台湾的力量也不具备。 该文认为，虽然中国最近所表现出的要把它的经济实力转换成军事实力意图和目标值得引起美国警觉，但最近关於台海危机的争论明显地夸大了中国的军事实力。无论中国的意图是什麽，它与美国为敌的能力极为有限，同时这种状况会持续多年。 这两位学者特别强调，中国现在仍是第三世界国家，它的人均收入只是西方的十分之一；中国人目前的生活水准还在美国的宿敌伊朗、南斯拉夫及海湾风暴之前的伊拉克等国之後。与此同时，中国还面对巨大的农业、环境、银行等方面的挑战，已经僵化的中共政权已经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 该文引述美军太平洋战区司令布莱尔(Admiral Dennis Blair）的话说，中国的军力在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比美国落後几十年，在许多方面甚至无法和当年越南战争时的美军相比，而他们在军事专业、士气和训练方面就更差，所以，中国至少在二十年内不会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 北京没有财力扩军备战 因此，两位军事专家得出结论说，中共的军事恫吓是空洞的。虽然中国军队在人数上是世界之最，陆海空三军共有280万人（其中陆军200万），是美国的二倍。但美国防部估计，只有20％的中国陆军有在国内移动的装备，而能随军供给的并在国外作战的装备就更少。 该文的统计是，在九十年代，中国的军事预算增长了50％，今年预计会再增长15％。但即使是在所以这些增长之後，它全部也只不过120亿，不到美国的5％。当然，这120亿里面不包括从外国购买武器、核武器研究和实验、及军工厂等。即使把所有这一切全部加起来，中国的军事开销也只有350亿到650亿之间，最多不过美国的四分之一，但却要支撑是美国两倍的人员。 而上述差距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因为中国面临的巨大经济问题限制它支付更多军费。美国目前拥有的现代军事装备价值一兆美元；而中共的装备远在一千亿美元以下。所以最近的研究表明，中共军队必须在10年内每年增加花费220至390亿美元，才能建成一个强实军力，这还不包括指挥、训练和维持这个现代化军队所需要的额外投资。 在武器和训练领域，中共军队也是落後的。例如中共空军虽然在数量上大致和美国相同，但除了几十架所谓「第四代」战斗机以外，他们只有几百架所谓「第三代」战斗机，其余全是六十年代甚至更老的型号。而与此相比，美国的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拥有的全部三千多架战机全部都是「第四代」。中国计划到2005年时达到150架第四代战机；而到那时，美国已经会有了300架「第五代」战机。而中共空军的运输供给、监测和电讯装备则「以西方标准是极为有限的」。 中共的陆军是以保卫边境为主的，只具有最初级阶段水准战斗能力的军队。士兵大多是半文盲的农民。美国国防情报机构预估，到2010年，大概有10％的中国军队可以拥有冷战後期的武力装备并能熟练运用。即使这样，这10％也起码落後美国10年，而剩下的那90％就得被废弃。 中国的海军是庞大的：有60艘潜水艇，50艘战舰和几百艘小军舰；在潜水艇中，三艘从苏联购入的高科技装燃烧弹的战舰；另有五艘可装核武器。 解放军攻台一定失败 五角大楼报告显示，中国海军比台湾优势。台湾只有四艘潜水艇，36艘主要战舰，和大约100艘小舰艇。但台湾的优势在空中。中共要战胜台湾，就得把足够的军人运到台湾岛上，以对付台湾25万强有力的陆军（加上150万後备军）。但目前中共连把20多万军人从陆地上运到蒙古或越南的能力都没有。中共目前全部拥有的约70艘海陆两用舰艇的运载能力是一万到一万五千人；它的空军还可以运大约六千人。当然中共还可以调动渔船、货运船苹来攻打台湾，但是无论军用或民用船苹，都会在抵达台湾岛之前遭到猛烈攻击。对中共更不利的条件是，在台湾岛上，中共军队可能登陆海岸非常少。 即使载有500多架战机的台湾军舰中的一半被中共初期的炸弹摧毁了，剩下的战机也会严重摧毁中共的登陆艇；并且，从理论上来讲，剩馀的战机能够运载足够的武器，在一次出击就摧毁几乎所有的中共登陆舰。 除了要摧毁台湾的陆海空三军以外，中共还不可排除美国参与的可能。即使美国不直接作战，它也可以通过监视卫星和飞机向台湾提供日夜侦察和战略目标。 令人惊奇的是中共迄今并没有做提高登陆能力的努力。五角大楼1999年对中共和台湾军力平衡的调查报告显示，即使没有第三者参与，中共也得到2005年才能成功地从海上登陆。 当然中共可以成功地封锁台湾的海上和空中出口贸易。但是，如果美国介入的话，中共就没有优势可言。就在台湾东面几百哩的，装有几百颗导弹的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在台湾空军的帮助下，可以清扫海面的中共军舰。在海面上，美国的空军可以打比在科索伏的树林里漂亮多的仗。美国的反潜水艇装备正等著中共仅有的最高级的潜水艇。美国和台湾这边，在全部清理中共的威胁之前，最多会损失一些装备和几艘军舰。 两位资深美国军事专家的结论是，在这种军事力量的不平衡条件下，面对中共和台湾在台海的冲突，最重要的是要分清中共的军事野心和它的能力之间是有巨大鸿沟的。即不要被中共的军事威胁恫吓的表面东西所蒙蔽和吓倒。 美国七万空军军官六成是博士硕士 这两位美国军事专家的看法，和最近访问台湾的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理事会主席欧尼尔博士（Robert O'Neill）的看法非常接近。欧尼尔在台湾演讲时，从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到近日结束的柯索沃战事，从战事准备、军方品质、内部政治支持、国际正当性、避免过度投入，适可而止的战略，以及国家经济实力等七个因素分析了使用武力的成效。最後他的结论是，中国如果对台使用武力，功效是相当有限的。他批评1996年中国在台海的飞弹演习，「就好像是十九世纪俾士麦的用兵，派支部队去解决问题」，结果是把美国推向对台湾的防卫承诺。 这些专家没有提到的是，美军人员的整体知识程度远远高於解放军。中共《解放军报》八月四日曾刊出「未来战场我们靠什麽克敌制胜」的访谈文章，曾到过美国研习的中国国防大学柯索伏问题课题研究组成员金一南在该文中说，1998年美国空军军官约74000人，其中博士7037人、硕士34000多人、学士31000多人、学士以下1200多人，美军正在形成一支以硕士为主的军队。 这位中共军事专家还在文中介绍说，美国国防大学柯因斯将军某次在美国国会被议员询问，数字化部队装备如此复杂多端，人员训练要花多少时间，柯因斯没有回答，而是从美军第一个数字化师、陆军第四师找来两名普通士兵回答称∶只要几个星期就好，议员大吃一惊，但士兵若无其事说，入伍前已很熟悉电脑，现在在军队里用起来，觉得和打电动玩具没什麽差别。 从《纽约时报》资深记者，到美国权威的中国通，以及中国军事专家，都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军力目前远远没有和美国较量的实力。它意味著，如果中共在台海动武，向美军挑战，结局是，对士兵来说，是送死；对中共统治者来说，可能「大『共』王朝」就会像当年「大清王朝」和日本海战结局一样，分崩离析，成为历史。 （载《中国之春》1999年8月号） |
| 媒体不应误导民众 1999-07-22 |
| 台北《中国时报》近日连续发表社论，批评两国论。有些社论被中共主要喉舌《人民日报》转载，作为「台湾民意反应」，以增加对台文攻武吓的分贝。
在如今台湾新闻自由的环境下，《中国时报》以社论的方式对政府决策进行批评，无论持什麽观点，都是报人的权利。但《中国时报》7月17日发表的题为「正视美国对两国论的负面报导」的社论，则是在不实的资料基础上立论的。 这篇社论说，台湾「政府最高当局和幕僚在决策过程中也许没有料到美国朝野和舆论竟会出现一致性的负面反应舆严厉批评。」「┅┅美国朝野和主流媒体对两国论的强烈态度，是必然的。」「准此，美国朝野和主流媒体对台湾的不谅解，乃是可以理解的。」由此结论说，「政府决策层的固执和错估美国的反应，可说是今年台湾的『仲夏夜恶梦』！」 笔者原在中国大陆从事新闻，来美国11年来一直关注研究美国媒体，尤其两国论发表之後，对美国朝野和主流媒体的反应更加留意，因此看到《中国时报》这样内容的社论，实在觉得莫名其妙，因为它和事实完全不符： 第一，美国政府从没有直接评论过李登辉先生提出的两国论。在美国务院例行记者会上，即使记者不断追问，国务院发言人也都表示不予置评。按常识逻辑，美国政府也不会像《中国时报》社论所说的会「严厉批评」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所谓「一致性负面反应」不知以什麽为依据？ 第二，美国国会至笔者撰写此文这天止（7月19日），也仅有一名参议员托里西利对两国论提出批评，认为这样宣示，超出了美国能够保护的范围。但次日就有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赫姆斯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台湾民主选出的李登辉总统对於台湾地位的言论。」认为两国论说的是明显的事实，两岸是两个主权独立国家。两位参议员是一比一打平，没有《中国时报》社论所说的「一致性负面反应舆严厉批评」 。 第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大报专栏作家，至19日止，共有13人或撰专文，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对两国论发表了看法。其中有九人持赞成态度：「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前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伍尔顿（Arthur Waldron），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唐耐心（Nancy Tucker），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政策分析员叶望辉（Stephen J. Yates），卡都研究所 (Cato) 研究员克拉克 (Jonathan Clarke)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何格兰（Jim Hoagland），以及兰德公司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莫威伦。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有五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中国部主任蓝普顿（Mike Lampton），史丹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奥森伯格，胡佛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孟，尼克森中心助理主任梅格瑞德（Greg May），和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从人数比例来看，仍是赞成的占多数。 第四，一般传播学家提到美国主流媒体，起码提到三家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三大报对两国论的报导都是客观中性的。只有社论和言论才被视为报社的看法。 《华盛顿邮报》虽是自由派报纸，并向来倾向柯林顿的民主党，但十四日却就两国论发表了措辞严厉的社论，题目是「中国人的威胁」（Chinese Threats），强烈表示认同两岸是「国与国」关系的提法，认为李登辉先生的看法事实上无可辩驳，台湾是一国，中国是一国。该社论认为美国和北京的一个中国观是「虚假的」（pretend），呼吁美国政府改变过时的对华政策。 《华尔街日报》虽没有就两国论发表社论，但在言论版发表了李洁明和伍尔顿的专论，强烈表示支持台湾，认为两岸关系应以东西德模式解决。 三大报中只有《纽约时报》的社论对两国论提出批评，认为台湾放弃一个中国政策会激怒北京，在台海引起新的危机。但同时该报也警告中共不可对台动武。 如果这三大报代表美国主流媒体的话，也是二比一，支持台湾的声音占上风。 除此之外，《波士顿先锋报》的社论支持台湾，承认李登辉只是说出一个事实，并不是什麽挑衅的行为；《洛杉矶时报》的社论则批评两国论给美国带来麻烦，认为「一个中国政策是和平的希望。」 我不知道《中国时报》社论所说的「美国朝野和主流媒体的一致性负面反应舆严厉批评」的根据在哪里？事实出处在哪里？ 在中共操纵媒体的大陆，报纸是宣传至上，事实要服从意识形态的需要。现在台湾有了相当的新闻自由，媒体应该更加专业化，视真实为新闻的生命。尤其在两国论引发两岸关系危机的关键时刻，如果媒体编织事实，误导民众，不仅有违新闻从业员的道德，更是对读者的亵渎，对国家安危的不负责任。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7月22日） |
| 台湾人民有选择独立的权利——评两国论与统独之争 1999-07-21 |
| 李登辉的两国论犹如投了一颗炸弹，华人世界炸了窝：中共文攻武吓；大中国情结者，顿足捶胸；香港、美国的华文报纸纷纷谴责这是分裂中国。
两国论真这麽可怕吗？如果用理智想问题，而不是用民族狂热，会发现其实它是说出了「皇帝没穿新衣」的真实；人们只有面对真实、正视现实，才有可能真正解决海峡两岸争端，因为： 第一，「国与国」的宣示是北京高压逼迫的结果： 国共内战结束之後，海峡两岸就有两个政府，各自声称代表中国，因此世界上就一直存在著虚幻的「一个中国」 1991年台湾那边发生了变化，民主台湾经过修宪，放弃了对大陆的主权声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大陆的统治权，将中华民国的统辖范围限於台澎金马，并规定台湾的总统和国会仅经台湾人民选举产生，和大陆无关。这次修宪，其实就是从法律层面正式把台湾和大陆对等成两个主权国家。 但台北为谋求两岸和平谈判，仍承认「一个中国」。1993年4月台湾代表辜振甫和大陆代表汪道涵谈判达成「一个中国，各自陈述」的共识。但北京不断宣称自己是中央政府，台湾是分离的一个省。在辜汪会谈的当年底，江泽民就在西雅图会议上说：「中国只有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样的「一个中国」观显然台湾无法接受。它显示北京领导人根本无视两岸分治近半个世纪的现实，也完全不考虑二千万台湾人民的感情和尊严。 因此，在汪道涵即将访台之前，李登辉明确两国论，就是为台湾在谈判中定位。因为如果同意「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它的一个省」，就等於中华民国不存在。中共代表以这样的中国观来台谈判，双方身份不可能对等。而没有对等，就不会有平等；没有平等，就不会有真正的谈判，有的只能是屈服或被吞并。因此，台湾做出两岸是国与国关系的宣示是被北京霸权主义打压、逼迫的结果。 第二，「国与国的关系」是挑明了一个既成事实： 自一九四九年後台海两岸一直是分治，双方都有各自的政府、国旗、军队、货币、司法、航空和护照等。後来台湾又民主选举出国家元首和国会（立法院）。 中华民国不仅主权独立，还和世界上近三十个国家有外交关系，只是由於中共阻挠，不仅无法进入联合国，连科教文组织都进不去。 虽然两岸明显是两个主权国家，但北京仍坚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承认二千万人民的民主的中华民国的存在。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大陆人和台湾人持不同国家的护照出国却硬说是一个国家的人，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 现在李登辉明确说出大陆和台湾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就像皇帝的新衣那个寓言中的孩子喊出「皇帝光著身子」一样，说出了真实，将虚幻的「一个中国」的气球戳出了一个洞。 哈维尔曾指出，共产国家都是「充满假象的世界」，这种假象世界的统治者最恐惧「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使谎言世界的貌似坚固的「整个外壳无可补救地四分五裂」。因此哈维尔强调「生活在真实中」。 今天，李登辉说出两岸是国与国关系的真实，就是拒绝虚幻的「一个中国」假象，要「生活在真实中」。 第三，对两国论，很多中国人无法接受，认为只要承认台湾和大陆是两个国家，中国就分裂了，没有了统一的可能。但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并不意味著永远的分裂；反而互相承认，互相尊重，更有可能将来统一。例如，当年西德率先承认了东德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双方互相承认，都进入联合国，最後东西德和平统一成了今天的德国。最近德国把首都从波恩迁回了柏林。 如果两岸能够以东西德模式，放弃武力威胁，相互承认，将来实现统一的可能性，会比现在这样动不动就武力威胁更大。统一也有点像婚姻一样，没有哪一个妻子或丈夫会在对方威胁下复婚的。即使被迫生活在一起，也绝不会有幸福与和睦，就像今天中国和新疆、西藏的关系一样。 第四，台湾提出两国论，北京的皇帝龙颜大怒，认为台湾人是太岁头上动土，要分裂皇朝；那些在个人被阉割、被淹没的土地上把大中国做为唯一炫耀资本的人们，也跟著愤怒声讨李登辉「分裂中国」。 且不说李登辉在宣示两国论时仍强调未来统一，即使将来台湾真的独立建国，从中国永远分离出去，中国人该怎麽办？ 无论是从人类文明的角度，还是从今天民族自决权的理论，台湾人民都有选择独立的权利。台湾两千万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国家形式，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这个权利不属於中国12亿人，而仅仅属於台湾人民。很简单的道理，如果要两岸人民共同投票决定，以中国有12亿人，是台湾人口60倍的现实，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就会永远被剥夺。 今天，一个现代文明人，看台湾独立问题，应该从人的选择权利出发，从人的尊严出发，而不应再固执於传统的领土、国家、主权高於一切的共产党思维之中。共产文化的国家至上，民族价值高於个人生命和尊严的宣传，腐蚀了无数中国人，尤其知识份子的心灵，今天，在世界还有150天就迈进21世纪的时刻，如果中国知识份子再不扬弃这种民族狂热和大中国情结，中国就不会有前途；而中国人如果仍然固守义和团式的国家民族观，而蔑视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那麽这个民族就永远是劣质民族，毫无希望。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8月号） |
| 美国舆论多数支持两国论 1999-07-19 |
| 台湾总统李登辉提出两岸是「特殊的两国关系」之後，不仅在华文世界引起轩然大波，也在美国媒体和学界引起相当关注。但和大陆、香港以及美国华文媒体几乎一面倒批评两国论不同，美国的主流媒体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虽然也有批评台湾做这样的宣示会激怒中共，在台海引起新的危机，但多数却是同情台湾，支持两国论。
●一个中国是「假装的」 第一，支持两国论的媒体： 在支持两国论的报纸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华盛顿邮报》。这份美国三大报之一、曾以挖掘出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下台知名的报纸於14日发表了题为「中国人的威胁」的社论，措辞强硬地支持两国论，并批评北京和克林顿政府。 该社论说，「事实上，李登辉先生的观察无可争辩。台湾是两千一百万人生活在蓬勃民主政治之下，中国大陆则是12亿人口处於共产独裁统治，他们有不同的政府、货币、军队、外交政策、法律、电视系统、关税制度、航空公司等，他们其实就是不同的国家。」 该社论认为，北京和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是「假装的」（pretend），因为无视台湾是事实独立国家这一既存现状。该社论呼吁美国政府放弃过时的一个中国政策。「克林顿政府应该做的，是让两岸领导人了解台湾人民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而非让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会帮他们逼迫台湾就范。克林顿也应该让中共了解，如果中共独裁统治者能让他们的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未来，台海两岸之间和解的机会或许才能增加。」 18日，《华盛顿邮报》又发表了该报专栏作家霍格兰（Jim Hoagland）的专论，题目是「务实面对中国」。该文认为李登辉发表「两国论」的「时机完美」，他的两国论宣示像是「时机完美的探照灯，可以帮忙照亮北京突然陷入不稳的领导班子在打什麽主意」。 这位《华盛顿邮报》著名专栏作家说，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经历最近在科索伏问题上的挫折後，对权力的掌握已经松动。李登辉在这个关头提出「两国论」，迫使江泽民抉择，是像1996年那样再次拿飞弹恫吓台湾，或根据台湾总统的提议，理性地讨论两个现存华人国家的前途，显示出北京政权的温和派确实仍大权在握。 ●两岸应借鉴东西德模式 美国的另一家大报《华尔街日报》於14日在言论版发表了前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ey）和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部主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伍尔顿（Arthur Waldron）合写的「台湾是个国家，应该接受这个现实」的专论。 该文认为，中国大陆和台湾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大陆和台湾目前应采取东西德模式，两国只有在互相平等相待的前提下，才可能最终走向德国式的统一。 两位美国重量级的中国问题专家批评克林顿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已过时，认为大陆和台湾只有像东西德模式那样相互承认之後，才有可能走向最终统一。而只要中国大陆不承认台湾的国家地位，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谈判就不会有进展。 《波士顿先锋报》（The Boston Herald）也发表题为「台湾仍留在轨道上」的社论，明确表示支持台湾，认为两国论是台湾为应付北京不妥协的顽固特性所做的更准确、更清晰的必要表述；并指出中华民国在1912年就成立了，现在是有两千一百万人口的民主国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就没有统治过台湾一天。社论最後强调，承认一个事实并不是什麽挑衅的行为。 ●「不需共产中国告诉世人怎样看待台湾」 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第一大报《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al）19日刊出「『一个中国』寿终正寝」的专文，呼吁美国政府扬弃不切实际的「一个中国」政策，停止讨好北京，并以朋友之礼善待台湾。 这篇由该报专栏作家贾柯比（Jeff Jacoby）撰写的专文指出，「一个中国」根本称不上是政策，而是个谎言，过去五十年来美国纵容中共这个独裁者，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现在是应该起身反对极权统治，开始说真话的时候。 该文强调，美国「和台湾关系法」对保护台湾安全有十分明确的规定，它的法律效力远高於美国与中共签署的公报。对於李登辉宣示的两国论，贾柯比认为这只是陈述一项事实，既非宣布台湾独立，更不是拒绝中国统一的目标，而是厌倦了「一个中国」在外交工作上的无力感所作的宣示。 由《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合办的在全球发行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HT）於20日发表社论，认为中共顶多虚张声势恫吓一番，不会对台湾怎麽样。该社论指出，中国、美国及其他国家迟早必须接受台湾政治生态的现实，在台湾两千一百万民众努力摸索如何迈向自决之际，全球的民主人士都应该问问自己∶是否需要独裁专制的中共来告诉我们如何看待台湾的民主。 ●保持现状，维持台海稳定和平 第二，批评两国论的媒体： 美国西部大报《洛杉矶时报》於14日发表了题为「一个中国：和平的最好希望」的社论，认为台湾放弃一个中国模式，可能会在台海引发新的危机。 该社论认为，「在和中国大陆五十年的分离，加上台湾出生的人口占优势的情况下，对很多人来说，台湾独立成为一个很有魅力的前景。但北京却恐吓，如果台湾走那条路，他们就发动战争。」 该文认为，保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避免北京动武，避免台海危机。台湾应该保持现状，等待两岸的政治发生变化，最後再决定，是走向联合，或者分手，但都是在和平的情况下。 该社论呼吁华盛顿应该向台湾说清楚，我们并不是为了讨好北京，而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自身利益，我们不想陷入台海两岸的对抗中。 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纽约时报》也发表了社论，批评李登辉的两国论是在台海制造危机。该社论指出，一个中国政策是维持台海稳定、和平的重要保障，现在李登辉放弃一个中国的模糊立场，明确大陆和台湾是国与国的关系，可能会激怒北京，导致中共在台海再次进行军事行动，危害亚洲稳定。 和中国大陆那种舆论一律正相反，美国媒体向来对任何重大事件都是众说纷纭，而且对政府的政策多有批评。这次对两国论也是这样，各持己见，但批评克林顿政府一个中国政策、支持台湾的声音明显占上风。 ●「美国将支持民主台湾而非共产中国」 第三：支持两国论的专家学者： 美国媒体对舆论的导向，主要有三个方式，一是社论；二是专栏作家的文章；三是专家学者的专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至今已有13人对两国论公开发表了看法。其中8人支持台湾，5人批评两国论。 支持台湾的八名专家学者，除了上面提到的两名专栏作家和现为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李洁明和伍尔顿之外，还有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唐耐心（Nancy Tucker），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李登辉这次的「两个中国说」其实与他过去所说的「并没有什麽差别」。其用意则是在汪道涵访台前为台湾定位，「以强化台北在两岸谈判中的地位」。 另外，美国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资深政策分析员叶望辉（Stephen J. Yates）於13日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专文说，李登辉的谈话值得欢迎；并赞扬李登辉是中华民国第一位公开把台北与北京定位为「国与国」关系的总统，为两岸关系开启新局，同时也更明确地反映出两岸的现实情况。 美国学界重镇卡都研究所 (Cato) 研究员克拉克 (Jonathan Clarke) ：於13日在《洛杉矶时报》言论版发表专文说，当今台湾领导人享有的民主合法性，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同时台湾社会也充分反映出美国的道德、政治价值观，因此美国政府应摒弃对台「三不」主张。如实在需要在中国与台湾之间做一选择，美国将挑选民主台湾而非共产中国。 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亚太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莫威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中国」的原则并非一项最好的政策，因为它带有太多的情绪性争议，因此李登辉总统日前发表的谈话并不令人意外，它与「预防外交」不谋而合。所谓「预防外交」是指处理国际危机的一种手段，即是在适当时机提出大胆却具挑战性的声明，以为往後一连串的行动正名。莫威伦批评克林顿政府过去数年对中共一厢情愿的外交政策。 ●「两国论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第四，持反对意见的学者：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院中国部主任蓝普顿（Mike Lampton）认为两种论「虽不令人感到惊奇，但对台海两岸关系则无疑会增添新的紧张」，「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对华政策是一个中国，「任何增加两岸摩擦的事情都没有益处」。 曾任职白宫国家安全会议的中国问题专家、史丹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奥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批评李登辉宣示「两国论」的做法证明了台湾「藐视」美国的利益及「不顾」亚太地区的安定。 旧金山胡佛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马若孟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无法理解台湾为何选在这个时机片面提出「没有必要的论点」，台湾可能「错估」形势，并在美国人心中产生「制造麻烦者」的印象。他表示，台湾大可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原则下，继续与中共谈判，两岸关系仍有相当的改善空间。马若孟预测，中共一定会采取激烈、挑衅的行动，起码会取消汪道涵访台。 ●中共如炫武，美舆论更会支持台湾 「尼克松研究中心」助理主任梅格瑞德（Greg May）於13日在「尼克松中心」电脑网站上发表了「台湾的文字游戏」的专论，批评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会激怒北京，台湾得不到什麽好处；而且两国论也无法获得国际认可。该文虽说要由台湾人民去评估李登辉的这种宣示对台湾人有什麽好处，但强调它对美国人来说，没有利益。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於18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两个中国，但只有一个答案」的文章，认为台北已经放弃「一个中国」的原则，改采「两个中国」模式。因此，如果中共在目前的文攻之後再次以军事演习和飞弹试射恫吓台湾，将不会令人意外。对於李登辉此刻宣示两国论，沈大伟综合各种看法归纳出五条原因：考虑明年选战；反制中共打压；考量本身历史地位；媒体渲染；迈向台独。沈大伟说，这五项理论可能都有点道理，但无论如何，「李总统的声明和台北正式放弃『一个中国』原则是在敏感时刻危险的挑衅行为」；并认为两国论无法获得国际认同。 截止到本文完稿时的7月21日，美国学界中对两国论公开发表看法的报纸专栏作家、中国问题专家共有13名。从其中8名是支持台湾来看，在比例上仍是赞成两国论的声音占多数。如果北京在台海炫耀武力威胁台湾，估计美国主流媒体和学界支持台湾的声音会更大。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8月号） |
| 台湾不要被中共的心理战吓倒 1999-07-18 |
| 两国论在台海引起轩然大波，中共以空前的文宣武吓，威胁台湾。但目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还没有谁认为北京会真的对台动武；认为最大可能是取消汪道涵访台，或者在台海再次军事演习，恐吓台北。
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再次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可能很小，因为後果对北京极为不利，它体现在下面六个方面： 第一，故伎重演，效果更差，将使台湾民众更支持李登辉： 1996年中共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试射飞弹，威胁台湾。结果适得其反，李登辉反而高票当选；北京的穷兵黩武行为还受到国际社会谴责。 因此，中共如果再次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对台湾的威胁效果会比上次更差，因为台湾民众经历了上一次，更有心理承受力。而且可能民心更会倾向支持李登辉。英国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教授菲尔顿斯（Phldeans）两天前分析指出，如果李总统的两国论引起两岸危机，通常选民会倾向保守投票，李登辉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北京方面对这种结果不会不考虑。 此外，《纽约时报》的报导分析说，如果北京乘军事演习占领台湾管辖的外岛，造成台海危机，李登辉总统可能会以此为由，依据宪法宣布戒严，推迟总统大选。而李登辉继续主政，是北京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北京方面已确认，「李登辉的骨子里是台独，不可救药」。 第二，导致北京和华盛顿的关系更僵： 上次中共在台海军事演习，导致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一下子陷入低潮。如果中共在台海再次军事演习，会使北京和华盛顿现已相当紧张的关系更无缓和馀地。 美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唐耐心（Nancy Tucker）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白宫已了解到，中共在八月的北戴河会议结束之後，将做出与美国恢复关系的决定。他认为，在中国决定要和美国恢复关系，并且真有意愿要加入「世贸」（WTO）的情况下，他们不大可能在台海再制造危机，和美国再次闹翻。 唐耐心的说法可由中共媒体最近的不寻常举动印证。例如柯林顿在中国女足赛後看望中国球员的消息，北京主要媒体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都给予报导；而随後柯林顿和江泽民就此互相致信的消息也被中共媒体重点报导。共产党媒体上刊登的「新闻」，往往是某种政策变化的信号。对共产主义有深刻观察的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忍尼辛在他的《癌病房》一书中把共产党报纸上的这种新闻称之为「密码」，他说，只有懂得政治气候、了解共党宣传的人才能「破译」其中的含义。因此《洛杉矶时报》为此发表文章说，当年北京和华盛顿打破外交僵局，靠的是「乒乓球」，这次靠的是「足球」。 以中共正想和美国恢复关系的节骨眼上，北京一旦在台海军事演习，和美国的关系不仅无法恢复，还会更加恶化。 中共和美国想恢复关系是不得不做的选择，原因至少有两个： 一是政治原因：中国没有实力代替原苏联和美国对抗。当年邓小平比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还霸道，还强势，但邓仍提出「和美国不对抗」的政策，因为中共没有这个本钱。经过科索伏战争，北京更清楚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实力，更没有胆量和美国对抗。最近中共把全方位外交收缩为以周边国家外交为主，就是在政策上调整为守势。在这种守势心态下，北京会更忌讳和华盛顿再次摊牌，在台海制造危机。 二是经济原因：北京所以急於和美国和好，经济也是重要考量。首先，北京要加入世贸组织，而没有美国的同意，这个大门北京就进不去。其次，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顺差仅去年就是600亿美元。这个数字等於中共目前外汇存底1400多亿美元的40％强。目前中国经济已滞缓，中共更会看重这笔巨额收入。 第三，中共台海演习会威胁到日本等亚洲国家： 中共在台海再次军事演习，也会影响和日本以及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菲律宾、越南等国，都和中国有南沙群岛的主权之争，而日本最近几年和北京的关系一直摩擦。虽然这次日相小渊访问了北京，但双方因歧见太多关系没有重大改变。上次中共在台海军事演习，日本就感觉到威胁，因此日美安全新指针增加了“周边事态”发生时日本防卫队可以出动的条款。在这次北京对台湾文攻武吓中，日本主要媒体的言论都是同情台北，《读卖新闻》的报导标题是“两国论使台湾民主存在”。因此可见如果中共在台海炫耀武力，会使本来已很脆弱的北京和东京关系更趋紧张。 第四，会促美下决心在日韩台部署飞弹防御系统： 对於是否在日本、韩国和台湾部署飞弹防御系统，美国一直在评估研判。如果中共在台海再次炫耀武力，威胁台湾，并使日本担忧，这等於给了美国充分的理由在日韩及台湾部署飞弹防御系统。虽然中国一向对美国的这个动议激烈反对，但由於中共自己在台海穷兵黩武，因此面对美国的决定，中国没有多少理由向美方抗议。 第五，促美更放手售台先进武器： 对美国出售先进武器给台湾，中国一向强烈反对。美国出於和中国保持稳定的关系，在向台出售武器上比较谨慎；而且是以中国方面对台威胁程度而定。如果中共在台海再次军事演习，等於给了美国机会和理由向台湾出售更加先进的武器。对此北京没有多少馀地和美方讨价还价。 第六，引发北韩蠢动，台海可能成为第二个「巴尔干」： 北韩最近试射飞弹，使南韩和日本都倍感威胁。不确定性的共产北韩被视为是亚洲的一个火药桶，随时会爆发，导致东南亚危机。如果中共在台海军事演习，会刺激和鼓励金正日政权也乘机在朝鲜半岛蠢动，引起东南亚全面危机。朝鲜半岛和台海将成为另一个巴尔干，世界焦点会从科索伏转到台海，江泽民则成了亚洲的米洛谢维契，中共将会更加失分。 第七，中共找不到合适时机： 中共如果在台海进行军事演习，也很难在今年内找到好的时机。因为七月底美国国会要讨论是否继续延续北京的最惠国待遇；八月初，国会要讨论美国加强和台湾的战略防御议案；九月中共将为庆祝建政50周年的“十．一阅兵”而大肆准备，为的是在天安门广场展示军力，而没有计划在台海炫武。11月底，西雅图会议将决定中国能否进入世贸，如果不能，将会推迟几年之後；年底，中国要收回澳门，又要庆祝一番。 在这麽多需要华盛顿开绿灯的关键时刻，惹怒美国，实在是划不来；在这麽多需要放焰火的时刻，放射几颗飞弹，引来世界一片谴责诅咒，连中共自己都会觉得实在太不吉利。 所以说中共在台海再次进行军事演习的可能性是相当低的，而真正动武的可能性更几乎没有。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7月18日） |
| “为了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 1999-07-18 |
| 1999年4月23日，美国人为“庆生”很是忙碌了一阵，这天是文学鼻祖莎士比亚诞辰日，同时也是鼎鼎大名的美籍俄裔作家纳博科夫（V.Nabokov）诞辰百年。纳博科夫的代表作《洛丽塔》（Lolita）和《苍白的火焰》（Pale Fire）都被选入“本世纪百部英文小说”，他的崇拜者们在纽约热烈地庆祝了一番。但政界比文学界更加忙碌，因为这一天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诞生50周年，北约的19个成员，以及与北约有“伙伴关系”的20多个国家，40多国元首，齐聚华盛顿，举行纪念仪式。这是自1963年肯尼迪葬礼，36年来，第一次这麽多国家领袖齐聚美国首都。
50年前，同是在华盛顿这所建筑物里，12个西方国家首创北约，以抵御正兴起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今天，已发展成19个成员的北约领袖们，又在这个屋子里签署了宣言，决心在人类跨入21世纪的时刻，协力抵抗极端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捍卫人权、民主、自由。 40多国领袖齐聚在北约成员国的19面旗帜下——展示保卫人类文明的力量。但科索沃危机和北约轰炸使庆生活动显得凝重。《纽约时报》的评论说，这种气氛如同一次全家成员团聚，但有个亲人正在患病。 ●五十年的希望和恐惧 在五十周年庆典上，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演讲中引述了福克纳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致词中的话：“人道精神不仅存在，而且将盛行。”这位庆生活动的东道主强调，面对南斯拉夫种族清洗的邪恶，“如果北约不行动，北约就什麽也不是！”他还引用法国外长的话说，“北约的存在不是去赢得一场必胜的战争，而是防止那种摧毁欧洲的战争发生。” 法国一向对美国不服气，在八年前的海湾战胜时，和美国保持了一定距离。但这次面对科索沃危机，不仅和北约齐心协力，而且比美国还强硬，主张使用地面部队。与会的法国总统席哈克在演讲中说，“五十年前，世界诞生了希望和恐惧。希望是击败了纳粹；恐惧是共产主义的蔓延。北约的成立，就是滋润希望，直面恐惧。今天的科索沃，就是新的考验，我知道结论一定是（北约的）成功。” 英国是对科索沃危机表现最强硬的国家。在演讲中，不到五十岁的布莱尔首相率真地说，他比北约还小（引来笑声），但他的父亲参加了二战，抵抗纳粹。他说：“今天庆祝北约生日是难过的，因为在科索沃，男人在自己的家园被屠杀，女性在自己的亲人面前被强奸，儿童们在野蛮和种族仇恨中成了孤儿┅┅我们不能眼看著这些，不能忍受这种邪恶的种族清洗。击败（邪恶）和改变这个局面，是对北约成立五十周年的最好礼物。因为北约的宗旨是：和平，自由，正义。” ●必须毫不妥协地捍卫人道原则 加拿大总理克里靖在演讲中强调了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正义性：人道大於国界，人权高於主权。他说：“在欧洲的心脏，北约正在为人道价值而战斗。北约不能失败，北约不会失败。五十年来世界变化很多，但我们崇尚的价值没有改变。” 意大利是这次北约行动的重要支柱国家，因为很多战机都是从那里的北约基地起飞。意大利总理在演讲时很感性地说，“我在复活节那天去了科索沃与阿尔巴尼亚边境，亲眼看到了那些运难民的卡车，上面有孩子，老人，有受伤的，也有尸体。他们被剥夺了所有，不仅亲人，还有居民证明文件，连车牌也被没收，南斯拉夫当局想取消他们和自己家园关系的任何证明。”“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些难民送回家园，保证他们能受到尊敬地生活，我们就不能生活在和平之中；如果我们不能把那些驱逐他们的军队击退，我们就不能生活在和平之中。为了和平，我们必须使用武力。” 丹麦总理也动情地说，“在记忆的深处，我看到五十年前，那些被贴上黄色星号的犹太人被拉出来枪杀，大批妇女、老人被运去集中营。当时我们发誓，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发生。今天，北约坚定地、绝不妥协地捍卫人道原则，就是制止五十年前我们看到过的（种族清洗）。” 刚刚和印尼政府达成协议，保证东帝汶人民选择自治或独立的葡萄牙总理说，“我们的敌人是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种族清洗。这就是我们为什麽要在科索沃采取行动。” ●自由的价值高於一切 该国法官正在要求引渡审判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契特的西班牙总统在演讲中很动感情地说，“4月23日对所有说西班牙语的人来说，是重要的日子，因为这天是塞万提斯的忌日。”他引用这位西班牙最著名的作家的话说：“自由是上苍给人类的最宝贵的礼物，大地和海洋的一切宝藏，都无法和它相比。为了自由，人们可以献出生命。” 在致词的来宾中，最引人注目的的是德国总理。他说，不少人问道，为什麽德国要对北约在科索沃的行动提供军力。“我经常这样回答，因为我们德国的历史，我们不仅被允许这样做，也被迫使这样做。我们更有责任这样做。我们必须捍卫民主和文明的价值。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教训，尤其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如果捍卫西方世界的文明，在科索沃就没有别的选择，必须军事干预。” 在谈到捍卫西方文明时，其实这位德国总理并没有多少业绩可谈。真正的贡献者是前总理科尔。作为特别来宾的科尔在演讲时说，他落选时，心中最大的遗憾是不能以德国总理身份参加这个庆典。克林顿总统向科尔颁发了勋章，感谢他领导德国抵抗共产主义，统一东西德的贡献；并赞誉他是二十世纪杰出的领袖，可以列入丘吉尔、罗斯福和戴高乐们的行列。 ●“北约的存在是希望的信号” 三个刚加入北约的国家匈牙利、波兰和捷克领导人的演讲，充满了如愿以偿的喜悦。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写有名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都可抛。”匈牙利总理以这种自由观阐述说，“有人认为20世纪显得很短，而19世纪很长。但对我们匈牙利人来说，20世纪太长了，因为我们有过太多的痛苦，匈牙利人在50年里都活在失去自由中。今天匈牙利加入北约，标著这种世纪般长的痛苦和不确定性终於结束了。” 波兰总统呼应说，“对波兰人来说，北约的存在，经常是希望的信号：拯救自由的希望；共产铁幕不会永存的希望，波兰人有一天会掌握自己命运的希望。”而真正带领波兰人结束共产政权的前总统瓦文萨，虽然不是以国家元首身份与会，仍受到记者的青睐，他最早坐到会场中看报纸的场面被记者捕获，大照片在《纽约时报》上登得比所有国家元首的都大。这位挑战共产党的英雄在和《华盛顿时报》社论编辑交谈时，批评北约对科索沃的政策“太软”，他认为应该“运用足够的兵力，把对方打瘫。” 捷克总统哈维尔是所有北约成员国领袖中最知识份子化的，他的演讲这样开始：“我今天讲话，是作为一个捷克人、欧洲人、地球村居民。”他认为，“离开能够击退邪恶的军力存在，和平是无法获得的。”“这是北约会议第一次有三个前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参加（指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它标著欧洲和世界被强迫分裂的局面的真正的、决定性的结束；标著铁幕的真正的、决定性的倒塌；标著所谓的雅尔塔协议的真正的、决定性的被埋葬。” ●六个国家在申请加入北约 19个北约成员国领袖都在纪念会上致词。而和北约有伙伴关系的20多国领袖，则利用这次机会游说，争取加入北约。在这些国家中处於前列的是：保加利亚、斯洛维尼亚、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从原苏联分出来的乔治亚共和国等。其中保加利亚被视为最有希望，该国结束共产政权後，已进行过四次和平选举。 ●谁能操纵西方媒体？ 自北约轰炸以来，中国媒体一面倒谴责北约是“侵略集团”，是“干涉别国内政”。有些中国人也受了这种宣传的影响，对北约持负面的看法。但是，如果北约是侵略，是邪恶，为什麽西方主流媒体都支持它？而西方媒体是独立的，没有任何政府能够操纵自由的媒体。 这正如十年前的六四屠杀一样，当时北京当局说，屠杀的消息是外国媒体编造的。但简单的逻辑是，怎麽可能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不同新闻机构和记者，在同一时间，面对同一新闻事件，同时撒谎，不如实报导？这在人类新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因为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今天科索沃战事也是这样，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控制西方独立的媒体，更没有办法操纵有新闻专业意识的独立记者。只有在南斯拉夫政府严厉控制媒体，和中国大陆官方完全垄断媒体的条件下，才可能发生编织新闻、完全造假的局面。 ●人类的耻辱和庆幸 50年前，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种族屠杀，仅仅是因为种族和宗教。这是永远不可容忍的邪恶。今天，历史已走到了21世纪的门槛，居然还发生类似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的那种种族清洗，这是人类的耻辱。 今天，看到北约的19名成员国领袖聚会，人们实在应该庆幸，当今世界最大的军事集团不是维护共产专制的“华沙条约组织”，而是捍卫自由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天主导世界的力量，不是奥维尔预言共产邪恶的《动物农场》中的猪领袖“拿破仑” 和《1984》中无处不在的“老大哥”，而是信奉自由、人权、民主价值的美国。再有二百天，人类就要跨入21世纪；但是再有50年，北约还会不会存在？还有没有可能在与种族清洗作战的轰炸声中庆生？没人能肯定地回答。因此，西班牙总统的结论是：“为了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 （载香港《争鸣》月刊1999年8月号） |
| 台湾放弃「一个中国」是真实的选择 1999-07-17 |
| 对於台湾总统李登辉对两岸关系做出“国与国”的新阐述，最激烈的反应当然会来自北京。一般推测，北京可能采取的措施有四种：
第一，官方机构发表声明激烈谴责：中共海协会和对台办都已发表了措辞严厉的声明，谴责台湾对一个中国原则“粗暴破坏”，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也指责李登辉的言论是“玩火的行为”。中共属下团体也可能就此发表讲话，谴责台湾。 第二，取消汪道涵访台：台湾宣示两岸是国与国的关系，显然和北京一贯强调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相悖，因此中共可能会取消汪道涵访台，依此向台湾施压。因为在这种背景下汪访台，不仅无法和台湾取得共识，而且还给人北京软弱的感觉。在中共领馆被炸後，中国正处於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下，北京不会同意汪在这样的时刻去台北。 第三，开动宣传机器，煽动民族狂热反台湾：从不久前中国反美示威和民众狂热可以看出，中共媒体在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上有不可低估的能量。这不仅由於中共控制著所有媒体，还在於中国人向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第四，再次军事演习，威胁台湾：如果前三点都不奏效，中共也有可能再次在台湾海峡进行飞弹演习，恫吓台北，显示北京有武力攻打台湾的可能，以遏制台湾的独立倾向。或者真正下决心对台动武。 但中共上述四项可能采取的措施都未见得奏效： 一是中共各级部门发表谴责台湾的声明，不管言词多麽激烈，口气怎样充满威胁，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属於心理战，不会起到多大的恫吓效果。最後会像不久前的暴跳如雷的反美示威一样，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不了了之。 二是汪道涵不去台湾访问无足轻重。本来即使台湾没有做出两岸关系是「国与国」的宣示，汪道涵的来访，也只能是各说各话，重复1993年辜汪会谈达成的共识——“一个中国，各自陈述”而已，不会在双方关系上有什麽实质性的突破。因为北京的「一个中国」内涵是台湾无法接受的。汪道涵访台，也是双方表演性质大於实际谈判。因此，即使中共取消了汪道涵访台，对台湾来说，也没有什麽大的损失。 三是经媒体煽动，大陆民众支持中共武力攻台的比例虽会增高，但不会持久。因为当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兴奋点不在政治上，而是在个人发财致富上，因此即使有些民众为台湾问题头脑热了一阵子，最後还会恢复到更看重个人经济和实惠上。 四是飞弹演习恫吓可能效果适得其反。中共上次在台海的军事演习，使台湾人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加强烈，李登辉则高票当选；而且北京更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如果中共故伎重演，效果会更差。因为以常规判断，一般这种军事演习都是想恫吓对方，但如果对方不怕，不仅没有了效果，可能会更增加被恐吓者的愤怒和疏远意识 如果武力攻台，中共会更陷入困境，因为它无法取胜。科索伏站战争再次展现出美国以高科技武器为主的强大军力。中共武力犯台的最大忌讳是担心美军的干预，而科索伏战争，更加重了北京的担忧。 对於中共武力犯台，美国会否军事干预，华盛顿一直采取模糊政策，即不公开表态。美国的模糊政策意在制约台海两岸不要制造事端，以保持台海现状，亚洲稳定。但如果中共一旦真的武力攻台，以美国的建国理念，还有《台湾关系法》的法律制约，以及美国在科索伏问题上宣示的人权大於主权的新国际秩序思维，都意味美国一定会干预。因为在全球共产主义崩溃的今天，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世界，不会坐视全球最後一个共产帝国侵略、摧毁一个民主、自由并已经事实独立了五十年的台湾。 这可以从美国对上次中共在台海军事演习的反应看出。前美国国防部长裴利（W. Perry）最近与人合写了《防御性的国防》一书，其中有一章专门回忆中共在台海进行飞弹演习恐吓台湾时，他作为当任的国防部长，怎样和当时正访问华盛顿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交涉，美国怎样迅速决定增派航空母舰到台海附近，向中共示警，并决心进行军事干预的决策内幕。美国当时和中共方面交涉时，主要理由就是中共在台海的军事演习威胁了美国的利益。一个军事演习，美国就认为是威胁了美国人的利益，如果中共真的动武犯台，美国更绝不会坐视。更何况还有《台湾关系法》，根据这个法律，美国有义务保卫台湾。以今日美国参众两院都是反共态度比民主党更强硬的共和党议员占多数的政治局面，美国更可能出兵制止北京武力犯台。 从中国内部来看，中共当前主要诉求是“稳定压倒一切”，因为随著全球共产主义的崩溃，中共内部的矛盾空前激化，中共唯恐自己权力不稳。在这种内外困境下，北京会担心，一旦武力攻台，不仅会打乱中国的经改目标和步骤，和求稳定、保权力的诉求，更完全可能由於武力犯台，导致政权垮台。所以说，中共动武攻台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因此，北京最大的可能是用各种威胁恫吓对台湾进行心理战，企望通过这种恫吓，让台湾内部由於恐惧产生内乱，以改变台湾的独立倾向。中共全国台研会副会长、北京对台政策重要智囊之一的姜殿铭几天前在香港的会议上说∶“寄望台湾各界从自身的利益考虑，对李登辉的讲话表示明确的态度。”这意味著，包括中共领导人以及军事将领对台湾都可能发出“後果严重，不要低估我们的能力”等警告，以及进行军事调遣，导弹部署，做出蓄势待发的咄咄逼人姿态。意在吓唬台湾神经脆弱的人，让他们向李登辉施压，以改变“国与国关系”的定位和阐述。 因此，台湾能否经得住北京的恐吓威胁，关键在於自己是否神经强大，而具有影响和左右民意的台湾政界、知识界和新闻界的态度是关键性的因素。从政界来看，作为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总统对两岸关系做了“国与国”的定位，等於国民党在这个问题上立场接近民进党，台湾两大党在国家定位上政见基本一致。而有“统”倾向的新党不仅政治空间早已有限，而且很难不认同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因为如果连这个都不认同，那就不配再使用中华民国护照，生活在台湾，而应该回到他所认同的代表“一个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当共产党的“公民”。 台湾真正令人担忧的是知识界和新闻界。尤其是当年从大陆到台湾的知识份子有著剪不断、理还乱的大中国情结，这种“情结”导致他们不能看重台湾人的尊严，不能尊重台湾早已独立於中国的事实，不能以知识份子的超越性来支持民族自决和人民的自由选择与独立权利。即使像曾勇敢地和蒋介石的国民党以及中国腐朽的知识界战斗过的知识人李敖，也由於中国情结而对台湾独立持负面看法。这是台湾知识界的悲哀，也是台湾知识界最可怕的地方。那就是最应该有清醒头脑的人和群体，头脑里却是被大中国情结发酵的浆糊。 而台湾新闻界的中国情结更是严重。从最近台湾有的报纸就“国与国”关系发表的批评李登辉的社论就可看出，这些报纸看重的不是台湾人的尊严，和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的事实，而是“一个中国”的虚幻，和不要惹恼中共；认为台湾只有善意回应，才能和北京建立良性互动的关系。 但事实是，像中共这种流氓政权，绝不会因为你给它下跪，它就会手软、“善意回应”。例如达赖喇嘛几乎答应了中国人的所有条件，诸如放弃独立，承认北京是中央政府，但北京至今不仅不和达赖喇嘛谈判，还仍在媒体上诋毁谩骂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至於有人认为李登辉这样宣示会刺激中共武力犯台，也是对中共本质缺乏了解。共产党从来都是认实力的，原则从来都不是它的目标。它是否要武力打台湾，不取决於台湾是否刺激它，关键是它有没有打下台湾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国际社会是否容忍，美国是否干预。今天，北京显然还没有这个实力和国际国内条件，这就是从毛泽东、邓小平直到今天的江泽民始终没有对台动武的根本原因。 文明世界的实力越大，对台湾的保护能力也就越强。而这文明的力量当然包括台湾自己发出的尊严的声音。台湾社会向北京霸权说“不”的分贝越高，中共越不敢对台湾轻举妄动。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7月17日） |
| 台湾放弃一个中国的冲击 1999-07-15 |
| 台湾总统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记者采访时把两岸关系阐述
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在美国、中国和台湾都已引起波澜。面对 这一对台海两岸关系的新阐述，美、中、台三方会有怎样的反应？由 此会产生什麽样的後果？ 从台湾方面来说，作出如此宣示是北京高压逼迫的结果。 （一）台湾无法接受「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观。 ──在一九九三年四月的辜、汪会谈中，双方达成「一个中 国，各自表述」的共识。这种提法，既维持了一个中国的原 则，又不给台湾压力，因此较能被台湾朝野接受。但在当年 底，中共领导人江泽民就在美国西雅图会议上公开表示：「中 国只有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个省。」这样的「一个中国」观是台湾无法接受的。它显示 北京领导人不是从现实出发考虑问题，也根本不考虑2,200万 台湾人民的感情和尊严。它等於逼迫台湾放弃原来秉持的「一 个中国，两个政治实体」的模糊提法，和中华民国是独立於北 京的主权定位的宣示。 （二）「一个中国」的阐述制肘台湾外交。──台湾以前秉持「一个 中国，两个政治实体」，但在突破中共外交打压、扩展国际空 间时，一个中国的阐述，相当制约台湾的外交。因为国际社会 大多认为一个中国就是中国大陆。而「两个政治实体」的阐述 过於复杂，难以明确中华民国的独立主权国家地位。因此这次 李登辉作出这样的宣示，会受到台湾外交界的欢迎。据报载， 前外交部长钱复曾说过，他主掌外交部，绝不说「一个中 国」。 （三）为汪道涵来访自我定位。──中共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将在10月 到台湾就两岸关系进行谈判。汪的谈判基调，显然就是江泽民 上述的「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果台湾认同江泽 民的这种「一个中国」观，它就等於承认中华民国不存在，台 湾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因此台湾必须为面对这 个谈判为自己定位。 （四）将既有事实公布於众。──台海两岸一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边是中华民国，而且後者比前者早成立了近40年。两岸的 「国与国」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早就清楚存在的现实，只不 过这次台湾领导人把它挑明而已；而且是在北京不断用「一个 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压逼迫下，被迫作出的防卫性 宣示。 从美国方面来说，不会乐见台湾作出这样的宣示，但也不大可能作出 激烈的反应。这是因为： （一）美国对华政策是「模糊」与「清晰」并用。──概括说，美国 对台海政策是「战略模糊和战术清晰」。战略模糊是：对台湾 宣布独立中共武力干涉，不承诺一定保护台湾；对北京武力犯 台，不明确表示不军事干预。这样以模糊来制约台海两岸，目 的是保持台海现状，等待台湾问题将来和平解决。战术清晰 是：北京不可武力攻台，台湾不可宣布独立。 （二）出於这种政策考虑，当然美方就不会乐於见到台湾作出这样的 宣示。──虽然台湾独立於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事实，但华盛 顿显然担心，这样的宣示可能会刺激北京作出非理性的反应， 影响台海的稳定──这不符合美国保持台海现状的既定目标。 这就是美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在两岸是「国与国」关系新阐述发 表几天之後，都没有就此发表看法和评论的原因之一。这种沈 默显示美方不愿介入两岸统独之争，不愿看到台海出现不稳 定。 （三）美方对台湾如此宣示也不会强烈反应。──因为李登辉的这一 宣示仍是有限度的。他没有宣布要成立台湾共和国，只是强调 了中华民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从台湾和世界上20多个国家建立 邦交，包括和欧洲的马其顿，以及今年和巴纽，都显示台湾是 主权国家。美国如果对台湾的这种外交扩展采取乐见其成的态 度，说明美方对台湾适当宣示自己的独立主权立场并不强烈反 对。因此这次虽然美国可能不乐见台湾作出如此宣示，但也不 会作出怎样强烈的表示。 1999.7.15 |
| 种族清洗：20世纪末最大悲剧——科索沃难民采访录 1999-07-04 |
| 78天的北约轰炸结束了，塞尔维亚军队撤出了科索沃，成千上万的难民开始返回家园。牵动整个世界的科索沃危机，似乎尘埃落地。
但这场危机，却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权和主权的大辩论：西方国家认为，南斯拉夫军队在科索沃进行种族清洗，这种暴行必须制止。北约19个成员国，欧盟15国，表现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空前的立场一致。 激烈反对北约轰炸的是南斯拉夫、俄国和中国。南斯拉夫作为被轰炸对象，当然抗议。南斯拉夫政府电视台为谴责北约，曾播发“新闻”说，那些难民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雇用的好莱坞演员和当地人，在边境跑来跑去，每小时薪水五点五美元。 在俄国，虽然政府、国会共产党议员、以及部份民众支持南国，但由於俄国已有自由媒体，对科索沃的种族清洗也加以报导，因此多数民众并不狂热，虽然他们和塞尔维亚人同属东正教。 唯一异数的是中国，它和南国既无宗教关系，又远隔十万八千里，而且铁托的南斯拉夫向来被中共批判为“修正主义”；但这次却强烈支持南国。在中共媒体上，对美国和北约的谴责、诅咒和谩骂，比北约向南斯拉夫扔的炸弹还多。 ●朱熔基都不清楚种族清洗 在这场主权和人权到底谁重要的争论中，关键的问题是，到底科索沃有没有发生种族清洗。如果有，国际社会不能无动於衷，必须制止，即使冒著侵犯别国主权这样的“罪名”也要干涉。因为如果允许种族清洗这种残忍的事情存在，整个人类就不再有文明的基础，这就是北约动武的根据和法理。 而中国政府和媒体，却刻意回避了种族清洗问题。自三月二十五日战争爆发，到塞尔维亚军队同意撤出科索沃，中国大陆最大的报纸《人民日报》的电脑网站发表的关於科索沃的报导和评论500多篇，没有一篇是报导科索沃种族清洗的。中国驻南使馆被炸死亡的三名记者，发回的所有文章，没有一篇是报导科索沃阿裔人被种族屠杀的。中国人之所以爆发出那样蠢血沸腾的义和团情绪，根本原因是不知道种族清洗的真相。 别说一般老百姓，连堂堂中共总理朱熔基也说不知情。朱熔基访美时，曾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PBS）访问，当记者问他是否知道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时，朱熔基竟回答说，“我对这个不是很清楚。”然後朱熔基把他的“不清楚”怪到美国国务卿头上：“你们的国务卿欧布莱特说要给我一些关於科索沃种族清洗的材料，可她一直没有给我。”不管他是托辞还是真的不知情，都反映了他对种族清洗这种问题根本不在乎。 ●中国记者不去采访科索沃难民营 对於科索沃的种族清洗，西方媒体上几乎每天都有报导。但我还是觉得百闻不如一见，因此，六月初我去马其顿和科索沃的边境采访了三天。 科索沃有200万人，为逃避种族清洗，100多万人涌到邻国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成了难民。虽然美英法德等国家接收了一些难民，但当我到达马其顿时，那里还有难民24万8千人，而在阿尔巴尼亚则有43万5千人。 在马其顿进入难民营采访，必须到马其顿政府新闻部门办理登记手续。该登记记录显示，从没有中国大陆记者到那里采访过。中国大陆有20万记者，派驻南斯拉夫的也不少，因领馆被炸，就死了三个记者。但中国的记者从没有去采访难民。一百多万人成为“难民”，不管是什麽原因造成的，按照新闻常识，都是绝对值得采访报导的。尤其是当中国政府和西方国家就主权和人权及种族清洗等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并导致外交危机时。 我进入采访的二号难民营靠近科索沃边境的波拉斯（Blace），有两万多人。这个难民营设在山坡之间，由於人多，山坡的草已经被踩光，露出黄土，尘土飞扬。难民们都躲在闷热的帐篷里，因为外面的气温高达摄氏38度。每个帐篷上都挂著一个水桶，那是难民对付炎热的唯一手段，喝冷水，用水浇头。营地没有洗浴设备，只有一排排简易活动厕所，由於人数太多，帐篷之间，散发著一股股难闻的味道。帐篷里没有床，人们在潮湿的地上铺块毯子，就席地而睡了。一个大帐篷里住60多人，有70多岁的老人，有孕妇，还有才三个月的婴儿。 ●《辛德勒的名单》重现 站在难民营旁边的山上，俯视难民营中一排排帆船般的简易帐篷，实在很难相信，在人类只有不到二百天就跨进21世纪的时刻，还发生这样摩西出埃及式的悲剧。那四百多个帐篷，每一个都是无声的文字，诉说著二十世纪末的悲惨故事： 25岁的劳拉．柯蒂（Leonora Kurti）原是科索沃职业工程大学四年级学生。她说，「我第一次体验生和死，是在三月二十九日那天，」那是北约轰炸後第四天。「那天晚上我去街上买点吃的东西，一名塞尔维亚警察叫住了我问话，恰好我的邻居看到，他告诉警察我是阿尔巴尼亚族人。警察用枪顶著我的脑袋喊道：我要杀了你，然後到你们家，杀你们全家！他喊了一阵子後，说你可以走了。我那一瞬间无法确定他在我脑後会不会开枪。我好像就走在生和死之间。」 柯蒂和父母，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以及他们的孩子，共13口人合住在科索沃首府普里斯蒂纳（Pristina）市中心的一套大房子中。柯蒂虽然那个晚上逃脱了死亡，但一天後，她们全家体验了什麽是梦魇。 柯蒂回忆说，四月一日下午，警察在普里斯蒂纳挨家挨户驱逐阿族人到火车站。「警察破门而入，只给我们五分钟时间收拾东西，」说起两个月前的事，柯蒂语调仍有些哽喑。「被赶到火车站的阿族人有好几千，男人和女人被分开，核实身份证件。塞尔维亚警察不时打人耳光，连女人和孩子也打。」 四月一日在西方是愚人节。「可那天对我们来说，既不是玩笑，也不是在排演《辛德勒的名单》，而是真的生活。」柯蒂苦笑著说。当终於被允许上火车时，柯蒂一家十三口人是从窗户爬进去的，因为车箱门口被人挤得根本无法进入。「人们都争先恐後上车，虽然不知道会被拉到什麽地方，但都感觉留下来，命运会更糟，」柯蒂做著手势说，「六个人座位的地方，装了30人，只能放一只脚，再找不到地方放另一只。挤得几乎无法喘气，我的一个姐姐有七个月的身孕，另一个姐姐带著才八个月大的孩子，对我们来说，这是相当难的。但我们还是感到幸运，毕竟全家都挤上了车，那些和亲人在车站被分开的，可能永远见不到了。」 载著柯蒂一家和几千阿族人的火车晚上八点启动，一路上走走停停，第二天凌晨三点抵达马其顿边境。塞尔维亚警察把乘客们赶下车，在夜色中挥舞著枪和手电筒，驱赶他们沿著铁轨走向马其顿方向，於是他们成了一百万难民的一部份。 ●只因为不同种族，就被杀害 科索沃有二百万人口，其中90％是阿尔巴尼亚族人，塞尔维亚人不到十分之一。由於这种族裔比例，科索沃虽然自二次世界大战後被并入南斯拉夫，但一直享有自治地位。1974年，科索沃的这种自治地位还被写入了南斯拉夫宪法。但自米洛舍维奇获得权力之後，他取消了科索沃的自治地位，并推行大塞尔维亚政策。柯蒂回忆说：「早在1990年，米洛舍维奇就下令关闭了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语报纸，随後又关闭了播放阿语的电视台和电台。後来又关闭了所有教阿语的中学和大学。阿族人对此不满，就被指控为恐怖份子，遭到逮捕或杀害。」 在距离科索沃边境只有13公里的库马诺沃市（Kumanovo），我采访到了一个原南斯拉夫特警部队成员。28岁的马瑞建．卓瓦诺尼克（Marijan Jovanonic）原是有20万成员的南斯拉夫共青团书记，但他的特殊身份是塞尔维亚秘密警察，专事绑架、暗杀。他说，「没有人知道我是干这个的。我最拿手的是在阿尔巴尼亚分离份子开会地点放炸弹。」 当我问他到底杀了多少人时，他笑而不答，最後说，「连妻子我都没告诉，怕吓坏了她。」卓瓦诺尼克有一天走进教堂，信了上帝，成了基督徒，於是他放弃了做了七年的秘密警察工作。在北约轰炸後，他怕塞尔维亚警方报复他，从科索沃逃到马其顿的库玛诺沃市，和妻子以及九个月的儿子寄居在一个亲戚的阁楼上。他可能是科索沃难民中仅有的塞尔维亚人。我离开马其顿时，他开车送我去机场，路上他说：「我做秘密警察时每月收入两千马克，现在开出租车每月才二百马克，但我现在活在平和中。」 ●一万阿族人在百馀次集体屠杀中丧生 塞尔维亚特警部队是最令阿族人恐惧的。在北约停止轰炸之前，美国卫星照片就在科索沃拍到四十多座阿族人被杀害葬埋的墓地。随著北约部队进入科索沃，记者可以进去采访，几乎每天都有报导，塞尔维亚特警部队杀害阿族人的暴行。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ABC台专题新闻主播泰德．卡波（Ted Koppel）六月十八日晚上从科索沃发回现场电视报导，画面是被烧毁的村落中，到处可以看到被毁掉的农户车辆，地上散落著有血迹的家庭影集、衣服和孩子玩具等，村民证实，车主和他的家人已被塞尔维亚军队杀害。在很多地方，人们发现阿族人被杀害後秘密葬埋的墓地。英国外交部次官胡恩最近在伦敦说，「根据我们得到的报告，约有一万名阿尔巴尼亚族人在百馀次集体屠杀中丧生。但最後的死亡人数可能更多。」 今年38八岁的阿博翰姆．达多（Ibrahim Darduo），也是被强迫离开科索沃的农民，他的家在距离马其顿边境只有七公里的波来索沃（Presovo）。这位三个孩子的父亲描述说，他看到塞尔维亚士兵用机枪把三、四十个阿族人打死在村子里，那些人都是拒绝离开或没有能力离开的上了年纪的村民。他躲在附近山上的草丛中，看到自己的村子随後被烧毁。「村子里的火烧了两个多小时，」通过翻译，达多用阿尔巴尼亚话告诉记者说。 ●只有科索沃独立，才能有自由 听到塞尔维亚军队撤出科索沃的消息，难民们都激动地等待返回家园。一个24岁的难民说，他已接到通知，下个星期会被安排到美国新泽西州。但听到塞尔维亚军队撤出科索沃的消息，他决定不去美国。「我要回家，科索沃才是我的家。」柯蒂也是这样，她说，如果有选择，她不会去阿尔巴尼亚，也不会去美国等任何其他国家，她和家人一样，只想回到普里斯蒂纳。 但柯蒂全家都不知道他们离开普里斯蒂纳之後，他们家的那套大房子是否还完好，家里的东西是否还在，因为当时只给了他们五分钟时间收拾行李，他们只随身携带了极少的用品。「我还有一个叔叔、婶婶在科索沃，下落不明。」已经受洗成了基督徒的柯蒂感伤地说，「我每天向上帝祈祷，但愿他们还能活著。」 很多科索沃难民不顾联合国救济人员关於边境有地雷的警告，迫不及待地结队返回家园。可当他们抵达家乡看到的却是，村庄被烧毁，家畜被射死，在院落能够找到的，是被塞尔维亚士兵杀害草草掩埋的家人尸体。他们刚刚离开难民营，现在又无家可住，无亲人可寻。塞尔维亚军队的种族清洗，更逼得阿尔巴尼亚族人决心离开南斯拉夫，使科索沃独立。 「每当有人问我，对这场科索沃战争，你要什麽，我的回答总是自由：自由地去说自己的语言，学自己的文化。只有科索沃独立，才能有这种自由。」柯蒂对我说的这番话表达了绝大多数阿尔巴尼亚族人的诉求。 按照北约最初的科索沃方案，塞军撤出，科索沃仍为南斯拉夫的一个省，但由北约进驻维和，三年後由科索沃居民投票选择，是自治还是独立。但是，「经过这麽一场种族屠杀，任何一个阿尔巴尼亚族人都会要求独立，只要给我们自由说话和选择的机会。」在难民营里，这样的呼声随处可以听到。 ●人类首次为人道进行的战争 科索沃战争结束了，将来的历史学家会怎样评价这个事件？很受中国知识份子尊敬的原异议作家、现捷克总统哈维尔不久前访问加拿大演讲时说：“北约对南斯拉夫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为人道而进行的战争，它彻底改变了以往战争的概念。”这位被称为当今世界最知识份子化的国家元首的这个结论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北约的这次军事行动，不是为了资源，不是为了土地，也不是为了不同的宗教信仰，而完全是出於人道目的。北约19个成员国中，除了土耳其是穆斯林国家外，其他全是以基督教为主，但北约却去帮助以穆斯林教为主的科索沃，轰炸的是以东正教（基督教的一种）为主的南斯拉夫。历史将铭记，面对种族清洗的邪恶时，北约曾为捍卫人类文明而战。 同时，历史也将铭记，面对种族清洗这种不可容忍的暴行时，中国政府支持了邪恶，与人类文明为敌。同时，很多中国人在这场文明和邪恶的较量中表现出的愚昧、狂热和没有人性，也将成为中华民族耻辱的一部份。 （载美国《世界日报》1999年7月4日） |
| 李登辉和皇帝的新衣 1999-07-03 |
| 1978年哈维尔写出了一篇很出名的文章“无权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指出共产国家都是“充满假象的世界，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假装虔诚和伪造现实的语言。”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
哈维尔认为，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恐惧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使谎言世界的貌似坚固的「整个外壳无可补救地四分五裂」。因此哈维尔提出了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中」。 20年前哈维尔描述的「假象世界」正是台海两岸关系的写照，半个世纪以来，两岸一直生活在虚幻的「一个中国」的假象之中。 这个「一个中国」的神话是美国帮助制造的：为了联合共产中国对付苏联，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谋求和北京建交。谈判的主角周恩来和基辛格在《联合公报》编织出一个美丽的谎言：两岸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当时声称对中国大陆拥有主权的蒋介石也接受这个提法，虽然他和毛泽东、尼克松以及周恩来、基辛格一样，心里都清楚，台海两岸是两个政府，两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 这个一个中国的神话一直在延续，尽管两岸都有各自的政府、国旗、军队、货币、司法、航空和护照等。後来台湾又民主选举出国家元首和国会（立法院）。 如同那个古老的《皇帝的新衣》的寓言，现在台湾出生的总统李登辉指出两岸是「国与国关系」，等於那个鲁莽的小孩突然喊出「皇帝光著身子」一样，引起朝野大哗，国际震撼。 北京的皇帝龙颜大怒，认为台湾人是太岁头上动土，要分裂皇朝；那些在个人被阉割、被淹没的土地上把大中国做为唯一炫耀资本的人们，则大喊大叫「李登辉在玩火」；而在台湾有些明知道皇帝没穿衣服的人，也跟著附和，指责李登辉两个国家的说法的动机是为下届总统大选玩策略，想当台湾国之父，在离任前留下政治遗产。 但这些人不管是愤怒、指责还是咒骂，都必须先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台海两岸是两国国家这点是不是事实，「一个中国」这件皇帝新衣到底存在不存在？人们要不要「生活在真实中」？ 这个真实是：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半个世纪以来，从没有管辖过台湾一天； 第二，中华民国一直是主权独立的，有著上述列举的独立国家的所有特徵和条件；并且经济实力排全球183个国家第21位，是美国的第7大贸易国。只是由於中共打压阻挠，不要说成为联合国成员，连科教文组织都进不去。 第三，如果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麽现在世界上和台湾有邦交的近30个国家又是什麽？ 第四，台湾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话，为什麽会不经中国，全民选出自己的总统和国会？ 第五，最明显和最简单的，今天每一个台湾公民去中国以外的国家，是持中华人们共和国的护照吗？中国人和台湾人持不同国家的护照出国却硬说是一个国家的人，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除了很多还可列举的事实之外，国际社会都看到：美国希望两岸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但北京坚持它是「一个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共谈判代表以这样的中国观来台谈判，双方身份怎麽可能对等？没有对等，怎麽会有平等？而没有平等，哪有真正的谈判？有的只能是投降或者被吞并。 因此，在李登辉总统提出两国论之後，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曾揭露出水门事件使访问北京的尼克松被迫下台的《华盛顿邮报》，刊出言词极为强硬的社论，认为李登辉说的是事实，而「一个中国」根本是不存在的，美国和中国的一个中国观是「假装的」（pretend），自欺欺人，并呼吁现在是美国政府改变假装，承认事实，按照真实调整外交政策的时候了。 前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明和另一名学者则在美国另一张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华尔街日报》言论版发表专论，指出两岸应借鉴东西德模式，即相互承认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都进入联合国，在条件成熟时，再谋求统一。 李洁明的文章说，当年西德总理勃兰特（Willy Brandt）率先承认东德是独立国家，然後东西德相互承认，都进入了联合国；在台湾早已承认北京对中国的管辖权的现实下，该是北京对等承认台湾的时候了。 当然李登辉不是第一个喊出真实的人，民进党和争取台湾人民权利的先驱们，多少年一直在为台湾人民的尊严抗争呐喊，只不过李登辉是现任总统，他来说出显得更有力量。 不管北京会怎样文攻武吓，不管大中国情结者如何捶胸顿足，真实一旦被说出，就像一支蜡烛被点燃，黑暗就无处躲藏。正如哈维尔说的那样，只要喊出「皇帝光著身子」，那谎言的「貌似坚固的外壳就会四分五裂」。因为一旦听到「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惊呼，人们就有了审视皇帝的新视角。那个吹了半个世纪的「一个中国」的大气球，吹得再雄伟庞大，但只要被戳出了一个小洞，就会 出空洞虚假的真相。 两国论激起波澜，今日台海两岸的真实是：皇帝赤身露体，人们议论纷纷┅┅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9年7月3日） |
| 从科索沃危机报道比较《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 1999-05-18 |
| 北约对南斯拉夫的轰炸，世界反应两极。北约19个成员国意见一致，其中12国直接参战。欧盟15个成员国一致支持。穆斯林国家除了美国的宿敌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几个国家外，几乎都是持默许态度。
激烈谴责北约的主要是俄国和中国，印度持一般不赞成态度。俄国是政府、军方、国会以及部分民众激烈反对，但主流媒体却持比较中立的态度。中国大陆的情况则相反，民众没有激烈反应，反而是官方媒体一面倒地谴责北约，其密集报导和激烈抨击的程度远超过几年前美军打击伊拉克时的反应。 从这些报导和评论中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媒体仍一如既往地扮演著政治宣传的角色，它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面倒偏袒南斯拉夫 第一，中国媒体对科索沃危机的报导，没有遵循新闻平衡原则。所谓新闻平衡，就是媒体应该以中立的角度客观报导，在报导中对两方的观点都要反应，构成新闻平衡。但中国媒体对科索沃危机的报导，清一色是南斯拉夫政府的观点。例如，战事爆发後，新华社三名记者从贝尔格莱德发出的特写和通讯“梦魇从天而降”、“悲壮的贝尔格莱德”和“科索沃属於塞尔维亚”， 完全是从南国政府立场报导科索沃危机，文章的“标题”就毫不掩饰对南斯拉夫的偏袒。 这些文章没有真实报导科索沃人民的悲惨处境，更没有涉及科索沃危机的真正原因： 第一，科索沃有两百万人，其中90％是阿尔巴尼亚族，塞尔维亚人不到一成，因此科索沃一直享有自治地位，而且这个地位在1974年写入了南斯拉夫宪法，但却被南斯拉夫强人总统米洛舍维奇於1989年下令取消，他还禁止当地学校使用阿尔巴尼亚语教课。 第二，对科索沃人的不满，南国当局采取的是军事镇压，导致25万科索沃人流离失所，4万人躲到山上受冻捱饿。战事爆发至今，已有85万科索沃难民涌入邻国。 第三，塞尔维亚军队在科索沃进行种族清洗，捱家捱户将阿族人赶到大街，用火车运到边境驱走，如同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犹太人的悲剧重演。 第四，北约卫星目前拍到的塞尔维亚军队大批屠杀葬埋阿族人的墓地已达43处。这些被国际媒体报导、全球知晓的事实，唯独在中国大陆媒体见不到报导。 ●中美媒体截然不同 中国媒体上更看不到对南斯拉夫内部不同声音的报导。例如，中国很多知识份子熟悉的南斯拉夫已逝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新阶级》一书的作者吉拉斯的儿子、贝尔格莱德的历史学家阿雷克斯．吉拉斯（Aleksa Djilas），对南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就持批评态度。而现任南斯拉夫民主党主席、原贝尔格莱德市市长德金蒂吉克（Zoran Djindjic）也是公开批评米洛舍维奇。南国著名报纸发行人库如维嘉（Slavko Curuvija）更是直言米洛舍维奇是独裁者。这些在中国媒体上也是一个字也没有。 战事爆发後南斯拉夫政府逮捕了该国著名独立电台B192的总编辑马蒂克（Veran Matic），随後又关闭了这家电台，同时驱逐北约成员国记者、严厉控制新闻。米洛舍维奇的妻子在政府电视上指控报纸发行人库如维嘉“支持北约轰炸，是叛徒”，第二天库如维嘉就在家门口被蒙面人枪杀。南国知识界有1000多人为库如维嘉送葬，但谁都噤若寒蝉，南国处於白色恐怖。对这些事实，北京的媒体也是完全回避。 但在美国媒体上，主要报纸《纽约时报》不仅报导北约的轰炸，也报导塞尔维亚人的反应，南国驻联合国大使的谈话，南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以及在美国的塞尔维亚族人示威抗议北约的游行。甚至连不到一百人规模的塞尔维亚人在《纽约时报》门口抗议该报社论支持北约轰炸，该报也做了图文并茂的报导。 不久前北约飞机误炸了南国的平民车辆，导致60人丧生。对此美国主要报纸、电视都给予了详细报导。虽然此事不利於美国民众对北约军事行动的支持，但《纽约时报》用了近两个整版的篇幅加以报导，并配发了平民死亡的现场照片。 ●什麽是“大多数国家”？ 第二，中国媒体对国际社会对科索沃危机的反应的报导也是不客观的。中共媒体众口一词谴责北约绕过联合国单独军事行动，但刻意不提如果经过联合国，俄罗斯和中国会动用否决权，因此绕过联合国是迫不得已的事实。实际上，如果没有中俄的否决权，北约的行动一定会得到联合国授权。因为战事爆发後，在俄国和中国要求下，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结果15个安理会成员国中，只有俄国、中国和纳尼比亚三国反对。而支持北约的12国中，有7个国家不是北约成员。 新华社不仅对安理会这样的投票结果不详细报导，却用他们50年来惯用的抽象语言说，“北约的行动受到了大多数爱好和平的国家人民的反对，连日来，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众持续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游行。”按照新闻的基本要求，记者只应该写具体事实，让读者根据这些事实得出结论。但新华社的报导，再次典型地证明了中共媒体是只给结论不写事实、不用新闻语言说话的“伪新闻”。例如，说“大多数国家”就不是新闻语言。什麽叫“大多数国家”？按照新闻基本常识，应该写的是到底有多少个国家，让读者自己得出这麽多国家在联合国187个成员中是否“大多数”这个结论。“许多国家的民众都举行大规模反战示威”中“许多国家”是抽象的概念，到底是哪些国家？“大规模”也是个结论，记者应该报导的是示威游行的人具体有多少。 ●大字报语言充斥版面 第三，中共媒体的评论一面倒向南斯拉夫政府，根本没有多元声音。《人民日报》电脑网站至今发表的对科索沃危机的评论近四十篇，无论是社论还是个人署名评论文章，无一例外都是对北约的抨击，而且用词极为激烈。例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武力干涉，法理不容」，署名评论「别把人逼急了」；以及新华社评论「有悖时代潮流的不义之举」、「北约穷兵黩武，世界岂能安宁」、「荒唐的战争逻辑」，无论文章标题和内容，都让人想起文革时的大字报。 任何报纸，当然有权用社论和本报评论员文章表达自己报社的立场，但是，一个专业化的报纸，一个崇尚新闻平衡原则的媒体，一个尊重读者知情权的大众传播媒介，一定会在自己的社论之外，还向读者提供其他不同观点的评论。这样，不仅体现自己报纸是专业化的，客观的，超越争论双方立场的，也向读者提供思考这些问题的不同角度。 ●真报纸和假报纸 战事爆发後，《纽约时报》社论是赞成北约行动的，但在言论版上，不仅发表了赞成北约空袭的文章，也发表了批评和反对北约行动的言论。例如，该报发表了《外交事务》杂的执行主编翟卡瑞亚（Fareed Zakaria）质疑北约军事行动的评论「不能说不的超级强国」，认为对科索沃人的独立诉求，美国应该说「不」；如果支持，会连锁导致库德人、克什米尔人以及西藏人都跟随著要求独立。《纽约时报》还发表了南斯拉夫独立电台总编辑马蒂克的专论，批评空袭只能助长南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轰炸等於炸毁了南斯拉夫的民主萌芽。 《纽约时报》刊登和自己社论立场不同的观点是因为，第一，要做一个专业化的报纸，就必须遵从新闻平衡的原则；第二，作为负责任的报纸，有责任向公众提供多元声音；第三，作为独立於政府的媒体，必须客观报导和反映现实，而现实是，只要有人群，就永远有不同的意见，客观严肃的媒体，就要为这些不同意见提供发表的机会。 美国有二亿五千万人口，有不同的声音；而中国大陆人口是美国的五倍，在这麽大的群体中，怎麽可能对一个问题全部都是一个看法、一个声音呢？尤其是今天中国大陆的社会控制显然比毛泽东时代松动很多，再加上电脑网络、传真机、直拨电话等高科技的出现，更给人们从其他渠道获得信息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产生不同於政府立场的看法，不同於官方媒体社论观点的意见。 那麽中国的报纸上为什麽就没有这样的不同声音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大陆的报纸虽然是由记者采写、编辑加工，以新闻纸的形式出版、发行，但它是“假报纸”，是只有官方声音的宣传机器，完全不是客观传递信息的社会公器。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 |
| 义和团救不了中国 1999-05-15 |
| 中国大陆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三名记者丧生的事件，引发中国反美浪潮。但民众的狂热反美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官方报纸煽动、和政府导演的结果。中共利用这个事件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西方，以转移人民对中共腐败的愤怒。
第一，如果中国政府真的看重生命的价值，那麽为什麽不看重在南斯拉夫政府的种族清洗中被杀害的科索沃阿族人的生命？据西方卫星照片，现已在科索沃发现了四十多座被塞尔维亚军队枪杀埋葬的阿族人的大型墓地。中国为什麽从来没有向应该对此负责的南斯拉夫政府提出抗议？不仅从来没有，而且中国官方媒体对此连一个字都不予报导。难道新华社记者的丧生是生命的损失，而科索沃人的被杀就不是人命？而且北约是误击，南国政府是有意种族屠杀，两者性质完全不同。 退一步讲，如果中国政府认为科索沃人的命不值得看重，只有中国人死了才是生命的损失，那麽，在中共执政这五十年中，有多达八千万中国人因迫害、枪杀、饥饿而丧生。中共政府什麽时候对这些死难者认过错、道过歉，更不要说任何的赔偿。 更近的是十年前六四事件中，成百上千的中国人丧生，这些中国人的命是不是人命？北约飞弹是事故，是误击。而中国政府是亲自指挥坦克军队，明目张胆地公开屠杀平民。 再退一步讲，即使六四事件如同中国政府所说的是「暴乱」，需要开枪镇压。那麽这场所谓的「平暴」中有没有像北约这样的「误击」致死？美国和北约都为误击中国使馆认错、道歉。而中国政府什麽时候为六四事件中「误击」致死的人认过错、道过歉？ 更近的是去年大批华人在印尼被歧视、残杀，中共政府怎麽不允许民众向印尼示威抗议？为什麽表现得那麽冷漠？ 第二，中国政府为使馆被炸要求北约对「事件真相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并迅速公布调查结果。」但对六四事件的真相，中国政府怎麽不「调查」？为什麽连有多少人丧生都不公布？以中共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只要一个文件，就可以从北京各家医院中调来当时的死亡数字并做出统计。为什麽中国政府至今十年了都不公布六四死亡数字，这样一个无耻的政府还有什麽资格谈生命的价值？ 第三，中共强调北约飞弹击中大使馆，是侵犯中国主权，因为领馆是主权的象徵。如果中共真的认同领馆代表国家主权、不容侵犯的原则，那麽为什麽默许以至怂恿民众砸毁、焚烧美国驻中国的使领馆？北约飞弹是误击中共使馆，随後北约和美国都公开认错、道歉，但中国政府却是有意指使狂热民众袭击美国领馆，标准在哪里？ 第四，中共在这次事件上反复强调捍卫中国国家主权，但是为什麽在日本占领中国领土钓鱼岛问题上装聋作哑，对日本政府卑躬屈膝？ 北约飞弹误击中国使馆，对方一再认错道歉，中共却要煽动民众反美示威；但江泽民去年访日，日方对二战中侵华暴行根本不认错，不道歉，而日军当年侵略中国、导致两千万中国人死亡，这种侵略屠杀早已是历史定论。为什麽中国政府至今仍对日本忍气吞声？江泽民为什麽还要和日本首相举杯交欢？ 第五，中国政府说，这次民众示威是自发的，经过批准允许的，是爱国运动。但无论在电视报导画面上，还是新闻照片上，人们都看到示威者向美国领馆投掷石头，砸毁玻璃，甚至美国驻成都使馆还被纵火焚烧。对这样明显有暴力行为的示威，当局可以允许；为什麽对几天前的法轮功和平示威要禁止？法轮功信众不喊口号，不打标语，只是静坐，任何暴力行为都没有，当局为什麽还要定性为「完全是错误的」，还要「依法处理」？当局对待示威的标准在哪里？ 北约误炸中国领馆那天是星期六，怎麽当局负责审批游行示威的各地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星期天都上班，怎麽这次效率这麽高？ 事发後很多外电报导，当局用大巴士车来回接送示威的学生，连喊什麽样的口号都事先做了规定。这哪是什麽自发的「群众运动」？这种场面中国人并不陌生。当年「抗美帝，保卫古巴」大示威，「反苏修，支持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大游行，中共不都是这样用垄断的媒体制造民意和群众大场面吗？在中共统治的历史上，什麽时候民众的自发示威游行被允许过？政府操纵的运动，从来都不会是真正的人民爱国运动。 第六，中国全国记者协会就记者丧生发表了抗议美国的声明。但南斯拉夫政府在战事爆发後就逮捕了该国著名独立电台总编辑马蒂克（Veran Matic），随後又关闭了这家电台；南国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妻子在政府电视上指控异议记者、报纸发行人库如维嘉（Slavko Curuvija）「支持北约轰炸，是叛徒」，第二天库如维嘉就在家门口被蒙面人枪杀（南国知识界有一千多人为库如维嘉送葬）。对这些公开杀害记者的暴行，中国记者协会什麽时候发出过抗议？而且对这些事实，中国媒体一个字都不报导。记者的公正何在？ 当然中国的所谓记者协会从来也不关心任何其他国家新闻同行的死活，因为他们对中国记者被政府迫害，都从不发出任何一点抗议的声音。据世界保护记者协会在五月三日「世界记者日」发布的报告，中国至今还有12名记者被关押。「中国记协」那股抗议美国的劲头哪里去了？ 中国记协是不会为记者说话的，因为这个「协会」的主席是解放军少将邵华泽（原《解放军报》社长）。世界上除了中国，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记者协会是军人领导的。这样的「记者协会」怎麽还有脸谈保护记者？ 惯於操纵媒体愚弄民众的中共政权，这次利用北约误击使馆事件再次煽动义和团式的民族狂热，只能向文明世界再次展露它的蛮不讲理和本质的野蛮。义和团当年的蠢血沸腾没有救得了大清王朝的命；今天中共蓄意搅起的极端民族主义浪潮，不是没有可能把中南海的新权贵们搅出那盘已经烂透了的棋局。 （载香港《争鸣》月刊1999年6月号） |
| 反美示威的文化冲突——中美两国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 1999-04-20 |
|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後，中美两国政府、媒体和民众的反应都截然不同。这种不同实际上反映的是两种文化、两种价值的冲突，具体表现在这样六个方面：
第一，有意和误炸： 中国媒体和相当多的民众在事发後一面倒认定北约是有意炸中国领馆，目的是测试中国的反应，为将来「干预中国内政」确定方式。 但在美国，尽管独立的媒体向来批评政府，媒体之间也经常在很多问题上看法不一，但这次却都接受北约的「误炸」解释。为什麽美国人都相信北约的说辞？实际上不是相信北约，而是对自己的国家制度的确信。因为以美国民主政治的体制，如果是有意向中国驻外使馆发射飞弹，等於是向中国宣战。而向一个国家宣战，不仅军方不能决定，连总统也没有这个权力。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向外宣战，必须经国会批准；就连是否向科索沃派遣地面部队，也要经过国会票决。 如果是下面军人擅自行动，不仅有军法惩处，还有无处不在的新闻记者的监督。这麽大的事件不可能躲过媒体。美军在越战时，《纽约时报》就把获得的军方文件登在了报纸上。五角大楼到法庭状告《纽约时报》 密，最後败诉，因为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保护新闻和言论自由。 在美国这种文化背景的民主国家，有意攻击平民是难以想像的。任何一个对美国社会有点基本常识的人，从这个社会的法律规定、文学作品、影视娱乐、道德取向和文明价值中，都绝不会得出美国有意攻击平民的结论。美军士兵在越战时误杀了平民後那种痛苦和良心谴责，是被中国共产文化喂养出的人所无法理解的。 ●人权的价值绝对高於主权 第二，主权和人权： 这次中国反美示威实际上是民众一直蕴藏的对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不满和愤怒的发 。因为他们从中国官方媒体上得到的信息全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推行霸权主义，践踏别国的主权。而在西方，多数人都认为北约的行动是捍卫人权，制止种族清洗。 科索沃危机确实是一个两面镜子，从这面看，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被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的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轰炸，主权被侵犯，内政被干预。从另一面看，南斯拉夫政府对科索沃人进行种族清洗，触犯了人类文明的最敏感神经，因为种族清洗是最不可容忍的邪恶。距离二战时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清洗才五十年，那些「清洗」的受害者还活著的今天，人类又发生这样的惨剧，而且就在北约主要国家所在地欧洲的心脏，这更使西方社会无法无动於衷，必须出兵制止。 主权和人权的矛盾，实际上反应了东西方价值的冲突。东方国家，尤其亚洲一些国家，总是强调国情、主权，内政等概念，而拒绝和排斥人权价值。而在西方，尤其是英美国家，却把人权看成立国之本。体现主权的国家形式，只有在保护个人自由和权利时，才有存在的理由。也就是说，国家以及相应的主权，是为了人而建立；而不是要人牺牲自己的权利为了国家存在。人生下来就有天赋人权，即「自然权利」。人们後来所以同意放弃一部份这种权利而建立（相当程度上限制自己权利的）国家，是因为没有国家形式的管理，有些人的自然权利被他人侵犯。因此从国家形式出现时起，它就是以保护人的自然权利而设置的，而不是以管制和限制人们的权利为目的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权价值是绝对的，是永远高於国家主权的。 美国的宪法，相当典型地体现了这种保护个人权利、限制国家权力的思想。例如，美国出现过很多枪杀恶性事件，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可以自由购买枪枝。很多人奇怪，为什麽美国不像中国等国家那样乾脆禁枪？美国政府做不到，因为宪法有「人民有武装自己的权利」的条款。这个权利保障著，一旦白宫的主人变成毛泽东和斯大林，人们有武装反抗、推翻专制的能力（拥有武器）。据统计，二亿六千万人口的美国现在个人拥有枪枝近三亿枝。这是对美国任何想做毛泽东、斯大林专制梦的领导者的最大制约。 ●是非、正义高於国界、种族 第三，种族和是非： 对美国支持以色列，有些人批评说是由於美国政界和媒体有很多犹太人，是宗教和种族认同导致的。但这次美国为首的北约干预科索沃，明显是支持和帮助穆斯林信徒。百分九十的科索沃人是阿尔巴尼亚族人，他们信仰穆斯林教。而镇压他们的塞尔维亚人，主要信奉东正教（基督教中的一种）。以白人和基督教为主体的美国人，在种族和宗教上和塞尔维亚人更接近。但美国没有从种族、宗教出发，而是从道义、是非出发，帮助阿族人，轰炸塞尔维亚军队。以种族和宗教划线的美国宿敌伊朗则说「这次美国做对了」。 但在北约误炸中国领馆事件上，不仅中国大陆的媒体，连香港的报纸，美国的华文报章，以及一些民运团体和个人，几乎都是一面倒谴责美国和北约是霸权主义，支持大陆民众的示威抗议。 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太容易从种族出发考虑问题，视民族认同高於正义和是非。实质上这还是当年义和团的心态：凡是中国的就是好的，就要维护；凡是外国的，尤其是西方的，就要排斥。这也是乔治．奥维尔在《动物农场》中所描述的，那些实行了共产主义、反对人类的猪们，主要口号就是「两条腿是坏的，四条腿是好的」，用这种人（两条腿）和动物（四条腿）的族群认同，掩盖是非；用这种「我们、他们」的分界，模糊人道和专制。而一切专制政权都是建立在这种愚蠢的「民族主义」之上的。 第四，生命的价值： 中国政府和媒体这次出乎寻常地强调三个中国人在领馆被炸中丧生。如果中国政府和媒体看重生命的价值，为什麽不看重在中共建政五十年中因迫害、饥饿、枪杀致死的可能多达八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中国政府声嘶力竭地要求北约调查炸死三个中国人的事件，并要求迅速公布调查结果，但这个政府调查过那些它「有意」制造的大规模的中国人死亡吗：五一年「镇反」有几百万人遇害；六一年人为大饥荒，五千万被饿死；文革一亿人遭株连迫害；六四有上千人被屠杀。中国政府和媒体不仅不对这些重大事件进行调查，连六四到底有多少人死亡，至今十年了都不公布。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媒体，还有什麽资格谈生命的价值？ 第五，向谁抗议： 这次中国政府和媒体煽动怂恿民众向美国驻中国的领馆抗议，示威者还砸毁领馆玻璃，焚烧美国国旗。但在美国，如果发生这样的事，美国人的思维却不同，不要说美国难有全国性的示威抗议，如果有，人们也不会去外国领馆示威，而会去抗议自己的政府，或是抗议自己的政府无能，或是要求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因为只有政府才有力量对付其他政府；而绝不会像伊朗那样占领人家使馆，把外交人员扣为人质；更不会像中国那样，文革时把别国的外交机构放火烧了。 ●用爱、理解和宽容化解仇恨 第六，仇恨和血债： 这次中国反美示威中，很多标语是「血债要用血来还」，「 以血还血」以及「报仇」等血淋淋的词句；还有美国记者和留学生被示威者殴打。这种充满了仇恨的语言，这种因为一件事就排斥整个种族的行为，是信奉爱和宽容的美国人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的。 美国人也不会把别的国家的部份人的行为看成是整个国家行为，更不会由此仇恨、排斥那个国家的全部人民。美国人不仅不会怂恿仇恨，而是推崇用理解、宽容和爱化解仇恨。例如，1993年，美国一名19岁的女学生，主动去南非帮助那里的黑人结束种族歧视，结果当地一群黑人看到她是白人，竟把她活活打死了。美国媒体报导了这个消息後，美国人没有游行，没有示威，更没有把它看成是南非全部黑人的行为。 南非大选曼德拉当选总统，结束了种族歧视制度後，那几个打死这名女学生的黑人被抓获判刑。後来那名女学生的父母亲自去了南非，向法院提出释放那几个杀害了他们唯一女儿的黑人，认为那是种族歧视制度造成的种族仇恨。 另一个例子是在1994年，一对美国夫妇带著七岁的儿子去意大利旅游，结果夜间在高速公路开车时遇劫，他们一家开车逃走时，追击的暴徒把孩子射杀了。这对失去了爱子的美国夫妇悲痛欲绝，但他们没有谴责意大利政府，更没有怪罪全体意大利人，反而把孩子的心、肝、肾脏，以及两个眼球和胰腺等器官捐给了意大利医院里需要的患者。这件事感动了整个意大利。 和中国人有关的例子是几年前的卢刚杀人事件。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卢刚，因嫉妒等原因，枪杀了一名中国留学生，同时还射杀了他的教授，以及校长办公室女秘书等多人。美国人没有因此怪罪全体中国留学生，更没有因此对中国留学生另眼看待，或采取排斥的态度。 那名和卢刚没有任何关系，无辜丧生的女秘书，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只有一个姐姐。她的姐姐在追悼会上没有说一句谴责卢刚的话，反而给卢刚的家人捐献了几百美元，帮助处理後事。 美国人做这些事，没有像中国那种「学习雷锋」的政治原因，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为，它是一种文化的结果，一种文明的力量。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提出，冷战结束後，世界的冲突将更多体现为文化的冲突。很多中国学者很不喜欢亨廷顿的这种提法，因为它意味著文化有高低、优劣、先进和落後之分。如果说文化的核心是价值取向的话，当然就有高低之分，否则非洲现在还在进行的割女性阴蒂的文化、中国曾把女人的脚裹了两千年的文化，穆斯林国家至今仍禁止女性在公开场合露脸的文化，都是可以容忍的了。只要有不同文化，就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就有优劣、高低之分。这次中国大陆的反美示威，再次证明了这种文明的冲突。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 |
| 共产中国的「卧底鱼」——中共在西方的间谍活动 1999-04-19 |
| 最近，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洛萨拉摩斯实验室研究导弹的华裔电脑专家李文和，因涉嫌向中共提供W八八导弹机密，被该实验室解雇，正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
就李文和案，美国情报部门向国会递交了长达700页的关於中共窃取美国核武机密的调查报告。虽然该报告至今还没公开，但4月15日的纽约《新闻报》（Newsday）刊出独家报导，据不具名的接触到这份报告的白宫官员私下透露，中共窃取的美国导弹机密，并不仅是目前报导的W八八和中子弹两种，而是多达八种导弹机密。 中共窃取美国核武机密引起美国朝野关注。标最高新闻荣誉的「普利策奖」，今年把新闻头奖颁给了《纽约时报》发表的中共窃取美国高科技内幕的系列报导。 ●中共间谍数量已超过克格勃高峰期 七十年代末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魏伯斯特（William Webster）曾担忧，华盛顿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会使大批中共间谍以留学生和商人身份进入美国。现在看来这个担忧并非多余。据统计，美国有华人160万，另外还有近年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访问学者、经商探亲人员及家属约15万人。据1997年10月6日的《新闻透视》（Insight on the News）报导，每年进入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15000人。该报导引述美国反情报分析专家、《中国情报活动》（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一书的作者艾蒂米德斯（Nicholas Eftimiades）的估计，「有几百名中共间谍目前在美国活动」。中共或是在当地华人中发展谍报人员，或是以留学生、访问学者和商人的名义向美国派遣情报人员。冷战结束後，中国大陆已取代原苏联成为向美国派遣特务最多的国家。这些中共情报人员被美国军事专家称为“红色中国的卧底鱼” 。 1998年3月29日的《苏格兰星期天报》（Scotland on Sunday）引述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舍尔比（Richard Shelby）的话说，「中国正进行科技大跃进，因此搜集情报也在大跃进，尤其在高科技方面。」该报导说，「美国工业安全」机构对1300家美国大公司的调查显示，「中共已成为第一号的经济间谍威胁，然後是俄国、日本、加拿大、法国和英国。」 该报导还引述美国反情报部门的报导说，「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四百多家在美的中国大陆公司，它们涉嫌为中共国安部或解放军收集美军事科技情报。联邦调查局手里积压等待调查的外国经济间谍案有七百多件。」 《华尔街日报》记者费尔卡（John Fialka）在他的研究中共间谍活动的专著《没有硝烟的战争》（War by Other Means）中评估：「现在中共国安部派遣到美国的间谍数量，已超过冷战时苏联克格勃派遣特务的高峰期。」 中共国家安全部的英文缩写MSS（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现在比原苏联克格勃的英文字头KGB在美国更有名，因为西方媒体上经常有中共间谍的报导。自1979年1月至1998年3月，西方媒体上关於中共间谍的英文报导多达823篇。 ●中共国安部处长俞强声叛逃供出金无怠 在八十年代中期，报导比较多的是轰动一时的中共间谍金无怠案。金无怠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卧底30多年，於1985年底被联邦调查局拘捕。虽然此前联邦调查局已秘密监视金无怠两年之久，但导致金无怠被捕的主要原因是中共国安部高级情报官员俞强声叛逃到美国後，供出金无怠为中共特工。俞强声的哥哥是现任中共建设部长俞正声。俞的父亲是毛泽东妻子江青的前夫、中共第一任天津市长黄敬。黄敬真名是俞启威，和江青分手後与范谨结婚，生下俞家兄弟。黄敬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曾任北京副市长的范谨也被批斗得九死一生。有专家分析，俞强声叛逃到美国可能和这样的家世有关。 据当时美国检方公布的资料，1922年出生、毕业於燕京大学新闻系的金无怠，1949年就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五十年代初调到中央情报局外围部门「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 （FBIS）工作，一直到退休。 ●卧底30年，中共特工被杀 联邦检察官指控说，在韩战期间，金无怠担任美军翻译时，就向中共提供情报，包括中共志愿军战俘营地的方位等。後来三十多年间，金无怠利用在「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的工作之便，将接触到的内部资料陆续提供给中共方面。金并多次前去香港、澳门、多伦多和北京等地，直接向中共特工部门提供美方的秘密文件、照片和其他情报。检方特别指出，1982年2月金无怠在北京之行中，中共情报部门还将他提升为海外情报分局的副局长。 金无怠案被公开审理，成为当时美国中英媒体的重要新闻。经过近三个月的审理，最後陪审团裁决，检方指控金无怠的17项罪名全部成立。但在陪审团预定判决金无怠刑期的前十天，63岁的金无怠在监狱中突然死亡。狱方说，金无怠把塑料袋套在头上，用一根鞋带系住脖颈自杀身亡。 对於金无怠自杀的说法，一直有人怀疑。一是在狱方严密监视下的金无怠，从哪里获得塑料袋和鞋带；二是用塑料袋套头自杀，据说很难做到，因为窒息过程痛苦而缓慢，会使当事人无法忍受而撕破塑料袋。最近金无怠的遗孀、现居旧金山的周谨予出版了她的书《我的丈夫金无怠之死》，当地华文报纸报导说，这本书提出可能是北京特工为了灭口而杀掉了金无怠。曾在韩战时做过美军对中共志愿军心战广播员的周谨予在该书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金无怠的死「是个谜」。 ●三重「绝望」导致执意自杀 但有更多的人相信金无怠是自杀。理由是金无怠陷入三个绝望的境地： 一是对刑期太长的绝望：美国对间谍罪量刑很重。1986年2月22日（金无怠死亡次日）的《华盛顿邮报》报导，按照金无怠被定罪的间谍、共谋和偷税等17项罪名，「金将面对最高两次终生监禁和另外83年徒刑，以及罚款330万。」这意味著金将蹲死在狱中。 二是金无怠对美方绝望：在联邦调查局拘捕金无怠时，金曾表示，如果他合作交待，能否让他做双料间谍，去刺探中共情报。调查局官员要金先交待，至於他的要求，得请示上级。金无怠可能认为有希望，因此立即承认他是中共间谍，并交待出向中共提供情报的细节，并说中共给他18万美元，存在了香港某银行（《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金有7栋平房（house）和16个公寓；中共给金的情报费有100多万美元）。但美方此後再没提起是否让金做双料间谍的事，而是审理定罪，准备判重刑。金对当初向联邦调查局的交待可能後悔，对美方没接受他的请求而失望。 三是对中共的绝望：金无怠被捕後，一直期待北京方面会出面救他。据报载，金无怠曾给他妻子周谨予捎话，让她到北京去找邓小平，请求邓小平出面和美方交涉，使金获释。金无怠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认为，北京和华盛顿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他是功臣之一。因是他把美方准备和北京解冻，想建立外交关系的情报，秘密交给了中共方面。金在被捕後说，「我提供了美国方面愿意修好的情报，毛泽东才做出了邀请尼克松访华的重大决定。」 但完全出乎金无怠的预料，当时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在北京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同那个人没有关系，美国方面的指控毫无道理。」根本就不承认金无怠是中共的情报人员。可以想见当时金无怠听到此话後的伤心和绝望。他为中共做了30多年的情报人员，最後中共不仅不救他，连他的特工身份都不承认。当时很多人分析说，这是导致金无怠自杀的根本原因。金无怠是用塑料袋套头窒息身亡的，能够忍受那份痛苦而执意做下去，可以想见他一定要死的决心有多大，而促成这个决心的绝望有多深。 ●中共对自己谍报人员的无义世界罕见 中共对自己情报人员的无情、无义，在世界各国中是罕见的。当今世界，不仅中共，哪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谍报人员。一旦被对方捕获，很多国家都像对待落入敌方的战俘一样，全力营救。因为间谍和士兵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为国家服务。前东德、西德之间，就交换过间谍。前苏联和美国也有过这样的交易。如果一个国家遗弃落入对方的间谍人员，不仅违背这个行业的规矩，也使那些为这样的国家做谍报工作的人寒心。 例如，在金无怠被捕获的同一年，以色列间谍坡拉德（Jonathan Pollard）也被美方侦破，但以色列的反应就和北京完全不同。在美国海军反情报处做分析员的美籍犹太人坡拉德，被以向以色列提供美国海军密码情报被判处终身监禁。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柏瑞斯（Shimon Peres）为此向美国正式道歉。而後以色列朝野一直致力於坡拉德的获释。去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到中东参加和谈时，美国一些犹太人团体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整版广告，呼吁柯林顿从人道情怀考虑，赦免坡拉德，因为他已服刑十多年，妻子也离婚，本人也已忏悔认错。以色列总理也当面向克林顿呼吁释放坡拉德。以色列民间还有人为营救坡拉德成立了专门的组织。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去年底还给仍在狱中服刑的坡拉德写亲笔信说：「你不是孤军奋战，以色列国将继续做出顽强不懈的努力，直到将你接回家园。」因以色列国议会几年前就通过特别议案，授予坡拉德公民身份。 ●双料间谍再次落网 中共不仅不承认金无怠为自己的情报人员，而且历来不承认自己有间谍。例如，对近年美方捕获的另一个中共间谍吴斌（译音），中共也是不承认。据1994年4月18日出版的《时代》周刊报导，1990年以南京大学哲学教授身份进入美国的吴斌，是中共安全部派遣到美国收集军事科技情报的特工。当年33岁的吴斌抵美第二年主动向联邦调查局投案，交待了他是中共间谍，并表示愿意做美方特工，刺探中共情报。在此後的18个月中，联邦调查局付给他25000美元经费。但吴斌却暗中在美窃取用於军事的夜晚激光可视镜，伪报成药品，运给中共情报部门在香港的公司。这些「药品」被美国海关查获後，经陪审团裁定，吴斌以「违反美国武器出口限制法」被判刑10年。吴斌本人也认罪。但中共方面始终不承认吴斌是自己的情报人员。 对最近被美国指控为中共间谍而逮捕的的姚义（译音），北京方面也是默不作声。据1999年3月1日的《纽约时报》报导，持中国大陆护照的姚义在波士顿以加拿大某公司的名义，购买做导弹导引器的器材，准备转手运到中国大陆。《纽约时报》的报导说，如果姚义的罪名成立，这位中共间谍嫌犯将面对最高40年的刑期和100万美元的罚款。 ●民运抓特务，风声鹤唳 研究中共间谍的专家费舍尔说，像吴斌这样的「卧底鱼」已潜入美国的各种领域。1998年3月30日出版的美国《财富》杂（Fortune）报导，一名恐惧家人遭迫害而不敢公开名字的前中共国安部特工接受采访时说，他是在南京的特工学院毕业的。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他在美国「认出很多过去在特工学院的同学，从西岸的科技要地矽谷，到东岸的麻省理工学院，甚至在华盛顿的美国政府部门。」 1997年10月6日的《新闻透视》报导说，中共情报人员在美国进行「地毯式」的情报搜集，即使大学的博士论文也不放过。「尤其是关於密码分析、雷达和电脑系统控制导引、以及导弹失败和燃料质量等相关博士论文。据美国雷拉克斯（Xerox）属下公司的报告，有人曾通过该公司把一百多部美国大学的博士论文复印运到中国大陆。」 中共间谍也渗透进海外民运组织。六四屠杀後一个月在洛杉矶召开的「中国民联」代表会议上，民联成员邵华强在会上「倒戈」，坦白他是中共国安部的特工，因为六四屠杀，改变了想法，决心脱离中共。邵华强随後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人员带走。 但在近年海外民运活动中，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即中共特务「过敏症」。经常有人在没有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就随意猜测某人是特务，甚至用舆论把某些人就定性为中共特务；也有人因派系内斗，没有其他办法打击对方，就做特务指控，背後到联邦调查局举报，希望获得大陆那种「八分钱查半年」的效果，以抹黑对方。民运谍影，扑溯迷离，可是真正的特务一个也没有抓到。这种做法的可怕性是把中共那种「有罪推定」的做法拿到美国这个「无罪推定」的法治国家。 ●中共特工「走向世界」 美国反情报专家认为，红色中国的间谍确实存在，近年在世界各地活动越来越甚。上述《新闻透视》在该期报导中还说，「有一名美国反情报人员，一个人就在日本认出27个中共特工。这些红色中国的间谍，很多以学生身份活动，搜集美军在日本的装备、调动和军力状态等情报。」 同篇报导还援引刚解冻的美国情报资料说，去年在台湾召开的「21世纪世界华侨大会」上，「中共特工人员多达150多名。他们的刺探目标是台湾政府的未来政策走向，尤其是有关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 中共向印度派遣间谍也是公开的秘密。据1998年9月16日法新社电，印度警方在达赖喇嘛居住地达兰萨拉捕获了两名中共特工，他们携带自绘的中印边境安全设施图，和达赖喇嘛住处地形草图。一名负责达赖喇嘛安全的官员对法新社说，「我不排除他们有暗杀达赖喇嘛的阴谋。」这两名中共间谍一名是来自西藏昌都的29岁的藏人群排，另一名是在中共军内受过四年零九个月训练的来自拉萨的30岁的尼玛。 ●落网间谍的两种选择：自杀和坐牢 美国核武被窃案的调查还没有结束。美国军事情报专家认为，金无怠、吴斌和姚义案只是中共间谍在海外活动的「冰山一角」。在不久前结束的中共人大会议上，北京决定把军费从去年的基础上提高13％。随著军费大幅调升，情报费用也将增加。因此，中共派到海外的间谍，人数也会更多。 中共总理朱熔基最近访美时再次否认中共窃取美方核武机密。它显示中共将一如既往，如果自己的谍报人员落网，绝不会承认。这等於给所有为中共做谍报的人一个清晰的信号，如果事败，他们绝不会得到中共的救援，只有金无怠那样的选择，要麽自杀，要麽把牢底坐穿。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5月号） |
| 托尔斯泰的婚姻悲剧 1999-04-11 |
|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不同。”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的《安娜．卡列尼娜》中著名的卷首语。 但不幸的是，这位世界大文豪的家庭生活正是这“不幸”中的一种，而且是最不幸的那种——
托尔斯泰在82岁高龄的时候，弃家出走，离开了共同生活了48年的妻子，在俄罗斯寒冷的冬天，颠簸在烟雾弥漫、四处漏风的三等火车车厢里，最後罗患肺炎，客死在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车站的木房里。 ●临死也不见妻子 在托尔斯泰弥留之际，全球各地的记者云集这个小车站，报道这位世界著名作家的最後时刻；他的所有子女也都来到膝下，但他惟独不想见自己的妻子索妮娅。近半个世纪的婚姻，最後竟绝情到临死也不想见妻子一面，可见“心”已“伤”到何等地步。这场夫妻，可谓悲惨至极。 在世界知名作家中，像托尔斯泰这样争吵度日，活在被他称为“地狱般”的婚姻里，最後又如此这般悲惨地结束，实在是非常罕见的。托尔斯泰的婚姻到底发生了什麽严重的问题？ 《爱与恨：托尔斯泰夫妇的风暴婚姻》（Love and Hatred: The Stormy Marriage of Leo and Sonya Tolstoy）是第一本对这场悲剧婚姻给出详细答案的专著。写出了畅销全球的《柏林日记》和《第三帝国的兴亡》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研究了托尔斯泰和索妮娅的日记，托翁子女们写的“回忆录”等原始资料，以丰富的史料和大家手笔，揭示了这场婚姻失败的原因，读来像一部悲剧爱情小说。 本书也是写出了15本著作的夏伊勒的封笔之作。1993年夏天，89岁的夏伊勒写完《爱与恨》之後几个月就辞世。关於托尔斯泰婚姻生活的作品，虽有几个俄文版本，但《爱与恨》是第一部英文作品，并首次被译成中文。 ●三种搏斗，有赢有输 《爱与恨》详细描述了世界大文豪托尔斯泰一生中的“三种搏斗”： 第一，作为一个作家，托尔斯泰一直在和自己的写作困境搏斗，在构思巨著的障碍中挣扎； 第二，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的欲望和他的宗教信仰之间的灵与肉的搏斗； 第三，作为一个丈夫，他和妻子自结婚之日就开始的“至死方休的搏斗”。 在这“三种搏斗”中，第一种，托尔斯泰是赢家，他在文学史上将不朽；在第二种搏斗中，他至死都在灵与肉中挣扎，没有决出胜负；但第三种搏斗，他是完全失败了。 为什麽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等名著，在小说中对男女情感、婚姻家庭有深刻理解的大作家，却在自己的婚姻、情感生活中一败涂地？ 通过《爱与恨》我们看困窘，同时他还集中体现了男人在对待妻子时的弱点；而他的妻子索妮娅，又是表现女人所有毛病的典型。这样的两个人，“移乾柴近烈火”，就“无怪其燃”，在一生的相互肝火煎熬下，最後婚姻和爱都被烤乾，同归於尽。 ●思想差距是堵墙 夫妻感情不和，双方思想差距往往是个重要因素。托尔斯泰作为大作家，本来和妻子就有思想差距，而在他中年“畈依”新宗教，有了“新思想”後，夫妻之间的思想鸿沟就更深更大。 托尔斯泰畈依新宗教後，憎恨“私有财产”，同情农民，厌恶自己的贵族乡绅生活，要放弃自己的版税，把庄园分给农民。而他的妻子对这些“新思想”既不理解，更完全不能接受。认为丈夫的“整套哲学牵强附会、矫揉造作，完全建筑在虚荣心、名利欲和出风头的基础上。” 托尔斯泰的新思想，大部份是“社会主义式的”，连他本人都做不到。例如他主张像农民那样耕作、生活，但他却一直读书写作，至死过著贵族生活。他“畈依”後宣称要完全戒除淫欲，甚至连夫妻性生活也不例外，但是他却一再使妻子怀孕，生出了13个孩子。因此连托尔斯泰的哥哥谢尔盖也认为弟弟“虚伪，言行不一”。 但托尔斯泰却要求妻子必须接受他的思想，说“除非你靠近我所靠近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相处。”於是夫妻俩由於思想差距进行了一场无休止的内战，使这位写出了《战争与和平》的文豪家里，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天才不需与人交流 托尔斯泰有这些不寻常的思想，为什麽不能和妻子交流，让索妮娅理解他的“一片苦心”，最後达到夫唱妇随呢？然而，托尔斯泰恰恰有著一般男人常有的毛病，那就是忽视和妻子的思想感情交流。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把男女之情描写得维妙维肖，对小说中的人物在婚姻中的复杂心理更是刻划得极为深刻。读者们不得不承认作者对男女情感的奥秘理解甚深。但为什麽在现实生活中，他对自己的妻子却完全不能理解，更毫无交流能力呢？ 首先大概是由於他是“天才作家”，而天才作为“先知”，是不需要和人交流的，甚至包括妻子；其次是俄罗斯的大男人主义风格，使他不屑於和妻子交流。那种天才型人物的居高临下和大男人主义的自我中心，使他从没有在精神层面平等地对待妻子。 因此索妮娅抱怨说，“他是那种以自己的创造力作为生活中心的天才之一┅┅周围的世界不过是附属品。我的整个精神生活他毫无兴趣——因为他甚至从不屑於去理解它。” 缺乏交流，是所有夫妻关系中的大忌。因为隔阂产生误解，误解导致离异，以至反目为仇。托尔斯泰有时也明白：“我不仅从没苦口婆心地恳求她相信真理，甚至不曾和颜悦色地给她表述过我的全部思想。她就在这里，躺在我身边，而我对她无话可说；应该对她说的话我说给了上帝听。” ●婚姻囚徒，彼此憎恨 虽然托尔斯泰有时感悟到了，但并没有努力去做。他更多的是对婚姻的抱怨：“我们像两个囚徒，被锁在一起彼此憎恨，破坏对方的生活却试图视而不见。我当时并不知道99％的夫妻都生活在和我一样的地狱里。”但是他忘记了，他在《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都是赞赏婚姻并对它充满乐观的。 对托尔斯泰的婚姻，作者夏伊勒感叹道：“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天独厚，惟独不具备相互理解的能力。” 夫妻之间缺乏情感交流，丈夫就很难对妻子有体贴和温情。而柔情恰恰是天下所有妻子都想从丈夫那里得到的。得不到，就为争吵孕育了岩浆，等待一次烧焦双方感情的喷发。 对妻子缺乏体贴和温情的托尔斯泰，无意识地为夫妻的一次次争吵酝酿了岩浆。例如托尔斯泰喜欢散步，但他不愿陪伴妻子一起散步，和索妮娅聊天的机会也是凤毛麟角。寂寞的索妮娅有一度喜欢上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院长，因为这位音乐家喜欢陪伴索妮娅，给她弹琴，跟她聊天。托尔斯泰自己不屑跟妻子谈话交流，但妻子和别的男人交谈他又愤怒、嫉妒。 ●“他爱我，但只在夜里“ 虽然每次托尔斯泰生病索妮娅都是精心照料，有一次连续九个月护理在床边。但妻子得病，做丈夫的托尔斯泰却不屑於过问。一次索妮娅得子宫瘤在家中做手术，托尔斯泰竟愤怒医生的到来，不仅不守护在妻子身边，竟离家去了森林散步。 得知手术成功後，他“脸上的表情不是欢喜而是巨大的痛苦。”当他回到家里看到脱险的妻子时，他竟“愤慨”得说不出话来，随後长吁道，“老天啊！多可怕的事！一个人竟不能平平安安地等死！” 这些情节，如果不是他的子女亲笔记录，简直无法让人相信，这是写出《复活》等宣扬人性作品的世界级作家的所作所为。 托尔斯泰不爱索妮娅吗？他的日记里也不乏充满激情的对妻子爱的宣言。但通读全书，人们无法不感觉他的爱是抽象的爱，苛刻的爱，头脑的爱，而不是具体的爱，宽宏的爱，心灵的爱┅┅ 因此索妮娅伤心地说，丈夫需要的只是她的肉体，“他爱我，但只在夜里，从来不在白天。”她还在日记这样抱怨：“不会有人知道他从来不曾想过要让他的妻子休息片刻，或给生病的孩子倒一杯水！32年里他从没在生病的孩子床边坐上五分钟，好让我安稳地睡一觉。” ●“生活荒诞皆因女人做难“ 托尔斯泰之所以对妻子这样缺乏体贴和柔情，还由於他有重男轻女的观念。托尔斯泰向来瞧不起女人。他认为女人弱智，不具有和男人一样的精神力量。他写道：“┅┅女人的本来面目是，她们是精神软弱的人，这不是残酷；对她们一视同仁才是残酷。” 也许是妻子索妮娅和他的一次次争吵，更加重了他对女性的成见。他竟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的生活之所以荒诞皆因为女人做难。” 即使女儿婚嫁，也增加托尔斯泰对女性的轻蔑。大女儿塔妮娅开始恋爱，使托尔斯泰非常不快。他给女儿的信说：“我无法理解一个纯洁的姑娘怎麽会想搅进这样一桩事（指结婚）。如果我是个姑娘，我无论如何不会结婚的。恋爱是一种既不高尚也不健康的情愫。”托尔斯泰认为女儿的恋爱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像“鬼迷心窍的人完全丧失理智。不是让自己和另一个人结合，而是把自己锁起来再把钥匙扔出窗外。” 当二女儿玛莎要出嫁时，托尔斯泰非常愤怒，他认为结婚是女人最没有出息的表现。他在日记中写道：“玛莎结婚了，我为她感到惋惜，就像人们痛惜一匹纯种马被拉去驮水一样。” 曾和托尔斯泰相处过的高尔基回忆说，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谈论女人，但总是带著俄国农民的粗野口气┅┅他对女人的态度是一种顽固的敌意。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於惩罚她们。┅┅这是一个男人对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幸福而进行的报复。” 快80岁的时候，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70年来我对女人的看法每况愈下，以後还会更差。” ●语言尖刻，随意伤人 这种对女性的诅咒态度，使托尔斯泰不可能发自内心地尊重妻子，平等地对待妻子。雪上加霜的是，托尔斯泰又是一个公认的难以相处的人，因为他说话太尖酸苛刻，从不在意是否伤别人的心。 屠格涅夫是最早发现托尔斯泰的才华，并鼎力向文学界推荐他的恩师。他真诚地想和托尔斯泰做朋友，但托尔斯泰毫不领情，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中说“屠格涅夫令人厌烦。┅┅他才华横溢，但他就像一个依靠管道送水的喷泉，你始终担心他会很快断水枯竭。” 契呵夫崇拜托翁，但托尔斯泰见到他，劈头就批评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够糟的了，但是你的更糟糕。”而当著高尔基的面，托尔斯泰则毫不客气地指教他“最好不要胡乱写，以後你会更糟糕。”後来高尔基感叹道，“我绝对不能和他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更不用说同一个房间里。” 托尔斯泰的小女儿萨莎相貌平平，一次托尔斯泰竟对她喊道：“我的主啊！你真难看！”萨莎是父亲的崇拜者，只好回答：“我不在乎。反正我不想嫁人。”由此可见托尔斯泰说话多麽尖酸，多麽不在乎伤别人的自尊和情感。 托尔斯泰这些“不可避免，也无法战胜”的男人常见的毛病，再加上他的天才作家的乖僻，是他的婚姻成为悲剧的致命因素。 ●夫妻像两个陌生人 但即使托尔斯泰有这麽多男人的毛病，如果他的妻子不是索妮娅，他们的婚姻也不至於悲惨到如此地步。恰恰索妮娅又是一个典型地表现了女性缺点的妻子：虚荣，嫉妒心强，性情刚烈，又神经质。 和天才生活在一起的女人，往往会感觉到思想差距。但一般女人嫁给了天才，都有一种崇拜的心理，这种心理导致她会尽力去理解天才的想法，理解不了的地方，往往采取顺从的态度。 像与托尔斯泰齐名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妻子，就是一个丈夫的崇拜者。即使陀斯妥耶夫斯基赌博输光逃到国外，她也不多加指责，反而认为贫穷更能激发他的写作激情，她则是丈夫作品的鼓掌者。 但索妮娅却是另一种类型的女人，她对作家丈夫的思想没有了解的热望，只是一味地反对。除了担心放弃庄园和版税影响家里的生活外，她对托尔斯泰的理念，为什麽要 依新宗教等，既不理解，也缺乏兴趣去探讨。当她感叹“我丈夫和我就像两个陌生人似的生活在一起，我伤心透了”时，她从没有深省这和她不关心他的精神生活，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有著直接的关系。连他们的大女儿塔妮娅也指出这一点：“你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物质生活，但是你却忽略了他更珍视的东西。如果你同样关心他的精神生活，他会是多麽感动，会百倍地报答你的付出。” ●醋意十足，从始到终 嫉妒是女人的天性。天下几乎找不到不嫉妒的女人，如果她真的是在爱中。但索妮娅的嫉妒，让其他女人都黯然失色。嫉妒不仅使她自己发疯，也逼得丈夫疯狂。 不少男性作家被称为“风流才子”，大概因为他们情感丰富、多情善“性”。但托尔斯泰自和索妮娅结合後，在48年的婚姻生活中，从无一次婚外情，虽然他的大名吸引了无数的女性崇拜者。但即使这样，妻子还是“吃醋”，而且醋意十足，从始到终。 托尔斯泰婚前曾经荒唐过，赌博，找妓女，还和自己庄园的一个女工生了一个私生子。但他在和索妮娅结婚前，把记载这些“荒唐”的日记给了未婚妻看，既表示真诚，也意味著从此与“过去”一刀两断。但当索妮娅知道了他曾和庄园女工相爱并生有一子以後，从此妒意大发。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想烧了他的日记和他的过去。”连做梦她都想杀了“那个孩子”：“我梦见了一个巨大的花园，┅┅我抓起她的孩子，撕扯起来。我扯下了他的头颅和双腿——我像疯子一样。” 对丈夫婚前的一个性行为，而且是他向未婚妻真诚地“交待”过的，索妮娅还要如此嫉妒，以至还动心思杀了人家的孩子，这种妒忌真的成了“毒剂”。就像夏伊勒所说，“妒忌！它就像癌细胞布满她的全身，而且痼疾难治。”连她自己也承认，“总有一天我会嫉妒得自杀。” ●嫉妒使人发疯 时隔40多年，当她65岁时，仍然对那个庄园女工（已80岁了）耿耿於怀，这种醋意甚至引发了她对丈夫所写的小说中那些女人的妒忌。“我在读他早期写的一些作品，其中提及的对女人的爱情令我十分厌恶和情绪低落，以至我非常乐於烧了这些东西。” 索妮娅甚至嫉妒自己最喜爱的妹妹，因为她曾和托尔斯泰一起到林子中打猎。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两人单独去树林中打鸟，天知道出了什麽事。”但她的妹妹爱的是托尔斯泰的哥哥谢尔盖。 即使托尔斯泰和他们庄园管理人的妻子谈几句话，她也烦恼。那位管理人的妻子是个知识女性，她和托尔斯泰谈政治、哲学和文学，很有共同语言。索妮娅愤怒地在日记中说：“我诅咒她万劫不复。┅┅看见她的美貌和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就愤怒，眼下我妒忌若狂。”索妮娅曾一直给托尔斯泰抄写稿子，後来她对女儿做这件事也嫉妒，因为这些活儿以前“专属”於她。 托尔斯泰晚年几乎不和任何女性来往，深居简出。但他和男人交往，索妮娅也嫉妒，甚至指责丈夫是同性恋。托尔斯泰和弟子切特科夫十分投机，成为无话不谈的密友。这一点又让索妮娅嫉妒得发狂。她在日记中写道：“我十分妒忌列夫和切特科夫的亲密关系，这个刁钻、蛮横和冷酷的人使自己成了托尔斯泰最亲近的人。”当然，她最担心的是托尔斯泰会和弟子一起立下“秘密遗嘱”，把版税和财产交给大衆，而不是留给家人。因此，每当丈夫出去骑马或步行做点运动，索妮娅不是跟踪监督，就是寻死觅活，怀疑他在和切特科夫秘密会面。 ●一哭二闹三上吊 对於妻子这些神经质的嫉妒，托尔斯泰像很多面对这种女性的男人一样，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这更刺激了索妮娅的敏感神经，她采取了传统的女人制服丈夫的方式：一哭二闹三上吊，歇斯底里地发作。彻夜痛哭，不让丈夫睡觉；半夜出走，躺在寒冷的草地上不回家；学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去“卧轨”，模仿托尔斯泰另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去深山中冻死；有一次还躺在托尔斯泰要去切特科夫家的路桥底下，等待丈夫的马车把她轧死；托尔斯泰去莫斯科拜访切特科夫，晚回来一天，索妮娅就服毒，闹得全家鸡犬不宁。有时她还在卧室用玩具手枪射击，吓唬丈夫，她要开枪自杀┅┅ 无数家庭案例证明，妻子想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制服丈夫，往往适得其反。即使丈夫在“威胁”下忍耐了，但在心里，只能对女人的神经质更反感，对这种妻子更烦，情感距离更拉大。索妮娅的“痛哭、发疯、寻死”方式显然没有多大奏效，它使托尔斯泰更厌恶这场婚姻，他在日记中写道：索妮娅“全是刻毒的语言，威胁、自杀、诅咒，诅咒每一个人。”她已“成了我痛苦的根源。”“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疯狂，我看不见任何出路。” 而索妮娅则为自己辩护：“上帝赋予我烦躁、激烈的性情难道是我的错？” ●歇斯底里和偏执狂 这真是两个相互折磨的人，他俩的日记，读都令人心痛，可以想像写时又何其痛。索妮娅的日记上常有：“卧床一天，茶饭不思，几乎流了一天眼泪。”托尔斯泰的日记则是：“睡眠糟糕，非常少。又跟往常一样激动和生气，十分压抑，我一直想哭。” 莫斯科的精神病学医生曾诊断索妮娅患了“歇斯底里和偏执狂”两种精神疾病，但向来排斥医生的托尔斯泰则认为“精神错乱常常是生活无理性无道德的结果。”从没有真正把妻子的“疯劲”当疾病治疗。 ●夫妻合影，伤心的句号 虚荣，是腐蚀女人的最大通病。索妮娅在晚年不是真正发自内心地去爱自己的丈夫，而是极力想向公衆证明她仍是大作家的妻子、托尔斯泰仍然爱著她。 托尔斯泰说，“别说爱我——根本没有这种迹象——她甚至不需要我爱她。她只需要一样——让人们认为我爱她。这就是糟糕的地方。” 在他俩结婚48周年那天，索妮娅执意要和丈夫合影，认为“夫妻亲密照”一旦登报，传遍俄国各地的关於他们婚姻的闲言碎语将不攻自破。托尔斯泰很不情愿地同意合影，但当面对摄影机、索妮娅请求他扭头和她对视时，他倔强地拒绝了。这是托尔斯泰夫妻最後一次合影，也是给48年的婚姻划上的最後一个伤心的句号。画面上，托尔斯泰直盯盯地瞪著镜头，表情恼怒。当晚托尔斯泰在日记写道：“再次要求装做恩爱的夫妻合影。我同意了，但我从头到尾感到羞耻。” 当托尔斯泰已经神智不清，奄奄一息地在小车站的木房中渡过最後时光的时候，子女们可怜母亲，正准备允许她走进木房看一眼丈夫时，竟发现她叫来摄影记者跟著她。在这样的时刻，她还念念不忘让公衆看到“托尔斯泰的妻子”仍守候在丈夫身旁。对她来说，似乎做“托尔斯泰的妻子”比做“丈夫的妻子”更重要。虚荣，扭曲了人性。她的这个举动使她失去了在丈夫活著时看他最後一眼的机会，因为子女们不仅拒绝任何记者拍照他们垂危的父亲，更对母亲的行为愤怒。 ●到底是谁的错呢？ 这位和托尔斯泰结婚48年，为他生了13个孩子，把3,000页浩瀚的《战争与和平》手稿整洁地抄写了七遍的索妮娅，最後却遭丈夫离弃，他临死都没想再看她一眼。一个多麽令人伤感的故事，让人掩卷叹息！《战争与和平》中的五个家庭，《安娜．卡列尼娜》中的两个家庭，没有哪一个比托尔斯泰的家庭更是“小说”。 这是两个相爱又相互憎恨，不能分开又无法共处的一对伴侣的爱情故事；这是一场耗尽了他们的热情，也耗尽了他们身心的婚姻经历。但是，就像他们的大女儿塔妮娅所说，“这就是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故事，有谁能说他们中哪一个是错的呢？” 注：本文是为《爱与恨》中文版所写的“序”。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9年4月11日） |
| 屠杀者的同谋——中国作家和诺贝尔奖 1999-03-18 |
| 最近，被称为中国文坛“大师”的曹禺、萧乾、钱锺书和谢冰心相继去世。於是又有人议论起“诺贝尔文学奖”，认为这些“大师”的离去，使中国人更少了得奖的机会。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的舒乙就曾说，他父亲老舍如果1966年不死，就会拿到第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失之交臂”。似乎“诺贝尔文学奖”是提前一年就确定，并已通知了获奖者家属似的。
恰恰在这样的时候，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授瓦格纳（Rudolf G．Wagner）不识时务地说，中国作家没资格拿诺贝尔奖（见上期《开放》报导）。他认为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的了解太少，对世界文化价值的理解也太浅，作品太局限於民族本位。瓦格纳的直言，肯定会引起不少中国作家的愤愤不平。但其实这位德国教授说得太客气了，且不谈中国当代文学中没有一部令人心灵震颤的作品，仅从作家们的人性程度和道义精神来看，那些中国文坛的“大师”们远谈不上是否应得诺贝尔奖，而是应该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谴责，因为他们丧失了作家的根本标 ：灵魂。让我们看看被中国人推崇的都是些什麽样的大师： ●把灵魂典押给暴政 最近去世的谢冰心除了三十年代写给孩子看的“寄小读者”等散文外，从来没有写出过任何有份量的作品。到底凭什麽她就成为中国的文学大师之一，被供为“文坛老祖母”？ 她只有两个真正的资格：一是活到99岁；二是懂得讨统治者欢心。 冰心家中客厅一直供奉著周恩来的遗像，她还“总不忘吩咐要为周恩来遗像前放一束兰花”，因为周喜欢。（台北《中央日报》1997年1月9日）她对帮助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深重苦难的周恩来如此怀念，但这位以给孩子写文章出名的冰心，对“六四”被枪杀在长安街上的孩子们却从没写过一个字的悼念文章，更没有写过任何谴责政府暴行的文字。是冰心年纪太大，没有写作能力了吗？绝不是。在六四屠杀四年後的1993年底，冰心动笔了，她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怀念毛主席”的文章，为毛泽东百年生日献礼。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的苦难冰心和家人都亲身经历过：她的丈夫当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她虽70高龄并患重病仍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但这一切都没有改变她对暴君的深厚感情。以1993年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不会有任何人强迫93岁的冰心写这种文章。 当然，活到99岁还在“深切怀念毛主席”的人，怎麽可能会撰文怀念那些被毛主席们杀死的孩子呢？ 对这个早就把灵魂典押给共产政权的老太婆，曾官拜中共内阁大臣的原文化部长王蒙还赞美说“她在自然、本色、真诚、平实中又富有原则”；巴金则称誉“她是多麽坦率，又那麽纯真”；萧乾更乾脆，说“她完美得够得上一位圣者”。（纽约《侨报》1994年10月11日）由此可见，在中国作家的辞典中，“原则，纯真和完美”，不仅已贬值到一钱不值，而且到了黑白颠倒的地步！ ●兢兢业业侍奉中共 另一个“大师”剧作家曹禺，也像冰心一样，自三十年代写出《雷雨》、《日出》等名剧外，六十多年再也没有什麽有份量的作品。他晚年身体多病，一直在医院躺了八年，但直到咽气，还担任著“中国文联”主席。为什麽八年都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人还要当文联主席？曹禺的老友吴祖光说，因为曹禺“太恋官位，太听领导的话，有时甚至揣摩领导的意图。” 据曹禺夫人说，曹禺八年住院唯一最清醒的一天，是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拍摄“纪念周恩来百年诞辰”节目，夸赞他的总理一个多小时。曹禺一生这最後一个“作品”给他几十年来兢兢业业侍奉中共的历史划上了一个漂亮的句号。 ●至死不向暴行说“不” 不久前去世的萧乾、钱锺书虽和中共保持著一定距离，但这两位“大师”也有和冰心、曹禺完全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俩到死都没有对中共暴政和天安门的屠夫写任何谴责文字。 萧乾曾做过二战时的战地记者；他会英文，曾翻译了乔伊斯的《尤里西斯》，但他到死都在拒绝西方价值，强调“民族本位”。萧乾声称要写一本中国观点的“二战”，认为西方看世界有偏见：“西方是英雄，我们是狗熊”（纽约《世界日报》1994年9月25日）。而对中国“大师们”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他认为是西方不重视中国，评奖的人不理解中国作品中的工农形象。 最近被评为百部英文小说之首的《尤里西斯》主要从心理和哲学的角度写了三层意思：无望的过去；荒唐的现在；可悲的将来。萧乾一边翻译这样的作品，一边强调中国的工农形象，这是一种令人完全不可思议的人格分裂。 钱锺书去世，媒体都是痛悼国学大师。即使一向严词谴责中共暴行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写的怀念文章，也没有提到钱锺书至死都没有对那个迫害了千百万中国人的共产暴政公开发出抗议的声音。 ●巴金不说真话 现在仅存的“大师”是今年已95岁的巴金了。这位被誉为中国“文坛泰斗”的作家也像其他那些“大师”一样，对“六四”这样血腥的屠杀，也没有发表一个字的谴责。当年北洋军阀枪杀学生，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悼念那些被害的孩子，愤怒地称那天是“中国最黑暗的一天”。而今天中共政权公开屠杀的学生人数是北洋军阀所杀的上百倍，被誉为“泰斗”的巴金对此一直保持沉默。 是巴金因病住院丧失了写作能力了吗？不是。巴金在“六四”屠杀五年後的1994年秋天还在台湾《联合报》上撰文怀念他的一位老友。 巴金近年提倡“说真话”，但是“六四”上千名学生和市民被政府公开屠杀这样重大的生命问题难道都不包括在他的“真话”里面吗？“六四屠杀”马上就要到10周年了，难道巴金准备到死也不写一个字吗？ 不要说从没有谴责政府的暴行，巴金至今还担任著这个杀人政权的官职“全国作家协会主席”和“政协副主席”，享受省军级的高干待遇。即使六四屠杀这样震惊世界的惨剧发生，巴金也没有哪怕辞去一个官方职务，对这场屠杀表示一点点的抗议。 ●中国人里最不缺无耻 历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没听说哪个在政府担任职务的，更没有在共产政权中任官职的。因为真正的作家，都是独立於政府的，本质上都是政府和权力的批评者；人性和人道的宣扬者。不仅不会做政府的御用文人，更不会和肮脏的权力搅到一起。 例如，索尔仁尼琴回到俄国後，不仅拒绝任何官方职务，而且最近拒绝了俄国总统叶尔钦颁给他的奖。索尔仁尼琴说，他不能接受政府的奖和奖金。 另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几年前也是拒绝标 日本最高文学奖的“天皇奖”。大江认为，天皇是不民主的产物，对二战中侵略中国等国的暴行都负有责任，他绝不接受这种政府奖。 构成讽刺的是，在1994年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拒绝天皇奖不久，旅居海外的华裔画家赵无极却欢欣地领取了日本皇室颁给他的“艺术奖”（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8月号）。连日本作家都因为天皇在侵华中的责任，拒绝天皇奖；而领奖时已73岁的赵无极是经历过日本侵华、知道南京大屠杀的过来人，却毫不犹豫地领取日本皇室奖。 ●堕落在“废都”的“丰乳肥臀”中 也钗酗H说，那些“大师”都太老了，希望在中国大陆目前活跃的知名作家身上。但这批名流们又怎麽样呢？例如最近大陆两家文学刊物推选出一批“当代中国文学大师”候选。其中有王蒙、王朔、莫言、史铁生、韩少央B张承志、王安忆、张炜、陈忠实、贾平凹、苏童等19人。这19位当前活跃大陆文坛的名流，写作风格各有不同，但他们有一个绝对一致的东西，那就是对“六四屠杀”全都保持沉默。这些“大师”候选们没有一个写过悼念六四遇难学生的文章，也没有写过有关六四屠杀题材的作品，更没有一个人写过谴责政府屠杀平民的文字。这是偶然的巧合吗？绝不是！ 中国的“大师”候选和名流们是顾不过来“六四”的，他们在忙著出书，出名，沉浸在“废都”的“丰乳肥臀”之中；然後入会（作协），当官，争夺各级作协文联主席的位置。 中国的“作家协会”实际上是中共政权管理作家、并传播党的意识形态的官僚机构。在这个机构能爬上去的人，除了官方认可的文学成绩以外，也完全像在其他任何官方机构一样，必须顺从中共意图、同时自觉地替政府排挤和镇压异议声音。 ●抗议残暴，茨威格携妻自杀 有人说，中国的所谓大师们这种状态只是由於胆怯。但事实上，以目前的情形，这些名流们无论集体或以个人的名义发出悼念六四遇难者的声音，都不会有什麽危险。因此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对中共邪恶没有充分的认识、对痛苦没有切肤的感觉、没有真正的作家那种深沉的人道情怀，它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缺乏生命意识。中共自四九年建立共产政权以来，据《华盛顿邮报》记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写的长篇调查报导“毛时代的大众死亡”，被迫害致死的中国人可能“达到八千万”，它是12个香港或近4个台湾人口的总和。 对这样大规模残害中国人的共产政权邪恶，中国作家们不是一点不知道，只是在他们脑子里这些都仅是统计学上的数字，和具体生命没有关系。 而西方作家就不一样，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面对法西斯对生命的摧残和屠杀，以罗曼．罗兰为首的一大批作家联名愤怒谴责，而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为抗议纳粹残暴而携妻自杀。 ●找不到对灵魂的拷打 第二，缺乏人类意识。中国的名作家们笔下口中总是强调“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我们炎黄子孙”等等，而缺乏提倡（或根本就没有懂得）“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因而在中国大师们的作品和人品中，就难有超越民族国界的人性和人道情怀。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有痛苦，但更多的是肉体的磨难，而不能升华到整个人类灵魂的痛苦。更不要说完全找不到陀斯妥也夫斯基作品中那种对灵魂的拷打，和索尔仁尼琴那种对道义的捍卫。 第三，没有独立和尊严意识。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文人依附朝廷，歌颂皇帝。而经过党文化的熏陶，中国作家根本就不存在独立意识，更谈不上尊严感。因而，依附政府，或担任政权的官职，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什麽良心不安或不自尊的感觉，反而为官职带来的虚名和物质利益而窃喜。 ●没有“幸存者的负罪感” 第四，更没有“幸存者的负罪感”。中国作家的作品中普遍都没有二战之後犹太作家那种“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所谓“幸存者的负罪感” 主要是两层意思，一是指同样在那种摧残生命的苦难中，我幸存了，而那些同类被邪恶杀害了，作为人类的一员，我没有能保护住那些遇难者，有负疚的感觉；二是作为幸存者，如果不把我所经历的、同类被杀害的苦难写出来，则对那些丧生的同类的背叛。这种“幸存者的负罪感”是一种更高的，更接近真正作家的境界，它来源於生命意识、人类意识和人的尊严感。 中国的作家们不去深刻反省自身所缺乏的基本素质，反而愤愤不平诺贝尔奖的评审们总是把奖颁给英语作家。但他们忘记了，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都是用日语写的；索尔仁尼琴的全部作品是用俄语写的；令很多中国作家钦佩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用西班牙语写的。 这时中国作家们又要强调没有好的翻译把中国的“杰作”介绍到世界。但中国人有时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连我们这些完全看懂汉语的地道的中国人，也没从哪一部当代中文作品中感受到巨大的艺术力量和强烈的人性震撼。我不知道有哪个中国读者从哪一部中文作品中，读到了《老人与海》、《约翰．克里斯朵夫》、《百年孤独》、《古拉格群岛》、《茨瓦格医生》等作品中那种灵与肉的搏斗、那种人性的光芒、那种净化人灵魂的艺术力量？反正我没有，绝对没有！连中国人读中文原版都激动不起来，还谈什麽翻译出去，得诺贝尔奖，拉倒吧！ ●比李鹏更值得谴责 从冰心、曹禺、萧乾、钱锺书、巴金到那些所谓大师候选人，对“六四”这样清清楚楚的屠杀，无一例外地都不发出谴责的声音，这种人不仅谈不上基本的道义、人格和人性，更严重的是，他们的声望、影响力，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使他们的沉默等於是向民众传递了那个政权统治的合法性，甚至屠杀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在帮助著暴政的继续存在，等於是屠杀者的同谋；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比李鹏更值得谴责。因为李鹏就是电影中好人、坏人角色中明显的坏蛋。而作家，是万众眼中的好人，是启迪灵魂的教导者，是人生道路的指引者，如果这样的人再维护“坏蛋”的统治，就更不可容忍。 因此对中国作家来说，现在根本不是奢谈得不得诺贝尔奖，而是要先努力去做人。在如今大陆经济好转，吃喝多了的条件下，不能只长肉，也得长骨头，更得长灵魂，长心。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9年4月号） |
| 中国宪法是一张废纸 1999-03-10 |
| 中国人大最近要修宪，引起人们关注。很多人关注，不是宪法究竟要怎麽改，而是中国的宪法改的太频繁。中国迄今已制定过四部宪法；加上这次，改动有三次。全部加起来，等於宪法变动过七次，如果以1949年中共建政算起，50年来平均每七年宪法就变动一次。全世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这样把宪法当做儿戏。在美国，建国两百年来只有一部宪法，仅是增加了一些修正案。
据报道，这次中国宪法主要会有三个变动，一是把原来宪法中的“私有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部分”，改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提高了私营经济的地位。二是把“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变换了词句。三是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宪法。加强了江泽民的接班人的合法地位。 但中国人大不管怎麽改宪法，都没有触及中国现行宪法的根本弊端，那就是：一是没有设立裁决违宪的宪法法院；二是没有保障监督违宪的新闻自由。 一部宪法能够真正称得上宪法，必须要有这两个内容，否则就是一纸空文。例如，无论五七年的“反右”运动，还是後来的文化大革命，那时候，中国都是有宪法的，但中国的宪法不仅保护不了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的尊严，连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命都保不住。 我们设想，如果中国当时有新闻自由和宪法法院，可以对毛泽东的违宪行为公开报道，自由批评；同时独立的宪法法院能够对毛泽东的违宪行为给予监督和制裁，那麽不仅刘少奇的命可以保住，毛的文化革命也很难进行下去，中国人就可能避免那场大灾难。 在西方，宪政学者们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都强调，要设置独立的宪法法院，由它来阐述宪法，并裁决违宪行为；同时要绝对保障新闻自由。美国的宪法，其第一条修正案，就斩钉截铁地写道：“国会不得立法限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就是说，美国的立法机构——国会永远都不可以针对新闻制定任何法律，制定就是违宪。没有法，是最大的自由。因此美国的新闻媒体享受著相当大的自由空间。 美国虽然是政治比较稳定的国家，但也多次出现宪政危机。“水门事件”时， 独立检察官要求尼克松总统交出涉案的录音带，被白宫以总统特权拒绝，由此产生宪政危机。最後是由专管解释宪法和监督违宪的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要求尼克松必须交出录音带。此举导致尼克松辞职下台。 这次克林顿丑闻案，独立检察官要传讯克林顿的助手，白宫也是以总统特权为由拒绝，最後仍是由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作出一致裁决：总统助手必须出庭，否则是违宪。 在宝拉．琼斯女士状告克林顿性骚扰一案时，白宫以克林顿公务繁忙无法出庭为由，要求等总统任期结束後再审理此案。仍是由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全票作出裁决：总统在职期间，也必须为民事诉讼出庭。 美国出现的多次宪政危机都能平安解决，就是因为这个国家不仅有宪法，更重要的是，有保证宪法实行的机构最高法院；同时，有监督违宪行为的新闻自由。最高法院和新闻自由，这两者相辅相成，才保障了宪政民主，使宪法不是一纸空文，而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大法，受人敬重。 中国如果不能有新闻自由，不能建立监督违宪的宪法法院，无论怎麽修宪，都将是在一张废纸上改来改去，自欺欺人。 （载香港《争鸣》月刊1999年4月号） |
| 从书本走进西藏 1998-11-19 |
| 《开放》杂志的编辑嘱我写篇文章介绍有关西藏研究的书籍，我感到力所难及，因为我不是西藏问题专家，而有关西藏的中英文书籍很多，难以全面把握。这里只是把我读过和知道的一些重要书籍简略介绍一下。按作者所在地域分为四类：西方学者：流亡藏人：中国大陆；中国持不同政见者。
近年西方学者写的西藏的书有七、八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记》（John F. Avedo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纽约，1986）。艾夫唐是原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他三次去印度，前後采访了上百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见证人，以及达赖喇嘛本人，用了四年时间，写成了30万字的专著。 这本书主要报导达赖喇嘛1959年和八万藏人逃亡到印度後的情况，其中穿插西藏的历史，以及中共军队占领西藏前後的事件。由於艾夫唐是训练有素的专业记者，此书给人以客观、真实、资料丰富的印象。 该书英文版在1986年出版，广获好评。《洛杉矶时报》称“艾夫唐记述的西藏，犹如索尔仁尼琴记述的苏联，艾夫唐详细叙述的真实故事令人目瞪口呆，他所传递的双重信息——被中共镇压的西藏以及流亡在雪域之外的无畏的自由西藏——成为近年来最具有意义的报导文学。”《华盛顿邮报》评论这是“一本掷地有声的书，如果你有一颗关切这个时代的正在挣扎的灵魂，此书不可不读。” 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是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湖南的尹建新把它翻译成中文，西藏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3月出版发行。据後来台湾慧炬出版社重印此书的说明，该书在拉萨被抢购一空，其内容成为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的话题，拉萨西藏大学的多数学生都读了这本书，他们认为从此书才了解到西藏的真实历史。但该书出版不久，就被当局强令停止发行，并收缴已售出的版本。中共在“紧急通知”中说，此书的公开发行是“工作中的失误”。 1991年台湾常出版佛教书籍的慧炬出版社重印了此书，对大陆译本一字没动。 ●《西藏生与死》获奖 另一本可以和这本书互相补充的是法国学者董尼德写的《西藏生与死》（Pierre Antoine Donnet: Tibet: Survival in Question，伦敦，1994）。董尼德也是新闻记者，曾派驻北京五年。他的这本书侧重写西藏内部的情况，例如1959年藏人起义，藏人在中共殖民统治下的苦难，藏文化如何被破坏濒临毁灭等。 董尼德的书对北京和达兰萨拉都有批评，例如书中说，关於到底西藏人口有多少，“北京和达兰萨拉都在玩弄数字游戏。”《西藏生与死》获得了法国“亚历山大—戴维德尼”文学奖，并被译为日文、英文和中文（台湾时报出版社1994年出版）。 ●《喇嘛王国的覆灭》被北京偏爱 西方学者另一本重要的书是美国学者梅．格尔斯坦写的《现代西藏的历史》（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柏克来大学，1989）。格尔斯坦在书中对西藏农奴制的黑暗面毫不留情地揭露。一些为北京的西藏观点辩护的人，经常引证这本书中的资料。该书被中国大陆“时事出版社”1994年翻译出版，书名被改为《喇嘛王国的覆灭》。把原书名做这样大的改动实在太有损翻译道德。这也反映出中国大陆在选择翻译西藏书籍方面的意识形态动机。 另外几本西方人写的关於西藏的书，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例如像哈瑞尔1954年写的《西藏七年》（Heinrich Harrer: Seven Years in Tibet，纽约，1954），曾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全球畅销书。去年此书被好莱坞拍成电影，更是走俏。 此外还有科尔写的《天葬》（Blake Kerr: Sky Burial，芝加哥，1993）；理查森写的《西藏和她的历史》（H.E. Richar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伦敦，1962）；波拉格写的《西藏的地位》（Michael C. Praag: The Status of Tibet，美国科罗拉多，1987）等。 香港《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贝克写的《饿鬼：中国的秘密大饥荒》（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纽约，1996），其中详细写了西藏在六十年代初中国“大饥荒”中饿死人的情况。贝克在中国大陆查阅了很多那个时期的中共文件资料，因此该书证据详实，很有说服力。据贝克的调查，西藏是“大饥荒”中饿死人最多的地区之一。达赖喇嘛的私人医生当时正被关押，饥饿难忍时，把自己便出的一条蛔虫又吃了下去，而且还切成三段，珍惜地分几次吃。该书现在也还没有译成中文。 ●达赖喇嘛的自传影响最大 流亡藏人近年也写了好几本有关西藏的书，但大多是个人苦难的回忆录。而且几乎都没有翻译成中文。例如在西方比较有影响的是达瓦诺布的《红星下的西藏》（Dawa Norbu: Red Star Over Tibet，伦敦，1974）；嘉洋诺布的《雪地上的牧民》（Jamyang Norbu: Horseman in the Snow，达兰萨拉，1979）；达赖喇嘛的妹妹杰增白玛去年写的《我的故事》（Jetsun Pema: My Story，纽约，1979）。 藏人学者旺秋德丹．夏嘎巴写的《西藏政治史》（W. 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耶鲁大学，1967。夏嘎巴是1949年之前西藏政府的泽本——相当於审计长）被大陆译为内部参考书，该书主要阐述西藏独立的历史，它在藏人中影响很大，很多藏人偷偷传阅。 最有影响的是达赖喇嘛的两本自传《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My Land and My People，纽约，1962，台湾译为《吾土吾民》）和《流亡中的自在》（Freedom in Exile，伦敦，1990）。这两本自传都在台湾出了中文版。 《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是达赖喇嘛1959年流亡到印度後不久用藏文写的回忆录。这本书从达赖被选为灵童，写到逃亡印度後的生活，不仅写了他自己从一个普通牧民的儿子成为西藏领袖的过程，更写出了西藏在那段时间的历史。他写的亲切、自然，触人心弦，读者可以看出他是怎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世人所爱的人之一。 《流亡中的自在》是达赖喇嘛写的第二本自传。书中不仅详细地写了他自幼作为宗教领袖在万众簇拥中生活的内心感受，也介绍了神秘的西藏佛教。他还描述了和毛泽东的交往，流亡中的艰辛和对自由的体会。读者一般认为这本书比《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写得好。 此外还有西藏流亡政府外交和信息部编著的《西藏的真相》中文译本。此书全面论述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典型地反映了流亡政府的观点。书中资料丰富，但有一定的宣传味道。 如果想仅读三本书就基本了解西藏问题，那麽最好读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纪》、董尼德的《西藏的生与死》和达赖喇嘛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 ●北京出书著眼政治宣传 中国大陆出版的关於西藏的书虽然是意识形态的一部份，但有些书字里行间仍有真实史料。例如中国大陆研究西藏的专家牙含章编著的《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虽然作者在书的“序言”中说写作此书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用於对广大西藏人民进行反帝爱国主义教育。”（哪有历史学家这样写历史书的！）但这本关於西藏历史上14位达赖喇嘛传记的书，还是有些真实历史资料。 例如，北京经常援引三十年代末蒋介石派特使吴忠信去拉萨察看“灵童”，并主持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登基典礼），来证明西藏从属於中国。牙含章在书中对此写道，“所谓‘察看’，不过争回国民党政府的一点面子，实际上并无否决之权。”（见该书329页） 该书附有多幅壁画插图，其中有两幅分别是第五世达赖喇嘛和清朝皇帝顺治并排坐在金銮殿上畅谈，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和慈禧太后并排对谈。从这些壁画插图可以看出，当时达赖喇嘛和清朝皇帝皇后是平起平坐的，并无所属或上下等级之分。双方是一种“施主”和“被施者”的精神与世俗的互益关系。 ●《走过西藏》卖了八万册 大陆近年也掀起“西藏热”。在西藏生活了18年的山东出生的女作家马丽华写的五十多万字的《走过西藏》（作家出版社，1990年），详细介绍了西藏的乡土风情，在大陆成了畅销书，至去年三月，已第六次印刷，达79000册。 大陆的中国人近年写的另一本书是王力雄的《天葬》。该书今年四月由明镜出版社在香港出版。王力雄的书在阐述西藏历史部份很接近西方西藏问题专家的主流观点，即历史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这种说法，证据并不充分。即使是清朝期间，也仅仅是“宗主国”的关系。 但王力雄对1950年以後西藏现实的阐释，则有不够客观的地方。例如对1959年藏人起义遭到镇压事件，他说成是藏人暴力在前，解放军不得不镇压，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对现在很多西方人同情支持西藏的情形，王力雄认为是西方人精神空虚，在佛教中寻求支柱。这和原台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张逸骏的说辞一样，这是不了解西方社会的简单化结论。 ●异议人士的“大中国情结” 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关心西藏问题是很晚的事。1995年我编辑了《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一书。该书次年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此书收录了蒋培坤、丁子霖、严家祺、魏京生等14位异议人士的文章，都是同情或支持西藏人的。在这本书基础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藏学学者司马晋（James D. Seymour）和我又编辑了一本英文的《中国异议人士看西藏》（Tibet Trough Chinese Dissident Eyes），该书由美国M. E. Sharpe出版社去年出版，今年出了平装本。 1994年圣诞节，我应邀去纽约一位民运朋友家聚会。有多位民运人士比我先到，我进门刚坐下，好几个人就和我辩论西藏问题，强调西藏自古属於中国。因为我刚刚发表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一文。辩到後来，我问他们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看了哪些有关西藏的书，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一个人看过任何一本有关西藏的书。他们的西藏观点都是北京长期宣传的耳濡目染。由此我更痛感读书的重要。只有各种观点的书都读一读，才能从中分辨出西藏的真实。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8年12月号） |
| 被冷遇的索尔仁尼琴 1998-10-25 |
| “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俄国社会将毁灭┅┅再过一个世纪，字典里‘俄国’这个字眼，就可能惨遭删除┅┅”
这不是一个无知狂妄的俄国青年的胡言乱语，这是79岁的索尔仁尼琴（港台译为索忍尼辛）在他的新书《崩溃的俄国》（Russia in Collapse）中的预言。《纽约时报》报道这本书时说，此书是索尔仁尼琴四年前返回俄国写的第一本书，第一版印刷了五千册。 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知名作家的新书头版竟只印了五千册，对此，俄国另一名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麦德维耶夫（Medvesev）评论说：“令人吃惊的是，这样的大作家出书只能印五千册，说明俄国人对索尔仁尼琴失去了兴趣。”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Grigory Amelin）更尖刻指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 ●比卢布贬值还快的声望 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被允许在莫斯科出版时，发行了100万册。仅仅不到九年，这位大作家的声望竟比卢布贬值还快。他刚回国後在全国电视上主持的“交谈节目”因收视率太低而取消，他到各地旅行讲话也没有媒体关注。这次出书也几乎没有报纸报道。麦德维耶夫说，“他的名字使他的文章仍在报刊上发表，但没有人看。” 为什麽一位反抗共产主义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被视为俄罗斯良心的巨人，今天却被他的同胞离弃？ 有人认为，这位作家的思想与俄国社会严重脱节，“已完全过时”，成为“行走的骷髅”。但更根本的原因是，这位作家虽然一生都在反抗共产主义，但他内心深处的思想观念和共产主义的两个最重要的价值是没有多大区别的，一是视国家利益高於个人自由，二是追求人人平等，均贫富，恐惧私有财产。除此之外，他还强调民族传统，反对西方文明。 ●斯拉夫民族沙文主义 索尔仁尼琴回国後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这种语言很像当年苏共《真理报》上的话。）他在美国起程回国时，曾刻意展示他是一个“爱国者”，在机场向记者们炫耀他的“苏联护照”（除索尔仁尼琴外，他的家庭所有成员包括妻子和三个儿子都加入了美国籍），他举著“共产苏联”发给他的那本护照对记者们说，“虽然不幸运的是这上面印著‘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一本苏联护照。”一个自由作家，流亡了20年，还认为国家所属比“自由人”的身份更重要。 这种“俄罗斯国家情结”使索尔仁尼琴不能满怀欣喜地去欣赏大苏联解体後人民获得的自由和尊严。而是高声抱怨，并为失去的大国疆土而悲叹。 大苏联解体後，在多数分出去的小共和国中，俄罗斯人成了“少数民族”。索尔仁尼琴对此强烈不满，他认为这是“企图压倒俄罗斯民族的阴谋”。他在书中激愤地质问：“俄罗斯民族为什麽要受制於少数民族？”在索氏的民族观中，大俄罗斯民族应该永远高於其他民族。他主张“重建大俄罗斯”，因此，在俄国和车臣的两年冲突中，他一直谴责车臣“分裂”，而无视俄军镇压车臣人民的残酷。连客观报道这场冲突的“自由欧洲电台”也被索尔仁尼琴指责为“有点像车臣的电台”，而恰恰是这家自由电台当年向苏联广播了他那些被禁的文章和演说。 ●平等均贫富的乌托邦 俄国在走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货币不稳，物价动荡，贫富拉开。索尔仁尼琴对此激烈批评，认为统治精英摧毁了“俄国工业”，“私有化”是把祖产廉价转到“少数人手里”。他大声谴责社会贫富不均，批评人们“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 但索尔仁尼琴忽视了，或者说从来没有明白过，拥有私有财产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天赋权利之一。只有保障人们私有财产的权利，充分实行自由交换“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人民才可能富有，社会才能繁荣。 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差别，出现“不平等”。在自由（竞争）和（财富不能）平等之间，西方思想家向来主张自由第一。他们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财富的平等。在自由竞争、优胜劣败的社会，不可能有财富的平等。那种一味强调“财富平等”的社会，最後一定是既没有自由，更无平等。共产主义就是这样，在“均贫富”的“乌托邦”运动中，没收了私有财产，剥夺了个人自由，结果共产党成了吉拉斯笔下拥有一切特权的“新阶级”，使社会更没有平等和公义可言。 ●“既不懂俄国，也不懂西方” 索尔仁尼琴这种“俄罗斯至上”和反对“私有制”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对西方持抵触的态度。他呼吁，“不要尝试把西方的经验强迫地嫁接到俄国。”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精神，必须产生於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氛围。”在索氏的语汇中，经常见到的是“我们，我们”，而几乎没有“他们”和“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索尔仁尼琴指责今天俄国的走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数典忘祖”，说它造成了俄国人的“道德危机”。他疾呼：国人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和文字，不以身为俄国人为荣，俄国社会将崩溃。“未来十年，我们将萎缩到非洲国家的水平，现在我们已经被别人这样对待了！” 麦德维耶夫批评索尔仁尼琴说，“他反对社会主义，他反对资本主义，他不知道他到底要什麽。”而阿迈林更直截了当：索尔仁尼琴“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国。” 索尔仁尼琴在欧洲呆了两年，然後在美国住了18年，为什麽不了解西方文明的真正价值呢？因为在这20年中，索尔仁尼琴一点英文也没有学，更不屑於去了解西方社会，只是躲在美国佛蒙特州乡下小镇用俄文写他的《回忆录》。在启程回国开记者会时，他还是靠在哈佛读书的小儿子做英文翻译。 ●被淘汰的“电脑” 索尔仁尼琴的教训是，我们反对共产主义，不能仅仅是反对它给我们带来的苦难，更重要的是要反对造成苦难的那套价值观念。共产主义的核心就是国家民族至上，消灭私有财产，均贫富，要平等。这种希望均贫富，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俄罗斯作家中是有传统的。当年远比今天的索尔仁尼琴更有影响力的大作家托尔斯泰就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奋力疾呼取消私有财产，均贫富，要平等。和托翁齐名的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是支持社会主义理论的。这种思想二十世纪初在俄国深入人心，所以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席卷苏联。共产主义首先在俄国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俄罗斯作家们广泛地传播了平等和均贫富的观点是有直接关系的。 共产主义的另一个核心是国家和群体至上，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否认个人价值。而我们今天提倡西方文明，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方的，而是因为它的核心价值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至上，高度肯定个人价值，是更有人性的，更高的文明。 无论哪国的知识分子，人来到西方，绝不等於了解了西方，更谈不上把握了西方文明。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学习西方文明，即使在西方呆一辈子，也会像索尔仁尼琴一样，根本不了解西方文明的价值。人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不是把它搬到西方，它就可以自动地“西方化”了，如果不主动地去“清除”（delete）那些旧的“共产软件”，重新安装（install）新的文明价值，并不断“更新”（upgrade），那麽这台电脑无论在西方放了多少年，还是一台二八六，落得像索尔仁尼琴一样被淘汰的命运。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8年10月25日） |
| 性骚扰：女人的梦魇 1998-09-13 |
| 1991年秋，托马斯被布什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女教授希尔出来指控托马斯曾对她性骚扰，两人在国会听证会上的“对薄公堂”，被电视现场直播，报纸追踪报道，不仅给美国民众上了一堂“性骚扰”的普及教育课，由此也把性骚扰问题提到了全美的议事日程。
受希尔教授“挺身而出”的鼓励，越来越多的同样处境的女性站出来，通过法律向骚扰者讨回公道。近年的“琼斯告克林顿性骚扰案”，以及莫妮卡．莱文斯基和克林顿的性关系，被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使“性骚扰”问题几乎家喻户晓。 但即使这样，仍然只有很小比例的性骚扰受害者公开站出来。据统计，只有3％的被骚扰的女性出来指控骚扰者。主要的原因是证明困难。因为性骚扰的界限、证据都是很困难划定和提供的。著名的是“琼斯告克林顿性骚扰案”，今年四月被法官撤销，认为“证据不足”。 最近，对前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和克林顿性关系的调查，有了突破性进展。莱文斯基的律师说，她将承认她和克林顿有过性关系，并同意在陪审员前做证。莱文斯基和克林顿“性传闻”的证实，再次把“性骚扰”问题提到台面，引起媒体和女权专家的讨论。 ●性关系中的“借车和偷车” 曾在指控托马斯性骚扰中出了大名的希尔教授，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参加了琼斯、莱文斯基和克林顿性关系问题的讨论。但这位曾声称受到性骚扰，对性骚扰现象深恶痛绝的“女权英雄”，却独树一帜，认为现在美国对性骚扰的界限太扩大化。她认为琼斯案不是性骚扰，因为“证据不足”；威利女士在白宫被克林顿强吻和抓摸乳房也不算性骚扰，因为那不是她的工作场所。莱文斯基和克林顿的性事更不能算性骚扰，因为那是两相情愿。 美国另一个著名的女权主义领袖格洛莉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也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虽然她的文章开头说“如果现在指控克林顿性骚扰的这些事都是真的，克林顿应该去看性心理治疗医生。”但她认为琼斯案不是性骚扰。她说，性骚扰是指要求对方给予性服务，对方拒绝後，骚扰者进行报复，迫使对方就范。而克林顿在阿肯色的旅馆房间里向琼斯提出性要求，琼斯拒绝後，克林顿再没有要求，也没有报复琼斯，因此这就构不成性骚扰。对莱文斯基和克林顿的性事，她认为更和性骚扰无关，因为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她比喻说，这就如同借车和偷车的区别一样。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的性关系如同借车，是对方同意“借”的。性骚扰如同偷车，是对方不愿意，强行获得的。她的结论是，克林顿和那些女人的关系都是“借车”的关系，克林顿提出“借”之後，有的同意了，有的不借，但克林顿没有一次次纠缠著要“借”，而是对方说“不”就罢手，更没有去“偷车”。 斯泰纳姆的比喻是很俏，但毕竟人不是车。而更重要的是，当有人提出借车时，车主很清楚，如果不借，就会遭到报复，因为提出借车的人是个有权势的人，或者是她的顶头上司，这时候的借车，不可能公平。 斯泰纳姆的“借车、偷车”比喻的盲点，就在於她忽视了，或故意模糊了要借车者和提供车者，两者的身份、地位的不同，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处境的不同。而“性骚扰”的核心是有权者对无权者的骚扰，因为无权者无法对有权者性骚扰。而两者权力相等，也骚扰不成。因为所谓骚扰，就是有权者一方利用权力占无权者的“便宜”。 对“性骚扰”的定义和界限，美国也是近些年来在不断明确。最早的定义出现在1964年所定的“民权法”第七条，联邦平等就业委员会定了这样的规定： “凡是基於性的强制或胁迫他人的行为都是犯法。任何性的要求如不受人欢迎，或是当做某种交换条件或好处的，不论是用言语表达的，或是用肢体行动表达的，不论是以明示或暗示的，都构成性骚扰。” ●最高法院对性骚扰的首次阐述 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阐述“性骚扰”是在1986年，审理“梅里特银行对文森”一案时做的裁决。 文森（Mechele Vinson）是“梅里特银行”的职员，她在诉讼中说，尽管她和男主管有过近五十次的性关系，有两次还是在银行的金库里做的，但她是不情愿的，因为那位银行主管是她的顶头上司，他要求她这样做，她没有办法，只好顺从。 文森的官司在两级法院都败诉了，最後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以九票对零票一致通过，文森的“性骚扰案”成立。 大法官第一次对一九六四年的“民权法”有关性骚扰条款做了阐述，认为“性骚扰”就是“性歧视”。即使是双方都“同意”的性关系，也可能是强迫的结果。并特别强调指出，性骚扰中，女方同意和他者有了性行为不是关键，关键是女方对这种性行为是不情愿的（unwelcome）。 最高法院第二次就性骚扰做出裁决是1993年11月。那一年哈里斯（Teresa Harris）女士也是把性骚扰案打到了最高法院。 哈里斯在一个设备租赁公司工作，她的顶头上司是个男士。这位男士不断对她性骚扰，例如，说她是个“笨屁股女人”，并建议哈里斯和他一起去“假日旅馆”房间里讨论她的长薪问题。 无法忍受这种工作环境的哈里斯女士上告到法院，但在联邦“地方法院”和“上诉法庭”，她都败诉。 哈里斯上诉到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又是以九比零一致通过，哈里斯的“性骚扰案”成立。女大法官奥康纳在撰写裁决书时，第一次做出这样的解释：即使性骚扰的行为没有严重损害被骚扰者的精神心理，被骚扰者的诉讼仍然是可以成立的。即使性骚扰者，没有因为被骚扰对象拒绝而打击报复，这个骚扰案还是可以成立的。因为骚扰者的行为，已在工作场所造成了一种“敌对的工作环境”。 ●性交换和敌对的工作环境 自1986年美国最高法院判了第一例性骚扰案件之後，所有的法院都开始认定，以“性”交换“利益”是性骚扰。例如，一个老板告知或暗示他的雇员，她的去留、提升、加薪等等，都取决於她是否顺从他的性要求，这就是典型的性骚扰。 1993年最高法院对性骚扰案的裁决，明确了造成“敌对的工作环境”也是一种性骚扰。这种骚扰并不是用解雇、不加薪等方式恐吓，而是老板对雇员，或上级对下级不断进行“不受欢迎的”性要求、性建议、性评论，使工作场所变成令被骚扰者“厌恶的环境”。 最高法院的这两次对性骚扰的法律定义，为下级法院审理性骚扰案提供了明确的判案原则和事实界限。同时更鼓舞了那些被性骚扰折磨的人公开站出来，和那些骚扰者打官司，讨回公道。 ●骚扰了25个女侍的名厨 1991年，希尔指控托马斯性骚扰时，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收到的性骚扰申诉是6,883件。到1997年，这种申诉案件上升到15,889件。等於5年内上升了一倍以上。 性骚扰案的增加不仅是被骚扰者在最高法院的裁决下，受到鼓舞，出来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也说明性骚扰问题的严重程度。 今年4月，霍夫斯洛大学为纽约《每日新闻报》做的调查显示，在纽约长岛，21.4％的女性说她们工作时曾被性骚扰。在纽约皇后区，这个比例更高，达到23％。两项加起来，等於每4个女性，就有一个人被性骚扰过。性骚扰的方式多种多样，但“厌恶的环境”是非常普遍的。 例如，在长岛的“格伦．奥克斯俱乐部”（Glen Oaks Club），它的餐厅厨房，就是一个典型的“敌对的工作环境”。有4名女侍已上法院告这家餐厅的大厨对她们性骚扰。 21岁的凯瑞．罗森（Keri Rosen）小姐是大学生，她业馀时间在这家俱乐部餐厅做侍从已4年，她说，大厨菲托斯总是问她的性生活怎麽样，抓摸她，说低级下流的玩笑，还要求她口交。她向俱乐部主管反映了多次，毫无作用。因为菲托斯是个烹调技艺高超的名厨，公司不想因此解雇他。虽然这家俱乐部也有禁止性骚扰的规定，但从没有认真实行过。 据罗森小姐和其他员工的交谈得知，在这个俱乐部，被大厨菲托斯性骚扰的女侍多达25名。於是罗森和另外3名女侍在当地州法院起诉，告了大厨菲托斯性骚扰，和该俱乐部是“敌对的环境”，索赔两千万美元。此案正在审理之中。 ●性骚扰赔偿的天文数字 随著越来越多的女性站出来和骚扰者，以及所在公司打官司，那些发生了性骚扰、管理不善的公司输了官司的报道，不断出现在报纸上。 1994年9月1日，旧金山联邦地方法院的12名陪审员裁决，要求著名的“贝克＆麦肯奇律师所”付给该律师所前女秘书威克斯715万美元的性骚扰赔偿费和惩罚金。其中五万圆是精神损失费，其馀700万是惩罚金。 《纽约时报》为此发表的社论说，700万美元的惩罚金，这个庞大数字应该使那些公司的总裁们清醒了。 1997年6月4日，纽约布鲁克林区法院的陪审员裁决，要求“曼哈顿福特汽车销售公司”赔偿该公司前顾客服务顾问麦金太尔（Mclntyre）女士660万美元的性骚扰损失费和惩罚金。 35岁的麦金太尔在1994年提出诉讼，说她在这家汽车销售公司工作时，她的上级主管和另一名员工不断对她性骚扰，她的办公桌上被刻上了性挑逗的话，那个员工还抓摸过她的喉咙。 福特汽车公司赔偿的660万美元中，其中500万是惩罚金，160万是麦金太尔女士的各种补偿费。 麦金太尔性骚扰案判决之後两个月，另一家同类企业“三菱汽车公司”也被女工控告性骚扰。这次不是一个人告，而是29名女工一起告。这家总部在东京的日本汽车公司，今年六月和这些女工“庭外和解”，赔偿了3,400万美元。 ●今年的两起著名性骚扰案 今年，有两起上了报纸的著名性骚扰案的判决。一件是纽约的一家房地产经纪人公司被17名工作人员告性骚扰。这些控告人说，上级主管总是在办公室里说黄色下流的话，要求和女工有性关系，许诺给好处。在公司的聚会上，主管还请来了脱衣女郎表演。 这家在长岛、曼哈顿和花园城都有分支、员工达200多人的房地产公司，最後和这17名控告人“庭外和解”，付出了155万美元的赔偿费。这17名控告人中，有5名是黑人，还有一名是男性。 近年最大一笔性骚扰惩罚金是要求美国特快邮寄UPS公司付出的。今年2月12日，在审理“琳达．钱农对特快邮寄公司”的性骚扰一案时，陪审员裁决，邮寄公司需付8,000万美元的惩罚费，和五十万美元的性骚扰精神痛苦补偿金。 22岁的琳达．钱农（Linda Channon）小姐在该公司工作时，受到一个男性卡车司机的不断骚扰，有一次在两人争执中，那个司机用手戳了她的乳房。她向上级主管申诉後，却遭到报复，被不断调动工作，以避免和那个司机相遇。而有些工作根本不适合女性做。琳达说，“每一天我都被大声斥喝，被贬损，被羞辱。在那个公司，对男人和女人，是两个标准。”後来琳达辞职，并到法院递了诉讼状。“特快邮寄公司”对这个裁决正在上诉。 ●主管和部属约会就有麻烦 今年3月，美国有9,500多成员的公司人事部协会在首都华盛顿开会，研究如何防范性骚扰。人事部门对监督性骚扰问题很不情愿，那些人事部的主任说，“这是让我们做看家狗和警察，不是好差事。”这种差事的困难在於，无法分清部门主管和下属的约会，是两个人 入情网，真心相爱，还是以性交换利益的性骚扰。也有的主管真的最後和那个和他约会的下属结了婚，但也有很多反目为仇，下属，多为女性，控告男主管是利用职权站她的便宜，是性骚扰。 为此，一些大公司做了更严厉的规定，不仅禁止抓摸，开性玩笑，还禁止和下属谈恋爱。有的公司甚至规定，不经对方同意，往女秘书办公桌上放鲜花也不行。 这种主管和下属的约会关系是最难处理的一种，但也最容易发生性骚扰纠纷。原因很简单，一方是主管，有权，一方是属下，没有权。在这种权力不相同的两者之间发生的性关系到底有多少是公平的，真实的，有时也真是说不清楚。但很多性骚扰专家都指出，这种关系是“不真实的”，权力的失衡扭曲了这种关系。因此，在芝加哥大学和密西根大学同时担任法学教授的凯瑟琳．麦金农（Gatharine Mackinnon）在20年前就提出这样的理论：性骚扰就是性歧视。在一个有权力的男人和一个没有权的女人之间，没有所谓“同意”的性关系。 ●师生两“性”情愿是不“真实的” 这种权力失衡的性关系在大学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例如，《纽约时报》杂报道，耶鲁大学一个32岁的教授和一个16岁的女学生有了恋情，发生了性关系。但後来两个人闹翻了，女学生指控那个教授性骚扰她，说她和教授上床是在他的压力下，为了获得好的分数。这个事件发生後，耶鲁大学制定了新校规，规定教师不可以和所教的学生谈恋爱，更不可以发生性关系。 为了防止这种师生间的性骚扰，哈佛大学，爱阿华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维吉尼亚大学等几十所著名学府，都采取耶鲁大学那样的严厉校规。 但也有人认为，这样的校规不符合宪法。按照宪法，人们有性自由，教师有和学生恋爱、结婚的自由。但1988年对美西一所大学800名教师进行的调查发现，他们中有25％承认和学生有过床上关系，许多人还不止一次。 ●女人骚扰男人 九十年代初，美国畅销小说家迈可．克里斯顿（Michael Crichton）写了一本名为《揭露》（Disclosure）的畅销书，内容是一个公司男职员被女主管性骚扰。这本书後来又拍成了电影，还相当叫座。因为人们经常听到的都是男人利用权势骚扰女性，现在反过来了，女的骚扰男的，当然觉得新鲜。 但这部小说也不全是瞎编胡扯，现实中确实也存在女经理、女主管性骚扰男职员的事。据专家统计，在美国的性骚扰案件中，11％是女主管对男职员性骚扰。这更证明了最高法院在裁决性骚扰案时的定论，性骚扰不是男人对女人，而是有权力的一方利用权力要占无权者的便宜。 今年4月5日的纽约《每日新闻报》报道，45岁的公寓管理公司的部门经理路易斯（Louis）说，他在两年前刚到这个公司工作几个月，他的上级女主管就邀请他一块晚宴，之後又邀请他到她的公寓，对他调情地摸摸抓抓。他当时告诉她。“这样把公私搅到一起不合适。”後来那个女主管还是纠缠他，他向公司总部做了申诉，公司没有把这当一回事儿。而那个女主管从此和他反目为仇，处处刁难他，直到一年後她从公司调走。 路易斯对这件事很感叹，他说，“这事很滑稽，当你不在这个位置时，就不知道是什麽滋味，可想而知那些遭到性骚扰的女性是怎麽渡过的。” 1993年5月20日，洛杉矶法院在审理一个男职员告女主管性骚扰的案子时，陪审员裁决，那个女主管的公司要赔偿那个男职员100万美元。 33岁的男职员萨比诺．古铁雷兹（Sabino Gutierrez）说，他在公司上班六年来，一直受到他的顶头上司女主管玛丽亚．马丁内兹的性骚扰。由10名女人和两名男人组成的陪审团，一致裁决这个性骚扰案成立，并判决那家公司要赔偿100万。 据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的统计，在1992年的10,557件性骚扰申诉中，有968件是男性控告女主管性骚扰。 ●同性也骚扰 不仅性骚扰发生在女主管对男职员，性骚扰也发生在同性之间。今年3月4日，美国最高法院首次裁决了一个男子控告另一个男子性骚扰的案例。 9名大法官在九票对零票的裁决中认为，他们考虑的不是骚扰者和被骚扰者的性别，而是骚扰行为本身是不是存在。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同性恋权利项目的主任马特．科尔斯说：最高法院的资讯是，“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不管是同性恋者，还是非同性恋者，都不可以在工作场所受到性骚扰。” ●性：骚扰世界各地 性骚扰案例在美国这样多，并不等於性骚扰在美国最严重，而是美国比较重视这个问题。和美国相比，其他国家的性骚扰问题同样严重，但民众重视的程度，立法限制的程度，都没有达到美国这样。 例如，在俄国，性骚扰问题相当严重。1994年4月17日，《纽约时报》记者从莫斯科发回一篇关於俄国性骚扰的专题报道，报道说，在莫斯科的招工广告上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要有电脑技术，能打英文和德文，18岁到25岁之间，身材苗条，长发。经面试挑选。 俄国各大公司雇用女职员，年轻、性感也成了选择标准。有的公司在征招女秘书的广告上直接写著，“性格开放”。在莫斯科，每一个俄国人都知道这是什麽意思。有的乾脆要求应征者是单身，还要有修长的腿和金发。 女秘书在办公室里被抓摸是常事，或者被叫到旅馆房间“讨论”她的长薪问题，拒绝老板的性要求就可能被解雇。 35岁的女医生姗仕拉耶娃说，她的顶头上司，62岁的主任医师总是抓摸她，要和她上床。她不干，就要被解雇。这个主任医师已解雇过两个女护士，因为她们拒绝了他的性要求。在这家医院，就像整个俄国一样，没有谁认为这是个什麽大不了的事。姗仕拉耶娃说，“不幸的是，在这里，连丈夫们也认为这样的行为是正常的。” “莫斯科妇女银行”不仅做金融，还给夜总会介绍女郎。该银行副主任乌达洛娃说，在她的银行里，性骚扰和性歧视根本不算是问题。银行老板安德洛科更直率：“如果一个给我工作的女人结婚了，我就解雇她。” ●日本男人的最新“爱好” 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日本，性骚扰同样严重。今年3月12日日本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政府机关里，17％的女公务员曾被上司要求发生性关系，其中6.2％曾被强奸，或性侵犯。 去年四月二日《纽约时报》驻日本记者纪思道从东京发回的报道说，在地铁里抓摸女孩子在日本是平常事。69％的女中学生说，她们在地铁里被性骚扰过。 该报道介绍说，日本男人的最新“爱好”是找女中学生上床，一小时150美元。妓院为招揽顾客，就把春房装饰得像中学课堂，年轻的妓女穿上中学校服，打扮成小中学生的样子，挤出一脸天真，来满足嫖客。 日本的法律是，男人和12岁以上的女孩有性关系是合法的。一项调查显示，东京的高中生中，有25％的女学生参加了“黄色电话服务俱乐部”，在电话中给男性提供“性服务”。其中4％承认她们和男人上床换取报酬。 ●中国：性骚扰司空见惯 在中国大陆，随著经济发展，私人企业兴起，公司女秘书几乎成了总经理情妇的代名词。经理招女秘书，都要求年轻、漂亮、单身，还要“思想开放”。和俄国招工广告上的“性格开放”异曲同工。这样的“秘书”被大陆人称为“小蜜”，即像小蜜蜂一样绕著经理转，和经理的关系亲亲“蜜蜜”。 那些拒绝经理性要求的女秘书或女职员，不是被解雇，就是遭到经理白眼，没有提升长薪的机会。有的根本就不会被雇用，找工作到处碰壁。 性骚扰像在俄国一样，在中国大陆也没有得到重视，没人把它当做大不了的事。性开放已成为中国的一个潮流，变成一种时髦。据对上海五千名大学生的一项抽样调查，“赞成婚外性行为的男大学生超过50％，女大学生为45％。” ●泰国、中东：完全拥有，不需“骚扰” 在泰国，性骚扰更不是问题，因为泰国过去的传统是三妻六妾，等於合理合法地在家里对一群女人随心所欲地“骚扰”。连政府官员有情妇也被视为正常，根本都用不上去“骚扰”，乾脆直接拥有。 泰国刚下台不久的总理昭华立，去年向媒体公开承认，他拥有3个妻子。在中东的穆斯林国家，法律规定一个男子可以有4个妻子，但女人在公众场合却不许露脸，必须带面罩。这些国家连“性骚扰”这个词都很陌生，因为当女人已成为男人的囊中之物，尽情取用，也就不需要麻麻烦烦地去骚扰了。 ●墙里开“性”墙外香 正因为性骚扰在其他国家不是很受到重视，因此这些国家对克林顿和莱文斯基性丑闻的反应，和美国很不一样。他们认为美国人小题大做，或者是无事生非。 泰国政坛的男性欢迎陷入性丑闻的克林顿去泰国避难。女性则认为这件性丑闻在泰国不会造成如此的争议。 多次担任副总理的泰国公民党主席沙马克说，婚外情在泰国司空见惯，如果政界人士用这种事攻击对手，一定会遭到众口谴责。 泰国政府副发言人更表示，只要是“伟大领袖”，往往都精力过人，女人成群。如成吉思汗，拿破仑，毛泽东等，都是例子。在泰国政界，婚外情是寻常之事，因为如果有这种传闻，足以证明这位政客一定会是“伟大领袖”，可以跟随。 在俄国，面对他们自己的总统叶尔钦体弱多病、总做手术的衰老样子，俄国人听到克林顿和21岁的女孩子有性事，反而崇拜克林顿的活力，羡慕美国人有一个性欲旺盛、健康强壮的领袖。 莫斯科的政治分析家舍根．马科夫在电视上说，“这里的人也许觉得白宫有些事不对劲儿，但另一方面，人们认为他（克林顿）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俄国人认为，这才是应该领导国家的人。” 莫斯科的俄国外交科学学院教授乌拉迪兰．斯洛特林在谈到克林顿的性丑闻时，批评美国的女权主义和“政治正确”。他说，“现在有个东西叫‘性骚扰’：你看了一个女人一眼，就得必须和她结婚。这像17世纪的俄国乡村。”这位教授认为对克林顿的性指控是政治阴谋，“在美国，过去暗杀领导人用手枪，现在杀领导人用‘性骚扰’。” ●欧洲为克林顿“喊冤叫屈”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社论说，“中东问题，波士尼亚问题或者亚洲问题，都需要美国，和一个受人尊敬的美国总统去解决。一个被全球嘲笑的总统几乎没有能力去推动任何事。所有指控克林顿的人，必须迅速拿出证据，否则闭嘴。” 义大利的评论家埃尼欧．卡莱托在《米兰日报》上说，“把克林顿和尼克森两件丑闻相提并论是不可宽恕的错误。尼克森的丑闻比克林顿的严重很多很多，克林顿不应被评断为政坛和性坛的麦克．泰森（因强奸坐过牢的美国拳击手）。” 在英国，小报大报头版都是克林顿和莱文斯基。美国的报纸称这种性丑闻一直是英国小报，包括一些严肃报纸的“每天的面包”。婚外情是英国政治的传统，19世纪晚期的英国13任首相，11个有情妇。英国外相拉宾．库克正和妻子办分居，因为他和女秘书玛格丽特有了情事。 在欧洲，对克林顿最同情、对美国人如此看重别人的性事最愤怒的是法国人。法国《探索日报》的社论激愤地说：“想知道一个人的所有事，从根本上来说，是极权主义的做法，是纯粹的暴政。这种做法，有时候给美丽的美国民主涂上了不幸的警察国家的形象。” 法国公众意见研究所於一月底对400名法国女性所做的调查显示，83％的人同情克林顿，而不是他的指控者。 ●“八年才有三个女人，不是好情人” 1998年2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出该报记者在纽约采访的一些法国游客对克林顿性传闻的看法。 在曼哈顿“苏活画廊区”的法国餐馆用餐的37岁的法国游客弗兰科伊斯．劳德说：“我的上帝，是的，我被震惊，在8年中，仅仅有三个女人？他还是总统？他显然不是个好情人。” 餐馆的侍从麦克．赖纳特在旁边应声附和这位顾客说：“她是女人，他是男人，就这麽回事儿。我认为，因为他有性事就不要他当总统，这不是逗乐子，就是疯了。这又不是和动物有了性事。” 另一个法国游客说，“这是好消息，证明他不是同性恋。”“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仅仅对他妻子才是个问题。” ●性交换是典型的性骚扰 虽然克林顿的性骚扰问题，欧洲人觉得没什麽大不了，但在美国受到重视，被广泛讨论。一般研究性骚扰的专家都认为，性骚扰的典型案例是用权力胁迫对方提供性服务，或者叫性交换。这种交换是多种多样的，表现的形式也是十分隐晦的。 例如，克林顿和原阿肯色州女歌手珍妮佛．佛劳尔斯的性关系，和莱文斯基的性关系，都有性骚扰的成份： 第一，克林顿是个有权势的人，後者没有权力。这种性关系本身就不是平等下的产物。女权主义者洛莉亚．斯泰纳姆说克林顿和这些女人的关系是“借车”，是对方同意的，但“对方”是清楚的，同意之後会得到好处。 第二，有了性关系之後，女方都获得了好处。例如，和克林顿有多年性关系的佛劳尔斯，後来演唱生涯每况愈下，没有了工作。她向克林顿州长求援，结果被安排到州政府工作。佛劳尔斯得到的这个政府工作，原来是在政府干过多年的资深雇员查莱特．佩里做的，她是有三个孩子的母亲，因为佛劳尔斯要这个工作，她被解雇了。她曾到州里的“就业诉讼委员会”申诉，该委员会经过审理，认为佩里不该被解雇，佛劳尔斯得到这个位置是不合适的。但克林顿的密友丹．巴尼斯是“重新审核委员会”的主任，他否决了“就业诉讼委员会”的决定，硬是把那个位置给了佛劳尔斯。 莱文斯基也是两相情愿和克林顿有性关系，但莱文斯基也得到了好处。她在白宫实习结束，就被白宫方面推荐到国防部工作，起薪就是三万多。而一般一个大学毕业生想到国防部工作，难上加难，而且薪水也不会那麽高。後来莱文斯基离开了国防部，又是克林顿的密友乔登出面为她在纽约找了一个年薪四万的大公司“公共关系”行政主任的位置。这也是她和克林顿的性关系中不言而喻的“性交换”。斯泰纳姆把这说成是“借车”，两相情愿，等於熟视无赌两个人地位的不平等，和後面这些交换关系。 性骚扰问题越来越被重视，说明一个社会对女性权利的重视，对女性地位的尊重。同时也说明，人类在“性”活动中，越来越趋向於减少附加的交换因素，使人的性活动，更纯粹，更有人性。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8年9月13日） |
| 足球，政治和民族狂热 1998-07-18 |
| 法国队以她独特的足球语言—— 厉的攻势和严密的防守，在巴黎的绿草坪上创作了一首震撼世界的交响诗，在全场八万球迷欢声雷动的助威下，以三比零痛宰足球之国巴西，成为世界杯冠军，使历时一个月的足球大赛迸射出比艾菲尔铁塔还雄伟的高潮！
这是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赢得世界杯，不仅整个体育场疯癫迷狂，整个凯旋门外的香榭里拉大街成为人群的海洋，法国人不知道该做出什麽样的惊人举动，是万众攀上艾菲尔铁塔，还是把罗浮宫和礼花一起抛向夜空，才能发泄出激动和狂热。 这是曾四次获得世界杯冠军的巴西队第一次在外国进行世界杯决赛输球，除了1950年在本土进行的世界杯决赛巴西输了外，其他所有在本土和外国进行的世界杯决赛，都捧回了冠军杯。由此可知，巴西人这次会多麽失望。在决赛前，巴西队队长就对《纽约时报》记者说，“如果我们赢了球，我不期望国人给我们建纪念碑；但我们输了球，他们会宰了我。” 据估计，全球有30亿人（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在电视前观看了这场国脚云集、出神入化的足球魔术。而巴西和法国，几乎全国空巷。一个小小的足球，牵动了全球亿万颗心，紧张、兴奋、激动、狂迷，似乎每个球迷都在自己心中的绿草坪奔跑、射门┅┅连坐在观礼台上的法国总统希哈克，也不再正襟危坐、“官”冕堂皇，而是时而紧张得两手握拳，时而高兴得手舞足蹈。 除美国之外，足球恐怕是当今世界最吸引大众的体育比赛，它的强劲、耐力、速度和团队配合，都体现了人类精神。很多人对它的著迷，已到了疯狂的程度。例如，据今天出版的《时代》周刊报道，英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95％的英国男子说，他们宁可放弃和梦中最想要的女人上床，也要在电视上看足球。有人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现在时代进化，变成了男人的一半是足球。 足球也是中国人的最爱之一。1981年，中国大陆足球队以四比二打败了沙特．阿拉伯队，比赛结束已是半夜时分，我所在的黑龙江大学，学生成群结队自发地涌向大街，呼喊口号，尽情发泄，见到高干的小轿车，不是推倒就是围堵戏弄。後来得知，那天晚上，包括北京大学等，全国有几十所大专院校都发生了同样的情况。一场足球赛，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学潮。 由於时差，世界杯决赛时，中国大陆已是下半夜三点钟，但很多球迷要一直等到下半夜看球。1986年7月1日，我在编辑《深圳青年报》时，为了看阿根廷和德国的世界杯决赛，等到下半夜。深圳能收看到香港的电视，看完球赛，虽已 晨五点，但激动不已，伏案为两小时後出版的报纸写了评论“中国：每个领域都呼唤马拉多纳”，以马拉多纳的个人全能技术，批判共产主义抹煞个人，消灭个人的群体主义。报纸後来被当局查封时，这篇评论也成为罪状之一，说我们的报纸“劝邓小平退休”，却吹捧马拉多纳。 前年我去伦敦，一位朋友热心地为我联络当地一位关注中国人权的名律师，但他刚拨通电话，这位律师就极不耐烦地喊道，你知道现在整个英国在干什麽吗？原来英国和德国正进行足球决赛，这位人权律师，这时连什麽权也不顾了。 足球不仅是人们极为喜爱的体育活动，有时也是政治，最容易煽动民族主义狂热。这次世界杯，克罗西亚虽然在半决赛中输给了法国，但克国已觉得心满意足，因为他们已大胜德国队。德国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克罗西亚深受其害，这次克罗西亚在球场报了战场的仇。 美国的宿敌伊朗，这次又在球场狭路相逢。伊朗踢败了美国，举国欢呼，认为打败了“美帝”，完全把球赛变成了政治。伊朗这种做法已是惯例，去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伊朗摔跤获得冠军，伊朗也是举国欢腾，总统亲自接见摔跤选手，称赞他使伊朗国旗在“撒旦的家乡升起，戳了老美一鼻子灰！” 法国花了五亿美元专为这次世界杯建造了足球场，就为了在这个昂贵的草坪上创造奇迹，这次终於如愿以偿。近年来，法国经济萧条，罢工不断，失业率高达12％（美国是四点三），而且法国高深文化也在美国大众文化的冲击下节节败退，法国简直到了输不起的地步，民族自尊受到很大的挫伤，因此才有去年奥运会开幕式坚持要求加上法语广播，虽然那样费时费事，但法国人执意如此，因为法语已江河日下。因此，法国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都渴望能赢一个世界杯，对民族自信充一次电。 但足球解决不了法国的经济问题。法国在长期的“密特朗式社会主义”政策下，高福利，纵懒汉；大政府，低效率。在世界七大工业国中，法国的国营比例最高，占24％以上，而美国低於15％，英国低於20％。西方经济学家的名言是：私有并不一定成功，但成功的一定是私有。“公有国营”等於是失败的同义词。而大政府和高福利，既产生官僚机构，又滋养纵容懒汉。社会自然没有活力。这次世界杯的胜利等於给法兰西全民充了电，但恐怕一个晚上的狂欢放电就用尽了。法国人守住了足球大门，让巴西队空手而归，但法国人能守住上升的物价和失业率箭头的“射门”吗？ （载纽约《明报》1998年7月18日） |
| 访“西藏青年大会”主席才旦诺布——“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五 1998-07-01 |
| 在印度南方买索尔市（Mysore），我被印度最大的报纸《印度时报》的记者问到：“甘地、马丁路德金和达赖喇嘛是三位著名的非暴力哲学倡导者。甘地和路德金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为什么达赖喇嘛的非暴力至今毫无成效？”我想了一下，这样回答了他：甘地当时面对的英国，虽然殖民统治印度，但它基本上是民主国家。而路德金面对的美国，已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英美都有新闻自由，甘地和路德金的非暴力抗争，能形成舆论，英美政府的民主性质，导致他们必须考虑舆论，在民意前让步或改革。但达赖喇嘛面对的是世界上最顽固的共产专制政权，非暴力对中共不构成任何威胁，当然北京不会理睬。”
达赖喇嘛以他的非暴力哲学和世界价值等理念赢得了198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有人认为他的非暴力理念根本不灵。他1959年来到印度流亡，至今已38年，北京政府对他的任何主张都不予响应。即使去年三月他在访问台湾时更明确强调，他不谋求西藏独立，主张“中间道路”，只是寻求高度自治，让藏人治藏。但北京还是毫无反响。 流亡的藏人，尤其是青年藏人，对长期的流亡生活越来越没有耐心，主张拿起武器与中国人武力抗争的声音越来越大。我在藏人居民点采访的50多名藏人，每个人都回答说，他们心中要求的是西藏独立。但他们几乎同时强调，现在服从达赖喇嘛的决定。不久前在全印度的藏人居民点举行的民意测验显示，64.4％的藏人在回答要求西藏“独立”还是“自治”时，回答“达赖喇嘛怎么说就怎么做”。北京如果明智的话，趁达赖喇嘛健在，打开大门，双方谈判，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这对西藏人和中国人都是一件好事。一旦达赖喇嘛不在了，在藏人流亡社区，恐怕没有任何人能镇住年轻的藏人要和中国人武装斗争的声音和行动。我在藏人居民点采访中发现，年轻一代的藏人，对佛教的情怀不像上一代那样着迷，但对西藏独立的诉求则比他们的父辈更加强烈。最有代表性的是“西藏青年大会”，这个成立于1970年的团体，宗旨之一就是争取西藏独立。它现有13,000成员，是西藏流亡社区最活跃、最激进的非政府组织。西藏流亡政府的内阁成员中，一半以上曾在该组织任过主要职务。现任“西藏青年大会”主席才旦诺布（Tseten Norbu）主张，为了西藏独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恐怖主义。 1997年12月3日，在达兰萨拉的西藏旅馆，我采访了才旦诺布。 问：诺布先生，你看起来很年轻，是出生在西藏吗？ 答：1959年我出生在西藏。刚刚三个月大，父母抱着我逃到尼泊尔。在尼泊尔的藏人难民营，我上了小学中学。后来毕业于加尔满都大学，又在菲律宾大学获得学位。 问：你什么时候参加“西藏青年大会”的？ 答：我15岁就加入了“西藏青年大会”。曾四次回西藏做考察，一个月或两个月。偷渡回去，再偷渡回来。尼泊尔长期是君主专制，很多“西藏青年大会”成员被尼泊尔政府逮捕。直到1990年尼泊尔有了民主，我们的组织才合法。 问：“西藏青年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答：它是非政府组织，现有13,000名会员，全球63个支部，包括美国。会员每年交两卢比会费，还有一些外来的捐助。各级职务都由选举产生。我们这个组织的目的，不是监督西藏流亡政府，那是国会的事。我们的主要精力在于政治目标，组织游行、示威、步行抗议，绝食等。北京申办奥运会时，我们曾组织了全球抵制。 问：你们主张西藏独立，这不是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观点相抵触吗？ 答：达赖喇嘛说的很清楚，中间道路是考虑双方的利益。我们考虑的只是藏人的利益。我们主张使用任何手段来结束中共在西藏的统治。 问：你认为在达赖喇嘛和西藏人民意志之间，谁是决定者？ 答：当然是人民意志。我认为达赖喇嘛应服从人民意志。达赖喇嘛在第一次提出“五点和平计划时”就用了“全民自决”和“投票”等，就是明确宣布由全民决定。 问：你刚才说的“任何手段”？包括恐怖主义？ 答：包括。我猜想流亡的藏人有50％支持使用任何手段。但现在我们不使用，因为达赖喇嘛在。如果他不在了，任何路都开放了，那时我们就会干。会像新疆一样，西藏青年会拿起武器。 问：你们要怎么干？ 答：我们的策略是回到西藏境内，不杀人，但割电线，炸桥梁，破坏公路。面对北京一直这样蛮横，下面分会成员一直嗷嗷喊要我们下令动手，我们总部面临的压力，越来越难以承受。我们藏人曾拿起过武器，1959和1963年，我们已两次使用过暴力。 问：但你们很小，中国很大，你们有希望打赢吗？ 答：有！当然中国大我们太小，但我们抗争是值得的，因为中共一镇压，就会有国际压力，不仅政治压力，还有经济压力，国际投资都会受影响。我们的行动会引起国际注目，鼓励更多的西藏人。 问；近年来一直有藏人在西藏游行示威要求独立，很多人为此坐牢、有的死在狱中。你怎样看这种牺牲？ 答：这样的抗争应该更多。在六十年代，外面国际社会一点声援我们的声音都没有，现在则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的抗争，尤其是在西藏内部的抗争。在天安门，王维林挡坦克，坦克往哪边开，他就向哪边挡，我们看到这个，流了泪，它激励我们抗争，认可牺牲。 问：从车臣和波斯尼亚，你们学到什么教训？ 答：非常大的鼓励！你看车臣和波斯尼亚通过武装抗争，不是争取到独立了吗？ 问：但车臣独立，失去了十万人的生命。你怎么看这个？ 答：为了自由和独立，付出生命代价是值得的。为了自由独立，西藏人已死了100万。 问：如果达赖喇嘛一旦不在了，你们就会马上动手？ 答：这要看西藏流亡政府的新的领袖是不是很有力。如果很软弱，我们就会干。 问：但达赖喇嘛一旦不在了，根据你们的“转世”传统，找到新的达赖喇嘛灵童后，不是要至少等15年之后，新的达赖喇嘛年满18岁后才会做政教领袖吗？ 答：这是我们制度的问题，看我们的历史就很清楚。我们必须改正这个。我们需要政治改革。在达赖喇嘛不在期间，需要选举，选择其它高级喇嘛。 问：你主张政教分开，还是像现在这样？ 答：分开。达赖喇嘛已说过很多次，回去西藏之后，他就辞去一切职务。 问：你理想中的西藏是什么样？ 答：就像今天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样，拥有自己的国家。我个人认为，西藏需要两件事：藏人的雪山狮子旗飘扬在拉萨的布达拉宫上；西藏人有自己的护照。 （载香港《开放》1998年2月号） |
| 达赖喇嘛的巨大财富——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四 1998-06-01 |
|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除了藏人的苦难经历和全民信佛给人强烈的印象外，再一个就是藏人开办的学校，由于它教授藏文，又不收学费，吸引了大批西藏青少年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到这里求学。而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学校大多用汉语教学，而且学费越来越贵。
在距达兰萨拉四小时车路的西藏儿童村分校，校长白玛次成告诉我，该校现有1,251名学生，99％是近年从西藏逃来的，都没有护照。 这个学校有初中、高中班，学生年纪在14到17岁之间。学校共有61名教师，除一人外都是藏人。白玛介绍说，“每个月，每天，都有学生从西藏逃来这里，昨天还到了六个孩子。他们在这里学习数理化各种知识，还学习藏文、英文和印度文。毕业後，再到印度的大学深造。有的又回到这里任教。”白玛指著身边28岁的学校教务长拉噶才仁说，“他就是从这里毕业的学生。” 在课间，我采访了一个刚逃到这里才一个月的学生班禅。这个16岁的男孩告诉我，他家在拉萨附近乡下，父亲已去世，母亲50多岁，在牧场干活。他有五个兄弟两个姐妹，其中两个哥哥是和尚。家里没钱供他读书，而他特别想得到好的教育。他的舅舅做生意，有时去尼泊尔，听到这里有学校教藏文，就鼓励他逃到这求学。 “我们一批20多人一块逃的，交了700元带路费，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那路也太长了，太累，太难走，有时感觉会死在路上。”班禅说，他学完会返回西藏，为西藏的未来做点事。 ●八千西藏青少年逃来印度 达兰萨拉的“难民接待中心”主任索郎秋培介绍说：“从1990年以来，平均每年有500多孩子从西藏逃到这里，年龄在6到13岁之间。他们要翻越喜马拉雅山，在路上走一个多月，有的孩子冻死了，有的冻伤，但大部份都过来了。” 这些孩子有的是随父母来的，有的是交钱给蛇头带来的。由于中印边境双方都有大量驻军，因此偷渡者主要是进入尼泊尔，再从那里到印度。因尼泊尔与中国关系较好，在边境双方没有驻军，只有哨所，而且山口也较多。 印度驻军见到逃来的藏人，只是赶回去，不抓。见到孩子有时放他们进来。但尼泊尔哨所抓到越境藏人会交给中方，有时还勒索抢劫藏人，因为逃来的藏人都带著一些积蓄。在达兰萨拉编辑中文《西藏通讯》的达瓦才仁告诉我:“不久前，一个从西藏逃来的尼姑，在边境被尼泊尔警察强奸。” “藏人父母把孩子送到这里之後，就不管了，等于是托付给了西藏流亡政府。孩子的吃住教育等全部开支都是由流亡政府负担，主要是从西方国家募款。”索郎秋培继续介绍说，“过了七、八年之後，这些孩子父母弄到护照後，再到这里来找孩子。有的父母长期申请不到护照，想孩子心切，就冒险偷越边境过来看孩子，再以同样方法回去。因为这里的教育水准高，又不收费用，因此逃来的孩子越来越多。1979年以来，已有8,000名青少年从西藏逃来。” ●藏干与中共捉迷藏 中共当局近年开始采取措施，规定说，藏人干部如果不把孩子从印度领回来，将开除公职。当局给干部发护照，让他们来印度领孩子。由此在藏干与当局之间开始了一场“找孩子的迷藏”。 有的藏干怕丢掉饭碗，只好把孩子接回去，也有的从印度回去後谎称孩子丢了，无法找到。有的干部则利用这个机会来印度听达赖喇嘛讲经，然後对当局说，孩子被带到尼泊尔边境时又跑掉了，而他已无足够路费回去再找。也有的藏干来到印度，干脆就不回去了。“难民中心”一位刚逃来不久的藏人说，现在拉萨有些藏干煞有介事地在街上贴“寻人启示”找孩子，其实是做给当局看的，因为他们早已把孩子送到了印度。而在西藏乡下，由于现在经济开放，人员流动，孩子没有了，家里谎称说送去了城里亲戚家，当局也搞不清楚。 在西藏儿童村，校长白玛的办公桌上有一份最近有人从西藏带来的中共西藏共青团委员会开具的藏文介绍信，上面写著，如果父母不把孩子从印度领回，将开除公职。 在“难民中心”，住著一百多名新从西藏逃来的人。越来越多的藏人源源不断地逃来达兰萨拉，给流亡政府带来很大的负担。《西藏通讯》编辑达瓦才仁说，“经济上有些困难，但不是主要问题，因为国际捐款越来越多。但现在流亡政府的政策是劝逃来的人回去，因为中共向西藏大量移入汉人，使藏人已成为少数，藏人再大量逃来印度，在自己的土地上更成为少数了。而且印度终究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早晚我们要回到家园。经过劝说，逃来的藏人有一半又回去了。中共给藏人洗脑宣传说，达赖喇嘛回去要恢复农奴制，但逃来的藏人在这里亲眼看到流亡政府的民主运作，了解到西藏的真相，回去後等于是活的宣传品。” ●藏人传统：孩子六岁就进寺庙 大人回去了，孩子一般都留了下来，分配到各地藏人学校。流亡藏人在印度、尼泊尔等地建了104所学校，其中千人以上的全日制寄宿学校有7所，有65,000多名藏人学生。同时还建了一所综合大学，该大学以藏语授课，培养了很多藏学人才。 在印度南方藏人居民点拉格林，藏人办的学校有1,200名学生。居民点的行政主管、达赖喇嘛的代表索南考拉桑告诉我，学生的衣食住都是免费的，也不收学费。除了流亡政府给些资助外，主要来自国外捐款和个人赞助。现在300学生有赞助人，一个月20美元，赞助人多来自法、德、美等西方国家。 我在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儿童村采访时，遇到一个法国驻中国的女外交官，我们共进午岳犰o告诉我，她听说这里有西藏孩子需要帮助，就特意和丈夫一起来这看看并选择赞助了一个女生。 达赖喇嘛的妹妹杰增白玛现在是西藏儿童村总校校长，她告诉我，在西藏流亡社区，98％的孩子都上学就读。 有些藏人父母把孩子送到印度，是因为这里有能使孩子很早学习佛学的机会。以藏人的传统，孩子满六岁，就可以送到寺庙当和尚，学习佛经。但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规定年满18岁才可以出家。因此现在西藏的寺庙中出现了“非法和尚”：那些年龄没到18岁的和尚，在中共当局来寺庙检查时，就躲起来，检查人员一走，再进寺庙。 达瓦才仁说，“我有三个弟弟都是‘非法和尚’，有个才14岁，当局来检查，庙里的人就谎称他是临时来帮忙的。但很多小和尚被查出遣送，父母还受惩罚。因此很多家长只好把孩子送到这里的寺庙。”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拜拉库比的寺庙，有一百多名7到15岁的小和尚，绝大多数都是从西藏逃来的。 ●流亡藏人的“延安” 从西藏逃来的成人，很多也进入学校学习。在距达兰萨拉三小时山路的索噶学校，就是藏人建立的成人学校。这个学校建在山上，坐在课堂，隔著窗户就能清晰地看到雄伟壮观的喜马拉雅山脉，这个学校现有的319名学生，全部是近年从这白皑皑山脉後面的西藏逃来的。 60岁的校长降巴介绍说：“这里的学生最小的18岁，最大的35岁，多数是从西藏东部的安多（青海）逃来的，因那里学校更少。他们对当局说去拉萨做生意，逃到这里学习六个月或一年，再偷渡回西藏。” 这个学校没有校园，没有操场，只有一排排铁皮房子，作为教室和宿舍，房子之间有潺潺流动的泉水，山青水秀，充满灵气。一个筒仓式铁皮房子，有20多张床，没有取暖设备。 我去的时候是11月底，住在达兰萨拉很好的宾馆，晚上要把两条毛毯和被子全压在身上，还有时冻得难以入睡。达兰萨拉的旅馆和住家都无取暖设备，成人学校的学生们要在铁皮房子里过冬，艰苦情况可想而知。 校方发给每个学生四条毛毯。我在学生宿舍看到，每个床头除了毛毯和书籍，都挂著达赖喇嘛的像。在课间，当学生听说来了一个中国人采访，一下子围过来100多人。校长提醒我，不要拍照，不要问他们的名字，因他们还要回到西藏，免得中共找麻烦。 从甘肃天祝县逃来的今年28岁的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他毕业于甘肃省佛学院，经常听英国BBC和美国之音，因此知道了这个学校。他是前年9月和40人一起逃来的，在路上走了23天。 当我问他对西藏前途的看法，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西藏不独立，我不结婚，宁可等二十年。”当我提醒他达赖喇嘛主张西藏自治而不是西藏独立时，他马上说：“我同意达赖喇嘛的‘一国两制’，达赖喇嘛怎麽说，我都同意。” 他穿著白色衬衣，花格毛线衫，外面是西服，脚蹬皮鞋。我问他怎麽穿得这麽时髦？他笑著说，“这是学校两年前发的服装，我经常穿。”我问他“你恨不恨中国人？”他说“不恨”。“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当面你不好说？”他回答我说，“不是，我在西藏时心里就这麽想，我恨共产党。” ●千名藏人纪念“六四” 这个藏人小伙子对中国人的想法不是个别的。我在当地采访的50多名藏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去年六月，达兰萨拉的藏人们还举行了纪念“六四”死难者活动，有一千一百多人参加。我听到这个数字很是感慨，因为我居住的纽约，有30万华人，但每年纪念六四活动，参加的人都不到500人，才是千分之一强。而只有7,000藏人的达兰萨拉，有1,000多人参加，是人口的七分之一，还是纪念中国人。藏人的这种胸怀，和他们信仰佛教，遵守“戒律”中的“不杀生”、“不仇恨”有关。 降巴校长说：学校也给学生讲授一点佛学，希望能使青年人得到更多的佛教文化熏陶。学校一个月费用18万卢比，合5,000美金，由流亡政府拨给。学生们都很用央A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学习到晚上六点，一周学习六天。他们刚来时，50％的人会说中文，35％的人会藏文，其它的人什麽也不会，只会说一点点藏话，因在西藏没有学习藏语的机会。在这里他们学习藏文、英文和其它知识。 在课堂上，我看到那些二、三十岁的男女藏人，在用看图识字的藏文课本，随著老师的发音，在一字一句地复念朗读。那几十名学生一起朗诵的声音，和窗外奔涌的山间溪水声，此起彼伏，交响在一起，流动著活力和希望。它使人不期然想起四十年代的延安，那种同仇敌忾，那种艰苦奋斗，那种青年学生冲破封锁义无返顾、为国家民族献身的劲头。 ●青年藏人都想报效国家 在新德里机场接我的青年藏人诺佩正在印度的一所大学读书，他说，最大的志愿是毕业後能进西藏流亡政府工作。虽然在文盲很多的印度，一个大学毕业生很容易在印度人社会找到工作，但他认为必须为西藏自由独立做点事，尤其是他小学中学都毕业于藏人学校，流亡政府给了他免费教育，他必须回报。他前年曾利用假期偷渡进西藏进行考察。 曾陪我去南方采访的23岁的“西藏青年会”干事更秋才仁告诉我，如果流亡政府有一个空额，会有几百名藏人应征，很多都是大学生，要通过严格的考试筛选。能进入流亡政府工作，非常被人羡慕，因为大家都想为西藏做点事，为国家献身。他也是大学毕业後经过几次考试与筛选才进入“青年会”的。更秋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与藏文，还会说印度语和南方乡下的印度方言。 ●人才：西藏的未来 现在流亡社区的中层领导人，几乎全部是藏人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有这种报效国家、回报政府教育的愿望。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的素质很高，绝大部份大学毕业，很多还在美国留过学： 我在南方采访的第一个藏人居民点的行政主管索南考拉桑在纽约长岛的大学进修过硕士课程，还在挪威的“西藏之声”做过编辑；拜拉库比藏人居民点的主管普布赛达在乔治亚大学政治系读过书；南方藏人居民点总负责人丹巴桑噶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流亡政府新德里办事处主任坚巴曲桑在迈阿密大学获得比较政治学硕士学位； 流亡政府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土丹桑佩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获得硕士。哥大新闻学院是世界一流新闻院校，从这个学院毕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至今才十几人，而桑佩是第四个获得这所新闻学院硕士学位的流亡藏人； 教育部第二副部长塔西瑞卡在维吉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外交部的第二副部长索南达波，在新德里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後，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拿到政治学硕士学位。 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後，特别强调教育，不仅开办藏人学校，提供免费教育，还把一批批青年藏人送到西方国家的大学深造。西藏流亡政府现在虽然仍艰难奋斗，但它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是通晓英文，熟悉国际社会，心胸开广、有全球视野的人才。这是它最大的财富，也是西藏这个民族百压不垮、不可征服的希望与未来。 （载香港《开放》1998年6月号） |
| 不怕孤立，才有独立——专访曹长青 1998-05-01 |
| 在海外中国知识份子中，曹长青是一位最有争议和极具个性色彩的自由撰稿人。
说到争议，几乎无一不与他的文章有关。他写的批评文章并不多，但在不多的篇数中，人们仅从题目，就知道他点燃导火索的能量。例如，评戴晴的“虚饰与矫情”，批评知识份子的“习惯下跪的中国文人”，评论中国文化名流冰心、曹禺、巴金的“灵魂的扒手”，批评艾蓓自传体小说《叫父亲太沉重》的“周恩来的私生女，是真，是假？”，以及关於民运人士回国的“有尊严地回家”等等。这些文章，影响力大 ，杀伤力也大。争议由此而来。 曹长青的文风，批评时尖锐犀利，斩钉截铁，不留情面。赞扬则热情洋溢，真诚感人。在这两种表达中，他都把词语的极致发挥到淋漓尽致。於是，便有了语言的峰谷。於是，被词语支配著的角色、特别是低谷的一端，便有了被暴力或被激怒的感觉。文如其人。曹长青的豪爽、义气，再加上语言特色，便构成了他的基本个性——挑战性和进攻性！ 问题在於，在这个有争议性的世界里，一个有争议的人，就像是一枚定时炸弹，他既有“特权”对这个世界的任何不顺眼的人或事进行激烈的“语言轰炸”，又无法避免自己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自我爆炸。他的“引信”，恰好隐藏在他的语言的背後。 曹长青发表在香港《前哨》1995年12月号的“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引发了他和胡平的一场论战。遗憾的是，在这场本来可能很有意义的关於中国知识份子问题的讨论，却没有深入地进行下去，而是很快便沦为一场无聊的意气之争。 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曹长青的争议也在升级，包括他的“崇美”情绪和对西藏问题的投入，最致命的莫过於说他在对方不知晓的情况下私自录音，并将录音公开发表。在这种指责下，海外中国人的“圈子舆论”对他的人格和职业道德发出了严重警告。而这样一种特殊文化在异域的半公开传播方式，足以使人们对曹长青这个名字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尽管有的人并不完全反对他的观点。这位前《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新闻自由导报》的创办者和第一任主编，陷入了一种语境的沼泽。 如果可以将这种情形称为一种现象的话，我认为，“曹长青现象”的形成，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共产党文化＋民运文化的混合产物。在这一现象的形成过程中，与之相关的人与事，都尽其所能地扮演了各自不同的角色。探究这一现象，并非本文所能涵盖，这里，我仅就“曹长青现象”引申出的新闻自由的真正内涵，记者的价值底线，以及公众人物的隐私权等问题，对曹长青先生做了专访，希望既能够有所梳理，有所澄清，也能够引起有益的思考与争论。 ●政治观点不是个人隐私 安琪：先从你和胡平的争论开始吧。请你先介绍一下争论的起因？ 曹长青：我在“知识份子和共产党”一文中，对整个东欧知识份子和中国知识份子作了一个比较，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到现在没倒，知识份子应该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当代中国知识份子作为整体来说，缺乏对共产党邪恶本质的认识，更没有挑战的勇气。太多的中国知识人热衷於做党的奴才、政府的智囊，有意无意地在帮助那个独裁政权继续专制。独立性、尊严意识，这些对知识份子来说最宝贵的价值，在中国知识份子中从来没有建立过。因此，我们看到，一旦有人民向专制挑战时，知识份子不是站在挑战者的前列，而是扮演人民与专制政权之间的“协调人”，“协调”的目的，是想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赏识，非常可耻！ 从这个角度，我在文章中批评了中国知识份子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例如当时很多知识份子到广场劝学生，劝学生听政府的。说要给政府面子，要给政府台阶。但他们却不提给人民面子，还给人民应有的权利。我看了封从德编的《回顾与反思》一书，书中王超华回忆，当时只有严家祺提出不能劝学生，应该劝政府。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知识份子认不清自己的独立性，其思维方法仍是在共产党的框架内。从知识份子摆脱不了共产党语言和思维这个问题，我提到了胡平。我对他还是有很高评价的，认为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在那个时期是走到我们前面的。在充分肯定之後，我指出他的文章有局限性，有很多语言还没有脱出马克思主义的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没有想到，这篇文章在《世界日报》发表的当天，胡平就打电话质问我说：“我写《论言论自由》的时候你在哪里？”当时我很惊讶，因为我当时不管在哪里，今天都可以对他的一篇文章加以评论。在电话中我们就此辩论起来，很不愉快。 安琪：关於知识份子问题，你与胡平的主要分歧是什麽？ 曹长青：我觉得中国知识份子和东欧知识份子比较有很大的不同。昆德拉、哈维尔他们不是以追求权力为目的的，他们更多是种理想主义，献身精神，而中国知识份子太过於看重权力。所以我有句话是，共产党人被权力腐败，海外民运的很多人是被权力梦腐蚀了。当然，如果有些人有某种野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你就是为了要当个什麽，就不可能成功，这是我跟胡平的分歧。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太看重权力，看重他在民运中是个什麽位置，在将来的权力中心是个什麽位置，太多功利意识。 安琪：你在文章中是否引用过纯属你和胡平的私人谈话？ 曹长青：我和胡平以前对魏京生有过辩论，他认为魏京生当年是激进的，是不懂策略的。我认为魏京生当年不是不懂策略，而是勇敢的，有智慧的，指出了邓小平是将来的独裁者，指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对中国的意义。胡平认为当年包括他在内的一大批人都比魏京生深刻，但他们懂策略，不象魏京生那样直说出来。胡平的这个说法根本无法说服人。如果这个理论成立，那我也可以说，我生下来就比全世界所有的理论家都深刻，但我就是没有把我的深刻思想说出来罢了。我在与胡平辩论时提到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认为他们当年那种“直说”出来，指出“皇帝没穿新衣，赤身裸体”的真实，对大众的启蒙意义。胡平则反驳说，“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当年的做法是脱离群众的。”在我的文章里，我引用了胡平说的这一句话。胡平借这句引言大作文章，说我引用他的私下谈话。 安琪：对这种批评，你自己怎样看？ 曹长青：从言论自由的原则，私下谈话也是可以发表的。而且我不是发表他的全篇谈话，仅仅是引用其中一句话，这句话是一种政治观点，不是个人隐私。胡平从这里应得到教训，那就是作为政治人物、“民运领袖”，你的公开讲话和私下谈话应该表里一致。 由於我指出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有局限性，并批评了他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所谓“海外民运八字兵法”，我和胡平互相撰文展开争论。我觉得有争论是正常的，只有专制社会才会一个声音。我们来到海外，正是为了有这样自由讨论、自由争论的机会。我至今仍认为，不能说我的观点就是绝对正确的，胡平的就是绝对错的，这要交给时间和读者去判断。但让我愤怒的是，自从我批评了胡平的观点後，胡平在他编辑的《北京之春》上阻止我再发表文章。 安琪：胡平自己认为，他作为主编，有权决定发谁的文章或者不发谁的文章，与新闻自由没有关系。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在海外媒体确实很平常？ 曹长青：事情不是这样。第一，胡平编辑的《北京之春》杂志与香港的《前哨》等海外政论刊物性质不同。《前哨》等海外绝大部份刊物都是个人掏钱办的私营杂志，而《北京之春》不是胡平等几个人自己掏钱办的，它是台湾国民党给钱办的。据我了解，是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拨给的大陆宣传经费，每年50万美元。我曾就此与《北京之春》主编于大海核实过，他说，对这个说法“我不否认，也不承认”。台湾给钱是支持海外民运。因此，胡平办这样性质的刊物，应该办成社会公器，而不是办成个人私器。 第二，我批评了胡平的“见好就收”後，胡平在他办的《北京之春》发表了他写的三万五千字的长文，把我近年在海外报刊发表的文章通通批判了一顿，主要不是批评我的观点，而是用影射的手法，批评我的态度，说什麽红卫兵当年就是没有水平，见了教授就批斗。影射我是红卫兵，胡平是教授。因此我写了一篇回应的文章，胡平拒绝刊登，根本不给我一个答辩的机会。 第三，胡平以前见到我总是约稿，说“长青你要给我们写稿子”，但自从我批评了他的观点之後，不仅不再约稿，还不发我的文章，说我的文章“低於发表水平”。我怎麽也想不明白，怎麽我一批评胡平，我的文章就下降到低於发表水平了。这显然不是编辑有权退稿的问题。 ●为什麽要录音？ 安琪：关於你没有通过当事人同意，而将对方谈话录音拿出发表的事，是不是确实？ 曹长青：胡平和白梦有一个很长的谈话，其中谈到谁当总统？白梦跟我讲了他们的谈话，他说胡平认为魏京生将来当不上中国民主政治的开国总统，因为他在监狱里没读书，理论水平比较差。曼德拉能当上总统，因为曼德拉在监狱里读了很多书。最後明确说他胡平的理论水平比魏京生高。白梦对胡平很有看法，详细地跟我谈了胡平与他的谈话，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了白梦说的胡平与魏京生攀比谁当总统这段话。 文章写好以後，我担心白梦年轻，有压力会变化——今天看来我的直觉是对的。我就给白梦打电话说我在文章中用了他告诉我的胡平有关当总统的话，我想核实一遍，以免有误。我把那一段话在电话里念了一遍，问他是不是这个，白梦回答说是这个，并同意发表。 安琪：你们之间的谈话有录音吗？ 曹长青：当时谈话没有录音，在电话中核实的时候有录音。 安琪：白梦知道你录音了吗？ 曹长青：白梦不知道。但即使有录音，我还是觉得不放心，又给白梦打电话，要他来我家看看这篇文章，再肯定一下他说过的话。白梦来後在电脑上将整个文章看了一遍，说没问题，就是这样。但他对我说：你的稿子《北京之春》肯定不会登，胡平要是登你的稿子，那我对他的看法整个改变。白梦在吃饭过程中还讲了很多胡平如何封杀八九民运学生封从德与胡平争论文章的细节和对胡平说话出尔反尔的蔑视。 安琪：你不通过对方本人同意，就做了电话录音，这种做法是不是犯规？ 曹长青：在美国不属於犯规。第一，美国联邦法不把私下录音视为不合法。在联邦法院打这种官司，告记者的没有赢的，而且，美国50个州中有27个州的法律也不把私下录音视为非法。 第二，从新闻自由的原则，私下谈话作为新闻来源也可以发表。在美国越来越倾向“双重标准”，那就是对政治人物、公众人物，更多重视的是对他们的监督，录下他们的私下谈话并发表，并不构成侵权和诽谤。而对普通人，更重视保护他们的隐私权。 第三，作为记者，在海外中国民运圈中采访和调查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因为很多人都不诚实，他今天说的话，明天就不承认，根本没有诚信可言，逼得你只得把他的话录下来。这不是我愿意录音，而是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来对付这些瞒天过海、一话三谎的人。例如，胡平给我打电话指责我批评了他的《论言论自由》，我做了录音。他在电话里，几分钟前说的话，几分钟後就不承认，你说不录音怎麽办？而且胡平在电话中就说：“政治家在法庭上，只要发现对方没有证据， 就可以否认”。一副无赖的口吻，它提醒我对这种人必须录音。 ●受压力出尔反尔 安琪：你引述白梦的谈话内容的文章发表後，白梦有什麽反应？ 曹长青：文章发表後，白梦没有否认，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过了几天，我们之间有一次电话，他跟我说：你这篇文章给我惹祸了，闹的我鸡犬不宁。他说胡平的太太给他打电话，指责他站在我这一边，并说：你跟曹长青有什麽前途，他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政治上没有前途，你只有跟胡平走才有前途。还让白梦把跟我说过的话收回去。胡平也给他打电话施加压力。在我另一篇文章中，我引用了白梦跟我说的这个事实， 安琪：这方面的传言很多，白梦是不是跟你说过，他和你谈胡平的电话内容不要发表？ 曹长青：从来没有。 安琪：怎样解释白梦的声明？ 曹长青：我後来得知白梦在洛杉机的《星岛日报》发表声明，说他没跟我说过胡平跟他说要当总统的事。我看了之後非常吃惊。因为我跟白梦核实这段话的录音带还在手里，他怎麽敢这样否认？但白梦的声明是自相矛盾的，他说我的文章引用的他的话，全都是事实。然後又说，胡平没跟他说过要当总统的事情。他在玩弄文字技巧，细心人看出来，他没有否认他原来跟我说过的那些话，不细心的人就看的是後一句话，胡平没说自己要当总统。所以我觉得白梦做人没有原则。 安琪：你说美国一些州的法律允许记者可以单方面录音而不必告知对方或征得对方同意。那麽，在什麽情况下可以公开录音内容？ 曹长青：只要记者认为是新闻报道的需要，什麽时候都可以公开。如果你认为失实，可以打诽谤官司。你可以说这个记者不道德，没经过你的同意录了音。问题是监督权重要，还是你这个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重要？ 安琪：但是从职业道德和价值底线来讲，对记者本身有什麽约束呢？ 曹长青：在美国新闻界，这一点至今有争议。有人认为记者悄悄录音是不道德的，有人认为为了证据可以利用这种手段，这一点在记者范围内仍在讨论。比如说，由於采访困难，记者不得不以化装冒充某个人去采访，这种做法可不可以？在美国新闻界，一般这样认为：化装成地位高的去采访地位低的不行；冒充政府公职人物去采访更不行。但化装成地位低的普通人去采访，在特殊情况下是可以的。例如，如果记者扮演员警到你家里去，以员警的身份拿到了东西，是不可以的。如果扮演了一个扫地的人打入一个腐败的公司内部拿到了东西，就可以。 第一，在美国，揭露一个政治家的丑闻远比你所采取的手段是不是道德重要得多。其二，公众人物没有隐私权。在美国，一个人的名字如果在报纸上出现过两次，就算公众人物了。一个退休员警，经常参加该社区的活动，也算公众人物。加拿大有个记者冒充有关人员给英国皇室打了电话，对方跟他谈了一些事，他全部发表了，事後没人谴责这个记者。当然，我不是说谁打电话，我都要录下来。在海外我发表了大约260篇文章，而真正批评海外民运或个人的，十分之一都占不上。 安琪：那麽现在还有人给你打电话吗？ 曹长青：我现在收到的电话比以前还多。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发传真，什麽事都告诉我，包括民运的好多丑闻，都希望我来写，他们鼓掌。 安琪：你认为美国媒介对公众人物的定义适合海外中国民运人士或某些民运领袖吗？有人认为，从政治运动讲，相对於美国主流社会，大多数民运领袖并没有与之发生什麽关系，民运组织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种外国流亡者的社团活动。其中某些人，在大陆或许称得上“公众人物”，在美国或其他西方社会，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名字，难被媒体认同为“公众人物”。从生存环境讲，中国流亡民运人士在所在国，也只能算是一个挣扎在社会边缘的少数移民群体，他们受著语言、工作、生存空间等现实压迫，甚至没有几个人能完全以个人能力在美国社会谋职。 曹长青：是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并没有与当地国家的主流社会发生多大的联系。但他们在当地华人社会，经过华文媒体经常报道後，成为这个社区的知名人物。有了名气，就应该有监督，在西方叫“平衡”。而且，很多中国民运团体的领袖都在拿捐款生活。例如，我手中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1995年拨款计划书显示，仅那年，就给了美国的中国民运活动160万美元资助。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国会通过法律、一年由政府拨款几千万运作的，当然还有其他渠道募来的款。美国政府的钱，是纳税人的钱，也包括我每年交的税钱，从这个角度，也要监督。 ●“联名信”的背後 安琪：後来的”联名信”是怎样发生的？ 曹长青：1995年底到96年初之际，胡平在一个月之内，给美国《世界日报》和台北的老板写了11封信。主要内容是告该报《周刊》的主编，说他没有水平，老发曹长青的文章，要求《世界日报》撤掉该主编。信中说：“我要求《世界日报》找一批专家学者把我的文章和曹长青的文章鉴定一下， 到底谁有水平？” 安琪：据说，这并不是胡平一个人的意见？ 曹长青：胡平到处发传真，联络到九个人签名。这九个人中，其中艾蓓、贝岭、龚小夏、郭罗基等七个人都是曾被我点名批评过的，只有北岛和于大海我没有批评过。而北岛跟艾蓓是挚友，我发表过一万五千字的调查报告，批评艾蓓在自传体小说《叫父亲太沉重》中冒充周恩来的私生女。于大海与胡平是同事，他签了名後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安琪：你对这种做法有什麽认识？ 曹长青：我觉得这种暗地里拉人写联名信，而且专门找一些被我批评过、与我有个人恩怨的人签名的做法是很卑鄙的。他们利用共产党的思维方式，背後打小报告，不让你再有发表文章的机会。而这九个人全是在海外发表过文章，也能写文章的人。我想你们九个人一人写一篇，咱们笔战也行。但是九个人在背後拉帮结夥放暗箭整人。对这种做法，我不仅不怕，更不齿！ 我们在海外有言论自由，最重要的就是以言论对言论，不可以用言论之外的方式。这11封信的复印件我全部拿到了。许多人听到这个情况，包括中国社科院的朋友都说：曹长青你一定要保存好这些信件，将来我们有了自由的时候，这都是很重要的原始资料，看看我们《论言论自由》的作者最後是怎样扼杀新闻自由的。 ●批评知识份子很难 安琪：这是不是可以放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背景上去思考？例如中国当政者对知识份子的整体压迫，使得知识份子阶层处在一种弱势状态，面对强权，知识份子之间的反省与批评反而被忽略了？ 曹长青：确实象你说的这样，中国知识份子自我反省和批评的传统非常弱，这与知识份子没有独立性有关。中国文人传统是两大类：要麽到朝廷做官；要麽象竹林七贤那样到深山做隐士，两者都不是独立知识份子。虽然也有个别知识份子批评朝廷，但批评知识份子本身的声音很少。中国文人们一代又一代繁衍了那种重秩序、轻自由，重国家、轻个人的中国文化，这种文化维护巩固了专制，扼杀人性，弱智了中国人。 在制度、人、文化这三个连环的恶性循环中，当然最先应结束专制制度，但最根本的是更新文化，让它有文明。只有洋溢文明的文化，才能塑造出文明的现代人；只有现代人，才能建立和稳固一个民主制度。这也就是胡适强调的，政治革命之前，要先有思想革命。 而更新这种文化，就应该首先批评制造、捍卫这种陈腐文化的知识精英。中国知识份子中也有人做这种努力，但声势很弱，有的更是虎头蛇尾。例如中国优秀知识份子鲁迅，写批评孔已己的文章，但是到最後，他的《阿Q正传》，批评农民，批评普通人，批评国民劣根性，把矛头对准了所有的中国国民。批评大众是很容易的，他们连写文章反驳的能力都没有。 象柏杨，早年在监狱里写《中国人史纲》，批评中国文化和知识人，但最後写《丑陋的中国人》，跟鲁迅一样，批评起大众了。当我谈到这个的时候，我对鲁迅和柏杨首先充满敬意，但是我要说的是，即使在他们身上，也不把主要的批评对准知识份子。从中国今天的现实很容易看到，中国文化落伍了，我们的文明中缺少一些尊重个人权利、个人尊严、个人自由的价值。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对个人价值的肯定，更多的强调群体、国家、社会、皇帝、皇朝。这种文化是谁带来的，是知识份子。当然中国历史上有优秀知识份子，但他们是极少数，从来不占主体。 今天我们在海外也看到这种情况，你如果要批评一个人，他马上就会说：我跟他有多大的仇，什麽时候得罪他了？他首先想的是这个问题，不是想跟你观点上的不同。中国传统知识份子有这个毛病，海外知识份子延续了这个毛病，严格地说，今天中国知识份子的整体水平，远远低於五四时代，那时候产生出一大批灿烂的群星，象胡适、鲁迅，包括走了弯路的陈独秀。现在知识份子主张新权威主义，反西方，走第三条道路，宣扬民族主义情绪，想到朝廷做官等，这都是中国知识份子的很严重的问题。有人说，中国知识份子在国内不敢批共产党，在海外不敢骂国民党，因为吃了人家的嘴软麽。从香港回归，海外民运知识份子欢呼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不看重六百万人的自由、尊严，看重的是土地又多了一块。 ●事实大於意识形态 安琪：近年来你很热衷西藏问题，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请问你在西藏问题上的基本观点是什麽？ 曹长青：我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尊重西藏历史地位的真实；第二，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权利。我做记者坚持一个原则，必须尊重事实，事实大於所有意识形态。据我近年对西藏问题的研究，西藏在历史上是个独立的国家，即使辛亥革命後的民国时期，也至少是事实独立的，只是五十年代被中共军队武力占领了。在过去四十多年中，西藏人不仅受中共殖民统治，也遭受汉人种族歧视。因此，藏人要求自由、独立的呼声，完全可以理解，而且视是非大於种族的中国人，对藏人争取权利的斗争更应该支持。近代历史上，中国曾遭到外国侵略欺辱，知道种族压迫的痛苦，因此更应该站在弱小民族一边说话。 安琪：有人说你是支持藏独的，并且从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得到经济支持？ 曹长青：西藏流亡政府从未给过我一分钱。造这种谣的人，可能他们不是拿国民党的钱，就是拿共产党的钱，或者在拿美国纳税人的钱，才以这种奴才心理臆测、诋毁别人。而且这种说法，也是对藏人的侮辱。西藏人在流亡中非常艰难，他们还在依靠国际援助。得道多助，全球越来越多的人同情支持西藏，这不是钱能买来的。 我近年是发表过一些文章谈西藏问题，包括已译成藏文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一文。但文章的中心观点不是支持藏独，而是支持西藏人民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有一天他们选择独立了，中国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将来的民联阵党、自由党、民阵党、民联党，都不可以再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尊重他们选择的权利。而且这个选择权利应该归六百万西藏人民，不可以由全体人共同投票。全体投票，就等於剥夺了西藏人的权利。 我们今天反对共产党，就是因为他剥夺了我们选择的权利，不让我们投票，不让我们选择多元政治，选择市场经济。但是如果中国人一边反对共产党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利，一边又剥夺西藏人的权利，这是对自由的亵渎。这种思维，仍是共产党的思维。 安琪：你主编的《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一书，被看作是中国异议人士第一次对西藏人权的公开表态。你怎样分析中国知识份子在西藏问题上惯有的审慎与政治敏感？ 曹长青：在中国知识份子中，之所以声援西藏人的声音很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受中共长期洗脑宣传，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共对西藏问题的解释。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缺乏对中共宣传的警觉，更缺乏热情去倾听藏人的声音，阅读国际社会专家学者写的西藏专著，了解西藏的真实。很多中国人只知道一句中共常说的“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份”，其他什麽都不知道。例如我两年前到一个民运朋友家过元旦，一屋子的人都是有点文化水平的民运人士，都来批评我的西藏观点。我一问，他们没有一个人读过任何一本关於西藏的书，连中共御用西藏专家牙含章的书都没看过，更不要说读藏人和西方学者写的书了。 第二是在中国知识份子中，缺乏视是非大於种族、真理高於国界的观念。由於传统文化和共产党不断煽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很多中国人都有“大中国情结”，“大汉族主义”，连知识份子也不能把真实、道义看得高於种族。这一点，日本知识份子都已改变。例如，据最近报载，一个有三百多成员的日本律师协会，自己掏钱为中国东北一个当年被日军血洗的村子打官司，要求日本政府赔偿，他们不是站在日本教科书上所写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正义和人道的立场上，站在真实的立场上。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是这样，站在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的一边，向日本政府为中国人讨回公道，要求日本政府对二战时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受害者赔偿。最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大陆留学生举办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活动，正在普大写作的大江健三郎还捐款给这个活动。 中国知识份子缺少超越种族、肤色、国界想问题的精神，缺少追求、坚持真实的精神。我对西藏的了解，使我必须站在西藏人民的一边，呼吁他们的权利，呼吁中国人放弃大中国情结，呼吁中国人放弃殖民主义心态，尊重西藏人，跟他们交朋友。今天有达赖喇嘛健在，是中国人的幸运。因为他主张非暴力。如果没有达赖喇嘛，西藏就可能是车臣第二，那就会造成多少无辜的汉人和藏人丧生。 我的一个很基本的想法是，不要老是听北京对西藏问题的解释，要听听西藏人自己的说法。今天在西藏问题上，也许很多中国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在中国人社会中，最应该强调的是易卜生笔下的“人民公敌”精神。那就是，为了坚持真实，即使是一个人也要坚持。 ●海外民运缺少舆论监督 安琪：当你发出上述声音的时候，你个人的定位是什麽？ 曹长青：我个人定位准确地说，就是一个独立撰稿人，一个独立的知识人。当然究竟是不是独立知识份子，应该让别人来判断。我可以声明，永远不从政。我认为只要搞政治，和权力沾上边，人就会被腐蚀。今天哈维尔当了总统，立刻传出丑闻，跟自己的兄弟媳妇争房产，在电视上互相骂，看了让人痛心。再看曼德拉，当了总统了，跟台湾断交，就讲利益，讲妥协。知识份子在邪恶面前就不能妥协，没有见好就收、妥协对话这一说。有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坚持良知，坚持原则。我不喜欢从政，我最大的兴趣是办报纸，办一份中国的《纽约时报》，增加中国社会一向缺乏的监督批评的声音。办不成报纸，就做个专栏作家。 安琪：你充当监督与批评的角色，所秉持的原则是什麽？ 曹长青：我写批评文章的原则是，尊重事实，坚持是非。中国社会和稀泥、和事佬太多，缺少“较真儿”和坚持原则的人。我想在这方面做点努力。 有的民运人士说我们不要批评海外民运，我认为无论对共产党还是民运人士，都要坚持“是非”，有“非”，都要批评。共产党之所以到今天这种状况，主要是绝对权力和没有监督使他们腐败的，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说，只要让我在北京办一张自由讲话的报纸，共产党一年就会垮，因为共产党是靠谎言来维持的。现在中国的报纸，和我十年前在中国看的报纸基本上一样，版式都是一样，全都是歌功颂德，没有真话。 今天海外也是这样，海外的民运领袖也是从那种文化中出来的，如果没有监督，都是毛泽东第二，邓小平第二，李鹏第二，陈希同第二，海外民运这几年来的所有丑闻，就是因为监督的不够，批评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果我们多一点批评，可能丑闻会少一点。所以我觉得海外至少要形成一个监督的系统。当然我不是审判官，当我批评别人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前提他们忽略了，同样你们有批评我的权利。 ●中国人都会接受美国精神？ 安琪：在美国的生活体验给了你什麽？有人认为你特别崇拜美国，是这样吗？ 曹长青：是的，我非常崇拜美国精神。美国精神代表著自由精神、创造精神，它体现著当今人类的最主要文明。我在美国生活了九年，感触最深的是在这里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你可以说你想说的，写你想写的，你可以在这里看到世界一流的报纸，一流的书，一流的电影，你可以从那些一流知识份子写的书和文章中，和他们进行精神交流。我来到美国後，越来越感到当年胡适、陈独秀他们提出的中国要“全盘西化”是多麽有道理。 安琪：在中国民主进程中，应该借鉴美国及其它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些经验。但美国模式是不是唯一的？例如，相对於欧洲来说，美国在人文精神方面就显得比较匮乏，这在美国种种社会、政治问题中都有暴露。 曹长青：当然，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完美的，美国也不会例外。但我们看美国，要看它的主体价值。今天，全世界不管哪个国家，都只有一条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走美国的道路，包括欧洲的法国、德国等搞福利社会主义的国家。法国、德国失业率都高於12％，因为他们在实行大政府、公有化和福利社会。美国道路，意味著小政府，大社会，充分的市场经济，承认冲突，鼓励竞争，实行多元政治，高度肯定个人价值，提倡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充分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把思想变成一个自由市场，什麽思想都可以发表，让“消费者”选择。简单说，美国道路就是把个人、个人自由、人的尊严作为主体，作为最高原则。 美国今天的强大，不是它有原子弹，是世界唯一军事强国，不是它经济强盛，而是它有“思想的力量”（power of idea），一种自由的思想，创造的思想，把人作为人的根本观念。从目前看，下一个世纪， 基本上还会是美国主导世界，因为目前看不出哪个国家有超越美国这种自由精神的能力和超越美国的“思想力量”。 我所以推崇美国精神，不是因为它产生於美国，而是它体现著人类文明。这也是为什麽中国优秀的知识份子胡适、鲁迅、陈独秀、殷海光、柏杨等都疾呼要“全盘西化”，这也是为什麽美国精神正走向世界，它不是伴随枪炮逼迫别人接受，而是人们自愿选择的结果。为什麽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选择美国精神，因为美国精神说到底是人的精神，是自由的精神，它和人，不管什麽国家，什麽种族，什麽肤色的人的心理呼唤相适应，正如萨特概括的，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这就是西方文明走向世界的原因，实际上是人的自由精神走向千家万户。 这从台湾近年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台湾的全民直选总统，市场经济，两党政治以及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哪一个都不是中国文化的结果，都是外来的，都是西方的。从八十年代末台湾解除党禁报禁，至今才短短十年，就发生这麽大的变化，它至少说明，只要没有专制者的闭关锁国，只要没有愚顽的知识份子抱残守缺，死抱国粹，只要让人们自由选择，中国人都会接受美国精神！ （载香港《前哨》杂志1998年5月号） （安琪：原兰州《西部晨报》副总编辑，深圳《蛇口通讯报》记者，1989年六四後流亡法国） 1998-05-01 |
| 抵抗撒旦的和平偶像——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 1998-05-01 |
| 他解读「孤独、死亡、恐惧、同性恋」，认为「达赖喇嘛可能转世成女人或中国人」，比较「毛泽东和李登辉」，并预言21世纪。
1937年冬天，两岁半的男孩拉木登珠被簇拥的马队从他的出生地安多（今青海）护送到拉萨，这个後来闻名世界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从此在有一千个房间的布达拉宫潜心研经，过著隐居生活；偶然出来，也被严裹在黄顶轿中，四周是森严的警卫和马队，普通人根本见不到他。 但现在达赖喇嘛可能是当今世界旅行最多的人，一年中有六个月周游世界，访问演讲，讲经布道。他已访问过近五十个国家，在北京抗议威胁下，仍有二十多个国家元首与他会谈，包括哈维尔，曼德拉，柯林顿等。 他可能是世界上最忙的人之一。前年在澳大利亚，他一天的日程有17项，从早上七点五十开始，晚上八点还给二万人做「内心和平与世界和平」的演讲。他还给西方富豪们演讲「道德和底线」。 他的睿智、谦恭、慈悲与神秘，赢得了成千上万的崇拜者，包括好莱坞巨星李察基尔、史蒂芬席格、哈瑞森福特和莎朗史东。他演讲，票被抢购一空；他走到哪里，人们争相一睹为快，更有不少人希望被他摸一下头顶，得到他的祝福。 西方媒体称他为「人类抵抗撒旦的最後一个和平偶像」。有记者问他，人们是不是对他比对西藏更感兴趣？他调侃地回答∶「是中国政府对我的谴责和批判帮助我出名、成为更重要的人物。」 ●全球掀起「西藏热」 在电脑网络上打出「达赖喇嘛」，会出来全球媒体的一万二千八百六十篇英文报道和访问。最近美国《新闻周刊》还刊出封面故事，大字标题是∶「为什麽西藏是个问题。」好莱坞的电影「西藏七年」和「昆敦」（Kundun）上映後，全球更掀起「西藏热」。 全球媒体记者一批批奔赴印度北方小镇达兰萨拉，等待采访他。他说的每一句话，佛教徒都要仔细研究，藏人更是认真聆听。虽然绝大多数藏人都渴望西藏独立，但当达赖喇嘛提出「中庸之道」，即只要求西藏高度自治，百分之六十四点四的人回答∶达赖喇嘛怎麽说，我们都认同，据最近在流亡藏人中做的调查。有人批评达赖喇嘛向北京妥协，达赖喇嘛说∶「别人看过去，我著眼未来。别人情绪化，我更实际和智慧，即使有人认为这是可笑的智慧。」 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後，他出生地的房子被中共拆毁。1986年北京提出与达赖喇嘛谈判时又修复。现在达赖喇嘛的侄子看管，平均每年有4000人朝拜。 在达兰萨拉，他早上四点起床，祈祷、研经到六点，然後洗澡，早餐。早餐通常是西藏传统的米粥∶糌粑拌和酥油与蜂蜜。他每天只吃早、午两顿饭，晚上仅喝奶茶。他每天骑半小时自行车，晚上看英国BBC电视新闻，然後可能到他的工作室修表，他从小就对复杂的机械著迷，至今恋恋不舍。 ●坦率真诚，注重友情 1997年11月28日，我在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时发现，他的住处戒备森严，门卫检查比甘乃迪国际机场还严格。藏人朋友、负责安全的才嘉告诉我，几年前，一个藏人妓女从拉萨逃来，在接受达赖喇嘛摸顶时突然嚎啕大哭，交代说，她是中共派来的。一个世界上最热爱和平的人，住在高墙铁门与持枪士兵之中，让人感慨、悲叹。 这是我第三次采访他。他一般见人15分钟，长的半小时。我问他给我多少时间，他幽默地说「给你100小时，但今天是一小时，以後再给你99小时。」然後是他著名的大笑。但我们一气谈了三小时，藏人朋友说破了记录，但我没忘叮嘱他还欠我99小时。 采访用英文进行，据录音整理（有删节）。采访中达赖喇嘛偶然说一两句汉语，到底他的中文程度如何，如同他本人一样，充满神秘性。 ●同情与慈悲使人快乐 记者∶以前在纽约和波士顿采访你，谈了很多政治。这次我想问些关於人生的问题。你认为人在什麽样的情形下活得平静和快乐？ 达赖喇嘛∶什麽情形下？在警察国家或极权社会（大笑）。在严密控制的前苏联共产社会，没有小偷，没有妓女，没有丑闻。在毛泽东掌权时的中国也是这样，没有小偷妓女，这样的社会就有「和平」（大笑）。 记者∶那在你的领导下的「和平」是什麽情形呢？ 达赖喇嘛∶我认为，人应该有慈悲感，要关心他人。有关心他人的情怀，才不会去伤害别人，才培养了自律，这样就不需要员警，不需要政治角色。当有了内心的信仰和价值的时候，人就会平静和快乐。 记者∶怎样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达赖喇嘛∶通过教育，好的家庭与学校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富有同情心与慈悲感，关心他人，人就会达到那种境界。 记者∶孤独，是现代人的一个大问题，因此人们需要妻子或丈夫。你一直是和尚单身，有没有过感到孤独的时刻？ 达赖喇嘛∶没有。孤独，并不取决於是否单身或有否生活伴侣，而取决於人是否有正确的生活态度。如果没有正确的态度，即使结婚，有了伴侣，今天感到幸福，但一个月，一年後，那种热情和真实的感觉会一点点消失，最後可能双方成为敌人。如果你有很多朋友，和他人有很好的关系，就不会感到孤独。 记者∶在你的生命中，你有否那样的瞬间，渴望有一个人，你可以向他倾诉内心深处的所有想法？ 达赖喇嘛∶我和最亲密的朋友什麽都说。从小我就愿意和人交流，我经常可以在身边找到能分享感情的人。 ●结婚生子，麻烦太多 记者∶在你看来，是否僧侣生活比结婚生活要好？ 达赖喇嘛∶这个我很难说，但从研学佛教来看，当然和尚尼姑的单身生活更好。单身生活可以降低这个太自我中心世界中的许多附加关系∶妻子，丈夫，孩子，孩子的孩子等等。有了孩子，你就要操心他的教育、婚姻以及将来，太多麻烦事。婚姻产生太多复杂的关系，你得操心你的朋友和敌人，你妻子的朋友和敌人，你儿子的未婚妻的朋友和敌人，太多的分支关联。自然带来很多需要做的事，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僧侣生活可以集中全部精力和时间，从佛教角度，这种生活更有益。天主教亦如此。但抛开宗教的角度，泛泛地谈的话，就因人而异了。比方说，如果你的妻子分享你的感情，共担你的责任，就像两个人一个脑袋，那你就会觉得非常幸福，那就很好。 记者∶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我采访一个年轻和尚，他虔诚信仰佛教，但又非常喜欢儿童，想有个自己的孩子，为此很苦恼。你有过这种苦恼吗？你是否喜欢孩子？ 达赖喇嘛∶我喜欢孩子，因为他们诚实、天真，心胸向人开放，和儿童交往非常容易，我爱孩子。我自己的孩子？哎哟，你看看，有人为没有孩子犯愁，到处求医；有的为孩子太多烦恼，吃避丸孕，做流产。当代社会，人们不是耽心有没有孩子，而是耽心有孩子後有否足够的钱供他上学。上好的学校，意味更多的钱。孩子毕业了，又要耽心他能否找到工作，这种耽心没个完。你看，这种没有意义和不必要的问题，使做父母的觉都睡不好。 记者∶是不是因为你没有那些分支的烦恼，所以总是睡眠很好。你从没用过睡眠药？ 达赖喇嘛∶没有，我躺下就睡著，从没有吃过睡眠药。 ●死亡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份 记者∶几天前，你接受印度记者采访时说，也许哪一天在新德里与达兰萨拉的山路上发生车祸，达赖喇嘛就消失了。你是否恐惧死亡？ 达赖喇嘛∶我是半开玩笑说那话。不管怎样，这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我死了，对西藏争取自由的斗争是个打击，但这并不意味著它会停止。达赖喇嘛不在了，西藏这个民族还在，新一代藏人会继续斗争。但就像你的一篇文章中说的，「达赖喇嘛健在，会更容易解决西藏问题；如果他不在了，藏人的斗争会继续，但青年藏人可能会使用武力。」我不怎麽恐惧死亡，人早晚得死，死亡是生命的一部份。你这个问题或许应该是我有没有准备好了面对死亡。作为佛教和尚，有很多准备死亡的训练，准备死亡，即准备进入更好的来世。我已经做了一些准备，或者说这种准备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份。重要的是当你活著的时候要活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作为和尚，我没有孩子和家庭，一身无牵挂，这是我不恐惧死亡的原因之一。当然，如果我今天就死了，我还是有牵挂的，因为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还没有找到。 ●毛泽东使我恐惧 记者∶那你的一生中从没有过恐惧的时刻？ 达赖喇嘛∶有过两次。一次是1954年，我从拉萨去北京见毛主席。北京负责礼仪的官员弄得我非常紧张，他要求我见毛时要这样那样，必须做得准确无误。例如，他要我进门只能走十步，然後在一边坐下。当时连我的资深老师都很紧张。我站在前排，後面是班禅喇嘛，然後是我的资深老师，他拿著献给毛的礼物，再一个是我的年轻老师，後面跟著至少有15个人带著各种礼物给毛。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在一个不熟悉的环境见那样的首脑人物，所以有些惊恐。 但真正的恐惧是1959年3月17日那个晚上，我做了决定逃离拉萨去印度。在走到一条小河时，看到河对面有大批中国士兵，都能看到士兵枪上的刺刀。我当时真有一种恐惧，因为我们可能被全部毁掉。但同时我也有一种勇敢的感觉，因为我们决定冒任何风险，面对任何困境。那是一个经过好几天的商量、反复思考後的决定。我至今不後悔当时做了这样的决定，它关系到西藏的未来，联结西藏的历史。 记者∶你有过恶梦吗？ 达赖喇嘛∶我做过恶梦。有时梦到我1959年时不得不逃离拉萨的罗布林卡宫去印度的情景。 记者∶在上次采访中，你说各种迹象表明，你可能是最後一个达赖喇嘛。但几个月前你对西方记者说，下一个达赖喇嘛将转世在西藏之外的自由世界。你改变了想法？ 达赖喇嘛；没有。我当时所以对你那样说，是因为达赖喇嘛是否存在要取决於西藏人民。如果藏人认为达赖喇嘛现象不需要存在，那我就可能是最後一个。如果藏人要求继续这个传统，那麽，问题就是怎麽继续这个传统，是否可以像罗马教皇那样选举，或根据资历。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如果到时候西藏人想继续传统的选择方式，那麽就会有选择转世灵童的过程。在那种情况下，如果西藏人还像今天在外面过难民生活，那麽下一个达赖喇嘛只能产生在西藏之外，因为作为我的转世，十五世达赖喇嘛就是为完成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追求而存在的，如果十四世达赖喇嘛不能达到他的追求，如「五点和平计划」和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中庸之道」。 ●达赖喇嘛可能转世成女性 记者∶西藏历史上有一个达赖喇嘛不是藏人，是蒙古人。下一个达赖喇嘛有否可能转世成印度人或中国人？ 达赖喇嘛∶这是可能的。如果是中国人，可能出现在自由中国，而不是在中共统治下。也可能是纽约的中国人，或在台湾。（大笑）但以现在西藏还没有获得自由，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还在流亡的现实，他的转世最有可能是西藏人。各种事情都有内在的联结。 记者∶有没有可能你的转世会是一个女性？ 达赖喇嘛∶这是非常可能的。如果下一个达赖喇嘛是女性，会更有益。西藏传统中，很少有地位高的喇嘛转世成女性的。只有一个大喇嘛的转世是女性，她的寺庙存在了七百年。 记者∶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拜拉库比，我听说有个八千苹鸡的禽场，你去视察时说，如果你们关掉它，我能长寿，活到80岁。结果他们就关闭了这个很有经济效益的鸡场。是这样吗？ 达赖喇嘛∶我没有叫他们必须关闭，只是说，如果有其他方法可得到同样的效益，最好使用别的方法。我说过，这样我能活到80岁。 记者∶从第三世达赖喇嘛开始，除了五世66岁）和十三世达赖喇嘛（58岁）之外，其他达赖喇嘛都是在五十岁之内就去世了。你今年已63岁，你预测自己能活到多少岁？ 达赖喇嘛∶第一世达赖喇嘛活到82岁呢。我的专职医生根据我的健康状况预测，我能活到103岁。我经常梦想和期望能与中国达成协议，回到西藏。那时我会辞去一切政治职务和责任，做个自由人。我想在全西藏旅行，访问很多很多的地方。当然我也想去中国内地旅游，去见那些中国佛教徒，和不信佛教的中国兄弟姐妹，与他们分享我的想法。当然也想再来印度，见喜马拉雅山下的佛教徒；去世界各地，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你看，如果我活到百岁，我仍然会有很满的日程，可能那时我是一个坐在轮椅里的忙碌而快乐的人。（笑） ●最愿吃四川辣椒牛肉 记者∶在南方藏人居民点，市场上几乎看不到卖猪肉，藏人说他们不吃猪肉，因为你的生肖是猪。你对此怎麽看？ 达赖喇嘛∶哎哟，如果他们真的这样，他们就是愚昧或盲从。我达赖喇嘛自己都喜欢吃猪肉，对这个没有限制。我特别喜欢吃中国烹调味道的猪肉，最好的是四川菜。在我去台湾访问时，曾说过喜欢吃辣椒牛肉，记者把我这个话报道了出去。台湾邀请我的一个寺庙住持看到报导後给我发来传真说，「你最好不要提辣椒牛肉」。（笑）一般来说，藏人，尤其是年轻喇嘛避免吃鱼、鸡、猪肉和鸡蛋。 记者∶但是你全吃？ 达赖喇嘛∶是的。但在我参加佛学考试之前，不吃。过了考试，就没有限制了。西藏古文献记载，吃这些东西会损害记忆。现在藏人居民点的人不吃猪肉、鱼和鸭禽，为的避免杀戮，因佛教主张不杀生。作为佛教社会，我们当然不鼓励人们杀生。 记者∶我采访藏人居民点时看到，每个家庭，以及办公室、出租车，都挂著你的画像。你是否耽心成为何梅尼？你怎样比较你和伊朗已逝宗教领袖何梅尼？ 达赖喇嘛∶我常说，我不多不少只是一个和尚。不管人们是否把我与何梅尼比较，对我都没有什麽。还有人说我已成了好莱坞明星，我也不在乎。我真正忧虑的是有些藏人自称是佛教徒，却不知道什麽是真正的佛教，就像刚才你提到的，因为我属猪，他们就不吃猪肉，这是乱来，这就是缺乏真正佛教知识的结果。 ●一个正常的社会要有宽容 记者∶不久前你在旧金山批评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很多报纸转载，成为一时话题。在美国很多同性恋者同情支持西藏。但你的话让他们很不高兴。你是和尚，从没有过性生活，怎麽知道什麽样的性行为是好或坏？ 达赖喇嘛∶佛教有「十戒」。其中三个和身体有关的是∶杀生；偷窃；不当性行为∶它包括僧侣和他人有性关系；婚外性；同性间的性行为；口交或肛交；手淫。从佛教的观点，这些都是错的。但如果同性恋者不信仰佛教，不是佛教徒，从社会角度，如果两人真正相爱，彼此尊重，而且感觉幸福，那麽有那种关系也应该可以。不管怎麽说，比暴力要好的多。但有些同性恋者想从我这里得到赞同，对我来说，这怎麽可能？观音对此说的很清楚，这种性行为是错的，我不能改变这个。但有些社会歧视同性恋者，这也是错的，做得太过分了。如果没有爱滋病的危险，双方同意，同性恋对社会并没什麽伤害。 记者∶藏人百分之九十以上信仰佛教，以佛教立场，同性恋被视为「不当」。如果西藏获得自由独立，西藏政府将怎样对待同性恋者？ 达赖喇嘛∶西藏是个佛教社会，但没有规定每个藏人都必须信仰佛教。但如果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就应该遵守「十戒」。当然，一个佛教徒有了不当性行为，并不等於这个人就不可以继续信仰佛教。佛教的「十戒」有三个是涉及精神的∶欲望；仇恨；错误看法。所谓「错误看法」指不相信有来世和观音。这是最严重的违背戒律的行为。但即使这样，也不能说这个人就不是佛教徒。我们不能规定所有藏人都必须信仰佛教，我们怎能这样？社会一定是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有人信教，有人不信。应该宽容，包括宽容同性恋者。 记者∶自由的西藏会是多种宗教共存的社会吗？ 达赖喇嘛∶是的。 ●李登辉有真正的感情 记者∶我想换一下话题。你说当年见到毛泽东时产生恐惧。你几个月前访问台湾见到李登辉时感觉如何？ 达赖喇嘛∶李登辉是选举产生的。他对我非常友好，当他向我描述西藏的现状时，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真正的感情和关注。他的英语不是太好，但比我要好一些，但他总是努力尝试用他并不十分流利的英语和我交谈，以达到相互熟悉和亲近，这是多麽美好。 记者∶我在来印度的飞机上巧遇西藏流亡政府派到台湾的代表塔卡拉夫妇，我不久前在伦敦采访过他们。你们想和台湾发展怎样的关系？ 达赖喇嘛∶主要有三个∶第一，我认为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只不过生活在自由的社会。我希望通过交流能引起台湾的中国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并通过他们影响中国大陆。第二，我们流亡社区的农业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助和技术指导。第三，我们希望和台湾的佛教界交流，双方交换佛教文献，互译成汉藏文，通过分享，使我们更富有。 记者∶有人预测，过不了几年，民进党就会在台湾执政，如果那时台湾承认你们的达兰萨拉政府，你们会接受吗？ 达赖喇嘛∶这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会思考这个问题。不过我的主要著眼点在北京，不是台北。（笑）在我们接受之前，我们会仔细考虑它的复杂性和後果。 ●和尚的舌头不能说谎话 记者∶从我三年前采访你到现在，达兰萨拉与北京的关系没有任何进展，问题出在哪一边？ 达赖喇嘛∶当年我们签订了「十七条协议」，也就意味著西藏成了中国的一部份。我们当时百分之百地想留在中国。但北京宣称西藏过去就是中国的一部份，经常是「自古」，还「一直是」（笑），这就违背历史真实了。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我的观点是，西藏过去的政治地位，应该留给历史学家，我们应该著眼未来。 记者∶在去年德国波恩的「第二届世界声援西藏大会」上你致词说，北京要求你公开宣称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份，你说「和尚的舌头不能说谎话」。在这点上，你会妥协吗？ 达赖喇嘛∶现实是，西藏问题不是达赖喇嘛问题。北京必须尝试去懂得这一点。他们应该去了解西藏大多数普通人要什麽，而不是少数为他们服务的藏干。去倾听藏人的呼声，感受藏人的感情，然後做一些政策改变。如果中国政府不再把眼睛只盯在达赖喇嘛上，就有了正确的开始。 ●寻求西藏自治是根本目标 记者∶我在藏人居民点采访发现，无论和尚尼姑，还是普通藏人，每个人的内心呼唤是西藏独立。而你主张高度自治。在你和西藏人民之间，谁是最高权力者？ 达赖喇嘛∶当然是人民，这无可质疑。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领导人，我认为「中庸之道」能更好地解决西藏问题。如果多数藏人最後完全拒绝这个方案，那就听人民的。但现在我尝试去解释为什麽要走「中庸之道」。坦诚地说，要求西藏独立的想法还是在情绪的层次，不智慧，也不现实。 记者∶你寻求西藏高度自治，是不是一种权宜之计？ 达赖喇嘛∶不是。这是我长期思考後确定的目标。我一直认为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独立更重要。保护佛教文化不与国家自豪有关，它与人有关。如果我回到西藏，会把西藏建成一个和平区，不建立任何军队，除了少数必要的员警。因此我们需要强大的中国的保护，也需要中国的物质援助。虽然我们也能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但如果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就有责任在物质上帮助我们。而我们回馈给中国佛教文化。这样双方可以互助互益。中国现在就有几百万佛教徒，将来更会需要佛教。西藏的佛教是最好的佛教，当然不是唯一的宗教，我非常尊重其他的宗教，西藏佛教不仅对藏人有益处，也对十二亿中国兄弟姐妹，尤其是对中国青年人重建精神信仰有益处。当中国的佛教徒和其他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就会主动关心这种佛教文化不被毁灭。如果中国人尊重西藏文化，尊重西藏的环境，把藏人当做兄弟姐妹，我们干吗要独立，要分离？正因为在我眼里佛教文化比西藏的政治地位更重要，我才寻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独立。 ●21世纪将会更好 记者∶你的高度自治可以理解成是「一国两制」吗？ 达赖喇嘛∶不完全是那样。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们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中国的其他地区会怎样，我们要在自治的西藏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西藏议会和领导人都要通过选举产生。 记者∶最後一个问题，你怎样预测21世纪？更好，还是更坏？ 达赖喇嘛∶在20世纪，人类得到很多教训，因此也更加成熟。现在很多迹象表明，共存的精神，非暴力精神，都比以前更加强大。同时，在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提到的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的概念，像民族自决权，少数族裔文化保护，都比以前更被人接受。当然人们也更关心生态环境。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谈民主了，江泽民在党的会议上说要有更多的民主。这都是积极的信号。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宗教之间也比以前有更多的交流和理解。所以我认为21世纪将会更好。 （原载香港《开放》1998年5月号；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8年4月26日） |
| 忍泪翻越喜玛拉雅山——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三 1998-04-01 |
| 接见大厅中鸦雀无声，300多名从西藏逃来印度达然撒拉的藏人，排著长队，激动地走到达赖喇嘛身边，等待他摸一下头顶，降下佛祖的祝福。
突然，一位年迈的妇女忍不住抽泣起来，因她第一次在拉萨见到达赖喇嘛距今已40年。她的哭声像开了闸门，大厅中的人都忍不住泪水。他们中有因追求西藏独立而度过十年铁窗的政治犯，有被中共狱警拷打留下终身残疾的僧侣，有翻越喜马拉雅山後，在尼泊尔边境被警察强奸的尼姑┅┅ 面对著哭声，一向在这种场合寡言的达赖喇嘛，用低沈缓重的声音说∶“我知道你们有过深重的痛苦，西藏在殖民统治下能够到今天还幸存，就是因为你们的勇气和坚忍。你们能跋涉到这里，不仅证明自己，也证明西藏有未来。我祝福你们，并感激你们曾做的一切。” 在印度北方的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然撒拉的“难民接待中心”，一批批从西藏逃来的藏人，在这里等待达赖喇嘛接见。“难民中心”主任索郎秋培介绍说，从1990年以来，每年从西藏逃来的藏人有二至三千人。 ●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 几乎每个逃来的人都有一个悲惨的故事。在距离达然撒拉三小时路程的道玛林修道院，现有153名尼姑，其中90名是近年从西藏逃来的。她们争先恐後地向我诉说在西藏的痛苦经历。 今年22岁的成列曲珍回忆道，在1992年2月2日，她和四个尼姑一个和尚在拉萨大寺庙前示威，要求西藏独立自由，呼唤达赖喇嘛。“结果不到15分钟，就有上百的军警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把我们逮捕。在监狱里，他们逼问谁是领导人，谁是背後指使者。因为我们六个人没人回答一句话，结果遭到毒打，他们用脚踢，用电棍戳，从早上八点被抓，边审边打，一直到下半夜一点。我们几个人年纪都不大，两个小尼姑，一个13，一个15，我那年17岁，还有一个18岁的和尚，另两个尼姑是19岁与20岁。因为拒绝回答问题，我们各被单独监禁了一个月，不许任何人探望。最後六人都被处罚∶13岁与15岁的各关了两年；20岁的被判七年；我和另一个尼姑及那个和尚各被判五年。” ●黑暗中不屈的灵魂 剃著光头，穿著红色佛袍的成列曲珍说话柔声细气，难以想像她这样一个瘦弱的女子，当年怎样承受了那样的艰熬。 她说，真正难熬的是进了监狱，她被逼迫打扫厕所挖粪便，还要锄地种白菜，监狱有生产定量，三个囚犯必须生产出两千元钱的白菜，干不好就挨打。冬天时她们被强迫跑步训练，练不好，就被罚站，在寒冷的冬天一站几小时，有人支撑不住，瘫倒在地上。 “狱警都是男的，经常用脚踢、用皮带抽犯人。冬天时，逼迫尼姑站在室外，在头上放一本书，让你长时间站著，如果头上的书掉下来，就遭打。”她停了一下，扬起头望著天花板，忍著眼里的泪水说∶“有一次，下冰雹，他们逼我仰面躺下，让冰雹打我的脸，他们在屋里观看。” 说到这里，她突然用生硬的汉语说“认罪伏法，加速改造，重新做人。”这是她仅会的三句汉语。在监狱中，她每天都被逼迫大声喊这三句话，开始时她怎样挨打也不喊，但狱方取消她父母探视的时间，作为惩罚。 她悲伤地说，很多尼姑在监狱被打成残疾，有的被活活打死。“有个年轻的尼姑本来就多病，还被强迫跑步训练，跑不动，就被打。狱警专门踢她的腰。有一天我亲眼看到她被几个狱警毒打，第二天听说她死了。” ●女性更执拗、勇敢 听说当年那个被关押的13岁尼姑也逃来了这里，於是我去了距达然撒拉四小时车路的西藏儿童村学校，见到了今年已18岁的葛珍巴桑，她已还俗，在那里学习。她刚下课，穿著一身红色花格运动衫，显得格外精神。 她告诉我∶“在拉萨监狱，我和其他政治犯关在一起，审问时，狱警逼迫我认错，我不认，他们就煽我耳光，用脚踢我腰，还用电棍抽。我们被逼清理厕所，掏粪便；冬天在庭院跑步，像军队士兵一样。我是尼姑，从没做过这些。” “因我当时才13岁，挨的打还少一些，其他人被打得更厉害。我的朋友噶仁卡桑，也是尼姑，22岁，膝盖被打坏，送去医院被截肢，然後瘫痪了。” “在我之前有个政治犯叫阿旺桑卓，她因为不信中共的班禅灵童，拥护达赖喇嘛确认的那个班禅，参加示威被捕，被关进无光单身囚室，每天只给一个馒头，关了八个月。她父亲也是政治犯，也关在狱中。” 说到这里，她感叹道∶“我哥哥也是政治犯，现在还在监狱里。”望著这个文静羞涩，说话声音很小的女孩，不是亲耳听到，难以相信她瘦小的躯体竟蕴藏著那样的坚毅与勇气。 在藏人流亡社区，随便遇到一个尼姑，几乎都能听到类似的故事。在南方藏人居民点拜拉库比的修道院，有110名尼姑，其中80人是从西藏逃来。从云南迪庆藏人自治县逃来的拉仁区真用生硬的汉语说，她的爷爷、叔叔和舅舅都是喇嘛，都被迫害死在狱中。24岁的尼姑阿旺桑姆说，她的姑姑因为主张西藏独立而在监狱关押七年，双腿被打伤了。 达然撒拉的“西藏妇女组织”主席普布卓玛送给我一个“名册”，里面是西藏女性政治犯名单，截止到1994年6月，共有453名。看著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听普布卓玛讲西藏妇女为独立自由付出的代价，我强烈感觉到，西藏女性好像比男性还执著、勇敢和富於牺牲精神。“西藏妇女组织”前主席才仁措莫解释说∶世界上的女性都是一样的，只要她认准一件事，就比男性还执拗，宁折不弯。 ●青年藏人的追求与梦想 西藏僧侣们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沈重的。达然撒拉有个“西藏前政治犯组织”，它的全部160名成员都是在西藏出生，坐过中共的牢，然後逃到这里来的，其中60％是僧侣。 该组织主席、32岁的益西朵顿喇嘛因参加示威两次被捕，坐过七年牢，1990年逃来印度。他很动感情地对我说∶“我逃到这里，就是想有机会告诉外部世界，尤其是中国人，我们在西藏遭受的迫害。但很少有中国人愿意听。” “从藏人角度，我们不恨中国人，是中国政府的错。从1987年至今，西藏发生过270次示威，参加者绝大部份是在中共占领西藏之後出生的青年藏人。中共对付示威者是打、关、判，刑期都很长。例如1996年就有63个和尚因为挂达赖喇嘛像被逮捕，全部被判，最长的判了15年。现在仅‘拉萨第一监狱’就关押著250名男政治犯，170名女政治犯。如果中国政府希望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不应该这样对待藏人。” ●打不死的信念 该组织的执行理事巴噶朵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今年30岁的巴噶朵出生在拉萨，很小就当了和尚。1988年初，他锁紧房门，拉严窗帘，在寺庙里偷读达赖喇嘛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从那本书中，他知道了西藏的真正历史。 1988年3月，巴噶夺参加了在拉萨八角街的示威。据总部在伦敦的人权组织“西藏新闻网”报导，当时有四千和尚和藏人参加了那场示威。中共军队开枪镇压。 巴噶朵回忆说∶“当时我身边有一个康巴人被子弹打中，当场死亡。我随後被逮捕，他们逼我交代幕後组织者，我不说，他们就用脚踢我的肚子，揪我的头撞墙，把电棍插进我的嘴里，最後把我双手紧绑吊起来12个小时。我当时恳求他们立即处死我，因为实在忍受不了那份痛苦。” 巴噶朵被判了三年，出狱後就逃到印度。达赖喇嘛的专职医生罗桑旺雅给他做了治疗，当时的医疗诊断书写著∶“巴噶朵的肝、肺、右肾、心脏和主动脉都有严重的问题。”巴噶朵近年曾在美国巡回演讲，并在英国国会作证。他的345页《自传》已近完成，在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夫人的赞助下，今年圣诞节将以英法德藏四种文字出版。 ●西藏的“辛德勒名单” 我临走时，“西藏前政治犯组织”主席益希朵顿送给我一本他们办的刊物，大半本是被关押的藏人政治犯人名，有被捕时间、刑期、原居住地、性别和职业的详细资料。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名字是按被捕时间顺序排列的，最後一个是第1,720名，其中80％是僧侣。捧著这本西藏政治犯名单，无法不使我想起“辛德勒的名单”。 ●雪山冻不僵的希望 不久前，美国国会议员富兰克·沃尔夫（Frank Wolf）以普通旅游者身份悄悄进入西藏考察。他回来在国会作证描述说∶西藏处於“不可言语的残酷”状态。 因此，越来越多的藏人冒著生命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到印度。在“难民中心”，刚从西藏自治区堆拢县登卡寺逃来四天的和尚阿旺诺桑对我说∶“中共天天在西藏喊宗教信仰自由，可是他们却逼迫我们诬蔑达赖喇嘛搞分裂。达赖喇嘛是我们和尚的法王，是我们西藏人的领袖，我们怎麽能诋毁他。我不得不出逃。” 他们一起逃的有40多人，在路上走了17天，为躲避军警，夜间走，白天藏。“我们随身背著糌粑，渴了吃冰雪，用野驴粪蛋做燃料。每人交给带路人一千元人民币。” 在达然撒拉，可以见到各种各样从西藏逃来的人∶原中共《西藏日报》编辑贵桑班觉；原四川藏人自治州中学教务长才嘉；还有一位原青海泽库县法制局局长。这位1990年逃来印度的前法制局长现已写出三本书，其中《一个藏族共产党员的经历》描述了他1965年加入共产党，後来怎样醒悟，在青海泽库发表西藏独立的言论、张贴标语的事。他告诉我∶“我当年就支援八九民运。那些学生真有种，了不起！” ●“大腿流血，大脑不能不管” 我回到纽约後，收到几封我采访过的藏人来信，其中有两封叮嘱我∶“千万别在你的文章提到我的名字，以免连累我在西藏的亲人。”一名年轻和尚告诉我，因为他逃到印度，他的当干部的父母被降了两级工资。从这些信中，可以想见藏人生活在一个怎样恐惧的社会，即使到了民主自由的印度，还要噤若寒蝉，提心吊胆，唯恐为他们仍在西藏的亲人带来更多的灾祸。 今年二月底，中共发表了一个西藏人权报告，说“不可争辩的是，西藏的人权得到巨大改善。”但近年来多达一万僧侣和八千西藏青少年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到印度，并带著那麽多苦难的故事，又怎麽样解释呢？ 几年前从青海逃来印度，现在达然撒拉编辑中文《西藏通讯》的达瓦才仁说∶“很多人在翻越喜马拉雅山时由於冰雪严寒而死亡。大家在死者身上堆些石头，念一段经，就得匆匆赶路。到底有多少人死在逃亡途中，没法统计了。” 达赖喇嘛最近在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西藏时说∶“今天，地球已成为一个村落，一个整体。如同一个人的身体，大脑不能忽视正在流血的大腿。”在达然撒拉，举行宗教仪式的喇嘛们吹著一排长长的西藏螺号，那悲凉、低沈、深远的鼓角声，像是滴血的灵魂在哀怨长鸣，传递著一个在雪山下被欺压得太久的民族的呻吟与呼唤——它沿著喜马拉雅山脉委婉滚落，回荡在世界┅┅ （香港《开放》1998年4月号） |
| 泰坦尼克：永不沉没的史诗 1998-03-22 |
| 中国人说∶死心塌地的爱是无价之宝。美国人说∶纯洁的爱具有伟大的力量。“泰坦尼克号”（铁达尼号）导演卡麦隆说∶经不住死亡考验的爱情，绝不是真正的爱情。电影“泰坦尼克”以它震撼人心的爱情魔力，风靡了美国，席卷了欧洲，征服了全球观众，成为好莱坞的伟大经典作品，给20世纪人类影坛创造了一页永不沉没的震撼与辉煌。
1912年沉入海底的人类首艘巨船“泰坦尼克号”（Titanic，港台译“铁达尼号”），被好莱坞“打捞”了出来。去年岁末上映的电影“泰坦尼克”，仿佛是那艘豪华巨轮重新腾跃水面，叱咤风云，雄姿万里，风靡美国後，穿越大西洋，驶入英国，法国，德国，又进入香港，台湾┅┅“泰坦尼克”狂飙正席卷世界。 在美国，它已打破所有好莱坞电影的票房记录，仅上映七周，收入就达三亿多美元，超过了曾最叫座的“侏罗纪公园”和“失落的世界”。在海外，它收入已达三亿美元，预计全球收入将突破十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影片。 ●看40遍，一哭再哭 当今电脑网络，最热门的电影话题是“泰坦尼克”，已有一万多网络贴条。美国青年男女现在见面不是问候“Hello”，而是“你看没看泰坦尼克？”如果还没看，等於是落伍和隔世。去看的人被叮嘱一定要多带手绢。很多人一看再看，一哭再哭，最高记录有人已看了40遍。香港影评家说，“泰坦尼克号”在香港放映了20天後，人们还得排长队买票，很多女性在影院哭得一塌糊涂。在台湾的书店和大商场，都播放著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泰坦尼克”歌曲磁盘至今仍居美国歌带畅销榜首，仅两个月就卖出40万张。 夺得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等四项“金球奖”的“泰坦尼克号”，已获得将在明天晚上颁奖的第70届“奥斯卡”的14项提名，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女配角和最佳音乐、剪辑、音响、服装、化装、艺术指导、音响效果剪辑、原作艺术处理、原作歌曲、视觉效果。在好莱坞历史上，只有1950年拍出的电影“All About Eve”获得过14项奥斯卡提名。影评家认为，“泰”片会在明晚“奥斯卡”上抢尽锋头，囊括主要大奖。 ●真爱，震撼人心 一个86年前的沉船事件，怎麽会有这麽大的魅力？ 它不是一个沉船的故事，它是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现代版。影片一开始，是一个探险队潜入海底，在“泰坦尼克号”残骸中寻找钻石。“泰坦尼克”的幸存者，已年逾百岁的露丝老太婆拥有这块钻石，她在描述钻石时，追忆了她和杰克在船上那段凄美悲凉的爱情故事∶ 浪漫的穷小子画家杰克爱上已成为富豪未婚妻的纯真少女露丝，但富豪未婚夫百般阻挠，栽赃陷害，追击枪杀，在四天的船上生活中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三角搏斗。在“泰坦尼克”船舱进水，即将沉没时，露丝在齐胸高的水中，不顾死活，跋涉到底舱，用大斧砍裂杰克的手铐，救出被囚的情人。在面对船倾人亡的生死关头，已上了救生艇的露丝，毅然跳回“泰坦尼克号”，与杰克生死与共。当一声巨响，“泰坦尼克”断裂成两截，坠入海底之际，杰克和露丝相拥越入海水。杰克把仅找到的一块浮板给了露丝，让她躺在上面，自己浸泡在春寒料峭的大西洋冰水中，一直握著露丝的手，陪伴她，直到冻僵成一个冰砣，沉入海底。他临死前还用爱暖热露丝的希望∶祝她好好活下去，多生几个孩子。这生生死死的真挚情感，看得人泪流满面。虽然影片长达3小时14分钟，但它的紧张和感人，让人忘了它的长短，几乎不喘息地一气看到完。 哪里有真正的爱情，那里就有震撼人心！“泰坦尼克号”沉船的巨大灾难，和露丝杰克的伟大爱情，在现代电影高科技下，得到了完美的结合，创造了惊心动魄的艺术效果。正如导演卡麦隆（James Cameron）对这部电影的解释∶“英雄主义，歧视，阶级悬殊，嫉妒，爱与恨，死亡，青春，和数不尽的复杂人类情感，都呈现在这个世纪灾难里面。对我来说，死亡和爱情是紧密相扣的，经不住死亡考验的爱情，绝不是真正的爱情。”灾难，爱情，离别，死亡，被蒙太奇联结成为一个永不沉没的艺术史诗。 ●生与死，真情的考验 电影“泰坦尼克”并非虚构，它几乎是当年沉船事件的翻版∶1912年4月10日，“泰坦尼克号”从英国开往纽约。这是当时人类制造的第一个豪华巨轮，被称为“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重六万吨，耗资250万美元，它每天需650吨煤炭燃烧它的159个锅炉。首航时它装载了6千吨燃料，3,435袋邮件，900吨行李，和大量珠宝，乘客中富豪们的资产达五亿美元，因此引起世界媒体报导，全球瞩目。当时《纽约时报》曾刊登出船上名人的名单，可见世人的关注。但航行四天後，在大西洋上误撞冰山，两小时後沉没海底。2,027名船上人员，仅有705人幸存，成为人类最大的海上灾难。 影片再现了当年的历史真实∶在生死关头，人的善良、勇敢以及丑恶展露无遗。船长史密斯作为最高管理者，最早知道船将沉没，最有条件逃生，但他只说了一声“我跟船走”，一直站在船舵旁，直到奔腾的海水涌进驾驶舱把他和“泰坦尼克”一起卷入海底。 船上的牧师也不逃生，在众人惊慌恐惧，尖叫逃命的大混乱中，沉著镇定，向人们朗读《圣经》。最让人感动的是船上的乐队，不仅不逃，还一直演奏“上帝和你同在”的乐曲，在那死神逼近，船裂人亡的巨大灾难面前，那悲凉激越的提琴声，体现了人在死亡面前的尊严。 在生死关头，船员们表现了弘大的人道情怀∶把救生艇让给女人和孩子。由於设计者的疏忽，船上只有供一半人用的救生艇，能否上救生艇，决定生与死。据当时《纽约时报》对幸存者的采访报导，很多女人死活不上救生艇，她们和丈夫拥抱在一起，一吻再吻，要生死与共。年迈的斯特劳斯夫人要被送上救生艇时，有人对她同样年迈的丈夫说，如果你也上救生艇，没有人会反对。但斯特劳斯先生说，“别的男人没有上救生艇之前，我绝不上。”斯特劳斯夫人死活不上小船，和丈夫一起紧紧地拥抱在甲板上，亲吻著，直至海水把他们与“泰坦尼克号”一块吞没。 据统计，在一等舱的143名女性，有三人拒绝上救生艇，她们与丈夫一起坐在船舱的椅子上，手挽手渡过了生命的最後时刻。一位幸存的妻子回忆说，她听到留在船上的丈夫向她喊的最後一句话是∶“把手放在裤兜里，天气太冷！”据事後调查，一等舱中194名男人，只有四人男扮女装混上了救生艇。 ●西方文明的精神光芒 初看片名，以为是表现沉船的电影，看过之後，知道它是一个爱情的故事。但回到家中沉思，才回味到，它是一个讴歌人类文明的艺术∶物质的巨船沉没了，很多人死去了，但人类最美好的价值和精神永存。杰克与露丝的生死情爱，船员把救生艇先给妇女儿童的人道情怀，乐队至死演奏的尊严，体现著西方文明，这个当今人类最先进的文明的巨大精神力量和道德光芒。正是这种人道光芒，越过不同国界，不同肤色，不同语言，震撼了全球，征服了观众。 “泰坦尼克号”事件如此惊心动魄，使它成为众多艺术家撰写的对象。在美国最大的电脑书店亚马逊上，打出“泰坦尼克号”，竟出来224种“泰坦尼克”的书和磁带。在美国最大的连锁书店“庞诺”（Barnes & Noble），现在书架上摆著九种关於这一事件的书，其中八种都叫“泰坦尼克”。 ●最能花钱的天才 自1943年以来，“泰坦尼克号”事件已有九次被搬上银幕，包括六部故事片，三部记录片。卡麦隆自编自导的这部已是第十部，但却是最成功的一部，同时它也是好莱坞有史以来投资最大、成本最高的一部电影，总投资达到两亿五千万美元。 加拿大出生，今年44岁的卡麦隆，在好莱坞被称为“最能花别人钱的天才”。他拍的“魔鬼终结者2”，用了九千三百万；拍“真实的谎言”，花了一个亿。但他是好莱坞没有电影公司对他说“No”的导演，因为他导的片子，个个赚钱。巨额投资，使卡麦隆挥洒大手笔，建造了一艘与当年860公尺“泰坦尼克号”仅小10％的巨型道具船，建了一座影坛最大的占地40英亩的一千七百万加仑水槽；75层楼高的巨大摄影架。所有船上的东西都是按原来“泰坦尼克号”复制的，包括大厅，船舱，甲板，锅炉，水晶灯，餐椅，地板拼花，瓷器，以至盘子花样。电影开始时，深入海底探宝的镜头，是在10个纽约世界贸易大厦长度的两英哩半深的大西洋海底实地拍摄的，仅这个镜头，就花了八百万。这样的大手笔，再加上高科技，使卡麦隆拍出了超越时空的史诗气派。 ●年度十佳影片之最 权威的《纽约时报》影评家玛斯林（J. Maslin）激动地赞美道∶卡麦隆的不同凡响的“泰坦尼克”，是近年来第一个让人想起和当年电影“飘”（也曾译为“乱世佳人”）的轰动与辉煌相比较。在今天到处充斥著没有意义的小把戏和过眼就忘的影视世界，这个3小时14分钟银幕下的经历，在扣人心弦的高科技下，紧紧地把观众吸引到一个美的、令人心碎的失落世界，仿佛“泰坦尼克”又浮出水面，带著所有观众和船上的人一起走完那个旅程。《芝加哥论坛报》知名影评家威明顿（M. Wilmington）写道∶卡麦隆的“泰坦尼克”把我们席卷到一个辉煌、美丽和激动人心的世界，没有这部电影，不可想像会有这样一个魔幻的现实。《纽约时报》评出的1997年最佳十部电影，“泰坦尼克”高居榜首。 ●影片投资可造百艘巨轮 在美国电影主导世界影坛的今天，“泰坦尼克”集中体现了近年来好莱坞电影的几个主要特点∶ 第一，高成本，大制作。“泰”片成本达两亿五千万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大？它足可制造100艘当年“泰坦尼克”巨轮。谈起中国近代史，很多人痛恨慈禧太后挪用建造海军的二千四百万两银子（合五千万美元）造了颐和园，导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今天“泰”片一部电影的投资就可再造五个颐和园。这样大的成本，不要说中国等亚洲国家，连英法等欧洲国家也无法望其项背，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电影观众收回这样巨大的成本。据统计，中港台三地去年共生产140馀部电影（大陆40；台湾20；香港80），投资百万美元以上就算是大手笔，不过“泰”片的百分之一。中国为庆祝收回香港拍摄的历史巨片“鸦片战争”，投资一千万美元，为大陆影片之最，才是“泰”片的20分之一。 美国电影所以敢这样大投资，因为电影观众越来越多。据1997年12月23日《纽约时报》报导，虽然电影票价已达八美元（电脑订票每张九元五），但电影观众从1980年到1996年上升了31％。好莱坞七个主要电影公司的影片制作成本，1980年平均每部为九百万美元，1997年上升到三千九百万美元，翻了四番多。据北京“新华社”1996年9月1日发自长春电影节的报导，“1995年中国电影平均制作成本已达到120万（人民币）。”合美元不到20万，才是美国影片的二百分之一。1980年美国有一千八百万VCR，今天达到七千八百万，由此产生了年销六亿四千万电影录像带的市场。而目前电视上付费电影，已有二千八百万家庭用户，仅这项收入，去年就达六亿多美元。 这种高成本和观众多，构成了美国影业的良性循环。它体现了美国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充分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巨大优势。 ●高科技，新奇刺激 第二，高科技，大场面。曾在全球赚进九亿美元的“侏罗纪公园”，影片中的恐龙巨兽栩栩如生，令人如临其境。它运用了电脑高技术达80次。但“泰”片使用电脑技术达550次，是“侏”片的69倍。“泰”片的巨大道具船下面，是一个液体平台，由电脑操纵液体流动，从而使“泰坦尼克”巨轮有各种倾斜角度，五斜十倒，随心所欲。美国近年来拍摄的与外星人作战的科幻电影，都得力於电脑合成技术。 第三，新奇刺激，有想象力和创造性。好莱坞近年拍出的叫座商业电影，都有构思奇特、独辟蹊径、紧张刺激、高度娱乐的特质。如“ET外星人”，“失落的世界”，“星际大战”，“独立日”和去年全球赚进六亿美元的“黑衣人”（Man in Black），都体现著编剧和导演的惊人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力和创造性的素质，只有洋溢著自由精神，提倡个人价值，充分尊重个人能力的社会才得以塑造。 ●也爱外星人和动物 第四，人道情怀，放射人性光芒。好莱坞近年拍出的“泰坦尼克”，“阿甘正传”，“雨人”，“费城故事”和“辛德勒的名单”，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真挚的男女之爱、兄弟之情、对弱者的援助、对受难者的拯救。好莱坞的编剧和导演能创造出这样的电影，因为心中有爱∶对人的爱，对世界的爱。所以有这样爱心，很大程度上在於他们生长在一个从小就提倡爱、尊重人、看重人的价值、以基督文明为核心的西方文化之中。这种文化不仅滋润出对人的爱心，还产生对外星人的爱（如电影“ET”），和对动物的爱。好莱坞拍出的“狮子王”，全片都是动物，但全球走红，收入达五亿多美元。纽约百老汇剧场至今演出场次最多的歌剧是“猫”（Cats），从1982年10月上演，至去年6月19日，已演出6,138场，现在还在上演。三年前一个少女在飞机上丢失了猫，飞机竟要在甘乃迪机场停飞两天，在夹板中找猫，这个“特写镜头”成为美国人如何看待动物的最佳诠释。 ●美国电影走向世界 好莱坞电影的这种特点，必然使它主导世界影坛。据统计，去年全球最卖座的100部电影，有91部是好莱坞拍的，其中有32部各挣一亿美元以上，总收入达107亿美元。美国电影走向了世界各地。我近年曾旅游了欧亚11个国家的17个主要城市，发现虽然每个城市都各有特点，但所有城市的大街上都有四样相同的东西∶可口可乐、万宝路、麦当劳和美国电影广告。英国没有语言障碍，美国的走红电影伦敦都会放映；在巴黎，我在前年7月17日买的当天中文《欧洲日报》，上面写著∶本周上映的九部新片，七部是美国片。前年六月我住的德国波恩“假日旅馆”，房间电视里的四个收费电影，三部是好莱坞产品，其中“阿甘正传”还译成了德文。在波兰华沙和捷克布拉格，大街上都贴著好莱坞喜剧影星史提夫·马丁（Steve Martin）的电影海报。去年底我访问印度新德里，在速食店中看到贴满“黑衣人”的电影宣传画，并说买票可抽大奖。虽然印度年产800部电影，为全球之最，但美国电影在印度更受欢迎。 ●“受不了平庸和浅薄” 美国电影的强势劲头，引起很多国家恐惧。法国扬言要立法限制美国电影的进口数量。而中国大陆反应最强烈。从1995年起，中国政府规定每年只许进口10部西方大片，加上三大制片厂被准各进一部，共13部。据大陆《钱江日报》报导，中国电影管理部门规定，全国所有电影院全年放映国产片的时间不得少於三分之二，而且不得全部安排在观众本来就少的上午场和下午第一、二场；节假日，如春节、国庆等，都不允许影院仅放映引进“大片”或港台电影。中国12亿人口，每年只能看到13部外国新片和40多部国产新电影（比文革时八个样板戏仅多了五倍），实在太可怜。而且国产片很多都粗制滥造，惨不忍睹。据1996年8月大陆出版的《资讯日报》报道，北京大学中文系20名四十岁以上的教授，90％没看“阳光灿烂的日子”、“摇啊摇，摇到外婆湾”和“红粉”等走红的国产片。他们说∶“我们喜欢看电影，但受不了现在电影的平庸和浅薄。” 美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劲头，实际上体现著美国精神、美国价值在全球的传播趋势。今天美国的强大，不是它有原子弹，是唯一军事强国；不是它失业率低，经济兴旺；而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在接受我采访时强调的，是由於它有“思想的力量”，它体现著人类共同追求的文明价值。“泰坦尼克”用高科技，把沉船大灾难和生死爱情有机交融在一起，把这种文明再一次用艺术形式放射到全球。 ●爱情的伟大力量 影片结尾时，露丝躺在家中床上，旁边放著杰克在船上给她画的那张素描，安静地死去，带著她的爱，她的情，她的惊心动魄的经历，和永不磨灭的记忆。画面一转，是“泰坦尼克”豪华巨轮重新越出水面，里面的乘客簇拥著微笑著的杰克。露丝身穿美丽的礼纱，奔上前去与杰克拥抱重逢。有情人终成眷属，所有的乘客都鼓掌祝贺，露丝和杰克终於团聚在另一个世界。 伴随著三小时影片的最後一个画面，是观众的掌声和哭声，人们感激拍出这样伟大的电影。正如导演卡麦隆在领取“金球奖”致词时所说的∶“真正的爱，才是伟大的力量。”不管已获14项“奥斯卡”提名的“泰坦尼克”能否在明天晚上征服所有4,500名奥斯卡评委的心，它注定已成为好莱坞最伟大的经典作品之一，给20世纪人类影坛创造了一页永不沉没的震撼与辉煌。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8年3月22日） |
| 全民信佛，不可征服——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二 1998-03-01 |
| 在动身去印度采访西藏流亡社区之前，我特意去找宗教的书，想多了解一点佛教。美国近年出现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电脑书店，叫亚玛逊（Amazon.com），有250万种图书，人们不用去书店，在家中打电脑就可选购。我打开亚玛逊的电脑网址，在图书种类上打出“佛教”，结果出现1,200种佛教书，不仅有佛教哲学、历史，还有西藏的医药、烹调等等，光看这些书名就要几小时。
这厶\多种类的佛学书，说明佛教在西方的发展势头。据美国《时代》周刊1997年10月报导，现在仅美国就已有10万佛教徒。美国的“佛教英语教学中心”，1988年时有429个，现已达到1,062个，翻了一番。该杂志记者感叹，“佛教从未像今天这样势头大。” 该文分析说，这背後至少有三个原因∶ 一是好莱坞电影的全球辐射。如近年的“西藏七年”和“昆敦”（Kundun，藏语是“尊前”，即最受尊敬的大喇嘛出现在眼前）等； 二是流行文化的传播。美国的Beaties Boy乐队去年在旧金山举行的一场声援西藏的演唱会，观众达20万。芝加哥公牛队是全世界篮球之王，该队前锋乔丹最近参加的全美篮球明星赛，全球有100多个国家电视转播，近10亿人观看。公牛队主教练贾克森尊崇佛教，他写书指导球员学习佛教以“忍”来克敌制胜。 三是中共对西藏的殖民统治。被《时代》周刊去年选为全美25名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藏学教授罗勃特舒曼（R. Thurman）说，西藏像小海豹\，被中国恶龙的利爪摧残，任谁都会伸出援手。 达赖喇嘛无处不在 但当我到了印度，发现美国的这些佛教发展，和当地西藏流亡社区比较，太是小巫见大巫。在新德里的“西藏之家”书店，我数了一下，关於西藏和佛教的英文书就有250种。我在印度南方约四万人的四个藏人难民居住点走访了一圈，强烈感觉到这是个典型的佛教社会，几乎每个人都是佛教徒。我访问居民点的老人院时看到，每个老人都手拿一串佛珠，他们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念经祈祷。我去藏人家中访问，发现每家都挂著达赖喇嘛像，供著佛台，插著青烟缭绕的佛香。不要说寺庙，连藏人办的地毯厂、拖拉机厂，摩托车厂，包括各种办公室以及工具仓库，到处都挂著达赖喇嘛像。在藏人学校，还设有佛学课。我在参观一所中学时看到，一个身著深红佛袍的和尚正在给学生讲经。在藏人流亡社区，不仅老人信佛，年轻人信佛，而且文化水平相当高的人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例如我到达印度南方的第一个藏人居民点拉格林（Rabgayling）时，作为该区行政主管的达赖喇嘛代表索南贡拉桑告诉我说，这个居民点有4,000人，百分之百信佛教，包括他本人。而他曾在美国纽约长岛大学进修过硕士课程，还在挪威的“西藏之声”电台做过编辑，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两百寺庙金碧辉煌 走在藏人居民区，佛教世界的意像到处可见。满街都是三五成群的和尚，他们身著红色架裟，和你擦肩而过，有的还向你微笑，合手致礼。 僧侣在藏人流亡社区比例很高。在4,000人的拉格林，有500和尚。最大的居民点拜拉库比（Bylakuppe）有17,000人，其中35,00名和尚。在13,500人的浑苏尔（Hunsur）居民点，有4,000和尚和240名尼姑。 据西藏流亡政府统计，在印度12万流亡藏人中，有近16,000名僧侣，占人口比例13％。在西藏，1959年中共镇压藏人起义前，有僧侣59万2千，占当时340万西藏人的17.4％。後来有11万被迫害致死，25万被迫还俗。现今西藏有13万僧侣，只占西藏600万人口的2.2％。 在藏人社区，最好的建筑不是达赖喇嘛代表办公的行政管理总部，而是寺庙。每一个居民点都有很多座寺庙，而且每一座都建得流檐飞瓦，金碧辉煌。这在印度南方的荒郊野外，格外引人瞩目。据统计，藏人在印度共建了200所寺院（全球共有890所寺院和佛教中心）。印度很贫穷，流亡的藏人，生活也相当艰难，但他们却拿出那厶\多的财力来建筑寺庙。在达兰萨拉编辑中文版《西藏通讯》的达瓦才仁对此解释说，“西藏是个佛教社会，藏人再穷，也会建寺庙，献酥油，让酥油灯长明，佛教绵延。” 一万和尚，逃亡取经 藏人办的寺庙，并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深山里的简陋庙宇，而是办成了僧侣学院。座落在浑苏尔的寺庙规模最大，有2,200个和尚，其中15岁以下的小和尚有100多名。我去访问时，小和尚们正在拔河比赛。我以前从没见过儿童和尚，很开心地和他们一起拍照。在这个寺庙的住持方丈的卧室，我遇到一个才五岁的“转世灵童”，我特意把他抱过来仔细看了看，他与别的孩子有什厶\不同。寺庙方丈介绍说，这个寺庙的2,000多和尚，有一半是近年从西藏逃过来的。仅1997年头10个月，就逃来200人。从四川甘孜藏人自治州才逃来几天的25岁的和尚益西桑丹对我说∶“这里有最好的寺庙，能学到真正的佛学知识。在西藏，很多和尚都想逃到这里来研经。”住持方丈介绍说，“一般他们要在这里学习八到十年，有的要学十几年，然後再回到西藏。” 达兰萨拉有专门接待逃来藏人的“难民接待中心”。该中心主任索朗秋培介绍说∶“由於西藏是个佛教社会，在乡下有个和尚非常受欢迎。但和尚必须有真正的佛教知识，而西藏没有经学院，中共不允许\建立千人以上的寺庙，认为人聚多了会闹事，因此他们逃到这里来深造。”据统计，从1997年到1996年，已有9,000和尚尼姑逃到印度，迄今逃来的僧侣已上万。 僧侣们在这里不仅可以专心致志地研读佛经，还可得到他们的“法王”达赖喇嘛亲自传道解惑。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至1994年，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还没有一个完全合格的Geshe（佛教上师，或佛学博士）。但在仅有10多万人的西藏流亡社区，现在已培养出1,000名Geshe。 一只手击出什厶\声音 在寺庙的大院中，可以看到几百名和尚“辩经”的场面。辩经是僧侣们学习佛经的重要方式，由站立者劈掌跨步猛然提出问题，坐者要机敏快速回答。佛教被称为最哲学的宗教。例如站立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一只手击出什厶\声音？”我想了半天，也找不到理想答案，因为中国古语说“孤掌难鸣”。每个寺庙都保留著很多藏学文献。在达兰萨拉的“藏学文献中心”，收集有藏文图书5,000多卷，国际上很多佛教学者，都到达兰萨拉查资料，也有“洋人”到这里做和尚尼姑。 曾在中共《西藏日报》藏文部做编辑，1969年逃来印度的现任“西藏之声”电台记者贵桑觉班介绍说，“现在达兰萨拉有7,000藏人，而常驻的西方人有1,000多。”他们来这里研究西藏、佛学，学藏语。有的业余时间教英文，有的干脆做了僧侣。在达兰萨拉镇的窄小街道上，可以遇到蓝眼睛高鼻子的和尚和剃去满头金发的尼姑。在达兰萨拉附近的山上，有一个全是西方人的“静思深省中心”。而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夏宫罗布林卡，管理主任Kim Yeshi是个美籍法国人，她虔诚信佛，丈夫曾在西藏流亡政府任过部长。 藏人流亡社区办的寺庙，已不是一般中国人印象中的那种与世隔绝的“五台山”上的和尚庙，而办得相当现代。例如在浑苏尔居民点的廓芒寺，有1,150名和尚，寺庙里有12台电话，五台电脑和传真机，地上铺著藏人手织地毯，屋顶有现代吊灯和旋转风扇。僧侣们经常收听英国BBC广播新闻和美国之音，还阅\读英文刊物。在廓芒寺，懂英文的和尚占4％。 现代和尚周游世界 很多寺庙有汽车。在达兰萨拉的哲策确林寺，管理主任土登宁扎喇嘛自己驾驶专用汽车。一次我走在达兰萨拉的街上，突然一辆汽车在我身边猛然刹住，驾驶者对我喊到“我的朋友，快上车”，我仔细一看，是土登宁扎。 1949年在尼泊尔出生的土登宁扎喇嘛很现代，会说流利的英语、印度语、藏语和尼泊尔语，还说一些法语。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去年10月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经一位德国记者朋友介绍相识。在书展大厅聊天时，他送我一张巴黎出版的法文报纸，上面有他和中国异议人士蔡崇国在巴黎握手的新闻照片和报导。 在达兰萨拉，他请我到他的寺庙吃早餐\，引导我看了整个寺庙，并破例让我参观了他的卧室。他的居室有卫生间，还有电视，电话。他说，“我每天都看一次英国BBC电视新闻（在达兰萨拉收看不到CNN），了解世界政治和有关达赖喇嘛的报导。 一般僧侣也看杂志，听广播。”因此寺庙里的和尚尼姑对外在世界并不隔阂。例如，在距达兰萨拉三小时车路的道玛林尼姑院，有153名尼姑，很多都能听懂我用英文做的演讲。在这个尼姑院的走廊里，贴著尼姑们撰写的英文作文。尼姑院管理主任告诉我，这里的尼姑80％是近年从西藏逃过来的，很多刚来时是文盲，在这里学会了英文。我演讲後回答提问，尼姑们提的问题，令我相当吃惊她们对政治问题的了解和熟悉，例如她们提出的前四个问题是∶“江泽民能否变化，进行政治改革？”“为什厶\中国学生走上天安门，什厶\使他们变化觉醒？”“有多少中国人赞成绝育？”“怎样使中国人知道西藏的真相？” 慈善捐赠，养活僧侣 藏人在流亡社区建了这厶\多寺庙，如何养得起这厶\多僧侣？土登宁扎喇嘛回答我说，从西藏逃来的和尚尼姑，达赖喇嘛给他们头一年的生活费，每人50美元，而更多的财政资源来自外国佛教团体和个人捐款。 由於佛教在西方影响越来越大，捐赠很多。捐款，是西方的重要文化现象之一。在美国，民众捐款数量如同天文数字。据1997年12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1996年美国民众捐款为1,507亿美元。这个数字有多大？目前中国大陆的外汇存底声称世界之最，才是1,400亿美元（不包括香港的700亿美元）。美国民众一年的慈善捐款就比中国外汇总量还大。而美国人1996年的捐款，有一半捐给了宗教事业，剩下的捐给了其他九个不同领域。如果西藏获得自由，佛教能够像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这样发展，仅西方民众的宗教捐款，就可使西藏僧侣无後顾之忧。我在拉格林藏人居民点采访时得知，刚刚有个台湾的佛教团体访问过这里，他们临走时捐了15,000美元。 寺庙的开销并不庞大，因僧侣们的生活比较简单。土登宁扎介绍说，他的寺庙有50个和尚，每天早餐\是一杯奶茶，一张大饼，规定只许\吃这厶\多。一周有三天早餐\提供鸡蛋、果汁和蜂蜜。午餐\是米饭和蔬菜。晚饭为面条或米饭和汤。午晚餐\都不限量，一周有一次肉（羊肉）。有些寺庙也自己开辟财源，如土登宁扎喇嘛的寺庙，在庙内开设了小旅馆，有20个房间，室内有卫生间和热水，每间每天收费120印度卢比，相当3.5美元。小旅馆经常客满，除了冬天，都要提前一个月预订床位。 女性是母亲 当得知土登宁扎在14岁时就被父亲送去寺庙当了和尚，我想起印度南方那一群群八、九岁的小和尚。这些孩子还没有成年，就被父母送进寺庙，是不是被剥夺了选择权利？土登宁扎喇嘛回答说，“如果你了解西藏是个佛教社会，就会理解为什厶\父母要把孩子送进寺庙。由於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孩子们从小就想当和尚，在藏人心目中，僧侣如同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师一样受人尊敬。当然是父母替孩子做了决定，但僧侣有还俗自由，如果孩子长大了不愿意做和尚，只要在大喇嘛前宣誓解除戒律，就可还俗。还俗後如改变想法，还可再回寺庙，再受戒，来去是自由的。” 土登宁扎经常旅行。我问他在西方见到那些金发碧眼的性感女郎，有没有性冲动，怎样克制？他严肃地说，“女性在和尚心目中是母亲，我们想到与女人有性关系，如同想到与母亲有性关系。”我追问，“真的从没有和尚私下与女人偷情？”土登喇嘛说∶我至今没有听说过。因为如果出家人有了性欲望不能克制，他可以还俗，不需要做这种事。做这种事是对达赖喇嘛的冒犯。 年轻和尚的烦恼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和尚都没有烦恼。在拜拉库比，我遇到一个23岁的和尚边巴成列，他在尼泊尔出生，讲一口地道的英文。他说，他很好奇婚姻生活，旅行时曾和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很耽心，“不知在什厶\时候，一下子被钱和物质世界打倒。”他告诉我，他非常喜欢儿童，渴望自己有个孩子，但他又虔诚地信仰佛教，很为此苦恼。 我在达兰萨拉访问达赖喇嘛时，曾讲了这个和尚的故事，并询问达赖喇嘛有否这种苦恼？达赖喇嘛说，他喜欢天下所有的儿童，但从没想过有自己的孩子。达赖喇嘛的妹妹杰增白玛是达兰萨拉附近的索葛学校的校长，她在电影《西藏七年》中饰演了幼年达赖喇嘛的母亲，刚刚出版了英文自传《我的故事》（My Story）。她告诉我，虽然她是达赖喇嘛现在唯一剩下的妹妹，但她去见哥哥，也要事先申请，经达赖喇嘛办公室批准才能见上。杰增白玛的丈夫丹巴才仁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他说，除了因工作和达赖喇嘛见面，他与杰增白玛结婚後，还没有夫妻和孩子一起与达赖喇嘛吃过一次饭。因为达赖喇嘛完全按照和尚的规矩和习惯生活。我这次采访才知道，达赖喇嘛每天只吃早、午饭菜，不吃晚饭，只喝一杯奶茶。 “从来不痒，不是更好” 我於1994年春在纽约第一次采访达赖喇嘛时，他就强调僧侣生活的好处。他说，“结婚有太多的烦恼，夫妻吵架，反目为仇，离婚，分财产。生不出孩子，到处找偏方；孩子多了，又要避孕，做节育手术，还有艾滋病。当然婚姻也有快乐，但像一个曲线，忽高忽低。而僧侣生活像条直线，没有高潮低潮，但稳定平静。”他对性的解释是，“如果痒，挠一下很舒服；但从来不痒，不是更好吗？” 在西藏流亡社区，我采访到的每一个和尚尼姑都满意自己的人生选择。他（她）们不为婚姻、家庭、孩子、职业、金钱、房子和汽车烦恼。简单、平静、快乐地两耳不“烦”窗外事，一心只读“佛经”书。由此可以看出，佛教自有它独特的力量。 最好的工作是保卫达赖喇嘛 看到藏人这种全民信佛的现象，我有两点很强烈的感受∶ 第一，在这样的宗教社会，中共当局诋毁达赖喇嘛绝不会成功\。藏人全民信教，那种对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发自内心的尊敬以至崇拜的宗教情怀，就像天主教教徒对教宗的狂热，不是那些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中国人所能完全懂得的。 编辑《西藏通讯》的达瓦才仁几年前从青海逃来达兰萨拉。有人对他的父亲夸赞说，达瓦刚来时，分文没有，住在“难民接待中心”，现在是令人羡慕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了不起。达瓦的父亲说，有什厶\了不起，他还没当上达赖喇嘛的警卫员。在普通藏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工作是做达赖喇嘛的警卫。流亡藏人有七千军队，编为独立军团，驻扎在印度和西藏边界，受印度和西藏流亡政府双重指挥。达赖喇嘛的警卫队是从这七千藏人士兵中精挑细选出来的。我在达兰萨拉采访时发现，陪同我的负责接待的藏人官员丹增占堆走到哪里，都有藏人向他打招呼，致意。我不解地问他∶“你才20多岁，怎厶\这厶\受人欢迎？”他说，“因为我父亲是达赖喇嘛的警卫长，所以他们连我也一块尊敬了。” 天主教徒怎能反罗马教皇 达赖喇嘛有时随意说句话，也会被藏人十分重视。例如，在拜拉库比，藏人为增加经济收入，办了鸡场，养了八千只母鸡。但达赖喇嘛去视察时看到那厶\多鸡被关在笼子的难受样，随口说了一句，如果关掉这个鸡场，我能长寿，活到80岁。结果藏人就把这个鸡场关闭了。在藏人居民区的自由市场，各种蔬菜、肉在出售，但没有卖猪肉的，藏人一般都不吃猪肉，因为达赖喇嘛的生肖是猪。 即使在西藏，虽然中共曾长期把佛教视为迷信，扼杀宗教自由，但藏人信佛的比例仍然很高。达兰萨拉的“西藏研究中心”主任才嘉原在四川的藏人自治州一个中学任教务长，1992年逃来印度。他介绍说，在西藏，笼统地说信佛教的藏人占90％以上，虔诚信的有40-50％。在西藏的藏人干部中，信佛教的达70％。从1994年开始，中共当局禁止藏人干部家中挂达赖喇嘛像，取消供台，不许\烧香。从中共这样三令五申查禁，也可从反面证明，在藏人干部中，多数人尊崇达赖喇嘛。 在这样一个几乎每个人都信佛教的西藏社会，中共批判诋毁达赖喇嘛，只能激起西藏人对中共的更加厌恶和愤怒。在绝大多数人都信仰佛教的社会反对佛教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如同让基督徒反对耶稣，让天主教徒反对罗马教皇一样不可思议，也绝不能奏效。中共的毛泽东们至今也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们在中南海的厚重城墙内，根本不了解西藏人社会的真实和它的独特性。我这次在达兰萨拉采访才得知，自达赖喇嘛和近10万藏人1959年流亡印度至今39年来，中国大陆的新闻机构没有派过任何一个记者来这里采访，因此北京对西藏流亡社区的报导全是没有第一手资料根据的编织和有意诋毁。 幸运的鱼和蚯蚓们 第二，由於藏人全民信佛，佛教又主张不杀生，藏人社会治安相当良好。印度本来就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西藏流亡社会的犯罪率比印度社区还低。1961年建立的拜拉库比，至今已达17,000人规模。该区行政主管、达赖喇嘛的代表土登安叶桑说，“这个居民点建立至今37年来，没有发生一起凶杀、强奸和抢劫案。这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对达赖喇嘛的绝对忠诚，他们认为，任何犯罪都是对达赖喇嘛的污辱。” 在另一个建於1966年的藏人居民点浑苏尔，有13,500人，至今32年来也没有在藏人中发生一起凶杀强奸和抢劫案件。两个社区加起来有居民三万多人，并有30多年长的时间段，竟没有发生一例这种案件，简直是奇迹。尤其我来自犯罪率相当高的纽约，看到这里的犯罪率接近零，几乎有点难以相信。浑苏尔的达赖喇嘛代表多杰解释说，“因为大家都信佛，佛教不能杀生。藏人讲诚信，连谎都不可以撒。” 在这里深入采访，发现藏人确实信仰不杀生的哲学。例如，在拜拉库比有个池塘，里面有一千多尾鱼，大多五、六斤重，但从无藏人去钓鱼。藏人吃鱼，到居民点外的印度市场去买，有时买到活鱼，还把它放到这个池塘中。平时还有人到这个池塘放点面包屑给鱼吃。我特意去了这个池塘，也撒了一些面包屑，看到几十条鱼在阳光下金鳞闪烁、翻腾滚越地争相吃面包的美丽场面，才似乎领悟了一些佛教不杀生的意蕴。 在电影《西藏七年》中，当那个奥地利登山队员指导僧侣们挖地基建电影院时，和尚们挖到蚯蚓，就罢工了，最後把蚯蚓一个个小心地捧在手上运到另外的土地里，才复工。银幕上一排和尚手捧蚯蚓认真护送的场面，惹人发笑。但和尚解释说，佛教哲学认为万物都有轮回、转世，这地基下面的蚯蚓，可能前几世是我们的母亲，怎可用铁锹挖死。“转世”，是佛教的重要理论，藏人相当笃信。达赖喇嘛被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在藏人社区，自杀率极低，即使被中共关押的藏人，不论遭怎样的虐待，极少有人自杀，因为以佛教转世观念，如果自杀，下次转世可能会成石头或老鼠。 “破心中贼难” 对西藏人全民信佛的独特性，中共当局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完全不了解，更没有去理解藏人宗教情怀的真诚愿望。这是导致汉藏隔阂，至今几乎完全无法沟通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1954年夏天，达赖喇嘛曾去北京见毛泽东，谋求汉藏和好。毛泽东对这个当年才19岁的佛教领袖很有好感。临别时，毛泽东曾邀达赖喇嘛单独谈话，面授治国策略。毛泽东说∶“你人不错，态度很好。但记住，宗教是鸦片。它降低人口，因和尚尼姑要单身；同时它忽视经济建设。”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当他听到毛泽东这样理解佛教，慌恐得低头掩饰慌乱和恐惧，因为他内心在回答，“你是在摧毁佛教”。从整个事情的背景来看，毛提出这样告诫，并非出於恶意，只是由於他和所有什厶\宗教都不信的共产党人一样，根本不懂宗教是怎厶\回事。 今天，北京的毛泽东继承者们，其思维和做法与当年的毛泽东没有两样。藏人对他们谈佛教，仍然是对牛弹琴。而北京政权试图靠高压殖民政策，让藏人放弃追随达赖喇嘛，更是绝不能奏效。中国古代学者王阳明早就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不管中共欺辱西藏人的势力有多大，西藏这个民族都是不可征服的，因为你征服不了他们心中的佛。 （载开放》1998年3月号） |
| “告诉中国人，我们西藏人的苦难”——西藏流亡社区见闻之一 1998-02-01 |
| 从纽约肯尼迪机场搭飞机，经过17个小时，几乎绕了半个地球，才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甘地机场。我很早就想采访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尤其是印度南方的藏人难民点。1959年达赖喇嘛和八万藏人逃亡到印度建立的流亡社区，现已有12万人的规模（尼泊尔有一万藏人，西方国家约五千），其中四万多藏人集中居住在印度南方的四个居民点，其它藏人居住在印度北部较小的一些居民点。很多记者去过距新德里一天路程的北方小镇达兰萨拉，那里有西藏流亡政府，但很少有人访问南方的藏人居民点，因它在偏僻的丛林之中，交通很不便利。陪同我的藏人朋友说，我是这些年来第一个到那里采访的中国记者。
从新德里搭乘特快列车，走了两天一夜，抵达被称为“印度硅谷”的南方大城市班加洛尔（Bangalore），然后再乘近一天的长途汽车，才到达我要采访的第一个藏人居民点拉给林（Rabgayling）附近的小镇，再向前走，就没有公共汽车了。由于我乘的汽车晚点，居民点来接站的藏人已不在了，当时又已经是半夜，只好找到一个出租的机动三轮车，但车主说他必须找到伙伴才敢去。我以为这里治安不好有强盗，但他解释说，这里晚上经常会有成群大象。从他的恐惧中，我才意识到，我们已置身于丛林荒野之中。 崎岖颠簸的乡间小路，一片漆黑，车上的两束微弱灯光，更照射出黑暗的巨大。而这唯一的小三轮车的马达声，更震响出四周的寂静和荒芜。在这漆黑的夜晚，这个荒野之地，我紧紧地抓住颠簸的车身，心里很是感慨，几万西藏人离开自己的家乡，流亡到印度，居住在这样的荒郊丛林之中，该是怎样的无奈。 ●10％藏人死于酷暑 西藏有一千年的历史，藏人世代居住在西藏高原，他们适应了那里的气候，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惯，藏人从没想过，离开高原怎样生存。但共产党来了，社会主义的喧嚣锣鼓敲碎了这个世界屋脊的千年宁静，随之西藏被强行“社会主义改造”。1959年藏人起来反抗，遭到中共的大军镇压。 到底有多少藏人被杀害？至今还是一个谜。后来流亡藏人曾组织游击队袭击中共军队。六十年代初，他们伏击了中共西藏军区副参谋长的车队，从缴获的文件得知，从1959年3月到1960年10月，仅在拉萨和附近地区，就有87,000多藏人被枪杀。 1996年底，现任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贝克（Jasper Becker）撰写的可能是第一本有关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的专著《饿鬼——中国的秘密大饥荒》（Hungry Ghosts——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贝克在中国走访了很多高级官员，并查阅到一些当年文件。该书引用班禅喇嘛的数字说，1959年中共在西藏“平叛”时，15％的藏人被关进监狱，其中一半被迫害致死。 该书披露，“大饥荒在西藏造成的大众死亡，比中国其它任何一个省份都严重。”“在达赖喇嘛出生地青海平安镇，一半人口被活活饿死。”据该书推算，西藏的人口在1959年有340万，经过1959年的大屠杀和六十年代初的大饥荒，到了1960年，据中共官方统计数字，西藏人口下降到250万。五年期间，藏人减少了90万。去掉逃亡印度的8万多藏人，那就是说，有80多万藏人死于枪杀和饥饿。如果算上五年期间出生的人口，死亡人数可能有100万。 因此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1982年10月9日在东京演讲时说：“中共在西藏实行的纳粹残害犹太人般的大屠杀，展露了共产中国是残忍和反人道的刽子手，它的残暴和极端反人道超过世界上任何其它共产政权。” ●酷热使10％的流亡藏人死亡 面对屠杀，成千上万的藏人和达赖喇嘛一起逃到印度。印度政府对逃来的藏人很同情，除了帮助安顿，各邦还把一些不用的土地分给了他们，按人头，大人近一英亩，小孩减半。 那些千辛万苦翻越了喜马拉雅山，在解放军追杀中幸存的藏人，还没喘过气来，就发现他们并没摆脱死亡的威胁。这些世代生活在海拔3500米以上冰雪高原的西藏人，惶恐地面对一个从没见过的印度平原。巨大的地理环境变化，导致水土不服，再加上酷暑闷热，一批批藏人相继死亡。 68岁的伦周巴登是当地居民点藏人议会主席，他回忆到，1960年他和妻子背着一岁和四岁的两个女儿逃到了不丹。为了躲避中共军队，他们白天藏，晚上走，足足走了45天，才跋涉过边界。“到了不丹，找不到西藏食品，再加上酷暑，我们一岁的小女儿先断了气，没几天，四岁的女儿也死了。我背着妻子，徒步从不丹走到印度，去找达赖喇嘛……” 63岁的居民点厨师金巴丹增告诉我，当年他刚到这个居民点时，这里只是森林沼泽，没有路，没有房子，丛林中的酷热难挨，很多人因此死亡。“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个和尚，当时60岁，刚到这里才七天，就在我的身边断了气。” 拜拉库比（Bylakuppe）是印度南方最早修建的藏人居民点。居民点秘书洛桑俄周在1961年随第一批三千藏人到达这里。他回忆说，当时这里都是密林，阳光都照不进去，里里闷热，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只有把树砍到，透点空气，才使气温下降。他们砍树建路，随身带着帐篷。渴了时，不敢到远处找水，因为密林中有很多大象和白狼，他们只好喝林中的河水。但由于腐烂的野兽尸体污染了河水，喝了之后，很多人死亡。“我的祖母、妻子和舅舅都是那时死的。我们第一批来的三千人，两年之后，死了三百。” ●从荒野中幸存 但今天任何一个来访者，都只能凭藏人的回忆来想象这里当年的荒凉了，因为经过30多年的奋斗，藏人把这片荒野密林建成了一个房屋林立、道路纵横、一片平原的居民区。印度政府为保护西藏文化，规定藏人自己管理居民点，印度人不可住进。现在，藏人在印度、尼泊尔等地建立了76个居民点。每个居民点都有一名达赖喇嘛的代表，做行政管理。居民点中的每个难民营选举出一个议员，组成地方议会，制定政策、通过预算并监督达赖喇嘛代表的工作。 印度政府当年只是一次性给了土地，后来再没给。但藏人人口不断增加，因为佛教主张不杀生，没有计划生育的概念，藏人居民点中平均每个家庭有七口人，再加上不断有藏人从西藏逃来，人均土地越来越少。因此大部份藏人在不是农忙季节就到外地经商。我11月中旬到达时，大部份藏人都不在居民点。当地人告诉我，虽然他们在外地做生意比在居民点种地经济效益好，但他们都不愿搬离藏人居民点，为的是保持民族认同。每一个藏人居民点都实行多种经营，开办了毛毯厂、拖拉机厂，有的还经营摩托车厂、玩具厂和计算机培训中心。在拉给林藏人居民点，有18个手工地毯工厂。藏人的手工地毯曾风靡印度大陆，很赚钱。我在拜拉库比一家地毯厂参观时得知，两个女工，用13天才能织出18平方尺花样地毯。一张大地毯能卖七千卢比（约两百美元）。地毯厂经理自豪地说，“只要你有图案，什么样的花样我们都能织出来。”墙上挂着他们刚刚完成的一个荷兰人定制的有着离奇古怪图案的地毯。 和周围的印度人社区比较，藏人居民点把生活组织得更好。我在印度走访了新德里等大小五个城镇，发现每个城镇都有很多印度乞讨者。但在藏人居民点，没有一个藏人乞讨。而且藏人的生活水平，也略高于周围的印度人村落。例如，在拜拉库比，35％的藏人使用煤气做饭；而在周围的印度人村落，用煤气做饭的低于10％。 ●藏人的社会主义 藏人在各居民点建了75所分支医院，总医院在达兰萨拉。藏人居民点的政策更像社会主义。藏人看病是免费的，药品只收成本费；住院一个月100卢比（不到三美元）。65岁以上者，贫困者，僧侣都是免费，新来的难民前六个月免费。 每个藏人居民点都建有老人院。收留无子女的65岁以上的老人，费用由居民点管理部门募捐。每个星期天，都有“西藏青年大会”和“西藏妇女协会”的志愿人员帮老人洗澡、洗衣服。在道古凌老人院，有260名老人，其中70名残疾人。73岁的班玛本双目失明。他告诉我，1959年他逃来印度时是个和尚，他被安排在北方修路，放炸药时，发生意外，他的两眼被炸坏。他已在老人院度过了几十年。这个老人院年纪最大的已有102岁。我特意和她合影，因为我以前从没见过逾百岁的人。她的女儿也在这个老人院，快80岁了。老人们三顿饭后就是摇铃念经，祝愿达赖喇嘛健康长寿。 藏人在流亡生活中，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藏人流亡点现有104所藏人学校，其中千人以上的七所。很多藏人父母把孩子从西藏偷送到印度的藏人居民点学校学习，因为这里教藏语，而且不收学费。 在我居住的纽约，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身着红色道袍的和尚，会感到很稀奇。但在印度的藏人居民点，满街都是和尚尼姑。藏人在流亡社区建立了近两百所寺院，有近一万六千僧侣在寺院学习。在拜拉库比，一个寺庙有1,700个和尚，最小的五岁，最大的近80岁。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一千多和尚坐在一个大厅中击鼓念经，那种震天动地的场面，非常难忘。 ●藏人的苦难，与中国人有关系 很多四、五十岁的藏人都是1959年随同父母逃来印度的，当时他们还是孩子。他们对自己家乡的思念与日俱增。拜拉库比藏人居民点的达赖喇嘛代表土登安叶桑和父亲一起逃来印度时只有12岁。他的母亲被中共关进了监狱，文革时被批斗致死，因为他家被划为地主。他说，“我对母亲唯一的记忆是她每天都在哭。”土登在尼泊尔上的大学，毕业后曾在藏人学校当校长，因此他去印度的中共领馆申请回藏探亲签证被拒绝。今年49岁的土登已流亡了38年，一直没有机会回去西藏。他告诉我，“有一次我找到西藏和尼泊尔的一处边界，那里没有士兵守卫，我走了过去，当踩在西藏的土地时，我泪流满面，在那里呆呆地站了一个半小时。” 虽然土登有这样的经历，但他和绝大多数藏人一样，并不仇恨中国人，他认为是中国政府领导人给西藏带来了灾难。他说：“从我的内心，我非常希望西藏独立，但我百分之百地同意达赖喇嘛的观点，让西藏高度自治。我们西藏不能挑战中国，中国太大。我们希望和中国共享人类的价值。”他特别强调：“我们需要相互理解。我想90％的中国人不知道西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仅仅知道北京的宣传。从佛教的观点，应该告诉人们真实。”几乎所有我采访的藏人，都渴望中国人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西藏的真实。拜拉库比“西藏妇女协会”主席措尼才仁在向我讲述流亡藏人的苦难时，泣不成声，她流着泪说，“告诉其它中国人，我们西藏人的苦难……” ●哈达的重量 在没去印度南方的藏人居民点之前，好心的朋友劝我要小心，因为汉藏有很多隔阂和怨恨。但出乎意料的是，在藏人居民点，很多藏人向我献上表示友好的白色哈达。我1994年发表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一文，被译成藏文，发行了藏文和中文两种小册子。所以藏人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有的还带着啤酒到我的住处，一定要和我干一杯。那份真诚和友情，让人很感动。一次我走在藏人居民点的大街上，当陪同我的藏人朋友向人介绍我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时，藏人立刻献上一条哈达。我不禁纳闷，怎么街上的藏人兜里会随时揣着哈达。离开印度时，我的旅行包里多了七十多条哈达。背着这些哈达，更感觉心的沉重。 作为一个中国人，听藏人倾诉他们的苦难，会有特殊的难过。我想起一位中国记者朋友信中的话：“中国人的苦难，与藏人没关；但藏人的苦难，却和中国人有关系。”在返回纽约的飞机上，耳边一直轰响着那位西藏妇女协会主席的声音——“告诉其它中国人，我们西藏人的苦难！” （载香港《开放》1998年2月号） |
| 事实独立∶民国时期的西藏地位 1997-11-18 |
| 随著柏林墙的倒塌和“六四屠杀”，共产主义的黑暗部份越来越曝光，因此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西藏，因它是中共统治下最黑暗的部份之一。
一些“六四”後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讨论西藏问题，但他们发现首先要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中共军队於五十年代初进入西藏之前，西藏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国和西藏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到底以哪一段历史来划分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以中国唐朝来划分，当时中国和西藏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国家，西藏国的军队还曾占领过唐朝首都长安（今西安），两国後来签署互不侵犯条约，明确了边界。江苏省古籍刻印社根据清道光刻印本影印的《边防备览》於1991年2月出版，里面详细记载了历史上的唐藏关系，并有唐藏边界图。 如果以元朝来划分，则不管是西藏还是中国，当时都被蒙古成吉思汗的骑兵占领。蒙古人可以据此声称，西藏和中国现在都应该是蒙古国的一部份。 如果以北京政府经常强调的清朝来划分，很多历史资料证明，西藏当时并不是清朝的一个行省。清光绪乙已年出版的《水经注图》中的大清国全国地图中并不包括西藏（但却包括了现在的朝鲜、越南等国家）。而且研究西藏问题的西方学者，对满族人当年在西藏到底有多少影响力，至今还有争议。 当今世界很多国家的国界以及独立，都是以本世纪上叶这段历史划分和确定的。因此，确定西藏的地位，从1911年清朝结束，到1951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这40年是最重要的历史根据。而且，从历史学的角度，确定国家的地位，距今越近的历史，分量越重。 很多历史资料证明，从1912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率领藏人击败在拉萨的清军後宣布西藏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到1951年中共军队占领西藏，这40年间，中国人对西藏没有什麽影响力，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对西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西藏在这个期间是独立於民国的，或者说，是事实独立的。 北京举出的民国时期西藏从属中国的证据与史实不符 北京在1992年发表的“西藏的主权归属和人权状况”的“西藏白皮书”中，用了很多笔墨谈元朝清朝的历史，来证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在谈到民国时，用了很少的文字，几笔带过。因为这个期间中国人对西藏的影响微乎其微。 为证明这段时期西藏属於中国，“白皮书”强调三个事件∶1934年民国政府特使黄慕松去拉萨为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1940年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去拉萨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登基典礼；1931年和1946年，西藏派代表参加了南京的国民大会。 用这样一些资料来证明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根据并不充分。而且很多史料证明，北京举出的这些资料，与史实并不相符。我在这里暂不引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仅以近年来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籍，和大陆的汉藏学者在中共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黄慕松的西藏之行∶藏人拒绝归顺 据大陆学者孔庆宗在1985年北京出版的《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中发表的“黄慕松入藏纪实”一文，1934年黄慕松将军去拉萨参加致祭活动，曾与藏人发生冲突。黄慕松要求在祭堂上悬挂中华民国国旗∶“在内地凡举行庆吊大典，悬挂党国党旗（原文如此）已成为当然之事。此次本人代表政府致祭，若不悬旗，不足以昭郑重。”但西藏政府噶厦（内阁）不同意。“最後黄慕松致电南京请示，始决定是日在专使使署外挂旗，只将党国旗抬至布达拉宫祭堂，暂不悬挂。”国旗代表主权归属，藏人拒绝在祭堂悬挂民国国旗，就是不承认西藏从属南京政府管辖。 黄慕松进藏，表面是参加致祭活动，实际上是去说服藏人归顺中央。他带去了民国政府拟定的“对藏四条”∶ 1、外交∶西藏为我国领土，解决各种问题，均属内政范围； 2、政治∶恢复中央与西藏原有之统领关系； 3、军事∶中央派员训练西藏地方军队； 4、其他∶以上三条为解决西藏问题之最高原则，具体以此拟定，呈候核夺。 西藏政府噶厦对此答复说∶现在西藏政府只想按照十三世达赖喇嘛在世时那样做，若你们另有主张，须交“西藏民众大会”决议後方能商洽。 黄慕松在西藏逗留了三个月，离藏前，他强调，只有确认西藏为中华民国领土，服从中央，然後才有商量余地。他并保证中央政府允许西藏自治，不干预西藏之自治权限，不改变西藏之原有政治制度。最後噶厦答复了十条，主要条款是∶ 1、对外可称西藏为中国领土； 2、西藏内务全由藏人自权自主，汉政府不得干预； 3、中央可派驻藏代表一名，主仆人数不得超过25人，此外不得另派官兵。驻藏代表必须真正信佛教； 4、藏官员由西藏政府任命，毕後函至中央备陈； 5、国防由西藏政府自理。 从西藏政府的答复可以看出，西藏实际上是处於事实独立的状态。 二、吴忠信西藏之行的真相 黄慕松西藏之行後，南京政府又派特使吴宗信去了西藏。在北京和台北，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强调民国时期西藏从属中国的主要根据就是吴忠信的西藏之行，认为∶藏人找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後，正式用公文请示了南京中央政府，获得批准後灵童才确立；吴忠信去查看了“灵童”，决定免予传统的“抽签”；并代表中央政府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登基典礼。北京的“西藏白皮书”更理直气壮地说∶“仅十四世达赖喇嘛要经过国民政府批准方得继承这一点，就充分说明当时的西藏根本没有什麽独立的权力。” 但从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一次讲话披露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到，北京的上述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阿沛·阿旺晋美是1951年西藏政府派出与北京签订“十七条协议”的首席代表，後来成为藏人在中共政权中地位仅次於班禅喇嘛的高级官员。1989年7月底，他在“西藏自治区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专门讲了西藏历史问题（载拉萨《西藏日报》，1989年8月27日）。他说，经征得江苏省委和省政府同意，他在1985年特意调看了南京第二档案馆中的档案，为了查清当年西藏政府有无就确定“灵童”向南京政府请示一事、为何选灵童免予“抽签”、谁主持了“坐床”典礼等历史疑点。 1、藏人没有为确立灵童请示南京政府 阿沛·阿旺晋美看到的档案记载是，里面确实有盖著当时西藏摄政王热振、三大寺和噶伦正式印章的分别写给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信函。但信件不是请示可否确立“灵童”，而是说∶在安多地区，即青海寻找到了转世灵童，但当地军阀马步芳勒索30万银元，否则不让灵童离开。藏人交了银元後，马步芳又变卦，要增加到三百万，藏人拿不出，只好写信给南京政府，请他们为了汉藏民族之间的感情给予帮助。 2、灵童只有一个，不存在“抽签” 档案中没有任何关於免予“抽签”的文件。藏人在青海寻找到灵童後，为了防止马步芳勒索，故意说他是预选灵童之一，这样就显得这个灵童不是那麽十分重要。但吴忠信到拉萨後清楚地看到，只有一个灵童，他汇报南京说这个“灵童天资聪颖，免予金瓶抽签”。所谓“抽签”，就意味著是两个灵童以上，但当时藏人只寻找到一个灵童，所以从逻辑上不存在抽签选择的问题。而且在吴去拉萨之前，灵童已经确定，也不存在由他“察看决定”的问题。连北京的西藏问题专家牙含章在他的《达赖喇嘛传》也写到∶“所谓‘察看’，不过争回国民党政府的一点面子，实际上（吴忠信）并无否决之权。” 3、吴忠信没有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典礼 在档案中，也没有任何文件证明吴忠信主持了灵童“坐床”仪式。只有一张套红的当时国民党报纸报导说，吴“主持”了典礼，并配发了一张吴参加典礼的照片。但据阿沛·阿旺晋美的仔细观察，“这张照片是在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卧室中拍的，照片上是吴忠信送给十四世达赖喇嘛一个钟，他把钟拿在手上玩，脸上有笑容，很高兴的样子。” 了解当年情况的西藏老人夏扎·甘登班久於1982年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上发表的“忆吴忠信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片断”的回忆文章也对此有所证实∶“在坐床典礼之後，吴忠信到达赖的卧室向他告别，并送达赖一只怀表，表的外围用珍珠镶嵌。同时，还与达赖在卧室外边的水池边合影。1950年，我在噶伦堡一个学校看电影时，曾看到了这个镜头。” 北京的中国藏学出版社在1990年出版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档案选编》一书中有两封电报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该书收集有这期间国民政府就此问题的公函、文件等478件，其中包括黄慕松和吴忠信在藏期间与南京政府的所有来往电报。书中的第439件公函是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拍给在拉萨的吴忠信的电报，电文说，美国美联社想得到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新闻照片发表，为省时间，让吴把照片直接寄给印度一家报纸转美联社。吴忠信在回电中说，因为登基典礼在早晨进行，“不便拍照”。意思是说，他没有登基典礼场面的照片。他在电文中说，他会把其他场面拍的照片寄美联社。 据夏扎·甘登班久的文章回忆，“吴忠信来拉萨时带了两个顾问（曹、席）、两位秘书、三、四名保管员、一个医生一个医助，两名摄影师及其他工作人员。”吴带了两个摄影师，别的场面会拍照片，恰恰是国民政府最重视的、由他主持的登基典礼没拍一张他“主持”场面的照片，所谓由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之说，无法让人置信。 4、藏人传统∶坐床典礼不设主持人 因此阿沛·阿旺晋美在讲话时认为∶“实际情况是不存在吴忠信为十四世达赖喇嘛主持坐床典礼的事实。”他还举例说，“多杰才旦同志（注∶原中共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他们找到了一份文件，是西藏地方政府後来给国民党政府发的一封感谢信。内容是感谢国民党政府派吴忠信参加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国民党是根据这封信说吴忠信主持了坐床典礼。那怎麽能说明问题呢？‘参加’与‘主持’是不同的概念。而实际上达赖喇嘛的坐床典礼就没有像汉族所讲的主持方式。”“今天，我们在座的有许多原来西藏的老贵族，都知道达赖喇嘛坐床典礼的习惯和它的程序是没有什麽主持人的。不像汉族开会时有个主持人。┅┅在此问题上国民党说瞎话，我们共产党就没有必要跟著他们继续说瞎话。” 三、出席南京国民大会，藏人是观察员 北京“西藏白皮书”强调民国时期西藏从属中国的另外一个根据是，西藏代表1931年和1946年参加了南京的国民大会。实际上藏人派代表出席南京政府的国民大会共有三次∶一次是1931年；另一次是1946年的制定宪法，最後一次是1948年的选总统。但藏人在三次会议上都坚持“三不”∶不鼓掌；不举手参加议案表决；不参加选举。他们都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的。尤其是1946年那次，是西藏政府派出代表团去“慰问同盟国”，先到印度对英、美政府表示慰问，然後到南京对中国政府表示慰问。藏人强俄巴·多吉欧珠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发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慰问同盟国和出席南京国民代表大会‘内幕’”一文说，西藏政府这种去慰问同盟国的行动本身，就是表明，西藏“不属於同盟国，是独立的。” 结论∶民国四十年中，西藏是事实独立的 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看到，从1911年清王朝结束，到1951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这40年间，西藏至少是处於事实独立的状态。因此，对这段历史非常了解的阿沛·阿旺晋美在他的讲话中才这样总结说，“国民党政府自己宣传报导说，（民国时期）国民党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同过去清王朝一样密切等等，这些说法从史实来看不是实情。”“辛亥革命胜利之後，国民党政府同西藏之间的关系没有多大的政治关系。” 而达赖喇嘛在1959年中共军队镇压了西藏人民的起义、逃亡到印度後，於当年九月给联合国秘书长发的电文，在论述西藏是独立的国家时，第一条就强调说∶“自十三世达赖喇嘛於1912年宣布独立之後，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在西藏行使任何权力。” （载《中国之春》1997年12月号） |
| 如果杜愚在美国告《前哨》——裁决媒体诽谤案的原则 1997-11-16 |
| 据香港《明报》报道，北京电视台节目女主持人杜愚在香港法院状告《前哨》杂志前年六月发表的一篇说她和中共广播电视部副部长“有染”的报道不实，损害了她的名誉，最後获得赔偿。据《前哨》记者报导，该刊赔偿了杜愚15万港币，并刊登了“道歉启示”。此事似已了结，但最近香港多家报纸报道，北京电视台也派人到香港法庭告《前哨》，说对杜愚的报道也使该台名誉受损，要求500万港币的赔偿。
●逼迫《前哨》破产关门 香港的政论刊物大多是惨淡经营，并不赚钱。五百万的赔偿额，等於逼迫《前哨》关门。北京电视台不是像西方电视台那样的独立私营媒体，而是国家行政部门，并是中共的主要喉舌之一。它对香港一本以严厉批评中共著称的独立刊物这样一种告法，提出这样高的索赔价码，显然已不是一般的诽谤纠纷，而是有著明显的政治原因。而且这是自七月一日香港被中共收回後，第一宗大陆的行政单位来香港与当地报刊打诽谤官司。 七月一日之後，香港还能不能有新闻自由，这是国际社会瞩目的。我曾在八月号《动向》杂志上撰文“香港新闻自由的前景”，其中特别提到，在中共统治下，大陆没有一家报刊能发出独立的声音，以中共这样扼杀新闻自由的历史，北京不会坐视香港的自由媒体。但北京还不敢用大陆那种把媒体全部收归国有的方式立即控制香港媒体，因为那样做国际舆论反弹太大，技术上操作也很困难。最可能的方式是利用香港原有的一些恶法，用“诽谤”和“泄密”等罪名，“合理合法”地与媒体打官司，以巨额赔款的方式迫使报刊破产关门。杜愚和北京电视台告《前哨》案，说明这种方式已经开始。 ●美国新闻自由度最高 人类自有新闻传播以来，就伴随著新闻控制和迫害。其管制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事先新闻检查，包括禁止发表，以及制定管制新闻的法律；另一种是事後以“诽谤”罪名制约新闻。在专制国家，一般都采取第一种方式，例如中国，则以国家垄断和事先检查、事後严惩的方式迫使编辑记者自我新闻检查，以达到管制新闻。在民主国家，一般都放弃了管制新闻的法律，但“诽谤”罪名仍使媒体头痛不已。 因此，怎样裁决“诽谤”案，则成为一个国家新闻自由程度的标志。在西方国家中，美国对“诽谤”案制定的法律标准最有利於保护新闻自由，这也是为什麽美国成为世界上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杜愚告《前哨》一案，如果在美国打这个官司，她几乎没有赢的可能。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早已针对这类诽谤案确立了明确的保护新闻自由的判案原则。 ●确立诽谤案胜诉“三原则” 美国的法律与中国不同，它主要不是靠“成文法”，而是“案例法”，即用以前的案例中的判案原则作为以後同类案子的判案标准和依据。 美国最出名的“诽谤”案是1960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L·B·Sullivan）状告《纽约时报》诽谤。当时正是美国黑人人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一批黑人民权领袖联名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幅广告，指责阿拉巴马州蒙市警察对黑人施暴。蒙市警察局长沙利文认为广告内容严重失实，构成诽谤，使他名誉受损，因此在阿州最高法院状告《纽约时报》诽谤，索赔50万美元。阿州最高法院审理裁决，广告中有些内容失实，构成诽谤。 《纽约时报》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认定诽谤罪名不成立，并第一次提出了政府公职人员状告媒体诽谤可以胜诉的著名“三原则”，即当事人必须提供∶第一，报道内容失实；第二，当事人的名誉受到损害；第三，媒体在报道前有“真实的恶意”（actual malice）和“故意疏忽”，即媒体事先就有诽谤陷害当事人的动机，故意编织不实报道；或明知报道不实，不加以查核。 ●“真实的恶意”是关键 在这个”三原则”面前，沙利文能够拿出前两条证据，一，报道内容失实∶该广告说警方把当地黑人学生反锁在学校食堂受饿；警方曾用炸弹炸毁黑人民权领袖马德·路德金博士的住宅；警方曾七次逮捕关押路德金等。但经过法庭调查，警方没有锁过学生；也没有用炸弹毁坏过路德金的住宅；路德金被捕四次，而不是七次。二、他的名誉受到损害∶该广告刊登後，沙利文和蒙市警方被很多美国人谴责。但沙利文无法提出第三条，《纽约时报》对他有“真实的恶意”，即事先就有诽谤陷害他的动机的证据。很显然，拿出这样的“证据”是极为困难的。 後来最高法院又把这“三原则”运用到“公众人物”身上，即“社会名流”要想与媒体打赢诽谤官司，也要提出媒体有“真实的恶意”的证据。因为公民社会的强大，已使“公众人物”具有“准政府公职人员”的功能，他们的意见，对上影响政府的决策，对下左右大众的舆论，因此也要受到媒体的监督。什麽样的人才算“公众人物”，最高法院没有给予明确的定义，但最近一个判例是，一个在几千人的小镇中参加社会活动比较活跃的退休警察，状告媒体“诽谤”，最後被法院认定他是“公众人物”而败诉。最高法院後来又把这“三原则”扩大到即使是普通人，卷入处於大众关注的“公众事物旋涡”中，状告媒体诽谤，也要出示这三点证据。 ●对付不真实的信息，应是提供更多的信息 美国最高法院对“诽谤案”制定这样的“三原则”，并不是纵容和保护媒体胡乱报道、不负责任，而是基於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保护言论和新闻自由”条款这样的理解∶新闻自由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对於监督政府和维护社会公正有极重要的作用。如果让政府公职人员和社会名流轻易打赢诽谤官司，在巨额赔偿的压力下，媒体就会自我新闻检查，不再敢大胆挖掘报道丑闻，刊登调查性的报道。离开强有力的新闻监督，政府就会腐败，社会就没有公义。虽然失实报道对某些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的名誉造成损害，但第一，因为他们是官员和名流，会有其他媒体报道采访他们，他们有为自己辩护澄清名誉的机会。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在不实报道使有些官员和社会名流造成名誉损害，和在他们轻易打赢诽谤官司，媒体自由受到钳制，失去媒体强有力监督下他们滥用职权和影响力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之间，後一个损害更大。某种意义上说，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在反复权衡之下，为了新闻自由和保障民主制度，宁可付出前者的代价。 大法官们在裁决“沙利文案”时特别强调，信息应该是一个“市场”，任何信息，包括错误的信息、不受人们欢迎的思想，都应该”不受限制、最大限度开放、流动”，在流动中，真实的信息一定最後占上风。对付不真实的信息，和不受欢迎的言论，应该是提供更多的信息和言论，而不应该用巨额赔偿和绳之以法使媒体沉默。 这样的判案原则为美国媒体摆脱诽谤纠缠和巨额赔偿的压力，更大胆地挖掘丑闻，更热心刊发批评性、调查性的报道，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和新闻保护。 ●确定由原告举证的重要性 当年采访报道“沙利文案”的《纽约时报》记者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由於出色地报道此案，获得了标志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後来他就此案撰写的论述新闻自由的专著《不得立法》（取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国会不得立法限制新闻自由”），被《纽约时报》书评誉为“对发保护言论自由的划时代研究” ；《费城问询报》称该书使“一部宏观的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 路易士自1969年就为《纽约时报》撰写专栏，至今已写了28年，两次获得“普利策奖”，是目前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之一。前年，我在纽约采访了他，并在美国《世界日报》发表了介绍他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长篇报道。在与他探讨“沙利文案”时，路易士强调，“沙利文案直接影响了美国媒体的倾向。它等於告诉报界，即使出一些政治问题失实的差错，也应该自由地、强有利地写、写是一种责任。报纸不仅有写的自由，更有写的责任。” 路易士现在还同时兼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讲授“沙利文案”；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麦迪逊访问教授”，讲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我曾一堂不漏地听了他在哥大的课，研读了他指定的关於诽谤案的书籍。在课堂上，路易士更特别指出∶最高法院不仅确立了至关重要的诽谤案“三原则”，同时明确裁决∶状告媒体诽谤案时，举证责任在原告。也就是说，当原告控告媒体报道失实时，应由原告提供证据，证明报道如何失实；而不是由被告的媒体来提供消息来源和证明消息的真实性。这个原则的确立相当保护媒体，因为当某人向媒体提供了某种消息，而这个消息被某个官员或名流指控为“诽谤”时，这个“某人”可能出於各种原因不愿意出庭作证，或根本就不愿意让人知道这个消息是他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法院要求被告的媒体举证，那媒体就很可能会因为提供消息的人不愿出庭而无法证明消息的出处和真实性。那就等於说，自己的报道没有“根据”或“不准确”，这样就可能使原告一方以此打赢官司。 ●应由杜愚举证《前哨》文章失实 北京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杜愚状告《前哨》诽谤一案，如果在美国法院打这个官司，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三原则”，她必须有证据证明∶ 第一，《前哨》报道的她与广播电视部副部长“有染”是失实的。而不是由《前哨》举证证明这个消息是真实的。因为《前哨》已被中共定为“反动刊物”，在北京向该刊提供这个消息的当事人，以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不可能出庭为《前哨》作证。即使他有胆量这样做，也没有办法来到香港，因为北京电视台的上级——中国政府掌管著出国手续的审批。因此《前哨》记者在上期该刊报道杜愚一案时感叹∶“我们北京的消息来源却不愿上庭作证，（我们）拿不到证据”。由此可见，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所以确立由被告举证的原则，就是事先设想到被告的媒体要保护新闻来源，且有举证上的困难。 由於必须由原告来举证，杜愚就要有证据证实她与广播电视部副部长没有“床第”之事。例如，有证人证明杜愚不认识那位政府高官，或与他没有亲密来往，或有人证明杜愚与她的丈夫感情笃厚，生活作风一向谨严等等。或者杜愚能举出被指为与那位副部长“有染”的那个夜晚，有人证明她在别处，没有这种行为等。杜愚在接受香港《明报》记者采访时，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她是个单亲母亲，“日间上班，下班又要照顾只有八岁的儿子，哪里还可以对外发展感情。”（《明报》，1997年6月14日）这种理由不仅矫情十足，在法律上更根本无法成立。 ●“整个北京城里都传遍了”？ 第二，除了证明报道失实，她还要有证据证明她的名誉受到实质性损害。例如，丈夫或男朋友因为这个报道而提出离婚、分手或双方感情恶化；朋友因此疏远她；单位因此把她解雇或降级使用等等。像目前杜愚所说的“整个北京城里都快传遍了”这样一个“证据”，在美国法庭是无法通过的。杜愚在开始时向《前哨》索赔30万，理由是“她停职前一年广告费回扣超过五万元，还有工资、奖金、补贴及主持其他各种晚会的众多收入。”如果这些“损失”属实，杜愚必须拿出，她去年一年从广告费回扣获得五万元的证据；北京电视台因为这篇报道给予她停职处分的证据；她的工资奖金和主持其他晚会的收入证据，以及国家税收部门对这些收入征税的回执等。 《前哨》杂志是北京政权禁止带入大陆的刊物，更不允许在中国公开发行。杜愚说《前哨》登的她与广电部官员“有染”的报道“全北京城里都快传遍了”，从逻辑上很难讲得通。而且她在接受香港《东周刊》杂志采访时，说她是“离职”。“离职”和因为《前哨》的报道遭到单位“解职”是不同的。这是两个概念，前者是自己主动，後者才是被动的。 ●无法证实《前哨》有”真实的恶意” 第三，以美国的诽谤案判案“三原则”，如果杜愚能够提出前两条证据，第三条证明《前哨》有“真实的恶意”，即事先就有诽谤陷害杜愚的动机的证据是很难举出的。从《前哨》对杜愚控告诽谤一案的最初反应来看，《前哨》并不存在“真实的恶意”。据《前哨》记者报道，当该刊听到杜愚要告他们诽谤时，“我们很愕然，不知《前哨》与杜愚有何过节。”後来经人解释，“才知是九五年六月号《前哨》一篇关於陈希同的文章，提及杜愚与广电部副部长发生丑闻的事。”随後，《前哨》编辑部通过杜愚的律师转给杜愚的信中明确表示∶“如果报道有误，《前哨》应作出更正或澄清；如果对当事人造成困扰，《前哨》应作出道歉；如果确实因此而使当事人蒙受经济损失，《前哨》亦应作出赔偿。”（以上引言载《前哨》今年七月号）这封信显示，《前哨》是负责任的，具有诚意的，不存在“真实的恶意”。 ●两个将军告媒体诽谤都败诉 自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确立了诽谤案“三原则”後，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在美国想与媒体打赢诽谤官司极为困难。例如，1982年美国有两起轰动的诽谤案最後败诉。一起是前美军越战指挥官威廉姆·威斯摩兰将军（W·Westmoreland）状告美国CBS电视台“诽谤”，索赔一亿两千万美元。但这位将军自己赔进了两百万美元的诉讼费，最後也没有打赢官司。 另一起是前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将军（A·Sharon）状告美国《时代》周刊诽谤，要求五千万美元的赔偿，因为《时代》周刊曾报道说，沙龙将军曾纵容部下在黎巴嫩杀害平民。虽然威斯摩兰和沙龙都拿出了证据证明媒体对他们的报道是“失实”的，并能证明名誉确实受到了损害，但由於他们都是政府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他们都拿不出媒体有“真实的恶意”的证据，最後都败诉了。 ●精神分析学家和女记者打了十年诽谤官司 美国近年最轰动的一件媒体被告“诽谤案”，是身居旧金山的精神分析学家玛森（J·M·Masson）状告《纽约人》杂志女记者马尔科姆（J·Malcom）对他的专访文章中有五处引文“严重失实”而构成诽谤，要求100万美元的赔偿。这场诽谤官司从1984年打起，整整打了10十年，引起全国媒体的瞩目。 玛森指控说，那篇在《纽约人》杂志刊出的专访文章，其中五个“引文”他根本就没说过，这五个引文给他名誉带来损害，他的女友因此与他分手。这五个“引文”是，他夸口说，他搞精神分析，就是玩女人，性交乐趣无穷，他是男妓。 女记者认为，五处“引文”都是玛森曾说过的，她有采访录音和采访笔记。法院仔细检查了她的十几个小时的录音带和采访笔记，发现里面并没有这五个引起争执的“引文”。女记者争辩说，有些采访是她与玛森散步时进行的，事後补记的笔记找不到了。 该案1994年在旧金山法院终审裁决∶五处“引文”是没有根据的，对玛森的名誉构成了损害。但玛森作为精神分析学家，属“公众人物”，他没能提供出记者事先有意诽谤他的证据，即“真实的恶意”，因而法院判玛森败诉。女记者虽然赢得了诽谤官司，不需偿付对方要求的巨额赔款，但她被法官指为“缺乏新闻道德”，在新闻同行中名誉扫地。 ●英澳裁决诽谤案采用“三原则” 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诽谤罪胜诉“三原则”，已被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判案时援引。路易士在接受我采访时介绍，英国和澳大利亚最近都曾引用“三原则”审理诽谤案。他说∶“澳大利亚法院不久前在审理媒体被告诽谤案中，就要求原告证明媒体有'真实的恶意'。六个月前，伦敦的《泰晤士》报揭出英国一个地方政府和官员受贿，被控诽谤。英国最高法院已经援引沙利文案判《泰晤士报》赢了和地方政府的官司。官员个人控告案还没判。” “三原则”的核心是“真实的恶意”。也就是被视为“诽谤”的文章，即使後来查明是不实的，但只要被告（媒体和作者）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文章属实，法庭就应免除他们的刑事和民事（罚款赔偿）责任。这一原则越来越被全球的法院援引和进一步阐述∶ ●“真实的恶意”的标准走向世界 日本最高法院在裁决“科奇（Kochi）对日本政府”一案时强调∶在诽谤案中，“即使（文章的）真实性没有得到确证，只要当事人能够找到原因，表明他错误地相信文章是属实的，这时，他的行为亦不应解释为恶意或疏忽。” 在韩国，报纸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文章真实性的情况下，为了公众利益，发表一篇有诽谤性的文章时，就不构成非法行为。韩国法庭在阐述这一原则时说∶即使被控诽谤的文章被查明是不属实的，“如果诽谤者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的文章是属实的，诽谤行为就不构成非法行为。” 菲律宾法庭最近在审理该国前总统阿基诺夫人状告记者诽谤一案时，明确援引美国“沙利文”案例。裁决说，虽然被告的记者写的文章并不属实，但他不应该受到惩罚，因为他在撰写发表此文时相信文章是真实的，他没有“真实的恶意”。 去年，南非的一家法院在审理该国环保部副部长状告媒体诽谤一案时裁定∶“被告诽谤的文章，如果是关於自由和阐述政治事件，就应受到宪法保障。法庭认为，如果这个官员想打赢官司，他必须能提出证据确定“被告媒体是在不合理的情况下发表文章的”，也就是说，被告媒体在发表文章时有“真实的恶意”。 印度最高法院在1994年裁决“拉基哥波尔（rajagopal）状告泰米尔达都邦（State of Tamil Dadu）”一案时提出∶“即使出版物所依据的事实和言论不属实，原告也不应获得赔偿，除非原告证明媒体是在故意疏忽的情况下发表这篇文章的，只要被告的记者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在写文章之前曾经对事实进行过合理的求证就足够了；作者并不需要证明所写作品本身的正确。” ●台湾司法和新闻上的“里程碑” 今年四月，台湾地方法院在审理“国民党投资事业管理委员会主委刘泰英状告香港《亚洲周刊》和该刊特约记者陈婉莹诽谤”一案时，也是援引这样的判案原则，最终裁决诽谤罪名不成立。 该案源於《亚洲周刊》发表了一篇纽约《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的美籍华人记者陈婉莹与人合写的报道，指出∶国民党资产总管刘泰英在与美国总统特别助理见面时，曾主动提及可捐出1500万美元给克林顿做竞选经费。刘泰英认为绝无此事，指该文损害了他的名誉，在台北法院提出诽谤诉讼，索赔1500万美元。 美国多家媒体为陈婉莹联署了一份法庭“答辩书”，该“答辩书”的辩护重点不是这篇报道是否属实，而是陈婉莹等人和《亚洲周刊》在撰写和发表这篇报道时，相信文章是真实的，作者和媒体事先没有“真实的恶意”。“答辩书”指出∶“被告诚实地相信他们的文章属实。即便文章被认为是不实的，如果法庭认定被告是真诚地相信他们的文章属实，我们就要提请法庭考虑，不要处罚被告。” 台北法院判决刘泰英败诉的主要理由是∶“新闻自由为民主宪政和自由社会的基石”，“为避免新闻媒体因为担忧诽谤责任而采取自我限制与检查，因此导致剥夺大众知的权利。”台湾资深报人张作锦撰文称赞这一判决是台湾在司法和新闻事业上的“里程碑”。 ●诽谤诉讼将摧毁民主价值 由美国多家著名媒体为陈婉莹一案联署的“答辩书”，旁征博引了全球很多国家法院裁决诽谤案时阐述的原则，最後做了下面几点重要的结论∶ “国际上公认的原则是，某一位作者真诚地相信他的文章是属实的，就可以排除承担责任。” “在诚实相信下犯错误应该受到保护这一原则，具有至关重要的民主功能。如果政府官员能够轻而易举地惩罚新闻媒体，那一定会妨碍新闻记者对公众事物的报道。虽然新闻记者可能会因诽谤案而坐牢或遭巨额罚款，但最终的受害者却是民主制度本身。” “ 新闻自由是一个为国际公认的、核心的民主价值。但诽谤案却有可能摧毁这个价值。” ●香港有近30项恶法 英国的法律与美国有很多不同，尤其在诽谤案的定罪上。作为原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在1991年通过《人权法条例》之前，很多法律都对新闻和言论自由有严格的限制。据统计，这种限制性条例和规定有近30项之多。如《电影审查条例》、《淫秽及不雅物品管制条例》、《英国官方机密法》、《广播管理法》等等。早就有大众传播学者指出，如果九七後香港政府援引这些恶法，香港的新闻自由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通过北京电视台状告《前哨》诽谤一案，人们将看到香港的的法官们会引用什麽样的判案原则来裁决诽谤案。 《前哨》月刊自创刊以来，不断严词批评北京政权，挖掘曝光中共官员贪污腐败的丑闻。北京对香港这类政论刊物的忌恨可想而知。北京电视台派人到香港状告《前哨》，又索赔那样高的价码，很可能是北京开始铲除他们视为香港“反动杂志”的前奏。因此，香港的编辑、记者和专栏作家，应该伸出援手，声援《前哨》，抗议北京扼杀新闻自由。 虽然香港的某些报刊有小报倾向，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报道时有发生，报道的一些大陆内幕消息的真实性也令人存疑。但对这些问题，应该由新闻批评来解决，而不应由抓记者和巨额罚款使报刊关门的方式封住媒体的口。不实报道的出现，既有编辑记者新闻专业水准和新闻道德观念的原因，更在於中共封锁新闻信息，因此从大陆获得的消息经常无法有效地查核。在北京政权政治不透明、新闻无自由的情况下，中共完全没有资格告香港任何一家报刊诽谤。 ●“新闻必须不受任何限制” 在美国被视为新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的安东尼·路易士，在为新闻自由奋力疾呼的同时，也严词批评那些刊登不实报道的媒体，强调编辑记者的职业道德。在前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状告《时代》周刊诽谤案时，他曾严词批评《时代》周刊发表不实报道。但他更坚决反对刑事处罚记者或对报纸巨额罚款。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我并不介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惩罚报纸的错误，诸如小额罚款；或不赔款，由法院裁决报道是否属实，以挽回当事人的名誉损失。但不能以巨额赔偿威胁报纸的生存。很多大众讨厌媒体和记者，认为记者们想调查所有人，却拒绝任何人限制他们。我认为新闻必须不受任何限制。当然这会带来一些劣质的报纸，像《Star》、《Enquire》等（指在美国超级市场出售的两种小报）。但我不认为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行得通。” ●新闻同业是一个整体 路易士的做法，就是把两件事情分开，一码是一码。今天，面对北京电视台状告《前哨》一案，香港的新闻同行们应该站在新闻同业的角度，不管是喜欢这个杂志，还是不喜欢这个杂志，都在捍卫新闻自由的大原则下，发出正义声援的声音。如果让中共今天顺利地封杀掉《前哨》，下一个受害者就可能时《争鸣》、《开放》、《九十年代》、《苹果日报》┅┅ 在美国新闻界，虽然激烈竞争，有些报纸视竞争对手为仇敌，但一有迫害新闻记者或要把报纸罚款关门的事发生，那些原来对立的报刊，都团结起来，共同发出声援的声音。在这种时刻，他们都抛开个人感情因素，维护“新闻同业”的利益。有时还要跨越国籍，全球声援。例如，台湾在判决陈婉莹一案时，美国广播公司、美联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每日新闻报、道琼公司、洛杉矶时报公司、国家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公司、时代周刊公司、华盛顿邮报公司、以及“保护记者协会”等著名美国媒体和团体组成了“法庭之友”，并史无前例地连署了一份“答辩书”，为亚裔记者仗义执言。 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新闻界，也发生过这样的事。1947年5月，当上海警备司令部以政治原因下令关闭《文汇报》等三家报纸时，《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挺身而出，撰文抗议。但储安平与《文汇报》等三报关系并不好，而且与《文汇报》主编徐铸成还有过不愉快，但他说，“站在新闻同业的立场上，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表示抗议。”“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锻炼自己的地方。” 今天，面对以中共政权为後台的北京电视台在香港法院状告《前哨》诽谤一案，海外很多人都在观察、注视，看香港新闻界有没有“新闻同业精神”，在迫害面前，有没有勇气联合起来，向中共说一声“不”！ （载香港《前哨》月刊1997年11月号） |
| 被冷落的中国图书——法兰克福书展观感 1997-11-16 |
| “一个再骄傲的作家，站在这里，也会冷静谦虚下来。”面对“法兰克福书展”上那成千上万的图书时，我在想。因为一个人再能写，毕其一生，也只能写出书展柜上的一个格子。
10月15日至20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市举行的书展，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书展，它展出了33万种新书，吸引了100个国家的9000家出版社，和32万个出版商、版权代理商、作家、记者和读者。如果这些数字还不能描述出它的规模之大的话，那麽从它的展厅大小可以得到具体感受。在全部10个展厅中，仅第八号展厅的英文图书，我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遍，走了足足一整天。 10个展厅之间，有中型巴士接送，每个展厅，每个展位，每个入口出口都有详细清晰的指示标志，面对18万平方尺展厅，30多万图书参展，30多万人参观这样的巨大场面，德国人却把它组织得井井有条，完全没有任何混乱。仅从这个书展，也可以看出德国人的认真和谨严。 ●全球80％图书版权在法兰克福签订 法兰克福书展也是人类最古老的书展，七世纪就已开始，1503年举办的那次，就有全球339家书商参加。近年来，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更成为全球书商们的”麦加”，不过他们来这块圣地朝拜的“神”是书和利润。据统计，全球80％的图书版权合同都是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签订的。 置身在法兰克福书展，会使人强烈地感受到英文图书在全球出版业的统治地位。展出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英文书的第八号展厅，比展出中国、日本、俄国、东欧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等几十个国家图书的第九号展厅面积还大。在英文图书展厅，人潮不断，购买图书版权的，参观的，谈合同的等等，使偌大的展厅几天来一直熙熙攘攘。而第九号展厅，相形之下，则显得十分冷清。一位日本的出版社经理说，“我们来法兰克福，主要是来买书的。我们知道来这里的书商，主要兴趣在於英文书。” ●北京来书展打西藏宣传战 但从中国大陆展出的图书来看，这种差别还不仅仅是由於英语语言占优势，更显出图书出版制度的问题。中国这次派出了136人的代表团，100多家出版社，摆出了50多个图书摊位。但从图书的内容和摊位的装璜，则有著明显的宣传味道。例如在中国展位，在写著China的大字後面，是一幅两人高、五米宽的巨型图片，画面是香港的高楼大厦，上面有一行字：香港会更繁荣。我流览了其他国家的书展摊位，发现没有哪个国家摆设这种政治性的宣传图片，人家都是展示自己的民族特色，并千方百计地用电脑、电影胶片、CD光碟等各种手段喜人人们看他们的图书。香港回归，只是一件新闻而已，人家到这里是做书的生意，与香港回归没有关系，而且香港的高楼大厦是在英国人的管理下建成的，这是任人皆知的，哪有什麽中国特色？ 在香港巨幅图片下面，放著30多种介绍资料，我翻了一下，除了几本是介绍中国几家出版社的图书外，有9种小册子介绍香港回归；14种单行本介绍西藏，包括西藏人权多麽好，西藏妇女地位多麽平等，西藏环境如何没有污染，有一本引经据典强调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份。还有英文版的江泽民和李鹏的讲话。在中国一些出版社的摊位前面，堆放著一些北京确立的“班禅灵童”头像等西藏宣传画，上面的纸条用英文写著∶随便拿，免费。在中国展位的墙壁上，也张贴著中共确立的班禅灵童等西藏宣传画（宣传画署名是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这些东西给人一个强烈的印象，北京好像不是来这里展销图书，而是来与达赖喇嘛打宣传战。与其他国家那种专注於展出图书的专业精神相比，中国图书展位的这种宣传味道给人以相当滑稽、可笑的感觉。 ●“邓小平”被减价处理 中国展出的图书内容，也有著政治挂帅的痕迹。例如展位最显著位置摆出的是《毛泽东选集》，然後是《邓小平文选》。邓的文选是英文的，毛选是中文的。我不知道来法兰克福订书的人有谁会选购这类书，能看懂中文毛选的又有几个。在中国其他出版社的摊位上，也有《邓小平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等。而在整个中国展位唯一的一种CD光碟作品，是由浙江电子音像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用中文朗读的邓小平讲话。我问“邓小平CD多少钱？”管理这个展位的女服务员说，“随你给，给多少都行。”显然这种内容的光碟很难卖出去。 ●出版官员只懂旅游观光 中国图书展位的冷清场面，除了由於图书内容的单调和政治化原因外，也和中国参展人员缺乏专业化有关。我在与中国摊位的一些工作人员聊天得知，来参加书展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多数是当地新闻局长、出版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和出版社社长，他们对如何选书订书和推销自己的书，都缺乏具体的专业经验和知识，也没有多大商业热情。 一位北京的出版社长对我说，“我们也知道中国的书很难卖出去，我们来是开开眼界。”书展有六天，但这位社长和他的同行们只在书展呆三天，就提前去巴黎旅游了。而且这些参展的局长、社长多数不懂外文，我在其中一个展位和他们这些局长社长聊天时，就有四次被请去帮忙做英文翻译，因为他们中没有一个懂英文，不知道那些翻看他们展书的外国人在向他们问什麽。 但中国也在书展上卖出了一些图书，广东一家出版社的姚小姐告诉我，“中国图书的拳头产品是画册，尤其像齐白石、徐悲鸿他们的画集。”一个德国小伙子用两百马克（相当一千人民币）买了黑龙江美术出版社的《中国京剧脸谱画集》。该社只带来两本“脸谱”参展，我在他们展位浏览时，又有一个德国人要买剩下的那本。 ●中国图书不景气是因制度落後 面对英文图书的巨大优势，中国出版人员也承认，他们只有靠画集、针灸、烹调、太极拳、气功、推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来打开销路。例如，保加利亚展位上，就展出了该国翻译出版的《唐诗》，《离骚》和《孙子兵法》等中国古典作品。 中国出版的图书在法兰克福书展上所以显得这样不景气，根本原因是中国出版制度的落後。中国的出版社、销售图书的新华书店系统都是国营的，属於国家单位，被政府控制。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书店都没有形成像西方出版业那样的图书市场。这种“国营”性质，导致中国的出版发行不可能有专业化、市场化和竞争活力。中国作家至今不能拿到版税（除贾平凹等几人以外），无论写出什麽畅销书，也只能拿到每千字几十元人民币；出版社不出畅销书也赖活著；新华书店不景气也不倒闭；就像来法兰克福参加书展的那些新闻局长和出版社长一样，他们来了书展之後，不管能不能推销出他们的书，能不能选购到需要的书，他们回去照样当他们的局长社长。 ●一本畅销书稿酬五千万美元 而在西方图书市场则正相反，竞争极为激烈。出版发行人员要挖空心思地寻找好的作家，绞尽脑汁地做新书的宣传，苦心极虑地向全球推销。尤其在美国，图书完全形成市场，书的出版销售非常兴旺。据今年8月24日《纽约时报》报道，去年美国出版了新书58,000种；仅在国内就卖出了21亿7千万册，其中一半是小说。因此小说家写出畅销书立即成为百万富翁。美国畅销小说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与企鹅出版社签约的四本小说，平均每本曾得到预付稿酬1600万美元，他收取25％的版税（一般作者的版税是10％左右）。据今年9月22日出版的《时代》周刊报导，美国另一名作家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的两本畅销小说，预付版税就要一亿美元。他们的小说已从美国攀到英、德和新西兰等国家的畅销榜。正是形成了图书市场，出版社拿到好书，也敢於大手笔，大批量地印刷。像美国另一个畅销小说作家约翰·格里沙姆（John Grisham）的小说，第一版开机印刷就达四百万册，数量惊人。而中国大陆近年出版的书，算畅销的，第一版开机也就是三到五万册（一般开机都是一万册，或更低）。累计印数达到20万，在中国就被称为大畅销了。 ●中国图书无法走向世界 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不仅中国的书很难卖出去，中国的出版社也很难从西方出版社买到好书的版权。因为中国大陆那种不尊重智慧产权，疯狂盗版图书的现象，令西方出版社望而怯步，不敢涉足。如美国爱情畅销小说女作家桑德拉·布朗（Sandra Brown）今年新书以一本四万美元、旧书每本三万美元的版税价钱卖给了俄国，中国大陆北方一家出版社也非常想出布朗的爱情小说，虽然通过各种渠道，几度与美国出版社联系，但美方认为，中国图书市场盗版严重，中国出版社不能守信按期付给美方版税，中国出版业还远没有走上正规，因此婉言谢绝了。 从法兰克福书展可以看出，由於中国大陆出版业受政治制度的阻碍，又缺乏专业人才，再加上对西方图书市场不了解，和其他技术性的原因，中国的图书出版业要想与世界“接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载香港《开放》月刊1997年12月号） |
| 重逢黑暗 1997-09-28 |
| 当北京机场海关的官员把护照递还给我，过了海关，一步踏进中国的一瞬间，我有一种很惊奇的感觉∶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我这个被列入“49人黑名单”的人就这样容易地进了中国？在边检大厅，我转游了半个小时，观察来观察去，没有发现任何人在注意跟踪我。於是在机场候机厅坐了下来，闭上眼睛，平静一下。眼前闪过几年前的一幕。
自1988年夏天离开中国，9年多了，从没有回去过。1992年，我的中国护照到期，於是去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办理延期。交了护照费，按预定的日期前去领取护照时，他们没有给，说是侨务领事傅柄连要和我谈谈。我坚持“没有什麽可谈的。”结果他们把已经给我延了期的护照，加盖了“注销”两字。我当即问领馆人员，为什麽注销我的护照？他回答说∶“你心里明白。”我说“我不明白，请解释我违犯了中国哪一条法律？护照仅证明我是中国人，你们是不是要吊销我的中国人身份？” 中共领馆也清楚自己的无理，吊销护照连原因都不敢理直气壮地告诉，只是重复说，“你心里明白。而且口气也硬不起来。我跟他们大吵起来，坚持要他们说出理由，一群等待办理护照的人像看戏似的，导致领馆无法办公。後来那个领馆人员软了下来，无奈地说，这是领导决定的，他是小办事员，只是奉令行事。当然我心里的确是明白的，护照的吊销只是因为“64”屠杀後我办了一张《新闻自由导报》，写了一些批评中共的文章。但中共胆怯理屈到连这个理由也说不出口。 ●美国有改名字的自由 去年五月，我加入了美国籍。今年初又把护照上的名字改成了Billy Lee。美国是个充分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有法律规定，你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可以更改，而且可以改多次，只要不是为了逃避债务、赡养费和目前的刑事犯罪责任，而且手续非常简单。去年报上说，有个美国男子，把他的名字改成了“President”（总统），於是别人见到他，就称他为“总统先生”，他说他的太太自然成了“总统夫人”。 八月下旬的一天，"劳改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吴弘达和我谈到，他们正在制作一部“魏京生与劳改”的记录片，接近完成，只缺魏京生目前被关押的河北南堡盐场监狱的镜头，急需有人去大陆拍摄，准备在江泽民十月份访问美国时，在美国主要电视上播放，依此争取舆论，迫使北京释放魏京生。我觉得这个记录片相当有实际意义，我曾写过长篇声援魏京生的文章，这次能有机会为他的获释做点具体的事情，即使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而且作为一个自由记者，我对调查性新闻一向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因此一口答应下来∶“我去走一趟。”报上说我去北京探望在那里工作的美籍妻子是误传，我妻子从没有在北京工作过，她在纽约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工作。 ●强迫做苦工，人权被剥夺 由於护照上完全是另外一个名字，因此进海关毫无麻烦，前後不到两分钟。九月四日，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去了魏京生被关押的河北南堡监狱。南堡距离天津约二百多公里，但不通火车，需在天津与唐山之间的汉沽下车後，坐汽车去，约85公里。 南堡是中共关押劳改犯人的重地，当地有三场一狱∶碱场、盐场、化工场和河北监狱，除碱场外，都是用犯人做苦工。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南堡盐场劳改犯人生产的工业用盐出口日本和美国。车进南堡，就可以看到望不到边的一块块巨大的盐田。还有像埃及金字塔一样的巨大盐座，非常壮观。魏京生在第一次判刑後就在这里关押，我找到了当年他的妹妹魏珊珊去探视时住的“春燕饭店”，它是一个两层楼的警察招待所，有很多军警出入。我用藏在背包中的录像机拍摄後，又以找人为由进入了南堡劳改三支队，和他们的供销科长聊了半个多小时，并乘司机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悄悄拍下了里面的盐座和生产图表。图表显示，这个支队有劳改犯581人。然後又以同样理由进入了化工厂，录了一些外景。 去中国之前，吴弘达就提醒我，南堡是险地，到处是军警。他的描述果然准确，在南堡，几乎两、三分钟就有一辆警车在街上驶过，街头街尾，到处是穿著黄军装的武警。街中心有个五层大楼，上面写著“快乐俱乐部”，它是当地军警的活动中心，门口停著六辆警车和一些军用摩托，一些武警出出进进。这个快乐俱乐部的军警，和盐田中做苦工的劳改犯人，生活在两个世界。 对中共强迫犯人做苦工，西方人权组织一直有批评。但也有中国人为此辩护，认为犯人犯了罪，不能坐在监狱白吃闲呆，应该干点活自食其力。这话好像不无道理。但在南堡盐场监狱，你会感觉到，即使是从那些中国人的观点角度，这种强迫犯人做苦工的制度，也是有严重问题的。例如，犯人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长短，待遇报酬，伤残保险和医疗，犯人是否自愿，是否有警方滥用权力等等问题都不受到监督，因为中国的监狱和劳改营都是保密的，不仅不许外国记者，连中国国内的记者也不许采访，更不要说让外界调查。九年前我在中国做记者时，中宣部就有名文规定，不经批准，监狱劳改场所不许报导。现在则和以前一模一样。 ●中共用犯人生产石棉 这种虐待犯人做苦工的情况在辽宁省朝阳县“朝阳新生石棉矿”更为严重。朝阳石棉矿是臭名昭著的辽宁省凌源劳改营（八九学生刘刚曾被关押在该劳改营）六支队所在地，座落在朝阳县台子乡长茂河子。从县城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才能到达台子乡，以後就没有公共车了，而且都是山路。我租了一个小三轮柴油车，东北人称它为“蹦蹦车”，因为在颠簸的山路上，它像在跳舞，把人的屁股都能颠肿。在山路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过了三条小溪，才到达四面环山的朝阳石棉矿。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这条路冬天进不来车，只有武警的高轮子车才能开进来。 石棉对人的肺部有永久性伤害，可致肺癌。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止开采。开采石棉几乎等於判了死刑。但中共在这里用犯人开采石棉已有很多年，出租车司机说，这里驻守的军警就有一个连，生产的石棉出口俄国和南韩。由於犯人不愿意干这个活儿，看管的军警也恐惧肺部损害和环境太恶劣而毫无积极性，生产效率非常差，因此最近中共将这个石棉矿卖给了朝阳县个体的天马公司的高占武经营。 我去的时候，犯人已基本上迁到凌源和营口，只有少数犯人作为技术指导留在那里。我以找人为由，爬上了山，在山上拍了军营和监狱大墙岗楼等，及剩余人员加工石棉的情形。 拍完石棉矿，我就去了距朝阳有两小时车路的锦州，因为王丹关押在那里。座落在锦州市太和区锦山街南山里86号的锦州监狱，对外挂的牌子是“锦州开关厂”，因为他们使用犯人生产开关等电子产品。我以做开关生意为由，很顺利进入了开关厂大院，一路拍摄了监狱高墙岗楼。最後以住宿为由，在他们大院内的开关厂招待所二楼的一个房间用录像机拍了锦州监狱的狱墙和牌子。 ●中国警察对美国感兴趣 九月八日早晨，我在监狱旁边拍摄一群被剃光了头的劳改犯在持刺刀的军警看管下挖地基的场面时，不慎被岗楼上的嘹望哨发现，被拘捕。被他们带走的一瞬间，我对自己的不够警觉後悔万分，心里喊著“完了”，真正体验了“功亏一篑”的感觉。 我被带到监狱办公大楼，随後被押送到锦州市公安局技术侦察处一处审问，身上带的照相机、录像机、钱和怀表等，都被他们搜了去。锦州市公安局外国人管理处副处长施蕴辉，警司刘永平，锦州市公安局技术侦察处一处处长高崇宽、副处长于海源等20多人轮番审问，主要问为什麽拍摄监狱劳改营？美国什麽部门派你来的？还准备去哪里？同伙是谁？什麽时候去的美国，从哪去的，原籍在哪？我强调，根据中美两国协议，他们在关押我48小时内，必须通知美方领事。我坚持不让我给美国领事打电话，就拒绝回答一切问题。他们一会宣讲政策，一会拍桌子大喊大叫。我在他们说累了之後，只是回答一句话，不让与美国领事联系，什麽都不回答。 在审问间歇，我说如果你们想了解美国社会，我可以详细介绍。那些警员非常感兴趣，他们详细打听中国人在美国能挣多少钱，美国警察工资多少。他们问房租、物价，尤其是汽车价钱，还和我大谈美国篮球明星乔丹。他们都表示愿到美国看看。 就这样从早上一直到半夜，连续了审问了10多个小时。没有人殴打我，除了拍桌子喊叫，威胁，还算客气。第二天，没有审问。看守我的几个人颇有兴趣地听我谈美国，我则详细讲了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的“六四”屠杀，李志绥书中毛泽东，以及美国人怎样选总统，如何尊重个人权利，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等等，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中午，一名警司告诉我，你今天就能走。他说公安部已批下来，马上遣返美国。 ●中共公安是黑社会 当晚七点，由两辆警车，七个军警押送，去了沈阳。九月十日早晨，由三个人随机押送到上海虹桥机场。他们用扣在他们手里的我的钱买的飞机票。我去中国时买的是日本航空公司的纽约到北京的来回机票。回来的票是open。但我被告知，中共公安部决定必须从上海押解出境，不许到北京。我猜想可能是因为那里正在开中共十五大。但我的个人用品和手提箱等都寄存在北京，他们说下次来中国时再取。我原来买的从北京返回纽约的日航机票也被他们没收。当晚11点，被押上中国民航飞往纽约的飞机。前後被关押了共63个小时，他们根本没有按照中美协议，在48小时内通知美国领馆，更不允许我与美国联系。直至飞机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卡拉其机场停留时，我才得以给朋友打电话报平安。 这次从中共警方对待我的情况看，中共是很怕美国的。只要一提是美国公民，他们的态度马上不一样。各自出示他们的证件，表示他们抓人是合法的，也没有要打人的样子。 但他们有时态度还是很凶，喊叫，拍桌子，不让你睡觉。他们不断向我强调，因为你是美国人，我们对你已经很客气了。言外之意，如果你是中国公民，他们早就“好好收拾了”。 大陆的经济是有发展，但公安部门，和九年前我在中国时一样，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没有法制，有时完全是土匪黑社会做法。锦州市公安局技术侦察处一处处长高崇宽主审我，当我强调我是美国公民，不见美国领事，绝不回答问题时，他喊叫说，“别给我摆你是美国人，就是你们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我这，也要听我的，这是我的地盘，这里我说了算！”对於他们一直关押我，既不出示逮捕证，也不出示拘留证，更不允许我给美国领事和家人打电话，我抗议说他们这是绑架，是黑社会做法。他们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这是法制。” 这次去，本想不管成功与否，都悄悄去，悄悄回来。失败了，以後还可以再去。整个事件与曹长青毫不沾边。因为我感觉自从被抓住，到被送上飞机遣返美国，他们都仅知道我是Billy Lee。但回来後发现报纸上登出来了曹长青的名字，可能是朋友认为公开登出了我的身份，可以更有效地营救我。但实在是遗憾，我的这本美国护照也和我原来的中国护照一样，一次性使用就作废了。 ●最黑暗的部份是监狱劳改营 这次进大陆，本想在完成拍摄任务後，回一趟家，看看分别了九年的父母兄弟。尤其是母亲，每次我们通话她就在电话那端流泪，哭著问我，在她死前还能不能看到我。但拍摄计划的失败，也使我失去了一个近在眼前的与家人久别重逢的机会。 回到纽约家中，意外发现卷在洗漱用具中的一个胶卷幸免，照的是朝阳石棉矿。看著那些照片，我眼前不断闪过那群光头犯人在刺刀下挖地基的场面，它是中国劳改制度的缩影，劳改犯们像蚂蚁一样随时可能被踩扁碾碎。监狱和劳改营是中国大陆最黑暗的部份，这个部份必须曝光，让世人知道它的丑陋和邪恶。即使对我这个美国公民，仅仅关押了63个小时，我的体重就掉了六磅，那恶劣的食物和环境，加上比警察更恶劣的大蚊子，每一分钟都让人感到那是畜牲的日子，根本不是人的生活。 虽然这次拍片没有成功，我被扣押遣送出境，但这不是中共的强大，而是前期的顺利拍摄麻痹了我，是我自己的不够警觉和没有经验导致的。这次经历使我感觉中共漏洞非常多，因此持美国护照，改了名字，谁都可能进去。我还会想办法再进去，因为调查挖掘政府的黑暗，是最令记者兴奋的事。黑暗只有曝光，丑恶才能减少。正如一位犹太人所说∶有暴虐的地方，不是暴虐的强大，而是善良的人们保持沉默。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7年9月28日） |
| 告别自由 1997-07-01 |
| 随著7月1日临近，美国报纸上关於香港的消息也多了起来。一位美国朋友问我，香港到底是怎麽回事，香港意味著什麽？我对这位并不太了解中国的事情，只能平时谈谈篮球的青年脱口而说，「香港意味著自由」。这句话对他可能太抽象，但对我来说，却是那麽具体——
整整9年前的六月底，我第一次进香港，也是唯一一次到香港，那一天，我永远难忘。 1987年初，我参与编辑的《深圳青年报》由於刊登了「劝邓小平退休」的文章而被当局查封。我被迫检查反省了6个月，并被禁止再从事新闻工作。解除反省後我申请到美国留学，当局又百般刁难。整整等待了16个月，才得到那本可以离开中国的护照。 踏上深圳和香港之间的罗湖桥海关那一刻，父亲眼里噙著泪水向我一遍遍地挥手，而母亲无法承受目送我离别的伤痛，呆在家中。几十个朋友，闪烁著深情和担忧的目光，注视著我一步步地通过海关。因爲无法确定，当局会否在海关把我扣押。 20多米的海关通道，我好象走了几年，伴随著紧张、激动和离国别家的愁怅。我知道，就这几十米的通道，不知有多少中国人梦想著跨越。因爲它是奴役和自由、屈辱与尊严的分界线。 我终於走到香港那边的海关，虽然办理过关手续竟用了五个小时，但仍然没有取代我的兴奋。当晚，我住在一位离港出差的朋友的宿舍。我无法入睡。也许是自由来得太艰难，太不容易，当它来临时，反而难以相信它是真的。我一遍遍地问自己，「真的自由了？」 宿舍旁边是一条闹市街，我在这条街上来回走，我多想看到一个朋友，一个熟悉的面孔，和他一起分享我获得自由的兴奋和激动。望著大街上那些卖水果、蔬菜的小贩和陌生人，我强烈的冲动是，想向他们喊一声∶「我自由了！自由了！」 晚风，是凉爽的；街上的灯光，是灿烂的；空气，也湿润并甜滋滋的。我漫无目的地在香港街头来回走著，兴奋地走著，一直走到下半夜。从此，香港在我记忆中定格成一个永恒的印象，香港意味著自由！ 来到美国九年，经常有美国朋友问我感受。我告诉他们，最大的感受是，当街上警车呼啸时，我毫无恐惧。因爲它是抓别人的。生活在自由世界，最大的感受是有保障感、安全感和自由感。 在深圳当记者时，曾看过一个「内参」，记载有一批内地的青年，用钳子剪断了被称爲「二线」的广州和深圳之间的铁丝网（深圳和香港之间的铁丝网被称爲「一线」），钻过去就高兴地大喊大叫「自由了！」他们以爲到了香港。结果当然是全部被逮捕。七月一日以後，这样的青年真的剪断了「一线」铁丝网到了香港，他们会面临和以前一样的命运了。 也许将来有很多中国人像我那样有机会从大陆进到香港，但他们再也不会有我那样获得解放的感受了，因爲香港不再意味著自由，虽然它的经济可能还会持续繁荣。 也许有人认爲这样的看法太悲观，理由是北京承诺了「一国两制」，并保证「五十年不变」。但这些人如果有记性，了解一点北京政权的历史，就会知道，中共的历史其实可以简缩爲四个字∶言而无信。 读读毛泽东的「选集」一至五卷，几乎每句话都说得头头是道，但共产党做的正相反。在延安时，爲了打倒国民党，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报告是「论联合政府」，承诺胜利後要施行民主宪政，和民主党派一起建立联合政府。但打了天下，实行的却是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是毛泽东一个人专所有人的政。在「论联合政府」中，共产党承诺，要允许西藏、新疆和内蒙等其他民族「自治」。但共产党掌了权，就强行对这些民族社会改造，继而血腥镇压。从毛泽东的「反右」引蛇出洞，到邓小平的「六四」屠杀，都血淋淋地证明共产党是最不讲信用的政权。 在纽约各界纪念「六四」八周年晚会上，达赖喇嘛的代表发言提到香港时说，我们藏人对北京的承诺有血的记忆∶当年北京与西藏签署了「17条协定」，保证西藏一切不变。但共产党一条也没有遵守。当藏人要求北京守诺时，中共就说藏人「暴乱」，派大军镇压。据中共档案记载，枪杀了「八万七千名藏人」，迫使近10万藏民随达赖喇嘛逃到印度。 居住在夏威夷，著有以香港爲题材的小说《九龙》的美国作家保罗．泰鲁（Paul Theroux）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评述香港回归问题时特别强调，在这样的时刻，香港人一定要对共产党的历史有记忆。他说，「记忆在此刻有特殊的价值。」香港人想「避免羞辱的最好途径，就是要有长久的记忆。」 因爲泰鲁和所有自由世界的人一样，正眼怔怔地看到，在全世界的共産政权一个接一个垮台，民主大潮席卷全球的历史时刻，六百万香港人却要失去自由，对於崇尚自由的人来说，这是多麽令人心碎的事件。无怪达赖喇嘛说，「六百万不是一个吉利的数位。」因爲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是六百万；被中共殖民奴役的藏人是六百万；而今六百万香港人又要被共产党统治。 但有些中国人不这样想。在他们眼里，中国又多了一块地盘，北京政府又多了一个统治的社区，那就是中国人的骄傲。在香港，那些怀著对共产党的天真幻想，民族情怀淹没记忆的人，正在欢欣鼓舞庆祝「回归」。在美国，据说有1,200名被称誉爲「艺术家」的中国人要组织巨大的欢庆香港回归的庆祝晚会。连六百万人失去自由都要庆祝，这是一个多麽弱智的群体！ 这种「弱智」来自中国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向来强调的是群体、社会和国家，而不看重个人、生命和自由。如果说，西方的现代文明是建立在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之上，那麽，中国的文化价值正相反。这种台湾作家柏杨所痛斥的国家利益至上的「酱缸文化」，加上共产党强化的所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发酵，就演变成这样的现实∶爲了钓鱼岛，一个没有人居住、只有礁石的岛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全球游行抗议，那种规模、声势和人数，远远超过对有上千中国人被解放军杀害的「六四」血案的纪念和对北京屠夫的抗议。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观∶视土地大於生命；视国家的利益高於个体的价值。 7月1日，在北京屠杀了学生和市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派遣一万军队进驻香港，还有早已派进香港的多如牛毛的秘密警察和特务。在这样的架势下，那庆祝香港回归的隆隆鞭炮锣鼓声，如同把六百万香港人驱进监狱大门，那狱墙铁门隆隆关闭的声音。对於一直生活在自由之中的六百万香港人来说，没有什麽比这更痛楚的了，因爲他们正告别自由┅┅ 写於1997年6月 （原载《开放》1997年7月号） |
| 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 1997-05-19 |
| 达赖喇嘛最近成功地访问了台湾，这是他1959年流亡海外之後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达赖喇嘛在台湾可谓刮起了“旋风”，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他主持的一次宗教活动，参加者就有五万人。
达赖喇嘛离开台湾後来到美国访问。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达赖喇嘛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高尔会谈之前的一小时，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的麦迪逊旅馆会见了中国异议人士和学者苏绍智、王若望、羊子、郑义、胡平、唐柏桥、龙宗泽、萧强、刘晓竹、刘白芳、曹长青等11人。 此次会面是由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中心”召集，会见人员也是该中心拟定和邀请的。两位藏人学者，现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主任的阿沛晋美（中共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之子）和“美国之音”藏语部记者才旦旺秋担任了翻译，达赖喇嘛用藏语和英语讲述了他访问台湾的经历，并再次阐述了他的非暴力理念，和与北京对话以谈判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 达赖喇嘛曾一再呼吁，要求藏人去发现每一个他们能发现的中国人，和他们交朋友。他认为，汉藏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两族人民视对方为兄弟姐妹，真诚相待。因此他在和美国总统见面前夕特意抽出时间与这麽多中国人会面交谈。 ●对西藏也应实行“一国两制” 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的原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第一个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他非常非常尊敬达赖喇嘛。还是在中国大陆时，他就听到达赖喇嘛主张对西藏也要实行“一国两制”，他对这个设想非常赞成。他当时曾向统战部的领导提议，应该支持达赖喇嘛的这一设想。 另一名与会人员刘晓竹则提出，流亡的大部分藏人都主张西藏独立，而达赖喇嘛现在的主张是“自治”，这会不会得到多数藏人的支持？达赖喇嘛在回答时说，从非暴力哲学的角度，必须用谈判协商和对话等方式来解决人类之间的冲突。如果他现在坚持的和中国政府对话，寻求西藏“自治”的主张二、三十年都不起作用，那再寻找其他方式。 “ 中国人权”执行主席萧强向达赖喇嘛表示了他对“非暴力”理念的赞成。八九民运时湖南学生领袖唐柏桥则讲述了他的“思想转变”：他以前在中国大陆时所知道的西藏知识都是政府的宣传。因参加八九民运蹲了监狱，他更加体会到被压迫和被迫害著的痛苦。因此他觉得更应该同情和支持被中共压迫和迫害的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汉人和藏人应该从被压迫者的角度联合起来，结束中共的专制统治。 唐柏桥正在策划大纽约地区的“64八周年纪念晚会”，当他会後向达赖喇嘛说起这个“晚会”计划，并邀请达赖喇嘛给予录像致词时，达赖喇嘛马上就答应了。看到达赖喇嘛这样爽快地答应，使我想起现仍在中国大陆的蒋培坤、丁子霖夫妇，他们在给海外朋友的信中说，当“六四”屠杀一周年的时候，他们从“美国之音”听到达赖喇嘛纪念六四遇难者的讲话，深为感动。他们说，八九民运之前的几个月，中共在拉萨屠杀了几百名和平情愿的藏人，并宣布了戒严，可我们中国人，包括知识份子，都没有表示对藏人的支持。现在，达赖喇嘛在“六四”周年之际，还记得中国的受难者，那种精神境界让我们既感动，又惭愧。因此，当我编辑《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一书，邀请蒋培坤、丁子霖夫妇撰写文章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写了题为“关心西藏人权，是中国知识份子的责任”的专论。这本书去年五月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此书的13名作者中，只有蒋培坤、丁子霖夫妇和魏京生身在中国大陆，在那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这样仗义直言，体现了知识份子的道德勇气和良知。 达赖喇嘛这样悼念“六四”遇难者，支持所有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是他一贯的哲学。他在一九八九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领奖致辞时，对他自己做了这样的角色定位：“首先，我是一个世界公民，我有人类责任；第二，我是一个佛教僧侣，我力图向精神世界贡献我的所有；第三，我是一个藏人，我对西藏的命运负有责任。” ●达赖喇嘛的主张受到藏人的质疑 因此，当我提到，很多中国人担心如果西藏高度自治，达赖喇嘛是否要恢复原来的“大西藏”的版图，还是继续现在中共划定的“西藏自治区”时，达赖喇嘛坚定地说，他关心的不是版图、边界和地盘大小，而是保存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他就此阐述他的“中庸之道”理论，他说，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取中间。一些藏人要求西藏完全独立，这是一极；而中国政府想保持现状，即西藏成了中国的殖民地，这是一极。“我想在这两极之间找出一个中间的道路，这就是自治。”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曾写道：“我多年的奋斗，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地位，而是为了我的六百万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我关心的不是边界，而是想像力、创造力，这些对于人类是最重要的。而实现创造力的先决条件必须是有自由。” 但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主张在流亡的藏人社区引起争论。在今年1月20日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的达兰萨拉城举行的“西藏前途讨论会”上，一些藏人少壮派则对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提出质疑。西藏青年会副主席葛玛益西和议员葛玛秋培等就提出，“我们少数流亡藏人无权否定历史上即为独立国家之人民的恢复独立的权力，同时我们也没有改变西藏民族后代之前途的权力。我们的问题是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而不是文化、宗教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没有人会把独立送上门来给我们，舍身争取是极为重要的。在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采取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都是合法且正义的，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争取自由与独立时可以采取什麽手段而又不能采取什麽手段。”包括达赖喇嘛的兄长在内的一些藏人曾指责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是“出卖西藏”。但该讨论会上，多数发言者都支持达赖喇嘛的“自治”诉求。 以达赖喇嘛在藏人中的至高无上的政教领袖地位，和“诺贝尔奖”得主的国际声望，他的主张在流亡藏人中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和抵制。因此，世人看到的结果是，在新疆，暴力反抗中共统治的事件接连不断，直至今年初的“伊宁暴动”，造成几百人丧生的惨剧。但在西藏，这样的大的暴动至今没有发生，这很大程度上在于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主张在对藏人起著制约作用。如果北京政权明智的话，趁著达赖喇嘛还健在，尽早与达赖喇嘛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可以避免将来的大流血。历史上的达赖喇嘛的寿命都不是很长，除了五世达赖喇嘛（66岁）和十三世达赖喇嘛（58岁）外，其他的达赖喇嘛都是在50岁之下就去世了。今年62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可能是所有达赖喇嘛中最博学的宗教领袖，而且最具有西方民主思想和开放胸怀。北京政府如果对达赖喇嘛提出的“自治”的诉求都不予回应，那将是这个政权的大愚蠢。 ●在中共统治下，百万藏人异常死亡 达赖喇嘛的诉求在愚蛮的北京政权那里得不到回应，但在能够接触到自由信息的中国人社区得到了巨大反响。在台湾，很多民众到机场去欢迎达赖喇嘛。台湾媒体对达赖喇嘛的来访几乎都给予正面评价，对达赖喇嘛本人则一片尊敬的声音。即使台湾最反对西藏独立的新党举办的抽样调查中，还有27％的人支持西藏独立。而在与达赖喇嘛会面的十几名中国异议人士和学者中，几乎都对达赖喇嘛提出的“自治”主张表示同情和支持。 从台湾民众和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对西藏问题看法的转变来看，只要中国大陆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随著更多的民众了解到西藏的真相，中国大陆人民也会像台湾民众和海外中国异议人士一样，对西藏人民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因为只要有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北京政权的“西藏人权白皮书”中那些谎言就会被戳穿，人们会了解到西藏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即使在清朝时，西藏也不是中国的一个行省；尤其是在1911年清朝结束後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间的近40年间，西藏完全是“事实独立”；只是在五十年代初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据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透露，邓小平领导的中共“二野”部队在1950年进军西藏时“消灭了五千七百名藏人。” 而且只要有新闻自由，中国人就会了解到，在中共统治下，西藏人民受到的深重苦难。据达赖喇嘛1991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披露，在中共统治下，有多达120万藏人因迫害、饥饿和枪杀而丧生。据美国原《新闻周刊》记者艾夫唐（John Aveton）写的关于西藏历史的专著《雪域境外流亡记》中披露：五十年代末在甘肃兰州郊外监狱曾关押七万名藏人，只有一半人幸存，其余全部被迫害和饥饿致死。在甘肃“酒镇监狱”关押的76名藏人，一半以上活活饿死。已故的十世班禅喇嘛曾统计说，全部藏人人口中，有15％的藏人被关进监狱，其中有40％死於狱中（《华盛顿邮报》1994年7月17日，“毛时代的大众死亡”）。 最近刚刚出版，并受到西方媒体广泛好评的香港《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柏克（Jasper Becker）写的关于中国大陆六十年代初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著作《饿鬼》（Hungery Ghosts），披露了藏人在这场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造成的人为的“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在人口比例中为最高。据该书援引的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在1953年至1964年间，“西藏自治区”和周边的一些藏人自治州的人口从278万下降到250万，人口下降了10％。 即使邓小平主政後，镇压仍没有停止。1989年春天，中共军队公开在拉萨屠杀和平情愿的藏民。当时在场的原《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根据目击和得到的中共文件写成调查报告在海外发表，该报告披露，在那场屠杀中，有400多名藏人被枪杀，几千名藏人受伤。即使中共在西藏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後，发财的大部分是汉人，因为他们与内地和北京高官有更多的关系。据英国《金融时报》今年3月30日的专题报道，在拉萨的13,000家店铺中，只有300家为藏人经营。在西藏的其他地区也是这样，大部分店铺都是汉人开设的。 ●中国人应多一点良知 除了这些历史和严酷的现实外，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藏人有不同于汉人的独特的藏语语言、文化、风俗和全民信仰佛教的宗教传统和生活习惯。仅凭这一点，西藏人民比台湾人更有理由要求独立。但达赖喇嘛考虑到中国人的感情，考虑到中国政治的现实，主动妥协，仅仅要求西藏能实行真正的“自治”，这样的要求已是低得不能再低了。霸道的北京政权对此不予理会，但有良知的、信仰真理的中国人，应该对西藏人民伸出援手，以超越种族和肤色的“人类意识”，去支持西藏人民争取自由和生存的斗争。 会面结束後，达赖喇嘛和很多中国异议人士聊天。作家郑义在和达赖喇嘛谈到西藏作为当今世界最后一块“净土”被中共践踏，西藏人民这些年遭受的深重苦难时，不禁落泪，无法说下去。刚刚度过80大寿的作家王若望是与会人员中年龄最大的，达赖喇嘛一直拉著他的手达两、三分钟，听王若望讲诉他1982年随作家代表团去西藏访问时看到佛教寺庙被毁坏的情景，和他了解到的当年西藏的六千多座寺庙在文革中被毁坏到只剩下八座的惨剧。 会面结束後，达赖喇嘛向每一个与会者赠送了藏人象征友好的白色哈达和他的中文著作《慈悲与个人》，并应很多人请求，在哈达上一一签上了他的名字。告辞时，他握住苏绍智的手说，“这次时间太短了，如果有时间，我要向你请教一下马克思主义。”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 望著微笑著的达赖喇嘛双手合掌，向大家告别，一身红色的架裟飘然而去的情景，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台湾诗人余光中最近写的题为“达赖喇嘛”中的一些诗句—— 藏文滔滔有几人能懂 密宗奥妙更难以参悟 但他的微笑深入浅出 无需译成台语或汉文 看双掌合十，心心相印 有千千万万的头颅低俯 不向飞弹，向他的法坛 ┅┅┅┅ 我没有哈达可献，也未如密门 只能在春分的第六个黄昏 在一株菩提树下默祷 愿他能带著微笑与族人 重踏来时的天梯千仞 回到他梦里的冰国雪乡 （载香港《前哨》月刊1997年6月号） |
| 民族冲突可能使中国崩溃解体——访蒙古族学者巴赫 1997-05-16 |
| 伊宁暴动，北京公车被放置炸弹，藏人要求独立，内蒙骚乱┅┅民族矛盾在中国几乎白刃化。怎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毛病在哪里？
“毛病在於专制统治，和大汉族主义的中国人对其他民族的种族歧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巴赫先生最近在纽约接受采访时这样概括。 今年42岁的巴赫是一名蒙古族学者，原在新疆社科院历史所专事研究西北民族史，即新疆、内蒙和西藏问题。八年前应丹麦文化部邀请到该国皇家博物馆甄别中国民俗历史资料。随後又在瑞典博物馆和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研究新疆和蒙古史。 ●“东土国”曾统一过新疆 在谈到今年二月的伊宁暴动事件时，巴赫先生感叹地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1931年，新疆维吾尔人民就在哈密暴动，成立了“东土耳其伊斯兰共和国”，反抗国民党汉人统治。当地军阀盛世才依靠苏联军队和坦克才把暴动镇压下去。1944年，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和蒙古族等原住民在伊犁武装起义，再次竖起“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旗帜，起义部队统一了除现在乌鲁木齐周围以外的所有土地，一直坚持到1949年。当年底，“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五位主要领袖，在乘坐苏联安排的飞机前往北京谈判途中，飞机坠毁，五位领袖全部身亡。随後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进军新疆。 ●20万新疆人集体大逃亡 中共统治新疆後，向新疆大量移入汉人，并实行军事统治。被新疆人称为“杀人王”的王震成为新疆的土皇帝，他统领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有两百万人，再加上中共在新疆境内驻扎的几十个师，基本都是汉人。大量汉人迁入，再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抢占原住民的土地、草原和私有财产，尤其是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政策，使新疆人的生活迅速恶化，新疆也像内地一样出现大饥荒。1962年5月中旬，二、三千伊宁市各族居民走上街头，要求粮食，抗议大量汉人迁入。当游行队伍冲进中共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党委大院时，州党委书记兼伊犁军分区司令员张世功接到新疆军区司令王震的命令：“开枪”！在枪弹扫射下，手无寸铁的市民死伤无数，酿成震惊全疆的大血案。而同样的屠杀事件，在新疆塔城地区随後也发生，而且市民死伤情况比伊犁更严重。 血腥屠杀激怒了当地住民，狂怒的人们拿起棍棒、铁锹和猎枪等，冲进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办公大楼，把桌椅门窗砸了个稀巴烂，随後举家逃离新疆。当年在霍尔果斯、阿拉山口、额敏等边境口岸，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和蒙古族等各族当地居民，骑著马、骆驼，赶著牛羊、坐著马车，人喊马嘶，像决堤洪水，滚滚冲过边界关卡，演出了一场悲壮的现代“出埃及记”。 据中共文件说，逃亡人数有15万到20万。民间说法是70万。几天之内，伊犁、塔城地区十室九空。连被中共曾笼络的少数民族领袖也随民众大逃亡。上至新疆军区副司令马尔戈夫将军、新疆军区副总参谋长租农泰也夫，厅长、州长、地区专员、以及县长、公安局长、医生、教师、宗教人士等等。後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苏联和土耳其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阵线”，决心解放新疆。 中共诬指这是苏联策动的“反革命暴乱事件”，但一直找不到任何证据。後来把这一事件降级为“伊塔边民外逃事件”，最後含糊地称为“伊塔事件”了之。 ●维吾尔族人要刨王震的坟 王震在新疆滥杀无辜，激起新疆各族人民的仇恨。当地人说，王震的“将军”名声根本不是在战场上得来的，因为他在战场上从没有什麽建树，而是杀戮新疆老百姓得来的。王震有一次表示他死後要葬在新疆天山上。当地老百姓说：“我们决不让这个屠杀新疆人的异教徒的骨头弄脏了天山的净土，他要葬，我们就刨了他。” 王震在新疆如此杀戮，不仅没有受到任何处罚，反而上调北京出任农垦部长。屠夫王震离开新疆，但屠杀却没有离开。1969年6月，中共调来另一个军头龙书金出任新疆军区司令。他到任後，为了让新疆人惧怕他，在一天之内就在全新疆范围内以“地方民族主义”的罪名逮捕了一万两千多人，枪毙了37人。新疆维吾尔族著名的翻译家托乎提．库尔班就是被龙书金下令枪杀的。 ●西出阳关无好人 汉人在五十年代初在新疆仅占5％，现在则激增为37％。在新疆目前的1,500万人中，汉人达600万。这样的人口增长速度在新疆历史上是没有前例的。虽然新疆的面积相当於60个江苏省或40个台湾，而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中共扶持的全国25个贫困县，有20个在新疆。 巴赫说到这里，引述了1912年的新疆总督杨增新对出塞汉官的评价：“西出阳关无好人。汉人冒著风险到塞外，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所以，不可能不吮吸民脂民膏。”巴赫虽是蒙古族，但出生在新疆伊犁地区，他亲眼目睹了大大小小的“王震们”如何骑在新疆人头上作威作福。他说，被视为肥缺的国家机关、国营企业和工厂学校的职务名额，90％以上被这些大小“王震们”的亲属和汉人所占有。而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只能从事所谓的“自然经济”，即种地、放羊和卖烤肉等。 ●强迫新疆人使用北京时间 大汉族主义对新疆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呈现在各个领域。例如龙书金的打手们当年在批斗不会讲汉话的维吾尔族干部时曾狂喊：“讲人话（即汉语），不许说牲口的话（即当地语言）。”龙书金在干部大会上训话：“什麽新疆时间，难道还想搞独立？老子是玩枪的，不管那麽多，以後一律改成北京时间。”一句话，与北京时差两小时的新疆只得用北京时间。即使现在恢复了新疆时间，但在新疆的汉人们仍顽固地采用北京时间。 巴赫的话使我想起一年多前在《纽约时报》（1995年12月4日）看到的该刊记者迈耶（Karl Meyer）写的编辑笔记“亚洲失落的世界——在中国殖民下的新疆”。迈耶写到，他随二十名旅游者去了新疆，在和田地区，导游告诉他们，全城有18万居民，其中96％是维吾尔族人。但他们参观的工厂，墙上贴的告示都是汉语。而在吐鲁番附近的火车站，几乎全部的指示说明用的是汉语，包括火车时刻表。这位记者感叹地说，对那些要乘火车而不会汉语的维吾尔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来说，这会多麽不方便。在距离北京2,100英哩的喀什城，迈耶发现，由於时差，到中午时分，天才亮。当地的20万居民，90％是维吾尔族，但被强迫使用北京时间。 ●王震骂胡耀邦是“卖国贼” 七十年代末，杨勇主持新疆工作，提出让原住民高度自治，并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给地方管理。杨勇的温和政策缓和了新疆的民族矛盾。但杨勇调离後，在王震的支持下，新疆又恢复了“生产建设兵团”。因为王震曾大骂说，谁否定兵团，就是对他的否定。兵团恢复後，那些兵团的既得利益者们在乌鲁木齐近郊的五家渠为王震修了一个专用别墅，王震曾去住过一次。王震有个嗜好，喜欢与回族女子过夜。王震的部下们找了一个年轻的回族少妇陪王震睡觉。事後那对年轻夫妇因此离婚。 新疆的又一次转机是1980年胡耀邦视察西藏和新疆後提出“新疆六条”，让新疆充分自治。但当时身居副总理要职的王震坚决反对，王震仗著在文革中保护过邓小平的特殊关系，以及他和邓小平在民族问题上观点一致，在中央会议上大骂胡耀邦，“谁做这样的决定，简直是卖国贼！”结果胡耀邦的“新疆六条”以失败告终。 ●新疆有了电，也有了核污染 新疆人除了深受中国殖民主义的压迫，还遭受著原子辐射的残害。因为中共的几百次核试验几乎都是在新疆境内进行的。1995年8月17日，中共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境内的罗布泊核子基地进行的核试验，震撼规模相当五点六级地震，威力是日本广岛原子弹的10倍。 中共在新疆博斯腾湖畔建造的“马兰核子基地”，距离当地蒙古人居住的和硕县只有10公里。巴赫曾去过这一带考察。“马兰核子基地”是聂荣臻、张爱萍建造的“原子城”，里面修筑了一排排整齐划一的试验室、营房和四合院。当地的蒙古族居民告诉巴赫说，“这几十年有两个变化，一是有了电，二是有了核污染。” 巴赫在当地发现，在靠近核试验场方向的树木，树叶全部脱光。当地毛发脱落和皮肤病患者很多。由於空气污染，当地的酸雨频率已占总降雨天数的80％。当地人困惑，为什麽老天连续降下黄土，天空总是灰蒙蒙，人也灰头土脸。 博斯腾湖是新疆第一大淡水湖，是附近几万蒙古人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并盛产鱼类。但由於核子辐射，现在鱼肉已不能吃了。附近的库尔勒市以盛产香梨闻名，如今也由於污染严重而停止出口。 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医院的一个院长告诉巴赫，自1964年中共开始核试验以来，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接近试验地区的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和汉族人血液病变的数量是一般地区的四至五倍。当地儿童、妇女患白血病、喉癌的人数直线上升，孕妇早产和畸形儿出生率也急剧增加。据最近返乡的一位蒙古喇嘛回到纽约告诉巴赫，他的两个弟弟都死於莫名其妙的病症。当地青年人死亡数量增长之快，令人吃惊。 ●军事镇压解决不了新疆问题 大汉族主义的殖民统治，激起当地人民的不断反抗。自中共建政以来，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暴动在新疆就有11次之多。而小规模的反抗无以计数。巴赫回忆道，1995年，就有7名维吾尔族转业军人因找不到工作，愤而抢了当地的武装弹药库，和一部三菱汽车，一路射杀，死伤了200多人，最後这7人被中共野战部队击毙。 巴赫先生的结论是，“伊宁暴动”不是第一次，也决不会是最後一次。中共靠军事镇压解决不了新疆问题，民族仇恨只能越杀越深。 ●蒙古人在内蒙成了少数 巴赫目前正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资深研究员司马晋合写一部论蒙汉关系的书。他谈起蒙古问题，更是如数家珍。 他认为目前内蒙古的问题与新疆一样，根本问题是大汉人种族主义。他举例说，内蒙古的人口在1947年只有68万，现在激增到2,300万。祖祖辈辈在草原上生活的蒙古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少数，现在只占总人口的14％。 巴赫介绍说，内蒙古也像新疆一样，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独立运动。1924年外蒙古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1937年，成吉思汗的第31世孙德王组织了“蒙古自治政府”和蒙古自卫军。当时国民政府允许蒙古人高度自治，允许保留蒙古自卫军十个师。国民政府负责外交和国防，其他均交由蒙古自治政府自理。 1950年，中共军队进军内蒙古，打败了德王的蒙古自卫军。不久中共在内蒙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世代以草原为生。但中共在内蒙开矿建厂，建造重工业；并强迫蒙古牧民在草原上种粮食，强行推行“人民公社”政策，同时把大量汉人迁入内蒙。 ●5万蒙古人被打死，50万人致残 文革中，北京军区副司令腾海清调到内蒙出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腾海清像统治新疆的王震一样，在内蒙古大开杀戒，在清查所谓的“内人党”（内蒙古人民党）时，逮捕关押了80万人。腾海清的口号是“对内人党不可手软，只有触及他们皮肉，才能刺痛他们的灵魂。”结果内蒙古的很多工厂、学校、寺庙、医院以至幼儿园都成了牢房。腾海清的打手们到处私设公堂，任意刑求，酷刑有几十种，包括吊打、老虎凳、过电、钉竹签、烙铁烫。更残酷的是两眼被挖出，叫取走两只灯泡。在哲里盟，有妇女被逼与公牛交配。在锡林郭勒盟有被活埋的，被割去耳朵的。砍臂、断腿的，不计其数。在这场大杀戮中，有五万蒙古人被拷打迫害致死，多达50万人致残。被拷打致死的上至内蒙古自治区的三位副主席，高级法院院长，内蒙师范学院院长，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主任，内蒙古历史研究所所长，下至普通农牧民和妇女儿童。 ●没有汉人因迫害少数民族被处分过 蒙古人无法理解他们为什麽要这样被杀戮。上千蒙古人骑马冲过层层封锁，跑到北京申冤告状。最著名的是“八百铁骑”，他们裸露著上身，把碗口大的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脯的肌肉上，来到中南海申冤。当毛泽东说了“挖内人党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後，成千上万被关押的蒙古人才获释。随著牢中酷刑和各种惨案被披露，死伤家属纷纷走向街头，举行街头控诉会和刑具展览会，很多死亡家属自发组织了“五十孤儿上访团”，“一百寡妇上访团”，“干部家属申冤团”，数以千计的蒙古人在大街上呼冤求救，哭天喊地，场面极为悲壮。 结果，像“杀人王”王震一样，腾海清只是调离内蒙，到济南军区任副司令员，没有任何处分，更不要说刑事追究。 巴赫谈到这里悲愤地说，在中共统治新疆、内蒙和西藏这四十多年间，以“地方主义”和“分裂主义”为罪名迫害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少数民族人民，但从没有一个汉人因“大汉族主义”被处分过！ ●民运人士的口气与邓小平一样 巴赫很感触地说，中国人的“大中国”情结很深，一听到少数民族暴动，第一反应是指责他们分裂中国，而从不去认真了解一下，为什麽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等不愿意和中国人生活在一起。巴赫在美国接触过中国异议人士，有些异议人士见到他是蒙古人，第一句话是，如果你不主张蒙古独立，咱们可以谈。那种口气和思维与邓小平说的“只有不主张独立，别的可以谈”一模一样。 巴赫强调，维吾尔族、蒙古族和藏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其风俗习惯与汉族也大不相同。例如蒙古的文字是字母由上而下拼写，与汉语完全不同。这些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曾在历史上建立过独立於汉族的国家，而且蒙古人还统治过汉人。如果中国人想把这些民族保留在中国的大家庭之内，解决的根本办法，不仅仅是结束专制，还需要放弃“大汉族主义”的种族歧视和大中国的殖民心态，让这些民族充分自治。 对有些中国异议人士提出的中国将来实行联邦制，巴赫表示赞成。他举例说，当今世界上六个主要国家，五个是联邦制，因为联邦制比较适用於大国。他质问到，香港几乎全是汉人，可以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为什麽不可以在新疆、内蒙和西藏也这样做，让“藏人治藏”、“新疆人治疆”、“蒙古人治蒙”？如果像现在这样对新疆、内蒙和西藏只是一味军事镇压、殖民统治，民族仇恨只会越积越深。但仇恨的“火山”总有一天会喷发，那时候，不仅“大中国”可能因此崩溃解体，还可能会有一场民族大冲突、大流血，这对哪一个民族都是悲剧。 （载《开放》1997年6月号） |
| 盖棺论定邓小平 1997-04-20 |
| 皇帝的驾崩，总是标志著一个朝代的终结。邓小平，这个被世人公认的中国最後一个皇帝的死亡，不仅意味著共产主义在中国走到尽头，也标著中国几千年皇朝制度的结束。
中国人向来有盖棺论定之说。虽然中共操纵下的媒体对邓一片赞扬声，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和政客也对邓多是歌功颂德，但都改变不了邓小平作为独裁者的本质真实—— ●指挥迫害知识份子 第一，大独裁者毛泽东在中国建立邪恶的共产帝国，无论是暴力打江山，还是後来专制统治，都有邓小平的辅助。很多血腥的细节，都有邓小平的直接参与。毛泽东迫害知识份子的“反右”运动，就是由邓小平亲手指挥的。这就是为什麽邓小平执政时，拒不为“反右”运动平反认错，坚持“反右”是对的，只是不该“扩大化”。当年50多万被打成“右派”的人，後来除了几个人没有“平反”外，其余的全部都得到昭雪。怎麽可能有这样的逻辑：为了打倒几个右派，“扩大化”到了50多万？ ●毛的帮凶 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主要同伙和帮凶，对中共的很多罪恶，都有不可饶恕的罪责。例如，据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年出版随後就被当局查禁的《中国“左”祸》一书的统计数字，“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饥饿和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五千万。”《华盛顿邮报》记者萨泽蓝（D．Southerland）在该报1994年7月17日发表的长篇调查报告“毛时代的大众死亡”中，根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中共1949年建政後，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中国人可能有八千万或更多。邓小平作为中共高层主要决策者之一，和毛泽东路线的积极贯彻者，对这些大众死亡都负有责任。 ●制度性的腐败 第二，邓小平直接指挥了所有残杀西藏人民的镇压活动。据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透露，邓小平指挥的中共“第二野战军”在1950年进军西藏时“消灭了5700名藏人”。在1975年下令军队武力镇压云南穆斯林的反抗。 而五十年代初期在西藏提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邓小平说服毛泽东发动的，後来毛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是“右派”，邓是“左派”。“社会主义改造”激发整个西藏人民起义，邓小平又亲自指挥镇压，据中共文件披露，有“八万七千名藏人被消灭”。 1989年春，邓小平又下令对拉萨的和平游行藏民进行武力镇压。据当时在场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後来在海外发表的调查报告，有400多藏民在那次镇压中被“解放军”枪杀。 第三，邓小平拒绝政治改革，是导致中国大陆贪污腐败、社会严重不公的主要原因。在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监督，没有真正法制的制约下的单项的经济开放，给了各级中共官员贪污腐败最有利的条件。据中共最高法院院长任建新最近的报告，1996年中共高级干部经济犯罪率比上一年上升了10％，达到2600多件。尤其是高干子女，利用老子的特权（或与老子合伙分赃）牟取暴利的活动更为严重。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曾组织过庞大的“康华实业公司”，结果“康华”很快成为中国官倒腐败的同义词。邓小平的二儿子邓质方在上海和大连经营当今大陆最赚钱的房地产生意，同时还拥有香港“高迪”、“开达”等三家上市公司的50％的股份。邓小平的女婿贺平（邓榕的丈夫），则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军火公司之一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据美国媒体报道，贺平与沙特阿拉伯做的一笔导弹生意，贺平公司获利15亿美元，贺平个人得到500万美元。对子女利用特权牟利。邓小平并非不知情。 ●杀人祸首 第四，邓小平导致“六四”屠杀。各方面资料显示，“六四”屠杀是邓小平一手组织并亲自下令的。八九民运发生不久。邓小平就离开京城，到南方各大军区找军头“谈话”，部署军队进京，以武力镇压平民。“六四”屠杀後，邓小平亲自接见并表彰那些杀人有功的“解放军”，以示杀人有理。据各方面的数据保守地估计，“六四”之夜，仅在北京，就有约一千学生和市民被“解放军”枪杀。 第五，邓小平建立皇权帝国。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使自己成为没有头衔的皇帝。他步毛泽东後尘，亲手选定了两个接班人，又随心所欲，亲手搞掉。完全像过去的皇帝一样，想怎麽样，就怎麽样，他的嘴就是法律，他的话就是政策。在党内实行皇权统治，在社会上则实行白色恐怖。魏京生批评了几句邓小平，就被抓进黑牢关了14年半，後来又被判刑14年。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敢於批评邓小平和共产党的异议人士，都被投进监狱。邓小平以制造恐惧来维持专制统治。每几年，就要开展一次“严打”，抓一批，杀一批。据国际大赦组织的统计资料，中国大陆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但处决的人数占全球的五分之三强。全球处决的人，一半以上是中国人。 ●“松绑”保党 对於邓小平专制的这些恶行，那些为他评功摆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总要强调邓小平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师”，使中国人终於吃饱穿暖。但“市场经济”在西方已实行了几百年，怎麽成了邓小平的发明和设计？ 邓小平实行经济开放改革，主要出发点是为了保住共产党的权力。《邓小平文选》记载，邓不止一次强调，不把经济搞上去，中共就会像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那样垮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改革中得到提高，只是邓小平为了保住共产党一党统治的政策的一个副产品和客观效果。 中共官方的媒体说，邓的改革是给中国人“松绑”。所谓“松绑”，就是说，原来毛泽东把中国人从头到脚捆绑得结结实实，邓小平只是把绳子松了几扣，但实际上仍然是在绑著。但就这样仅仅松了几扣，中国人就迸发出强大的经济活力。问题的关键在於，如果完全松绑，或者压根就没有绳索捆著，中国人早就会自己发财致富，根本用不著邓小平来“设计”和告诉。看看共产党控制之外的香港、台湾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创造的经济奇迹，就可想而知。香港和台湾的经济繁荣是谁设计的？是没有共产党统治的中国人自己。 ●拒绝皇帝 那种没有邓小平的“设计”，中国人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的思路，实质上仍然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翻版。好像没有邓小平的“松绑”，中国人连吃饱穿暖的欲望和发财致富的能力统统都没有一样。那种邓小平设计了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的说法，实质上是对中国人的智力和能力的蔑视。 全世界不论哪国人，哪个种族，都有占有私有财产、发展经济的欲望和基本能力。西方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理论就是建立在这个认识之上的。因此，对邓小平为了保住共产党的权力而不得不给中国人松了一些绑，人们不仅不应该感激涕零，反而应该谴责和起来反抗他的专制统治。 至於说邓小平毕竟不像毛泽东那样残暴和胡作非为，就可以给予较高评价，那麽列宁比斯大林要温和，是不是列宁就不是独裁者？毛泽东也没有像希特勒那样用毒气室整批整批地杀人，是不是人们对此也要感激？ ●现代慈禧 即使邓小平为了保党的目的而进行改革，也不是邓小平的“发明”。大清王朝晚年，慈禧太后为了挽救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在政治、思想、军事、教育和经济上也曾进行了各种改革。在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邓小平。但今人评价慈禧，仍然认定她是一个独裁者。中国历史上更出名的皇帝秦始皇，在统一疆土和度量衡等各个方面，都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他在今人眼中，仍是一个暴君。 再看中国的邻居南韩，她是亚洲经济腾飞的“四小龙”之一。但她的经济奇迹并不是在现任总统金泳三领导下获得的，而是现为阶下囚的南韩前两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执政内产生的。全斗焕和卢泰愚使韩国取得了经济腾飞，也导致屠杀了288名平民的“光州事件”。南韩人民并没有因为韩国的经济成就，就评价全斗焕和卢泰愚“功大於过”，而是以光州屠杀的凶手，把这两个前总统逮捕法办，最後判处死刑。南韩最高法院考虑到他俩对国家经济发展有过贡献，才决定减刑为“缓期执行”，这说明他们仍是罪犯。 将来中国人有了自由和民主，下令屠杀了超过南韩“光州事件”被害人数三倍多的“六四”元凶邓小平，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审判。他充其量是个“放大了”的全斗焕和卢泰愚。 ●“中国不通” 邓小平死後，美国的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家”纷纷撰文或上电视歌颂邓小平，这再一次展示了这些“专家们”在中国问题上的浅薄和对共产邪恶的无知。美国有几千名“苏联问题专家”，但对苏共帝国当年在三天中垮台，没有一个人发出预测。而1500多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汉学家”，对北京会发生“六四”大屠杀，也全部是事後大吃一惊。被誉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六四”枪响後说“中国问题像个无底洞，真是高深莫测。”随後写了他的最後一本著作《中国新史》，修正了他以前对共产党的很多天真、愚昧的看法。取名“新史”，即是对他以前旧观点的一个醒悟和更新。 ●天生奴性 这些“中国通”所以常常“不通”，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恐怕是他们没有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对共产邪恶给人造成的痛苦缺乏亲身感受和细节的体验。同时他们多是依据共产党的宣传媒体传播的信息做研究，还往往带著西方人的天真浪漫情怀。当然，也有一些人和美国的政客一样，是隔洋邀宠，借机谄媚北京政权，想获得中共权贵给他们“红地毯”款待。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中国问题专家”根本看不懂中国方块字，汉语水平极差。研究一国的政治文化，却不懂那个国家的语言，研究结果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中国通”还情有可原。但不可原谅的是那些中国话说得地地道道，方块字看得明明白白的中国学者，尤其是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他们亲身受过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很多人本人或他们的亲属都受过迫害，他们比美国人更了解邓小平是“六四”屠杀的决策者，他们清楚地知道邓小平一直到咽气都实行皇权独裁统治，他们还要歌颂邓小平，如果是由於愚昧，则愚昧得令人愤怒。如果是为了某种利益，则是天生的奴才。正是这种对皇帝的簇拥和谄媚，才使中共至今苟活，使邓小平死前没有受到人民的审判。独裁者能心安理得地寿终正寝，还受到海内外华人的赞誉，这是这个民族的永远耻辱。 ●民运的悲哀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些“民运精英”竟发表谈话和文章，向邓小平表示敬意。持不同政见者向独裁者“示好”，如同“火鸡”歌颂“感恩节”，这个世界简直没了逻辑和是非。曾任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之一“中国民联”主席的于大海，在《世界日报》周刊（三月九日）撰文，对邓小平的死亡表示“悼念和追思”，还要“若有所失，唏嘘不已”，感激涕零邓小平给了他上大学和出国留学的机会。一个原民运组织的领导者，现在还担任从台湾当局获得经费的民运刊物《北京之春》的社长，竟去追思和悼念独裁者和“六四”屠杀的下令者，认识之低令人吃惊。由此可见海外民运为什麽不见起色，民运组织的领导者连共产党和独裁者的邪恶本质这些常识性的问题都不清楚，民运的前景可想而知。而且说没有邓小平包括于大海在内的很多留学生就不能来到海外求学也完全是共产党的逻辑。中国人在大清王朝时就有很多人出国留学，是不是要感激慈禧呢？邓小平16岁就能去法国留学又要感激谁呢？很浅显的道理，如果没有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中国是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中国人不但早就可以自由出国，而且很多中国人也不需要到海外艰难谋生。邓小平作为共产党的最主要领导者之一，至死还顽固地坚持让中国人民受尽苦难的“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凭什麽要感激他？ ●愿独裁者早死 邓小平的死亡，使很多“中国问题专家”再次有机会展示他们的“中国不通”，也给准备在香港为邓小平推轮椅的熊介之类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对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来说，在奋斗的路上则少了一块巨大的绊脚石。愿天下的独裁者，卡斯特罗、金正日、萨达姆之类，死得越快越好，死得越多越好。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7年4月20日） |
| 西藏、台湾都有独立的权利 1997-03-27 |
| 达赖喇嘛，这位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佛教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终于踏上台湾的土地，对台湾人民来说，这是一件幸事。
达赖喇嘛访问台湾，可谓一波三澜，千呼万唤。他一直渴望到台湾访问，但一直没有成功。1994年春天，我在纽约采访达赖喇嘛时，曾问他为什麽访台还没有成行，他说：“我一直渴望与台湾人民有亲密的关系。但是由于过去这些年来某些台湾机构在藏人流亡地制造了一些不愉快，因此我们必须先解决这些问题。” ●蒋介石是毛泽东的“最可靠同盟者” 事後我了解到，所谓“不愉快的问题”，是指台湾的“蒙藏委员会”派人到印度，用巨额金钱收买和分化瓦解流亡的藏人，要藏人认同“西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 台湾《中央日报》海外版报道，立法院在审议“蒙藏委员会”年度预算时曾发生争执。很多立法委员提出，“蒙藏委员会”的预算太高，因台湾要照顾的原住民有35万，预算才八亿元台币，而全部在台的蒙、藏人才720人，预算有两亿元。面对质疑，“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李厚高解释说，蒙藏委员会服务的蒙、藏胞，不止于台湾的，还包括流亡在印度的。所谓”服务“，即是用钱分化藏人。 “蒙藏委员会”所以这样对待藏人，是因为蒋介石在西藏问题上和毛泽东的观点完全一致，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苏共垮台後，中共和苏共的很多交往文件开始解秘。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库尼克．鲍里斯．特罗菲莫维奇援引这些文件写出专论披露：邓小平一次与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说，在西藏问题上，我们和蒋介石的观点是一致的。中共的一个高级官员对苏联外交官说，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者”。据库尼可判断，这可能是毛泽东的看法。 ●“大一统情结”是中国人的毒品 但无论毛泽东还是蒋介石，在西藏问题上都是歪曲历史事实的。历史上西藏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是在五十年代被中国人侵占了。现在藏人渴望挣脱中国人的殖民统治，重获自由和独立。 但对西藏的真实历史和藏人在中国殖民下所遭受的苦难，很多中国人不清楚。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实行文化专制，查禁揭示西藏真实历史的书籍出版，同时只是出版符合政府宣传、对民众洗脑的“大中国”观点的书籍。 在专制社会，政府统治著出版，即统治著对历史的解释；历史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解释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很多中国人谈到西藏就蠢血沸腾，喷发强烈的大中国沙文主义情绪，主要原因是在独裁者长期单一的“大中国”的宣传和灌输下，他们思考西藏问题的方式已经和政府的宣传机器转向了同一个轨道。而中国人历史性的“大一统”情结，又为接受这样的西藏观提供了土壤。 ●尊重人的自由选择 在中国大陆，揭示西藏真实历史的书籍至今都被查禁。例如，原美国《新闻周刊》记者约翰．艾夫唐写的揭示西藏真相的专著《雪域境外流亡记》，偶然被拉萨的西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後，马上被北京当局勒令禁止发行，已售出的还要收缴。当局发出的“紧急通告”中说，这本书的出版是“工作失误”。 台湾今天能够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对西藏的政策有所转变，很大一个原因是台湾有了新闻和出版自由，很多有关西藏真实历史书籍得以出版发行，民众逐步了解到西藏的真实。例如遭中共查禁的《雪域境外流亡记》被藏人偷运到海外，台湾的慧炬出版社将该书的中译本重印发行。另一名西方学者写的《西藏生与死》的专著，也在台北发行。我编辑的《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收录有魏京生、蒋培坤、丁子霖、严家祺、王若望等十几名作者支持西藏民族自决权的专论汇集，也在台湾得以出版。 今天，中国人思考西藏问题，重要的是要尊重西藏独立的历史，关注藏人在中国人歧视迫害下的痛苦，并秉持现代文明的精神，视人的自由和尊严高于国家和统一等价值，尊重西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 从现代文明出发，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决权，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是决定社会制度和国家形式的根本条件。联合国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第一条款都这样写著：“所有人民都有民族自决权，他们凭借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西方文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其核心价值是尊重人的“自由选择权利”。 ●高喊统一者先回大陆定居 达赖喇嘛访问台湾，不可避免地使人想到台湾的独立问题。台湾的历史虽然与西藏不完全相像，但台湾人民与西藏人民一样，都有著不可剥夺的民族自决权。不管台湾的历史如何，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天也没有管辖和统治过台湾，台湾已事实独立了近半个世纪这一现实本身，台湾人民就有权利选择独立。 中国大陆的很多民众强烈主张统一台湾，从一个角度说这种情绪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陆没有新闻和出版自由，人们不了解台湾的真实历史和台湾人民的呼声。但台湾民众，尤其是一些知识份子主张与共产暴政下的中国大陆统一，则令人无法思议。他们实在是不了解共产党统治下的残酷。 据北京朝花出版社1993年出版随後就被当局查禁的《中国“左”祸》一书的统计数字，“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饥饿和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五千万。”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萨泽蓝（D．Southerland）在该报1994年7月17日发表的长篇调查报告“毛时代的大众死亡”中，根据各方面调查研究的数字推算出，自中共1949年建政後，因饥饿、迫害和枪杀而死亡的中国人可能有八千万或更多。这一数字比两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死亡人数还大。 在1989年春的旧金山“中国文化讨论会”上，我恰巧与台湾主张“统一”的著名人物陈映真同住一套房子。我曾向他说，主张统一的最简单方法是“以身作则”，回到中国大陆定居，亲身尝尝“统一”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滋味。 ●人的自由高于国家统一 但为什麽陈映真们光是在台湾高喊“统一”呢？原因也很简单，有前车之鉴。在美国高喊“统一”的华侨作家陈若曦，曾“以身作则”，八十年代回到大陆定居，也曾两次去西藏考察，写了很多歌颂共产党西藏政策的谄媚文章（最近还在《自由时报》上撰文嘲讽要求独立的藏人），但最後还是受不了共产党的“统一”，又搬回了美国。前两年因帮助一个冒充周恩来私生女的人作假而得罪了中共，使她在大陆的投资被扣，只好返回台湾谋生。 陈映真和陈若曦们所以这样思考问题，根本问题是，他们把群体、疆域和统一等价值看得高于个人、自由和尊严。这种文化传统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整个一部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历史，就是强调君王、国家、社会等群体价值大于个人自由的历史。中国知识份子的老祖宗孔子、孟子以及他们的传人，所精心构筑的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是个人服从群体，国家高于个人。但构成讽刺的是，中国人喊了几千年的“国家统一和强大最重要”，但这个国家却始终强大不起来。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尤其是像陈映真和陈若曦这样的一批又一批的愚腐的知识份子，把价值观念给颠倒了：强调国家重要，结果剥夺了个人自由和选择权利。而人在没有自由和尊严的情况下，不可能有想像力和创造力，不可能创造出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国家也就不会真正强大。 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原则，不仅是思考西藏、台湾等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人能否变成现代人，中国能否成为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的关键。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 面对中国政府的强大宣传和很多中国人的沙文主义情绪，达赖喇嘛在接受我采访时曾感叹地说：“我们这边没有钱，没有宣传，除了微弱的声音我们一无所有。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真实是我们唯一拥有的武器。”达赖喇嘛这次得以访问台湾，再一次说明，真实是最有力量的。不管中国政府的宣传有多麽强大，不管“大中国”情结在中国人中多麽根深蒂固，真实最後一定会战胜谎言和愚昧。 （载台北《自由时报》1997年3月27日） |
| 迪士尼的勇气和曼德拉的软弱 1997-01-01 |
| 在几乎全世界的商人和政治家在中共大市场的诱惑下都向北京低头谄媚的时刻，美国的迪士尼公司却向中共说了“不”。
迪士尼是美国的大公司，它在中国大陆已有一些投资，近年该公司总裁曾多次飞去上海，准备扩展投资，与欧洲同行竞争中国大陆的市场。在此关键时刻，中共却通过官方“记者会”公开向迪士尼提出警告，认为迪士尼属下的电影公司正在拍摄的有关达赖喇嘛的电影会影响它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发展。言外之意，如果迪士尼继续拍摄这部影片，它就别想继续在大陆做生意。 迪士尼出资拍摄的名为《Kundun》的达赖喇嘛传记影片，已在摩洛哥接近拍摄完工，该片由美国影星李察．基尔（Richard Gere）主持。 对於一个正在雄心勃勃准备向中国大陆大量投资、与同行竞争市场的商业公司而言，面对这样的警告不可忽视。而且中共的态度很严厉。在“记者会”上，当外国记者向中共电影局发言人提出：怎样看待另一部好莱坞正在南非拍摄的一个奥地利人四十年代给幼年达赖喇嘛当老师的影片《在西藏的七年岁月》时，中共发言人说：“我还没听说这个电影，是记录片，还是故事片？”“你们好莱坞有自由，愿制作什麽电影就制什麽，但反中国的，在我们这儿不行！” ●“整个世界都是北京的一部份” 中共电影局发言人的话，美国主要媒体都给予了报道，在美国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位读者投书《纽约时报》愤怒地说：“现在看来，不仅西藏是中共的一部份，整个世界都是北京的一部份了。”因为迪士尼正在拍摄的影片既不是在中国拍的，也不准备将来在中国放映。北京政权现在竟然要审查限制一个外国公司在外国拍摄的影片的内容，有多霸道！ 在经济损失和道义原则之间，迪士尼公司选择了後者。该公司公开宣布，电影继续拍摄，1997年放映。对於一个商业公司不唯利是图，并敢於向强权说“不”，美国很多专栏作家都给予高度评价。《波士顿环球报》专栏作家嘉科比写到：“对迪士尼的主管们来说，没有比提高利润和拓展商业更重要的事。然而面对中共的威胁，他们不为所动，把原则置於利益之上。道德勇气令人敬佩。”《纽约时报》则刊载了一幅漫画，画面是迪士尼公司站在一队中共坦克面前，王维林挡坦克的翻版。 ●到处是张伯伦，没有邱吉尔 但就在迪士尼敢於向中共说“不”的时刻，曼德拉，这位广受尊崇的世界人权领袖，却向北京说“是”。南非最近宣布与台湾断交，准备与北京建交。近年时有非洲国家与台湾建交或断交的事发生，人们已见怪不怪。但南非不一样，它的总统是曼德拉。曼德拉为了反抗邪恶，在监狱度过了27年半的铁窗岁月。今天，连曼德拉这样曾深受邪恶摧残迫害、并被视为有道德感的人，也要向全世界最嗜血的政权，向天安门广场的杀人凶手低头，可见这个世界已堕落到什麽程度！ 当然，曼德拉和他的内阁中的政客们会争辩说，南非的经济发展需要中国大陆的大市场。南非在国际事务中需要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北京的支援。但是，曼德拉忘记了三点： 第一，当贸易额高高踩在道义之上，西方各国的权势人物纷纷向北京“叩头”的时刻，道义才是这个世界最需要和最珍贵的。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面对中共，一再说“是”。克林顿四年前竞选总统时，口口声声不能容忍“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但上台後就食言，後来乾脆无条件给北京贸易“最惠国待遇”，不附加任何人权条款。最近又宣布他要在今明两年访问北京。因此《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森绍（A. M. Rosenthal）对克林顿与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杜尔评论道：“两个张伯伦，没有邱吉尔。” 其他西方国家面对北京，更是“扣头”不止。德国总理科尔访问北京时，还特意去了“解放军”基地，朝拜“六四”屠杀的凶手们。法国则为了能向北京多卖出几架飞机，竟邀请了天安门屠杀的主要责任者之一李鹏访问巴黎，和他把酒交杯。 ●“权力：没人性和可恨的现象” 第二，曼德拉宣布与台湾断交之际，北京政权正在疯狂地镇压异议人士。不仅把魏京生再次关进监狱，还四处搜捕判决民运人士，把中国大陆推进白色恐怖。在这样的时刻曼德拉宣布与台湾断交，并将与北京建交，这种无视专制下中国人的苦难，令北京的“屠夫们”得意的做法实在太令人失望和遗憾。 第三，南非的经济需要发展。但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市场并不能解决整个南非的经济。在当年白人统治下的南非，由於世界范围的经济制裁，经济困境远比今天要糟糕。但曼德拉当年却一直呼吁国际社会经济制裁南非，虽然南非的穷人大多是黑人，他们因此生活更加艰难。但曼德拉坚信，道义比面包更重要。 今天，曼德拉已从政治犯变成了权力者，而且刚当总统才几年，面包与原则的位置就颠倒了。可见“权力”这个被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称为“没人性和可恨的现象”，对人的腐蚀有多麽厉害。 现在能坚持道义的政治家只剩下哈维尔一个了。他能坚持多久？哈维尔是第一个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接见达赖喇嘛的政治领袖。捷克还邀请了台湾前行政院长连战去访问。在1996年10月联合国会议时，支援台湾进入联合国的28个国家中，几乎全是尼加拉瓜、多明尼加、瓜地马拉等发音饶嘴的非洲和美洲小国，只有一个名字为中国人所特别熟悉，就是捷克。 但愿哈维尔能坚持下去，给浑浊的政治世界留下一丝清白。 （载《开放》1997年1月号） |
| 被告是整个民族 1996-12-01 |
| 在通俗小说、浪漫故事统治图书世界的时代，一本严肃的博士论文竟能同时登上美、德、英的畅销榜，可谓罕见。37岁的哈佛大学助教授戈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的博士论文《希特勒意愿的执行者们：普通德国人和大屠杀》（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今年三月出版後，不仅立即被翻译成12国文字，登上畅销榜，还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的书直指德国人最忌讳之处——600万犹太人被杀害，罪责不仅在於希特勒和他的党卫队，也在於普通的德国民众。在纳粹年代，有过德国人反抗纳粹政权，但从来没有反对屠杀犹太人的声音和行动。绝大多数德国人不是默默地，就是公开地支援屠杀犹太人。戈德哈根的结论是：没有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自觉自愿地充当刽子手，希特勒的“灭犹”政策不可能实现。
戈德哈根没有像其他研究纳粹德国的历史学家那样专注於希特勒、党卫队和毒气室，而是以驻在波兰占领区的16,000人的德国警察大队杀害了38,000名犹太人的事例，著重描写了那些由来自德国各个阶层的“普通民众”组成的警察大队怎样自愿自发地虐待和杀害犹太人，尤其是对老年人、妇女和幼儿的残忍。因此英国的《Spectator》的评论说：戈德哈根的书“引起第二次纽伦堡审判。这次的被告是整个德国民族。” ●合法地无法无天 作为中国人，读这本书时，不期然地想到三十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文革的书籍现在已有一些，但基本都是著眼于毛泽东和中共上层的权力斗争。而写“下层”的，不是强调自己是“受害者”，就是肯定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像戈德哈根那样著眼於普通人的责任问题的专著很难看到。 “文革”中的那些施暴者，以至杀人者中，多数也是普通中国人，因为毛的当权派们几乎全部被打倒。这些普通民众，就像戈德哈根的书所描述的参与杀害犹太人的德国普通人一样，也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 那麽到底是什麽原因使那样多普通的中国人醉心地投入对人的迫害和摧残？戈德哈根在探究为什麽普通德国民众成为迫害者时，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分析“反犹主义”在德国自中世纪以来如何从宗教上的排犹主义演变到种族上的反犹主义、最後行成“灭犹”政策的过程。戈德哈根认为，排犹反犹已经在德国经过长期缓慢的发展而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已把普通民众熏陶孕育成希特勒的刽子手。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可以发现文革前後的中国政治文化也早已出现了问题。从二十年代共产党在中国出现後，它向民众所传播和灌输的就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每个参与者必须克制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即人性和人道情怀。为了革命的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牺牲任何个人情感。因为革命需要的是坚强、无私、以至冷酷、无情。於是，随著“革命”的一步步上升，每个参与者身上的人性和人道程度就一步步下降。当中共获得政权後，这种政治文化更以“理想主义”的名义，被制度化地推行到社会的每个脚落，每个成员。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前，中国人在“反右”和“大跃进”等运动中所渲泄出的冷酷的“热情”和非人道的“理想主义”，显示出导致“文革”残酷斗争的思想和心理条件已经完全形成。 “人之初，性本恶”和基督文明的“原罪说”都告诉人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邪恶的部份。共产党所宣扬的政治文化实际上就是在助长和膨胀“人性恶”，使人变成“狼孩”和“非人”。而“文革”则给了人性恶一个爆发的条件和机会。而且人们又是在“理想”的名义下进行，尽情释放“人性恶”，合法地无法无天。 ●受害者同时也是迫害者 文革的积极参与者们後来都成了受害者，但他们同时也是迫害者。中国大陆正在兴起“老三届热”。文革时造反、下乡、失业、返城，耗尽了青春的红卫兵们，现在则三两相聚，兴办以“老三届”为名的餐馆、晚会、公司，写老三届，唱老三届，画老三届┅┅怀念他们的青春，倾诉他们曾遭受的苦难。是的，以“老三届”为代表的一代中国人当年吃尽了苦头，荒废了年华，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在需要长身体时吃不饱肚子，在需要长知识时没有书读，在需要谈恋爱时不能交异性朋友，在该生孩子时只能生一胎，在该工作时找不到工作，在终於成熟时，又成为被淘汰的一代。”他们的遭遇很值得同情和惋惜。 但是，别忘了：把作家老舍打得头破血流，并逼他喝尿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用带钉子的木板打音乐家马思聪的光头并逼他吃草（因为他姓马）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把大庆王铁人扔尽大粪坑灌个半死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用皮带棍子抽打年近80的周作人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把傅雷夫妇戴上高帽，逼著站到长条凳上挨批斗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抽打得了癌症的巴金夫人萧珊的是老三届的红卫兵┅┅文革过去三十年了，有几个人忏悔他们曾在人身上发泄的兽性？当然人人都可以把责任推卸成是毛泽东欺骗了我们，是“理想主义”蒙蔽了我们。那麽戈德哈根书中所指的那些迫害枪杀犹太人的德国普通民众也可以用一句“我们受了希特勒的欺骗”，而把每个具体个人的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了。 如果把文革的责任仅仅归於中共上层的话，除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几个人以外，其他所有中国人都是受害者。那麽这麽一场近亿人受株连的大规模的迫害到底都是由谁具体干的呢？ 和同样是二战侵略者的日本人相比，德国人已是相当有忏悔能力的民族了。但是，戈德哈根的书在德国翻译出版後，却遭到德国人，尤其是知识界的一片非难。这种现象不仅说明了忏悔恶行是一件多麽困难的事情，同时也恰恰证明了民众对那场种族灭绝是负有责任的。 （载《开放》1996年12月号） |
| 中国人出任罗马教皇？——从意大利选美争议看世界意识 1996-10-01 |
| 9月9日，意大利一年一度的全国选美揭晓，18岁的曼德兹（Denny Mendez）当选上“意大利小姐”。曼德兹的当选引起全国争议，因为她不是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而是四年前从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共和国移民到意大利的一个黑人女孩。
在“意大利小姐”进行决赛的前一天，就有两名选美裁判抱怨说，“黑人怎麽能代表意大利？”因为五千六百万人口的意大利，几乎是单一民族，全是白人。一名担任选美裁判的电视台的主播强调说：这就如同中国不会选择一个不是丹凤眼的女子来出任“中国小姐”一样，一个黑女人不能代表意大利的女子之美。这两名裁判的“谈话”被视为“种族歧视”，她们的裁判资格随即被选美组织者吊销。 当曼德兹终於当选为“意大利小姐”时，在100多万给选美现场打电话的观众中，有三分之一支援曼德兹当选。他们认为，曼德兹已加入了意籍，就已是意大利人，她就有资格当选。（曼德兹的母亲四年前与一名意大利人结婚，因此曼德兹和母亲一起入籍意大利。） ●陈静是“叛徒”吗？ 那名女裁判的话令人深思：中国人会选择一名不是丹凤眼的别的种族的女子当“中国小姐”吗？或者更进一步推想，中国大陆会选择一名加入中国籍的黑人出任“中国小姐”吗？回想一下不久前刚结束的百年奥运会上那些中国留学生的表现就会知道答案了：当原大陆选手、曾获得世界女子单打冠军的陈静代表台湾队出场时，那些中国大陆留学生拉拉队呼喊的是：“叛徒！叛徒！”不仅对她喝倒彩，还辱骂她。而纽约的亲北京的“美国中文电视”在报道另一名原大陆乒乓球运动员、现已加入日本籍的何智丽时，更是语多嘲讽。对自己种族的人加入了别的国家国籍或参加了海峡对岸的球队都辱骂嘲讽，那麽对其他种族的人又会怎样呢？ 选择加入哪一个国家的国籍，这是人的基本人权，应该受到尊敬。正如哈佛大学的校训上写著的：人不可以选择自然的故乡，但可以选择心灵的故乡。台湾作家柏杨则认为：“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园”。 ●“美国队有一半不知来自何处” 今天，电脑、电子信、传真、直播电话等现代科技，已穿越边界、种族和意识形态的限制，使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人类交融成一个整体。在这种交融中，对人的自由选择的容忍与尊重，已成为世界趋势。这种趋势在美国已有明显的体现，尤其是在体育方面。例如纽约的马拉松比赛，是一名原罗马尼亚籍的衣厂工人20多年前个人发起组织的民间比赛，至今已持续了26年。近几年的参赛人数每次都超过三万人。不管参赛者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也不管参赛者有否专业训练，只要报名，就可以来纽约参赛。上届纽约马拉松，三万多名参赛者中竟有一半人是来自全球的99个国家。比赛结果，墨西哥人和肯尼亚人分别获得男女第一名。而且从1982年以来，就一直没有美国人获得过男女第一。但美国人不在乎这些，纽约马拉松照样向各国开放，为全世界所有敢於向42公里赛程挑战的人提供公平的机会和自由的跑道。 这种容纳精神在今年奥运的美国队组成上也有体现，美国队中有白人、黑人，亚洲人，各种肤色都有。有在阿尔及利亚出生并长大，1993年加入美籍的“篮球美梦三队”的中锋欧拉朱万，有原南斯拉夫的女网球明星莎莉丝，还有1987年移民来美的原中国大陆乒乓球选手叶瑞玲┅┅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访问奥运村向一群美国运动选手讲话时说：“人们看到这一支美国代表队，其中一半你说不出来自何处，因为他们属於各种不同的种族。我们已确信，我们必须从多元化来增强我们的力量。” ●代表美国“感到光荣” 据纽约《世界日报》报道，32岁的叶瑞玲对记者说：能代表美国国家乒乓球队参加奥运比赛，“我感到光荣。”但她的一些中国大陆队中的老友，听到她这样说，感到惊奇。叶瑞玲说：“他们感到奇怪的是，来自中国的人也能代表美国。他们觉得，只有在美国才会发生这种事。” 欧拉朱万在阿尔及利亚时就是篮球明星，曾代表阿尔及利亚参加过多次国际比赛。他加入美国NBA篮球联盟，最後又加入美国籍，阿尔及利亚人不仅没有喊他“叛徒”，反而以他们自己国家的人能代表美国而感到自豪。 在美国NBA中有很多外国球员，如被誉为“欧洲的乔丹”的克罗西亚（Croatia）国家队主力球员库科奇现在是四次获得美国NBA冠军的芝加哥公牛队的球员。NBA的另一球队拓荒队的大将波尼斯原是立陶宛国家队的灵魂球员。在不久前的NBA选秀中，就有六名外国球员入选。而美国篮球运动员到其他国家打球，更是常事。例如今年9月10日就有纽约尼克队的前锋瑞德（J. R. Raid）前去法国队打球。在台湾，早已有美国黑人篮球运动员为台湾队打球。美国人对此习以为常，根本想像不到去指责这些人是“叛徒”。 期盼由中国人出任教皇 曾挖掘出尼克松“水门丑闻”的美国记者伯恩斯坦与意大利记者包利提合写的《约翰．保罗二世与我们当代的秘密》的教皇传记本月在伦敦出版。该传记特别强调，现任罗马教皇是456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籍的教皇（现任教皇是波兰籍）。今年76岁的教皇身体多病，已考虑退休。被认为最有希望接替教皇一职的一位教廷大主教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期盼有一天由中国人出任罗马教皇。”这一期盼虽然与现实还有很长的距离，但这种超越国籍和种族来思考问题的世界价值意识显然已远远走在了很多中国人的前面。 （载《开放》1996年10月号） |
| 自由之後的布拉格和华沙 1996-09-01 |
| 共产主义垮台後的东欧，一直是世界，尤其是中国大陆人关注的焦点。任何一个前东欧国家的经济波动，或共产党人重新获得权力，都令世人忧心。我曾读到和听到过很多关於东欧国家的现状的评论，不少是负面的。但我上个月亲自到波兰和捷克采访考察的结果则是相当令人振奋和乐观的。
●在自由报刊装点下的布拉格 捷克斯洛伐克在结束共产统治後，发生了捷克与斯洛伐克分成两个国家的变化，但双方都表现得理性而平和，尤其是捷克，面对斯洛伐克要分离出去的要求，既没有用飞弹演习威胁，更没有使用武力干涉，而是尊重斯洛伐克人民的自由选择。捷克人民有这样的理性和现代人权意识，新闻自由和总统哈维尔的政治智慧起到了重要作用。 走在布拉格的大街上，可以充分感觉到新闻自由的气息。书报亭里，各种各样的报刊在出售，种类多得惊人。我在一个报亭随手数了一下，杂志就有234种、报纸61种，其中不仅有捷克当地的报刊，还有西方国家的主要报刊，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英国的《独立报》、《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法国的《世界报》和德国的《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刊》等。 ●在捷克的“欧洲自由电台” 但即使这样，捷克总统哈维尔还认为新闻自由的程度还需继续提高。本来共产主义在东欧和原苏联垮台後，美国就准备撤销“自由欧洲电台”，认为它的任务已完成。但哈维尔认为，在後共产时代的东欧和俄国，人们还是需要“自由欧洲电台”来告诉人们世界上发生的新闻，保持一个独立的声音是必要的；同时，刚刚结果共产统治的东欧和俄国，新闻人员没有能力向大众提供客观、公正、独立和专业化的新闻。“自由欧洲电台”现在设在了布拉格，捷克免费提供了办公大楼。 除了新闻自由和政治稳定，捷克的经济发展也是整个东欧最好的之一，全国失业率低於3％（德国的失业率是9.6％，法国是12.4％，西班牙超过了20％，美国是5.2％）。布拉格的失业率是零。 ●李志绥的书登上波兰畅销榜首 新闻自由的景观在波兰同样引人注目。在华沙中心火车站里，就有很多书报亭，出售的报刊杂志和布拉格一样种类繁多，形形色色。其中最让我惊讶的是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被摆在各个书报亭的显著位置。当地一位记者朋友告诉我，这本书的波兰文上个月出版後，迅速登上畅销书榜。我在时，它已攀到波兰全国畅销书榜首。这本书的封面是毛的画像，定价合美金13元。我不解地问波兰朋友：“一般波兰人的月薪才是300美元，这麽贵的书怎麽能这样畅销？”波兰朋友解释说，“波兰老百姓对独裁者毛泽东的秘闻非常感兴趣，很多知识份子也在研究它。” ●严肃报纸发行量最大 最让波兰新闻界自豪的是，他们有一张被誉为“波兰的《纽约时报》”的严肃报纸《新闻报》（Gazeta）。令我吃惊和兴奋的是，这样一张严肃的报纸却是波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该报的总部大楼，副总编辑培斯维奇（Piotr Pacewicz）告诉我，《新闻报》周日发行50万份，周末达到70万份。在只有3,700万人口的波兰，能达到这个发行量是令人惊奇的。鼎鼎大名的《纽约时报》周日发行量才77万份，周末约150万份。《新闻报》在全波兰有24个地方版，不仅发行量大，而且内容严肃，新闻专业化程度相当高。我翻阅了一下这张报纸的近期存报，发现它报道的范围相当广泛。例如今年上半年中共对台湾的导弹演习，该报都用很多版面图文并茂加以报道。对西藏人权状况，该报也给予很多关注。在《新闻报》总部的各个楼梯口，都张贴著被中共关押的西藏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照片。 《新闻报》的波兰文全名是《Gazeta Wyborcza》，意思是《选举期间的新闻》。培斯维奇向我解释说，因为这张报纸是在1989年6月波兰全国大选期间正式公开发行的。在这之前，它是一张地下周报，1982年由10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份子创办，秘密发行。现在《新闻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和主要编辑记者都是前持不同政见者，是当年办地下报纸的主力。听到培斯维奇的介绍，我十分感慨东欧知识份子和中国大陆知识份子思路的不同。在中国大陆，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们想的是在“体制内”改革，在不挑战共产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尝试“思想解放”。即使当年比较开放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深圳青年报》等报刊，苦心琢磨的仍是“钻共产党政策的空子”或“打擦边球”，而不是像波兰的知识份子那样从一开始就是站在专制的对立面，否定共产政权的合法性，通过地下报纸，传播必须结束共产主义的真实。 《新闻报》的现任总编辑就是当年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现在他在《新闻报》发表的文章对波兰思想界有相当的影响力。而《新闻报》对整个波兰社会的转型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八月六日《纽约时报》曾发表一篇题为“病态的东欧新闻”的社论，对东欧各国的报纸，包括俄国的报纸的非专业化倾向进行了尖锐批评。同时指出，只有两张东欧的报纸是出色的，一张是布拉格的《Respekt》，另一张就是华沙的《新闻报》。 ●波兰大选，中国屠杀 波兰知识份子这种站在专制政权对立面，否定共产主义，从事地下斗争的智慧和勇气，在我采访华沙的“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时有了更强烈的感受。该基金会的干事考兹埃特（Adam Koziet）向我介绍说，在共产党还执政时，这个基金会就在地下成立，20名发起人中有记者，医生，法官、物理学家，法学教授，还有当年反抗纳粹的英雄等。当年这个基金会的成员百分之九十是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向国际社会揭露共产波兰的黑暗，谴责当局践踏人权。在共产党倒台後，这个基金会才由地下转入公开。现在这个基金会不仅关注波兰的人权和监督波兰政府，还关注其他国家的人权。在考兹埃特办公室的墙上，张贴著达赖喇嘛、失踪的“转世灵童”的照片。该基金会规定，它的任何成员一旦成为政府官员，就必须从基金会退出。 当我提到中国流亡者中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八九民运和天安门屠杀推动了东欧的剧变。考兹埃特对此没有正面回答，他说，1989年“六四”那天，正好是波兰全国大选，波兰人第一次享受投票选举的时刻，却听到北京正在屠杀，心情极为痛苦和感慨。“那天有几千人在投票後去了中国领馆前示威抗议。”不言而喻，在中国人还不相信共产党会屠杀的时候，波兰人民已经开始用选票埋葬共产党了。原因就是这样简单：在中国知识份子先是感激涕零邓小平的改革，继而千呼万唤胡耀邦、赵紫阳时，波兰知识份子们却在用地下报刊和地下组织传播从根本上结束共产党统治的声音。 ●“中国模式”不成立 波兰的经济曾一度是中国知识份子争论的话题，因为它采用了哈佛教授赛克斯的“震荡疗法”。给现任波兰国会议员Onyszkiewicz（他曾在1992至93年出任过波兰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做了五年助理的普拉塔斯（Arkadiusz Protas）先生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详细介绍了“震荡疗法”给波兰经济带来的活力，以及波兰的政治情况。他说，由於“震荡疗法”，波兰多数企业迅速实现了私有化，经济一直稳步成长，1995年的经济成长率达到6.5％，使波兰成为东欧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今天已没有人议论震荡疗法，因为它的成效已有目共睹。即使在当时，虽然普通民众有怨言，但大学生和知识份子，都认为长痛不如短痛，短期做一下牺牲是值得的。” 当谈起波兰的政治，普拉塔斯精熟得如数家珍。他说，虽然前共产党人当选上了波兰总统，但他的政见与华勒沙几乎一样。现在的波兰共产党也不强调他们是共产党了，而是认为他们是“专业化的政治家”。普拉塔斯强调说，波兰再回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连波兰总统，这位前共产党人也在选举时公开宣称：“共产主义时代已经死亡并被埋葬。” 当我让他比较一下“先政治改革，後经济改革”的“波兰模式”和中国的“先经济改革，以後政治改革”的模式的利弊时，他说，“波兰的模式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我们的民主政治不仅稳定，经济也稳步成长，人民享受著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普拉塔斯最后的结论是，“我无法评价中国模式，因为它还谈不上是一个模式，因为中国至今还没有进行政治改革。我们无法知道它是否进行政治改革。而且经济改革并不意味著自动的政治改革。” （载《开放》1996年9月号） |
| 一篇文章引起的风波 1996-08-20 |
| 1986年底，我参与编辑的《深圳青年报》刊登了一篇“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的读者来信，随後我写了一篇“本报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强烈反响”的追踪报道，并配发了“人民有议论领袖的权利”的专论。结果是《深圳青年报》因此被当局查封；83岁的邓小平没退休，33岁的我被迫“退休”了，并不被允许再进任何报社。为了获得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几年前我来到美国。但没有想到的是，最近因为我的一篇文章对海外民运领袖胡平的观点有所批评，竟导致胡平不仅在他编辑的刊物上不刊登我的文章，还组织了九人向美国《世界日报》的台北老板写联名信，意在使我在该报上也发不出文章。
一篇批评文章引起这样的风波，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觉得有必要写出它的经过，因为它已超出了胡平与我个人之间的观点争论和怎样处理稿件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言论自由的价值。 ●用封住别人嘴的方式只能证明虚弱和无理 去年底，我发表了“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前哨》1995年12月号，《世界日报》周刊1995年12月3日刊出删节本），从对共产党本质的认识水平上，对原苏联东欧与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做了比较，其中在谈到胡平时，对他写出《论言论自由》、一直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贡献做了充分肯定後，也指出《论言论自由》的局限性，例如从该文中大量引用的马克思语录中可以看出，“《论言论自由》虽然表达出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论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文章在《世界日报》刊出的当天早晨，胡平给我打来电话，对这种评价大发雷霆，质问我“你读懂我的《论言论自由》了吗？你懂言论自由吗？”并连声向我喊到∶“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我们就他的《论言论自由》是否有局限性进行了辩论後，我提到已写好另一篇文章要投给《北春》，其中也评价了他的《论言论自由》，他立即警告我说∶“别人假如说批评我的《论言论自由》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内，那作为《北京之春》的编辑之一，我认为这个就是低於发表水平。”胡平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当我把文章送到《北春》後，该刊经理薛伟打电话通知我，胡平不同意发表。後来又来电话说，在力争下，胡平同意下期发表，理由是要等胡平写出反驳文章後一起刊登。我当即表示既然胡平作为编辑先看到了我尚未发表的文章，他写出反驳文章一起登也可以，虽然这样做不公平，因为该刊的争论文章向来是一来一往。但为了等胡平就把我的文章压一期是不合理的。後来薛伟通知我，胡平终於同意这期发表了，但条件是我要删掉批评他在海外民运两次分裂中负有责任的那两段内容。我当即拒绝，认为胡平写出《论言论自由》，却不许别人批评他，是非常恶劣的。这样几经交涉後，这篇文章才在该刊的最末尾登了出来。 随後胡平在《北京之春》上发表了长达二万六千字的长文，对我近年来发表的文章加以全面批评。同时在连续两期《北京之春》上刊发了另外三篇点名批评我的文章，和五封点名批评我的读者来信，同时发了赞美胡平的读者来信。同时用这样多的篇幅点名批评一个人，在《北京之春》创刊以来是没有前例的。但即使这样，我仍认为，并向《北春》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即使《北春》整本都是批评我的文章，我也欢迎，只希望能发表我的回应文章，允许我答辩。但当我的“权利梦对人的腐蚀”投给该刊後，胡平和该刊主编於大海拒绝发表。於大海在电话中解释说这是编辑部的意见。我当即指出，民运圈的人对《北春》的情况都是了解的，所谓编辑部不就是你和胡平、薛伟三人吗。现在薛伟提前去台湾观选，决定稿件只有你和胡平。你说的“编辑部意见”是否包括胡平，於大海肯定地回答，“包括”。我又追问“那麽等於说胡平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於大海回答∶“你可以这样理解。”随後於大海给我发来传真信∶“此文没有尽量对事不对人，故不拟发表。”如果以对事不对人的标准，胡平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点了我的名字73次，怎麽我的答辩文章提到胡平的名字就是没有“对事不对人”了呢？作为《论言论自由》的作者，胡平在十几年前就写到，言论自由，主要是给批评意见和不同意见的自由，因为歌颂和附和，没有人会阻止。怎麽今天当别人批评到他本人的时候，他就完全忘记这个原则了呢？ 在海外自由世界，人们对问题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只有专制社会才会舆论一致。而言论自由的最重要的原则是，言论只能以言论相对，不可以用言论之外的手段来解决。胡平不同意我的观点，完全可以用文章来反驳我，而不是用封住别人的嘴来保持自己的绝对正确。作为辩论双方，胡平比我有优势，我是自由撰稿人，要向报刊投稿，而胡平是杂的主笔和有定稿权的编辑，他完全可以撰文作答（还可以赚稿费，胡平拿一份工资，还拿全额稿费，仅批评我的一篇就赚了近800美元）。用封住别人嘴的方式只能证明一个人的虚弱和无理。 ●背後联名信不光明正大 而更恶劣的是，胡平在封杀了我投给《北春》的答辩文章後，於去年底到处打电话，发传真，组织联络了艾蓓、龚小夏、贝岭、吴国光、郭罗基、谢选骏、於大海、北岛等九人给台北《联合报》系发行人王必立写了联名信，指责《联合报》系属下的北美《世界日报》经常发表我的文章，“对若干民运人士及大陆学人和作家进行批评甚至人身攻击（常常是指名道姓），但极少刊出别人的回应文章和反驳文章。”明显给看不到美国《世界日报》的人一个感觉：曹长青净在骂民运人士、作家等。而事实是，我在《世界日报》发表的五十多篇文章中，几乎全是批评共产党的，只有四篇批评了所谓“民运人士、大陆学人和作家”，且批评的是他们为中共辩护、向中共下跪和撒谎的行为。 联名信的九人中，於大海在《北京之春》与胡平有利害关系；北岛是艾蓓挚友。其他人则都是被我批评过的—— 吴国光：我在“有尊严地回家”（以下简称“尊严”）一文中曾批评他用给中共领馆打电话与民运划清界限的方式谋求回国；他则打电话到我家骂“他妈的X”。 贝岭：我在“尊严”一文中指出他当年曾获得上万民运捐款，而在民运低潮时、他从大陆出来後向报界公开宣称自己不是民运人士。他签名我并不奇怪，有点惊讶的倒是他为了报复批评过他的人，竟能和死对头北岛联名。 龚小夏：我的“尊严”一文并没有提及她，但她却对号入座，撰文为吴国光和她自己辩护，并说她曾回国在广州被拒，一直回不了国，声称还要给领馆写信等。但我撰文引用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上面写著：“龚小夏，显然她只是在1992年6月4日前夕被短暂拒绝进入中国，後来她就被准许去广东，接著离开中国也没有什麽问题。”我的文章也指出了虽然她曾多次撰文声称自己是“老反革命”，要民运资本，不忿新一代的“大名”，但在要回国时却装成个什麽政治都不懂的小傻妞。不仅矫情，更没有尊严意识。 郭罗基：在《争鸣》上发表文章名义推荐魏京生获诺贝尔奖，却在文章中大段批评魏京生当年在“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指出邓小平是独裁者的做法是“激进”；并指责当年“魏京生不断向邓小平开火，把他推到了敌对的方面。”在批评魏京生的同时，郭却在文章中大段表扬自己当年如何不激进，有政治智慧与共产党合法斗争。因此我曾在文章中批评过他。另外我曾在哥仑比亚大学演讲时当面批评过他的“加入共产党不後悔”等观点。 谢选骏：吴弘达被中共逮捕时，这位《河觞》作者之一在《北京之春》编辑部公开指责吴弘达是美国特务。我当场问他有什麽根据，他说吴弘达拿的小型录像机就是间谍工具。我说怎麽没有看到任何一家美国报刊这样报导，谢反驳说，“美国媒体都是垃圾。”我後来在评论吴弘达事件时批评了谢选骏这种说法。 胡平为了拉“同盟军”， 采取凡是曹长青批评过的我都联系，让他们在联名信上签名。竟然找到《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 艾蓓：以周恩来的私生女的名义，写了一本《叫父亲太沉重》，在海外成为一时话题。但我读过发现该书内容胡编乱造，书中印了96幅照片，但没有一幅是艾蓓与周恩来或邓颖超的合影，而全是艾蓓本人扭怩作态的生活照。而且她也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她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於是我撰文批评。 北岛：我正要撰文评论《叫父亲太沉重》，并批评艾蓓作假时，北岛来到纽约。我听说北岛要为此书写序而被艾蓓拒绝，因此打电话向北岛核实。北岛说“这是胡说八道，没有的事儿。”他同时问我为什麽问这件事。我因为在大陆时就与北岛相识，因此毫无戒备地告诉他，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批评艾蓓冒充周恩来私生女。北岛立即劝我不要写，他说，艾蓓确实是周的私生女。我问他怎麽知道，他说∶“我猜出来的。”因为艾蓓在和他谈话时有过暗示。本来如果北岛有令人信服的证实艾蓓是周的私生女的证据，我就准备不写，因为我们必须服从真实。但北岛的这个“证据”实在是荒唐。但我也没有与他争辩，只是向他和盘托出我的具体写作计划和内容。他反问我说：“如果她不是周恩来私生女，为什麽共产党组织了一大批文章要出笼；共产党都派了刺客来。”我问北岛消息来源在哪儿，实在觉得他相信这种故事有点可笑。他则没有回答。他的电话放下不到一小时，突然有个女人打来电话，劈头就说“我是艾蓓，你吃惊吗？”我虽然回答“我不吃惊”，但心里还是有点惊讶，因为我与艾蓓既不认识，更从未谋面。而当时媒体把她的书炒成大新闻，很多记者想采访她，不是找不到，就是被她拒绝，现在她竟主动给我这个陌生人打来电话，当然让我感到意外。艾蓓说话直言快语∶“听说你要写文章批判我，北岛把你刚才和他的电话内容都告诉我了。”我当时很感不解，怎麽北岛能做出这种事。後来才知道，北岛与艾蓓的关系不是一般。我回答艾蓓说∶“我刚才是曾告诉北岛，要写文章批评你的书，并对你是周恩来私生女一事提出质疑。”艾蓓马上激动起来，高声质问我说∶“共产党要暗杀我，他们派来的杀手已到了旧金山，难道你也要参加他们迫害我的行列吗？”至此我知道了北岛的消息来源。那麽艾蓓的呢？她说是旧金山中共领馆的人告诉她的，她说∶“有两个中共领馆人员几天後就会叛逃，他俩会向全世界公布暗杀我的计划。”（时至今天，两年多过去了，既没有所谓两个领馆人员叛逃的新闻发生，艾蓓也活得好好的）“现在枪已抵在了我的腰眼上，难道你还不知道吗？”我当即告诉她∶“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我是记者，我只能写出我调查出的真实。”艾蓓听後，连哭带叫地喊道∶“记者也是人啊，也有人性的一面啊！？”在这一个多小时的电话中，她一会哭，一会喊，千方百计劝说我不要写文章。最後看到不起作用，她说∶“那我最後只有一个要求，你在文章不提北岛行不行？我给你跪下求你了。”我听到这种“要求”感到很可笑，就开玩笑地说，在电话里也看不到你下跪啊。 艾蓓到底在电话那端下没下跪我不知道，但诗人北岛，却为了他的女友，不仅帮助编织所谓周恩来私生女的谎言，还与艾蓓一起签联名信背後整人，灵魂先下跪。这位踌躇满志等著拿“诺贝尔文学奖”的大诗人倒是为将来的报道事先提供了花边新闻。 如果胡平认为自己暗地里拉人写联名信的做法正常，找些和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没有被我批评过、与我没有私人恩怨的人签名，也算有本事，现在这样做是不是太掉“民运领袖”的身价？要拉九个人也可以，既然他们全都是能写文章的文人（有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的阵容应该是够强的了），邀请他们每人写一篇批评我的文章，在《北春》上发半本，我也认为他们光明正大，以文对文，还算君子。而对这种拉帮结夥、背後搞人，用言论以外的手法对待言论，我不仅不怕，更不齿！ ●因为没发他的全文，就要求撤编辑的职 我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发表後，胡平不仅在他的刊物上发表两万多字的长文批评我，然後不刊登我的回应文章，还另外写了万馀字专门批评我的这篇文章，同时投给了香港《前哨》和《世界日报》周刊。“周刊”把他的这篇万馀字长文摘发了三千多字，没有照发全文，胡平对此非常不满，在一个月内，连续给《世界日报》台北的老板王必立，《世界日报》总社长马克任，社长李厚维，总编辑李子坚等各级负责人写了11封（！）告状信，指责“周刊”主编“缺乏起码的编辑水准和基本的职业能力。”“我要求把曹长青的文章和我的文章交给一批有关的专家学者审阅，看一看究竟是谁的文章更不具发表资格。”“《世界周刊》就是要为曹长青一个人提供特殊服务┅┅《世界周刊》实际上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此下去，《世界周刊》必将遭到所有海外真正的有识之士的无情唾弃，几十年联合报系的光荣成就就将毁於一人之手！”胡平并在信中要求撤换周刊主编，“应改由其他更具水准的人士负责编辑。” 按照胡平的标准，报纸没有全文登载他的反驳文章就应撤编辑的职，那麽胡平作为刊物的编辑，把别人的答辩文章一个字也不发，是不是胡平应该写信给《北春》主编，要求撤胡平的职呢？既然胡平要求专家鉴定他和我的文章谁水平高，那麽他为什麽不敢把我的文章和他的一起登在《北春》上，让读者鉴定呢？胡平在他的文章中一再强调曹长青头脑简单（他总怕读者看不懂，我都感觉他写的真累），那麽发表曹长青的简单化的、浅薄的文章不更使他在胡平的复杂和深刻面前相形见黜吗？正确而深刻的东西是不用担心读者大众不理解和不接受的。反对共产党的人，就别老像共产党似的担心大众分不清毒草香花。而同样在九人联名信上署名的於大海主编，为什麽不在自己的刊物上实践自己对别的报刊的要求呢？对这种因为没有全文照发他的文章，就背後给老板写信要求撤编辑的职，砸人家饭碗的做法，《世界日报》很多知道这件事的编辑记者都很气愤，其中有人感叹说，“民运人士真是惹不起，来到海外还搞共产党背後整人那一套。”对於胡平为此事不断打电话纠缠，《世界日报》社长说∶“因为一篇文章你就要求我们撤编辑的职，这个要求我们报社上上下下都不会答应的。” ●找到当事人，让他们收回说过的话 由於胡平拒绝刊登我的回应他的文章，我只好把它投给了其他报刊，《前哨》发表了减缩本，《中国之春》发表了全文。面对我在文章中陈述的事实，善於著文撰字并经常在他自己编的刊物上发表洋洋万言的胡平，不是著文回应我的文章（据《中国之春》主编讲，他们曾委托於大海邀请胡平写回应文章，并留了版面），而是给我在文章中引述的当事人打电话，施加压力，试图让他们收回在接受我采访时曾说过的话。胡平的太太王艾打电话给林樵清劝他收回对我讲过的话，并说，“跟曹长青走没有政治前途。”（他们把曹长青当成了有“总统梦”的胡平）胡平和王艾还分别给我文章采访过的白梦打电话，让他“站出来讲话”。白梦回答说∶“我对曹长青说过的话，我不能收回。因为我确实是那样讲的，而且也是同意他引用发表的。” 胡平的这种背後“小动作”最近已到了走火入魔的荒唐地步。他的太太王艾打电话散布说∶“曹长青和他太太都是中共派来的特务，我们周围的朋友都这样认为。”理由是曹长青经常在报上批评民运人士，尤其是批评了一直反共的胡平。 最近由於我连续写了几篇批评胡平的文章，被有些朋友问道我是否与胡平有个人恩怨。其实我和胡平的私人关系直到我批评胡平的“见好就收”理论之前一直是不错的。八九民运前我从洛杉矶到纽约开会曾在胡平家的客厅里住了半个多月；九零年我和妻子搬家到纽约，第一站也是落脚胡平家，为此一直很感激。胡平的第一个太太精神不太好，我曾到处打电话帮助找精神科医生；胡平离婚後我还给他介绍过女朋友。胡平和现在的太太结婚後，我也和妻子一起送去了玫瑰花和落地台灯祝贺。王艾和胡平发生了家庭矛盾也曾向我们夫妇求助。 也有人认为我对胡平太不客气了，应该以和为贵。是我对胡平太苛刻了吗？《北春》曾发过不少严厉批评我的文章（包括胡平本人的），我都从不曾激烈反应，也很少回应，更不可以想像打电话骂批评我的人。我认为有批评是完全正常的，如果批评的有道理，我则额外多一个学习、改正的机会。如果我认为批评的没道理，我可以撰文反驳，因为以文对文才是言论自由的原则。而胡平错在他用了文章以外的手段来封住别人的口；错在他用写文章反驳我的精力，去拉帮结夥，甚至做工作劝我采访过的当事人收回他们说过的话。这些做法都是惊人地超出我的想像。 如果这种事是任何其他人做出来的，都不会令我如此愤怒。因为虽然我认为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没脱离马克思主义框架，但我仍认为它讲明白了什麽是言论自由的关键，那就是绝不可用权力或行政手段来对付言论。胡平的做法使我想起几年前报道的一个美国著名神父，他的严谨和对上帝的虔诚令众信徒十分钦佩，但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他和一个妓女多年偷情，人们被欺骗的感觉和由此产生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 ●只有专制者才压制批评声音 一个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读书的大陆留学生告诉我，他上第一堂课时，教授问大家，“什麽自由最重要？”有人说是“拥有私有财产的自由”，有的答是“新闻自由”，也有人认为是“选择的自由”。最後教授说，这些回答都不准确，“最重要的自由是言论自由。因为没有言论自由，你们连回答我的问题的机会都没有。”而在两百年前，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作者杰佛逊在权力中心、并遭到报纸辱骂轰炸的时候还能说出：“在有政府无报纸，和有报纸无政府之间，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後者。”这就是美国能有今天这样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而胡平在离总统位置还遥遥万里、仅仅是一家民运刊物的编辑，有这样一点小小的权力时，就千方百计地在他编辑的刊物上压制批评他的声音，并阻止别人在其他报刊批评他。而自认为代表作是《论言论自由》的胡平，不觉得他的做法是在为中国民运的历史提供一个典型的黑色幽默吗？ （载洛杉矶《中国之春》1996年9月号） |
| 乔丹∶向人类篮球历史“灌篮” 1996-08-04 |
| 经过七个月浴汗奋战，芝加哥公牛队终於第四次夺得NBA（美国职业篮球联盟）总冠军；乔丹第四次荣获NBA“最有价值的球员”称号；公牛队以季节赛72胜10负，决赛15胜3负，重写了NBA以及世界篮球的历史
6月16日晚上，在芝加哥“联合中心球馆”，21,000名观众屏息凝气，翘首等待。突然，全场熄灯，只有一束灯光照射每一个入场的公牛队球员。广播里每念一个名字，都溅起欢声雷动，不少观众眼含激动的泪水。当念到“现在入场的是来自北卡罗纳的乔丹┅┅”剩下的就什麽也听不到了，两万多人亢奋的欢呼声，吼叫声，像决堤的洪水，似乎要淹没整个芝加哥。 几百名记者举起了照相机，几十部录像镜头调准了焦距，美国三大电视之一的NBC在黄金时段现场直播，全球一百多个国家通过卫星电视在转播┅┅因为这里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队之一公牛队在比赛，因为这里是地球上最天才洋溢的球员迈可·乔丹（Michael Jordan）在打球。 空中飞人，把球打绝了 全世界的“篮球迷”们不知有多少次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盯著身穿23号红色球衣的乔丹，他时而剽悍得像猛虎下山，时而灵活得如野猫飞檐。面对对手的左拦右阻，他带球切入，连过数人，飞身”灌篮”。面对夹包和拦截，他远距离长射，三分球长啸破网。而最让球迷牵魂动魄的是，在对方近身防守时乔丹的後跃式直跳投篮，後跃近半米，而且一跃离开地面110公分，对方防守队员虽然同时跃起，但他却能停在空中，被人称为“赖在空中不下来”，当对方落地之後，他才把球投出，一射命中。 今年32岁，身高1米98，体重198磅的乔丹，手宽达30公分，抓篮球就像抓皮球。面对他那匀称的身材，灵敏的动作，以及身体和智慧判断在一瞬间出神入化的协调一致，令人感觉他似乎不像人类。美国篮球历史上的明星贝勒善於在空中打，被称为“空悬贝勒”；另一巨星贾巴有沾球的手，被誉为“天钩贾巴”。而乔丹则是他们两者的结合。他创造了在600多场比赛中平均每场投进32分的篮坛记录；他在高手如林，强龙遍场的NBA中四次获得“最有价值的球员”称号；他两次拿过奥运会金牌；他领军的公牛队在今年季节赛中以72胜10负，决赛中15胜3负，重写了美国职业篮坛的历史，并使公牛队载六年中第四次登上NBA职业篮球赛总冠军的宝座，称雄篮坛。人们称他是“空中飞人”，因为他把篮球打成了艺术。球迷叫他“超人”，因为他把球打“绝” ”。 多少球迷在观看乔丹的精湛球艺时，激动得大喊大叫，如醉如迷，紧张得把心提到嗓子眼儿。即使平时仅仅回忆一下这位伟大球员的辉煌经历，也会像看到有乔丹的比赛一样，激动不已，因为乔丹的历史，是交响著光荣与梦想的的历史；是撞击著挑战和征服的历史—— 不可思议的绝技 乔丹在北卡罗那大学读书的时候，就是校队的明星，1984年被芝加哥公牛队选中。乔丹爆出大名，是他1991年领军“公牛”杀进NBA冠军决赛，与得过四次NBA总冠军、由魔术约翰逊统帅的洛杉矶湖人队一决雌雄。 第一场，湖人队赢了，但比分非常接近，如果乔丹最後一记长射进了，公牛就赢。第二场乔丹发威，出手18次，投进15次。在第四节上，乔丹打出最精彩一球∶当乔丹猛然冲向篮框，快要接近篮框时，展开的右手托球正要狠狠地灌篮时，湖人队的防守队员挡了上来，仍在空中，仍往篮框接近的乔丹急忙停下运球，犹豫了一秒钟後，迅速把球转到左手--做这一连串动作时，他一直还漂浮在空中，而且对手不断靠拢过来，然後在那千钧一发之际，伸展左手，勾射空心得分。摄影记者们明明看到了这个永生难忘的动作，但还是纷纷来到NBA在场内架设的荧幕前去看录像，他们怀疑自己看花了眼，急著证明那不是他们的幻觉。这个镜头成为乔丹表现篮球艺术的“经典之作”，後来在电视上被播过不下千次。比赛结果，公牛队以107赢湖人86。约翰逊在比赛结束後接受采访，不谈别的，只谈那一球——球在手上，腾空而起，在空中滑行了5公尺，然後换手打板得分。不可思议的绝技。 风靡了世界的名字 乔丹率领公牛连赢湖人四场，使公牛终於拿到了NBA职业篮球赛总冠军的奖杯。乔丹吻著奖杯失控地落了泪，整个芝加哥沸腾了，因为这是公牛队第一次夺得全国冠军。芝加哥是个多族裔、贫富悬殊的城市，人们由於肤色、种族和阶层的不同，在很多问题上都见解各异，但有一件事大家完全一致，那就是以拥有公牛队自豪。公牛队在芝加哥公园举行了庆祝聚会，有100万人参加，每个人球员被请到台前接受万众欢呼致敬，场面欢天动地。 乔丹的球越打越神，他在三年内率领公牛一连拿了三次NBA总冠军，成为美国篮球历史上罕见的“三连冠”。他刚刚加盟公牛时，只有35个国家转播他们的比赛。他打“三连冠”时，全球有109个国家电视转播比赛实况，他的名字风靡了世界。 克林顿看球误事 在获得“三连冠”的旅途中，最艰苦也是最紧张精彩的是1993年与绰号“恶汉”巴克利统帅的凤凰城太阳队的对决。双方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在七局四胜中打平後，最後决定命运的一场，双方都卯足了劲，这一边牛性大发，那一边阳气迸射，在“西班牙斗牛士”的强劲音乐下，如同人牛肉搏。 当终场的笛声鸣响，双方打平。按照比赛规则，再延长五分钟。双方咬得更紧，比分始终拉不开两分。当时间用尽，简直像是奇迹，公牛太阳又是平手，又得延长五分钟。最後公牛赢得冠军。 这是一场最让球迷紧张的比赛。全球不知有多少人聚集在电视机前，忘情忘世，大叫过瘾。著名华裔女主播宗毓华，电影导演李派克，电影明星阿诺史瓦辛格和摇滚巨星迈可·杰克逊都坐在球馆的前排。连美国总统也因为看球赛误了正事。当时克林顿总统正在准备提名新的大法官。那天晚上，女法官金斯波格被白宫通知在家中等电话，因总统当晚会做最後决定。她与丈夫从晚上八点一直等到半夜，也没有等到电话，全家失望至极。那天晚上克林顿在白宫的厨房想拿点喝的时，看到电视上正播放这场球赛。克林顿想只看几分钟就走，但难解难分的精彩比赛使他一坐忘起，一气看了整个晚上，完全忘了给金大法官打电话这件事。第二天报纸舆论哗然，有人认为总统贪娱误事，玩忽职守。但也有人认为总统的行为显示他有普通人的情感和率真，这样的人做领袖才可信赖。 而在远离美国的大洋另一端的缅甸，民权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姬已被该国军政府软禁在家中四年，1994年第一次有美国议员比尔·理查森获准去探望她，她与理查森在短暂的会面交谈中，竟然谈了很多乔丹和他的篮球。 “梦想队”所向无敌 1992年奥运会，魔术约翰逊和乔丹率领美国“梦想队”出征。美国在1986年以前，虽然没有派出职业篮球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但很多国际大赛的冠军仍是被美国所得。这次派出以乔丹为主帅的职业篮球高手组成的“梦想队”，可谓梦想成真，所向无敌，痛宰各国球队。不仅场场大胜，夺得奥运金牌，而且平均每场赢43点8分。与“梦想队”最接近的比分是奥运亚军克罗西亚（Croatia）国家队，还差32分。篮球行家认为，美国职业篮球联盟中任何一个队拉出去，都能打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队。 奥运会男篮亚军克罗西亚队的主力队员库科奇，是整个欧洲最好的球员，被称为“欧洲的乔丹”，但他几年前来美加盟“公牛队”，只能打“客串”，而非全场，由此可见美国篮球高手之多。以美国目前的篮坛实力，组织10个“梦幻队” 都绰绰有余。而乔丹，是龙盘虎踞的美国职业篮球联盟中的“王中之王”。 王中之王退出篮坛 1993年10月，一个消息震惊了世界体坛∶“王中之王”宣布退出篮坛。乔丹解释说，一是因他深爱的父亲被人抢劫时杀害，他悲痛至极；二是“我已不需再证明什麽，因为我已做了在球场上能做的一切。”乔丹说，“我已到了峰顶，再无处可攀，剩下的只有坠落。”全球各大报都以显著位置报导乔丹退休的新闻和震撼∶世界各地的球迷扼腕痛惜，有的甚至悲伤至极，表示不再看篮球。连总统克林顿也对此事发表评论∶“我们再也看不到他的球艺了。在每一个小镇的庭院和铺好的城市小球场，那些玩著一对一球赛、并梦想著能成为乔丹的孩子们将怀念著他。” 球迷们的痛惜是有理由的，因为不要说成为“王中之王”，仅仅进入NBA就不知多麽艰难。全美每年高中产生的篮球选手有50万，能进入NBA的只有25人，不是百里挑一，而是二万里选一。 将来没人比他更棒 公牛队在“联合中心球馆”为乔丹举行了隆重的退休仪式，并在馆前立了一座有两千磅重、三米半高的乔丹空中飞姿的青铜雕像，上面刻著∶“曾有过的最好的球员，将来也没人比他更棒。” 公牛队离开了乔丹，如同电脑离开了chip，没有了灵魂，不再有创造力和奇迹。“公牛”需要头角，芝加哥需要活力，体育馆需要票房，广告商需要乔丹的著名微笑，Nike需要“空中飞人”脚登他们的运动鞋飞跃星空摘取月亮的镜头。一位芝加哥教士说∶“这个世界需要乔丹，很多青年人在教堂呼唤，他们需要偶像。” 像在等待下一个教皇 在离开篮坛17个月後，当传言乔丹要重返公牛队时，几百年轻人围在乔丹的芝加哥办公室外，祈祷它成为事实。在乔丹要做最後决定那个晚上，很多球迷为他守夜，恳求期待。《纽约时报》的记者说，那情景简直像是在等待下一个教皇。 去年3月18日，乔丹正式宣布重返篮坛，世界球迷欢呼，各大报头版报导。美国的报纸说，这种震撼和冲击如同是麦克阿瑟将军重返菲律宾，《飘》的作者再写续集。当时远隔太平洋的北京体育馆，解放军队正进行比赛，突然广播说比赛暂停，要有重大新闻发布。全场观众顿时屏息，以为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或者邓小平死了。但播音员用激动的声音说∶五分钟前，世界篮球巨星乔丹宣布重返篮坛！整个北京体育馆立刻沸腾了，观众一下子都站起来鼓掌欢呼，长达几分钟。“空中飞人”的绝技场面重现在中国观众的脑中，他们兴奋地议论著所知道的乔丹的一切。几乎没人还看得下去解放军队的比赛，“钢铁长城”被遗弃在球场。 英勇不减当年 但也有球迷替乔丹捏一把汗，耽心他近两年不打篮球，球技退化，英雄蒙羞。也有人质疑∶32岁的乔丹真能像以前克服地心引力一样，克服岁月的考验再创另一段篮球神话吗？ 乔丹复出打的第一场球是与印第安那队，在印第安那的球馆。当地球迷拥戴自己的球队，敌视公牛，但当乔丹入场时，全场24,247名观众一下子起立，为这个对手球员鼓掌欢呼了45秒。场内有来自德国、巴西等全球的450名记者，馆外还有没弄到票的几百记者。一张42美元的球票，黑市卖到600美元，最後竟炒到2,000元。 初场比赛，乔丹的投球命中率虽然偏低，但仍威力逼人。随後在与纽约尼克队的比赛中，乔丹英勇不减当年，独自一人拿下55分，导致尼克败北。一般篮球赛，分数打到100已属高水准。而乔丹一人就囊括半数。从加盟公牛至今，乔丹一人独得50分以上的就有35场；超过60分的有5场；最高的一场他投进69分。 一人打球，万人获利 乔丹的复出，不仅完全改变了公牛在NBA中的实力格局，也给千万人带来经济利益。仅他复出打球的第一天，印有他球号的运动衣就卖掉18万件；“空中飞人”的录影带售出45万盒；还有数不清的乔丹纪念品成为抢手货。篮球收视率从三点二猛然升到五点五（每个百分点代表100万个家庭）。几家健康食品公司的股票在华尔街立即升值，仅一个星期，麦片粥、Nike、通用面粉和麦当劳四家公司就因乔丹赚了21亿美元。获利最多的是Nike，1984年乔丹加盟这家公司前，它仅是个小企业。由於乔丹穿了他们制的鞋做广告，它迅速成为世界鞋业巨头，已卖出一亿双鞋，平均每分钟卖出200双。专家统计，各方面从乔丹复出总获利达600亿美元。600亿是个多大的数字？台湾外汇存底为世界首位，才是900亿美元。乔丹的个人收入，包括广告费在内，年入四到五千万美元。 日本人把乔丹当作神 芝加哥再次成为世界球迷朝拜的“麦加”。该市观光局长吉姆·劳接受《今日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毫无疑问，迈可提升了芝加哥的地位。”日本的很多观光团以“迈可·乔丹之旅”为号召，到芝加哥玩五天，每人收费两千美元，包括看一场公牛的比赛。观光客平均每人在芝加哥买三百美元与乔丹有关的东西，有人花一千美元买一件乔丹签字的球衣。而乔丹在奥运会上穿过的一件球衣，卖到21,000美元。有人到乔丹雕像前拍结婚照，很多孩子往铜像底座扔铜板求好运。当地还设有“乔丹餐厅”，如果电话定位，接话的是乔丹（录音）。游客们还可以在两层楼高的乔丹巨像下面打打篮球，合影留念。安排“乔丹之旅”的洛杉矶一家旅行社的总裁丸茂说∶“许多日本人把乔丹当做神。”但乔丹居住的芝加哥高地公园区的警察局长达柏说∶“迈可只是一个平常的人，他希望别人以平常心看待他。在去年万圣节那天，下著雨，他在屋外站了将近四个小时，把糖果分给孩子们。他丝毫不摆架子。在高地公园区，他只是市民之一。” 谦恭慈善，侠骨柔情 乔丹的谦恭和慈善，在鲍柏·格林的《空中飞人》（Hang Time）中有详细的报道。格林是《芝加哥纪事报》的专栏作家，他有天在专栏中写到一件虐待儿童的事∶9岁的男孩柯林斯的弟弟被他的母亲及她男友关在壁橱中活活饿死。他也遭熨斗烫和吊打，只是命大才活下来。事发後，其母和男友入狱，他被送到亲戚家抚养。专栏见报当天，公牛队副总裁给格林住处打去电话：“如果那个孩子要看球赛，我保证有票。” 当柯林斯惊喜地走进公牛馆时，乔丹主动来和他打招呼，该他一件公牛队球童穿的红衬衫，让他帮助热身队员捡球。赛後还跟他合影，乔丹太高，特意蹲下来，最後送他一个签字的小篮球。这件事对柯林斯一生意义重大，他把与乔丹的合影和小篮球放在床头，放在夜晚充满温情的梦中。 有些买不起票的穷人，为了让孩子看一眼乔丹，带著孩子在队员离场的球馆後门等候。有一个由父母推著坐在轮椅上的残障孩子，头弯垂著，双眼无法向前看。乔丹从後门出来快上车时才发现，马上回去和这个孩子说了几句话。孩子的父母赶紧拍照，但偏偏相机一时不灵了，乔丹耐心地在寒风中等待，一直等照相成功。小孩兴奋得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一份爱，一份真诚 薇拉天生大脑麻痹，全身瘫痪，19年里做过24次手术，只能用下巴来按钮操纵她的轮椅。他父亲终于买到球票，带她到公牛球馆看球。薇拉挪动轮椅到公牛队的凳子边，因“情人节”就在那周，她拦住乔丹，送给了他一张“情人卡”。不久她接到乔丹的来信，里面是美好的祝愿和一叠球票。 乔丹还有另一个全身瘫痪的青年朋友史派克，每晚打球，乔丹都必须确定薇拉和史派克都已来了，并安排他俩的轮椅紧挨在公牛队员休息区的好位置。史派克死後，乔丹给他出了全部葬费。史派克的父亲说，“在我儿子生命的最後三个月，乔丹来了五、六次。带的礼物是鞋，明知孩子不能穿，却鼓励说，你一定能站起来。”“有一次乔丹在医院呆了两个多小时，从没看表，一直陪到我儿子必须打安眠药为止。” 每年两百万观众来信 乔丹可以挤时间去与残障孩子聊天，但健康的人想要接触他犹如登天。他的行政助理嘉瑰统计说，每年写给乔丹的信有200万。要求签名的信如山，即使乔丹每天签24小时，一辈子也签不完。还有无数的人要求捐助，乔丹经仔细挑选，每年给400个慈善项目捐款。而请他出席活动的邀请书如同轰炸，比美国在越战中投下的炸弹还多。从孩子的生日，到总统候选人的宴会，连抗议狗叫的集会也邀请他去讲话。至於世界各地寄来的礼物更是五花八门。嘉瑰说，她上任那年，就收到五双木鞋，寄自五个不同的球迷。 球场最能保有隐私 乔丹无法到公共场所，因为一出现，就有球迷包围，引起骚动。他的光头由他太太在家中剃；看牙医要休息日去；圣诞节买东西，与商店事先联系好，在关门後延长一段时间。到影院看电影，要等开演後悄悄溜进去，终场时要两排警察护驾才能脱身。自从高中以来，乔丹从没有自己上街散过步。在公牛球馆後门，一个少女为签名而卧在乔丹车前，宁愿被他的车从身上碾过。 因此乔丹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在接受格林采访时说∶“比赛的时候，球场反而成为最安静的地方，压力比任何一个地方都轻，我不用耽心，没人会来干扰我，球场甚至已成为我最能保有隐私的地方。” 面对女人向他“投篮” 篮球不仅是男人所爱，篮球明星也受女人崇拜。乔丹之前的美国篮球巨星张伯伦几年前在自传中说，他和二万个女人有过性关系。魔术约翰逊有多少女人无人知晓，人们只知道他“性”趣太广染上了爱滋病。被称为“弹簧腿”的公牛队抢篮板主力罗德曼，公开宣称，他打球“一半为钱，一半为性，如果想吸引女人，球赛是最好的展示机会。”但乔丹与他的妻子感情笃厚。他们育有两男一女。乔丹一回到家，就和三个孩子在地上滚成一团，打起儿童篮球。他妻子经常观球，已成篮球专家。乔丹说，他在战术上遇到难题先找妻子商量。在NBA以及整个世界，没有人能制服乔丹，只有一个人例外，他的妻子。还有一件事能制住乔丹，那就是大海。因为不能游泳，所以他绝不坐小船，有救生设备也不干。他说，“除非是条大船，一次能坐六、七十人那种，否则我绝不搭乘。” 但乔丹小时玩起篮球，却是为了女人。在中学时，他喜欢一个女孩，为她占校车位置好几个月，但她就是不到他的身边，而是挤在运动员的座位上，因为她喜欢“有名”的球员。他从此明白了女孩，也明白了女人。今天，多少漂亮的女孩、充满幻想的女子写信给他，多少性感女郎寄来艳照，多少崇拜的少女等在芝加哥体育馆门外，往他兜里塞电话号码，他都不动心。他说，“幸好有中学时那样的过去，我才不会迷失方向。” “忍”与“爱”战胜野性与恐惧 乔丹的成熟和智慧还表现在他善待记者和队友。他从不在新闻发布会上穿运动员的背心，而总是西装领带，以示对记者的尊敬。他也关心队友的感觉，有时与队友一块在餐馆，有人找他签名，他一定签完迅速转给其他队友说人家要咱们大家的签名。如不这样，十有八、九那人拿到他的签名就会离开。 谈到公牛队的另一主力队员斯考第．皮朋，他总是夸赞说，“这是斯考第的球队。”狂野的罗德曼也成为他的好友。他们三人的友谊，如同三角架，稳固地支撑起公牛的一次次胜利。公牛队主教练贾克森推崇佛教，著书论述“忍”的艺术。他认为球员在场上常有两种失态∶野性或恐惧。因此必须用“忍”和“爱”去战胜野性背後的浮躁急狂，驱逐恐惧後面的畏缩生怯，才能赢球。罗的曼虽然抱怨教练要他读的书“太哲学”，但觉获益匪浅。这个出名的时常因技术犯规而被罚出场的“坏小子”，虽然最近写出的《争取坏到顶》成了《纽约时报》的畅销榜首，却也越来越能“忍”气吞声，顾全球队大局。而乔丹是无师自通，天生的忍者。他在600多场比赛中，只有两次被罚出场。他一生仅打过一次架，因那人叫他“黑鬼”。 公牛队的秘密武器 不知有多少教练和篮球专家在研究乔丹和他的球队，想击败公牛。但一位体育记者分析说，从录像带和统计数字上都找不到“公牛”的秘诀，因为他们的秘密武器是他们具有不可战胜的精神状态，那就是昂扬的自由精神。而乔丹是这种精神的代表。正是这种精神，使“公牛”在季节赛中一路拼杀，横扫各路诸侯。NBA共有29个队，在季节赛中每队都要互相交锋，共打82场。乔丹率领公牛队在季赛中以72胜10负的成绩打破了1972年洛杉矶湖人队创造的69胜13负的历史记录。 今年4月24日《纽约时报》公布的统计，乔丹得分为全美第一名，平均每场得分30点4分，被誉为“无法阻止的投球机器”，“得分王”；偷球为第三名；三分球为第11名；罚球命中率为第24名。NBA的所有队员中没有一个能在这样多的项目中占有这样的名次。只有乔丹，才技术如此灌顶。 制不住乔丹，什麽战术都没有 在进入决赛中，公牛队以四比一击败了纽约尼克队。尼克队连番用最好的球员哈泼斯和史塔克防守乔丹，但都不起作用。两位尼克球员赛後承认，根本没法看住乔丹。公牛队随後一鼓作气以四比零直落冠军呼声最高的有著“巨无霸”欧尼尔和“神射手”哈德威的奥兰多魔术队。魔术队前锋汤姆森在输球後说∶“以我的看法，乔丹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球员。”魔术队的教练也无可奈何地承认∶“面对乔丹这样的球技，我们还能有什麽办法。” 公牛的最後一役是与西雅图的超音队争夺冠军。超音是西部赛区的冠军，不仅有参加过“梦想队”的篮坛高手坎顿，还有“NBA本年度最佳防守队员”裴顿。由全美“最佳防守”来对付全美“最有攻击力”的乔丹，可谓针锋相对。但超音被公牛直落三局。在第三局的前半场，公牛领先26分，创造了冠军决赛的纪录。而乔丹一人在前半场就投进26分。赛後波音队教练卡尔无奈地说，“回去不用看带子了，没法制住乔丹，什麽战术都没用。” 在北京，乔丹与周恩来并列 在芝加哥“联合中心球馆”，公牛与超音进行的冠军决赛，被两万一千名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一次次推向高潮，最後公牛队一雪在西雅图连丢两局之耻，以87分比75分击败超音，第四次获得NBA职业篮球赛的总冠军。 乔丹倒在休息室的地板上哭了，因为这一天正好是父亲节，他的父亲却无法和他一起分享再夺冠军的快乐了。再接受冠军杯後，乔丹一手抱著一个儿子，连连亲吻著妻子和女儿。他终於实现了在比赛前的承诺：“我要尽最大努力，在ZH格父亲节里让我的妻子和孩子为我而感到骄傲，他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据统计，对NBC现场转播的这场决赛，全美有近五千万人收看；全球有175个国家（联合国有185个会员国）用40种语言卫星电视转播，有六亿个家庭观看。如果以每家四口计算，等於全球一半人口在注视乔丹抱著奖杯的场面，镀金的奖杯是凝聚的语言，证明著乔丹是这个星球上最伟大的运动员，是亿万人崇拜的偶像。 美联社曾对美国黑人青少年做过一项调查，发现他们最崇拜的人，除了他们的父母之外，其次是上帝和乔丹。据《纽约时报》杂志报道，去年在北京高中生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他们最尊崇的人物中，乔丹与周恩来并列。连公牛队的红色球衣也在北京成为时尚。同样的报道指出，去年12月，有二万九千件非法偷运的公牛运动衣被当局没收。北京人称公牛队为“红公牛”。 最好的球是下一个 面对乔丹复出後比以前更成熟精湛的球艺，NBA的发言人勃兰·麦克林提瑞说∶“没有人能取代他。当然这种超越是经常发生的，如果有的话，也许取代他的人正在幼儿园成长。”NBC的现场主播也禁不住动情地说：“有一天我们也可以自豪地对我们的孩子和孙子说，我们曾有过看乔丹比赛的幸运。” 多少体育记者报道他，采访他，拍他，录制他，但《芝加哥报》的米兰沙·艾撒卡说∶“怎麽卖力描写，都无法真正写出他万分之一的精彩。”因为乔丹两个字意味著创造力，想像力，惊叹和奇迹。 芝加哥“联合中心球馆”门前乔丹雕像上的话看来完全错了，因为复出後的乔丹用精彩球艺，否定了昨天的乔丹是“曾有过的最好球员，将来也没人更棒。”没人再敢给乔丹立这样的雕像、题这样的绝话了，因为谁也无法预测下一季比赛乔丹还会有怎样的辉煌，正如足球王贝利曾说过的∶“最好的球是下一个。” 作者注∶文中使用的数字和“乔丹篮坛记录”制表资料引自《纽约时报》、《新闻周刊》、《今日美国》和《篮球文摘》。 乔丹篮坛记录 领军公牛获NBA职业篮球赛总冠军∶ 4次（1991，92，93，96） 奥运会金牌∶ 2枚（1984，1992） 今年NBA决赛平均每场得分∶ 30点6分 垂直弹跳高度∶ 48英寸 NBA年度最佳防守队员奖∶ 1次（1988） 一场得分高於五十分∶ 35场 一场得分高於六十分∶ 5场 获得“得分王”称号∶ 8次 在季节赛中一场得分最高为∶ 69分（1990年与克利夫兰，还有18个篮板，6个助攻） 半场中得分最多为∶ 35分（1992年与波特兰队决赛） 获NBA最有价值的球员称号∶ 4次（1991，92，93，96） 因为技术犯规被罚出场∶ 2次（1988，1992） 鞋尺寸∶ 14号 出生年月∶ 1963年2月17日 1992—1993的年薪（美元）∶ 400万（现在要价年薪1500万） 估计每年拍广告获利（美元）∶ 4千万至5千万 （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6年8月4日和8月11日） |
| 和谁“下棋” 1996-07-01 |
| 近年来，随著中国大陆经济上的发展，和海外民运进入低潮，一些奇奇怪怪的民运理论也出现了：民运要做共产党的“合法的反对派，合作的反对派”；“共产党也有存在的权利”等等。
这些说法咋看上去似乎符合民主理论和民主程序；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它在根本问题上错了：错在把西方民主运作的方式套用於中共极权统治，错在把共産党当成了美国的民主党或台湾的国民党。 这种错误之所以发生，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不清；二是对海外民运的角色认识不清。 一、中共的本质是什麽 人们谈到共产党的本质时，一般用“一党专制，极权统治”等抽象的政治术语来概括。如果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解释，中共就是垄断“棋局”的棋手；正施暴的强奸犯；囚禁迫害无辜者的监狱长。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政治是一盘棋，共产党则一直垄断著棋局。它使用军队和警察剥夺了所有人的下棋权利，不仅监禁迫害那些要求下棋的人，还镇压那些可能成为棋手，或仅仅有潜在棋意识的人。因而没有任何人能坐到共产党的对面同他对奕，更不要说平等比赛了。於是共产党和相当一批被洗脑的中国人同时说：没有共产党，哪还有另外一支政治力量来稳定棋局？当共产党把所有的棋手和可能的棋手都监禁和镇压後，当然他就成“唯一”。这个“唯一”是靠杀害“唯二”、镇压“唯三”来维持的。 期望做这样的“棋手”的“合法的竞争者，合作的比赛棋手”可能吗？他连你有下棋的权利都不承认，更谈不上承认你是和他赛棋的对手，你怎麽才能实现与他“合作、合法”地“良性互动”呢？要“合”共产党的“法”首先和最根本的就是服从它垄断棋局的现状；要与它“合作”，就得像国内那“八个民主党派”一样做花瓶和摆设。 中共专制者也就是强奸犯，一直在对百姓施暴。如果受害者不是勇於起来反抗，反而呼吁要争取做强奸者的“合法的反对者、合作的反对者”，与强奸者“双方良性互动”，结果又能是什麽呢？如果强奸者有这样的理性，他开始就不会施暴。这样的“呼吁”不仅不能制止暴行的继续，更会加强施暴者的得意：“我强暴他，他都承认我的合法性，要和我‘合作’，争取与我‘良性互动’，对这样的愚昧者只能强暴他！” 共産统治把中国变成了一所大监狱，共产党成了监狱长，人们被剥夺了自由，被狱方随意地摧残、迫害、以至屠杀。这种囚犯和监狱长的关系性质，决定了不可能有“良性互动”的局面，不管被囚禁者如何努力争取做监狱长的“合法、合作的反对派”，都是无济於事的。唯一的出路是砸碎高墙，摧毁监狱制度，建立自由的社会。 有些中国人来到西方社会久了，权利意识增强了，有时就以谁都有存在的权利、让人民自由选择的理论为理由，强调共产党也有存在和被选择的权利。但我们上面描述的那个中囯共产党有存在的权利吗？没有！因为中共几十年的血腥统治，使多达五千万中国人异常死亡： 据西方学者的研究统计，在五十年代初“镇反”和“土改”时，中共就杀害了200万人。而在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失败後的六十年代初，有多达3,000万中国人被饿死。 两年前上海《社会》杂志发表的统计数字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死亡人数为4,040万至4,319万之间。” 专门研究中国大衆死亡的夏威夷大学教授拉迈欧（R. J. Rumel）在《中国的血腥世纪》的专著中的统计∶“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共有4,500万人因异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万人死於饥荒，1,800万人死於无产阶级专政。” 据北京“朝华出版社”两年前出版但立即被当局查禁的《中国“左”祸》一书的统计数字：“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因饥饿和被迫害至死的人数为五千万。” 而7年前发生的六四屠杀，仅据中国人民大学丁子霖个人之力的调查，有详细个人资料的遇难者就有96人，最小的遇难者才九岁。今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当前社会状况”研讨会上的内部发表的统计资料，“六四”事件中全国各地死亡人数为931人，22,000馀人受伤。（《争鸣》，1996年6月号） 五千万相当於八个香港人口的总和！而这五千万死於中共统治下的人数，还不包括那些因政治迫害导致伤残的，精神失常的，在监狱和劳改营荒废了青春，丧失了健康，熬过漫长苦难岁月的幸存者。 对这样一个共产党犯罪集团，应该是推翻它的统治，取缔它的存在，追究和审判它的罪行。有人说，美国就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美国的共产党没有这样的罪行。如果美国的共产党主张暴力屠杀，摧残迫害无辜，照样会被绳之以法。正如对希特勒的纳粹集团，人们首先要做的是把他们送上“纽伦堡审判台”，而不是强调他有存在的权利的问题。有人说，现在俄国、波兰等很多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共産党就有存在的权利。但一个显见的本质性差别是，那些国家原来的共产党统治都已被推翻，现在的所谓共产党已经放弃一党专政、垄断军队和新闻、实行共産主义统治的主张，愿意通过选票等民主方式来让人民选择。 有人会强调，我主张“共产党有存在的权利”是指中共一党专制被结束之後，多党竞争时，主张民主的共产党组织也有存在的权利。从民主原则出发，这种观点没有错。但到那个时候虽然共产党有存在和被选择的权利，绝不等於我们要选择它。不忘记苦难的人们是不会再选择它的，因为它有血债累累的前科。“共产党”三个字，让人想到的就是迫害和屠杀。如同“纳粹”两个字代表著种族灭绝一样。如果现在有主张民主的政党仍然取名叫“纳粹”，有记忆的人绝不会再选择它。因为他还取名叫“纳粹”，就说明它和以前的纳粹有一定的血肉联系。这就像一个强奸犯结束服刑，痛改前非後，我们承认他有存在的权利和竞选公职的权利，但我们为什麽一定要选择这样有强奸历史的人？为什麽不选择没有犯罪前科的人，为什麽不选择那些与“强奸犯”长期抗争的人？难道中国就没人了吗？尤其是那个“强奸者”施暴的历史还历历在目，那些被迫害摧残者的伤口还没有结疤，难道中国人就要如此健忘？难道中国的知识份子就要如此的贱骨头？ 虽然共产党专制结束以後,人民有权利再选择共产党,但知识份子更有责任呼吁民衆不选择共产党。正是基於这样的理念，在不久前波兰大选时，当前共产党人与瓦文萨竞选总统时，几十名著名波兰知识份子公开发表了联名信，呼吁民衆不要选择前共产党人。在6月16日要进行的俄国总统大选中，俄国主要的报纸媒体也是一面倒地支持叶尔钦，呼吁民衆不要选择共产党候选人。虽然俄国的知识份子认为叶尔钦有很多错误，并被认为是“小恶魔”，但仍是呼吁俄国人不要选择共産党这个“大恶魔”，虽然俄共现已公开宣称放弃斯大林列宁主义。而中囯共产党还在独裁施暴，还没有走到目前俄国共产党这一步，中国人，尤其是海外民运人士或异议人士就急於喊“中囯共产党也有存在的权利”，要保护共产党被选择的权利了。 当中囯共产党现在还在用暴力垄断著“棋局”，强奸著民意，囚禁迫害著亿万无辜者时，主张这样的共产党有存在的权利，就等於是主张屠杀有存在的权利、强奸有存在的权利、囚禁无辜的监狱有存在的权利。这种主张客观上是专制者的同谋。就算你是指将来中共变成现在波兰、俄国这样的共产党时有存在的权利，那麽现在就迫不及待地呼吁，也只能对民衆起误导作用。正如一个强奸犯正在施暴，你却高喊强奸犯也有存在的权利，这种喊声只会误导民衆对施暴者残忍本质的认识，降低人民推翻强奸制度的努力，削弱人们对强奸犯一定要绳之以法的信念。 二、海外民运的角色 导致出现民运要做共产党的“合法的反对派”，“合作的反对派”等主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海外民运的角色认识不清。 所谓“海外民运”和“海外反对党”是中国人的特産。因为自1917年共産主义获得权力以来，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都没有所谓“海外民运”和海外“反对党”。著名的流亡组织，像“西藏流亡政府”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这样的准流亡政府，都不是与原政权竞争政治权力的“反对党”，而是国家与国家性质的关系。包括原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等所有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当年有“海外民运”和海外“反对党”，只有海外流亡异议人士。即使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的海外反对者，也没有组织“反对党”。不久前萨达姆的女婿叛逃，後来返回伊拉克被萨达姆杀害，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位“女婿”想说服萨达姆政权的海外反对者组成“反对党”，他来做首领，但遭到拒绝和冷遇。即使台湾的异议人士，也没有在海外组织反对党或海外民运，而是在本土抗争，成立了反对党“民进党”。 为什麽他们都没有在海外组织“反对党”？因为所谓“反对党”，其基本条件是，一是要在本土。二是执政当局对这个“反对党”的存在有一定程度（不管有多少）或某种意义上的承认。三是它有民衆支持的政治资源。这些条件使它可以用组织罢工、集会和游行示威等手段对执政当局施加压力。在能够对执政当局构成足够压力的条件下，它才可以与执政当局讨价还价。在这种条件下，它有时运用的妥协和某种让步等策略才能有效果。例如缅甸军政府曾长期监禁民权领袖昂山素姬，条件是只要她同意出国，就可获释。但她拒绝到海外开展民运，而是坚持在国内领导“反对党”与当局抗争。 只要在海外，不在本土，你就没有本土的民衆这一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就无法与执政当局直接对抗，构成对它的实际压力。所以你提出的“合作、合法”和“妥协”“让步”等策略都毫无实质意义，对方也会不屑一顾。中囯共产党至今不仅不承认海外民运的“反对党”地位，还把你列入“黑名单”，不让你入境，有的入境时还被逮捕。在这种情况下，你空喊我要和你“谈判”“对话”“妥协”“讲策略”，做你的“合法、合作的反对派”，不是荒唐可笑吗？这完全是在根本没有下棋对手的情况下，就高喊“我要让棋！车、马、炮让给你”，“要讲下棋策略”和“下棋规则”。谁和你下棋啊？你连棋局都进不去，别让共产党笑话你自作多情了。 中国海外民运的角色不可能是“反对党”，而只能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群体抗议运动，它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坚持完全否定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道义原则，对共産专制发出谴责的声音——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实，向大衆传递中共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本质，呼吁人们起来推翻共産统治。而不是谋求与共产党合作，良性互动，“体制内改革”。 中国近代历史有著深刻的教训和经验：当年孙中山在海外从事民运，就没有在海外组织清王朝的“反对党”，也没有提出做清王朝的“合法、合作的反对派”，更没有主张与清王朝“朝野双方良性互动”，从不认为清王朝也有“存在的权利”。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大清王朝的本质是专制。只有推翻这种专制，才有民主的可能。康有为、梁啓超和“六君子”等主张与朝廷“合作”，体制内改良，结果遭到杀头和逃亡的的命运。很多志士仁人像“六君子”一样，为他们对专制的幻想和愚昧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历史就在眼前，我们不能再重蹈。 （载纽约《北京之春》1996年7月号） |
| “美国有什麽好？” 1996-06-01 |
| 自八十年代初中国向世界打开大门，大陆留学生和知识份子来到美国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即使是“六四”後流亡海外的也已长达七年。但我最近越来越发现，他们中很多一开始热烈拥抱美国的人，开始不断地抱怨和批评美国了。常有人和我争辩“美国到底有什麽好”。一位著名的流亡知识份子还曾撰文说“西方虽好，无非是丰足和舒服一些而已，恐非中国去处。”他主张中国应该走一条不同於美国民主和中共专制的“第三条道路”。
为什麽一些在海外多年的中国知识份子会有这样的抵触美国、质疑美国思想文化价值的心态呢？据我的观察，恐怕有这样几个原因： ●夸大枝节不足，无视主体价值 第一，美国媒体和知识界的主体声音是对本身政府和社会的批评。中国知识人们附和这种批评一来显得自己的认识水平已可以和美国知识份子匹比；二来显示自己不属於盲从赞美美国的那一类。但这些中国知识份子忽视了一个重要区别，即美国知识份子对美国的批评，多是在肯定西方主体价值的基础上批评现存的社会问题，他们的参照系数是更理想的社会。那些中国知识份子在批评美国的时候也拿一个尚未存在的完美社会作参照系数，而忘记了他们的参照系数应该是独裁专制的中国大陆。这就导致他们在批评美国枝节不足的同时有意无意地在否定西方模式，拒绝西方的“个人大於国家，自由高於秩序，创新优於既有观念”等主体价值。 中国知识份子当然可以批评美国，但是用多大精力去批评美国枝节的不足和用多大精力去倡导传播美国的主体价值则会直接影响中国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认识，进而影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美国知识份子对自身社会的问题看得更清楚，他们的思考和批评也许更能得其要领。中国知识份子在中文媒体去增加这种批评声音的分贝不仅没有多大的意义，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中共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抵毁，尽管这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但事实上他们的批评对中国人的误导力量更大，因为他们不仅是自由民主的倡导者，而且还是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知识人。 除上述之外，某些中国知识份子，虽已来美多年，但思维方式仍然处於“大陆状态”，不仅用东方思想作为价值尺度，更潜意识地使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而他们还自认为早已西化了。他们不明白的是，人的大脑，就像一台电脑，把它从北京搬到美国，如果不是有强烈的愿望和行动把里面原来的软件洗掉，重新输入新的软件，这台“电脑”即使在美国呆了多少年，里面的共产软件也不会自动消失。 ●边缘人心态是融入主流社会的障碍 第二，海外中国知识份子的“边缘人”心态是妨碍他们真正了解美国价值的主要障碍。很多知识份子在中国大陆有教授、专家、诗人、作家的头衔，但在美国，他们无法获得相应的专业位置，更无法进入美国的知识份子圈子。而有些即使得到了专业位置的人，由於东西方文化思想价值的巨大差别，心灵也很难进入。而对很多从事人文科学的流亡知识份子来说，则是位置和心灵两者都进不去。英文不好是直接的障碍，迫使很多人只能从美国出版的中文报刊和电视获得有关美国的资讯，而在美国的中文媒体质量都较低，有些远低於台湾香港甚至大陆。在只与中国人交往，只说中国话，只受劣质中文媒体熏陶的情况下，能深入了解美国社会是相当困难的。除此之外，那些至今还保持著“名人”心态的矜持的流亡者，“进入”的障碍就更大。在中国大陆的社会环境，由於某种原因一下子出了名，就可以一直大名鼎鼎一辈子；但在美国这样竞争激烈，谁都想成名的社会，“每个名人的光荣期只有5分钟”。像中国大陆谢冰心那样，半个世纪都没有像样作品问世的作家，还能保持文坛泰斗而被社会关注的事在美国是不可想像的。那些在美国仍自视为“名人”，而周围人并不再把他当名人相待的中国知识份子，他们的痛苦和抱怨可想而知。这种名人落寞的愁怅，职业悬空的个人困境，语言不通的闭塞和“边缘人”的心态，导致他们把忿恨和批评转嫁到美国社会和西方思想文化价值上。 ●以盲目的民族自尊反击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批评 第三，中国人在美国共160万，只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四。作为少数族裔，面对美国的强势文化，很多人则以自卑的自尊极力推崇自己原有的文化，结果连中国文化中的劣质部分也加以捍卫。这种现象在中国文化人中则是历来如此。例如近年发现的胡适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时，曾在该校刊上发表“中国之婚俗”的英文文章，竟为他在国内时曾痛斥的包办婚姻辩护，说父母包办婚姻的“中国婚姻制度的合理性也正是建立在婚姻不只是小两口儿的事。也是整个家庭的事。”荒唐的是，胡适本人就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他在力数包办婚姻的种种好处之後，还批评西方人的自由恋爱和自主婚姻是不堪忍受的习俗。以胡适这样一直极力主张全盘西化的中国大知识份子来到西方後面对强势文化都糊涂至此，其他人可想而知。而两年前发现的诗人徐志摩二十年代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论中国妇女的地位”，内容竟是以盲目的民族自尊反击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批评，为中国男人迫害女性辩护，甚至为纳妾和裹足这样的劣行辩解。 争辩“美国有什麽好”，实质是要争辩美国的思想文化价值有什麽好，中国需不需要引进这种人类目前最有人性的生活方式和最合理的社会制度。当年中国的知识份子不辨“美国究竟有什麽好”，以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情绪排斥和拒绝西方文明，结果导致了蒋介石的独裁和後来共产党的全面专制。今天，中国又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时刻，中国的知识份子是不是还要重蹈覆辙？ （载《开放》1996年6月号） |
| 从非洲割礼谈文化冲突 1996-05-01 |
| 一年一度，标志著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最近在普利策当年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颁发。新闻照片奖的得主之一是22岁的自由摄影记者婉尔诗（S. Welshi），她在非洲的肯尼亚部落中住了一个多月，拍摄到一组当地女孩子阴蒂被割的传统仪式照片。她对此感叹说，“这是我所经历的最残忍的事情。”
多为发生在非洲国家的这种仪式已有长久的历史，据说，这种割礼是想使女孩子在结婚之前保持是处女。因此女孩子在16岁前就要被割去阴蒂，有的还被割去了阴唇。这种割礼极度痛苦并导致大流血，因为多不用麻药，不少人因此终生小便失禁、日後生育困难和过早死亡。据《纽约时报》最近的报道，非洲现在仍每年约有两百万的女性被“割”，遭受这种痛苦的人至今已达八千万至一亿。 ●用文化为野蛮辩护 当这种“割礼”广被西方媒体报道和批评时，一些非洲人强调，这是他们的文化传统，不应被诅咒。这或许的确是他们文化中的一部份，但是如果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应被保留则是愚昧透顶的。这种以文化不同而拒绝文明，并为野蛮辩护的声音在非洲、中东和亚洲都是经常可以听到的。在许多中东国家，法律规定男人可以拥有四个妻子，而女人别说可以有四个丈夫，她们在公共场合连脸都不能露，必须蒙上黑纱。男人可以参加所有的政治和社会活动而女人则连开车都不被允许。这都是他们文化的一部份。在某些拉丁美洲国家，男人杀死他们偷情的妻子无罪，而女人杀了她们偷情的丈夫则要被判绞刑。这也是他们文化的一部份。在中国，男人被阉割，女人被裹小脚，都曾延续过近千年，也曾是文化的一部份。今天，新加坡还在理直气壮地使用鞭刑，柬埔寨、泰国还在大量倒卖雏妓，虐待女性和儿童；台湾和中国还在为食用虎骨、牛角辩护说这是我们历史悠久的“补文化”。 我们难道为了尊重不同的文化就要容忍野蛮和愚昧的存在麽？如果我们正视现实，就应该承认文化并不都具有平行的价值。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某种文化优越於另一种文化，那麽我们也无法否认某种文化具有更文明和更人道的价值。西方历史学家汤恩比提出人类曾有过二十几种文明，现在只剩下了几种，证实某些文化由於低价值而被淘汰，高价值而被保存，更高价值而成为强势文化。 法国最近立法规定不许一夫多妻，因为某些穆斯林国家的男人带著四个老婆移民到法国，所以法国政府不得不通过法律禁止这种反人道的文化。在美国连“斗鸡”都被禁止，因为太残酷。人可以被判死刑，但却绝不可以用残忍的方法处死。在瑞士，法律规定给动物做手术都必须用麻药。一个显见而不可抵赖的事实是：今天那些强调区域文化而拒绝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的国家全部都在实行独裁专制或威权统治。 ●21世纪不可能是中国人世纪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撰文“文明的冲突”，指出冷战之後不同文化之争将成为世界的主要矛盾，他特别指出东方文化、穆斯林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发生的的冲突。他的观点被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指为贬低东方文化。实际上，亨廷顿的观点并没有新意，因为即使“冷战”期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实质也是两种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因为所谓文化，并非仅是吃穿住行，它主要意味著其背後的思想价值。共产主义，就是把那种不重视人的权利、人的生命的群体国家至上的价值推演到极端。而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思想价值正与此相反，把人的生命、自由和权利放在了第一位。“冷战”结束了，只是“冰山”上的一角消失了，但产生“一角”的那座视群体国家利益大於个人生命和权利的冰山底座仍然存在，只要这种文化价值不被更高的文明取代，它们之间的冲突当然就会继续存在。 20世纪还有几年就要结束，随著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有些中国人兴奋地预言说“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21世纪能不能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不取决於中国人的愿望，也不取决於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是取决於中国人能不能选择尊重人、看重人、视人的生命和自由为根本价值的文化。如果不能，不仅下一个世纪，甚至再下个世纪，都不可能是中国人的世纪。如同仅有一亿人的日本的经济水平已达到仅次於美国的世界第二，但日本的文化不可能主导下一个世纪。因为在那种文化中，他们的离婚率可以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却也是家庭婚姻最不幸的国家之一。（据《纽约时报》资料） ●西方文明在台湾的胜利 西方人由於担心被指责为“文化霸权主义”而不敢批评穆斯林文化和我们东方文化的低价值和落後性，而深受其害的我们就别自欺欺人了。最近台湾直选总统的成功就完全是西方文化价值的胜利，不管中国人多麽不愿承认。因为事实是不管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都从没有过选举文化的成分。台湾的选举再此告诉人们，对於西方式的选举所代表的思想和文化价值，中国老百姓是乐於并容易接受的，一直顽固抵制西方文明的正是统治者和那些被民族主义情绪鬼迷心窍的中国文化人们。 21世纪到底会是谁的世纪，两次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路易士（Anthony Lewis ）曾含蓄地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最终看谁更有“思想的力量”（power of idea）。而我在美国生活近八年，深切体会到，美国的强大，正是思想的强大，文化的高价值，和自由的力量。 （载《开放》1996年5月号） |
| 权力梦对人的腐蚀 1996-03-14 |
| 胡平在《北京之春》（1996年2月号）发表了两万六千字的长文就我近几年来分别发表在《北京之春》和纽约《世界日报》上的批评性的文章进行了概括的总批评。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我写的批评性文章，以前胡平曾亲口表示赞赏，而自从我在“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中批评了他的几个观点之後，他就脑羞成怒了，那谦谦君子风度不仅荡然无存，还给我打来一个半小时的斥责电话，声称“我不骂你就不错了。”胡平反应之强烈非常出乎我的意料。说实在话，我对胡平的文章一向是满欣赏的，虽然他写了几万字批评我的文章，我仍认为胡平在传播自由主义理念和研究民运理论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他能拿出这麽大的精力对我发表过的文章进行全面梳理和批评，对於在海外这样有言论自由的环境中对一些理论的探讨也是有益处的。正因为在中国大陆没有言论自由，我们才特别珍惜在海外的这种可以自由说话、自由探讨、相互批评争辩的机会，因为真理只有在争论中产生，而不是在压制中出现。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他洋洋洒洒的两万多字之中，胡平刻意回避了我与他争论的主要原则内容，而是以影射方式大谈“文革、红卫兵、大字报”指责我文章的形式和语言风格。
胡平的这种做法，实质上是想回避他在民运理论探讨上的偏误，更不想承认他在海外民运的两次较大分裂事件中应负的责任，以此保持他“一贯正确”的形象。为了显示自己“一贯正确”，他不断批评”民主墙”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魏京生“激进”、“不策略”；连篇累牍地撰文指责八九民运时的代表性人物柴玲等没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也要为流血负责。既然中国大陆两次重要的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有缺陷，那麽一向研究策略、懂韬略的海外“民运理论家”胡平就成了“正确”的代表。从而增加了将来出任民主中国“开国领袖”的资本。 有人说，共产党是被权力腐蚀掉了，而海外民运的某些领导者，则是被“权力梦”腐蚀了，还没有获得政权，却被那个要当统治者的权力欲望腐蚀得失去理想和原则。从胡平近年来的一些偏离自由主义理念的言行和强烈的功利意识，可以看出这种“权力梦”的严重腐蚀作用。如果胡平，以及海外民运的其他领导者，不是更多地以理想主义，而是以功利意识和“权力梦”作为民运的主要动力，那麽这场民运将很难有前途。因此，我愿在这里通过一些事实谈一下我的思考，与读者共同来分析∶ ●一，与魏京生攀比，自认为“并不逊色” 近年来，胡平几次在文章和谈话中批评魏京生当年在“民主墙”张贴大字报指出邓小平是独裁者的行为是“激进”、“不策略”。而我认为这恰恰表现了魏京生的智慧和勇敢。这是我与胡平的主要分歧之一。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并不能因魏京生是著名异议人士，现在身陷牢狱就不许批评。只要有言论自由，谁也没有不被批评的豁免权。但是胡平的批评存在两点偏颇∶ 第一，我认为他批评得没有道理。在当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都在顶礼膜拜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时，魏京生敏锐地指出“警惕邓小平蜕变成独裁者”，体现了他的政治洞察能力和智慧。而他把这种观点公开张贴在“民主墙”上，更体现了中国人中罕见的勇敢。这样的智慧和勇敢行为怎麽偏偏在胡平眼里成了错误了呢？ 第二，即使胡平对魏京生的批评没有道理，他也有权利坚持他的看法。但问题在於，胡平对魏京生的批评，给人要与魏京生一争高低、“攀比”的感觉。从胡平批评魏京生的字里行间，人们能感觉到潜台词是∶我当年的深刻并不比魏京生逊色，但我比魏京生更懂策略。胡平唯恐读者不解其含义，竟在他的一篇文章里把这一点直接说了出来∶“在民主墙时期，我和很多民运人士都大力鼓吹言论自由，试问，┅┅其深刻性和针对专制者个人的批评相比又何尝逊色？”（《北京之春》1995年12月号36页）以这样的“攀比”心态来批评魏京生，会有客观公正吗？ ●二、与魏京生攀比，认为魏的理论水平不如他 据现居纽约的当年天安门的学生白梦说，他发表了反驳一些人指责天安门学生的“天安门审判”（《北京之春》1995年6月号）的文章後，胡平为此给他打了五个多小时的电话争辩纠缠。最後胡平谈到将来谁能当上民主中国的“开国总统”的问题。胡平认为，魏京生当不上将来中国的总统，因为他在监狱中没读多少书，从魏京生获释後发表的文章和谈话看，他对中国现实不怎麽了解。胡平并举例说，曼德拉能当上南非的总统，因为他在监狱中读了很多书。让白梦吃惊的是，最後胡平直言说，“魏京生在理论上不如我。” 胡平和魏京生之间不是不可以比较，但最好让别人去比较，由自己这样公开说出，显得太自负和俗气。中国民运的胜利和全国大选至今还八字没有一撇，海外的民运领导者就在心里盘算争当“总统”了，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当然，胡平有权利与魏京生竞选将来民主中国的总统，但那应该是在中国大陆有了真正民主选举的时候。现在魏京生身陷狱中，海外的民运人士不去推崇传播魏京生所代表的抗争暴政的勇敢精神，却一心想著与魏京生争当“总统”，是不是有点权迷心窍？ ●三、当不上主席，就不加入“民联” 1987年底中国民联於旧金山召开“三大”，刚抵美不久的胡平以32票对31票的一票之差当选上民联主席。据当时与胡平竞选主席的姚月谦的搭档、现居纽约的民运人士林樵清回忆，当时代表们所以不愿选胡平，一则他并非民联成员，一上来就要竞选主席，人们对他了解不多；二则是他在接受代表质询“如果选不上主席，会不会参加民联”时回答，如果当不上，就考虑不参加这个组织。胡平的这种态度引起代表们相当反感。这也就是为什麽即使王炳章以民联创办人的权威身份彻夜找代表谈话规劝给胡平拉票，胡平也才仅多了一票的原因之一。胡平的这种当不上“官”就不参加民运组织的思路，不仅显示出强烈的功利意识，而且也为几年後的民联民阵华盛顿合并会议的分裂留下了伏笔。 ●四、与王军涛攀比谁更像“开国领袖” “六四屠杀”後不久，民联在洛杉矶召开“四大”，胡平竞选连任主席。据当时在场的老民联成员，现在美国达拉维尔的曹世华回忆，当时王军涛因受中共当局通缉追捕，再加上报上说王军涛是“八九民运的黑手”，有的会议代表议论说，王军涛有才干，又仪表堂堂，很可能成为将来民主中国的领导人。胡平对此不以为然，在竞选答辩时说，有人说王军涛仪表堂堂，有领袖相，我的长相不如王军涛，但长相是爹妈给的，没办法，选领袖，不能以长相，要看水平。言外之意，他比王军涛更有水平，更适合出任民主中国的“开国领袖”。曹世华对此感叹说，他当时听到胡平这样与王军涛攀比，感到胡平虽擅长於民运理论，但“私心太重，权力欲太强了。” ●五、与方励之攀比，“我写言论自由时，他在哪里？” 当方励之获准来到美国时，被报刊媒体誉为“中国的萨哈罗夫”，一时名声大噪。在民联的一次联委会议上，有人提出方励之名气很大，最好让他出任海外民运的领袖。胡平对此不屑地说“我写言论自由、在北大竞选时，方励之在哪里？”民联联委成员吴方城当场批驳胡平说“胡平，你这也太狂了！”民联联委会议一向都有录音记录，胡平的这段“攀比”现在还保存在会议录音记录中。强烈的权力欲使胡平在潜意识中与那些在民运中有较大名气的人暗中“攀比”资格和水平，从魏京生、王军涛到方励之都成了胡平假想的将来开国领袖的“竞争对手”。 ●六、“我写言论自由时，你在哪里？” 这种动不动就质问别人“我做什麽时，你在哪里”的事情，我自己也亲身遇到。我在去年12月号《前哨》上发表了“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2月3日发表了此文的删节本），其中在谈到胡平时说，“胡平是对共产主义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代表者。......胡平在七八年北京民主墙时期就发表了《论言论自由》，在海外撰写了很多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是这一代人中较早的觉醒者。”在充分肯定之後，我也谈到了胡平某些观点的偏颇，例如从胡平《论言论自由》中引用的大量马克思语录中可以看出，“《论言论自由》虽然表达出当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论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 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胡平对这样的评价竟大发雷霆。在我的文章发表後，胡平给我打来电话质问∶“你懂言论自由吗？”并向我连喊三遍说∶“我写《论言论自由》时，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当时说不出话，因为我怎麽也没有想像到胡平会这样讲话。我在想，无论当时我在哪里，我的水平比胡平低多少，今天我都有权利对一篇文章提出我的看法和评论。胡平的做法正如一个作家对著一位批评他作品的评论家质问∶“我写小说的时候，你在哪里？你会写小说吗？！”一个有一点水准的作家会这样做吗？ 这种把别人当成假想竞争对手来进行攀比的心理，有时已到了让人无法理解的程度。例如胡平在《前哨》上的批评文章中竟写道∶“我只想告诉曹长青一句话∶你不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唯一者，更不是第一人。”我的文章只不过从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水平上，把中国知识分子与原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作了一些比较。而在胡平看来，这是别人要和他争“第一人”了。在共产主义是邪恶已成为常识的今天，根本不存在谁是反对共产主义“第一人”的问题，更不存在“唯一”。胡平有做民主中国“开国领袖”的抱负和争当知识分子“第一人” 的雄心，这些都是他的权利，但这样神经脆弱地树“假想竞争对手”，简直是惊人的荒唐。 ●七、“权力梦”导致不做自我反省 “权力欲”导致假想攀比，“权力欲”更导致不作自我反省。因为承认失误，就不再“一贯正确”，而失去将来竞争领袖的资本。 胡平近年来连篇累牍地批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激进”、不懂策略。在去年纽约“八九民运讨论会”上，胡平再次批评学生说∶“在八九民运中，在戒严令之前，我们没有做到见好就收，在戒严令之後呢，我们没有做到见坏就上。”（《北京之春》1995年7月号90页） 胡平以这种理论批评学生有著明显的偏颇∶第一，正如我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北京之春》1996年1月号）一文中分析的，以“好”和“坏”这样抽象的词做标准，随意性太大，无法操作。例如胡平曾分析说“戒严令”前有六次“好”的机会，学生都没有见好就收。他并把第六次的“好”定性为“大好”。但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学生在前几次“好”时就按照胡平的理论“收”了，不是错失了後来的“大好”了吗？而“戒严令”後，学生一直坚持在天安门广场，已是“见坏就上”、坚持到底的。胡平又凭什麽批评学生坚持在广场不撤离是违背了他的理论呢？他的批评和他的理论不是自相矛盾吗？ 第二，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即意味著理论在先，实践在後。但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理论是在六四屠杀之後的1990年3月才开始系统写出的。在1989年5月21日，胡平只是在纽约《世界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了“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标题，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更没有把它作为“民联”的策略建议正式转达给八九民运的领导者，当时的学生领袖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种理论。在运动发生之後，发明一套理论并用它来批评运动参加者没有按照这套理论做，这符合逻辑吗？这种批评能让“实践”服气吗？ 第三，在上面提到的胡平在《世界日报》上的文章中，他是主张学生不要撤离的∶“所谓戒严令，一定会采取极为残酷的方式实行。”“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了退路。在高压面前的撤退，只能是失败，是前功尽弃，是血流成河。” 直至1990年5月，胡平还认为流血是必要的∶“在非暴力斗争中，如同在暴力斗争一样，当情况紧急，迫不得己，牺牲是难免的，也是必要的。┅┅倘若屠夫（所谓“清场”）一直拖到天亮仍迟迟不能成功，政局确有可能出现巨变。”（《中国之春》84期15页） 胡平现在不断撰文批评学生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是“激进”，是策略失误，按照胡平自己的标准，他的上述主张不也是“激进”“失误”的一部分吗？当然，为了更好地总结民运的经验，胡平有权利後来改变了想法，提出新的理论。但当你提出与你以前的主张完全相反的理论，并用这种理论去批评别人时，是不是也要承认自己以前也有过偏颇，并作一点自我反思和检讨呢？如果对自己的失误不做任何自省，却一味批评学生，学生们能服气吗？在上面提到的“八九民运讨论会”上，当胡平滔滔不绝地用他的“八字理论”批评学生时，天安门学生之一封从德插话指出“你5月21号说的话与你现在的不一致。”但胡平根本不予回答。（《北京之春》1995年7月号91页） 後来封从德撰文提出胡平当年的观点与今天“不一致”，而胡平在回应文章中对此不置一词。胡平一向自诩著文严谨，为什麽会疏漏这麽大的质疑呢？显然是有意回避，因为回应这个问题，就要承认自己以前有过失误，就会损害“一贯正确”的形象。“西人有言∶诚实是最好的政策。如果我们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言失措，正确的弥补做法是坦诚的承认，并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这就可以得到人们的谅解以及更进一步的信任；文过饰非是不可取的。”这段话是胡平在批评学生时说的（《北京之春》1995年8月号49页），胡平对学生如此严格要求，为什麽不同样要求一下自己呢？ ●八、“权力梦”导致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误 对於八九民运，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批评学生上，而应更多地反省自己的失误、怯懦和愚昧。现在西安的异议人士林牧在《北京之春》1995年9月号上发表的“八九民运绝非激进主义”一文中，他的自我反省就让人很感动。他说∶“目前海外的争论和反思，几乎都是议论学生领袖的功过。我认为这很不公道。其实，在八九民运中表现最好、缺点最少的是青年学生，而且他们年纪轻轻，经验较少，也有权利多受些保护，少受点指责。最值得反思的是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些有民主思想和民主倾向，但是决心、勇气和实际行动却不如青年学生的中年人和老年人，而这些人是很难进行自我反思承认自己的失误的。” 作为中年知识分子，胡平至今没有写过一篇反省知识分子在八九民运中角色的文章，却是不断撰文批评学生。同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作为海外民运领导者之一，作为“民运理论家”，胡平写过“民主墙∶十年的反思”；对於他并没在场的八九民运，也写了《八九民运的反思》的长文和专著。但至今没有写出一篇他深足最深的海外民运的“反思”。如果胡平真诚地致力於研究民运理论，为什麽要刻意避开总结海外民运的经验教训呢？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海外民运有过两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并负有相当的责任。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自己的责任和失误，因此只有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贯正确”。但是，“古往今来所有成功的运动，无一不是从自己的失利中汲取教训。自我检讨多少是一件有点扫兴的工作，而且它有时也会变成没有任何积极成果的相互推诿抱怨。但是，我们终究不能回避这项重要的工作。”这段话也是胡平批评天安门学生时说的（《北京之春》1995年6月号54页），胡平怎麽再一次忘记了用这样的标准要求一下自己呢？ ●九、“权力梦”导致视批评者为“红卫兵” 为了维护“一贯正确”，胡平在他的长篇批评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评他的主要内容，例如对两次海外民运分裂中他应负的责任一字不提，却大谈我文章的语言风格，说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责我是“红卫兵”，利用中国大陆人对“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厌恶情绪来抹黑辩论对手。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文革大批判与今天在海外的相互批评有两个根本不同∶第一，文革大批判是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法律保障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大批判”以权力为後盾，不许被批判者申辩反驳（如果允许自由答辩，这种批判就无法进行下去）。被诬陷者更没有法律申诉的机会。文革中，文字已成为权力的象征，谁有权力谁就是赢家，而完全不靠文章本身的道理。第二，文革大批判的主要特征是“扣帽子”，没有事实，并以政治权势压人整人。今天我们在海外的相互批评与此完全不同，我们都拥有言论自由和相互批评的权利（例如我写了九千多字“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批评胡平的观点，胡平写了两万六千字反批评。而我在一万三千字的“知识分子与共产党”一文中提及胡平处不到一千字，而胡平在《前哨》上撰文一万两千字专门批评我一个人）。谁也不能用权力解决理论争论。如有诽谤，还可以到法庭打官司。胡平在文章中指责我动不动就引录某某在哪里怎麽说的，而这正是我作为记者的职业要求，那就是用事实说话。这些资料就是事实。你可以质疑这些资料的准确性，但你不能指责这种引证方法。这种引证、用事实说话恰恰是西方媒体的重要特色。而胡平在他的两万多字批评我的文章中，有一半多的篇幅是谈文革的做法和语言来影射我的文章，而不是用具体事实指出我的哪句话是“文革大批判”，我的哪个行为是“红卫兵”。 至於胡平指责我的语言尖刻不宽容，那属於写作者的写作风格。语言尖刻与“文革大批判”完全是两回事。如果胡平阅读美国的英文报刊，会发现美国媒体上，坏消息比好消息多。而言论版中，则更是刻薄批评的声音占绝对压倒多数。只有中共《人民日报》才充斥“到处莺歌燕舞”和对“党与国家领导人”的谄媚奉承。所以我痛感只有被这种报刊喂养大的读者们才一听到批评的声音就想起文革大批判。如果胡平阅读《纽约时报》，就会发现它的言论版的七个专栏作家，全部以发出批评的声音为主。像不久前该报专栏作家沙费尔（William Safire）批评总统夫人喜莱莉是“天生的撒谎者”的文章，语言极为尖刻讽刺。但没有谁指责沙费尔的语言尖刻就是中国人的文革式大批判。因为问题的关键不是语言的尖刻与否，而是喜莱莉到底撒没撒谎。 胡平把别人指为“红卫兵”，结果是红卫兵烧文物，胡平就是文物，价值连城；红卫兵斗教授，胡平就是教授，学识高人一等。就算胡平是教授，但有水平的教授是不怕学生挑战的，从没有听说哪个教授面对学生的批评就指责对方“你是红卫兵！”更不会气急败坏地质问学生“我写书的时候，你在哪里？！” ●十、“权力梦”导致否认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 胡平在他的文章中以我在“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中引用了他在电话中说的“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这麽一句话而大加渲染，指责我引用他私下谈话是“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等等。这句话确实是胡平在电话中与我谈的，那是去年我就他不断批评魏京生“激进”一事与他进行了近一小时的电话辩论。我强调，魏京生的行为不是激进，是勇敢，并举出索尔仁尼琴等人例子说，他们当年就不一味考虑策略而是坚持说真话。胡平则反驳说，“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等。 把别人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公开引用批评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美国学界是怎样看待这类问题的。现在《纽约时报》每周发表两篇文章的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也是美国研究言论自由的著名学者，他曾因出色地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新闻诽谤案而两次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路易士现还担任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也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讲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於言论自由）。我曾一堂不漏地听了他在哥大的课，读了他指定的全部阅读教材和他的关於言论自由的专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并对他本人进行了长篇专访（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5年1月29日），由此对美国的个人隐私权和新闻自由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了解。简单地说，美国是实行双重标准，即对普通人，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而对政治人物，国家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他们的言行无论是公共和私下都受到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因为人只要与权力连在一起，就导致腐败。因此新闻监督、人民的知情权比政治人物、国家公职人员的个人隐私权更重要。而对公众人物的监督制约，则迫使他们检点公开和私下的言行，给社会树立好的形象。 胡平出任过两届“中国民联”主席，至今仍是海外主要民运刊物的负责人，最近更以民运领袖身份，受到去台湾观摩总统大选的官方邀请，当然属於政治人物。当然属於受媒体监督的范围。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当然可以被公开引用。这不是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人物的言行，无论公开和私下的，民众都有知情权。例如，个人的报税单应是最隐私的东西之一，但最近《纽约时报》把五名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个人税单全部刊登在报纸上（1996年1月21日E三版）。这就是新闻监督，没有美国人会认为这是侵犯了这些人的个人隐私。 研究“言论自由”的胡平对此应该不陌生。但他却故意把这种新闻监督与文革揭发批判混淆在一起，利用读者对文革做法的厌恶来扭曲问题的实质。而更令我吃惊的是胡平竟否认他亲口跟我说过的话。在他打给我的一个半小时的电话中对我引用他的一句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大加纠缠，并宣称“政治家在法庭上，如果发现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如果对方没有证据就可以否认。”接著我们在电话上对魏京生的问题再次辩论，胡平又重复了他的类似那句话的观点。这次我把它全部做了录音，否则他下次又否认。在给我的这个一个半小时的电话里，胡平曾两次亲口否认他几分钟前说过的话。今後如果胡平再否认他讲过的话，我就只好用事实说话，把这一个半小时的电话内容逐字整理交给报刊发表（连同录音带一起），让人们了解，胡平是怎样出尔反尔，言行不一的。胡平这次的行为给我上了极好的一课，使我更明白了为什麽美国媒体一再反复强调对政治家和“准政治家们”的监督。 胡平为了抹黑辩论对手，还在他的文章说“曹长青经常把别人电话交谈中讲过的话作为公开批评的材料”。在我写的所有批评文章中，除了引用胡平的上述21个字以外，有两次引用别人电话记录，一次是批评《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艾蓓冒充周恩来的私生女，弄虚作假，欺骗读者。在文中引用了艾蓓主动打给我的电话中又说的一些谎言。另一次是我在“尊严”一文中批评了参与起草“民阵”成立宣言的吴国光以给中共领馆打电话表白自己已与民运无关的不尊严方式谋求回国，他给我打来电话骂“他妈的x”，我不在家，他的话留在我的录音机中。我把它发表，是让读者看看这位前《人民日报》评论员是何等水准。胡平一向自认为著文严谨，既然用了“经常” 两字，即是很多次。那麽请胡平举出这很多次在哪里？如果胡平举不出来，我只能认为他以空话和编织来贬低辩论对手。 ●十一、“权力梦”导致为了出名不择手段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胡平认为电话中私下表述的政治观点不能公开发表，那麽他应该也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但据我所知，他有三次把别人的私下电话内容全文发表。 第一次是八九民运中，刚获释不久的民联成员杨巍从上海给胡平打来电话，谈及国内民运形势和看法。据一位知情人说，民联主席胡平随即就把这番通话打印准备发表。当时杨巍的妻子车少莉是民联联委委员，从打字员那里得知消息非常震惊，立即打电话给胡平，认为发表“通话”，会给身在国内的丈夫带来危险，要求不要发表，并恳求胡平说，如果杨巍是你的弟弟，你能不考虑他的安全吗？胡平竟回答说∶有的人要当烈士，别人不能拒绝。随後把“通话”发表在次日的纽约《世界日报》上。车少莉後来退出民联，从此不再参加民运，这是原因之一。而杨巍在美国的妹夫见到报上刊登的“通话”後，给胡平打来电话，也认为这样做“会给杨巍招致危险”。胡平不仅没有任何歉意，还搪塞说，只有公开发表通话，才能更好地保护杨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释放不久，胡平从纽约给王丹北京家中打电话，然後把电话交谈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上，随後又收入他在台湾出版的书中（《从自由出发》，第344页）。发表的“电话交谈”上并没有就可否发表一事征求王丹意见的文字，更无王丹授权。这样发表身在国内那样险恶政治环境中的异议人士的私下谈话会给当事者带来什麽样的政治後果，胡平显然没做考虑。只是因为王丹刚释放，媒体多方报道，把与王丹的“对谈”发表，就显得胡平也足够重要。 第三次是魏京生获释，举世关注，胡平又给魏京生打去电话，也是随後把电话内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上，随後又收入他的书中（同上，第323页）。发表的“电话对谈”上注明是“据录音整理”，文中也是没有征求魏京生可否发表的文字，更无当事人的发表授权。这次中共以“阴谋颠覆政府罪”把魏京生又判重刑，其中引证的“罪证”之一就是与海外民运人士的通话。如果海外希望了解魏京生的观点，可以邀请他撰写文章。这样突然打去一通电话，什麽都聊，然後全部发表，会被中共迫害当事人抓住口实，对国内异议人士的处境很不利。我想以胡平的智力不会不清楚这样的道理，只是出名心太切。因为魏京生刚获释，媒体广泛报道，把魏京生的大名与胡平并列在一起，显然可以提高胡平的名声地位。这真是一个很滑稽的现象，一方面胡平迫不及待地批评魏京生“激进”“不策略”；另一方面又要借魏京生出名。这也难怪，胡平的价值长期不被人发现，实在把他逼到一个很令人同情的境地。 胡平发表有可能（有的已经）给当事人带来危险的长达几小时的私人电话时，都没有征求本人的意见，他在指责我引用他的仅仅一句完全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危险的话的时候，为什麽不用同样的标准要求自己呢？ ●十二、“权力梦”导致放弃原则 胡平还在他的文章中多处指责我“简单化”，“黑白两分”，并强调对有些人以不尊严的方式回国的行为也要宽容，并例举三十年代一批共产党高级干部就是用写“悔过书”的方式走出国民党监狱的，这是策略需要等等。胡平显然有意混淆了当年共产党干部写悔过书和今天我讨论的知识分子要看重尊严的本质不同。我在“有尊严地回家”（《北京之春》1994年4月号）一文中，并没有批评普通留学生、华侨和一般民联成员，而是批评那些民运名人和知识分子。在民运高潮时，这些人拼命争自己在民运中的名声地位，有的还靠民运捐款生活；在今天民运低潮时，这些人有的给中共领馆打电话表白与民运“划清界限”，有的给北京政权写“悔过书”以争取宽恕，得以回国。对这种无视尊严的行为我坚持应该批评，因为中国人的尊严意识远不是太强了，而是根本就没有被重视过。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只能是“黑白两分”，没有中庸的余地。正如《圣经·新约》所说：“没有仆人能侍奉两个主人：不是恨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你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财神。”为什麽？西方学者史密斯（L. P. Smith）解释得很传神∶“同时侍奉上帝和财神的，很快就会发现上帝没有了。” 至於胡平批评我在尊严回国问题上不该对人不宽容，我感到很吃惊。我想胡平是太健忘了∶ 第一，我在撰写“有尊严地回家”一文之前，曾打电话与胡平探讨这个问题。胡平认为，这个问题是相当值得写的。并特意指出，当中共发言人提出民运人士如回国，“按徐刚、李三元、吴国光模式办”时，李、吴两人都极力否认，这说明他们是“知耻的”，但像张郎郎那样，通过给中共公安部长陶驷驹写信，表白与民运划清界限得以回国之後，还向《九十年代》记者炫耀中共对他的重视，就属於“不知耻的”，更应该批评。他特别强调，如果用给中共当局写信和打电话与民运划清界限的不尊严方式回国不受到批评，那像魏京生、刘青等一直为理想和原则蹲监狱的人不是白蹲了吗？ 第二，1994年圣诞节那天，在纽约一位朋友家的聚会中，胡平当著十几名参加者的面亲口为我的“有尊严地回家”一文的观点辩护。当时有人批评我文章的语言太尖刻，胡平为我争辩说∶“对长青的文章，你不能说他本身尖锐就是错，而应说他批评的那个东西是不是错。你看美国政治界的批评也是非常激烈的嘛，非常尖锐的。”“关键这个批评有没有道理，第一符不符合事实；第二有没有是非。是坚持了‘是’还是坚持了‘非’。”当时也有人批评我的文章对人不宽容，胡平替我反驳说∶“宽容并不等於不坚持原则和没有理念。正因为一个人对某个理念坚决地主张，用生命去捍卫，对另一个主张才深恶痛绝。非常强烈地反对，不等於不宽容。”胡平并举例解释说∶“中国人在宗教上都很宽容，因为中国人根本没有宗教。你如果非常信宗教，提倡伊斯兰教，你还能容忍（其他宗教），那才叫宽容呢。中国人根本不是个宽容问题，他是无所谓嘛！”我至今认为胡平的这番解释准确、精彩。 当时在场的一名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要写海外中国民运的文章，在征得大家同意後，把这场几小时的谈话做了录音。当我听这个录音时，感到深深的悲哀，一个人这样轻易地为了攻击争辩对手而放弃原则，原来那样赞赏我的观点并为之辩护，而在我批评了他之後，就一下子反过来为不尊严回国的劣行辩护了。而且竟然为歌颂叶剑英、赞美中共监狱的戴晴辩护。 当然，胡平可以在“尊严回国”问题上改变观点。但当你由原来的赞赏改为批评时，总要向读者有一点说明。为了把批评他的人压下去，为了一贯正确，连尊严这麽重大的原则都不顾了。为了“一贯正确”，胡平不仅回避以前的失误，现在还要否认他以前的正确。胡平这种为眼前的“斗争需要”而放弃原则，用这种“凡是曹长青批评的我都辩护”的方式来拉“同盟军”，是不是有点太降低“民运理论家”的水准？ ●十三、”权力梦”导致滥用权力 在胡平打给我的一个半小时的斥责电话中，我告诉他说，我已写好了一篇“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批评他的“见好就收”的理论，文中也评价了他的《论言论自由》，准备投给《北京之春》。胡平立即回答说∶“别人假如说批评我的《论言论自由》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之内，那我作为（《北京之春》）编辑之一，我认为这个就是低於发表水平。”我当时听了甚感吃惊。因为我在海外至今发表的200多篇文章过程中，还没有遇到哪个报刊的编辑给我打来电话，对一篇他还没有看到的文章事先警告说，假如你批评我，就是低於发表水平，不能刊登。而首次遇到这样的电话，警告者竟是一再为写出《论言论自由》而骄傲的胡平，而胡平要阻止我表达的观点恰恰又是针对《论言论自由》本身，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自我讽刺。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我对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是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指出“它还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对这样一点点的批评胡平都要大动肝火，甚至以不刊发我的文章为威胁。其实并不是只有我持这种观点，例如最近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1995年12月22日）刊载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李进进写的探讨言论自由的文章，在提到胡平的《论言论自由》时，在肯定之後，也是指出胡平“在文中引用了大量马列和毛泽东语录来倡导言论自由”， “他不能突破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限制了他向理论深度自由扩展。” 对於这样的评价，胡平不同意可以写文章反驳，但不可以采取不刊载别人的文章，封住别人的嘴的方式来拒绝批评，保持自己“绝对正确”。而且作为《论言论自由》的作者，胡平是深知言论自由的价值与意义的。他曾写过，言论自由，最根本的是要给不同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的自由。因为歌颂和附和，没有人会限制。而胡平在海外发表的“权利先於是非”一文（《中国之春》59期），更是强调∶“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观点，你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提出你的观点以及反对别人的观点，但是任何人，包括政党、政府，都没有权利去压制别人，不但是你不能去压制，当你见到有其他人，尤其是执政者，试图利用强力去压制别人时，每一个公民都必须站出来反对，都必须维护别人的自由权利。”胡平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但为什麽批评到他的头上，他就完全忘记了这些原则和理念了呢？ 更令我吃惊并愤怒的是，胡平这样威胁了，也真的这样做了。当我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编辑部後，胡平百般阻挠它发表。其实，在中国文人的笔战中，作者投稿批评刊物主笔观点的也不是没有，例如四十年代储安平办《观察》杂，当有人投稿批评主编储安平时，他不仅刊发了，还用了比常规字大一号的字体。而刊登自己的答辩时，则用了小一号字。这是储安平的“高水准”和胸怀。因为信仰自由主义的储安平相信，只要是正确的观点，是不怕批评的，不管批评是多麽尖锐，广大读者是有鉴赏力的。而“一般水准”则是见到批评自己的稿件，编辑本人会回避，由其他编辑决定处理。像胡平这样亲自阻止发表的，不知属於何等“水准”了。我不知胡平同时在《前哨》和纽约《世界日报》上，一边撰文为自己的《论言论自由》水平高低而辩论，一边以实际行动阻止别人的言论自由的时候心理是怎麽平衡的？ 胡平在我批评他之前，曾多次向我约稿。自从我批评了他的“见好就收”的八字理论後，不仅再也不向我约稿，现在又说我的文章“低於发表水平”，并阻止刊登了。怎麽我一批评胡平，我的文章质量就一下子降到不够发表的水平了呢？ 胡平不仅不发表我批评他观点的文章，也不发表郑义关於八九民运和胡平观点不同的文章，更拒绝发表封从德投给《北京之春》的多篇和胡平争论天安门运动的文章，为此封从德非常气愤，并撰文抗议胡平这种做法。 胡平现在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治权力，仅仅是一家民运杂的负责人，就要禁止不同的声音，有了大的权力又会怎样呢？如果他将来当上了中国的宣传部长，是不是要把批评他的文章都禁止发表？如果胡平获得邓小平那样的权力，批评他的人会不会被抓进监狱呢？不敢继续想下去，因为这种思考真正令人恐惧。 胡平的这种做法和他所反对的共产党的做法一样∶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好的，则用最痛快的办法∶封住他们的嘴。而我来美国後最深刻的体验是∶思想信息也像自由市场一样，在能够自由流通、交流、交锋的情况下，最後一定是真实和真理被人们选择。这就如同商品，是不会用禁止别的商品生产和上柜台来证明自己质量好，而是让所有商品都有上柜台的机会，让消费者选择。 谁怕批评？只有专制者、权力者和没有道理的人才怕批评。用禁止发表、封住别人嘴的方式，只能证明一个人的虚弱和无理。就像共产党连允许一张报纸自由说话的胆量都没有一样，胡平则连让一个曹长青说话的胆量都没有。反对共产主义、提倡言论自由的胡平的这种阻止不同声音发表的做法，比共产党人本身这样做更可怕。 ●十四、“权力梦”膨胀自负和狂妄 “权力梦”导致容不得批评，更听不进批评。在“一贯正确”的自我陶醉下，人就会逐渐膨胀出自负和狂妄。本文前面举出一些事实，指出胡平与魏京生、王军涛和方励之“攀比”的自负；而近来胡平又与昆德拉、哈维尔等人“攀比”了。他在《前哨》上反驳我的文章中写道∶“曹长青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和昆德拉的言论，他断言这些观点是我们所不具有的。这与事实不符。我请曹长青读一读我的文章，如《社会主义大悲剧》、《人的驯化、躲避和反叛》等，两三篇即可以。你可以很容易发现，被你引用的那些苏联和东欧人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1996年2月号83页） 且不说这种“他们的见解没有一条是我没有讲过的”这种话是多麽不符合事实和逻辑（因为不可能别人的每条见解你都讲过），而且它完全混淆了两个根本区别∶第一，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们是在几十年前表述的对共产主义的批判，而胡平是在许多年之後才复述的，发现真理和後来对真理的重复与诠释在价值上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吉拉斯和索尔仁尼琴等是在共产极权专制的环境下独立思考并勇敢地发出那些声音的，而胡平所列举的文章都是他在美国这样既无政治危险、又有自由流通的信息和充分言论自由保障的社会环境下写出的，其价值怎麽可以比拟呢？退一步讲，如果胡平真的不比昆德拉和哈维尔们逊色，也最好由别人说，自己出来说，实在让人感到太自负和狂妄。其实，凡是自己宣称不比大师逊色的，不是伪的，就是根本无法比拟的；因为真正的大师、智者是不会通过攀比来确定自己的价值的，他们是自信的。 胡平的自负可以从他在纽约《世界日报》论坛（1995年5月17日）发表的题为“‘失街亭’新编”一文看出。胡平以八九民运为素材自编了新的“三国演义‘失街亭’”的故事，把柴玲比作不听劝告最後失守街亭的蜀国大将马谡，而他则成了“事前诸葛亮”，要挥泪审柴玲。那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口吻使他俨然成了“民运孔明”。 1990年夏我和当时的《中国之春》主编丁楚一起受邀到康州大学演讲，他的讲题是“中国民运的孙子兵法”，讲的是胡平“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策略。演讲会的组织者会後对我说，学生们对这种提法很反感。胡平也是用古代兵法比喻他的八字策略，强调兵法就是抽象的，来为他的八字理论的随意性狡辩。但“孙子兵法”是经过多少次战争检验的，而胡平的八字民运兵法，正如我在“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一文中指出的，不要说在八九民运中操作不了，即使在海外几百人的民运组织中也无法运作，连胡平本人都不能实行。而更显见的事实是，八九民运根本不是战争，不是“兵法”能解决的。但胡平那种用兵法来比喻八字理论的自负口气，俨然他就是“民运孙子”（孙子指兵法的作者）。 1993年初胡平在民联民阵华盛顿合并会上的退选演说我至今不忘，因为他在演讲结尾说了一句很神的话∶“我相信我今天说的话将起20年的作用。”（日本《民主中国》1993年3月号13页）胡平为什麽不说15年或30年呢？为什麽是20年？它的科学根据在哪里？这不是有点像邓小平说香港制度“一百年不变”，後来又改口“五十年不变”一样随意吗？这种居高临下地随意使用数字，表现的正是人的自负和狂妄。 ●十五、“权力梦”终将破碎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是以追求权力为目标的。在与共产主义专制抗争的那些勇士们的行列中，我更赞赏和推崇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这种坚持不谋求权力，永远做统治者的监督者和批评者的知识分子。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文人传统中，涌向权力的大道上总是挤得头破血流，而在不屑权贵坚持独立的小径上，却永远是宽敞得鲜见人迹。所以，在中国文人中，不论怎麽强调警惕“权力梦”的诱惑都不过份。 “权力梦”对人的腐蚀是严重的，因为权力是最能使人丢掉理想、放弃原则的东西。胡平可以努力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雄心，但令人担忧的是，如果胡平总做“权力梦”的话，不仅他从政管理国家的抱负很难实现，恐怕也很难做成一个好的理论家，因为这二者之间毕竟相抵触之处太多了。 （载洛杉矶《中国之春》1996年4月号） |
| 中国∶不信任的社会 1996-03-01 |
| 《历史的终结》是美籍日裔学者福山（F. Fukuyama）的成名作，这篇发表於1989年的论文指出，全球走向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大趋势，已预示自由主义打败天下无敌手，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的历史“已经终结”。这篇文章使福山一下子闻名世界学术领域。1992年，福山以该文写成《历史的终结和最後的人》一书。
最近，福山的另一本新著《信任》（Trust）刚到书店，就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此书揭示了“信任”这一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托克维尔在他著名的《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观察到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对美国的民主有著重要的支撑作用。福山则在他的新著中指出，公民社会也对经济发展有著重要影响。公民社会由各种各样的团体构成，而团体的形成则缘於人与人之间有信任感。由此，福山推导出，有没有“信任文化”，决定著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不能在全球中有竞争力。 福山把全球六个主要国家分为两组，指出，美、德、日为信任的国家；中、意、法为缺乏信任的国家，由此比较信任因素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这部共五章457页的著作中，专有一章探讨中国文化中的“不信任”因素对大陆、台湾、香港的经济发展的阻碍。 福山认为，家族企业，即有著“不信任文化”的特点，它阻碍著企业的规模和专业化程度。例如在中国大陆，尤其是在农村，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是信任自己的家庭成员或亲属，而不信赖政府和法律，更不信任外人。那些到大陆投资的华侨，也是把资金投到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有亲属和家族关系，可以“信任”。 在台湾，家族企业更是非常普遍。很多公司老板都是交班给儿子，不许外人进来（管理）。没有儿子的，则以"招女婿"的方式，把企业仍然传给“家人”。福山感叹到，这就像西方人有收养孩子的文化传统，而中国人则很少领养孩子，也是与不许“外人”进来的“不信任文化”有关。福山特别举例美国的著名华人企业“王安电脑公司”的兴衰来指出中国人的“不信任文化”∶上海出生的王安在美创办的电脑公司在1984年时资产达到23亿美元，有员工近两万五千人。1988年，王安要退休时，该公司有数位资深的管理人员，但王安执意交班给他的并没有管理经验的儿子。结果四年後，该公司的销售市场就丧失了90％，只好申请破产。福山感叹地说，即使王安在位，该公司也没有完全信任的氛围。1972年该公司已发展到有两千员工时，仍有136人要直接向王安本人汇报工作。 《信任》一书提到香港时指出，香港的44％的财富集中在10家∶七个中国人，一个英籍犹太人，两个英国人。中国人的公司也多是不许外人进来（管理）。例如企业巨头李嘉诚交班给了他的两个儿子；另一个巨富包玉刚，他的庞大的公司主要由他的四个女婿管理。 这种家族企业至少有这样几个弊端∶第一是由於儿子或女婿不一定是专业管理人才，因此限制了公司的专业化水平和发展机会。第二，传给几个子女，导致资产分散，不能有效地扩大公司规模。有时由於子女之间争夺管理权和资产而导致企业分裂衰败。第三，这种家族公司的本位性和对外人的提防，使它不愿意与其他公司合并，因此限制了公司的规模和向同行的挑战能力。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中国企业的产品很少能在世界范围打出“名牌”，这与家族企业的小家子气规模和缺乏世界性竞争能力有直接关系。 与此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企业大多都是交给专业人才管理，而非交给“家人”。而且企业之间的合并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例如去年福山的书出版前後，美国有两个上了《纽约时报》头版、并震动华尔街的公司合并新闻。第一件是美国金融巨头之一的Chemical银行与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合并。合并後资产达2,970亿美元，比花旗银行（Citicorp）多了400亿资产而成为美国最大的银行。另一件大的合并新闻是美国的“时代华纳”传播公司（Time Warner）与世界最大的有线电视网络CNN合并。合并後，总资产达200亿美元以上，更具有全球竞争力。而美国报业之间的合并更是司空见惯。《纽约时报》去年收购了《波士顿环球报》後，使《纽约时报》公司下辖的日报达到25种。 因此，美国的一个显著现像是，公司的数量上升不快，但员工人数（公司规模）上升迅速。相比之下，台湾和香港则相反。据福山的研究，从1966到1976年这10年中，台湾的公司数量上升了150％；而公司人员（规模）仅上升了29％。而同期美国的公司数量上升了10％，公司人员数则上升了176％。 1947年，香港的公司有961家，有员工47,000多人，平均每个公司有员工49人。1984年，香港有公司49,000家，有员工90多万，平均每家公司仅有员工18点4人。不仅没上升，比30多年前还下降一半多。福山认为，这种公司数量不断上升，而规模变小的现象，很大原因是由於中国人的“不信任文化”导致公司之间缺乏合并联手的倾向，并习惯於家族企业。 西方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在他的《宗教中国》一书中曾指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限制了世界价值（universal values）的发展。而福山则以信任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再次论证了缺少世界价值的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阻碍。 （载《开放》1996年3月号） |
| 怎样面对裸体的皇帝 1995-11-30 |
| 胡平围绕著“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一“八字诀”做了好几年的文章，并以此为依据评价八九民运的成败得失。在上期《北京之春》上，他继续撰文批评学生当年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是策略失当，没有“见好就收”，同时批评郑义和我对他这一说法的异议。但实际上胡平的“八字诀”是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式的八股文字游戏，如同“一国两制”般根本无法操作。如果依这种八字八股指导中国的民主运动，不仅是纸上谈兵，更重要的是，它误导人们纠缠於所谓策略，而不去分清应该在什麽样的原则下制定策略，尤其是忽视中国现实最需要的“指出皇帝赤身裸体，面对暴政勇敢反抗”的原则精神。而且，以“八字诀”策略来批评学生，实际上是在用以攻为守的方式，来否认“知识人”们对共产党邪恶本质认识上的浅薄和反抗上的怯懦。
一、在批评魏京生不懂策略的背後 近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好几位民运精英批评魏京生当年在民主墙上贴大字报公开指出邓小平独裁的做法是“激进”、“不策略”。胡平公开撰文这样说，现为纽约“中国人权”主席的刘青跟著附和，而郭罗基则在香港《争鸣》上撰文指责∶“魏京生的《探索》却不允许邓小平探索民主，不断向他开火，把他推到敌对的方面。”（1995年9月号）魏京生在狱中，以及出狱以後，从来都没有发表任何言论指责别人当年“太温和”，不勇敢。为什麽这些民运精英们却不约而同地主动批评起魏京生来？我一直不得其解。近来才想明白，原来在他们批评的背後，是想传递这样的意思∶当年我们的深刻程度并不比魏京生差，但我们懂得策略，不直接指出罢了。胡平在上一篇文章中把它说得很露骨∶“在民主墙时期，我和很多民运人士都大力鼓吹言论自由┅┅其深刻性和针对专制者个人的批评相比又何尝逊色？” 且不说这种攀比和不服气有多麽自负和俗气，真的比较起来，他们确实比魏京生逊色。例如胡平当年所写的《论言论自由》，立论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这种思想局限，并不是仅仅用政治环境所迫，必须采取的策略所能解释的，因为它最初不是发表在官方的出版物上，而是张贴在“民主墙”上的。同样张贴在“民主墙”上的魏京生的文章，就没有局限在官方理论的框架。而郭罗基当年最“出格”的言论是“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刘青当时是民刊《四五论坛》的编辑，这本刊物的宗旨之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然，这些人都属於当年较早的觉醒者，他们对民主运动的贡献没有人想去否认，我几年前就曾在《中国之春》上撰文对胡平当时能写出《论言论自由》给予很高评价。但是他们今天硬是声称他们当时的深刻程度并不比魏京生差，只是出於策略，才不直言说出。这就不符合事实了。如果这种理由成立，那麽谁都可以声称，我几十年前就比哈维尔和昆德拉想得还深刻，但我就是不说。这显而易见是无法服人的。虽然魏京生的文章在理论上并非十分系统和缜密，但他的可贵之处是指出了一个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看清的真实。发现一个简单的真实的能力是远比解说哲人已有的理论更需要智慧，也更深刻。魏京生不仅指出了邓小平正走向独裁，也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当时公开质疑了邓小平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人。同时魏京生提出的“政治民主化”这一要求，本身就已涵盖了言论自由的诉求。 刘宾雁是较早注意到这一问题并进行反思的，1991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人权会议”上指出∶“1979年以後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迟迟难以摆脱对於中共的幻想，不能设想除同政权保持某种合作关系以外的其他一种关系，┅┅这是中国人权运动和公民运动的开发落後於东中欧某些国家足足一个时代的根本原因。这往往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有没有足够的勇气的问题。”到底是什麽问题呢？刘宾雁没有直接回答，人们已感觉到他的言外之意是，问题出在知识分子的智慧上，他们没能认识到公开指出“皇帝赤身裸体”，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对共产主义从根本上否定的必要性。 缺乏胆识公开谴责专制者，而喋喋不休於“策略”的现象，在中国知识人的传统中有悠久的历史。在皇朝时期，儒生们两千年来苦思冥想的都是“策略”，即怎样谏言，才能使皇帝听得进去，从而使昏君变成好皇帝，而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有智慧质疑皇帝制度的合法性。知识人们处心积虑琢磨的是，寻找统治者能够听得进去的“进谏”策略，而从不把精力用来思考“皇帝新衣到底有没有”这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们根本就对原则不清楚，所以才反来复去围绕著策略打转转儿。 这种现象在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知识人中仍很普遍。很多改革派知识分子写的文章，不管开放到什麽程度，都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更不要说号召人民推翻这种暴政。一些当事者对此解释说，这样做是出於策略，为保住再“说话的权力”。但保持说话的权力，和说真话的权力是不能比的，说了多少假话，都不能和说一句真话相比。讲究策略的理由的背後，实际上是对真实缺乏发现的能力。 被誉为“民运理论家”的胡平，时至今天还在撰文期望与共产党“朝野双方良性互动”，对於这种幻想，我在“学生与天安门”一文中已予以批评（《北京之春》，1995年8月号）。而自视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郭罗基，时至今天还在大谈民运人士要“守共产党的法”，理由是“民主政治就是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不是誓不两立、推倒重来。”“民主政治的反对派是合法的反对派、合作的反对派。”（引文同上）但他至今还没有明白一个常识，共产党的统治，根本就不是民主政治。共产党不是美国的民主党。 时至今天，这些人对共产党邪恶本质的认识水平还是这个样子，而十五年前他们的深刻程度怎麽可能不比魏京生逊色呢？ 而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就不是像中国知识人这样热衷於策略，他们从一开始就说真话，捍卫原则。例如早在1957年的《新阶级》中就否定了共产党的吉拉斯，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说∶“戈尔巴乔夫想改革共产党，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索尔仁尼琴在1974年就写出“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的文章，指出共产主义是一场暴力加谎言的运动。哈维尔1978年发表的《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是虚假的意识形态世界。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最恐惧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因此哈维尔和他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勇敢地喊出了“皇帝没穿新衣”，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中”。 按照中国某些理论家的标准，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等人当年的举动都属於“激进”，“不策略”。事实上他们确实也没能保住“以後再说话”的权力，而且当时也很少有民众呼应。但为什麽恰恰在这些“不策略”的知识分子所在的国家，共产党被推翻了，而在知识人讲究策略的中国，共产党依然存在呢？对此，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有明确的回答∶像索尔仁尼琴等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抗争，“产生於这样的层次，即人的良知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上的力量不是用跟随者、选民和士兵的数量多少来计算的，因为它是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人权的渴望的层次上。”也就是说，当有人在谎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一事实时，表面上看是单枪匹马，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这个真实的信息在播种到人心的一瞬间，对真相的共同领悟已把勇敢者和大众的心联结在一起。人民虽然可能不会马上跟随这位勇敢者，但一旦有机会行动时，人民行动的诉求就会是在结束整个“新衣皇帝”制度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唤和拥戴另一个穿了一点衣服的好皇帝。这种勇敢者的深刻和宝贵之处在於，他为人民重新审视皇帝提供了一个“视角”，使人们猛然领悟到“皇帝的新衣是不存在的”这一真实。正如哈维尔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指出的，“在共产谎言中生活的人，如果无法听到真实的声音，就很难有发现谎言的视角。” 因此，哈维尔高度赞赏那些最早喊出“皇帝光著身子”，“单枪匹马、‘没有士兵的将军们’”在“当时一个完全麻木不仁和道德沦丧的社会从事的堂·吉坷德式的政治活动。”因为正是这样的“体制外”的独立思考，和单枪匹马的勇气，揭示了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促使了人民的觉醒。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原苏联和东欧人民才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在共产党中寻找“胡耀邦”“赵紫阳”，而是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对魏京生在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单枪匹马与独裁者的直面抗争，当时没有呼应，已应惭愧，但人们可以理解；今天不像哈维尔那样给予高度赞赏，人们也可以保持沉默；那麽他们反而还要主动批评这种中国人中罕见的智慧和勇敢，并指责为“激进”“不策略”，愚顽至此，没人出来痛击才是怪事！（关於原苏联东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比较，我写了一万多字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一文，已发表在12月号的香港《前哨》月刊上，这里不再多重复。） 二、“见好就收”是八股文字游戏 抛开上面讲的知识分子应该恪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勇气，退一步讲，即使从策略的角度，“见好就收，见坏就上”也是一个无法操作的“策略”。因为什麽叫“好”、什麽叫“坏”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它有点像共产制度中的“好人”和“坏人”的概念一样，带有先天的随意性。共产专制下，统治者今天夸他是“好人”，明天这个人又被定性为“坏人”，因为以“好”与“坏”这样的词作为衡量标准太抽象，缺乏具体的测定尺度，最後的结果自然是统治者的喜恶成了标准。胡平的八字诀理论也有这种随意性，例如他列出八九民运中有六次“好”的机会，而学生都没有“见好就收”。他并特别强调了第六次的“大好”，即5月18日报端发表了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呼吁学生停止绝食的讲话。设想人们真的按照胡平的理论，见到第一次“好”时就“收”了，那不是错过了後来的五个“好”，尤其是胡平认定的第六次的“大好”了吗？可见胡平的“见好就收”的“好”的标准带有多大的随意性。这种以抽象的词汇作为策略标准的方式，只能给理论发明者居高临下随意仲裁的优势，而在实际运作上却是纸上谈兵。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为什麽见到胡平所认定的“好”而就是不“收”的原因，因为人们心中的目标，不是胡平那种随意性的“好”，而是当局收回完全违背事实的《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这是人们在社论发表後一直十分明确的目标。对这样一个低得不能再低了的要求，当局不仅没有答应，反而下了戒严令，调动军队摆出镇压的阵势。在这样的蛮横面前，人民怎麽可能“收”呢？ 胡平在《争鸣》和《北京之春》上两次不厌其烦地全文抄录赵紫阳的讲话，以此证明这就是“好”，因为共产党让步了。但任人皆知的事实是，在当今共产党的权力中心，说了算的不是赵紫阳，而是邓小平。赵紫阳的讲话不仅没有明确表示撤回“四·二六”社论，更没有说他的讲话是邓小平的意见。而中国人清楚的是，“四·二六”社论是根据邓小平的旨意写的，而掌握大权的邓小平始终没有表示要改变这个定性。这就是人们不“收”的根本原因。而胡平事隔七年之後，还搬出当年赵紫阳的讲话来证明共产党已让步，会守诺，但赵紫阳最後连自己的乌纱帽都没有保住这一事实，比什麽都更能证明这种“诺言”的无效性。一个发出诺言的人已被朝廷罢免，人们还要以他的诺言来证明朝廷是可信的，这不是荒唐的逻辑吗？ 同样是民主运动，原苏联的情况就不是以“见好就收”这种模棱两可的理论指导的。例如当时“八人帮”政变被挫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从被拘禁地回到莫斯科，他表示要严惩政变者，全面改革共产党并保持苏联不解体。按照胡平的理论，这是比赵紫阳的讲话要好得多少倍的“大好”，苏联人就应该“收”了，谋求与戈尔巴乔夫改革过的共产党“朝野双方良性互动”了。但俄国人没有这样做，他们即使见到戈尔巴乔夫许诺（实际上也已实现了很多）这麽多的好，但就是“不收”，而是一鼓作气推翻了共产帝国，获得了自由。他们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就是他们心中没有那种随意不定的“好”，而是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结束共产党的统治。 我们再看最近世界媒体广泛报道的南韩的例子。在全斗焕当总统期间发生了“光州事件”，屠杀了几百平民。但事件发生之後，南韩逐步有了民主选举，而金泳三当选总统後，实行“阳光法案”，厉行制裁贪污和腐败，使南韩成为亚洲民主富强的国家之一。但人们在电视上，报纸上，仍然不断看到南韩学生与警方激烈冲突，他们可不是像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那样温和，而是拿起铁棍和石头与警察搏斗，几年来冲突流血不断，引起世界瞩目。有些中国人不解，南韩已经那样富有而民主了，为什麽韩国人就不懂得“策略”，不知“见好就收”呢？因为韩国人的心中也没有那种模棱两可的“好”，而是认准一个目标，那就是只要不制裁“光州事件”的主要凶手，就不能“收”。正是这种坚持原则的抗争，才使屠杀平民的主要责任者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任前总统最近都被逮捕，等待审判。 胡平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八字诀所以是“八股文字游戏”，除了它的随意性之外，另一个是这种理论在实践上根本无法操作。八九民运的参加者最多时在北京就达百万以上，胡平根本忽略了这场因“突发事件”而导致的人民争民主要自由运动的自发性特点。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胡平当年从纽约回到北京，站在百万游行队伍面前疾呼“见好就收”而无人理睬的尴尬场面。不要说胡平，任何人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都没有能力改变百万人民的自由意志。而胡平的“见坏就上”更是完全无法操作。我不知道在“六四”屠杀之夜，胡平用什麽智慧能使民众迎著枪口往上冲？ 退一步讲，胡平的这种理论不要说在有百万民众的天安门运动中无法实行，即使在只有几百人的海外民运中也操作不了。例如，海外民运的两次较大分裂事件，胡平都在其中扮主要角色。在1989年初的第一次分裂中，胡平正任职“民联”主席。分裂的焦点是弹劾“民联”主要创办人王炳章的民联常委职务。主要是因为王炳章擅自托人向即将被上海公安局释放的民运学生杨巍捎带私人信件和资料，此举被认为是杨巍被推迟释放两小时的原因。王炳章最後同意请假（自请停职）一年以缓和冲突，避免分裂。按照胡平的理论说，应该“见好就收”了。因为王炳章的错误并不是他赞成共产党或是中共特务这类性质的问题，但胡平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坚持弹劾了王炳章。後来又开除了他的盟籍。此举导致王炳章从民联中拉出一些人另立了组织。当时我刚来到美国，看到华人报纸纷纷登载“民运组织大分裂”的报道。稍後北京就开始八九民运，而“民联”却由於内斗，元气大伤。 第二次大分裂发生於1993年初华盛顿的“民联”“民阵”合并会议。刚从国内出来不久的王若望已报名竞选主席，因不满徐邦泰会前许诺当他的副手，但在会上临时又变卦竞选主席，并有用“假代表”拉票现象，而当场宣布退出竞选，引起会场骚乱。当时民联和民阵两个组织已通过正式程序解体，新的组织还没有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就意味著合并变成了取消，对海外民运命运攸关。我当时在现场看到，在这种“坏”的局面下，已报名竞选主席的胡平，也没有按照他自己的理论“见坏就上”，来顾全大局，使民运免於分裂。而是发表了煽情的讲话，也退出竞选。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愤然退场，合并会开成了分裂会。 这场分裂给海外民运带来的创伤，至今也没有恢复。如果说王若望刚到海外，对民运可能因此分裂的严重後果还不是很了解，他的退出竞选还情有可原的话，而胡平作为已来到美国多年，又担任两届民联主席，而且十分了解与王炳章的分裂对民运造成的严重损失，并是专门研究民运“策略”，提出“见坏就上”理论的主要角色，就是不可原谅的了。严格地说，使海外民运从根本上伤了元气的两次重大分裂，作为主要当事人的胡平都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按照他自己的理论，在第一次他就没有“见好就收”，在第二次他也没有“见坏就上”。但时至今天，胡平对这两次他身在现场、深深涉入的民运分裂事件应负的责任没有一个字的反省，人们看到的却是他不遗余力地指责有百万民众之多的天安门运动如何没有“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胡平的八字理论，在这样几百人的海外民运活动中都无法操作，甚至连这种理论的发明提倡者本人都不能实行，这种理论不是八股文字游戏又是什麽呢？ 三、八九民运的真正经验教训是什麽 但是这种“见好就收”的理论是批评不得的，因为只要一批评，就被胡平指责为“全盘否定策略的意义”，似乎胡平的“八字诀”涵盖了一切策略。其实，没有人要否定策略的意义，人们要质疑的是胡平这种无法测定标准的策略的随意性和不现实性。 在整个八九民运中，有没有策略不当的问题，有的。但这个“策略失当”不是胡平一直强调的学生没有撤离天安门广场，而恰恰是知识分子们没有明确而坚定地站在学生和市民这一边，更没有发出人民只有与专制政权抗争到底才能迫使统治者让步的信号，因而导致“六四”之夜天安门广场只剩下了力量单薄的几千学生。设想，如果当时天安门广场一直能保持百万人的规模，如果那些著名的知识分子们能够有胆识地联合起来，投身天安门运动，站在抗争暴政的前列，以他们的道德勇气和力量唤醒更多的民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并在天安门广场坚持到底，八九民运很可能就是另一种结局。 为什麽没有发生这样的局面？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原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那样长期不断地向人民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真实，没有智慧，也没有勇气向人民指出共产党是邪恶，传播必须结束共产专制的思想，因而在当时的北京，人们既没有意识到只有坚持抗争才能夺回一点权利，更没有认识到应该提出结束共产党统治的诉求。所以八九民运以人民流血，专制没有结束而收场。当年叶尔钦在路障上振臂一呼，不到三天，有70年历史的苏共帝国就崩溃了。这不是叶尔钦个人有多大魔力，也没有什麽民运组织的精密策略，而是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思想先驱者长期向人民传播的“共产主义是邪恶”的真实在人民心中扎了根。所以当机会来临，有人振臂一呼，人们就揭竿而起，群起呼应，一举结束了专制。 因此我认为，天安门屠杀的责任完全在於共产政权，而学生没有任何责任，根本不存在因学生不撤离广场才导致屠杀的策略失当问题。所以我在上篇文章中说∶“任何对学生不撤离广场导致屠杀的指责都等於是为共产党的残忍开脱和找理由，不论你怎样强调我首先否定共产党杀人，但是，如果学生┅┅。这里没有但是，因为不管学生‘激进’到什麽程度，有枪的就不能打没枪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规矩！”胡平把这段话指责为“共产党语言”。而胡平这种在无法有力地反驳别人时，就指责别人是“共产党语言”的手法才更像共产党的论理方式∶他没理可讲的时候就说对方“态度不好”，而回避问题的要害，转移人们探究是非的注意力。 胡平对这句所谓“共产党语言”举例批评说∶“我对你说，如果你不是下车没锁车门，窃贼就不会把你的车偷走。你却勃然大怒，说不论我锁门不锁门，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做人的规矩。对於这种不切题的回答，别人还能说什麽呢？”而实际上胡平的这个看似颇有道理的比喻才是根本性质上的不切题。因为天安门运动的情景不是车主疏忽使车被偷的问题，而是一群强盗公开抢劫了居民的财产。因为小偷既是被动的，又是理屈的；而强盗既是主动的，又是理直气壮的。被抢的人中有人跑到强盗门前游行，要求索回财产，但却被强盗施以暴行。胡平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居民的责任是在与强盗对恃时没能在施暴前“见好就收”，因此失掉了与强盗形成“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机会。而我认为这种“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关系是不存在的，因为强盗和被害者之间没有“朝野”关系。强盗之所以敢於施暴，恰恰是因为敢於在强盗门前坚持抗争到底的居民太少。为什麽坚持抗争到底的人太少，就是因为居民当中那些有文化的人，没有智慧发现强盗是绝不会把财产还回来的本质，因而也谈不到把这个真相告诉人民，更谈不到号召所有的居民起来推翻强盗制度。所以对那些坚持抗争到底的人，不仅不应指责，而应高度赞扬，因为正是这种抗争，体现了人的尊严和精神。 因此我做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改了它就不叫共产党。”这是胡平从我的文章中挑出的第二处所谓“共产党语言”，他认为这是“绝对化的武断”（有不绝对化的武断吗？），并嘲讽地说∶“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共产党都已经改弦更张（有不少也改了名字）之後的今天，曹长青为什麽还要讲出这种话？”这点正是我和胡平观点的根本分歧。胡平和我都清楚地看到了苏联和东欧的变化。胡平认为这种变化是“共产党都已经改弦更张”，而我认为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改弦更张过，而是人民起来推翻了在共产主义理论上以共产党性质建立的全部政权。迫使那些不管今天还叫“共产党”或改了名字的原共产党组织，都不得不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专制、公有、垄断新闻和军队、剥夺人民政治权利的共产党本质。例如我们看到原波兰共产党人在最近的大选中虽然取代了瓦文萨而当选总统，但他不仅公开谴责共产党说“共产主义时代已经死亡并埋葬”，而且政治主张与瓦文萨一模一样。在任何其他国家，那些原共产党人，要想再得到政权，也必须在有新闻自由的前提下，实行民主自由、通过选举执政。这一点本身已证明，这些组织从本质上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绝不是共产党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而是那种“本质”已被结束。换句话说，具有原共产党本质的共产党已经死亡。 同时，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全世界所有被共产党统治过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共产党在被推翻之前就“改弦更张”，而无一例外地都是在整个共产国家政权被推翻之後发生的。也就是说，如果有“改弦更张”，前提条件是共产政权被推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意味著，绝不能寄希望於在共产党被推翻之前，在它仍掌握著权力的时候，它就能够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我们都找不到一个这样“改弦更张”的例子，怎麽中共就是个例外呢？根据在哪里？ 胡平以“全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都已经改弦更张”来反驳我的“共产党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之说，这等於是在向中国人发出错误的信号∶共产党在不被推翻之前，就有可能发生本质性的变化。正是胡平的这种原则不清，而导致他提出“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这种模棱两可、目标不清晰的所谓“策略”；也正是这种原则不清，导致胡平提出与共产政权“朝野双方良性互动”这样荒唐的政治诉求。而这种原则不清的最大危害是∶它误导中国人继续对共产党存有幻想，结果只能是延长共产政权的寿命，而由此延长人民失去自由的痛苦，这显然与胡平所期待和努力的目标正相反。 在原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被人民推翻至今已经有五、六年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要为“共产党的本质会不会改变”这样的常识而争辩，这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悲哀，更是中国民运的悲哀。 1995年11月30日於纽约 |
| 知识份子和共产党——比较原苏联东欧与中国的知识份子 1995-11-01 |
| 二十世纪这最後十年对共产主义来说真是“世纪末”，共产党在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所有东欧国家都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在有70年历史的苏共帝国，仅仅三天，共产党专制就成为历史。但在世界的另一边，却是另一幅景观，中共继续统治著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并且随著所谓的经济腾飞，好像还没有马上寿终正寝的迹象。
很多学者专家撰文探讨，为什麽东欧、俄国的共产党垮台了，而中共仍然存在。这些探讨有的从文化背景，有的从经济因素，有的从统治方式的异同。从这些角度来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一个因素却被忽视了，那就是从知识份子的角度。 ●全面否定共产主义 我们在这里暂且不从知识份子在这两个地区中人口比例大小、知识份子的群体水准、知识份子的独立性等角度来谈，仅仅从有影响的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的认识水平来比较，就可以对上面提出的“为什麽”做出基本解答。 在原苏联和东欧，几十年前就有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完全否定，指出共产党是邪恶。这些知识份子不是像中国的知识份子那样，支持党内改革派，而是对整个共产党持谴责的态度。他们也不像中国知识份子那样，否定斯大林、列宁，但肯定马克思主义，而是全面否定共产主义，从而向人民传递必须结束共产统治的智慧，和必须起来抗争的勇气。人民在这样的思想哺育引导下，才对专制更加痛恨、对自由更加渴望，对共产党不抱任何幻想。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人民才会揭竿而起，一举结束专制，获得自由。 ●吉拉斯∶共产党是压迫人民的新阶级 在共产世界最早发出这种真实声音的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也译为德热拉斯）。五十年代初，吉拉斯是南斯拉夫副总统和“国民议会”议长，是仅次於铁托的掌权者。但他在高官和真理之间，选择了後者，由此他成为东欧共产党国家第一个持不同政见者。1954年，他被撤职。两年後，他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公开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认为“匈牙利事件标志著共产主义崩溃的开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写出了《新阶级》一书，偷运到西方出版。该书立即闻名世界，被翻译成60种文字。在《新阶级》中，吉拉斯指出，共产党已经成为巧取豪夺、压迫人民的新阶级。“共产党统治的世界，如同一个没有观众的大剧场，只有那些演员——高级共产神父们在自享自乐，他们既是警察，同时又是新闻媒体的主人。”1962年他在狱中写出第二本批评共产主义的著作∶《与斯大林的对话》。吉拉斯以他两次去莫斯科见到斯大林的经历，指出斯大林是“历史上最残忍的罪犯”。 吉拉斯官至国家副总统。在共产党国家中，还没有哪一个异议人士当初在统治集团有这麽高的官职。但吉拉斯没有走“改革派”的道路，而是选择了直接挑战共产党专制、全面否定和谴责共产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的道路。这既是他的勇敢，更是他的智慧。即使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瞩目时，吉拉斯仍坚定地认为，共产党的唯一出路是退出历史舞台，任何改革都无济於事。吉拉斯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评论说∶“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还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能够改革共产主义。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是无法改革的。”今年四月吉拉斯因病去世，《纽约时报》的悼词称作家吉拉斯是“早期持不同政见者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 ●索尔仁尼琴∶共产主义是暴力加谎言 吉拉斯的思想对东欧以及整个共产世界的知识份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与吉拉斯的观点和做法完全一样，也是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谴责批评共产主义。即使在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期间，萨哈罗夫的批评也没有停止。萨哈罗夫的智慧和勇气，使他的名字成为人类良知的象徵。而和萨哈罗夫齐名的另一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在1964年就写出《伊凡·丹尼索维奇的一天》，以他在劳改营的监禁经历，揭露共产党统治的黑暗。他後来写出的控诉共产专制的经典著作《古拉格群岛》，使自由世界第一次详细了解到共产党集中营的残忍。“古拉格”三个字，从此成为人类的一个专门词汇，涵指共产专制最黑暗的部分。 索尔仁尼琴为此遭到当局的迫害。克格勃甚至商讨在他的食物中下毒，来封住他的嘴。西方学者斯凯麦尔（M·Scammell）最近出版了他以刚公开的克格勃档案写就的第二本有关索尔仁尼琴的书∶《索尔仁尼琴档案∶苏联秘密档案揭示的个人与巨石的搏斗》，展示了一个知识份子独力抗争共产专制的智慧与勇气。 1974年，索尔仁尼琴写出了“让我们别靠谎言过日子”的文章，该文被成百上千的苏联地下出版物刊载，流传全国。索尔仁尼琴在这篇向苏联知识界和全体同胞发出的宣告中指出∶共产主义是一场暴力加谎言的运动，它“要求我们向谎言低头，每天参与谎言。”“暴力以谎言为盟友，而谎言也只能依存在暴力之中。”在这种谎言世界，“我们的人性已经被剥夺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至为了一点食物，我们就准备牺牲一切原则，牺牲一切灵魂┅┅” 他呼吁人们“唯有停止说谎，才能从苏维埃制度的桎梏中挣脱出自己。”每一个苏联人，至少可以从自己做起∶“不再写作、签署和印刷任何违背真实的东西；教师、演员、宣传家，不再於私下或当众发表歪曲真理的谈话；不去参加那些被要求去的游行和集会，拒绝举起被给予的横幅和标语；当听到谎言和胡说八道的意识形态宣传时，立即退出会议、集会、演讲、戏剧或电影；只要报刊歪曲报道，对重大事实掩盖不报，就不在该报上发表作品，并拒绝在报摊上购买这种报纸┅┅我们得到解放的最简单、最现成的关键就在这里，这也是我们所忽略的，那就是，每个人拒绝参予谎言。” 他说，“当然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会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危险，但我们必须选择“是继续有意识地当谎言的奴仆，还是摆脱谎言，做一个值得同辈和子孙都尊敬的老实人，”“对於身体来说，这是困难的选择，但对灵魂来说，这是唯一的选择。” 他写出这篇文章的当年，被当局强行送上飞机，驱逐出境，从此开始了他在海外流亡20年的生活。美国学者雷尼克（D. Remnick）在今年10月底出版的《纽约客》杂志上撰文感叹∶“这些有关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档案无可置疑地证明∶在本世纪，没有哪一个有关人类尊严的故事比索尔仁尼琴的更伟大。” ●哈维尔∶戳穿共产谎言，在真实中生活 和索尔仁尼琴一样对共产主义本质有著深刻认识的是现任捷克总统哈维尔，他也曾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很早就指出共产主义的荒谬和邪恶。1978年10月，他发表了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指出共产党统治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依靠以谎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来维持的。那是“一个充满假像的世界，只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与现实脱节的语言，一种假装虔诚和伪造现实的语言。”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即使不去接受谎言，但当他们认可在谎言中生活时，就已经是在确认这个制度，完善这个制度，制造这个制度，把自己变成这个制度的一部分。” 哈维尔认为，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恐惧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游戏规则，揭露游戏本质”，使谎言世界的貌似坚固的“整个外壳无可补救地四分五裂。”因此哈维尔和他的“七七宪章”团体的知识份子朋友们勇敢地喊出了“皇帝没穿新衣”，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中”。 ●昆德拉∶共产世界充斥玩笑、媚俗并剥夺记忆 和哈维尔一样揭露共产主义谎言世界的另一名捷克知识份子是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昆德拉至今已出版的九本小说和评论集，都贯穿著对共产主义的道义审判。 在昆德拉的笔下，共产主义是一个像恶作剧般随意践踏个人尊严与人生的“玩笑世界”（《玩笑》）。在这种“玩笑世界”，往往是“惩罚先於过错”，“受惩罚的人不知道受惩罚的缘由，其荒谬性叫人无法忍受。”明明是一个“卡夫卡小说的世界”，却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编织成“一曲田园牧歌，每一个人都是这曲辉煌牧歌中的一个音符，而那些拒不做音符的人，被视为只不过是一个小黑点，无足轻重也毫无意义，很容易就可以用手指逮住，压碎，像小虫子一样。”这个世界“让人们以牺牲过去为代价去购买未来。”拒绝的人，就遭到迫害，当局“把他们从国家的记忆中抹去，就像抹掉家庭作业中的一个错误一样。”而“只有把他们变成一个影子之後，才让他们活下去。”（《笑忘书》） 这是一个制造、纵容媚俗的世界，到处洋溢著虚情假意和陈词滥调，“伪真实”以真实自居，渗透生活的每个细节。“在媚俗作态的极权统治王国里，所有答案都是预先给定的，对任何问题都是如此。”（《不可承受生命之轻》）这是一个“希望把人类社会变成一个机器的世界，在那儿一切都将准确地运转，按照程式表工作，服从於一个无视个人的制度。”（《为了告别的聚会》） 这是一个给所有人洗脑，让人们失去记忆的世界。极权主义为了长久地奴役人们，采用遗忘的方式，剥夺人们的记忆和良知，剥夺每个人的自我意识。极权统治的最终目标是造就一个“孩儿国”，让人民像孩童那样，天真烂漫地按照规定的节奏跳天使之舞。在这个孩儿国中，任何一个人有记忆、有成年人的感觉，就难免一死。（《笑忘书》） 面对这样的世界，昆德拉提出，必须戳穿谎言，恢复记忆。“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笑忘书》）“媚俗极权统治的真正死敌就是爱提问题的人。一个问题就像一把刀，会划破舞台上的景幕，让我们看到藏在後面的东西。”（《不可承受生命之轻》） 昆德拉认为，“人们的最愚蠢之处就在於他们对什麽都有了答案，而小说的最智慧之处就在於对什麽都提出问题。”（英文版《笑忘书》附记）昆德拉的小说、评论，都是在向共产极权统治提出质问。它真像作者所说的，如同一把刀子，划开了共产铁幕，让人们看到了後面的丑陋、肮脏和邪恶，从而唤醒人们起来抗争，结束这种“玩笑、媚俗和剥夺人们记忆”的世界，使人性回归。 在原苏联和东欧，像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和昆德拉这样对共产主义持完全否定的知识份子，可以举出一长串的名单。正是这样的知识份子，以这样“体制外”的独立思考，揭示了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促使了人民的觉醒。因此当历史机会来临时，原苏联和东欧人民才不是像中国人那样在共产党中寻找“胡耀邦”“赵紫阳”，而是为共产党寻找永久的墓地。 ●没有突破“体制内改革”的思路 与原苏联和东欧的优秀知识份子相比，中国知识份子表现的却是另一种姿态。1957年吉拉斯在狱中写出否定共产党的《新阶级》一书时，中国大陆正进行“反右”运动。有50多万知识份子被打成“右派”。但今天回顾这些“右派份子”的言论，它们几乎都没超出对共产党不满、发牢骚的范畴，而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几乎所有“右派份子”都是抱著向共产党提“意见”，希望“党”能改正缺点，变得更完美一点的愿望。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份子是被迫害的对象，发不出声音。在“四人帮”被打倒、邓小平复出之後，知识份子开始发出声音，但却是一面倒支持邓小平的声音。绝大多数知识份子的理想是成为邓小平改革派的高参或谋士。中国的知识份子们洋溢在一片对邓小平的个人崇拜之中。唯一的例外是青年电工魏京生，他贴出了呼吁人民“警惕邓小平蜕变为独裁者”的大字报，并提出没有政治民主化，四个现代化不可能实现。魏京生因此被判刑15年。那些著名的知识份子们不仅没有声援魏京生，反而认为魏京生的言行激进、不符中国的国情，尤其不满魏京生直言批评了他们热爱的邓小平。 知识份子们不断地在共产党掌权者中寻找并寄托自己的希望，先是邓小平，後来是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希望突破原有理论框框，但他们的最大智慧是用早期的马克思来否定晚期的马克思，或否定斯大林、列宁，而肯定马克思主义。绝大多数的知识份子认为共产党是可以改革的，因此支持党内改革派战胜保守派则成了中国知识人的历史使命。很多知识份子都是“现代岳飞”，一心精忠报国。他们只反贪官污吏，但不反皇帝，更谈不上像哈维尔、昆德拉那样否定整个“朝廷”。 即使是1987年初被中共开除党籍的三位知名知识份子，虽然他们当时都是中国最敢言的人，他们的言论对强化民众和学生对政府的不满都有冲击作用，但他们的思想从没有达到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挑战共产专制、否定共产主义的水平。例如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向中国人传递的仍然是这样的信号∶共产党是可以改变的（变好的），只要持“第二种忠诚”的人多起来，只要党能够招贤纳谏、听进逆耳忠言。这样的认识水平，显然与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份子有著相当大的距离，而且是本质上的不同。而另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不同是，《第二种忠诚》发表时，吉拉斯全面否定共产党的著作《新阶级》已发表了近30年。 ●“第二种忠诚”的阴影 这些当年对中国民众有较强影响力的知识份子对共产党的这种认识水平，已决定了後来发生的“八九民运”不可能以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为主要诉求。因此才出现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几个小时请愿的举动，它是按照“第二种忠诚”的思路，希望用“忠诚”和“谏诤”来感动统治者。 纽约州立大学教授马克·赛尔顿（Mark Selden）对此评论说∶“1989年的运动遵循古老的谏诤和对朝廷滥用权威进行有原则的抗议传统，┅┅跟1989年东欧发生的很多运动比较起来，中国学生尽管向党对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却很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东德的运动则使不同公民社会的结合跟党和国家对立起来，终於导致成功地推翻了共产党政权。” 八九民运这一致命弱点，主要由於主导中国思想界活动的知识份子，长期以来没有向民众传播必须挑战共产党的统治，推翻共产专制的资讯。当知识份子没有这样的智慧时，也就谈不上有领导的勇气。因此人们看到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很多知名知识份子热衷的是在政府与学生之间穿梭传话，目的是劝说学生听从政府的旨意，配合改革派在党内的斗争。在人民终於有机会挑战共产专制的时刻，知识份子不仅没有站在人民的前列，而是充当专制政权与挑战者之间的“调解人”。 如果视八九民运为失败，究其主要原因，除了中共的残暴之外，另一个就是知识份子对共产党抱有幻想。而不久前海外一些“知识精英”撰文批评学生当年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不撤离，才导致流血，就是在用以攻为守的方式，来掩盖他们没有胆量承认（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共产党邪恶本质认识上的浅薄和行动上的怯懦。 ●共产党的历史从没有民主自由 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崩溃已无可质疑地证明了吉拉斯、索尔仁尼琴和哈维尔等原苏联和东欧知识份子的预见和深刻——只有向民众传播彻底否定共产党的资讯，直接指出“皇帝赤身裸体”，才能促成共产党的早日垮台。但这个摆在眼前的、已成为常识的历史事实也没有改变那些对共产党存有幻想的中国“知识精英”。例如一些流亡海外的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今天仍在公开宣称，对当年加入共产党，并不後悔。在中国大陆那样的政治环境，“知识精英”加入共产党是司空见惯的事，人们可以理解。并没人追究你加入共产党的责任，也没人要你“忏悔”。但在“共产党是邪恶”已成为今天任人皆知的常识的情况下，你硬要宣称“不後悔”，则是另一种性质了。它不仅等於说“加入过邪恶不後悔”，同时给人的潜层资讯是，当年的共产党是对的。 这些“知识精英们”在公开讲话和文章中，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明了∶我们当年加入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追求民主自由的。1949年之後，共产党变了，而我们没有变，因此我们今天成了共产党的反对者。任何对中共历史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一个列宁式的主张并实行暴力革命的政党，在它的历史上，既没有自由，也没有民主。而共产党的历任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这一事实本身已说明即使在它的最高领导核心也从未实行过民主。而中共在“延安整风”时迫害知识份子、杀害作家王实味的残忍做法，在中国大陆都有过公开报道。对这样一个给亿万中国人带来深重灾难的共产党犯罪集团，硬要美化、强调它以前是“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不仅是无视历史，更重要的是，它在向人民传递错误的信号∶既然共产党以前曾经好过，那麽它就有再变好的可能。 ●马克思主义是罪恶之源 “知识精英”们对共产党存在幻想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仍然主张马克思主义。一位被纽约科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的“中国精英”不久前在荷兰民运会议演讲时说∶“马克思主义还是很有价值的┅┅是斯大林、毛泽东这两个歪嘴大和尚把马克思主义真经念歪了。”当时立刻有人质疑∶“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什麽我们看不到不歪嘴的和尚按原版马克思主义来搞自由民主呢？”这位“精英”无法回答，只好搪塞说∶“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市场，在美国就有一种叫革命书店的，极左、激进。”他并明确声称∶“我自认为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对共产主义信念我至今仍未放弃。”（日本《民主中国》，1995年1月号） 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暴政能够分割开来吗？不能。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是《共产党宣言》，它是共产主义在全球蔓延的滥觞。“知识精英”们这种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分开的想法，实质上是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邪恶运动的认识极为缺乏。而被称为中国青年“四大导师”之一的大陆美学家和另一位学者不久前在美国发表的关於中国前途的“对话”，也主张“经济发展先於个人自由”。这种视群体、国家利益大於个人自由，为了经济发展可以剥夺个人政治权利的思路，与共产党的理论没有区别。当知识份子都在传播这样的资讯时，中国人的心中怎麽可能播下否定共产党的种子？当亿万人民没有在心中彻底否定共产党，仍对它充满幻想的时候，“八九民运”凭什麽成功？ ●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 严格地说，按西方对知识份子的定义，中国大陆五十年代那批文化人都无法算是知识份子。中国新一代的知识份子在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上远比上一代要深刻和勇敢。在新一代知识份子中，刘晓波、胡平是对共产主义持完全否定态度的代表者。刘晓波曾写过多篇激烈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胡平则在七八年北京民主墙时期就发表了《论言论自由》，在海外撰写了很多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文章，是这一代人中较早的觉醒者。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样的新一代知识份子的“深刻”中，仍然有对共产党的幻想。例如刘晓波在1989年天安门运动中起草的著名的《六二绝食宣言》，不仅没有挑战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反而宣称“我们没有敌人”，主张与当局“合作”，要求人民对共产党的专横要有“宽容精神”。本文前面提到的马克·赛尔顿教授对此有准确的评价∶“六二宣言┅┅在实质上是要求协商，远远不是号召分享权力或转移权力，更不是要推翻共产党统治。对比在1989年秋天在东欧发生的真正的多党政治的强烈要求、打破执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并最後推翻了一个又一个共产党政府的运动，中国学生的这些要求是太温和了。” 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虽然表达出当时中国青年知识份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论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通篇也没有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这一使人民的言论自由被剥夺的根本原因。正是这样的思想局限，导致胡平出任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主席後，还发表文章宣称，“民联”不是要做反对共产党的激进派，而是谋求与当局“对话”。他并举出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与美国激进学生的“对话”来比喻说，我们期望这样的关系。不久前，在一篇批评学生当年没有撤出天安门广场的文章中，他又流露了这种观点，认为学生如果当时撤离天安门广场，就“意味著民运的胜利，由此开启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局面。”（《北京之春》，1995年6月号） 共产政权与学生市民根本不是朝野关系，因为所谓朝野，包含著轮流执政的可能，因而有某种意义上的平等，而共产专制和被压迫的人民从来没有过任何平等。而且一个用坦克屠杀平民的政权与它的挑战者之间怎麽可能会有一种“双方良性互动”呢？这种谋求与共产党“良性互动”的希冀，仍是对共产党存有幻想。正是这种“幻想”，使胡平等一些海外精英至今仍把魏京生当年直接挑战共产党，呼吁人们“警惕邓小平蜕变成独裁者”的勇敢行为视为“激进”、脱离了群众，指责像魏京生那样单枪匹马、不顾策略的激进言行，只能把大众吓得远远躲开，不利於民运。胡平还为此找到论据∶“当年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脱离群众的。”但为什麽在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脱离群众”的地方，恰恰群众们一举推翻了共产党统治？对此，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有精辟的解释∶像索尔仁尼琴等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的抗争，“产生於这样的层次，即人的良知的层次。在这一层次上的力量不是用跟随者、选民和士兵的数量多少来计算的，因为它是在人类受压抑的对尊严和人权的渴望的层次上。” 也就是说，当有人在谎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没穿衣服”这一事实时，表面上看是“脱离群众”，与普通人拉开了距离，但实际上，这个真实的资讯是播种到人们渴望真实与尊严的意识深处。在资讯传播的一瞬间，对真相的共同领悟已把勇敢的播种者和大众的心联结在一起。人们虽然可能不会马上跟随这位勇敢者，但一旦有机会行动时，人民行动的诉求就会是在推翻整个“新衣皇帝”专制统治这样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唤和拥戴另一个穿了一点衣服的好皇帝。 ●皇帝不会穿上衣服 今天像胡平等新一代知识份子是清楚“皇帝赤身裸体”的。但他们担心的是冒然喊出，对上会惹怒了皇帝，招致镇压牺牲，对下会脱离了群众，形成单枪匹马。他们希冀与“朝廷”“合作”“对话”，达到“朝野双方良性互动”。他们一点点地挪动棋子，希冀在上不惹怒龙颜，下不脱离大众的和平演变中，哄骗或促使皇帝最终能穿上一个裤衩，或完全穿上裤子。 这种策略有两个糟糕的後果∶第一，对於那些看不出来皇帝光著身子的被愚昧的民众，这等於加强他们对“皇帝穿著新衣”的谎言的确信。第二，对於那些已经看出皇帝没穿衣服的敏锐者，等於暗示和误导他们，皇帝还是有可能穿上衣服的。这种想法的本质，仍是寄希望於统治者的变化，而不是依靠人民知道真实後产生的力量。更坏的是，它包含著“皇帝会改变”这一根本不存在的历史预设。如果皇帝真的能够穿上衣服，整个“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就毫无意义、也不会存在。 ●比较之後的三点困惑 把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份子与中国的知识份子加以比较，不仅可以看出两者思想水平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主导思想界活动的知识份子的水平，决定著共产党在中国垮台的时间与速度。也许有人会说，把这些中国知识份子与哈维尔、昆德拉等世界级优秀知识份子放在一起比较是不合适的。是的，这是一个问题。但以什麽为中国知识份子比较的标准呢？难道为了中国的所谓“独特国情”就降低知识份子的标准吗？ 这种比较还是必要的，通过比较，可以使人们发现这之间的差异，也可以启发人们思考∶ 第一，为什麽在俄国和东欧能产生那样出色的知识份子，而中国不产生呢？ 第二，吉拉斯否定共产党的著作《新阶级》至今已发表了近40年，为什麽中国的知识份子就是不肯从那些早已写得明明白白的道理中汲取一点智慧呢？ 第三，俄国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距今已有五、六年了，这些事实本身已完全证实了吉拉斯、哈维尔、昆德拉等知识份子彻底否定共产党的做法是唯一有效的方式，为什麽中国的知识份子至今还要对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熟视无睹呢？难道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真的像清朝末年那些“宁可不要脑袋也要辫子”的儒生一样愚顽得不可救药了吗？ （载香港《前哨》1995年11月号，简缩本发表在纽约《世界日报》周刊） |
| 一本凝聚血泪和生命的书——写在“64”惨案六周年 1995-06-04 |
| 六年前的今天，北京坦克压城，枪弹横飞，一场政府公开对平民的屠杀使中国坠入最黑暗、最恐怖的时刻。
整整六年过去了。虽然那枪声和火光，那倒在血泊中的孩子们的躯体还清晰地印在人们的脑海中，但到底有多少人死於那场屠杀，至今还是一个谜。因为中共政府封锁资讯，拒不公布死者名单。但是，人民绝不会因为当局掩盖真相就忘记那些无辜的遇难者。 ●有血有泪，纸重千钧 不久前，朋友寄来一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在香港出版的《‘六四’受难者名册》。接到书的那天，我正忙於赶写一篇文章，因此只想粗略翻一翻她的书，以後再细读。但刚翻了几页，就放不下来，手中的书越来越沉重。这是一本“六四”遇难者的母亲用血和泪写成的书，这是一部凝聚著年轻的生命的碑文。丁子霖的年仅17岁的独子蒋捷连死於“六四”屠杀。面对当局拒不公布“六四”遇难者名单，用谎言掩盖“六四”真相的卑劣，丁子霖克服各种阻挠和困难，拖著病弱的身体，在偌大的北京城，一家一户地寻访“六四”死难者的情况。在过去的五年中，她终於寻访到了96名遇难者和49名致残者的个人情况。她将这些第一手资料编辑成书，用表格方式，列出死者的姓名、性别、年龄、生前单位、遇难经过和家庭情况，并有她写的寻访这些家属过程的文章。 对於“六四”惨案，外界只是通过媒体对宏观场面有所了解，而对遇难者的详情，则罕有所闻。这本书里的许多细节都是以前未公诸於世的。这本书所披露的死者年龄之小，当局镇压手段之残忍，和当局对遇难者家属的恐吓与折磨，都是外界难以想象的。 ●风华正茂，死於血泊 在“名册”中的96名遇难者中，22岁以下的就有28人。19岁以下的达10人，他们像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一样，仅是高中学生。书中有蒋捷连生前与他父母的合照，他比父母高出一大截。一个健康、英俊的小夥子，一个对未来充满了梦想与憧憬的微笑著的青年，人生还没开始，就被子弹射杀。遇难者中年龄最小的女性是19岁的张谨，她是北京职业高中毕业生。书中有一张她生前的照片∶她依偎在一辆汽车前，戴著鲜红的围巾，甜甜地笑著，洋溢著天真和青春活力。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清纯的少女，竟被子弹射穿头部，死於血泊之中。 几天前，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妻子的毕业典礼。看到那些年轻的学生们纵情欢呼，将博士和硕士帽向天空抛掷，并将威斯忌酒向人群喷溅的欢乐场面，我不禁想到那些倒在天安门广场的孩子，如果他们不被子弹夺去生命，现在也该是大学或研究生毕业，也会这样兴奋地走出校园，去创造斑斓的人生。但他们的血肉却永远地与天安门的土地联结在一起，死得那麽早，死得那样惨。 在“名册”中，有很多是应届毕业生。22岁的吴国锋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应届毕业生。他是父母的独子，来自四川一个贫穷偏远的县城，是该县唯一的一个大学生。考上大学时，全县几十人给他送行。全县才出这麽一个大学生，竟死於枪口。清华大学建筑系应届硕士研究生何洁，被称为“神童”，他15岁上高一时就被清华大学录取为大学本科生。遇难时他已学完硕士课程，还不满22岁。人们常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可这些才20岁上下的含苞未放的花朵，竟被邓小平苍老的手残忍地一支支掐断了。 ●疯狂坦克，疯狂政府 在“六四”屠杀中当局是否使用了“炸子”，即国际上禁止使用的射入人体後爆炸的“达姆弹”，一直衆说纷云。丁子霖的“名册”这次提供了准确的证据∶有8人死于“达姆弹”。被这种特殊子弹打死的大学生锺庆和 安民都是半边脸被炸飞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俄语部副主任张汝宁和市民杨明湖都是腹部中了“达姆弹”而死亡。杨明湖的膀胱和骨盆被炸得粉碎。善良的中国人当初还以为当局用的是“橡皮子弹”，但“解放军”却用了比一般真子弹更可怕的“炸子”。 同样残忍的是戒严部队的坦克竟横冲直撞，将人活活碾死。看过“六四”时电视新闻报道的人都会记得，当晚在长安街上有一辆疯狂飞驰的坦克。据丁子霖的寻访调查，仅是这辆坦克，就碾死四人，压残八人。这死伤的12人都是大学生。22岁的田道民是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学生，当夜清晨，他刚刚写完毕业论文，走到六部口，就被坦克碾死。21岁的王培文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八八级学生，他站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前排，走到六部口，被迎头冲来的坦克当场碾死。王培文的同班同学，年仅19岁的董晓军走在队伍後面，被由後至前的坦克撞倒，尸体被轧碎。在战场上，战士被坦克碾死的也不多见。让人难以想象，一个手无寸铁的19岁的孩子，竟被坦克有意地从後面追上来活活地压倒碾死。子弹有时可以不长眼睛，但开坦克的人通过仪器是清楚地看到坦克外的一切的。这名军人要有多麽邪恶的心才能干出这样毫无人性的事。而中共的领导人们要有怎样的兽性心肠，才能下出这样的杀人命令。 同样悲惨的是，有的学生被坦克碾成了终生残废。23岁的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见到坦克向人行道上的女学生压来，为抢救同学，他的双腿被坦克碾得血肉模糊。在医院，他的两腿从大腿根处被截去。他酷爱体育，坐在轮椅上，仍苦练铁饼投掷，五年後终获全国第一的成绩。当他参加国际残废人比赛时，当局得知他是“六四”之夜致残，取消了他的比赛资格。 ●血腥之夜，故意杀人 “名册”中，附有丁子霖写的多篇记载死者遇难经过的文章。那些沉重的铅字，刻记著那个夜晚的种种血腥∶ 19岁的北京市五十七中学高三学生叶伟航，右肩和右胸中弹後未死，倒地後右脑又被士兵补了一枪。20岁的北师大经济系学生熊志明，和班上一女同学躲进一个胡同，戒严部队士兵追进胡同，将他们俩人都射杀。 24岁的清华大学化工系应届毕业生段昌隆，见到戒严部队与群衆对恃，为防止流血，上前劝说军人不要开枪，刚走到戒严部队前，一军官拔出手枪射中他的左胸致死。医生从枪口也研判出，他为小口径手枪近距离射杀。段昌隆的父亲段宏炳是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他44岁才得这一独子。段昌隆的死使段家断了後。段昌隆也是北洋军阀段琪瑞的侄孙，他的遗骨安葬在京郊万国公墓，与他的叔祖段琪瑞的墓在一起。当年段琪瑞镇压学生，在北京执政府前打死了40多人，酿成“三·一八”惨案。事隔63年，他的侄孙风华正茂，也是学生，在同一地点被中共政府枪杀。段琪瑞九泉有知，不知会做何感想。 ●六四之後，继续屠杀 “六四”过後，北京政权操纵宣传机器，称屠杀为“平暴”，说是“迫不得以”。最近在海外也有人批评学生当时坚持在天安门广场太激进，因为他们阻碍了政府的“清场”才刺激当局使用了武力。丁子霖的“名册”证实这些说辞都违背事实。因为“六四”过後，学生已完全撤出了天安门广场，戒严部队也没碰到“迫不得己”的情况，但仍有学生和市民被枪杀∶ 北京时间六月五日 晨，21岁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编采专业应届毕业生钱辉，在他学院门口，被坦克射出的大型子弹射中腹部，另一枪打断大腿动脉。当时未死，还向同伴说了一句；“当心！军车还没有过去！”同伴把他抢救到校门内，血流一百米，死去。 六月五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萧杰，在行走至北京南池子南口，过马路时越过了警戒线，戒严部队喝令他站住，随後一梭子弹从後背穿胸，他当即死亡。年仅19岁的萧杰是他父母的独子。 六月六日，即“六四”屠杀过後第三天，在北京复兴门外大街，戒严部队又杀戮平民，致使三人死亡，三人致残。该日下午三点左右，一个13岁的男孩放学回家途经木犀地地铁口时，遇到几辆坦克。突然一辆坦克用机枪向四周扫射，小男孩胳膊和腹部中弹。行人欲将小男孩擡送医院，坦克上士兵举枪威胁，不准向前救护。孩子倒在血泊中抽搐呻吟约半小时，一位老者实在忍不住，向戒严部队高喊“拥护平暴”，并哀求说，“这孩子还小，不是暴徒，让我把他送到医院吧。”才算获准。在复兴医院手术七个小时，孩子命保住了，但成了残废。 六月六日晚上，五男两女七个青年在走到南礼士路时，被戒严部队喝住，随後一排子弹，将五名男青年射倒在地。送医院抢救後，五名青年有三人不治身亡，两名致残。 六月七日晚上，建设部中国建筑技术研究中心《村镇建设》杂编辑安基与另五名青年（三男两女）在经过北京儿童医院时，被戒严部队喝住，在一阵射击中，安基和另一青年同时中弹身亡。两名女青年因跪地求饶才幸免一死。 即使按照北京当局的说法，“六四”屠杀是“迫不得己”，是为了天安门清场的需要，但六月四日以後对平民的这些故意杀戮，又怎样解释呢？ ●暴政不亡，天理何在 中共当局在屠杀了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後，还继续对死难者的家属进行恐吓和折磨。“名册”列出的96名遇难者中，只有两名死者的家属，即蒋捷连的父母蒋培坤、丁子霖和段昌隆的父母段宏炳、周淑庄愿意公开死者家属姓名、直接与外界联系。为什麽其他94名遇难者家属要保持沈默呢？是什麽力量，使他们自己的家人死了，他们还不敢公开身份，寻求一点资助？ 而且他们的生活都很艰难，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孤儿寡母，支撑度日。27岁的北京大学化学系讲师萧波遇难时，留下一对才出生70天的孪生子27岁的北京市煤气公司车队工人王建平遇难时，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才八个月。北京弹簧厂汽车队队长周永齐遇难时，他妻子刚分娩15天。他们多麽需要外界的支持帮助啊！ 但当局以各种手段威胁恐吓他们，不准他们公开遇难者家属身份，说出实情。萧波的妻子带著他们的孪生子几年来一直隐名埋姓，深居简出。原因是“北大”校方与她“有约”在先∶不准透漏萧波的遇难经过；不准披露她是遇难者家属；不准接触外国记者。否则不得住在学校的房子。不要说公布死者遇难的经过，即使遗体火化，也要有公安局开具的不是暴徒的“身份证明”。丁子霖在她的书中写道∶当局“对有些死者家属实行监控，通过街道或居委会监视死者家属与外人的接触和来往信件。有的家属不时受到盘问。连清明节和‘六四’周年家属扫墓，当局也调派大量军警‘维持秩序’，墓地笼罩著恐怖的气氛。” 北京家用电器研究所工人刘燕生遇难前单位曾给每位元职工投有生命保险五千元。当他遗孀带著11岁的孩子找到那家保险公司时，得到的答覆是∶按政府规定，此次事件中死亡者不予赔偿。 另一位遇难者的妻子，带著五岁的孩子去找丈夫生前单位求助，单位答应给八百元人民币抚恤金，但要她在她丈夫“正常死亡”的书面结论上签字。她拒绝了。她说∶“这不是事实，我不能对不起死者。” 自己的家人被无辜杀害，家属还要被羞辱欺负到这等地步，这是一个怎样不讲一点人性的政权！这样的政权不灭亡，天理何在？！ ●谁是凶手，一目了然 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曾多次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要公布“六四”死者名单和死亡人数。但至今已整整六年过去了，中共没有公布任何名单。是因为情况复杂统计困难吗？不是。因为以中国大陆实行的那种严密的户口和档案制度，以六年的漫长时间找出遇难者是谁，整理出一份死者名单并非难事。 而且，中共政权向来善於将人分类，列出“名单”。不久前，外界还拿到北京政权编篡的一份将海外民运人士分成三类，不准他们入境的“黑名单”。北京政府对海外的中国人都能分门别类，查个底朝天，怎麽对国内握在自己手掌心的人整理不出一份“名单”呢？中共不仅拒不公布“六四”遇难者名单，连他们奖励的所谓“平暴”有功的“共和国卫士”的名单也不敢公布。既然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为什麽不敢公布那些“卫士们”的赫赫战功和鼎鼎大名呢？这一切只能说明北京政权实在是理亏心虚。因为只要死者名单一公布，人人可以看出，谁是真正的暴徒和杀人凶手，谁是受害者。 ●读读名单，净化灵魂 丁子霖完成这样大规模的寻访调查非常不易。而且她身患多种疾病，身体很虚弱。据最近在大陆见到丁子霖的一位华侨回来描述，丁子霖与他谈话半小时，就喘得必须躺倒休息几分钟。偌大个中国，只有丁子霖去默默地做这件遇难者名单寻访工作，令人深思。 当然，丁子霖寻访调查到的九十六名遇难者远不是“六四”遇难者的全部。但这份名单清晰地反映了“六四”事件的本质，它是一场对平民的血腥屠杀，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这份“名单”是铁的事实，是血的控诉，是生命的证据！它展示了共産主义邪恶的程度，也展示了人类维护尊严、抗争邪恶的不屈精神和付出的代价。一年前，反映犹太人在二战时被人营救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轰动全球，获得“奥斯卡”。“辛德勒的名单”记载的是免遭纳粹迫害的幸存者。而“丁子霖的名单”记载的是为了中国人的未来而献身的牺牲者。这份“名单”更沉重，更珍贵。 但愿更多的中国人手里有一本“丁子霖的名单”，不时看看，翻翻，让那些为中国的未来而遇难的孩子们的微笑，净化一下我们的灵魂，唤醒一下我们的良知，提醒一下我们的责任。 （载1995年6月4日纽约《世界日报》周刊） ●“ 六四遇难者名单”摘选 吕鹏，男，9岁，北京顺城根小学三年级学生。6月3日夜12时，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胸部中弹，当场身亡。 周欣明，男，16岁。6月4日遇难，葬於金山陵园。 蒋捷连，男，17岁，中国人民大学附中高二学生。6月3日夜11时於木 地附近後背中弹，经送市儿童医院抢救无效身亡。父母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副教授。蒋捷连为其父母独子。 刘洪涛，男，18岁，北京理工大学工程光学系88级学生。6月4日 晨在民族文化宫附近被射杀。 王楠，男，19岁，北京市月坛中学高二学生。6月4日 晨在南长街南口头部中弹倒地，戒严部队禁止救护队抢救，两、三小时後身亡。其尸体当即与其他尸体一起埋於天安门西侧北京市28中学门前大土坑内。6月7日，尸体发出异味，经校方交涉，将尸体挖出，因王穿著学校军训的军服，被疑为戒严部队士兵，所以该具尸体被送救国寺医院，其他尸体遭火化。其家人6月14日才找到王楠遗体。 萧杰，男，19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88级学生。6月5日下午在南池子南口，过马路时逾红色警戒线，戒严部队喝令其站住未听从，一梭子弹从後背穿胸，当即死亡。父母为一般干部，萧杰为其父母独子。 孙辉，男，19岁，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学生。6月4日晨在西单被射杀，横尸街头。 张谨，女，19岁，北京职业高中外贸专业毕业生。6月3日夜11时，与男友一起躲进民族宫附近的胡同里，遭戒严部队扫射，头部中弹， 晨死於邮电医院。 龚纪芳，女，19岁，北京商学院企管专业88级学生。6月4日 晨，自天安门撤到六部口，左臂中“炸子”，并因毒瓦斯造成昏迷，送市急救中心抢救无效身亡。死亡证书载明∶死因主要是由毒瓦斯造成肺部糜烂。 董晓军，男，19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工系88级学生。6月4日 晨，董站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的学生队伍尾部，被由後至前的坦克压死，尸体被碾碎。 冰，女，19岁，北京广播学院88级学生。因参加八九民运受审查，过不了关，於89年9月中旬从学校塔楼13层上跳楼自杀。死前10分钟还给宿舍打过几壶开水，并留有遗书。 张向红，女，20岁，中国人民大学国政系87级学生。6月3日夜11时躲在前门西侧树丛，被子弹击中左胸，送市急救中心， 晨去世。 王争胜，男，20岁，华北物质局职工。6月7日晚11时，经儿童医院附近，被戒严部队喝住，随後被射杀身亡。其兄王争强也在场被射伤。 贲云海，男，22岁，北京市广安门内街道办事处职工。6月3日夜，离家未归，次日在复兴医院找到尸体，腹部中了“炸子”。 田道民，男，22岁，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学生。6月4日清晨，田做完毕业论文後去六部口，被坦克碾死。家在农村，有兄弟姐妹8人，仅他一人上大学，家境贫寒，他的同班同学相约每人每年给田的父母寄10元钱做生活补贴。 宋晓明，男，32岁，航天部二院二八三厂工人。6月3日夜在五棵松附近被子弹打中大腿，送301医院，持枪的军人命令医生不准抢救，不准输血。因流血过多于 晨死亡。 袁敏玉，男，35岁，北京地质仪器电焊工。6月3日夜，在三里河与木 地之间，胸部中弹，次日下午於儿童医院去世。遗孀袁静芬带10岁孩子，老父袁长禄为退休炊事员，现病瘫在床。老母病故。弟患精神病，住康复医院。幼妹植物人在家。长妹顶替父当炊事员。特殊困难户，可接受救助。 穆桂兰，女，48岁，北京国棉三厂工人。6月4日清晨6点半，穆出门买早点，路过朝阳门立交桥，遇坦克、军车自通县方向开来，一路射击，穆头部中弹，立即身亡。路人曾照相为证，并寄给其家人。 马承芬，女，55岁，49年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6月3日晚，与楼内邻居在院内（水力科学院门前）纳凉，遇从东向西去的军车射击，腹部中弹，送医院抢救无效， 晨身亡。马承芬的丈夫为离休军人，他多次就此事向军队系统写信反映，一直无回答。 注∶此名单摘选自丁子霖的《‘六四’受难者名册》一书。 |
| 西藏问题真相与洗脑 1995-06-01 |
| 我的《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一文发表後，引起某些人的强烈反弹。旅居美国，经常以大国沙文主义观点论述西藏问题的徐明旭先生，撰文反驳，主张“大中国”至上，并用了标准的中共《红旗》杂志式的标题“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他的文章结论是，“‘大一统’情结已成为大多数汉人的集体无意识，”“任何人也无法靠理论说服大多数汉人摈弃‘大一统’情结。”[1]
有的民运人士也撰文参加这种“大一统”合唱。海外民运组织“中国民联”南非支部的负责人，还向《北京之春》投书说，他和周围几个热心民运的中国人读了我的文章後议论纷纷，“议论的结果还是支援共产党，因为至少共产党掌权的时候，中国还不会分裂。”[2] 仅仅因为共产党能死撑住“大中国”的地盘，就认为可以让它继续独裁、继续剥夺十二亿生命的自由。自由的价值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竟不值一个“大一统”的概念，他们怎麽可能是自由民主的真正追求者？我痛感这些声称“追求民主”却满脑袋共产思维的中国人，正是邓後中国实现民主化的主要障碍。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再谈西藏问题，它不仅是一个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也不仅仅是西藏是否独立的问题，它关系到以什麽价值作为建立将来民主中国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中国人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也不会圆满解决民族冲突和领土争端。 一、中国人怎样被洗脑 为什麽很多中国人谈到西藏问题时有这麽强烈的民族情绪和大国沙文主义意识？主要是因为在共产党长期单一性的灌输中，人们对西藏的思维已和共产党的宣传机器转向了同一个轨道。在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中国大陆，政府统治著出版，即统治著对历史的解释。 这样的专制社会，历史真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历史的解释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连中共西藏问题权威牙含章都直言，他写书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是“组织上”安排他写。牙含章的表白，说出了中共建政後出版的所有关於西藏问题书籍的基本特徵∶历史事实要服从政府宣传。 即使近年大陆出版的西藏书籍，仍然延续著这种宣传企图。1993年5月，北京华侨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多万字的《西藏风云纪实》，该书极力歌颂中共给藏人带来了“人间天堂”。例如，对一九五四年康藏、青藏公路的通车，该书夸张道∶“整个世界都震惊了，整个人类都发生了某种意义上的倾斜，整个世界都把目光骤然投向古老世界的东方之巅。”[3]而对1959年中共所谓“平乱”，屠杀了八万多藏人的暴行，该书却称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间天堂出现在西藏人的眼前。”“西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真是人间奇迹。”[4] 恐惧不同声音 中国人就是在这样单一的具有强烈宣传企图的书籍中，得到关於西藏的知识。而西方学者和流亡藏人学者对西藏的研究，只要不符合北京政府的观点，在中国出版都是极为困难的。唯一的例外是美国作家艾夫唐（John F. Avedon）的著作《雪域境外流亡记》，1988年3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5]艾夫唐曾是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他用了四年时间，在美国和印度采访了一百多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见证人，以及达赖喇嘛本人，写成了三十万字的专著。该书受到广泛好评。《洛杉矶时报》称“艾夫唐详细叙述的真实故事令人目瞪口呆，他所传递的双重资讯——被中共镇压的西藏以及流亡在雪域之外的无畏的自由西藏——造就出近年来最具意义的报道文学。”《华盛顿邮报》评论这是“一本掷地有声的书，如果你有一颗关切这个时代的正在挣扎的灵魂，此书不可不读。” 据後来台湾慧炬出版社重印此书的说明，该书在拉萨被抢购一空，其内容成为大街小巷人们议论的话题，拉萨的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读了这本书，他们认为从此书得知了西藏的真实历史。但该书出版不久，就被当局强令停止发行，并收缴已售出的版本。中共当局在“紧急通知”中说，此书的公开发行是“工作中的失误”。[6] 如果中国政府出版的关於西藏的书籍是真实的，应该不恐惧不同声音的挑战。而中共当局封锁一切非官方观点的书籍，包括西方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只能说明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宣传是谎言，因为真实是不怕比较的。经过长达四十年的洗脑，中国人头脑里关於西藏的知识，全是政府灌输的观点。而中国人历史性的“大一统”情结，又为接受这样的西藏观提供了土壤。 制度化的谎言 这种政府宣传在中国人的头脑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例如我的一位朋友，是中共中央某部的干部，最近来纽约办事时顺便来看我。我将一本十四世达赖喇嘛谈人生的书《慈悲与个人》中译本送给了她。她惊讶地指著书的封面上的达赖喇嘛头像说，“他的微笑是多麽真诚、慈爱！”她说以前从未见过达赖喇嘛的头像，听到的政府宣传都是“达赖分裂叛国”等等，她脑中能想像到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凶狠的坏人形象。达赖喇嘛的这本书所阐述的爱、慈悲和承担人类责任的哲学使她读後非常感动。她回国时向我又要了一本《慈悲与个人》，带回北京送给她最好的朋友。 而我个人对西藏问题看法的转变也有著与她几近相同的经验。我大学毕业後在中国一直做新闻记者，但我头脑中的西藏知识全是官方灌输的，根本不知道什麽是西藏的真实。虽然对我来说西藏是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但我从未怀疑过她是中国的一部分。来到美国後，阅读到一些西方学者和藏人的著作，才感到中共对西藏的看法是片面的，更有很多是不真实的。无论是对西藏的历史，还是现实，中国政府都像它在其他领域一样制造了很多谎言。 在美国生活的几年中，我了解到中共不仅在西藏问题上歪曲事实，在其他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上也是编织谎言。这里仅举几例∶ 中共向以“西安事变”做宣传，抨击国民党和蒋介石，炫耀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但我1991年在纽约访问到了“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了解到历史并非中共宣传的那样。而张学良不想去大陆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同意北京当局把他视为“西安事变”大功臣的看法，他视自己为“一个鲁莽从事的历史罪人”；[7]中共操纵的史籍和文学作品都宣扬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主角。但海外的历史书籍记载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担负了百分之八十的主战场。 对於朝鲜战争，中共长期宣传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但我1992年在夏威夷的韩战阵亡美军墓地看到这场战争的详细示意图，标示的是北朝鲜军队率先使用武力攻占南朝鲜。後来从历史书籍中了解到，北朝鲜军队用武力统一南朝鲜的举动，受到世界多数国家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案，组成以美军为首，包括其他十几个国家的联合国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制止了北朝鲜的侵略。但中国政府一向宣传是美国人要打中国，苹字不提是联合国的部队，在执行联合国决议案。 中共政权对历史事件随意编织的事例不胜枚举，包括邓小平主导的“中越自卫反击战”，真相也不是当局向人们交代的那样。而中共党史书上记载的十几次所谓“路线斗争”，更没有客观真实可言。读一读海外研究中共党史的书籍，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写的回忆录，都可以了解到中共是怎样玩弄历史於股掌。 洗掉“共产软件” 因此我总是对刚刚从国内出来的朋友讲，要警惕自己头脑中被中共灌输的“知识”。要视自己的大脑如同一台电脑，有意识地将中共输入的宣传“软件”一件一件地洗掉，然後重新输入新的软件，输入真实。但遗憾的是，许多中国人对这项必须做的事没有给予十分重视。有的人以为来到了西方，就自然知道了真实，其实人的头脑与电脑一样，如果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清洗和再输入的程式，一台电脑即使从中国搬到美国，放了多少年，那里面的“共产软件”也不会自动发生变化。 这种“共产软件”的可怕性可以从徐明旭近来发表的几篇谈西藏的文章中看出。徐明旭已旅居美国多年，但他的文章仍充满共产党的逻辑。例如他在“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一文中，不仅重复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中的观点，为中共杀害一百多万藏人辩护，还用武断的中共口吻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如今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是与中共宣传部一样在睁著眼睛说瞎话吗？！从中共占领西藏至今，藏人什麽时候享受过“充分的宗教自由”？在中国人的宗教自由被普遍剥夺和侵犯的情况下，共产党怎麽会单单给藏人“充分的宗教自由”？这不仅经不起调查，都不符合一般的逻辑常识。而且说“任何去过西藏的人都会发现，”更是毫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言。至少我读过的一些西方学者去过西藏後写的文章，就明确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被严重侵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研究员、汉学家司马晋（James D. Seymour）不久前去过西藏，他最近写的关于西藏的文章，仍然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怎样被侵犯。而且徐明旭的文章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说“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之前，又说“毫无疑问，目前藏人也与汉人一样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在这个世界上，会有这麽一个地方，人们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却“享受著充分的宗教自由”吗？这符合逻辑常识吗？而且在这篇文章中，徐明旭还荒唐地把中共一九八九年春天在拉萨对藏人的武力镇压（据当时在场的原《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後来写的报道，有四百多藏人被屠杀）等同於美国警方一九九二年春天在洛杉矶制止“黑人骚乱”，认为两者都是必须的。这种毫无正义和是非原则的混帐逻辑只有满脑袋“共产软件”的人才想得出来！ 以徐明旭为代表的这种“大中国至上”的沙文主义情绪，和为中共专制政权辩护的愚昧，根本原因是中共长期宣传洗脑而输入的“共产软件”还在顽固地继续运转著。对这些人来说，与其绞尽脑汁在“谎言的软件”里挣扎，不如换几块清新、真实的软盘。在真实资讯可以自由流通的世界，死驮著谎言是很累的。 二、西藏的真相 对於西藏的真相，中共最为强调的是，西藏从元朝时就和中国在一块版图内。但今人以当年蒙古帝国对西藏和中国的同时兼并与统治，作为中国从此就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依据，逻辑上是不通的。退一步讲，即使当年被成吉思汗兼并後的版图被认为是今天这块土地应该统一的理由，这个理由也应由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人提出，而不应是当时同样被兼并的中国人提出。再退一步讲，如果今天的中国人认为西藏曾是蒙古帝国建立的元朝的一部分，西藏就是中国领土的法理根据，那麽中国人就应该对当时蒙古帝国辖下的越南、朝鲜和俄罗斯的大片土地都相应地提出主权要求，单独提出西藏也是逻辑不通的。 在1992年9月发表的“西藏人权白皮书”中，中共引证了清朝时期西藏与中原密切往来的很多历史资料来证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些史料确实是有所记载的。但西藏流亡政府1993年出版的《西藏的真相》一书，也引证了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西藏一直是独立的。这些资料在史书上也是存在的。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在於西藏的特殊历史地位。西藏与清朝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一种“和藩”的关系∶即名义上西藏归属中国管辖，实际上藏人独立管理自己的一切内部事务。这种情形或叫“高度自治”，或叫“事实独立”。在清王朝的260多年间，基本都是这样的和平关系。 从辛亥革命到1950年中共占领西藏这近四十年间，西藏“事实独立”的特徵更为明显。清朝末年清军曾一度攻占了拉萨，但两年後被击败驱除。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初宣布西藏为独立的国家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虽然两次派特使去西藏规劝，但并没有采用武力解决西藏问题。[8]因此连本文前面提到的北京出版的《西藏风云纪实》一书，也承认“从一九一一年起，西藏开始享有了事实上的独立和国际承认。”[9]即使毛泽东当年也没有视西藏为中国的一个行省。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了红军长征时藏人给予食物和给他们借宿的帮助，毛泽东在接受斯诺访问时对此感激地说∶“这是我们对外国的唯一欠债。”[10]据中国法学学者于浩成的研究，毛泽东在1945年春所做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西藏应实行“民族自决”。但後来的《论联合政府》文本将这段话删掉了。在香港仍可看到《论联合政府》的原始文本，上面有这样的话。[11] 为什麽中共建政前的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没有采用武力占领的方式直接统治西藏呢？可能他们都做过这样的权衡∶汉人不习惯于西藏的高原气候，也不习惯于那里成为日常生活的宗教氛围，而且西藏是一块不毛之地，直接军事统治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用“册封”的方式，取得名义上的管辖，显然更为合算。即使康熙年间，清王朝处于鼎盛阶段，康熙大帝也没有像後来毛泽东那样用军事占领方式，直接统治西藏。 同时西藏作为宗教社会，也没有谋求成为一个典型的独立国家。因为西藏众多男子是僧侣，佛教主张不杀生，在这样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建立一个独立国家所需要的庞大军队是困难的；而且西藏的高原内陆地理条件使那里的经济发展迟缓，物质缺乏。他们也需要中国提供的军事保护和物质援助。既然中国人不到他们的土地上直接管辖西藏内部事务，又提供保护和援助，那麽对保持这种“和藩”关系，藏人也认为是可行的。所以也没有强烈感觉到有宣称独立的必要。 应该说，中国的历代统治者中最傻瓜、最狂妄的是中共政权。它打破了历代中国政府与西藏的这种互相得益的关系，以军事占领方式，对西藏进行直接统治，还强行社会主义改造。结果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还制造了深深的种族仇恨。今天西藏问题愈演愈烈，已经说明中共这种直接统治的失败。而中共的强权镇压，更唤出和加强了西藏人民要求独立的声音。 刺刀下的“十七条协议” 当然，中共认为它的占领是合法的，根据是西藏代表於1950年签署了同意解放军和平进藏的“十七条协议”。但稍有这段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在大军压境下藏人被迫做的选择。当时中共军队数量达到520万，比西藏的全部人口还多。藏人无论如何是打不过中共的。而且四万解放军已渡过金沙江，攻占了康区首府昌都。西藏政府不得以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谋求和平。“十七条协议”是北京方面草拟的，胁迫西藏代表签字後，加盖的西藏代表印章是北京方面刻制的。[12]而远在拉萨的达赖喇嘛等通过北京电台发布的新闻才得知条款内容。[13]它起码说明“十七条”并不是双方充分协商的结果。 但後来西藏政府接受了“十七条协议”，因在大军威逼下除此没有别的选择。“十七条”主要条款是∶解放军和平进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西藏实行民族自治；现有的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地位与职权不变；实行宗教自由政策；西藏的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动进行，中央不加强迫。[14]但後来的事实证明，中共对藏人的许诺一条也没有遵守。这就是为什麽1959年西藏爆发了全民抗暴起义。该起义迅速被中共镇压。据中共档说，八万多藏人被“消灭”。近十万藏民随达赖喇嘛越过喜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 但中共“西藏人权白皮书”却说共产党给西藏带来“繁荣和进步”。说西藏“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权利，”“当家作主人”。共十二章的“白皮书”中多至八章是介绍西藏被“解放”之後的巨大变化，八章中引述的炫耀共产党功绩的统计数字多达269处。[15]全部数字力图说明北京政府给了西藏巨大经济援助，使西藏变为了“人间天堂”。且不说这些数字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的国家是否可信，即使数字是准确的，经济援助再大，也不能证明中共用武力恫吓的方式强迫藏人签署协议，然後军事占领西藏的合法性。因为一切“条约”的法律依据都是“签约各方必须自主、自愿。”而“十七条协议”是威逼下的产物。这就如同中国大陆人熟悉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样，恶霸地主黄世仁强抢喜儿成婚，按照黄世仁的逻辑，也是合法的，因为喜儿的父亲杨白劳在“同意书”上按了手印。但这纸“协议书”是杨白劳在威逼下被迫签署的。当然，黄世仁可以辩解说，他後来向喜儿一家提供了很多物质援助，补修了她家的漏风墙，送了很多粮食，还给喜儿买了几吨“红头绳儿”，喜儿自从到了他的手里，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可谓“没有黄世仁，就没有新喜儿。”但这一切经济援助和补偿能证明喜儿被强娶到黄家的合法性吗？不能！因为这场婚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是喜儿的自由意愿！只要喜儿不是发自内心自愿选择的，这场婚姻就没有法理根据。当然，使用强权和武力，黄世仁可以把喜二抢到家里强暴，但他无法征服喜儿那时刻准备反抗的心。这就是为什麽喜儿宁肯逃到深山吃野果当“白毛女”，也不忍受强权下的富裕。对自由的追求是人存在的规定性。在强权暴政之下，人是会低头。但内心深处那颗渴望自由的灵魂是永远不会屈服的，它会找任何机会向强权挑战。这就是为什麽在邓小平的统治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毛泽东时代已有很大提高，仍然发生了八九民主运动。 从另一个角度说，正如中共无法证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样，中国政府也无法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西藏这一切”。与共产党的说辞正相反，显见的事实是，在香港和台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反而更繁荣，更民主。即使在蒙古共和国，结束了共党统治，外蒙古的人民比中共统治下的“内蒙古人”活得更开心。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那里的藏人活得丰衣足食，还有自由。这就是为什麽至今还有大量藏人翻越喜马拉雅山，逃离西藏。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自1979至1992年间，仅逃到印度的藏族青少年就达四千多人。[16] 三、怎样消除藏汉两族的仇恨 面对西藏的这些事实，主张“大一统”的中国人，包括相当一些民运人士会辩解说，他们并不是为中共辩护，因为他们也是中共专制统治的受害者。尤其是持沙文主义观点的徐明旭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曾因发表小说暴露中共腐败而被流放到西藏多年，”也是受害者。但是，一个人受过迫害，是不是就一定比他们的迫害者正确？对共产文化有精细观察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对此做过研究。他在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中借主人公的口说∶“我要告诉你我一生最悲哀的发现∶那些受害者并不比他们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像他们的角色调换一下的样子。”[17]从中国的现实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邓小平当年受过毛泽东的三度迫害，但他主导的“六四屠杀”，显示他并不比毛泽东更有人性。一个人正确与否并不取决于他是受害者还是迫害者，而是两者的价值观念是否不同。从徐明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尽管他受过中共的迫害，但他的价值观与共产党是一样的，那就是视国家、群体、边界等价值高於人的自由，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剥夺个人自由，摧残个体。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最根本的错误就在於，强调国家群体价值，而剥夺个人选择自由的权利。结果是不仅个人自由丧尽，国家也没有强大。而西方文明所以能够战胜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视人的自由为最高原则。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今年三月，我在纽约参加了藏人庆祝新年的晚会。在那个约有三百名藏人聚集（纽约总共只有350多名藏人）的新年之夜，他们身著藏族传统服装，在雪山狮子旗（西藏国旗）下用藏文祈祷，唱西藏国歌；他们在传统的藏族音乐中跳著豪放的藏族舞；他们饮著米酒倾诉著中国政府对他们的迫害，表达他们一定要争回自己家园的坚定信念。看著他们那众志成城的神态，听著他们男女老少手挽手狂舞时“海哟！海哟！”的呼声，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无法征服的民族。不管是现在的中共政权，还是将来任何形式的中国政府，都无法用武力征服这个民族的心。 当晚我曾和十几个藏人交谈。 由於多年受中共迫害和汉人的种族歧视，他们谈起中国人，充满愤怒。年轻一代藏人，这种情绪更为严重。流亡在印度的青年藏人，要求武装反抗中国人的呼声日益强烈。达赖喇嘛不得不几次公开表示，如果藏人要采用暴力方式，他将辞去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职务。每年三月十日，是藏人纪念1959年反抗中共的抗暴纪念日。今年，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许多激进的年轻藏人要举办步行到拉萨的大游行，不顾被中共边防军射杀的危险。在达赖喇嘛的劝导下，最後才改为徒步游行到新德里。一位年轻的藏人对我说，“如果没有什麽原因，我们藏人凭什麽无缘无故地恨中国人？我们遇到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支持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占领，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怎麽把中共政权与中国人区分开？”他的话使我想到毛泽东那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作为中国人，我们是否应该认真思考一下，藏人为什麽这麽恨中国人？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国人对西藏人民欺辱太甚，他们能产生这样深深的怨恨吗？我们谁有过毫无理由地恨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经验？那些徐明旭们那麽热衷而顽固地为中共已经十分强大的宣传增加分贝，怎麽让藏人把中共政权和中国人分开？不管徐明旭们怎麽强调“大一统情结已经成为大多数汉人的集体无意识，”错误都不能由於大多数人都错它就变成了正确。如果徐明旭的“大多数”是有根据的话，那就更证明大多数中国人对今天西藏人民的悲惨处境是负有责任的。在一个资讯能够自由流通的中国，我坚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会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权利，因为中国人民的心与西藏人民的心是一样的，他们最终的呼唤都是自由！ 今天，任何人都看到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即将结束。未来民主中国的领导人是否能够解决西藏问题，消除藏人对中国人的怨恨，关键是看这些领导人有没有现代文明意识——那就是尊重民族自决，尊重藏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将人的自由视为处理一切争端和矛盾的最高原则。而在这一进程中，非常关键的因素是中国能否产生一大批崇尚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对徐明旭似的心存“大一统”情结、歧视少数民族的愚昧民众进行启蒙教育。如果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一面主张民主自由，一面坚持对藏人权利和自由的剥夺，那就是对自由的亵渎，他们追求的也绝不会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正如藏人旦真洛布在接受我采访时说的，“当我与天安们的学生领袖们谈起六四屠杀时，我们一起谴责北京政权，但当我提起西藏问题时，他们马上又附和起中国政府。他们这是争取的哪一门子的民主自由┅┅” 注释: 1、徐明旭:“藏独是民主中国的末日”，纽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号 2、读者投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四月号，第一零四页 3、4、《西藏风云纪实》，华侨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北京） 5、《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萨） 6、台湾重印此书的说明 7、曹长青：“张学良纽约忆往”， 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8、孔庆宗∶“黄慕松入藏纪实”，载《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西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一九八五年，北京。 9、同3 10、埃德华．斯诺∶《西行漫记》，英文版（New York，Grove，1961）第九十六页 11、于浩成先生与笔者的谈话，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於纽约 12、13、《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1993年编辑出版（印度，达兰萨拉） 14、“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一九九二年九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见香港《大公报》，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第八版 15、对中共“西藏白皮书”中二百六十九处统计数字的说明 16、同12 17、米兰．昆德拉∶《为了告别的宴会》，英文版（New York，Penguin，1977），第七十页 （原载纽约《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六月号） |
| 自由思想的传播者—访《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路易士 1995-01-29 |
| 当他微笑著坐在我的对面随和地说“我喜欢中国菜，点哪个都行”时，很难让人相信他就是写出一系列坚韧、犀利、毫不妥协的文章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士（Anthony Lewis）。不久前，在纽约百老汇大街上的一家中餐馆，我们畅谈起他的专栏和他论述新闻自由的专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
●总统也要读他的专栏 今年67岁的路易士自1969年就为《纽约时报》言论版（Op—Ed Page）撰写专栏，25年来，他发表了上千篇专栏文章，并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使他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专业主任强斯顿教授（D·Johnston）说∶“白宫的政治领袖们也得读他的专栏，因为他的文章影响美国民众的想法。有的人对於他鲜明的自由主义观点非常赞赏；也有人看过他的文章，气得将报纸撕碎。” 路易士的文章之所以具争议性和影响力，在於它有一个突出的特色，即对弱者、被压迫者和少数群体的同情、支持和为他们的呼喊，文中蕴藏著强烈的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而他的《不得立法》一书，则通篇凝聚著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坚定捍卫。 ●为弱者发出声音 《纽约时报》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作为每周在该报上发表两篇文章的资深专栏作家，路易士的文字举足轻重。他的文章不仅观点鲜明，言辞犀利，而且文字通俗易懂、洗练简洁。将路易士称为弱者、被压迫者和少数群体的代言人并不为过。例如，在他的专栏中，他鲜明地支持同性恋者的权利；明确地赞成堕胎；支持女权主义∶在大法官汤玛士与女教授奚尔为“性骚扰”一事听证期间，路易士连续撰文，支持奚尔；他支持黑人的权利，强烈谴责种族主义；他还经常为移民辩护。例如在近年反对移民的声音高涨时，他撰文指出，根据资料统计，移民所交的税比他们获得的福利要多，他们对美国的贡献大於获得。一些政客炒热移民问题，是想借此转移民众对他们政绩的不满。 对那些刚抵达美国的难民，路易士也倾注关怀。1979年，10岁的越南难民丁维（Viet Dinh）和他的母亲及四个兄弟姐妹一起逃抵美国。几年後，他的一个姐姐从越南逃到香港，被关进难民营。经多年争取，港英政府都不批准她离港赴美。1991年，丁维寄给并不相识的路易士一篇文章求助。路易士推荐《纽约时报》专栏版发表了这篇短文。在舆论压力下，丁维的姐姐终於抵美与家人团聚。去年11月，路易士又在他的专栏上写了一篇“一个美国人的故事”，重提这件往事。他指出，移民也可以成为美国优秀的人才，例如曾给他写信的越南青年丁维，经过刻苦学习，已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女大法官奥康纳的法律助手。 ●为异议人士获自由呼喊 路易士经常到各国旅行。他去南非，写回的专栏是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严厉批评，呼吁世人支持南非黑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他在新加坡发回的专栏，批评当地政府以剥夺人的自由的方式进行威权统治，尤其是管制新闻，限制言论自由。 当我们谈到中国的时候他说∶“我曾去过中国两次，上次是九年前，我和妻子一起在那儿呆了一个月。我们去了北京、成都、西安、福州、上海和广州。” 路易士在专栏中写出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但他不像某些浅薄的美国学者，仅仅看到中国的变化，就为中共当权者唱赞歌。在他写的几篇关於中国的专栏文章中，每一篇都提到魏京生，呼吁西方世界关注这名因为追求思想自由而被关进监狱的青年。在魏京生入狱13周年时，路易士专门就魏京生写了一篇题为“囚犯”的专栏，严厉谴责中共政权对思想者的迫害。他在文章中说，“从道德勇气和承受的苦难，魏京生相等於曼德拉和沙卡洛夫┅┅美国总统、国会和公众应有更多的行动，使魏京生获得自由。” ●美国人容易被毛泽东欺骗 “美国还没有十分关注中国的像魏京生这样的个人受害者，”他说。“在苏联迫害最残酷的时候，像索尔仁尼琴等个人受害者，在美国已非常出名。我不是很清楚为什麽，我们还没有像对待前苏联个人受害者那样对待中国的个人受害者。或许是东西方文化隔阂的原因。美国人，例如我自己，好象很容易理解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我曾去过那儿，认识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对他们多年的牢狱生活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感情上的冲击。美国人很容易设身处地地站在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立场思考问题。也或许是由於我们对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的个人了解得太少。总之我们对中国的个人受害者关注太少。” “我有时感觉美国知识分子对苏联和中国用双重标准。”我说。“是这样的，”路易士回答。“我想有一部份原因是由於美国人历来对中国有浪漫情怀。我们非常容易被毛泽东欺骗。我的一个朋友卡诺（S·Karnow）曾和一组美国记者一起在多年不被允许进入中国後第一次随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他回来後写了一篇关於美国记者的文章，指出他们多麽天真、多麽轻易地相信了中国一切都非常好。你瞧，就是这样。甚至文化大革命都发生了，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确由於什麽原因对苏联和中国采用了双重标准。” ●费正清研究中国交了“白卷” 既然路易士也认为美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实行双重标准，我就谈起曾读过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M·C·Oksenberg）和费正清（J·K·Fairbank）有关中国的书，指出他们对中国的很多看法不正确。 1991年去世的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一生致力於研究共产中国，著作甚丰，被视为“研究中国的鼻祖”。他桃李遍地，当今美国政学界有很多他的第子，因此费正清的观点曾相当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 路易士回答∶“费正清是个很好的人，也很谦虚。他知道很多中国的事，曾多年保持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但是，我告诉你个故事吧——当费正清从哈佛退休的时候，学校为他举办了一个很大的宴会。在宴会上他说∶我一直非常高兴能在哈佛教书。我决定把我所有关於中国的知识写在一本书里，我把它特别装饰好了，现在我把这本漂亮的书赠送给你们，我对中国的全部了解都包括在这里面。校方郑重地接过，打开一看，书里一页一页全是白纸。你瞧，费正清认识到了，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课题，连他也弄不明白。”我倒被费正清的自我否定精神感动了。 ●感受别人的痛苦 路易士出生在纽约，除了作为《纽约时报》驻伦敦采访主任在英国住过九年，他几乎一直住在波士顿。他没有经历过共产专制的压迫，也没有经受过非洲人的那种被歧视的痛苦，为什麽他能够对那些被压迫者、那些弱者有那麽强烈的同情和理解呢？ 他解释说∶“西方有很悠久的描写被压迫者的文学传统。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写人的苦难。在美国最近的历史上，金博士（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被囚禁时，写过一封《从伯明翰狱中寄出的信》。这封信给我强烈的印象。你读过这封信吗？”对，在你的《不得立法》一书中读到这封信的节选。”我回答。 在信中，马丁路德·金对那些支持黑人民权运动，但又抱怨黑人运动速度太快的白人同情者说∶“对於那些没有正受著种族歧视之苦的人，可以轻松地这样说。但是如果你们的父亲或母亲正被邪恶的种族主义者吊死；当你的只有六岁的女儿吵著要去她从电视广告上看到的公共娱乐公园，而你结结巴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麽这些地方黑人不能进入时；当你开车穿越美国旅行，夜间只能不舒服地蜷缩在自己汽车的角落过夜，而没有任何旅馆接待黑人时；当你每天羞辱地看到那些‘只允许白人进入’的各种醒目招牌时┅┅你就将理解再继续等待（将我们的运动速度放慢）对於我们是多麽困难。” 路易士说∶“我读过很多关於被压迫者的书，我本能地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一边。我总是在想，如果我被关进那种监狱，没有任何东西可读，忍受饥饿、寒冷和感情的折磨，我能不能忍受？我怎麽忍受？我不能保证我能受得住。我不能说我完全懂那些苦难，因为我从没受过那种苦。” 正是这种“人类同类意识”，使路易士对世界各地的弱者、被压迫者所遭受的苦难，能感同身受，笔力千钧地为他们发出正义和抗争的声音。留心阅读《纽约时报》言论版的人会发现，最近两年多来路易士连续写了很多文章严词批评克林顿政府没有用武力制止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部队对波士尼亚人的“种族灭绝”式屠杀。他认为美国和欧洲在实行“绥靖主义”。他尖刻地说，如果塞尔维亚部队屠杀的不是穆斯林人，而是英国人或法国人，美国还会无动於衷吗？面对美国政府的软弱，路易士在他的专栏中挖苦地写道∶“克林顿大概还没成熟到知道怎样使用总统权力。”“克林顿难道是想让後人记得他是一个允许欧洲出现第二次大屠杀的美国总统吗？” ●专栏作家享受的自由 对於路易士能够这样口无遮拦地批评政府和总统，我问道∶“你有绝对的自由写任何你想写的东西吗？”路易士回答说∶“基本上是的。只有一条规矩，即不能在专栏中呼吁选民支持哪个政党候选人，以保持对党派选举的客观公正。比如我不能在专栏中说纽约州长葛谟应该再次当选。”“支持哪个候选人是一个集体性的选择，社论可以写，表明这张报纸的观点。除了这条规矩之外，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我可以写任何我想写的。” “那麽你是否可以批评你们的报纸？比方说批评你们的社论，”我问道。“例如安娜·昆德兰（Anna Quindlen，《纽约时报》唯一的女性专栏作家）曾在她的专栏中批评《纽约时报》在报道参议员肯尼迪的外甥被诉‘强奸案’一事时登出女方当事人的名字是不当的。这说明你们也是可以批评自己的报纸的。那你能批评你们的社论吗？” “昆德兰不仅仅是批评了一个记者的报道，”路易士回答说。“登出女方当事人的名字是编辑的决定。所以昆德兰批评的是报社的高层决定。这不是很常见的事。但她的批评专栏发表後，报社多数人认为她是正确的。编辑们也认为他们自己错了。” “至於我们的社论，我不会去批评，”路易士接著说。“并不是什麽人告诉我不能批评。他们发表他们的观点，我发表我的。比方说，近两年我写了不少专栏谈波士尼亚，坚决主张美国干预。而我们的社论反对美国涉入，认为我们不应该管。我不想发表文章说‘《纽约时报》蠢死了。’我只是坚持写我的观点。当然如果我精神不正常了，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说疯话，发行人可以把我调离专栏作家的位置。” “那麽，编辑会删改你的文章吗？”我问道。“我们有言论版的编辑，他们主要检查打字编排和核实事实等。你知道我的专栏版面大小是固定的，如果我写得过长，编辑会和我商量减掉几行。但他们从不改变我的任何观点，也从来没有不和我商量就改动任何文字。《纽约时报》的所有专栏作家都享有这样的待遇。” “那麽别的报纸的专栏作家是否也是这样呢？”我继续问。“我不能十分肯定，”路易士回答。“但我想会是同样的。因为专栏作家就是表达他或她自己的观点，不代表报社的意见。” 我半开玩笑地对路易士说∶“既然这样，你就不用把稿子发给编辑了，可以利用电脑的E—Mail直接把文章传到排版室了。”路易士笑著说∶“这可做不到。我没有电脑，现在还用打字机打字。我是一个很跟不上时髦的人，可能是美国最後一个用打字机写文章的专栏作家了。” ●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 路易士不仅是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还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从1955年就加入《纽约时报》做记者，负责报道美国最高法院。1964年，美国最高法院曾裁决了一个全国瞩目的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L·B·Sullivan）状告《纽约时报》诽谤的案子。路易士对此案的出色报道使他获得了标志新闻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奖”。而路易士对“沙利文案”的报道和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研究，使他成为了美国新闻自由与法律关系的专家。哈佛大学法学院曾聘他讲授“沙利文”案；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聘请他做“麦迪逊访问教授”，讲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无论在新闻界还是学术界，路易士都被视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坚定捍卫者。1991年，路易士就“沙利文案”撰写的论述新闻自由的专著《不得立法》出版。该书名取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路易士围绕著“沙利文案”详尽地介绍了美国新闻自由的历史，并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於保护言论自由的宝贵价值。 该书是路易士已出版的几本书中最受好评的一本。《纽约时报》的书评称这本专著为“对法律保护言论自由的划时代的研究。对任何人来说，只要他对言论自由与法律感兴趣，此书都是可读的，可以反复读的。”《华盛顿邮报》的书评说，“路易士用可信的详实分析，丰富了本世纪言论自由的进化过程。”《费城问询报》称该书“几乎等於是一部宏观的美国言论自由的历史。”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讲授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布拉斯教授（V·A·Blasi）也曾向我推荐说；“这是一本最好的介绍宪法第一修正案历史的书。” ●胜诉诽谤案的“三原则” “沙利文案”发生在六十年代初。当时正是美国黑人人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一批黑人民权领袖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幅广告，批评阿拉巴马州警方镇压黑人人权运动。阿州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沙利文状告《纽约时报》诽谤，索赔五十万美元。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审理後裁决，广告内容很多失实，构成诽谤。 《纽约时报》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推翻了原判，认定诽谤罪名不成立。在审理“沙利文案”时，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提出了政府公职人员状告媒体诽谤可以胜诉的著名“三原则”，即当事人必须提供∶第一，报道内容失实；第二，当事人名誉被损害；第三，媒体在报道前有“真实的恶意”和“故意疏忽”，即媒体在明知其虚假不实或者漠然无视其真伪的情况下刊出。显然当事人极为困难拿出媒体有“真实的恶意”的证据，即媒体事先就有诽谤诬陷当事人的动机的证据。在这样的标准下，官员状告媒体诽谤案几乎无法打赢。 ●给媒体犯错误的空间 美国最高法院对“沙利文案”的裁决建立在对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样的理解之上∶新闻自由对於监督政府有极重要的作用。如果让公职人员轻易打赢诽谤官司，在巨额赔偿的压力下，媒体就会躲避政治丑闻的挖掘和调查性报道，自我新闻检查。离开强有力的新闻监督，政府就会腐败。虽然失实报道对政府某个官员的信誉造成伤害，但轻易打赢“诽谤案”，媒体的自由就被钳制，受不到有力监督的政府滥用权力造成的危害会更大。因此，即使像《纽约时报》的这则广告内容是失实的，但应该给媒体犯“诚实错误”的空间。 大法官们认为，在政府可以被批评，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包括错误的思想也可以流通的“任何信息都不受限制而蓬勃、最大限度地开放、流动”的“思想市场”中，真实的信息最後一定占上风。对於不真实的信息或不受人们欢迎的言论的制约方法，只能是提供更多的信息，而不是用绳之法来使之沉默。 後来美国最高法院又将这“三原则”运用到“公众人物”身上，即“社会名流”要想与媒体打赢诽谤官司，也要有证据证明媒体有“真实的恶意”。这一原则随後又扩大到即使是普通人，卷入处於公众关注的“公众事物旋涡”中，状告媒体诽谤，也要出示这三点证据。这样，就为媒体摆脱诽谤纠缠，提供了更大的自由空间。 ●报纸的自由与责任 路易士特别强调说，“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历史性地第一次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裁决‘诽谤案’。”“那麽你认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是什麽呢？” 路易士回答我说∶“第一修正案的中心思想是指人们有政治表达的自由。政府不得干涉人民讨论社会问题的自由。‘沙利文案’涉及的是种族问题，这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人们有讨论的自由。当然第一修正案还有更广泛的意义，比方说文化艺术和哲学思想表达讨论的自由等。但我认为第一修正案的主要精神是保护人们讨论政治问题的自由。麦迪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起草人）认为，在一个民主的国家，绝对的权力应掌握在公民手中，所以人民有权利讨论政府的所有决策和发表任何政治见解。” “那麽设想沙利文赢了那场和《纽约时报》的诽谤官司，会对今天美国的新闻媒体有什麽影响呢？”我问。“噢，如果沙利文赢了？那麽我们的媒体会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最著名的诽谤案律师之一艾布拉姆斯（Floyd Abrams）认为，‘沙利文案’会直接影响後来‘水门丑闻’的揭发和美国防部‘文件案’（指1971年美国防部状告《纽约时报》泄密最後败诉一案）。” 路易士接著说∶“‘沙利文案’直接影响了美国媒体的倾向。它等於告诉报界，即使出一些政治问题失实的差错，也应该自由地、强有力地写。写是一种责任。报纸不仅有写的自由，更有写的责任。” ●官员别想打赢诽谤官司 在这一判例原则指导下，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在美国想与新闻媒体打赢诽谤官司极为困难。例如仅1982年美国就有两起轰动的诽谤案最後败诉。一起是前美军越战指挥官威廉姆·威斯特摩兰将军（W·Westmoreland）状告CBS电视公司“诽谤”，索赔一亿二千万美元名誉损失费。但这位将军自己赔进了两百万美元的诉讼费，最後也没有打赢官司。另一起是前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将军（A·Sharon）状告《时代》周刊诽谤，要求五千万美元的赔偿，结果也没有胜诉。 美国近年最轰动的一件媒体被告“诽谤案”，是身居旧金山的精神分析学家马森（J·M·Masson）1984年状告《纽约人》杂志女记者马尔科姆（J·Malcolm）。马森指控该记者采访他後发表的专访中有五处引文“严重失实”而构成“诽谤”，要求一百万美元的赔偿。这场诽谤官司整整打了10年，从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又返回州法院，一波三澜，引起全国媒体瞩目。今年11月初最终由旧金山法院裁决诽谤罪不成立。当我们谈到此案的裁决结果时，路易士像个刚刚赢了一场球赛的孩子似的兴奋地说，“对这个结果，我非常非常高兴！”旧金山法院在审理这一案例时，也是援引了“沙利文案”的判案原则，即马森作为“公众人物”，没有提出清晰的证明媒体有“真实的恶意”的证据。 ●澳大利亚仿效美国 我就这个话题问起目前有多少国家采纳了“沙利文案”的判案原则，因为路易士在10月份的一篇专栏中说澳大利亚的最高法院不久前援引了“沙利文案”处理一桩官员告媒体诽谤的官司。路易士说∶“还没有几个国家援引‘沙利文案’。澳大利亚的判例和‘沙利文案’还稍有不同，他们的原则是，官员如果控告媒体诽谤能够胜诉，必须要证明媒体有‘真实的恶意’，或事先对包括广告在内的信息没有进行核实。而《纽约时报》至今也不认为他们对广告内容有核实的责任。另外，澳大利亚对演艺界‘公众人物’不采用这个标准。” 路易士接著又提到英国最近的一个判例∶“六个月前，伦敦的《泰晤士》报揭出英国一个地方政府和其中一个官员受贿，被控诽谤。英国最高法院已援引‘沙利文案’判《泰晤士》报赢了和地方政府的官司。官员个人控告案还没判。” “那你怎样看待新闻自由和自由带来的错误？”路易士回答说∶“我并不介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惩罚报纸的错误，诸如小额罚款；或不赔款，由法院裁决报道是否属实，以挽回当事人的名誉损失。但不能像‘沙利文案’那样以巨额赔偿威胁报纸的生存。很多大众讨厌媒体和记者，认为记者们想调查所有人，却拒绝任何人限制他们。我认为新闻必须不受任何限制。当然这会带来一些劣质的报纸，像《Star》、《Enquire》等（指在美国超级市场出售的两种小报）。但我不认为任何其他的制度可以行得通。” ●自由在创造世界的未来 路易士最後提起刚出版的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写的《毛泽东的私生活》一书。他感慨地说∶“书中的很多事，中国人都不知道。在美国媒体公布出的大跃进後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众死亡，数字令人震惊。但中国民众也没有机会知道。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中国民众来说几乎成了奢侈。但我相信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渴望自由。” 一个人们公认的道理是，新闻自由的程度标志著一个社会健康、民主的程度。在信息的自由流动和思想的自由交流中，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才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社会才可能真正有活力。路易士感叹地说∶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最终是看谁更有思想和创新能力，看谁更有“思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而美国的强大，是思想的强大，是自由的力量！ 路易士说完，望了一眼窗外百老汇大街上自由川息的人流，和纽约深秋的湛蓝天空。一个小时後，路易士也飞上湛蓝的天空，飞回波士顿写他的专栏。 第二天，读《纽约时报》他的专栏，眼前又是另一个路易士——尖锐、犀利和对邪恶的毫不留情。不管是喜欢者将专栏剪下收藏，还是愤怒者看过将报纸撕碎，人们都要看他的专栏，这就是自由思想的传播者路易士的力量。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5年1月29日） |
| 纽约马拉松∶自由的交响诗 1994-11-20 |
| “砰”！一声大炮的轰响代替了发令枪，纽约市第25届马拉松赛的三万多名参赛者组成的人潮，像开闸的洪水，涌进纽约南端史泰顿岛（Staten Island）连接布碌仑区的万拉桑诺大桥（Verrazano Bridge）。那万众一心涌动的人流，那甩动出千万种流线的双腿，那无数只挥出潇洒韵律的臂膀，那白色、黑色、黄色的兴奋脸庞和要征服42公里195米长马拉松赛程的三万颗雄心，将4260尺的世界上跨度最长的大桥覆盖成人群的河流、意志的海洋。在桥下翻滚的大西洋海水的映衬下，拥抱著三万多个自由意志和挑战精神的万拉桑诺大桥，形成一条流动著的巨型人桥，展现出11月6日纽约市区最令人振奋的人类景观！
●规模宏大的"街头艺术" 比赛当天曾有过阵阵小雨，但它浇不灭纽约人的热情。当滚滚的马拉松人流从万拉桑诺大桥奔泻而下，迎接它的是簇拥在整个比赛路线两侧像堤岸一样欢呼鼓掌的200万围观者，人数达纽约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象征"联结"的马拉松，赛跑路线贯穿纽约市全部五个区，它使这一天成为纽约人的盛典∶在马拉松洪流经过之处，街道两旁的窗户打开了，V字形手势和各种彩旗在挥动。观众的口哨声、掌声、喝彩声在街头乐队的喧天锣鼓、号角伴奏下，与马拉松选手甩出的排山倒海的步伐，共振出纽约市区最宏大而震撼人心的"街头艺术"。 ●42公里长的感人诗句 马拉松最戏剧性的高潮是冲向曼哈顿中央公园的终点∶在激越强劲的高频音乐回荡声中，广播员一遍遍地报告领先者逼近终点的距离。围成厚厚人墙的十万观众翘首眺望，一千多记者举起摄影镜头，媒体的五架直升飞机在高空盘旋。在飘动著的各国国旗和彩色气球下，三个高悬著的巨大记时钟一秒一秒地和观众激动紧张的心一起跳动，等待著驶入终点的比赛总指挥前导车、警察摩托车...... 当26岁的墨西哥男子塞尔瓦在2小时11分21秒跨过终点线时，掌声、欢呼声和鼓乐的轰鸣使整个终点处激动成一首交响诗的巨大惊叹号！而後面42公里长的马拉松道路则是一个充满惊奇、震撼、和无数感人故事的长长的诗句—— ●敞开胸怀，欢迎每一个参加者 这是一首洋溢著自由精神的诗∶它不像奥运会或者其他大型比赛那样要求参赛者受过专业训练，有过好的运动成绩，还要经过层层选拔。纽约马拉松欢迎每一个想参加的人，不管他是什麽身份，何种肤色，什麽性别，来自哪个国家，是否有过长跑记录。只要在18岁到80岁之间。即使80岁以上，经过训练，有健康证明，也可参加。去年纽约马拉松参加者中年纪最大的是一位86岁的女性，她用7小时17分钟跑完全程。 25年前，一个出生在罗马尼亚的纽约衣厂工人勒波（Fred Lebow）以个人名义，在曼哈顿"中央公园"发起了第一届"纽约马拉松"，当时有127人参加。此後每年举办一次的马拉松迅速成为最受美国人欢迎的体育活动之一。1992年，有27797名参加者跑到了终点，使"纽约马拉松"成为世界上城市举办的规模最大的马拉松。 今年参加马拉松的三万人中，有7728人是第一次参加，他们中有老人，残障人，新婚夫妇，或全家老少。在布碌仑区经营一家店铺的阿根廷移民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比赛，因为它向全世界所有人开放。到底是美国人、墨西哥人还是哪国人赢了不重要，重要的是谁都可以参加，纽约欢迎所有的人。" ●99个国家的人来参加 这是一首闪烁世界主义色彩的诗∶三万名参加者中，除了美国的50个州都有人来参加外，还有来自全球99个国家的12000人。仅仅法国就来了2200人。德国和新西兰也都来了超过1000人。还有人来自日本、越南、柬埔寨和委内瑞拉等国家。这来自99个国家的外国人占了参赛人数的40％。 很多人专程来纽约为参赛亲友助威。他们中不少人在起跑处为亲友鼓气後，马上坐地铁赶到前几站的街口，再为亲人助威。他们这样连续换乘了十几次地铁，最後再赶去终点给亲人献上拥抱和鲜红的玫瑰花。这番匆忙的奔波，把助赛者紧张得比参赛者还累。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感叹说，"让人惊奇的是，这些外来者比当地人还熟悉纽约地铁。" ●并不在乎美国人得不得第一 这是一首交响著多元种族共存的诗∶跨越终点线的前20名男子中，除了第三名是美国人外，其余都是外国人。他们中有各三名墨西哥人、肯亚人和意大利人。还有两名巴西人，各一名日本、南非、法国和委内瑞拉人。而女子第一名则是从未参加过马拉松比赛，第一次来纽约的21岁的肯亚女子。她以2小时27分37秒的成绩成为第一个获得此项殊荣的非洲黑人女性，也是纽约马拉松历史上获得冠军的最年轻女子。 在纽约25次马拉松记录上，自1982年以来，就一直没有美国人获得过男子第一名；女子自1977年以来也没有美国人封冠。但纽约人不在乎这些，纽约马拉松照样向所有想来参加的人开放，纽约的马拉松不是为了证明纽约或美国的强大，而是为全世界所有敢於向42公里长的赛程挑战的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和自由的跑道！ ●残障人士也参赛 这是一首放射著人类不屈精神的诗∶人们为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喝彩，更为用双手把轮椅推向终点的残疾人而鼓掌。每当坐著轮椅或拄著拐杖的挑战者进入终点地段时，全场爆发的掌声和欢呼最为响亮。那摇动轮椅和支撑拐杖的双手一寸寸地艰难地“跑”完了42公里的全程。这不是比赛，这是人类绝不屈服的顽强精神在展示、在行进！ 来自越南河内的化学教授曹川冲，越战时在背送北越伤员时，一条腿被地雷炸伤截肢。他用双拐代步，来纽约参赛，以9小时23分到达终点。在旁一直陪他的是曾在越南打过仗的一位美军上尉。他们在纽约的体育俱乐部相识而成为朋友。"过去，他们在一起交战。现在他们是跑在纽约大道上的伙伴。"对此发出感叹的是双腿截肢的美国参赛者川普。他使用双拐，支撑了11小时56分，在终点处跨进了他一生的梦想。 来自英国的双目失明的裴克任也在朋友的看护下参加了比赛。他是为了给在伦敦出版的一份盲人刊物募捐。他跨过终点时说；"我累极了，但感到十分幸福。" 这种绝不向命运低头的挑战精神，伴随著纽约马拉松创办以来的历届比赛。在今年的比赛开始前，全体参赛者默哀一分钟，悼念上月病逝的纽约马拉松发起者勒波。勒波1992年患脑癌动了手术，术後第二年他毅然决定再跑一次马拉松。60岁的勒波用5小时32分34秒跑完全程。他的好朋友，曾9次获得纽约马拉松女子第一名的德国的葛瑞特，放弃了可能赢得第10次冠军的机会，一直陪著他跑完。勒波的顽强不息诠释了纽约马拉松的真正精神。人们为他在纽约中央公园设立了铜像。他看著秒表的塑象，激励著人们争分夺秒冲向终点。 ●婚礼、牛头和卓别林 这是一首散发著节日气氛的欢乐诗∶在发令的大炮轰响之前，一对参赛的情侣在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主持下，在三万参赛者的祝福中举行了婚礼，随後穿著结婚礼服的新娘新郎汇入马拉松的人流。有的参赛者穿著牛皮衣服，带著牛头；有的打扮成"米老鼠"，虽然沉重的戏剧服装使长跑更加费力，却一路溅起笑声和更多的掌声。还有的人打扮成喜剧大师卓别林，以滑稽的动作跑完赛程。有人头戴自由女神的帽子，或高举自己国家的国旗。 这是纽约人自己组织的盛会。到处可以看到服务马拉松的志愿人员。仅志愿服务的医生就有2000人，志愿翻译350人。比赛组织者准备了三吨“面包圈”，三吨面饼，180万个纸杯和13万个固定运动员身上标志的别针。 ●为什麽看不到中国人 从上午10时50分开始的马拉松长跑，到了傍晚万家灯火时分，仍然有运动员在路上坚持奔跑。从大炮发令开跑後6小时48分时，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跑进终点，在阵阵凉风中仍然坚守在终点路段的观众，以热烈掌声向这个“迟到者”祝贺。随後跑进来的一对日本男女，面对人群的热情，他俩以日本的风俗，一面鞠躬，一面跨过终点线。遗憾的是当比赛进行到8小时20分，第29523名参赛者抵达终点时，还没看到一个穿著标有“中国”字样运动衫的人。而中国拥有近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不热爱体育运动？不是。是中国人没有马拉松的好成绩？也不是。就在纽约马拉松举办的前一个星期，北京举办的一个国际运动会上，中国有三名女子的长跑成绩曾创造世界记录。那麽为什麽在有一万多外国人参赛的纽约马拉松上看不到中国人？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没有出国的自由！无论中共当局举办的运动会，还是北京曾争取举办的二零零零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目的都是为了证明国盛党强，而不是为了展示个人的自由，和自由意志的力量。而纽约的马拉松比赛，既不是为了证明纽约市政府领导有方，也不是为了显示美国的强大。那一个个举起双臂激动地呼喊著跨过终点线的男女老少，那些跪下亲吻终点线的胜利者，以及那些顽强的残障人士，让人们看到的只是每一个具体个人的强大，它显示的是自由精神的力量。 当那对赛前举行婚礼，穿著婚纱的新娘和身著燕尾服的新郎手牵手终于跑到终点时，新郎居然还有力气抱起了新娘，观众们被他们感动，为他们祝福。在场的所有人都相信，他们一定会在人生和爱情的马拉松中手牵手坚持到终点。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4年11月20日） |
| 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1994-11-01 |
| 引言∶为什麽提出西藏问题
一、西藏历史的真实 1、西藏与中国关系的历史轮廓 2、两岸中国政府将西藏视为中国领土的历史根据和历史缺陷 3、西藏做为宗教国家的特殊地位 4、西藏不是中华帝国行省的两个证据 5、西藏事实独立的主要根据 二、西藏现实的状况 1、尊重西藏历史 2、正视西藏现实 三、中国人反对西藏人民行使自己权利所反映出的四个价值问题 1、统一的概念重要，还是人的自由价值重要？ 2、由中国十二亿人决定，还是尊重多数藏人的选择？ 3、西藏独立会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吗？ 4、离开中国的援助，西藏独立後能够存活吗？ 四、人的自由是最高的价值 西藏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不仅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与西藏流亡政府对此问题持截然不同的观点，海内外的中国人，对此看法也相当不同。这种种不同，主要源於人们对西藏历史与现实的了解程度和使用的“价值尺度”。因此，讨论西藏问题，不仅有助於了解西藏的真正历史和现实，更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的自由意志和国土统一；人民选择权利和国家形式；以及民族自决权等重要的价值概念和冲突。对这些价值采取什麽样的取舍，直接影响中国人走向自由和民主的进程。 一、西藏历史的真实： 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都声称，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而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历史并不是这样，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自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就从农奴制“解放”了，西藏这些年获得巨大进步和繁荣。而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藏人这些年在被奴役，被剥夺了基本人权。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哪一种更接近真实呢？ 1、西藏与中国关系的历史轮廓： 让我们从历史书籍上看看西藏与中国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关系。 西元前127年，汉朝初建时，西藏的第一个国王聂赤赞普就登基。随後是几百年的藏内各部落争霸内战。 在中国唐代期间，西藏变得强大。西元七世纪，西藏吐蕃王松赞干布兼并了各部落为统一的国家，并扩展疆土。唐朝曾将文成公主献给松赞干布为妃，谋求两国和好。西藏军队还曾一度攻占了中国当时的首都长安（现西安）。 在中国宋朝末年，西藏也和宋朝一样，被强大的蒙古成吉思汗的铁骑兼并。蒙古人在中原建立了元朝。但在西藏，元世祖忽必烈尊藏人大喇嘛八思巴为整个蒙帝国的最高上师喇嘛，相当於国师，并让他主掌西藏政教权力，蒙古人没有直接统治西藏。 蒙古帝国衰败後，西藏与元朝後的中国明朝几乎没有什麽联系。 中国清朝时，与西藏的关系基本友好。清朝军队曾四次应达赖喇嘛的吁请进藏驱退外部侵略和平息内部叛乱，随後即撤出。清朝末期，西藏曾遭到邻国尼泊尔和英国的侵略。1909年，清朝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後，清军攻进拉萨，占领了西藏。两年後，辛亥革命爆发，驻藏清军分裂成“保皇”和“共和”两派并内讧。藏人乘机起义，击败清军後，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1950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西藏。藏人在大军压境下，派出代表团到北京求和，被迫与北京政权签订了“17条协议”。主要内容是，北京允诺保持西藏一切不变，藏人允许“解放军”和平进藏。但进藏不久，中共实行社会主义，藏人日益不满。1959年藏民起义，中共称之为“叛乱”，用军队镇压。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近十万藏民逃到印度，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 2、两岸中国政府将西藏视为中国领土的历史根据和历史缺陷 现在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声称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主要根据有五个∶一是中国唐朝时藏王娶了文成公主。文成公主後来在西藏有很大的权势。二是中国元朝时，西藏也被并入蒙古帝国，属元管辖。三是清朝时，多次清军入藏做保护人。四是五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是满清皇帝册封的。五是当年蒋介石的中央国民政府曾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去拉萨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做床”仪式（即当时五岁的达赖喇嘛被正式确立为西藏最高政教领袖的登基典礼）。 从历史资料和常识角度，这五个“根据”都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第一，唐朝的文成公主嫁给藏王松赞干布，是唐朝以婚姻方式谋求两国和好。今人以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献妃来做为西藏自古与中国有关，是中国领土，是非常荒唐的理由。 第二，蒙古成吉思汗的骑兵侵入中原建立了元朝。因它是在中国汉人居住地区建立的政权，中国人将元朝做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但以西藏也被成吉思汗的铁骑侵占，成为蒙古帝国的一部份，来证明西藏是元朝、即中国的一部份，是说不通的。如果这种道理能够成立，现在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人也要起来声称，因为他们的祖先曾征服了西藏和中原，还有俄罗斯的大部份领土，他们对这些领土就有主权。那麽现在的中国就应归属於蒙古共和国。按照这种逻辑，现在的越南、朝鲜都应是中国的领土，因当年都被中国人征服过。这种逻辑显然不通。 第三，清军多次入藏帮助藏人平乱和击退外侵，并不能成为清朝对西藏就拥有主权的理由。如果这种道理成立的话，几年前美军帮助科威特击败伊拉克的侵略，是否就拥有科威特的主权？今天美国等联军进入海地帮助被军人推翻的海地民选总统阿瑞斯蒂恢复职权，是不是美国从此就对海地拥有了主权？ 第四，说西藏五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是清世祖册封，来证明西藏隶属於清朝，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共建政後研究西藏历史的权威是牙含章，他编著了有关西藏至今十四个达赖喇嘛历史的《达赖喇嘛传》，在此书序言中，这位历史学家写到∶“为了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我写一本关於西藏历史的书，既用於驳斥反对派散布的谰言，也用於对广大西藏人民进行反帝爱国主义教育。”[1]历史学家应忠於历史真实，但他写书是为了政治需要。但即使在他的书中，也记载著，达赖喇嘛的称号并不是满清皇帝赐封给五世达赖喇嘛的，而是蒙古王俺答汗在大约中国明朝时期赠送给西藏宗教领袖索南嘉措的尊号。[2]“达赖”是蒙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从此有了“达赖喇嘛”的称号。藏人追认前两位佛教领袖为一世和二世达赖喇嘛，将索南嘉措视为第三世达赖喇嘛，这一称号从此按顺序延续使用。[3] 满清皇帝是曾给五世达赖喇嘛册封过24个字的尊号，但同时达赖喇嘛也给满清皇帝册封了一大堆尊贵的称呼。[4]这种相互册封是当时双方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不存在隶属关系。 第五，从辛亥革命至1950年，这近40年间，西藏是完全独立的。这期间虽发生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十四世达赖继任等权力转移，但藏人始终没有答应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出的西藏应是中国领土、隶属汉人统治的要求。由北京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一书，收集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此问题的公函、电报等478件[5]。我认真阅读了所有这些文件，发现藏人在这期间始终没有同意将西藏归属於中国统治。 两岸中国政府强调说，当年国民政府派专使吴忠信去了拉萨，代表中央政府“察看确定”了灵童，并“主持”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仪式。以此证明西藏的从属地位。但从“选编”一书中吴忠信从拉萨与蒋介石的来往电报可以看出，藏人只是为给国民政府面子，让吴见了灵童，并参予了坐床仪式。吴忠信并没有决定十四世达赖喇嘛可否确立的权力。牙含章在《达赖喇嘛传》中对此也写道∶“所谓‘查看’，不过争回国民党政府的一点面子，实际上并无否决之权。”[6]在“坐床”仪式上，发生了争执，因吴忠信被安排在并不重要的座位。最後藏人勉强同意给他相当清朝驻藏大臣的座位。牙含章对此写道∶“所谓‘座位’问题，亦不过是给国民党政府争回一点面子，说明吴忠信的身份至少与驻藏人大臣是相等的。”[7]吴并没有“主持”坐床登基典礼。 当时的国民党报纸曾刊载了一张达赖喇嘛与吴忠信在一起的照片，做为吴主持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证据，但现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在《西藏日报》发表的讲话指出，那张照片是登基典礼结束几天後，吴忠信去拜见达赖喇嘛时所拍的。[8]我在研读“选编”中的文件时，发现其中有两封电报可以佐证这一点∶例如第439件公函为当时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拍给在拉萨的吴忠信的电报，电文是说，美国美联社想得到达赖喇嘛登基典礼的新闻照片发表，为省时间，让吴将照片直接寄印度一家报纸转美联社。[9]吴忠信在回电（第441件公函）中说，因为登基典礼在早晨进行，“不便拍照”。意思是说，他没有登基典礼场面的照片。他在电文中说，他会把其他场面拍的照片寄美联社。[10]别的场面会拍照片，恰恰是国民政府最重视的、由特使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特使团”近百人却没拍一张吴忠信主持仪式场面的照片，所谓由吴忠信主持的登基典礼之说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3、西藏作为宗教国家的特殊地位 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认为西藏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主要根据是西藏与其他国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西藏多次得到中国满清皇帝派军进藏平乱和击退外侵。 这种状况的产生缘於西藏特殊的宗教国家性质。 西藏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主要是在满清王朝时期。两者的关系是“施者”和“被施者”的关系。满清皇帝做为施者，用军事力量和每年供奉大量财富使“被施者”达赖喇嘛不仅掌管西藏的政教权力，并成为整个清帝国国教的最高精神领袖。而达赖喇嘛远至蒙古、新疆以及朝鲜、缅甸的宗教影响力，则帮助了满清王朝的稳定。双方处於一种世俗和宗教互益的合作状态。 打一个比喻，双方的关系很像是一个村子和村边山上的和尚庙。这个村的村长做为世俗领袖，掌管著这个村子的权力。很多村民信仰佛教，包括村长也信佛，共同尊奉和尚庙的长者喇嘛为精神领袖。村长并无掌管和尚庙宇的权力。但当有强盗侵入和尚庙，或庙内小和尚造反，长者喇嘛向村长求救时，村长会派乡兵入庙驱敌，帮助恢复秩序後，乡兵即撤离。平时还要做为“施者”向和尚庙提供食物。村长对庙宇长者喇嘛的尊敬和友好关系，使村上的佛教徒更加拥护村长，增加村政权的稳定。庙宇并不需要自备军力，因为佛教主张不杀生，有危急情况吁请村长派兵保护。庙宇也不需宣布独立，因为它从来都不属於这个村管辖。喇嘛与村长的关系是互助互益。 这种情况也有点像意大利和梵蒂冈的关系。梵蒂冈虽然座落在意大利，但不是意大利的一个行省，不归意大利政府管辖。但当有人对这一罗马教皇居住圣地进行攻击破坏时，根据教皇的吁请，意大利的军队会去帮助。但绝不会帮助後就一直占领。 这种关系的破裂，一般多出於村长这边的原因。例如庙宇遭祸求救，他置之不理，或他自己动了霸占庙宇之心。庙宇的存在是靠精神力量，没有军力。如果世俗的村落不看重宗教精神，用武力讲话，庙宇一边自然是弱者。如果村长什麽教也不信，不仅霸占庙宇，还要对喇嘛和尚进行社会改造，那这个和尚庙就只有遭殃了。 西藏的这种特殊的宗教国度性质，和与满清王朝的施者与被施者的关系，导致了它没有成为一个与世界各国有著正式外交关系的典型的独立国家。而这一点是造成中国人认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错觉之一。 4、西藏不是中华帝国行省的两个证据 从五世达赖喇嘛受满清皇帝顺治的邀请，1652年到北京访问的礼节上也可以看出，西藏并不从属於满清王朝统治。据牙含章的《达赖喇嘛传》记载，达赖到达京城之前，满清皇帝曾召集满汉大臣，讨论欢迎达赖的礼节。满臣认为，达赖为国师，皇帝应出城亲迎，这样会使信佛教的外蒙归顺。汉臣认为，“皇上是天下国家之主”，亲自出迎，有失身份。最後顺治帝采折衷方法，以“打猎”名义，出城四十里，与达赖“路遇”。[11]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不要说没有过皇帝亲自出城迎接自己统治下的人，在清王朝晚期，面对强大的英国派来的使臣，皇帝还坚持要他行跪拜磕头的仪式。对达赖的特殊礼节，可以看出西藏并不是满清王朝的下属。 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如果西藏从属於满清王朝，它就应该像属下行省或其他附属国一样向朝廷“进贡”。但历史上并无这样的记载，反而是满清王朝一直向西藏提供大量贡品。因为满清视佛教为国教，尊达赖喇嘛为最高精神领袖。 5、西藏事实独立的主要根据 近代西藏只与尼泊尔等国一度有外交关系。做为主权国家，西藏除了在正式外交关系上条件不充足外，做为独立国家的其他条件都是具备的。例如在这八个方面∶ 第一，西藏国家元首即达赖喇嘛有自己的产生方式。西藏有自己的政府机构和政府内阁。第二，西藏有自己的首都，一直在拉萨。第三，西藏有自己制订的法律。第四，自行税收，印制并发行货币，独立财政。第五，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一直有自己的军队。第六，更重要的是它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不同於中国汉语的藏语言文字。第七，有以海拔高度为历史界线的自然地域。第八，有一直独立的历史。 三、西藏现实的状况 1、尊重西藏历史 对於西藏的真实历史，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了解得不多。因为两岸政权都主张西藏是中国领土，任何关於西藏独立历史的书籍都难以出版。再加上中国人向来有“大一统”的国家情结，想到西藏，第一个反应是不能独立。中国人的西藏历史知识，基本都是中国官方灌输的知识。 199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了“西藏问题人权白皮书”，该文引述并围绕邓小平的这一指示写成∶“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份，对与不对，要以这个标准来判断。”[12] 这种不管“对”与“不对”“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份”是多麽蛮横的逻辑。遗憾的是，邓小平的这种思维代表了相当多的中国人的想法，即提到西藏，就是不能独立。不管历史事实是怎样，不探究现实状况如何，也不想了解西方藏学学者的研究，更不要说认真倾听藏人的呼声了。 2、正视西藏现实 尊重历史，应该是人们思考西藏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而比这更重要的是要正视西藏在中共统治下的现实和西藏多数人民的意愿。 如果对西藏人民生存现状做一评估，衡量的主要依据应是∶在中共45年的统治下，在政治上，藏人是被解放了，“当家作主”获得自由了，还是被剥夺了基本的政治权利；在经济上，藏人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是被保护，富有了，还是这种权利被剥夺，生活贫穷；在宗教上，信仰选择被尊重了，还是宗教自由被践踏；在人文和生态环境上，西藏的文化和自然环境被保护了，还是被破坏；在种族关系上，藏人做为少数民族被尊重了，还是一直被歧视。 只要人们稍加了解，就会发现，事实是相当令人痛苦与愤怒的。 在政治上，藏人的选择权利完全被剥夺。西藏像整个中国大陆一样，从无人民投票选举，各级政府毫无民意基础。在西藏，最高权力者为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从1959年所谓“平乱”至今的七任“党委书记”——张国华、曾雍雅、任荣、阴法唐、伍精华、胡锦涛、陈奎元，除伍精华是彝族外，其馀都是汉人。 西藏像整个中国一样，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任何反抗都被中国军队镇压。据现在传到西方的中共西藏军区文件披露，仅在1959年“平乱”中，就有87,000名藏民被“消灭”。[13]据曾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班禅喇嘛的统计，当时全藏10-15％的藏民被关进监狱，其中40％死於狱中。[14]据国际大赦组织的资料，仅从1987至1992年间，拉萨就发生150多次藏人上街游行遭到镇压事件。[15]尤其是在1989年春天，即“天安门民主运动”发生前两个月，中共在拉萨对藏人进行了大规模镇压并宣布戒严。当时在拉萨的《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根据现场目击和其他渠道获得的中共官方文件，在海外发表了镇压内幕。据他的统计，当时有400多藏人被屠杀，上千人受伤，3,000多藏民被逮捕。[16]其他资料来源说，因此被株连的四万多藏民後来被取消城市户口，赶出拉萨。 达赖喇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的40多年间，有120万藏人死於饥饿和迫害。[17]西藏流亡政府对这一数字有详细的分类统计，其中死於狱中17万人；被枪决近16万人；死於战场43万人；死於饥饿34万人；被逼自杀和批斗至死共10万人。整个死亡人数相当於西藏三区——“西藏自治区”和前藏、东藏居住的全部藏人的六分之一，即每六个藏人就有一人因异常原因丧生。[18]这种死亡比例在人类近代历史上是罕见的。[19] 在经济上，藏人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完全被剥夺。中共强迫藏人进入社会主义的运动，使藏人的生活更加贫穷。1980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西藏视察。面对藏人生活的极端贫苦，胡耀邦震怒地在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会议上说∶“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都仍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随後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任荣被免职，阴法唐继任。胡耀邦对西藏的指示是，苦干几年，将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恢复到20年前的1959年水平。後来阴法唐在《红旗》杂志上撰文说∶“胡耀邦同志视察西藏时，根据当时西藏的状况指出，西藏的实际情况是贫穷和落後。”[20] 近年来，随著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较胡耀邦视察时已有较大改善。但据了解西藏实情的人士说，现在在西藏发财的主要是中国人。因为所有经济活动都要靠“关系”，没有公平竞争。而只有那些汉人才与北京和内地有各种关系和门路。据媒体报道说，在拉萨市最繁荣的“八角街”上，汉人经营的店铺多於藏人的。 在宗教上，藏人遭受的迫害更严重。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至1979年时，西藏境内的6,259座僧侣庙宇被破坏到只剩下8座。原有的59万僧侣，有11万被迫害致死，25万被强迫还俗。在1988年於北京召开的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班禅喇嘛对此沈痛地说∶“凡西藏人居住区百分之百的寺庙遭到破坏，幸存的七、八座，没一个是完好无损的。” 现在中共对宗教迫害不像当年那样残酷，但藏人仍没有宗教自由。西藏的所有寺庙和僧侣都必须听命於中共统战部和宗教事务管理委员会。“出家僧侣规定”上这样写著∶“年满18岁以上，热爱国家，热爱共产党，征得父母同意。┅┅入寺後，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认清唯心和唯物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 而僧侣们对这种剥夺宗教自由的做法稍有不满，就遭到惩罚。尤其对主张西藏独立的藏人，更是残酷镇压。据曾在监狱中亲身经历过虐待的藏民描述，中国军警不仅使用电棍、枪托、铁棍和拳打脚踢，还使用烟头烧，放狗咬，和向尼姑阴道捅警棍等残忍方式逼供。据一位原在西藏曾为公安人员的汉人流亡者指出，“在西藏，警方的酷刑种类有33种之多。”[21] 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西方研究西藏问题的学者一致指出，西藏文化和自然资源正遭到严重破坏。中共政权用重新划分西藏版图的方式，将西藏原有的东藏和前藏的大部份土地划入四川、云南、甘肃和青海等省份，并向这些地区大量移入汉人。根据中国几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推算，现在居住在西藏三区的汉人已达700万，总数已超过了600万藏人。 即使对西藏情况不了解的人，只要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就会设身处地地想象到，中共在西藏的专制会怎样黑暗。藏人在被中共专制奴役的同时还忍受著汉人的种族歧视。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撰文回忆说，他的父母从没有接触过藏人，但当听说他的女朋友是藏族人时，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并要断绝父子关系。他父亲反对的理由是∶藏人不是人，是半个畜生。[22]这种结论来自多年受共产党教育的结果。 三、中国人反对西藏人民行使自己权利所反映出的四个价值问题 相当多的中国人既不尊重历史，更无视西藏人民这四十多年的苦难，就是一味反对西藏人民的独立诉求，坚持“大一统”的中国是高於一切的。海峡两岸中国政权反对西藏独立，自然是出於统治者自身利益，而海峡两岸的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应无视西藏人民选择独立的权利。 1、统一的概念重要，还是人的自由价值重要？ 有人反对西藏独立的理由是，如果让西藏独立，新疆、内蒙等地都会跟随要独立，大中国就会解体，这个责任谁来负？ 但是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人”，还是“国”。是“统一”的价值重要，还是人的自由重要。哪一个是终极价值？换一句话说，是“解体”可怕，还是个人被奴役可怕。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两幅图画∶列宁复活，用武力统一了原属於“大苏联帝国”的包括俄罗斯在内的15个国家，恢复了大苏联，实行共产主义统治。全体苏联人被奴役，但国家统一了。另一幅图画是，苏联解体，分成现在的15个国家，大苏联没有了，但人民获得了自由。面对这样两种图画，两种生存方式，人们要选择哪一个？苏联人选择了即使付出“大苏联”解体的代价，也要人的自由。中国人为什麽就一定要选择宁可不自由，也要“大中国”呢？ 边界、国家这些概念，从来就不具有终极价值。1975年欧洲国家签订的“赫尔辛基协定”有这样的条款∶所有欧洲国家间的边界变动，如果是和平方式进行，都是可允许的。赫尔辛基协定的主体精神是，边界并不是永恒的，人的自由意愿高於国家、边界等价值。道理并不复杂，因为边界，以及国家形式、社会制度等，都是人创造的，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为了人的自由与尊严。当它违背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或与人的需要不相协调时，人们就要将它加以改变，而不是扭曲人的自由去适应它。 有人说，如果这种道理成立的话，那麽广东、四川、上海等中国的29个省市自治区都要独立怎麽办？问题是，这种假设的基础是不存在的。一个地方的人民要求独立，一定有一些特殊条件，例如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曾有过独立的历史，以及大多数人民的意愿等等。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毫无理由地就是要求独立。例如原苏联分成现在的15个国家後，俄罗斯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都远超过其他原苏联分出的14个国家，但至今人们没有听说俄罗斯人民还要求再分成几块。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俄罗斯是一个民族，同一的文化，近代历史上也没有分成若干国家的历史。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没有这个愿望。 这正如中国东北三省在日本人统治时曾正式建立过“满洲国”，但今天并没有东北人要求“独立”成为一个国家。那种说如果让西藏独立，连广州、青岛、哈尔滨都会独立的假设，正如某些人面对中国大陆难民来美国，就疾呼如果不把他们送回去，中国12亿人都逃来美国怎麽办一样，都是用一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先假设，来剥夺一部份处於弱者地位的人应有的权利。 中国人这种视“国家”重於个人自由与尊严的传统是相当久远的。整个一部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历史，就是强调君王、国家、社会等群体价值大於个人自由的历史。中国知识分子的老祖宗孔子、孟子以及他们的传人，精心构筑的中国文化，核心是个人服从群体。 近代中国图新变革的著名知识分子，像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章太炎、梁漱溟等，强调的都是图强变法，使国家强大。很少论述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即使像严复这样翻译了穆勒的《自由论》，有意向国人介绍与传播英国自由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仍是把自由主义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而不是将自由做为目的。而中共统治这近半个世纪，这种国家价值大於个人，更是被强调到极端地步。中国人深受这种国家强大、祖国利益至上的文化侵蚀。从近年来中国大陆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都可以看到这种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情绪。例如无论是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还是“八九民运”，天安门广场的主旋律都是“爱国”。天安门学生领袖向政府的主要诉求是要当局承认这是一场爱国运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呼声是相当微弱的。在今天中国经济发展势头旺盛的情况下，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提出“新权威主义”的主张，这种“主义”的本质，仍然是视国家利益大於个体权利，社会秩序高於个人自由的传统中国文化思维。 构成讽刺和让人深思的是，这种“国家强大最重要”的思维在中国蔓延了五千年，但这个国家始终强大不起来。根本原因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一批又一批迂腐的知识分子，把价值观念给颠倒了∶强调国家强大，结果是剥夺了个人自由和权利。国家富强并不应是终极目标。相反，保护个人自由和尊严才是国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国家强大只应该是一个“结果”，人只有在自由的状态下，才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才能创造出更多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最後结出国家强大的“果”。中国人五千年来本末倒置，结果是国没强大，人的自由也被剥夺。 看重人的自由，不仅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中国人能否变成现代人，中国能否成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国家的关键。 2、由中国十二亿人决定，还是尊重多数藏人的选择？ 有人说，西藏是否独立，不能由藏人自己选择，应该取决於中国大多数人民，即十多亿汉人是不是同意。有人把它含蓄地表达为，要由汉人和藏人共同决定。这种“大多数汉人决定论”，实际上等於剥夺了藏人的选择权利。道理并不复杂，汉人有十亿多，藏人只有六百万。假设汉人人口总数不再增长，藏人以世界上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每年3％的速度增长，也要1,500年後人数与汉人相等。这种由多数汉人决定的观点，实际上等於永远取消了藏人有自己作主的机会。 在西藏问题上，尊重“多数人”的决定，主要是尊重多数藏族人民的意愿。正像“大中国”和“统一”不是终极目标一样，独立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价值。最重要的是尊重大多数西藏人民的自由选择权利，无论他们要选择独立还是选择与中国统一。 1993年美国托管地波多黎各“公民投票”决定该岛是否成为美国第51个州，是相当体现尊重人民选择权利的事例。该岛是否成为美国领土的一部份，并没有取决於美国50州人民的意愿，而是由岛上的所有居民自由投票决定。如果实行由美国多数人民决定的原则，那麽就没有波多黎各人民的选择馀地，因为岛上的居民只有300万人，而美国本土人口有两亿五千万。 “公民投票自决”的结果，波多黎各多数人民选择保留现状，即不愿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美国政府与人民对这种结果并没干涉，完全尊重当地人民的意愿。按照美国的法律，如果波多黎各多数人民选择了要与美国统一，想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反而并不能自动地成为现实。这一议案要经过美国国会讨论是否批准。美国国会是全国最高立法机构，代表著民意。由它审核，就是由美国多数人民审核。也就是说，当波多黎各选择独立时，由他们自己的多数人民单方面决定。当波多黎各人民选择要与美国统一时，这时需要征得美国人民的同意。 这种事情很像婚姻和家族关系。在美国，如果一方提出离婚，法院即受理，并且可以离成，不需要两方都同意。而当一方提出要复婚时，却必须得到另一方的同意才能“统一”。也就是说，离婚，单方提出就可以；而结婚才需要两方都同意，不能一方坚持要“结”就可以结成。家族关系也是这样，假如在一个有几个兄弟共同生活的大家庭中，如果有一个兄弟要搬出去“独立”生活，这个权利应该属於他本人。但当这个搬出去的兄弟有一天要回来和大家庭“统一”生活在一起时，却要经过多数兄弟的同意。 这些事例和比喻的背後，都体现著这样的观念，即充分尊重人的选择权利，将人的自由意愿视为最高的价值。人类的历史越来越证明著，只要是好的东西，或好的生存方式，是不需要强迫别人接受的。在一个允许人民自由选择的条件下，人们一定最终选择好的。这种选择“好的”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允许人们有选择“坏的”的权利。 3、西藏独立会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吗？ 有些比较现实的中国人强调，如果西藏独立，会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意思是说，中国和印度有过边境战争，现在双方还隔著喜马拉雅山屯兵对视，一旦西藏独立，印度军队和势力就会进入西藏，没有山脉的自然屏障，中国腹地的安全会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 这种设想实际上是漠视了西藏人民追求和平与独立自主的传统和意愿。西藏在近代历史上受过其他国家和清王朝的多次入侵，现在又被中共专制统治。凭什麽说藏人摆脱了中国人的统治，独立自主後，就一定会甘愿或允许印度军队入侵或外人统治呢？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十多万藏人难民在印度至今已经流亡了35年，即使居住在印度的国土内他们也没有被印度人统治，西藏流亡政府和它领导的藏人社区一直是独立的。 1987年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23]其中包括将藏区建成一个非军事区，成为自然环境保护区和旅游区。如果西藏成为一个非军事区，无论对中国或印度的安全都是有好处的，因为任何一方要攻击对方，都必须先进入西藏，这不仅会受到藏人的抵抗，也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而不会像现在这样，中印军队如果冲突，一触即发，中间没有缓冲地带。而一个非军事区的西藏，一个由主张非暴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会对哪个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呢？ 4、离开中国的援助，西藏独立後能够存活吗？ 很多中国人谈起西藏，特别强调中国政府不断重复的一个观点，即西藏原来是农奴制度，贫穷落後。这些年经过内地提供的大量人力物力援助，才使藏人生活改善。北京发表的“西藏人权白皮书”，也引用了大量官方数字来说明这一点。以此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 首先，“西藏人权白皮书”的数字的可信是值得怀疑的。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当一种数字既不受到新闻舆论的监督，又不允许不同意见的反驳挑战，它的真实性会有多大呢？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数字都是可信的，那麽一个国家或地区经过四十五年这样漫长的时间段的发展，怎麽可能没有一些进步和生活改善呢？谁能证明由西藏人自己管理自己，其经济发展就一定不比现状好呢？ 第二，没有人否定西藏原来实行农奴制的落後。但可不可以用军事占领方式对一个异族社会强行进行改造？ 中国人谈到农奴制，往往会想到中共当年拍摄的揭露西藏农奴主残忍的电影《农奴》，影片主人公强巴的苦难形象成为旧西藏的象徵。但旧西藏的黑暗实际上是被中共垄断的媒体夸大了的。正如中共夸大旧社会中国的苦难一样，目的是要人们满意当前的生活，不管它多麽贫穷；同时证明共产党现今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国人由於长期生活在这种单一的宣传之中，久之，西藏的图像就变成了仅仅是电影《农奴》，藏人都是强巴，而不去追想中共军事占领後对西藏强行社会改造的残酷。 第三，就象“没有共产党，有没有新中国”的问题一样，没有共产党，有没有新西藏？中国大陆四十五年的惨痛现实已告诉人们，共产党的统治，给中国人带来了多麽深重的苦难。对於西藏也如此，共产党近半个世纪都没有搞好，为什麽还要坚持“党的领导”？而且那种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藏人就无法生存下去的观点，实际上是对藏族人民的智慧、创造力和人类共同性的贬低，本质上是种族歧视。在印度的藏人不仅建立了自己的流亡政府，还以全体流亡藏人自由投票的方式产生了保障人民言论和新闻自由以及私有财产的新宪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西藏的学者罗勃特·萨尔曼教授（Robert Thurman）评价说∶“达赖喇嘛在印度重建了一个可观的西藏社会，保留了西藏的文化。”[24]藏人在印度寄人篱下的情况下都能建立一个独立、富有而民主的社会，为什麽他们在西藏真正当家作主之後这种能力就会消失呢？有人说，西藏没有工业，没有中国人的帮助，这样的地区很难发展。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居民也是游牧民族，人家不是也能生活，并且随著苏联帝国的垮台，蒙古摆脱了共产主义，人民活得越来越富馀和自由吗！关键是要相信，不管哪一个民族，哪一种肤色，只要人民有自由，就能创造自己的未来。中国人不要总是按著共产党的思路，总想给别人当“大救星”。 四、人的自由是最高的价值 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尊重人的选择权利，把人的自由视为最高的价值。国家、边界和社会制度等，都应该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和权利而设置，当它违背了这一初衷时，就要改变它。对这一点，近代西方文明奠基者之一的英国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三百年前就已精辟阐述。洛克认为，在国家形式和国家法律出现之前，有一种“自然法”，这就是人生下来天赋的自由、平等和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国家和社会法律的制订都是为了保护人的“自然法”，即人的自由不被他者侵犯。当国家法律和任何社会制度违背了人的“自然法”精神时，就要改变它。面对专制制度，人民有革命的权利。洛克的这种人民主权、自由至上的理论在法国思想家卢梭笔下体现为《社会契约论》，即政府形式只是人民与国家的一种“契约”，即人民受权政府管理国家事物，多数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後来杰佛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论述，都是继续这种将人的自由、尊严、生命视为最高价值的人文精神。 从这种人文精神出发，我们就要尊重西藏人民的自由意志。那就是西藏人民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社会制度，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形态和生存方式。这个选择权利不属於中国人，只属於西藏人民。中国人民反对中共暴政，是因为这种政权剥夺了人的自由。如果中国人在向共产主义抗争的同时，还坚持对西藏的统治权，即剥夺藏人的选择自由，这是对自由的亵渎。 中国人一向强调民族主义。今天面对西藏问题，中国人真的应该强调一次民族主义了，那就是面对一个十多亿人的大汉民族对一个弱小藏族的长期欺 和压迫，作为中国人，在西藏人民面前要感到羞愧！尤其中国知识分子，更要为自己在强权施暴面前的沈默，甚至符合中共的宣传而感到羞耻！近代中国曾被外强欺负 辱，现在却欺辱别的弱小民族。这将成为中国人，尤其是汉民族历史上永远耻辱的一页。作为中国人，让我们在未来一定会有的审判面前忏悔吧┅┅ 注释∶ 1、牙含章∶《达赖喇嘛传》序言，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北京。 2、同1，第21页。 3、同1，第21页。 4、同1，第35页。 5、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合编∶《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致祭和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1990年，北京。 6、同1，第329页。 7、同1，第330页。 8、《西藏日报》，1989年8月31日。 9、同5，见第439件公函。 10、同5，见第441件公函。 11、同1，第34页。 12、“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1992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见香港《大公报》，1992年9月24日，第8版。 13、见艾夫唐（John F.Avedon）的《雪域境外流亡记》中文版，台湾慧炬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一九六二年西藏游击队在新疆去拉萨的运输线上伏击了中共军队，击毙了中共西藏西部军分区司令员和参谋人员，并缴获了西藏军区政治部编写的《西藏状况教育基本教材》一书，该书称，“公历1959年3月到10月间，消灭了西藏叛乱分子87,000人”。 14、关於班禅喇嘛的统计数字，见萨泽兰（Daniel Southerland）的“毛时代的大众死亡”专题报道，《华盛顿邮报》，1994年7月17日和18日。 15、见《西藏的真相》中文版，西藏流亡政府外交和新闻部编，达兰萨拉1993年版，第20页。 16、唐达献∶《刺刀直指拉萨——1989年西藏拉萨事件纪实》，载美国《民主中国》杂志，1990年8月，总第3期，第33页 17、达赖喇嘛於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载日本《民主中国》月刊，1993年9月号。 18、同15，第19页。 19、据中共国务院发表的“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提供的数字∶1990年全国第4次人口普查结果，藏人共有459万。据中共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会会长宦乡在北京评论》1988年2月发表的研究数字∶“西藏民族六百万人口，其中西藏自治区居住两百万，其馀四百万居住在其他省份。”据西藏流亡政府的资料∶西藏总人口为六百万，其中包括被划入青海、云南、四川等省份的原东藏、後藏地区的藏人。 20、见阴法唐的文章，《红旗》杂志，1983年第8期。 21、同15，第21页。 22、见魏京生在狱中给邓小平的信，纽约《北京之春》月刊，1994年2月号，第59页。 23、达赖喇嘛∶“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日本《民主中国》月刊，1994年7月号，第33页。 24、Claudia Dreifus∶“访达赖喇嘛”，《纽约时报》杂志，1993年11月28日，第52页。 （载纽约《中国之春》月刊1994年11月号；台北《自由时报》1997年3月29日至4月1日连载） |
| 从造反有理到造假有理 1994-10-15 |
| 自去年三月奥斯卡颁奖以来，好莱坞虽推出很多刺激而卖座的影片，但只有九月中旬上映的《机智问答》（Quiz Show），被影评家认为是今年拍出的最好电影，并有可能问鼎明年奥斯卡。
《机智问答》既无枪杀爆炸，也无男女情爱，而是借美国电视史上的最大丑闻，探讨人的道德问题∶1958年，美国电视上有个名为“21”的智力问答节目。参加问答竞赛者中，有一位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英国文学的讲师范德伦（Charles Van Doren），他风度翩翩，知识渊博，面对各种冷僻艰涩的问题，他都能打败对手。於是他成为美国人崇拜的对象。美国《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都为他做了封面故事。但後来被人揭发，这个“渊博”的大学教师已事先得到答案，和电视台合伙欺骗了观众。此事成为轰动全美的大丑闻。范德伦羞愧不已，从大学辞职，躲到康州一个小镇隐居。至今36年来，他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此次他的事情被拍成电影，记者想采访，也找不到他，因为他已羞愧至极，不敢见外人。 ●假造的“第三只眼”和“周恩来的私生女” 这部电影的内容，令人不期然地想到华人世界的作假问题。范德伦这样的人，世界上哪儿都有。但中国人作假被揭穿後，可不是范德伦那种“羞愧至极”的感觉∶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译者”王山作假一事。该书署名为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著，王山译。王山为此译著写的“出版说明”称“洛伊宁格尔是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此书因观点奇特，出版後在北京知识圈内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但德国汉学界查无此书“著者”。香港媒体再三向北京打电话追询王山，他支吾搪塞，最後承认，此书是他写的，编造了德国人的署名。但他毫无悔意，理直气壮地认为只要能出书就行，并宣称他还要写《第四只眼睛看中国》。 再早一些的事，是旅居旧金山的大陆女性艾蓓写的那本《叫父亲太沉重》。书未出版，就被海外两名作家陈若曦和孔捷生“读解”为，艾蓓是周恩来的私生女。这两名作家接受媒体访问时都表示，这样“读解”，是因为艾蓓女士曾暗示他们，她是周恩来的私生女。而面对媒体无数次追问“你到底是不是周的私生女”，艾蓓也没有一次正面回答说“不是”。 当媒体查询获知艾蓓并没有任何她是周恩来私生女的证据时，艾蓓又坚持说《叫》书只是一本“小说”。但她在书的序言中既没否定它是一本“自传体小说”，也没否定它是“纪实性小说”。後来中共新华社刊文指出，艾蓓为安徽农妇黄菊兰所生。艾蓓找到美国华文报纸的一名记者，“出示”了她不是黄菊兰所生的证据。那位记者报道说，根据艾蓓的要求，她看到的内容不能发表。但她可以证明，艾蓓不是黄菊兰所生。但艾蓓到底出示的什麽证据，读者根本不知道。按新闻常识，记者只能提供事实，让读者得出结论。这名记者却一反新闻规矩，记者给出结论，却不提供事实。这种没有事实的“证明”不仅没有公信力，其实也不重要。因为艾蓓如果不是周恩来的後代，她到底是黄菊兰，还是李菊兰、赵菊兰所生，人们并不关心。关键的是艾蓓至今没有提供出她是周恩来私生女的任何一点证据资料。艾蓓女士的继续狡辩，说明她对作假的事毫无羞愧之感。 ●不自尊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 三个月前，《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周励在纽约版的《世界日报》上刊出半版广告，推销她的书。作者称《曼》书为自传体小说，写她从中国大陆“1985身携40美元，独自来到美国，”五年就赚了上千万美元的个人奋斗经历。该书两年前在北京出版时，曾引起轰动，销量达100万册。但在美国，很多人批评此书胡编乱造。尤其是一些与周励有过生意往来的公司经理和她的原老板，曾在纽约联合举办了记者会，揭露此书编造，并损害了他们的名誉。例如其中一名经理指出，当时与周励做的是一笔两万元的生意，在周励笔下被夸张为20万美元。另一经理指出，周励当时是他公司雇员，在纽约中国城推销中药，而不是像她书中所说，是在曼哈顿繁华昂贵的第五大道开公司。 当然，小说是可以虚构的。但周励坦然而自豪地用这本“自传体小说”在北京领了“优秀纪实文学奖”，那麽这本书的内容就不应是虚构了。从这些经理们揭示的材料和後来媒体追踪，都可以看出周励所谓五年赚了上千万美元的个人奋斗历史是编造的。一位十年前从大陆来美，获得美国经济学硕士，并一直从事商业活动的苏先生评估说，做贸易五年赚了一千万，就等於平均每年都净赚两百万。而按做贸易的常识，一个可以每年净赚两百万的公司，起码要有几千万美元的营业额。即使周励能够从银行开出几千万美元的“信用证”，也需要她的公司有相当雄厚的资产做抵押。而周励自己说，她抵美时只有40美元。 周励女士在《世界日报》刊出的半版销书广告，显著部位却是几个美国人和周励的亲友祝贺她“荣获美国国家专利总署颁发的发明专利”。英文专利证书写著，周励发明了“Protective Breast Pad”，即一种保护乳房的垫。广告的其他部份，宣传《曼》书为“九二年中国文学类畅销书榜首”，并获北京《时代潮》杂九三年颁发的“全国优秀纪实文学奖”。 “专利”与她的书并没有关系。用专利来推销书也是逻辑不通的。因为一个人发明了多少专利，都不能证明这个人写的书就真实或有质量。从另外的角度讲，在美国获得专利证明是很平常的事。例如我认识的一个从大陆来的装修工人，随手制造出将可口可乐罐子挂在汽车座位旁的小装置，也得到美国国家专利局的专利证明。而他的“专利”至今只有他自己使用。所以，“专利”的主要意义是被生产和推销。而周励女士的广告中，没提到她的“专利”已生产。她打出“美国国家专利总署”的旗号，明显是“借”大旗做虎皮。周励对《曼》书的胡编乱造不仅毫无悔意，还进一步吹嘘自己在美国的所谓成功。 ●痞气十足的“北京人在纽约” 而曹桂林以他旅美经验写的《北京人在纽约》一书（後来拍成电视剧，在大陆播出後引起轰动）也是缺乏真实基础。该书作者写美国的商业竞争全是靠撒谎坑骗，赚钱都不择手段。该书和其电视剧的结论是∶纽约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纽约是战场，要想赢，就得有痞气，敢在商场和情场耍流氓。 而美国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主要靠的是个人的才能、诚实和经营管理能力，而非欺骗。痞子是有，但绝非社会主流。但曹桂林却宣扬这种丑陋的“痞子文化”。该电视剧结尾是“主人公”手指纽约的大厦愤然骂到∶“美国，我操你大爷！”它形象地传递出，这种人类的劣质部分在向人类文明挑战。 曹桂林以这一作品在大陆成名後，记者包围他，他用谎言包围记者。当上海《侨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相继刊出“曹桂林和他的太太叶英”在北京上海如何如何时，曹桂林真正的太太江翠华却在纽约召开记者会，哭诉曹桂林根本没有和她离婚，也没有和叶英结婚，就把“他的太太叶英”推到海内外报纸上了。当曹桂林对北京的记者介绍说他在美国是百万富翁，“住房比国内部长还阔，想吃北海道的大虾，跟夫人做飞机就可以去日本”时，他妻子江翠华却泣不成声地在曼哈顿向记者说，他们夫妻的公司已经破产，欠下60万美元债务。曹一回北京了之。整理公司债务时她才被告知，公司的所有股份都在曹桂林的名下，而借贷款四分之三都是由江翠华签的名。所以，公司破产债主都向江翠华追债。江翠华不懂英文，当时曹桂林让她签名时，她从没想到与她有25年婚姻的丈夫会这样缺德。而曹桂林在北京中央广播电台对全国听众讲话说，我写这本书，“是要让国内以及世界了解中国妇女，了解中国女性的伟大，同时我要让人们了解她们所受的痛苦和磨难。”当谈到他的妻子时，他说，“我的太太是一个典型的具备中国优良传统品质的女性。” ●中国人撒谎的原因和条件 撒谎，并非中国人独有。但在中国人中这样连续地有人公开作假而引起相当社会轰动，而当事人却“脸不红，心不跳”，还理直气壮地“造假有理”，在当今世界是不多见的。为什麽中国人“假”到这样程度？至少有这样三个原因和条件∶ 第一，在中共统治下，中国实际上一直用谎言维持。在这麽漫长的谎言岁月的浸泡下，太多的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何为真假，讲真话的功能已经丧失。从上面提到的几个作假事件可以看出，作假者都是四十岁上下，正是“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从造反有理走到造假有理。这些作假者的特点是胆量极大，而智商又很低。他们的谎撒得都太不圆，不仅经不住调查，都经不住常识的推敲。例如王山写书署上德国人的名字，当人追问时，他还很惊讶。他编织谎言时都没有想到人们一旦问起书的“外国著者”时该怎麽回答；艾蓓的“周恩来私生女”之说在港台美国华人界引起轰动，她事先没有想一想，这麽大的华人群体中，有人问她证据在哪，怎麽应付；周励说来美带40美元，五年赚了上千万，都没思考过这是不是符合常识；而曹桂林干脆不管在美国的妻子怎麽说，就是一味在北京睁著眼睛说假话。 第二，这种谎言连篇引起社会轰动的事屡屡发生，还由於华人新闻媒体缺乏有力的调查和批评。在美国，有两种机制在制约著谎言∶首先，撒谎如果触犯了法律，受法律制裁。其次，不犯法但缺德的，会受到媒体的批评与谴责，使这种人就像《机智问答》中的范德伦一样，羞愧到无颜见人。但中国人的媒体对这种作假的监督与批评都非常无力，对不道德的事件，媒体缺少联合运作同声谴责。同时，由于大陆政治制度的阻碍，使调查性的新闻报道，倍加困难。例如北京的记者就很难调查到《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德国著者到底是谁，在哪。因为他们连自由出国采访的机会都没有。如果大陆有新闻自由，记者只要飞到纽约，到了周励和曹桂林的公司，一下子就可以揭穿谎言。而海外的媒体要想调查到艾蓓是否周恩来私生女，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去北京采访中共敏感的问题是不受欢迎的。于是艾蓓、周励、曹桂林们就利用大洋两岸媒体无法沟通的缺陷，膨胀了撒谎的雄心，满足了成名的虚荣心。 第三，这些作假者还钻了海内外意识形态化的“空子”。像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被北京官方欢迎，因为它“揭示了美国资本主义的黑暗腐朽”，还符合了一部份中国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大陆媒体报道，中国男人最叫好的情节是，“中国人在纽约操了美国妓女後，把钱摔在妓女脸上，转身就走。”而在港台和美国华人中，艾蓓的“周恩来私生女”一事所以轰动，并至今还有人相信，是因为该书“揭露了周恩来”。许多中国人对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犯下的罪行痛恨至极，因而对周恩来不利的言论，人们就下意识地不认真思考其真伪了。这种现象的产生，也与华人媒体的泛政治化有关。例如一些华人记者，凡事先想到是不是对中共不利，而不追求是否真实。而真正的新闻记者，首先应该从真实和客观出发，然後才是政治立场和个人情感。而实际效果是，真实客观的东西最後一定是对中共不利的，因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是谎言。 如果海内外这些产生谎言的原因与条件不消失的话，这样的“作假事件”还会发生。英国华裔钢琴家傅聪曾就中国人撒谎一事说，“将来中国人的邪聪明会发展到绝顶的地步”。这并非危言耸听。且不说大陆商界的漫天谎言，仅仅是出版界这几例就足以说明，中国人的“邪聪明”还远没有到顶，正拾级而上┅┅ （载香港《九十年代》月刊1994年11月号） |
| 中国人的健忘和麻木——写在“918事变”周年日 1994-09-18 |
| 1931年9月18日，隆隆的枪炮声撕碎了中国东北三省的宁静，太阳旗插进了“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地，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一夜之间将东北同胞变成了亡国奴。
中国人谈到抗日战争，习惯说“八年抗战”，意即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但实际上应是“15年抗战”，因从“918事变”至“77事变”东北沦陷这七年间，不断有中国军民反抗。研究这段历史的日本学者称“中日战争15年”，即是从“918”算起。战後的国际“东京审判”也是这样计算，判定日本“918”无故挑衅，发动侵略。 ●中国人损失惨重 在日本对华侵略的15年中，抛开几乎无法统计的巨大物质损失，仅仅是生命，中国人就付出上千万。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仅仅“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就伤亡341万，共产党军队伤亡了61万。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平民伤亡为900万。後来北京军事科学院发表的统计数字为，军民共伤亡2,100万。 据在美国出版的《日本侵华研究》的编辑、南伊利诺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吴天威的研究，仅南京大屠杀，就有34万中国军民死亡；日军“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拿活人做实验，使3,000中国人丧生。而在东北发现的日军屠杀华人劳工的“万人坑”已有103座，“炼人炉”5座。 ●一国两“耻” 这些数字表明，中国是二战期间生命损失最严重的国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损失，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却没有义正辞严地向日本政府追究责任，要求战争赔偿。虽然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在二战後曾要求日本赔偿，但1952年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友好条约》，放弃了对日战争索赔。蒋介石这样做，是因为当时中共要乘胜“解放”台湾，因而蒋介石急於拉拢日本，扩大联盟阵线，同时也确保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 1972年，毛泽东与日本发表了《中日联合声明》，也放弃了对日索赔。1987年，刚复出的邓小平访日，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约》，以法律条款确定放弃对日索赔。毛泽东、邓小平这样做，是为了从联合国赶走台湾，独占“中国席位”後，拉住日本以孤立台湾。海峡两岸政权，都为了各自眼前的政治利益，在对日索赔问题上丧失了原则和道义，违背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更有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廉耻的两岸政客与“学者”把日军侵华战犯奉为座上宾。日本船业大世川一良是当年“东京审判”确定的70名甲级战犯之一，他逃脱审判後经商发了大财，前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而台湾的中国文化大学和中华学术院竟赠送世川一良名誉哲士学位。现在形容海峡两岸有很多术语，如“一国两制”“一国两席”“一国两府”等，但在对日索赔和追究战犯责任问题上，两岸的表现可谓“一国两耻”！ ●72％日本人认为应赔偿 正因为海峡两岸如此软弱，有些日本政客才敢於公开抵赖历史。除了修改“教科书”，仅从1986年至今，日本就有四名内阁大臣公开否认当年的侵略，日本一名国会议员还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的。” 当然，日本民间并不是这样认为。日本《朝日新闻》七月在2,316名日本平民中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2％的人认为日本政府战後对战争受害者赔偿不够。因此，抵赖战争责任和拒绝战争赔偿的只是日本政府和少数极端的民族主义份子。 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和战败国，德国政府与日本的态度显然不同，他们至少做了三件赎战争之罪的事∶第一，战後德国制定了专门的法律，视篡改当年德国侵略性质、公开主张纳粹观点为违法，名文规定此类言论不受言论自由条款保护。1993年11月，德国将一名81岁的前军人判处22个月监禁，因他出版小册子为纳粹辩护，说当年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是编造的；第二，前西德总理韦理·布兰德1970年冬访问波兰时，冒著寒风在华沙二战死难者墓碑前下跪道歉，其虔诚忏悔赢得世人尊敬，也成为他在次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之一；第三，德国战後对犹太人的赔偿已达600亿美元，至今还有17万犹太人每月自德国领取养老金。 ●犹太人全球建浩劫馆 日本之所以不能像德国那样忏悔战争罪行并赔偿战争损失，除了日本人本身缺乏正义和道义责任外，还由於中国人自身的麻木和健忘。虽然海内外都有华人发出不忘历史、对日索赔的声音，但在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中，这种声音并不强大。与同样在二战中遭浩劫的犹太民族相比，在谴责日本政府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为中华民族的遗忘和麻木而痛心。犹太人在二战中死亡的人数只是中国人的三分之一，但犹太人的苦难全世界知晓。从德国到以色列，从波兰到美国，犹太人一座又一座地修建“浩劫博物馆”。仅在美国，就有旧金山和迈阿密的纪念犹太人的山坡和海滩雕塑。1993年2月，洛杉矶建成开放了一座浩劫博物馆，当年四月，经15年计划筹建的最新大型的浩劫博物馆在首府华盛顿建成开放。而犹太艺术家们则在出版了数不清的书籍和影视作品之後，近年又拍出了赢得全世界范围的对犹太人同情、对残杀者愤怒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不成功便成仁 为什麽中国人不像犹太人那样嫉恶如仇，对苦难和罪恶刻骨铭心地记忆呢？不要说对半个多世纪前的“918”，连对被中共迫害至死的几千万同胞，很多中国人也相当麻木。甚至对几年前震惊中外的“64屠杀”，有人也开始忘记。中国人为什麽如此健忘与麻木？从根本上说，是这个民族缺乏生命意识，缺乏同类意识，和缺乏追究责任意识。 缺乏生命意识，就是不重视个体生命的价值，尤其是不重视他人生命的宝贵。东方文化历来强调“家庭、群体、国家、社会、君主”等价值观念，而不看重个体价值。当一种文化对个人价值不重视，个人生命也就随之不再那麽非常重要。从对待“战俘”上，我们即可看出中国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且不说古时就有秦国“坑降卒40万”（这样大规模杀害战俘，人类史上也属罕见）和汉代将军李陵战败投降匈奴而遭汉武帝杀母斩妻；即使近代，国共两党虽针锋相对，但在战俘处理上却相当接近。国民党将领临危受命时，往往得到上级面谕“不成功便成仁”，并得到自刎的短剑。不少内战时被俘的国军将领，在中共监狱度过几十年岁月，经“特赦”後，取道香港去台湾竟遭拒绝，其中有人绝望，在港自杀。 而在朝鲜战争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两万人被俘。有一半选择去了台湾，其余一万人坚持返回了中国大陆，结果这些人从此终身处於被歧视和迫害，有的团师级军官遭到军法审判，罪名是“为什麽不战死”。大陆近年曾有报告文学详细披露这些志愿军战俘返回後的悲惨命运。 ●珍惜具体的生命 而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战俘的态度则不同。在波斯湾战争时，被伊拉克俘虏的美国士兵牵动全美民众的心。有士兵在战场失踪的乡镇，家家户户悬挂黄色丝带，表示对他们的挂念。这些战俘後来都在家乡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没人追问他们怎样被俘，为什麽在伊拉克电视上曾谴责美国。对美国人来说，这些人的生命最重要。 越战已结束近30年，美国至今还在寻找失踪的官兵和战俘。美国国防部长期在莫斯科的报纸上做广告，对提供越战美军失踪线索者给以报酬。即使确定人已死了，还千方百计把尸骨找回。即使有人已投降留居越南，还要询问该人愿否回美探亲访友。 最近的例子是美军有一名上尉在索马里被俘，美国主要媒体都予报道，全国民众极为关注。当这名战俘获释，他在索马里美军营房的担架上就接到了美国总统从办公室打给他的慰问电话，而当他到达美军欧洲基地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军司令在机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他手捧鲜花，躺在担架上穿过仪仗队的场面，生动地体现了美国人对每一个具体生命的珍惜。 从美国人民和政府对历次战争中阵亡的官兵的态度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对生命的重视。在夏威夷、华盛顿和纽约等城市，美国人民把二战、韩战和越战的全部阵亡人员的名字都一一刻在了一座座白色的大理石碑上。 去年夏天，在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前，我曾见到一位40多岁的女性亲吻纪念碑上的一个名字，刹那间，我被这情景相当感动。我不知道那个刻在大理石上的人是她的丈夫还是她的兄弟，但我知道，对於她来说，那个刻在碑上的名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生命。他或许曾经热烈地亲吻过她，他或许曾经和她牵手走过童年┅┅那一刻，我想起了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那上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它是用千百万被碾碎的血肉和灵魂铸起的没有具体生命的墓碑，只是用来象征国家、民族的伟大。 ●我们是同类，必须帮助 在缺乏生命意识的同时，中国人更缺乏人类“同类意识”。即视其他人、其他种族、国家的人为自己的同类的心理不强烈。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对索马里和卢旺达难民给予关注和援助，是因为他们视那里的人民是“我们共同的人类”，我们必须帮助。而在这些援助者里，我们从未见过自视“第三世界领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队伍。当然，当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几千万同胞的死难都麻木的话，也就无法谈及对其他种族的关切了。 在“64事件”5周年之际，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发表声明，对六四遇难者表示悼念，对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抗争表示敬意。但他在演讲中也不无悲伤地指出，“由於各种各样的原因，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西藏问题，尽管西藏在六四之前几个月刚刚遭到大规模的镇压并宣布了戒严。”一个仅北京就有100万人参加的民主运动，竟然没有一个百姓、一个知识分子谴责中共几个月前对藏人的屠杀，而中共对藏人镇压的消息北京民众并非一点都不知情。可见中国人的这种人类“同类意识”多麽淡漠。 ●生存者的负罪感 相比之下，古巴人的生命意识和同类意识也远超过中国人。最近引起美国媒体关注的是古巴难民问题。仅八月就有两万名古巴人从海上逃来美国，其中有一人被确证淹死。25,000名居住在迈阿密的古巴人上街举棺为同胞送葬，并抗议卡斯特罗独裁政权。而逃自中国大陆、在海上飘泊了114天的“金色冒险号”难民，抵达纽约海岸时淹死了10人，全美200万华人没有任何人为他们送葬游行，更没因此抗议中共暴政导致这些同胞冒死逃向美国。 当人缺乏同类意识的时候，那麽面对死去的同类就很难产生“幸存者的负罪感”。近年来由中国人用英文写作和译成英文的四部揭露中共监狱、劳改营和文革浩劫的自传性作品引起注目。它们是∶吴弘达的《风疏雨骤》；巫宁坤的《一滴泪》；翟振华（音译）的《中国红花》和卜宁（无名氏）的《红鲨》。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在1994年夏季号英文《新亚洲评论》杂上写了一篇很长的书评，对这四部作品给予很高评价，认为由中国人自己用英文写出来他们的苦难已是难能可贵。但他在结尾处仍指出∶这几位作者的写作动机有所不同，有的是为了揭示中共统治的真实，有的是为了让西方世界更加了解共产专制的残忍，有的表示，“不把自己经历的这些苦难写出来，等於白活。”然而，他们的写作动机中都缺乏二战後犹太作家那种“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 所谓“幸存者的负罪感”是指这样两层意思∶同样在那种摧残生命的苦难中，我幸存了，而其他人却没有，幸存者对那些丧生的同伴（同类）有一种负疚的感觉。另一层意思是，我幸存了，那些同类被邪恶杀害了，我作为人类的一员，没有能保护住那些遇难者，有失人的责任。中国人习惯於用“又不是我把他们杀死的”来解脱责任。没有人要求幸存者一定去负什麽责任。但是幸存者的那种“没能保护好同类和我一样活下来”的“内疚感”则是一种更高的、更接近人的境界。这种负罪意识正是来源於人的同类意识。而这四部较有影响的揭示苦难的作品同时都没有这一点，可能不是偶然。 ●宽恕不等於遗忘 正因为中国人缺乏生命意识、同类意识和幸存者的“负疚感”，才导致中国人对苦难的遗忘和对残杀者的“宽恕”。但是，宽恕不等於遗忘，更不等於可以不追究责任。宽恕邪恶和不追究责任就是为将来可能再出现的屠杀提供“许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中，以“宽恕”为美德，但是却经常在宽恕中丧失了坚持是非的道义责任。例如日本宣布投降时，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书》，马上宣布∶“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以此淡化了对战争责任的追究。 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与中国人也相当不同。例如，美日两国二战後成为盟国，关系一直友好，但美国照样在夏威夷修建“珍珠港事件纪念馆”，强烈谴责日本的偷袭和残杀。在馆内放映的珍珠港事件影片结尾以宣誓的口气说，如果我们忘记了当年的遇难者，我们就是忘记了我们是什麽人，我们美国代表著什麽！ 而犹太人不仅在世界各处建浩劫纪念馆，还50年来不断地坚持追查缉拿当年的纳粹分子。《纽约时报》经常有这类报道∶79岁的前纳粹帮凶托威尔今年在法国被查出，法庭对他半个世纪前迫害犹太人的罪行进行了审判。50年前移居阿根廷、现年81岁的前纳粹分子培勃科不久前被查获，将被引渡到意大利接受审判。美国一著名德裔教授因学术成绩斐然，逝後该校悬挂了他的画像。犹太人社团经过多年的查找和证据收集，最後确证这位教授当年帮助过纳粹，要求那家大学摘下他的画像。 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并不会影响我们和已经放弃了军国主义的民主的日本建立友好关系和发展贸易往来。战後的德国因为认罪、制裁战犯和进行战争赔偿而更好地发展了与以色列、欧洲各国以及美国的友好关系。而日本则以它的经济实力超过中国而强硬地拒负战争责任。那麽，中华民族，这个历来被称为“最要面子的”民族，是否在遭受日本强暴之後，就仅仅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不顾自尊地放弃追究日本的责任？ ●拒绝遗忘，才会强大 中国人已把人类的健忘本能发展到惊人程度。相当多的中国人不仅忘掉了“918”，忘掉了被日军杀害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而且对中共半个世纪来迫害至死的几千万人以至几年前的六四屠杀也麻木不仁。纽约有30多万华人，可六四纪念遇难者晚会，只有约300人参加，不到纽约华人的千分之一。据各方面的统计数字，“64”时至少有上千名学生和市民遇难。对此淡忘的人们，不知是否想过，如果“64遇难者名单”上有一个名字是你的丈夫、妻子或者兄弟姐妹，你是否还要冷漠？如果对这样的事实你也不动情，那麽如果那个“名字”就是你自己，你还能忘记吗？！ 第一个提议修建华盛顿“浩劫博物馆”的犹太作家埃利·威赛尔（Elie Wiesel）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致词中说∶“忘记就是遗弃记忆，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说，遗忘就是甘冒再遭屠杀的危险。”中国人只有拒绝遗忘，永远记住“918”、“77”、“文革”、“64”，提高每一个人的生命意识和同类意识，嫉恶如仇，坚持道义，才可能结束共产专制，建立一个民主强大的中国，避免“918”等可能的外部侵略和类似“64”的内部屠杀。在一个民主自尊的中国面前，日本政府才可能对当年的侵略认真地道歉并赔偿。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4年9月18日） |
| 纽约访达赖喇嘛 1994-07-01 |
| 他是有著两千多年历史的西藏的第一个世界级领袖；他主张的「人类责任」、「非暴力」哲学，和他超越的精神境界与人格尊严，使他赢得了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与甘地、马丁路德·金恩并列成为世界近代史上主张和平非暴力解决种族冲突的著名领袖。
在西藏，他的画像在查禁中被偷偷地珍藏，他的名字在祷告中被默默地念诵。达赖喇嘛的存在，成为六百万西藏人民重获自由的希望。不知有多少人憧憬著能有机会见到他，让他宽厚、慈祥的手，触摸一下额头，降下佛祖的祝福。 他到世界各国访问时，人们也都争相一睹为快，渴望聆听他的教诲。在这个世俗、贪争的物欲世界，他体现著净土、超越和精神力量。 在当今世界，恐怕除罗马教皇外，他是最有影响力的宗教领袖。西方人称他为「活著的上帝」。中国人乾脆称他为「活佛」。他的博学、真诚、慈善和极具个人魅力的气质，使他拥有世界范围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好莱坞的著名影星李察基尔是他的信徒。放荡无羁的女歌星玛丹娜，谈到他也一脸严肃，说她最大的愿望是能见到达赖喇嘛，拜他为师。在电影《第六感追缉令》以性感成名的女星莎朗史东也虔诚地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向达赖喇嘛求教。」 ●转世灵童 达赖喇嘛的童年就充满传奇和神秘。1937年冬天，13世达赖喇嘛圆寂後四年，藏人秉持达赖喇嘛能够转世再生的传统，在距离拉萨东北一千多英里的安多区（现青海境内）寻找到了当时只有两岁半的农家男童拉木登珠，这个男童表现了惊人的天性∶他在第一次见到微服出访的喇嘛时，就上前抓住僧侣带的佛珠说，这是他的。而这串珠子恰恰是13世达赖喇嘛的遗物。而在鉴定用的众多眼镜、饭碗、手杖、念珠、手鼓中，拉木登珠都是一下子选到13世达赖喇嘛使用过的。那些来鉴定的喇嘛「几乎停止了呼吸，激动、幸福地流出了热泪。」拉木登珠就是13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 这个两岁的孩子顿时「身价」飞涨，当地军阀马步芳勒索10万银元（相当9万2千美元），否则不许这个灵童离开安多。藏人被迫交了银元後，马步芳又得寸进尺，再要30万银元。藏人虽愤怒无比，也只得屈从。这个「烦躁不安，偶尔还轻声哭泣」的孩子被簇拥的马队接到拉萨後，取了法名，叫「江村强百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藏语的意思为圣佛、光辉、雄辩、怜悯、佛教博学的卫士、智慧的海洋。後来人们简称他为丹增嘉措。丹增嘉措五岁时，通过「坐床」仪式，被立为西藏至高无上的僧侣领袖，成为拥有1000多个房间的辉煌的布达拉宫的主人。 丹增嘉措从此开始了禁锁深宫长达18年的背诵经书和各种学科的教育。他每天要面对经师，一段一段地学习背诵深奥的祈祷经文，而且越背段落越长，以此训练他的辩经能力。 他7岁那年，被要求给两万名喇嘛诵唱一段经文的起始句。面对那黑压压的方阵和缭绕弥漫的香火，这个7岁的孩子几乎晕了过去。他在自传中说，他经常做梦逃离布达拉宫。白天最惬意的时刻，是坐在宫顶房间隔窗眺望路上那些赶著牛羊自由自在唱歌、玩耍的孩子们，幻想著自己有一天也能那样。 ●流亡印度的艰辛 1950年，中共军队逼近西藏，年仅15岁的达赖喇嘛在藏民恳求下出任了西藏最高政教领袖。他曾短期出逃，後返回西藏。这位年轻的领袖极力与中共斡旋，希望他的人民免遭杀戮。包括他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在大军压境的威逼下签订了《17条协议》。在协议中，中共当局保证「不拿藏民一针一线」。可是在1959年所谓「平乱」中，中共军队打死了8万7千名藏人，拿走了整个西藏。 达赖喇嘛被迫逃亡印度，和他一起逃走的藏民达10万人。他在印度北部距离新德里一天路程的达兰萨拉小镇，建立了流亡政府。追随他的10万藏民在印度各州提供的一些无人居住的荒凉地区烧林平沟，建立了44座难民营。在炎热、暴雨、烧林的黑烟和森林野兽包围的艰苦建造中，很多藏民死亡。每逢雨季，达赖喇嘛房间的天花板就漏水，一天能接两、三桶。 达赖喇嘛在1950年第一次逃亡时，曾带了一千多头驮畜，每头载120磅金银铜器。这些金银被埋藏在锡金的一个弃置的马厩中。这笔最後折合成98万7千5百美元的资产，成为赈济10万难民的最初资源。六年後，难民营的粮食能够自给自足，後来藏民生产的毛线衫风靡印度，获得较大收入。为保存藏族文化，他们兴建了藏医中心、僧侣学院、剧院和各类学校，并修建了150个寺院。1971年开馆的「藏文文献中心」，收集藏文图书五千多卷，约为西藏文献的40％，而其他大量佛教文献，都被占领西藏的中国人销毁。 在经济重建的同时，达赖喇嘛领导了政治改革。以流亡藏民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出150名成员的「国民议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并制订了保障人民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和普选权、私有财产权的宪法。1963年，该宪法经全体流亡藏民投票通过後，建立了代议制政府。在宪法第35条，当时年仅28岁的达赖喇嘛亲自写上了这样条款∶「根据国家最高利益，国民议会经与最高法院协商後，可以三分之二多数弹劾达赖喇嘛。」当时150名国会议员聚集在达赖喇嘛的房前，请求删除这个条款。达赖喇嘛坚持说，「如果我们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必须要有能够改变达赖喇嘛权力的条款。这对西藏人民的今天和将来，都是绝对必要的。」 ●中共使百万藏人丧生 在至今流亡的35年之中，达赖喇嘛一直尝试与中共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但在毛泽东时代，任何结果都没有。 第一次转机是邓小平复出後，中共提出只要西藏不要求独立，什麽都可以谈，并邀请达赖派「参观团」回国考察，看西藏在中共领导下的变化。 1979年，达赖喇嘛派出了由他的哥哥洛桑三旦率领的第一个参观团。然而西藏的「变化」让参观团成员惊骇万分∶1959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时曾有的6259座僧侣寺庙只剩下了8座，其馀全部成为废墟。59万僧侣，有11万被迫害至死，25万被迫还俗。很多寺庙被改为宰场、猪圈、牢房和仓库。僧侣们曾被关在这些地方，多日不给食物，看守的汉人嘲弄说，「你们的佛陀会给你们送饭来的。」 更让他们悲愤的是，600万藏人，从1949至1979这30年间，被迫害、枪杀至死的藏人达86万4千人，死於饥饿34万2千人，总计120万人，即每6个藏人就有1人丧生。据联合国的报告，藏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7岁。西藏的最大变化是建造了更多的监狱。而中共迄今进行的40次核试验，大多数都是在达赖喇嘛的出生地安多区，即中共现在称谓的青海进行的。中共在西藏驻扎了50万军队，全部核武器的三分之一储存在西藏境内，并在藏区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军事演习。 洛桑三旦率领的参观团走到哪里，都有成千上万的藏民围住车队，呼喊著达赖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诉说他们这些年来遭受的苦难。参观团的成员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上万藏人哭成一片的悲愤场面使陪同的中共官员不知所措。连当时在中共政府任高职的西藏第十世班禅喇嘛，也在北京给参观团看了他身上被中共14年关押拷打留下的永久伤疤。北京当局最後停止了参观团的活动，认为这只能增加藏人的「离心」倾向。 第二次转机是1980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副总理万里视察西藏。这是中共历史上最高官员到藏区考察。胡耀邦在拉萨郊区的「反帝公社」看到藏人的住处像贫民窟，生活条件极为恶劣，震怒地在中共西藏自治区会议上质问∶「中央援助西藏的专门拨款都仍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於是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任荣被免职。胡耀邦在会上提出，要在三年之内，让西藏人的生活恢复到20年前的1959年水平，同时建议将在藏的85％中国人撤回内地。因西藏境内已有汉人700万，使本地600万藏人变成了少数。 两年後，中共向西藏流亡政府提出欢迎达赖喇嘛返回的五点建议，其中包括，承认达赖在西藏的最高政教领袖地位；达赖不得为1959年的「平乱」翻案；达赖本人必须像班禅一样长住北京。 ●驱逐黑暗的蜡烛 达赖喇嘛对将他隔离开西藏人民，长期「保护」在北京像班禅一样做人质的条件无法接受。他在《自传》中对此写道∶「我多年的奋斗，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地位，而是为了我的六百万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我关心的不是边界，而是想象力、创造力，这些对於人类是最重要的。而实现创造力的先决条件必须是有自由。我在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活中学习到了这些价值。西藏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获得自由之前，我返回将是错误的选择。」 为了帮助六百万西藏人民解脱奴役获得自由，达赖喇嘛出访了很多国家，寻求国际间的道义支持。1987年9月，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著名「五项和平计划」，包括建议将西藏建成一个和平区；停止在藏区进行核试验和储存核武器；尊重藏人的基本人权和民主自由；保护西藏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放弃大量移民汉人入藏的政策；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他的演讲受到参众两院议员长时间起立鼓掌致敬。 但北京对达赖的五项和平计划根本不予理会。达赖喇嘛伤心地说，「谋求藏人和汉人之间真正的和睦，一边或另一边必须有让步，或者至少有和好的姿态。自从西藏已成为被压制虐待的群体，我们已失去了全部所有，我们还有什麽东西去提供满足中国人呢。」 40年来，中共政府以强势宣传西藏的巨大进步和繁荣，指责达赖喇嘛「背叛」。达赖喇嘛为此写道，「不管中共怎样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和宣传，真实依旧是真实。我们这边没有钱，没有宣传，除了微弱的声音我们一无所有。在争取自由的奋争中，真实是我们唯一拥有的武器。」 纽约《每日新闻》的一名记者形容达赖喇嘛谋求与中共当局谈判的努力，如同「试图用水浇平喜玛拉雅山」。但笃通道义和精神力量能够战胜邪恶的达赖喇嘛一直对未来有坚定的信念。他在自传《流亡中的自由》中写到，他最感动的一个时刻是在1989年底他站在「柏林墙」边的那个夜晚。「一个年迈的妇女默默地递给我一支红蜡烛，我很动感情地将它点燃，在夜风中，它几次要被吹灭，但我紧紧地攥著它，那微小而扑忽飘荡的火苗在浓重的黑暗中倔强地燃烧著，一群人围著我，有人触摸我的手。我祈祷著∶这象徵慈悲和警示的光明，一定会溢满世界，驱逐恐惧和镇压的黑暗。这个瞬间我经常记得。」 ●心中有光明 无论谁有机会面对这样一位心中充溢光明的人，心灵都会随之闪亮。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乘达赖喇嘛来纽约参加「现代科学与宗教」会议之际，我们采访了这位令人尊敬的宗教领袖。 ●理性的儿童 他走来了。身著右臂露外、和普通和尚一样的传统红色佛袍，脚登一双现代棕色皮鞋；左手腕上四串古老的佛珠中夹著一苹摩登手表。裸露的右臂上结实的肌肉，使他不像一个整天坐禅的和尚，倒象个憨厚的庄稼把式。 他微笑著，上前一把攥住我们的手，那瞬间的庄严和神情的交流，将整个空间充溢得鸦雀无声。在那一瞬间，感到从他那宽厚温暖的手掌中，传递出慈爱、真诚和信任。 来到小书房，他让我们先选择座位，还张罗著帮助摆放我们带去的两个小录音机，并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们说，「可以录音、照相，提任何问题。」那份自然、熟悉和亲切，使人几乎忘掉了面对的是一位「活佛」，一个举世公认的宗教领袖，而是像在和父亲、兄长和久别的好朋友再此相聚。当我们把小小的录音麦克风夹在他胸前时，他安详地让你随意摆弄他的佛袍，微笑得像一个静谧的婴儿。 面对这位世界著名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自然和坦诚，不知怎麽，这一瞬间让人想到意大利的法拉奇，这位采访过霍梅尼、邓小平、基辛格、布托和胡笙国王等很多世界风云人物的著名女记者曾写到∶「权力是人类发明的最坏的东西。」她在采访中发现，权力将那些世界领袖熏陶腐蚀得跋扈、专横，做作、矫情，很多且无知、愚蠢。但是法拉奇如果采访到达赖喇嘛，她一定会有新的感受。因为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身上自然地流露出的那种超越世俗的真诚坦然，那种如同理性的儿童般的自由自在，使每一个接触到他的人都会感到，像是走入一片只有绿草和微风的大自然┅┅ ●台湾前途取决於人民 我们向他提出第一个问题∶「据报章披露，您的哥哥去年访问了台湾，据说是为您第一次访问台湾做安排。您的访问何时会成行，目的是什麽？」 「事实上，一年以前，李登辉总统的一个特使曾专程来到印度和我们商谈，谋求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清楚地表达了对过去一些误解的歉意。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一直渴望与台湾人民有亲密的关系。我一向认为，和中国的兄弟姐妹们的亲密关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今天，台湾有了言论自由，我们可以自由地交流看法和感觉。 「我很尊敬和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今日台湾仍保留著这些文化遗产。在传统的中国佛教中，女性的地位和男性是被视为平等的。这样的遗产在西藏、斯里兰卡等其他佛教传统中是缺乏的。我对这一点非常感兴趣。我很想去台湾看看。 「但是由於过去这些年来某些台湾机构在藏人流亡地制造了一些不愉快，因此我们必须先解决这些问题。为此我两次派特使去台湾，他们会晤了李登辉总统和行政院长，进行了非常友好的交谈。但是在一些最後的问题还没解决之前，我的行程无法确定。」 「台湾目前正在争取进入联合国，您怎麽看待这个问题？」 达赖喇嘛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台湾有两千万人民和繁荣的经济，有自己的宪法，自己的政体和边界，从道义上说，台湾有在联合国占有一个席位的权利。就像当年东西德和今天的南北朝鲜一样。」 「台湾有些民众要求台湾独立。假设台湾现在宣布独立，您会对此持什麽态度？」 「我历来相信这种决定必须取决於大多数人民。大多数人民的声音，就应该是最後的决定。从根本上来说，台湾人民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不管最後大多数台湾人民做出什麽样的选择，我都会接受和支持。」 ●听知识分子的意见 由於在我们采访他的第二天，达赖喇嘛将会晤克林顿总统，并将谈及美国政府是否延续中共最惠国贸易问题，所以我们问及西藏的人权状况是否有所改善，他怎麽看待「最惠国」问题。 他认为，「西藏目前的人权状况并没有改善。对於最惠国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我关心的是中国的自由和民主。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但不幸的是，它被极权制度所统治。中国人自己已开始争取民主和自由。每一个人都应为中国尽快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而祈祷。 「在对最惠国的态度上，我觉得中国人有三个群体∶一个是中共当局的领导者们，他们关心的只是保住自己的权力；第二个群体是一般大众，他们更关心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第三个群体是知识分子和学生，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群体，是对中国有著决定意义的人们。他们正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而奋争。国际社会的对华政策，应该以这个群体的诉求为考虑的出发点。外在世界有道义责任帮助这个群体，从而向中国一般大众发出正确的信号。我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的一点。在最惠国问题上，美国应多听听这些知识分子的意见。」 ●胡耀邦有可能是克拉克 在我们采访的当天，南非正在进行全民选举，在南非300年的历史上，第一次黑人也和白人一样有了选举权，它吸引了全球瞩目。我们问达赖喇嘛在这一历史时刻，有何特殊感受。 他沈缓地说，「此刻，我想到西藏人民的苦难处境，感到伤心。但是，正在南非发生的事情，和已在中东进行的和解，给了我更多的希望和信心去坚持非暴力的谈判和解。这样的方式正在世界各地发挥作用，并变成现实。不久前，还没人能预想到拉宾和阿拉法特能够握手，并相互微笑。几个月前人们不可想像的事，今天变成了现实。这种积极的外交，给於我们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希望。 「他们能做到的事为什麽我们藏人和中国人就不能尝试。在过去的两百年中，藏人与中国人有过一些时间不愉快，但基本上是和平的。为什麽我们今天不能去发现一些共同点，然後相互磋商呢？ 「我相信，如果中国人民的真正愿望和实际追求能够体现成政策，我们就能解决现在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今天有太多的人有著狭隘的、顽固的想法和行为。这是问题的症结。当中共领导人和他们自己的人民沟通都非常困难时，还谈何与藏人沟通？」 「那您是不是认为今天在解决汉藏问题上，中共领导人中不会出现像南非白人领袖克拉克那样识大体、能够让步的领袖？」 达赖喇嘛沉思了一下说∶「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如果胡耀邦还活著，并且在权力中心的话，他或许有可能成为中国的‘克拉克’。但现在对邓小平来说，已经太晚了，他太老了。」 ●毛泽东使他恐惧 达赖喇嘛谈到的近代藏人历史是多灾多难的。1904年，在13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为西藏政教领袖时，就发生英国人入侵西藏事件。土登嘉措被迫逃亡外蒙两年。英人撤出後，清王朝的军队又要进藏。土登嘉措为此专程从拉萨经过两千多里的车马跋涉到了北京，会晤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谋求汉藏和平。但13世达赖喇嘛在京期间，光绪和慈禧突然相继去世。土登嘉措只好返藏。 不久，清朝政府命川军进藏。军纪败坏的川军一路乱杀，打进拉萨。当时有两万藏人正在大昭寺举行传统的「默朗木」祈祷大会，川军冲进开枪乱射。13世达赖被迫逃亡印度。清朝廷随後下令革去13世达赖喇嘛的称号，另寻灵童。此举引起中外佛教徒愤怒，认为是「侮辱佛教」。清廷感到事态严重，不可对佛教不恭，最後派人去印度劝说13世达赖喇嘛返藏。 1950年，毛泽东在北京建立红色政权後，这种历史又再次重演。但不同的是，虽然清王朝像成吉思汗的元朝一样一度占领了西藏，但都出於对佛教的不敢冒犯，最终撤兵。而共产党是什麽宗教也不信，什麽都敢亵渎的，所以无所畏惧地以大兵横扫西藏，且驻军至今。 1954年夏天，19岁的达赖喇嘛和17岁的班禅喇嘛一同赴京，谋求汉藏和好。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到，毛泽东给他的最初印象很真诚。毛对他说∶「西藏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有瑰丽历史。很久以前，你们征服了很多中国的土地，但现在你们落後了，我们希望帮助你们。也许20年後，你们又走在我们前面了，你们再回头帮我们嘛！」达赖喇嘛说，「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达赖和班禅在北京逗留了七个月。在这期间，年轻的达赖几乎迷上了毛的新中国和马克思主义。他发现这些共产党人主张的平等、正义等，正是佛教精神。一度他想成为一个共产党员。 但两件事使达赖对毛产生恐惧。一次是藏人在京庆祝新年，毛泽东受邀出席。在庆祝仪式中，毛看到主人向空中抛掷糕点敬献佛祖时，他也抓了两撮，将一撮朝上方仍了，然後狡黠地一笑，将另一撮仍在了地上。 另一件事是，毛曾花了很多时间，向达赖建议该如何管理西藏。谈得兴起时，将头贴在达赖的耳旁低声说∶「你人不错，态度很好。但记住，宗教是鸦片。第一，它降低人口，因为和尚尼姑要单身；第二，它忽视物质建设。」年轻的达赖惊恐地低头掩饰慌乱和恐惧，因为他心中在回答∶你是在摧毁佛教。 ●我不懂中国人的想法 毛泽东对达赖喇嘛一直十分看重。当1959年中共军队以「平乱」控制了整个西藏後，毛听到汇报马上问，「达赖喇嘛怎麽样？」当听说达赖已逃去了印度，他沮丧地说，「这场仗，我们输了。」 达赖通过中共在西藏的暴行得出，毛泽东对他许下的诺言都是谎言。达赖喇嘛在印度曾见到周恩来，说出他对中共的恐惧。周却说，你不用担心，西藏现在什麽都很好。达赖在《自传》中写道，「但当时实情是，西藏的情况比想象的还糟糕。他们撒谎从来都不犹豫，就像他们一贯这样做的。」达赖困惑地写道，「说真话，我始终不能全部懂得中国人的想法。」 因此我们问他，「您在自传中提到毛泽东、周恩来都不说实话。邓小平政权也缺乏诚意。今天您谋求与这样的共产政权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会有多少实质意义呢？」 达赖喇嘛大笑起来，然後说，「这是一个难答的问题，非常难答的问题。这样说吧，不管我们信任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我们都不得不与中国政府打交道。这里没有别的选择。但是，我相信，我们都是人，在开始时，可能没有完全的信任，但是通过共同的努力和直接的交流，是有可能发展出信任的。」 ●中共找灵童遇阻 北京政权虽然对西藏流亡政府呼吁谈判协商一直不予理会，但最近却因寻找班禅转世灵童遇到麻烦，而不得不试图与达赖喇嘛联系。 第十世班禅於1989年2月突然病逝後，中共开始著手寻找转世灵童。此举遭藏人强烈反对。拉萨街头贴出很多抗议标语，如「没有达赖喇嘛亲自认定，中共单方面决定的班禅转世灵童，我们西藏三区人民绝不承认，并抗争到底！」 为此我们询问达赖喇嘛如何看待这件事。他说∶「中国政府并不想让我涉入此事。但是藏人要求我参与。历史以来，达赖喇嘛从来都是参与寻找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所以现在中国政府正处於进退两难的境地。」 我们接著问他，「如果最後中共单方面确定班禅转世灵童，您是否承认？」 他不经意地触动了一下手上的佛珠说，「我的立场是，如果这一寻找鉴定过程没有政治动机，真正是按照藏人的传统方式作业，无论是谁来进行都无所谓，如果西藏人民接受，我就承认。但自相矛盾的是，中共一方面说宗教是腐朽的迷信（大笑），一方面却坚持由他们去找灵童。显然这里纯是政治原因。」 沿著班禅的话题，我们问他，「几年前我们在中国大陆时就听说班禅在北京曾秘密结婚，娶的是中共高官董其武的孙女，并生有孩子。您怎麽看待这件事？」 达赖喇嘛回答得十分简单∶「班禅也是人啊。」 「但他是一个和尚，尤其他是班禅喇嘛，按佛教传统他不可娶妻生子啊？」 面对我们的追问，他阐述说，「当然，和尚应该是单身。这是戒律。但个人有选择的自由，遵守这个戒律是自愿的，佛祖对这点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一旦不选择遵守这个戒律，无论是娶藏族女孩或是中国姑娘，都不重要了。」 ●班禅的内心痛苦 虽然在藏人历史上达赖和班禅经常不和。而且第十世班禅在北京娶妻生子，并多次发表过附和中共政权的言论，但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写到班禅时，仍一往情深∶他们曾通过三次电话，其中两次都是班禅在北京，达赖在印度。达赖喇嘛担心中共方面窃听，因此谈得很谨慎。果然，两周後，电话内容就出现在北京的一份内部简报上。 第三次通话地点不同，班禅出访澳大利亚，达赖在德国。达赖喇嘛写道，「班禅将随从人员都打发掉後，安排了这次电话。虽然通话时间并不长，但那足以让我相信，在班禅心中，他仍忠於自己的信仰，忠於他的人民和他的国家。」 达赖喇嘛对班禅内心世界的了解是有根据的。1962年，中共劝说班禅公开谴责达赖喇嘛，许诺说这样他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的「代理」两字就可去掉。但遭到班禅拒绝，为此他被禁止公开讲话。 1964年3月，拉萨召开传统的藏人传昭大法会，中共再次要求班禅到会上发表谴责达赖「背叛祖国」的讲话。面对黑压压的一万多藏族同胞和四周的中共军人，当年27岁的班禅坐在拉萨大广场的高高宝座上，一语惊人。他说∶「达赖喇嘛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领袖，如果他安然无恙，藏人的吉祥之源就不会枯竭。藉此聚会，我重申我的信念，西藏一定会重获独立，神圣的达赖喇嘛一定会返回，达赖喇嘛万岁！」 班禅随即被逮捕。从此没人知道他的下落。1978年，魏京生在北京的「民主墙」贴出大字报，披露他的藏族女友的父亲和班禅一道长期被关押在北京郊外的「秦城监狱」。班禅曾企图自杀，他拒不进食後对看守说，「你们可以把我的尸体送交中央委员会。」 ●性、爱情和婚姻 沿著班禅个人生活的话题，我们说，「可否向您提一个冒犯的问题？」达赖不假思索地连声说，「可以，可以。」 「您是否梦想过有妻子、孩子和婚姻？有没有过性欲冲动？」 「哎呀，我现在都是59岁的人了，那些婚姻呀爱情的年龄早都过去了。」他说著哈哈大笑起来。达赖喇嘛的开怀大笑是世界出名的。因为他笑的那样自然、奔放。他曾回答一名西方记者说，他从小就喜欢笑，後来他得知开怀大笑有助於健康，就更笑不可止了。这种坦然的大笑一下子将人们的心灵拉近。达赖喇嘛的崇拜者影星李察基尔曾说过，「达赖喇嘛有超常的能力，他让任何人在他面前感到舒坦自在、无拘无束。」他的随和与谦恭让他身边的人随时可以感觉到。例如，在我们的交谈中，当他的助理毫无拘束地纠正他的英文语法错误时，他总是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歪著脑袋认真地听，然後重复一遍正确的。 他笑著，像孩子比武那样握紧拳头展示双臂的肌肉说，「我十五、六岁的时候，身体很健壮，感到有性的欲望。」他停止了笑，认真起来∶「幸运的是，在那一阶段我正发展著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和对打坐冥思训练的热衷。这些帮助我平静了那些欲望。」 他接著说，「我认识很多结了婚的人，他们有的很幸福，有的有一大堆问题。有时为没孩子苦恼，有时孩子太多，要计划生育，要流产，还有保险套等很多问题。有的伤心地离婚，造成孩子心理不平衡。和我们的生活相比，婚姻生活有它令人兴奋的瞬间，也有让人极为沮丧的时刻，很像一条忽高忽低的曲线。而和尚尼姑的生活，则像一条直线，没有高潮，也没有低潮。或许我们的生活没有那麽令人兴奋，但也没那麽多烦恼。从长远来看，或从健康角度来讲，都有益处。」 对於「性」，他曾对西方记者引用一位佛教哲学家的话解释说，「如果你痒，挠一挠会感到很舒服。但如果从来不痒，不是更好吗？」 ●喜欢飞机大炮机关枪 有文章描述，达赖喇嘛从小就喜欢战争玩具，如飞机，坦克等。现在对二次大战时的图片很著迷。而且在拉萨时他就有枪，现在印度的住处，他还保留著一支步枪。我们问他，「这些是事实吗？它与您一向主张的非暴力哲学怎麽能够统一呢？」 他笑著连声说，「是的，是的。我喜欢这些战争图片，那些机器令我著迷。例如那些飞机、大炮、军舰和机关枪，多麽复杂，吸引人啊！」 达赖的话使我们想起他从小就喜欢拆各种机器，探究内部运转的奥妙。他曾将一台电影放映机拆卸，又凭记忆装好。已故达赖留下三台汽车，他自学内燃机原理，竟修好了两台，他开了出去，结果撞到了树上。修表是他的业馀爱好。至今在他印度的工作间里，还有一些破旧的手表等待修理。他曾对朋友说，如果他不被选择做达赖喇嘛，他或许会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 对於喜欢战争图片原因，他对我们说，「看到那些残酷，想到这些武器给人类带来的摧残，更加强了我的非暴力哲学理念。我从小到现在都不能看人受伤，连杀死一个动物都不敢看。」 我们问他，「如果时光倒转，您可以自由选择，您是否还愿意做达赖喇嘛？」他十分肯定地回答，「我想做一个普通的人。」 「为什麽？达赖喇嘛多重要啊！」 「我一直强调，我不多不少，只是一个普通的佛教僧侣。而且我曾郑重声明过，当西藏获得自由我返回时，将不再担任政界任何职务。这是我正式确定的。」 达赖喇嘛的这一想法由来已久。在1985年，他就对人透露说，「很多预言表明，我是最後一位达赖喇嘛。整个世界都在变化，也许达赖喇嘛根本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即使保留达赖喇嘛，选定方式也会与传统不同。」而且，一向十分相信科学的达赖喇嘛曾语惊藏人∶「佛教是接受真实的，尽管佛教相信转世，但如果科学证实没有转世，我们一定接受科学。」 我们追问∶「如果西藏自由了，您返回後，将实行什麽样的政治制度？」 他坚定地说，「我们已决定要建立民主制度。当然，具体采用什麽样的民主体制，是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是英国式的议会制，还有待於六百万西藏人民最後决定。」 他做著手势强调说，「西藏问题，最终要由汉藏两族人民来解决。如果中国人和西藏人对待对方像兄弟姐妹一样平等，我们之间就不会有什麽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并不是说我们对西藏问题的观点就是正确的，中国人关於西藏的看法就是错误的。但中国和西藏关系的性质不应该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历史上从来都不是。没有偏见和不受政治影响的历史学家，应该做真实的研究并传递真实。」 我们就势向他提出最後一个问题∶「您一直谋求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但是您如何看待中国普通民众的意见和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的作用？」 达赖喇嘛立刻很动感情地说，「我历来十分高兴见到中国兄弟姐妹。我常向藏人说，寻找你们能发现的每一个中国人，和他交朋友。我们需要中国公众的理解，至少是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推崇民主自由这些价值，而北京的共产政权不相信民主和自由。对於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国人民来说，他们也是受害者。」 他完全没有要结束谈话的意思，但他的助手和工作人员已焦急地等在他身边，因即将开始的会议正等待著他。他只好站起身来与我们紧紧拥抱，并亲自给我们带上藏人象徵友谊的哈达。我们祝他保重，他拍著我们的肩膀重复地说著∶「我们都责任重大，我们都责任重大。」 他走出房间後，又转过身来，合手致佛教礼，微笑著说了一句中文∶「谢谢，再见！」 当达赖喇嘛的身影消失之後，我们才突然醒悟，我们实在有失礼节。因为按佛教规矩，客人拜见达赖喇嘛後，应先退出，而且不能转身就走，应缓缓地倒退著出去。但从达赖的传记中得知，他极力主张简化那些传统的繁文缛节。一次一个西方记者采访他之後，按规矩倒退著出去，因不习惯，退得摇摇晃晃。达赖喇嘛笑著上前抓住他的双臂，向後一拧，然後推了他一把，把他送走。 ●如果他不是上帝 达赖喇嘛那亲切的微笑清晰地定格在我们脑中。我们回味并思索著这次采访，忽然意识到，有些中国人对达赖喇嘛的认识存在一个误区，一提起达赖喇嘛，就只想起西藏独立。其实，达赖喇嘛的生命与宗教哲学，他对世界责任与人类尊严的追求，已使他的价值远远超出了西藏人民的领袖。在他的著作和演讲中，他总是强调人的同类意识和共同负有的世界责任；教诲人们追求精神价值，相信爱、慈悲和宽容才能带来真正的个人、家庭和世界的和平。「我们是有著共同属性的人类，我们要开掘内心深处对他人痛苦的关心，不管他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他在领取「诺贝尔奖」致辞时这样阐述他的角色∶「首先，我是一个世界公民，我有人类责任。第二，我是一个佛教僧侣，我力图向精神世界贡献我的所有；第三，我是一个藏人，我对西藏的命运负有责任。」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对其他宗教的尊重和宽容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他认为所有宗教的宗旨都是为人性服务的，有多种多样的宗教理论并存是对人类有益的，因为「人是各种各样的呀，」他说∶「我利用所有的机会去发展与其他宗教的友好关系。」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十分强调「主权在民」。他说在印度流亡地制订的宪法只能称为「草案」，因为必须将来由全体六百万藏人选择批准。他认为将来西藏不管实行什麽样的民主制度，都要一人一票选举。即使达赖喇嘛是否继续存在，也听从於全体藏人的决定。他甚至考虑采用梵蒂冈式的选举制度来选择达赖喇嘛和各级僧侣。 作为一个自幼就集宗教和政治领袖於一身的达赖喇嘛，人们难以想象他怎麽能够产生那麽多平民意识和那种家庭成员般的亲切坦诚。 我们困惑∶如果他是人，何以能够在这个庸俗做作、物欲横流的世界保持单纯、自然和精神超越。如果他是神，怎麽能够那样充满可以触摸的亲近、熟悉和炽热的人间之情。 我们感叹∶这是一颗尘世少有的超脱的灵魂，这是一个人间罕见的接近大自然的血肉之躯。面对他那静谧的微笑，他那儿童般的纯真，你想起一片海洋，一片森林，一片小草 ┅┅ 作者附记∶ 我们的采访，得到了在华盛顿「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政治分析员阿沛·晋美先生、西藏流亡政府驻纽约办事处主任Rinchen Dharlo先生和该处新闻秘书Thubten Samphel先生的帮助，特此致谢。 本文所引用的数字和历史资料，出自下列中英文书籍∶ 《雪域境外流亡记》，（美）约翰·F·艾夫唐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萨） 《达赖喇嘛传》，牙含章编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北京） 《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1993年编辑出版（印度，达兰萨拉） 《Great Ocean》，by Roger Hicks & Ngakpa Chogyam（England）1984 《The Dalai Lama，A Policy of Kindness》，by Sidney Piburn（New York）1990 《Freedom in Exile》，Tenzin Gyatso，The Fourteenth Dalai Lama of Tibet（London）1990 （载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4年7月1日） |
| “周恩来的私生女”是真还是假？ 1994-05-22 |
| 现旅居旧金山的中国大陆女性艾蓓写了一本名为《叫父亲太沉重》的书，书未出版即引起轰动，因为华人女作家陈若曦率先在香港刊文，称艾蓓是已故中共总理周恩来的私生女，首次以自传体小说披露身世。她并将艾蓓书稿推荐给一家港刊连载。随後大陆逃亡作家孔捷生在另一家港刊发表三万字长文，“读解”艾蓓如何就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此事一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华人界轰动成“大新闻”。相信的人信誓旦旦，说这是“百分之百真的”，并拍手称快∶“周恩来的圣人面具被戳穿”。但也有人质疑，问艾蓓有何证据？艾蓓以周恩来式的圆滑辞令回答∶“我从来就没被承认过，还怕被否认吗？”不久前艾蓓访台又遭此类疑问的轰炸，艾蓓回答∶“至於我是谁，不应该问我，应该是读者看完书後问自己，问我是很荒唐的。”
●此书主要内容 作为读者，我读完这套上下两册40万字的《叫父亲太沉重》，得出的结论是，所谓艾蓓是周恩来私生女一事“是很荒唐的”。 《叫》书主要有两部份内容∶大部份章节是写“总理”的政治活动。该书没有出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名字，都是用总理、大姐、主席、主席夫人、彭将军、孙夫人等称呼。另一部份情节是“总理”与一位叫“安然”的女性发生婚外情并生有一女叫“小蕾”。全书以小蕾自述口吻写成。 该书大段大段对周恩来政治活动的描述大多是编篡抄录大陆已出版的各种回忆录，很多情节，包括一些用语都似曾相识。而读者最关心的周恩来婚外情部份几乎全部囊括在孔捷生三万字的“读解”中。但这“婚外情部份”大多编织得不合情理、虚假甚至荒唐。 作者艾蓓在卷首并没否认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或“记实性小说”。所谓记实，应该是实在地记录历史事实；所谓小说（就算这是一本艾蓓目前改口宣称的纯小说），也应该有文学真实——书中主人公的言行应符合逻辑、时代场景和人物的身份。那麽，我们无论从“记实”或是“小说”的角度来看这部书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 ●离谱的偷情描写 该书写“总理”第一次与安然调情，是在1953年元旦前的北京一家医院。当时安然从朝鲜前线负伤归来，住在那里养伤。一个星期天，“总理”悄悄溜进安然的病房，“上前，握住她的手”说，“安然，巧不巧？我随便推开这个门，结果是你。”稍後，惊诧“总理百忙中来这里视察的”医生闻讯赶来，激动得“脸青手抖”。事後，安然的手“又被无数双病友的手轮番地握住。”因为她的手被“总理”握过。（152—157页） 以周恩来这样被人崇敬的“国家总理”身份，不带秘书、警卫，又不事先通知这家医院领导，自己一个人悄悄溜进病房看望病人，这合乎那种政治环境的“情理”吗？ 更离奇的是，作者在162页写道，“总理”带安然到宋庆龄在北京的临时居所参加舞会，舞会未完，安然要提早回家，“总理”送到门厅，跨出门口就“一把搂住了我妈，双手捧住她的脸。”“一阵狂亲乱吻。”安然挣脱後，“折身就跑”。以周恩来的身份和修养，他会在大街上强吻一个女人吗？而且是在时刻有人出入的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的家门口。 作者写“总理”到安然家偷情做爱也很离谱儿∶他“趁天黑冒著被人认出的危险，来到这里。”“领口竖起，帽沿压眼”，进屋後就拥抱做爱，安然“没有羞耻地大叫大喊”。（202—204页）以周恩来一国总理身份，会这样冒险趁天黑溜进小巷的平民百姓家偷情？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偷情环境中，安然会在第一次与如此“伟人”做爱时“大叫大喊”？ 在247页，作者描写“总理”又到安然家偷情∶“他真的来了，从侧门，深夜两点半。”“做了要做的事情，两人躺在床上┅┅天快亮，我妈替他穿好衣裤，催他趁黑离开。他像孩子耍赖，又把自己脱尽扒光，四体拉叉大声说∶‘我要做一天我自己，不要做总理，我要解放我自己！’”一向十分看重一国总理形象的周恩来，是以极为自制、谨慎、圆滑闻名的，这种人即使在私人场合也很难改变和忘记他演惯了的角色的连贯性。他怎麽可能做出上述这种无忌无羁的举止呢？ ●周恩来被当众打耳光 书中的“总理”十分大胆，竟约安然到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办公兼住处的“新六所”，当著外交部女新闻司长的面，与安然调情。然後到楼上卧室，“他的手像饿狼，”将安然“拥搂得越来越紧，恨不得勒进自己的肉里。”当谈到为他俩将来的孩子买的小绒衣，“他突然癫狂起来，双手提起一件婴儿小绒衣，哼著‘蓝色多瑙河’，在床前划起了舞步。”而此刻被称为“大姐”的邓颖超，偶来此楼，竟极有“涵养”地坐在楼下，一直等到丈夫与情人偷情尽欢完毕。安然下楼时见大姐在此，吓得“脸色蜡白”，“大姐”却极有风度地提出由她来送安然回家。（251页） 以周恩来的谨慎个性，会在他和夫人的卧室与女人偷情？会那样轻狂地拿著婴儿衣服床前漫舞？邓颖超再大度，会一直听著楼上自己丈夫与情人幽会而正襟危坐等到事毕？ 该书作者此处的描写是想把“大姐”塑造成一个为丈夫的名声地位而忍辱负重、极为大度的女性，但在该书下册却有这样的情节∶因为她的总理丈夫送给别人的漂亮夫人一条围巾，被她无意发现，她嫉妒得竟“当众吵闹，打了他的耳光。他痛哭流涕，连声道歉。”（下154页）且不说这个“大姐”形象前後多麽不统一，以常识而论，邓颖超会在大厅广众面前为一条围巾打周恩来的耳光吗？周可能哭哭啼啼、当众向夫人道歉吗？作者为编造故事，连常识都不顾。 ●虚假的“外婆”形象 艾蓓女士是富於想象力的，在她笔下，周恩来像是一个当代北京城中毛头毛脚的小青年。例如书中有这样的情节∶“总理”在很多达官要人参加的舞会上见到安然，乘跳舞之机，将脸贴近安然，“小声说∶‘到後门口街角等我’。”俩人逃离舞会去别处幽会，刚走到街角，“总理”被一个下班老工人认出，一群过路人围了过来。站在旁边的安然十分尴尬，最後只好“跑回舞厅，见到他的卫士正在四处乱找。”（278页） 周恩来不是普通小青年，他是国家重要领导人，他这样不通知秘书、警卫就从舞会上与情人私奔了，怎麽可能呢？设想一下，如果他的随从找不到他，会以为总理失踪，不会马上报警、汇报党中央吗？周恩来会惹出这样的乱子，做出这样鲁莽而不合一般常识逻辑的事吗？ 书中的“外婆”（安然的母亲）对周恩来的态度，编织得同样不近情理。在207页作者写道，1953年11月，“总理”又像一阵风，突然旋到安然在上海的家门前。“他东张西望，确信无人，扯下大口罩，敲开了门。‘是你┅┅’我外婆像劈头挨了一闷棍，看著他发懵。”以周恩来当时的权势地位，哪一家的“外婆”敢怠慢？而艾蓓笔下的“外婆”见到总理像挨了闷棍，怎麽可能呢？ 荒唐的是，“总理”再来找安然时，这位“外婆”竟不给他开门，“总理拄著雨伞，站在伸出廊沿外的台阶上，任凭雨雾吹打。帽沿下的水珠，顺颈滴进衣领，他全身冰凉。他想一直站下去，看看老太太心有多硬，能让他在雨地里淋多久。”（398页）周恩来有可能为了和女人幽会，撑著雨伞在平民百姓门口死候死等，与一个老太太“叫劲儿”吗？同时，按书中描绘，“外婆”不是不知周恩来为何许人的乡下老太太，她怎麽敢和“总理”呕气？偌大的中国，当时有过这种人吗？ 更荒唐的是，作者写道∶1957年，“总理四次去上海，四次被拒绝在外婆家门外┅┅最後一次冲著外婆破口大骂。”（379页）四次被拒绝已非常不合情理，周恩来还会在大街上冲老太太破口大骂？作者不是在编织现代青年小痞子的恋爱故事吗？ ●不能学习雷锋 当“总理”有次终於进了房门，“外婆”竟训斥他说，“什麽伎俩都能使得出”。（402页）在那种时代和政治环境，有人敢这样对周恩来说话吗？而书中还有这样情节，面对外婆挖苦，“总理”竟毕恭毕敬解释∶“大姐写了离婚申请报告，等主席从北戴河回来，我们一起找主席谈後，再送到政治局申批。”（309页） 在艾蓓女士笔下，这位外婆勇敢得出奇。例如在小蕾8岁生日时，总理、大姐来安然家祝贺，并送小蕾一只笔，在笔上还刻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外婆当著“总理”的面对小蕾说∶“一，生日大吉大利，不能学习一个死於车祸的人。二，雷锋从小没爹没娘，目不识丁，胸无大志，只要做一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你四岁能背几十首唐诗宋词┅┅为什麽要学习一个只会帮人挑水扫地的小战士？”（下285页）以小蕾生日推算，当时应是1964年。在中共领导人毛、周、朱等都题词要求全国人民学雷锋的情况下，有人敢在周恩来面前这样贬斥雷锋吗？而且当时会有人这样认识问题吗？这明显是作者为了编织故事，把今人的思考挪到了过去。 ●当面贬斥邓颖超 在《叫》书中，小蕾与“大姐”对话的场景更是离奇得叫人喷饭∶总理死去几年後，小蕾被“大姐”叫到中南海。书中写道，“大姐三角型小眼睛一闪，阴森森地盯著我。”小蕾竟训斥“大姐”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大气点嘛，无论如何，你比我母亲要先去马克思那里与他团聚。”而“大姐”的回答则是，“我知道你们盼著我早点死去！那时，你们可以随意篡改历史，给死人脸上抹黑，往自己脸上涂金！”最後竟激动地喊道∶“历—史—是—绝—不—容许—篡—改—的。”作者描写到，“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兔子屎，一粒一粒滚出嘴边。” 小蕾则反唇相讥∶“你不是正在篡改吗？┅┅一个僵硬的革命老太太，能满足有情有欲的大总理吗？┅┅总理大人，他比我母亲更虚伪更自私，所以敢做不敢为。为了狗屁不值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乌纱帽，他大义灭亲，早年冷落亲生父亲，晚年不敢承认自己的亲生骨肉。他恭敬每一位君王，干尽了违心的事情，说尽了违心的话。┅┅你呢，你重心计，含而不露，收而不紧，容而不纵，忍不让，气不馁，狠而不绝，所以你是个大赢家。但是，你也输了，输掉了单纯的快乐，输掉了做女人、做母亲的柔美天性！”（227—230页） 以邓颖超在党内的权势和地位，能有人敢当著她的面这样训斥、嘲弄她和周恩来以及共产主义吗？即使今天，连邓小平的亲生子女还要给父亲溜须拍马，绝不敢放肆。以小蕾的私生女身份，怎麽可能有这样的与总理夫人的对话呢！？而作者却写道，“大姐”听到这些训斥後，不仅没怒，反而“咯咯一笑”说，“你这孩子有头脑，分析问题也有深度。”天哪！作者是不是有了神经病！？ ●周恩来的遗嘱 书中关於小蕾与“总理”见面情景也不尽情理。例如写当年74岁的“总理”如何给16岁的小蕾一遍又一遍地洗手，以补“罪过”，“大姐”却从身後伸手把水龙头关上。（224页） 小蕾有一次对“总理”说，“‘没有道德良心，即是政治家的道德良心。不择手段，才是政治家的真正手段。’他呆望著我，满眼惊慌如倒塌一团蜂窝。”（101页）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会用这种嘲讽的语言教训一国“总理”吗？以周恩来的应变能力会“惊慌倒塌”吗？ 在书的结尾处，“总理”病重，再次见小蕾，嘱咐她两件事∶“这辈子远离政治┅┅如果有一天历史非得你出来说话时，不要被个人恩怨压倒，要公正地理解你妈和大姐。”“不要有野心，我这一生都是在戏台子上。谢了幕，什麽也没有。”（下327—328页） 至死都效忠於中共和毛泽东的周恩来会认为自己一生是在演戏吗？以他的谨慎、城府和一贯鼓励年轻人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的形象，周会留下要求年轻人远离政治的遗嘱吗？ ●太多话语不合情理 像这种不合人物特定身份、时代场景的话语在《叫》书中比比皆是∶ 志愿军战士安然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开头称“尊敬的总理先生”。（173页） 江青称呼毛泽东一口一个“老板”（28页，367页）。 周恩来对夫人说，“你们不要逼我这麽紧┅┅我还不至於为偷鸡摸狗的私事，去寻情自杀。”（336页） “总理”被推进手术室时，突然高呼∶“我是忠於党、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下346页） 当周恩来癌症晚期，疼痛难忍时，“大姐拉著他的手，提醒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坚强，要忍耐。”（下347页）——这像是夫妻之间说的话吗？ 当周临死前疼痛得发出声音时，“大姐”竟制止说∶“小声点，夜深了，不要干扰外面的同志呀。”（下349页）人都要死了，革命伴侣一生的妻子会说出这种话吗？《叫》书不合情理的编造之处太多，限於篇幅，不能一一例举。 ●江青知道周的婚外情 用此书内容来证明艾蓓是周恩来的私生女，至少有六处讲不通。 其一，书中有不少安然与“总理”做爱的情节。艾蓓称书中很多细节来自安然日记。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安然有可能将自己与男人床第偷情的过程直白地记入日记吗？尤其在中国大陆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安然敢於记录自己与“总理”的偷情细节吗？即使敢记，在文革中曾被批斗的安然能把这种日记保存下来吗？不要说安然，连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在文革开始时，都将自己的日记烧毁，怕因言惹祸。 其二，书中披露江青曾找过安然，要她“重点谈谈她和总理的关系。”（下177页）这意味著江青已对周的婚外情有所知晓。但林彪事件後，江青与周恩来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时，江青曾不惜费尽人力从三十年代上海旧报纸中翻找出有关周曾叛变自首的“伍豪启事”来攻击政敌，怎麽可能放过周的婚外情呢？ 其三，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一些高层干部，有很多老帅是他的忠诚密友。如果他真的有亲生骨肉，不用周直接说什麽，只要他稍加暗示，这个孩子需要关照，那些他当年保护过的人，别说出於对周显赫地位的敬畏，或对周本人的忠诚和感情，即使从回报恩情的角度也会去尽力关怀这个和周有关的孩子。但小蕾却一直被抛弃在安徽农村没人管，生活很艰难。退一步讲，即使当时是惧怕四人帮，那麽邓小平复出後，周派势力已获全胜，为什麽也没有人去关照小蕾呢？这不合情理。 其四，周恩来去世时，中国大陆有几亿人悲痛欲绝，他的声望达到顶峰。无论是作为小蕾的亲生母亲，还是作为深爱过周恩来的一个女人，面对当时亿万人民对周的爱戴和思念，安然都不会将小蕾仅视为自己的女儿，她会想到这是总理唯一的後代，一定会倍加呵护，而不是弃小蕾於贫苦的安徽农村。而作为周恩来老部下、并受过周保护的小蕾继父，在明知小蕾是周恩来女儿的情况下，也应该极力尽早关照她，而不是在周去世七年後才把小蕾调到北京。 其五，如果艾蓓就是小蕾，那麽，书中详细描述了“大姐”唯恐已弃医从文的小蕾写出她母亲与“总理”的关系，邓颖超怎麽可能在她活著的时候让艾蓓得到护照离开中国呢？并且全书40万字一字未提周恩来夫妇唯一的养子李鹏。如果小蕾真是周的女儿，她怎麽也会多少了解和描述一点这个唯一的哥哥的生活情形啊？ 其六，在这本书中，提及周恩来参加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有准确的时间、地点。而该书描述的“总理”与安然的全部18次见面，没有一次有具体的日期和时间。这绝非作者的疏露，因为周恩来的所有日程在中共档案中都有详细记录，作者制造的任何一次会面都会被中共轻而一举地指出时间上的误差。 ●到底谁在撒谎？ 孔捷生先生在他的三万字“读解”中将此书捧为“这是一部完全可以与斯大林的女儿的《致友人的20封信》及《仅仅一年》媲美的鸿篇巨制。”而我读後的感觉是，此书文字的单调贫乏和内容的胡诌八列，只能与周励胡编乱造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相媲劣。 面对众多读者和新闻记者的质疑，艾蓓女士现在坚持把《叫》书称为小说了。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什麽当初不称它是小说呢？在陈若曦和孔捷生相继发表文章白纸黑字地指明书的作者艾蓓就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时，怎麽艾蓓女士没有发出一句“不同声音”呢？现在“名”出了，“利”获了（不算出书所得，仅港刊连载就有38000美元稿酬），出面称这是“小说”了。如果当初说这是一本小说，会引起港台美三地华人如此关注吗？会轰动吗？以此书的质量，是否能够出版都是疑问。据调查，此书最早以20万美元叫价投给台湾两家最大报系的出版社，均没被接受。後来由台北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以分给作者15％版税的条件出版。 在陈文和孔文中，读者都会看到，艾蓓为周恩来的私生女一事是艾蓓本人透露给他（她）们的。陈若曦最近在香港接受《开放》杂志采访还说，艾蓓对於她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有证据。 艾蓓在报上抱怨说每天有上百的电话、传真找她，烦得她直躲。但听说我要写一篇批评性的书评，5月10日晚上竟主动向我这个与她素昧平生的人打来电话，连哭带喊近一个小时，解释《叫》书只是一部小说。她说“我从来都没有跟陈若曦和孔捷生谈过我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我从来没在任何场合跟任何人说过我是周恩来的女儿，有人这样说，我愿和他到法庭对证。”我困惑了，到底是陈若曦和孔捷生在撒谎，还是艾蓓在撒谎呢？ 我在电话中问∶“艾蓓女士，你今天向我这样反复解释，是不是向我确认你不是周恩来的女儿？”她说，“我不能确认。”“那你到底是不是周恩来的女儿呢？”她回避说∶“我凭什麽回答这个问题！”（艾蓓电话中更多的解释内容，我已承诺她不公开发表。） ●究竟毕业於哪家学校？ 自“周恩来的私生女”新闻轰动後，艾蓓女士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但有些说辞前後不一致。作为记者，这些“不一致”引起了我的质疑。 艾蓓女士最初对几家媒体记者说，她毕业於“安徽医学院”。後来在接受一家周刊记者访问时，又说她毕业於“江苏贝城医学院”（见何频专访，载《中国时报周刊》，1994年3月27—4月2日）。 一个人毕业於哪所大学，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和糊涂的。因此艾蓓的两种说辞必有一假。我分别致函江苏省卫生厅和安徽医学院查询此事。江苏省卫生厅外事办覆信说，“江苏省不曾有过‘贝城医学院’”，并列举了江苏现有的10所高等医学院校的名字。安徽医学院人事处说“查无此人”。 而最後了解到的实情是，艾蓓的真实姓名是张艾蓓。小时被寄养在安徽与江苏交界处的安徽省五河县乡村，并在那儿长大。後被保送到五河县“五七大学”，1974年她成为蚌埠医学院工农兵学员。但在《叫》书的扉页上，作者简介一栏写著艾蓓“毕业於安徽省医学院医疗系”。我不懂，艾蓓女士为什麽要在自己毕业於哪家学校上撒谎。 ●接受访问，前後矛盾 《叫》书作者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她10岁就发表诗，1989年初应美国国务院文化署邀请，以作家身份来美。六四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批评了中共，因而“自己的名字上了通缉令”。（见候景苑专访，载《世界日报》1994年3月10日） 艾蓓的这段话中有多处不实。例如後来她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又说她12岁发表诗。而在她提供给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4月号）的作者简介中，又说她13岁发表诗。人可能记错一件事的日期，但不能一次变一个样。 而她所说的受“文化署”之邀，也是不准确的。我通过查询最新的美国国务院机构手册得知，美国国务院并无“文化署”这一机构。而在《叫》书刊载的照片中，有犹他州英文报纸《Park Record》（1989年6月15日）对艾蓓的报道∶“艾蓓是应美国新闻总署邀请，作为中美‘文化交流’项目来美，目的是了解中国大陆留美学生的生活。当时参加‘作家与作品讨论会’┅┅同时与她的在犹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丈夫郭顺团聚。” 在这个有很多国家著名作家参加的会议上，只有艾蓓一人来自中国大陆。另一名华裔作家是《喜都会》的作者谭恩美。艾蓓在中国大陆仅发表过为数很少的几篇作品，也从无重要文学刊物评介她的作品，她也从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怎麽就“代表”中国作家参加了世界性的作家大会呢？ 实情是，艾蓓持因私护照，几次去美国驻北京使馆申请来美探视丈夫都没成功。後来她母亲找关系“通融”，以来美参加会议名义获准，美国新闻总署也予以了接待。她现在护照上的签证仍是F—2，即探亲签证。她抵美日期也不是她向媒体说的是1989年初，而是1988年底。我不懂在这种小事上艾蓓女士为什麽也不坦诚。 而艾蓓女士称她因在美批评了中共“自己名字上了通缉令”也是谎言。六四时，非常多的海外中国学者作家批评了中共，但并没有谁为此名字上了中共通缉令。因为所谓通缉，尤其是政治原因，不可能通缉身已在国外的人。 ●“中共特务跟踪我” 艾蓓对自己是否周恩来的女儿不置可否，闪烁其词，已令人生疑。以她这样在其他事情上的不诚实，所谓她是周的“私生女”之说，可信吗？ 这种“不可信”，还可从她的矫情上看出。她在台湾的记者会上，面对闪烁的摄影镜头，连声说，“够了，够了！”她说是为躲记者采访干扰，才到台湾来“避难”的。但躲避记者，怎麽会“躲”到记者会上？ 5月5日，艾蓓在台湾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采访时说，两名中共驻美官员曾警告她，她的生命会有危险，“我已经躲藏了一个多月，中共特务一直跟踪我。”她的朋友散布消息说，中共刺客已抵美国。 但写出《毛主席的私生活》的毛泽东御医李志绥，在英国BBC和美国PBS电视台制作的节目中都亮相严词批评中共，并大谈毛的私生活，而且他写的书美国兰登出版社正翻译成几种文字，准备今夏全球同时推出，怎麽从没听说中共特务跟踪他以至要暗杀他的消息呢？从常理而言，中共今天犯得上去杀一个已故领导人的所谓私生女吗？即使周恩来有私生女，对周的形象和今天的中共政权都没有重大威胁，中共连这种小账都不会算吗？ 艾蓓女士所说的特务跟踪以及“枪已顶到了腰眼上”，是不是又在夸大其词？而有人说中共正组织文章批驳艾蓓造假，以此作为证据说，你看，此事不是真的，中共怎会批驳。但今天，我们是否还要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毛泽东式思维来思考问题？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中共批驳了假毛岸龙，我们就要说这人是真的，否则中共怎会批驳？这种思维逻辑通吗？ ●艾蓓挚友北岛澄清事实 艾蓓女士在美有一圈儿朋友，都同意艾蓓就是周恩来私生女的说法。而且关於艾蓓的书和身世也越传越像真的。笔者“较真儿”，核实了几个。例如艾蓓对朋友说，诗人北岛坚持要为《叫》书写序，她没同意。5月10日北岛在纽约时，我向他核实，他说，“这是胡说八道，没有此事。”孔捷生先生最近又撰文说“艾蓓的前夫是当年地下文学社团的一位成员┅┅艾蓓在从事写作之前就与一群颇具才华及思想锋芒的异端分子有来往”。（《争鸣》，1994年5月号）北岛对此澄清，“艾蓓和艾蓓前夫从未卷入地下文坛┅┅艾蓓和郭顺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今天》的成员。” 我采访调查艾蓓女士的朋友时发现，他们相信艾蓓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消息来源都是一个，都是艾蓓女士告诉或暗示给他们的。要证实一件事情，至少应有另外一个证据来源。如果做证的人都是听自於一个消息来源，这种证人再多，也增加不了多大可信性。 一位不愿名字见报的艾蓓女士在北京写作时的朋友说，“艾蓓有强烈的虚荣心，敏感，有时很单纯，有时又很世故。”“她反复无常，有时会很真诚地说一个弥天大谎。”《叫》书出版人曹又方撰文这样评价艾蓓∶“朋友们说她随时会变卦┅┅时而多云偶阵雨，还算小场面。她的戏剧性比这还高，一忽儿雷电交加，一忽儿风和日丽。”（《明报月刊》，1994年4月号）曹又方在此文中还写道，“艾蓓的名字，在《叫》书中化名为爱蕾。据艾蓓的说法，那是周恩来取的名字，意思是‘爱情的蓓蕾’。”艾蓓女士说她从没跟任何人说过她是周恩来的女儿，那麽是曹又方女士在杜撰呢，还是艾蓓女士在撒谎呢？ ●成熟女人的姿韵 有人相信此事，理由是艾蓓的长相有点儿像周恩来。於是很多报刊将艾蓓与周恩来的头像放在一起比照。但“有点儿像”就等於是了吗？大陆演员古月酷像毛泽东，卢奇也很像邓小平，王铁成更像周恩来，但在血缘上他们都无关。美国出版的格调较高的《民主中国》杂志，却在介绍艾蓓文章的那期上刊发了13幅艾蓓摆姿弄态的生活照。而在《叫》书中，光艾蓓的照片竟多达96幅。但没有一幅是艾蓓与周恩来或邓颖超的合影，全都是艾蓓本人扭怩做态的生活照，甚至有艾蓓身著泳衣躺在河水上。随笔摘几句照片的配词∶“迷离的身世，美丽的外表，特异的才情，组成了艾蓓不凡的特质和魅力”，“露齿与抿唇比美”，“与花争艳”，“浪漫得像阿拉伯的公主”，“一个成熟女人的姿韵”。这种《花花公子》杂志式的处理方式，看了让人恶心，不知作者是要卖书还是卖人。 而一些显然缺乏新闻专业训练的记者，在采访艾蓓的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夸赞作者如何漂亮，典雅。我不知道一个作家长得漂不漂亮与她的作品有什麽关系。一个长像不佳的人，也可以写出传世之作。而貌似天仙，也可能谎话连篇。一个自尊的作家，不可能靠自己的90多张生活照卖书，对记者们夸赞貌美，也会抗议的。因为如此以作品之外的因素来抬高作品，实际上不是等於在贬低自己作品的质量吗？ ●艾蓓曾悄悄回过北京 艾蓓现在只有一个“借口”为自己辩护∶如果我承认自己是真的，我无法再回大陆，中共会迫害。但据笔者调查，艾蓓女士去年写完《叫》书後，曾悄悄回到北京，并去拜访了作家史铁生等一帮朋友，甚至还卷入一宗“情场风波”。她还专程去了安徽探望曾抚养她的农家。在北京时，艾蓓跟她的朋友说，她写出了她是周恩来女儿的传记小说。此事在北京一圈朋友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艾蓓并没为此事在北京惹上麻烦。北京武警部队的一位朋友来信讲，关於艾蓓描述的她是周恩来私生女一事，怎麽听都不像是真的，更多像一个编织的故事。 当然，以周恩来的权势、风度、表面的温文尔雅，以及妻子不能生育的缺憾，任何一条，都可能使他有婚外情，有私生子。但从《叫》书的胡编乱造，艾蓓的不诚实，和她未出示任何证据的事实，都只能让人得出她不是的结论。 周恩来作为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对中共的很多罪恶都有直接责任。如果周没有协助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那些灾难，即使他有婚外情，有私生子，人们也会理解和原谅他。而现在即使他没有私生子，也丝毫不能说明他是什麽“圣人”。他的虚伪、奸诈、狠毒和参与毛泽东对人民的残害，早已是历史事实。想用有没有婚外情来证明周恩来是不是“圣人”，只能说明中国人民的愚昧。 而在美国，有人相信的理由更荒唐，说艾蓓《叫》书中描述的“大姐”与他（她）们当年见过的“邓大姐”完全一样。且不说《叫》书中描写的“大姐”形象多麽离谱，那些当年见过邓颖超的人，那种“我与邓大姐熟悉”的口吻，和一口一个“邓大姐”的亲热劲儿，实令人恶心。邓颖超是什麽？她是中共暴政中的一个重要帮凶。中共的很多罪恶她都曾参与，尤其是八九民运时，在邓小平家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她是极力主张用兵镇压的，她的手沾著六四死难者的鲜血。对这样一个历史罪人，有些人还要以和她见过面、与她熟识为荣，孰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两字。 ●证据在哪里？ 为什麽要选择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来制造轰动？其一，书中提到的知道“小蕾”是“总理”私生女的人，如周恩来夫妇、宋庆龄、江青、孙维世、外婆、接生的张大夫（书中说他在文革中被斗死）都已不在人世。这件事“死无对证”。其二，周恩来有“圣人”形像，说是他的私生女易引起媒体注意和轰动效应。其三，周恩来无後人，没人会找这个“私生女”打官司。 在大陆，一位自称是毛岸龙的60多岁的男子也写出了书∶《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中共一开始并未理会，後来是毛的儿子毛岸青与妻子邵华向中共中央打报告强烈要求辟谣後，中共才调查处理的。经查明，该书作者1962年就因精神失常从部队复员。据《北京日报》去年5月8日报道，已有170多人声称他们是毛泽东失散的亲人，但结果都是假的。这类假冒事情，往往都是由於家属上告才被调查处理的。 但周恩来没有後嗣。如果他真的有子女，在美国法庭状告艾蓓诽谤，艾蓓女士面对法官，就不得不回答她一直回避的那个问题了∶证据在哪里？法庭不会要求原告提出证明艾蓓不是的证据，而会要求艾蓓提出她是的证据。而她再躲躲闪闪，能行得通吗？ 陈若曦女士说，艾蓓是有证据的。据说证据是∶一是周恩来喜欢“马蹄莲花”，艾蓓女士也喜欢并摆在自己卧室；二是周曾送给艾蓓一只亲手刻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钢笔。以周日理万机的繁忙，会有时间一点点地刻字吗？而在大陆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及周会刻字。怎麽证明是周刻的呢？如是周刻的，按常理，他应会刻些简单且能表达亲情的词。三是艾蓓有周恩来祖父、父亲和他本人的照片。但这些能够有所“帮助”的照片怎麽一张也没有出现在艾蓓的书上呢？ ●最科学的方法是验血 对於是否私生子的纠纷，全世界到处到有。而最科学的验证方法，就是目前被最经常使用的“验血”方式。在美国，每年进行约三万例。不久前佛州一个14岁的女孩被发现她并非是父母亲生，也是通过验血查出她出生时，被护士拿错。而台湾立法委员康宁祥的“私生子风波”，最後也是由验血得出∶经化验不能推翻这个孩子是他儿子的说法。 “验血鉴定”在中国大陆也是相当普遍的，上海市中心血站免疫遗传研究室主任赵桐茂曾主编《亲子鉴定》一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出版），介绍说，他的研究室六年来进行了几百起血亲鉴定，均无争议。据该书讲，人的染色体中的遗传基因含30亿个碱基，血型抗原约600种，各种可能的血型表型数在10亿亿种以上，因此除同卵双生子外，地球上每一个人的血型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是最复杂的遗传多态性系统，利用它进行的血亲鉴定，准确率达99·9988％，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如果艾蓓女士真的认为自己是周恩来的私生女，做血型化验是最科学、最能消除别人怀疑的办法。艾蓓的生母还健在，血型等数据去医院就可化验得出。而周恩来的血型等详细医疗记录也都保存著。周在患病住院至去世的一年零七个月又八天中做了大小14次手术，北京医疗界一定有相当多的人了解周的血型等情况。如果艾蓓能拿出她们母女的血型，一定会有人有勇气、有办法搞到周恩来的血型记录，事情不就可以真相大白了吗？ ●谎言害国害人 在大陆人人“下海”经商捞钱的大潮中，中国人的“造假”潜能也得到充分爆发。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钢材，假结婚，假证明、假合同┅┅艾蓓女士来得更直接，干脆制造“假人”——周恩来的私生女。 艾蓓女士无论是由於虚荣心，还是为了名利，制造出“私生女”的新闻，都不是稀奇事。这个偌大的世界上，什麽样的人都有。对这类事，我本无兴趣味过问。而令我吃惊、促使我进行调查，并耐著性子读完这本劣书的原因是，竟有很多人认为，不管真假，只要对中共不利就值得宣扬。尤其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也这样认为。因而报纸的大小标题都是“艾蓓剥开周恩来的‘圣人’外衣”，“作者戳穿了周恩来的神话”，“《叫》书使周的完美形象破灭”。一位中共问题研究专家也说，“不管真假，都会揭开那层圣人的面纱。”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不是真的，怎麽“戳破”、“揭露”和“剥开”呢？更让人不解的是，连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之一的“民联阵”主席也撰文说，“至於艾蓓究竟是不是周恩来的女儿，其实也无关紧要了。是或不是，又怎样？┅┅艾蓓还是艾蓓，只是人们不再把周恩来当做圣人而已。”（《神州时报》，199年3月25日） 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思维方式。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的这种思维方法和态度很值得自省∶我们可不可以不管真假，只要能够反共就叫好？ ●共产主义的核心 共产主义的核心是谎言。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布达佩斯大街上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官方广播即谎言。”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新闻记者的游行队伍喊著，“不要再逼我们撒谎”。谎言是一切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因此索尔仁尼琴曾说，“苏联是谎言的国度，唯有停止说谎，才能从苏维埃制度的桎梏中挣脱出自己。” 现任捷克总统哈维尔一直追求的是“生活在真实中”；而对共产主义有著深切了解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也指出，共产文化的核心是那种装模做样和虚假的“次文化”（Kitsch）。 所以，一切致力於向共产主义挑战的人们，唯一的武器是真实。谎言不能打倒谎言。只有真实才能战胜虚假！如果以“不管真假”的方式，为了目的不择手段，那麽这种挑战会有力量吗？即使这样的人打垮了共产党，掌握了权力，也只能是共产党第二。因为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没有变。 ●为谎言付出的代价 中国人曾为谎言付出惨重的代价。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周恩来也曾去乡下问过老农，“粮食产量真的能这样高吗？”那些憨厚的农民竟为政治因素毫不迟疑地回答∶“真的！”结果，为了这场谎言，在随後的饥荒中，约三千万中国人丧生。文化大革命时，出於保护自己，几乎人人撒谎。撒谎如同撒尿，成为人的生理行为。谎言不仅是那个政权的存在支柱，也是每个具体个人的求存本能。中国人在几十年共产文化的熏陶下，撒谎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份。今天，我们这些从那种政权和文化中挣脱出来的中国人，即使刻意地去改正撒谎的恶习，都是非常艰难的。如再继续怂恿别人和纵容自己撒谎，那我们中国人还有救了吗？！ 人类本来就有撒谎的恶习，谁都有可能随口撒点儿小谎。但谎言必须有底线。而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些人，根本不是撒小谎，而是脸不变，心不跳，睁眼撒弥天大谎。旅英华人钢琴家付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对此说∶“那些红卫兵来到海外，翻云覆雨，没有一点做人的基本道德。他们被毛泽东几十年的熏陶，已经不知道谎言与真话的分别。他们不是故意扯谎，而是说谎已成为天性。”“将来中国人的邪聪明，会发展到绝顶的地步，玩手段，八仙过海，别人不是对手。” ●服从於真实 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低估共产政权出来的中国人撒谎的勇气和想象力。面对“周恩来私生女”问题，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表现了这种轻信，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可怕的思维方法。例如孔捷生在最近的文章中这样说，对艾蓓是周恩来私生女，“我信了，写了，除了一条道跑到黑，还有别的选择吗？”“所以不但要说服自己继续信下去，还得让别人也信。”（《争鸣》，1994年5月号） 这种思维逻辑，不是有点像毛泽东做事情吗？不管对错，既然干了就要干到底。还要不断说服自己。当然，我写这篇文章并不等於说我的判断就是绝对正确的，人都有判断错的时候，如果有一天艾蓓女士拿出实质性的证据，如人证，物证或血亲鉴定报告，我将服从真实。 在法庭上，不管是怎样的嫌犯，没有充足证据，就不应被视为罪犯。对於这个“私生女”一事的真假，我们也应坚持这样的原则，在没有真正的证据，做不出合理、合逻辑的推导之前，就不应被视为真的。 以《叫》书的胡编乱造和艾蓓女士在其他事情上的说谎行为，我只能做出“私生女”一事是谎言的判断。而且，对这种蔑视读者的智力、将人们当成小学生来愚弄的做法必须予以谴责。 在众多记者和质疑者的追问下，艾蓓女士说，这几个月来她吃不好，睡不好，精神压力非常大。这位写出《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说的是实情，背著那麽大的谎言，能不沉重吗？！ （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4年5月22日） |
| 从南非大选看中国的新权威主义 1994-05-01 |
| 从1994年4月28日起，南非人民的历史已经揭开崭新的一页。占南非人口70％的黑人，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斗争，终於获得了政治投票权，和白人一样平等地一人一票选举国会。南非剥夺黑人权利的种族歧视政策在三天的选举中从法理上被埋葬。这不仅是南非黑人的胜利，也是人类文明的胜利——又有2200万人得到了做人的尊严。
●吃饱肚子就是人权？ 南非的这一变化对至今还没有政治选举权的12亿中国大陆人民来说，有著重要的启示∶人，是不是吃饱了肚子就是有了尊严？什麽是人的生活？ 对中国大陆後共产党时代的政治格局，中国知识份子有很多争论，其中一个很强的声音是“新权威主义”。无论是目前居住海外的一些中国流亡者，还是身在国内的学者都有这样的言论。 这些主张者认为，以中国大陆的独特社会条件，中国向民主的过渡只能走新权威的道路，即在经济上放开发展，在政治上要实行开明专制式“精英政治”，不能通过全民一人一票的选举方式来实行多党民主政治，以避免社会在过渡时期发生动乱。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国情特殊∶八亿多农民，贫穷落後；没有西方的文化基础；除了中共，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代替；离开中国共产党改革派的开明专制或新权威的过渡，天下就会大乱。 这些中国独特国情论的声音随著大陆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分贝越来越高了。声音大了，赞成的人多了，是不是就有道理了呢？让我们逐条来分析一下∶ ●文盲也应有选举权利 第一，这些主张新权威的中国人最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人口80％是农民，他们贫穷，没文化，不懂民主，实行一人一票式的多党民主政治，会引起社会不稳定。 但是，贫穷，是否可以成为人被剥夺政治选举权的理由？文化水平，是不是被取消投票资格的根据？如果是这样，它和南非的白人统治者以肤色剥夺黑人选举权在本质上有什麽不同？ 在这个共有近200个国家的世界上，很多国家既贫穷、又有大量文盲。但在这样的国家成功地进行了一人一票民主选举的不乏其例∶ ▲印度∶这个人口数量仅次於中国大陆的第三世界国家，既不富有，全民平均文化水平也低於中国大陆，但它已经进行民主选举半个多世纪了。 ▲巴基斯坦∶《纽约时报》在评述这个国家的选举时说，“这个有著一亿两千一百万人口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多於75％的人是文盲，90％的女性不识字。70％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以如此“独特国情”，巴基斯坦也实行了民选制度。 ▲孟加拉国∶1994年10月17日，在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穆斯林女性总理在安理会演讲，她是孟加拉国总理紫娅（Begum Khaleda Zia）。紫娅领导的民主运动，经过九年的奋斗，终於在1991年的全民大选中以压倒性胜利击败当政的埃沙德将军，她成为该国第一位女性总理。孟加拉是个什麽样的“国情”？紫娅演讲当天的《纽约时报》报道：“在一亿两千万人口的孟加拉，一半以上的人是文盲，三分之二的女性不能读书看报。”但这个穆斯林国家不仅进行了民主选举，由女性出任总理，而且女性议员在国会的比例达到10％（美国女性议员的比例才6％）。 ▲海地∶这个加勒比海国家曾以其独裁者吃小孩肉的残忍而闻名世界。民选总统阿瑞斯蒂被军人政变推翻後，人们更经常地从电视上看到海地的落後贫穷和民众的低文化。但海地在1990年全民选举总统时，平民牧师阿瑞斯蒂以压倒性胜利当选，获得了高达70％的选票。它至少说明，只有给人民机会，即使没有文化的百姓也知道选举什麽样的人来当国家领导人。很多平民百姓没有文化，但他们有基本的善恶感觉，不会选择残忍与独裁。 ▲尼加拉瓜∶1993年9月29日第4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辩论演说时，第一次有一位会员国元首呼吁联合国应认知台湾的权利。这位元首就是尼加拉瓜女总统查莫洛（Violeta Chamorro）。尼加拉瓜给一般人的印象是一个内战不断、贫穷落後的加勒比海小国，但它已进行了民主选举，查莫洛就是通过竞选获胜出任国家总统的。 ▲柬埔寨∶柬埔寨恐怕是亚洲最贫穷且灾难频繁的一块土地。在过去的20年中，有一百万柬埔寨人被主张共产主义的波尔布特集团杀害，高棉王国几乎成为一片废墟。那里没有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数量少得可怜。按照主张新权威主义的中国人的看法，那块土地根本不能实行全民选举，只能新权威或开明专制。但是去年五月，在联合国的帮助下，柬埔寨成功地实行了全民选举。那些从没有参加过大选，连选票都不知道如何填写的柬埔寨人，竟踊跃参选，投票率高达90％！而且他们没有选择波尔布特，也没有把选票投给越南扶植的韩桑林政权，而是选举了西方普遍看好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领导的政党。《纽约时报》为此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写道∶“柬埔寨人民的热情与勇气证明，那些认为文化水平太低的民众不懂得民主的判断是谎言。” ●民主政治可以避免最坏 中国大陆几年前进行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文盲约两亿人，占全部12亿人口的六分之一。这种教育程度远高於文盲占一半以上的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且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状况也高於上面提到的所有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上述国家的人民并不比中国人更懂得何为民主。为什麽那些国家可以实行民主选举，中国就不行呢？ 也许有人会说，像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等国家进行民主选举了，但它们并没有摆脱贫穷落後。但事实是，这些国家的贫穷落後有很多原因，诸如历史背景，文化原因，资源状况和经济条件等，并不是因为实行了民主选举造成的。民主与经济现代化之间并没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也正如经济现代化了并不一定就会自然地导致民主一样。如果没有民主选举，这些国家情况会更糟糕，起码就不会这样稳定，很可能会变成第二个索马里，是更大规模的军阀混战，饿孚遍野。 ●儒学背景也能选举 第二，面对上述事实，主张新权威的人会说，中国有特殊的东方文化背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中，没有西方的文化背景和传统，中国人不适於西方式的民主。这种理由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比中国大陆还“儒”的国家实行民主选举的很多∶ ▲日本∶很多学者都承认，与经过文革横扫“四旧”的中国大陆相比，日本对儒学有更多的保持。研究儒学第三期兴起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经常举出日本来为他的学说做证。这样一个儒学文化气氛很浓的国家，40年前就已实行民主选举，而且成为亚洲最民主、世界上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南韩∶杜维明教授一次在讲学时拿出一张南韩现在流通的纸币给大家看，因为上面印著中国古代一位儒学大师的头像。据杜教授的研究，全世界有这种钱币仅南韩一家，它标志著儒学在南韩被重视的程度。如此被儒学文化熏陶的国家也进行了民主选举，南韩人民几经抗争，唾弃了全斗焕的军人政权，还用选票淘汰了卢泰愚。一个生机勃勃的民主韩国让世界刮目相看。 ▲新加坡∶应该说亚洲最儒的国家莫过於华人占76％的新加坡。1982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曾邀请到了杜维明、余英时等八位华人学者，帮助他在新加坡说服民众接受他的建议∶将儒学编入小学课本，成为必读课。但新加坡也於1993年8月28日实现大选，选出王鼎昌出任该国首任民选总统。 ▲台湾∶台湾比中国大陆对儒学等传统文化保持得更多，解除党禁报禁後，也逐步走向民主，选举越来越多，社会没有大乱。1996年，台湾历史性地第一次全民直选总统。那些认为东方文化不适於实行西方式民主的人，怎样面对这些事实呢？ 新权威论者和一些天真的附和者，总是强调中国人教育水平太低，不懂得什麽是民主，不能进行选举。言外之意是目前中国人还不配享受民主。那麽，到底人的教育水平达到什麽程度才可以享受民主呢？美国在二百多年前建国时，又有多少人懂得什麽是民主？即使今天，到大街上问问一般美国民众，又有几个人能讲清楚民主的概念是什麽？但他们知道一个基本的道理，国家的管理者要由人们来选举。领导国家是要少数精英，不可能人人都去当政，但这少数精英的权力是属於人民的，人们用选票来保证主权在民。人民有权选举，也有权监督、罢免。这次选择了你，做得不好，下次就不再选择你。这个选择的权利如果被剥夺的话，人民就成了永远被“领导”的奴隶。 ●独裁垮台，立即大选 第三，主张新权威的人还有另外的理论依据∶独裁政权崩溃时，不能马上实行民主，那样容易社会动乱。但迄今的历史事实已否定了这种假设∶ ▲菲律宾∶当年独裁者马可仕政权被人民与军队推翻时，作为当任军队参谋总长、站在人民一边的拉莫斯将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有条件实行开明专制走向新权威的。但他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了全民大选的民主道路，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当选为菲律宾首任民选总统。科拉松任满後放弃连选，拉莫斯出面参选并以绝对压倒多数击败竞选对手、马可仕的遗孀伊美尔黛而出任总统。 菲律宾迅速由独裁转向民主选举，没有发生天下大乱。去年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自由论坛”出版了一本名为《变化著的亚洲新闻》的书，将菲律宾与日本相提并论，称誉为亚洲新闻最自由的两个国家。而新闻自由的程度标著一个社会的民主进程。 ▲洪都拉斯∶这个五百万人口的加勒比海国家，经过长期战乱，於1993年11月底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全民自由选举。前政治犯，曾四次入狱的持不同政见者瑞纳（Carlos Roberto Reina）在选举中获胜，国家开始走向和平、稳定。 ▲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比邻的萨尔瓦多，长达12年的内战於去年停止後，今年3月20日就进行了全国大选。由於没有选举经验，电子发放选票的机制发生了故障，致使几十万选民没有拿到选票。获胜的一方同意重新选举，国家并没有陷入混乱。 ▲非洲小国乌干达经过20多年的内战，现在也在筹备全国大选。目前全国已有80％的合格选民注册登记参加投票。该国采取全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宪法，今年3月28日，在一千多名竞选者中，全民投票选出了200人，由他们来从6,000部宪法草案制定出一个包含多党民主制度的宪法。然後进行全国大选。 这些实例都在说明，独裁政权垮台後，是可以立即进行民主选举的。主张新权威的人，却武断地认为从独裁走向民主必须要经过一段开明专制。但在人类的历史上，有通过专制手段实现民主的例子吗？！ ●专制崩溃，天下没有大乱 第四，新权威主义的主张者们最喜欢强调的是∶共产中国与这些亚洲国家和加勒比海小国不同。在共产专制国家，一旦共产党垮台得太迅速，社会出现权力真空，就会发生动乱。因为共产党是唯一的政治力量，它倒了，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代替。 如果新权威主义者的这种说法被认为是合理的话，就会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共是唯一的政治力量，这“唯一”一垮，中国就会大乱。但同时中共又不允许任何其他政治力量出现，结果是，中共永远是“唯一”，为了避免“唯一”倒台天下大乱，中共就只能永远存在。 离开共产党，天下就一定大乱吗？实情恰恰相反。共产东欧以及苏联帝国垮台後，也都经历过了这种所谓的“权力真空”，但并没有哪个国家发生了大动乱。只有南斯拉夫在内战，但它并不是民主选举带来的结果，而是种族和宗教冲突。而在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甚至阿尔巴尼亚等所有原共产主义国家，都进行了全民选举，实行多党民主政治，哪一个天下大乱了？这些国家可以迅速产生出新的政党，中国怎麽就不行？从开始到结束连两个月都不到的八九民运不也推选出了领导人吗？凭什麽说中国就一定会乱？ ●动乱成了暴政存在的借口 在共产东欧垮台前，除波兰有“团结工会”这样较有规模的政治力量外，其他国家，包括苏联，情况都与当前中国一样，所有政治力量形成的可能都被共产党镇压了。那麽共产党被推翻後，天下为什麽没有乱呢？当然是由於人民迅速通过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阶层。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是：共产党的组织系统解体後，社会还有一套行政体系，它维持了社会在过渡时期的正常运转和稳定。这样一种行政体系中国大陆同样有的，省有省长，市有市长，县有县长。还有局长、处长、科长、区长、村长等等。如果有一天中共真的马上崩溃、消失了，这样的行政体系可以作为过渡时期的权力运转机制，等人民选举出新的行政领导人再替换他们。 “没有共产党天下就会大乱。”现在连中共的邓小平们也开始这样强调了，因为它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能欺骗吓唬住神经脆弱的中国民众和知识份子，使专制继续存在。而中国人顺著共产党的思路走已不是下意识或潜意识，几乎是本能了。 稍加留意中国的历史会发现，百姓造反都是“官逼民反”、“暴政苛於虎”的结果，其实质是统治者在积累罪恶，制造动乱。中共建政後的历次政治运动，哪一次是老百姓发动的？导致大动乱，全国近乎瘫痪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人民自发地起来搞暴民政治，而是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把全国炸乱的。至今人类所有历史都已证明，要想避免动乱，使社会长期稳定，目前最佳的道路是西方式民主与法制。 ●政治家都眷恋权力 第五，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他们的目的也是民主，只不过是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减少社会转型的成本，临时用开明专制或新权威的方法来过渡一下。但这种说法也是讲不通的∶ 中共的改革派们真的把开明专制当成向民主的过渡，那麽，谁能保证这些统治者们到时候会把权力交还给人民？即使是改革派领袖当政，又有谁保证他们就是华盛顿、林肯？不要说南韩的全斗焕、卢泰愚和新加坡的李光耀没有人民选举的压力不会放弃权力，连美国总统布什，在选举失败後离开白宫时，还在华盛顿市区上空绕了三圈才离去，可见多麽恋恋不舍。一切政治家都喜欢权力，如同瘾君子上瘾毒品一样，没有人民选举的压力，很少有人会自动放弃权力。所以，必须用民主制度杜绝独裁者的存在，用民主制度保障人民选择、再选择的权力。 ●新权威的民意在哪里？ 第六，新权威论者经常以“为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理由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言外之意，这种观点是代表民意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其一，那种认为中国一般民众为了经济原因会愿意放弃自己的政治选举权，愿意生活在新权威或开明专制下的论断，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这种结论是对中国大陆民众进行了普查访问的统计显示，还是抽样调查问券的分析结果？这种理论的民意基础在哪里？ 其二，即使有一些零星的访问调查，是不是就真实地反映了民意？以中国大陆至今仍会“以言获罪”的政治环境，人们敢不敢真实表达自己不需要共产党开明专制的政治见解？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社会，会有真正民意的公开表达吗？ 其三，有人也许会反问，你不同意新权威主义，主张全民投票选举、马上实行多党民主政治的民意又在哪里？你经过问券调查了吗？没有。但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在当时中国的20多个主要城市，这种民意被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公开表达过。人们要求政治改革，人们要求民主，人民要求自由。这是中国人用鲜血写在天安门广场的民意！ ●人的本质是自由与尊严 第七，很多新权威论者的初衷也是为中国人著想，想让人们过上安康的生活。但是，什麽样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吃饱穿暖，富裕安康当然是人必需的，但绝不是人的全部。人类作为这个星球上独一无二的创造物，与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的精神，人的自由，人的尊严。这是人之所以是人的规定性。有没有政治选择权利不仅是选择什麽样的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它标著一个人是不是被当作了人，有没有尊严。如果仅是中共那样，视人们吃饱肚子就是“基本人权”，如果仅是新权威论者那样，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上去了，人们付出包括尊严的代价都可以，那麽这种“基本人权”与“基本狗权”又有什麽不同？ 在今天人人“下海”经商捞钱却没有精神自由和人的尊严的中国大陆，人就像一只狗，今天抢到一块骨头，明天抢到两块，後天抢到更多。狗可以活著仅为了抢到更多的骨头，但抢到的骨头堆成了山，狗还是狗！还要被锁链拴著，被绳子牵著，狗能忍受，人不能！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由与尊严。 “新权威”的开明专制理论，骨子里是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对人的权利的剥夺，不把中国人当人！当年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被视为劣质人。今天，没人敢这样称谓了，但现在是中国人自己把自己当做劣等人，认为中国人不适应西方式民主，不适合运用西方的人权标准。何谓西方的民主与人权？它不是西方的专利，它是人类摸索出的目前最适宜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标准。这就是为什麽整个世界都在朝著这种方式和标准努力。说中国人不适应这种更文明的方式和标准，其实等於是说中国人不配做文明人，是次等人。 ●为了人的尊严 占南非人口四分之三的黑人终於有了投票权。为了这份做人的尊严，他们艰苦卓绝奋斗了几十年。人权领袖曼德拉为了这一理念，在监狱中渡过了27年半不屈服、不悔过的铁窗岁月。 与曼得拉曾一起被囚的民权领袖海勒说∶“南非的选举并不是民主的全部，但这是决定性的第一步。迈出第一步产生的问题，我们要用第二步去解决。不能因为会产生新的问题，就不准迈出第一步。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听到‘民主和全民投票会造成混乱’的论调，这就是想用未来第二步要解决的问题，来阻赫必须迈出的第一步。” 而在曼德拉被释放之前，南非是相当“稳定”的。暴力冲突和骚乱并不像今天这样多见。那时，白人种族主义者用刺刀和恐怖维持了稳定。在国际经济制裁和压力下，南非当局在1990年释放了曼德拉。从那时至今，至少有一万名黑人在与白人种族主义者抗争、冲突中付出了生命。流了这麽多鲜血，付出这麽多生命，又使社会增加这麽多骚乱、冲突，为什麽就要争取？为什麽不愿活在过去的稳定中？这就是问题的核心∶为了能够做人，付出怎样的代价人类都要追求。 南非的大选给中国人的启示是∶不管在哪一片土地，不管哪个种族，不管哪种文化，不管多麽贫穷落後—— 只要是人，就配享受政治权利！ 只要是人，就应拥有精神自由！ 只要是人，就要为尊严活著！ （载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4年5月1日） |
| 看“辛德勒的名单” 1994-03-20 |
| 但愿是它、祈祷是它、应该就是它！明天第66届奥斯卡将揭晓颁奖，已获12项提名的“辛德勒的名单”呼声最高
她们被剥光了衣服，剪去了头发，一丝不挂地塞进了密封的“浴室”。这一大群赤裸的、颤抖的生命，惊恐地望著头上高悬的浴水喷头，不知在随後的一刻，它喷出的是浴水，还是毒气。突然，电闸被拉断，灯光消失了，在这人类最黑暗的瞬间，女性绝望的尖叫刺戳著银幕下每一个观众的心┅┅ 美国电影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以犹太人在二战中被屠杀为题材拍摄的“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以历史真实与艺术超越的融铸，不仅震撼了美国影艺界和万千观众，也风靡了欧洲。 在德国法兰克福首映式上，德总统亲自来观看。当地一家保守的报纸打破常规，在第一版刊发社论说，“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将感染和激动整个德国，每一位国人都应该看这部影片。”一向对任何美国出品的东西都不予好评的德国“新闻周刊”，却称誉“‘辛德勒的名单’的伟大超过了所有的期望”，“它是一流的艺术”。在英国，影评人认为，此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因而它获得了英国奥斯卡13项提名。 ●12项提名，史诗性作品 美国电影评论界交口称誉这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它获得了明天将揭晓的美国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男配角和最佳音乐、原作改编、剪辑、音响、服装、艺术指导等12项提名。而在美国奥斯卡历史上，最高提名才14项。 这部电影是根据作家汤马斯吉尼利1982年出版的的同名小说改编。这是一个历史上确曾有过的真实故事∶德国企业家辛德勒在纳粹大屠杀期间，雇用狱中犹太人做工发战争财，结果使1,100名在他工厂“名单”上的犹太人免於被杀害。 但是，当斯皮尔伯格宣布要拍摄“辛”片时，电影批评家们并不看好。因为这种题材很难处理。如过分注重史实，易囿於琐碎恐怖；大胆艺术想象，又可能亵渎那滴血的真实。因此，以往拍“浩劫”的电影大多并不成功。但斯皮尔伯格以他的艺术创造力和对人类苦难的敏感之心，使这部电影在艺术与真实的融契之间找到了最佳的平衡。 ●生命变成符号与字母 这部电影虽长达3小时15分钟，但观众并不感到冗长。斯皮尔伯格用洗炼简洁的电影语言和极富故事性的情节，让人每一刻都揪心动魄，情感起伏∶ 电影一开始是一只颤抖的手点燃两只祷告的蜡烛，没有任何对话和声音，蜡烛像生命一样在静静地燃烧、燃烧，直至燃尽後化作两缕清烟飞腾而上。随之一个“蒙太奇”，那两缕清烟叠印成喘息著的火车头上的浓烟。车厢里外，到处是喧嚷、纷乱的要被赶到集中营去的犹太人。这一“静”一“动”，一下子把观众由今天的平静世界带到那个骚动的、命运多舛的时代。 在火车浓烟的背景下，是特写镜头∶墨水瓶、大印和人名册，於是，那些从居住地被赶来的一个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犹太人，在疑惑、惊恐中被登记，最後成为名单册上一排排整齐的名字，变成了没有生命的字母与符号。它象征著人的尊严和命运就这样在大印所代表的巨大权力面前，被扭曲、践踏与吞没。 画面一转，是将星辉耀的纳粹军官拥抱著浪笑的舞女；投机商人辛德勒用囚禁的犹太人做工牟取利润；纳粹集中营的军官在阳台上举起有远程助射器的步枪，漫无目的地射杀那些偶然走进步枪口径的犹太人。 面对纳粹的暴行，辛德勒的良知被唤醒。他由追盈逐利的商人，转而贿赂集中营的军官，“雇”出更多的犹太人来他工厂做工，使他们躲过被送毒气室。为“雇”这些人而打印名单的情节揪动人心∶随著沉重的打字机节奏，那些打印出的人名墨迹四溅，象征著这不仅仅是人的名字，它是涌溅著鲜血的生命。在这名册之间，意味著生与死，意味著残忍与人性。 ●滴血的历史 当前彩色影片流行，黑白片几乎已成过时恐龙，斯皮尔伯格却将“辛”片拍成了黑白电影，目的是降低观众以为是在看故事，置身度外的感觉，而让人走进历史的真实。为了突显这种氛围，影片中出现的辛德勒的工厂以及他的公寓等都不是用的布景，而是当年的原始工厂与房间。 影片再现了当年浩劫的恐怖真实∶还来不及穿上衣服的犹太人，被纳粹的狼狗与枪托驱赶出家门，家具被捣毁，皮箱仍满了大街，在皮箱与污水之间，是那些稍微走慢了一点就被杀死的儿童与妇女。那随意的枪杀和逼真的枪声音响，让人的心头紧张愤怒得砰砰乱跳，好象整个人类的文明就在面前被狼狗撕咬，被子弹射穿，那咕都咕都涌出的鲜血，最後在观众眼中融成悲愤的泪水┅┅ 贯穿全片的是沉重躁动的车轮转碾声音。轰隆的密罐囚犯火车，震荡的篷盖抓人卡车，疾驰呼啸的党卫军摩托车，轰响出那个特定时刻的逼人真实∶躁乱、疯狂、恐怖。一瞬间，一群人的命运就可能是押送奥斯维辛，是就地枪杀，是仍给狼狗吞食。车轮声宣判著人类命运的不确定性，脆弱的生命不知下一刻要被载向何处。 ●最恶劣的人生经验 这部影片被定为R级，因为里面有男女全裸镜头∶在集中营庭院，男女囚禁者都被强迫脱得精光，接受健康检查。这些瘦骨嶙岣的躯体在身穿白服的纳粹医生面前拼命奔跑，唯恐被视为不健康而送去毒气室。年级稍大一点的女性，划破手指，以血涂抹脸颊，使其红润以显得年轻，而不被淘汰。面对那些女性苍白的臀部和颤动的乳房，没人能想到“性”，胸口憋满的是悲哀和愤怒∶人类，竟被羞辱到如此程度！文明，竟被剥光到这等地步！ 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拍这段戏是他经历过的最恶劣的人生经验。一位饰演裸跑角色的女演员也是这种感觉，她说，“这不是脱光了衣服等待与情人上床，而是站在那里像被拔光了毛的鸡，只有皮和骨头，被拔光了人的所有尊严。” ●不堪回首的幸存者 那些曾是辛德勒名单上的工人，今天还健在的幸存者，不止一遍地去看这部电影。人，有时能承受住苦难的煎熬，但承受不住对苦难的回首。面对那些滴血的细节，有人痛苦失声，有的眩晕虚脱，呼吸困难，要逃到大厅休息缓解。他们称这是一部“家庭电影”，要让他们的子女、亲人经常看，世代记住，历史曾有过这样的残暴；永不遗忘，人类曾为邪恶付出如此的代价。现居纽约的埃蒂丝·沃森慕女士看到银幕上出现自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洗澡的场面，抽泣著说，这是“《圣经》的故事，被信息高速公路的一代用现代科技表现了。”另一位幸存者感叹，“无论对子女、家庭，还是整个社会，从来还没有一部表现浩劫的作品像‘辛’片这麽有震撼力，这麽打动人心。” 但也有当年“名单”上的幸存者决意不去看这部电影。现居匹兹堡的萨洛姆先生说，他听到的、读到的，都使他决定不能去看这个电影，“因为影片的每个场景都真实地再现了我过去的个人历史，重新直面它，需要极强的坚毅和特殊的承受力，但我没有。” ●“辛”片叫好又叫座 仅仅拍出这样一部经典史诗般的电影，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名字就已进入导演史中不朽的行列。但他还导过全球票房价值最高的《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通过恐龙对人类的狂妄提出警告，惊心动魄，意味深长；而他拍的《外星人》（E. T. the Extra Terrestrial）所表达的超越星球的生命之爱，牵情挂意，回味无穷。在目前全球前10部最佳电影中，他一个人导演的片子就占了4部！而他至今才拍过14部电影。 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虽然既叫座又叫好，但一直与奥斯卡失之交臂。而美国奥斯卡代表著世界电影的最高荣誉，年年竞争激烈。今年初，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公司就将其出品的有入围希望的几部电影分别寄给有投票权的4500位奥斯卡评委，以求先入为主，争取选票。这项活动仅邮费就用了30多万美元。出品“辛”片的宇宙公司也不甘示弱，同样效仿。但斯皮尔伯格不同意邮寄“辛”片。他说，“这些评委应该到电影院看这部片子。在家中的电视屏幕上，这部影片在宽银幕上的效果会被减损。”而其他导演，对制片公司能选寄自己的片子都求之不得。 “辛”片开拍时，影评家普遍认为这种题材难有票房价值。但斯皮尔伯格说，“我并不期望这部影片有很高的票房价值。”这位艺术家有著更深切的期待—— 去年，一项公共调查显示，全美有近25％的年轻人不曾听说或不知道何为“浩劫”。还有冒牌的学者撰文著书，公开否认浩劫曾发生过。因而“辛”片此刻拍摄，人们称之为“最需要的时刻。”并且它的票房价值也让那些当初不看好的批评家跌破眼镜——仅在美国国内的800家影院上演不到两月，就收入四千多万美元，而原投资是3,200万。斯皮尔伯格说，此片赚的钱将全部捐给浩劫慈善事业，他称之是“血钱”（Blood money）。在德国首映式上，800来宾每人被要求捐100马克，建立一项叫做“拒绝遗忘”的基金。 ●人的灵魂被剥精光 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以这场浩劫为主题的小说、电影等各式文学作品已无计其数。为什麽斯皮尔伯格今天还要拍这个题材？从这位导演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出，一个严肃的艺术家对人类苦难的敏感与关切；对世间邪恶的痛恨与铭记；对人的命运与尊严发自内心深处的终极关怀。 作为一个中国人，看这部电影，会不期然地想到中国人曾受过的苦难；更想追问中国的艺术家又是怎样面对和表现这些苦难的呢？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没有像奥斯维辛那样以毒气室大规模屠杀，但那种对人的羞辱和对人尊严的践踏在本质上与纳粹浩劫是一样的。无数人被剃成“阴阳头”，挂著充满侮辱词句的大牌子，被逼下跪接受批斗，然後再游街示众。 作家老舍曾被逼当众喝尿；史学家翦伯赞夫妇被罚向红卫兵下跪。50多岁的老报人徐铸成不仅被关进厕所栖身马桶旁，极尽侮辱，还被按跪在他正患病的80多岁老母面前受批斗。看到头发都已发白的儿子被这样羞辱，母亲心都碎了，不久即辞世。 文革虽然没有像奥斯维辛的集中营那样把男人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但它把人的灵魂剥得一丝不挂。同事亲人之间都要揭发批判，孩子揭发父母；妻子检举丈夫；学生批斗老师。据专家统计，文革中被迫害的人和被牵连的家属总计有一亿人，占当时中国大陆人口的八分之一。它还不包括“大跃进”後天灾人祸饿死的四千万和中共建政初“镇反”杀害的几百万。 ●崇拜杀人的艺术家 对中国人经历的如此苦难，中国的艺术家们直到今天还没有创作出有深度表现力的作品。中国的作家、艺术家在做什麽呢？老一代的作家如谢冰心，五十年都不出任何作品，至今还被尊崇为大作家。在西方，一个作家如果半个世纪都没作品，很难想象还被社会捧为神明。但当毛泽东百年冥诞，北京隆重纪念时，冰心动笔了，在《中国文化报》上撰文深切怀念她的毛主席。以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环境，不会有人逼迫冰心写这种文章。冰心对毛的文革给中国人带来的深重苦难是亲身经历过的，不想或不能谴责罪恶也罢，但撰文赞美中国的希特勒说明什麽呢？一个作家到了90岁，还活在愚昧或不知耻中。 有人会说，冰心毕竟太老了。那麽年轻的艺术家又怎麽样？号称中国“影帝”的姜文，最近宣布要导演一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影片。他要怎样拍文革呢？美国记者索罗门采访时，他说∶“你们西方人忘记了中国的文革时代是多麽有意思，那时人人可以不上班、不学习，生活轻松容易。如果你是红卫兵，到乡村去，人人都在你面前毕恭毕敬，大家一起唱革命歌曲。文革就像一场巨大的摇滚音乐会，毛主席是台上的歌手，我们是他的歌迷。”一场使上亿中国人受尽摧残的人间浩劫，在艺术家姜文眼中变成了音乐盛会。 在中国，目前很引起西方记者注意的，是居住在北京郊外圆明园旧址旁破房子中的一批自称为先锋派的年轻画家。这些被视为中国大陆最有反叛精神和个人主义色彩的艺术家，又是怎样看待中国人的苦难的呢？ 当去采访的索罗门提到文革中有很多中国人被杀害时，在自己的名片上印著“先锋派画家”的倪海峰却说，“当然，很多人被杀了。但哪个朝代不杀人呢？人们是参加一场革命，是怀著热情去杀那些他们认为是坏人的人，这是勇敢。我崇拜这种勇敢。” ●人心要现代化 时间的巧合往往造成戏剧性。当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去年底公演之时，中国大陆的艺术家也在忙碌—— 北京画家刘宇一将他在香港以830万港币卖出的画作“良宵”，复制成比原作大六倍的巨幅油画，在毛百年生辰之际，献给了毛泽东纪念堂作永久收藏。 身在自由世界的中国艺术家，在纽约曼哈顿东村隆重举办了“毛·100”的艺术展。该展览组织者倪军的画作上，是毛泽东神采奕奕挥手曼哈顿。另外一位画家江涛的作品题为“恢复毛”，画面是一只手正在复合一张被撕破的毛泽东肖像。江涛竟毫无羞色地对记者说，他来到美国後，更感到毛的伟大。“毛泽东是一个面对强权从来不低头的人，他对正处於困境中的中国旅美艺术家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没人能想象得出哪国艺术家会为希特勒生辰献画或举办纪念展览；人们看到的是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拍出了让世人永不要忘记苦难的“辛德勒的名单”。 当然，不能要求中国的艺术家都有斯皮尔伯格那样的艺术才能。但是，作为一个自视为艺术家的人，应不应该有基本的人性？如果连无辜的人被杀害都认为无所谓，都无动於衷；如果连对毛泽东这样给人类带来深重苦难的独裁者都媚俗纪念，是艺术家吗？ 一切艺术，归根到底是人的艺术。没有对人的尊严的维护与捍卫，怎麽可能成为艺术家？又怎麽可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如同不久前砍死妻子然後自缢的诗人顾城一样，距离“人”的标准都很远时，还配做“诗人”吗？ 不少中国诗人、画家、作家在追求西方的现代派艺术。但现代，不是像顾城那样把牛仔裤的裤筒剪下来，戴在头上作帽子以示与众不同。它的根本性是内在，是人的灵魂的现代化！是人的心中真切的人的感觉、人的思维、人的情感、人的尊严，然後才谈得上艺术。 ●祈祷它获奖 真正的艺术是打动人心的，在观看“辛德勒的名单”时，不时有人哭泣。影片结尾播出的是长达近五分钟的演员及帮助拍摄的人员名单，这是现代电影中极少见的，它似乎是再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名单”。当最後一个名字从银幕上消失时，剧场响起观众激动、感谢的掌声，这也是电影院中少见的。 一位当年“名单”上的幸存者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动情地说，“我一直在祈祷，能有这样一部影片。今天，我还要继续祈祷，让这样一部电影能获得奥斯卡奖。”不知有多少观众怀著与她同样的心情，翘首注视著明晚揭晓的奥斯卡┅┅ （载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4年3月20日；在次日奥斯卡颁奖会上，“辛德勒的名单”一举囊括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六项大奖） |
| 有尊严地回家 1994-03-13 |
| 轰轰烈烈的八九民运距今已近五年了，很多当年曾慷慨激昂参加过抗议中共屠杀的海外中国学生学者，面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以及离家多年的思念之苦，现在考虑回家乡探视，以及怎样回去。旅居普林斯顿的一批六四後逃离大陆的学生学者还为此专门开了“笑著回家”的会议。
无论是因为思念家人，还是要办厂经商，回国都是一个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但是，我认为回家的条件，既不是笑著回家，也不是哭著回家，而应该是有尊严地回家。但遗憾的是，最近一些学生学者回家的方式，却为人们有尊严地回家制造了障碍。 ●向暴政下跪 较早回国的是前《人民日报》编辑徐刚。这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是六四逃离中国大陆後向法国政府申请政治避难获准的。该年底，徐刚以“民运精英”的身分与一批民运人士一起访问了台湾，受到相当的礼遇与关照，他的照片和访问记也在当地媒体上几次刊出。 後来，他悄悄地回国了。 去年九月，当韩东方回国被拒後，中共公安部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韩东方要回国可以，但要按照徐刚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徐刚怎样悔改的，外人并不得知。但地处北京、消息并不闭塞的徐刚至今并没否认中共官方这种说法。 徐刚回国後，迅速在《人民文学》杂（1993年2月号）发表了一篇题为《梦巴黎》的报告文学。徐刚在法国获庇护後，不仅获得了自由，而且法国政府还按中国异议人士身分给了他经济补助。但他回到北京的寓所，却把洋溢著自由精神的法兰西首都巴黎描绘成一个充满乞丐、醉鬼、妓女和罪恶的黑暗世界，在那里生活的中国人，都过著只为赚钱、受人歧视的卑贱生活。作者在文中还自问自答说，“中国人到法国来干什麽？”“他们有病，吃错了药！” 这篇报告文学是颇能蒙骗中国国内的读者的，因为通篇是作者亲身所见所闻，文中有大段作者在巴黎街头听到的妓女与员警的辩论调侃，醉鬼之间的污言秽语和对法国当局的嘲骂。但在法国了解徐刚的人都惊讶，并不懂法语的徐刚何以能听懂那些复杂的街头俚语呢？ 这篇报告文学中大量的编造之处已遭许多留法学人撰文斥责。但中共有关方面相当重视这篇作品，据了解内情、现居海外的学者刘再复披露，《人民文学》竟临时抽掉主编刘白羽的小说为徐刚让路。 徐刚这个以文为生的人，赤裸而毫无羞耻地以文向那个他曾唾弃的、屠杀平民的政府跪下了，於是得到了从裤裆下钻回国的奖赏。他“悔改”得确实很漂亮。 但他这种以碾碎自己的人格、尊严为代价的回国，要不要成为民运人士、海外学人回国的榜样、模式？ ●用尊严交换通行证 中共公安部发言人说的另两人为在美国创办过抗议六四屠杀的“六四之声电台”负责人和曾参加过民阵成立大会、并参与撰写过民阵宣言的原《人民日报》一位编辑。他们对中共这种说法的反应与徐刚的沉默不同，都很动感情地分别对报界表示，他们不曾“悔过”。但同时也承认，在回国前，曾主动与中共驻美领馆联系过，解释自己目前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回国纯为探亲访友，投资做生意。仅仅做了一点解释，中共为什麽就认为是悔过了呢？双方对此问题的认识差距怎麽这麽大？ 问题不是出在解释的内容上，而是这种解释的对象与表白行动本身。一个曾较深地涉入过海外民运的学生或学者，如果向捐款支持民主运动的海外华人表白，因为民运组织之间的内斗，或捐款用途不当等等原因，我退出民运组织，目前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恐怕不会引起什麽歧议。但是他要向曾抗议过的中共专制政权在海外的代表机构——中共领馆主动地去表白、去澄清、去说软话，那就是另外一会事了。它的全部意义在在，你承认这个政权的权威性，在它面前低下头来。这就是为什麽中共认为这是一种“悔过”。 向中共否认自己是民运人士本身，实际上是在否定自己参加民主运动的行为，同时，也等於否定了参加民主运动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当然，或许他们在心里仍唾弃中共政权，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只因回家心切而表面上“汇报”。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是否可以用人的尊严廉价地交换一张回国的通行证？四十年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用撕得粉碎的尊严拼贴出了数不尽的“思想汇报”，那份屈辱还没有受够吗？ 中国公民持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从海外返回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规定要事先请示领馆，先做些说明、解释、表白。为什麽要开这种先例？难道今天我们在海外还要不顾自尊地向中共做完“思想汇报”才能过海关吗？ ●站著死与跪著生 曾担任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之一的“民主中国阵线”的理事，民阵、民联合并会议还报名竞选理事的一位作家去年九月回国的方式“更高级”。他不是找中共驻外使馆，而是通过他的好朋友戴晴与中共高层穿针引线，“打点”安排，直接写信给中共公安部长陶驷驹，澄清、表白自己已与民运组织没有关系。在进关时，虽遭公安人员留下问话，但有惊无险，毕竟经核查，他的信已由戴晴转交到了陶驷驹的办公桌上。 这些表白的人，有的长期享用过民运的捐款生活，有的在民运新闻上不断有大名出现，有的以民运人士访问台湾，得到关照与礼遇。如果这些人都与民运没有关系，那麽什麽人与民运有关系呢？ 也许有人认为，这样做也没什麽，只不过为了回国，说点软话，做点表白。但是这种中国人习惯并麻木的用尊严交换利益的行为必须停止了！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要等到什麽时候才开始塑造那从未站起过的尊严呢？ 六四事件时，一些知识份子被逮捕，有些人写了悔过书。在那种高压摧残下屈辱地低头悔过，人们感到有情可原，可以谅解。但人们对那些在同样的条件下，不屈服，不认罪，不悔过的人，给予更高的崇敬。象被关押过十几年的魏京生、徐文立、刘青等。 中国早有古语，“宁可站著死，绝不跪著生”。今天，生活在海外的自由世界，既没有“站”在中共的监狱中遭精神与肉体的摧残有要死的危险，更没有不给中共领馆下跪就无法生存的悲惨，为什麽要主动地放弃自己的尊严？ 无论是回大陆经商投资，探亲访友或仅仅为了“风光”一番，都应该抬著头、理直气壮地回去。如果那个政府象对待韩东方一样无理地阻挡它的公民回国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谴责唾弃这麽蛮横无理的政府，还是向它妥协？可不可以用人类最宝贵的尊严去和这样的政府交换一纸这麽廉价的入境卡？ ●不能炫耀耻辱 当中共当局宣称按某某“悔改模式”办时，有的当事人对中共如此说辞非常愤怒。这说明他还有尊严感，他在内心深处也认为如果“悔改”是不光彩的，有失知识分子的尊严。但有人通过给中共权贵写信的方式回国，出来後还津津有味地将这一过程合理化（见香港《九十年代》1993年11月号∶“一个民运‘边缘人’回国的待遇”），并委屈∶我都低头了他们还找我麻烦。他还没认识到写信本身的耻辱。 如果是用给中共高层写信表白自己不是民运人士的方式得以进大陆，这种方式被认为是合理而不被指责的话，那不等於承认中共的蛮横无理也是合法的了吗？这种与中共背後交易的的回国行为，不就成了并不耻辱，而是值得炫耀、并成为参加过民主运动的学人争取回国时效仿的榜样了吗？那麽，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行为准则、道德标准？还有没有值得尊崇的精神价值、人格尊严？ 也许有人侥幸和中共偷偷做的交易没人知道。这里且不从道义上评价，仅就这个行为本身而言，其一，你能保证中共会永远保密吗？中共最大的特点是“无信”。它公布徐刚等三人的悔改模式已再次证明这种无信；其二，即使中共保密，你能保证这个政权永存不垮吗？共产东德崩溃，公布出的秘密档案使很多学者无法面对自己有过的无耻而自杀；其三，即使这些都不会发生，如果你想做一个人，能不为这心灵中曾有过的耻辱而难受吗？ ●灵魂无法再站立 也许有人会说，他们这些表白并不是真心的，是唬弄中共，为蒙混过关而已。中共当局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他们知道，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灵了的今天，很多人的悔过、检查并非出於真心。但为什麽中共至今还坚持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这种形式。即使你不是出於真心，你只要在他们面前把共产党的语言重复一遍，就等於承认了他们的权威性，在这种权力面前低头了。中共要的就是你们得在我面前当孙子，不管你心中服不服。 这也就是为什麽，六四屠杀之後中共明知道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内心深处不认同他们，但仍逼迫人们写检查，写认识，让你重复党报的语言。因为你这样做了之後，你的尊严也就随之抵押了。 这也就是为什麽，有的民运人士入境後，在向公安人员说软话，以图“蒙混”时，中共要录像、录音。他们就是要把你“精神下跪”的全过程录制下来，让你有在这个政权的裤裆下钻过的记录，使你的灵魂再无法高贵，以後再不能理直气壮地向中共暴政挑战。 而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恰恰是这种挑战，这种说“No”的尊严。近读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历史》一书，这位蔑视权贵、厌恶权力的世界知名记者写道，她看到过的人类最美丽的景观是在希腊的一个山坡上，上面刻著三个希腊字母，意思是“No”。它是在纳粹法西斯占领期间，人们偷偷刻在山坡上的。纳粹的上校们几次用白灰将字母涂抹掉，但很快，随著雨水和阳光，这三个字母又清晰地显现出来。她深为赞美地感叹道，三十年过去了，这三个字母仍在那里倔强地、不可磨灭地存在著，体现著人类不屈服於强权、暴力和摧残的尊严。 ●破坏人类行为准则 古人说，“知耻近乎勇”。人人都有可能做出不怎麽尊严的事。但是如果做过不尊严的事後感到内心有愧，每有自责，仍不失为一种“勇”。例如，一个人在大街上看到流氓污辱女性，出於某种理由他不见义勇为，溜之大吉。事发之後，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怯懦，说明他在遵循人类共同的道德价值。但是，如果这个人认为这样做并不错，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那就是在破坏人们建立以久的行为准则。那就属於“不知耻”。而中国整个社会的不知耻，就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在中共统治下，知识分子们曾有过种种丑不忍睹的行为。但後来他们总是能把自己的丑陋行为合理化找出解释的理由。一位六四後被关押过，後来到美国做了访问学者的知识分子曾写过悔过书，当人问及时，他竟理直气壮地说，全中国人民都在撒谎，多我一个撒谎又能怎样？不怎麽样，很丑陋！虽然谁也不是完美的人，但我们做了违反人类行为准则的事就要知丑，并为自己的丑而知耻。同时，即使人人都丑，也不能成为丑存在的理由；更不能因此丑就是美了。 ●做毛，做皮，还是做骨头？ 最近，诗人贝岭宣称他“不喜欢民运”的讲话更让人瞠目结舌。他从美国返回深圳印刷《倾向》杂，被当地公安人员叫去问话。返回到香港後，他马上对报界发表讲话说，“我并不是一个民运人士，我也不喜欢民运。” 贝岭的话是有代表性的。现在在报上宣称自己“不是民运人士”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当然，一个人任何时候都有选择当民运人士或不当的自由。如果你不想当了，去从事别的事业无可厚非。但为什麽一定要公开宣称一下？是讲给谁听？如果是想用这种表白获得中共给予回国的“便利”，这实在是功利得让人鄙视。 “民运”是什麽？它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即使对这种争取人的解放、恢复人的尊严的运动不直接参与，也会给予道义上的支持。一个人可以不喜欢某个民运人物，或哪个民运组织，但怎麽可以说不喜欢作为整体的「民主运动」？尤其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宣称者曾以“民运精英”的身分获得过上万美元的生活与学习资助；现在他主编的《倾向》杂又是由波士顿的“中国民主基金会”全部出资的；而且他回国手持的“绿卡”，实际上是六四死难者的鲜血染成的“红卡”。办著这样背景的杂，拿著这种性质的绿卡，宣称不喜欢民运，问心是否有愧？ 诗人更应体现个人精神的独立性，对政府、权力的蔑视。但中国的诗人、作家们历来向那个专制政权低头，不看重尊严、人格等知识人最宝贵的精神价值。毛泽东当年曾很轻蔑地称知识分子是“毛”，中共是“皮”，结论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今天，毛泽东已死了17年，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还要做毛，做皮，怎麽就不能做骨头？！ ●江泽民值得尊敬吗？ 这种不自尊的例子最近越来越多了。例如，不久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来西雅图参加“亚太经济高峰会议”，在江泽民的记者招待会上，以记者身份出席招待会的“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秘书长竟在提问中有这样的开场白∶“尊敬的江主席，全美学自联欢迎您访问美国，并祝此行成功。”这种语言很值得讨论∶ 第一，江泽民值不值得“尊敬”？八九民运期间，江泽民在上海镇压民运，并查封了中国敢言的报纸《世界经济导报》。靠支持李鹏、拥护开枪，他才迅速窜升到中共高层。这样一个暴政中的帮凶值得尊敬吗？ 第二，江泽民是谁的“主席”？他当国家主席经过人民选举了吗？他只不过是邓小平以毛泽东“你办事，我放心”的钦定方式指定的。这种“主席”谈何民意？合法性在哪里？称他主席，不是等於承认他的合法性了吗？ 在江泽民来美之前，全美学自联的主席也是用这种语言给中共驻美大使写信，开口“尊敬的李道豫大使先生∶┅┅我们殷切希望在江主席访美期间，有机会拜会江泽民主席，或与江主席的主要随行官员进行会晤。”作为已在美国获得高等教育，又身为代表全美四万多中国学生学者的“学自联”领导人们，要不要言谈举止注意尊严，不要媚俗？ 也许是连江泽民的随行官员都对这种一口一个“尊敬的江主席”不耐烦了，中共发言人打断这位学自联秘书长的话说，“如果你有问题，请提问题，时间很短。”而江泽民面对这种他已习惯听到的下属汇报工作的语言，也就真的以领导自居，官僚气十足地回答说∶“我知道了。”我们设想，如果一个记者有尊严地提问，江泽民也不至於（也不敢）以如此态度来做答。因为你不自尊，中共才更不把你看在眼里。当然，有人会说，这是一个记者招待会，提问要有礼貌和风度。但礼貌与媚俗是有区别的。为了礼貌，称呼一句“江泽民先生”不就可以了吗？这里的实质问题是，这些学者们内心深处缺少人的尊严意识。 学自联的主要诉求是能够“组团回国”。另一个是请求江泽民允许海外学人当中共“人大代表”。中共的“全国人大”是个什麽机构？是一个从来没有经过人民真正选举过的中共一手操纵的“投票机器”，它既无民意，更不具合法性。这样一个位置，为什麽在海外接受过民主自由薰陶的学生学者还要去争取？怎麽把能够当上中共的一个什麽官看得那麽重要？难道人的尊严就那麽不值钱？ ●知识分子的风骨 特别看重人的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并非没有。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先生几天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毫不含糊地说，他不会去中国大陆，“共产党垮台之後才可能再去。”并撰文指出∶中国大陆如同一架大飞机，让中共一批恐怖分子劫持了。在有些华人学者纷纷以访问北京，以与中共权贵握手言欢为荣时，余英时教授却恪守著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出生在安徽潜山，20岁才离开大陆去香港求学的余英时先生对故乡是怀念的。他的侄子回大陆拍了一些故居照片，他拿在手上反复端详，感叹故居後山上的树木都被砍光了，可见其思念之情。而且，余英时教授被誉为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师。以他在美国的学术地位和声望，如去大陆，中共官方和学术界都会给予相当礼遇。但他为了一份做人的尊严，就是不回去，以示对那个六四公开屠杀的政权的否认和厌恶。 六四後从北京逃亡出来的作家老鬼，也写过这样掷地有声的文字∶“尽管流亡到海外後，生活艰难，从知识阶层一下子掉到干体力劳动的最底层，在地位、名誉、工作上，大不如国内，但不後悔走这条路，以示对一个杀了数百手无寸铁的无辜人民的政府的唾弃。” ●尊严地回家 也许有人会说，不能过於责怪这些表白解释者，这一切不怨他们，都是中共政权给逼出来的，是中共太可恶。当然，是中共可恶。但面对这种可恶，是据理力争，还是出卖尊严？是群体反抗，还是群体下跪？中共并没有张贴出告示要海外学人做完“思想汇报”才能回国，这些人的主动表白解释行为不是在为那些想要尊严地回国的人设置出一个障碍吗？事实上，如果大家都不向领馆打电话，都不给中共权贵写信，就是运用自己应享受的公民权利理直气壮回国，这种“可恶”就可能後退、改变。四十年来，中共的哪一样改变是人们下跪的结果？正相反，每一点改革进步都是人们抗争得来的。正是在这种抗争中我们维护了人的尊严的不可践踏、不可侮辱性。因为“人生的价值在於一个人的尊严，而非生活中的胜利。”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珍惜和捍卫自己的尊严的时候，大家才可能都尊严地回家。 （载美国《世界日报》“世界周刊”1994年3月13日；纽约《北京之春》1994年4月号） |
| 自由，你在哪里？ 1994-02-27 |
| 他们怀著憧憬，怀著渴望，怀著与死亡搏斗了一百多天也没有放弃的美国梦，终於在1993年6月6日清晨来到了自由女神脚下，但迎来的却是监狱和镣铐。
200多天过去了，这些中国难民仍在狱中，面临被遣返。在费城西部75哩的宾州约克郡监狱就关押著110名。几天前，我们从纽约专程去那里采访了这些难民。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美国监狱，它和在电影中看到的一模一样，要隔著厚厚的防弹玻璃，与被访者用电话交谈。监狱长哈根先生给了我们一点小小的特权，允许在非探视时间单独采访，而且时间也不限制。我们总共采访到了八位难民，他们每人都有一个心酸的故事—— ●参加民运，失去学籍 24岁的王礼彬虽然穿著一身囚服，但略显苍白的脸上的微笑，仍透露著学生的单纯和清秀。他是福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学生。八九民运时，他和同学及很多市民汇集在福建省会福州市的著名“五一”广场，在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声援北京的学生运动。他的语言才能使他被推选为宣传委员，负责撰写标语。五一广场上的四次大型示威集会，他都是组织者之一。 六四北京屠杀之後，福州也开始抓人。有40多位学生被当地公安局通缉。他在乡下一位表姐处一直躲藏。1990年3月7日，他所在的学校给他家一纸通知书，上面写著∶“六四期间，王礼彬参与本地学生暴乱，严重触犯了国家法律，已构成犯罪行为。经学校政务会议决定开除其学籍，并移交公安机关立案审理。”王礼彬是农家子弟，在长乐县第六中学时，他是高才生。当年该校和他一起考上大学的文理科学生只有四人。在失去了学业，又面临牢狱之灾，走投无路之下，他的表姐通过朋友联系到“蛇头”，所有亲戚凑钱，交了六千美元头款，在一个漆黑夜晚的海湾，他登上了“金色冒险号”。 今年才17岁的乔盛也曾在福州五一广场的游行队伍中。他当年是距福州两小时车路的长乐县中学的学生。他年龄虽小，但广场上慷慨激昂的演说，感染了他的热情与兴奋，他也起劲地跟著喊口号，并去给绝食者买冰棍、运汽水。他曾和那些大学生一起拍照留念，在照片後面，还各自签上了名字，他们共同感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刻。 六四过後，公安局按照搜查到的有签名的合影照片，找到了长乐中学。於是当时年仅13岁的乔盛就被学校开除了。他的父亲是小学教师，在几年奔波毫无结果的绝望之中，将乔盛和凑到的七千美元一起交给了“蛇头”。 ●怀胎九月，强行催产 “金色冒险号”上的难民，很多是为了逃避中共“一胎化”政策带来的迫害∶ 只有小学文化的郑新炳憨厚得有些拙笨，这位37岁的长乐县农民连自己的遭遇都无法连贯地讲述，只能问一句，他答一句。他们夫妇有两个孩子，後来又偷偷生了一个女孩。当局发现後，除了罚款，还要抓住他们夫妇任何一个做绝育手术。他们吓得把刚生下来不久的女婴送给了别人，但上头的计划生育人员仍不放过，到村上来抓人。他们夫妻各自躲藏到亲戚家中。最後他挺而走险偷渡来美。 “你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为什麽还要呢？”他凄苦地回答说，“种田的不像城里人，没有孩子，到老了谁养啊？共产党不管我们啊！” “你知道偷渡来的华人在美国的艰辛吗？”他把那张干裂的嘴唇紧贴住玻璃窗後的电话听筒∶“知道。但我们不愿在大陆受共产党欺负。” 郑新炳在家乡承包两亩田和一个鱼塘，一年省吃俭用，能挣四千人民币，生活还过得去。但他感到受欺负。例如，他的一亩田季产900斤稻谷，当局征收300斤，拿走了三分之一。给的粮价不到市场价格的一半，有时，只给一张“白条”。当局卖的化肥、农药却都是高价。一度电，收费要一元钱。还有各种摊派，修一条马路，要大家分摊；每年有人当兵，要出“当兵费”，村上每个人头得出七块钱。 张牧林可没有郑新炳那麽幸运。他婚後刚有第一个孩子，当局就以未到指定年龄生孩子，罚款两千元。後来他在村民大会上提出“强迫计划生育不民主”，结果被抓到派出所关了一个星期。他为躲避绝育逃走後，家中房子竟被村干部拆毁。另一位难民感慨地说，他的一个亲戚遭遇更惨。这位亲戚已有两个女孩，一心想要个男孩。偷偷怀孕後，东躲西藏。最後终於被发现，在五、六个警察的包围下，当时已身孕九个月，眼看就要分娩的人，被强行拖上警车，拉去医院强迫催产。她的嚎啕大哭和苦苦哀求，以及如此大月母亲可能的生命危险，都未能感化党干部像手术刀一样坚硬的心。孩子被催生下来还会哭，是一个男孩。她不顾手术的疼痛，去抢自己的骨肉，但这个啼哭著的小生命竟被当场掐死。这个孕妇从此疯了，见人就说两个字∶孩子，孩子。 今年27岁的林德锋和他的妻子因已有两个孩子，就要被抓去做绝育。当时他妻子才25岁。谁能保证这麽年轻的一对夫妇就一定不会再婚再嫁？一旦如此，让这对已不能再生育的农民夫妇怎麽再娶亲嫁人？被关押在新奥尔良监狱中的18名女性中国难民，大都有这种生育上被迫害的经历。而一位36岁的程姓难民，只因为拣到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就被认为破坏了计划生育政策，罚款五千元。她回忆说，当时那个女婴在路边啼哭，眼看就要饿死了。 ●425天偷渡，九死一生 他（她）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偷渡的过程却是同样艰险。头发过耳，眼泡略肿的龙明一脸忧郁，这位29岁的小伙子谈起偷渡的艰难几度哽咽，说不下去。1992年4月，他和十几人在蛇头带领下由云南的打落镇偷渡进缅甸，步行两个月横穿缅甸到泰国。为防在缅被抓住，四个蛇头转碾接应，领他们走那些山间峡谷，没人烟的荒郊。那浇透脊梁的暴风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还有夜宿荒山听饿狼嚎叫的恐怖，以及靠一顿饭徒步跋涉一整天的艰辛，都成为他今天不堪回首的梦魇。 他说，“仅那一天十几小时的步行我就吃不消。我和很多同伴都不想走了，但我们语言不通，地理不熟，在深山密林，停下就是等死。只得硬著头皮咬牙往前走。” 在泰国，他和280多名偷渡者一起几次换船，最後登上了驶向美国的“纳吉德”号。九月底，船开到毛里求斯时，由於蛇头与船公司在钱上发生纠纷，竟停开了一个月，船上几百人断食了三天。 他叹著气说，“最惨的是船开到肯尼亚（与索马里比邻）的莫巴沙港口，一停就是六个月，把我们几百人关在船上，只有米饭，没有菜，一天给一点水。中国人不习惯非洲国家的炎热气候，再加上关在船舱底下近200天，有一百多人得了病。惨透了。” 当他们终於在肯尼亚公海换上了“金色冒险号”後，又在好望角遇到了两天的风暴。船舵的轴断了，船员都穿上了救生衣，准备逃难。在狂风暴雨中，关在船舱底下的毫无救生设备的几百人随著颠簸在舱底被摇得跑过来，拥过去，一片惊叫、呼喊和哭声。 经过如此九死一生，当龙明看到纽约的万家灯火时，他和船上290名同胞激动得心都要跳到嗓子眼儿，他们终於看到了那闪烁的自由！从进入缅甸那天到此刻，他已跋涉了425天，在大海上飘泊了16,000海哩，穿过了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好望角和大西洋！他说，“当船上的扩音器播出，这就是纽约时，会水的游水上岸时，所有人都热血沸腾，会的和不会的都一头栽到那刺骨的水中。後来得知，淹死了11个人。” ●铁窗生活，痛不欲生 在约克监狱关押的110名难民，年龄从17到45岁不等。最初他们连裤衩都没有，因狱方只发囚服，不管短裤。他们却无法表达，因狱方没有配备翻译。这不是一所应该关押这种偷渡者的监狱。移民局选择这里，因为此地偏僻，不是新闻焦点，可以尽快将他们悄悄遣返。 对於非法进入美国的难民，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如果踏上了美国领土，可进入遣返法律程序，在这一作业过程中，这些难民可以先被保释出狱；另一种是，没进入美国领土，直接遣送，不能保释。对於“金色冒险号”的难民，移民局是按他们没有踏上美国土地来处理的，理由为他们都是警方从船上带上岸的。难民争辩说，“金色冒险号”早已进入美国领海，是在距长岛海滩几百米处撞滩的，且很多人已游到岸上。但移民局不听这种申辩，对这些难民的听证会草草进行，而且不让记者和律师参加，当地报纸称之为“黑箱作业”。知情者说，移民局是想杀一儆百，遏止以後的偷渡，因而不顾事实，简化法律程序，以便尽快达到遣返。 为抗议这种不公，约克的一百多难民集体绝食四天。他们在“声明”中说，“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计划生育，使许许多多炎黄子孙在心理上受到创伤，在肉体上受到摧残，有的甚至无家可归。我们痛不欲生，力争要来到讲民主、有人权的领土，才背上血债累累的包袱，告别妻儿父母，经过一路艰辛和生死。”“难倒把掉进火坑的人再添上火柴，让我们更痛苦难熬？我们现在被关在这里，有苦也说不出。”“如果把我们送回去，我们宁愿死在这块有民主、讲人权的土地上。”一位浙江难民在这种磨难的刺激下，神经失常，现在狱中特殊医疗护理。 在新奥尔良监狱关押的女性中国难民，还被戴上金属脚镣。她们每天在哭啼和昏睡中渡过。至少有一人自杀未遂。在理海谷监狱，16名想自杀的中国难民，被警方转移到特殊房间，一级看管。他们中有渔民、电工、纺织工人和艺术设计者。 ●义务律师，无偿帮助 约克郡的居民被移民局的做法激怒，认为对中国难民太不公平。30多名律师出面义务为这些难民打官司。七个多月来，他们付出了几千个无偿的小时。这些小镇上的律师从没有办过政治庇护案，他们自己掏钱请外地有经验的律师来传经授道。 律师行业在美国的名声并不佳。有则流传的幽默是∶新泽西州长说，新州垃圾筒多，加州律师多，因为新州有先选择的机会。但约克的律师却在改写它的内容。王礼彬感动地说，他的免费代理律师罗巴迟先生（Lobach）是当地律师协会的主席，业务繁忙，却经常与他的太太一起来看望他。每次来，都要送给他一些邮票和有趣的读物，并询问他需要什麽。这对律师夫妇很喜欢这位聪明、清秀、参加过八九民运的中国青年，他们说，“我们会尽全力打这个案子，直至打到美国最高法庭。” 郑新炳的律师也是义务的。这位50多岁的女律师自己掏钱为他买衣服、中英字典，还三次送给过他60元钱，让他买些必需品。 当地热心居民为此聚成了一个叫做“金色前景”（Golden Vision）的团体，核心成员有50多人。他们每周定时在约克监狱门外举行为中国难民获得自由的祷告活动，还自费每周出版寄发250多封新闻信，呼吁各界向中国难民伸出援手。圣诞节时，他们给分别关在几所监狱的全部“金色冒险号”难民都寄了印有中英两种文字的节日卡。 ●分享意识，美国精神 我们去的那个星期天，正好赶上参加了他们在监狱门外举办的第22次祷告活动。约克当晚气温是摄氏零下十几度，站在白皑皑的雪地上，寒风刺骨。它唤回我们久违了的在哈尔滨的街头等公共汽车时，那种脚趾头要被冻掉的感觉。祷告活动是在下午四点多开始的，当时日头已落了，但一群人围成一轮新的太阳，热情地为中国难民尽快获得自由祈祷、歌唱。在高举著的”释放我们的中国兄弟姐妹”的标语牌下，教师职业的罗勃特·麦瑞尔先生用冻得发红的手弹琴助唱，大家跺脚和拍。麦瑞尔每周为这些难民作一支新歌，并将这些歌曲录制成了一盒磁带。在这空旷的雪地上，在紧锁的监狱大门对面，在这鲜为人知的小镇，这一群普通的美国人，为那些他们从不相识、来自一片他们从未踏上过的土地的中国难民真诚地祷告。他们中有律师、店主、秘书及电脑工程师等。78岁的房地产公司经纪人理查德·金先生和他77岁的太太是当天参加者中年纪最大的，这对老夫妇在寒风中颤抖地依偎在一起，神情专注地说，“让金色冒险号上的难民获得自由和庇护吧。” 最让人感动的是唐娜（Donna），这位63岁的美国女性每天清晨七点都赶到监狱门口，为里面的中国人祈祷15分钟。为了不耽误上班，她要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吃饭，因为从她家到监狱还要开半小时的车。除了圣诞节和新年与家人团聚，她每天都风雨不误这样做，至今年一月底，她已坚持了139天！一个人即使为自己，做一件事能连续坚持一百天都不容易，但她是为了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这需要一种怎样的精神和情怀！我们挤进一辆车中取暖并与她交谈，她说，“我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我只知道他们是Human Being，他们应得到公平对待，应有尊严和自由。”“美国经济虽然不好，但是，我们有足够的资源分享。”她强调说，“一块面包，不是在你吃够了时，分给别人一点，而是在面包不多的时候，大家要分享。因为我们是人，是同类。” 站在他们中间，你会感到一种灵魂的净化。它迫使你思考，为什麽仅有两百年美国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什麽是美国精神？在约克郡这些最普通的美国人身上你会找到一部分答案∶这种不分种族、国界、文化的分享精神；这种关注他人的生命、尊严、命运的同类感；这种Human Being意识。美国人常说Human Being，这个词在中文中很难找到准确的相应表达，把它译为人、人类，似乎不能穷尽它的意思，或许译为“视人为人”更合适。 “金色前景”中年级最大的是88岁的玛格丽特女士，这位只比邓小平小一岁的美国女性，却有著一颗善良、慈爱的心。她在家中接受采访时说，“把这些难民关进监狱是不对的，他们没做错什麽事，只不过像我们的祖先做的一样，来这寻找自由和机会。”“他们不是罪犯，他们是自由的寻找者，我们不能把寻找自由的人锁在监狱里。”八十多年来，她从未参加过公共抗议活动，这是第一次。因为她觉得对这些难民的处置实在不公平。 每次主持这项活动的琼·玛茹思婷女士（Joan Maruskin）通过教会全国组织，已找到了一百多个免费住处。她说，如果移民局释放这些难民，他们每一个人马上都有地方住。计算机程序设计师卡尔盖了新房子，准备把原来的房子全部腾出给获释的难民住。 当琼被问道，为这些素不相识的中国人如此倾心尽力希望得到什麽奖赏时，她说∶“这些难民能获得自由就是对我的奖励。”很多难民从狱中给琼写信，表示将来不知怎样报答她。她的回答很简单∶“传递这种爱。”（Pass it on） 当狱中的难民在电视上看到这些美国人风雪无阻地为他们祈祷时，很多人感动得哭了。一位福建难民说∶“我们家乡从来是家人或亲戚朋友才互相帮助，极少帮外来的人。我们知道美国人好，但没指望他们能这样做。” ●中国古巴∶双重标准 在白人占绝对多数的约克郡，对这批被关押的中国难民也有另外的议论。有人给当地报纸投书说，“应该把这些可能抢夺我们就业机会的难民遣送回去。我们应该先关心自己。” 对此，当地援助中国难民律师团主席崔比尔考克律师（Trebilcock）在报上撰文反驳说，“谁是‘我们’？这些总是定义你们、我们的人，从来不想帮助别人，或关心他人遭受的苦难。┅┅三十年前，‘我们’坐在汽车前部，‘他们’被强迫坐在後部。”“这种思维使今天世界还被分为阿拉伯人对犹太人；黑人对白人。”他特别强调说，“美国作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道义责任保护这些从罪恶的共产政权逃出，摆脱强制计划生育迫害的难民，这是保护个人尊严，使个人的身体不受国家侵入的人权问题。” “金色前景”中唯一的中国人、在当地一所大学担任教职的周泽浩说，“毛泽东当年鼓励多生育，想用众多的人口去解放全人类。现在又180度大转弯，强制‘一胎化’。政府想怎麽就怎麽，这种任意性的背後是人民成了牺牲品，民意被剥夺。美国政府既然高喊中国人权状况糟糕，为什麽还要把这些难民送回到‘糟糕’中，使他们有可能被关进当今世界最臭名昭著的劳改营里？” 他特别强调：“古巴难民偷渡来美，被当作英雄收留，中国难民却要全部遣返。难道中共的专制比卡斯特罗的共产古巴要好？为什麽要实行双重标准？” 《纽约时报》著名的自由派专栏作家安东尼·路易斯撰文说，“事实上，大部份美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移民对美国的经济贡献大於负担。”他特别引用马里兰大学学者Juilian Simon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研究结果∶移民从得到的公共服务与他们上交的年税相比，平均每户移民每年多贡献了2500美元。 但在宾州，大多数华人对这些中国难民持冷漠的态度。而在全美对“金色冒险号”难民的排斥声浪中，态度最强烈的却是中国人。一位在移民局法庭给这些难民做翻译的华人，竟当庭训斥这些同胞说，“打了胎再怀不就行了，有什麽难好避？你们到美国来丢了中国人的脸，早点回家算了！”华人记者于金山就此写道，“从美国华人对金色冒险号船民的消极态度来看，似乎忘记了这些难民是受害者的身份，是相当令人痛心的一件事。”另一位学者说，中国人是火不烧到自家，刀不砍到自己脖子上，就不会动心的。这是一种相当残忍、自私的文化。 ●国家霸道，侵入人身 对偷渡难民，一胎化政策，中国人之间有很多争论。但在这些问题背後，至少有四个问题值得讨论∶ 第一，如果被遣返，他们会有怎样的处境？乔盛的父亲在来信中写到，“你已被开除了学籍和团籍，回来怎麽办？现在被送回国的，不仅罚款，还要被劳教，也有被判两年刑的。我们被蛇头骗去了一万多美元，合十几万人民币，爸妈干一辈子也不能赚这麽多的钱，现在负债累累。爸的工资收入还不够付出，你二弟还瘫痪在床上，你再被送回关起来，再加上罚款，叫我们一家人怎麽活啊！”另一位难民的家信中写到∶“长乐县拘留所门前贴出已被遣送回的人的名单，每个名字後是罚款数目，有的两万，有的五万。” 第二，来自长乐的家信还披露∶抓到的孕妇装满了县城大小医院，最後把县干部招待所也占用了。两名孕妇不堪屈辱，从干部招待所二楼跳楼，一人摔断了腿。在抓风盛行时，一名胖女孩也被抓去，後来检验她只是过胖而已。 中共的一胎化政策，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赞赏。但从根本上讲，它是以剥夺人的生育权利这一基本人权为代价的。中国的落後问题主要不在於人口，现在人口比毛泽东时代的八亿多了四亿，但谁都看到中国人的生活比以前提高。而且，在一胎化政策执行中，发生很多强制行为，尤其在农村地区，大小村干部都有权抓孕妇。“抓”，竟成为天经地义；强制绝育，竟成为理所当然。当一个人强行将自己的一部份侵入另一个人的身体，这叫“强奸”，要受到法律制裁。但一个国家却用刀子、钳子强行侵入千万个女性的身体，把她们体内的一个生命永远地夺走，这种毫无人性的政策竟受到很多中国人的默许和赞赏。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也认为，不管怎样，控制了人口，国家才能强大。但是，我们设身处地想一下，如果那是你的妻子，已怀孕九个月，被按在手术台上强迫催产，婴儿被掐死；如果那是你的母亲，被羞辱地剥光衣服，把刀子钳子插进她的身体，强行堕胎；如果那是你的女儿，刚刚二十多岁，就被扭绑进医院，做了绝育手术，再也无法生育；如果那是你的家庭，因为不同意绝育，就要人被抓，被罚款，家俱被拿走，房子被拆毁，你难倒仍能无动於衷地认为，只要是国家强大，这样做也无妨吗？！这种“为了国家”的论调中国人听得太多了，在中共建政以来，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已经干了太多残害个人的事！ 在西方，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私有的身体更是神圣不可侵入！一个国家，不管以什麽名义，也没有权利强行侵入一个人的肉体。如果连这都要默许和赞赏，那还侈谈什麽人的尊严、自由选择和人权！ 中国很多知识份子由於教育程度和其他生活条件的优越，不想多生孩子，因而对强制一胎化不那麽关心，并对农民多生育，颇为反感。但农民为什麽要多生孩子？憨厚的郑新炳说出了实情，“没有孩子，我们老了谁养啊！”这些农民没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也不像城里人那样有退休金，有医疗等各项保险。他们除了几间房子和承包的几分田，一无所有。他们没有退路，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子女，是他们唯一的保障和盼头！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吗？政府难倒不应该为共产制度所导致的贫穷、落後负责任吗？！ ●世界虽大，无处可逃 第三，这些中国难民为偷渡到美，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磨难。112天、绕了大半个地球的海洋飘泊，每一天都是在恐惧、饥饿、焦渴的非人生存条件中度过，还付出了11个人的生命。将经过如此艰辛、又已抵达美国的难民再送回去，总让人感到近乎残忍。 在我们采访到的难民中，除二人外，都表示即使如此艰辛，有机会还会逃来。当一个人能再选择一次把命都要搭进去的事，说明他在逃避一个多麽令人恐惧的地方！在世人谴责中共的人权记录时，实际上中国八亿农民在受著最严重的摧残。不仅国家剥削他们，那些村干部、党官、土皇帝都骑在他们头上。他们没有文化，有苦说不出，因为连“状子”都不会写。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根本发不出声音。大多数农民在逆来顺受，他们认为这是“命”。但这些“金色冒险号”上的中国人不认这个命，他们斗胆改变这个命，想追求一个靠近人的生活。如果不给他们申述的机会，就将他们全部遣返，美国政府如何面对自由女神像上的诗句——“把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交给我吧！” 第四，中共是这样一个政权，即使你未触犯过它，但只要在美国公开要求政治庇难，就已成为受迫害的理由。在这次采访到的八位难民中，除了王礼彬、郑新炳和林德锋同意用他们的真实名字外，其他人都不敢让刊出真名，只能用化名。他们恐惧被送回大陆遭迫害；即使他们能留下，也恐惧家人受打击报复。这种恐惧不是说明迫害的存在麽？ 不要说这些难民，即使在美国已享有自由的许多大陆人，甚至有些想去大陆投资的华侨，都对自己的言谈小心翼翼，唯恐冒犯中共。当一个人连说话的自由都被剥夺的话，这是一种怎样的摧残。而面对这种摧残都沉默、忍受甚至麻木的话，更是人类多麽深重的悲哀。 这些“金色冒险号”上的难民为了逃避被摧残和迫害，历经千辛万苦逃到美国，如果连这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都不收留他们，让他们再往哪儿逃呢？！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4年2月27日） |
| 中国新闻自由前景——访新闻传播学者曹长青 1994-01-23 |
| 【采访者按语】我们曾在广东深圳同一栋楼里从事新闻工作，他所主持编务的《深圳青年报》以思想开放、大胆敢言而闻名，最後由於刊登一篇《我赞成小平同志退休》而在八七年初被当局查封。他被禁再从事新闻工作，最後来美国留学。“六四”事件後，我在多伦多主编的《新闻自由报》早期曾隶属他在洛杉矶创办的《新闻自由导报》，两报都是八九民运的产物，都以追求新闻自由、促进中国大陆民主化为宗旨。但他更注重於对中共政权的尖刻批评，我则偏重於“广纳多种声音，探索中国路向”；在中国民主化方法论上，我们也存在甚大分歧，他属於激进派代表人物，我则倾向於保守、渐进。不过这一切至今还未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
曹长青先生生於1953年，毕业於黑龙江大学中文系，曾任《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美国《新闻自由导报》第一任总编辑。并先後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和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90年3月至1992年9月）。 曹长青先生曾撰写过有关中国政治、文化及新闻等文章百馀篇发表在港、台及美国的华文报刊。并与人合作撰写了《抗争的声音——邓时代的中国新闻》，该书系统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新闻状况。 作为自由记者，曹长青先生目前主要致力於中美新闻研究比较。他还口才颇佳，擅长演讲，对群众极具煽动力。全加学联曾授予他“中国民运杰出演说奖”。 1994年1月23日，他在纽约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何频：1992年在加拿大第二届中国问题研讨会上，有一节关於中国新闻问题的专题讨论，由新闻界前辈、香港《百姓》社长陆铿先生主持，《世界日报》总编辑项国宁、《中国时报》名记者卜大中和我本人是主讲人，当时我的报告是关於中国小报问题。我认为小报的出现标志著中国新闻自由的启动。这次我请您在华盛顿会议上做了关於小报的专题发言，发现您的研究比我深刻多了。 曹长青：正如你那个讲话中所说，中国大陆的新闻正发生著重大的变化，以“小报现象”为标志。九十年代初期，中国报业引人注目的是各种小报涌上街头报摊，以斑驳陆离、五花八门的多元化内容和繁多的种类吸引著读者。它突破了中共党报几十年来一统报业天下的局面。但在中国大陆，小报的概念和美国的小报（tabloid）有不同。中国的小报是与党报相对而言的。党报是指由中共的各级委员会主办的党委机关报，例如由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办的《人民日报》，由中共黑龙江省委主办的《黑龙江日报》等报纸。这种类型的报纸也被统称为“大报”。而小报则是指各种娱乐报、周报、法制报、生活报等等以更多是消遣性的、淡化政治性的内容为主体的小型报纸。 ●种类和发行量的变化 何频：您能否评述一下小报的发展趋势？ 曹长青：小报正以强劲之势与党报一争报业天下，并有超越党报的趋势。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行种类。1981年时，中共党委机关报的数量仍在大陆451家报纸中占一半。但随著开放改革，小报开始涌现，数量上升很快。1992年7月中新社报道说，大陆有报纸1,442家，其中党委机关报的数量仅为424家，只占全部报纸总数的28.15％。它标志著小报的发行种类已经达到党委机关报的两倍，在种类上已占相当的优势。 第二是在发行数量上，小报也显示出强劲的势头。例如同是在广州出版的报纸，1986年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发行量是73万份，而《羊城晚报》当年的发行量是170万份。在上海出版的《新民晚报》1990年的发行量是120万份，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当年发行量才是它的一半。而由《解放日报》出版的《报刊文摘》当年的发行量达到202万份。在沈阳出版的《卫生与生活报》，发行量也有80万份，广东的《足球报》也是80万份。而在北京出版的《光明日报》目前发行量只有20万份，才是一张足球报的四分之一。 最近一位香港记者撰文说，在北京街头四处买不到《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报摊主人说他们不卖这种报纸，因为买的人太少，挣不到钱。报摊上摆著五光十色的各种小报，买者众多，人群簇拥。这位记者惊呼“中国进入了小报时代”。 ●小报涌现的原因 何频：现在小报的发行量比大报大多了。地方党委机关报本身亏本数额巨大，但所办小报却有不小的收益，大报员工的福利来源於小报的效益，可以说是小报养大报。那麽，是不是可以说经济原因导致小报的繁荣？ 曹长青：小报虽然在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出现，但仅仅十多年，就发展成为中国大陆报业中与党报分庭抗礼的传播媒体，它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力已超过中共党报。中国报业出现“小报现象”的原因很多，至少有三个方面： 第一，读者的经济需要。由於经济政策的变化，中国现在是“人人下海”捞钱经商。这种发财潮促使人们更多地要从报纸上寻找经济资讯，而不象以往仅仅是政治资讯。例如《致富报》刚创刊时，附近的农民听说後乘火车去买，然後全村传看，研究怎样发财致富。 第二，读者兴趣的变化。随著开放政策，人们更加厌倦了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宣传，人们有了更多的兴趣需求，小报的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恰恰满足了人们的多样化的需要。 第三，中共的经济改革导致对党报传统的经济包乾和财政补贴逐年减少。本来党报就亏损严重，再加上物价上涨，新闻纸张成本增高登，因此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如《人民日报》1991年亏损了3,500万。原来每年中央给予财政补贴是1,500万，最後只好又追加了二千万。而北京另一大报《光明日报》每年得到补贴490万人民币。这种经济压力迫使党报以办小报赚钱来养活自己。 中共对小报越来越多并有所失控并非没有警惕，几次整顿报刊，重点都是小报。但小报几乎禁不住。除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当局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外，党报处於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及和其他报的竞争，也千方百计保存小报。结果是查封取缔一批，另一批又改头换面出现。至1993年底，大陆报纸种类已突破二千种，几乎每两天半有一张新报出现。 ●大陆报纸弁 舱o生变化 何频：那您认为大陆的小报与以前的报纸在性质上有什麽不同？ 曹长青：中共控制下的报纸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是为了诠释、印证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它是一种宣传，是政府试图控制人民的思想、改造民众意识、规范大众行为的工具。传播谎言是党报的一个基本特徵，这种性质在毛时代发挥到饱和程度。《人民日报》一位前副总编辑对《纽约时报》记者说，“《人民日报》只有一样消息是准确的，即它每天的出版日期。”而另一位青年记者说，在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找不到新闻，那就是报纸上。 另一种声音在邓小平的开放改革时期才得以体现。那就是一些有责任感的编辑记者试图利用报纸版面传播新思想、新观念，向党报的工具角色挑战。像《深圳青年报》、武汉《青年论坛》、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蛇口通讯报》、《特区工人报》、北京《新观察》、上海《社会报》、兰州《西部晨报》等等。这些敢言的报刊都相继被当局查封，但它们所发出的“不同声音”对中国大陆十年多的开放改革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包括在胡绩伟任社长时期的《人民日报》，它发出的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的文章也在全国起到振聋发馈、开启民智的巨大作用。这种不同声音之所以显得宝贵，是因为中共封锁了外部资讯，又不允许私营报纸出现，只允许官方报纸这一种声音存在，而且党报在中国大陆有巨大的覆辅率。因此，在中国民众能听到的这唯一的声音中，如果传递出不同的声音，就有著巨大的震撼性和启发性，意义非凡。 但在小报身上，上述党报的那种性质大为减弱。小报没有党报的那种强烈的宣传企图，工具角色意识很淡。同时小报的“不同声音”这一反抗色彩也相当淡化。小报的更多地体现为提供资讯、奇闻轶事，包括“生、恋、婚、家、死”等，注重娱乐、消遣，强调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 ●小报现象的三个意义和作用 何频：小报的出现对中国新闻自由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您能否概括性地谈一下？ 曹长青：小报的大量涌现，对中国新闻的变化有著至少三个意义： 第一，它打破了中共党报长期一统大陆报业天下的垄断局面。出现了多种声音，多元资讯，报纸上的消息不再像以往目的是“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而是更多地服务社会，满足大众各种各样的资讯需求。 第二，由於小报大部份是经济自主，自负盈亏，同时由於小报种类繁多，相互竞争激烈，因此实际上小报正由原来的报纸是“宣传工具”转化为报纸是“社会商品”，投放到读者市场。它由原来的从上到下的垂直纵向的思想资讯灌输关系，正转化为与读者平行依赖的关系。商品和竞争这些价值观念迫使报纸必须改进质量，由读者选择它们。 第三，它使报纸由原来的由政府完全财政包干的政府机关性质逐渐转变为经济独立的企业性质。变成企业，就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使小报经济效益好，就要迎合读者需要，就要与其他小报竞争，它导致必须由懂得新闻的专业人才来编辑报纸、管理报纸，而非过去的党管报纸。 当人们在谈论台海两岸的“一国两制”时，中国大陆的报纸却已经实现了一国两“报”，有两种报纸办给两种人看：党报是办给政府官员们看的，小报是办给老百姓看的。但党报大部份是由公款订阅的，如曾发行620万份（1979年），现在降到200万份的《人民日报》，据邮局统计，个人订户只占2.5％，即五万份。而同样的统计发现，全国50多家晚报的订户90％以上是个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像是，看小报的人往往不再看党报，而看党报的读者，往往还要再翻看小报，这一正一反，标志著小报的读者群相当大。 ●小报现象背後的三大隐患 何频：陆铿先生在那个讨论会评论说，我对中国新闻自由前景太乐观了，我确实是很乐观。我的乐观是对新闻自由空间的乐观，当然新闻质量是另外一回事。您的意见呢？ 曹长青：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先生不久前在美国访问时说，现在中国是小报冲击大报，小报淹没大报，中国新闻自由有希望了。但是，在这种乐观情绪的背後，人们忽视了小报现象对将来中国真正的新闻自由的负面影响。这种隐患有三个方面： 第一，小报损害读者对严肃报纸的欣赏口味。原来人们把报纸当作党的政策、当做文件来读，当做党内权力斗争的风向标和政治运动的密码来读。现在人们把报纸作为小道消息，当做茶馀後的娱乐消遣来读，它无助於建立报纸的严肃准确、客观公正的新闻监督“第四权”的形象。 第二，小报正损害编辑记者办严肃报纸的口味。原来党的新闻工作者们把报纸当做工具喉舌来办，现在编辑记者追求的是猎奇和轰动效应，以至以讹传讹、编造经常发生。在德国获得政治庇护的大陆作家遇罗锦在台湾《联合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小说，上海一家报纸竟把它改写成新闻，张冠李戴成遇罗锦本人的新闻，说遇罗锦在德国生活无落要自杀。对这篇编造的消息，大陆有十几家报纸争相转载。 1993年4月1日，《中国青年报》星期刊在头版刊发了一条消息说，“有博士学位的人可以生两胎。”当天有上千民众愤怒地打电话给中共全国计划生育委员会，抗议这种歧视一般民众的生育政策。该报次日刊出道歉启事说，“我们是在昨天愚人节与大家开个玩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对此说，“这是非常荒唐的事，因为报纸的立报之本是真实，怎麽能用报纸来开玩笑？何况中国人并不过西方的愚人节。” 第三，在小报成为商品的过程中，报纸的编辑记者也受到“人人下海捞钱”大潮的影响，“以报换钱，以版面换钱”的腐败现象也大量发生。它严重腐蚀新闻人员的职业道德。本来中国大陆新闻队伍的整体素质就不是很高。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自由论坛新闻研究中心”1993年8月出版的《变化著的亚洲新闻》书中统计，中国大陆至今才有40个新闻系和新闻院校，全部近七万馀名新闻编辑记者中，有一半没有大学学历。七万人中只有6％受过新闻专业训练。这样一个本来专业素质较差的新闻队伍在这样一种“人人向钱看”的全民经商浪潮中，将和中国人在不断致富的过程中道德素质不断下降一样，在新闻自由度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新闻职业道德也在不断沦丧。 ●中国新闻自由的前景 何频：邓小平死後中国新闻将出现什麽样的状况？ 曹长青：从中国目前新闻界的小报现象可以作这样一种预测：如果邓小平死後中国不会发生俄罗斯那样巨大的变化，中国报业会继续沿著小报冲击党报，小报淹没党报的方向发展。小报的发展势头还没有到达它的顶峰。小报的优点和弊端也会在这种发展中同时扩大。 所谓优点，就是说随著小报的种类繁多和内容更加多元化，新闻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大。但因为小报的猎奇性、追求轰动效应和躲避对重大政治、政策问题的评论、批评和监督，以及缺乏新闻自律，它与真正严肃的、专业化的新闻距离越来越远。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党报的读者与日流失，被可读性较高的小报吸引去。这样一种趋势会逼迫党报做两个选择，一是更投放人力物力办小报，以养大报。二是在内容上做一定调整，在不激怒中共高层的条件下，尽量向小报方向倾斜。 随著党报衰落，小报繁荣，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报纸诽谤官司增多。这种报纸官司近年在大陆已频繁出现。其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小报的非自律性，有的乱来，二是没有新闻法，无法可依，官司变成一“打”糊涂。 ●对新闻法不能期望太大 何频：那您认为中国制定新闻法的前景如何？ 曹长青：关於新闻法，在中国大陆已喊了很多年，但至今仍无头绪。关键是官方与新闻界对於立法的出发点不同。这点可以从都是主张新闻应快些立法的中共主管宣传的元老胡乔木和一度主持新闻法草案起草工作的胡绩伟两人身上看出奥妙。两“胡”都较早提出新闻应立法。但胡绩伟是想通过新闻法扩大报纸的自由空间，而胡乔木则是想通过新闻法进一步控制媒体。两者是“二胡”不合弦。 何频：有些大陆报人认为，有法总比无法强，您认为会怎样呢？ 曹长青：中国大陆四十多年来的一个典型现像是，政府和党一身兼多职。像一个人既是法官，又是检察官，又是警察，就是说他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还是裁决者，同时又拥有对法律的全部解释权。不论在什麽国家，什麽地方，只要这几种角色集於一身，只能产生灾难。现在由新闻署来制定新闻法也是这样，由它来制定法，又由它来执法，出现争执它又是仲裁人，同时它还拥有对法的解释权，这样背景下出台的新闻法，怎麽可能保护新闻自由？ 何频：看样子，您的观点是“无法”比“恶法”要好。 曹长青：我认为对新闻法不能期望太大。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共宪法明文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详细写著“对人民要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恐怕这个世界上找不出第二部宪法象中共这样以教师爷的口吻决定要对人民进行怎样的“教育”。在这种母法下制定的子法，对新闻的限制将大於保护。 第二，中共向来有个误区，把新闻和宣传混为一体。这与中共早期领导人办杂志、搞宣传的经历有关。连被人认为较开明的胡耀邦，在1984年接受香港《百姓》社长陆铿采访时，仍强调新闻“主要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他公开发表的“对新闻工作的讲话”，其中对新闻的误解和“左调”，并不是来自党内强硬派压力的结果，而是他把新闻混同（合一）於党的宣传的产物。因而，在目前情况下，由中共任何部门制订的新闻法，都将会“宣传大於新闻”。 第三，中国向来是个重权不重法的国家，中共前人大委员长彭真1985年公开答香港记者提问“中国现在是权大还是法大”时，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也说不清楚”。他的潜台词就是权大於法。在这样一种人治背景下制定的新闻法，不可能以保障新闻自由为主调。 何频：您正致力於研究中美新闻比较，美国的情形怎麽样呢？ 曹长青：美国恰恰没有新闻法，但却享受著相当高的新闻自由。而且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在美国，对名人不存在诽谤问题。两年前美一女作家写出畅销书《南西里根外传》，对前总统里根夫人极尽挖苦嘲弄。评论家大多认为此书失实太多，“是有毒的笔”，但南茜无法打官司，因为她是名人。近几年在美国状告报纸诽谤案的很少有赢，1971年五角大楼告《纽约时报》刊发政府的越战文件泄密，结果败诉，最高法院所持标准是，看它是否造成“立即的，直接的、不可弥补的危险。”1985年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将军在美国状告《时代》周刊诽谤，结果也没赢。即使如此，美国记者仍然抱怨自由不够，尤其批评海湾战争时国防部对战地记者的限制，认为采访还不如韩战和二次世界大战时自由。 ●後共产党时代的大陆新闻困境 何频：其实我们谈这些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的局势到底如何变。您刚才提到的“假设”是中国如果不发生俄罗斯那样的巨变，来预测大陆新闻走向。如果中国发生了俄罗斯那样的变化，即共产党专制迅速结束了，新闻前景会怎样？ 曹长青：前景也不会马上变得非常乐观。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俄罗斯的新闻现状得到一些启示。莫斯科的媒体目前存在两个主要问题，第一是编辑记者们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办了70多年的新闻，正如西方新闻专家说的，“他们不会办没有共产主义条件下的报纸。”即他们还不习惯办不是宣传的报纸。他们仍会在惯性的共产思维和办报模式中编辑报纸。 第二个问题是长期的党的喉舌和政府出钱办报，使他们缺乏把报纸当企业来办的经验和专业意识。因而目前俄国大多报纸经营不善，有的亏损严重。这一点与东欧一些国家的新闻状况较相似。结果是西方一些大出版商乘机买下这些国家的主要报纸的股份，输入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人才。例如捷克的几家大报，主要股份都不在捷克人手中。 这两个问题在中共垮台後中国大陆新闻发展中也会出现。可能後一个问题会轻些，因为小报的发展经验会提供不少将报纸从政府机关变为企业来经营的经验。但第一个问题会很严重。这不仅仅由於中共的报纸早就有复制苏维埃列宁办革命报，把报纸当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具的历史，还在於较为人们忽略的中国近代报纸自出现始，就有著明显的政治报、言论报的传统。 中国近代报纸的大量涌现是受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引发。中国战败刺激了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於是兴办报刊，启蒙大众成为一时潮流。当时的报刊带著强烈的救国救人、启迪教育民众的宣传企图。 如梁启超办的《清议报》，宗旨是“激发国人之正气”。後来他创办的影响甚大的《新民丛报》，发刊词为“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服从”。而与主张君主立宪的《新民丛报》相激辩、同样名震全国的《民报》，孙中山为其写的宗旨为“同盟会的喉舌，宣传正义”。戴季陶办《民权报》时，墙上挂著发行人的题词∶“报馆不关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当时办报是从事政治斗争，报纸重视的是言论。 後来国共两党的报刊基本都是政治报、宣传报。这一点从海峡两岸出版的新闻史书中也可以看出。台湾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中，对政治报（当然主要是国民党的报纸）、言论报给予很高评价，用了大量笔墨。但对政治色彩较淡的上海《申报》、《新闻报》等宣传色彩较淡的经济报刊著墨不多。而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丁淦林主编的《中国简明新闻史》中，通篇夸赞中共革命报刊，把报纸完全视为政治工具。 何频：依您的观点，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报纸是值得称道的呢？ 曹长青：中国近代史上办的最出色的报纸是三、四十年代张季鸾任总编辑的《大公报》。该报为私营、独立的报纸，宗旨是“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很受读者欢迎，在知识份子中也具较大影响。1941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将《大公报》评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在亚洲，只有日本的《读卖新闻》得过这种荣誉。但《大公报》主要以言论见长，张季鸾写的社论和评论，是这张报纸的最大卖点，而不是它的新闻。 中国新闻史上这种政治报、喉舌报、言论报的传统和现实，都将给後共产党时代的中国大陆新闻发展留下长长的阴影。 ●必须建立正规的新闻教育 何频：那您认为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态？ 曹长青：恐怕最根本的办法是从新闻教育入手。中国近代报纸刚出现时，曾很重视新闻教育，培养专业人才。因为报纸是西方的产物，中国当时很注重从西方引进新闻与传播理论，并建立新闻院系。 世界上第一个新闻学院是1908年在美国建立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它的创始人威廉姆斯博士（Walter Williams）曾於1921年到北京大学演讲新闻，当时胡适做的口译。威廉姆斯表示他的学院“欢迎东方新闻学者”，後来他还筹措五万美元帮助燕京大学停办的新闻系复办。 因此，中国早期的新闻教育家多从美国留学归来。如中国第一个新闻系主任徐宝璜曾在密西根大学研究新闻。毕业於密苏里新闻学院的马星野回国出任了後来创办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主任，并开办了“新闻专修班”，培养出大批专业人才。刚才提到的香港《百姓》社长陆铿先生就是从这个专修班毕业的。他因为受马星野的“报纸是社会公器”的西方新闻观影响很重，结果在中国两党政斗中从事客观新闻报道，遭了很多磨难，坐了22年中共牢狱，也被国民党投入过监狱。从陆铿的例子可以看出，当年从西方学成回国的新闻教育家，培养了一批独立记者。 但这种新闻教育受抗战和国共内战等动乱的冲击很大，尤其到了中共1949年在大陆建政，这种教育完全中断。象马星野、成舍吾、曾虚白等新闻教育家都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都被“改造”。中共对新闻教育从不重视，仅有的院系也是传授如何把报纸办成党的工具，其新闻理论完全政治化，即使今天，这个领域的情况也没有根本性变化。 相反，倒是台湾较重视新闻教育，开办很多新闻院系，一直在培养专业新闻人才。台湾报业能出现今天繁荣局面，除了解除报禁，允许新闻自由外，也与它培养了很多专业人才有直接关系。 中国大陆一旦允许私人办报，恐怕缺的不是资金、设备和读者，而是专业化人才。在大陆目前的七万余新闻工作者中，才有6％受过专业训练。而且这还是中共新闻理论的训练，其状况相当可怜。 解除这一困境的根本措施在於大陆在後共产党时代重新建立正规新闻教育。新闻教育队伍恐怕主要还要依靠从海外新闻学院里学有所成的人才，返回国内重建正规新闻课程，从二、三十年代中国新闻教育那里起步。 我一直坚信，新闻与传播如同物理、化学一样，作为专门学科并无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也无东方、西方之分。它是超越这一切的，它有自己的规律。中国人的新闻事业要想进入正轨，必须学习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新闻理论与作业。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它的民主是系於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之上的。而美国新闻界一直倡导的新闻媒体监督政府及官员、服务民众与社会、客观、公正、独立，恐怕是中国新闻发展必须选择的榜样。 无庸讳言，随著邓小平政治强人的消失，中国社会将会更加宽松，新闻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大。但中国新闻距正规、严肃、客观、独立的目标还相当遥远。建立正规的新闻教育，培养专业人才是基础工程，它需要相当的时间，但又是绕不过去的一条必须走的道路。 （转自明镜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邓小平之後的中国》一书） （何频为原中国《深圳法制报》记者，1989年六四後流亡加拿大、美国。现为《多维新闻网》董事长） 1994-01-23 |
| 毛泽东的私生活 1993-12-26 |
| 100年前的今天，1893年12月26日，一个农民的儿子在湖南韶山呱呱坠地。这个从偏僻、贫穷的乡村走出的青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给亿万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他的名字——毛泽东三个字，让後人想起的是皇帝、独裁者、暴君。
人们像研究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探究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帝国。但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关於毛的书籍，由於没有出版自由，大多仍是歌功颂德。而在海外出版的谈毛之作，则缺少知情细节。毛已死了17年，但他仍像厚重的紫禁城一样，秘史鲜为人知。 这堵城墙终於撬开了缝。给毛泽东做过22年专属医生的李志绥，在美国开始透露他所了解的毛泽东。美国蓝灯出版社（Random House）特派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美国女作家石文安（Anne Thurston）前去采访并整理成书。这本书名为《毛泽东的私生活》的秘史性回忆录，明年夏天将以英、、法、日、德、韩、中等7种文字在全球推出。兰灯出版社副总裁、资深编辑埃伯斯藤认为，“在现代历史中，除了李志绥，找不出另外一个人，与一个独裁者有过这麽近的关系，长达这麽多年。”曾出版过几本有关中国人著作的作家石文安，两年前在芝加哥郊外李志绥的住所采访了几百小时，现已写完书稿，全书178页。 几天前，在华府“美国和平基金会”大楼石文安的办公室，我有机会听这位女作家谈李志绥以及她书中这位红色御医讲述的毛泽东的秘辛。 ●大内御医∶祖传专业 今年73岁的李志绥1940年毕业於四川成都医学院，学的是西医。1949年他正在澳大利亚行医，听到“新中国”诞生，像许多具强烈民族情结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立即返回北京。由於傅连璋——唯一一个经过西方医学训练，而後追随毛泽东万里长征的基督教医生的保荐，李志绥出任中南海医疗所医生。他的病人都是高官，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朱德等。 1954年，负责毛泽东的警卫，被称为中南海大管家的汪东兴找他谈话，推荐安排他给毛泽东做专属医生。那年才34岁的李志绥，从此开始了直到毛死长达22年的“伴君如伴虎”的紫禁墙内的御医生活。 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在做专属医生的十几年中他写了40本日记。文化大革命中，由於恐惧红卫兵肆虐，在一个晚上，他将全部日记付之一炬。毛死後，他凭记忆恢复原来的日记，最後整理出记载颇详的回忆录。 由於长年跟著毛泽东，目睹中南海内残酷诡秘的政治斗争，李志绥养成绝不多说话，极端自我抑制的谨慎个性。他是一个与政治绝缘，专心尽力为伟大领袖一个人看病保养身体的“大内御医”。给当朝执政者看病是李志绥的祖传专业。他的四曾祖父在清朝同治年间任职太医院，曾为同治皇帝医病。专属医生的特殊身份，使李志绥对毛泽东的起居习惯、性生活、疾病史以及夫妻关系等私生活了解甚多、甚详—— ●起居习惯 毛泽东长期居住的中南海并不像从长安街上看去那麽静谧、详安。里面有数道复杂的防卫线，戒备森严。除了被称为“一组”的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以及李志绥，连毛的同事们见到毛泽东都是很困难的。毛行踪诡秘，除了去苏联访问那次，其他离京外巡，只有在临行前一、两个小时，他的工作人员才知晓。 毛泽东外巡，专用飞机上只有他和警卫人员以及李志绥。中共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汪东兴等坐另一架飞机，毛的工作人员乘其他飞机。毛的专机一动用，该航线及附近航线都要停飞，毛的专机有两架战斗机护航。毛有时也喜欢乘坐火车出访。他有专列，共11节车厢。该专列从距北京20多里的丰台出发，沿线不管多长，每几百米都有一名士兵站岗警戒，有纵深三道保卫线。该专列如果在某一火车站停，该车站的所有乘客都要被清除站外，以确保毛的安全。但毛泽东不喜欢“脱离群众”。为了让毛感觉车站正常，当地众多公安干警装扮成各种乘客和卖冰棍、烧鸡的小贩，“热热闹闹”，像拍电影。 五十年代，毛的食物都来自北京郊外由公安部办的巨山农场。所有供给毛的蔬菜都经过严格的营养和是否有毒的检查。即使毛去外省视察，他所需的食物仍从巨山农场运去。 李志绥给毛做专属医生後吃惊地发现，这位权极一时，被万人崇拜的伟大领袖，竟然极少洗澡、梳头。毛泽东认为做这些事太浪费时间。每天服务员给毛用热毛巾全身擦一次澡，毛利用这个时间看书。毛泽东几乎从不刷牙，他的牙齿坏了很多。牙医曾建议毛每天刷牙，毛坚持了几天就放弃了。当李志绥劝他刷牙保健牙齿时，毛不高兴地说，“我是湖南农民”。他一直到死都保持著他的湖南农民的习惯∶一直用绿茶水漱口，最後把茶叶全部吃掉。毛晚年只剩几颗牙。注意毛晚年照片的人会发现，毛的牙齿已完全变色，呈黑绿色。曾任中共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有一次对李志绥说，“毛主席的牙像刷了绿漆。” 毛泽东确如外界所说的精力过人。但他也有大部份时间在床上度过，毛喜欢依偎在床上看书。李志绥几乎每次看到毛泽东，他都是在看中国历史书，许多书都反复看过多遍。在中共党内斗争中，毛感到沮丧时，也是回到床上，一连几个月不出来，一直看历史书，从中学习他的斗争策略。毛喜欢游泳，在泳池四周也仍满了古装书籍，游泳累了，就随处休息看起书来。在这期间，毛都是不穿什麽衣服。毛很少会客，包括他的同事。他主要是阅读各种文件来了解事态。平时毛见到的人主要是“一组”人员。毛见到他们第一句话总是“有什麽消息？”他喜欢手下人打“小报告”，他常常单独接见那些来告别人状的工作人员，乐见他们之间不和。连毛的私人秘书林克也曾被人打了小报告，李志绥也因有人背後微词，被罚去黑龙江巡回医疗了一阵子。 ●人参鹿茸治疗阳萎 李志绥出任御医後，汪东兴将毛泽东的所有医疗记录交给了李。李志绥发现毛的牙齿感染很严重，他开始检查毛的牙、发、囊腺和胰腺，检查中李发现毛的右睾丸不正常下垂。女作家石文安在书中写道，也许是惊人的巧合，拿破仑和希特勒也有过与毛同样的症状，可谓帝王一绝。 结合其他检验结果，李志绥发现当年61岁的毛泽东已无生育能力。当时毛正为他的阳萎而苦恼。原来是用鹿角治疗，李志绥改用长白山原始人参等补品。毛1976年去世後，不断有女性上京告状，说是当年曾与毛主席有过性生活，要求补偿，并要求追认所生孩子为毛的後代。李志绥认为，依据他掌握的医疗记录和後来对毛的身体状况与性能力的追踪记录，这些孩子都不大可能是毛的後人。但据《华夏文摘》报道，199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做出决定，对六十年代做过毛的特殊生活秘书、後来在军队中被软禁十几年、近年来不断上访告状要求赔偿的丁慧芬女士，一次性补偿精神损失费12万元人民币；丁本人可选择在北京或沈阳工作，按副局级待遇；对丁要求追认的毛的骨肉、她的儿子按科级待遇。而据中共《北京日报》1993年5月8日报道，这几年来，共有170多人声称是毛泽东失散的骨肉，要求与毛的家属联络。曾有一对夫妇到毛泽东唯一尚在人世的儿子毛岸青的住处攀亲，吃了闭门羹後埃毛宅前静坐抗议，直至被请进屋内才罢休。还有一名男子到毛岸青之子就读的大学，赖在其宿舍不走，称毛岸青之子为“贤侄”。另一人更大胆，自己出版《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一书，自视为毛的後代。气得毛岸青和妻子邵华联名撰文斥为胡说。中共也下令查禁此书。 经李志绥的精心治疗，毛泽东的阳萎症有所好转。就性生活问题他们曾有过讨论。毛泽东认为，人的性生活从青少年开始，到60岁结束。但他决定将他自己的性生活延长到70岁或80岁，因为他与常人不同。他要求李志绥想办法达到这个目标。毛告诉李志绥，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他18岁左右，与家乡韶山村一个12岁的女孩。毛在北京掌权後，还曾叫人带来这个第一次性伴侣见过一面，那时这个女孩已是60多岁的老太婆，仍然在韶山，仍然不识字。 ●晨夜颠倒和巴比妥 李志绥认为，毛泽东的阳萎症很大程度由於他反常的生活习惯。毛夜间工作，凌晨睡下，下午4、5点钟才起床。毛的一天不是24小时，有时长至几十小时或很短。毛泽东很早就患上了失眠症。1930年在井岗山革命根据地时，负责中共高层领导保健的傅连璋医生就开处方从上海给毛买睡眠药巴比妥（Barbiturate）。在中共早期的激烈权力斗争中，毛有时要连续工作36或48小时，他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待李志绥做专属医生时，已不敢把睡眠药直接交给毛本人掌管，因为他往往不按剂量，成倍地多吃，多到李志绥认为能把正常人吃死的剂量。後来药品交给保健护士管理，但毛固执起来，谁也不敢不给他。最後中共高层决定，制作一种半假半真的巴比妥，即一片药中一半是睡眠药，一半是葡萄糖粉剂。依此来骗毛，使他以为已吃够量。 毛泽东的这种晨夜颠倒的生活习惯使他与江青很难有一个正常的夫妻关系。因为江青习惯於正常的作息时间，按时起息。夫妻俩的生活时间表完全错位。在饮食上，他们也吃不到一块。江青喜欢清淡，愿意吃蔬菜；毛泽东则嗜好油水比较大的猪肉，而且每样菜都要放辣椒。毛能吃辣远近闻名，中共高层中毛的湖南同乡很多，他们经常比吃辣。如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宋任穷、王震以及後来做过党总书记的胡耀邦，都是湖南人。据知情人透露，当年在延安一次中央庆典会餐上，菜还没上时，就先有一盘辣椒摆在毛的面前，毛竟有滋有味地先吃起来。坐在毛旁边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看得目瞪口呆。毛还问这位美国小姐“是不是也来一点儿？”而毛在接见外国客人时，用一种特殊的水果∶用梨蘸辣椒面。不要说外国人，连江青都“惊”不忍赌。 据李志绥回忆，他只见过一次毛和江青一起出外旅行。他们虽然有时在一个地方出现，但都是在不同时间各坐各的车。当时他们的孩子李敏、李纳还有毛的侄子毛远新都住在中南海大院中，但毛泽东和他的家人一年只有几次一起吃饭。 ●毛泽东的女人们 李志绥到中南海不久就发现，毛泽东有很多女人。起初毛找女人要瞒著江青。“毛泽东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毛的同乡，湖南浏阳人；後任北京市副市长），就住在毛的隔壁，毛的女人预先被藏在叶子龙住处，待晚上江青睡熟，毛打电话叫叶子龙送人过来。後来毛与江青为此闹翻，毛一度公开与一个女人住在一起。在性生活上，毛对江青兴趣不大。毛最有兴趣的是“周六舞会”。这种舞会几乎专门为毛准备的，因为舞会上除了毛，大都是女性，他们的特点是年轻、漂亮，政治上忠诚可靠，而且文化水平不高，多是文艺团体的演员。她们依次邀请毛泽东跳舞，毛跳到累了就会领其中自己喜欢的一个，到旁边房间“休息”一到一个半小时。 在女人上，毛并不避讳李志绥。李与毛的很多女人都很熟，包括後来的张玉凤。一则李志绥寡言少语，从不插嘴；二则毛经常与李志绥讨论男女阴阳互补之说。毛很相信道家的房中术，认为用女人的“阴”可以补他下降的“阳”。他在晚年一直研究和练习道家房中术，在性事之前，毛要和他的性伴侣一起读道家的房事经书。後来毛得了性病，传染给了他的女人们。李志绥还要给那些女人治疗。在毛患性病期间，毛还坚持要和别的女人有性事，至於传染与否，毛从来不管，反正有李志绥去治疗。李志绥至今对这点还心有馀恨。 李志绥发现，五十年代的江青比毛更孤独。她没有工作，没有朋友，没有可以谈心的夥伴，更没有权力。她除了是主席的夫人，什麽也不是。而她的主席丈夫很少理她。因此她愈发有坏的脾气。包括李志绥在内，毛的“一组”人员很少有人喜欢她。江青对服务人员多有苛求，如要求室内温度必须准确地保持在华氏80度，洗澡水必须不凉不热，室内光线和灯光不能太亮也不能太暗，不能有任何噪音，对一些颜色又特别敏感，服务员衣服的颜色不对劲，都要立即换下来。江青和他的丈夫相反，她很少读书，大部分时间都用於看电影。她和丈夫相同的是，她也失眠，也经常吃巴比妥。 ●火车上的窃听事件 1961年2月，毛泽东乘坐他的“专列”去杭州、长沙、武汉和广州等地视察。毛喜欢直接与省市地方接触，痛恨繁琐梗阻的中央官僚机构。他的专列上照例没有他的夫人江青，簇拥在毛周围的是他喜欢的那些漂亮女人。火车到达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来拜见，当时毛还在卧室，没起床。毛出来与张谈话後，李志绥和毛的那些漂亮女人以及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出到站台上散步聊天。其中一位管理无线电的小伙子，凑到与毛一块从卧室中出来的那个女人面前，半调侃地说；“我听到了你今天的谈话。”那个女人惊讶地说，“你什麽意思？”这个技术员说，“我听到你告诉主席，‘快点儿，把你的衣服穿上！’”那个女人闻言变色，迅速跑回车厢告诉毛，卧室中有窃听器。毛闻言暴怒，立即召见罗瑞卿和当时负责保卫的杨尚昆等，要他们彻查。 此事不查自招。罗、杨坦承他们在毛卧室中安了窃听设备。但此事是中共中央刘少奇、邓小平等高层决定的。这种窃听设备早在毛1959年1月视察天津、南京、上海那次就已安装。窃听毛的谈话，实际上是想保留毛的伟大指示。对毛泽东的每次谈话，一般旁边都有人记录下来，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材料保存。毛对这一点并不高兴。毛说，有时我只是随便讲讲，不能作为政策和文件。除了想给中共党史保留完整的资料，窃听毛谈话的另一个动机史，刘少奇、邓小平们总是感到跟不上毛主席的想法，尤其是当毛一出京城，他们更直觉到，主席一定又有了什麽新想法。他们急於想了解，以便紧跟伟大领袖。窃听之举，毛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但作为党的纪律，他们谁也不能告诉毛，包括李志绥在内。 ●一个男人对付多个女人 毛发怒後，很多人被解除了职务。後来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此事也是原始导因之一。窃听事件发生後，毛认为男人都不可信，而女人则比较可靠。尤其是与他有性关系的女人，他认为可以信赖。从此，毛周围的女人数量增多，年龄下降。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为纪念毛泽东百年推出特别节目，名为《一对多》，即反映毛的这种生活：一个男人对付多个女人。 毛泽东除了多次到很多省市视察外，作为诗人，他还有著浪漫的情怀，曾数次回到他的家乡韶山探视，并给他的双亲扫墓祭奠。这一点，倒与当今中共伟大领袖邓小平有很大不同。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刚刚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披露，邓小平至今不知道他的生身母亲的名字叫什麽。今年89岁的邓小平自离开家乡後，从来没有回去家乡一次祭奠双亲，虽然那里还有他的亲人。五十年代初，邓已到了距家乡广安只有60公里的重庆，也没回去一顾。 毛回到家乡韶山，都是住在专为他修建的别墅“"滴水洞”中。他访亲问友，自得其乐。一位叫汤瑞仁的当地农妇，只因有缘与毛照了一张合影，立即身价高升，当了韶山村妇女队长，不用出工，每天拿最高工分。而当地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只因亲自为毛彻夜站岗警卫，给毛留下忠厚忠诚的深刻印象，日後才被毛选为接班人，毛临终为华写了条幅“你办事，我放心”。 但毛在外视察的日子也不都是很快乐，他的住处经常“闹鬼”。1966年初在江西南昌，毛患了重感冒，病得没力气握手。正在江西参加“四清运动”的李志绥被紧急召去给毛看病。李给毛用药治疗後，毛告诉李志绥，这个房间有问题，被放过毒，所以他才会得病。他说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李志绥劝他不要这样想，房间绝不会有毒，但毛还是马上搬离了。 後来毛到了武汉。一天晚上，毛夜半惊醒，说房顶阁楼上有声音，有“阶级敌人”潜伏其中。毛的警卫队紧急出动，折腾搜索了半天，最後发现是两只野猫在阁楼上做窝，因毛的别墅长期没人住过。保卫人员把打死的两只野猫拿给毛看，毛仍不相信，决定立即离开，去了杭州。 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的这种“怀疑症”很早就有。1958年初，毛去四川开成都会议时，四川省委书记李清泉特意为毛修建了高级别墅，并模仿中南海那样修建了室内游泳池。但毛泽东一次也没有用过那个游泳池。毛几次与李志绥说，这个游泳池与北京的不一样，好象有特异味道。最後他告诉李，他怀疑这个池子已被放了毒。毛从不在中南海以外的室内游泳池游泳，认为都不可靠。他喜欢到大江、大河里游，因为大自然比较安全。於是当时中国到处贴满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照片。 1966年夏天，毛泽东畅游长江後返回北京，在中南海他感到住不下去，心情非常烦闷。最後决定搬到北京郊外的玉泉山别墅。在那住了不久，毛感到房间有毒，又搬回到钓鱼台。在钓鱼台住了一段，毛又是觉得房间有异常味道，又搬回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在118住了几个月，於1966年底又搬回了中南海，直到去世。 女作家石文安曾专程到毛泽东住过的无锡别墅考查过，发现房间里确实有一种异常味道。她的结论是，因为毛的别墅长期无人居住，再加上南方湿度较大，因而散发一种异味。令她吃惊的是，无锡别墅的卫生间，大到可供十几人开鸡尾酒会。 ●高干就医先要毛批准 1957年秋，江青被发现患了癌症，被送去苏联治疗。对癌症，毛泽东也像对性事、刷牙和男女阴阳互补一样，有自己独到而固执的看法。他认为癌症是不能治的，治也没用。只有乳房癌可以治疗，因为它可看到。因此，中共高层很多干部患了癌症，都是到了相当晚期才得以就医，因为高层干部的重大医疗手术都必须经过毛本人的批准。例如，周恩来早就被发现患了膀胱癌，周的专属医生张佐良几次向中共高层回报周的病情，但治疗一直被延缓。1974年4月21日周得知自己真实病情後，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治疗，隔了整整40天，於5月31日，毛才批准周恩来住院治疗。周在他余後生命的一年零七个月中又八天中做了大小14次手术，最後死於1976年1月。研究中共毛周晚年权力斗争的专家多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拖缓，以致周於死地。但李志绥认为，这很大程度在於毛认为癌症不能治而然。因为连毛最信任的中共特务总管康生，也是在癌症晚期，才得到毛批准就医。 毛对自己的疾病也是这样，认为绝不会得绝症。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毛的身体状况已相当糟糕。他全身水肿刚退，体重从180磅降到154磅，右侧手臂和大腿的肌肉已严重萎缩，并不自觉地颤抖。他当时只能走很短的路，还要别人帮助。同时唾液增多，流涎，视力严重减退，需要用大功能的放大镜去读书。第二年，毛说话出现障碍，嗓音低哑，话语别人很难听懂。李志绥检查不出毛病到底出在哪里。而毛泽东又固执地拒绝看别的医生，他认为其他医生都不可靠。1974年夏，毛的所有症状都加重，最後毛同意李志绥去找另外两名神经病学专家黄克维和王希德。经会诊，三人最初一致认为毛患了帕金森症（Parkinson），最後又一致推翻原来的诊断，确诊毛患了“中枢性神经衰竭”，顶多可以再活两年。毛从来没有被告之他患了这种不治之症，没有人敢告诉他，因为他会发怒，认为那些可恨的医生们故意吓唬他，和当年吓唬并毒害斯大林的医生们一样。 毛最後几乎说不出话来时，海自认为只是患了“喉炎”，并确信“人定胜天”。 1976年9月8日深夜，毛泽东进入垂危状态。在他的病榻旁边，垂立著中共中央所有政治局委员和毛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李志绥一直摸著毛的微弱脉动。突然，毛的嘴唇动了几下，李志绥不懂是何意，在旁的张玉凤翻译说，“主席问你还有没有希望？”李志绥两眼望著这位他跟随了22年的伟大领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感到毛的手在紧紧握他的手，他只好说，“主席，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李志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听了这句话，脸上高兴得红起来，接著手一松，就断了气。李志绥看了看手表，9月9日零时10分。 ●皇帝作古，天下进步 在石文安所写的《毛泽东的私生活》这本书中，李志绥主要回忆的是毛的个人生活，政治活动很少。但其中有一段毛泽东的自我评价出人意料∶毛一次对李志绥说，“我这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这件事，大多数中国人都赞成。第二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大多数人都不满意，但不这样做的话怎麽办呢？中国走哪条路呢？” 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似乎是五五对开。但中共对毛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功绩。适值毛生辰100周年，中共大兴土木，对毛歌功颂德。在毛家乡韶山修筑了一面山坡的百首毛泽东诗词碑林及纪念毛的五大工程。陆续编拍出八部歌颂毛泽东的电影——峨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西影：《毛泽东在延安》，上影：《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长影：《毛泽东和周恩来》，北影：《毛泽东在1927》，八一：《井冈山风云》，福建：《毛泽东在闽西》。 在毛刚去世时，北京盛传一个幽默评语∶毛如死於1956年，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中国的列宁”；如死於1966年，还不失为“中国的斯大林”；不幸他死於1976年，那他就只是个“中国的毛泽东”了。这则评语幽默而入木三分，概括了毛的残暴既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斯大林。另一个政治幽默则是，他与刘少奇、周恩来讨论如何让猫吃辣椒。刘少奇认为，撬开猫的嘴，强灌进去。毛认为“太残忍”。周恩来说，让猫饿三天，然後把辣椒夹在鱼肉中，骗猫吃下去（活画出周的为人）。毛认为“不光明正大”。毛的方法是，把辣椒抹在猫的屁股上，它受不了就要舔，结果越舔越辣，越辣越舔，让它自觉自愿地自我作贱。在大跃进、文革中，亿万中国人就是这样狂热地“领袖挥手我前进”；今天，很多中国人还在虔诚地认为毛是伟人，大陆还流行“毛热”，实际上这些中国人还在像那苹可怜的猫那样痛苦地自我作贱著。 当年，亿万人曾虔诚地祝愿“毛主席万岁！万寿无疆！”今天，人们真是庆幸毛没有活到百年；如果他今天仍然在中南海“黑手高悬霸主鞭”，中国大陆目前的这一切改革进步都难以想像。人们感谢历史上有个9月9日，毛泽东驾崩，中国开始了解冻。它至少告诉人们，只要是独裁者，只要是皇帝，一旦他撒手人寰，社会只能更宽松，更进步。 （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3年12月26日） |
| 权力交接的悲喜剧 1993-03-01 |
| 1月20日中午，当克林顿面对国会山庄前25万民衆和全世界转播镜头，庄严地举起右手，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监誓下，宣读自华盛顿以来41届美国总统都念过的35字誓词时，历时13个月的激烈总统权力争夺才划了句号。
没有哪个从事政治的人能拒绝权力的诱惑。也许，权力就是目的之一∶掌握权力以施展理念。尤其美国是世界超级强国，苏联帝国的崩塌，使它成为无法挑战的“唯一”。多少人梦寐，想成为白宫——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房子的主人。 当万衆欢呼，21门礼炮鸣响时，卸任的布什将核武器密码交给了新总统，使他成为这个星球上最有力量的人。《纽约时报》的记者观察到，克林顿“自始至终面露著终生梦想刚刚成真的、惊奇莫名的微笑。” ●穷孩子的个人奋斗 这是一个长满荆棘和鲜花的梦。1963年，16岁的克林顿作为优秀中学生代表访问白宫，在与肯尼迪总统握手的刹那，他立志从政。但他不象布什、奎尔和高尔都有当参议员的父亲，也没有一个富有的家族。做推销员的父亲在他出生前三个月车祸身亡。继父酗酒，弟弟吸毒。做护士的母亲又嫁。现在的继父是他母亲的第四任丈夫。 他全凭个人奋斗从耶鲁法学院和英国牛津毕业。他完全可以像他同班同学、後来成为太太的喜莱莉那样在华盛顿做个年收入几十万的律师。但他回了家乡，在全美最穷的州之一的阿肯色当了12年州长，年薪才三万。这期间也有竞选连任州长和参议员失败的苦痛。 波斯湾大捷使布什声望达80个百分点。有“自知之明”的民主党大将都偃旗息鼓，等1996年的机会。名不见经传的克林顿却站到前台。 媒体称“这是一场丑陋的角斗”，充满个人攻击。克林顿被指责为婚外情、逃兵役、吸毒、在莫斯科组织反越战示威。 但在选票揭晓的晚上，布什一脸凝重地说∶“人民已做出了选择，”随之向克林顿祝贺。 ●“我只是借住在白宫” 克林顿的“变革”诉求赢得人心。经济萧条使民心思变。克林顿当选後的耶诞节，全美零售额几年来第一次上升。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说∶“这是消费者心理在复苏。而布什时代陷入经济怪圈∶零售额下降与消费心理互相削弱。” 克林顿更多地赢在他代表著新一代。五年前坐在白宫的雷根出生於第一次大战前，而克林顿却是在二次大战後出生，比布什还年轻22岁。 他喜欢足球、吹萨克风管、郊游聚餐和跑步。他有很多竞选捐款来自全美律师协会和好莱坞的明星。他也不失回报，在他任命的18名内阁成员中有14人是律师。 他支持女权、堕胎和服役军人的同性恋权利。他维护穷人。他主张多元，疾呼“在美国没有‘他们’，只有‘我们’”。他打破前例的坐汽车巡回演讲，缩短了他和选民的距离。他上任第一天，就在白宫接待了四千民衆。他们大多是凭抽签获得参观券，还有一千多人没票，但也想一睹“历史时代”。 那天，恰巧是维州的12岁访客艾尔斯生日，克林顿和副总统高尔夫妇为她唱了生日歌。面对那些没邀自到的访客，克林顿热情地说∶“诸位也是美国人民，这是你们的房子，我只是借住在这里。” 克林顿从全美选出在竞选期间给他深刻印象的53名普通民衆，邀请他们（还可带一名家属或朋友）到首都参加“希望的面孔”餐会和典礼，全部免费。克林顿向他们举杯∶“我不会忘记谁把我送到白宫”。 ●新时代从早晨走来 克林顿曾多次在竞选中使用当年肯尼迪接见他的纪录片。他想用时间的蒙太奇，来啓动人民的想象力∶火炬被传递。 宣誓前一天，他独自到阿灵顿公墓的肯尼迪碑前，屈膝凭吊，献上一枝长茎白玫瑰。随後又到肯尼迪艺术中心接受孩子们的提问。尽管问的很幼稚，他仍认真作答。第一个孩子问∶“你小时是不是小个子？”他说∶“我出生的时候很瘦小，只有六磅半，我早産三星期。”有孩子问∶“白宫有多少厕所？”他答∶“很多，但都很小。”还有的问他怎麽学会的吹萨克风管。 在庆典活动前一天，他参谒了美国先贤、第三任总统杰佛逊纪念馆。他仍是仅给孩子们开了“记者会”。一个女孩问他，“如果杰佛逊活了，你怎麽办？”他答著对旁边的高尔说∶“那我们就一块辞职，让杰佛逊来当总统。”克林顿在就职时说∶“任何人只要看过婴儿入睡，就会了解孩子所代表的意义。他们是世界的未来。” 1961年肯尼迪就职，邀请了全美家喻户晓的诗人罗勃特．弗洛斯特作诗并在典礼上朗诵。这次克林顿邀请了黑人女诗人玛雅．安琪洛朗诵她为典礼而作的“早晨的搏动”。五分半锺的朗诵交织著历史与未来，精神与现存的象徵与叠印，全诗的意象预言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向辉煌告别 布什输了，不仅因为国内经济萧条，更在於他的老一代人古板形象已失去年轻选民的倾心。在一次“早晨发生什麽事使你一天心情不好”的民意测验中，有21％的人认为由於早餐或泥泞把衣服弄脏，16％的人是因为睡过头、塞车或忘带钥匙，而12％的人答为早晨在电视上看到布什。他在东京日本首相餐宴上昏晕，一头栽下，把全球股票砸下十几个百分点。他和新闻界一直“别扭”，记者们不喜欢他的官僚气。他几乎一生从事公共服务，八年副总统、四年总统，使他熟谙国会山庄的一切。如此经历离开白宫，心里该怎样痛苦。 《纽约时报》写道∶在克林顿就职过程中，“布什夫妇虽似泰然自若，但从电视转播特别画面上，可以看到他们眼底的苦涩之情。” 更残酷的瞬间是，当克林顿夫妇在国旗挥舞中，兴高采烈地沿著宾夕法尼亚大道走向白宫时，布什一家人在国会後院被直升飞机载去郊外空军基地，转机飞回家乡德州。 在空军基地，刚刚成为普通公民的布什，身边没有了以往的前呼後拥的保安人员。只有三千民衆和朋友来送别。布什不厌其烦地握手、签名、向幕僚们挥别。曾当过16年衆议员、参议员，刚卸任的副总统奎尔，在与芭芭拉·布什握别时，眼里噙著泪水。记者们高喊“奎尔先生，能否说一下感受？”他回答了一句话∶“再见”。在与高尔进行的副总统竞选辩论时，他的雄辩和进攻性一扫媒体塑造的只会把土豆拼错的低能形象。1996年，他是共和党最有希望与克林顿一争天下的人物。 ●成为普通人的痛楚 原布什白宫幕僚长、现CNN“火线辩论”主持人苏努努说∶“布什非常希望能再任一届，因为太多既定日程没有做完。”没有哪个总统在卸职前一天指挥对挑衅者、伊拉克的狂人萨达姆回击。庆典活动的焰火和轰炸伊拉克的弹火交织在电视画面，让人感到在看《战争与和平》。 当克林顿夫妇站在白宫观礼台上，检视由学生乐队、老兵方阵和同性恋团体组成的长龙游行队伍时，布什夫妇抵达了家乡休士顿。向乡亲致词时，布什说“这是我们新生活的第一分钟。”“现在是布什一家人回到现实世界的时候了”。他同时不无感伤地说∶“来去不由人，该结束时更应做好准备。” 布什的新闻秘书费兹渥特说∶“在离开白宫的那天早晨，布什起得很早，他在外面走来走去，与所有人打招呼，有时还与人攀谈几句。”细心人发现，载著布什夫妇的直升飞机，在华盛顿市区绕了一圈才离去，可见其依依之情。布什的女化装师说，在卸任前一天，布什为接受一家电视采访而化装，竟莫名其妙地说了句“记住，现在我的名字正印入公共电话簿。” ●眼泪让给微笑 这种从高耸的权力顶峰跌下，对谁都不轻松。当年卡特离开白宫时，他的一个好友说∶“他的一部份已死了”。而福特还未等选票揭晓，就陷入哀痛。他在椭圆形办公室观票，当电视播出俄亥俄州被他对手拿下时，他颓丧在椅子里说∶“完了！”随之眼泪滚落。他身边的好友，一直为他助选的棒球明星戈雅泽拉与他紧紧拥抱，长时间他未说一句话。晚上幕僚长送他去卧室就寝，一路劝慰，赞他已有很好的口碑，又已尽力而为。他一句未听进去，只是木然地喃喃∶“我简直无法相信会这样。” 评论家说∶“几乎找不到一个好办法能减轻失败者的痛苦。”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任期未满就被迫辞职。他曾犹豫、抗拒、自我折磨了几天，才最後下决心递辞。他的幕僚长说，“他起码早死一年。” 约翰逊是个聪明人，看到“形势”不妙，乾脆放弃了竞选连任。但他离开白宫仅四年，就在他的农场中去世。没人能体会到他内心深处那种无以名状的孤寂与悲凉。 即使届满离任，也非轻松。里根做了两届八年总统，按宪法不能再连任。他是最“体面”离开，而且权力交给副手布什。但他幕僚长会议，要离开白宫那天早晨，里根在椭圆形办公室焦灼地走来走去，最後从口袋掏出核武器密码盒子说∶这个玩意该怎麽办？ 有人说，这是悲哀让给欢乐，眼泪让给微笑的时刻。《时代》周刊评论说，“这种残酷的仪式正是民主的精髓。” （载纽约《中国之春》1993年3月号 |
| 新闻自由的价值——访华裔大众传播学者朱谦 1992-10-01 |
| 不久前，在一次会议上见到明尼苏达大学新闻学教授李金铨先生。我请他推荐几本美国大衆传播学者研究中国新闻的书。他是行家，提笔就写了一串。我拿回认真一看，有好几本作者都是一个名字∶朱谦。一了解，朱先生恰好就是我当时所在的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研究员。於是，我有了很多机会当面向他求教。
朱先生有一个中国学生羡慕的历史∶他是第一个在美获得传播学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59年他考入史丹福大学传播系。那时，传播学才刚刚兴起。他的导师宣伟伯（Wilbur Shramm）是传播学理论创始人。朱先生的勤奋、聪明深得导师欣赏。他们合作研究近20年，合写了两本重要著作。 虽然朱谦教授在台湾长大，在美读的学位，但他对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尤其是党新闻的运作了如指掌。读他的书，每每令我击节赞赏他对新闻喉舌化的深邃解剖。 ●“地球村”的冲击 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年度风云人物，这次竟石破天惊把CNN总裁泰德．特纳印在封面。它对新闻传播界震动最大。於是，以此为契机，我和朱先生有一次长聊。 他那天兴致很高，从美国新闻对社会的作用谈到大陆、台湾、香港，从比较传播学的角度分析了四地的利弊优劣。 他认为，虽然事先并没预料此殊荣冠落特纳，但仔细考虑，觉得特纳当之无愧。特纳和他的CNN以及其他新闻媒体在去年一年的出色表现，可谓改写了新闻概念，强化了世界是一个整体的“地球村”意识。 传统新闻概念是报导刚刚发生的事。它意味著事件已过去。而今天，卫星传播技术和全球新闻网路的形成，使人们可以听（看）到正在发生的事，即与事件的发生与演变同步。这是一个巨大变化。美国著名自由记者Lynne Joiner几天前在“东西方中心”演讲时，也感叹这一点。她说，1976年初她在北京采访，正碰上中共总理周恩来逝世，她拍摄到现场第一手新闻。但当时无卫星传播设备，无法立即传回美国总部。待她冲破登机阻力，飞到东京，事件已过去了17个小时，而中共官方也早她几个小时发布了讣告。本已到手的一个世界性独家新闻失掉了。而今天，苏联政变失败後，戈戈尔巴乔夫重返莫斯科，随著卫星转播，人们欣喜的目光和他同步走下飞机。布什总统在海湾战争前夕，在国会演讲，向伊拉克宣战。他的演讲从哥本哈根到德黑兰，从萨达姆到邓小平，都能同时、同步在自己的办公室听到。卫星传播使所有国界失去本来的意义，任何角落都成为邻居。 ●新闻的戏剧化 朱先生强调说，一般民衆对重大新闻的兴趣不大。尤其美国民衆，对美国外的事情并不当做大事来看。但去年海湾战争、苏联政变，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电视将新闻戏剧化了。在北京，王维林孤身一人挡住一队隆隆驶过的坦克；在莫斯科，叶尔钦站在路障上高声谴责政变;在巴格达，交织的弹火把夜晚烧亮。这一切，如同是一场大电影,一下子磁吸了民衆的注意力。尤其事件发生演变是和民衆注意同步发生的，没人知晓最後的结局，这种类似电影蒙太奇的“悬念”更刺激了观（听）衆的胃口。它一下子从情感上把所有人都拉近了，使任何政治都不再是区域性的。一种全球意识、地球村的概念变成现实。 ●将潜在的问题公开化 新闻传播对人的影响，在美国别具蹊径。朱先生的研究发现，新闻对社会变革或变更的影响，不在社论写得多麽动听，因一般读者不看社论，而在於它把社会上有突出性的事件加以充分报导，使这种“事件”引起广泛注意。象大法官汤姆士和女教授希尔为“性骚扰”对质公堂事件。在这过程中，他俩谁说的更有道理不重要，观衆站在哪一边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把三天对质的全过程现场直播给所有人看，重要的是它让每个观衆重视性骚扰这一社会问题。 美国的改革途径是立法。30年前，黑人只能坐在公共汽车尾部，白人才能座在前面。後来经过电视报导、抗争，最後议员投票、立法才解决。议员投票取舍有两个影响因素∶游说和民意。如美国枪枝管制法怎麽也难通过，原因之一就是全美有规模庞大的步枪协会，卖枪的人组成游说团，游说议员。另一种不涉及经济利益，立法的基础就在於民意。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大法官事件等於把一个长期在社会中潜藏的困扰人们的问题一下子表层化、公开化了。它等於指出∶问题就在那！在这里，新闻并没有把它加深，仅是把它曝光，让人们都来注意它的存在。 不久前轰动全美的史密斯被控强奸案也是这样。虽然女方败诉，但她已达到目的∶把约会强奸这一社会问题表面化了，引起公衆的注意。 ●消息背後有价值观念 美国记者采写新闻有两个因素∶表层因素是记者对新闻重要性的认识，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深层因素是新闻背後有否一般大衆价值观念。如大法官事件，一般外国人都认为没什麽了不起，无需大动干戈。连欧洲人都认为美国人大惊小怪。但美国一般大衆却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它反映了美国人的人权观念和社会价值观。 西方新闻的作用，重点不是放在改变人们的观念，虽然这种作用也有。它的重点在於改变一般人对社会重要问题的一个Agenda Setting，即日程规范上。如性骚扰这一社会问题，原来并不在一般人的注意范围内，经媒体充分报导，一下子引起大家注意。一注意才能进而构成民意，因为有了注意就形成赞成或反对。这种民意最後促成重大社会问题的立法。 ●大陆新闻是另一回事 美国媒体只指向你注意什麽，你自己怎麽想，怎麽做，它不管。中国的新闻则不同。在毛时代，党不仅决定一般民衆注意什麽，还决定你注意後怎麽想，怎麽做。毛时代的新闻，不仅是宣传，并是党控制大衆的工具之一。邓时代，这种功能已减弱了很多。有些功能与西方传媒有些接近，如提供经济资讯等。但在政治表达上仍有限制。 从宏观的角度看新闻功能，美国与中国大相径庭。美国新闻不仅向大衆提供多元资讯，还有著除三权分立外的第四权作用，即Watchdog，监督制约著政府及各级官员。前总统尼克松因记者挖出“水门丑闻”，被迫辞职。上届总统竞选，呼声很高的民主党候选人哈特，因记者报出“金屋风流”，只得偃旗息鼓。风格强悍的白宫幕僚苏努努，因用公家飞机、豪华车办私事被记者曝光，布什只得忍痛割爱，将他送出白宫大门。无孔不入不入的新闻记者，让贪官污吏闻风丧胆。 但在中国，新闻的这种功能较为微弱。虽然《人民日报》也曾刊出“蒋爱珍为什麽杀人”，刘宾雁发表出“人妖之间”，以及《世界经济导报》时有大胆言论，《深圳青年报》曾刊文劝邓小平退休，但这都是特例，不是常规。当然，中国报纸上也有“读者投书”，但那只是一般性的Watchdog，批评警察怎麽了，一般干部怎麽了等等。 事实上，美国新闻的Watchdog功能也未能全如人愿。因为每个大媒体後面都有大财团的政治倾向。如巨额联邦赤字这样的大问题，牵涉到许多利益集团，很少有记者去碰它。 ●台湾两报争雄 朱谦教授早年毕业於台湾大学外文系，曾在台湾一家英文报纸做过五年记者。在美获得传播学硕士和博士後，也曾回台任教。目前台湾传播学界很多学者，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谈台湾报业如数家珍。 国民党到台湾後，即使控制最严时，台湾的新闻也没用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行为。只是在新闻取舍上抓得紧。早在五十年代，台湾除了国民党的报纸《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等，就有唱反调的报纸，如《公论报》，还有雷震的《自由中国》等。而《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原《征信新闻》）持中间路线。 自从台湾解除报禁、党禁後，报业出现两头下降，中间突出的局面。党报销路下降，有些几乎没有读者；唱反调的报刊也没大发展，《自立晚报》前一段还在闹裁员风波。而持中间路线的两报，几乎统一报业天下。两大报共同特点是，基本保持独立性，反政府的调子它不唱，但报导范围相当宽包括民进党主张什麽、做什麽，它都报导，虽然它的社论不一定赞成。而其他无以数计的小报、期刊，可以随便批东骂西。 ●缺少诽谤意识 两大报早年在发展过程中另一特点是，政治新闻小心翼翼，社会新闻猛加渲染，靠後者来推广销路。目前美国的一些小报也这样做。如前一段几家小报同时在头版头条刊出耸人听闻的花边新闻——当时呼声最高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与女歌手詹尼佛．弗劳尔丝有12年的婚外情。图文并茂，大肆渲染。类似这种过分渲染的负面惯性，导致台湾报业不太注意诽谤，这种观念比较淡薄。 朱先生还清晰记得他在台湾做新闻记者时，一桩分尸案的轰动。当时发现一女尸被分成几块扔在台北五留公圳。各大报争先恐後、连篇累牍加以报导渲染。接著报纸又暗示，此女是被某空军少将害死，继而又捕风捉影说此少将名为柳哲生。後经查实，此案与柳毫无关系。但经天天报导，柳的名誉已严重损害。当时连空军少将这样有地位的人也拿报纸无奈，何况小市民。 朱教授肯定地说，从整体上看，今天台湾的新闻自由尺度已经相当宽。除电视外，当局对新闻的控制已非常少。整个台湾报业的自由程度与美国逐渐接近。 ●香港新闻淡化政治 朱先生不仅任教於美国的史丹福和伊利诺等大学，也曾任教於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他对香港新闻界也相当熟悉。他认为，香港新闻界有著台湾新闻业的缺点，有些更严重，如渲染色情。但香港新闻业不象台湾没有诽谤的观念，它对这点很注意。在香港，只有二流小报才靠这个推广销路。有身价的大报，如《星岛日报》等，都不这样做。而靠街边零售的报纸，才靠全力渲染社会新闻及小道消息、花边新闻来耸人听闻。 香港新闻一个显著特点是对政治关心不够，对本港政治报导很少。这并非当局限制的结果。香港的新闻自由一直比台湾大，港府对新闻几乎没有管制。主要原因在於，香港民衆对政治没兴趣，大家都关心钱。一般心态是，政治由港府去管，因而没有地方政治的概念，报纸也就无从反映。虽然对国际新闻报导很多，但水准不高。《明报》出来後，情况好转很多。 ●新闻自由意味多元 当话题转到中国的新闻前景，我想起一位刚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的经历，他在上第一节课时，教授问所有学生，你们认为人类哪一个“自由”最重要？有人答“人身不可侵犯”，有人说“私有财産权”，也有人认为是“新闻自由”。但这位教授最後说是“言论自由”。他解释道∶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你们回答我问话的机会都没有。言论自由的价值是人类最重要的价值。所以一切专制极权才建立在对言论自由的剥夺之上。 朱先生认为，新闻自由的意义是超越国界的。他说，当然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并不是一回事。言论自由比新闻自由要高。新闻是报导一桩发生的事，它和表达一个政见不一样。但有了新闻自由，就会逐渐实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意味著真实性、意味著多元、意味著多元对政府的监督。它体现著民意，标著一个社会的健康程度。朱先生的研究认为，新闻自由的尺度是美国>香港>台湾>大陆。 ●典型的中国儒者 朱谦先生在东西方中心的文化与传播研究所做研究员已18年。他写过很多文章，仅专著就有十几本，全是研究大衆传播。其中有关韩国、泰国的各一本，台湾两本，印尼三本，中国大陆六本；理论著作三本。 朱先生和所有中国移民一样，保持著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子女教育。他的三个孩子，两个获医学博士学位，其中女儿七年前拿到两个博士∶医学和哲学。 他有一位贤惠能干的太太，与朱先生同是江浙人，青梅竹马，他们两人1949年一起从大陆去了台湾。朱太太原是学声乐的，是刚卸任的夏威夷国剧社社长，後来从事房地産非常成功。我去他家做客才知道，她的能干使朱先生在家中只有两件事能插上手∶倒垃圾、取报纸。 他们有一套非常宽敞漂亮的房子，坐落在风光优美的半山上。不久前，一位大陆作家访问夏威夷，曾到他家做客。坐在他家凉台上一览夏威夷全景，这位大陆作家感叹再三。我心里也在想 ，朱先生今天拥有美满的家庭和学术成就，都归功於他的努力和勤奋，但也在他有一个学术自由和自由选择的环境。有时，人生就那麽一步，就走出两重世界、两个人生┅┅ （载纽约《中国之春》1992年12月号） |
| 一个天主教家庭在大陆的遭遇 1992-08-01 |
| 1988年7月19日，在洛杉矶移民局法庭上，来自中国的莫逢杰声泪俱下，讲述他一家因信仰天主教所遭受的苦难。人，有时能承受住痛苦的煎熬，但承受不住对痛苦的回首。这位44岁的男子汉几次哽咽，泣不成声。他申请美国政治庇护已两次被拒，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在法庭听证会上“主述”。
主述後，法庭一阵短暂沉默。法官被这个中国人的苦难遭遇深深感动，他沉缓、凝重地说∶“我不用回去再审看你的材料了，现在就正式批准。”44年，莫逢杰因“反革命罪”在大陆蹲了五年监狱、六年劳改农场，流浪了四年，辗转西非洲小国多哥三年，今天，终获自由！他拥抱著律师，滚落的泪水倾诉著生命的感慨。 莫逢杰的苦难最早缘於他笃信天主教的父亲莫兴龄，而莫兴龄的麻烦是他40年前选择了从加州返回北京。现在，莫家又从中国逃到美国。40年，为了这个“循环”，莫逢杰和他的一家付出了常人无法想像的代价。 ●信教惹祸 莫兴龄是位医学博士，早年毕业於上海震旦医学院。40年代，他在美国圣地亚哥天主教会慈善医院做医生。1950年，他和许多中国知识份子一样，对中共新政权寄予信任和期望，带领全家经香港返回中国，出任北京海星医院院长。 莫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每晚带领全家老少跪在十字架前祈祷“人类相亲相爱”。北京慈善教会办的“育婴堂”(孤儿院)，莫为主要捐款人。作为一名外科医生，他很单纯，只知道忠於上帝、慈善乐施，帮助病人解除痛苦。 这样一位慈祥、善良，与世无争的人怎麽会很快与共产党发生矛盾呢？ 莫医生不仅医术高明，且精通英文和法文。当时很多外国使馆人员找他看病。党的公安机关官员找到他，要求他利用看病机会刺探外国使馆情况，为“祖国”服务。他拒绝了。他认为上帝的儿女应襟怀坦白，怎麽能做见不得人的事？不久，北京公安医院政委到莫家两次，劝说他辞去海星院长，到公安医院任职，并许诺给更多工资，也被他拒绝了。 中共建立新政不久，就开始了“教会革新运动”，主张“自传、自办、自筹经费”，建立新的“三自爱国教会”，使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归共产党领导。当时，绝大多数教徒都对“改造”竭力抵制。於是中共对坚持信仰、“屡教不改”的神父、主教和教友采取“杀掉一批，关押一批，管制一批”的政策。大批宗教人士遭受迫害、监押和枪杀。 教会办的育婴堂也成为党的眼中钉。为取消这个孤儿院，党的干部竟制造谣言，说育婴堂的修女们虐待、杀害儿童，并派军队包围孤儿院，开批斗修女大会。在持枪荷弹的士兵包围下，莫兴龄秉承上帝的真诚和勇气，在会场上讲修女们如何无微不至地关怀孩子们，使他们衣食温饱、患病得到精心治疗。育婴堂收容了百馀孤儿，使他们有“家”可归，并得到修女们圣洁的爱。 会场主持干部被莫的发言激怒了，下令士兵“把他带走! ”育婴堂的修女大部份是外国人，她们高举十字架挡在士兵前，抗议在育婴堂行暴；而育婴堂的孤儿，大部份都得到莫医生的治疗和关怀照顾。此刻，全体跪了下来，场面十分悲壮、感人。士兵最後被迫放了莫。 但不久，育婴堂被解散，修女们被定为“披著宗教外衣进行精神侵略的帝国主义份子”，遭驱逐出境。而莫在去广州购买医疗器械的途中被秘密逮捕。 ●捕杀无辜 莫兴龄的太太曹德贞带著孩子去各级派出所、公安局打听丈夫下落，回答都是“不知道”。一些经常找莫看病的外交官和太太们也为此著急。在当时那种宗教迫害的声浪中，谁都猜到莫医生会“失踪”在哪里。 不久，巴基斯坦使馆一位武官夫人高兴地对曹德贞说∶“请你等著好消息。”原A务。他拒绝了。他认为上帝的儿女应襟怀坦白，怎麽能做见不得人的事？不久，北京公安医院政委到莫家两次，劝说他辞去海星院长，到公安医院任职，并许诺给更多工资，也被他拒绝了。 中共建立新政不久，就开始了“教会革新运动”，主张“自传、自办、自筹经费”，建立新的“三自爱国教会”，使教会脱离罗马教廷，归共产党领导。当时，绝大多数教徒都对“改造”竭力抵制。於是中共对坚持信仰、“屡教不改”的神父、主教和教友采取“杀掉一批，关押一批，管制一批”的政策。大批宗教人士遭受迫害、监押和枪杀。 教会办的育婴堂也成为党的眼中钉。为取消这个孤儿院，党的干部竟制造谣言，说育婴堂的修女们虐待、杀害儿童，并派军队包围孤儿院，开批斗修女大会。在持枪荷弹的士兵包围下，莫兴龄秉承上帝的真诚和勇气，在会场上讲修女们如何无微不至地关怀孩子们，使他们衣食温饱、患病得到精心治疗。育婴堂收容了百馀孤儿，使他们有“家”可归，并得到修女们圣洁的爱。 会场主持干部被莫的发言激怒了，下令士兵“把他带走! ”育婴堂的修女大部份是外国人，她们高举十字架挡在士兵前，抗议在育婴堂行暴；而育婴堂的孤儿，大部份都得到莫医生的治疗和关怀照顾。此刻，全体跪了下来，场面十分悲壮、感人。士兵最後被迫放了莫。 但不久，育婴堂被解散，修女们被定为“披著宗教外衣进行精神侵略的帝国主义份子”，遭驱逐出境。而莫在去广州购买医疗器械的途中被秘密逮捕。 ●捕杀无辜 莫兴龄的太太曹德贞带著孩子去各级派出所、公安局打听丈夫下落，回答都是“不知道”。一些经常找莫看病的外交官和太太们也为此著急。在当时那种宗教迫害的声浪中，谁都猜到莫医生会“失踪”在哪里。 不久，巴基斯坦使馆一位武官夫人高兴地对曹德贞说∶“请你等著好消息。”原来，在即将举行的一次外交官宴会上，各国外交人员联名向中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提出担保，保证莫兴龄医生是一个正直、无辜的人，希望能予以释放。结果，在宴会上章汉夫回答“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由於惊动了外交使团，中共只得对莫案公开审理。1956年，在莫兴龄被关押了两年後，北京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莫15年徒刑。 判决之後，家属可以每月探监一次。莫兴龄利用家人探视递出一份上诉书。曹德贞和亲友们详细商讨的结果是不上诉。因为按照共产党的逻辑，上诉就是不认罪，不认罪就要加刑，改判终身监禁或枪决。 莫兴龄被逮捕时，莫逢杰才10岁。他幼年的主要读物是父亲的上诉书，他一遍遍流著热泪看。在上诉书中，莫兴龄描述他受到的非人待遇∶ 他最初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13号——当时的政治犯预审机关。中共给他编织了很多罪名∶包庇帝国主义分子修女，在孤儿院搞非法宗教活动并宣传圣母显圣，用法文透露经济情况（一位法国人午餐时问他北京黄瓜多少钱一斤），还说他一贯“亲美”、“崇美”，因他从美国返回。 莫兴龄不认罪。公安人员就指使一名叫王明道的犯人殴打他，用竹签刺他的指甲缝。王明道是一个牧师，曾译过一些宗教的书，当时颇有名气。被捕後王被折磨得精神崩溃，几近疯癫，公安人员让他干啥就干啥，还写了几万字认罪书。待他被释後，清醒时看到教友都疏远、鄙视他，才知道中共早已将他的认罪材料散发。他羞愧难忍，揪自己头发，打自己耳光。最後携妻子到公安局要求收回所写材料，结果又被收监，坐牢22年。 ●囚室梦魇 被判刑後，莫兴龄被关押进北京市监狱。据在此地关押过30年的万神父撰文回忆∶“这监狱关押的犯人上千，里面分成四个工厂∶清河袜厂，清河鞋厂，清河塑料厂，清河机械厂。当时将我送到机械厂学钳工。”一个宗教家被强迫来，在即将举行的一次外交官宴会上，各国外交人员联名向中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提出担保，保证莫兴龄医生是一个正直、无辜的人，希望能予以释放。结果，在宴会上章汉夫回答“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由於惊动了外交使团，中共只得对莫案公开审理。1956年，在莫兴龄被关押了两年後，北京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莫15年徒刑。 判决之後，家属可以每月探监一次。莫兴龄利用家人探视递出一份上诉书。曹德贞和亲友们详细商讨的结果是不上诉。因为按照共产党的逻辑，上诉就是不认罪，不认罪就要加刑，改判终身监禁或枪决。 莫兴龄被逮捕时，莫逢杰才10岁。他幼年的主要读物是父亲的上诉书，他一遍遍流著热泪看。在上诉书中，莫兴龄描述他受到的非人待遇∶ 他最初被关押在北京草岚子13号——当时的政治犯预审机关。中共给他编织了很多罪名∶包庇帝国主义分子修女，在孤儿院搞非法宗教活动并宣传圣母显圣，用法文透露经济情况（一位法国人午餐时问他北京黄瓜多少钱一斤），还说他一贯“亲美”、“崇美”，因他从美国返回。 莫兴龄不认罪。公安人员就指使一名叫王明道的犯人殴打他，用竹签刺他的指甲缝。王明道是一个牧师，曾译过一些宗教的书，当时颇有名气。被捕後王被折磨得精神崩溃，几近疯癫，公安人员让他干啥就干啥，还写了几万字认罪书。待他被释後，清醒时看到教友都疏远、鄙视他，才知道中共早已将他的认罪材料散发。他羞愧难忍，揪自己头发，打自己耳光。最後携妻子到公安局要求收回所写材料，结果又被收监，坐牢22年。 ●囚室梦魇 被判刑後，莫兴龄被关押进北京市监狱。据在此地关押过30年的万神父撰文回忆∶“这监狱关押的犯人上千，里面分成四个工厂∶清河袜厂，清河鞋厂，清河塑料厂，清河机械厂。当时将我送到机械厂学钳工。”一个宗教家被强迫去学钳工。不久，因机器故障，他的手指被削去。 莫兴龄因医术高超，狱方安排他在监狱医务所给犯人医病。万神父的断指就是经他做的手术。因管教干部在旁监视，作为老相识他们不能说半句话。万吃惊发现，莫原一头乌发，现已全白，可想其内心之煎熬。 莫有八个孩子，莫逢杰是老二，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每个月母亲带著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去监狱看望一次爸爸。每晚念经祈祷‘天主圣母保佑爸爸早日回家。’白天我不哭，深夜我独自跪在圣母像前流泪。每次去见爸爸，我们脱下破衣裳，尽量穿得好一点。每次探监，父亲都要抱我们。弟弟妹妹们很小，父亲就同时抱著两、三个，反复亲吻。弟妹都年幼，只能在探监时短暂地享受父亲的爱。”“後来，不许我们探监了，理由是我父亲‘不认罪、抗拒改造’被关进禁闭室了。” 一次是因为狱医务所党员干部勒令用烤糊的玉米面窝头刮成粉状，冒充药品，欺骗生病的犯人。莫兴龄得知极为愤怒，把假药摔在地下，指责狱方惨无人道。结果他被关禁闭，罪名是“顶撞领导，反动气焰嚣张。” 一次是苏联太空船试验成功，加加林成为第一个太空人。狱方对此大为宣传，说苏联超过美国，共産主义超过资本主义。莫却认为∶这可能并非人类之福。离开民主和自由，掌握的力量越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可能越大。为此，又被关禁闭。 莫家曾辗转收到两封美国朋友来信，欢迎他们再赴美并寄来房子照片。结果被冠罪“里通外国”又禁闭“反省”。 据一些难友後来回忆，莫兴龄一年时间有一半是在单独监禁的窄小囚室中度过的。狱方所以没杀害他，是想利用他高超的医术，因几个“工厂”伤残事故不断。 ●惊天泣鬼 1966年8月，“文革”风暴刮起。北京市监狱的犯人全部转调到山西省大同市大青窑煤矿。这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之一。共产党的残憧h学钳工。不久，因机器故障，他的手指被削去。 莫兴龄因医术高超，狱方安排他在监狱医务所给犯人医病。万神父的断指就是经他做的手术。因管教干部在旁监视，作为老相识他们不能说半句话。万吃惊发现，莫原一头乌发，现已全白，可想其内心之煎熬。 莫有八个孩子，莫逢杰是老二，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每个月母亲带著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去监狱看望一次爸爸。每晚念经祈祷‘天主圣母保佑爸爸早日回家。’白天我不哭，深夜我独自跪在圣母像前流泪。每次去见爸爸，我们脱下破衣裳，尽量穿得好一点。每次探监，父亲都要抱我们。弟弟妹妹们很小，父亲就同时抱著两、三个，反复亲吻。弟妹都年幼，只能在探监时短暂地享受父亲的爱。”“後来，不许我们探监了，理由是我父亲‘不认罪、抗拒改造’被关进禁闭室了。” 一次是因为狱医务所党员干部勒令用烤糊的玉米面窝头刮成粉状，冒充药品，欺骗生病的犯人。莫兴龄得知极为愤怒，把假药摔在地下，指责狱方惨无人道。结果他被关禁闭，罪名是“顶撞领导，反动气焰嚣张。” 一次是苏联太空船试验成功，加加林成为第一个太空人。狱方对此大为宣传，说苏联超过美国，共産主义超过资本主义。莫却认为∶这可能并非人类之福。离开民主和自由，掌握的力量越大，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可能越大。为此，又被关禁闭。 莫家曾辗转收到两封美国朋友来信，欢迎他们再赴美并寄来房子照片。结果被冠罪“里通外国”又禁闭“反省”。 据一些难友後来回忆，莫兴龄一年时间有一半是在单独监禁的窄小囚室中度过的。狱方所以没杀害他，是想利用他高超的医术，因几个“工厂”伤残事故不断。 ●惊天泣鬼 1966年8月，“文革”风暴刮起。北京市监狱的犯人全部转调到山西省大同市大青窑煤矿。这是中国的“古拉格群岛”之一。共产党的残暴和黑暗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苦难的中国人民所具备的道德勇气与牺牲精神也是外界鲜知的。在这个“煤矿”，几千囚犯每天要做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工伤或死亡事故经常发生。而犯人受了工伤手术时不给上麻醉药，党的干部认为“可以节约”，根本不准备麻醉药。一有手术，就听见杀猪般的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莫虽仍在医务所，却遇上了大麻烦。因为狱方在监狱中又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莫被牵涉其中。这个集团“首犯”徐关增，19岁时就在学校被打成“右派”，1960年因组织“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死缓，後改判无期徒刑。在大同煤矿监狱，他又联络了26名难友，成立了“首都支部”，下设五个小组。他撰写了政治评论的65篇，主张结束毛泽东的“元首主义”、“元首党”、“元首政府”，还人民自由和民主。 另一名“首犯”王汝强，因英文极好，1958年被英国驻北京记者站录用为翻译，那年他23岁风华正茂。不久，公安机关找到他，强迫他利用翻译身份刺探英国方面的情报。王拒绝後就被逮捕，反被诬为向英提供情报，被判15年。长期监禁，使王真的成升和黑暗是善良的人们难以想象的；苦难的中国人民所具备的道德勇气与牺牲精神也是外界鲜知的。在这个“煤矿”，几千囚犯每天要做长时间的繁重体力劳动，工伤或死亡事故经常发生。而犯人受了工伤手术时不给上麻醉药，党的干部认为“可以节约”，根本不准备麻醉药。一有手术，就听见杀猪般的叫声，让人毛骨悚然。 莫虽仍在医务所，却遇上了大麻烦。因为狱方在监狱中又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莫被牵涉其中。这个集团“首犯”徐关增，19岁时就在学校被打成“右派”，1960年因组织“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死缓，後改判无期徒刑。在大同煤矿监狱，他又联络了26名难友，成立了“首都支部”，下设五个小组。他撰写了政治评论的65篇，主张结束毛泽东的“元首主义”、“元首党”、“元首政府”，还人民自由和民主。 另一名“首犯”王汝强，因英文极好，1958年被英国驻北京记者站录用为翻译，那年他23岁风华正茂。不久，公安机关找到他，强迫他利用翻译身份刺探英国方面的情报。王拒绝後就被逮捕，反被诬为向英提供情报，被判15年。长期监禁，使王真的成了一名反叛者。他一字一句教难友英文，讲解自由、民主和暴政。在狱中，他撰写了“向马列主义战士提出的20个问题”等理论文章八篇，并撰写诗词12首鼓舞难友。据判决书讲，“王犯其父亲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不知他的亲人今天在海外是否知道，王汝强在中共黑牢中的苦难和勇气。 由於因同性恋被捕的刑事犯白亚明告密，狱方将徐、王等26人全关进禁闭室，继而长期严刑拷打。在严寒的冬天，徐、王等“首犯”被扒光衣服绑在寒风刺骨的院子里，身上被一遍一遍地泼冷水。如此酷刑也未能使他俩屈服，那冻僵的脸上没有畏惧、动摇，只有愤怒和高傲。当人从冻僵中苏醒，他们的回答是背诵林肯的“不自由，毋宁死”和肯尼迪的“自由的代价是高昂的”等伟人阐述自由的语录。这些伟人恐怕没有想到，他们最好的学生是在遥远的中国，一群饱受苦难的“囚犯”。 据现可查到的中共“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证实，此狱中成立的“首都支部”主要成员13人全被判决枪杀。1970年3月28日，这13名政治犯被集体枪杀。执行前，他们被五花大绑在大同市游街示衆，每个人的下巴被弄“脱臼”，防止他们呼喊口号。写著本人姓名的标牌从脖子後面直插肉中，鲜血淋淋。这是目前有资料可以查到的共产党杀害狱中政治犯最多的一次。他们当中，许多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其中一位，曾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翻译成中文，贴在大学校园，引起极大震动。 ●至死不屈 莫兴龄由於在医务所当医生，为彼此隔离的加入“首都支部”的难友中间联络，用林肯、肯尼迪有关争取自由的名言鼓舞这些年轻难友，并为他们将来逃出监牢准备了尽可能多的药品。 莫为此被拷打，被揪头发、耳朵，被粗铁丝勒著脖子，铁丝下面挂著装满煤块、石头的篮F一名反叛者。他一字一句教难友英文，讲解自由、民主和暴政。在狱中，他撰写了“向马列主义战士提出的20个问题”等理论文章八篇，并撰写诗词12首鼓舞难友。据判决书讲，“王犯其父亲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不知他的亲人今天在海外是否知道，王汝强在中共黑牢中的苦难和勇气。 由於因同性恋被捕的刑事犯白亚明告密，狱方将徐、王等26人全关进禁闭室，继而长期严刑拷打。在严寒的冬天，徐、王等“首犯”被扒光衣服绑在寒风刺骨的院子里，身上被一遍一遍地泼冷水。如此酷刑也未能使他俩屈服，那冻僵的脸上没有畏惧、动摇，只有愤怒和高傲。当人从冻僵中苏醒，他们的回答是背诵林肯的“不自由，毋宁死”和肯尼迪的“自由的代价是高昂的”等伟人阐述自由的语录。这些伟人恐怕没有想到，他们最好的学生是在遥远的中国，一群饱受苦难的“囚犯”。 据现可查到的中共“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证实，此狱中成立的“首都支部”主要成员13人全被判决枪杀。1970年3月28日，这13名政治犯被集体枪杀。执行前，他们被五花大绑在大同市游街示衆，每个人的下巴被弄“脱臼”，防止他们呼喊口号。写著本人姓名的标牌从脖子後面直插肉中，鲜血淋淋。这是目前有资料可以查到的共产党杀害狱中政治犯最多的一次。他们当中，许多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其中一位，曾把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翻译成中文，贴在大学校园，引起极大震动。 ●至死不屈 莫兴龄由於在医务所当医生，为彼此隔离的加入“首都支部”的难友中间联络，用林肯、肯尼迪有关争取自由的名言鼓舞这些年轻难友，并为他们将来逃出监牢准备了尽可能多的药品。 莫为此被拷打，被揪头发、耳朵，被粗铁丝勒著脖子，铁丝下面挂著装满煤块、石头的篮筐。他咬紧牙关，不说一句话。据一难友回忆，他最後一次在医务所见到莫医生，莫告诉他∶“请转告那些年轻难友，我能挺得住。”他开口的时候，是背诵肯尼迪的话∶“屈服和投降是我们永不选择的道路。” 距离15年徒刑期满只差17天，他被折磨致死。这位年仅57岁，虔诚信仰天主教的医学博士，生前以爱心和高超的医术医治过无数病人，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带走的却只有遍体累累的伤痕。 当著名宗教家陈基慈神父在拜谒罗马教宗时，秉报莫兴龄的苦难遭遇，教宗为之感动，特别颁发了慰问状给莫的家人，上面写道∶“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慈父般地给一特殊的罗马教宗的祝福——圣佑予∶曹德贞和孩子们。” ●模范母亲 莫兴龄被捕时，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一岁。家中八个孩子、两位老人共11口人的生活负担一下子全落在了曹德贞的肩上。她白天到北京东四人民医院上班，晚上料理11口人的家务，辛苦异常，还要四处奔波，为丈夫申诉。 她通过熟人介绍找到黄绍宏。黄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投诚中共後被封“人大代表”，是平反小组负责人。黄查阅了莫兴龄的档案和申诉材料，在上面用红笔批示∶“经调查，以下材料完全属实，判15年实在太重了。” 但不久，发生“反右”运动，黄绍宏被打成“大右派”，受到批斗（“文革”时，黄绍宏夫妇被逼日夜跪在毛像前请罪，遭红卫兵毒打，後来夫妻双双自杀）。曹德贞不仅营救丈夫失败，自己也被批斗。罪名两条∶为“大右派”黄绍宏提供反党炮弹；“不与反革命丈夫离婚”。在她的批斗会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嚷叫∶“为什麽不离婚？！”“可以嫁个老头嘛！”“孩子可以送人嘛！”“可以依靠人民政府嘛！” 曹德贞深知丈夫是无辜的，她是家中11口人唯一的依靠，她抱定不离婚、不自杀、不屈服，“打落牙齿和血吞”。批斗後，她被延芋C他咬紧牙关，不说一句话。据一难友回忆，他最後一次在医务所见到莫医生，莫告诉他∶“请转告那些年轻难友，我能挺得住。”他开口的时候，是背诵肯尼迪的话∶“屈服和投降是我们永不选择的道路。” 距离15年徒刑期满只差17天，他被折磨致死。这位年仅57岁，虔诚信仰天主教的医学博士，生前以爱心和高超的医术医治过无数病人，但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带走的却只有遍体累累的伤痕。 当著名宗教家陈基慈神父在拜谒罗马教宗时，秉报莫兴龄的苦难遭遇，教宗为之感动，特别颁发了慰问状给莫的家人，上面写道∶“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慈父般地给一特殊的罗马教宗的祝福——圣佑予∶曹德贞和孩子们。” ●模范母亲 莫兴龄被捕时，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一岁。家中八个孩子、两位老人共11口人的生活负担一下子全落在了曹德贞的肩上。她白天到北京东四人民医院上班，晚上料理11口人的家务，辛苦异常，还要四处奔波，为丈夫申诉。 她通过熟人介绍找到黄绍宏。黄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投诚中共後被封“人大代表”，是平反小组负责人。黄查阅了莫兴龄的档案和申诉材料，在上面用红笔批示∶“经调查，以下材料完全属实，判15年实在太重了。” 但不久，发生“反右”运动，黄绍宏被打成“大右派”，受到批斗（“文革”时，黄绍宏夫妇被逼日夜跪在毛像前请罪，遭红卫兵毒打，後来夫妻双双自杀）。曹德贞不仅营救丈夫失败，自己也被批斗。罪名两条∶为“大右派”黄绍宏提供反党炮弹；“不与反革命丈夫离婚”。在她的批斗会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嚷叫∶“为什麽不离婚？！”“可以嫁个老头嘛！”“孩子可以送人嘛！”“可以依靠人民政府嘛！” 曹德贞深知丈夫是无辜的，她是家中11口人唯一的依靠，她抱定不离婚、不自杀、不屈服，“打落牙齿和血吞”。批斗後，她被定为“右派”，降职降薪，从护士长降为清扫员。而就在这一年，莫家仅有的几头奶牛也被没收。 1960年，她患甲状腺做过手术不久，医院竟以长期不能上班为由将她开除公职。而第二年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她带领孩子们去郊外找薯藤，摘“榆树钱”充饥。有一点吃的，她这张嘴都要让给上有老、下有小的十张嘴，她饥得全身浮肿，仍教育孩子“人穷志不穷”。 最让她痛苦的是後来莫逢杰也被捕入狱。她一头牵挂著监狱中憔悴的丈夫，一头又惦记著囚室中年幼的儿子，两头奔波，一个女人心都碎了。 莫兴龄1969年被折磨死後，她忍著悲痛把孩子都叫到一起，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父亲是好人，他的苦难你们不能忘记！” 曹德贞的含辛茹苦、坚强不屈感动了很多人。她後来到了美国，在1986年《世界日报》举办的全美第五届模范母亲选举中，在旧金山市被评选为模范母亲。 ●家族惨剧 莫家在大陆磨难颇多。莫兴龄被判15年折磨致死；莫逢杰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他大哥莫逢佳1970年被定为“反革命”遭批斗、殴打；大姐莫逢英和姐夫在文革中被定为“特嫌”、“反革命”；舅舅和妈妈都被定为“右派”。 莫家更悲惨的是莫逢杰的二姑莫端慧，1954年时她还是高中刚毕业的学生，因坚持信仰天主教，被判15年徒刑。当时狱方许诺，只要她放弃信仰，或参加党领导的“三自爱国教会”，可马上释放。她拒绝了。而她的恋人廖守基，同样原因被判了22年。在漫长、痛苦的狱墙生活中，俩人忠於上帝，坚守信德，并恪守坚贞不渝的爱情。20多年後俩人都出狱，於1979年举行了婚礼，新娘新郎已是白发斑斑的老人。後来他俩在香港教会朋友帮助下去了澳洲，澳大利亚总理被他们的遭遇感动，特批他们在澳定居。两年前，廖病故，因20多年铁窗生活已摧残了他的身体，出狱时人已背驼眼花。 ●教堂掣为“右派”，降职降薪，从护士长降为清扫员。而就在这一年，莫家仅有的几头奶牛也被没收。 1960年，她患甲状腺做过手术不久，医院竟以长期不能上班为由将她开除公职。而第二年正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她带领孩子们去郊外找薯藤，摘“榆树钱”充饥。有一点吃的，她这张嘴都要让给上有老、下有小的十张嘴，她饥得全身浮肿，仍教育孩子“人穷志不穷”。 最让她痛苦的是後来莫逢杰也被捕入狱。她一头牵挂著监狱中憔悴的丈夫，一头又惦记著囚室中年幼的儿子，两头奔波，一个女人心都碎了。 莫兴龄1969年被折磨死後，她忍著悲痛把孩子都叫到一起，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父亲是好人，他的苦难你们不能忘记！” 曹德贞的含辛茹苦、坚强不屈感动了很多人。她後来到了美国，在1986年《世界日报》举办的全美第五届模范母亲选举中，在旧金山市被评选为模范母亲。 ●家族惨剧 莫家在大陆磨难颇多。莫兴龄被判15年折磨致死；莫逢杰被打成“反革命”入狱；他大哥莫逢佳1970年被定为“反革命”遭批斗、殴打；大姐莫逢英和姐夫在文革中被定为“特嫌”、“反革命”；舅舅和妈妈都被定为“右派”。 莫家更悲惨的是莫逢杰的二姑莫端慧，1954年时她还是高中刚毕业的学生，因坚持信仰天主教，被判15年徒刑。当时狱方许诺，只要她放弃信仰，或参加党领导的“三自爱国教会”，可马上释放。她拒绝了。而她的恋人廖守基，同样原因被判了22年。在漫长、痛苦的狱墙生活中，俩人忠於上帝，坚守信德，并恪守坚贞不渝的爱情。20多年後俩人都出狱，於1979年举行了婚礼，新娘新郎已是白发斑斑的老人。後来他俩在香港教会朋友帮助下去了澳洲，澳大利亚总理被他们的遭遇感动，特批他们在澳定居。两年前，廖病故，因20多年铁窗生活已摧残了他的身体，出狱时人已背驼眼花。 ●教堂悲歌 莫家信仰天主教在大陆的不幸并非个别特例。在中共旷日已久的宗教迫害中，俯身皆悲剧，处处有冤情。目前在海外能查的资料披露∶北京圣母院刘德明老修士，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只要他说一句“我不信仰天主教了”就可免却一死，但他就是不肯。刘德明曾对莫兴龄家人给予最大的生活资助，行善一生，惨遭毒手。 上海佘山圣母大教堂的马神父宁死不改信仰，被双手捆绑，头朝下推入教堂附近一口井中淹死。 香港魏希信神父、纽约魏希望神父的父亲魏老先生，因信仰天主教被中共判了无期徒刑。在监狱度过26年後，因年老体衰被释放回家。他曾告诉莫逢杰，在黑龙江劳改农场中，有位神父，奉劝狱中受难教友坚守信德，永不背叛，结果被改判死刑。 上海的朱树德神父被关押在白茅岭监狱农场几十年。龚品梅主教被判无期徒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30多年。黑龙江大学教师韩基新，父亲因是东北教区主教，五十年代就被中共枪决。她後来被关押七年，折磨致疯。学生们经常看到她赤脚在校园疯颠行走。北京的赵振声神父，服刑15年後，被强迫结婚。 在“改造教会”运动中，抵制的神父、修女不仅被关押、杀害，还遭到丑化。在上海，公安人员对信德坚固的神父、修女进行几天几夜疲劳审讯，然後突然停止。疲惫深睡的神父、修女被擡到同一床上，然後拍照。照片被散发到教堂，以动摇教徒的信仰。 与此同时，教堂被关闭，教産被没收。北京市内的北堂被中学和低压电器厂占用。西堂、辅仁堂、司徒书院、鲍斯高学校等教会财産都被霸占。北京圣母院被改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1979年邓小平上台後搞开放改革，一些长期被关押、年老体弱的神父、教友被陆续释放，从江西、安徽、山西、黑龙江等地监狱回到北京、上海。但条件是同意加入“三自爱国教会”，户口可迁圬歌 莫家信仰天主教在大陆的不幸并非个别特例。在中共旷日已久的宗教迫害中，俯身皆悲剧，处处有冤情。目前在海外能查的资料披露∶北京圣母院刘德明老修士，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只要他说一句“我不信仰天主教了”就可免却一死，但他就是不肯。刘德明曾对莫兴龄家人给予最大的生活资助，行善一生，惨遭毒手。 上海佘山圣母大教堂的马神父宁死不改信仰，被双手捆绑，头朝下推入教堂附近一口井中淹死。 香港魏希信神父、纽约魏希望神父的父亲魏老先生，因信仰天主教被中共判了无期徒刑。在监狱度过26年後，因年老体衰被释放回家。他曾告诉莫逢杰，在黑龙江劳改农场中，有位神父，奉劝狱中受难教友坚守信德，永不背叛，结果被改判死刑。 上海的朱树德神父被关押在白茅岭监狱农场几十年。龚品梅主教被判无期徒刑，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30多年。黑龙江大学教师韩基新，父亲因是东北教区主教，五十年代就被中共枪决。她後来被关押七年，折磨致疯。学生们经常看到她赤脚在校园疯颠行走。北京的赵振声神父，服刑15年後，被强迫结婚。 在“改造教会”运动中，抵制的神父、修女不仅被关押、杀害，还遭到丑化。在上海，公安人员对信德坚固的神父、修女进行几天几夜疲劳审讯，然後突然停止。疲惫深睡的神父、修女被擡到同一床上，然後拍照。照片被散发到教堂，以动摇教徒的信仰。 与此同时，教堂被关闭，教産被没收。北京市内的北堂被中学和低压电器厂占用。西堂、辅仁堂、司徒书院、鲍斯高学校等教会财産都被霸占。北京圣母院被改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 1979年邓小平上台後搞开放改革，一些长期被关押、年老体弱的神父、教友被陆续释放，从江西、安徽、山西、黑龙江等地监狱回到北京、上海。但条件是同意加入“三自爱国教会”，户口可迁回上海、北京，经济上每月给生活费。上海朱洪声、陈天翔两位神父，不改初衷，组织忠於罗马教廷的教会，又被重新投入监狱。上海王名惠神父曾系狱20年，释放後也因参与非官方教会，於1981年6月又遭逮捕。 上海徐家汇区一位天主教徒陆翠琴老妈妈，年近七十，信德坚固，热心恭主。她对官方教会的活动十分鄙视，对忠於罗马教廷的地下教会积极参加。一天，她家来了三个人，一个衣服褴缕，称是河北省神父，在狱多年，刚被放出。陆老妈妈满腔同情，畅所欲言。谁知来者是公安人员，陆的话都被录音。不久，陆去佘山祈祷，被女公安拍照後塞进汽车抓走。照片是她“在现场进行犯罪的证据”，加上一盒“反动”录音，陆在没审没判下，被关押两年多，1982年释放，不久去世。 即使到今天，大陆仍无真正的宗教自由。北京宣武门附近的南堂是最早开放的，中国和外国人都可在那做弥撒(美国甘乃迪参议员访问大陆时到过此教堂)。但这是假像。一个公安学校毕业生曾透露“宣武门的南堂是我们公安局的一个‘点’。我们也学会了念经、祈祷，经常混进去做礼拜，里面一举一动我们都掌握。”已故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早就指示过∶“我们要在共产党员中间培养一批红色神父、牧师和主教。”今天，大陆的“三自爱国教会”仍是唯党意志行事，由党导演的马戏团，表演给外国人看的，看我们共产党的“德性”，而真正的主教神父正关在狱中或死在刑场上。 立志反抗 ● 莫逢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下长大，他从小就知道了什麽是邪恶。15岁那年，他还是中学生，就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广播，并买了一架旧油印机，把听到的内容印成传单偷偷在校园张贴、散发。 1961年璁假，他参加了北京医学院学生龙白凯（其父母双双饿死在湖南家乡）、段学礼、孝衍美组织的“中国人民社会党”。当时正值“自然灾害^上海、北京，经济上每月给生活费。上海朱洪声、陈天翔两位神父，不改初衷，组织忠於罗马教廷的教会，又被重新投入监狱。上海王名惠神父曾系狱20年，释放後也因参与非官方教会，於1981年6月又遭逮捕。 上海徐家汇区一位天主教徒陆翠琴老妈妈，年近七十，信德坚固，热心恭主。她对官方教会的活动十分鄙视，对忠於罗马教廷的地下教会积极参加。一天，她家来了三个人，一个衣服褴缕，称是河北省神父，在狱多年，刚被放出。陆老妈妈满腔同情，畅所欲言。谁知来者是公安人员，陆的话都被录音。不久，陆去佘山祈祷，被女公安拍照後塞进汽车抓走。照片是她“在现场进行犯罪的证据”，加上一盒“反动”录音，陆在没审没判下，被关押两年多，1982年释放，不久去世。 即使到今天，大陆仍无真正的宗教自由。北京宣武门附近的南堂是最早开放的，中国和外国人都可在那做弥撒(美国甘乃迪参议员访问大陆时到过此教堂)。但这是假像。一个公安学校毕业生曾透露“宣武门的南堂是我们公安局的一个‘点’。我们也学会了念经、祈祷，经常混进去做礼拜，里面一举一动我们都掌握。”已故的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早就指示过∶“我们要在共产党员中间培养一批红色神父、牧师和主教。”今天，大陆的“三自爱国教会”仍是唯党意志行事，由党导演的马戏团，表演给外国人看的，看我们共产党的“德性”，而真正的主教神父正关在狱中或死在刑场上。 立志反抗 ● 莫逢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下长大，他从小就知道了什麽是邪恶。15岁那年，他还是中学生，就收听美国之音和台湾广播，并买了一架旧油印机，把听到的内容印成传单偷偷在校园张贴、散发。 1961年璁假，他参加了北京医学院学生龙白凯（其父母双双饿死在湖南家乡）、段学礼、孝衍美组织的“中国人民社会党”。当时正值“自然灾害”，时有农民暴动发生——抢粮、抢枪、杀共产党干部。这些年轻的反抗者想乘机汇合农民起义，推翻中共。当时，地下反共组织很多，如“中国青年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中国人民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党”，“反共救民军”等。 不久，莫的组织被当局侦破。龙白凯等三人被以“反革命”罪判了15年刑。莫逢杰被判5年徒刑，并没收了他的旧油印机和五元钱活动经费。那年他是高二学生，才17岁。 五年刑满後，因他抗拒改造，被从北京第二监狱又押送到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劳改农场。莫在此多次遭到批斗、殴打。也许从父亲那里遗传到执拗和倔强，莫逢杰蹲禁闭室时，在反省书上写道∶“我有思想自由，拒绝思想改造。”结果换来鞭子抽，刑事犯们被指使围成一团殴打他，脸上、身上、头皮上留下伤痕累累。 他後来从劳改农场逃出，四处流浪。在那艰难的日子里，他不忘找书，读孟德斯鸠、卢梭论人权的著作。他的思想从为父报仇提升到对自由有了深刻认识。他写道∶“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那就是生存的权利、思想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禳芋A时有农民暴动发生——抢粮、抢枪、杀共产党干部。这些年轻的反抗者想乘机汇合农民起义，推翻中共。当时，地下反共组织很多，如“中国青年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中国人民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党”，“反共救民军”等。 不久，莫的组织被当局侦破。龙白凯等三人被以“反革命”罪判了15年刑。莫逢杰被判5年徒刑，并没收了他的旧油印机和五元钱活动经费。那年他是高二学生，才17岁。 五年刑满後，因他抗拒改造，被从北京第二监狱又押送到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劳改农场。莫在此多次遭到批斗、殴打。也许从父亲那里遗传到执拗和倔强，莫逢杰蹲禁闭室时，在反省书上写道∶“我有思想自由，拒绝思想改造。”结果换来鞭子抽，刑事犯们被指使围成一团殴打他，脸上、身上、头皮上留下伤痕累累。 他後来从劳改农场逃出，四处流浪。在那艰难的日子里，他不忘找书，读孟德斯鸠、卢梭论人权的著作。他的思想从为父报仇提升到对自由有了深刻认识。他写道∶“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那就是生存的权利、思想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政府的组成是为了维护基本人权，而非为了镇压人民。共产党信奉‘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就是暴政。” 1981年，在海外亲友的帮助下，莫逢杰到了非洲多哥。站在西非洲的沙漠中，他思索著几十年苦难的答案∶“我用血泪和劫难的代价思索了30多年，得出结论，共产党就是黑手党。所不同者，它具有世界性的规模、巨大的野心，更残忍、更狡诈，对人类的自由和生存日益构成更大的威胁。”“共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是通过阴谋与暴力，对内建立无情镇压与强迫服从的奴隶社会，对外试图赤化全球。” ●续写人生 此刻，莫逢杰站在洛杉矶移民局法庭上，那双腿，跋涉过了多少跋涉不过的苦难，此刻自由了，却一步也迈不动。他站在那里，静静地流泪，用人类最原始的表达方式述说他的感慨、他的激动、他的不知所措。他最後想到的是该怎样走好这馀下的自由的生命—— 1988年初，他创办了“中国大陆避难者美西协会”，专门帮助那些受难的大陆同胞。何伟明、张诺、张月娥、毕瑞斌、戚小姐┅┅有几十人得到帮助。莫逢杰晚上在旅馆做警卫，白天牺牲睡眠，用车拉著这些刚逃到美国的同胞找房子、学车、办工卡、找律师以及帮助整理政治庇护材料。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他连续两届被选为中国民联监察委员，人称他正直、坦诚。大洛杉矶地区各项抗议中共的活动，都少不了莫逢杰的身影。 中共代表团来洛城，他和弟弟莫逢俊去“瓦解”，游说他们“起义”。一次两个团来了八个人，经他俩“工作”後，四人脱队出逃。1989年夏，中共三省商展在洛杉矶，从开幕到闭幕，他和弟弟天天到展址举牌示威，晚上到中共代表住的旅馆，从门缝塞剪报，揭露“六四”屠杀真相。 他曾请假四天，到移民局法庭为刚逃进美国的大陆同胞姚焕瑞做证，用他的经历证实中共的影利。政府的组成是为了维护基本人权，而非为了镇压人民。共产党信奉‘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就是暴政。” 1981年，在海外亲友的帮助下，莫逢杰到了非洲多哥。站在西非洲的沙漠中，他思索著几十年苦难的答案∶“我用血泪和劫难的代价思索了30多年，得出结论，共产党就是黑手党。所不同者，它具有世界性的规模、巨大的野心，更残忍、更狡诈，对人类的自由和生存日益构成更大的威胁。”“共産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是通过阴谋与暴力，对内建立无情镇压与强迫服从的奴隶社会，对外试图赤化全球。” ●续写人生 此刻，莫逢杰站在洛杉矶移民局法庭上，那双腿，跋涉过了多少跋涉不过的苦难，此刻自由了，却一步也迈不动。他站在那里，静静地流泪，用人类最原始的表达方式述说他的感慨、他的激动、他的不知所措。他最後想到的是该怎样走好这馀下的自由的生命—— 1988年初，他创办了“中国大陆避难者美西协会”，专门帮助那些受难的大陆同胞。何伟明、张诺、张月娥、毕瑞斌、戚小姐┅┅有几十人得到帮助。莫逢杰晚上在旅馆做警卫，白天牺牲睡眠，用车拉著这些刚逃到美国的同胞找房子、学车、办工卡、找律师以及帮助整理政治庇护材料。这一切都是免费的。他连续两届被选为中国民联监察委员，人称他正直、坦诚。大洛杉矶地区各项抗议中共的活动，都少不了莫逢杰的身影。 中共代表团来洛城，他和弟弟莫逢俊去“瓦解”，游说他们“起义”。一次两个团来了八个人，经他俩“工作”後，四人脱队出逃。1989年夏，中共三省商展在洛杉矶，从开幕到闭幕，他和弟弟天天到展址举牌示威，晚上到中共代表住的旅馆，从门缝塞剪报，揭露“六四”屠杀真相。 他曾请假四天，到移民局法庭为刚逃进美国的大陆同胞姚焕瑞做证，用他的经历证实中共的暴政。他请假三天，为访美的一中共处长讲解政治庇护和人权。民运高潮时，他曾买了一千罐汽水送给在中共驻洛杉矶使馆前示威人群。他为教会和民运捐款有四位数。他没领取过美国一分钱救济，全凭自己苦干打天下，前年买了房子，四房两浴还有泳池。 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汽车一发动，一盘纪念“六四”的录音歌带会自动响起，那歌声合弦著他生命的理念∶“我宽阔的胸膛就是一片自由的广场，为了自由的中国、拼搏、拼搏！” 有人问他到美国的感受，他说，最震撼他的是纽约自由女神像上的诗句∶“把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都交给我吧! ”他给朋友的信中透露了他的理想∶将来当个作家。事实上，他的经历和他一家的遭遇就是一本震撼人心的书，已用血和泪写在了苦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 （载纽约《中国之春》1992年8月号） |
| 伪造多数∶报纸自命代表人民——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六 1992-03-01 |
| 1991年7月1日，是中囯共产党成立70周年。《人民日报》按惯例发表社论，对党进行歌颂。这篇题为“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的社论是这样开头的∶
“今天是伟大的中囯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全党同志隆重纪念著个光辉的日子，各族人民热烈欢庆这个光辉的日子。” 这个开头语值得质疑∶即使“全党同志”真的都在隆重纪念，又有什麽证据表明“各族人民”也在“热烈欢庆”呢？是抽样调查的结果，还是五十多个民族逐一采访的总结？整篇文章都没有交待。只有这个结论。 这篇社论接著说∶“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难，在中囯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囯共产党人坚定地走在这条大路上，中国人民坚定地走在这条大路上。不管来自哪里的什麽样的压力，都休想使中囯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屈服，都不能动摇中囯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 在这短短的一段话中，有三处把“中囯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联在一起使用。《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党的“喉舌”，可以代表党表示要如何如何，但它有什麽根据代表人民讲话，并且有什麽证据证明“人民”一定会和党一样“不屈服”，有“坚定信念”呢？ 但是，《人民日报》等中共党报一直是用这种手法写文章的，因为它可以构成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党和人民是站在一起的；党是代表多数人意见的，党报是在为人民讲话。从而伪造“党报”是代表多数的。 这种“伪造多数”的手法是“党报”欺骗、愚弄人民的基本“技术”。它被最频繁地使用，在任何一份党报、任何一天的报纸中，我们都会看到。例如《人民日报》1987年1月12日社论《“全盘西化”，就是否定社会主义》说∶任何一个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中国人绝不能同意“‘全盘西化’的论调”。它用这种武断的、结论式的口吻代表“任何一个”，从而暗示出它是“多数”。 在政治运动中，党报“代表人民”的口气更加强硬。如在“反右”时，《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代表”人民对右派进行“审判”。如“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由於它自命代表多数，自然就可以随时将别人定为是少数，同样不需要证据。1957年6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标题是∶“工人阶级说话了”，整个工人阶级它全代表。还有象“我们贫下中农绝不答应”、“工农兵怒斥右派”、“谁反对毛主席，开历史倒车，全党不答应、全军不答应、全国人民不答应”。 在“六四”事件後，《人民日报》批判刘晓波、抓“黑手”的文章中，结尾也是这种手法∶“刘晓波之流‘主宰中国’的呼嚎，不过是一场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国这片土地的主人”。 大量事实证明，党报的“伪造多数”机制在中国这样的专制集权社会起著巨大的欺骗、伪饰作用。它不仅有支撑它的理论，还有传播学的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 ●“先锋队”的报纸自然代表“多数” 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杠杆。为此，他武断地将人群分为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大多数人。而资产阶级是少数资本家、坏蛋。然後他把中囯共产党自命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著无产阶级的最根本利益和最大愿望。党是人民的代言人、领路人、利益维护者和体现者。 既然党是多数人的代言人，那麽作为党的“喉舌”的党报，就自然是代表老百姓在讲话。不管是党的意见，或党的某个领袖的意见，在党报上，都自然地被“伪造”成大多数人民的意见。这是“伪造多数”的理论基础。 ●真实声音的被扼杀，“伪造”成真 “伪造多数”能够实行，还在於它依靠党的绝对权力将一切真实的声音、可能的不同声音都淫除在萌芽之中。这样，它成为唯一的声音。 1949年中共获得政权後，用“公有制”方式，将一切宣传、出版都变为“党有”，包括广播、电视、电台、报纸、杂、书籍等全部大衆传播媒介。同时在这些“国营单位”层层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将它们牢牢掌握在手中。尤其是报纸，党乾脆命名它为党的“工具”和“喉舌”。党的肺叶呼出什麽气流，“喉舌”就发出什麽声音。 “伪造多数”能够畅通无阻，就在於它没有真实声音的威胁，没有第二种报纸的挑战。当这一种声音成为唯一的声音，所有人都在它的全方位(电视、广播、报纸、文艺作品)的声贝包围中，无可奈何地别无选择时，它的“伪造多数”机制就潜移默化地使读者由“暗示获得”到“不反对”以至“确信”，最後被党的宣传机器同化，真的成为“多数”之一。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心理侵蚀、渗透过程。 ●沉默螺旋∶多数裂变为“少数” 德国大衆传播学者伊莉莎白·偌尔纽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七十年代曾以“沉默螺旋”理论（The Spiral of Silence）来阐述“伪造多数”。她认为∶一个自认为是处於“少数人”位置上的人一般不愿公开自己的观点，他怕在多数中暴露自己的“无知”，因为多数往往意味著正确。同时，他也恐惧冒犯多数，而遭到敌视、批评和孤立，因此他多采取“沉默”的态度。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想，那麽，他们就会由一个实际上的多数，通过“沉默”裂变为一个具体的“少数”。这样，“沉默”就会在这些误以为自己属於少数的多数人中“螺旋”，循环往复的结果，使多数派都三缄其口，而真正的“少数”被衬托为“多数”，伪造得以成功。 党报一直利用这种“沉默螺旋”心理效应来“伪造多数”，欺骗世人。例如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党报上全是这种标题∶工人阶级说话了；右派要翻天，我们贫下中农不答应；全国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共伐右派；全军指战员愤怒声讨；少数右派陷入人民群衆的重围；右派是一小撮败类，绝大多数知识份子与党同心同德。这种语言制造了一种氛围和心理效应∶工人、农民、军人、知识份子，广大人民群衆都与党站在一起，都不同意“右派”的观点，报纸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右派只是极少数。 几十万被打成“右派”的人当时分散在全国各地，无法资讯交流。他们虽然发现“真话”是很得到周围人共鸣的，但却看到报纸上“亿万群衆”都在反对、声讨他们。於是，他们中有些人也相信了自己确实是“少数”。而每一个局部的老百姓也这样误以为自己的真实想法是“私心杂念”，因此保持沉默。“沉默螺旋”的结果，毛泽东等少数人独裁专制的想法反而变成了“多数”。皇帝之所以声音洪亮，是因为所有臣民都沉默著。 曾被打成右派的刘宾雁先生，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当时看到报纸上的批判文章後，也真心地认为自己错了。觉得应该好好改造自己，争取重新站在党和人民一边，成为“多数”中的一员。 面对上百万人亲身经历的“六四”事件，党报仍用这种手法“伪造”他们代表“多数”。报纸连篇累牍刊登各种“目击记”以及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对“平暴”的赞同，对“暴徒”的批判。每篇批判文章，作者都是代表全体人民讲话，以此伪造李鹏是多数，而“暴徒”和支持者只是“一小撮”。 党报最常见的语言是“团结95％以上的人民群衆，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它用这种“数位语言”强调它代表多数在审判少数，是“替民作主”。有人调侃说∶虽然它每次只打倒5％，但谁也抵不住它年年打倒、月月打倒，打著打著就是100％了。 ●“多元无知”，愚昧为伪造提供可能 “多元无知”是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埃尔鲍伯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内容与“沉默螺旋”有许多共同之处，只是两者阐述角色不同，它侧重于社会心理学范畴，而“沉默螺旋”著衆於大衆传播学。它强调“无知”是造成“沉默螺旋”的主要原因。 专制是愚昧的産物；谎言在无知中生存。1990年中共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仍有文盲二亿五千万以上。即使在被称为“有知识”的人中，人们多年来得到的教育、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几乎全是中共意识形态“阉割”的知识，是一种全方位的“党文化”。 当然，也有真正“有知”的人，但他们无法和其他具同样见解的人进行“资讯交流”。专制对媒体和一切交流手段的控制和封锁使“有知”无法“螺旋”。1949年後，中国只有两次出现过非党报的媒体。一次是“文革”时期，各个造反团体都可以办“报”，不需审批，也无人管理、监督。各种红卫兵报纸满天飞，当时可称为中国历史上报纸种类数量之最。但它还不是“新闻自由”意义上的报纸，因为所有报纸必须服从一种意识形态，必须听从一个人指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它们品类繁多，但都是在毛的语言框架内讲话。 第二次出现，它是1978年北京西单民主墙时期的一些民刊，如“四五论坛”、“探索”等十几种。他们是用“本语”表述自己对周围世界的真实看法。虽然它们生命很短，就被官方查封，但它们对“沉默螺旋”和“多元无知”构成冲击。它们像是在中共“铁幕”上突然洞开的窗子，让人一下子呼吸到新鲜和震撼。我至今还清晰记得，第一次从徐文立先生那里拿到他们办的《四五论坛》，阅後的震颤∶竟有那麽多青年人和我有著一样的想法。那种资讯的突然拥抱让人久久激动，而且它又啓迪你向纵深思索。我想最初读到这种民刊的人都可能有这种感受。 埃利胡．凯兹在讨论“多元无知”概念时写道∶“有时候一个资讯的巨浪会席卷整个社会或整个一群人，使人们恍然大悟∶原来大多数人甚或所有的人都持有同自己一样的想法。”他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剧烈的革命之所以産生，往往并非由於人们的观点态度本身发生了什麽改变，而是因为人们对别人观点态度的了解发生了剧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资讯交流可以解放人。” 四五运动、民主墙时期的独立报刊、八九民运，都是对“沉默螺旋”和“多元无知”的一种打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大家“英雄所见略同”，都有对专制腐败的愤恨和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原来我们并非少数人的“离经叛道”，我们是多数！ ●暴力是“伪造”的背後支柱 当一些具独立思考能力的“社会精英”，以“先知先觉”的胆识打破“沉默螺旋”、走出“多元无知”的怪圈，象“皇帝的新衣”童话中那个无视大人脸色的小孩大胆喊出∶“皇帝什麽也没穿”时，党就会使用包括暴力在内的所有手段，扼杀这种真实，以保证“沉默”继续“螺旋”。 这种暴力手段首先体现出顺从、沉默有奖，反抗、异议严惩的一套细腻的荣辱系统。 如果你能在“沉默”中螺旋，能顺从地成为党的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你就会从党那里得到好处，因为党控制著全部生産生活资料，还可以顶戴花翎、青云之上。如果你想喊出“皇帝什麽也没穿”，党有一万个办法惩罚你。因为党掌管著分配房子的权、调动的权、工作分配的权、调职称和长工资的权，还有结婚介绍信、生育分指标以及出国、外迁、档案记载、户口迁移、儿女升学等等大大小小的权力。每一个“关卡”都能让你难受一辈子。 顺从能得到好处，而揭发批判“不顺从”的人，更会得到奖励。因此一个想走出“沉默螺旋”的人，在单位，每个同事和领导都是他“心灵”的监听者；回到住处，街道居委会的“小脚侦稽队”竖起警觉的耳朵；爬到床上，又要提防丈夫或太太那双被“革命”擦得雪亮的眼睛。亲人、朋友、同事之间都不敢说真话，露真情。 如果一个人为了人格尊严，不惧物质贫寒和孤独、敌视，那麽党会开动第二套惩治机器，在报纸上贬低、丑化你，然後发动群衆批斗、围攻你。如果你再不屈服，党还操纵著法律、军队、警察，随时随地可以各种罪名把你逮捕、监禁、劳改直至枪杀。象张志新、遇罗克，因为向“伪造”的“多数”挑战，公开被枪杀。党几十年来一直用国家机器对成千上万的想打破“沉默”的人“以言治罪”，从而威迫更多的尝试者沉默、顺从。 中共的暴力机制就是“指鹿为马”式的恐惧统治。“六四”事件再明显不过，几百万人都亲眼看到的事，当局却用武力逼迫人们写“认识”，承认“暴徒”是一小撮，李鹏代表人民。 赵高指鹿为马，不久秦亡。邓小平又搞当代指鹿为马，能维持多久？ 党文化不仅体现在党报中的党的工具、宣传机器、谎言机制、语言暴力、缺席审判、伪造多数等六个方面，它还体现在诸多范畴、各个层面。它的基本特徵是文化意识形态化、泛政治化。而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是谎言。在毛泽东、邓小平的“党国”中，谎言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无孔不入。党的语言就是谎言。“人民当家做主”是谎言；“公有制”、“全民所有”是谎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是谎言；“共産主义美好理想一定能实现”更是大谎言。连“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也是谎言。它既非“中华民族”的代表，也从没有过“共和”，更不属於人民。 中共用“皇帝的新衣”构筑的专制铁幕，正面临世纪末的危机∶东欧一个个共産主义谎言相继被戳穿，“老大哥”苏联正“天地翻覆”，“第三次浪潮”带来的现代技术，如直拨电话、影印机、传真机、录影带、电脑、摄像机等等的出现，都是对谎言的挑战。真实越来越难以封锁，人民纷纷走出“沉默螺旋”，以“多元有知”显示多数的力量。 中共上演了四十多年的“皇帝的新衣”已到了这样的尾声∶ “皇帝赤身裸体，人民议论纷纷┅┅” （载《中国之春》1992年3月号） |
| 缺席审判∶报纸成为终审法庭——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五 1992-02-01 |
| 前不久，日本经济学家矢吹晋回忆，他和何新在北京只匆匆见面，随便聊聊。何既未提出采访，更没说过要“对谈”。他们见面不久，《北京周报》刊出长篇“何新、矢吹晋对谈录”，文中以何新“对谈”口吻，大谈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世界如何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发展、前进。
矢吹晋见到这种凭空捏造，大为光火，马上致函《北京周报》要求解释并更正。该报不仅不予答覆，很快中国最大的党报《人民日报》又转载这篇约一版文字的“对谈”，唯一修改是把矢吹晋的名字换成“日本经济学家S教授”。从未遭遇过如此境遇的日本教授愤怒已极，在日本召开记者招待会，揭示事情内幕并抗议中国新闻界之如此不讲道理。 矢吹晋教授的的愤怒，人们可以理解，毕竟他是一位日本教授，他对中共党报的角色和运作缺少深切的了解和体会。《北京周报》和《人民日报》相继刊发这篇编造的“对谈”，并非意在污辱、难堪矢吹晋先生，而是借机擡高这篇“对谈”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对谈”内容多为中共当局对现实世界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中共当然可以把它按“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等方式直接刊发，以前党报是经常这样做的。但经过“六四”事件，党也感到宣传机器发射的光谱很难“深入人心”。在这种时刻，有这样一篇全面地、坚定地维护党的方针、政策，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图解当今世界的“对谈”，难得宝贵。它比党直接发社论有更多“优越性”∶一是何新是社科院副研究员，社会形象为学者、专家，从他口中说出这些话，起码印证中国学术界还是有人坚定支援党的理论的，而且何新是与日本经济学教授“对谈”，给人的暗示是，日本也有学者对此感兴趣，这不仅提高了何新的身价，也加重了“对谈”的份量。而且“对谈”时用模糊手法，让人感到日本教授对何新的宏论并无异议，有的似乎颇为赞赏。这样，党的理论不仅得到国内知识份子的赞成，还从“世界”得到了“回响”。 既然“对谈”有这厶多潜在好处，党报就不惜冒编造之名，并不顾当事人的抗议，公开刊出。对於看不到、听不到外部世界真实的中国老百姓，也许它还可以産生欺骗作用。 矢吹晋先生了解了这些，就不会过於惊讶一个堂堂大国的最大报纸为什厶一定要编造一篇“对谈”公开发表。但他可能还不理解，他一连认真、客气地给《人民日报》投书三封，讲明真相，要求改正，而该报竟置之不理。为什厶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呢? 这里，涉及中国报纸的特殊运转机制，它不是外界所详细了解的。尤其是它的“缺席审判”机制。 ●绝对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制约 中国报纸的“缺席审判”机制在於，它们全是党的报纸。党报对任何一个事件、一条消息、一个言论的处理，全是以是否符合党的意识形态，是否站在党的立场考虑问题来选择、编辑、刊发的。至於它是否真实、采写是否客观，都是不重要的。 如同那篇“对谈”，是否编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符合党的意识形态“需要”。需要高於真实，需要压倒一切。这样，党报对任何新闻的处理，对任何人的批判，对任何重要事件的评论，都象法庭一样，是法官在被告缺席或无法辩护的情况下的一种单向的、居高临下的“审判”。党的绝对权力又使“喉舌”有了终审权。 作为媒体，西方报纸至少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制约，一是信誉；二是经济实力；三是同行之间的竞争。这三者的核心是报纸必须服务於读者，读者是报纸的上帝，它决定你的信誉、你的广告收入、发行数量以及在同行竞争中的胜败。 而中国的报纸从本质上不受这些条件制约。 第一，它无所谓信誉问题。报纸是跟党转的，今天批判这个，明天又平反那个，四十年来，一直在“否定之否定”中“斗来斗去”，从无信誉可言。但它背後有党撑腰，或者说就是党的权力的文字辐射。 第二，它没有经济压力。西方某家报纸如连续报到失实，就会影响信誉，导致订户减少、广告短缺，最後经济不支而倒闭。而党报是国营单位，每年由党包揽全部财政支出。订户多少，广告多寡，对它并不重要。而且，党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各个单位、部门订阅。仅那几百万个基层党组织，就可以使一张党报发行百万份。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曾把这种报纸称为“官办、官订、官看的办公室读物。” 第三，中国的报纸都是“国营单位”，都设有党组织。他们是“一家人”，既不存在西方私人报纸间的激烈竞争，也不存在他们那种互相监督、制约。 除此之外，西方报纸还要接受法律的制约。而中国根本就没有新闻立法。毛泽说∶把法搞那厶细干什厶，束缚我们的手脚。而且，即使有法，也是党大於法。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都是党任命的。 中国的报纸由此可随意按意识形态需要“审判”一切。有时，它的“批判”就直接出自党的领袖之手，只是借报纸来“宣读”而已。如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即是典型一例。它严厉批判《文汇报》编辑部“是该报在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沈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种，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 按常理，《文汇报》是属於上海市委管辖的党报，不应由《人民日报》来“审判”。但党的文件传达下来，人们才大悟，原来，《社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写的。在这种“终审判决”压力下，《文汇报》只有屈膝称罪。第二天刊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第三天又刊出社论“痛切改造自己”，连续自我批判。 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例如1981年7月，《解放军报》突然刊发几篇文章批判电影《苦恋》。这部电影还未公演，党报就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意见批判它是丑化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编剧白桦是当时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朋友，据说胡对此影片并无批判。外行人不解为什厶军报批了之後，《人民日报》也跟著批?後来，《邓小平文选》出版，人们才知道原来邓小平对此有详细指示∶“关於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 对一部电影是否上演，是否批评，批评稿由谁写，哪家报纸刊载，哪家报纸转载，“领袖”都做了详细安排。最高领袖的话就是最高权力，报纸来执行“终审判决”。 ●缺席终审，不许辩护 由於报纸是党的权力的体现，因而它的“审判”不可能公正、客观，它不可能和“被告”有一种平等的关系。它是没有律师，没有陪审团，没有法律程式，也不许被告辩护、甚至不允许被告出庭的缺席审判。列什厶罪名、想判多重、让多少听衆知道，都视意识形态需要而定。它是一种居高临下、黑社会式的“终审判决”。 例如《人民日报》（1989年6月25日）在“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批判文章中，直接“判决”∶“刘晓波这个自称‘我最崇拜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至於刘晓波在什厶时间、什厶地点，对谁说过这句话以及是否说过这句话，这些证据党报都不需要，反正意识形态需要批判“八九民运”参加者。而当时刘晓波已被拘留在狱，根本无法“答辩”。党用这种缺席审判方式首先将要打倒的人从人格上、个人尊严上、社会公衆形象上全国性地“搞臭”。 这种霸道的审判，是党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最常用的。在“文化革命”中，它发展到极端。党报今天“宣判”某某为特务，明天“定罪”某某为叛徒。一切都不需法律程式，也不需调查核实。毛泽东的顔色怒视谁，报纸就马上“宣判”。当时的《人民日报》上（1967年），大量是这种“缺席审判”式标题∶勃烈日涅夫叛徒嘴脸（7月16日）；陶铸是贫下中农不共戴天的死敌（9月12日）；叫中国的赫鲁晓夫永世不得翻身（7月20日）┅┅当然，党是绝不会让他们在党报上再发出任何个人的辩护声音。党报的“力量”就显示在它是“缺席审判”，只有一种判决的声音。 这种“审判”方式早在“文革”、甚至“反右”之前，就作为党报的主要机制在发挥作用。如1955年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三次刊发了“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序言和按语中，直接“判决”说∶ “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里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 这样一个严厉的“判决”刊载时，中共司法机关并没有审判胡风和任何一个被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这种判决不是来自司法而是来自党报。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无法为自己辩护，没有一份报纸会刊载他们的声音。面对突如其来的“缺席审判”，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抗衡，因为“序言”和“按语”都是毛泽东亲笔写的。结果胡风被打入黑牢30多年，有两千多人牵连被整，成为近代中国文坛最大悲剧。 这里，“被告”无法辩护还在於，党报传递的是党的声音，而党自称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在讲话，党是一贯正确的。对党的“判决”的任何异议、辩护，从逻辑上讲，都是为错误辩解，是错上加错，是党更不能容忍的，只能导致更严重的後果。这就是为什厶像罗隆基、章伯钧这样对中共已“看透了”的“大右派”最後都要低头称错，在党报上公开发表“我的认罪”。 这种“缺席审判”不仅用於党不喜欢的人，也用於对付党内斗争的失败者。1967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论高呼“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而同是这家报纸，1974年2月2日社论却“宣判”∶“林彪是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林彪已无法“答辩”，按官方说法已摔死在外蒙古沙漠上。九泉之下，林彪恐怕也不会服气说他“不看文件”的“审判”。 同是《人民日报》，1967年5月29日刊文称江青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典范。而1976年11月7日，该报却“宣判”江青为“破坏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罪魁祸首”。又是“缺席审判”，因江青已被关进狱中。 ●道德法庭∶审判一切 党报不仅在政治行为上不断对人进行“缺席审判”，它还包括对一般老百姓吃、穿、住、行以及个人隐私的全部干预。上海《文汇报》的“道德法庭”专栏，专门刊文对人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批评和“审判”，包括婚嫁、生育、婆媳矛盾、弃婴、收养等等等等。 在“道德法庭”专栏的视野中，是没有“个人隐私权”概念的。“人民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代表”人民的报纸自然要替“民”行道，监督指导人们的一切行为。这种专栏的很多文章，都是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剥夺，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和践踏。一些揭出人的“隐私”加以道德评论的文章刊出後，致使有的当事人“没脸见人”，有的“无地自容”，有的乾脆悬梁自杀。几年前，《光明日报》曾刊出一篇对南京某大学教授的“道德审判”文章，说该教授的著作是抄袭别人的，结果那位年近花甲的老学者受不了这种人格污辱，以自杀作为抗议方式。此事当时震惊学术界。 道德和法，经常是两回事。有时一个行为并不违法，但它缺德；有时一个行为很有道德勇气，但却触犯法律。这种例子并不少见。然而党报却用道德法庭方式将两者混为一谈，以“道德审判”来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 ●专制解体，报纸法庭才会消失 当然，在西方也有报纸对人进行道德审判、恶意诽谤的事情发生。但当事人至少有自我辩护的权利，他可以写文章反驳，这家报纸不登，他还可以投到其他报刊，因为报纸并非都是官办。他还可以到法院控告报纸及作者诽谤罪，和他们打官司。如果这两样事他都不想做，报纸上的道德审判也不会真的成为司法、意义上的罪名，他不会因此被抓、被关、被判。而且，大多数习惯新闻自由的媒体声音的读者们，既不会把某张报纸登的对某个人的“审判”当成政府的声音，也不会认为这一“报”之言是大多数人的看法。因此，“被告”不至於身败名裂。 中国报纸的“审判”恰恰不同。第一是当事人无法为自己辩护，因为所有报纸都姓“党”，没有一张报纸能够接受一个被党审判的人的辩护声音。第二是他无处申告、打官司，法院和报纸一样，都是党的工具，到法院去告党，这想法会被认为精神失常。第三，人们已习惯於把党报的文章看成党的声音，认为它是代表大多数人在讲话，因此“被告”的正常形象在“审判”之後马上解体，成为人群中的孤立者、第四，最严重的是党报的这种“审判”有时就成为司法审判，“被告”马上会遭到批斗，要被迫写检查承认错误。有时还要被抓、被关，有的被活活折磨死。有时这种报纸判决比司法判决更可怕，因为它是大衆媒体，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反革命丑恶嘴脸”，让你“永世不得翻身”。象彭德怀、胡风、刘少奇、陶铸等一大批这样的“被告”，就是经由党报“审判”後，就被抓、被改造、折磨致死，根本就没再经过司法审判。这是报纸审判的最残酷之处。 党报的“缺席审判”主要来自党的绝对权力。中共的一党专制统治体制给了党报以权力和理论基础，反过来，党报也用这种“审判”方式来维护、强化党权的绝对化，把任何不同声音尽早淫除。二者互为依托、相得益彰。 因此，只有中共一党专制的统治体制解体，党报的“缺席审判”机制才会消失。代之而来的民主政体，不可或缺的是新闻自由，而新闻自由与缺席审判是水火不容的。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2年2月号） |
| 语言暴力∶集权统治的威慑力量—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四 1992-01-01 |
| 中共意识形态最独特之处，是它的语言。中共开动包括宣传机器在内的全部国家机器来推行、贯彻党的一套话语系统，旨在影响、改造、操纵人们的思维、语言，控制人们对某一个问题怎样想、怎样说。它通过报纸、广播、书籍等新闻出版业和政治学习、业务讨论、谈心会、写体会、思想汇报、大会发言、小组讨论等花样不断翻新的方式，迫使人们进入这种话语系统，学习按党的要求说话——说什麽，不说什麽，说时应如何说，用什麽样的辞汇。
没人能回避这种语言，因为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并且这种语言背後是党的权力，或者说共产党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权力。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中，一个人的信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在党的语言框架内说话。 一位西方学者说∶“一个人一旦接受意识形态的语言，他的精神世界和尊严便随之遭到劫持，无论他怎样不明不白地开始使用官方辞汇，他已成为意识形态的一部份。换句话说，他已经和魔鬼签字画押。”接受这种语言的过程，就是被集权统治征服，最後沦为思想奴隶的过程。 ●中共集权社会的四种语言 按照阿伦．贝森松把苏维埃社会的语言分为“木语”（wooden language）等层次的思路，我们可以把中共集权社会的语言大致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官话”，也可称其为“阉语”，它是被意识形态浸泡、阉割後的语言，在报纸、广播、文件等一切官方媒体上流通。随便翻开一张党报，都可看到这种官话。如《人民日报》（1991年5月26日）报道榜样曹伟的大通讯，其编者按是典型的“官话”∶ “我们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绝无其他私利可图。希望每一位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能向曹伟同志学习，无论何时何地都以人民利益为重，面对人生的课题，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第二种是“自然语言”，即“本语”，或相对官话称之为“私语”。如情侣间的悄悄话，朋友间的推心置腹，母子等亲人间的私下交谈。也包括人民在具体生活中的语言，如“我要买张火车票”，“我去吃午饭”，“我爱我的妻子”，“你的衣服很漂亮”等等。 在“官话”和“本语”之间有两种“伪语”。 一种是“伪官话”。它是指用官话编织伪真实，但又露出马脚。如邓小平在接受义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说∶“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 邓想表达毛仍是伟大的，不能否定。但他的“官话”露出破绽∶因为毛犯的那些大错，他都有份，否定了毛，等於否定了自己。 另一种伪语是“伪本语”。它是指官方人士在某种场合要给人以平易近人的印象时，就使用这种语言。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某些场合都使用这种伪语，以表现自己的人情味。尤其是周恩来，可谓“伪本语”大师。有时还要亲亲孩子的额头。 在这四种语言层次中，“官话”一直占统治地位。党一直企图用“官话”取代所有“本语”。“官话”和“本语”一直进行著激烈的生存搏斗。1957年的反右运动，可说是一场“官话”和“本语”的较量。“右派们”在大鸣大放中谨慎地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对周围生活的看法，结果遭到党和官话的清算。党用它操纵的全部宣传机器对本语进行了批判，本语成为“右派言论”、“反动观点”的代名词。 在政治运动中，“本语”被认为是不严肃的、人性论的、缺乏党性原则的，直至反人民的、反党的、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宣传的。本语不断被官话批判、围攻、蚕食。最後，说过本语的人都要用官话写文章自我检查、自我批判，表示与本语划清界限。 “官话”和“本语”的冲突，或者说是谎言和真实的冲突，一直是中国社会1949年以後最常见、最复杂、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党报的历史是暴力语言的历史 “官话”一般有三种表现形态∶暴力语言，气体语言，密码语言。在这三种语言形态中，暴力语言最集中体现了党意识形态的权力和霸道。它具攻击性、丑化性、侵略性，以权力姿态居高临下审判一切。 这种暴力语言在报纸的社论、评论、批判文章中尤为多见。特别是在“七、八年就有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它成为报纸的主要语言。有人称它为“文革语言”，其实是不准确的。1957年反右运动时，党报就已熟练地运用这种语言。 我们随便翻开1957年反右期间的《人民日报》，触目皆是这种暴力语言。如这样的文章标题∶ 章罗联盟阴险凶狠，妄想独霸民盟，反掉社会主义（7月2日） 野心家不要忘记，工人阶级会举起铁锤（7月3日） 罗翼群下乡煽动群衆反共到处陷入重围，只得狼狈溜走（7月3日） 费孝通历数章阴谋手法，邵慈云揭露罗卑劣行为（7月4日） 至於象“右派小丑们太不自量了”（7月5日）、“斩断章伸进戏剧界的魔爪，揭露记者队伍中的败类”、“灵魂深处长了脓疮的林希翎”、“章伯钧是一条带保护色的毒蛇”（7月15日）、“剥去漂亮外衣，露出丑恶原形”（7月20日）、“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砸烂他的脊骨”（7月12日）等等充满暴力、威胁、恫吓、人身污辱、人格诋毁的粗暴用语比比皆是。 暴力的另一方面是党的霸气。比如，7月1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会标题是“党不能发号施令吗？!”，其霸气跃然纸上。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语言扩张到极点。我们看1967年7、8月的《人民日报》，版面标题全是“火辣辣”的∶ “苏修头目进行大叛卖决没好下场”、“肯尼亚政府倡狂进行反华活动”（7月2日） “批判修养骗人鬼话，痛斥欢迎剥削谬论”（7月7日） “剥开高正国‘贫农’的画皮”（7月9日） “政治僵尸的丑恶表演”（8月4日） “从海瑞戏《五彩桥》看周扬的狼子野心”（8月16日） “叛徒铁托的肮脏使命”（8月28日） 这种语言以极度丑化的人身攻击和人格毁灭来描述、批判、诋毁它所要否定的事物。如“别有用心的罪恶阴谋”、“穷凶极恶的跳梁小丑”、“恬不知耻地叫嚣”、“赤裸裸地暴露了狼子野心”、“踏上一苹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以及斗、批、改，稳、准、狠，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 这是一种镰刀和斧头撞击出的语言，迸溅著“火爆、革命、砍杀”的阶级斗争火药味。从这刀光剑影、棍飞棒舞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想象到那场运动的残暴和恐怖。 “文化革命”的结束和毛的逝世，使这种语言的暴力色彩有所减弱。但其本质倾向没有改变。我们看到“六四”事件後，《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上的对八九民运参与者的批判文章，其语言与“反右”、“文革”时有相当一致的延续性。 仅在198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题为“抓住刘晓波的黑手”的一篇批判文章中，就可大量重见这种语言∶“看看这只黑手是如何同海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刘晓波向有‘狂人’、‘疯狗’、‘黑马’之称”，“（他）放肆地为殖民主义唱赞歌”，“刘晓波到了美国，与反动组织中国民联一拍即合。他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不断寻找机会，伺机而动”，“刘晓波公然叫嚣要同反动势力相勾结”，“刘晓波继续扰乱视听，极尽蛊惑人心之能事”，“发出‘李鹏必须下台’的叫嚣”，“煽动‘社会总动员’”，“刘晓波气急败坏地从後面走到了前台”，“借机发出了暴乱的呼喊”┅┅ 这种全国范围内“批倒、搞臭”一个人的做法是党经常运用的。文章语言不仅粗暴、蛮横，而且多有人身攻击和人格污辱，至於“刘向有‘狂人’‘疯狗’之称”，“这个法西斯信徒”等词句，则是对人的直接辱駡。文章发表时，刘晓波并未被判刑，只拘留审查。按中共现行法律，刘当时还未定罪，仍有公民权（後来被当庭释放）。但党报是从不顾忌你最後是定罪还是无罪，它想怎麽说，怎麽骂，都有恃无恐。因为这种语言和军队、警察是一体的，都是党的权力的体现。 其实，早在1942年中共延安整风运动时，中共党报《解放日报》就使用这种语言对王实味等“反革命文人”进行粗暴批判。这种语言一直作为党的绝对权力的体现，贯穿整个中共党报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新闻史，就是暴力语言的历史。 ●仇恨运动迸溅暴力语言 暴力语言主要源於中囯共产党的“斗争哲学”。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笃信只有阶级的斗争，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杠杆，因此，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毛泽东总结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因而，我们看毛泽东的全部言论，其思想核心是六个字∶“阶级斗争为纲”；其方法是八个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理想境界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毛泽东“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中国有七亿人，不斗行吗？”的号召下，举国上下，家里门外，斗得天昏地暗、家破国残。从“三反、五反”、“反右”、“文革”、“清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两年前的“六四平暴”，这些无休止的政治运动都是以仇恨为主旋的仇恨运动。这样一种制度化的仇恨必然寻找暴力语言作为它的形式。 暴力语言也缘於集权社会威慑、恫吓统治的需要。专制统治的实质是恐惧统治。暴力语言可以形成这种恐惧气氛和心理压力。因此它对人的人格污辱和人身攻击都是粉碎性的，不遗馀力的。 党报的一统天下和绝对权力使任何一个被批判者都无法将自我辩护的声音送到大衆传播媒体，结果，被暴力语言肢解、扭曲了的被批判者形象通过各级党报扩散到公衆社会。而且，当这种被扭曲了的形象成为大衆经久得到的唯一形象，又是由人民信赖的党所描述的，人们久而久之就把它当做原本形象来接受。於是，被批判者尊严尽失，无地自容。这就是为什麽那麽多教授、专家、干部、普通人在大批判声浪中自杀的原因。暴力语言同时以它对人的精神和肉体的毁灭性威胁，来营造一种杀一儆百的恐怖氛围。 暴力语言也是党意识形态泛军事化的産物。学校本是传授文明的温文尔雅之地，中共却称其为“教育战线”，声言要“占领”“无产阶级教育阵地”。描述暴力行为的军事术语进入各行各业。如各个领域均称为“战线”∶财贸战线、工业战线，在大批判运动高潮中入党的人被称为“‘火线’入党”，坚持政治高於业务被冠以“政治‘挂帅’”，批判会的发言要“稳、准、狠”，而一切辅助、供应部门都象军队的一样，被统称为“後勤”，一件工作要做好，称为“打好这一仗”。 这种暴力语言通过党报等全部媒体的辐射、灌输，已走入人们的生活细节。如一位来美留学的大陆学生在与几个台湾同学聚餐时，好客地对人说∶“请大家多吃，把这几个菜消灭掉”，弄得台湾同学不知所措。 ●气体语言∶什麽都说了，什麽也没说 “官话”的第二种表现形态是“气体语言”，或称其为“套话”。如果说“暴力语言”会随政治运动的摆动而时强时弱的话，“气体语言”则始终“平稳地”覆盖整个党报版面。它多为党的意识形态所推崇并经常使用的一些抽象名词和政治术语的组合，或为“政治套话”的“积木”。 例如《人民日报》1991年6月2日第一版的一条新华社电讯稿是这样结尾的∶ “在当代中国，爱祖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进行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使广大青少年树立共産主义的理想和宇宙观、人生观，保证我们党所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後继有人，兴旺发达。胜利属於高举共産主义旗帜的人们。” 从这段新闻稿中，我们可以看出“气体语言”的基本特徵，它是抽象的、名词化、概念化的，是经常流通於媒体的意识形态的惯用语、套话。它似乎什麽都说了；但任何细节也没有，其实什麽也没说。如同一个气球，包满了“气”，又什麽也没有装。 当我们说“苹果”、“香蕉”时，我们会感到它的形状、顔色或依稀忆起它的味道。因为它是具象的，可睹可视可感觉的。但我们说“水果”时，我们只见其概括性，无法感觉到它是具体的苹果或梨。“气体语言”就类似这种“水果”语言，它是一种无法感觉、缺乏具象和个性的套话。象上面文中的“树立共産主义理想和宇宙观、人生观”，任何细节、质感都没有。读这种文字如同读墙，祗有硬绑绑的砖石。尤其象“胜利属於高举共産主义旗帜的人们”这样的句子，空洞无物，虚无飘渺，不知到底表述什麽。 这种语言一直是党报的主体语言。例如最近一期《人民日报》题为“抓好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1991年6月14日）的社论，几乎全是这种语言堆砌而成。象这样的句子∶“通过深入系统的历史和国情教育，使全国各民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振奋起来，坚定共産主义信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牢记历史，正视现实，创造美好的未来”，全是政治术语、流行套话的积木式组合。“历史、现实、国情、共産主义信仰，社会主义方向”等等大名词，似乎囊括一切，但又一句实话也没说，排列的都是地道的“官话”、“阉语”。 气体语言的另一种形态是运用数位，因为数位更抽象、更具概括力，更能体现“什麽都说了，什麽也没说”的特质。 “官话”中的数位和政治流行套话相组合的例子举不胜举。如“一大二公”、“三反、五反”、“三好学生、五好战士”、“一帮一、一对红”、“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三七开”、“四个坚持”、“双百方针”、“三不主义”、“三项指示为纲”、“三支两军”、“三大改造”、“老中青三结合”、“三种人”、“三要三不要”、军队的“四有三讲两不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等等。 无论翻开“领袖”文选，还是各级党报，都能看到这种数位化的气体语言在频繁使用，因为它更体现“形势感”和概括力。 没人能逃避气体语言的包围、侵蚀。人们说话、写文章、谈体会、做报告，都以能熟练地使用这套语言来显示自己紧跟形势，有政治水准。尤其是党的官员们，更以能娴熟地驾驭这种语言，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宦海中摆脱恶运。因为这种语言提供一种“保护”作用。当你只谈“水果”时，人们无法确知你是肯定苹果或否定香蕉。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需要肯定苹果时，你可说你原来强调的“水果”意在夸赞苹果，而当运动指向否定香蕉时，你又解释原意是批判香蕉。语言的模 两可，即能应付残酷的阶级斗争变换，又是这种斗争的産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中共官员做报告，可以滔滔不绝讲几个小时，听下来，又似乎什麽也没说。因为他是转述报纸语言。 ●密码语言，需要破译 中共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为了打倒某个人，但又碍於他仍在权力中心，无法直说，就用指桑駡槐、含沙射影的语言，在党报上大造“山雨欲来”的舆论，最後时机成熟，再“画龙点睛”。这种语言象密码，只有政治嗅觉灵敏，深谙党内斗争之道的人才能破译背後的“真谛”。 最典型的是“批林批孔”、“批宋江”运动。运动意在“搞臭”周恩来。但当时周握重权，且得民心，攻方不敢贸然直批，只好先影射。党报上连续刊出批判“林彪”批判“尊孔、推崇中庸”的文章，以期把人们对林彪的憎恨，对孔孟、中庸的厌恶转移到周恩来身上，虽然林彪实在与“尊孔”关系不大，他尊崇的是权力，从沙场将军到文革战场的副统帅，一生拼杀，都与“中庸”无关。含沙射影、遥指天外，结果很多人还是不知所云。 毛泽东随後又发出重读《水浒》，批“宋江投降主义”的指示。一部古典文学小说一下子成了亿万人民的政治教科书。而宋江，这位不凉不热、不前不後、温文笃信而又一肚奸诈的农民领袖，确与周恩来有几分历史“因缘”。聪明的人看出了“门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又如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後期地位不稳时，党报上曾连续刊出提倡“还是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文章，实际上是影射批评胡的“高消费”观点。胡仍在位，党报就敢登这种文章，有政治头脑的人，马上能破译出“胡地位不稳”。 索尔仁尼琴在他的《癌病房》中曾深刻地揭示了这种密码语言的奥妙。小说主人公是一位苏维埃党的人事干部，他总能紧跟形势不犯错误，他干了很多“整人”的事，却能飞黄腾达。他得了癌症，住进癌病房时，才与别人“在癌症面前人人平等”。临死之前，同室病友问他何以能躲过这麽多清洗运动、又升官发财？他回答∶《真理报》上登的其实不是文字，那是一种“密码”，只有象他这种人，才能破译，知道背後的真正意图。每次“清洗”之前，都会先刊出这种密码，他破译之後选择最紧跟斯大林的方式，结果才躲过灾难，青云直上。 ●摆脱心中的“小毛泽东” 包括暴力语言、气体语言、密码语言的“官话”，通过党的绝对权力进入每个中国人说话、办事、思考、写作以及潜意识。人们无论是主动地还是被动地接受它，都是被这种语言征服、同化，被这种语言所包含的党文化侵蚀、俘获的过程。人们接受了或习惯於运用这种语言，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这种文化，这种思维方式，这套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在这过程中，人不仅丧失了“本语”，也丧失了自己。 因此，只有挣脱出这种语言的镣铐，人才能摆脱这种文化、这种感觉思维，才能摆脱这种价值观念的象徵符号--每个人心中的潜在的“小毛泽东”，成为说“本语”的“身心健康”的人。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2年1月号） |
| 撒谎机制：谎言制度化——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三 1991-12-01 |
| 谎言是专制集权统治的基因，也是这种统治的外显形式。索尔仁尼琴的全部作品都在揭示，苏维埃制度的内涵即御用谎言。他提醒人们，“苏联是谎言的国度；谎言独占一切，谎言无所不包。”谎言是苏维埃制度的轴心。“唯有停止说谎，才能从苏维埃制度的桎梏中挣脱出自己。”
1956年震撼世界的“匈牙利事件”中，布达佩斯大街上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广播即谎言”。乔治·乌班认为：“人们抗议官方广播电台的欺骗，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匈牙利革命是一次反对强奸辞意、反对破坏一个古老欧洲国家“身心健康”的全民抗议运动。” 在同样震撼世界的“八九中国民运”中，北京新闻记者游行队伍喊出最响亮的口号是∶“不要再逼我们撒谎”、“我们要说真话”。它是对中共撒谎机器几十年来把中国语言谎言化的揭露和抗议。 戈培尔博士称，“谎言愈大，愈易成真”。在共产国家，谎言不仅大，而且制度化了，它无所不在，渗透在生活、生命的所有细节中。 因而我们说“党文化=谎言”，看似简单，但并不失准确。毛泽东和他的大大小小臣民动辄撒谎，习惯性的撒谎已成为他们的生命方式和唯一的语言。人们就生活在大谎套中谎，中谎套小谎，谎谎叠印交叉的谎言世界中，久之，已丧失了对说谎的感觉，更谈不上内疚和不安。他们把谎言当成了一种“真实”，并不认为自己在撒谎，因为当一切都是谎言时，就没有谎言。如索尔忍尼琴所说∶“当谎言成为准则，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由此我们可以理解“袁木同志”为什麽那麽坦然自若地面对全世界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学生”。要求袁木说真话，如同要求“谎言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放射出真实。 为什麽共产国家，尤其中共政权一定要用制度化的谎言来维系呢？ 这里，主要的原因在於，党从不是按照现实世界的真实来思维、判断、决策的；相反，他们有一整套“唯意志论”的东西，一整套意识形态，凡事皆用这套官方意识形态来解释。当现实世界的发展、变化与他们的“解释”相悖时，他们不是按常理调整、改变自己的思维和理论，而是动用宣传机器，对真实世界进行“伪造”，使之适合於他们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维持党统治的合法性、正确性、永久性和永不可挑战的权力。 对真实世界进行“伪造”的过程，就是不断撒谎的过程。从字义上看，撒谎，意味著撒谎者知道事实真相，他明知故犯地歪曲这个真相。而中共的意识形态则是另一种过程，“它是将真实自身分裂，让真实分化、腐烂成两重真实--真实和伪真实∶一个能看见，听到和触摸到的真实，和一个存在於表述、言辞和宣传中的真实。” 中共意识形态制作的这种伪真实，完全缘於统治集团把无说成有的统治需要。报纸上不断公布的党领导各行各业取得伟大成绩的统计数字，从来都是被夸大的；广播说中国人民已当家做主，更是子乌虚有；宪法上写明的行使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实际只是“橡皮图章”；人民军队爱人民，实际是党的军队杀人民；那些献身革命、热爱领袖的“榜样”、“标兵”们，如同寺庙里的泥菩萨，是党的宣传机器用意识形态的泥水堆塑的。意识形态粉饰的这一切，要人民把并不存在的东西当做“有”来看待，把伪真实当做真实。为了编织这种伪真实，他们不惜剪裁历史、假造现实、伪设将来。 ●剪裁历史，随心所欲 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党随意解释并剪裁历史。“文革”中，为了印证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统帅亲密无间、共有辉煌的革命历史，本来是毛泽东和朱德1927年在井岗山会师，在党报上变成了毛与林彪在井岗山会师，共建“革命摇篮”，并把这种“伪真实”印成巨幅宣传画，到处张贴。 更为滑稽的是，1949年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一帮党政要员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随後一位元画家根据当时真实场景画了一幅毛、刘、周、朱“大团结”的巨幅油画“开国大典”，一时成为政治“名画”，人人知晓。然而，“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党找到这位画家，让他修改这幅画，去掉刘少奇等坏人，以说明在那个时刻，刘就没与毛“站在一起”。结果，去掉了刘少奇的“开国大典”刊登在党报上。 乔治·奥威尔在他的著名政治寓言小说《1984》中早就预言这种“伪真实”的荒诞，在他笔下，一群印刷工人要时刻守在印刷厂的排版车间，如果党对哪段历史重新有解释，他们马上按照党的需要把历史书重新排版，用党的说法把过去的说法或历史本来的真实调换掉。因为党不断按自己的意识形态修改历史，所以他们必须日夜守在印刷厂改版车间。 ●假造现在，肆无忌惮 剪裁历史，对党来说还有些便利之处，毕竟亲眼目睹毛、朱在井岗山会师的人活在现世的屈指可数，而在“开国大典”与毛站在一起的党内大老也被“文革”革得所剩无几。令人震惊的是，党面对人人都可目睹的活生生现实，假造起来也毫不畏惧。 最典型的恐怕是“大跃进”年代党报对高产田的报道。1957年《人民日报》公布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伟大的十年》中记录的当时粮食平均亩产量，小麦是每亩114斤，稻谷359斤，杂粮139斤，薯类1,112斤。 而到了1958年“大跃进”年代，《人民日报》报道的粮食亩产竟一下子高於1957年公布的数十倍，有的高达数百倍。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麻城县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亩产早稻36,956斤，竟高达於1957年公布的亩产量100倍。195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甘肃康县窑坪乡和平农业社亩产马铃薯106,378斤，也是高出100倍。 1958年9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亩产中稻130,414.14斤，竟高出1957年公布的亩产量达363倍，而且还有整有零，可见其“真实”。 为了证明这种“真实”，《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15日还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四个小孩站在生长著的茂密稻穗上欢呼。图片说明是∶“这块高产田里的早稻长得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像站在沙发上似的。” 各级党报不仅都以大字标题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大跃进口号，而且纷纷在报纸显著位置辟出“丰产榜”专栏，专门报道各地“火箭腾飞”般的丰产消息。 在这谎言互相碰撞的氛围中，人们已丧失了撒谎的感觉，似乎这种“伪真实”经报纸报道出来了，就是存在的。“谎言自身也被欺骗”。连被中共称为最精明的大管家周恩来，也挑灯夜战，研究如何解决粮食太多、粮仓不足的问题。然而，在纸写的谎言背後，却是饿魂呼嚎，连续三年大饥荒，饿死两千万人的悲剧。 到了“文革”时代，谎言更加有恃无恐。明明是一场“浩劫”，报纸上却到处称颂它是“保证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明明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报纸上却是“政治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反正，“党有多大胆，报有多大谎”。 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使谎言机器老化。今年5月23日，是中共军队进入西藏40周年。《人民日报》在四月份就辟出“西藏的变化——庆祝和平解放西藏40周年”专栏，每天刊登至少两篇文章，歌颂西藏在党的领导下各个领域取得的惊人成就和历史巨变。通过这些颂文，党编织出一个西藏人民欢欣鼓舞接受中共军队占领，四十年经济腾飞、生活富裕、族泰民安的天堂图画。而实情却是，藏人的基本人权被剥夺，经济落後，民怨沸腾，藏民与中共的矛盾空前激化，几次藏民反抗事件都被中共军队血腥镇压，仅1989年春一次，据西方媒体报道，就有几百名藏民示威者被枪杀。 本年度最大国际事件是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以一百小时地面战击败伊拉克军队，解放了被伊拉克占领的科威特。面对这样重大新闻，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却把它放在第六版中部位置，每次以不到八百字的篇幅轻描淡写，而且多采用伊拉克革命通讯社的消息，连伊拉克军队在科境内被美军击败，也变成了伊军主动撤退科境。 去年，苏联物理学家、著名世界人权捍卫者萨哈罗夫逝世，世界各大报均详细报道他在人权上的贡献。而中共《人民日报》海外版却只在第八版以几十个字报道苏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逝世，享年多少，只字不提他在捍卫基本人权上的贡献和世界性的哀悼。 至於“六四”事件，更为典型。明明是上百万学生、市民要求民主、自由的非暴力的抗议运动，报纸却根据党意将它说成“动乱”、是“一小撮坏人、暴徒”在“暴乱”。即使上百万北京人目睹了真实，海外亿万观众通过传媒和电视画面看到了屠杀，几亿中国老百姓通过“嘴巴告诉嘴巴”的原始民间传播方式得知了事实真相，中共仍然通过文件、报纸、广播、电视等一切手段来编织他们所指定的“真实”。 千百万中国人被迫写检查、写认识、讲“平暴”体会。没人相信这些写认识的人是发自内心深处的，连当局恐怕也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什麽明知道人们不认同官方说法，非要让他们作假，重复报纸上的谎言呢？中共费了那麽大力气让人们口是心非值得吗？这里的关键在於，中共的宣传机器和它的党语言，意味著权力。当男男女女们重复那套谎言，把它用检查、认识的方式再一次写在纸上、说在嘴上，就意味著人们屈服於这种“仪式”，认可了自己的奴隶地位。重复《人民日报》上的语言，即证明∶你们被征服了，我们仍掌握著权力。在这里，语言就是权力。 ●编织未来，信口开河 对于人们生活周围能够看到、听到、触摸到的现实，党都敢歪曲、假造，对遥远不可企及的将来，党更敢信口开河，按“需”编制。 早在五十年代，报纸就连篇累牍刊出党的宏伟目标∶15年超英赶美。15年过去了，无人敢质问、检验党的诺言的落实情况。华国锋上台，提出“三年大见成效”，没到三年，他在政治舞台的角斗中已毫无“成效”，一败涂地。邓小平上台，提出“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收入创一千美元，达小康水平”。“一国两制”对香港“50年不变”。但谁保证邓小平再活50年？ 党号召人民“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更是一个“弥天大谎”。因为谁也活不到共产主义，谁也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它无法证伪。党把它描绘得那样美好∶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富裕到可以“按”需“分配”。这一“神圣谎言”的目的在於∶既然将来是那麽美好无比，今天人们就要忍受种种贫穷、痛苦、灾难。牺牲现世，是为了共产主义来世。而且，只有跟著党走，才能进入天堂。米兰ܯ昆德拉说∶共产主义运动是用棍子将人们赶向天堂。党以天堂的发现者、拥有者自居，为了走向天堂，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必要的，包括用棍子赶，用谎言骗，反正一切都是“革命”需要，手段的卑鄙并不意味目的卑鄙。 这种谎言机器每分钟都不停止地全方位地灌输、辐射的结果，使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地成为它的接受者和受害者。每个人都成为“带菌的人”。从谎言制度化繁衍出虚假、欺骗、虚伪，真实人人畏惧。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对中国的摧残，不仅仅在於经济的崩溃，更主要的是道德的沦丧，和文化资源的毁灭。制度化的谎言摧残了亿万人的心灵世界。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1年12月号） |
| 宣传机器∶永不停转地灌输——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二 1991-11-01 |
| 西方将中共的报纸称为“宣传机器”，是很准确的。我们翻开中共的任何一张报纸，都能看到这种特质。
这种宣传性是中共将报纸的角色定性为“党的喉舌和工具”的自然结果。党又通过我们在“报纸角色分析之一”中列举的种种控制手段使这种宣传完全成为可能。 这种宣传性有它历史的原因。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之说，载“道理”，载“王道”，载“霸道”。连康有为、梁啓超这样的大学问家，在中国刚刚出现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时，也是撰文疾呼，报纸要成为教育人民、鼓吹革新的工具，强调载“西学”以撼国人之旧脑筋。 但中共报纸的宣传性则更多地来自马克思、列宁的办报思想。马克思的《莱茵报》充满革命性和战斗性。而列宁的苏维埃报纸则乾脆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发动民衆推翻旧制的工具。当列宁强调“文学应成为革命的齿轮”时（1950年，《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即已提出了“党报”这种主张。它意味著党排斥一切民间报纸，由党垄断新闻界。 到了毛泽东时代，毛直截了当要求，报纸要成为“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报纸不仅要成为“机器”，还应是“机枪”。让我们随便翻开一张中共的报纸，看看宣传机器是怎样运转的∶ 一般而言，党报的版面主要由这样三种文字构成∶言论（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述评、思想杂谈、批判文章、时事评述等等），消息（各类新闻）和通讯（包括报告文学、缩写、侧记、特写、特稿等）。 “言论”属“硬性灌输”。它主要传达党的思想、意志、方针、政策，其基调多围绕党的权力要员的讲话和党在某时期的中心工作。它用直截了当的方式向读者灌输党的声音，党的要求，硬性统一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 “消息”可称为“中性影响”。党报上的消息，大部分的出发点并非是哪里发生了什麽事，经客观报道後，让党根据这些客观情况制定政策或调整方针。恰恰相反，它是以“报喜”的消息来证明党的方针的正确。它的出发点是印证、阐释党的领导有方和“伟大、光荣”。它起的是一种注脚的作用。 党的喉舌用各种“消息”来体现党的合法性、合理性、成功性。“报喜不报忧”成为它主要特徵之一。我们随手翻开最近一张《人民日报》（1991年6月22日）就可窥一斑见全豹。 这张八版的报纸，第一版、第二版除一条“快语新言”的短评外，共有32条消息，全为“喜事”，体现“形势一片大好”。例如这样的标题∶“世界第二座脉冲反应堆在川建成”、“高校党建会在京召开”、“淮一纺织集团産销两旺”、“江西饲料厂靠科技打开局面”、“长城脚下文明村”、“珠海实现以地养地”、“莱州农民培育的系列玉米良种産量创国际先进水平”、“云南农行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苏宁精神使我们醒悟”等等。从这些充溢成就感的标题，人们可以想象到它所编织的“到处莺歌燕舞”的文字内容。 人们长期地生活在这种单一的、舍此无彼的“报喜”消息中，久而久之，就会産生一种错觉，以为中国到处欣欣向荣，社会主义制度迸发出无比的优越性，党是那麽正确伟大。这种错觉，正是宣传机器运转的目的。 ●“计划新闻”∶七分成绩，三分缺点 许多读者感觉周围生活并非报纸所描述的那麽好，而是落後、闭塞，到处是以权谋私、贪官污吏。但报纸上的宣传使他仍希望或认为这是局部的，非主流的。也有一些有良知的记者，他们走乡串户，跑南闯北，发现真实情况是问题成堆。他们冲破各种阻力，写出这些阴暗面。自邓小平提出开放改革，以及“真理标准讨论”之後，中国报纸的版面上，报道缺点，“报忧”的文章开始出现并日益增多。现实生活中阴暗面比比皆是，记者俯身可拾。 面对这种情况，长於搞计划经济、计划生育、计划指标的党，马上提出“计划新闻”，即在报纸上，对缺点的报道只能占三成比例，成绩必须保证在七成这一“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政策，并将此作为党的新闻纪律下达各级报纸。 同时，党又强调，凡报道“三分缺点”，其批评稿必须在发表前征得批评物件的党组织的书记过目审阅，书记同意後才能刊出。如果你写了一篇揭露某工厂贪污浪费，産品积压的报道，按上述政策，你必须将这篇“报忧”之作送呈该工厂党委会，由党委书记审阅同意签字後，才能见报。 可是，又有几个党委书记愿意报纸刊文批评他的下属或他本人的工作呢?这种宣传纪律使“报忧”的稿子见报非常困难。《人民日报》著名记者刘宾雁，怀有忧国忧民之心，但他的“报忧”稿件无法获得那些被他揭开脓疱的贪官党棍们的签字同意，难以刊出。他只好采用“报告文学”方式。在《人妖之间》和《双鸭山，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两篇报告文学中，他就直接揭露黑龙江省科级以上贪官污吏近二百人，并写出他们真名实姓和种种丑闻劣迹。恼羞成怒的各级党组织到处告他的状，说他不遵守党的新闻纪律，污蔑了党的领导和大好形势。 而在报道国际新闻，尤其是报道西方国家时，这种“计划新闻”又反过来了，变成“三分成绩，七分缺点”，重点是揭示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日薄西山。在党报上，人们看到的是美国的吸毒、枪杀、街头乞丐、经济衰退、钜额赤字和侵略、干扰他国。1989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报道美国人过圣诞节时，仅发表了一篇文章∶“恐怖的圣诞夜”，写纽约在圣诞一天被枪杀多少人。即使是对自己同胞的报道，也是这种手法--台湾总是妓女如林、污染严重、党派倾轧、民不聊生。 这种丑化西方和台湾的宣传报道，就是以彼的“七分缺点”来比我“七分成绩”，以此强化“社会主义就是好”，“只有共产党才能就中国”。 ●雷锋不死∶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通讯，是“软性渗透”。它在中共新闻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一个报社，看一个记者的能力，主要不是看他的新闻敏感如何，而是看他能否写“大通讯”。 这种“大通讯”新闻体裁是中共独创，在西方新闻传播中找不到相应的概念。这种“大通讯”一般较长，有时一个整版都无法容纳。内容多是写一个人或一群人，如何在党的培育下成为他（们）那个行业的英雄。这些英雄、模范多具有崇高的道德情操，公而忘私的精神世界、坚定的党性原则和舍己为人的共産主义思想境界。他们一经“大通讯”这种报道方式在党报刊出後，党即发号召，组织人们向这种英雄学习、看齐，检讨自己的不足。 党告诉我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用这种“大通讯”报道的英雄人物来教育、规范所有中国人，这是党用“党文化”来改造、征服中国人的主要手段之一。 中国是盛産“榜样”的国家，共产党不知树过多少样板。行行业业都有自己的参照比齐的榜样。较为人们熟记的至少有雷锋、王杰、欧阳海、王进喜、焦裕禄、杨育才、张海迪、陈景润、赖宁以及1991年6月才用“大通讯”方式报道出来、随後党下文件号召人民学习的苏宁、曹伟等。 他们舍身救人，有的被手榴弹炸死、被火烧死，有的为工作累死、病死。这样为他人幸福牺牲自己已让人感动，同时他们还有丰富的道德情操让人自惭不如。如雷锋帮军属老大娘不留名姓，苏宁暗中接济一对修鞋的母子。他们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令千百万读者感动。每有这种“大通讯”刊出，报社就会收到大量读者来信，信中表示要向英雄学习，改造自己，走榜样的道路。 正因为这些榜样具有感人的力量和可接受性，“大通讯”才成为党最推崇的宣传报道体裁。因为通过这些道德榜样，可以运载、托寄“党文化”到读者心灵深处。 让我们看看这些榜样们有那些共同之处，党在“托寄”什麽—— 在他们的道德形象的背面，他们都有著为共産主义“来世”而忍受“现世”的精神。在他们的人生字典中，没有对现实世界的批评、不满，更没有反抗。而这种精神世界的获得是以牺牲物质、忍辱负重来兑现的。雷锋的一双袜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苏宁的一个枕头一连用了22年，他牺牲後人们发现，它只是一个包了几条破衣服的包袱。任何追求现世的幸福，追求物质的丰富，都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而扬弃。越穷越革命，越苦越崇高。这其中最主要的特质是，他们都信奉并实践党的利益高於一切的人生理想，为了党的需要，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为了党性，可以牺牲人性、泯灭人性，并把人性作为最丑恶的东西加以“狠斗”。 在报道这些榜样的“大通讯”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她）们的妻子、丈夫、孩子、父母，他们没有个人的“亲情世界”。他们共同的口号是，“我是党的人”，“一生交给党安排”。在最近刊出的两篇“大通讯”中，我们看到，曹伟为了工作，四次推迟婚期（《面对人生的选择-记王杰式的英雄战士曹伟》，《人民日报》1991年6月2日）。在有的通讯中，“英雄”竟在新婚之夜跑进实验室，为党争光，攻克科学难关；有的则置妻子分娩不管，老母病危不顾，坚守革命岗位，毫无“私心杂念”。而雷锋、王杰、欧阳海等，乾脆就没有妻子。 党用这些道德榜样运载了一种“螺丝钉精神”，一种“奴隶文化”。亿万个读者在被榜样崇高的道德情操感动、感染、同化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这些道德形象背後的“党文化”“软性渗透”。 这种“大通讯”也是当今中国社会虚僞之风盛行的滥觞之一。在“大通讯”中，榜样个个洁白无暇、光芒四射。他们没半点“私心”，无丝毫“杂念”，没有任何个人卑微的欲望和贪求，其精神世界的丰富、道德情操的崇高使他们象一尊尊“神”。有著七情六欲的亿万普通人，实在是达不到那种高度;硬让人们去向“神”看齐，导致了虚伪。连九岁的小孩子也要从家中偷去一角钱，然後交到学校的少先队辅导员那里，说是从上学路上拾到的。学雷锋，拾金不昧。他从老师那里获得了道德形象的肯定。再“拾”几次，他就可以加入少先队。早晨，为了争当第一个打扫教室卫生的学生，十几岁的孩子争相起早，结果有的要 晨五点赶到学校，才能抢上“第一”。所谓“假积极”，就是人们对这种虚伪现象的概括性新名词。 无论是“硬性灌输”的言论、“中性影响”的消息还是“软性渗透”的通讯，党的目的只有一个，用党的想法改造千百万人，将所有人纳入党文化的范畴，最後成为党的一个部份。这种可怕的党文化工程不停止，报纸作为党的宣传机器，将会永不停地转下去。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1年11月号） |
| 中国新闻中的“党文化” ——大陆报纸角色分析之一 1991-10-01 |
| 在海外，你和一些移民多年的老华侨谈“反传统”（文化），很难得到共鸣。他们大多为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和灿烂文化而自豪。但在中国大陆，你和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谈继承传统，他们会认为你是老古董、保守派。中国年轻一代对传统的憎恶，是久离那块土地的人无法深切理解的。
实际上，生活在大陆那块土地上的人，把中国共产党这四十多年致力推行的那套“文化”和传统文化混为一体。受中共那套东西压迫、摧残越烈的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越彻底、越极端，因为他们把两者看做是一回事。 当然，也有人借古讽今，以反传统来反现实。在专制扼杀言论自由的环境中，人们借反传统来否定现实。这种以牺牲传统文化资源来否定现实的方法同时也强化了把传统与现实混为一体，加以排拒的倾向。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电视剧《河殇》，你无法分清它的挑战焦点到底是传统还是现实。电视画面是传统给中国人带来的停滞、封闭、贫瘠，但话外音却遥指天外，让人时时感觉到是在说现实，好象传统和现实是一码事。 我曾当面请教过苏晓康先生关於《河殇》创作的初衷，是反传统抑或借反传统来反现实？他坦率相告∶在创作时，没有仔细考虑这个区分。当时人们的情绪就是把这两者混在一块加以挑战。人们普遍都有一种不满情绪要发泄，《河殇》表现的就是这种情绪。 後来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中，苏晓康先生特别指出，《河殇》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把传统文化与党文化等同起来。 如果我们沿著这个思路对大陆近四十年来的政治文化现象加以审视和思考的话，至少可以发现，中共这些年推行的“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自然延伸，又与西方文明无缘。它在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思维方式、审美趣味、语言习惯以及生活方式上，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有人将这种文化概括为“党文化”。 ●“党文化”的最大特徵是把人变成非人 我们至今仍缺少更多的学者对这种文化现象进行细致、全面的梳理和分析。我们还无法从整体上准确地把握它。但经过粗疏的审视，还是可以发现它的一些基本轮廓。 党文化，是一种以党政为核心的泛政治化的文化。它是封闭的、一元的、独尊的、排他的。一切以党的利益为出发点并为最终目的。这里，党的利益体现为党的绝对权力和永远统治。为了这种绝对权力和永远权力，党强力推行一整套以党价值为终极目的和最高标准的价值观念、道德取向和人生态度。党通过对所有生産资料的占有和对政治、传媒的绝对控制，全面地、立体地、强行地、持久地推行这套文化。 这种文化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独尊性，它以封锁外部世界的全部真实来维持它的一元地位。它是以政党和政权为主导、以武力为後盾强行实行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奴隶文化，因为这种文化的物件被动地、被迫地、在被切断一切与外界资讯资源联系的状态下别无选择地被这种文化同化。 这种文化在意识形态上灌输奴隶意识∶为了共産主义来世的伟大辉煌，忍受现世的一切贫穷、痛苦；为了精神天国而牺牲现实的物质；为了党性，泯灭人性。要人们顺从、奴从，成为党的事业机器上的“螺丝钉”，革命道路的“铺路石”。 “螺丝钉”和“铺路石”是这种文化所极力推崇的道德理想和人生典范。从这两个悲剧性的物质形象上，人们可以想象到这种人生理想对人的毁灭程度。 党文化的最大特徵和深刻本质在於，它窒息人的想象力，扼杀人的创造性；它是把人全面地、有意识地异化为非人的可怕的文化工程。 ●党报∶党文化的核心载体 中共历来重视“宣传”的作用，它曾産生奇迹般的巨大欺骗、蒙蔽作用。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麽当年许多优秀知识份子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以及後来的“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的狂热。这些并非刺刀逼迫的结果。 在宣传中，报纸是主体。虽然电视近年已普及，但它也没有取代报纸的特殊地位。在农村，相当多的地区使用有线广播，但有线广播仍然是广播报纸。报纸，成为城乡人民政治学习的主要读物。通过“读报”等政治学习方式，党用社论、评论员文章和表彰好人好事的“通讯”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同时，将党文化潜移默化到人们心灵深处。 以学报纸、学中共文件为核心的政治学习制度，自中共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後，即逐步地制度化了。无论知识份子或文盲，工人或农民、公民或罪犯，政治学习都是他们最普遍、最经常的社会生活形式。 这种学习制度形式多样，内容也因时而异，但有一个东西贯穿始终，那就是学习如何“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学习如何按党所主张、认可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学习如何按党的语言模式和审美趣味来思考、说话、办事以至吃、穿、住、行。实际上，这种学习过程，就是让他们接受党文化的过程。 读报，只是党文化的辐射。而读报後写心得、谈体会、撰写大批判文章和座谈会等，又迫使人们运用报纸上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解释现实。按照报纸上的语言模式来规范自己的话语系统——应该说什麽，不说什麽，怎麽说。这种写心得、谈体会的回圈过程，不仅使党文化得以传播、辐射，最後它成了传播物件的全部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一种自觉的生存方式，传播物件最终融为党文化的血肉。 亿万个传播物件接受了这种文化之後，就按这种文化的标准去要求他人、辐射他人、检验他人，以求最大限度的“同化”。党有意识地辐射和亿万个老百姓之间无意识的传播，造成一个社会性的“文化共振”，使党文化浸入每个人的灵魂和血液，凝聚为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稍加研究，至少可以发现党文化在报纸中有这样的体现∶组织工具，宣传机器，谎言机制，语言暴力，缺席审判和僞造多数。 ●党是所有报纸的总发行人 如果说，西方文化强调“个人”，那麽党文化则强调“集体”，即“组织”。它以“党组织”为本位。毛泽东自1927年在“三湾改编”（军队）时提出“（党）支部建在连上”，用层层建立党组织控制军队，实现党指挥枪後，很快把这种组织方式扩展到所有领域。凡有人的地方就发展党员，有三个党员就建立“党小组”，10名建立“支部”，30名建立“总支”，50以上建立党委、党组，直至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现在又提出在这所有之上有个“领导核心”，第一代是毛泽东，现在是邓小平。这个庞大的党结构金字塔底座是数不清的基层党组织。中共就是用这张巨大的组织网来控制社会。 党首先消灭私有制，从国有达到党有。同时，党以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禁止任何非官方报纸存在，公开宣布“报纸是党的工具和喉舌”。党具体采取八种措施，使报纸彻底成为它的“工具”。 党组织和宣传部双管齐下 第一，在报社建立党组织。由这个党组织操纵报纸的运转，它代表最高权力。这个党组织的级别大小，决定著这个报纸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如果它是“党支部”，这个报纸的行政级别是科营级，如是“党委”，就是“县团级”。《人民日报》有“党组”，即为“省军级”。同时也设有基层党支部。报社党组织又形成自己的金字塔权力机构，把报社从上到下都控制起来，从采访、审稿、编辑直至出版印刷、发行。 第二，报纸要接受上级宣传部门的领导和监督。例如我曾工作过的《深圳青年报》，要同时接受两个宣传部的监督和指导∶共青团深圳市委宣传部和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这种监督、领导包括部领导到报社讲话、报纸总编辑下发“宣传动态”及指导报纸登什麽，不登什麽。 ●党扼住两个紧箍咒∶人事和财权 第三，报纸的总编辑必须由党员出任。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组织部门选择总编辑时任用党员以保证报纸的党性原则。很多报纸总编辑本身就是党组织中的重要成员。如《黑龙江日报》总编辑（1985年）当时就同时是该报党委会副书记。不久，又升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长。 第四，党的组织部门决定报社的人事。一个报社有多少编制，用什麽样的人，权力掌握在党的组织部门手中。因而有民谣“紧跟组织部，月月有进步。”一般报社人员来源有三，主要领导多来自上级宣传部门。编辑，记者，一种是党从大学毕业生中选择政治表现好的学生；再就是从基层宣传干部中选拔，这些人既熟悉党的宣传方针，又通过经常写稿而熟悉报纸需要什麽。 第五，广告收入上缴，由党包揽财政。报纸是“党的喉舌”，所需经费由党的各级财政部门按年度预算拨给。而广告收入和报纸销售费，都要象其他国营企业创造的利润一样收缴到国家财政部门。党用收入缴公、再分配的方式，将报纸的经济生命控制在手中。中共干部说，我们拿钱让你办报纸，你不能拿我们的钱来骂我们。 ●新华社、人民日报统领天下 第六，新华社“通稿”，一统天下。新华社为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它发出的重要消息、言论等，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必须登载。这并非由於新华社消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而是由於特殊地位--它是党的最大“喉舌”，代表党中央高层的意见和在宣传上的权力。 对於重大事件（无论国际或国内），地方各省、市党报都不敢擅作报导和评论，必须以新华社“通稿”为报导标准或乾脆登载“通稿”。所谓“通稿”，即各级报纸都必须采用、具指导性和标准性的通用稿件。 第七，《人民日报》社论“射”向四方。《人民日报》具有与新华社同样的性质，主要反映中共中央决策层意见。它在名义上归“中宣部”领导，而实际上一直由政治局一名常委直接管，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由胡啓立管，现由李瑞环管。熟悉该报的人都知道，在总编辑桌上有一台红色电话机，为中央高层专线，可直通中央要员的办公室。 虽同是党报，《黑龙江日报》只是中共黑龙江省委机关报，这种党组织的上、下级领导关系，决定了《人民日报》社论对各下级党组织报纸的指导作用。因而，凡《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其他党报都必须转载，并且要放在头版重要位置。 这并非成文规定，但凡有政治常识的各级党报总编辑们都视其为基本的党性原则和新闻纪律。 “六四”事件後逃到美国的原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先生最近撰文说，当他看到《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时，“职业敏感告诉我，这是极不寻常的社论，应转发在《海南日报》头版头条，加通栏大字型大小标题，以示对中央的支持。”但他当时的思想感情是与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市民一致的，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社论。结果他将“四．二六”社论转发在《海南日报》第四版上。据他事後观察，“从中央到全国各地的各类报纸，如此以否定的态度处理四．二六社论，唯有《海南日报》一家。”这最後成为他被撤销一切职务的“重要错误”之一。 这种“社论”的重要，主要在於它多根据中共高层人物的讲话精神整理而成。如“四．二六”社论即为4月25日邓小平对当时学运的“定性”讲话，由《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范荣康撰写成社论。 有时中共高层会有一个专门写作班子按领导意图撰写这类社论和专论，在《人民日报》发表，由各级党报转载。因而“文革”中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之说。梁效为当时江青在“北大”、“清华”组织的一个写作班子的笔名，谐音“两校”。 ●《宣传动态》∶宣传机器的操纵杆 第八，分级分期“简报”，全面细腻控制。对各级党报最经常性的指导是来自各级党的宣传部下发的简报“宣传动态”。中宣部平常每个月下发一本，省委宣传部半月下发一本，市委宣传部每周下发一本。它只有十几个页码，内容主要是指导报纸最近一段时期应集中报导什麽，如何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如“六四”事件後，这种简报都要求报纸宣传“平暴”的胜利，宣传北京“暴乱”如何不得人心。而最近，则要求报纸重点宣传“稳定压倒一切”。 1985年，中宣部曾在下发的一期《宣传动态》上，指示各报批评大陆电影女演员陈冲，理由是陈曾在外国影片《大班》中试演了一个任洋人主宰的中国女性形象，并有几个暴露身体的镜头，有损国格、人格。当我们《深圳青年报》接到这期“简报”，开会讨论如何写批判文章时，一名编辑调侃说∶能否让我们先看一遍电影，看看陈冲究竟露了多少再批判？ 半个月後，中宣部又在下发的简报中说∶对陈冲的批评暂时停止，据了解，陈在美国已获绿卡，正办理入籍手续，再批恐怕影响中美关系。听来象一个“黑色幽默”。 这种宣传简报不仅事无巨细地指导报纸登什麽、如何登；而且对不登什麽，也有明确的规定。从我看到的简报中，至少可以归纳出有九个领域，报纸不得随便公开报道∶拐骗、买卖儿童；吸毒、贩毒；妓女；公安；海关；外交；军队；监狱、劳改、劳教等系统的问题和党的高级干部问题。这里是指丑闻或阴暗面。如成绩，当然鼓励报道。 党通过这些具体措施将报纸变成名副其实的“党报”。中共曾自毫地说，我们没有新闻检查。中共说了一半实话，确实中国报业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是，当党用上述措施把“党控制”制度化後，检查已无必要，因为实际上它已渗透到每个运作细节和操作者内心深处，已“防患於未然”。但也有个别的报纸试图向这种角色挑战，传递真实资讯，刊载“出格”言论，结果都被中共查封∶甘肃《西部晨报》（1985年，因提出“西部精神”）；上海《社会报》（1986年底，因刊文揭露社会黑暗面过多）；《深圳青年报》（1987年2月，因刊文“劝邓小平退休”和刊发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三人的文章）；《深圳工人报》（1987年2月，因刊发王若望文章“两极分化之我见——与邓小平商榷”）；《蛇口通讯报》（1989年11月，因刊文支援北京学运）；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4月，因刊发纪念胡耀邦逝世讨论会纪要等）。 查封，只是极端措施，常规惩罚是撤换总编辑、改组报社组织机构，开除编辑、记者等。如“六四”後《人民日报》就有11名局级干部被停职，中基层编辑记者停、免职达117人。社长、总编被撤职，四名副总编辑有三人被停职。 党除了将“操纵制度化”外，在理论上也极力强调，“报纸的党性原则是第一位 的。”不仅毛泽东这样认为和强调，连被认为中共党内最具开明意识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在他1985年所做的报告《论党的新闻工作》中，也一再强调。 1989年4月，上海《世界经济导报》被查封时，该报总编辑钦本立抗辩说∶我们有自己的理事会，经济自负盈亏，是民办报纸。当时进驻报社的工作组组长刘吉宣布说∶“导报”1980年创刊时，是由上海科学院提出申请，经由上海市委 宣传部批准的。因此，“导报”从创刊起就不是民间报纸，更不是同人合办，而中国从来就不存在这类报纸。同时他强调，钦本立是拿国家工资的正局级干部，他的任命和罢免都是由市委决定的。 这种种状况导致你无法在中国新闻理论中发现西方独立报纸发行人这种概念。在中国的报纸中，如果你要找发行人，人们会把你领到“广告发行科”，以为你要订一份报纸。因为所有的中国报纸只有一个总发行人∶共产党。党用全面控制和操纵，使报纸成为传播“党文化”、贯彻党意志的最大工具。“喉舌”，是党对自己的报纸最准确、最形象的概括和描述。 （待续） （载《中国之春》1991年10月号） |
| 张学良在纽约谈“西安事变” 1991-07-14 |
| 西安事件的主角，并为此付出半个多世纪人身自由代价的张学良将军，最近被允许从台湾到美国访亲问友，一时成为新闻焦点。
这是张学良1949年随蒋介石到台湾後，40多年来第一次离开台湾寓所到美国，因而引起各方瞩目。它的一些旧部属、幕僚和学生，争相一会老长官，叙旧温情，而在美国人数众多的东北乡亲也想一睹当年东北军总司令的风采；新闻记者们更想趁机挖挖「西安事变」的内幕新闻，因当年主角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已相继过世，唯剩下张学良，又已90岁高龄。如他再不讲，西安事变很多细节将永远仅是历史学家的一种想像。 但张学良到纽约後，最想见他的是中共使馆官员，因为他们终於有了劝说张学良回大陆一游的机会，做统战文章，以美化中共当年在西安事变中的民族大义感，借此再对台湾施压。 中共近年来利用电影（《西安事变》上下集）、电视连续剧（少帅传奇）以及通俗演义、小说等众多手段，再现中共理解的西安事变，其中把主角张学良塑造为潇洒、果敢、有民族责任感的世纪大它琚A而把蒋介石丑化为胆小、怕死、临危狼狈鼠窜之辈。反正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纸等全部传播媒介都控制在党的手中，中共可以任意「指点江山」、创造历史。只要张学良一到北京，中共就可一按电钮，所有宣传机器同时开动，中共想表演什麽，制作什麽，达到什麽效果，均唾手可得；那时，就顾不得张学良究竟说什麽了。几个月前，美国驻北京大使李洁明受邀访问西藏，中共报纸就伪造出李洁明夸赞西藏人民状况有改善的新闻，虽遭到美致函抗议，但中共一如既往，绝不刊登抗议信函。以此愚弄十亿大众。这一套，中共玩弄了40多年，一手「绝活儿」。 ●「行踪诡秘」纽约行 但张学良自抵美後就表示对两岸政治绝不涉入，以「闲云野鹤」自居。中共使馆人员便采取外围攻势，找到能接近张的人，去做「说服」工作。中共驻纽约总领馆的一位副总领事宴请「纽约东北同乡会」主要乡长，请他们见到张学良时，转达口信，北京当局特别欢迎他去大陆走走、看看。杨尚昆直接捎信说，如少帅愿回大陆看看，中共可派军用飞机到台北接他，并在北京机场铺红地毯迎接。 在这各种「意图」包围下，张学良抵美後极为谨慎，很少公开露面，只在少数亲属、朋友圈中活动，人称「行踪诡秘」。 5月28日下午，在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先生的安排引见下，东北老乡的《纽约新闻报》主编李东渤、《东方新闻报》主编李勇，以及李兴唐、薛仁山、马忠良等，加上来自中国大陆的东北人刘宾雁和我，一块拜访了张学良先生。张先生当时住在曼哈顿中城的一套公寓里。 我在大陆时曾看过中共拍摄的《西安事变》电影，其中的张学良风流倜傥、飒爽英姿，扮演他的演员是大陆出名的「俊男」。因而一看到真正的张学良时，感到难以接受：少帅英姿，灰飞烟灭；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十分苍老、面容瘦削、头发稀疏的老人，老年斑和皱纹交织在脸上。我努力去接受这个真实的90岁老人形象，而忘记电影、电视中曾看到的英俊少帅。 但当大家坐下来，用东北话一交谈，你立刻可以感到这位老人的活力，他说话声音不颤不抖，洪亮粗犷，仍保持东北人那种豪爽之气。 9个东北人围坐一桌用东北话谈起东北人，真叫过瘾。一位同乡首开话匣，他说外界一般对东北人的印象是：豪爽、粗犷、讲哥们义气。刘宾雁接著说：在大陆，不仅老一辈看重张学良，年轻的一代也对他肃然起敬，因为张先生身上体现了东北人优良的传统：敢做敢为，勇於负责。张学良用浓重的东北话说，他不敢接受这样褒扬，他觉得仅是尽国民的责任而已。他说：「东北人有优点，但毛病也多，鲁莽，好冲动，捅娄子。过去人称东北人为‘白帽子’，就是这个意思。当时东北赶大马车的人多戴白毡帽。」他对自己性格的概括是八个字：「鲁莽操切，胆大妄为」。他说，「我正是这种性格，才会闯下大祸，做了那麽多捣乱的事。如果说东北人好捅娄子，那我属於这种人——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 ●最忌讳「西安事变」 对世人来说，人们最想从张学良口中了解西安事变鲜为人知的内幕。但张又最忌讳此话题。於是我试探地提问：「作为晚辈，我最没有资格谈历史。对‘西安事变’，我只是从电影中、书本中知道大概。我不清楚中共拍摄的上下两集《西安事变」 是否真实再现了那段历史。」 张学良对此问题十分敏感，他说：过去不少记者，包括不久前访问过他的日本电视台记者，绕来绕去想从他口中探出西安事变内情，「我是绝不会说的，到死也不会说。」他说原因是不想做伤害任何人的事，这段历史恩恩怨怨不会从他口中说出。至於外界对此的毁誉，他一点也不计较。他说，当年《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西安事变」後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明白的人不用跟他说，糊涂人跟他说也没用。」因此，他选择沉默。 对於大陆拍摄的《西安事变》，他说没有看过，真实与否无法评断。但据刘宾雁说，他看过几本有关张的传记、评传，其中一本较权威的《张学良和「西安事变」》中，写张在台北曾与家人偷偷看了大陆的《西安事变》电影录像带，据其家人讲，张观剧时，一语不发，有时流泪。 我告诉张先生，在《西安事变》中，说东北军对日本人采取「不抵抗政策」是因为蒋介石有一手谕给张，让其不抵抗。「到底有没有这个手谕呢？」张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藉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後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是功臣还是罪人？ 我说：《西安事变》电影在大陆流传甚广，年轻一代主要从这部电影获得对当年这桩震惊全国的事件的最初看法。在这部电影中，你被说成是「世纪大功臣」，而蒋介石则临危逃窜、形象不佳。张学良说，那是他们对蒋家的丑化攻击，不可相信。他说，自己是基督徒，对毁誉已置之度外。「说我是大功臣，我也不领情，也不为此高兴；说我是千古罪人，我也不在乎。我给自己起名字‘闲云野鹤’，就是要躲开这些事情。」 我接著问，「在那部电影中，当周恩来赶到机场，发现你已陪同蒋介石去南京，周说你中了读古典小说连环套的毒。如果历史重演，你还会不会送蒋介石回南京，而失去几十年自由？」 张学良直率地回答说：「周恩来是瞎说。送蒋先生是我自愿的。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我还会去送他。我当时要陪他回南京，蒋先生不同意，他说你去我很难办。但我坚持去，一人做事一人担。到南京，蒋先生周围的人要杀掉我，是蒋先生一直保护我。记得刚到南京，在下飞机时，蒋先生就吩咐说：要好好照顾好副司令。」 在去拜访张学良先生的前一天晚上，我曾和一位哥伦比亚大学读教育学的台湾博士生聊天谈到张学良，这位台湾学生认为，如果没有张学良当年那样做，历史会是另外的样子。因当时以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全力以赴是能将中共势力打垮的。而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使中共得以喘息，最後坐大。这位学生说，在台湾，很多人都私下认为张是历史罪人。我在哥大接触到的另外三位台湾博士生，也都持这种看法。是历史罪人，还是民族英雄，两种评价实在大相径庭。 六十年前曾在东北大学见过张学良的李兴唐先生巧妙地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说，抗战胜利後，一度传说张学良要回东北，东北民众欢心鼓舞，以少帅在东北的声望和影响力，假如真的回去，中共可能不会有借东北坐大的机会。 张学良谦虚地答道，他不知道自己在家乡有这样的影响力，也不知道乡亲这样看重他。李勇先生则直截了当地问张：当年红军经过长征所剩无几，势力单薄，如无西安事变，中央军很可能将中共完全打败，以避免中共最後坐大在大陆造成几十年的大悲剧。 张学良也据实作答：红军当时是打不败的。他举出三个理由：一是他的两个师（109师和110师），各有一万人，由郭、何两个勇将领军，与红军在陕北会战，面对装备不足的红军，两师人马却全军覆没。郭师长战死，何师长被擒。此事震动了整个东北军，人们才知道共军难对付；第二是他强调红军的顽强。他说，自己是带兵的人，深知带兵之不易。而红军经过前有堵、後有追的二万五千里撤退而没垮、没散，带兵的人是利害的；第三，他说红军内的党组织结构也很利害，也有老百姓的基础。「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红军，既然消灭不了他，莫不如和他们合作。」所以他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主张有相当分歧。他认为只要一致攘外（抗日），自然就会安内。 ●四十年无自由是「公平的」 有人接著问张学良现在是否仍不赞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张学良十分肯定地说：他仍然认为当时只有国共合作「攘外」，才能「安内」；「安内攘外」政策不可取。他与蒋介石的政见不同在於此，但除了政见不同之外，他说蒋先生与他情同骨肉，几十年对他呵护倍至、因此，在蒋介石逝世时他送了这样的挽幛：「关切之殷，情同骨肉；政见相争，宛如仇雠。」当刘宾雁谈到张先生失去自由几十年时，张学良却说，四十年失去自由是应该的，没有什麽好怨的。当年他坚持陪同蒋先生回南京，就抱著准备死的决心。 张学良谈到此，沉缓地说：「如果我是蒋先生，我会枪毙了张学良。因为这是背叛啊！但蒋先生让我活下来，这是蒋先生的宽大。我这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蒋先生杀了杨虎城将军，因为应该杀的是我。」他接著说：父亲张作霖耳提面命，训诫「做军人要置生死於度外，要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对此，学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视同平常。军人叛变是死罪，但我却活了下来。四十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张作霖和蒋介石 张学良喝完了他的第一杯咖啡後，以习惯的职业军人的命令口吻说：「再给我 倒杯咖啡，不要放糖！」也许是咖啡因的作用，这次他竟一反常态评价起蒋介石、周恩来和他父亲张作霖。他说：「我最推崇两个人，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蒋先生。但他俩很不相同，我父亲这个人有雄才无大略；蒋先生有大略无雄才。如果他们俩携手合作，中国恐怕不是今天的样子。」 接著张学良讲了一段他父亲的故事，以证其「雄才」。他说，当年东北总督赵尔巽（被革命军处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之兄），特别器重推崇张作霖的雄才，当时一驻军首领蓝天蔚（也是国民党在东北的负责人）在渖阳谘议局逼赵脱离清政府独立，张作霖自告奋勇陪赵前往，在谘议局，张将手枪往桌子上一摔，说「我反对！」结果吓得蓝天蔚挟著公事包就跑了。而恐惧蓝天蔚叫兵报复的赵尔巽，忙把所有兵权均授於张作霖。当年张学良才10岁，母亲给他一个装满大洋的口袋让他逃命。当时张作霖身边仅有一营人马，却临危不乱，结果蓝天蔚竟一跑无踪影，从此张名声大震。 ●周恩来是「大政治家」？ 在谈到周恩来时，张对周颇多褒扬。他说周恩来是「大政治家」，是共产党的大功臣。他形容周能屈能伸「了不得」。他说：「周恩来说话简洁，非常机敏遗孀邓颖超保持联系，年前他在台湾做寿，邓颖超曾有贺电给他。 在座的资深报人李勇先生对张学良赞扬周恩来不以为然，他向张学良说：「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和文革两次残民运动中，周恩来都担当帮凶的角色。一般人批评说，毛是小人，周是伪君子。所有中共在大陆的胡作非为，都有周参与，这种人能称为大政治家吗？」张学良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 谈话间，薛仁山先生将两封信转交张学良，这是张的好友杜重远的女儿写给张学良的。张拿过信感叹地说，他至今不理解盛世才为什麽要杀掉杜重远。他说：「盛世才这个宝贝，原来是我的一个副官，被我推荐给父亲，还是我父亲眼力厉害，他一下子看出此人不安份。一次派他去谈判，回来後他说嫌官太小，自己把自己提升为上校。後来他要去新疆，饷银太少，我给了他五万银元。结果他在新疆坐大，杀了很多人，把杜重远也杀了。」（编者按：杜重远年岁略长於张学良，当过张的秘书，和张的关系是亦师关系也极为密切，杜死於狱中後，杜的妻子邵御之和两个女儿，由周恩来照顾。） ●弟弟张学思文革被斗死 有人问道，他是否知道他的弟弟张学思在文革中被斗死的惨剧，张学良说，他的一个侄女有时从台湾去大陆，一次去见了吕正操，得知张学思被害经过。吕与张学良是同学，都是东北讲武堂的，可谓老朋友。後来吕当了中共铁道部长。文革中，他的弟弟张学思被打成东北帮首领，与吕关在一处。据吕正操讲，当时他为保命过关，什麽都交代，让承认什麽就承认，「低头认罪」。而关在对面牢房的张学思，却拒不认罪，反而高喊呼冤，结果遭到红卫兵痛打，越打他越喊，後来高声斥骂红卫兵，最後竟被活活打死。 这次中共办亚运会，杨尚昆特邀张学良的这位 女等家人赴北京，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坐在贵宾席。会後，杨尚昆亲自接见他的侄女等人，捎话给张学良，只要他愿回大陆看看，中共可派专机到台北接他。 ●远离政治，笃信基督 张学良将军在透露了这些内情後说：依我本愿，我很想回大陆去看看，主要是看看东北乡亲，给父亲扫扫墓。但我最怕卷入政治纠缠之中。「我已远离政治，笃信基督。」 他回顾笃信基督的前半生，称在宗教信仰上蒋夫人（宋美龄）对他影响最大。他曾是南美浸信会神学院的函授毕业生，领路的牧师叫周联华。但张学良在幽居中对佛教也有相当研究，涉足密宗；又曾探索道教。比较三者，以传教方式而言，张学良认为还是基督教最能接近百姓大众。 张学良不认为自己在少壮时代有过轰轰烈烈事迹。他说，他之所以出口来做事，「是因为别人两百步做成的事，由於我的特殊家庭条件，只走一百步就能做成。」因此，「我只是按著本份，凭著良心为国家、为民族做事而已。」现在，唯一的愿望是大家把他忘却；他恨不得去掉张学良这名字，只当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从此不再有政治纠缠，不再有记者踏破门槛，不再有任何采访，求「闲云」之清静，达「野鹤」之超脱。 刘宾雁问张学良是否会回东北家乡看看？并说，以前他在中国当记者的时候，的确很希望张学良能回去，但现在他不赞成张学良回去，因为这样会被中共利用。席间也有乡亲劝张学良回大陆家乡走一走。张说，他近期不打算回去，不愿卷入政治之中。有人问他什麽时候回去，他说等政治不再纠缠他的时候。 ●李、郝合作，台湾有前途 当话题转到台湾当前政局时，张学良语出惊人：「我很崇拜李登辉，这人非常能干。我也崇拜郝柏村。李、郝合作，台湾有前途。」作为90岁老人，从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人，用「崇拜」一词来表达，让我们这些晚辈大感吃惊。 张学良接著对台独运动加以批判，认为台独是「胡来」，给台湾前途带来巨大危险，闹「独立」，只能找挨打，毁了台湾前途。他补充一句说：当然，中共打台湾，也是毁了自己。 ●对「六四事件」不太清楚 在纽约被称为三大反共硬汉之一的李勇先生则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杀死了二千万中国人；而中共统治四十多年来，据统计杀死了六千万同胞，张乡长对此怎麽看？」 张学良略微思考後说：一个政权在夺取政权，维持政权时总是要杀些人的。李勇紧接著问：「中共用坦克、机枪在大街上杀学生和平民，当时的电视您看没有？」张学良马上回答：「我没有。」李勇又追问「那对六四事件您知不知道呢？」张回答：「知道一些，不太清楚。」 席间多位同乡马上向张学良描述两年前中共屠杀学生、市民的惨剧，同讨中共。张学良对此的反应是：什麽事情都要听听两方面的意见，不能只听一方的。 老记者李勇接著请教如何做人。他说，1949年中共军队占领广州的前一天，他父亲（当地老报人）带他逃到香港。第二天，中共军队在广州枪毙了七名新闻记者，其中好几位是他父亲的朋友。「如果我们不逃，我父亲也可能被杀。如果我仍在大陆，究竟应该怎麽做呢？」「是忍受专制暴政呢，还是反抗呢？」 张学良平缓地说：你就做好份内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位置，一个岗位，把它做好。 张学良在整个谈话中，对人的最大批评是「不安份」。特别强调做好「份内」的事。刘宾雁对此评价说：张学良是基督徒，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宽容一切，和我们一般受过中共迫害、有亲身体验的人感受不同，对他不应苛求。而李勇先生则认为，连「六四」都回避，说「不太清楚」，实是古语说「人老奸，马老滑」之故。 ●「西安事变」是背叛行为 一气两个半小时的谈话，张学良连喝三杯不带糖的咖啡毫无倦怠。每当谈到一历史事件，张脱口说出人名、地名，记忆力十分好；反应问题相当机敏，对某些他不愿谈的话题，他很有婉转解说或顾左右而言他的应酬能力，根本不是一个90岁的糊涂老头。 二个多小时，几乎都是张学良在说，他谈了好多，范围很广，集中起来，给我三点强烈感受： 一是他对当年发动西安事变很後悔。他多次强调自己「鲁莽操切，胆大妄为」，并称那是「背叛」，应获死罪。四十年没自由，他不抱怨，对此事件，他有明显的悔恨情结。可佐证的是，我们见面两天後，即1991年5月31日在纽约他的91岁生日祝寿会上，他做了相当情绪波动的讲话：「《圣经》中保罗说，他是一个罪人，而我则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摸著良心，愿为国家做些事，但我却没做什麽好事，」「除了一些是非之外，一生没为国家、社会做什麽。 」 二是他不讲西安事变内情，说怕伤害别人。其实事件已过去55年，毛、周、蒋均已过世，当年的主角仅剩他一人。再谈及这段恩怨，恐怕是怕触击他自己的内心创伤——悔恨情结。当年他执意陪蒋去南京，也知凶多吉少，但坚持要去，也是有负荆请罪之意的。几十年皈依基督，面壁沉思，再加上目睹中共坐大後在大陆所为，他内心的痛楚悔恨之复杂情结恐怕不是常人所能感受到的。这种复杂在於，他认为自己的方式方法错了，但至今仍认为当时坚持的先联合抗日（攘外），自然就会「安内」的政见不错。但用「捉拿」，用刀枪逼迫方式，对待自己最推崇的「领袖」，威胁其改变政见，对於张学良这样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熏陶的人来说，恐怕内心深处难以接受。他几次讲「应枪毙我」，我是背叛，就是这种情结的渲泄。 ●避批中共，不回大陆 三是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批评共产党，无论贬、褒，都尽量绕开。即使碰上「六四」屠杀这样的问题，也不予置评。对「六四」中共用军队在大街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在美国无论何种教派，都对此表示愤慨。张学良以基督徒角度回避此问题，并非是宽容，话里话间，明显是绕开。这当然与他主张对躲开政治，当「闲云野鹤」的人生观有关，但又不能全然解释。 不久前，吕正操专程从北京飞来纽约，以老朋友身份会晤张学良。对於中共频频盛邀，张学良明确表示近期不打算回去，表面说辞是不愿涉入政治，而实际苦衷在於，中共将西安事变视为历史大进步，将张学良视为民族英雄，邀张去大陆，多是为其宣传所用。而张经过几十年沉思反省，认为自己这件事做错了，是「闯了大祸」，自己是「罪人」，悔恨不已。如果张去大陆，中共当面捧他为大它琚A他会非常尴尬。如他真实说出对发动西安事变的悔恨，也会使中共下不了台。而两方面对此问题的看法都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与其双方尴尬，不如暂时避开。恐怕这是张学良一再说等政治不再纠缠时再访大陆的真正想法。 ●有责任澄清历史真实 作为大陆人，我们知道的是毛泽东、周恩来认为的「西安事变」；作为台湾人，人们多半知道的是蒋介石理解的「西安事变」，因此，我们今天特别想知道抛开国共两党政治利害关系，由张学良本人说出的「西安事变」。作为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人，张学良将军有责任向晚辈、後人澄清历史真实。 （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1年7月14日） |
| 致读者 0000-00-00 |
| 我从写诗开始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在我青春成长的岁月里，中国正处於最严重的无书可读的精神饥荒中；由於结识了一个被发落到东北边疆的诗人，我有幸读到了一些诗集，於是开始模仿写诗，在东北的一些报刊上发表。後来在黑龙江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仍继续做著当诗人的梦；但由於读到了一些有关共産主义罪恶的禁书，反抗专制的意识日益萌生，我的诗里也增加了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发表了不少诗和一些诗歌理论，也算小有成绩，还得到了一个去中国最权威的诗歌杂志《诗刊》做编辑的机会，但是，我的文学梦第一次被现实打断了：完全是由於我的诗和我组织的文学社团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因素，我被惩罚性分配到一个健康小报做编辑；後来自己努力调到了南方的《深圳青年报》。这期间我仍在继续写诗，出版了一本诗歌理论专著，继续做著文学梦。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深圳青年报》做编辑的时候，正值中国进入一个思想解放的小高潮，推崇美式民主、向往西方文明成为知识界的一个主导潮流；专制与反专制的较量日益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办一张报纸比写诗更令人兴奋。与此同时，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只要专制政权存在，只要泯灭人性的文化不受到挑战，中国就绝不可能産生真正优秀的文学。事实已经证明，在所有极权国家，哪怕是有著灿烂文学传统的俄国，在共産专制下，都没有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专制政权不推翻，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都是奢谈。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生存的那个社会的産物，认或不认，这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开始写政论文章，越写越有兴趣，觉得这或许是比诗更适合我的文字表达形式。但我仍发表一些小诗，自我奢侈、满足一下，文学依旧是一个难以甩掉的梦。 报纸终於由於冒犯当局而被关掉了，1988年我来到美国。即使能用英文写诗，在美国都完全无法靠诗生存，更何况写中文诗了。好在我已经习惯、也喜欢写政论文了，而且在有限的华人世界，靠中文写作居然可以生存，并且状况比前辈的、其他国家的所谓流亡作家要好很多。虽然我仍是更喜欢文学，但在西方这些年的经历才使我得知，当年在中国接触到的文学和文学评论是多麽贫乏、可怜！才使我痛感，我们离真正的文学世界是多麽遥远。我们这几代中国人，有些补不上的课是致命的，再加上人性被那个吃人的制度吞噬太多，在这种先天条件的严重缺陷下，能写出真正的优秀作品的机会就低的可怜了。人生有多少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的遗憾呵！我曾在给一位中国诗人朋友的信中说，西方有多少笨蛋都走了漂亮的文人之路，而无数智商一点也不低於他们的中国人，就几乎完全被那个制度毁了。这也是我对共産制度痛恨至极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人活在那个制度中不被致残，人不能胜天。今天的中国不産生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无论中国作家们在中文世界的小圈子里怎麽自恋。那是一个严重摧残人性的制度，没有人性，谈何文学？ 所以摧毁那个制度就成了我全身心关注的目标。既然不能做文学殿堂里的一颗明珠，那就做通向自由之路的一块铺路石子吧。所以这些年来，我全力关注的是了解西方，学习美国。从美国全方位自由流动的资讯、思想中，从近距离观察美式民主的运作中，对美国的民主价值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基本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治理念。在我发表的文章中，我对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从来都是坦然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反对共産主义，推崇西方文化、西方文明、西方主体价值和美式民主制度；支持台湾和西藏人民的自决权。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推崇共和党保守主义的理念，具体说，比较接近（但不完全是）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小政府、大社会、充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和家庭价值，重视国家安全，支持强大国防。作为一个移民，我倡导种族共融性，强调是非大於种族，人类的共性大於种族和文化差异，反对多数华文媒体乐於在海外华侨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做法，等等。 在个人经历上，虽然我来自共産国家，但也和美国新保派的人物们比较接近。比如，新保派的鼻祖们和当今活跃人士，几乎全都在年轻的时候爱好文学，做过当文学家的梦，不少人一直都在写政治评论的间隙，写些文学评论，或出本诗集、小说之类。同时，他们多数都在早期的时候有过左倾倾向（这是愤世嫉俗、对弱者充满同情心的文学爱好者的通病）。我刚到美国的前几年，就在对两党政治并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自然左倾，偏向民主党；当然，经历过共産专制的我，绝不可能往左的方向走得太远，所以，刚刚偏左，就发现问题严重，立刻转向。 或许由於我的右倾观点越来越明显，也或许由於我太不掩饰支持台湾和西藏人民自决权的态度，还或许我对某些人或事的批评不够留情面，所以有过不少对我的抨击、谴责，更有在网站论坛中的侮辱、谩骂。我曾生气过，但很快就习惯了，一如既往地写我的文章。多次有文友、朋友警告我，观点不要太鲜明、太极端，否则树敌太多（其实我并不是极端派，只不过持相反观点的人怎麽都认为你极端罢了）；也有发我文章的编辑，怕反弹太大，砍掉一些我文章中的棱角等。 其实，在一个自由社会，观点冲突是非常正常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颇有你死我活之势，只是没有动刀枪罢了；美国媒体上更是每天都硝烟弥漫；最好的政治评论员总是有最多的敌人。最近左派旗舰《纽约时报》为了表示平衡，啓用了一个比较温和的右翼新保派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就此，《华盛顿邮报》左翼自由派专栏作家麦可．金斯利（Michael Kinsley）说，“布鲁克斯是自由派最喜欢的保守派，他目前还没有敌人，但如果他给《纽约时报》写一段时间专栏还没有敌人的话，那他就失败了。” 我写作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赢得更多思想上的朋友，理念上的战友；但哪一天我没有敌人了，说明我也失败了。我也发表过一些英文文章，和发表中文文章相比，最大的感触是，英文编辑的改动一定是强化、拔高你文章中的棱角；而中文编辑则尽量砍掉你的棱角，让你的观点越模糊越好，让你把话说得越看不明白越好，让你的文章不惹起任何反对的声音才好。如此泯灭个性、思想的做法，真是中文写作者的悲哀。幸亏今天有了网路，否则不知多少有才华的中文作者被自己的母语世界所扼杀。 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说，他不得不用英语写作是个个人悲剧。我认为自己成长在专制的、汉语文学养分甚少的中国，给从事文学创作带来致命的先天缺陷，这是第一个个人悲剧；而从事新闻写作，在母语国家的专制媒体上发不出声音，在海外也罕见真正独立、专业的中文媒体，这是第二个个人悲剧。但悲剧中人总得站起来，把每一块发表文章的园地当《华尔街日报》，当《纽约时报》，把每一次“战风车”当作真正的战役。 建立这个个人网站，除了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一下，还想经营一小块可以更自由说话的园地。中国古语说“放胆文章拼命酒”，就是表明，文章只有放胆，才能写好，而被禁锢的思想永远不可能闪出火花。我还希望能抽出时间，把我读到的一些好的文章推荐给读者。既然是个人网站，那我就会尽量让它带上我个人的风格，也就是说，它会在倡导上述我所推崇的理念和价值观上，立场鲜明，观点清晰。这里不考虑多元观点，只想和具有共同理念的朋友们分享资讯，交流思想。 我在这个网站上把自己文章的栏目尽量分得比较细，并不是我想冒充全球问题的专家，而是因为在这个全球已经成为一体的世界，任何重大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的发生，都引起全球效应，都有相互的联系；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是共同的，相互可借鉴之处也越来越多。所以媒体的评论家和专栏作家们，都是全世界的什麽事情都得评，从伊拉克战场到歌星麦克．杰克森的卧房。把文章按内容大致分类，主要是为了读者查找方便， 因为谁也没有闲工夫把你的文章读个遍。但这个分类并不是很准确，比如在“新闻采访”栏目下，很多是就我采写的新闻事件而发表的评论；之所以放在一起，也是为了阅读方便和连贯性。 被推荐文章的作者如果不同意在本网站发表，或有版权问题，请和本网站联络，我们会立刻删除。读者来信请贴到页面上， 不要作为附件发来，任何附件都不会被打开。谢谢！ 曹长青 |
| 阿拉伯恶棍摧毁人类文明 0000-00-00 |
| 巴以冲突成为全球关注焦点，不仅在当地你死我活，针锋相对，而且在世界各地也引起唇枪舌战：支持以色列的人们谴责巴勒斯坦人使用自杀炸弹有意杀害平民，是恐怖主义邪恶；声援巴勒斯坦的强调以色列占领巴人土地，使用飞机大炮以强 弱，阿拉伯人没有别的办法，自杀炸弹是悲情的反抗。
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以色列具有强大的军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状况的发生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这里先暂不讨论这种特殊历史原因（它和占领及至今不退土地有因果关系），仅以目前的现状，那麽就存在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被占领地的人民，以弱小和崇高目标为理由，用自杀炸弹有意杀害对方平民的方式是否可以被允许，被世人承认？换句话说，为了目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 如果自杀炸弹这种手段被允许，那麽劫持民航飞机，用乘客做人质进行政治讨价还价不就更可以被承认了吗？（它还不是杀死全部乘客）再进一步，那麽像911那样用劫持的民航飞机撞毁世贸大厦，不也可以合理解释了吗？因为在拉登们的眼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和伊斯兰世界更是一强一弱，十分悬殊。拉登们可以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采取这种以平民生命为代价、同归於尽的反抗手段。 纵观人类的历史，即使两军交战，仍有一些规矩，譬如“不斩来使”，不杀战俘，不攻击红十字会人员，即使他们在战场抢救敌军的伤员。但现在巴勒斯坦人做的，远超过这些底线，他们是非常清醒地、有意地去杀害平民—— 炸咖啡馆，炸超级市场，炸公共汽车，炸节日晚会，炸婚礼┅┅这些地方都是像我、你、他一样非常平常的人聚集的地方，去喝杯茶，去买点菜，去开个party，还有的是去交换戒指，拥抱新娘，开始爱情的长跑┅┅但就在这样的地点，这样的时刻，他们就被有意地杀害了。 被占领地的巴勒斯坦人民有没有权利反抗？当然有，包括武装反抗。你可以去端掉以色列的哨所，你可以伏击以色列的军队，每个通行检查站都有士兵，你都有机会。你说他强我弱，我打不过他们（潜台词就是我不敢打他们），我只能找更弱的下手，找老人，找孩子，找孕妇（一位怀孕5个月的以色列妇女去医院做超声波检查，看胎位情况，出来後即被自杀炸弹炸死），这难道是“烈士”？这难道是“勇敢”？这难道是人干的事？这是最胆怯、最龌鹾的！不，根本就不是人，就像福克斯电视台（FOXNEWS）去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采访归来的记者Geraldo Rivera所说，“这是猪和狗干的事！” 有些中国人为巴勒斯坦人的这种行为辩护，说这种反抗手段是迫不得已，是逼出来的。如果这种逻辑和道理成立，那麽新疆的分离运动份子到北京用自杀炸弹炸工人体育馆，炸王府井大街，炸前门饭店，炸环城公共汽车，中国人干不干？ 你说新疆的情况和巴勒斯坦不一样，巴勒斯坦是被占领。但你去问问那些主张独立的新疆人（还有西藏人），他们是不是像中国人一样看待新疆的历史，他们说维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宗教，有独立的历史，只不过後来被共产党占领和殖民了。如果他们说我们新疆人只有700多万，你们中国人有13亿，还有300万军队和原子弹，我们太弱，根本打不过，只得采取特殊手段，包括用自杀炸弹来悲情反抗；那麽那些为巴勒斯坦自杀炸弹行为辩护的中国人是不是还用同一个标准？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新疆人没有这麽做。更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是，在二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在很多地方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其中南京大屠杀的最残暴之处，还不仅是有几十万中国人被杀害，最关键的是，其中大量是平民，而且被杀害的军人，几乎都是战俘，是放下武器的士兵。顺便提一句，现在有些中国人替日本人辩护，说南京大屠杀没有杀那麽多人等，这里关键不是人数多少，而是被杀害的几乎都是战俘和平民，而日本至今没有道歉，更没有赔偿！ 中国的土地被占领，侵略者如此凶残，又是完全的敌强我弱——中国当时还没有统一政令，没有军工业，完全是个农业国家，却要面对经过多年军事准备、具有相当现代工业的日本，以及它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队。这是一场完全不公平的战争！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淞沪战役历时10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後，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那份惨烈可想而知。 按照那些为巴勒斯坦自杀炸弹辩护的人的逻辑，在这种状况下，中国人绝对比巴勒斯坦人更有理由使用自杀炸弹，去东京炸日本人的咖啡馆，炸他们的商场，杀他们的平民。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当年日本侵略者都比今天的以色列军队残暴。今天人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巴勒斯坦青年向以色列军人扔石头的画面，但无论历史书籍，还是中国人拍的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什麽时候有过中国青少年向日本军队扔石头的记载和画面？为什麽没有？因为不曾有过，这不是中国人不勇敢，而是还没等拿起石头，早就被日本军人开枪打死了。南京大屠杀已清楚地证明，士兵放下武器之後也被集体屠杀，平民根本没扔过石头，照样被一群群地砍头，中国女性被强奸後还被用刺刀捣毁身体┅┅这样的残暴，应该说是超过了二战中所有其他轴心国。 但迄今的抗日历史书籍以及当事人的回忆资料，都没有听说过中国人使用自杀炸弹的方式来有意杀害日本官兵的妻子儿女，更没有中国人到日本本土去炸婚礼，炸节日晚会，炸商店，有意杀害平民。中国人当时被侵略、欺辱、残杀到那种地步，为什麽就没有采取这种手段来悲愤反抗？是中国人不智慧（没有想到这一点）？是不够勇敢？都不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奋勇用生命反抗的实例数不胜数！中国人之所以没有那麽做，是因为中国人坚持了道德底线，坚持了“人”的准则，即使面对日本禽兽，仍要用人的方式反抗，而不是用动物的方式。 我们假设，如果当年有中国人潜到日本，用自杀炸弹炸餐馆、炸教堂、炸婚礼、炸节日宴会，像今天巴勒斯坦人那样不择手段，有意地去杀害日本平民，来报复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样的自杀炸弹者今天会被中国人当做烈士、当做英雄纪念吗？这种有意杀害老人、儿童和女性的人，不论出於什麽崇高的理念，多麽伟大的目标，什麽样的理由，都绝不是英雄，而是绝对的狗熊，绝对的动物！ 这就是为什麽不仅中国没有，连整个欧洲反抗纳粹的战争中，也没有听说过有人使用自杀炸弹去炸纳粹军官的家属，去炸柏林的餐馆，去有意地杀害德国的老百姓。 这就是为什麽爱尔兰人闹独立，在垃圾箱等地方放置炸弹，但却没有去用自杀炸弹炸人群集中的商场、闹市，和节日晚会等。 南非民权领袖曼德拉当年被白人种族政权判了无期徒刑，最後在监狱渡过了27年；罪名是他组织黑人反抗军，他担任了总司令，并明言使用武力结束白人种族政权。但他不仅绝不允许黑人军队伤害到白人平民，包括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妻子儿女，而且都没有下令袭击白人军队，仅是割电线、炸毁桥梁，破坏一些军队设施。曼德拉在他的自传《走向自由的长征》中说，这样炸桥梁、割电线的做法主要是想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促使他们关注南非的问题。 我们设想，如果曼德拉像今天巴解主席阿拉法特那样暗中支持恐怖份子，并亲自去慰问自杀炸弹者的家属，并向自杀炸弹者提供25,000美元的奖励，他今天还能被世人尊敬，被当做民权领袖吗？ 因此昨天获得今年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中东问题知名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这是他第三次获普利策奖，前两次因报道中东问题，这次是评论中东问题）在3月31日的专栏文章中说，巴勒斯坦人的自杀炸弹“不仅仅是威胁以色列平民的生命，而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威胁。”弗瑞德曼指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玛斯领导人Ismail Haniya在《华盛顿邮报》说：‘犹太人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更爱惜生命’，巴勒斯坦人终於找到了以色列的软弱之处，所以自杀炸弹是对付以色列人最理想的武器，可以炸得犹太人抱头鼠窜。” 弗里德曼结论说：“巴勒斯坦人被他们自恋的狂暴蒙住了眼睛，因而丧失了对人类文明底线的视野，那就是：人类最神圣的生命是从你自己开始。”“如果自杀炸弹被允许的话，那麽下一步他们就会模仿这种方式，劫飞机、扔原子武器，毁掉所有的国家。”因此“整个国际社会必须谴责、制约、击败这种恐怖主义行为。” 2002年4月9日於纽约 |
| 神经错乱的瑞典文学院 0000-00-00 |
| 瑞典文学院今天（10日）正式向匈牙利作家伊米鲁·凯尔泰斯（Imre Kertesz）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这位犹太作家在国际文坛没有什麽名气，只有两部小说英译本被美国西北大学出版。我从未读过他的作品，只是在宣布他获奖的过去两个月里，读到了一些英文媒体关於他的介绍，以及他作品的译文片断等。由於前年写高行健作品的评论，我对高行健本人的经历和其作品都下了相当功夫了解，因此现在读这位匈牙利作家的介绍时，明显地感到这两者的巨大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证明瑞典文学院前年把奖给了高行健是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更证明他们昏聩到拿这个奖跟世人开了一个多荒诞的玩笑。那麽我们看看高行健和凯尔泰斯的“不同”在哪里：
●第一，对共产党的态度上： 由於是犹太人，凯尔泰斯14岁时就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後，他曾在匈牙利报纸当过6年记者，但1951年共产党掌权後，他被赶出报社。凯尔泰斯并没有像很多中国知识人那样，在新政权来临时，去争当共产机器的螺丝钉，而是选择了一条“消极自由”的拒绝道路。他从没有加入共产党，并拒绝加入官方作家协会。10月11日《纽约时报》引述凯尔泰斯的话说，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後，很多作家选择写检查，自我批判，来换取留在官方作家协会并继续享受“特权”，但“我无法接受（官方作协），更不能和他们成为一体。” 作为从共产社会过来的人，我们都知道在那种年头，一个文人要拒绝和官方合作，在作品发表、工作机会、升迁、住房等等生存环境利益上，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纽约时报》说，凯尔泰斯的这种选择导致他“在随後的25年中，在布达佩斯成了如同单独监禁般的人物。那两种（法西斯和共产专制）政治镇压制度，主导了他的生命。” 索尔仁尼琴曾说，“拒绝参予谎言┅┅当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会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危险。但凯尔泰斯有意识地做了这样的选择。12月4日《纽约时报》引述他以前的话说，“脚步声越来越高，我能想像到身後的群众正在游行，这个人群体现著遗忘、（对专制统治的）顺从，认同。如果属於这个人群，我将失去自我。我必须走出这个群体，这是为什麽我决定成为一个作家。” 为了这种选择，他失去了共产国家的作家们常有的特权和物质生活，他住在布达佩斯的仅有25平米的公寓里，孤独地从事自己的事业，翻译尼采、佛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德文作品；写出了以奥斯维辛为主题的三部曲：《无命运的人》、《退稿》和《为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祈祷》。 高行健的情况则和凯尔泰斯完全不同，这位中文世界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仅曾是中国官方作家协会会员，而且是政府文化部官员（并以此身份出国，六四後申请政治庇护，得以留在法国）。高行健不仅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主动、积极地参与了文革，成为造反派头目，并组织批斗大会。 当然，高行健在中国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文化部官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当他对自己参与迫害人的历史没有丝毫的忏悔，并在书中宣称，“冷眼观注他经历的那些事，你是你，他是他┅┅从记忆中出来，别替他辩解或忏悔”时，他的思想水准就无法不在人们眼中一落千丈了。 ●第二，对记忆的强调上： 凯尔泰斯的主要作品，像许多犹太作家一样，都是围绕纳粹大屠杀，强调拒绝遗忘。凯尔泰斯说，“每当我要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我总是要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多次谈话中都强调，奥斯维辛不是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事情，它是整个欧洲文明的失败；人类经过近二千年的进化，最後竟出现“毒气室”，这是人类的耻辱。 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犹太作家威塞尔（Elie Wiesel）曾把拒绝遗忘强调到这样的程度：“忘记就是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说，遗忘就是甘冒再遭屠杀的危险。” 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索尔．贝娄说，“记忆就是人生。”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知名作家都强调不要忘记苦难和邪恶时，高行健则勇敢地“反潮流”，宣称要忘记过去，然後及时行乐，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活在“当下”。 ●第三，对责任的担当上： 凯尔泰斯在强调拒绝遗忘的同时，更强调作家的道德责任。他曾说，“我无法扮演中立者的角色。我把这个角色，留给那些出於良好动机，结果经常导致更糟糕局面的、拥抱这个角色的欧洲或者欧洲以外的知识份子。”“我无论讲什麽话，我想到的也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的发言人。” 上周四，哈维尔、威塞尔和克林顿在纽约城市大学（CUNY）演讲座谈。威塞尔在谈到奥斯维辛时说，这是“上帝的伤疤”；他说，一个人在自己获得了自由的时候，要记住和帮助那些尚未获得自由的人，他才把自己的人生提到了新的高度。威塞尔的主要作品也是这样，始终贯穿著“承担道义责任”，他认为“不存在离开道德范畴的美。” 但高行健的主要作品中，却理直气壮地宣称要放弃责任。不仅要放弃对社会的责任，放弃一个知识份子的责任，还要放弃人生所有的责任。他的主人公要做的就是赶紧逃，逃离专制，更逃离一切做人的责任，然後在西方享受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性爱”，同时绝不要对任何人负任何责任。 他还可以轻松自得地说，“中国已成为过去，我现在的很多事情，已经都和中国无关。”真潇洒，无知者真是无所畏惧。 ●第四，如果今年又是照顾奖的话： 凯尔泰斯的书从1975年开始在匈牙利出版，但几乎没有什麽反响；在世界文坛他更是默默无闻。因此有人怀疑这次瑞典文学院又是出於政治正确原因，把奖给了凯尔泰斯。因为今天在自由国家，任何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如果真优秀的话，应该首先在本语种内获得好的反响，因为文学是文字的艺术，如果在自己的语言内没有什麽大的反应，那就很难说它是好的艺术。像去年获奖的奈保尔，虽然在获奖前他的作品也很少介绍到其他语种，但在他写作的英文世界，他则早已大名鼎鼎。 所以，就算凯尔泰斯得奖有照顾成份的话，那麽他和高行健是否可以相提并论？犹太作家罗森鲍姆（Thane Rosenbaum）在10月12日《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说，这次颁奖给凯尔泰斯，实际上是奖励整个犹太作家群体，包括已自杀的两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知名犹太作家普瑞姆．列维（Primo Levi）和保罗·塞兰（Paul Celan）等。只不过凯尔泰斯没有自杀，是幸存者中的幸存作家。“今年的奖应视为集体成就┅┅凯尔泰斯的桂冠，可能应被分享为群体诺贝尔奖。”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格兰（Jim Hoagland）在10月13日题为“鼓舞自由”的文章中说，“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和去年（给了英国作家奈保尔）一样，都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当代政治和价值，奖励了伟大的永恒艺术。”这位资深专栏作家说，“凯尔泰斯的获奖，是对他的作品所描绘的黑暗和深不可测的人类精神的见证。” 所以，凯尔泰斯获奖，可以说他是代表所有那些用血泪和生命（许多犹太作家写完之後都自杀了）写作的犹太作家们获奖。 高行健的作品没人读得下去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两年来，很多朋友和我谈起高行健的作品，不少人说“真佩服你”，不是佩服我的评论如何，而是佩服我居然能咬著牙把他的作品读下去。上个星期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看到高行健的《灵山》，顺手翻了一下，看到後页上自2000年11月购进起，没有任何一个人借阅的记录，虽然该书封面印著“中国人在西方文坛大放异彩”字样。无数人看不下去高行健的作品，却不敢评论，生怕是自己看不懂。但这完全是自欺欺人。 无论理论家和大众都承认托尔斯泰是世界上最大的文豪之一，那麽每当你被什麽不可思议的获奖作品吓住的时候，就想一想托尔斯泰的话吧：“如果艺术不能感动我们，你绝不可以说是读者或听众的感悟理解能力不够，你可以，而且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作品要麽是坏的艺术，或者根本就不是艺术。” 古往今来，人类留下的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强调人类的正向价值，既叫好，更叫座。无论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雨果、狄更斯等等大作家的作品，都是大众爱不释手的。只有20世纪後期才出现了被少数几个故作清高的评论家捧上天，却根本无人问津的伪艺术。 高行健的作品除了是伪艺术以外，他那玩世不恭的逃避和犬儒主义，哪一点能代表那些在国内、国外为苦难深重的中国呐喊的中国异议作家群体呢？ 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带有政治色彩，多数获奖作者的作品都是思想性高於艺术性。这也无可指责，因为诺贝尔本人要求获奖作品具有人类的理想主义色彩。所以无论是反抗共产主义的索尔仁尼琴，还是左派的格拉斯、大江健三郎，还是右派的奈保尔，和今年以反抗纳粹而获奖的凯尔泰斯，他们都在承担著人类的责任，谴责邪恶、为自由呐喊。如果瑞典文学院承认这种价值，那麽他们忽然把奖给了一个和这一切价值相反的高行健，不是神经错乱了吗？但愿他们下次再错乱的时候别落在中国作家头上。 （载《多维网》2002年12月10日） |